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管理论文大全11篇

城市公共管理论文篇（1）

二、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城市规划职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城市规划职能存在的问题。目前，城市规划职能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城市功能分区不清晰，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主要有，第一，由于我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过于快速，导致城市在进行功能分区时会出现不同功能区相互参杂的情况，这在一定长度上来说，也不应该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方面主要体现的问题就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功能的定位于规划没有做到位，导致现代城市不同更能分区相互影响，这不仅制约了城市规划功能的进一步完善，也导致城市规划职能不能进行有力的展开，从而造成城市规划功能的下降。第二，由于我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城市规划不具体，或者说是城市发展速度超过了当初城市规划的目标，导致在发挥城市规划职能时，始终伴随着新老城区问题、新旧功能分区问题以及功能分区不合理等问题，这必然会导致城市规划职能在进行湘桂规划时，不容易解决，也成为了城市规划的老大难问题。第三，由于我国城市在规划中所注重的问题，在不同历史发展的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不同，因此，在进行城市功能规划时，伴随着的问题就是城市规划不统一、政策法令贯彻不到底等问题，这就使得城市在发挥规划职能时，会产生相互矛盾的局面。可见，我国城市规划职能存在的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在城市实际发展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

2.优化城市规划职能的对策。优化城市规划职能的对策，注重点应该立足于完善和优化城市规划职能，也就是说立足于现在城市发展的水平，通过现有的城市分区，对城市规划职能进行完善，加强城市规划只能发挥作用的能力。具体包括下面两个方面，第一，统筹城市功能分区的发展，立足于现有城市功能分区的作用，加强该功能分区的影响力。城市规划职能，究其本质来说，是服务职能，而就目前不少城市的发展水平而言，由于不同发展阶段所规划的目标不同，因此，在接受历史发展现状的同时，综合加强城市功能分析的发展，加强功能分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交通、园区等，甚至应该建立直接管辖的部门，通过专门专管来实现功能分析的更好发展，第二，加强城市规划职能发挥作用的能力。这一方面是出于城市居民的考虑，目前，城市规划职能发挥的主要方向是以城市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而以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城市规划职能建设少之又少，因此，必须加强城市规划职能发挥作用的其他能力。另一方面主要是以城市整体发展为首要目标，这是因为，城市规划职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把城市建设的更好来满足城市居民、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应该只以一种目标为城市规划功能发展的目标，必须立足于整体，从整体上来保证城市规划职能的实现。

城市公共管理论文篇（2）

二、当下数字化城市管理存在的不足

1.公共机构职能重叠，办事效率特别低。就我国数字化城市公共机构而言，它们所具有的职能重叠及办事效率低下的现象是特别严重的。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各公共机构职能划分不明确；其二，机构改革不彻底；其三，上级机构管理不科学；其四，基础机构认识不正确；其五，内部诸多因素的制约等。

2.发展不均衡，资金短缺，高科技人才匮乏。事实上，我国城市管理机构的信息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然而基层机构的信息化水平却特别低，同时各机构间还存在发展极不均衡的情况。大多数机构没有，抑或仅有特别有限的可利用专项资金。熟悉信息化建设的人都知道：信息化建设除了开展项目时需进行一次性投入外，还应进行系统的日常管理及维护、设备的更新等，这些均需要资金，所以政府的投入及支持对于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发展是特别重要的。此外，我国高科技人才匮乏这一现状也给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许多阻碍。

3.数字资源未进行统一的规划，未实施相应的整合。城市数字化属于一个特别庞大的系统，其信息量特别大，同时其信息也来自许多部门，因此其信息整合的任务便特别繁重，当然所牵涉的范围也特别广，比方说软件、人才及服务等等。现实生活中，与城市管理有关的机构在实际管理时均存在以自我为中心展开信息化建设的现象，尤其是市政、交通及公安等机构，创建了诸多面向行业主管机构的纵向信息项目，此类信息化项目均由机构自主决策，各机构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最终便导致了各信息系统相对独立，缺少应有的共享机构及信息交换平台的局面出现。

4.公共机构服务管理意识低下。众所周知，公众需求系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核心。然而我国在进行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公共机构服务管理意识低下的情况，就算是基础的数字化对外服务组织，其员工的服务管理意识也亟待提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传统政府机构受强化管理、弱化服务意识影响特别深的原因造成的。

三、促进数字化城市管理效率提升的措施

1.科学规划，创建完备的数字化城市管理体系。数字化城市管理所牵涉的内容特别多，它不但涉及到了信息技术的运用、各政府机构，同时还涉及了人员及职能的整合。完备的体系是数字化城市管理得以顺利开展的可靠前提及有力保障，而先进的技术则是数字化城市管理得以正常进行的手段。为了更好地推动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有序开展，政府理应统一牵头，创建完备的数字化城市管理体系，如此我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此外，鉴于搞好数字规划系数字化城市创建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其也属于进行现代城市规划必须要做的事情，因此城市管理者理应展开统一规划，解决管理及标准等方面必须解决的问题，以推动中国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2.优化城市公共机构职能，促进其工作效率的提升。为了促进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发展，城市各公共机构不但应改掉机构繁多、人员冗杂及办事效率低下的不足，同时还应优化机构自身职能的划分，以提高自身工作效率。相关部门理应以数字化城市政府机构为着眼点，优化城市政府机构的性质及职能，促进机构管理层次扁平化，优化对外服务窗口，促进机构人员工作主动性及积极性的提升，最终实现提高其工作效率的目的。

3.强化城市公共机构服务管理意识，促进其服务管理水平的提升。群众满意系数字化公共机构服务管理理念的重心，数字化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均应围绕群众满意度展开。鉴于群众对于公共服务机构提出的审美、服务及产品等诸多需求，所以，数字化城市公共机构理应于强化服务管理意识及提高服务管理质量的前提下，做好群众服务管理，明确关键服务管理策略，并借助各方面的创新提高群众对自身服务的满意度，最终促进自身服务管理水平的提升。

4.强化城市管理团队信息素质建设，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信息化人才。数字城市并非仅牵涉技术及工程，它属于一个兼容性特别强的概念，主要涉及如下领域：其一，技术；其二，管理；其三，人文；其四，经济。数字城市建设并非高新技术产品和信息基础设备的简单堆砌，它更重视体制的改革及机制的改革，以对现行政府组织机构、运行方式及行政流程展开重组及再造，让它在信息技术的引领下，进行更好地运转，所以管理团队的信息素质建设所具有的作用是特别巨大的。为了更好地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城市管理者还应跳出传统思维的限制，以现行信息化要求为依据组织及协调管理。此外，信息技术人员还应给予业务工作应有的重视，并借助信息技术的使用进行数字城市化管理。

城市公共管理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148-02

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有浓重的转轨经济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增加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经济发展引致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随着计划经济时期被人为控制在各行政区划的人口的解禁而增加的流动人口。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本来隐性的城市公共资源短缺很快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城市公共资源短缺的集中爆发从大城市逐渐蔓延到中小城市，并且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水务问题、公共交通、垃圾处理、供暖问题、城市管网建设等。各城市在极度被动的状态下开始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堰”的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的攻坚战，但政府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无底洞，政府的投入永远无法满足城市化带来的公共资源需求膨胀，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提供公共资源。在这方面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体制)模式。在国外比较著名的是英国撒切尔时期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在国内较早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公用事业研究。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我国可参照的经验不多，更无可直接引用的案例，天则的公用事业研究也是边理论边实践，至今已有一些正待检验的案例。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从理论到实践尚无比较成熟理论体系和可操作性规范。本文尝试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分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而这恰恰是进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包括如下三部分内容：城市公共资源内涵(本文所讨论概念的界定)；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的范围界定；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内涵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界定

城市公共资源是指自然生成或自然存在的资源以及由政府作为供给主体，被全体人民共享并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特征的、城市生存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享受的物质与条件，这些资源的所有权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共同所有的基础条件。

(二)公共资源的特点

城市公共资源属全体人员共同享有，一个物品是公共资源，必须有以下特点：

1．公共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的。与私人物品相比，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所有权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部分成员和全体成员所有。它同时存在多个使用者，每一个使用者不存在竞争性，具有公共性质。

(1)公共资源的非排他性。一个使用者使用公共资源不会引起另一个使用者的效用减少。公共资源是一定区域内全体人员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2)公共资源的外部性。一旦公共资源遭到破坏时，对其他使用者来说会产生一种额外支出，例如，同使用一条河流的上下游两用户，上游企业排放污水必然会影响到下游居民正常生活。

2．公共资源具有稀缺性。在工业化社会以前，各种资源丰富，人们认为公共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然而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口的剧增，人们才认识到了公共资源的稀缺也在日益增加。

3．公共资源具有整体性。这就决定了一旦某项公共资源受到破坏，将影响到公共资源的整体价值。如城市的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等会降低城市的整体价值。

4．公共资源价值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评价公共资源价值不仅偏重于其经济价值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偏重于对其公共资源的社会价值的评价，即公益性的评价。

城市公共资源具体包括：

1．城市中的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地、湿地、矿产、海洋等资源。

2．城市中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一是有形资产。可经营资源、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等；二是无形资产。依附于有形资产的名称、形象、知名度和城市特色文化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冠名权等相关权益。本文所讨论的公共资源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源。

二、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范围界定

通过上述公共资源的内涵分析，以及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沿革，我们将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研究对象作如下界定：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提供

城市公共资源的提供主要针对上述分类中的公用事业部分而言。和其他转轨国家一样，我国公用事业也带有较为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因此我们在理论上首先应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明确哪些是纯公共品，是由政府必须无偿提供的；哪些是准公共品必须由政府有偿提供的；哪些应该由市场提供的；哪些是暂时无法分清的。

(二)城市公共资源建设的融资模式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全部由财政投资的公共资源；财政与市场共同出资的公共资源；由市场融资建设的公共资源。具体融资形式体现在：财政融资，包括财政预算、国债、政策收费等；银行贷款；企业和项目直接融资等。其中近年来表现尤其活跃的是企业和项目直接融资，涌现出很多重要的做法，包括：企业发行“准市政债券”；以信托为工具的“准市政债券”(如国内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上海外环隧道项目)；保险资金的进入。2003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提出鼓励和促进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这些投融资模式应进行操作程序的规范、操作方法的完善，并逐渐将其一般化。

(三)城市公共资源的经营模式研究

在城市公共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偿提供的，这是一笔只要城市存在就永远不会枯竭的收入，现在由于经营城市公共资源的大都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效率低是经济学人所共知的，因此现在经营城市公共资源的国有企业大都亏损。而私营经济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公众利益与其经济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难免会发生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伦敦机场由于私有化而一度出现滞留旅客无法登机的混乱局面就是先例。城市公共资源经营模式研究从理论到操作细节的设计，以及适用的条件都应有事先的充分准备，而且需要通过区域试验不断积累经验，最终形成法律规范。

(四)城市公共资源的监管、评价体系研究

城市公共资源的监管、评价体系是城市公共资源正常有序运营的保障，监管、评价体系的不健全是转轨经济的又一特点，因此监管、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城市公共资源运营模式研究同等重要。

