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大全11篇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1）

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是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史上最早的保护贸易理论学说。

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措施代表了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商业资本的利益。它把加速经济增长以促进经济发展置于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的中心地位，促进了一国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但重商主义的理论也有缺陷和不足。重商主义错误地把价值的代表物――金银货币认为是唯一的财富，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仅局限于流通领域，未能从各种经济要素间的功能联系来正确分析经济社会的现象，也未能正确认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积累社会财富的作用。

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

（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

在实行的政策主张上，汉密尔顿认为重要的是政府要给予支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为了促进工业发展，避免本国的幼稚工业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被摧毁，汉密尔顿主张实行高关税的保护政策，认为关税收入可以用来奖励国内的制造业的发展，必须用关税将美国新建立起来的制造业保护起来，使之生存、发展和壮大。

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从重商主义分离出来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两大流派已基本形成，一个是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一个是汉密尔顿和以后的李斯特建立的保护贸易理论体系。可见，汉密尔顿的思想在国际贸易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思想

李斯特的理论分析是在批判斯密与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李斯特否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各国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每一个国家只能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是行不通的。

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思想的许多观点是有价值的，整个理论是积极的，对落后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的生产力理论中，关于“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的思想是深刻的，具有无可动摇的理论说服力。同时，李斯特的理论是对比较优势原理的进一步发展。李斯特从动态的角度，来区分了现实的比较优势与潜在的比较优势，主张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当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即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之后，再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进行自由贸易。

三、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失业现象严重，竞相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对此，传统经济贸易理论不能做出合理和科学的解释。1936年，凯恩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保护国内就业的思想，以后凯恩斯的思想由他的追随者们加以充实和扩展，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的贸易保护思想，被称为“新重商主义”。

凯恩斯的新重商主义政策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的贸易保护政策，即经济萧条时期应该采取的政策，实质上是其“萧条经济学”原理的一种延伸。传统贸易保护思想的发展说明的是落后国家如何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发展本国经济，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凯恩斯的保护贸易却是说明发达国家如何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实现国内充分就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以保持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它代表了当代垄断资本的利益，代表了保护贸易的新发展，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思想”。

四、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

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普雷维什认为：现在的这种经济体系使中心国家大量侵吞国家的收入，造成“富国与贫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作了开拓性研究。他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对当代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中存在的发达国家控制与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理论与实践上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丰富了国际贸易的理论。

五、新贸易保护主义

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大背景。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蔓延，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所谓新贸易保护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中形成的以非关税壁垒为主，以关税壁垒为辅的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新贸易保护主义中最为普遍的形式是直接数量限制；另外还有行政性和技术性的保护措施等。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贸易保护，达到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约束，保护本国就业的目的，从而维持本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

新贸易保护主义所要保护的对象乃是发达国家中受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竞争最为严重、技术含量低的“夕阳产业”，因而它实质上是一种保护“落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一方面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竭力反对发展中国家以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为依据保护自己的民族工商业。另一方面，却竭力鼓吹新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本国市场，这显然是不公正的。然而，新贸易保护主义同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却有着更大的欺骗性，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几乎毫不掩饰其保护本国产业的利己主义动机，而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国内，以维持高就业、高收入水平为号召，较之直接宣布保护某一行业更能赢得本国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在国际上，又打出维护“人权”、保护劳工权益等旗号，显得有理有据。

