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书论文大全11篇

法律文书论文篇（1）

一、法律论证的一般原理

法律论证是指的通过一定的理由来为某种法律主张、陈述和判断的正确性与正当性进行辩护。在审判活动中,我们需要对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同时进行论证,但是由于法律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具有规范性,法律事实不同于经验事实也是由于法律的规范性所致。所以,在法律论证过程中,最根本的就是要论证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是否具有正当性。

法律论证具有一下两个最为显着的特征:

第一,法律论证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似真论证。传统观点认为,法律论证一般分为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两种。但是,随着案件情况的多元化,非形式逻辑学派否定上述划分,而是将法律论证在前者的划分基础上再加上一种,即溯因论证,也称回溯论证。这种划分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认为在这三种论证类型中,根据严格程度的不同,依次从高到低的将演绎论证、归纳论证、溯因论证进行排列,并且它们的基本思想也从前提与结论的严格关系逐渐到松散关系,也就是前提真而结论绝对真前提真结论可能真前提是似真结论也似真。从其本质上来说,法律论证既不符合演绎论证,也不符合归纳论证,它是一种似真论证。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演绎推理的有效和归纳推理的强度在法律论证中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法律论证是一种似真论证。

第二,法律论证具有可变动性。法律论证由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两部分组成。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由于案件性质不同,在需要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也有所不同,所以法律论证的内容及关键点就存在差异性。随着证据采信数量与事实认定的变动,论证的结论可能会发生变动。有时即便事实已经很清楚,但在适用法条时仍会无法得出论证结论的情况。

当今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任何专制行为都是为人们所反对的,我们只能在理性中说服并征服别人。因此,只有对法律论证加以重视,对裁判的论证方式加以熟练掌握,才能更好的增强判决公信力,使法律的权威能够真正得以树立,使法律得到更为普遍的遵守。

二、判决文书中运用法律论证的必要性

法院的判决书是对案件审判的详细记录与判断的逻辑说理,是公平与正义的载体,它保证了审判过程及其结果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

(一)运用法律论证可以保证判决书的正当性

“判决的意义既然在于对特定冲突做法律上的解决从而相应地对公共利益加以保障,那么,为了使判决真正地解决冲突,就必须要求判决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判决书是否能让当事人信服,就在于它是否具有正当性。所谓的正当性即是法律的解释和裁判的依据是否合理,这就必须通过论证,证明判决书中的裁判依据是合法合理的,使当人事自愿接受裁判文书,并自觉地履行相关义务,同时也能让社会大众普遍接受。

(二)运用法律论证是树立法律权威,彰显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

法律生命就在于法律权威。法律权威的树立,不仅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还需要公众的自愿接受,也就是司法裁判的公平与正义,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判决书的信服。法官之所以对司法裁判进行法律论证,其目的就在于把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进行展示,它为当事人了解司法活动提供了一个窗口。只有通过对裁判事实进行法律论证说理,才能更好地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和司法裁判的公平与正义。如果法官没有对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说明,那么当事人又如何能对判决书信服,又如何能彰显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当裁法律脱离了靠说理这条路来要求人们服从时,法律就沦为了专制工具,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将无安身之地,人们心中法律信仰也将难以形成。

(三)运用法律论证是对公众司法知情权的保障

在法治社会里,公民对司法知情权的行使不仅要使判决书向社会公开,更为重要的是要知悉法院判决书的裁判理由,也就是要使判决理由和论证过程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当事人向人民法院就在于要获得一个公正的判决结果。而结果是否公正就在于判决理由是否公正,即就是意味着要判决理由是否正当,这样才能使当事人有充分的理由信服,使判决结果得到很好的遵循。放眼当今各国,法律论证已是裁判中不可缺少的过程,是法官的义务,也是当事人的权利。

(四)运用法律论证是法律适用内在要求,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司法裁判的任务有时就可能特别要求那些宪法性秩序所固有的,但尚未在成文法律文本上得到表达或只有不完整表述的价值立场,应当通过某种评价行为加以澄清,并在实际的判决中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法官必须防止恣意专断;其判决必须以理性论证为依据。”若果没有法律论证,仅凭法律条文判案,普通公民是看不出案件事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联系的,是不能让当事人信服的。此外,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就意味着法官存在裁判的自由裁量权。法律论证的存在,就要求法官把自己裁量的过程与理由展现给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说明其裁判是是合法且正当的,从而就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三、我国裁判文书中法律论证的现状及其完善建议

(一)我国判决书中运用法律论证时存在的问题

第一,说理不充分。就我国目前的判决书来说,基本上没有说理或者说理不充分。对于案件事实的确认,只用格式化的语言带过,即用“上述事实,有证据在案”或者“上述事实,证据确凿”等话语。对证据的采信与否,法官也没有给出过多的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对证据的认定过程不予展示,只用修辞性的语言带过。对于法律的适用也是直接引用法律条文,不给出理由。这种模糊的判决方式给司法效果带来弊处,会为枉法裁判提供保护,有蒙蔽当事人的嫌疑。

第二,说理不具体。所谓的说理不具体,其就是指的说理没有针对性,而说理的针对性就是指的在以事实为根据的条件下,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和相关诉讼请求,以及法院对此的相关看法进行说了明论证的一种观点或看法。但在法院的实践当中,判决书的实际说理操作存在很多问题,如对不需要说理的地方侃侃而谈,对需要说理的却是简明扼要、一笔带过。对于一些当人事比较在意部分,没有说清楚相关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

第三,说理不周延。所谓说理不周延就是说理没有逻辑性。论证过程就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即不得违反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同一律要求法官的分析与判断要前后一致,不能随便转移话题,也不能把相关的法律关系和证据的认定程序相混淆,要使实际论证的内容与需要论证的内容同一

。此外,矛盾律要求法官在论证时不能前后矛盾,即对于案件事实、法律适用、证据认定不能同时判断为真。排中律也要求法官判决观点要明确,不能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第四,说理不完善。说理不完善是指的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没有对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或程序权利的措施和裁判给予充分说明的诉讼活动。只有对完整的诉讼过程进行真是的描述和详细的说理,才能证明法官对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的合理正当性,才会使当事人在司法权威和法律信仰下信服判决书,实现当事人对法律适用、证据认定、判决结果的司法知情权。

(二)判决书中完善法律论证的建议

判决书不仅是公民司法知情权的体现,也代表着法律权威。它是判决公正的载体,裁判说理的公正性就在于法律论证。

1.论证要以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为基点

司法裁判过程是法官进行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一个说理过程。判决结果表明了事实认定过程与法律适用过程是合乎逻辑的,是裁判公正的体现。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为核心进行审判,判决书自然要以这两点为基点展开论证说理。事实的认定包括:首先,对证据的采信论证说理。事实认定要以证据为基础,证据的采信与否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的结果。其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论证说理。在案件审理时,需要由法官通过举证责任及其分配规范来确定由谁承担败诉的风险。

2.论证务必做到逻辑性与针对性相统一

判决理由的阐述是审严格缜密的法律与事实推理过程。证据认定、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三者之间是相互统一,前后一致的。强化说理的逻辑性包括:第一,说理论证时要遵从三段论的基本范式,不得违反基本的逻辑规律,即遵循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使法官的分析与判断前后一致,实际论证的内容与需要论证的内容完全同一且前后一致。第二,法官论证的核心应该放在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焦点上,也就是双方之间相互对立的主张与陈述。它既是诉讼中需要当事人证明的对象,又是法官论证说理的核心和关键。此外,对于不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非案件审理重点的部分可以简单说理,或是一笔带过。

3.判决书的论证说理不仅要依法说理,更要注重其合理性

法律文书论文篇（2）

一、据以讨论的案例与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 原告甲公司与被告乙公司通过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公司购买乙公司的某房产，甲公司支付房款后该房产即归甲公司所有。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如约向乙公司支付了房屋价款，乙公司也依约将房屋交付给甲公司。因房屋未过户到甲公司名下，甲公司提讼，请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对于该案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已经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是物权变动的依据之一，从充分保护买受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于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房屋，法院可以做出确权判决。”[1]另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第28 条中的法律文书仅指形成性法律文书，而非确认性或给付性法律文书。本案应属于履行合同的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此类案件，应遵循物权变动原则，告知当事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协助办理过户登记，并据此进行裁判。（该案例来源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2011) 济民一初字第 12 号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案例二: 甲、乙夫妻共有房屋四间，登记在甲名下。2008 年 1 月，甲、乙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第 2 项载明: 登记在甲名下的夫妻共有房屋自愿赠与婚生子丙所有。离婚后，甲、乙分别居住两间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2008 年 5 月，甲以原有的四间房屋抵押，骗取丁 18 万元并挥霍一空。2008 年 8 月，甲被司法机关以诈骗罪科以刑罚。后丁另案甲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判决甲赔偿丁 18 万元。判决生效后，丁申请执行，法院裁定查封了甲名下的房屋。丙依据上述调解书提出执行异议，执行裁决认为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定争议房屋归丙所有，异议成立，解除查封。现丁，要求确认争议房屋归甲、乙共有。对于本案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生效的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依据《物权法》第28 条之规定，物权已发生变动，房屋归丙所有，应驳回丁的诉讼请求。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机械理解《物权法》第 28 条，只有形成判决才可以引起物权变动，就物权变动事项所作调解书，尚无与形成判决同一形成力，故应判决争议房屋归甲、乙共有。[2]

我国《物权法》自2007 年10 月1 日实施以来遇到了许多具体问题，其中关于《物权法》第 28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在实践中争议较大，上述两个案例清晰地展现了此类争议。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包括: 从法律文书的形式来看，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否包括调解书、裁定书?从法律文书的性质来看，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否仅限于形成性文书，不包括给确认性和给付性文书? 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限于形成性文书，形成性文书具体包括哪些类型? 由于这类问题的普遍性，为杜绝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物权法司法解释( 一) 征求意见稿》试图对此作出界定，但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征求意见稿》第 9 条就“发生物权效力的法律文书”列出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变更或者消灭既存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 28 条所称的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法律文书。第二种意见，导致物权变动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是指直接为当事人创设或者变动物权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第三种意见，该法律文书应当仅限于形成判决、裁决，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确认判决、裁决以及调解书均不在此限。）虽然该问题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成果还略显单薄。（现有研究没有深入分析《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的法律文书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对于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类型分析也不够全面。参见程啸: 《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法律文书的含义与类型》，载《人民法院报》2010 年 11 月 10 日第 7 版; 胡川宁: 《论因判决而生的物权变动》，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正如德国学者弗德里希·米勒所言，法定的规范必须经过澄清、精确之后才能适用。[3]14以下，笔者结合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就《物权法》第 28 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作进一步的澄清。

二、法律文书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特征

任何财产利益的转移都要有法律上的原因，这是罗马法以来的原则，[4]物权的变动也不例外。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依发生根据不同，可分为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和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虽然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最为主要，也最为典型，但是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也并不少见。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指以一方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表示或双方( 或多方) 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为基础进行的物权变动。根据我国《物权法》第 9条和第 23 条的规定，此类物权变动必须遵循物权公示原则，未经登记或交付，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非基于原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而是在无原权利人甚至法律有意识排除原权利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发生的物权变动。[5]此类物权变动不以公示为生效要件，而是因法律规定的事实条件成就而直接发生法律效力。依照《物权法》第 28 条至第 30 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继承、事实行为等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引起的物权变动，只要法定原因发生，无需经登记或交付，即可直接发生效力。

为什么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无需公示? 有学者认为，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不以公示为生效要件，并非对物权公示原则的破坏，而是对物权公示原则的有益补充。其一，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继承等引起的物权变动，或有公权力介入，或有法律依据，物权变动本身已经具有很强的公示性，从而不必进行登记或者交付而直接生效。其二，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作为公示手段，虽然具有使权利关系明晰和保护交易安全的优点，但因其要求过于严格，也给当事人带来不便，不尽符合交易便捷的要求。因此，在将登记和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同时，对本身已经符合公示要求的物权变动，例外地承认不以登记和交付作为生效要件，可以弥补公示要件主义过于严格的缺憾。[6]笔者认为，仅就因生效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而言，此类物权变动之所以无须以法定的公示方法作为要件，关键在于这类物权变动是司法裁判权、仲裁裁决权、强制执行权行使的结果，属于基于公权力行使而发生的物权变动。[7]若此类物权变动仍需公示要件，则与裁判的形成力相矛盾。判决的形成力，在我国又称判决的变更力，是指形成判决所独具的依判决的宣告而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效力。[8]判决的形成力于判决确定时发生，不需要通过强制执行。一般情况下，形成判决的形成力及于当事人和任何第三人。此外，由于我国《物权法》第 31 条规定非依法律行为取得物权后再行处分的必须进行宣示登记，否则不发生物权效力，因此，这种物权变动虽然缺少公示，但一般不会损及交易安全，另行公示已无必要。

《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的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属于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这种物权变动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从物权变动的发生原因来看，这种物权变动基于公权力行使而发生，而非基于法律行为。若仅通过判决或裁决的强制执行力实现法律行为所欲的物权变动，则这种变动仍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一方当事人因未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协助另一方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或者判决一方当事人将某动产交付于另一方当事人，这种物权变动的原因系合同，而非司法裁判。其二，从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来看，基于法律文书发生物权变动的原因在于判决的形成力，故这种物权变动不必公示，物权变动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当然发生，无须通过执行程序予以实现;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在发生诉讼的情况下则存在判决的履行问题，物权变动仍然采公示要件主义，履行行为( 交付或登记)即为公示方法。其三，从物权变动的时间来看，基于法律文书发生的物权变动于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于公示完成时发生，即动产为交付完成时，不动产为转移登记完成时。

三、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指形成性文书

《物权法》第 28 条规定: “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该条款的语言逻辑是清晰的，依其文义可得出如下结论: 即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有的能够引起物权变动，有的不能引起物权变动，对于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该条款不清晰之处在于未能明确哪些法律文书能够引起物权变动，本文前述两则案例所反映的正是此问题。由于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类型多样，包括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以及各种命令、通知等，其中判决又可分为给付判决、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而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并非都可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故需结合诉的类型探讨哪些法律文书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

通说将民事诉讼分为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三种类型，即三分说，并认为这是诉讼制度漫长发展史中的一大终点。[9]虽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诉的类型仅包括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即二分说。主要理由是: 法院在形成之诉中的主要任务是确认原告主张的形成权是否存在，至于变更法律关系则是形成权构成要件确认后当然发生的，只不过形式上是由法院判决宣告而已，形成之诉并不独立存在。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究其实质属于确认之诉，至多属于确认之诉的特殊情形。[10]笔者不赞成二分说，如同卡尔·拉伦茨所言，当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补助思考方式是“类型”，[3]337因此，较之于一般概念而言，分类的目的是具体化而非抽象化。假若按照二分说的逻辑，同样可以将给付之诉解读为特殊的确认之诉，即将给付理解为债权债务关系确认之后当然发生的，但这样理解显然不利于加深对诉的认识。二分说的理由实质上仍然属于“确认之诉原型观”的范畴。[11]笔者认为，虽然形成之诉的种类不多，但该诉仍然有其区别于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之处，为理解与实践的方便，仍有必要将其作为独立之诉。