三、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

通过城市公共资源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具体城市公共资源提供与管理的现状和背景分析，在借鉴国外和国内先进经验基础上，提出具体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目标：理顺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地位和作用；规范市场进入公共资源领域的规制及程序；完善城市公共资源监管体系；建立城市公共资源管理评价体系。

(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原

1．以公共财政的理念为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本理论指导

城市公共资源主要解决城市公共品的提供以及外部性的纠正，因此对现有城市公共资源进行整合的理论基础应是公共财政理论，以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对具体城市的公共资源供给现状进行分析，确立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地位和作用，确定市场进入城市公共资源领域范围。

2．以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区域性特征为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本出发点

城市公共管理论文篇（4）

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有浓重的转轨经济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增加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经济发展引致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随着计划经济时期被人为控制在各行政区划的人口的解禁而增加的流动人口。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本来隐性的城市公共资源短缺很快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城市公共资源短缺的集中爆发从大城市逐渐蔓延到中小城市，并且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水务问题、公共交通、垃圾处理、供暖问题、城市管网建设等。各城市在极度被动的状态下开始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堰”的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的攻坚战，但政府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无底洞，政府的投入永远无法满足城市化带来的公共资源需求膨胀，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提供公共资源。在这方面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体制)模式。在国外比较著名的是英国撒切尔时期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在国内较早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公用事业研究。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我国可参照的经验不多，更无可直接引用的案例，天则的公用事业研究也是边理论边实践，至今已有一些正待检验的案例。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从理论到实践尚无比较成熟理论体系和可操作性规范。本文尝试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分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而这恰恰是进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包括如下三部分内容：城市公共资源内涵(本文所讨论概念的界定)；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的范围界定；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内涵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界定

城市公共资源是指自然生成或自然存在的资源以及由政府作为供给主体，被全体人民共享并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特征的、城市生存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享受的物质与条件，这些资源的所有权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共同所有的基础条件。

(二)公共资源的特点

城市公共资源属全体人员共同享有，一个物品是公共资源，必须有以下特点：

1．公共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的。与私人物品相比，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所有权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部分成员和全体成员所有。它同时存在多个使用者，每一个使用者不存在竞争性，具有公共性质。

(1)公共资源的非排他性。一个使用者使用公共资源不会引起另一个使用者的效用减少。公共资源是一定区域内全体人员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2)公共资源的外部性。一旦公共资源遭到破坏时，对其他使用者来说会产生一种额外支出，例如，同使用一条河流的上下游两用户，上游企业排放污水必然会影响到下游居民正常生活。

2．公共资源具有稀缺性。在工业化社会以前，各种资源丰富，人们认为公共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然而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口的剧增，人们才认识到了公共资源的稀缺也在日益增加。

3．公共资源具有整体性。这就决定了一旦某项公共资源受到破坏，将影响到公共资源的整体价值。如城市的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等会降低城市的整体价值。

4．公共资源价值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评价公共资源价值不仅偏重于其经济价值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偏重于对其公共资源的社会价值的评价，即公益性的评价。

城市公共资源具体包括：

1．城市中的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地、湿地、矿产、海洋等资源。

2．城市中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一是有形资产。可经营资源、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等；二是无形资产。依附于有形资产的名称、形象、知名度和城市特色文化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冠名权等相关权益。本文所讨论的公共资源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源。

二、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范围界定

通过上述公共资源的内涵分析，以及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沿革，我们将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研究对象作如下界定：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提供

城市公共资源的提供主要针对上述分类中的公用事业部分而言。和其他转轨国家一样，我国公用事业也带有较为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因此我们在理论上首先应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明确哪些是纯公共品，是由政府必须无偿提供的；哪些是准公共品必须由政府有偿提供的；哪些应该由市场提供的；哪些是暂时无法分清的。

(二)城市公共资源建设的融资模式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全部由财政投资的公共资源；财政与市场共同出资的公共资源；由市场融资建设的公共资源。具体融资形式体现在：财政融资，包括财政预算、国债、政策收费等；银行贷款；企业和项目直接融资等。其中近年来表现尤其活跃的是企业和项目直接融资，涌现出很多重要的做法，包括：企业发行“准市政债券”；以信托为工具的“准市政债券”(如国内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上海外环隧道项目)；保险资金的进入。2003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提出鼓励和促进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这些投融资模式应进行操作程序的规范、操作方法的完善，并逐渐将其一般化。

(三)城市公共资源的经营模式研究

在城市公共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偿提供的，这是一笔只要城市存在就永远不会枯竭的收入，现在由于经营城市公共资源的大都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效率低是经济学人所共知的，因此现在经营城市公共资源的国有企业大都亏损。而私营经济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公众利益与其经济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难免会发生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伦敦机场由于私有化而一度出现滞留旅客无法登机的混乱局面就是先例。城市公共资源经营模式研究从理论到操作细节的设计，以及适用的条件都应有事先的充分准备，而且需要通过区域试验不断积累经验，最终形成法律规范。

(四)城市公共资源的监管、评价体系研究

城市公共资源的监管、评价体系是城市公共资源正常有序运营的保障，监管、评价体系的不健全是转轨经济的又一特点，因此监管、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城市公共资源运营模式研究同等重要。

三、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

通过城市公共资源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具体城市公共资源提供与管理的现状和背景分析，在借鉴国外和国内先进经验基础上，提出具体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目标：理顺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地位和作用；规范市场进入公共资源领域的规制及程序；完善城市公共资源监管体系；建立城市公共资源管理评价体系。

(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原則

1．以公共财政的理念为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本理论指导

城市公共资源主要解决城市公共品的提供以及外部性的纠正，因此对现有城市公共资源进行整合的理论基础应是公共财政理论，以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对具体城市的公共资源供给现状进行分析，确立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地位和作用，确定市场进入城市公共资源领域范围。

2．以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区域性特征为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本出发点

城市公共管理论文篇（5）

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有浓重的转轨经济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增加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经济发展引致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随着计划经济时期被人为控制在各行政区划的人口的解禁而增加的流动人口。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本来隐性的城市公共资源短缺很快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城市公共资源短缺的集中爆发从大城市逐渐蔓延到中小城市，并且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水务问题、公共交通、垃圾处理、供暖问题、城市管网建设等。各城市在极度被动的状态下开始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堰”的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的攻坚战，但政府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无底洞，政府的投入永远无法满足城市化带来的公共资源需求膨胀，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提供公共资源。在这方面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如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体制)模式。在国外比较著名的是英国撒切尔时期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在国内较早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公用事业研究。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我国可参照的经验不多，更无可直接引用的案例，天则的公用事业研究也是边理论边实践，至今已有一些正待检验的案例。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从理论到实践尚无比较成熟理论体系和可操作性规范。本文尝试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分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而这恰恰是进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包括如下三部分内容：城市公共资源内涵(本文所讨论概念的界定)；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的范围界定；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内涵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界定

城市公共资源是指自然生成或自然存在的资源以及由政府作为供给主体，被全体人民共享并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特征的、城市生存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享受的物质与条件，这些资源的所有权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共同所有的基础条件。

(二)公共资源的特点

城市公共资源属全体人员共同享有，一个物品是公共资源，必须有以下特点：

1．公共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的。与私人物品相比，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所有权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部分成员和全体成员所有。它同时存在多个使用者，每一个使用者不存在竞争性，具有公共性质。

(1)公共资源的非排他性。一个使用者使用公共资源不会引起另一个使用者的效用减少。公共资源是一定区域内全体人员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2)公共资源的外部性。一旦公共资源遭到破坏时，对其他使用者来说会产生一种额外支出，例如，同使用一条河流的上下游两用户，上游企业排放污水必然会影响到下游居民正常生活。

2．公共资源具有稀缺性。在工业化社会以前，各种资源丰富，人们认为公共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然而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口的剧增，人们才认识到了公共资源的稀缺也在日益增加。

3．公共资源具有整体性。这就决定了一旦某项公共资源受到破坏，将影响到公共资源的整体价值。如城市的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等会降低城市的整体价值。

4．公共资源价值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评价公共资源价值不仅偏重于其经济价值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偏重于对其公共资源的社会价值的评价，即公益性的评价。

城市公共资源具体包括：

1．城市中的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地、湿地、矿产、海洋等资源。

2．城市中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一是有形资产。可经营资源、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等；二是无形资产。依附于有形资产的名称、形象、知名度和城市特色文化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冠名权等相关权益。本文所讨论的公共资源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源。

二、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范围界定

通过上述公共资源的内涵分析，以及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沿革，我们将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研究对象作如下界定：

供的；哪些应该由市场提供的；哪些是暂时无法分清的。

(二)城市公共资源建设的融资模式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全部由财政投资的公共资源；财政与市场共同出资的公共资源；由市场融资建设的公共资源。具体融资形式体现在：财政融资，包括财政预算、国债、政策收费等；银行贷款；企业和项目直接融资等。其中近年来表现尤其活跃的是企业和项目直接融资，涌现出很多重要的做法，包括：企业发行“准市政债券”；以信托为工具的“准市政债券”(如国内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上海外环隧道项目)；保险资金的进入。2003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提出鼓励和促进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这些投融资模式应进行操作程序的规范、操作方法的完善，并逐渐将其一般化。

(三)城市公共资源的经营模式研究

在城市公共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偿提供的，这是一笔只要城市存在就永远不会枯竭的收入，现在由于经营城市公共资源的大都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效率低是经济学人所共知的，因此现在经营城市公共资源的国有企业大都亏损。而私营经济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公众利益与其经济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难免会发生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伦敦机场由于私有化而一度出现滞留旅客无法登机的混乱局面就是先例。城市公共资源经营模式研究从理论到操作细节的设计，以及适用的条件都应有事先的充分准备，而且需要通过区域试验不断积累经验，最终形成法律规范。

(四)城市公共资源的监管、评价体系研究

城市公共资源的监管、评价体系是城市公共资源正常有序运营的保障，监管、评价体系的不健全是转轨经济的又一特点，因此监管、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城市公共资源运营模式研究同等重要。

三、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

通过城市公共资源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具体城市公共资源提供与管理的现状和背景分析，在借鉴国外和国内先进经验基础上，提出具体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目标：理顺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地位和作用；规范市场进入公共资源领域的规制及程序；完善城市公共资源监管体系；建立城市公共资源管理评价体系。

(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原則

1．以公共财政的理念为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本理论指导

城市公共资源主要解决城市公共品的提供以及外部性的纠正，因此对现有城市公共资源进行整合的理论基础应是公共财政理论，以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对具体城市的公共资源供给现状进行分析，确立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地位和作用，确定市场进入城市公共资源领域范围。

2．以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区域性特征为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本出发点

城市公共管理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X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6-0091-01

0 引言

公厕是一个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城市环境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现代的城市公厕中无论是基础设备还是管理方面都非常落后，城市公厕的科技含量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公厕的提高与发展。我国公厕的设计简单而且内部设施比较落后，是由于资金紧张设计不够创新而导致的，专业人员对公厕不够重视，这与发达国家的个性化简单化实用化的公厕还相距甚远，对于城市环境工作中的公厕管理问题还正待解决。因此本文转换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是分析了城市公厕的性质和作用；其次是分析了城市环境工作中的公厕管理问题研究；最后是分析了城市环境工作中的公厕管理长远的意义。

