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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0 16:15:07

经济学家论文

经济学家论文篇(1)

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结构洞理论和强弱关系理论是指导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故先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嵌入性理论。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新经济社会学科的标志性概念,Granovetter在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从嵌入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及社会学研究经济行动的“社会化不足”及“过度社会化”提出了批评,指出只有嵌入于社会结构、人际网络之中的信息和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活动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乐意接受的。在随后的研究中,Granovetter提出嵌入性分为两类,即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所谓关系性嵌入是指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为嵌入于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的,与此同时,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它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因此,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嵌入其构成的社会网络即结构性嵌入。

结构洞理论。在信息和资源的流动过程中,关系网络存在一些特殊结点,它处于重要结点的位置,比其它结点在竞争中拥有更多优势,能够在网络中有更多享用信息和资源的机会,而其它网络成员往往通过它才能享受这些信息和资源,Burt把这种占据其他未联结结点之间的结构位置称为“结构洞”。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holes)理论指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着联系;另一种形态更为常见,即网络中的个体仅与部分个体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都不存在直接联系。这样,在第二种形态中,整个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故称为“结构洞”。如果个体占据了网络中的结构空洞,即联系着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个体,那么该个体就获得了这种状态赋予他的信息和控制资源的优势。因为他占有较多的结构洞,能够成为连接不同网络结构的中间人,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机会以及控制资源能力。

强弱关系。在关系研究中,按照关系的联结强度,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指主体间情感密切的联系或是频繁互动所形成联系,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熟悉的朋友之间。弱关系是指以较少的交往频次、较弱的情感和较少的责任等为特征的关系。Granovetter在“弱关系地力量”一文中,指出弱关系在传递资源过程中更具重要性,这是由于强关系之间彼此很了解,其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相似之处颇多,因此相互交往并不能带来进一步的新资源与信息,所增加的资源与信息大部分都是冗余的,而如果在弱关系之间搭起某种形式的桥梁,就可以传递多种多样的资源。在新经济学视角下,由于其嵌入性,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是以企业家为中心构成的社会网络对集群发展产生的影响。由于企业家在网络中处于“结构洞”的位置,企业可以获得对关键资源的拥有或控制,且利用企业家不同的“弱关系”,企业可以获得多样化的信息或知识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有助于企业的团队成员从原有企业中独立出来,成立与原有企业业务相同或密切相关的新企业。因此,集群环境下的企业家行为,具有网络化、衍生化特征。

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与衍生效应

集群型企业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其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经济绩效上,更重要的是对集群内其他主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第一,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产业集群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企业“扎堆”而成,而是通过企业家网络相互交融形成的有机系统。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网络效应指集群型企业家的创新行为通过企业家的强关系或弱关系网络扩散,形成集群的竞争优势,并推动集群不断发展。对于新创企业而言,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家的个人网络。由于地理上接近,集群型企业家们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观念、彼此相互信任,在企业间合作的过程中,企业家之间的口头许诺或其他非契约的关系,常常代替市场中的交易方式或契约关系,这样不仅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创新的风险性随着企业家个人网络的拓展而降低,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的“强联系”为主的企业家个人网络就是Grannovetter提出的关系型嵌入,企业家构成以小范围、强联系为主的社会网络。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程度加强,集群型企业家往往通过革新的方式,利用“结构洞”使两个或更多没有联系的子网络建立联系,发挥桥梁功能,此时,企业家网络嵌入更大的产业网络,创新效应的扩散主要是通过大范围、弱联系为主的企业家网络。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竞争强化,企业不断兼并与淘汰,某个产业集群往往集中4-5家实力强大的企业,集群品牌基本形成,集群的发展需要集群企业家更大范围内的创新,集群型企业家会与集群外知名企业联盟,利用后者的声誉、营销渠道和自身的成本优势、领导地位,共同培育新的全国甚至国际品牌,增强集群品牌效应。在这个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以大范围、强联系为主(此时的强联系与集群发展初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特征不同,更多的是建立在频繁的业务联系和稳定的战略合作上)。

第二,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衍生效应。集群型企业家行为的衍生效应指先前在母公司工作的员工,利用其技术优势或销售网络,出来创办新公司,从事与原公司业务相同或价值链互补的业务,产生衍生企业,形成产业在空间地理区位上的集聚。李永刚把企业的衍生分为裂变衍生、孵化衍生、分蘖衍生。裂变衍生是企业管理者或经营技术骨干从现企业辞职脱逸出来,利用所拥有的人脉网络、信息知识和管理才能独立创办与原企业相同或相关的企业。孵化衍生是有目的的衍生出与母体企业保持生产环节配套、技术上互补、市场空间交叉、利益上兼容或归属的企业。分蘖衍生多发生于多个成员共同创办的企业,随着共同创业者经验的丰富、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经营理念与目标的不同,成员商议从原企业分出一个或多个新企业,它是一种寻求新的企业制度安排以包容和适应多个企业家共同成长的一种制度创新。新企业无论是通过裂变、孵化还是分蘖衍生,前提都是潜在企业家的存在,而这些企业的衍生恰恰是潜在企业家向现实企业家的衍生过程。潜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来源于他的创业动机,而创业动机又取决于创业意识、资源获取能力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创业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对创业的敏感性和对风险的态度,潜在企业家周围的成功创业者越多,越容易形成企业家主导的文化氛围,越能增加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识,勇于承担风险的潜在企业家更具有创业的冲动和激情;另一方面表现在创业带来的心理满足程度,潜在企业家除了关注自己的物质收入之外,还关注创办企业带来的权力、自主、成就和被尊重等方面的社会效用。资源获取能力直接关系到潜在企业家能否将创业意识转变为实际的创业活动。集群内蕴藏着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信息,集群内高度专业化的关联企业和机构可以高效和低费用向其提供人才、技术、资金、设备、部件、经营诀窍等必要的投入资源,潜在企业家利用其“结构洞”优势,获取网络内各种资源、整合信息来成立新的企业。

