三农问题论文大全11篇

三农问题论文篇（1）

一、正确认识我县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这些年来，我县农村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农业现代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农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事业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农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但水平低、不全面、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农村发展的体制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在农业发展的问题上越来越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我们的农村经济越来越感受到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的农民在生产经营中承受着自然的风险和市场的风险，而且市场风险给农民的影响又远远大于自然的风险。农村、农业的结构性矛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⒈我县农村与农民的问题

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这种落后状况主要体现为：首先是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其次是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结果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致使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农民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年我县农村市场成交额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为，××年为，××年为，农村市场成交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这说明当前我县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我县经济的发展。因为，在万人口中，有万人是农业人口，即农民，如果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县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农村经济增长强劲，农民收入就能稳步增长，农民的消费水平就会进一步提高，消费增长就会逐步加快，内需就会进一步扩大，只有这样我县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县域经济发展才能沿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前进，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⒉我县农村与农业的问题

像我县这样的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依托农业的结构调整，着眼于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这样才能实现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就是说，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的过程就是推进农村结构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在整个地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二是伴随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民在整个社会劳动者总量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少；三是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区日益向城镇社区转变。年我县农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年为，××年为，××年为，说明农业在我县中所占的比越来越小，农村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农村社会经济转型有许多成功的发展模式：（）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我县农村的社会转型也要借鉴这些成功模式，从我县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从而提高我县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⒊我县农业与农民的问题

在目前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我县耕地却在逐年减少。建工厂、修公路、盖住宅、大量挤占农用耕地，生态破坏、环境恶化。我县的淡水资源不足，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从而进一步导致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业的经济效益下滑，农民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几年来，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一直处于低速徘徊状态，年农民人均纯收为元，同比增长，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首次同比出现负增长，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同比增长，××年人均纯收入为元，同比增长，××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元，同比增长，但仍然是恢复性的，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也在逐年下降，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减小了我县经济的增速，制约了我县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因为农村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农民收入是头等重要的指标，农业农村工作，必须着眼于增加农民收入，以是否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作为考虑问题、部署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解决好我县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途径

要解决农村、农民、农业的关系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进农村社会的转型。调整农业结构，必须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民自。各级政府要做好规划，加强服务，着力抓好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要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农村新一轮改革，积极开展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培育能有效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主体，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法规体系，将农业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以产业为依托加快城市化进程。

⒈调整生产结构，走农业产业化的路子

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化农业的根本标志，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经之路，也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实行农、工、贸一条龙经营。农业产业化是一种组织结构的创新，通过统一生产与经营，把生产、加工、销售紧密结合起来。农业产业化可以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形成规模经营，有利于现代科技的普及与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产业化将使农业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从而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在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下，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农业产业化还能把二、三产业结合起来，改变传统农业的单一状况，使产业链向前延伸，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当前，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突出“一个重点”，抓好“两个建设”。一个重点就是大力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这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首要问题。龙头企业是农民走向市场的重要依托，对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县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实力弱、带动能力差，直接影响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进程。我县要因地制宜以甘薯、酒葡萄等农产品加工业为主攻方向，以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为动力，以提高竞争力和带动力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政策、优化环境、搞好服务，加大扶持力度，推动龙头企业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两个建设就是大力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农产品基地，是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要在现有农产品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基地建设的力度，要同培育、发展龙头企业结合起来，突出特色、优化布局，尤其要在绿色食品和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上下功夫，努力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目前我县还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尽快建立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因为它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是连接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桥梁和纽带，是提高农民组织化、农业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重要形式。扶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是扶持农民，推进市场化。

⒉大力发展农村、农民、农业服务业

第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农村服务业是面向整个农村地区的服务业。按照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目标，尽快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符合大区域特点、功能齐全、机制有效、布局合理、交易有序的农村市场体系，积极推动农村消费。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自来水、电话及电信网、卫生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生态环境及配套设施的改善。建议在农村成立一些专业服务队伍，如村级市场及销售人员，村级清洁环卫队伍等，加强服务，增加农村就业岗位。同时，也提高农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第二大力发展农民服务业，农民服务是面向农民的服务业。首先，要加强培训。要有针对生地进行专业培训，如农村经纪人的培训、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农民销售队伍的培训、农村家政服务人员的培训等。其次探索农民协会类似的农民维权的服务性民间组织。第三是大力发展农业服务业，农业服务业是指面向整个农业行业的服务性。

⒊处理好取与予的关系，建立对农业的反哺机制

从世纪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呼吁对农业实行切实的反哺政策，但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实际进展并不明显。围绕着农民增收问题，今年我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多予、少取、放活”作为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方针，但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农业反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在“多予”、“少取”、“放活”三个方面都存在众多的实施障碍。“多予”不仅要有相关政策的供给，也要有实际资本、技术的投入；“少取”就要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推进县乡政府机构改革，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取消相关税费计征。“放活”则要求改善农村、农业发展的环境，给予农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相信并依靠市场，把市场调节和政府指导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真正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县县情的、行之有效的农业反哺机制。这种反哺机制，必须以制度创新为前提，以法律规范为保证，有具体的措施作为实施手段。由此避免流于空洞的口号，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利益主体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利益的侵犯。

⒋提高农民素质，推进农村教育健康发展

三农问题论文篇（2）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

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WTO与“三农”》；《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年第3期

三农问题论文篇（3）

“三农”问题，是上上下下十分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家庭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给农民以生产经营自，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开始进入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主要是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中央连续两年发出一号文件，为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政策措施，“三农”工作出现期盼已久的重大转机，呈现多年来少有的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的喜人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三农”问题，既有农业外部的问题，也有农业内部的问题，积累多年，十分复杂，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彻底解决。从根本上来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道理很简单，只有农民数量减少了、市民数量增加了，农产品才有更大的消费空间，农民的生产成果才能顺利地转化为直接收益；只有工业的实力增强了，才能够反哺农业，惠及农村。目前，××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不是很高，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还不是很强。因此，我们要顺应发展大势，遵循经济规律，努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着力激活农业的内部活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尽可能多的增加农民收入。

最近，我到澧县、桃源等区县市的部分乡镇，与县乡村干部座谈，到农户家走访，了解“三农”，问计“三农”，收获和启发很大。我感到，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问题。现阶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在生产环节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关键是要开展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搞活流通，使农产品卖得好价钱。我市这些年在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过百万元的有多家，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有多家。但相对于我们这样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的地区来说，显然是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带动力偏弱，还不能让农民从加工环节、流通环节获取更多、更稳定的收益。特别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种养规模迅速扩大，到了急需引进加工龙头企业予以消化的阶段了。像桃源县枫树维回乡的牲猪，去年全乡养殖规模上百头的就增加了多户，没有加工企业，效益就上不来。

二、土地流转问题。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特别是省政府宣布从今年开始取消农业税，农民从承包的土地上将获取更多的收益，很多弃田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收回承包地，这就使过去处置土地过程中存在的流转不规范、抛荒地拍卖还债等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引发大量纠纷。另外，一些地方、一些农民群众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没有很好地理解和贯彻，也引发了不少的土地纠纷。据统计，××年，全市发生农村土地纠纷多起，占农村各类纠纷的，今年仍呈上升趋势，成为当前农村的一个热点问题。

三、乡村负债问题。前些年，由于教育“两基”达标、兴办集体企业、治水修路、买税填税等原因，乡村两级形成了大量的债务。在这里面，尤为突出的是基金会问题。据统计，年月底，全市共有农村合作基金会家，股金余额亿元，放款余额亿元。在中央亿元再贷款资金的支持下，经过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努力，已累计兑付股金亿元，占全部股金余额的，目前还有亿元的缺口。要想尽快把剩下的股金兑现给股民，靠以吃饭为主的市县财政来解决，难度是很大的。现在，部分股民情绪较大，上访不断，给农村稳定带来了压力。

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问题。目前，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遇到了很多困难，已严重影响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一是工程老化病险严重，效益急剧衰减。我市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几十年超负荷运行，大多老化、失修、病险严重。全市座小型水库中，有多座存在不同程度病险，高达。全市小型蓄水工程应蓄水亿立方米，目前实际蓄水能力亿立方米，仅占应蓄水量的。处小型机电设施，已全部达到或超过了使用期限，设施完好率不足，实际排灌能力下降为万亩，仅占设计能力的。全市灌溉渠道工程硬化率仅为，土渠卡、堵、淤、漏现象普遍，渠道水利用系数只有—，部分渠道仅为，实际灌溉面积仅为设计灌溉面积的。二是工程投入严重匮乏，投入渠道越来越窄。长期以来，农村水利建设资金主要由各级财政投入和群众筹资投劳。而近几年来，国家对我市水利投入逐年下降，××年为亿元，××年减少到亿元，××年只有亿元了。从××年起，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将完全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这对我市的水利建设，尤其是江河湖库的治理构成了较大的压力。三是基层水管单位生存困难，技术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水费长期收缴困难，到位率低，大部分基层水管单位专业人员纷纷自谋生路，造成工程技术人才大量流失，人员素质逐步下降。目前，全市基层水管单位人员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占，具有初级以上职称的仅占。

五、主产粮区财政负担重问题。××是粮食主产区，根据《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办法》，地方财政必须在上级财政的补贴下，配套设立粮食风险基金。这样粮食生产越多，配套越多，给粮食主产区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配套资金总额较大，地方财政无力支付。—××年，市财政预算共安排粮改配套资金亿元，平均每年在万元以上，最多的××年为万元；粮改配套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每年在以上，最高的达到。另一方面，国有粮食企业包袱沉重，地方财政无力化解。到去年底止，全市粮食企业亏损挂帐累计达到亿元，其中政策性挂帐亿元，经营性挂帐亿元。目前还有多名企业职工没有置换身份，按有关政策需安置资金多万元。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地方政府缺乏促进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中央鼓励粮食生产政策的落实。

边调查，边思考，我感到化解农村经济中的这些突出问题，必须更多地运用市场的办法、经济的办法。从完善、配套政策上出实招。为此，有必要实行“五个一”的政策，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具体经济政策上得到更好的落实。

⒈减少一块税收。主要是减少针对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的各项税收，用宽松的税赋环境，促使更多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更多的农产品流通专业协会成长、发展、壮大，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⒉放开一块政策。主要是放开土地流转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三农问题论文篇（4）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显著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业本身越来越产业化，因而为销售而生产的农产品数量的增长，要比全国农业生产总量的增长快得多。商品农业在农业生产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的资本性质。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善于经营、富于精打细算的浙江“农民”就开始以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看待一度受冷落的农业。他们摸索出一条按办工业企业的办法进行农业生产的新路子，有近20万“农民”重新回到土地，像办工厂一样办起了“农业车间”[4]。

改革开放在中国正是创造了和创造着那些引起农业产业化和使农民离开土地的条件。在商品农业增长的同时，把人口吸引到工业的过程，城市发展以及新的工业中心形成的过程也在同样迅速地进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使中国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但仅仅过了十几年却使他们遭受了不断衰败和日益贫困的悲惨命运。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大部分产粮区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减退。1979－1984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985－1988降为5％，1989－1991则还不到2％了。[5]从1985年以后，我国传统农业发展就基本走向停滞状态，随着农村各种税费的逐年增加，广大农民不堪重负，近年来农民的实际收入已开始减少。