1 城市公厕的性质和作用

城市环境工作中的公厕代表了一个城市重要的形象，对城市的发展以及规划和便民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极大促进了城市的社会化生活，促进了城市环境的整洁与卫生也提高了城市文化。城市公厕的性质取决于公共设施的管理和优化主要包括了共同拥有消费性，城市公厕作为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公厕的产权归属没有完全归属于个人而是由国家以及有关部门统一管理，任何居民和个人都有去消费公共厕所的权利，不需要支付成本就可以享受公厕所带来的利益；非排他性也就是公厕是城市的公共产品不归属于任何个人，公厕属于为了城市居民需要而建设出来的公共设施，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特征任何人的使用都不可能排斥其他人对它的使用。城市公厕对于城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厕已经在城市规划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成为了国家城市发展规划蓝图中重要设计的一个部分，城市公厕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出了自己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一个城市公众的文明素养，这些都是城市公厕在默默的发挥的作用，由于城市公厕的建设使得城市更具有亲和力和文明魅力。同时城市公厕对于城市的运行发展日常生活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城市的社会活动以及政府的城市管理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城市公厕具有供给生理排泄服务场所的作用以及满足社会服务。在一切社会活动运行的时候公厕都是随时必须使用的产品，而且同时提供了多种社会附加服务和丰富了城市文化。比如做一些城市文化宣传或者产品广告和信息等，公厕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此城市公厕为城市环境工作以及城市运行、保障社会活动、满足公众生活、丰富城市生活和文化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了其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

2 城市环境工作中的公厕管理问题研究

我国的城市环境工作中的公厕在数量分布、质量管理等多个方面都存在漏洞，在城市公厕中数量不足而且分布不合理，我国的城市公厕数量不足尤其是公共厕所的设置总数稍有不足存在大量的收费公厕，而且分布仍然很不均匀，主要都是分布在城市的繁华街道和商业住宅区，但是一些落后的街道和贫困地区都很少有设施齐全卫生干净的公厕。尤其是质量高标准高的城市公厕数量甚少，很多公厕都存在大量的垃圾以及很少有人清理，很多公厕设施不健全而且管理不到位，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得过且过没有将公厕工作摆放在重要的位置。而且城市环境工作中的征地以及环卫工人的结构都将是重要的问题，现在国家土地处于一种非常紧缺的状态，无论是在繁华地区还是在贫困落后地区这样情况的话开出一块土地用于公厕建设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环卫工人对于城市公厕的管理也处于落后状态，尤其是在落后地区的公厕更是出现无人管理无人清理等情况，设置一个公厕等同于开出一个无人管理的地区。而且公厕的管理经费从何而来经费如何管理如何运作以及公厕的现代化设计如何操作这些都是现代城市环境工作中的公厕主要的问题，如何才能使用最低的成本设计出便于移动占地面少干净环保卫生安全的公厕已经成为了首要的问题。我国对于城市公厕的运行操作比较单一经费不足等缺点对于我国城市公厕的运行机制存在一定的束缚，对于公厕的将来发展也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对于今后公厕的设计前景也不甚明朗，而且公厕仅仅是简单化劳动密集型劳动的一个行业，以至于公厕管理基本上是一个内生封闭的体系并没有涉及到更多的利益效益的问题，至今这种行业壁垒仍然没有被打破，最后就是因为居民对于公厕还没有形成一种公益保护的意识，在公厕的使用过程中仍然缺乏保护导致公厕清理成为了重要的工作。

3 城市环境工作中的公厕管理的意义

要实现公厕的合理化管理就要形成城市公厕的多元化管理，形成一个从横向和纵向的链条，形成一个公厕管理的综合系统，形成一个供给的综合系统。这样才能通过城市公厕的强化管理来完善城市环境工作的合理安排，无论从资金还是合理规划安排以及政府投入和公共管理相互结合使相关的居民意识到公共产品给社会和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利益，同时开动公厕保障服务对于公厕的设计以及后备管理都要加强对于公厕的环保化设计以及保护环境的设计都是重要的，公厕免费服务完全体现了国家社会的服务和保障以及体现了社会的公益性，加强了社会规划管理体制，城市公厕的设计和管理对于城市环境工作的发展和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城市公共管理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5-0249-01

一、辽宁省公共艺术项目建设现状

首先是缺乏专项整体的规划，对于辽宁省城市的公共艺术建设现状和未来发展需要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描述手法确定近、中、远期公共艺术专项总体规划项目的有关内容。其次是规范制度立法的缺失，监督管理机制松散。辽宁省各个城市还处于公共艺术建设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是无规、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严重阻碍了公共艺术建设。最后是决策的非专业化、维护管理的不足、艺术作品质量不高、脱离公众需求等一系列问题。

二、 辽宁省公共艺术项目建设发展对策思路

三、 2.1辽宁省公共艺术建设对策架构――“231”结构

在辽宁省公共艺术建设上以“231”即2个维度，3个尺度，1个目标为构架。即理论和实践两个视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最后达到建设一个“文化辽宁”目标。

2.2公共艺术项目建设支撑理论

2.2.1公共艺术建设宏观理论

在宏观中公共艺术建设规划研究更关注城市定位与发展，把公共艺术建设放在规划之中进行分析和研究，强调研究方法上的多视角和多层次。研究公共空间的现状和特点，根据城市的具体情况和城市形象的要求进行设计。对图形符号的形象提炼、情景元素的场景营造、植物造景的形态搭配、色彩材质的情感引导和场所空间的活力再现[1]。

将景观生态学中斑块、廊道、基质三要素为支撑研究公共艺术建设，实现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实现历史文化景观网络的构建。

2.2.2公共艺术建设中观理论

在中观中公共艺术建设的全生命周期包括从规划设计前期的调研，并且制定可行性报告。根据城市的建设现状和未来发展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描述手法确定规划设计近期、中期、后期以及反馈问题的改进与提升等整个公共艺术建设的全过程。最终完成公共艺术的全生命周期的建设。

在此基础上注重利用现有管理法规及法规执行单位优化公共艺术环境，参照国内大中型城市制定的《城市公共艺术管理办法》使公共艺术的方案确定、审批、制作施工、养护管理等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2.3公共艺术建设微观理论

在微观中公共艺术建设的生态系统本身是动态平衡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系统。因此生态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在这个弹性范围之内的干扰波动就是适度干扰。群众的监督对于公共艺术建设适度干扰可以带来一定的活力。适度的干扰可以给生态系统带来环境上的多样性，并且具有较高的生态学价值，要求在人类干涉时，必须从多方面考虑[2]。

公共艺术环境行为心理学是研究公共艺术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它着重从心理学和行为的角度，探讨人与公共艺术的最佳关系问题，不同的公共艺术都能满足人们寻求各种体验的内心需求，它们包括：生理体验、心理体验、知识体验、自我实现的体现等。

2.3 公共艺术建设对策

2.3.1宏观尺度的总体控制――编制公共艺术总体规划

宏观上要完成公共艺术设计的定位、公共艺术场所的选择、公共艺术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关系、确定公共艺术建设流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与规范。对于城市公共艺术建设更注重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文状态和制度建设。

在规划编制的内容和依据上，研究城市公共空间的现状和特点，根据城市设计和城市形象的要求，规划中明确规划的定位、规划原则、公共艺术建设的空间结构、规划的依据、规划的内容构成。主要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各专项规划、城市文化发展规划、城市旅游发展规划、城市色彩总体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等相关上位或同位规划。

2.3.2中观尺度的过程控制――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在公共艺术建设之初，进行相关利益群体的通告和协商。在公共艺术建设之中，公众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专门成立公共艺术服务机构，必须要求机构人员为公共艺术设计的资深专业设计师，做到真正体现地域文化的设计、真正符合当地风土民情的设计、真正是附近居民需求的设计。城市公共艺术是城市的“眼”，是城市的名片，凸显城市风采。因此公共艺术应体现地区独特的人文、科技等，而非单一的复制[3]。

公共艺术建设许可的最后决定由主管部门公示在公众平台上，供公众查询监督。

2.3.3微观尺度的实践控制――技术与方法的节点控制

公共艺术要把握空间尺度性―与环境“共生”。城市公共艺术公共性实现的共生性策略，要求公共艺术在形式上与周边环境相互依存；公共艺术建设公众、公共、公平、艺术―与公众“共鸣”。逐渐体现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以及逐渐完成健全的、公平的公民监督体制和公共艺术家设计出完美的公共艺术；公共艺术注重体验―与行为“共振”。让附近的居民主动参与城市公共艺术的创作，达到体验引导公众主体积极的参与和再创造，形成“共振”公众参与公共艺术 [4]；公共艺术源于生活，传承文化―与文化“共享”。归根结底公共艺术设计也是源于生活，贴近生活，融入生活，才能让居民体会到亲切，更容易接纳和欣赏；公共艺术彰显时代需求―与时代、科技“同步”。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公共艺术创作和现代科技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技设备的改革，影响着艺术创作的观念，并为其提供重要保障；

构建公共艺术项目品牌体系―与城市“共荣”。文化价值学在公共艺术作品上的成功实施是塑造城市品牌，实现当代关注力经济学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实施城市品牌战略的重要方式，最终达到突出特色，塑造品牌，与城市共荣。

三、总结：

宏观中，专业人员主要参与公共艺术项目的设计规划把控。政府决策公共艺术项目的规划审批的把控。市民则参与公共艺术项目的反馈工作，监督政府和专业人员的工作；中观，专业人员对于设计中的法律、法规要清楚，严格把握设计尺度，避免对社会、国家造成不良影响。政府要以法律约束专业人员胡乱设计和市民对于公共艺术建设的不良作为，积极听取市民的监督反馈意见。市民则要爱护公共艺术建设设施。微观中，专业人员要专研设计创作，深入结合地域文化和人们需求。政府积极走进人们群众，定期做调查工作，听取人民宝贵意见。个人主动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做好主人翁角色。更好的促进文化辽宁宏伟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王雅丽.地域文化视角下巴东野三关公共空间景观设计方法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1.