参考文献：

[1]周雪，王洪雅.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理论的演进[J].中国集体经济，2008（01）.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2）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地位，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来看，主流贸易理论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资源错置，市场扭曲，从而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限制进口和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因而只有自由贸易才是最佳的政策选择。然而，现实中，各国的贸易政策却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绝对的自由。现实中的贸易政策虽然多数情况下还是体现着自由贸易的倾向，但却也并不排斥必要的保护措施。当出现市场失灵，如发生外部性问题、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时，为了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障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政府往往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干预。正因如此，在自由贸易的呼声持续高涨的过程中，贸易保护理论也从重商主义李斯特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凯恩斯贸易保护理论中心―理论以及战略贸易理论不断发展。事实上，正是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才使以自由贸易思想为主线的国际贸易理论不断得到补充和修正，不断贴近现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国际贸易的发展令传统的主流贸易理论陷于窘境时，又是保护贸易理论的发展才使产业内贸易这一现代的主流贸易形态获得了科学的诠释。战略性贸易理论不仅合理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条件，而且科学地揭示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优势的来源，明确提出了应通过转移利润和外部经济两个途径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利益的政策主张，提供了政府干预的新思路，改变了贸易政策选择的思维方式，使贸易政策的制定走出了比较优势的误区，从而为贸易保护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正如克鲁格曼所说，“新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符合国家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倡导者们据此提出的政策主张有别于传统贸易理论所支持的不是自由贸易就是保护贸易的政策建议，导致当代国际贸易政策出现了战略性运用的新趋向。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及主张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二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

与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实现“双赢”不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把垄断利润从外国转移到国内、“损人利己”的利润转移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的三种类型：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

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是指厂商（个人、社会）从某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有利影响，而受益者原则上不必为此付费。某些产业或厂商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厂商所占有，这些厂商可能不愿意投入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最重要的政策主张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关税、出口补贴和进口保护等奖出限入措施，对现在的或潜在的战略性产业（部门、企业）进行支持和资助，增强其竞争能力，谋取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掠夺他国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最终实现增加本国福利的目的。

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理所当然地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政府在国际贸易中作用的重新定位

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及其主张可以看出政府被赋予的新的使命，政府的作用获得了新的定位，国际贸易成了政府应积极参与的世界性博弈，贸易利益的取得更多的依靠政府积极有效的干预。政府干预论点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我国政府干预国际贸易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缺乏国际竞争优势，客观上要求政府干预，实行适度的贸易保护，这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将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实现。但是贸易保护要在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下灵活运用，避免引起别国的报复。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在进行政府干预时，要重视利用对发展中成员国的一些优惠条款，尽快使被保护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

发挥政府在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上的重要作用，优化市场竞争环境。要使我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政府战略性干预国际贸易的关键不是通过产业政策去扶持某个产业或大企业的发展，而是要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不同政策环境会对产业生产要素中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影响产业竞争力。这就需要政府向产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包括高效率的法律体系、制定竞争规则、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要继续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政企分开要贯彻到底，使政府经济管理的调控作用有力、有效；不断完善国家产业政策，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战略性地扶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带动整体经济的全面发展；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创造一个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要特别注意让一般生产要素市场健康有序地运行，依法保护投资者和生产者公平竞争的权利，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公平合法的国民权利，创造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适度保护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在当今，关税保护措施日益受到限制，所以要灵活运用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壁垒手段来对国内产业进行适度的保护。

培育产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规模经济优势是由于产业内产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任何一个国家专业化于产业内的某一种或几种产品而形成。范围经济主要来源于具有不完全可分性的生产要素的多用途性和多功能性。比如在现代的高新技术产业里，生产设备的多功能性和生产要素的多用途性以及技术的外部型等都十分突出，从而表现出显著的范围经济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的增强可以对一国产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员素质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目前我国多数产业和企业规模小、产品品种匮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为了保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采取积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植潜在的竞争，突显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就显得十分必要。

提高政府战略干预贸易的效果。政府战略性干预的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政府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但是保护不是无限制的保护，而是一定范围的保护，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一定时期的保护。即只对那些具有发展前途而目前尚不成熟的少数产品如汽车、电子计算机等进行保护；保护度的设置以其免受国外产品的强大攻击和围困而又能充分感受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从而激发其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的动力为准则，逐渐通过自身努力培育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做到成熟一个开放一个，将国际交流和国际经济合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参考文献：

1.张谦，吴一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及其体系.上海经济研究，1998(2)

2.海闻.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7)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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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4）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而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上升等。对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新贸易理论”。起初新贸易理论旨在用实证的方法解释贸易格局,填补传统贸易理论的逻辑空白,后来发展成为以规模经济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两大支柱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新贸易理论在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国际技术外溢等假设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观点。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由于技术因素的引入，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战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增,直到今天占世界贸易额的60%以上的现象。