曾给农民带来巨大希望的小块土地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富裕，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平均分配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分到小块土地的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甚至往往不够维持生活，因为现在他必须用钱来购买许多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农民除了家徒四壁的房子和一小块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再加上农民必须缴付的各种苛捐杂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不再是一种恩惠，而是变成了一种桎梏。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却成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安徽河南等地的年轻农民早就意识到“在城市里收破烂、拣垃圾也比种庄稼强”，有的农民甚至说“种田还不如坐牢”，“死也要死在城里”！所以，农民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土地，出外打工谋生。由此可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度过了它最初的繁荣时代，即将走向解体。

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已经难以维持自己的生存，更不用说去跟现代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竞争。农民现在不是靠自己的生产能力，而是靠较低的消费水平和过度的劳动来维持生存。勤劳和节约成了中国农民最坏的优点。有人以为小农破产的原因不应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以外的一些表面现象如农产品价格低迷的影响中去寻找，那么，这些人的理论一碰上现实的生产方式，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我国除大米、大豆的价格与国际市场较接近外，小麦价格已比国际市场高75％、玉米高63％、棉花高12％、菜籽油和豆油高37％、禽肉高35％。很多人都认为，现在工业与农业的“剪刀差”愈来愈厉害，种地成本不断攀高，农民是由于农业生产无利可图——“比较效益低下”——而抛弃土地。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朱俊峰在对吉林省玉米生产收益和劳动生产率的规模间差异的实证研究表明，大规模经营生产成本最低，大农户劳动生产率水平是小农户的11倍多。这就导致大规模农户的农业收入为26430元，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小农户则只有1289元，连维持生活都相当困难[6]。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农民的分化——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落入无产者的队伍。

这种分化是通过不同的道路进行的：一部分富裕农民开办工厂，雇用民工进行生产，另一部分富裕农民租进大量土地，采用大型农业机械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雇用雇农来从事农业生产并获取丰厚利润。在农村的另一极，是广大贫苦农民日益破产变成雇佣工人，在这一极，不是“农业”无利可图，而是在资本农业的空前竞争下，小农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的贫困和破产迫使人们抛弃土地。这同时也是90年代以来农村走向全面破产的根源。

目前，我国的小农生产基本上还停留在人力加畜力的水平上，绝大多数的农活是靠牛拉犁、肩挑担、锄松土、手插秧、镰割稻来完成的，这种陈旧的农业生产方式必然会使农民同自己以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完全隔绝开来。所以，马克思关于法国小农所说的如下一段话对于中国农民是完全适用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往，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7]。同生产的这种分散性相联系的是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农民的落后，所以，我们的农民正在力求摆脱这种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8]。

时下有一种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观点就是借口维护农民的“利益”，声嘶力竭地高呼严格维护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变，分给农民的责任土地“一律不准收回”。这看似是为农民“着想”的观点恰恰束缚了农民，责任田已成为不少农民丢也丢不了的沉重包袱。要知道，有不少长年外出“打工”的农民都愿意放弃责任田，愿意将承包土地退回。这本来是促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大好时机，可我们还是僵化地固守条条框框，死抱教条不放，致使“一律不准收回”的“好心”政策使承包责任田对这部分农民来说成为你不要也得要的烫手“山竽”。农民外出“打工”不管种不种责任田，各种税费一分都不能少，但责任田又不能退。这种僵化的制度，严重地禁锢了农民的手脚[9]。

当这些承包的土地成了农民“甩不掉的包袱”的同时，许多想搞资本农业即投资“高效农业”的租地农场主们却又苦于找不到大片土地进行集约化耕种。

“冯荣樟是一个有技术、有<经济>实力的种粮大户，原先的几十亩土地已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想大规模‘圈地’搞高效农业。……想在新风村‘圈地’的人不止冯荣樟一个。新风村村民陈仁根也有这样的想法。陈仁根早几年一直在自己办厂，他的新风热电有限公司经过许多年的积累，已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且效益很好的民营企业了。办企业的经历让他比一般的农民更有商业经营的头脑，‘人弃我拣’是一种经营策略。陈仁根希望‘圈’下上百亩土地，建一个现代化园艺园区<我们的资本家不把他的资本投入工业,而是投入农业,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但如何能‘圈’到上百亩的土地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浙江省农村悄悄发生了。如果说20多年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中国农民的生产力，那么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的推行就是中国农业新的转折点。随着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推开，分散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租给农业资本家经营。这样，使得资本家投资农业，进行集约化生产，推广农业技术，并按照现代工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运作。当农民们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的时候，新一代的资本农业迅速崛起。

“许多工商业主、种养大户纷纷携资承包土地搞养种，优质资本正频频涌向这里的农田。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投入开发效益农业，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工商业主有80家，总投资额超过2亿元,平均每家200多万元。”[10]

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却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资本农业而来的，是耕作方法和农作物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资料的积聚。这是一场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伟大的“土地革命”。

资本农业之所以率先在浙江兴起，并非偶然。由于浙江资本生产相对发达，农民大量离开土地，且私有资本实力雄厚，所以，资本农业在浙江率先发展起来是必然的。它最迅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对人民群众最有利。

现在，不只是在浙江，在全国各个地方，农业正是而且完全是按照资本的方向发展，资本性质最为显著而且正在得到最强劲的发展！

以晋江为例：全市人均耕地0.41亩，低于全国1.4亩和全省0.7亩的平均水平。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95％以上的村采取按人口平均承包耕地，“均田”到人，加上以田块远近、土质好坏等条件均衡搭配，以至土地分得很散很小，一般承包2～3亩地，至少分散在3～5处不同的地方，不能形成应有的规模，也限制了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和推广，但是“土地从分散走向集中，经营规模由小而扩大，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是晋江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到1994年，全市有各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户2017个。其中从事粮、油、蔗、菜生产的有620户，租地面积3万亩，租地面积在50～100亩的88户，100亩以上的有61户，面积最多的达733亩。与发展初期的1988年相比，种田大户增加421户，租地面积增加22440亩，户均经营规模扩大15亩。另外，还有果林、畜牧、水产、养殖、食用菌等专业户1397个，其规模经营分别约占全市果林面积的50％、肉类总产量的20％、海、淡水养殖面积达60％和食用菌总产量的40％。与小农户相比，年亩产提高150斤，劳均年产值增长8～9倍。全市最大的种田大户吕芳助，自1991年起投资10多万元购置8台拖拉机、2台收割机、3台抽水机，常年雇用22个农业工人，收种农忙季节雇临时工最多达80多人，1994年，种738亩地收130万斤粮食，利润达35万元。[11]

《信息时报》2001年7月17日对广州农业产业化进行了特别报道。

在农业产业化的带动下，“广州的农业机械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市劳均拥有农机总动力2.74千瓦/人，机耕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75%”。据有关部门统计，广州农村的60万户的263万农业人口，已有1/6左右的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

几年前，周启沛投资做五金生意，当他听说大田的马蹄粉畅销海内外，就决定投资。去年，周启沛“租下农民数百亩土地，种植马蹄，一年赚了15万。今年，他扩大了规模，将种植马蹄的面积扩到500亩。每亩除去500元的租金和人工费共六七百元，他可以赚五六百块，一年下来就有20多万的收入”。周启沛高兴说：“这<指投资种植马蹄>比在城里做生意合算多了”。

杨建尊是广州市有名的从玉菜场老板，一个靠承包农民土地，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蔬菜业巨头”。他的“种植基地位于广州从化市神岗镇，占地200多公顷，专业技术人员、农艺师20多人，员工680余人。以高科技手段种植菜心、兰心、豆苗、甜豆、菠菜、荷兰豆、唐生菜等。坐落在从化市神岗镇的从玉菜场犹如一个巨大的现代化庄园：全自动的喷灌、排水系统一应俱全。杨建尊也已经制定了资本农业的发展计划，创建生态示范农场，“建立和发展一个大规模、高标准的生态农业种植场，投资建设一个大型现代化急冻蔬菜生产车间，走净菜等高标准的保鲜食品产销之路”。报道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从玉为“实现广州的农业产业化起到了典范的作用”。

正是资本生产破天荒第一次使人们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产，以“高科技手段”种植农作物。在资本生产以前，这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因为各个农民家庭的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摆脱长期的停滞。而资本却正是这种力量，它通过市场建立了对各个生产者生产的社会核算，迫使他们关注成本、利润和风险。

资本农业第一次打破了我国农业数百年来的停滞状态，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改造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十几年资本主义的“破坏”所做的事情，比过去整整几个世纪做到的还要多。原始的农具开始让位于先进的农业机械，墨守成规的自然经济逐渐被蓬勃发展的商品农业所取代[12]。资本主义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以机器的使用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而在此之前，农民始终是在规模小得可怜的条件下进行生产，不论是农民为自己或为国家工作，情况都是如此。资本在我国农业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就在于此。

下面是我在2001年6月14日《南方周末》上看到的。这位署名黄广明的记者写了不少东西，让人惊奇的不是他文章中有很多错误，而是他实实在在地叙述了一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实。[13]

据湖北省监利县网市镇扒头村村支书黄孝年介绍，“该村有2300多人，外出打工经商的占60%，精壮劳力几乎全部外出，撂下大量责任田没人种。”网市镇党委书记廖孝松说，“土地历来就是农民最根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生活之源与致富之源，可如今已成为不少农民的‘负担’。”

留在土地的农民没有致富，反倒离开土地的扒头村“农民”外出经商“身家过百万毫不稀奇”！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剩下‘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留守，成为江汗平原大多数村落的常态。据统计，监利县今年外出人口33.8万人，外出劳动力22万人，分别占全县总人口、总劳动力的33%和49%，比去年增加7万人和4.5万人。”与此相应，“造成了程度不同，但普遍存在的弃田撂荒现象。荆州市在200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监利县弃田4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6.4%。弃田最严重的监利县毛市镇，弃田比例达38.9%，在毛市镇崔吴村，这个数字更是达到71.4%。”

在桥市镇，70%以上的耕地都由大户耕种。土地向大农户和租地农场主的集中，实现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土地的集中带来了机械化大生产[14]。机器在租地农场主手中大量集中，劳动生产率当然要比小农户高得多。而个体的、分散的、往往是小生产的农民则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没有可能采用机器，也没有可能找到快速和大规模运用最新科技成果的有效办法，只好仍旧使用旧农具，靠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靠更加“勤劳”和延长劳动时间才能勉强维持生存。

“对此体会最深的莫过于种田大户自己。本文文首提到的洪湖市农民万良伍，在老家种了七八亩田，一年到头只能糊个口。自从3年前来到监利种田后，随着种田规模的不断扩大，老万的腰包也逐渐鼓起来。……万良伍种的是传统的粮食作物，更多的大户在集并土地之后调整种植结构，获得的效益往往是种水稻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就在万良伍200亩水稻田旁边，30出头的黎维华种植了500亩湘莲，去年他种植湘莲200亩，赚了七八万元，预计未来几年收入可突破20万元。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调整种植结构，种田人<不同于小农户的大农户>因此节约了开支，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记者在田间遇到万良伍时，他的一条机耕船正在犁田<这就是大农户和小农的最大区别!>，而在他只种七八亩田时，使用的是耕牛。桥头镇南塘村的张新芝则花9万元买了一合收割机。在监利，桥头镇南塘村的张新芝有种田大王之称，今年她种了1100亩田，去年更是达到1500多亩。……去年一年，张新芝的‘庄园’纯利润达十几万元<典型的租地农场主!>。据统计，到今年3月中旬，监利县承包或租赁100亩以上农田的种田大户有1000多个，其中开发1000亩以上的<租地农场主>有30多个，比去年都有了翻番的增长。”