城市公共管理论文篇（8）

1．1国外对社会公共服务管理的研究

在国外。关于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研究并不多。l9世纪后半叶，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代纳(Wagner)初步提出了公共服务的概念l_。美国教授汤玛斯伯尼斯顿研究了农村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财政问题．指出在农村和城市实施不同的教育、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产生城乡差距和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21。Knight等认为户籍制度赋予了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养老及教育等方面的利益，劳动力的流动依然难以缓解城乡收人差距。Carter研究认为，城市倾向政策由于部门倾斜的收入转移以及在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均等，都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利网。

1．2国内对社会公共服务管理的研究

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朱米均等[41提出以采用私人部门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关于新公共服务理论。马英l5}认为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对公共管理学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的。关于治理理论。李军鹏[61认为，应着重研究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体制，主张建立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公共管理模式．主张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与政府一道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马国芳等【提出了关于社会公共服务新趋势理论，认为政府理念应企业化，引进绩效目标管理。覃俊波等(2008)提出了关于社会公共服务管理“第i条道路”理论。田自学1、陆明远19]等学者也分别提出社会公共服务管理职能问题、体制机制创新趋势理论。关于城乡公共服务统筹供给问题。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㈣在考察了西方公共服务制度的安排后，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改革意见。姜岩等…]指出从城市偏向政策向城乡关系平等和两个部门均衡发展转变关键点在于农民人数的大幅度减少以及城市居民占人口比重的提高。

1．3国内外研究存在不足的地方

总体来看，目前对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方面所做的研究还有很多没有涉及到或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最关键的如用实证方法或调研方法来论证社会公共服务演进路径及评价机制这一块的研究。但还处于空白或只能说是起步阶段。此外，对城乡公共服务的演进路径发掘不够．缺乏对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系统理论及演进路径分析．并且对于如何建立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尚需进一步理顺并形成详细而清晰的政策思路。

2构建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重要性

本选题立足于对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的完善，立足于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为构建城乡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提出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以解决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本选题旨在学习借鉴围内外城市管理模式借鉴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演进路径及成功经验，提升我国及广东省城乡建设和管理机制水平，构建具有广东特色的城乡管理服务体系，对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及幸福广东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2．1对于解决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关键问题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本研究以新公共服务理论、系统论及比较优势理论为研究理论基础，对国外发达国家大城市成熟完善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在政策体制、制度管理、运作实施等方面汲取、借鉴其成功的做法及经验。同时系统深人梳理我国有代表性的城乡地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政策环境、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从而构建基于我国国情特色的城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理论体系以及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指导我国未来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及全面构建小康社会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

2．2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城乡发展体制管理的政策决策参考

本研究切合“十二五”时期继续推进城乡管理公共服务建设的内在要求，对于未来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会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方面，包括区域政策、发展战略、运行机制、制度保障、管理体制等政府政策及重大决策的制订及出台，均有着战略性的理论指导意义及深远的政策指导意义。

2．3对于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管理制度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将对我国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管理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均等化、法制化提供重要的政策决策参考，对于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发展、战略指导、政策制定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以及广阔的应用前景。

3研究思路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实证分析、指标体系构建法等多种先进研究方法相结合．一方面，选取华盛顿、伦敦、东京等l0多个国外发达城市．全面、系统地对国外发达国家大城市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的成功经验及成熟做法，逐一进行剖析，探明其政策涵义、运作机制、制度管理及不同公共服务领域的差异化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未来实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探索社会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及政策、制度制订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从现实的层面，选取我国有代表性的多个城乡地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摸底，包括科教文卫、公共交通、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运作及构建，系统解析当前我国存在服务不均等、发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根本原因，并应用新公共服务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系统论等科学手段，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特色的城乡社会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构建集区域政策、发展战略、运行机制、制度保障、管理体制等于一体的城乡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图1)。

4对策建议

随着经济能量在一定区域的相对集中，我国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速度加快，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群迅速崛起，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逐渐走向成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社会的管理是否科学对我国城乡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因发展规模、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口规模等的差异，而需制定符合当地的社会管理对策。根据本课题调研情况，将部分重要研究对策成果报道如下。

4．1以人为本．实现人性化管理

国外城乡社会管理的经验之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彰显民众意愿、充满人情味，城乡社会和谐发展。如华盛顿的市政管理建立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基础上，以为民服务为核心，政府的管理职能主要集中于关注市场规则的完善和环境维护，市政管理的人性化凸显服务意识。城市的主体是人．营造城市的目的在于有利于人的工作、方便人的生活。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手，把以人为本的积极理念贯穿于社会管理的全过程。因此，城乡社会的人性化管理可在社会冲突、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如天津在治理“五乱”时，以沟通为主，对违规商贩进行劝说与教导，改变暴力解决的手段．也是人性化管理的体现之一。

4．2科学规划．确保规划的顺利执行

国外城乡规划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规划程序严格，执行也非常严格，以确保规划的顺利开展。如美国大多数城市有50年以上的总体规划，规划一旦确定后，难随意更改，执行效率非常高。柏林政府从事规划编制的人员专业性强，配备充足，为规划提供科学的保障，规划出台后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必须严格执行。新加坡以高标准、高起点开展城市规划的编制与研究工作，建立了一整套科学、严谨、规范的规划编制、规划执行、规划管理体系，为新加坡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规划支撑。

4．3完善公共设施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公共服务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为保障城市有效运转，需要不断配置各类公共设施，提供各种社会化服务。对普通居民而言，公共设施是其享受便利、多样化城市生活的保障。因而政府应加大城乡公共设施的投入．如完善路灯建设、安全通道、停车场、公交停站点、公共游乐场等。如广州人口密集，公共设施建设仍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需要加强公厕的建设．改善以往“百里不见公厕的现象”，提高垃圾分类回收的成效，增设BRT站点，在偏远的地方建设公交停站点，开发地铁其他线路等。随着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必将进一步改善城乡的市容环境，为我国城乡民众提供温馨的社会公共服务，为城乡的多元化发展提供巨大动力。

4．4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一是投入机制。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和补贴力度，从体制、机制上确保新农村建设的稳定的资金来源。二是保护机制。要彻底消除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和障碍．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纳入政府的服务和管理轨道．努力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要给予农民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转让和处置的完整权益，使农民有财产权力的基础：彻底改革户籍制度．给农民自由迁移的权利，让农民有发展和增加收入的机会。三是保障机制。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贫闲人口脱贫和低收入农业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改善农民“看不起病”的境况。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工作机制。要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组织体系，改变过去城镇政府职能部门只管城镇不管农民的城乡分割、基层管理薄弱的管理体制，从行政管理的体制和工作机制上确保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与协调发展。

4．5加强环保立法．促进城乡环境的优化

环境保护法是国外城乡环境管理的法律保障国外环保立法的措施颇有成效。如德国通过颁布了多项法律法规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民众节能，调动了个人和企业环保节能的积极性。美国环保法律对执行部门的要求和授权都很明确，可操作性强，纽约市通过立法，将垃圾再循环定为法律强制性项目。我国可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