2.贸易构成和贸易量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量,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新贸易理论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3.贸易利益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本质上说,新贸易理论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替代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争论的实质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

二、新贸易理论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贸易理论是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理论发生变化必然导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尽管新贸易理论家一再强调“新贸易理论最初绝非是政策导向型的”，但新贸易理论却在理论上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支持。贸易理论家们和许多政府就借助新贸易理论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或局部结论，努力寻找那些适合于不完全竞争的新的贸易政策。在这种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具争议性的贸易政策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了。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关于战略性产业的贸易政策，但却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府有效干预的对外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由布兰德（J.A.Brander）、斯潘塞（B.J.Spencer）、克鲁格曼（P.R.Krugman）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贸易政策理论。自产生之初，就由于它为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提供理论依据而倍受关注。支持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利润转移的论点；另一个是外部经济的论点。

1.利润转移

利润转移论点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主张政府通过关税和配额等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为直接目的。其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夺取市场份额;二是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三是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有效手段。

2.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论点则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该厂商占有，因此，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总而言之，新贸易理论政策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超额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三、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

中国在对外贸易实践中一直主要采取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发展战略。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性。而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例如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如下：

1.重视培育国家竞争优势

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在于国家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要以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为基础，应大力发展高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我国创造产业的竞争优势，首先需要用科技对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改造，使其具有竞争优势，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产业;其次是发展新的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带动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我国的对外贸易，不管是实施出口替代战略，还是进口替代战略，都始终要把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做为重点。

2.重视国内市场

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以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为代价，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

3.重视规模经济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培养和获得：资源禀赋竞争力、规模竞争力、资本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但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相互分工缺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培育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经济迫在眉睫。

4.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国家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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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

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6）

一、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具体可分为两大类观点:一种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另一种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相关文献

张亚斌(2000)从耦合的角度将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认为这两个系统的演进作为国民经济结构运动的两种方式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1]。王岳平(2007)从实质、动因机制等方面剖析其对技术进步继而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指出产业结构总体上决定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又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2]。蒋昭侠(2005)指出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决定了一国贸易结构的水平;而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引导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3]。原毅军(2008)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4]。吴颖(2005)、赵东(2006)认为在产业间贸易下,外贸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即产业结构决定一国外贸结构水平,而外贸结构反作用于产业结构[5～6]。

(二)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的相关文献

国内学者肖云(1994)、谭清文(1997)认为,在违反比较利益原则的情况下进行国际贸易,不会促进产业结构的有序成长,而往往会造成产业结构畸形[7～8]。黄晓玲(2002)在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指出,静态的比较优势具有强化、凝固现有的产业结构的倾向[9]。陈元(2007)也同样指出:一般而言,一个开放经济体在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政策扭曲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国内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可贸易程度较高的工业品应该和对外贸易结构比较相近,国内产业比重较高的部门也应该是出口较多的产业部门;相反,在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政策扭曲程度较大的情况下,则国内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偏离程度越大[10]。

综上,二方面的研究各有侧重,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只是后者站在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对立的一面。但需指出的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理论中的规律性论断已经难以反映当前的现实。

二、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联动机理

(一)产业间分工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

按照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的产品生命周期是“生产—出口—进口”;而按照赤松要的雁型模式,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是“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将二者联系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产品循环,出现由产品结构推动产业结构进而推动贸易结构,再由贸易结构带动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演变趋势。显然,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二)林氏逻辑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关于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在国内颇有影响要数以林毅夫(2007)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本文称为“林氏逻辑”)。该战略指出:禀赋是一国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紧约束;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中具有自身能力;通过资本积累速度的的加快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进而实现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贸易结构优化反过来又带动了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结构得到提升[11]。显然林氏逻辑下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忽略了国际产业转移的作用,国际产业转移可以通过资本的积累和技术扩散效应,使一国突破要素禀赋的限制,实现蛙跳型跨越。