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其与被告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在确认之诉中，当事人只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法律关系，并不要求判令对方履行某一民事义务。当事人之间没有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之争，法院的裁判不存在执行问题。[12]由于确认之诉仅就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以及事实的存在与否予以宣告，从而其根本不能导致任何权利的变动。就物权确认而言，确认之诉是对支配权的诉讼保护形式。由于物权确认是对权利支配状态的确认，而非权利存在状态的变动，而《物权法》第 28 条所指的法律文书应具备变动权利功能，因此，《物权法》第 28 条所指的法律文书不包括确认性法律文书。梁慧星教授在解读《物权法》第 28 条时曾举例: “法院审理产权争议案件，最后判决争议房屋归李四所有，自判决生效之时李四就得到了该房屋的所有权，亦即自判决生效之时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就自动移转于李四名下。”[7]笔者认为，这种解读是错误的。以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因不动产登记错误导致的确权案件为例，若甲之房屋错误登记在乙之名下，甲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法院判决确认该房屋归甲所有。此判决并没有引起物权变动，因为房屋本来就属于甲所有，并非通过法院判决将房屋所有权从乙转移至甲，乙自始至终不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法院判决后，甲可以依照《房屋登记办法》第 80条之规定，持该法律文书要求登记机构进行更正登记。就不动产登记而言，确认之诉对应的系更正登记，而非转移登记，而只有转移登记才会引起物权变动，故确认判决不能引起物权变动。

给付之诉，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民事义务的诉。原告对被告享有特定的给付请求权，是给付之诉成立的基础。被告不履行给付义务，原告就可以根据民法上的给付请求权提起给付之诉。原告胜诉的判决为给付判决，给付判决命令被告履行一定给付，从而具有执行力。[13]就给付判决与物权变动的关系而言，给付判决并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例如，基于履行合同之诉，法院判决甲在规定期限内将汽车交付给乙，该判决不能直接导致汽车所有权的变动。只有甲完成交付行为后，汽车的所有权才发生变动。再如，开发商甲未将房屋过户到买受人乙名下，法院作出甲履行办理转移登记义务的给付判决后，无论甲自愿履行还是法院强制执行，房屋的所有权均自转移登记完成时发生变动，而非自给付判决生效时乙当然取得房屋所有权。上述情形中，引起物权变动的系给付行为( 自动履行或强制执行) ，而非给付判决。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这种物权变动的基础仍然是当事人的意思，而非国家司法权的行使。简单的说，上述与给付之诉相关的物权变动，仍然属于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只不过在变动过程中通过判决对给付行为赋予了国家强制力而已，这与《物权法》第 28条直接以法律文书实现物权变动明显不同，所以，《物权法》第 28 条中的法律文书不包括给付性法律文书。

形成之诉，也称为变更之诉，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改变或消灭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现存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原告提起形成之诉的目的，是利用法院判决将现在的法律关系变更为另一新的法律关系，所以又称为创设之诉。原告胜诉的形成判决，在确定之时，无须强制执行就自动发生法律关系变动的效果。[13]因形成之诉作出的判决是形成判决，通说认为，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限于形成判决。[14]这是由形成判决的性质决定的，若作出形成判决后仍需其他公示方法，则与此类文书的形成力相佐。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台湾“民法典”第 759 条规定: “因继承、强制执行、公用征收或法院之判决，于登记前已取得不动产物权者，非经登记，不得处分其物权。”该规定与《物权法》第 28 条相似，即因法院判决可以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但不登记不能处分其物权。对于该条款中“判决”的含义，史尚宽先生认为: “此判决，须为直接判与原告以所有权之判决，其仅确定被告人有转移所有权之义务者，不在其内。”[15]谢在全先生认为，此所谓法院之判决，系指依其宣告足生物权法上取得不动产物权效果之力，恒有拘束第三人之必要，而对于当事人以外之一切第三人亦有效力者而言，惟形成判决始足当之，不包括其他判决在内。命被告履行不动产物权登记之判决、因确定界线或设置界标所作不动产经界诉讼之判决、因不动产所有权确认所作之判决，均非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759 条所指之判决。[16]94 －95王泽鉴先生指出: “足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形成判决，除分割共有物的判决外，尚有依( 台湾地区“民法典”) 第 74 条因暴力行为对不动产物权行为撤销，依第 244 条因诈害债权对不动产物权行为撤销的判决。”[17]从比较法上来看，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仅限于形成性法律文书。

结合上述分析来看案例一，其本质上应系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由于当事人按确认之诉提讼，此时应遵循诉讼经济原则，通过释明告知甲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并判决乙公司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法院作出乙公司协助办理过户登记的判决后，若乙公司拒绝履行，由于该判决属于给付判决，甲公司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对此类判决的执行属于意思表示请求权之执行，可以直接以法律拟制之方法予以实现，（我国台湾学者杨与龄先生认为，所谓意思表示请求权之执行，指执行依据所载债权人之请求权，以债务人为一定意思表示为标的，而使其实现之执行。债务人为意思表示之义务，以发生一定之法律效果为目的，无须债务人为具体行为，宜采直接以法律拟制之方法，实现债权人之权利。参见杨与龄: 《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91 页。）即法院向不动产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动产登记机关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直接办理转移登记。转移登记办理完毕，甲公司方取得该房屋所有权。本案不能直接确认该房屋归甲公司所有，从诉讼经济的角度也不宜直接驳回甲公司的诉讼请求，因为若直接确认该房屋为甲公司所有，则使确认判决也具有了形成力，通过确认判决实现了物权变动。此种作法不仅与确认判决性质相悖，也混淆了物权变动与物权确认的关系，产生如下危害: 一是，使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变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虚化，造成大量的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的物权人与实际物权人不一致的情形，因为转移登记被此类“确权判决”掩盖了，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 二是，造成了债权与物权的混淆，将债权通过法院判决物权化，破坏了债权平等主义，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三是，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当事人会利用法院的“物权确认”实现损害第三人债权的目的，或借此掩盖真实的交易活动实现避税目的。

四、形成性法律文书主要包括形成判决、拍卖成交确认裁定和抵债裁定

( 一) 形成性法律文书主要是指形成判决

根据形成权的行使方式不同，形成权可以分为单纯形成权、形成诉权与形成反对权。（单纯形成权是指形成权人单方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即生效的形成权; 形成诉权则是指必须通过诉讼方式方能发生效力的形成权; 形成反对权则是指在有些情况下，法律赋予形成权相对人可以对形成权人行使反对权，以使其形成权的效力一定程度上不起作用。参见申卫星: 《形成权基本理论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 30 卷，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 页。）现代民法所规范的形成权，通常是由形成权人以单方意思表示进行，当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发生效力。此类形成权无须强制执行，也无须求助于法院，一旦形成权人依法正确实施即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这种常见的普通形成权在德国法学界被称 之 为 单 纯 形 成 权 ( einfaches gestaltungsrecht) 。[18]981因单纯形成权的行使引发的诉讼，不属于形成之诉，作出的判决不是形成判决，不能引起物权变动。以合同单方解除权的行使为例，在一方当事人提前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依据我国《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之规定，自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可见，由此引发的诉讼属于确认之诉，据此作出的判决无形成力。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解除权人通过诉讼或仲裁请求解除合同场合，载有解除请求的书或仲裁申请书送达被告( 被申请人) 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19]这种情况下，该诉仍属于确认之诉，此类判决亦非形成判决。由于法院确认合同解除效力的判决并非形成判决，因此，合同解除时，若买卖合同标的物已交付给买受人或已过户登记到买受人名下，只有当动产返还给出卖人或不动产回复登记到出卖人名下后，出卖人才重新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非法院确认合同解除后当然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

形成诉权是指权利人必须以向法院提讼的方式来行使，并通过法院的判决来确定其效力的形成权，如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的变更权和撤销权( 《民法通则》第 59 条、《合同法》第 54 条第 1 款) 、债权人撤销权( 《合同法》第 74条) 、违约金数额增减请求权( 《合同法》第 114 条第 2 款) 、婚姻撤销权( 《婚姻法》第 11 条) 。这类形 成 权 被 称 之 为 形 成 诉 权 ( gestaltungsklagerecht) ，相应地，行使这类形成权的诉讼被称为形成之诉( gestaltungsklage) ，使这类形成权实现 的 判 决 则 被 称 为 形 成 判 决 ( gestaltungsurteil) 。[20]一般意义上形成权的行使通常无须借助于法院，法律之所以规定此类形成权的行使必须采用诉讼的方式，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形成权的行使对相对人的利益影响巨大，须由法院居中裁决，方能保证其结果的公平;[18]98另一方面是为了使这类形成权的行使得到控制，避免在形成权行使是否有效问题上出现不确定性。由于形成判决是通过裁判权直接对法律关系进行变更，而非仅依当事人单方意思表示使法律关系变更，故当涉及物权法律关系时，形成判决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

程啸副教授在《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一文中认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主要包括: ( 1) 确认物权变动合同无效或撤销该合同的法律文书; ( 2) 允许债权人撤销债务人与他人之间的物权变动合同的法律文书; ( 3) 共有动产或不动产的裁判分割文书。[21]笔者认为，上述文书中，确认物权变动合同无效的判决不属于形成判决。理由是: ( 1) 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虽然必须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提起，但本身并不属于形成权的范畴，此类判决不属于形成判决。因为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时，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可以提起合同无效之诉，而形成权不可能双方同时享有。( 2) 形成诉权的行使以一方当事人主张为前提，若当事人不主张，法院不能进行审查，但是对于合同效力法院可依职权进行审查。( 3) 形成判决是法院对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作出变更的判决。由于我国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变动模式原则上采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不采无因性，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物权自始未变动，故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并非消灭或变更现有的法律关系。例如，房屋已经过户到买受人名下，此后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此时物权应视为自始未变动，即买受人从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而非自确认无效后房屋所有权自买受人重新转移到出卖人，可见确认物权变动合同无效之诉与撤销该合同之诉性质不同。当然，由于我国物权法不采物权变动无因性，无论合同被确认无效还是被撤销后，出卖人均可依物上请求权请求返还原物或进行更正登记，但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之前，若买受人将标的物再行处分，在是否构成无权处分上不同，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前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而合同被撤销之前的处分则是有权处分。

( 二) 强制执行程序中拍卖成交确认裁定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40 条之规定，裁定主要适用于程序性事项，而物权变动涉及实体权利，故裁定原则上没有形成力，不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的范畴。但是，依现行法的规定，强制执行程序中拍卖成交确认裁定与强制抵债裁定，能够引起物权变动，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范畴。

强制拍卖是强制执行的一项具体措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以下简称《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第 23 条，以及《执行文书样式( 试行) 》第 69 项的规定，强制拍卖成交以后要制作拍卖成交确认裁定书。《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29 条规定: “动产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其所有权自该动产交付时起转移给买受人或者承受人。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该条款区分普通动产与不动产、特定动产就所有权的移转规定了不同时间点。或者说，按照该规定，普通动产的拍卖成交确认裁定无形成力，仍以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不动产所有权、特定动产所有权、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确认裁定具有形成力，自裁定生效时物权即发生变动。上述规定是否妥当，值得探讨。

强制拍卖的性质有私法说、公法说、折衷说三种。[22]笔者赞成公法说，因为法院拍卖乃法院强制执行机构，本于公权力，依强制执行程序就债务人之财产所为之拍卖。法院拍卖属于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执行行为，其与私人拍卖最大差异为，法院强制拍卖凭债权人之执行名义依法开始强制执行程序为前提，并将债务人之财产依法查封，取得独立变价权之后，始能为拍卖。[23]司法实践也采公法说，2003 年 8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第三人通过法院变卖程序取得的财产能否执行回转及相关法律问题的请示》复函( [2001]执他字第 22 号) 中指出: “人民法院在执行中依法采取拍卖、变卖措施，是基于国家公权力的行为，具有公信力，买受人通过法院的拍卖、变卖程序取得财产的行为，不同于一般的民间交易行为，对其受让所得的权益应当予以保护。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买受人已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宜再执行回转。”因强制拍卖所发生的物权变动是基于公权力，而非基于法律行为，故拍卖成交确认裁定均应具有形成力，《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29 条第 1 款对于动产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的物权变动另眼看待不妥，其物权变动亦应自裁定生效时发生。因为，无论动产还是不动产，强制拍卖均以查封为前提，故以拍卖成交确认裁定的生效时间作为物权变动时间不影响交易安全。此外，按照《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23 条的规定，送达拍卖成交确认裁定须以买受人已经交纳价款为前提，若以动产交付时间作为物权变动时间，买受人须承受裁定送达至动产交付期间的风险，因为在此期间其无法获得物权保护，对买受人保护不利。最高人民法院显然也注意到了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于 2011 年 3 月公布的《强制执行法草案( 第六稿) 》改变了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该草案第166 条规定: “拍卖动产的所有权自拍卖裁定送达买受人时移转。”

( 三) 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以物抵债裁定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

以物抵债是实践中经常采用的执行方法，是指在执行过程中以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折价交给申请执行人抵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民诉法适用意见》) 的有关规定和执行实践来看，以物抵债分为两类，强制抵债和自愿抵债。强制抵债，不管被执行人是否同意，只要同时符合其他强制执行条件，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强制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抵债。强制抵债的条件具体包括: 第一，被执行人无支付金钱能力; 第二，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 第三，申请执行人同意; 第四，抵债物价值已经有关部门评估。《民诉法适用意见》第 302 条规定: “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 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可见，强制抵债裁定并非基于当事人的意思，故此类裁定具有形成力，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自愿以物抵债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被执行人交付财产抵偿债务，申请执行人接受财产清偿债权，它是一种自行和解的方式。《民诉法适用意见》第 301条规定: “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司法实践中，对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以物抵债并要求法院出具以物抵债裁定的，不少法院也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出具以物抵债裁定。笔者认为，当事人自愿以物抵债的，法院不宜再作出以物抵债裁定。首先，自愿抵债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属于当事人执行和解，不属于法院裁定范畴。其次，在自愿以物抵债情况下，若法院又作出以物抵债裁定，则使当事人的合意行为变为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当抵债财产作价过低损害被执行人其他债权人利益时，其他债权人不能依我国《合同法》第 74 条之规定行使撤销权，此时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 四) 民事调解书不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

比较法上，不少国家和地区民法典规定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仅限于判决书，不包括调解书，例如，瑞士《民法典》第 656 条第 2 款第( 2) 项规定: “取得人在先占、继承、征收、强制执行或法院判决等情形下，得在登记前，取得所有权。但是，非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不得处分土地。”我国台湾“民法典”第 759 条规定: “因继承、强制执行、公用征收或法院之判决，于登记前已取得不动产物权者，非经登记，不得处分该物权。”对于《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法律文书”是否包括调解书，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包括调解书。[24]但依我国台湾学者谢在全之观点，调解书不具有形成力。谢在全认为，依法所作和解或调解虽然与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但就不动产物权变动事项所为和解或调解，尚无与形成判决同一之形成力，仍须当事人持和解或调解笔录办理登记后，始生物权变动之效力。[16]95笔者认为调解书无形成力，因为诉讼调解具有当事人处分行为的私法性和法院审判行为的公法性这两重属性。其中，私法性应居于主导地位。[25]这就决定了调解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通过调解书实现物权变动更类似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从这一意义上讲，调解书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若调解书中涉及物权变动，这种物权变动仍需遵循法定的公示要件。如前文案例二所示，调解书实为对当事人调解协议的确认，在性质上属于确认性法律文书，不具有物权变动的形成力。