4．6明确定位。塑造良好的城乡品牌

城市公共管理论文篇（9）

浅谈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

城市化战略与现代城市管理模式探索1．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目前，在定义城市时还偏重于对人口的量的表征，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或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一可计量的变化过程。但我认为，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和标志，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其质的规定性，即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这才是城市化的真正的实质意义之所在。否则，按照前者的观点，要实现城市化，只要用行政方式，把人口的居住形式从分散转为集中，或改变一下统计方式，就可以实现城市化（或人们所说的城镇化）。例如，去年以来强调了城市化，城镇人口统计数一下子就上跳五个百分点，而按前几年统计，每年一般只增0.5个百分点。如1997年城镇人口为29．9％，1998年是30．4，1999年为30．9，而这次20xx年的人口普查却达到了36．09。就是说20xx年一年中，我国城镇人口上升了5个百分点。当然，这中间有一个统计方式的变化，例如，把到城市打工人口也算到了城市人口中去了。城市学界有一个理论依据，认为一般讲城市人口达到3O％以后，就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起飞阶段。但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对于快速推进阶段的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对于城市管理的目标与宗旨的讨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有一种“全球-本土化”的战略视野。“小城镇，大战略”的确是依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国情作出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但当跨入21世纪、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以及我国基本解决温饱和开始进入小康阶段的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城市化战略选择中是继续推进小城镇战略还是也要发展大都市战略？也许是目前城市化战略讨论的焦点。“城镇化”和“都市化”都是城市化的一种表述，但是其内涵显然是有区别的。我的观点是，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大都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只有经“都市化”而重返“城镇化”才能真正实现文明扩散意义上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一定程度的都市化的发展，即城市文明的高度发展后的那种“郊区化”式城镇化，才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更具有全球性的启示与价值。郊区不等于乡村，郊区相对于城市而存在，附属于城市而发展。郊区化不是“逆城市化”，而是“后城市化”、“超城市化”或者说是一种“深度城市化”的体现。那是一种在高度文明后的城镇化，一种人口的适度分散、追求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的自然趋势。所以，在这之前，中国需要有一定的都市化的进程。这实际上是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的的要求，也是中国人口和土地资源寻求最佳配置的一种战略选择。此外，未来的全球化竞争，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都市圈的竞争，没有大都市的强有力的发展，中国是无法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席地的。光靠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是无法完成中国的集约式的经济发展和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增的。3．城市管理模式的选择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管理模式的选择，同样需要全球化视野与本上化实践的结合。首先需要澄清在城市管理范畴或概念上的许多片面性。何谓城市管理？城市管理主要管什么？怎么管？记得98年刚开始组织关于城市管理的跨学科课题组讨论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城市管理的概念就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和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城市管理主要应该是法规管理即城市的法治问题，有的学者则坚持应该限定在城市的物质空间领域内，还有的学者则更多地视城市管理为社会管理的组成部分；有的认为当前城市管理的关键是加强城市规划的权威性，有的则认为城市管理更紧迫面临的难题是城市建设质量的控制，当然，对于城市日常运行管理的长效性的呼吁则是高度一致的。我曾经在去年的本论坛上阐述过一个“全球-本土化”的城市管理模式的基本构架，主要强调的是一种超越传统“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坚持“以人为本”、“可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确立精干高效、系统综合的目标原则基础上，强调现代城市管理内容上“经济—社会（区）—环境（市政）”的综合性、管理主体上“市府—市场—市民”的多元性以及管理对象上“规划—建设—运行”的全程性。公共管理理念的变革与城市政府职能的转换“管理”的多义性和城市管理的归属关于城市管理的讨论还涉及到对于管理本质的探讨和认识。城市管理中的“管理”是一种怎么样的管理？中文中的“管理”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概念。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是否是一回事？行政管理和商务管理有何异同？我发现，在英语中至少有4个词可以译为“管理”：management是用得最多、最广的“管理”，主要指“私域”的管理，如企业管理、经营管理，现在正在不断泛化为一般性、普遍性意义上的管理(其实，第一个“经理”倒是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administration也是“管理”，主要指行政管理，主要用于“公域”的管理，即公共管理；governance也是一种“管理”，通常译为“管治” 或“治理”，现在的用法已经超出单一的政府管理范围而具有了更为宽泛的含义；regulate也含有“管理”的意思，主要是指一种“管治”或“管制”，因为规范化本身不也是一种管理吗？但这个词中的规则化、条例化倾向是十分强烈的。那么，城市管理究竟是何种管理呢？也许是一种更具综合性、多样性、上述4种含义兼而有之的“管理”。城市管理总体上属于公共管理范畴，但随着“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思潮的兴起，正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公共管理的一些重要变化，这主要是指公共事业的市场化和公共事务管理的企业化倾向。在城市管理领域，人们正在不断推进城市基础建设中的市场化改革（如建设项目的公开招投标制度和建设监理中的企业化运作方式改革等），城市管理的“管理”也从传统公共管理的“管理”（administration）改为企业管理的“管理（经营）”（management），反映的正是这一种趋势。但我觉得，当前正在广泛使用传统上主要用于政府管理的governance（管治或治理）这一概念，则正反映出人们对城市管理完全市场化趋势的一种疑虑和保留，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现代讲的governance并不是政府一家的事，而是社会的一种共同事务的治理。实际上，国际管理学界强调从科学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过渡也是一种对管理领域过度市场化、过分技术化乃至于片面效率论倾向的一种反拨。2．“重在管理”：“全能政府”还是“有限政府”？去年的论坛上我提出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后建设”视野问题，并着重阐述了这一概念的三种基本内涵，即“后发”的城市建设、“软建设”（环境和功能建设）为主、“元建设”（形而上）的思考。这主要是一个战略性的时空定位问题。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一个多维时空的概念。我认为，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建管并重、重在管理”也正是基于某种类似的考虑。在强调城市的环境建设和功能开发阶段，管理的任务更为艰巨也更为重要和紧迫，在一定的意义上，管理也是一种建设，管理也许更能出效益。但是，如何进行精干高效的现代城市管理呢？特别是城市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职能究竟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不要以为一讲“加强管理”就是政府包办一切。这也就是我强调在城市管理的主体论上一定要有“市府—市场—市民”的三主体观，充分发挥政府监控、市场调节、公民参与的三手并举、缺一不可的原因。在强调“重在管理”的时候，千万不要重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的覆辙。“全能政府”的模式显然是不适应现代经济迅速而多变的市场环境的，也是与现代城市管理改革中的市场化、社会化、法治化取向相悖的。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形成了政府一家包办、一手独大的“全能政府”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和机制。国家是全能的，政府也是包干的。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手段的全面运用，也使老百姓养成了一种思维的惯性和惰性，什么事都找政府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是一种“有限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换也许是当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一个关键，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转换正处一种交叉与过渡阶段，即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审批经济”的特殊阶段，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变种。这也是目前许多困难难以解决的症结之所在。所以，政府职能的转换已经成了深化改革的关键，这也是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城市政府职能的转换也已经成了城市发展与管理现代化的关键。徐匡迪市长在今年两会期间，明确表示今后工作重点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改革思路。这里实际上也是包含了一种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换。政企分并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也有不少推进，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要从直接当“水手”向如何当好“舵手”上转化。政事分开跟城市环境管理关系很大，也是当前需要大力推进的方面。政社分开更是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实现城市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三个分开，是我国城市政府职能转换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现代“有限政府”趋势的必然。3．“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城市管理当前，在城市管理的研究中，“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是西方20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一股思潮，其要义就是把更多的传统上由政府管理或专营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及公共产品的提供改由私营企业共同参与或干脆实行“私有化”，如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涉及铁路、航空、邮政等等大量传统上由国家控制或独营的领域。“新公共管理”理论突出效率、效能与效益原则，强调管理的“市场化”导向，的确是现代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新公共管理”思潮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政事分开”，应该说在实践中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的，如纽约市政府把一个尽管连年增加财政拨款、但一直难以有效管理的城市公园承包给私人公司后，出现了井然有序的新面貌，获得市民们一致的好评。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公共事业和公共产品关系到国民的日常的基本生活保障，一旦出现“市场失效”，其后果影响巨大。如本人所知，在美国某州实行电力系统的私有化后，经常出现供电障碍，引起当地居民的极大不满。所以，我们在推进城市管理中的市场化改革中，一定不能忽视政府的职责之所在。其实，在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的供应方面，政府的调控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事务的私营化过程中，政府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如纽约政府把公园承包给私人公司经营后，政府的拨款不变，并保持必要的增额，这就使得私营公司也有利可图，同时却大大地节省了纳税人的钱，增进了纳税人的利益。而众所周知，美国的私立大学每年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政府经费是非常巨大的，以致于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把每年获得政府科研资金的多寡作为“研究型大学”的基本标准，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私立大学是很难真正生存下去的。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启迪是十分宝贵的，对于国内方兴未艾的公共管理研究，包括城市管理的探索都是值得借鉴的。在城市管理领域，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都是不可与缺的改革，现代的城市管理决不是政府一家的事，当然也不是任何私人或企业能完全承包得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一种新的“政企不分”倾向，即过去的政企不分，是要求企业家当政治家，其极端形式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代政企不分，是政府部门想当企业家，“裁判”当“球员”，那可是一种“越位”和“错位”。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政府应该摆正位置，有退有进。在公共管理领域，政府的职责应该加强，但这种加强不是包揽，不是独营，而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场、企业乃至于市民的积极性，在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督。比如，“以人为本”也是不少企业的广告词，但以何人为本？企业强调的是以顾客为本，叫做“顾客是上帝”，房地产开发中渐露端倪的城市“空心化”倾向，既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使然，也有城市设计和规划中的偏差，有无急功近利的过分商业化导向在起作用呢？而目前房地产商的广告中充斥的所谓“成功人士的选择”、“白领阶层的乐园”等等，又是否是我们城市发展的根本宗旨之所在呢？城市政府的考虑应该是全体城市居民的利益与方便，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照顾，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市场与政府这两只手的作用都是有效而又有限的。因为在效益与公平的关系上，对于企业，效率优先，天经地义；对于政府，保障社会公平则是最重要的责任，这也是保护纳税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所以，在当前城市建设与管理事务上更多地由企业参与的条件下，政府的监控作用尤为重要。“新公共管理”是一把利弊兼具的双刃剑，不能简单照搬套用，特别是它的“市场化”取向与“私有化”往往搅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在借鉴时不可忽视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此外，把公共产品提供给企业或私人管理，还涉及到公共社会的培育与成熟，包括第三部门（ThirdSector）的成长，即非政府组织（NGO）与非营利性组织（O）的活跃，这些是公共社会成熟标志，作为大城市特别是上海应该率先探索这种可能性。这也涉及到一种观念的创新，即在现代的城市管理中，不应把老百姓看成是“训政”的对象，而应该视作是管理的主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群众应该拥有更多更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国家功能的转换与“无为而治”理念的创新1．国家功能的转换城市政府职能的转换还涉及国家功能和作用的定位,学术界讨论已久（这里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家机器，即英语中的state。此外，关于“国家”和“政府”的概念也是有区别的，“国家”的功能和职责及其作用都大大超出了“本届政府”的含义）。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把国家比喻为《圣经》中的怪兽Leviathan,一种可怕的海兽，但又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结果反被它所控制的巨兽。20世纪是国家功能和作用空前膨胀的时期，国家机器成为一种高高凌驾与社会之上的巨兽。但是20世纪末，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威受到多种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的“超国界行动”，更来自于某些跨国家组织的干涉。“北约”在科索沃问题上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是对国家的严重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些世界性的经济组织正在成为超国家的Leviathan，例如WTO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具有比传统民族国家更为强大的功能和作用。但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同时，是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并存。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政府功能的强化也是必要的。而在国家创新体系（NIS）的构建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方面，国家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与缺、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城市的“善治”与政府职能的转化但是，与此同时，政府在国内事务的管理职能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变化。这就是伴随上述“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出现，与20世纪的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先后兴起的一个“政府再造”运动相关，在反思国家与个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曾经盛行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90年代提出并开始大量研究“善治（goodgovernance）”的理论。我认为“善治”的实质主要并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性，其涉及的正是政府职能的转换。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正方兴未艾，特别是围绕加入WTO后政府行为方式的转换，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面对挑战，应加强经济干预，重点扶植国营大中型企业，以应对并参与国际竞争。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顺应世界潮流，实现国际接轨，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要重点解决“市场失效”与“政府实效”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在目前转轨时期，国家应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这三种观点，各有道理。我认为，现代政府对外的功能要加强，维护民族利益，保护国民权益；但在对内的功能方面则完全可以更为减弱一些，也就是更多的放权于基层。社会主义的民主决不能停留在传统的“为民作主”上，而应该是大力推进和扩大“由民作主”的范围，如在城市的社会管理上，能否让城市的居民委员会真正发挥其民主自治的作用呢？我们应怎么看待城市政府职能的转化问题，怎么建立一种以环境建设为本的新的城市政府的管理职能呢？构建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不只是城市基础设施构成的“硬环境”，还包括政策、法规、社会氛围等“软环境”的建设，这是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能。特别是软环境的建设，要强调精干与高效（包括效率与效益），更应该强调信誉与信用，用各种政策和法规使守规者不亏、诚信者获利。没有全社会的信用制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的，这也就是总书记所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3．“无为而治”：以“无为”之形，求“有治”之实从中国传统的“礼治”到现代社会的“法治”，真正的“德治”应该是一种与“法治”相结合的新型的“善治”，而不是简单地回归中国传统的“礼治”。中国传统的“礼治”是以一种等级制、身份制为基础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典型的人治。而现代社会的法治，强调的是契约制，其理论前提是自然法论和自然权利说，更合乎自然之本来，人间正道是沧桑。虽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西方那种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自然法论和自然权利说的思想资源，但中国古代智慧中的“德治”理想和各种“治道”的研究却是有着十分丰富和宝贵的启迪的。这里既有孔子的有为之治，即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亦有道家的“无为而治”之道。有为与无为是对立的统一，政府总想“有为”，但有为与无为，要有个度的掌握。特别是“强政府”的优点在于能为老百姓做许多实事与好事，但一旦做了一件错事或坏事，其后果之大、影响之坏，就不是几年、十几年能消除的。比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政府决策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难以弥补的。当然，在城市发展和改造的启动阶段，特别是在城市的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需要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时期，政府的作为是十分重要的，这也许可以说是那种“修齐治平”理想的实践。但是，当现代城市进入发展的成熟期，特别是如我们所分析的进入以功能开发和环境建设为主的“后建设”时期，政府的直接介入就可以逐步减少，政府在城市发展和管理中的角色就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转换。要做到“依法治市”和“以德治市”的结合，现代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能否也借鉴一点老子的智慧呢？现代政府能否从老子的“无为而治”中学一点“善治”之道呢？“无为而治”是以“无为”之形，行“有治”之实，不要信“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以为只有政府或专家有智慧、懂规划、会管理，真正的“善治”不是去规定和指挥老百姓干这干那，而是只需规定哪些不能干，至于具体怎么做，让企业家和老百姓去开动脑筋，发挥才智，人民城市人民管，这也是一种法治，“法无禁止即自由”嘛！不要自以为政府是最高明的，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中，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导向而不是指令。所以，借鉴“无为而治”以为现代政府的城市管理理念也可以视为一种现代的“德治”理念。何谓德？“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万物皆因得“道”而成形。故“德”为有形之道，“道”为无形之德。中国古语中“德”同“得”，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老子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治），生而不峙，功成而弗居。”自然而然，无为而治，“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可是“大智”，才有“大治”，也才有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所以，“德治”可以是儒家的“修齐治平”之德，也可以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之德。城市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最高境界，也许正是这种“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德治”，以“无为”之形，行“有治”之实，而达“无为而无不为”之境界。而只有这样，城市文明才能发挥其最大的魅力以为人类未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理想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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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管理论文篇（10）