(三)新一轮产业国际转移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的联动机理

在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和信息产业在全球迅猛发展之前,国际产业转移基本呈现同类产业整体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依次梯度转移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全球化发展态势明朗,国际产业转移更多地表现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上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经营链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异的国家之间梯度转移。

1.外贸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的途径与机制。(1)外贸结构通过提升要素察赋的途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中开放部门的增长。首先,外贸结构通过不同程度地改变各产业的要素供给弹性,从而使那些受制于国内要素察赋的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其次,外贸结构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各产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进而使受制于国内市场容量的产业得到规模经济效应。(2)外贸结构通过国际产业联系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系。通过国际产业关联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除结构瓶颈,促进结构合理化;二是强化结构转换能力,促进结构高级化。在这个过程中,外贸结构既可通过产业中间需求,也可通过产品最终需求影响着产业结构的供求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投入产出关系是生产技术水平的反映,所以,外贸结构通过影响生产技术水平的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12]。

2.产业结构作用于外贸结构的途径与机制。(1)产业结构通过外贸结构获取比较利益。在国际交换中,一国出口的是国际价值大于国内价值、本国具有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而进口的是国际价值小于国内价值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处于劣势产业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利益并在国际分工中形成符合本国比较利益的外贸结构。(2)产业结构通过外贸结构反映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出口额及其比例表现出来。产业竞争力越强,其出口结构的比例越高,说明本国产业要素转换效率越高;而产业竞争力越弱,其进口结构比例越高,说明本国产业要素转换效率越低。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产业竞争能力变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是一致的。

3.fdi的流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由比较优势转变为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的竞争优势。fdi的流动成为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母国和东道国存在技术差距,fdi一方面会强化东道国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等无形资产的实现,另一方面增加了东道国的资金积累。因此,fdi在东道国的产业布局,会影响其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其贸易结构。对于母国来说,将国内已经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用进口来代替出口,可以为其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使得国外因素尤其是fdi对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

4.政府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作为一国外生变量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对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也有重要的影响。贸易政策是贸易结构形成的直接因素之一,是指一国或地区运用关税、补贴、进口商品价格或数量限制等政策工具,维护本国贸易或经济利益。从性质和作用角度看,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在自由贸易政策下,贸易结构一般会遵循国内或区内的比较优势结构;相反,在保护贸易政策下,由于贸易政策工具对进出口结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贸易结构与国内或区内的比较优势结构可能发生背离。

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提高产业素质、调整产品组织形式和产业结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既定的目标。常见的政策方式有,在一定的时期内,支持某些重点产业的发展,或对某些弱小产业进行必要的保护,或帮助衰退产业平稳地退出市场等等。而这些方法措施的使用,都对产业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产业政策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果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决策失误,或者干预过度,都可能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畸形,降低结构效率。

三、结论

综上,按照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比较优势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又决定了贸易结构;在开发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外贸结构是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体现。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在分析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现状时,必须考虑fdi和相关贸易、产业政策等因素。恰恰是这些因素在中国对外开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其研究的说服力将大打折扣,就容易出现似是而非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张亚斌.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80.

[2]王岳平.我国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联特征分析[j].管理世界,2007,(2).

[3]蒋昭侠.产业组织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35.

[4]原毅军.产业结构的变动与优化:理论解释和定量分析[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139-140.

[5]吴颖.吉林省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5:15.

[6]赵东.广东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d].广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

[7]肖云.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及对外经济的战略选择[j].贵州社会科学,1994,(5):15-19

[8]谭清文.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1997,(4):67-72.