注释:

[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2009 年度广东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若干具体问题分析的报告[c]/ /． 奚晓明．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 第 41 集)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0:45．

[2]郭海泓． 法院以调解书形式确认的物权能否引起物权变动[eb/ol]． 中国法院网，http: / /www． chinacourt． org / article / detail /2009 /01 /id /342165． shtml，2012 － 04 － 12．

[3][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4]苏永钦．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c]/ /． 固有法制与当代民事法学——戴东雄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 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7:307．

[5]孙宪忠． 不动产物权取得研究[c]/ /． 民商法论丛( 第 3 卷) ．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5:62．

[6]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124．

[7]梁慧星． 物权法草案( 第二次审议稿) 若干条文的解释与批判[j]． 时代法学，2005( 2) ．

[8]江伟，肖建国． 论判决的效力[j]． 政法论坛，1996，( 5) ．

[9][日]三月章． 日本民事诉讼法[m]． 汪一凡，译．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45．

[10]陈 桂 明，李 仕 春． 形 成 之 诉 独 立 存 在吗? ——对诉讼类型传统理论的质疑[j]． 法学家，2007，( 4) ．

[11][日]兼子一，竹下守夫． 民事诉讼法[m]． 白绿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5:47．

[12]常怡． 民事诉讼法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37．

[13]邵明． 论民事之诉[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3，( 6) ．

[14]胡川宁． 论因判决而生的物权变动[j]．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 3) ．

[15]史尚宽． 物权法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5．

[16]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 上)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7]王泽鉴． 民法物权( 1)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13．

[18]王泽鉴． 民法总则[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9]崔建远． 合同解除权探微[j]． 江淮论坛，2011，( 6) ．

[20]申卫星． 形成权基本理论研究[c]/ /． 民商法论丛( 第30 卷)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7．

[21]程啸． 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法律文书的含义与类型[n]． 人民法院报，2010 －11 －10．

[22]杨与龄． 强制执行法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45．

法律文书论文篇（3）

 

 

    一、据以讨论的案例与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 原告甲公司与被告乙公司通过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公司购买乙公司的某房产，甲公司支付房款后该房产即归甲公司所有。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如约向乙公司支付了房屋价款，乙公司也依约将房屋交付给甲公司。因房屋未过户到甲公司名下，甲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对于该案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已经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是物权变动的依据之一，从充分保护买受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于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房屋，法院可以做出确权判决。”[1]另一种观点认为，《物权法》第28 条中的法律文书仅指形成性法律文书，而非确认性或给付性法律文书。本案应属于履行合同的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此类案件，应遵循物权变动原则，告知当事人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协助办理过户登记，并据此进行裁判。（该案例来源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2011) 济民一初字第 12 号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案例二: 甲、乙夫妻共有房屋四间，登记在甲名下。2008 年 1 月，甲、乙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第 2 项载明: 登记在甲名下的夫妻共有房屋自愿赠与婚生子丙所有。离婚后，甲、乙分别居住两间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2008 年 5 月，甲以原有的四间房屋抵押，骗取丁 18 万元并挥霍一空。2008 年 8 月，甲被司法机关以诈骗罪科以刑罚。后丁另案起诉甲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判决甲赔偿丁 18 万元。判决生效后，丁申请执行，法院裁定查封了甲名下的房屋。丙依据上述调解书提出执行异议，执行裁决认为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定争议房屋归丙所有，异议成立，解除查封。现丁起诉，要求确认争议房屋归甲、乙共有。对于本案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生效的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依据《物权法》第28 条之规定，物权已发生变动，房屋归丙所有，应驳回丁的诉讼请求。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机械理解《物权法》第 28 条，只有形成判决才可以引起物权变动，就物权变动事项所作调解书，尚无与形成判决同一形成力，故应判决争议房屋归甲、乙共有。[2]

    我国《物权法》自2007 年10 月1 日实施以来遇到了许多具体问题，其中关于《物权法》第 28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在实践中争议较大，上述两个案例清晰地展现了此类争议。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包括: 从法律文书的形式来看，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否包括调解书、裁定书?从法律文书的性质来看，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否仅限于形成性文书，不包括给确认性和给付性文书? 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限于形成性文书，形成性文书具体包括哪些类型? 由于这类问题的普遍性，为杜绝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物权法司法解释( 一) 征求意见稿》试图对此作出界定，但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征求意见稿》第 9 条就“发生物权效力的法律文书”列出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变更或者消灭既存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 28 条所称的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法律文书。第二种意见，导致物权变动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是指直接为当事人创设或者变动物权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第三种意见，该法律文书应当仅限于形成判决、裁决，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确认判决、裁决以及调解书均不在此限。）虽然该问题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成果还略显单薄。（现有研究没有深入分析《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的法律文书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对于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类型分析也不够全面。参见程啸: 《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法律文书的含义与类型》，载《人民法院报》2010 年 11 月 10 日第 7 版; 胡川宁: 《论因判决而生的物权变动》，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正如德国学者弗德里希·米勒所言，法定的规范必须经过澄清、精确之后才能适用。[3]14以下，笔者结合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就《物权法》第 28 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作进一步的澄清。

    二、法律文书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特征

    任何财产利益的转移都要有法律上的原因，这是罗马法以来的原则，[4]物权的变动也不例外。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依发生根据不同，可分为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和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虽然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最为主要，也最为典型，但是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也并不少见。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指以一方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表示或双方( 或多方) 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为基础进行的物权变动。根据我国《物权法》第 9条和第 23 条的规定，此类物权变动必须遵循物权公示原则，未经登记或交付，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非基于原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而是在无原权利人甚至法律有意识排除原权利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发生的物权变动。[5]此类物权变动不以公示为生效要件，而是因法律规定的事实条件成就而直接发生法律效力。依照《物权法》第 28 条至第 30 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继承、事实行为等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引起的物权变动，只要法定原因发生，无需经登记或交付，即可直接发生效力。

    为什么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无需公示? 有学者认为，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不以公示为生效要件，并非对物权公示原则的破坏，而是对物权公示原则的有益补充。其一，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继承等引起的物权变动，或有公权力介入，或有法律依据，物权变动本身已经具有很强的公示性，从而不必进行登记或者交付而直接生效。其二，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作为公示手段，虽然具有使权利关系明晰和保护交易安全的优点，但因其要求过于严格，也给当事人带来不便，不尽符合交易便捷的要求。因此，在将登记和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同时，对本身已经符合公示要求的物权变动，例外地承认不以登记和交付作为生效要件，可以弥补公示要件主义过于严格的缺憾。[6]笔者认为，仅就因生效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而言，此类物权变动之所以无须以法定的公示方法作为要件，关键在于这类物权变动是司法裁判权、仲裁裁决权、强制执行权行使的结果，属于基于公权力行使而发生的物权变动。[7]若此类物权变动仍需公示要件，则与裁判的形成力相矛盾。判决的形成力，在我国又称判决的变更力，是指形成判决所独具的依判决的宣告而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效力。[8]判决的形成力于判决确定时发生，不需要通过强制执行。一般情况下，形成判决的形成力及于当事人和任何第三人。此外，由于我国《物权法》第 31 条规定非依法律行为取得物权后再行处分的必须进行宣示登记，否则不发生物权效力，因此，这种物权变动虽然缺少公示，但一般不会损及交易安全，另行公示已无必要。

    《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的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属于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这种物权变动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从物权变动的发生原因来看，这种物权变动基于公权力行使而发生，而非基于法律行为。若仅通过判决或裁决的强制执行力实现法律行为所欲的物权变动，则这种变动仍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一方当事人因未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协助另一方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或者判决一方当事人将某动产交付于另一方当事人，这种物权变动的原因系合同，而非司法裁判。其二，从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来看，基于法律文书发生物权变动的原因在于判决的形成力，故这种物权变动不必公示，物权变动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当然发生，无须通过执行程序予以实现;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在发生诉讼的情况下则存在判决的履行问题，物权变动仍然采公示要件主义，履行行为( 交付或登记)即为公示方法。其三，从物权变动的时间来看，基于法律文书发生的物权变动于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于公示完成时发生，即动产为交付完成时，不动产为转移登记完成时。

    三、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是指形成性文书

    《物权法》第 28 条规定: “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该条款的语言逻辑是清晰的，依其文义可得出如下结论: 即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有的能够引起物权变动，有的不能引起物权变动，对于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该条款不清晰之处在于未能明确哪些法律文书能够引起物权变动，本文前述两则案例所反映的正是此问题。由于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类型多样，包括判决、裁定、决定、调解书以及各种命令、通知等，其中判决又可分为给付判决、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而人民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并非都可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故需结合诉的类型探讨哪些法律文书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

    通说将民事诉讼分为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三种类型，即三分说，并认为这是诉讼制度漫长发展史中的一大终点。[9]虽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诉的类型仅包括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即二分说。主要理由是: 法院在形成之诉中的主要任务是确认原告主张的形成权是否存在，至于变更法律关系则是形成权构成要件确认后当然发生的，只不过形式上是由法院判决宣告而已，形成之诉并不独立存在。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究其实质属于确认之诉，至多属于确认之诉的特殊情形。[10]笔者不赞成二分说，如同卡尔·拉伦茨所言，当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补助思考方式是“类型”，[3]337因此，较之于一般概念而言，分类的目的是具体化而非抽象化。假若按照二分说的逻辑，同样可以将给付之诉解读为特殊的确认之诉，即将给付理解为债权债务关系确认之后当然发生的，但这样理解显然不利于加深对诉的认识。二分说的理由实质上仍然属于“确认之诉原型观”的范畴。[11]笔者认为，虽然形成之诉的种类不多，但该诉仍然有其区别于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之处，为理解与实践的方便，仍有必要将其作为独立之诉。

    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其与被告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在确认之诉中，当事人只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法律关系，并不要求判令对方履行某一民事义务。当事人之间没有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之争，法院的裁判不存在执行问题。[12]由于确认之诉仅就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以及事实的存在与否予以宣告，从而其根本不能导致任何权利的变动。就物权确认而言，确认之诉是对支配权的诉讼保护形式。由于物权确认是对权利支配状态的确认，而非权利存在状态的变动，而《物权法》第 28 条所指的法律文书应具备变动权利功能，因此，《物权法》第 28 条所指的法律文书不包括确认性法律文书。梁慧星教授在解读《物权法》第 28 条时曾举例: “法院审理产权争议案件，最后判决争议房屋归李四所有，自判决生效之时李四就得到了该房屋的所有权，亦即自判决生效之时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就自动移转于李四名下。”[7]笔者认为，这种解读是错误的。以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因不动产登记错误导致的确权案件为例，若甲之房屋错误登记在乙之名下，甲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法院判决确认该房屋归甲所有。此判决并没有引起物权变动，因为房屋本来就属于甲所有，并非通过法院判决将房屋所有权从乙转移至甲，乙自始至终不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法院判决后，甲可以依照《房屋登记办法》第 80条之规定，持该法律文书要求登记机构进行更正登记。就不动产登记而言，确认之诉对应的系更正登记，而非转移登记，而只有转移登记才会引起物权变动，故确认判决不能引起物权变动。

    给付之诉，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民事义务的诉。原告对被告享有特定的给付请求权，是给付之诉成立的基础。被告不履行给付义务，原告就可以根据民法上的给付请求权提起给付之诉。原告胜诉的判决为给付判决，给付判决命令被告履行一定给付，从而具有执行力。[13]就给付判决与物权变动的关系而言，给付判决并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例如，基于履行合同之诉，法院判决甲在规定期限内将汽车交付给乙，该判决不能直接导致汽车所有权的变动。只有甲完成交付行为后，汽车的所有权才发生变动。再如，开发商甲未将房屋过户到买受人乙名下，法院作出甲履行办理转移登记义务的给付判决后，无论甲自愿履行还是法院强制执行，房屋的所有权均自转移登记完成时发生变动，而非自给付判决生效时乙当然取得房屋所有权。上述情形中，引起物权变动的系给付行为( 自动履行或强制执行) ，而非给付判决。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这种物权变动的基础仍然是当事人的意思，而非国家司法权的行使。简单的说，上述与给付之诉相关的物权变动，仍然属于依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只不过在变动过程中通过判决对给付行为赋予了国家强制力而已，这与《物权法》第 28条直接以法律文书实现物权变动明显不同，所以，《物权法》第 28 条中的法律文书不包括给付性法律文书。

    形成之诉，也称为变更之诉，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改变或消灭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现存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原告提起形成之诉的目的，是利用法院判决将现在的法律关系变更为另一新的法律关系，所以又称为创设之诉。原告胜诉的形成判决，在确定之时，无须强制执行就自动发生法律关系变动的效果。[13]因形成之诉作出的判决是形成判决，通说认为，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限于形成判决。[14]这是由形成判决的性质决定的，若作出形成判决后仍需其他公示方法，则与此类文书的形成力相佐。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台湾“民法典”第 759 条规定: “因继承、强制执行、公用征收或法院之判决，于登记前已取得不动产物权者，非经登记，不得处分其物权。”该规定与《物权法》第 28 条相似，即因法院判决可以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但不登记不能处分其物权。对于该条款中“判决”的含义，史尚宽先生认为: “此判决，须为直接判与原告以所有权之判决，其仅确定被告人有转移所有权之义务者，不在其内。”[15]谢在全先生认为，此所谓法院之判决，系指依其宣告足生物权法上取得不动产物权效果之力，恒有拘束第三人之必要，而对于当事人以外之一切第三人亦有效力者而言，惟形成判决始足当之，不包括其他判决在内。命被告履行不动产物权登记之判决、因确定界线或设置界标所作不动产经界诉讼之判决、因不动产所有权确认所作之判决，均非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759 条所指之判决。[16]94 －95王泽鉴先生指出: “足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形成判决，除分割共有物的判决外，尚有依( 台湾地区“民法典”) 第 74 条因暴力行为对不动产物权行为撤销，依第 244 条因诈害债权对不动产物权行为撤销的判决。”[17]从比较法上来看，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仅限于形成性法律文书。

    结合上述分析来看案例一，其本质上应系给付之诉，而非确认之诉。由于当事人按确认之诉提起诉讼，此时应遵循诉讼经济原则，通过释明告知甲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并判决乙公司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法院作出乙公司协助办理过户登记的判决后，若乙公司拒绝履行，由于该判决属于给付判决，甲公司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对此类判决的执行属于意思表示请求权之执行，可以直接以法律拟制之方法予以实现，（我国台湾学者杨与龄先生认为，所谓意思表示请求权之执行，指执行依据所载债权人之请求权，以债务人为一定意思表示为标的，而使其实现之执行。债务人为意思表示之义务，以发生一定之法律效果为目的，无须债务人为具体行为，宜采直接以法律拟制之方法，实现债权人之权利。参见杨与龄: 《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91 页。）即法院向不动产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动产登记机关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直接办理转移登记。转移登记办理完毕，甲公司方取得该房屋所有权。本案不能直接确认该房屋归甲公司所有，从诉讼经济的角度也不宜直接驳回甲公司的诉讼请求，因为若直接确认该房屋为甲公司所有，则使确认判决也具有了形成力，通过确认判决实现了物权变动。此种作法不仅与确认判决性质相悖，也混淆了物权变动与物权确认的关系，产生如下危害: 一是，使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变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虚化，造成大量的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的物权人与实际物权人不一致的情形，因为转移登记被此类“确权判决”掩盖了，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 二是，造成了债权与物权的混淆，将债权通过法院判决物权化，破坏了债权平等主义，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三是，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当事人会利用法院的“物权确认”实现损害第三人债权的目的，或借此掩盖真实的交易活动实现避税目的。