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与当代中国城市的基本特点是分不开的。

首先，当代中国的市与西方的city并不是对等的概念。中国的市本身具有特定的政治法律定位。所谓中国的市，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的建制城市，即它首先是国家的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不单纯是具有城市功能的城市，中国城市也不与某一学科定义中的城市完全吻合。照西方的标准，中国许多形成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实体的居民聚集地，都可以称之为城市，但许多这样的地方恰恰还不是城市。美国的city一词可以包含中国全部建制市和建制镇，而中国的市只是美国City和Municipality（自治市）概念中的一部分。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才有建制市663个，而1997年，美国的自治市就达19372个，其中伊利诺伊州（面积为14.6万平方公里）为最，有1288个自治市。该州人口约为1300万，平均每个市仅有1万多人。而与该州面积相等的我国辽宁省，包括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在内，同期总共有31个市。美国建制市太多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形成的自治传统，对多地方政府和小地方政府情有独钟，从而导致公共行政的极端地方主义倾向。在美国，即便人口只有几千人，只要公民联合向州议会提出纳入自治市的申请，大多数情况都能获准。

其次，当代中国城市有行政层级之分，西方国家一般没有这个特点。据200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行政区划和区域分布表所列，城市行政级别分组有四：即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这四类城市的后三类具有经有关部门核准得到行政升级（直辖市不再升级）、合并以及被撤消的可变性特点。例如，建国初全国设立直辖市14个，1954年撤消其中的11个，天津直辖市曾一度被撤消降为省辖市达9年(1958-1966)，后又恢复；1998年又增设重庆直辖市。此外，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对中央所划定的若干县（包括县级市）分别具有行政管辖权，此即所谓中国市管县的市政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使城市的行政范围延伸到广大农村，不仅其行政范围十分广远，也造成了管辖人口的剧增。仅以1997年为例，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有226个，按市区人口统计，年末全国城市总人口为23905万人，平均每个市只有106万人；而加上市管县人口，全国则达89772万人，平均每个市则有350万人。1998年重庆建直辖市后，管辖4个县级市、8个县和14个区（其中大多数为城乡混合区），行政管辖总面积为82403平方公里，总人口达3090万（2000年底），可谓世界“超级城市”之最。

由于我国市管县体制的建立，使得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范围，既包括具备城市功能的城市主体，也包括城市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延伸不到的那些广大农村。这种既管城市，又管农村；既管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事务，也管以农民（也可以叫做广义市民、虚拟市民）为主体的各行各业及其公共事务的城乡并蓄和城乡共管，旨在城乡共同发展的体制，彻底打破了西方城市建制及其发展模式，即早期以城乡对立为前提的发展，以及20世纪以来对周围的县乡进行兼并的模式。市领导县体制造成了城市社会基础的改变与模糊、公共服务的拓展以及市政体制运行方式的多样化。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是集权的大政府、大市长（平均要负责几百万人管理与服务）；而美国则是众多的小政府、小市长（平均仅负责1万人左右的管理与服务，象纽约、芝加哥等那样的几百万以至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仅有几个）。必须说，中国市领导县体制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为中国城市的空间扩展从政治上铺平了道路，而绝不会产生美国城市发展中与其周围的县乡进行艰难的协调而带来的麻烦。而另一方面，它也为城市的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上的有力支持。当然，同时它也给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新的问题和因素。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市长们，能象中国的市长要做那么多决策，管理那么多公共事务，中国的市长在市民与农民及其他各阶层、群体利益关系上，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谨慎权衡与协调，这一切都增加了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特别是造成市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操作难度，同时对市长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艺术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市长的职能和权责范围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市长倒象那里的一个省长、州长或郡长。

第三，中国城市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有一定差距。西方国家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在20世纪初就已趋于基本平衡。例如，英、美、法、德等国各个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及其服务水准大同小异，市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需的主要产品在大多数城市都能同样获得，并不因为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而受到很大影响。而我国，由于城市自然条件有优劣，资源有穷富，文化素质有高低，开发有先后，历史活动影响有强弱，不仅使我国城市的分布及规模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东西南北、内地、沿海与边疆各地区城市，在其基础设施、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水平以及该城市对国家的创造和贡献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比如，大上海与大西北高原上的某座城市的市民生活质量指标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国各地的市长素质、能力、施政艺术及其管理风格也存有较大差异。在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21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们迫切需要具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公共服务，从而为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提升找到更广阔的拓展空间。21世纪向中国城市公共管理提出的巨大挑战就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各地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要趋于相对平衡。

第四，中国的城市形象差异。所谓城市形象，即城市这一物质实体的外显，以及包括市民素质在内的整个城市内在精神的展示。城市形象的高低优劣跟城市规模有一定关系，一般说来，城市大，人才多，创造大，具有声名远播的基础，但明星城市也有中小城市，例如珠海、威海、张家港、中山市等。这些明星城市的形象更多凭仗现代城市综合指标的人均方面，靠的是基础设施、环境、市民素质的优化，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闪光亮点来树立形象，特别是市长形象对整个城市形象的影响。如果说，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外在形象是一笔巨大有形资产，那么，作为市民精神和市民综合素质融汇表现的城市内在形象，则是一笔巨大无形资产。在一定意义上，市长形象本身也属于该市的巨大无形资产，体现该市的城市精神，是整个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一个杰出的市长名字本身，就是该城市精神、城市形象以及该城市地位及其影响的代名词。市长的管理和施政活动及其业绩对整个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薄熙来市长的管理和行政艺术对大连市城市形象的提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尽管他因某种需要离开了这座城市，但这笔城市无形资产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一个才干超群的杰出市长可以使城市这一巨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值，而一个低能平庸的或者声名狼藉的市长却使该市的城市形象受到损害。21世纪对中国城市形象的要求就是，包括市长形象在内的整个城市形象在较高的水准上趋于相对平衡。

2、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空，中国市长应具有三重身份。

其一，市民的政治领袖。

这里的“政治领袖”，有其特定内涵。所谓“政治”即城市公共管理。作为全面负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城市政府首脑，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体市民的政治领袖。市长的身份和职能，既是市民意志的表达，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市长的政治权威是城市本质力量的确证。根据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市长负责制原则，市长拥有最高行政决策权、指挥权、以及统一协调权、人事提名和任免权、最后决定权和城市最高代表权。市长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具有不容质疑的法理性。

在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市长作为市民的政治领袖，其本质就是一连串公共服务。西方公共管理学家称这种服务是最高的和最难的服务。如何能做到最佳服务，即市长管理艺术的最佳探求，诸如城市公共管理社会化和政治发展民主化方面的创造性举措等。城市政府改革已向企业放权，并继续向社会进行一定的放权，但放权并非一定是“大社会”、“小政府”、“小市长”和“虚市长”，21世纪的中国城市需要的是强政府和强市长，以及强有力的市民政治领袖。

在中国城市，实际上就存在两个“市民的政治领袖”，而且各有其成立的依据。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权威是并行不悖的。这里说市长是市民的政治领袖，并非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核心领导，而恰恰遵循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统一原则。当然，从政治改革的观点讨论，市长、市委书记这两个市政角色由一个人担任也是可以的。就我国城市公共管理的历史考察，既有实现这种“合一”的现实社会基础，也有这种市长与市委书记合一的经验先例。

其二，城市管理的专家。

21世纪的我国市长必须是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专家。

由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广入性，即公共事务进入城市社会生活领域的范围广，涉及面大，造成了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

尽管21世纪的中国市长已不能再象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充当市场规则的教练员、宣传员和裁判员，但由于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挑战，特别是由于“经营城市”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市长仍然负有使城市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时代重任。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也可以视为一个使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大公司，市长则是这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21世纪的中国市长尽管不再会对本市各个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号施令，但却要对城市这个虚拟的大“公司”一丝不苟地进行指挥和调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城市管理专家的中国市长，一半是英明的政治家，一半是精明的企业家。

21世纪的市长，必须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家里手。这要求市长要致力于解决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问题，把智慧和精力更多地放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公共设施、交通与住房，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防灾减灾等具体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完善上，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和市民生活质量，有效地协调城市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使广大市民更多受益，所谓市长是城市管理的专家的更确切说法，应是中国特色的市政管理专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市情，以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背景，21世纪的中国市长，远比美国的所谓城市经理所面对的公共管理客体及其环境复杂。因此，我国市长也要比美国的城市经理所要求的素质更高，知识更为全面和丰富，其技能更多样、更高超，其公共行政的方式和手段更加追求卓越。

其三，市民的伦理楷模。

所谓市民的伦理楷模，即市长在其管理和行政活动中，其言行举止特别是在其与国家、与广大市民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不仅在较高层次上遵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的道德准则规范，同时具有超越城市公共行政领导干部一般道德要求的闪光亮点。中国官德传统，不只是唐太宗式的纳谏、包拯式的公正、清廉以及清康熙式的勤政，同时更有当代共和国陈毅市长的礼贤下土，彭真市长的务实爱民，王鹤寿市长的严惩官僚主义。21世纪的市长一定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敬业勤政，不说假话，永远把关心市民福利、百姓疾苦牢记在心，跟腐败、堕落、官僚主义作彻底的决裂，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最清廉、最爱民、最进取、最务实，最高效的城市首脑。

二、我国市长的培养和塑造

1、大批市长的培养和塑造迫在眉睫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将提高市长的地位。改革开放20年来，由于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化的巨大发展，已使沿海和内地不少地方出现“农村工业化”的迹象，加之实施　“离土不离乡”的户籍政策，结果一方面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双低水平线上，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又高于城市化。正是由于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对我国国民经济、科教、文化以及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的更大发展造成一定阻碍。

为此，我国投入巨大资源，全力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随着新建城市的不断增加，以及原有城市人口及空间的扩张，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城市行政管辖总人口达97426.88万人（市区与辖县合计），其中市区总人口为26018.47万人（不是全国城镇总人口），分别达到同年全国总人口125909万人的77.3%和20.7%。这就是说，一方面，市长的公共服务要面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义市民，一方面，因建制市的市区人口（狭义市民）所占全国人口比例相对较低而需要增大。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整个国家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每个城市具体分担和落实的。由此，市长的地位和职责也必然提高和加重。

其次，是我国加入WTO后，由于全球客商对我国城市投资环境优化的需要，以及与此相连的强化城市公共管理职能改革的必然要求，对市长的综合素质和施政水准的提高也提出了挑战。可以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城市的市政体制经过不断探索和改革，特别是在市管县、计划单列市、区街体制改革、城市政府机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方面，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各城市在市政体制和市政职能的改革中也存在某种缺憾和不足，由于上述大都是一个模式，明显缺乏创造性和本市的地方特色。实际上，有关公共服务的各项改革在与中央精神一致所谓前提下，还是应有各地城市的创造性。诸如，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全体市民提供最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如何处理下放权力和强化权力的关系，把城市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率的强政府，而不是城市的弱政府和虚政府；如何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及如何改善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运作方式，以促进城市经济的更快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市长都要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者，加速推进城市化，是本世纪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也是西部开发战略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西部开发的城市化不能走传统的城市发展老路，也不应是一个统一的模式。鉴于各地市长的综合素质、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平衡，特别是西部市长的管理艺术及服务水准与发达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1世纪中国市长培养及其能力表现的重大改变，就是市长素质和管理水准趋于相对的平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部和全国的市长都要努力学习新知识、新理念，学习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以使自身的管理理论及其实践能力得到提升。政府如何支持西部城市化建设的市场化运作、科学技术进步及发展教育怎样成为西部城市化进程的有力支撑、西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如何协调、西部城市与东南沿海以及中部城市怎样合作与互补、如何创造西部城市开发的新亮点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向广大西部市长以及全国的市长提出了挑战。