规模经营的农业资本家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新成果新品种的推广。农业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采用先进的农业机械，使得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农业的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15]。

“在耕作方式上，种田专业化和社会化初步显露。一些农户<不对!是投资农业的资本家>正逐步摒弃以往事必躬亲的小农经营模式，他们雇人播种、管理、收割、指导技术，种田大户张新芝去年开给雇工的工资就有6万多元，农忙时最多雇佣近百人。”

你看，我们的农业资本家跟普通农民可不一样，他们可以花巨资购买先进的农业机械[16]，大量租进土地，进行社会化大生产[17]。随着土地的集中和资本农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现象：贫苦农民出卖劳动力，而租地农场主则购买劳动力。农业资本雇佣工人这一事实是资本农业的最突出的标志。大农户和租地农场主即资本农业的形成对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了关键作用。

“棋盘乡桐湖村村民张连发在做水产生意积累一定资金后，今年年初一次性承包低湖田800亩养河蟹。养河蟹每亩效益比种水稻高出20倍，在张连发等一批大户的带动下，全乡有70%的农户搞起了养殖。”

接着，黄广明在文章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武汉一投资者曾计划在监利成片开发2000亩土地，大部分农民愿意出让经营权，但少部分农民坚决反对。”一位机关干部无奈地说，“遇到这种情况，真不知如何解决，因为中央规定土地承包权延长30年不变，主动权掌握在农民手里。”

尽管还有人幻想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的基础上搞活土地流转，但是现实是土地大量闲置或抛荒，出现“有人无田种、有田无人种”的千古奇观[18]。很显然，土地平分的小农经济与资本农业所要求的大生产格格不入，因为，我们所具有的科学技术，我们所拥有的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设备和科学技术，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19]。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任何可能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桥市镇党委书记唐劲松指出：

“最伤神的是农民不愿要土地时，说走就走，不愿签合同；一旦见到种田有赚头，马上回来要田。”

这样一来，土地调整十分频繁，几乎每年一次。租地期限过短，使得农业资本家不能长期经营、增加投入。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开始阻碍农业的快速发展，一般说来，现在还支持小生产即家庭联产承包是反动的，因为这种支持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对于离开土地的农民来说，即使外出打工也还要负担各种税费。

网市镇党委书记廖孝松把影响农民转化为自由劳动力的障碍归纳为五大难点：先天不足的生存技能、二元分割的城乡壁垒、如影相随的土地负担、留守后方的老幼病残、难以逾越的办证关卡。单以办证为例，廖孝松说，

“据初步统计，劳动力转移外出往往要10～20种证件，其中每个证卡收费平均要在50～100元之间，部门乱收费、随意设卡现象严重，耗费了劳动者大量财力、精力。”

在这个意义上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诸如过高的农民负担、没有充分自由的迁移（城乡壁垒）严重妨碍了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并且，所有这些旧制度根本不能保证农民不分化，而只能增加盘剥的各种形式，严重阻碍整个社会的自由发展。

我们看到，各地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制定了许多限制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政策，这种做法实际上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北京等城市，农民务工得有三证，除了已办了的身份证不收钱外，其他的什么暂居证、务工证都得交钱，名其为加强外来人口管理，无非是另外交几百块钱罢了。同样是中国的公民，同样为城市作贡献，同样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农民进城打工，去干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脏活，家里的税费一分都不能少，同时还得再给城里交一笔入城费[20]。

所以，我们应当逐步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对城市或农村居民一视同仁，使其具有同等的权利。应当逐步放开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允许农民进行自由择业，实现农民的“非农化”，对进入城镇的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我们应该牢记列宁的一句告戒：不给农民自由迁徙权，是一种特殊的压迫，是公开鄙视农民。

这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身的这种性质，也就必然预示着它终将走向衰落、直至灭亡。因为资本农业比小农经济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用落后的工具和耕作技术进行生产的小农户不可避免地要被大农业所排挤。这就使得小农的经济状况恶化，这种恶化表现在农民劳动过度、节衣缩食以及农产品价格越来越低，直至最后的破产，这是小农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造成这种历史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小农经济本身，是以生产资料的分散为条件的。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根本“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21]

小农经济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工艺流程基础上的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变化无常的气候条件。大工业的建立则破坏了曾经作为他们正常补充物的家庭手工业。国家沉重的赋税使农民不得不从少得可怜的收入中支出一大笔钱，地方政府的摊派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不仅如此，随着按工业方式经营的资本农业加入农业的竞争，这就给小农经济以致命的打击。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地下跌，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农业生产过剩。前者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后者则陷入破产的边缘。小农被迫增大劳动强度，早出晚归直至精疲力竭，最后还得以大大低于自己生产成本的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与集中经营的大资本进行竞争。生产愈是社会化，资本就愈容易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割断小生产的命脉。

由于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品日益昂贵，大资本逐渐控制了整个农业生产，而小农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在工农业商品社会化大生产的重压下，农民只能匍匐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苟延残喘。马克思指出：“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22]

在资本农业不断的打击下，小农大量地破产并转化为无产者，土地日益集中在以使用雇农从事规模经营资本家的手中，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仍然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和他对这块土地的纯粹有名无实的所有制”的小农，现在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剩余劳动，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而他们分散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同时又破坏了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的力量。可以说，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道“现有的土地占有方式<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妨碍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流转，影响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即影响了资本农业的发展>，甚至影响了城市化进程，您对此有何看法”时，温铁军回答说：“农业的规模经营被很多人误解了。在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农业的规模经营都不仅仅意味着土地的规模，都不仅仅意味着只有集中土地才叫规模经营；很多规模经营包括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农业的技术服务、农产品的销售加工、农业服务体系的规模化，方方面面都可以说是规模经营。单纯强调只有集中土地才叫规模经营，这是认识上的偏差。”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土地集中即资本农业的基础，所谓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农业的技术服务、农产品的销售加工、农业服务体系的”的规模经营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资本农业只有以土地的集中为基础，才能进行社会化大生产，这是资本农业发展的客观条件，也是资本农业发展的结果。

温铁军还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但事实上是农民不愿种地，是农民把土地抛荒，逃离土地。从浙江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人均耕地最少，抛弃的土地最多，尽管农民走向两极分化，但浙江的“农民”却最富裕，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外的就拿日本来说，土地比我们还紧张，可人家却比我们发达多啦。从这些事实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小块土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在温铁军看来，一切政策措施在中国农村都必须为“农民能活命”这个至高原则让步。而我却恰恰相反，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服从于“消灭小农”这个最高目标！不走资本大农业的道路，不消灭农民，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今后我国农业的历史将是以资本大农业代替小农经济的过程，也是农业人口比重进一步减少即农民进一步转化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23]。

“这可以说是监利许多基层干部的共识。‘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土地向大户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在记者的调查中，类似的说法不绝于耳。”[24]“大幅度地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乃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的治本之道，舍此而外，任何其他增加农业劳动者收入的措施，都只能起到杯水车薪的作用，甚至根本无法实施。例如，中央政府每次提出使农民增收减负的措施，几乎都会遇到力度极大的反弹；再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尽管中央政府决心很大，也只落得中途搁浅的结局。”[25]

资本农业比小农户进步，阻碍资本农业的发展是一种最反动的，对农民最有害的空想。“新土地革命”的经济实质就是资本农业的兴起，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阻碍这种发展进程的任何企图。

资本农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瓦解小农经济[26]，因为土地的集中或者说对农业的自由投资是农业资本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体现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尽量发展农业生产力的要求。我们要为资本农业的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

由于我手里还没有精确的统计资料，所以无法详细、全面地阐述资本农业的整个发展情况。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现在甚至还没有人打算有系统地研究一下资本农业的发展。尽管如此，一切关于我国农业经济的总的资料都证明资本农业正在不断地和迅速地发展：一方面是，“农民”不愿种田，抛弃土地和出租土地，流入城市[27]；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按部就班地发展，“农民”大量抢租土地，采用机械化农具，经营和发展各种农业[28]。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加入这一过程的两个截然相反方面的都是哪些“农民”。

总之，农业资本家是以充裕的资本来经营土地，他不像我们的农民那样自己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作为真正的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资本家和农民，就他们出售的商品都是农产品来说，他们所处的经济关系是相同的。但是，农民出售的仅仅是自己家庭的小部分剩余产品，产品的主要部分由他自己消费，因此他把其中的大部分不是看作交换价值，而是看作使用价值，即直接的生存资料。相反，资本家全靠出售产品，即依靠作为商品的产品，从而依靠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因此，他的生产的整个范围都由交换价值控制和决定。现在可以明白，为了使农业商品化、产业化，从而全部投入流通，这要求生产方式要有怎样完全不同的发展。下面这段文章就是一个极有趣的例证，它表明根据错误的理论会把实际所看到的事实弯曲成什么样子：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从我国国情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仍将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29]。虽然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增多，但他们在外面的生活并不稳定，如果找不到工作，还要回来种地；虽然现在农业效益比较低，但农民通过经营土地获得收益，生活就有基本的保障。没有土地依靠，就不会有广大农民生活的稳定。土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30]。事实证明，凡是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地方，往往出现的问题就多，社会就不稳定。所以，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当前，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迷，市场疲软，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不少农民纷纷外出打工，部分地区出现了土地抛荒现象。应该看到，目前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还处在不稳定状态，因此，不能将农户因农业效益过低暂时不愿种地当成农民不要地，不能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变成人为地将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各级干部不能一遇到困难就对家庭承包经营产生怀疑，甚至否定家庭承包经营。不能把农业现代化同家庭承包经营对立起来。农户经营规模细小不是家庭承包制度造成的，而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不存在生产力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经营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全国许多农村都在想方设法推进农业现代化，开展招商引资，搞农业开发和高效农业。干部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能急于求成，以牺牲农民的权益为代价。目前农村出现的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产业化经营方式[31]，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在这两段文章中，错误和字数一样多。第一，从我国国情看，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农业已经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32]，可以说，农民的根本出路就是“非农化”。第二，对农民而言，土地不是“最可靠”而是“最不可靠”的生活保障！因为小农经济必然要灭亡。虽然农民外出打工生活并不稳定，但这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本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这种“不稳定状态”一直引起某些人的反动的抱怨，这些人极力强调这一过程即资本发展所造成的不稳定和危机，并且根据这一点来否认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相比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他们忘记只有这种“不稳定状态”才以生产方式和全部社会关系的迅速改造代替以前的停滞和落后。至于“不能将农户因农业效益过低暂时不愿种地当成农民不要地”这句话，只能说明这位作者仅仅满足于“表面现象”，根本就看不到“内在的经济规律”。第三，“农民通过经营土地获得收益，生活就有基本的保障”。这个您又不懂了！农民是传统自然经济的支柱，而农业资本家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不能把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即资本主义农业和我国的家庭承包经营——小农经济混为一谈[33]，因为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最起码的常识。第四，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凡是继续土地承包的地方，农民往往是最落后、最贫困的！我们的作者不去调查研究，不去了解情况、掌握资料，却说，“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他看来，“家庭承包经营[34]”是不可侵犯、不容置疑的。不管农业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家庭承包经营”都可以生存下去。当“全国许多农村都在想方设法推进农业现代化，开展招商引资，搞农业开发和高效农业”时，我们的作者仍然幻想“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是把问题放在这个基础上，即放在确认实际发生的“对立”的基础上，那就意味着承认资本农业排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必然性和这种排挤的进步性。作者为了回避这个结论，竟不惜把小农经济理想化。可见，作者所反对的，恰好是他所不理解的正道。