[9]黄晓玲.外贸、外资与工业化——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践研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1-33.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7）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来看，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因素：

人民币汇价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采用与美元单一挂钩的政策，美元的相对贬值，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应贬值。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币汇价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当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机制。这里的困难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是由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模拟性外汇交易市场来确定。如果要使人民币汇价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意味着外汇市场的放开、现行结汇售汇政策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体系的改革、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重构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变。显然，根本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不满，将在一定时间里困扰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的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

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累计达到了4900多亿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国的FDI超过了美国，排名跃居世界的首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有关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美、日等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使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实质在于：产品以中国大陆为原产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使国际经济资源向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主要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来避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

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鉴于该问题直接起因于贸易，且主要通过贸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尽快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处理开放环境下所面临的对外经济矛盾，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制约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以下客观因素直接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我国必须履行的有关义务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重新调整。就贸易管理而言，不论是关税政策、进出口政策，还是市场准入、投资政策以及有关经济开放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基本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内在规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形成基础。不论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或调整，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是第一位的。经济开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定贸易政策，实际就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所接受的有关政策体系。

作为贸易大国需要平衡的国际贸易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过早地突现出来。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伴随我国贸易地位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应付贸易冲突带来的贸易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贸易政策调整的路径依赖

调整贸易政策意味着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这里的问题是，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增加，是否使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新的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换言之，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或继承性，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改变，如何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尽可能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方面，有机地融合现有的相关政策体系，是使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贸易政策调整基本取向

关于贸易政策的体制约束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今后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们看来，加入WTO之后，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会逐渐实现实质性转变，绝非单纯意义的国际组织进入问题。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客观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WTO要求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能与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接轨。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朝着现代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因此，“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须充分体现这一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这种转变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从侧重政府宏观外贸战略朝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贸易政策基础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的改变，即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我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贸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变，即由过去侧重于贸易限制向贸易促进转变。

关于贸易政策的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从大的调整方向上，新的贸易政策要符合WTO的体制框架及其有关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点，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严格履行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还是以符合WTO有关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界，来制定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一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贸易政策本身具有双重目标，当现实经济中两方面并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贸易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两方面存在摩擦及严重冲突时，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个目标进行修正，以保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我们看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此，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贸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预，它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否则，贸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产生扭曲作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

显然，现阶段贸易政策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是某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贸易政策既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我们看来，现阶段贸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据单一自由主义的原则，亦不能依据单一的民族主义原则，而是符合国际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现本国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国际意义的贸易政策。当今各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有明显的趋同现象。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各国国内政策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不可能不体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要求。

现阶段的对策思考

尽快建立内外经济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国传统的贸易壁垒手段，已经无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一的外贸外经管理体系，必须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

制订促进国内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目前，推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相当紧迫。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内优势企业的海外扩展。在这方面，具体可在国外市场进入、国外市场的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等环节予以切实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企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通过企业间自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可规范国内市场秩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过多之口实；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间组织形式协调国内产业或企业的利益，利于减少倾销行为；同时，也为我国将来实施WTO的保障措施条款奠定组织基础。

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监控体系

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对完备的有关市场开放的法规体系和组织机构，在公开性、透明度原则基础上，规范国外资本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开放经济下宏观市场运行的预警体系，从动态上有效监控我国市场开放的运行。这方面，不论是倾销和反倾销的应对，还是贸易、资本流动的异动监控，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与我国的“入世”，客观上使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参考资料：

1.文贯中、郑志海等，《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余永定等，《中国“入世”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赵承壁，《国际贸易统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

5.林珏，《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6.强永昌，《战后日本贸易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8）

一、自由贸易VS.贸易保护主义

这两种对立的贸易政策几个世纪以来或交替或同时出现在世界贸易史中。一类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萌芽于重商主义，形成于李斯特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论，继而体现在战略贸易理论政策、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战后新贸易理论中；另一类则是自由贸易政策，其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与将其更进一步发展的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基础上，其后又经俄林-赫克歇尔的H-O理论不断完善使之更符合当今贸易实际。然而，上述两种政策在现实世界的应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当今的国家大都秉承实用主义观点，采用居中的安排，即在Protectionism（保护主义）与Laissez-faire（自由放任）两个端点间中庸选择 Free trade with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带有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政策）。经济学家的理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理解：1）一些理论是对贸易实践中出现的与已建立学说相悖的新现象的探讨以补充原有理论或形成新理论。2）其经济贸易理论一定程度上受所处的环境及经济学家个人因素（如）的影响，从今看来，他们的理论有为政府已实施的行为正名之意（政府的声音），或为政府即将实施的贸易政策提供理论根基。