    四、形成性法律文书主要包括形成判决、拍卖成交确认裁定和抵债裁定

    ( 一) 形成性法律文书主要是指形成判决

    根据形成权的行使方式不同，形成权可以分为单纯形成权、形成诉权与形成反对权。（单纯形成权是指形成权人单方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即生效的形成权; 形成诉权则是指必须通过诉讼方式方能发生效力的形成权; 形成反对权则是指在有些情况下，法律赋予形成权相对人可以对形成权人行使反对权，以使其形成权的效力一定程度上不起作用。参见申卫星: 《形成权基本理论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 30 卷，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 页。）现代民法所规范的形成权，通常是由形成权人以单方意思表示进行，当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发生效力。此类形成权无须强制执行，也无须求助于法院，一旦形成权人依法正确实施即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这种常见的普通形成权在德国法学界被称 之 为 单 纯 形 成 权 ( einfaches gestaltungsrecht) 。[18]981因单纯形成权的行使引发的诉讼，不属于形成之诉，作出的判决不是形成判决，不能引起物权变动。以合同单方解除权的行使为例，在一方当事人提前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依据我国《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之规定，自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可见，由此引发的诉讼属于确认之诉，据此作出的判决无形成力。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解除权人通过诉讼或仲裁请求解除合同场合，载有解除请求的起诉书或仲裁申请书送达被告( 被申请人) 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19]这种情况下，该诉仍属于确认之诉，此类判决亦非形成判决。由于法院确认合同解除效力的判决并非形成判决，因此，合同解除时，若买卖合同标的物已交付给买受人或已过户登记到买受人名下，只有当动产返还给出卖人或不动产回复登记到出卖人名下后，出卖人才重新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非法院确认合同解除后当然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

    形成诉权是指权利人必须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来行使，并通过法院的判决来确定其效力的形成权，如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的变更权和撤销权( 《民法通则》第 59 条、《合同法》第 54 条第 1 款) 、债权人撤销权( 《合同法》第 74条) 、违约金数额增减请求权( 《合同法》第 114 条第 2 款) 、婚姻撤销权( 《婚姻法》第 11 条) 。这类形 成 权 被 称 之 为 形 成 诉 权 ( gestaltungsklagerecht) ，相应地，行使这类形成权的诉讼被称为形成之诉( gestaltungsklage) ，使这类形成权实现 的 判 决 则 被 称 为 形 成 判 决 ( gestaltungsurteil) 。[20]一般意义上形成权的行使通常无须借助于法院，法律之所以规定此类形成权的行使必须采用诉讼的方式，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形成权的行使对相对人的利益影响巨大，须由法院居中裁决，方能保证其结果的公平;[18]98另一方面是为了使这类形成权的行使得到控制，避免在形成权行使是否有效问题上出现不确定性。由于形成判决是通过裁判权直接对法律关系进行变更，而非仅依当事人单方意思表示使法律关系变更，故当涉及物权法律关系时，形成判决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

    程啸副教授在《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一文中认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主要包括: ( 1) 确认物权变动合同无效或撤销该合同的法律文书; ( 2) 允许债权人撤销债务人与他人之间的物权变动合同的法律文书; ( 3) 共有动产或不动产的裁判分割文书。[21]笔者认为，上述文书中，确认物权变动合同无效的判决不属于形成判决。理由是: ( 1) 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虽然必须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提起，但本身并不属于形成权的范畴，此类判决不属于形成判决。因为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时，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可以提起合同无效之诉，而形成权不可能双方同时享有。( 2) 形成诉权的行使以一方当事人主张为前提，若当事人不主张，法院不能进行审查，但是对于合同效力法院可依职权进行审查。( 3) 形成判决是法院对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作出变更的判决。由于我国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变动模式原则上采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不采无因性，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物权自始未变动，故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并非消灭或变更现有的法律关系。例如，房屋已经过户到买受人名下，此后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此时物权应视为自始未变动，即买受人从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而非自确认无效后房屋所有权自买受人重新转移到出卖人，可见确认物权变动合同无效之诉与撤销该合同之诉性质不同。当然，由于我国物权法不采物权变动无因性，无论合同被确认无效还是被撤销后，出卖人均可依物上请求权请求返还原物或进行更正登记，但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之前，若买受人将标的物再行处分，在是否构成无权处分上不同，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前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而合同被撤销之前的处分则是有权处分。

    ( 二) 强制执行程序中拍卖成交确认裁定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40 条之规定，裁定主要适用于程序性事项，而物权变动涉及实体权利，故裁定原则上没有形成力，不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的范畴。但是，依现行法的规定，强制执行程序中拍卖成交确认裁定与强制抵债裁定，能够引起物权变动，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范畴。

    强制拍卖是强制执行的一项具体措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以下简称《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第 23 条，以及《执行文书样式( 试行) 》第 69 项的规定，强制拍卖成交以后要制作拍卖成交确认裁定书。《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29 条规定: “动产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其所有权自该动产交付时起转移给买受人或者承受人。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该条款区分普通动产与不动产、特定动产就所有权的移转规定了不同时间点。或者说，按照该规定，普通动产的拍卖成交确认裁定无形成力，仍以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不动产所有权、特定动产所有权、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确认裁定具有形成力，自裁定生效时物权即发生变动。上述规定是否妥当，值得探讨。

    强制拍卖的性质有私法说、公法说、折衷说三种。[22]笔者赞成公法说，因为法院拍卖乃法院强制执行机构，本于公权力，依强制执行程序就债务人之财产所为之拍卖。法院拍卖属于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执行行为，其与私人拍卖最大差异为，法院强制拍卖凭债权人之执行名义依法开始强制执行程序为前提，并将债务人之财产依法查封，取得独立变价权之后，始能为拍卖。[23]司法实践也采公法说，2003 年 8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第三人通过法院变卖程序取得的财产能否执行回转及相关法律问题的请示》复函( [2001]执他字第 22 号) 中指出: “人民法院在执行中依法采取拍卖、变卖措施，是基于国家公权力的行为，具有公信力，买受人通过法院的拍卖、变卖程序取得财产的行为，不同于一般的民间交易行为，对其受让所得的权益应当予以保护。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买受人已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宜再执行回转。”因强制拍卖所发生的物权变动是基于公权力，而非基于法律行为，故拍卖成交确认裁定均应具有形成力，《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29 条第 1 款对于动产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的物权变动另眼看待不妥，其物权变动亦应自裁定生效时发生。因为，无论动产还是不动产，强制拍卖均以查封为前提，故以拍卖成交确认裁定的生效时间作为物权变动时间不影响交易安全。此外，按照《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23 条的规定，送达拍卖成交确认裁定须以买受人已经交纳价款为前提，若以动产交付时间作为物权变动时间，买受人须承受裁定送达至动产交付期间的风险，因为在此期间其无法获得物权保护，对买受人保护不利。最高人民法院显然也注意到了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于 2011 年 3 月公布的《强制执行法草案( 第六稿) 》改变了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该草案第166 条规定: “拍卖动产的所有权自拍卖裁定送达买受人时移转。”

    ( 三) 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以物抵债裁定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

    以物抵债是实践中经常采用的执行方法，是指在执行过程中以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折价交给申请执行人抵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民诉法适用意见》) 的有关规定和执行实践来看，以物抵债分为两类，强制抵债和自愿抵债。强制抵债，不管被执行人是否同意，只要同时符合其他强制执行条件，人民法院就可以依职权强制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抵债。强制抵债的条件具体包括: 第一，被执行人无支付金钱能力; 第二，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 第三，申请执行人同意; 第四，抵债物价值已经有关部门评估。《民诉法适用意见》第 302 条规定: “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 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可见，强制抵债裁定并非基于当事人的意思，故此类裁定具有形成力，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自愿以物抵债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被执行人交付财产抵偿债务，申请执行人接受财产清偿债权，它是一种自行和解的方式。《民诉法适用意见》第 301条规定: “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司法实践中，对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以物抵债并要求法院出具以物抵债裁定的，不少法院也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出具以物抵债裁定。笔者认为，当事人自愿以物抵债的，法院不宜再作出以物抵债裁定。首先，自愿抵债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属于当事人执行和解，不属于法院裁定范畴。其次，在自愿以物抵债情况下，若法院又作出以物抵债裁定，则使当事人的合意行为变为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当抵债财产作价过低损害被执行人其他债权人利益时，其他债权人不能依我国《合同法》第 74 条之规定行使撤销权，此时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 四) 民事调解书不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

    比较法上，不少国家和地区民法典规定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仅限于判决书，不包括调解书，例如，瑞士《民法典》第 656 条第 2 款第( 2) 项规定: “取得人在先占、继承、征收、强制执行或法院判决等情形下，得在登记前，取得所有权。但是，非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不得处分土地。”我国台湾“民法典”第 759 条规定: “因继承、强制执行、公用征收或法院之判决，于登记前已取得不动产物权者，非经登记，不得处分该物权。”对于《物权法》第 28 条所规定“法律文书”是否包括调解书，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包括调解书。[24]但依我国台湾学者谢在全之观点，调解书不具有形成力。谢在全认为，依法所作和解或调解虽然与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但就不动产物权变动事项所为和解或调解，尚无与形成判决同一之形成力，仍须当事人持和解或调解笔录办理登记后，始生物权变动之效力。[16]95笔者认为调解书无形成力，因为诉讼调解具有当事人处分行为的私法性和法院审判行为的公法性这两重属性。其中，私法性应居于主导地位。[25]这就决定了调解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通过调解书实现物权变动更类似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从这一意义上讲，调解书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若调解书中涉及物权变动，这种物权变动仍需遵循法定的公示要件。如前文案例二所示，调解书实为对当事人调解协议的确认，在性质上属于确认性法律文书，不具有物权变动的形成力。

 

 

 

注释:

[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2009 年度广东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若干具体问题分析的报告[c]/ /． 奚晓明．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 第 41 集)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0:45．

[2]郭海泓． 法院以调解书形式确认的物权能否引起物权变动[eb/ol]． 中国法院网，http: / /www． chinacourt． org / article / detail /2009 /01 /id /342165． shtml，2012 － 04 － 12．

[3][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4]苏永钦．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c]/ /． 固有法制与当代民事法学——戴东雄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 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7:307．

[5]孙宪忠． 不动产物权取得研究[c]/ /． 民商法论丛( 第 3 卷) ．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5:62．

[6]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124．

[7]梁慧星． 物权法草案( 第二次审议稿) 若干条文的解释与批判[j]． 时代法学，2005( 2) ．

[8]江伟，肖建国． 论判决的效力[j]． 政法论坛，1996，( 5) ．

[9][日]三月章． 日本民事诉讼法[m]． 汪一凡，译．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45．

[10]陈 桂 明，李 仕 春． 形 成 之 诉 独 立 存 在吗? ——对诉讼类型传统理论的质疑[j]． 法学家，2007，( 4) ．

[11][日]兼子一，竹下守夫． 民事诉讼法[m]． 白绿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5:47．

[12]常怡． 民事诉讼法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37．

[13]邵明． 论民事之诉[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3，( 6) ．

[14]胡川宁． 论因判决而生的物权变动[j]．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 3) ．

[15]史尚宽． 物权法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5．

[16]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 上)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7]王泽鉴． 民法物权( 1)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13．

[18]王泽鉴． 民法总则[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9]崔建远． 合同解除权探微[j]． 江淮论坛，2011，( 6) ．

[20]申卫星． 形成权基本理论研究[c]/ /． 民商法论丛( 第30 卷)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7．

[21]程啸． 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法律文书的含义与类型[n]． 人民法院报，2010 －11 －10．

[22]杨与龄． 强制执行法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45．

法律文书论文篇（4）

在我国古文书学的研究中，对于文书违法处罚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而汉律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是十分零散、不成体系的，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传世资料的不足而造成的，正如孔子所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能徵之矣”。[②]但是近年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改变这一局面提供了重要的原始依据，其中《二年律令》不但对我们研究汉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文书违法的处罚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的可靠资料。本文试以《二年律令》为主体依据，集中探讨汉代对官文书违法行为的处罚，以弥补我国古文书学研究中的缺憾和不足。按照处罚轻重的标准，汉代对官文书违法行为的处罚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处予死刑

死刑是一种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法。从文书产生以来，文书的违法行为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尤其是作伪现象尤为严重，作伪之中又以伪作玺印为最大害。从简文的记载看对于此类违法行为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

1、 腰斩：

“伪写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要（腰）斩以匀（徇）。”[③]这是处腰斩的律文。刘熙《释名》：“斫头曰斩，斩腰曰腰斩”[④]清代的杜贵墀曾提到：“要斩，周礼秋官掌戮注，斩以斧钺，若今要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⑤]腰斩是死刑的一种。伪写皇帝玺印要处腰斩的死刑。在史书中也有伪作皇帝玺印的记载，《汉书·淮南王安传》载，刘安欲谋反，“令官奴入宫中，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以伪写行为作为处罚的根据，而不管以何物伪造、是否使用及其使用后是否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皇帝玺印是皇权的象征，在国家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元代的马端临就曾说过：“无玺书，则九重之号令不能达四海，无印章则司之文移不能行之属”[⑥]此类行为严重地扰乱了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同时又涉及到了皇帝的名义，带有明显的亵渎不敬的性质，因此对这类行为的处罚最重。 西汉王朝在建立之初曾对当时的各种酷刑进行了省禁。丞相萧何参考秦代的法律，“取其宜于时者，”制定了著名的《九章律》，高祖时期，曾废除“三夷之法，连坐之罪。”[⑦]从秦到汉，在刑罚的处罚上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轨迹，那就是刑罚逐渐趋于宽松。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违反国家的规定，伪造皇帝玺印也要处予死刑。这条律令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如，《唐律疏义》中“伪造御宝”条“诸伪造皇帝八宝者斩，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宝者绞，皇太子妃宝流三千里。伪造不録所用，但造即坐。”[⑧]这是唐律对汉律的直接吸收。

2、 弃市：

“伪写彻侯印，弃市；”[⑨]、“挢（矫）制，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⑩]弃市就是在闹市执行死刑。《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刘熙《释名》：“市死曰弃市。市，众所聚，言与众人共弃之也。”

“官印是权力的标志，统治者借此可以取信于人，使文书能够上行下达，所以《说文》解释印字说：‘执政者所持信也。’”[11]正因为这样，伪造官印的行为也不断产生。史书中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如《史记·货殖列传》“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从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从汉初开始伪造官吏的印的现象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对于这类行为的处罚也从来没有放松过。秦律对于伪造一般官员的印章作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矫丞令，何也？为有秩伪写其印大啬夫。盗封啬夫何论？廷行事以伪写印。”[12]这是对伪作侯爵印处予弃市的处罚规定。