2、市长选任的历史回顾

建国以来，市长对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发挥过巨大作用，上个世纪的每个时期都有一些杰出的市长载入共和国城市史册，但由于极左思潮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市长的权威及其职能的发挥长期存在不稳定和不平衡的状况，其施政水准及其业绩也常常因人因环境而异。1982年宪法规定实行市长负责制后，市长职能有明显的增强和扩大，特别是从1983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举办了数届市长研究班，对市长素质和服务水准的提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了城市领导干部学习管理理论的风气。80年代中期李铁映同志的关于“研究城市学，建立社会主义城市”，“现代城市是一个大系统”的理论；包头市市长乌杰同志关于城市研究的系统辩证思维及其城市管理理论和实践，以及同期许崇德、夏书章、徐理明等专家学者对市长职能及市长形象的探讨，都具有一定开创性，可谓城市公共管理现代化和市长建设现代化的舆论先声。由于种种原因，或许说关于市长选任的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及市长（包括副市长）的职能范围及其权责内容，在立法上是否应加以明确等课题，在上个世纪最后几年还未来得及深入探讨。

3、市长的任职资格——全才加通才的水准

市长资格形象的内涵结构应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信仰、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的把握为依据的政治素质、以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为核心、以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为基础的综合知识素质、以战略头脑和开拓创新意识以及组织能力等因素为前导的综合能力素质。市长资格形象，包括智商素质，也包括情商素质；既有身体素质，也有心理素质，同时也包括上述综合素质的外部表现形式，诸如市长的谈吐、举止风度、人格魅力方面。市长资格形象，是服从21世纪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城市广大市民的政治领袖、城市管理的专家、市民的伦理楷模）需要的政治素质、综合知识素质、综合能力素质及其外部表现有机融合的统一体。当然，市长的任职资格形象，必须符合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这是选任党和国家各级各类干部的普遍原则。但这一方针和原则，在干部队伍的不同领域，还应有其特定内涵。

所谓“全”即全面，知识面宽，可以涵盖城市社会生活运行的各个领域；所谓“通”就是将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同文理工科知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知识、社会与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就在于，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本身就涉及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诸多方面。西方学者关于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的区别的论述，对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给我们做了经验性的提示。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欧文．E．休斯认为，公共政策分析人士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更加关注分析的方法和数字，而公共行政是有才华的业余者的领域，这个领域需要通才，英明和有效的统治与任何一种方法和统计都无关。无疑，休斯的观点含有偏激成分，因为在公共管理上所表现的任何所谓“天才”，都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灵感”，英明的和有效的管理一定要有科学的思维和经验的积淀为前提，而“经验”基本上是可以用统计学等科学方法验证的。

城市公共管理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10-0026-05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公众网络言论表达自主性的增强，我国城市管理问题一再被推上风口浪尖，尤其表现为城市管理执法者在城市管理执法过程中与管理对象之间产生的矛盾冲突问题，诸如“城管打人”“城管被打”乃至“城管妖魔化”现象，近年来一再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评论。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先天缺陷”和“后天失调”的城市管理如何能破解并走出这一困境？笔者认为，新型城市管理模式中需要实现管理主体的大众化，并有效利用新媒体手段来构建公众参与机制，从而提升现代化城市管理水平。那么，城市管理中公众参与的技术途径在哪里？公众应该如何有效参与城市管理？应该建立怎样的公众参与机制？本文以“大城管”为研究对象，在对城市管理现实困境分析的基础上，试图从城市管理中公众参与的技术途径、公众参与机制建构等层面来探讨上述问题。

一、我国城市管理的现实困境

当下我国城市管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概括起来说，有两大层面，即“制度内的困境”与“制度外的困境”。

1制度内的困境。所谓“制度内的困境”，也就是城市管理制度本身的“先天缺陷”。具体而言，从城市管理的组织机构来看，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没有一个相对应的主管部门，城市管理机构还有不少是挂靠在地方其他职能部门下面。因此，城市管理部门没有垂直的领导架构体系，缺乏直接的领导或指导。就城市管理部门的名称来说，也没有完全统一，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致有这么几种：“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执法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等。从城市管理的立法角度来看，自从城市管理相对集中执法模式实行以来，城市管理执法缺乏一部系统的针对性强的法律。各地目前实践中所使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涉及的对相对集中执法论述的法律依据，或者是各地制定的地方性城市管理条例和地方性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从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角度来看，由于没有一部系统完善的城市管理法律，很多时候执法过程都是“借法执法”。同时，从普遍范围来看，城市管理部门定性为事业单位（参公编制），作为事业单位只有经过法律、法规的授权以后才享有行政权力。而事实上，我国目前根本没有法律对城管部门授权，因此城管执法还需要“借力执法”“借权执法”；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又缺乏相关的约束力和监督机制，导致城市管理执法者与被管理对象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产生不少社会弊端。从城市管理的职能来看，由于各个部门行政处罚权划转不彻底，故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过程中多头执法、职能交叉的问题仍然存在。同时，城市管理职能较多，到现在，城管部门的工作涉及1215个领域，涉及事项200项左右，最多的城市达300多项（ 广州是321项），[1]而人员配比受地方政府财力等各种因素影响很难达到实际的工作量要求，故“人少事多”也是其重要困境之一。

2制度外的困境。城市管理“制度外的困境”也就是城市管理制度本身设置之外实践操作中所面临的困境。其中，对城市管理工作、城市管理执法者影响最大的要数网络媒体。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城市管理执法者与管理对象之间的矛盾冲突事件在网络媒体上的报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使得城市管理执法者越来越难执法，城市管理工作变得更加举步维艰。从现实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舆论消极效应。在网络媒体中，城管形象已经被“妖魔化”，网络媒体所报道的基本都是“城管打人”等负面的事件，很少有报道城管人员助人的先进事迹。同时，很多网民没有深入地去分析问题，小心地去求证结论，而是简单地从表象把城管引向“妖魔化”境地，进而形成“群体极化”效应。所谓“群体极化”意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47“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2]50事实上，当下的“城管困境”就是如此。一方面，由于部分“意见领袖”的言论，引导或带领了不少公众对“城管事件”的负面评论，从而集聚一股没有理性的言论合力将“城管形象”推向一个负面的极端。另一方面，由于城管部门作为政府的直属机构或是政府在一线管理的“人”，部分公众将长期以来积累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恰好“借机”通过网络舆论的“城管事件”中得以宣泄和表达，从而使城市管理工作的开展变得愈发艰难。

（2）公众参与不足。城市管理中参与的主体非常有限，即便有少部分公众参与，也基本都是被动式的。因此，城市管理主体匮乏，公众与城市管理部门的互动不充分，从一定程度上造成城管工作的效率低下等问题。首先，公众参与意识不足。长期以来社会的二元格局及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使公众与政府之间缺乏沟通和互信。许多人在思想观念上认为城市管理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不需要他们来管理，公众抱有一种对政府的依附心理和顺从心理。同时，在“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政府管制模式又加深了公众这样的观念。其次，公众参与的途径缺乏。有效的参与平台是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必要前提和客观基础。而在现实城市管理中，除了各地数字城管系统中的举报电话以外，其他公众参与的技术途径或手段几乎没有，缺乏公众与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系纽带。最后，公众参与的动力机制不足。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个体的私利意识膨胀，公众的行为逻辑往往偏向理性“经济人”行为。“我为什么要参与”“参与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往往是公众行动之前需要考量的。故而，缺乏相关的公众参与的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也势必导致公众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不足。

由是观之，对于如何破解城市管理的现实困境，如何实现城市管理模式的转型，提高现代化城市管理水平等问题，学界往往倾向从“病象”来找“病因”，也就是从“制度设计”“立法”层面来寻求“处方”。而事实上，笔者认为，在新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城市管理除了需要完善“制度内的设计”以外，更需要“制度外的创新”。公众借助新媒体载体来参与城市管理，恰恰是推动城市管理模式转型，实现“制度外创新”的有效形式。

二、城市管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公众参与

城市管理模式创新在国内已有初步探索，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从推动城市管理的重心下移和实现城市管理主体的大众化层面进行实践尝试。主要观点有：在“大城管”背景下，加强政府与社会职能转换的联动机制，把传统的以政府为唯一主体的城市管理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企业、公众多元主体参与的现代城市管理，提高“公众参与”度，加大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城市管理新模式。[3]城市管理单纯依靠政府已难以为续，必须引入参与式治理理念，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家城市治理的有益经验，组建在城市管理部门主导下的“公众参与委员会”，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检查和分析公众参与状况，反馈处理结果，并根据提出的问题采取相应的纠正对策，有效整合各类城市治理资源等，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变。[4]在城市管理方面，参与式治理主张发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各主体间的多元参与、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建立政府主导，社会、企业、公众多元主体参与的现代城市管理体制。[5]城市管理可以采用基于正式听证制度上的协调会形式，强调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参与，来产生出“服务为主，管制为辅”的政策。[6]城市管理经由管理重心外移替代管理重心下移，以实现管理主体大众化替代管理主体多元化。在不涉及改变现有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城管局牵头，经由经费补贴、工作指导等方式组织、联合辖区内的社区组织、社会组织、民间积极分子和有影响力的个体，构建大众化、全覆盖的城市管理民众主体网络，优化城市管理环境，夯实城市管理基础，实现城市管理现代化的目标。[7]也有从城市管理中公众参与形态和公众多元化参与途径来探索实现城市管理新形式的。[8]显然，参与式治理是实现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必由之路。

目前实践较好的要数浙江宁波的“城管义工案例”（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和浙江杭州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杭州实践”。宁波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协会成立于 2008 年9月，是由社会个人和单位自愿参加联合组建的关心、参与城市管理工作的全市性组织，属于典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从其运作模式来看，宁波“城管义工协会”严格的领导架构体系、合理的岗位设置、有效的会员及财务管理办法等使志愿义工参与城市管理，已形成比较成熟的公众参与模式。杭州的做法是成立城管志愿者、民间改善办、社区犬类自治协会等社会组织来参与城市管理，分别从效率维度、民主维度、自治维度、和谐维度、服务维度、研究维度等六个维度进行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城市管理的实践。以上两个成功的实践案例已经初步实现城市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并且取得一定实效，在国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是当下城市管理部门借鉴和参考的经典案例和宝贵素材。

从城市管理主体多元化向城市管理主体大众化转变，公众参与是实现城市“善治”的必要条件。党的十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也指出，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10]因此，现代化社会治理尤其是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过程对公众参与提出了迫切要求，公众参与意义重大。

第一，公众参与有望实现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职能转型，使参与主体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再向大众化发展，实现“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城市管理模式的“新常态”。第二，提高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不断加深公众参与的深度，拓宽公众参与的广度，有利于增强公民意识，促进城市管理、城市治理，也促进公民社会建设。第三，公众参与有利于实现与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冲突。第四，公众参与有利于营造生态和谐的城市管理舆论环境，一定程度上破解和改变“城管妖魔化”的困境和现状，重塑城管形象。