此外,除了集群企业自身的衍生,集群型企业家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产业集群的产业环境容易产生合作和相互信任,集群内的经营者容易获得企业分散情况下无法获得的创新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这样的创新环境中,经营者在较低风险、较明确的发展路径以及较高的预期收益等激励下,成为创新企业家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在一个小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的外部性,造成局部地区的企业家群体的涌现。正是在集群环境下,由原企业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网络效应而引发企业的衍生和更多企业家的产生。

结论与建议

在创新成为主流的时代,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依靠集群型企业家。忽视企业家的创业与效仿以及知识信息的作用,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企业集群所创造的地区竞争优势(李新春)。在集群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通过其创新行为的示范效应、网络效应、衍生效应推动集群的演进,但要注意的是,企业家行为除了带来正的效应之外,也会带来负面效应。集群型企业家行为趋同使集群内的创新行为减少,引发集群企业的竞争同质性。集群企业的竞争同质性包括产业定位的同质性、生产产品的同质性、经营方式的同质性等。由于集群内部企业家行为的“效仿性”、基于“裂变”的新企业产生方式及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同构,尤其是传统的产业集群,技术与科技含量较低,进入壁垒不高,产品结构单一,导致企业之间的过渡竞争,甚至影响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所以在集群环境下,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给企业家创新带来宽松的政策环境,并且完善人才培育机制,为集群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营造良好集群环境。在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前提下,政府应对集群实施积极的引导和调控,并为集群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条件。(1)政府可以通过产业倾斜、税收和信贷优惠、技术扶持等政策,吸引集群内外企业家进行创业;(2)政府可以通过创建技术创新平台和区域服务体系,促进集群系统内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等的有机结合,增强集群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能力;(3)政府可以大力加强与集群配套的交通、信息、教育、文化、科技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吸引创新人才,营造有利于企业家交流与协作的文化环境与制度环境。此外,政府应该为集群内企业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法制环境的同时,也应当制定有效措施和机制,为集群内各主体间合作提供良好平台,完善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学家论文篇(2)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其经济行为与经济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的最终目标。同时、市场经济更是一种法治经济。依法纳税是企业(纳税人)的应尽义务。税收的无偿性决定了税款的支付是企业资金的净流出。为了减轻税负,企业自然就会想方设法少缴税、免缴税或延缓缴税。正是在这种直接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税收筹划应运而生。

在市场机制相对较完善的西方国家,税收筹划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不仅投资者和纳税人在决定投资、经营前,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选择,以寻求获取税后利润最大化的最佳纳税方案,而且正当合理的税收筹划也得到政府的认可甚至鼓励。在我国,税收筹划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受到广大纳税人和投资者的重视。税收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企业生产经营每个环节的实现都伴随着税收的影子。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经营决策时,如果无视税收的存在,则可能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企业的纳税行为涉及企业和国家两个主体,如伺使企业的纳税行为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使企业和政府双方都受益,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国家法治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税收筹划的涵义和特点

一般而言,企业要想减少税收负担有三种方式:逃税,避税和节税。

(1)逃税。逃税是纳税人故意违反税收法律法规,采用欺骗、隐瞒等方式,逃避纳税行为。这是一种公然违法行为,-经发现,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避税。避税是纳税人利用税法的薄弱或含混的地方,使所纳税款少于应纳的税款,实际上它是不违反税法的。这是纳税人使用一种在表面上遵守税收法律法规,但实质上与立法意图相悖的合法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有人又把避税称之为“合法的逃税”。

(3)节税。节税一般是指在多种营利的经济活动方式中选择税负最轻或税收优惠最多的而为之,以达到减少纳税的目的。在税法和税法实施细则中,有些规定的适用,可以由纳税人选择,何者可以得到减低税率纳税,何者可以得到定期减免税优惠,投资者可以选择其有利者而为之。比如企业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我国对公司和合伙企业实行不同的纳税规定,企业出于税务动机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经营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进入一个立法者所不希望去控制或不认为是与财政有关的行为领域。立法的意图是确定区分节税与避税的标准。因为在避税的情况下,纳税人进入的行为领域是立法者希望予以控制但不能成功地办到的领域,这是法律措词上的缺陷及类似问题产生的后果。