同时“矫制”也要处予弃市的处罚，此罪名从文献可以得到印证，《汉书·终军传》：“元鼎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徒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汉书·窦婴传》：“婴矫先帝诏害，罪当弃市。”《汉书·汲黯传》：“臣过河内，河内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罪。”《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浩侯王恢”条有：“一月坐使酒泉矫制害，当死，赎罪，免。”如淳注：“律，矫诏大害，要斩。有矫诏害，矫诏不害。”从文献的记载看，对矫制的处罚主要有三等：大害，害，不害。而在简文中“矫制”罪分两个等级：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这同文献的记载有一定的出入。“矫制大害”不见于《二年律令》，只能说明此罪名是后来发展形成的。

从 “弃市”处罚看来，汉律对于文书违法的处罚，已经充分地考虑行为的结果作为处罚的重要依据。

二、处予徒刑

徒刑就是对犯人处予一定期限的劳役。徒刑是肉刑和劳役相结合的一种刑罚。简文中对于文书违法行为处罚以此类居多。

1、 完为城旦舂：

这是一种期限为四年的刑罚。完就是不戴髡钳（古代的一种刑具），城旦就是男刑徒白天守城，夜晚筑城。舂就是女刑徒舂米，以供犯人的口粮。 “伪写…小官印，完为城旦舂。”[13]“诸上书及有言而谩，完为城旦舂。”[14]伪造小官印和在文书中表现出对上级的不满和诋毁都要处予此类的刑罚。

2、 鲸为城旦舂：

鲸就是在犯人脸上刺字。“为伪书者，鲸为城旦舂”[15]此外在，《奏谳书中》还有四个关于为伪书的案例。“··蜀守谳：佐启、主徒令史冰私使城旦环为家作，告启，启诈簿曰治官府，疑罪。·廷报：启为伪书也。”，（《奏谳书》9）[16]“··蜀守谳：采铁长山私使城旦田、舂为饘，令内作，解书廷，佐 等诈簿为徒养，疑罪。·廷报： 为伪书也。”（《奏谳书》10）[17]“··河东守谳：邮人官大夫内留书八日，诈更其徼（檄）书辟留，疑罪。·廷报：内当以为伪书论。”（《奏谳书》11）[18]，“··蜀守谳：大夫犬乘私马一匹，毋传，谋令大夫武窬舍上造熊马传，箸（著）其马识物，弗身更，疑罪。·廷报：犬与武窬共为伪书也。”（《奏谳书》12）[19]这些都是伪作文书的记载。为伪书的处罚在汉初是比较重的，从几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对伪书的处罚贯彻了汉律中“数罪从重”和“连带刑事责任”的原则。如，《奏谳书》11，邮人官大夫内，留书八日，在汉律中有专门的留迟的处罚。《行书律》中对于邮书留迟的期限也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但却不按留书最处罚，而是按照为伪书罪处罚。在两罪并罚的情况下，为伪书罪的处罚较留迟罪的处罚要重，这也是为了严厉打击文书违法的行为，以达到规范文书活动的目的。

3、 耐：

在汉代，期限为二年至四年的徒刑统称为耐。从简文看来对于此项处罚的是对毁坏文书封泥的行为而作出的。为了使文书确保机密性，在文书发送之前都要封缄、用印，即用封泥固定绳索。对于破坏封泥的行为也要给予相应的处罚，这种处罚就是耐。 “毁封，以它完封印印之，耐为隶臣妾。”[20]及“盗书，弃书官印以上，耐（？）。”[21]这两条记载都是对毁弃文书的封泥处予耐罪的律文。

转贴于 三、处予肉刑

在汉代肉刑的处罚有多种，从简文看对于文书违法行为处予肉刑主要是笞刑。笞刑是用竹木板责打犯人的背部。笞刑又根据文书违法行为的轻重而量于不同的数量。有笞五十和笞百。从简文看笞刑主要是对于文书传递过程中违背规定的里程而做出的。 “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过半日至盈一日，笞百；”[22]汉律同秦律相比肉刑已经大大地减轻了。肉刑的处罚并不单独使用，总是配合一定的劳役来执行的。仅以肉刑作为处罚在《二年律令》中仅见笞刑。《睡虎地秦墓竹简·行书》有相关的记载：“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日觱（毕），勿留。留者以律论之。”[23]“以律论之”，就是依据法律对文书传递失期的处罚，但处于何种刑罚不得而知。《汉官旧仪》有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业，三骑，昼夜行千里为程”从出土的其它资料也可得到佐证：“官去府七十里，一日一夜当行百六十里，书积二日少半日乃到，解何？书到各推辟界中，必得事案到如律令，言会月廿六日，会月廿四日”。EPS4T2.8A。 [24]对于文书邮传失期的处罚，从汉初开始是否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有待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四、处予罚金

罚金是对那些轻微的文书违法行为的处罚。罚金是赎刑的一种，根据罪行轻重的不同，处不同的罚金。主要有如下情形：

第一、 罚金一两：

“而误多少其实，及误脱字，罚金一两。”[25]主要指文书涉及到数量的一定要清楚，如果数量不清楚或者有脱漏字的现象处予一两的罚金。简文中还有：“邮吏届界过书，弗过而留之，半日以上，罚金一两。书不当以邮行者，为送告县道，以次传行之。诸行书而毁封者，皆罚金一两。”[26]这是对邮传过程中滞留行为的处罚。

第二、 罚金二两：

“亡书、符卷、入门卫木久，塞门，城门之 ，罚金各二两。”[27]这是对丢失文书的处罚。“发致及传递，若诸有期会，而失期，乏事，罚金二两。”[28]这是对延误文书投递的处罚。“行书而留过旬，皆盈一日罚金二两。”[29]这是对滞留文书时间过长的行为的处罚。

第三、 罚金四两：

“不以次，罚金各四两，更以次行之。”[30]“亡印，罚金四两。”[31]这是对不按规定传递和丢失官印的处罚。“··河东守谳：士吏贤主大夫 ， 盗书系隧亡。狱史令贤求，弗得。系母嬐亭中，受豚、酒臧九十，出嬐，疑罪。·廷报：贤当罚金四两。”[32]这是处理文书违法过程中，官吏私收贿赂，违法的处理。从较前出土的汉简中，也可以看到对文书传递失期处予罚金的记载。“不中程百里罚金半两，过百里一两，过二百里，二两，不中程车，一里，夺史主者劳各一日，二里令相各一日。”EPS4T2.8B[33]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衡量文书传递失期的标准是时间和行程，而且区分不同的传递方式。《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34]可以看出近距离用步行即可，远距离则只表明用“邮行”，高敏先生通过具体研究认为汉代文书的传递方式主要有“步递、车递（也可叫‘传递’）、马递（也可叫‘驿递’）与船递”四种[35]。

法律文书论文篇（5）

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对符合条件的债权文书，赋予其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特殊公证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债权债务关系日益复杂，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使双方当事人用公证的形式明确了债权债务关系，当标的在纠纷出现后，债权人有权根据公证文书，单方面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无需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直接进入执行程序，充分运用好这一手段，可以避免因诉讼造成人力、财力和时间上不必要的付出，对发挥公证职能，规范和及时调整民事、经济活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就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若干法律问题作些分析和探讨。

一、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的条件

1.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200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司法通[2000]107号，下称《联合通知》）第一条及《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是：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这只是法律关系简单的债权债务。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涉及到对审判权限部分限制，公证权不能无限地扩张。能够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应当是无争议的事项，一般来说，双务合同大都含有给付内容。把所有给付性质的合同纳入公证强制执行内，确实是不当地扩大了公证权，致使法院审判权受到了损害。而且，公证因其手段的缺乏，也没有能力去处理好存在争议应由诉讼解决的事项，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以侵害了争议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确定一个公证债权文书的合理标准内容应当是：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

2.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从公证的性质来说，公证机构不是法院，不便处理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能够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应当是无争议的事项，如果债的关系本身就存在争议，那么它就不属于公证的管辖范围。我国《公证暂行条例》第四条第十项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公证机关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认为无疑义，可以在该文书上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无疑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当事人各方一致确认债权文书是真实的，相互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规定；（2）债权文书的内容和债权文书本身不

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3）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务；（4）文书中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

强制执行的承诺。

3.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这里还应注意，债务人包括担保人仅在债权文书的附件（包括补充条款、承诺书）中载明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当事人应当在附件上签名（盖章）。债务人（包括担保人）的委托人申办公证时，在债权文书中增设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条款的，其授权委托书中应当包括授权增设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内容，或者包括授权申办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的内容，或者包括授权签订合同的内容。也就是说有担保人担保的债务，担保人也应该承诺，并在债权文书中注明。承诺就应清晰明确，按此规定目前在公证处办理的合同中都有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条款，债权人具有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已成为合同权利之一。从强制执行公证的定义中，我们不难领会出强制执行公证的核心特征就是它的非诉讼性。这种非诉讼性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只有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没有争议，并达成一致意见，公证机关才能依法介入的可能，否则没有

辖的权力，当事人只能通过诉讼、仲裁或者其它途径予以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另外一层含意是强制执行公证有效办理的法律基础是当事人自愿能放弃行使诉权。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活动是公证机关基于当事人对债权债务无疑义的事实基础及其自愿放弃诉权的承诺，对债权人的债权进行有效确认，并最终提供执行依据的非诉讼证明程序。我国《民事诉讼》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据《公证暂行条例》第四条第十款的规定，对无疑义的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即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公证文书规定的义务时，债权人无需经债务人同意，即可依《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凭公证机关签发的《执行证书》，不经诉讼，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类公证书不仅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而且具有与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同样的强制执行效力。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具备的条件，公证机关应依法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这样对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维护市场秩序有着重要作用。

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

《联合通知》第二条明确了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1）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2）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3）各种借据、欠单；（4）还款（物）协议；（5）以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学费、赔（补）偿金为内容的协议；（6）法律规定的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

的其它债权文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债权文书的范围仍存在不同认识。我认为这个范围规定得过窄小，它把劳务债权、知识产权、股权等许多债权都排除在外，不利于公证更大作用的发挥。从法学理论上讲，只要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债权文书，且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一般规定，不管复杂还是简单，公证机构都应当办理。既然法律赋予公证机构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权利，就不应当对其设置过多的限制。

三、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申请人

当事人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应当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涉及第三人担保的债权文书，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反担保人）承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担保人应当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由债权人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

四、公证机构对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债权文书的审查

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债权文书应当对债权债务的标的、数额（包括违约金、利息、滞纳金）、及计算方法、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约定明确。如果当事人互为给付、债权文书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以及债权债务的数额（包括违约金、利息、滞纳金）、期限不固定的情形不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公证机构应当重点审查：（1）债务人包括担保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

的承诺是否明确，并对其做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法律意义和后果是否清楚；（2）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的债权债务的标的、数额（包括违约金、利息、滞纳金）、及计算方法、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约定等内容是否有无疑义；债权为分期履行的，对分期履行债务的强制执行的条件和范围的约定是否无疑义；对核实债务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的方式所作的约定是否明确。我认为应当采用约定的形式，不采用发公告。发公告是法院的权利。

五、当事人重新约定履行义务期限的问题

（1）未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当事人就履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或者违约订立新的协议，并就新的协议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的，公证机构可以受理，但当事人应当提供原债权真实合法的材料，公证机构并对证明材料采取适当的方式核实。（2）双方当事人到公证机构重新约定履行义务期限，并重新办理出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重新办理的公证取代了前一个公证，前

一个公证就失去效力，依新办理公证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规定履行。（3）双方当事人私下重新约定债务人履行义务期限，没有重新申请办理强制执行效力公证，而公证机构也不知道当事人的重新约定的，私下约定不能对抗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规定，应视为无效。原来办理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仍然有效。因债务人逾期不履行义务导致债权人向公证机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时，如申请期限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公证机构应给予办理签发，超过上述期规定的，且当事人对债务履行期限有疑义，公证机构就不能办理，并告知当事人应以诉讼程序解决。

六、已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进行转让，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是否也随之转移

已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进行转让，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是否也随之转移，观点不同。有的人认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是一种不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从属权利。只要债权文书不存在：（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等情况，那么债权文书可以转

让，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是可以随主债权的转移而转移的。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但有待商讨。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不发生效力。”转让行为应当通知债务人，转让债权中的特殊约定是经国家专门机关确认的，是否也应经债务人同意？对这个问题有待商讨。（1）我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强制执行申请权是债权的从权利，但该权利是否专属于债权人自身，却有必要商讨。如果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权利，就必须由债权人亲自行使才生法律效力的权利。债权文书中约定的强制执行申请权应为专属于债权人的权利，债权人放弃行使则自动失效。（2）如果该强制执行效力附随主债权一并转让，则可能出现申请出具执行证书人不是申请办理公证当事人的情况，这与公证规则程序有冲突。因此，我认为债权人在转让债权时，强制执行效力不一同转让，可以通过变通方式，来解决此问题，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由债务人与新的债权人达成协议，在该协议上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七、公证机构签发执行证书时的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五条规定，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时应注意审查三个方面的内容：（1）不履行

或不完全履行的事实确实发生产；（2）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

事实和证据，债务人依照债权文书已经部分履行的事实；（3）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这三点的审查是保障执行证书真实合法的依据。前面（1）、（2）两个审查是正确的，但第三个审查有些苛刻，且没有必要。这是因为，第一，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无疑义，在该债权文书办理公证时就已经审查完备，如有疑义，该债权文书就不可能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第二，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是债权人依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之公证书获得的法定单方权利，是无需对方质证的权利。第三，债权人申请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表明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是履行的事实确已发生，如果这时还要公证机构调查债务人对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很可能导致执行不力。因为一般情况下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合同义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确实无力偿债；二是赖帐。在这两种情况下债务人都是能躲则躲，能逃则逃。目前，由于公证立法的相对滞后，对于执行证书的审查程度、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尚无统一的操作规范。在实践中，当债权人申请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时，必然是债务人没有清偿到期债务，或只清偿了部分债务，公证机构只要审查债务人对原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无疑义就行了。债务人如果有疑义必须负举证责任。在实践中具体做法是，在债权人申请公证机构签发执行证书时，公证机构应当向债务人发出能产生法律上送达的效果的通知，通知债务人在公证机构确定的合理期限内，作出对尚未履行债务的行为及标的的确认。分为三种情况：（1）债务人在公证机构确定的合理期限内未作出回应

的，公证机构依据债权人的申请及债权人单方提交的债务履行程度的证据，出具执行证书。（2）债务人申明债务已履行完毕，但提

交不出任何证据支撑所声明观点的，视债务人未履行相关义务，出具执行证书。（3）如果债务人声明已履行完毕，并提交相关证据支撑所声明观点的，公证机构对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进行实质上的审查。此时，公证机构不应出具执行证书，同时告知债权人应提起诉讼审判程序，以救济其债权。

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的申请执行期限和时效

我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关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我认为应遵循《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中对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即“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1）债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或不是完全履行公证文书规定的义务时，向公证机关申请签发执行证书的超算时间应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债权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2）在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后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期限。债权人凭执行证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起算时间，则应比照法院判决书从执行证书的签发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所以，一是当事人如果超过了申请签发执行证书的期限后，债权人虽不能继续申请公证机关出具《执行证书》，但仍可以在诉讼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是如果当事人凭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执行而被人民法院驳回，当其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诉讼时效应从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的时间开始计算。