当然，我并不主张剥夺农民的土地[35]。根据以上的论述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我认为必须取消对农民自由支配土地、放弃土地和进入城市等权利的一切限制[36]，消除一切阻挡外出的障碍，使劳动力流动的一切条件得到改善并减低费用，从而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

至于是当一个农民有利，还是当一个雇佣工人有利，只有农民自己才能作出判断。极小规模的小农经济已经处于完全衰落状态（成片土地的荒芜就特别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生存，滞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根本比不上雇佣工人的生活水平[37]。农民同土地的这种联系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尽管取得了小块土地，但结果却是更加促进了他们的破产。

如果我要把这篇文章中所犯的所有这类错误都详细地加以说明，那我就得写一本厚厚的书。这么一个对政治经济学毫无所知的人物就胆敢洋洋洒洒数万言，这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会造成多么有害的影响。我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过于“吹毛求疵”，因为在他的文章中，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半点科学的东西。

文章还认为，农民和农业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不对！这个问题恰恰在土地之外，只有资本生产发展起来，农民才能离开土地成为无产者，同时，农业也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本农业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必然性是任何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辩护的言论都无能为力的[38]。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会使任何政策适应这些变化。

只有充分认识到农业发展的这一基本趋势，并由此出发制定我们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我们才能逐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学者认为，农业的“规模经济”是一个漫长的“经济发育”过程，它必须随着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自然成长”，并且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普遍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程度，家庭承包经营仍然具有它的生存空间，“揠苗助长”是不可取的[39]。可是问题在于，短时期不能完全做到的事，不等于现在就可以不去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发展；只有现在开始努力了，才能最终并且最快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看到，一边是资本农业的机械化大生产，一边是小农业的手工生产；一边是农业科技在大农业中的推广应用，一边是小农的停滞不前，这表明资本农业和小农经济的对立，也反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过时的生产体制，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资本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数量众多的小农仍然阻滞了这一历史进程，直到目前，我国农业还没有完全实现商品化。总之，农业的彻底转变和更大程度的发展，还有待于资本生产更迅猛地扩张。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已向人们证明，中国农业已经进入资本的发展轨道，一个新的农业体系正在建立之中[40]。这将是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它促进了农业生产力质的飞跃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其广度和深度以及它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广大农民未来命运的影响是中国以往任何变革所不可比拟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废除必将促使农民离开土地，使他们转向工商业，这使得租地农场主能更长期地租用土地，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更多地使用机器。资本农业必将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发展现代农业生产力。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1]采用农业科技，如新品种的培育和应用、复合肥料和配合饲料的研制和推广，施肥方法的改进等，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改善农产品的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2]比如苹果生产现在就集聚在几个省区，像陕西、河北、山东；棉花生产出现了向新疆集中的趋势，目前全国棉花有三分之一的产量来自新疆，新疆的棉花每年种植面积达到1400万亩；中国的玉米生产逐步向东北三省集中。这些都说明农产品越是区域化生产商品率越高（见《21世纪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马晓河著）。我国小麦主产区向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集中，2001年冀、鲁、豫、晋、陕5个省小麦面积占全国面积的比重由上年的49％上升到55.4％。油料作物生产进一步向主产区集中，形成了长江流域油菜、黄淮海地区花生、东北地区大豆的生产布局，长江流域油菜带面积占全国油菜种植面积的70％左右。甘蔗生产进一步向广西、云南集中，两省种植面积占全国甘蔗面积的64.5％。甜菜向黑龙江、新疆、内蒙古集中，面积占全国甜菜种植面积79％。每一个区域基本上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重点产品，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区域化、专业化和产业化。

[3]（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51页）。

[4]（摘自《中国流民史》王俊祥、王洪春著，第188页）。

[5]（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载《读书》2001年第一期）。

[6]“不同农地经营规模的生产收益与生产率差异的实证研究”朱俊峰著，载秦富、王秀清、辛贤主编《WTO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200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第466-47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

[8]“公路上，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通往南方的公路上，不管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如果是客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为止；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直到‘装’得再不能‘装’为止。那些奔向希望的农民啊，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老天正吹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走进村庄，到处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景：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狠心’的父母伤心地痛哭着，不停地抽打孩子的双手，巴掌抽打在孩子的手上，却让我这个当书记的真切地感到了钻心的疼痛。”（见《我向总理说实话》李昌平著）尽管“老天正吹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尽管是“骨肉分离”，但我们的农民就“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奔向希望”。

[9]（见《浅谈农民歧视》作者：张英红）。李昌平也指出：“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

[10]以上均摘自2001年5月30日《杭州日报》视点新闻。

[11]（摘自陆学艺主编《晋江模式与农村现代化》第176～180页）。

[12]在人们的印象中，传统的农民过的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这里的农民却迥然不同。在朱村镇为大耕户种水稻，除了插秧还用手工抛秧之外，其他都机械化了。犁耙田已用了手扶拖拉机，犁耙合成了一道工序；割禾用了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割35亩，这头割进去，那头已是谷粒打好包出来，连稻草也可以按指令或即时切碎做回田之肥料，或不切留做其他用途；一槽就是12吨，经过烘干机，十来个小时就使湿谷变成干谷，再送加工厂，马上就成了上市新米。大幅度的机械化耕作和科学种田，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摘自2001年7月17日《羊城晚报》）。

[13]报纸上的材料无疑是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它是以采访形式收集来的，因此对待这种材料要相当慎重，但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不予以特别重视。因为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在我们国家是如此贫乏，以致每份报纸都应该加以利用，当然，连这种资料也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东西。

[14]机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在这以前，农业几乎完全停留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一方面，正是资本生产引起并扩大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另一方面，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导致资本生产关系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至于在农民中推广农业科技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李昌平也指出了这一点），它将毫不留情地排挤小农经济，正象机器大工业排挤手工业一样。因此，农业机械的普及、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民的被剥夺，是两种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现象。而小农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以保持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并且经济上的闭关自守和与世隔绝，农民的贫穷困苦和逆来顺受，排除了农业革新与发展的可能性，使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民的困苦永远保留下去。并且，事实告诉我们，广泛的农业技术的革新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以后才开始的，这说明资本正在创造一种必然要求农业合理化和废除包产到户的社会条件。

[15]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近8亿元，员工4000多人，2000年全集团生产鸡苗1.6亿只，上市肉鸡1.38亿只，上市肉猪14.3万头，生产饲料64.7万吨，总销售收入达15.9亿元。公司之所以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主要是加强了技术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推广，依靠科技进步不断解决产业化发展的技术问题。到目前，温氏集团拥有高级职称专家20多人，中级职称科技人员50多人，大专毕业生400多人，占企业员工总数12％。先后建成家禽育种中心、饲料化验室、兽医室和电脑管理网络系统，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2001年8月11日《南方日报》）。

[16]一方面，采用机器需要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只有在大生产下，使用机器才不会亏本，所以，扩大生产是采用机器的必要条件。机器的广泛使用表明了农业生产的集中。

[17]据调查，松滋市采用租赁等形式发展私营农庄146个，经营土地面积工846.8公顷，每个庄园平均土地面积5.8公顷，雇工2171人，其中长期雇工602人，短期雇工1569人；吸引投资1274.66万元，资本收益率达69.27%。松滋市陈店镇有私营农庄60多家，总经营面积为533公顷左右，平均每个农庄经营规模为8.89公顷，是小农的26.7倍。（见《农业微观基础的组织创新研究》第67-68页，曾令香等著）。

[18]摘自《把土地使用权真正交给农民》迟福林主编，第81页。

[19]一位教授讲起他访问美国一家农场的经历。被访的农场主每天早晨都要驾驶自己的直升飞机将一望无际的农场巡视一遍。高度的现代化农业，早已使美国的“农夫”告别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岁月，像耕地、锄草、播种、收割等等体力劳动，早已被机器代劳。“农夫”常常坐在计算机前，上网了解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各种农业原料的价格、市场走向、股市及农业投资的动态，由此换算出自己的投入和产出、利润率、和未来生产战略；同时，他还要通过计算机了解各种农业科技动态，设计改善自己农场的方案。（摘自《农民进城，地主下乡——WTO之后中国农村的自救之路》作者薛涌，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在这里，农民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能够熟练驾驭市场的“资本家”。而我国农业的家庭经营，与经济发达国家有着天壤之别。所谓的“农业家庭经营”实际上就是小农经济。

[20]摘自《南风窗》2001年第4期。

[21]《资本论》第3卷第910页。

[22]《资本论》第3卷第910页。

[23]我们知道，只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才能推进土地的集中和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所以，距规模经营的农业，中国“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还有很长的历史道路要走。相对于这个历史道路而言，当前的农业困境和贫富两极分化仅仅是才开始。以农业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例，如从颁布垦地权条例，规定“强行移住”者有权优先购买他们所开垦的土地的1841年算起到1910年大农场占全部农户的1／6左右，生产了全国农产品价值的一半以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第131页）为止，也经历了69年的农民分化、破产、兼并的路程。至于到了美国农业的社会化、专业化生产有了长足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所以无论从国外发展农业的历史还是从我国国内的实际情况看，这必然是一条使广大农民逐步分化、破产的漫长道路。（摘自《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两条道路》丛中笑著）。

[24]以上均摘自2001年6月14日《南方周末》。

[2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71页。

[26]一位作者说道：“在资本形态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小农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分化瓦解的过程之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会加快这个过程。资本不相信眼泪，也不理会人们的愤怒。它只按自己的方向前进。那种田园诗般的、建立在永久的小土地承包经营基础之上的小康农业前景，只是一种幻想。农民中的大部分——不管他们依旧居住在农村还是迁入城市——将逐步地向无产阶级转化。这些农民也许会失掉他们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但他们将和无产阶级一道，拥有一个新的世界。”

[27]“以岳阳市为例，有关部门选择了全市16个乡镇作调查，统计结果为：1998年春耕中共抛荒田地1.77万亩，1999年抛荒2.5万亩，比上年增长70.3%，2000年抛荒4.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67%，比上年增长72%。益阳市南县青树嘴镇新湖村1998年抛荒600亩，1999年近1000亩，2000年1830亩，超过了全村耕地面积的70%。”（摘自《南风窗》2002年2月号）湖北监利县棋盘乡支部书记含泪说：“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多数农民抱着“要死也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心情弃田撂荒外出打工。（摘自《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第1版）。