以上分析表明,企业如果采用逃税、偷漏税等非法手段来减少应纳税款,企业不但要承担税法制裁的风险,而且还将影响企业的声誉,从而使企业遭受更大损失。即使采用非违法的避税手段来减少应纳税款,也会招致政府的反避税措施。随着我国税法的逐渐严密完善,企业避税的行为空间会越来越小。而节税则是税法允许甚至鼓励的。在形式上,它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为依据;在实行中,又是顺应立法意图的。可以说节税的动机是合理的,手段是合法的。因此节税才是企业税收筹划谋取合法税收利益的最重要的体现。当然,我们所说的税收筹划也不是仅指表面意义上的节税行为,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服从于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因此,企业税收筹划的最终目的应是企业利益最大化。

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守税法和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利用税收法规所赋予的税收优惠或选择机会,通过对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达到税负最轻或最佳,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不仅遵守税收法规,而且还体现了税收的政策导向。在形式上,它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为依据;在实行中,又是顺应立法意图的。因此,受到国家的允许和鼓励。可以说节税的动机是合理的,手段是合法的。

(2)择优性。由于税制要素中税赋弹性的存在和财务制度中会计核算方法可选择性。企业如何根据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优化投资结构;如何根据纳税义务规定,选择机构设置;如何根据纳税高低,选择不同的经营方式,都将关系到企业应交税款和税后利润的多少。税收筹划就是在两种或更多的方案中,选择税负最轻或最佳的一种方案,以实现企业的最终经营目的。对纳税方案的择优标准不是税负的最小化而是企业价值或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3)整体性。税收筹划的整体性,一方面指税收筹划不能只注重于某一个纳税环节中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总体税负的轻重并不是选择纳税方案的最重要依据,应衡量“节税”、与“增税”的综合效果,在企业面临多种纳税选择时,应当选择总体收益最多但纳税并非最少的一种方案。毕竟,相对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而言,减少税负只是一个途径而己。

二、企业税收筹划的可行性分析

企业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方面进行税收筹划是完全必要的,但税收筹划的实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环境和相应的配套措施作为前提。现阶段,企业实施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主要表现在:

(1)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国家征什么税、征多少税、如何征税,无不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税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往往是针对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产品,实行区别对待的,对需要在税收上鼓励的,往往少征税或不征税,对需要限制的,往往多征税。因而企业如何纳税,往往存在多个可选择的方案。

企业可以通过对自身行为的调整,避开税收所要限制的方面,达到国家规定的、可以鼓励的政策条件。这样既有利于企业的微观发展,又达到了降低税负的目的。

(2)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虽经不断完各,但仍可能存在覆盖面上的空白点,衔接上的间隙处和掌握尺度上的模糊界限等。也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

(3)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中,有些规定是有弹性的,有些财务处理可以自由选择确定,如存货计价方法可以有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后进先出法等。固定资产折旧可以有直线法与加速折旧法。企业环境和自身的个性情况,充分地运用这种合法的可选择的自由,选择那些有利于自身的财务处理方法和会计核算方法。

(4)从短期上看,税收筹划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导致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减少。但这种减少其实是国家本身的意图之一。因为国家正是通过牺牲税收收入来换取经济政策的的贯彻落实和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从长期看,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意味着涵养了国家的税源,有利于国家长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因此,国家对正当的税收筹划行为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这也是税收筹划行为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税收筹划是企业应有的权利,通过对企业税收筹划的肯定和支持,促进企业依法纳税、也是依法治税的必然选择。

二、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税收筹划是企业维护自己权益的一种复杂决策过程,是依据国家法律选择最优纳税方案的过程。它不仅涉及企业内部的投资、经营、理财等各项活动,还与政府、税务机关以及相关组织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一个可行的税收筹划要考虑方方面面,具体的要注意以下事项:

(1)税收筹划必须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保证所设计的经济活动、纳税方案为税收主管部门所认可,否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并承担法律责任,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税收筹划的合法性,还要求企业依法取得并保存会计凭证或记录,使其完整、正确,并正确进行纳税申报,及时足额地缴纳税款。这样就不会出现任何关于税收方面的处罚,这也是税收筹划的一种形式。

(2)税收筹划应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合法节税、增收,使整体收益最大化,因此要考虑投人与产出的效益。如果税收筹划所产生的收益不能大于税收筹划成本,税收筹划就没有必要进行了。

(3)税收筹划应从总体上系统地进行考虑。企业税收筹划的目的是取得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即不能仅仅关注个别税种税负的高低,某一税中种少缴了,另一税种可能要多缴,因而必须着眼于企业整体税负的轻重s同时,不仅要使企业整体税负最低,还要避免在税负降低的同时带来的由于销售与利润的下降超过节税收益。另外,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不能仅把眼光盯在某一时期纳税最少的方案上,而应考虑企业的总体发展目标去选择有助于企业发展,能增加企业整体收益的方案,甚至有时,节税的目的还得为企业的整体、长远利益让路。毕竟相对于增加企业综合经济效益而言,节税只是一个途径、一种方法。

(4)税收筹划应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进行。税收筹划必须在应税行为或应税事实发生之前对企业的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进行筹划和安排。如果纳税事实已经形成,纳税项目、计税依据和税率已成为定局以后,则不存在税收筹划的问题了。否则不可避免地要沦为避税甚至逃税。税收筹划应在应税经济行为之前进行,并指导经济活动的运行。