总之，公众参与是当下城市管理职能转型和管理模式创新的现实选择，也是破解或缓解“城管式”困境“另辟蹊径”的主要路径，它对提升我国现代化城市管理水平、对城市社会的良性运行及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三、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参与的有效载体

在现代化媒体发展背景下，网络媒体对重构公共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对国家与社会都是有效的工具。对社会团体，它是行动的手段；对国家，它是限制和控制部分社会网络行为的工具。基于网络公共领域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使国家与社会都发生了变化，并提供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11]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也提供了可能性和技术保障。

如果说公众参与是破解并缓解“城管式”困境、“另辟蹊径”的主要路径的话，那么新媒体技术载体就是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助推器”或是“动力引擎”。新媒体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着重构公共空间的作用。公共空间，作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对其论述较为经典的要数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其中，哈贝马斯见解最为独到。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它具有如下特征：“推理性和讨论性；批评性和批判性；平等性和开放性；强调公众意见和公众舆论的形成；强调理性的守护和展示；而具有标志性的特征则在于，公共领域所形成的总体的历史语境，即启蒙现代性语境。”[12]哈贝马斯从广场、咖啡馆、展览厅等具体的现实物理空间出发，对新媒体、大众媒介所构建的公共空间持理性的批判态度，认为新媒体所构建的公共空间使得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模糊，公众将不再变得理性。事实上，与其说公私界限在新媒体时代再也难以复原，毋宁说公私领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甚至相互转化。[13]5

微信是腾讯在2011年推出的一款基于智能手机，可以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支持多人群聊的移动通讯软件；它是继微博之后注册使用量最大的社交软件，其方便性、可操作性强等优势普遍为公众所欢迎和使用。截至2014年第一季度，仅浙江地区共开通党政机关微信公众号438个，居全国首位。[14]微信作为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技术手段的作用正在日益凸显。

微信作为参与手段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用户使用量大，使用率高。截至2013年8月，微信的版本已经更新到50版，用户数量也已经突破了4亿，成为国内最为流行的移动社交工具。[15]将微信引入政务工作平台，显然，其受众量是相当可观的，这是其他自媒体无法比拟的。第二，操作的简便性。微信作为一款社交软件，其操作相当简便，除了传统的文字聊天以外，亦可以通过照片拍摄传送、语言消息传送达到传播的效果。它可以被随时随地地方便使用。公众若需订阅公众号，只需将搜索公众账号添加或是通过将公众号二维码“扫一扫”即可添加完成。第三，管理与参与成本低。政府将微信公众号引入政务，其成本比其他媒体低。同时，对于公众来说，基本是零成本；也就是说在运行资本最小化的同时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第四，可以实现良性互动，增强“亲民效应”。微信作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途径，明显拉低了参与门槛，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公众参与“高门槛”“少途径”的现状。公众通过社交软件进行“公事办理”，使公众在与城市管理部门的互动中倍增亲切感，从而为深度互动奠定了基础。

微信公众平台作为公众有效参与城市管理的技术途径，国内城市管理部门对此已有大胆尝试。以浙江衢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为例，具体做法是：公众通过扫描“衢州城市管理”二维码，或者搜索微信号“qzcsgl”即可找到“衢州城市管理”的公众微信平台，点击“关注”即可成为该平台的粉丝，接受该平台发送的各种消息。进入平台后，页面下方跳出了“全民参与”“微活动”和“志愿者”三个栏目。点击每个栏目，下面又设置了诸如“在线交流平台”“城市管理大家拍”“便民服务站”等子栏目。衢州公众微信参与城市管理的流程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公众微信参与城市管理流程框图公众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全民参与”栏目可以参与城市管理，市民可以将发现的问题“随手拍”将消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给城市管理部门，城市管理部门会及时作出答复并处理相关问题。同时，在“微活动”栏目的“便民服务站”，公众可以咨询相关的城市管理问题和法律问题，或是遇到紧急问题可以向城市管理部门求助。公众也可以通过“志愿者”栏目登记志愿者会员，参与（体验）城市管理。当然，微信公众平台也推出诸如“优秀微文大赛”，“小贴士”等栏目，方便公众亦可将微文“发表”或是获得日常生活中的温馨提示等。微信作为一种自媒体，恰好是一款集公私领域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的有效载体。微信可以吸纳“原子化”参与主体，使原本碎片化的参与集中起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公共空间，参与主体可以讨论、反映问题。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微信舆论场来引导和有效控制城市管理舆论。总之，微信公众平台通过手机终端方便公众随时随地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是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有效载体。

四、公众微信参与城市管理的机制创新

公众通过微信参与城市管理是实现大众城管的一种可操作的方式，也是城市管理部门乃至政府部门社会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那么，如何将城市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推向深处？如何实现公众有序参与城市管理？笔者认为，必须要建立健全公众微信参与城市管理的长效机制。

1建立平台管理机制。由于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随机性，将微信公众平台应用于城市管理领域可能导致城市管理的“混乱”。因此，需要提高微信公众平台的管理水平，实现城市管理工作有效、有序开展。首先，管理队伍专业化。城市管理部门要成立专门的管理团队来管理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加强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培训来提高平台管理水平及效率。微信作为一种网络自媒体，可将其纳入城市数字管理系统，由数字城管来实现规范管理，这样，一则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岗位增设和经费开支，优化管理队伍，提高办事效率；二则微信公众平台的常态化管理可以有效地避免出现微信公众平台“空壳化”现象，不致成为城市管理部门的“形象工程”。其次，要抢占舆论话语权。微信同微博一样具有裂变性，信息扩散呈裂变式扩散，一旦出现舆情漏洞，尤其是对于城管问题，势必会导致舆论的轩然大波。因此，城市管理部门要第一时间抢占舆论话语权，对网络报道要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及时公开解释、澄清，有效地对舆论进行正面引导，避免因信息堵塞、不透明导致公众的盲目揣测及舆论负面效应。第三，实现管理精细化。从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来看，要逐步建立健全收集、分类、交办、督查、反馈的一体化链条；同时要制定相关的安全预案，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网络舆论事件进行有效的预测和预防，制定可操作的应急方案。

2建立舆论监督机制。近年来，网络媒体对“城管妖魔化”的频频报道导致城市管理的舆论环境浑浊，因此，迫切需要创建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而这离不开舆论监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指出，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10]可以说，微信为公众意见发表和利益诉求提供了方便的平台。的产生，很大原因是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又缺少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而导致执法过程中出现的行为是“暴力”而不是“文明”“柔性”“以人为本”的。因此，城市管理部门要建立公众对城管的监督机制。第一，应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专设公众监督一栏，对城市管理中出现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公众可以直接向城市管理部门或政府反映、举报。与此同时，城市管理部门或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条例，要充分保障公众监督权力的有效运作。这在一方面，可以改变传统政府“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监督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传统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现状。第二，要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政务信息公开，使得城市管理活动、政府相关决策信息透明化，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事实上，很多网络负面舆论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对城市管理部门相关事宜的不知情导致妄加揣测从而引发舆论风波。因此，建立网络舆情监督机制是城管执法者形象重塑、城市管理舆论环境改善的重要机制保障。

3建立互动反馈机制。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移动手机终端可以实现消息的精准推送，是公众与城市管理部门的良性互动的重要载体，有利于实现公众与城市管理部门的“有机团结”，有利于增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效能感，有利于提升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良性的互动可以逐步实现城市管理主体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再向大众化发展的横向到边、互动方向从政府部门向城市管理部门再向大众的纵向到底之“垂直二维互动”。其一，畅通信息接收。要充分保障公众微信平台的正常运行和有效使用，将公众微信平台管理纳入城市管理日常的工作之中，确保公众表达的信息能够顺畅地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反馈给城市管理部门。其二，妥善处理信息。对于公众反馈的信息，公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和及时解决；对于公众提出的批评不要去刻意回避，要虚心接受，客观公正地处理。其三，要即时作答回复。很多网络事件过分夸大就是因为相关责任主体没有及时公开作出回应，从而导致事件愈演愈烈。因此，城市管理部门对公众通过微信咨询的问题、发表的意见、反馈的问题要及时予以回答、解释、处理。其四，要建立公众评价反馈机制。对于城市管理部门已经做出处理的事情，要进一步让公众进行满意与否的意见反馈，这对城市管理工作绩效考量和公众深度参与城市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4建立奖励激励机制。行动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内在需求影响的，并且是多层次多样化的。公众参与的内在驱动力离不开相应的激励措施。社会交换理论也提出“刺激命题”：如果某特定刺激的出现曾经成为一个人行为得到酬赏的原因，那么现在的刺激越是同过去相同，这个人就越可能采取这种行动或与此类似的行动。[16]具体对于城市管理部门而言，应考虑制定相对应的奖励方案，以刺激公众参与的行为。诸如：对及时发现公共垃圾无人处理并及时向公众平台反映者，或是及时反映并主动帮助城管部门整改者，通过经费外贴等方式，实施可操作的方案，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或精神奖励。激励可分为“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所谓“正向激励”，指的是在城市管理实践中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内在需求，把它与实践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公开表彰、物质奖励等方式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具体来说，城市管理部门通过公众微信实名认证来定期定量考察公众参与的次数。公众参与次数越多、热情越高，所获得的奖励也就越多。这是一种对公众参与成效的定量考核。“负向激励”也就是在城市管理实践中，较少考虑公众的主观意愿需求，严格根据城市管理相关条例，对违反标准的行为进行强制性的惩罚，借用负面案例激发人们遵守规范的行为。比如当有人占道经营影响到行人通行的时候，公众通过微信平台举报，那么城市管理执法者就根据公众的举报作出相应的惩罚等措施，让人引以为戒，从而起到“负向激励”的效果。

五、结语

微信公众平台这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它为推动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和城市善治提供了技术保障。新型现代化城市管理模式的转型除了需要完善“制度内的设计”以外，更需要“制度外的创新”。为此，要通过微信自媒体来搭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有效途径和技术平台；建立平台管理机制、舆论监督机制、互动反馈机制、奖励激励机制，是促进公众微信有序参与城市管理、实现城市管理“新常态”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莫于川.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完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路径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1）.

[2]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出版集团， 2003.

[3] 张小明， 曾凡飞.“大城管”模式下城市综合执法联动机制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0，（8）.

[4] 魏宣利.“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管理的优化路径[J].河北学刊， 2014，（4）.

[5] 杨艳东.中国城市治理困境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与效果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 2011，（5）.

[6] 石柏林， 付小飞.“善治”视野下的城市管理[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9）.

[7] 张本效， 王秀春.城市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突破口[J].城市问题， 2014，（5）.

[8] 刘淑妍.当前我国城市管理中公众参与的路径探索[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6）.

[9]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Z]. 2012-11-15.

[10]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Z]. 2013-11-12.

[11] ZHENG Yongnian.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theInternet，State，and Society in China [M]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16.

[12] 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96-98.

[13]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