九、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管辖

在地域管辖方面，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在级别管辖方面，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条规定，对执行国内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案件的级别管辖，参照各地法院受理诉讼案件的级别管辖的规定来确定。

十、人民法院执行前的审查

人民法院在执行前需要审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以追偿债款、物品和有价证券为内容，且内容需合法。（2）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有确切的给付内容和给付时间，且双方当事人对此无疑义。（3）债权人已确实履行义务的。（4）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以明示的方式写明如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公证债权文书是对没有争议的债权债务作出的证明，法律赋予了这种特的公证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但同时，法律也赋予了法院对有错误的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的权力。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存在错误，经过法院对其审查才能知晓。有的学者认为法院对公证债权文书的审查范围应包括程序上的审查和实质上的审查两方面。程序上的审查主要指：审查当事人根据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执行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其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该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已生效。超过履行该债务的期限，债务人仍不履行，债权人才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债权人是否已向原公证机构申请执行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四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公证机关赋予的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3）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实质上的审查主要是指：审查公证债权文书的制作及其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其审查的内容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公证债权文书制发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根据《公证暂行条例》里面的规定，重点审查债务人一方有否到场或特别授权的人到场公证；债务人是否已收到公证债权文书等。二是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是否是关于给付一定货币、有价证券、可替代物品的单方义务。双务合同不符合公证债权文书中的债权必须确定且无疑义的特征。三是公证债权文书是否载明债务人不按期履行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如果债务人不承诺，就说明债务人未放弃诉权，应允许其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四是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是否

背事实、违反法律或依法不得强制执行。《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话以合法形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无效。

十一、人民法院发现有错误的公证书的处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人民法院经确认公证文书有错不予执行的，应当通知原公证机关不予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也可以向原公证机关提出撤销公证文书的建议，但是不能裁定撤销公证文书。原公证机关接到人民法院的通知后，应依据依据人民法院提出的相反证据及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复议。若确认公证文书确有错误，应主动及时撤销，并将撤销公证文书的决定通知人民法院；若复议意见与人民法院的意见相反时，公证机关应主动与人民法院协商，妥善解决。

十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错误的法律责任

我国司法赔偿在实践中采取的是过错赔偿责任，即由谁的过错给他人造成损害，谁负责赔偿。因此，赔偿责任的履行主要有三种：（1）在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执行中，由于公证处出具错误的公证书而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公证处负主要赔偿责任，人民法院负次要赔偿责任。这是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这就确定了人民法院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审查制度，所以人民法院执行了错误的债权文书给他人造成损害，负有审查上的过错，应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2）由于人民法院采取执行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过错在人民法院，应由人民法院负责赔偿。（3）由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出具伪造公证书等属于当事人自身过错的，人民法院和公证处不负赔偿责任。

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有利于迅速解决债务人履行义务的问题。由于债权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护而起到体现法律的尊严，维护信用秩序，促进经济的正常流转；而且可以避免因诉讼、仲裁而造成的财务损耗和效率损失。这是规范和及时调整社会经济行为的有力措施。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是法律赋予公证机关的特殊职能，充分发挥这种职能，对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必须加速和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建立，保证公证事业的发展方向，使我们美丽的国家稳步向前发展。

参 考 文 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2]江晓亮主编.《公证员入门》（第一版）.法律出版社，2007（7）

[3]田景春主编.《公证员办证规范》（第一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5）

法律文书论文篇（6）

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对符合条件的债权文书，赋予其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特殊公证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债权债务关系日益复杂，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使双方当事人用公证的形式明确了债权债务关系，当标的在纠纷出现后，债权人有权根据公证文书，单方面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无需向人民法院提讼，直接进入执行程序，充分运用好这一手段，可以避免因诉讼造成人力、财力和时间上不必要的付出，对发挥公证职能，规范和及时调整民事、经济活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就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若干法律问题作些分析和探讨。

一、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的条件

1.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200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司法通[2000]107号，下称《联合通知》）第一条及《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是：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这只是法律关系简单的债权债务。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涉及到对审判权限部分限制，公证权不能无限地扩张。能够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应当是无争议的事项，一般来说，双务合同大都含有给付内容。把所有给付性质的合同纳入公证强制执行内，确实是不当地扩大了公证权，致使法院审判权受到了损害。而且，公证因其手段的缺乏，也没有能力去处理好存在争议应由诉讼解决的事项，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以侵害了争议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确定一个公证债权文书的合理标准内容应当是：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

2.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从公证的性质来说，公证机构不是法院，不便处理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能够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应当是无争议的事项，如果债的关系本身就存在争议，那么它就不属于公证的管辖范围。我国《公证暂行条例》第四条第十项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公证机关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认为无疑义，可以在该文书上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无疑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当事人各方一致确认债权文书是真实的，相互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规定；（2）债权文书的内容和债权文书本身不

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3）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务；（4）文书中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

强制执行的承诺。

3.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这里还应注意，债务人包括担保人仅在债权文书的附件（包括补充条款、承诺书）中载明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当事人应当在附件上签名（盖章）。债务人（包括担保人）的委托人申办公证时，在债权文书中增设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条款的，其授权委托书中应当包括授权增设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内容，或者包括授权申办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的内容，或者包括授权签订合同的内容。也就是说有担保人担保的债务，担保人也应该承诺，并在债权文书中注明。承诺就应清晰明确，按此规定目前在公证处办理的合同中都有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条款，债权人具有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已成为合同权利之一。从强制执行公证的定义中，我们不难领会出强制执行公证的核心特征就是它的非诉讼性。这种非诉讼性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只有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没有争议，并达成一致意见，公证机关才能依法介入的可能，否则没有

辖的权力，当事人只能通过诉讼、仲裁或者其它途径予以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另外一层含意是强制执行公证有效办理的法律基础是当事人自愿能放弃行使诉权。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活动是公证机关基于当事人对债权债务无疑义的事实基础及其自愿放弃诉权的承诺，对债权人的债权进行有效确认，并最终提供执行依据的非诉讼证明程序。我国《民事诉讼》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据《公证暂行条例》第四条第十款的规定，对无疑义的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即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公证文书规定的义务时，债权人无需经债务人同意，即可依《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凭公证机关签发的《执行证书》，不经诉讼，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类公证书不仅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而且具有与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同样的强制执行效力。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具备的条件，公证机关应依法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这样对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维护市场秩序有着重要作用。

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

《联合通知》第二条明确了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1）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2）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3）各种借据、欠单；（4）还款（物）协议；（5）以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学费、赔（补）偿金为内容的协议；（6）法律规定的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

的其它债权文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债权文书的范围仍存在不同认识。我认为这个范围规定得过窄小，它把劳务债权、知识产权、股权等许多债权都排除在外，不利于公证更大作用的发挥。从法学理论上讲，只要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债权文书，且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一般规定，不管复杂还是简单，公证机构都应当办理。既然法律赋予公证机构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权利，就不应当对其设置过多的限制。

三、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申请人

当事人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应当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涉及第三人担保的债权文书，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反担保人）承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担保人应当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由债权人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

四、公证机构对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债权文书的审查

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债权文书应当对债权债务的标的、数额（包括违约金、利息、滞纳金）、及计算方法、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约定明确。如果当事人互为给付、债权文书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以及债权债务的数额（包括违约金、利息、滞纳金）、期限不固定的情形不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公证机构应当重点审查：（1）债务人包括担保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

的承诺是否明确，并对其做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法律意义和后果是否清楚；（2）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的债权债务的标的、数额（包括违约金、利息、滞纳金）、及计算方法、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约定等内容是否有无疑义；债权为分期履行的，对分期履行债务的强制执行的条件和范围的约定是否无疑义；对核实债务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的方式所作的约定是否明确。我认为应当采用约定的形式，不采用发公告。发公告是法院的权利。

五、当事人重新约定履行义务期限的问题

（1）未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当事人就履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或者违约订立新的协议，并就新的协议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的，公证机构可以受理，但当事人应当提供原债权真实合法的材料，公证机构并对证明材料采取适当的方式核实。（2）双方当事人到公证机构重新约定履行义务期限，并重新办理出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重新办理的公证取代了前一个公证，前

一个公证就失去效力，依新办理公证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规定履行。（3）双方当事人私下重新约定债务人履行义务期限，没有重新申请办理强制执行效力公证，而公证机构也不知道当事人的重新约定的，私下约定不能对抗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规定，应视为无效。原来办理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仍然有效。因债务人逾期不履行义务导致债权人向公证机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时，如申请期限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公证机构应给予办理签发，超过上述期规定的，且当事人对债务履行期限有疑义，公证机构就不能办理，并告知当事人应以诉讼程序解决。

六、已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进行转让，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是否也随之转移

已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进行转让，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是否也随之转移，观点不同。有的人认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是一种不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从属权利。只要债权文书不存在：（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等情况，那么债权文书可以转

让，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是可以随主债权的转移而转移的。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但有待商讨。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不发生效力。”转让行为应当通知债务人，转让债权中的特殊约定是经国家专门机关确认的，是否也应经债务人同意？对这个问题有待商讨。（1）我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强制执行申请权是债权的从权利，但该权利是否专属于债权人自身，却有必要商讨。如果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权利，就必须由债权人亲自行使才生法律效力的权利。债权文书中约定的强制执行申请权应为专属于债权人的权利，债权人放弃行使则自动失效。（2）如果该强制执行效力附随主债权一并转让，则可能出现申请出具执行证书人不是申请办理公证当事人的情况，这与公证规则程序有冲突。因此，我认为债权人在转让债权时，强制执行效力不一同转让，可以通过变通方式，来解决此问题，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由债务人与新的债权人达成协议，在该协议上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七、公证机构签发执行证书时的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五条规定，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时应注意审查三个方面的内容：（1）不履行

或不完全履行的事实确实发生产；（2）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

事实和证据，债务人依照债权文书已经部分履行的事实；（3）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这三点的审查是保障执行证书真实合法的依据。前面（1）、（2）两个审查是正确的，但第三个审查有些苛刻，且没有必要。这是因为，第一，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无疑义，在该债权文书办理公证时就已经审查完备，如有疑义，该债权文书就不可能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第二，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是债权人依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之公证书获得的法定单方权利，是无需对方质证的权利。第三，债权人申请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表明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是履行的事实确已发生，如果这时还要公证机构调查债务人对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很可能导致执行不力。因为一般情况下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合同义务，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确实无力偿债；二是赖帐。在这两种情况下债务人都是能躲则躲，能逃则逃。目前，由于公证立法的相对滞后，对于执行证书的审查程度、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尚无统一的操作规范。在实践中，当债权人申请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时，必然是债务人没有清偿到期债务，或只清偿了部分债务，公证机构只要审查债务人对原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无疑义就行了。债务人如果有疑义必须负举证责任。在实践中具体做法是，在债权人申请公证机构签发执行证书时，公证机构应当向债务人发出能产生法律上送达的效果的通知，通知债务人在公证机构确定的合理期限内，作出对尚未履行债务的行为及标的的确认。分为三种情况：（1）债务人在公证机构确定的合理期限内未作出回应

的，公证机构依据债权人的申请及债权人单方提交的债务履行程度的证据，出具执行证书。（2）债务人申明债务已履行完毕，但提

交不出任何证据支撑所声明观点的，视债务人未履行相关义务，出具执行证书。（3）如果债务人声明已履行完毕，并提交相关证据支撑所声明观点的，公证机构对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进行实质上的审查。此时，公证机构不应出具执行证书，同时告知债权人应提讼审判程序，以救济其债权。

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的申请执行期限和时效

我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关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我认为应遵循《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中对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即“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1）债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或不是完全履行公证文书规定的义务时，向公证机关申请签发执行证书的超算时间应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债权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2）在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后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期限。债权人凭执行证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起算时间，则应比照法院判决书从执行证书的签发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所以，一是当事人如果超过了申请签发执行证书的期限后，债权人虽不能继续申请公证机关出具《执行证书》，但仍可以在诉讼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讼；二是如果当事人凭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执行而被人民法院驳回，当其再向人民法院提讼时，诉讼时效应从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的时间开始计算。

九、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管辖

在地域管辖方面，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在级别管辖方面，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条规定，对执行国内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案件的级别管辖，参照各地法院受理诉讼案件的级别管辖的规定来确定。

十、人民法院执行前的审查

人民法院在执行前需要审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以追偿债款、物品和有价证券为内容，且内容需合法。（2）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有确切的给付内容和给付时间，且双方当事人对此无疑义。（3）债权人已确实履行义务的。（4）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以明示的方式写明如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公证债权文书是对没有争议的债权债务作出的证明，法律赋予了这种特的公证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但同时，法律也赋予了法院对有错误的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的权力。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存在错误，经过法院对其审查才能知晓。有的学者认为法院对公证债权文书的审查范围应包括程序上的审查和实质上的审查两方面。程序上的审查主要指：审查当事人根据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执行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其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该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已生效。超过履行该债务的期限，债务人仍不履行，债权人才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债权人是否已向原公证机构申请执行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四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公证机关赋予的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3）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实质上的审查主要是指：审查公证债权文书的制作及其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其审查的内容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公证债权文书制发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根据《公证暂行条例》里面的规定，重点审查债务人一方有否到场或特别授权的人到场公证；债务人是否已收到公证债权文书等。二是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是否是关于给付一定货币、有价证券、可替代物品的单方义务。双务合同不符合公证债权文书中的债权必须确定且无疑义的特征。三是公证债权文书是否载明债务人不按期履行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如果债务人不承诺，就说明债务人未放弃诉权，应允许其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四是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是否

背事实、违反法律或依法不得强制执行。《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话以合法形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无效。

十一、人民法院发现有错误的公证书的处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人民法院经确认公证文书有错不予执行的，应当通知原公证机关不予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也可以向原公证机关提出撤销公证文书的建议，但是不能裁定撤销公证文书。原公证机关接到人民法院的通知后，应依据依据人民法院提出的相反证据及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复议。若确认公证文书确有错误，应主动及时撤销，并将撤销公证文书的决定通知人民法院；若复议意见与人民法院的意见相反时，公证机关应主动与人民法院协商，妥善解决。

十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错误的法律责任

我国司法赔偿在实践中采取的是过错赔偿责任，即由谁的过错给他人造成损害，谁负责赔偿。因此，赔偿责任的履行主要有三种：（1）在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执行中，由于公证处出具错误的公证书而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公证处负主要赔偿责任，人民法院负次要赔偿责任。这是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这就确定了人民法院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审查制度，所以人民法院执行了错误的债权文书给他人造成损害，负有审查上的过错，应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2）由于人民法院采取执行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过错在人民法院，应由人民法院负责赔偿。（3）由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出具伪造公证书等属于当事人自身过错的，人民法院和公证处不负赔偿责任。

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有利于迅速解决债务人履行义务的问题。由于债权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护而起到体现法律的尊严，维护信用秩序，促进经济的正常流转；而且可以避免因诉讼、仲裁而造成的财务损耗和效率损失。这是规范和及时调整社会经济行为的有力措施。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是法律赋予公证机关的特殊职能，充分发挥这种职能，对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必须加速和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建立，保证公证事业的发展方向，使我们美丽的国家稳步向前发展。

参 考 文 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2]江晓亮主编.《公证员入门》（第一版）.法律出版社，2007（7）