(5)税收筹划应注意风险的防范。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与经济环境,国家政策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尤其是那些立足长期的税收筹划,

更是蕴涵着较大的风险性。例如,较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可能调整税法,开征一些新税种,减少部分税收优惠等。另外,无论什么税种,在纳税范围和应纳税额的界定上,法律都赋予税务机关一定的职业判断。因此,在企业税收筹划中,有关人员除了全面学习税收法规之外,密切保持与税务部门的联系与沟通,至关重要。在某些模糊或新生事物的处理上及时得到税务部门的认可,同时还能尽早获取国家对相关税收政策调整或新政策出台的信息,及时调整税收筹划方案,尽量降低风险,趋利避害,争取最大的收益。

三、结束语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企业的客观理财环境之一,如何依法纳税并能动地利用税收杠杆,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成为企业理财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出发点。

毕业小结

作为一名即将面临毕业的大四学生,我将我的个人情况作如下总结:

(一)政治思想

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同志“三个代表”的正确指引下,我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当代大学生。作为合格的大学生,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同时,始终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和处理问题。我在学习科技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在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以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

(二)道德品质

我始终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我努力做到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在家庭生活中,也坚持孝敬父母、勤俭节约、团结邻里。

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也将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来要求自己。

(二)学习工作成绩

四年来,在师友的严格教益及个人的努力下,我具备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系统地掌握了学、学、学和经济管理学学*大主干课程及其它相关理论知识;熟悉涉外工作常用礼仪;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办公软件。同时,我利用课余时间广泛地涉猎了大量书籍,不但充实了自己,也培养了自己多方面的技能。此外,我还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抓住每一个机会锻炼自己。

(四)作风纪律

大学四年,我深深地感受到,与优秀学生共事,使我在竞争中获益;向实际困难挑战,让我在挫折中成长。祖辈们教我勤奋、尽责、善良、正直;大学培养了我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作风。在实践中,我形成了团结服从、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造就了我诚实善良、遵纪守法的品质。严谨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成为我成功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有力保障。

(五)主要不足

作为一名尚未正式步入社会的学生,我深知自己存在诸多不足。目前,我最大的劣势就是缺乏长期从事某种稳定工作的经验,也正因为如此,有时我会对自己缺乏信心,在处理问题时,往往过于谨慎、保守,不敢轻易、大胆地尝试新方法。但我同时也相信,这种现象会随着我走上工作岗位逐渐得到改善。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我自身一定还存在着其他我尚未意识到的不足。我真诚地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领导和同事们能够帮助我,及时指出我暴露出来的缺陷,我一定虚心接受,及时改正;同时,我会在工作中不断充实和改造自己,努力进取、钻研业务,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参考材料]:

1、孔祥智,21世纪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发展方向,《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00年第1期;

经济学家论文篇(3)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经济学家论文篇(4)