[28]如今，监利县的土地开始变成了资本（土地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能成为资本，在农民的手里可不是！）。通过转包、转租、租赁、合伙、股份制等形式，土地纷纷向种养大户集中，规模农业和商品农业开发热潮正在全县兴起。分盐镇应山村女青年鲜于燕去年初承包360亩低湖田，植莲养鱼，网箱养鳝，当年获纯收入30多万元。桥市镇农民何文峰同9户农民联合，转租1300亩低洼地建特种水产品养殖基地。白螺镇做芦苇生意10多年的，去年5月回村投资120万元，承包70亩土地，建变电站、装锅炉、盖温室，建起工厂化养殖基地，聘请中科院长江水产研究所3位教授当顾问，饲养珍贵稀有鱼类史氏鲟。在外地做水产生意的桥市南唐农民唐周文，去年回乡承包大水面1200亩养蟹，当年纯收入36万多元。数百家外地老板纷纷到监利大面积租赁农田和水面，从事特种养殖和种植。毛市镇去年引进15个江浙老板，租用土地和水面7000多亩养殖河蟹和珍珠。荆州谷神绿色农业发展公司经理刘心宏在白螺镇租地1900多亩，投资120万元，采用机械化恒温生产、生物治虫等先进技术，种植无公害、反季节大棚蔬菜。该公司还租用丁家洲2000亩农田，建成了优质粮生产示范区。（见2001年3月21日《湖北日报》）。

[29]继运城富源煤矿矿难发生一个多月后，山西省义兴寨金矿又发生一起特大矿难。尽管如此，当地农民还是把当矿工看成他们改善生活状况的最佳途径。一位矿工坚定地说：“原来种地，我们长年吃的就是土豆，有时掺和点莜面，菜就只有山上采的野苦菜。现在天天吃的都是大米白面。我在矿上干活，一个月挣800多块。”（摘自2002年7月10日《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常年在地底下工作的矿工并不认为在地底下1米高的坑道里弓着身子挖煤是最受苦的事情，“这里比在家乡<当农民>要好上10倍”。他们在小煤窑每月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两个人搭伙每天挖1米多，1米13车，1车500斤煤，每米老板付给45元工钱。（《比腐败更危险的是什么？山西煤矿事故频发原因透析》，载《三联生活周刊》）总之，我们的农民为了离开农村、为了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状况中解脱出来，宁肯跑到矿井中去做工！尽管矿井和一切采矿工业中的劳动是繁重的并且还危害工人的生命，但是这种工作的较高工资，每月能拿1000块钱并且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对于农民竟有如此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宁愿到地下矿井去做工，而不愿回到被某些人描绘成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的土地上去。因为农民根据亲身的体验认识到，这些人加以理想化的小块土地有什么价值，纯粹的资本关系比小农好多少。

[30]《农地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的作者姚洋说道：“一个建立在平均主义农地制度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上家庭储蓄等其它手段，可以有效地保护农民免受不利收入冲击的影响，这对那些家庭贫困或没有能力挣取非农收入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其次，土地本身是一种财富，这对老年人来说更显得重要，因为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可以通过出租土地获得必要的收入<原文如此！>。因此，土地均分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养老保险工具”，“具有收入保险功能”，“同时也能达到失业保险的目的”。这位学者还认为中国农村存在1亿多失业人口，“这样庞大的失业人口之所以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主要是因为土地充当了蓄水池的角色，吸纳了大部分的剩余劳动力”。姚洋同志依靠他那独特的逻辑，居然从这个卓绝的发现中作出结论，仿佛事实完全证实了他所提出的论断，即“土地可以作为农村失业和养老保障的基础<!>”。面对如此高超的理论，真令我等不服都不行……唉，彻底服了！事实上，这一亩三分地对于农民而言，不是“就业”，也不是什么“生存保障”，更不是国家赐予的“社会福利”。在农民的眼里，这一小块所谓是他们“命根子”的土地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稍有能力的或者有劳力的，进城去无论做什么即使是擦皮鞋也比在家种田强。

[31]以山东诸城的肉鸡生产为例：龙头企业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种鸡和饲料配方，组织生产并负责市场销售。在“公司加农户”这一体系中，肉鸡的孵化、种鸡的提供、防疫的实施、饲料的供给、成鸡的加工、销售都由龙头企业承担，而肉鸡的饲养则由农民负担。所以，“公司加农户”只不过是资本认为让农民“勤快地”去生产或者担负起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成本更低，费用更小而已。而资本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可以从这种“勤快”中获取利润（剩余价值）。

在商品生产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只能在小集市销售，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低级阶段。随着市场的扩大，这种小规模的分散的销售（这同小规模的分散的生产完全相适应）渐渐成为不可能。在大市场上，销售应当时大规模、大批量的。因此，小生产同大市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小农分散的情况下，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只有由商业资本（公司）专门从事收购和销售。这样，商业资本通过收购的办法，把小买卖集中成为大规模的市场销售，减少交易费用。这种大规模市场销售的纯粹经济上的优势，就必然使得农民完全依赖、依附于商业资本。这种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就是把农业生产资料直接分发给农民进行生产并付给一定的报酬。在这里，商业资本就转化为产业资本，农民事实上成了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为资本家工作的农业工人。因此可以断定，那种建议通过“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来帮助农民发家致富的广为流行的理论是荒谬的。这种理论是由于不懂得商品生产同资本生产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产生的空想。编造这种理论的人完全忽视了中国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忽视了小农的分化，忽视了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中只有大资本才能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这一事实。显然，把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但却是确凿无疑的现实生活的情况抛开不谈，那就容易胡思乱想了。

[32]由于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转化为雇佣工人，虽然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留自己的小块土地，但这已经不是其生活的主要来源。1998年浙江省农民从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1584.9元，占当年人均纯收入的45.1％，与1990年的324.2元占当年人均纯收入29.5％相比，绝对额增加了1260.7元，比重提高了15.6个百分点。如果加上从事三产的收入，目前浙江农民纯收入中，大约有70％左右来自非农产业。《农户经济活动及行为研究》的作者史清华指出：“非农化”已经是农民收入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同时，农民对农业的倚重程度呈显著下降趋势。家庭收入中来自农业的份额已由1990年的57.44％下降到2000年的28.40％（第93页）。从全国来看，1998年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约占三分之一，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占57%，来自非农部门的部分已达43%。（见《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年12月4日第2版）。

[33]有人竟然说：“家庭承包制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产生的激励，大大激发了农户作为经济当事人的预期，几乎使每个农户都成为‘企业家’<!>，并产生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且制度又确保了个人可以获得其所有的土地经营、劳动力、资本投入产生的剩余和报酬<!!>”（摘自《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绩效：从实证到理论的分析》）。

[34]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济模式。如果从秦、汉算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到了现代，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生产力难以提高和农民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

[35]王磊荣和王选庆就认为，国家要用钢铁一样的意志来推进工业化，大量的农村人口必须离开土地（“试论我国土地破碎的现状及由来”，载秦富、王秀清、辛贤主编《WTO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200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第481页）。这实际上就是要强迫农民离开土地、要强行摧毁小农，也就是要彻底的最无情的摧毁中国的旧土地制度。王磊荣和王选庆接着说：我们可以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种种乱象中，找到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许多问题的翻版：诸如农产品的滞销，农民收入的滞长甚至下降，大批的民工向城市流动，大批的妇女向沿海城市涌动，农村土地的大批抛荒……总之，社会的空前繁荣与危机并存。（同上，第482-483页）。

[36]大部分农民没有流向小城镇绝不是贪恋都市的繁华，只因为复杂的城市比简单的乡镇有更多的挣钱机会；只因为昂贵的城市比便宜的乡镇有更高的相对收入；只因为混乱的城市比宁静的乡镇有更好的法制环境。进入城市的农民还要咬着牙交暂住证费、管理费、体检费、外出打工费和“房”租；忍受着白眼、谩骂、驱赶、酷暑和严寒；冒着生病无钱医、工伤无劳保以及被骗、被罚、被遣返的各种风险，最后他们还是选择遥远的城市而很少去享受移居小城镇的便利和“常回家看看”的亲情。留给政府的抉择是继续限制农民进城还是帮助农民进城；是固守一厢情愿成本高昂的“小城镇道路”还是积极培育新兴城市。（“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和障碍”王远征著，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倡导农民“离土不离乡”即反对农民外出打工赞成就地消化，这实际上是一种民粹派的理论。与此相反，农民的“离土又离乡”不仅给农民本身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且一般说来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外出打工工资高，对农民而言更为有利。尽管这个理由是多么简单，可是人们常常把它忘了，他们总喜欢站在更高的仿佛是“国家”的立场观点上来看问题。

[37]就连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比农民高得多。2001年7月17日《羊城晚报》报道说：“这里的工仔们<即农业工人>享受着月薪制，一年发足12个月，一般是一造收成之后发一次薪，有特殊需要的也可随时发给。三个大户开的工资，以黄伯桂最高，平均每月七八百元，……工仔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挺舒畅的，每造的插秧和收割季节，几个大户都开大锅煮大盘菜，餐餐有鱼有肉，饭任食，酒任饮，饭后还直落麻将，用数倍超过‘土豆加牛肉’<小农>的那个标准，免费招待全体工仔和临时工。……几年下来，黄伯桂的12个工仔，都盖了两三层的新房子，买了摩托车。”

三农问题论文篇（5）

1.关于三农概念与三农问题提法的考察

2.解决好三农问题亟需农村第二步改革

3.“三农问题”与农村成人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4.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与未来

5.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研究

6.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7.我国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研究

8.论“三农问题”的现状与解决前景

9.“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10.“三农问题”的市场经济理论解析

11.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百年三农问题再思考

12.城镇化问题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13.乡村旅游:缓解西部“三农”问题的一种尝试

14.“三农”问题与高等农业教育——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农业院校改革发展

15.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以“三农”问题为背景的分析

16.三农问题解决路径: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

17.“三农”问题的研究综述与反思

18.人口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路

19.农民国民待遇与制度伦理分析——兼论“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

20.“农家乐”民俗旅游与“三农”问题探讨

21.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22.对治理中国"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23.对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

24.从解决“三农问题”入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25.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26.剖析“三农”问题的内外部逻辑——“三农”问题的实质及解决之道

27.权利保护、法律供给与“三农”问题

28.“三农问题”:一个一般分析框架

29.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30.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政策反思

31.三农问题: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32.浅析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对“三农”问题的启示

33.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34.生态农村工程: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维

35.我国“三农”问题与城市化战略

36.全球化与中国“新三农问题”

37.河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与金融支持的分析与研究

38.以新的制度设计破解三农问题核心困结

39.我国“三农”问题的特征分析及政策选择

40.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发展

41.农村社会结构与“三农”问题研究

42.“三农问题”的困境及其对策

43.浅析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

44.从培养、开发农业人力资源入手解决“三农”问题

45.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46.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解决途径——兼谈我国农民金融发展权的保障

47.权力资源、生活机会和财政体制——论我国“三农”问题及农村税费改革思路

48.“三农”问题与二元结构政策

49.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十八大之一瞥——三农问题

50.三农问题传统解决路径的反思  

51.“三农教育”: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52.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53.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54.制度的彻底变迁与三农问题化解