[3]田景春主编.《公证员办证规范》（第一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5）

法律文书论文篇（7）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文秘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从事法律文秘业务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专业核心能力：法律文秘操作技能。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刑法概论、民商法概论、行政法原理与实务、诉讼法概论、应用写作、法律文书、秘书学基础、档案学基础、社会学基础、网络技术与办公自动化、电子信息管理、社会调研、应用文写作、秘书业务训练、办公自动化设备使用、文秘业务综合实训、毕业论文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课程和实践环节。

就业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律服务部门的文秘及相关岗位。

本专业培养具有必备的法学和文秘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法律职业岗位文秘工作技能的复合型高等应用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文献检索、司法笔录训练、书记员工作概论、档案管理、法律文书训练、现代汉语与基础写作、秘书理论与实务、计算机与应用。

修业年限：基本学制三年，最长修业年限五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具备法律事务执业能力、掌握秘书技能、会英语、会电脑的应用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时，要求取得国家秘书职业资格证书。

主要课程：大学英语、英语视听说、专业英语、秘书实务、档案管理、企业管理概论、法律文书、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国际经济法、公司法、税法、电子商务、商务谈判、沟通技巧、多媒体技术应用、网页制作等。

专业特色：注重塑造形象、提升品味;注重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复合型多元化的职业能力。

职业前景：学生毕业后，既能胜任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法务助理工作，又能从事法庭助理、书记员、律师助理职业，还能从事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助理和商务管理工作。本专业就业面广，适应性强，并有潜力成为高级管理人才。

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法律文秘专业第一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学生应在掌握专业必备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技术和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二)素质、知识和能力基本要求

1. 素质基本要求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诚实守信，团结合作，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高尚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本专业的高新技术和技能;养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和美感，具有一定的认识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积极向上、心理健康，具有自我调控、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知识与技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具有一定的体育健身知识和技能，身体素质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知识基本要求

(1)掌握语言文学类、政治哲学类等基本知识。

(2)掌握法律专业知识、文秘方面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其中包括办文、办事、办会方面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

(2)掌握管理学、秘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3)掌握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程序的基本知识。

(4)掌握办公室管理、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懂得档案和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则和法律法规。

(5)掌握公共关系、社交礼仪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则。

(6)掌握法律公文及其它常用应用文的写作知识。

(7)熟练掌握计算机的理论知识，能运用现代化办公设备进行法律文秘事务运作。

3. 能力基本要求

(1)熟练运用汉语语言的能力，其中包括心领神会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法律咨询、中文写作能力。

(2)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文的能力。

(3)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事的能力。

(4)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会的能力。

(5)具有较强的法律文书制作和公文处理能力。

(6)运用法律和文秘的基本理论知识从事法律文秘运作的能力。

(7)运用基本法律知识进行法律咨询、司法调解和解决一般法律问题的能力。

(8)公关活动策划能力和人际沟通、接待协调能力。

(9)运用计算机进行办公事务处理、法律秘书实务活动的能力。

(三)证书要求

1.获取相应的普通话等级证书。

2.获取全国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以上证书或大学四极以上证书。

3.获取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证书或劳动部门计算机操作中级以上证书。

法律文书论文篇（8）

专业核心能力：法律文秘操作技能。

专业核心课与主要实践环节：刑法概论、民商法概论、行政法原理与实务、诉讼法概论、应用写作、法律文书、秘书学基础、档案学基础、社会学基础、网络技术与办公自动化、电子信息管理、社会调研、应用文写作、秘书业务训练、办公自动化设备使用、文秘业务综合实训、毕业论文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课和实践环节。

就业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律服务部门的文秘及相关岗位。

本专业培养具有必备的法学和文秘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法律职业岗位文秘工作技能的复合型高等应用性专门人才。

主要课：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文献检索、司法笔录训练、书记员工作概论、档案管理、法律文书训练、现代汉语与基础写作、秘书理论与实务、计算机与应用。

修业年限：基本学制三年，最长修业年限五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具备法律事务执业能力、掌握秘书技能、会英语、会电脑的应用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时，要求取得国家秘书职业资格证书。

主要课：大学英语、英语视听说、专业英语、秘书实务、档案管理、企业管理概论、法律文书、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国际经济法、公司法、税法、电子商务、商务谈判、沟通技巧、多媒体技术应用、网页制作等。

专业特色：注重塑造形象、提升品味;注重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复合型多元化的职业能力。

职业前景：学生毕业后，既能胜任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法务助理工作，又能从事法庭助理、书记员、律师助理职业，还能从事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助理和商务管理工作。本专业就业面广，适应性强，并有潜力成为高级管理人才。

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法律文秘专业第一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学生应在掌握专业必备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技术和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二)素质、知识和能力基本要求

1. 素质基本要求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诚实守信，团结合作，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高尚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本专业的高新技术和技能;养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和美感，具有一定的认识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积极向上、心理健康，具有自我调控、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知识与技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具有一定的体育健身知识和技能，身体素质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知识基本要求

(1)掌握语言文学类、政治哲学类等基本知识。

(2)掌握法律专业知识、文秘方面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其中包括办文、办事、办会方面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

(2)掌握管理学、秘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3)掌握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程序的基本知识。

(4)掌握办公室管理、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懂得档案和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则和法律法规。

(5)掌握公共关系、社交礼仪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则。

(6)掌握法律公文及其它常用应用文的写作知识。

(7)熟练掌握计算机的理论知识，能运用现代化办公设备进行法律文秘事务运作。

3. 能力基本要求

(1)熟练运用汉语语言的能力，其中包括心领神会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法律咨询、中文写作能力。

(2)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文的能力。

(3)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事的能力。

(4)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会的能力。

(5)具有较强的法律文书制作和公文处理能力。

(6)运用法律和文秘的基本理论知识从事法律文秘运作的能力。

(7)运用基本法律知识进行法律咨询、司法调解和解决一般法律问题的能力。

(8)公关活动策划能力和人际沟通、接待协调能力。

(9)运用计算机进行办公事务处理、法律秘书实务活动的能力。

(三)证书要求

1.获取相应的普通话等级证书。

2.获取全国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以上证书或大学四极以上证书。

3.获取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证书或劳动部门计算机操作中级以上证书。

4.秘书资格证书。

5.争取获得汽车驾驶证书。

6.争取获取法律秘书相关等级证书。

就业岗位(群)

高职院校法律文秘专业是为司法行政机关，检察院、法院、基层法律服务部门及社会输送熟练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具备文秘业务能力、富有创新精神的“应用型”、“技能型”、“管理型”等职业人才。本专业学生应在具备文秘专业知识、法学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法律文秘业务的基本技能，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良好职业道德、优良的警务素质的综合职业技能人才。

毕业生主要从事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秘书，文书处理，档案管理和公关工作，办公室事务工作，会议组织和服务工作，协助领导处理政务、商务及日常事务工作。亦可从事公检法等部门的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公证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法律服务所、企业法律顾问处的司法文秘，乡镇、街道办和社区的法律服务人员，也可从事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法律秘书培训和法律文秘教学工作。

主要课介绍

1.秘书学概论

该课为专业必修课，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居于提纲挈领的地位。主要讲授秘书职业的性质、特点、能力要求和工作内容，及秘书职业的国际发展情况。目的是让学生熟悉秘书日常工作程序及相关工作方式、方法，具备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成为从事秘书工作的实用型人才。

该课的前修课为《管理基础与实务》;相关后续课为《秘书实务》;后续教学环节是参加中高级秘书资格证考试。

2.秘书实务

该课为专业必修课，以培养学生办会、办事、办文、办活动为核心的管理服务技能为目的。主要讲授秘书工作的实际操作的技能与技巧，通过秘书案例教学和项目载体教学，以能力本位精神贯穿教学过程，从而使学生全面掌握秘书实务的各项内容、工作程序、方式方法，强化学生的各种现场处理技能，以适应企业、商务、机关使用单位专职秘书岗位的工作需要。

该课的前修课为《管理学》、《秘书学概论》，后续课为《办公室实务与管理》;后续教学环节是参加中高级秘书资格证考试。其中80%的学生须考取初/中级秘书资格证书。

3.文书学概论

该课为专业必修课，以培养应用型、操作型文秘人才为目标。通过文书学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和相关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掌握文书和文书工作的基本知识，并按照公务文书的形成、运转、立卷、归档的工作程序，使学生掌握文书工作的基本技能和非纸质公文的基本知识，具备在基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公文处理、信息管理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该课系《秘书学概论》、《秘书实务》相关后续课，是对秘书学的专业细化。

4.管理学基础

该课为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权市场营销的管理、战略和策略，结合营销实践，进行具体的操作和策划活动，提高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并使学生了解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组织设计与流程管理、决策、计划、控制、创新管理以及管理沟通与管理信息活动的组织等，逐步使学生树立起重要的现代企业管理意识和管理观念，提高管理的决策能力。

该课为《秘书学概论》、《秘书实务》、《档案管理实务》的基础

5.法学概论

该课为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一般的法，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特征，形成作用、发展、制定和实施等概念、原理和知识。通过该课的学习，帮助学生掌握法学的基本概论、原理和知识，帮助他们增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观念，使学生形成关于现代法律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具备对法律以及法律现象进行较深层次的分析思考和判断能力，为在实践中准确理解和运用法律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该课为后续课《法律文书》打下基础。

6.法律文书写作

该课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各类法律文书的概念、功能、内容、格式和写作要领等基本的写作知识。包括公安类法律文书、检察类法律文书、法院审判类法律文书、监狱执行类法律文书、公证类法律文书、仲裁类法律文书、司法鉴定类法律文书以及诉状类法律文书的相关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在具备法律和写作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熟练掌握公安、检察、审判、仲裁和监狱工作以及律师业务工作中各种法律文书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应用法律操作技能。

该课的前修课为《基础写作》、《应用文写作》相关课。

7.民法原理与实务

该课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的理念，民法的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行为，，诉讼时效，人身权，物权，所有权，共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债权，民事责任。培养学生熟练掌握民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主要制度，受到法学思维和民法学实务的基本训练，具备运用民法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民事法律问题的基本能力。

8.刑法原理与实务

该课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刑法的概念、性质、体系、解释、制定根据、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犯罪的概念、构成、特殊形态以及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刑罚的概念、目的和种类，量刑和刑罚制度;类罪、节罪特别是种罪的概念、构成特征、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法定刑。培养学生运用刑法理论并根据刑法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刑事案件问题的能力。

9.办公自动化

该课为专业必修课，以培养现代秘书计算机信息运用技能为目的。主要讲授办公自动化的涵义、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功能和模型，以及Windows 98、Word2000、Excel2000、Powerpoint等软件实际应用技能。通过课堂讲授和实际操作，使学生在网络上进行各种操作并建立简单的局域网技术，具备运用网络处理信息技能，掌握现代化通迅技术和文件处理之电传、复印、自动检索、微机处理、电视摄录及中英文打字等技能。为他们将来进入中小型企事业单位能迅速适应办公自动化环境打下良好基础。

该课终结考核要求是通过省计算机一级考试。

10. 知识产权法

该课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国际及我国知识产权法发展的现状及相关规定，讲授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的有关理论和知识，尤其是商标专用权的法律保护以及专利权的法律保护。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国际、国内知识产权的现状，掌握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的调整范围和特征和知识产权法的主要法律规范，增强他们分析和处理有关知识产权问题和案件的能力。

11.行政诉讼法学

该课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的基本概念、特征，理解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则、制度与规则，掌握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理，培养学生能够运用相关原理解决和处理行政事务及行政争议的能力。

12.劳动法

该课为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劳动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尤其是我国现行的劳动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培养学习者运用所学的劳动法理论和知识以及劳动法律、法规、政策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能运用所学的知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

法律文书论文篇（9）

一、对检索教材主题定义之检讨

纵观国内出版的20多部法律文检教材的书名，通过其主题名可将他们归纳为：“法学文献检索”“法律文献检索”“法律文献学”“法律文献目录学”几类提法。（见附表一）前者主要集中在对专业文献信息的查找方法领域；后者则大多是从学科文献体系上来论述专业文献的资源分布。除《中国法制古籍目录学》与《法律文献学》两部著述是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来论述中国古代法制史料之外，其它教材则大多集中在对中外综合法律文献信息的检索技术的范围内。面对这些教材在其书名所确立的主题定义，笔者予以简单的对照分析，产生了一些疑惑之处，例如：法律文献与法学文献是否应有学理上的划分？法律情报、法律信息的定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律文献检索研究的新发展？笔者认为，以法律文献信息来作为确定的主题应该是符合其学科实际定义的，它的概念囊括了所有涉及法文献的内容；而其所谓法学文献、情报概论、信息论等都是对前者所做的技术上的进一步探讨，它们都应概括在法律文献信息的理论研究框架内。从理论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推论，在任何一部《法律词典》的条目解释中都可以分别查出：法律是指“法”，是泛指法规、法令、条例等带有强制力的规范性文件，是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定程序制订与的规范性文件，是法的渊源；法学是指“法律科学”是以法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研究学科，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无论是用情报学还是信息学的研究方法或技术来提出新的主题定义，其针对的最终客体都是落实在法律文献本身，法律文献才是检索教材的根本，而检索技术上的手段革新只是在形式上改变或推动了文献载体。这种看法在检察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李振宇先生所著《法律文献学》一书中曾有过较为贴切的分析。[4]

对主题的准确定位不科学或不规范将会导致业内人士对这一领域中所包含的文献信息在未来类分范围上的混乱。简单的说：出发的原点不正确，深入下去的结果就难免会发生错误或误导。通过对出版的教材在确立书名主题上的分析，我们可得知其中大部分题名归结到了“文献检索”的主要定位上，在涉及到的文献研究与系统分析方面也是以现有的一般图书馆目录或文献利用方面现成的方法去套用，主要内容均与一般检索指导教材并无差异，在实际利用上却与我们应该理解的法律文献检索相差甚远。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大概是与教育部下发的（84）004号文件的具体提法有关，进而形成的“文检教材”多为图书馆培训学生而编辑的工具性指南。对此我们必须说明：走进图书馆与法律文献检索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却为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图书馆只是系统收藏有法律文献的一个文献收藏部门；而不是后者的专指。“文献检索作为图书馆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理论上是指从众多文献中迅速、准确地查录出所需信息的一种行为、方法和程序。文献检索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信息传播技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检索系统，二是开展检索服务。”[5]笔者理解：建立检索系统就是依据特定的文献领域或特定的学科范围，依照客观存在、被学科所确认的原始文献信息流通渠道与其分布资源体系去确定资询工作的理论原则；而混乱的主题定义与概念最终将导致的后果是无法准确与概括未来你所要建立的专业文献检索系统。既然我们所要论述的是“法律文献检索”，首先应该统一的就是对这类文献在性质上的准确定位；否则就会出现在本节开头所述的情况，使我们对法律文献检索的论述走入误区或盲点，无法使这个领域中对文献体系设置与检索方式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二、对检索教材所确立的文献对象与特征之检讨