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朱劲松和徐勇在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探讨中,提出了简化补贴程序的建议,并且此建议也已经具体实施,即可以考虑在农户购买家电产品时由销售网点按补贴标准直接支付给农户补贴资金,再由销售网点凭销售有关证件集中到财政部门领取补贴资金[4]。虽说如此可以提高补贴资金的拨付效率,但是,政府和销售商家的委托机制所产生的商家“道德风险”却使得政策偏离初始目标,同时也损害农民消费者的利益。原因在于:一方面,销售商家给农民直补以后,更换价值更高的产品标识卡到财政部门申领补贴,增加收益,如商家销售1台价值2700元太阳能热水器,直补额为2700×(0.13)=351元给农民,然后用另外一价值为3600元的产品标识卡向政府申领补贴,所得为468元,商家从中净取117元;另一方面,因为政策规定每户农村消费者可享受两次同类产品补贴,商家在得到销售证明(消费者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后,增加申报补贴次数,造成政府财政损失,也使得农民消费者失去了二次消费该类产品的机会;最后,更为普遍的是商家对销售给城市用户的产品,千方百计收集农村居民信息后再进行补贴,一个城市销售网点,所销产品却能够实现很高的补贴率,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惠农政策,实则是商家赚的盆满钵满,农民不仅很难享受到利益,自身利益还要遭到蚕食。其一,家电下乡补贴产品施行价格统一和固定制,增加了农民的机会成本,因为这种价格机制使得商家在农村销售终端占据主动,农民消费者失去谈价的权利,同种型号的产品在城市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得;其二,农村恶劣的消费环境,增加了农民消费者对附属产品的购买和额外支出。到2006年年底,全国仍然有约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绝大多数村庄没有下水道系统,六成以上的农民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1.5亿农民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3%的行政村不通电话,截至2009年年底,许多地方没有实现城乡之间用电同网同价,13%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共客车,近2亿农村人口存在不安全问题[5]。以太阳能热水器为例,农村不通自来水或者自来水压力较小,需要安装增压泵和不锈钢水箱,这两项额外产品的支出在500元以上;由于农村特殊的住房条件,使用此类产品要比城市用户用更多的材料,多出的这部分花费却在补贴价格以外;另外,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运输条件差,气候恶劣从而售后服务频繁,使得售后服务成本偏高,影响商家的售后服务的积极性,农民消费者要多次支付费用。以上因素使得农村消费者享受到的实惠相对于为此而付出的成本,仍然是低水平的,以一款价值2600元的太阳能热水器为例,农民消费者得到的补贴为338元,消费者为此而购买的额外产品和支付的额外费用至少为600元,则实际费用为3200元,实际补贴率仅10%左右,造成农民购买补贴产品的积极性不高。农村消费者对产品了解较少,缺乏品牌意识,以太阳能热水器为例,很大一部分消费者认为优等品和劣等品差别不大,只要有太阳,水都可以热。这些均造成其选择商品时的逆向选择倾向或决策误区,同类产品,农村消费者更愿意选择未中标的低价格产品,这也给劣质产品在农村留有发展空间,不利于产业整合。从1989年到2008年2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99%,而最终消费率迅速下降。20年间居民消费率由当初的64.5%,下降至2008年的48.6%,年均下降0.795%[5]。虽然内需的疲软以及后危机时期外需的不足使得我国制造业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是一味夸大拉动需求、刺激消费的主张不但不能有效消除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而且可能造成虚假需求,供给方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此类战略性产业来说,供给方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太阳能产业为例,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家电协会秘书长姜风曾经表示,如果农村地区的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达到20%,将会给全行业带来1200亿元以上的销售额,行业前景的看好必然导致盲目扩张。根据重庆农业农村信息网公布的统计信息,目前全国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厂家有6000多家,年产值500多亿元,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厂家是在家电下乡政策出台以后进入的,行业的快速膨胀导致产能过剩已经开始显现。另据北京清华阳光新能源公司总裁薛祖庆介绍:目前销售额排在全国前十位的大企业的产量之和只占国内太阳能热水器年总产量的20%~30%,产业集中度低。恶性竞争导致产品质量层次不齐并且技术改进缓慢,同样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在家电下乡产品竞标中失败的企业,通过使用低廉的原材料或者偷工减料等刻意降低成本,以低批发价吸引中间商,提高市场占有率,而且此类产品的中间商往往具有短视性,其游击战式的网点设立策略使产品的售后服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也不排除下乡中标企业通过低成本产品进而低批发价吸引销售商家,在补贴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商家利润大增,生产企业也借此提高市场占有率,销售商家和生产企业沆瀣一气,结果是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损害农民消费者利益。另外,生产企业为了吸引销售商家的加入,会刻意放宽准入条件,不仅对销售商家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条件不予考核,而且免除经销合同的签订环节,造成商家责任意识的缺乏,商家取得销售特许权以后,不予重视品牌的培养,售后服务大打折扣,尤其是当经营出现困难时,快速退出市场,先前的消费者将面临售后服务难以实现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多种家电行业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行业规范,约束的缺乏更增加了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发生的可能性。目前,家电下乡补贴政策包含的产品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以太阳能热水器为例,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研究报告,2008年,我国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量和年产量均占世界一半以上,太阳能热利用行业已经成长为我国新能源产业知识产权最多、生产规模最大、普及面最广的骨干行业。虽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太阳能热水器还真正处于市场导入期,尤其是在西部农村地区,由于恶劣的消费环境和收入水平的低下,其平均市场普及率不到10%。对这种产品进行消费补贴,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燃油补贴,其结果可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这种消费补贴会拉大贫富差距,产生财政补贴的从富效应。

对策与建议

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应当首先制定严格的行业规范,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恶劣的消费环境,细化产品标准,增加售后服务规范,并且有必要制定相关政府行政条例,增强行业规范的权威性,切实保障农村消费者权益;对销售企业的监管,首先要改进政策细节,如对补贴产品标识卡的配给和同类产品补贴次数严格要求,根据城市销售网点范围内农村住户所占比例规定产品标识卡的配给率,根据家电产品的使用寿命,对销售网点的最短存在时间提出合理要求,不可随意撤销;其次,实时更新和改进家电下乡销售信息系统,增加系统本身的监督和排查功能,杜绝人为排查行为,减少相关从业人员的腐败和投机行为;最后,有必要建立政府、生产企业和销售商家的协调机制,政府在提供完善的服务平台和有效监督的同时,协调好后两者的职能,如售后服务共担机制,以此提升服务农民消费者的效率和质量。卢至燕在研究家电下乡价格补贴形式的效率时,提出“财政政策的目标层次必须提升,不能只停留在反经济周期的层面,而应该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在增进社会效益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应该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和谐发展”[6]。在此结合以上分析,将此建议具体化。提高消费环境恶劣地区的补贴比率以减少高昂的费用或者将额外产品的花费纳入补贴范围,使农民享受到真正的实惠;根据区域收入水平的差距以及区域消费特点决定的不同区域不同产品的普及率,以普及率对等为标准划定区域补贴重点,强化政策的针对性,避免一刀切现象;考虑到家电下乡补贴政策施行期为四年,在有限的时间里,广大农村地区能否改善消费环境进而实现消费尚不确切,不如及时调整政策结构,降低富裕地区补贴比率,节省的支出可以用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不失为一种补救。对家电行业来说,农村虽然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是滞后的消费环境甚或是不存在的消费条件使其只不过是画中饼,所以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打开农村家电市场来说是重中之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水、电、路三方面,交通改善可以提升售后服务质量,而水、电问题的解决,则直接关系到家电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减少农民消费者的额外支出。