55.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市场增进观

56.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困境——论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逆向趋势

57.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

58.城中村:一个特殊的三农问题

59.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60.试析新形势下三农问题与城镇化发展关系

61.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与路径

62.小城镇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63.“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64.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中国三农问题

65."三农"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66.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核心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67.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研究

68.“三农”问题现状反思及工作方法的改进

69.论城乡互动: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70.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探讨——论乡村旅游的作用

71.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改变看“三农”问题的解决

72.贵州“三农”问题的现状分析——兼议贵州农村法制发展的社会背景

73.“三农”问题现状及建议

74.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75.统筹城乡: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76.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思考西部地区“三农”问题

77.“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与改革思路探析

78.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三农问题

79.“新三农问题”背景下农地优化配置的制度保障研究

80.中国“三农”问题:分析框架、现实研判和解决思路

81.取消农业税后面对“三农”的公共财政建设问题——兼论解决云南“三农”问题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82.三农问题背景中的村民自治

83.美国内战后南部地区城市化与三农问题之关系初探

84.统筹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85.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村市场化改革

86.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87.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88.论“三农”问题与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建设

89.“三农”问题: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

90.“三农”问题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与应对策略

91.三农问题困境与出路

92.农村合作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

93.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94.解决“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95.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

96.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给农民国民待遇

97.浅谈三农问题及解决措施

三农问题论文篇（6）

【论文摘要】：当前农业、农村、农民中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政策、环境以及农业天然生产要素不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三农”问题是我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是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减轻农民负担，搞好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管理体制的战略性改革。本文就如何破解“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提出了一些想法。 【论文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 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 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 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主权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略 >2、郑庆昌 宋国林 王东炎：略 3、朱厚伦 ：略 4、益盛：略

三农问题论文篇（7）

一、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必然要求

1、解决农工保障问题是顺应我国社会转型要求的重要举措.(2003年，我国人均DDP超过1000美元，社会进入特殊的发展时期，处在重要的转型过程中，其核心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主要体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农民进城就是结构转型的具体体现。

经济发展理论表明：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工业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部门比重逐渐增大，农业部门的比重逐渐缩小。这种结构转变的显著特征是人口流动，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目前，我国结构转型与体制转型没有同步，人口流动的第二个过程受阻。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高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引导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走入城市，完成了人口流动的第一个过程。从1978年至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迁移，就其规模和影响来看都可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迄今最大的一次。然而，中国人口流动的第二个过程存在较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户籍管理使许多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得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许可，子女入托入学困难，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不覆盖农民工群体，使他们无法抵御城市工作和生活中的风险。于是人口流动的第二个过程受阻，大多数农民只好采取了非正式的流动方式，即要么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生产，农忙时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要么在城市立足，但不放弃农村土地。他们象“候鸟”一样在城镇和乡村之间流动。

农民工保障问题已成为关系到我国结构转型的重要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民工为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应该有权平等分享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农民工保障的不足或缺位必然进一步阻碍我国人口流动的第二个过程的完成，影响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2、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形式

总体来看，目前农民工权益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社会劳动就业方面，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只能进入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的工作领域，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可能，工作缺乏稳定性；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农民工无法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社会福利，他们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子女入学也困难重重；在社会民主参与方面，由于户口不在就业的城市，不能参加当地选举。用人单位一般不接受其党团组织关系，很难参加党团组织生活，也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他们自己也因此认为是“二等公民”。

在我国结构转型期，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包括阶层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收入结构、权力结构的大分化。分化即意味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必然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冲突和摩擦。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结构严重封闭，农民生活在农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较少，对城市生活了解不多。农民进城务工后，他们会切身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差别和不平等，他们为城市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而所获得的报酬和待遇却与城市居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对所在的城市难以产生认同感、归宿感和责任感。他们在社会地位升迁中所受到的“城乡身份壁垒”的阻碍，也必然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压抑感，从而可能引发对城市居民的不信任、嫉恨，乃至出现行为。

3、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三农”问题日渐突出，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在困扰农村的一系列问题中，归根到底是农村人口过多，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问题。在土地供给刚性的条件下，资本和技术对农业的投入，必然进一步排斥相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解决“三农”问题出路之一就是转移农民，减少农村人口。然而，目前农民向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转移中的属于兼业转移，和土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许多承包土地的农民工种地只是为了解决家庭吃饭的问题，他们耕种土地的各种投入：劳动、资金、技术及管理等都只能是最低的，结果是土地产出率大大降低，造成了农业的低效率，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民工也处于“漂泊”状态，他们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工矿企业、建筑业、批发及餐饮服务等行业，所从事的往往是脏、累、险、重的粗活，工作量大、强度高、环境艰苦、流动性强、风险程度高。

为转移出去的农民工提供相应的保障，使其彻底告别土地，放弃无力耕种的土地，结束城乡之间的“两栖”生活，是使农民工顺利向城市转移的必然要求，也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要求。当农民工能获得相应的保障，主动放弃土地而走进城镇，既有利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低效率向高效率的转变，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

4、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解决目前“民工荒”的应对之策

曾经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民工潮”稍微平静，“民工荒”问题又浮出水面。2004年入春开始，曾经吸纳大量农民工的福建沿海等地，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开始为招不到工人而一筹莫展，“民工荒”成为当地民企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今年入夏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工厂也因缺工而开工不足，甚至不敢接订单。广州市的劳动力市场过去一直都是供给大于需求，现在则有所改变。从广州市劳动力市场登记的情况看，求职人数和企业提供岗位数的比例在1:1.2至1:1.3之间，空缺岗位为20%至30%。“民工荒”已经成为相对普遍的问题。

“民工潮”变成了“民工荒”与农民工劳动环境恶劣、工资过低且得不到及时发放、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有密切的关系。农民工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在进行是否流向城市的决策时，会充分考虑流动的成本、收益及预期收益。当民工感到打工艰难，风险大，回报低时，必然放弃外出打工。从表层来看，“民工荒”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深层次看，“民工荒”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农民工“高产出，低保护”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民工荒”只是一个预警信号。

“民工荒”是农民工问题日积月累的结果，解决“民工荒”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社会政策和经济手段的相互配合。为农民工提供保险保障，就是其中重要的手段。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对农民工在城市留下来发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减少了农民工流动的心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工抵御城市工作生活中的风险，使农民工具有安全感，并产生对城市社区的认同感。其次，可增加农民工流动的心理收益。城市里较好的生活工作环境，较有效的生活保障有利于农民工身心愉快地工作。第三，可增加农民工流动的间接收益。农民工保障的给付或服务可减少农民工遭遇风险时的费用开支，间接增加了收益。

二、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

1、误区之一：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只能由政府出面，必须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许多人认为：要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只能由政府出面，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是否应开始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由于国企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的大量下岗职工，政府承担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负担已经异常沉重，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无力承受。也有的人认为，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的应有职责，中国政府是全民政府而不只是市民政府，城镇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并不能构成不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当理由，企业和用人单位为自己的雇佣劳动者承担社会保险费缴纳义务也是法定义务这些观点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一是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否只能通过是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二是能否因为目前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不充分，放弃解决农民工的保障问题。事实上，在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上，除了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即出台有关法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外，商业保险公司也应该大有作为，即为农民工提供意外伤害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特别是在目前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可通过为农民工提供保险，解决农民工的保障缺失问题。

2、误区之二：因为开办农民工保险会增加劳动力成本而搁置农民工保险

许多企业和用人单位认为，雇佣农民工主要优势在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低廉，不必承担其社会保险费的负担，如果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必然增加劳动力成本。

事实上，对于企业和用人单位来说，大量使用农民工而不为其办理相应的社会保险手续，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因降低成本获取高额经济回报，但也积累了很大的风险，从层出不穷的工伤事故到规模惊人的职业病群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数不清的劳资纠纷，表明工作伤害与职业病己构成现阶段工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重大风险，不仅直接损害着劳动者的健康与生命、使受害者及其家庭陷入困境，长此以往，也必将影响企业的发展，目前的“民工荒”就是其必然反映。

3、误区之三：农民工的特点及其维权意识的淡漠可暂不开办农民工保险

许多农民工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甚至有一定数量的文盲，对各种知识掌握的程度有限。他们对市场经济的风险往往认识不够，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加上工作流动性很大，未来的预期不确定，社会保险意识不强，因此，有人认为，农民工保险可暂不开办。

事实上，建立完善的、涵盖全社会成员的风险保障体系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提高广大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增强其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并且，为农民工提供保险保障，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流动性，为实现农业人口转移并定居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操之过急

1、目前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

农民工是跨越城乡的边缘性群体，依照其职工身份应当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而依照其农民身份则应当纳入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但无论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还是农村社会保险范围，都存在一些现实难题。

就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来看，根据《劳动法》所确立的劳动者平等的精神，农民工应当为城镇社会保险所覆盖，与城镇劳动者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险待遇。但是，如果要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工作流动性大，工作场所不固定，还存在返乡务农的可能性，这将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的困难和障碍。如果强行推行这种城乡接轨，必将支付巨大的监督成本，很可能成为农民进城务工就业新的“门槛”，减少农民进城就业的数量。

就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来看，农民工户口在农村，仍然对承包土地享有使用权，而农村社会保险是以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就不应当将农民工排斥在外，特别是考虑到农民工返乡务农的可能性，更应将农民工包括在内。但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在探索之中，农民工保障难以落实。与此同时，农民工自身对社会保障认识也是相对不足。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规章的实施情况充分显示了这些障碍的存在。早在几年前，我国就颁布实施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城镇各业人员都必须参加社会保险，既包括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也包括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及私营企业的全部职工。农民工理所当然也在其中，但难以得到实施，在广东、江苏等地，当政府要把企业里的农民工纳入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时，还受到农民工的抵制。

2、率先办理急需的社会保险项目，逐步建立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不能因为建立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障碍而放弃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而应该根据现有条件，借鉴已有经验，对农民工实行阶段性的相对独立的保障项目，即根据农民工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分轻重缓急，首先建立农民工急需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之后随着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其它条件的成熟，再分阶段逐步覆盖其它社会保险项目。

三农问题论文篇（8）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自身素质的限制，以及农民掌握信息资源的有限性。我国广大农民具有勤劳肯干的本性。对于农民老说缺乏的是增收的途径。这农民不能够更好的了解社会需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能够洞悉市场就意味着能够带来收益。而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获取信息的技能也很有限，这就使得农民在市场化的时代落在了最后面。

二、农民增收减负途径

1.把几百亿的农业税还给农民

城市反哺农村的时代已经到来，国家应逐步从税收中取出一部分补贴农民，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的医疗条件和教育条件。不发达地区农村教育经费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补贴，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使农民真正从农村基本建设投资中拿到钱，同时为我国农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农民能长期增收创造条件。农村的交通、通讯、电网、水利设施、生态环境等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应由财政负担 。