作为法律文献检索教材所涉及的对象首先应是“法律文献”，然而“法律文献”是指那些专门性的资料与信息？它的特征又是什么呢？这是作为专门文献检索教材所需要首先回答与认定的重要基础。只有紧密围绕“法律文献信息”这个对象来展开科学的分析和论述，才能做出符合实际与学科需要的方法论断。再回过头来仔细阅读一下已出版的这些教材，对法律文献的解释、类型、特征等方面的论断却各述所见，五花八门。有的作者提出：“法学文献是记录法学知识的一切载体，是法律及其相适应的各法学学科有关的图书、刊物和资料”。[6]也有作者提出：“法学文献是指记录法学这一专门学科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法学文献的特征带有阶级性、时代性、继承性和复杂性”。[7]还有作者提出：“法律文献是国家机关中拥有立法权的机构依据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它包括法律、条例、规定、办法等形式。它的特征是阶级性和思想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继承性和联系性、时效性和出版规范性”。[8]还有作者提出：“法律信息是一切有关法和法学文化知识的总和。它是从立法、司法、执法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产生，又是指导法律实践与法律研究活动的依据。它的特征是规范性、时效性、分散性、地域性、广泛性”。[9]最终有作者归纳性的提出：“法律文献是法文化的表象之一，是社会法律制度和法制活动的真实再现。它的特征是规范化、分散化、多样化”。[10]

从上述这些对基本概念的不同论断，我们对其所述专业文献检索所指向的文献对象及其特征的正确与否产生了疑惑？作为法律图书馆的专业馆员应该如何科学地解释与理解自己所面对的专业文献类型与其基本特征，是其今后工作成败的基础。如果连所述的对象都无法认识清楚，哪如何进一步去深入研究检索的系统理论呢？笔者同意作为法学博士的李振宇先生在其所著《法律文献学导论》中对此的论述：“法律文献是人类法文化的表象之一，是一种社会法律制度和法制活动的真实表现”。这个论述抽象的、科学的表明了法律文献的基本概念，从这个概述出发去考察此类文献的对象与特征，可以推论出这类文献包括有不同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所有法律文本文献与法律、法制方面的研究性文献。在图书馆学或文献学角度上去理解的“法律文献”在含义上是一个泛指的概念，而不应将其简单的固定为某一类型或某一种的专指性文献。

对法律文献检索对象与特征的论述，一定要遵从学科本身的学术体系，要从文献类型的实际资源分布出发，以法的渊源为导向。在泛化法律文献定义的前提下，从图书馆实际工作中对法律文献检索的基本原则出发，按效力、按文本、按部门、按体系、按类型、按时期、按地域的分别去细化和归类法文献与研究性文献，并分别指出细化归类后的同类文献的基本特征。最终才能做到在其学科范围内对所有文献检索途径进行正确的梳理并提供科学的指南。

三、对检索教材内容划分之检讨

在反复阅读教材之后，笔者发现其中大部分教材的作者将“法律文献”所涉及的文献按内容而依据一般图书馆的理论进行内容上的划分；即将法律文献与法学文献概括到一般图书馆学检索教材中常用的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11]或依据出版形式划分为：图书、刊物、资料；[12]或将其简单定位在：拥有立法权的机构制订的规范性文件。[13]这些对文献内容上的划分方式是否规范，是否科学？笔者觉得很有必要深入去探讨。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种区分应该说带有极大的缺陷，它忽视了法律文献本身对文献内容在界定上的基本原则，既法律科学本身的特殊性，而将法律文献检索简单归同于一般文献检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法律图书馆与法律文献信息工作在其理论研究及其实务调研方面的严重不足。笔者认为这也许是与国内法律图书馆的专业工作人员大多数为图书馆学专业出身有关，所以热衷于按照传统的图书馆理论体系来编织法律图书馆检索手册，而偏偏忽略了对自己所要服务的检索对象在内容上进行深入的了解与研究。正如留美学者刘丽君女士在编辑《漫游虚拟法律图书馆》一书的前言中所述：“如果法律是一门科学，那么法律图书馆就是它的检索实验室。法律检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问。”

法律文献检索的内容是围绕“法律”本身展开的一个特殊的文献体系，它的划分与限定应以“法”为轴心，严格按照这个轴心的特殊性来揭示其庞大文献体系的渊源及其分布与查考方式，而不能简单按载体形式或加工形式将其归结为印刷型、文本型、电子型[14]或将其展示为一次、二次、三次文献。[15]有的教材作者甚至将法律文献按性质划分为几类、按载体分为几类、按出版形式分为几类、按加工程度分为几类，这样过多的在形式上反复划分文献检索的最终效果如何？笔者认为只能是让利用者陷入更加混乱的检索对象中。更有作者将法学文献归纳为五种形式、四个级别、十大类型。[16]然而这些划分的学理依据是什么？是否经过了可靠的论证？是否能为学界与业务同行所认同？恐怕编者本人也很难答复。例如：该书中按出版形式划分的十大类型有“ 图书、报刊、学位论文、法律法典、公报公告、判例案例法律解释、条约与章程、契约票据商标司法文书档案、法学工具书”。在教材中只有上述十类名词的解释，而并未对这十类文献的内容展开充分的论证，即使对个别类型有简单的说明或定义也未能采用合理的学术规范去严格加以说明，特别是对所谓的“十大类型文献”各自内容的举例说明，在一些提法上完全是凭个人经验的片面看法而提出，实在缺乏让人信服的认同理由。如：其中涉及的“公报公告”类、“条约章程”类，它们与其中的“法律法典”类、“判例案例法律解释例”类在文献内容划分上有何不同，划分的学理依据又是什么？还有的教材中，作者明确提出法律文献的检索内容划分为三类：法律图书报刊、法规标准案例、法律事实数据。[17]仅举其中涉及的法规检索，原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法规是法律和规章的总称，在传统文献分类中“法规”属于政府出版物中的一种。[18]然而在学科研究中“法规”一词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国务院法制办杜佐东先生在其《中国法规的现状与展望》一文中指出：“法规也有称其为法律、法律法规等，在法学圈子里约定俗成，这个词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在内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同时在国务院的《法规汇编出版管理条例》中对法规也有解释：法规汇编是指将依照法定程序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按照一定顺序或者分类汇编成册的公开出版物”。[19]可见杜先生的阐述应是较为完整的概括，而不是如前者那样简单、笼统地总括为“中外、古代、近现代”的法规和规章文献的总称。特别是针对当代法律文献检索在内容上的区分，应严格依循一个国家立法体制和法的历史渊源来充分认识其文献所包含的内容，而不能想当然的找一个名词去替代。再如有的教材中所述的“法律案例”按照原作者的观点这类法律文献依照来源划分为：法院案例、教学案例、宣传案例等。[20]这种提法是否正确呢？笔者认为实在大有商榷之处。首先所疑惑的是“案例”一词在我国法律文献中的严格指向是什么？它作为专类文献其特征性表现在那些法的规范性中？作为专业文献工作者这些应该是不难解答。其次“法律案例”的提法本身是否规范？是否符合现实中的文献内容？从已知的学理分析中笔者认为：我国法律体系中所指向的案例文献应定位在“司法案例”以及具有行政执法权的国家机构在执法活动中的行政执法案例。前者特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审理各类案件过程中所形成的文献资料，包括公布的裁决、审判与调解文书。而现在我们通指的“案例文献”主要指判决类的文书，也被我国司法机关称为“先例判决”，它与英美法系“判例文献”性质不同的是，我国司法机关的“案例”不是法律渊源，但是对审判活动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特别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公告的典型案例。[21]在上述笔者个人的简单理解中大家可以看到，对法律文献检索内容的定位必须从其规范性特征出发，准确划分不同类别法律文献的范围，才能正确引导读者去检索专业文献资源。古人云：赠人于鱼不如授之于渔。如果你把检索只锁定在仅仅几本书的内容上，那就背离了文献检索的真实目的，仅是为文献而检索文献；背离了为解决法律问题而检索文献的查询宗旨。最后使得你所费心编辑的教材本身不能去深入地、正确地展示法律文献资源的学科内容和科学意义。

四、对检索教材查询方式及途径之检讨

法律文书论文篇（10）

二、法律文书教学的现实困境

从目前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来看，教学理念落后，教材范文滞后，课程安排不合理等问题导致文书写作教学与司法实践脱节，教学目的难以实现。

（一）教学模式落后、实用性差当前，几乎所有高校法学专业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模式都以理论灌输为主导，辅以课堂练习，形式封闭落后。课堂上，教师依照教材内容提供简单的案情材料，让学生听、记、写、改，完成教学。考试通常采用开卷形式，学生只管照搬模板誊抄。此教学模式导致的问题不容小觑。一方面，导致学生对模板依赖性极强，文书写作上存在逻辑性差、语言表达不佳的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灌输加模板写作的教学模式实用性不强。司法实践中不同案件在逻辑说理上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以民事状为例，离婚纠纷的诉讼重点跟借贷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的诉讼重点存在很大差异。只考虑模板、格式和相关法律条文的教学模式实用性差，不便于结合实际案例，无法满足司法诉讼的基本要求。

（二）教材范文具有滞后性目前，市面上几乎每一种法律文书教材都存在案例陈旧、范文滞后等问题。以我校采用的2013年7月版的《法律文书写作》教材为例，教材中选用的范文过于陈旧和滞后。比如，采用1979年的‘8.24’枪支被盗案的立案报告；采用1999年的不决定书；采用2001年的马向东案刑事裁定书。客观地说，十多年前的案子虽然具有代表性，但从司法进程而言，不管从法条上的调整、法律观念上的进步还是语言文字的运用来说，这些范文都过于滞后，根本不能代表现有法律文书的水平。学生习惯于模仿范文语言，造成他们制作的文书并不能与现有的司法实践活动相适应。另外，除案例范文滞后外，教材内容也存在实用性差问题。以状为例，通用教材一般关于状只涉及概念、内容、格式和范文，对写作思路和逻辑说理过程并无提及。可见，空讲理论的教材无法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积极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训练更无从谈起。

（三）课程安排不合理、教学内容过多现有的法律文书课程普遍存在课时安排过少、学习内容过多的问题。以本校为例，本课程一般教学时间为17周，每周2个课时，共34个课时。我校采用的教材分为9章，按法律文书制作主体划分，系统介绍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证机关法律文书和律师实务文书，涵盖司法实践中的主要法律文书类型，大致有60多种。粗略计算，为完成既定的教学内容，意味着每节课至少要讲2种以上文书。因此，要学生熟练掌握写作技巧，显然不可能。事实上，教师往往只能挑选重要的几个或几章内容进行讲解。这样一来，学生训练的机会少，掌握的内容也少，付诸实践时必然有所欠缺。

三、法律文书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更新教学理念传统的法律文书教学理念以教师为中心，重“教”轻“学”。以“理论灌输+模板代入”为主导，把学生放在被动和从属地位，致使学生写作时更偏爱照搬模板，而不对案例进行法理分析和逻辑说理，不利于学生发展和成长。因此，要教好法律文书这门课程，必须转变教学理念。笔者认为，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理念，应抛弃“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提倡以学生为本，改变学生的被动地位，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培养学生法律思辩能力、法律写作能力和法律运用能力为中心，走“自主+互动+实践”为主导路线，让学生真正参与课堂教学，充分发挥学生能动性，实现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目的。

法律文书论文篇（11）

一、裁判文书所具有的法律价值

“裁判文书是法院在案件审理终结后，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对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所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结论”，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首先，裁判文书具有解释与阐述法律的作用。裁判文书乃是法官对当事人所触发的法律的解释和说明，在一定意义上，当事人所触发的法律条文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法律，并且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条文在一定意义都是汉字加以书写描述的，且每一条法律明文都有其法理基础，如若不加以解释说明，将造成不确定的概念具体化的恶性结果。尤其是当法律条文中出现，法条与法条之间相冲突，或者相竞合的情形时，法官更需要对法律规定加以阐述说明，并帮助当事人裁决案件，还社会一个公正。

其次，裁判文书对法律具有宣传作用，促使法律知识传播到各家各户。由于裁判文书可以将案件中的当事人所触犯的法律清楚的描述出来，具有形象性和直观性的特点，致使人们可以清晰的理解触犯法律的后果，了解法律的知识，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庄重，从而可以加以对人们引导。除此之外，裁判文书对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有助于促进社会整体法治意识的形成。

二、当前裁判文书中出现的问题

（一）法官的裁判缘由尚不充分具体

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裁判，有时并不等同于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对于裁判文书的拟定，法官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为原则，以客观存在的法律条文为基础，谨慎严密的分析，从而得出的结论。裁判文书的这种判决活动而不是法官任意妄为的。在各别法院中还存在这样的现象，法官对于案件的认识和分析不足，以及对证据的收集并不充分，有时还存在对当事人双方的证据存在分歧不加以认证等问题，往往导致裁判文书缺乏真实性与公正性。

（二）裁判文书的制作尚不成熟

裁判文书是法官对已发生案件的总结和分析，那么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必须清晰明了的对案件进行描述，以便法院对其进行详细的记录。如果裁判文书中出现法院没有对其案件进行详细描述，例如，没有明确指出时间、地点等，就会影响整个案件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在裁判文书的制作过程中也存在缺乏公正的现象。如，在裁判文书中没有明确体现当事人双方公正的原则，只听取当事人的部分诉讼过程，给当事人造成法官偏袒另一方当事人的感觉印象。此外，对于裁判文书的语言文字尚不规范，还存在文字不统一，格式不规范等现象。

三、完善裁判文书的具体措施

（一）正确树立裁判文书的公正、公开的价值理念

司法所遵循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法律的公正与公开。法官在裁决法律文书的时候不仅应该保证法律案件的真实性与可行性，得到当事人的信赖和肯定，而且还应该公正的裁判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并且向公开于社会。法律公开、公正是裁判文书法律价值存在的保障。无论是民事案件，抑或是刑事案件，法官的裁判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决定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以及是否存在于世间，因此，法官对裁判文书的公正、公开性应给予保证，已达到审判合理的目的。

（二）完善司法制度中的不足

裁判文书在司法改革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因此，弥补司法制度中的不足必然会促进裁判文书的完善。对司法制度的改革，不仅仅要求其司法制度中的集体改革，而且还应该将改革的目标与预期的时间相结合。例如，在司法改革中改良法官的审判方式、明确各个委员会与其他组织以及领导之间的关系、职责，真正做到互不干涉，真正现实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完善司法制度中的不足，不仅仅可以为裁判文书的制度创造良好的环境，还可以为裁判文书的改革奠定前提保障。

（三）提升法官的整体素质

法官在整个案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裁判文书是体现司法公正的载体，而法官是裁判文书的决策人，裁判结果的公正与否与法官的道德素质以及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如若法官的整体素质偏低、法律知识相对欠缺，那么裁判文书的存在将毫无法律价值可言。因此，如果对裁判文书进行改革，首先必须提升法律工作者的道德素质以及科学文化素养。应该建立严格的法律人才的选拔机制，引进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弥补地方法律人才的缺失。

四、Y语

裁判文书不仅是法院对已发生案件的审判，也是对国家意志贯彻的体现。无论是在国内，抑或是在国外，裁判文书都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我国司法机关在对裁判文书进行改革时，应该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成果，以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裁判文书，从而提升裁判文书的法律价值，彰显法律的公正与公开。

参考文献：

[1]主编.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宁致远主编.司法文书学教程[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0.

[3]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编.法律文书格式范本及98年度获奖法律文书汇编[M].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