本文作者:寇娅雯张耀东工作单位:甘肃联合大学

经济学家论文篇(5)

这种现象似乎在我国新闻史上从未出现过,虽然上世纪上半叶京津沪报纸上也刊载经济学家的署名文章,但数量极少,难得一见。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内各报几乎难觅经济学家的文章(除了经济学家们迫于形势压力所发表的“大批判”之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各媒体才开始大量刊载经济学家的文章。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上已经存在一股涉及股市、楼市、各要素市场和各实业领域的强大的社会投资力量。尤其是市场机制初步建立,使得普通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有相当数量的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是需要看到对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作有穿透力、有见地的权威分析。因此,综合类、都市类报纸每天都有此类文章,而一些财经类、经济类报纸则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上述仅是从读者方面来说的。当今媒体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有了单边的市场需求,不一定就有适当的供给。世纪之交,一批新的都市类报纸横空出世,以贴近读者、贴近市民的姿态出现,猛烈地冲击了向来板着面孔的传统报纸。在上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一张成功的、被读者认可的经济类报纸,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大城市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新创办或经大幅度改版,出现了几份经济类、财经类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后,传统报纸在受到冲击以后逐渐改革,也开始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力争贴近读者。

经济学家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一时间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尤其是那些千字以下的经济随笔,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普通百姓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听到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而少数经济学家通过走出经院学府成为大众明星,传媒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版面的“含金量”,提高了自身的档次。

然而,报纸因此而获得成功者甚少,发行量并无起色。其基本原因,除少数几篇既短小精悍又极具真知灼见,且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外,大部分文章读者并不爱看。有些文章可能过分专业、过分深奥,使人感到不知所云;有些文章则人云亦云,其观点早已为关心经济的读者所知,毫无新意,只不过戴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而有些文章并非是“随笔”,篇幅很长,读者自然极少。凡此种种,即使经济类专业报纸也不可能亲近其设定的目标读者。

经济学家的分类和媒体素养问题

经济学家其实是分类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自然也是分类的。当然,文章和作者身份不会那么严丝合缝的对应,但基本的倾向,作者的专业特长还会在文章中显示出来。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

而经济学家的分工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重点来划分的。无论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原则上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也会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大致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

显而易见,从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来看,一般读者包括十分关心经济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研究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枯燥深奥,常人不易懂,但日常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都需要理论经济学作基础,企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经济学家往往是由理论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来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理论经济学家。

作为名人,读者崇敬有加,而传媒为了提高自身档次、为了吸引读者,对之竭力追捧,恨不能请他们日日在此开辟专栏,起码也是每逢大事即发表文章。

可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可能每天都出成果的,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出大成果。何况,理论经济学家中还有不少专治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有多少兴趣的。

当然,关于政府经济学,关于公共财政政策,有些正好事关某位理论经济学家专长,那么请他在媒体上评说,无疑是恰当的,可是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呢?政府经济学家研究的大半是公共财政政策,普通读者当然关心。但是政府经济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平时是在做各种数理经济模型,计算各种经济参数,以求比较严密的结论、方案,供政府参考。这样的计算、研究、模型,能有几许读者会懂?

同样,企业经济学家也有许多是研究计算做模型的,多半服务于某个上市公司或证券公司,而上市公司则牵着万千投资者(也是媒体受众),并且众多上市公司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需要分析需要解读。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家有大量言论要发表,而读者也有着大量阅读的需求。这就是股评大受欢迎的缘故。

然而,对于企业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表面来看,受雇于谁,自然为谁服务。企业经济学家受雇于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中国股市目前还很不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黑箱操作时有所闻,一些企业经济学家跟着一起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分析也常常发生,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企业经济学家固然要忠于雇主,也要忠于社会大众,可在学术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本身职业上,凌驾于上述两个“忠于”之上的更高的“忠于”,是忠于真理。可惜,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道德问题不仅对于企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也同样存在。企业经济学家在为企业讲话时,人们还容易识破,因为他们所受雇的身份通常是公开的,而一些大牌的理论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时,人们往往在事后才能发觉。而当读者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还会对那些经济学家文章感兴趣吗?