2.精简乡政府部门

据统计说是28个农民养活一位官员，但是加上退休人员的话可能不止这个数字。清朝的时候也不过是100个农民养活一位官员。所以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必须精简乡政府这一级部门。通过派遣工作组下乡制止乡政府乱收费的做法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所以说政府体制与职能的改革才是重中之重。只有政府的职能减少了，农民的负担才能减轻。与之同等重要的就是加大督查力度，彻底杜绝决基层政权组织公款吃喝乘风，乱收费等不良现象

3.调整产业结构，利用规模经济。

要想真正地解决农业问题最根本的途径仍是增收，但是我国现在很难做到这一点，上文曾指出，我国平均一户农民仅有七亩的耕地，所以我国农业规模比较小。要增收，必须大力发展生产，摈弃传统的农业观念这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国要求农民必须种粮食，必须在相当大一部分土地上赔本经营，这给农民增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必须脱离开这个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增收的结构。我们应该鼓励农民走多种经营的道路，比如说养殖业和畜牧业，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让农民发家致富。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粮食的严重缺乏。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商品粮生产基地来解决粮食缺乏的问题，把全国的适宜于种粮食的地区作为一个特区，把粮食生产的任务集中到相应的特区，实现规模生产，依靠高度的机械化和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来降低成本降，用大规模生产的方法增加收入。而特区之外的农民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增收的目的。

4.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业如果缺少农产品加工的话，根本无法增加农民收入的。只有农产品的深加工才能使农民大规模的增收。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投资，中小型乡镇企业很难发展壮大政府不但有责任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农民提供帮助，还应大力扶持当地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发展，龙头企业可以解决农民成产了农产品之后卖不出去的困难，还可以向农民提供给所需的饲料、技术防疫。另外它还可以以一个比较公平的价格将农产品销售出去。但是龙头企业和农民之间的这种协议非常脆弱。企业可以轻易毁约，而农民一般文化程度较低，很难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合作社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所谓的合作社就是小规模生产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成一个规模较大的集团，出售农产品的时候可以较容易打进当地市场。合作社是农民的组织，注重保护农民的利益，将来合作社的发展将会在农产品加工上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合作社销售农产品增加的产值属于农民，按照合作社的原理将利润分给农民。政府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源支持，减少税收并发放贷款，帮助农民把合作社建立起来，建立起真正为农民着想，为农民增收的合作社式龙头企业。

5.农村财税制度改革

农村财税管理体制应该积极进行改革——实行费改税，将众多的农村财政收支与税收进行法制化与规范化管理，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打击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建立国库统一收付制度，切断各部门收费多少与自身利益大小的内在联系，堵死农村基层政府越权行事的通道 。这一政策实行以后，必然会增大乡、镇政府的财政负担，所以国家还必须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来减轻乡镇政府的财政负担。一是从乡镇政府中接手教育费用造成的财政支出，为了避免加大国家的工作量，教育费用支出可由乡镇政府管理。这样可以避免拖欠农村教师工资，稳定教师队伍，吸引更多的教师扎根农村为农村的基础建设做贡献，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二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问题，具体措施可以通过发债或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另外，还要加强对农民的粮食补贴的管理，做到按时足额发放，使农民切实感受到好政策带来的利益。

6.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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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效率低。在我国，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定的经济根源。当前大多数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致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弱。

总之，农业人口过多形成农业、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农业人口过多既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通过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使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逐步趋于合理，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源空间。

二、“就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

小城镇战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之一，即“离土不离乡”的转移策略。勺窝乡是纳雍县八个重点产煤乡镇之一，近几年来大量煤矿企业的迅速发展，已使大部份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全身投入到煤矿企业，这为家庭增收、减轻负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劳动力与土地、农民增产与增收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要看到，这种通常不伴随身份转变的转移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使许多已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这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很多人仍是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随时转变。已转移的农民仍然把农村作为自己的重点，保留在农村占有的资源。这既便农业在日后成为“业余产业”、“副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因此，现在必须着眼于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带动（农民发展非农产业，促使农民增收。

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具有估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可吸纳将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只要我们认真抓好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增值，农业效益的增长大有希望。

鼓励外出民工回乡创业

大中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更容易给农民带来现代观念。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现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民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本事。对这些经受几年锻炼，积累了一定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工，要动员他们回乡创业，扩大就业，把他们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表彰他们的创业事迹和先富帮后富的奉献精神，激励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回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做出更大的贡献。

积极引进城市资源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靠农村内部的资源，而是要统筹城乡资源，跳出长期以来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维局限，冲破历史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格局，引导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到乡下发展，跨产业、跨区域重组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农民就地就业，并不是将农民放在自己的家乡搞发展，而是应更加关注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有效地扩大农村内部的就业容量。

三、“异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

异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较发达的大中城市，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另一种思路。他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减轻农村人口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依赖与压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同时，他还能通过劳动力的城市迁移形成劳动力市场，在流动中确立劳动力价值，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的现象，使全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

促进大中城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目前我乡的大部分农业人口均属于剩余劳动力，这些过剩的劳动力大都需要转移，但由于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情况，很大程度上难以在发达地区就业。目前由于我国工业结构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基础主体，应以农村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加速工业化的推力，较快走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工业化阶段。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很落后，在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就更加的落后了，据统计数字表明，勺窝乡第三产业的发展态势不容乐观，在勺窝乡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占到左右，主要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第一或第二产业，而在我国其他地方第三产业的比重就远远高于我区达到，而全国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也远远地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据相关部门权威数量，全国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个人口在万的大城市中，第三产业可提供的就业机会至少应在万个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在第三产业还能找到巨大空间。

鼓励农民进城创业

大量农民进入城镇需要大量相应的就业岗位。在当前城镇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就业的难度就更大。这就需要大力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尤其是鼓励农民在第三产业创业，因为目前我乡的第三产业相比全国的发展要滞后，而我国的第三产业相对发达国家的发展又要滞后，而该产业又是进入门槛较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所以各级政府应当制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的政策，要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和贷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等，从而增强农民进城创业的信心和能力。

扩大农村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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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三农”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1］由此，全面促进农民增收便成为新世纪“三农”政策的核心议题。如何促进农民增收？除了继续搞活农村经济、增强农业自身的增收功能外，新世纪以来的7个一号文件更突出强调“多予少取”，着力于构建支农、惠农、强农的长效机制。2004年一号文件直接以促进农民增收为题，明确提出了“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免征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和种粮直接补贴、购买良种补贴、购买大型农机具补贴。关于农业税，文件强调，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的第一个专门论及农民增收问题的文件。这以后有关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成长、深化和完善。

2005年的一号文件在“多予”上，不仅强调支农力度、拓展支农资金来源等问题，而且提出要建立稳定增长的支农资金渠道并尽快立法，把国家的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在“少取”上，提出要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在其他地区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在牧区开展取消牧业税试点。国有农垦企业执行与所在地同等的农业税减免政策。2005年一号文件的突出意义在于：提出了国家重大支农政策的制度化问题，这是构建支农惠农强农政策长效化机制的起点。从2006到2010年，其一号文件在“多予少取”上既保持了延续性，又不断加大了政策的实施力度，并最终实现了国家重大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的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了“三个高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的“三农”投入政策。与此同时，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

2007年一号文件提出了“三个明显高于”（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和“四个增加”（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2008年一号文件提出了“三个优先”（在国家投入上，财政支出优先支持农业农村发展，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优先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工程，土地出让收益优先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一号文件强调要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较大程度增加对农业的补贴幅度；2010年的一号文件提出了“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三农”投入总要求。“多予少取”政策的实施，使“三农”资金投入有了稳定的来源；使“三农”难题的破解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减轻了农民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人力上的保障。

二、发展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与农业有关的各个生产要素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以来有关“三农”的7个一号文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论及发展现代农业问题。2004年一号文件论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2005年一号文件提出了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明确了“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明显改善，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明显增强”的农业发展目标。2006年一号文件从新农村建设产业支撑的高度明确了现代农业建设的意义及现代农业建设的主要内容。2007年一号文件科学全面地概述了现代农业的地位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意义，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具体措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08年、2009年、2010年一号文件对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发展现代农业，首先要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业农村的发展环境，提高农业的装备水平，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要不断增强对“三农”的投入力度，逐步形成农民积极筹资投劳、政府持续加大投入、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先决条件。第三，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快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使用，完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以不断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所在。第四，要开发农业的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健全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第五，要发展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流通主体，建立发达的农村物流产业，构建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村市场体系，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第六，要着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充分发挥广大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决定因素。第七，要继续深化并不断加快农村综合改革的步伐，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体制机制上的保障和不竭的动力。发展现代农业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就是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牛鼻子”———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才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全面进步，也才能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06年一号文件在新世纪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中可谓承上启下：2004年一号文件就农民问题谈“三农”问题的破解，中心是促进农民增收；2005年一号文件就农业问题谈“三农”问题的破解，主题是如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一号文件则是就农村问题谈“三农”问题的破解，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任务。这样，富裕农民、发展农业、繁荣农村，新世纪头三个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各有侧重、共同架构了一个破解“三农”问题的完整路径体系。同时，2006年一号文件还为解决“三农”问题勾勒出了明晰的目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目标的确立意义深远，它使之后的一号文件在破解“三农”问题上其举措更具综合性，视野也更加广阔。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总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实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并进、全面发展的过程。具体地说：一要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前提和关键。二要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业支撑，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物质基础。三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四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耕地质量和生态建设，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等，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五是大力发展以培育新型农民、提高以农民素质为重点的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农村公共事业，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是加快推进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及统筹推进农村其他改革，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所在。七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这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利于广开农民增收渠道、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利于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社会和谐进步及全面走向小康的重大举措。也只有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够带动内需和消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四、城乡统筹，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统筹城乡发展，是十六大深刻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党在处理城乡关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一个大政方针。甫一提出，便成为一号文件的主旋律和核心理念：2004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2005年一号文件提出，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06年是“十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从“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现实出发，其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力度扶持“三农”；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要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2008、2009年一号文件在统筹城乡发展上，更突出强调统筹城乡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着力形成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2010年一号文件直接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为题，全面系统地概要了城乡统筹思想，可谓是集中了过往统筹城乡发展思想之大成。以城乡统筹的方法破解“三农”问题，就是要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为基本出发点，在“三农”资金的投入方面：继续加大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积极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农业农村，不断健全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在改善农村民生方面：致力于促进农民就业创业，不断提高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加强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及扶贫开发等，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关键在于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第一，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第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中。第三，完善加快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土地等配套政策，用以满足产业集聚发展的需要，适应方便农民就近转移就业的需求。第四，妥善解决好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城镇化的核心在于“转移”农民、“减少”农民，目的在于缓解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让留在农村的农民“当得成农民”、“当得好农民”，而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让进城农民“当得成市民”、“当得好市民”。2010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城乡统筹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之策、治本之策。只有坚持城乡统筹的根本方法，促进农民增收才会有新视野，发展现代农业才会有新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才会有新思路。只有破除城乡之间的藩篱，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把城、乡放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统筹谋划，做到城乡联动、城乡互动，破解“三农”才能有新突破，“三农”发展才会有新建树。

五、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正是因为“三农”问题而引发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而改革也推动了“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及“三农”问题的解决。进入新世纪，面对“三农”工作中出现的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办法去破解“三农”问题成为一种共识，也是新世纪有关“三农”7个一号文件贯穿始终的一个主旨。新世纪有关“三农”的7个一号文件既有对以前农村改革成果的肯定、坚持和深化、完善，又根据“三农”的现实和形势发展的要求，对亟待改革的领域和方面进行了新的部署：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形成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逐步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继续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民自治机制。

三农问题论文篇（11）

论文摘要：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农村出现了相对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较为“发达”，而相对与城镇有较为“落后”的尴尬状况。这一新现状使得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以及不少学者提出的取消户籍制度等措施对该地区的“三农”问题作用甚微。因此本文作者对东部沿海地区农业、农村、农民的具体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和思考。 论文关键词：东部沿海地区 “三农”问题 新现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步伐加快，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术界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发表了大量的看法和建议，但绝大多数的建议都是针对当前全国的总体情况提出的，这些建议和方案对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相对中西部较为“发达”而相对城镇又还很“落后”的特殊现状并不是十分适用。因此本文作者针对东部沿海地区“三农”的具体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和思考。 一. 东部沿海地区“三农”新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GDP、恩格尔系数等各项指标都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总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深刻的改变着广大乡村地区，使得东部地区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出现了相对中西部较为“发达”而相对城镇又还很“落后”的特殊现状。 1. 沿海地区农村相对中西部地区的新现状 改革开放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深刻的改变着该地区的广大农村，沿海地区农民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生活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对中西部而言，沿海地区的农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小康。无论从人均住宅面积、恩格尔系数还是从家庭电话或是其他家用电器的拥有率都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沿海地区的农村也出现了相对于中西部的新现象： （1）.沿海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出现新局面 大量土地被征用为建筑或是工业用地，甚至还有很多农田荒废，土地已经不再是沿海地区农民的“衣食父母”“生存之本”了。种植的也不再是单一的粮食作物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园艺等经济作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绝大部分农村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乡镇企业、个体私营、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民早已不愿再被束缚在农田里了，以浙江为例，浙江的广大农村出现了一半农民离开土地，一半土地离开粮食生产的新局面。除了一些种粮大户，一般的家庭将原本可以两年五熟的耕种只一年种一季的水稻，保证自家自给自足就不愿再种了，收入高的家庭甚至连一季都不种了。当年分到的自留地也是大面积的杂草丛生，相对中西部农村而言，大部分沿海地区农民早晨提着菜篮子出门不是到地里摘菜而是转向农贸市场了。至于家庭饲养家禽、家畜的也已十分罕见。 （2）.沿海地区农民的就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大大增加 东部沿海地区坚定而持续的实行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个体、民营经济的政策深刻的改变着该地区农民的就业结构。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一半的浙江农民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农民外出打工的相对较少。目前东部各大城市涌入的大量打工农民，绝大部分来自中西部，本地农民少之又少。一方面由于当地农村存在的一定的就业机会，对当地农民来说外出打工的“成本”大于“收益”；另一方面，沿海地区绝大部分农民的基本生活早已不成问题了，农民不愿承受外出打工的艰辛。从这点出发，当前很多学者提出的取消户籍制度的措施对增加沿海地区农民的收入来说作用不是很明显。 （3）.沿海地区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很大 以浙江农民为例，按2000年的数据，浙江农民人均收入4254元，20%最低收入农户的人均纯收入仅为2336.39元；20%最高收入农户的人均纯收入为10749.82元。浙江农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收入层次：第一层次是温饱不足型即处于当地最低生活线以下的人口，年均纯收入不足500元，但这部分总人数不到1%；第二层次是温饱—丰衣足食型，年人均纯收入约为500—5000元之间，有余钱剩米，约占总人数的70%；第三层次是小康—富裕型，这类家庭的基本生活设施都已完成，年人均纯收入超过5000元，约占总人数的25%；超富裕阶层约占总人口的4%，这部分农民大多办有企业或在企业中入股。从以上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沿海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现象已经十分严重，这对进一步发展经济，社会稳定 等十分不利。 （4）.沿海地区农民的观念、生活方式有大幅度改变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必然影响着人的观念、思维方式。沿海地区农民亲眼目睹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深刻变化，充分认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深刻的理解知识就是生产力的内涵，因此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近年来，该地区农民教育经费支出不断上升，即使收入属于最低层次的农民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也不敢懈怠。在生活方式方面，沿海地区决大部分农村早已结束“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砍柴做饭”的日子也已不复存在，大部分家庭用上了液化器、电饭煲。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农民开始追求精神享受，对娱乐、餐饮等等服务性行业有了一定的要求。 2. 沿海地区城乡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别，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沿海地区在农民生活水平取得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沿海地区同样存在着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的问题，具体数据见表1。 表1.沿海四省城乡收入差距（单位：元） 城市收入 北京 上海 江苏 浙江 城市居民 13251.84 14395.80 8738.52 12682.44 农村居民 5398.48 6223.55 3979.79 4940.36 收入比 2.45：1 2.31：1 2.20：1 2.57：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沿海四省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严重，差距最小的江苏省也达2.20：1，远远超过一般发达国家1.70：1的水平。 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居民，知识结构单一，综合素质低，缺乏应对市场竞争的信心和能力，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沿海四省城乡受教育差距见表2 表2.沿海四省城乡受教育状况（单位：人） 城市学生数 北京 上海 江苏 浙江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在校小学生 269456 137042 354721 32655 906824 4527629 809258 367898 普通中学 118244 25289 160283 5871 285056 992495 283102 55396 升学率 0.438825 0.184535 0.451857 0.179789 0.314345 0.219209 0.349829 0.15057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表2的结果显示，沿海四省农村学生升学率大大低于城市学生，从而导致农村居民综合素质普遍低于城市居民，职业选择空间十分狭小。 （2）.沿海地区农村仍然存在大量的闲置劳动力 虽然沿海地区已有想当一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在这些剩余劳动力中女性占了绝大部分。一方面，在中国农村，包括较为开放的东部地区，由于受到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在家“相夫教子”的观念没有彻底打破；另一方面，社会本身没有给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即使有，工资也只有男性劳动力的一半左右，而在城镇女性劳动力大多享受与男性同等的待遇，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城乡的收入差距。另外，在这些闲职劳动力中还有相当大部分是待业青年。虽然沿海地区农民已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但由于农村本身师资力量短缺，教育质量不高等问题使得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大大低于城镇。在如今高校毕业生都面临就业问题的现实下，这部分相对素质较低的劳动力面临的就业空间更加狭小。而在农村，他们有吃不消负荷沉重的体力劳动，因而只能失业。 二.针对东部沿海地区“三农”特殊现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以及不少学者提出的取消户籍制度等措 施对沿海地区广大农村的“一半农民离开土地，一半土地离开粮食生产”以及农民不愿外出打工等的具体现状来说几乎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因此作者针对沿海地区的“三农”现状提出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1.改革原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经作为一向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给中国农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善。但是针对沿海地区大部分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放弃了粮食生产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造成了大量农田废弃或被用作工业或是建筑用地从而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作者认为当前的税费改革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农民返回农田，因此要彻底打破这种局面，应当从改革该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着手。具体操作可以考虑从以下两方面着手：1）进一步放宽土地承包经营转让权，允许农户自由将自家承包的农田转包给其他农户进行耕种；2）政府采取适当措施收回原本承包给各家各户的农田，免去原有各种农业赋税外，按一定的标准每年给予适当的补贴，以避免农民拥有的要素进一步下降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剧。收回的农田政府可以按照一定的优惠政策承包给专业户或是集体，当然有意愿继续种植的农户也可以向政府申请承包一定数量的农田。个人或集体承包的土地可以根据收益自由地种植粮食或是经济作物，但不能作为建筑或其他工业用地。通过以上的系列改革既可以保证农民一定的收入又可避免大面积的资源浪费同时可以缓解当前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 2.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加速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尽管沿海地区农村已有大量的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但农民失业问题仍然很严重。农村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的大力发展，加入WTO后，政府不再能够给予某一产业直接的补贴，非农产业的大力发展必须是这些产业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这就要求这些产业符合我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优势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现阶段最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特别是建立在农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国家更应该采取适当的融资优惠政策以鼓励其发展。 目前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工业增加值的49%和农民收入的34%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仍然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渠道。乡镇企业近年来主要经济增长指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乡镇企业和城市工业在产业结构上的雷同所造成的。因此乡镇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工业，从而有力的促进农业的产业化生产，而且能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3. 鼓励沿海地区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减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 前文已经提到过，随着沿海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精神享受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因此，餐饮、娱乐以及其他服务性第三产业在该地区农村有了一定的潜在市场。针对该地区存在大量女性劳动力的现状，若政府能给予引导并采取一定的鼓励优惠措施，尤其是引导低收入层次的女性劳动力解放思想，从事服务性行业，则既可以增加其收入，缩小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由可以增加农村就业，使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同时还能满足农民精神文明的需要。与此同时，对于高收入层次的个体经营、私营农户也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鼓励其先富带动后富，以避免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造成社会的不安。 4. 加大力度进一步解决当前沿海地区农村能源短缺问题 近两年，尤其是从2003年暑期开始，东部沿海各省纷纷面临供电不足、能源短缺问题。由于考虑到社会治安、政治文化需要等问题，大城市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拉闸限电，只能在农村展开。以浙江为例，全省各地农村自去年6月份至今除逢年过节，几乎每周只能“停三开四”（每周七天有三天停电）。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活，还给农村中小企业以沉重打击，导致其产量下降，收入受挫，直接影响到农村整体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因此，解决沿海地区广大农村的能源短缺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5. 加大财政指出，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是农民教育负担沉重的同时，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师资力量短缺，教师整体素质不高，教育质量低的问题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农村仍然很严重。沿海地区农民深受改革开放的影响，充分认识到知识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因此 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但是一方面由于城乡教育收费不公，农民教育负担过重影响到低收入层次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师资力量短缺，教师素质不高，教育质量低下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沿海地区广大农村的中小学里同样存在着大量的代课老师，或是因为师资短缺使体育老师教外语，音乐老师较语文、数学的也普遍存在。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当地青少年的智力开发、正常升学。因此要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还是应从抓教育着手，加大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降低收费标准，给予到农村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一定的优惠政策等等，对于广大农民来说都是非常切实有效的。 另外，在大城镇纷纷推行的下岗再就业培训措施对于沿海地区的农民来说同样适用。在沿海地区很多农村家用电话已经普及，甚至接入了宽带网络，对他们来说同样需要现代化的就业培训。这些地区的农民已经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开始寻求需要一定技能的劳动甚至脑力劳动。因此，在这些地区开展职业培训，传授专业技能，从而能促使他们更好的迎接入世带来的下一波的挑战似乎已经十分必要。 New Observation to the Rural、Agriculture and Peasants` Problems in Littoral Area in East of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littoral area in east of China，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is area turn up a special phenomenon that more developed than the middle or west rural area while fall behind the big cities. This makes the tax reform and the abrogation of limiting farmers go into cities that many scholars suggest. Thus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base of analysis of the special phenomenon in littoral area in east of China. Key words: Littoral area in east of China Rural、Agriculture and Peasants` problems New phenomenon 参考文献 .陈惠雄 市场经济与浙江的和谐乡村社会模式 农业经济问题 2003.3 .林毅夫 “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 农业经济问题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