同时,经济学家见报的文章受欢迎,还需要执笔者的媒体素养。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媒体作者,就如同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所谓媒体素养,其实就是新闻所需要的文体。我们常说,新闻文体就是把一件事用大白话写出来,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观点,又要有道德,还要有媒体素养,这简直是一种苛求了。

然而,今日之报纸确实需要大量那些切中时弊、有分析、有观点的经济随笔,这是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报纸。有人说,今日报纸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到位的分析、深刻的思想、正确的观点之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又不可能提供那么多适用于报纸的文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理该由媒体人承担。

首先是其必要性。就传媒而言,读者的需要就是传媒的责任,而对传媒人来说,传媒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报纸上的一切文字、图片最后均由报纸的编辑、记者落实在版面上。编辑、记者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责任,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么,一般编辑记者能胜任吗?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记者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其长处是了解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习惯,抓得住新闻热点、大众关注点,善于把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而这些技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少有人具备的,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养成的。

当然编辑记者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即缺乏经济学专业基础,然而这个短处并非不能攻克。一个记者、编辑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不可能是“万能博士”。编辑、记者的采访面很广,不可能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事物有很深的认识,但必须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尽量去加深理解和把握。当一个经济热点、经济关注点出现之时,编辑记者可以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经济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从而写出适合读者胃口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文章。另外,作为专家型的编辑记者(包括报社领导)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撰写一些经济评论、经济分析。

经济学家论文篇(6)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毫无疑问,“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芝加哥的经济学思潮及其延伸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和风格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基础。

注释:

①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②《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经济学家论文篇(7)

笔者以为,钱文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惟一性”是值得怀疑的。包括哈耶克、舒尔茨在内的一些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都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提出过质疑和批判。

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遭遇空前困境同样有其必然性。傅勇先生认为,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尴尬”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二是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了公平,三是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具现实性,四是由于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利益受损者因没有得到相应补偿而产生不满。

笔者以为,从经济理论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理论信仰和理论解释力两个基本方面。

经济学家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重点关注了制度这个以前被经济学家们忽视的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个人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假设、机会主义假设等假设的基础上对制度展开了经济分析,逐步发展了产权理论、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传统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目前已经有人把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它颠覆了传统理论学说,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一、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

首先,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冲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学术理论最重要的冲击。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但是现实经济必须在正交易费用和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中运行,所以制度的经济分析是十分重要的。[1]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科学研究的方法就是他们所特有的“显微镜”[2]。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三大基础是天赋、技术和偏好。新制度经济学引进了制度要素,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而使得制度成为经济理论的第四个基础。新制度经济学改变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用现实的人进行了代替。此外,新制度经济学还假设了交易费用为正,以交易费用比较各种制度的经济效率,这种种的努力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更加接近于现实环境,其重要的研究成果科斯定理揭示了交易费用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科斯于1937年和1960年分别发表了《厂商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产生了著名的科斯定理,甚至被成为科斯革命。科斯第一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怎么确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科斯第二定理:若交易费用为正,不同的产权确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科斯第三定理: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科斯通过分析大量实例来证明他的理论成果,虽然科斯定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经很贴近现实了,对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科斯定理认为交易成本为正时,法律制度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在进行权利初始配置时,必分考虑各种要素,运筹帷幄。政府应该通过权利的合理性配置改变收入分配,实现公平的目标。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起步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制度要素,极大地冲击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堪称是一场大革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科斯也因此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世界主流经济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认可和褒扬。

二、对传统的社会理论的冲击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社会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家的起源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研究的热点话题,但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成果过于肤浅,难以取信于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介入使得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飞跃,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着重发展了社会契约论和暴力掠夺论这两大理论。社会契约论者放弃了对国家的演技过程的研究,专注于理论逻辑的角度,他们认为:国家起源是人类为了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达成社会契约的结果。暴力掠夺论的学者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的对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则提出“暴力潜能”分配论。他把国家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他认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就会产生契约性国家,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不平等分配,就会产生了掠夺性国家。诺斯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学派的区别在于,将效用最大化、交易成本分析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到国家理论。[3]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框架,研究了国家的起源、作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总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学科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三、对传统的经济史理论的冲击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从制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反响。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运用了假设演绎模式,用数学方法研究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这与传统的、偏重于历史材料罗列的经济历史学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堪称是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巨大突破,把经济历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重新解读了西方社会的兴衰,对奴隶制、庄园制有着独到的见解。除此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还对“李约瑟之谜”进行了研究,罗斯托、埃尔文、林毅夫等经济学家通过对制度的考察解释了“李约瑟之谜”,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他们的这一结论发人深省,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的冲击也是让人深思。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对制度展开经济分析,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社会学、传统的经济历史学等学术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经济分析的情景更加现实,也使得人们对社会、国家、历史的演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它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停止,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经济学家论文篇(9)

 

1 样本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基于CSSCI的引用数据,对2000-2007年间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和分布特征,从而选取被引频次排位前100的我国大陆出版社进行详细介绍,同时列出被引较多的18家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31家国外出版社。 

在统计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数据时,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存在中英文两种著录格式,同一国内出版社有多个中文著录名称,同一国外出版社存在多个出版地点。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对部分出版社的图书被引数据进行数据合并,一是将具有不同外文名称和中文翻译的同一出版社合并,例如Oxford University Press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二是将具有不同出版社的同一出版社进行合并,例如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和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三是根据出版社更名和合并的情况,对更名和合并的出版社数据进行合并,例如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数据进行合并;四是对一些出版机构不做合并,例如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视做三个不同的出版单位。 

经过数据处理,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出版社分析基准数据定为国内外的4430家,总被引频次296334次。 

 

2 经济学论文被引出版社概况 

 

被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涉及4430家出版机构,其中内地(特指中国大陆地区)1786家,占40.32%,排位第二,但是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分别为256480次和143.61次,都大大超过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位居第一;国外出版社在出版社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一共有2467家,占总数55.68%,大大超过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其被引总数和平均被引频次为38908次和15.77次,这两项指标均排位第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均排位第三,分别为177次、946次和5.34次。 

 

从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国内出版社,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包括国外学者著作的译本,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国内经济的研究占据我国经济研究的主流地位;二是由于国内学者对中国港澳台地区图书的获取渠道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都只排位第三;三是我国经济学学者越来越注重对国外经济学成果的学习,尤其注重对英文文献的获取,所以国外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 

 

3 国内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被引图书的1786家国内出版机构中,被引频次超过100次(包含100次)的有209家,我们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从中选取排位前100的国内出版社,如表2所示。 

 

为了便于讨论国内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笔者从两个方面对国内出版社进行分类。按照出版社的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为综合类、财经类、高校类、人民类、其他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科技类、教育类、法制类、翻译类、古籍类等出版社的入选数量较少,所以将这些出版社统一归入其他类;按照出版社的所属地区划分,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等。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分类过程中遇到分类的标准问题,部分出版社存在多类别属性的状况,例如高校类出版社。要想清晰地从各个角度把握不同类别性质的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这样的分类也是必需的。由于国内出版社均由国家统一管理,出版范围相对固定,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放开,但总体上说,知名出版社主要专业范围变化不大。由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所属的人民出版社,因此,我们专门设立人民类进行讨论。 

 

3.1 专业属性分类 

入选的100家国内出版社,按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我们从表3可以看出,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最大,该类出版社入选数量和总被引频次都排位第一,财经类出版社由于其专业特性,对经济学研究也产生特殊影响,其平均被引频次排位第一,高校类出版社和人民类出版社的数量和被引频次都超过15%,说明这两类出版社在经济学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1.1 综合类出版社 

在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中,有27家综合类出版社,被引频次66537次,在所有类别中排位第一,其平均被引频次2464.33次,仅次于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二,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被引频次在3000次以上的有7家,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上海三联书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华夏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3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500次以下的有6家。下文具体介绍被引频次较多的几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被引频次14387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一,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二,是国内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出版社。该社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经济学原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改造传统农业》《城市地理学》《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高级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工业区位论》《经济解释》《产业聚集论》等图书被经济学论文大量引用,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上海三联书店被经济学论文引用9602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五。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演化经济学》《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集体活动的逻辑》《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产权的经济分析》等图书受到经济学领域学者的较多引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被经济学论文引用6130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三,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九。学者们较多引用该出版社出版的《新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金融理论前沿》《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等图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被引频次5918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四。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正义论》《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治理机制》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中华书局被引频次4267次,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之一,出版物百科兼收,古今俱备,享誉海内外,特别以出版经典史籍闻名。该社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宋史》《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明史》《旧唐书》在经济学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一家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出版社,它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该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产权、政府与信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乡土中国》《信息、信任与法律》在经济学论文中被引较多。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学》《竞争战略》《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等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3.1.2 财经类出版社 

入选百家出版社的财经类出版社有15家,虽然在各类别出版社中排位第四,但是其平均被引频次为3323.93次,排位第一,足见财经类出版社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影响。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被引频次超过5000次的有4家,分别是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5000次的有4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的有5家,被引频次500以下的有两家。以下对被引频次较多的出版社进行介绍。 

经济科学出版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创建于1983年,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类出版社之一,其被引频次12294次,是被引频次最多的财经类出版社,排在百家出版社第三位。该社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计量经济分析》《区域经济学》《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契约经济学》《公共财政纲论》《产业经济学与组织》《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发展的型式(1950-1970)》等图书争相被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学习和借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被引9460次,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该社以统计出版社的准确、翔实、全面、及时、权威而著名。经济学领域较多引用该社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多元统计分析》均为该社出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被引频次8511次,在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三,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七。经济学学者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理念转变、政策分析和相关安排》《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金融出版社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中国唯一的金融专业出版社。该社出版的金融类图书在经济学领域被多次引用,尤其是《中国金融年鉴》和《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两本图书引用频率较高,在经济学领域有着一定的学术影响。 

3.1.3 高校类出版社 

高校类有21家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被引频次41419,平均被引频次1972.33次,分别排位第三和第四。从被引频次来看,超过5000次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两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更是以11279次被引遥遥领先其他高校类出版社,而被引频次不到2000次的出版社15家,这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高校类出版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同时也反映出高校类出版社发展的不均衡。 

经济学家论文篇(10)

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和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

[1]Compton, Robert W., Jr. 2000. 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Economy.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Evans, Grant, Christopher Hutton and Khun Eng Kuah, eds. 2000.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Mulder, Niels. 2001. Inside Southeast Asia: Religion, Everyday Life, Cultural Chang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4][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出版社,2002。

[5][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郭南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德]赖特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日]竹内宏:《活的经济学——走遍世界谈经济》,熊辉,张丽曼译,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9][日]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日]稻盛和夫,梅原猛:《回归——探索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卞立强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11][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2][日]长谷川启之:《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郑树清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

[13][美]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2。

[14][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5][美]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黎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16][美]德尼古莱:《发展伦》,高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经济学家论文篇(11)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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