二、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抬头

与以商品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全球化不同，当今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劳动力及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商品也日渐成为具有“多重国籍”的全球化结晶。

（1）国家利益1：政治边界存在以下是从coursera网站Analysing Global Trends课程中Mauro F.Guillén教授的讲义中摘录的一段：Why so Fascinating?Because it puts two kinds of liberalism on a collision course：―Liberalism of the market，which is boundary-transgressing.“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Liberalism of citizenship，which seek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boundaries.“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a state，with associated individ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可见经济上生产交换的“鼠标加车轮”式无阻碍贸易，与政治、意识形态及心理上要求界限的矛盾使得全球化的“度”成为一个微妙而棘手的问题。这在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外部贸易便利的不同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一点来说，以GDP差距和地理距离为衡量尺度的“贸易引力模型”能很好地解释《什么是国际商务》一书中引用的关于当今跨国公司多是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论断。［1］

（2）既得利益集团。《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一书论证了在要素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以阶级为基础的分化相对于以行业为基础的分化要重要得多。即当要素流动程度不够时，行业联盟间的冲突更为明显，各种寻求经济租的Lobby（游说）便会导致政治经济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politically powerful groups）向政策制定者施压，需要时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当要素流动充分时，各阶级会游说以维护阶层利益。［2］例如，代表的奥巴马政府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对服务产业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为改善失业状况、得到劳工阶层支持实施隐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区域贸易合作优于多边贸易自由化。这些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由贸易带来总的国民福利的Net gain（净收益）同时，存在国别地区、行业阶层间具体福利分配不均现象。由此引发各种正当、不正当的贸易投资壁垒。西方大肆宣扬的所谓的“中国”也正是其为贸易保护正当化的借口。

三、全球化的另一面

保护主义复辟，还源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1）经济：国别、国家内的贫富差距加大；经济风险加剧：次贷危机及之后的欧债危机更是金融市场一体化非均衡传导的表现。

（2）文化、宗教：全球化正在颠覆一些事物。有时一些看似“进步”的（至少在某些人眼中）改变是危险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冲突不断，“9・11”更是全球化被别有心机的“劫持”作为其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可见，当日的全球化，更是理念的全球化碰撞。

（3）环保：经济的发展给生态带来了不利影响。全球变暖各国都造成了明显的极端天气。作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品，一国对水资源和大气的污染会产生负的经济外部效应。

四、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何去何从

正如商业模式中本地化or标准化（全球整合-当地响应框架）的抉择一样，当今世界各国也面临全球化、一体化or多元化的抉择。与第一个决策组合相似，后者也非黑白分明，我们也许可以借鉴约翰邓宁的OLI（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取两者精华，有机结合（Eclectic & Holistic）。说到底，当今的国际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Game）。zero-sum （零和博弈）――positive-sum（正和博弈）――win-win（双赢）的模式转变，预示不同经济制度、发展水平、文化意识形态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关系趋势。全球化、自由贸易之路势在必行。科技进步其实也在限制着我们的选择，放弃全球化开放型经济的成本是难以承受的。［3］各国的协调合作会带来共同利益。然而现实中却存在“囚徒困境”，即各国在博弈中缺乏信任、一方行动会引起其他方采取制裁、报复措施（follow suit）。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应在利国基础上构建和谐外部贸易环境，立己后立人，利己后利人，帮助消除极贫现象，而这“善良的利己主义”最终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全球化是Somewhere between the two ends of the scope(两极端间的某处)，我们需要strike a balance（找到平衡）。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作为有思想的人类在国家保持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应尊重文化的多元性。自由是以一定约束为前提的。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亦如此。

参考文献：

［1］ 巴克利（Peter J Buckley）.什么是国际商务［M］.赵忠秀，王炜瀚，

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9）

【论文摘要】 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其中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新贸易理论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中国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而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上升等。对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新贸易理论”。起初新贸易理论旨在用实证的方法解释贸易格局，填补传统贸易理论的逻辑空白，后来发展成为以规模经济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两大支柱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新贸易理论在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国际技术外溢等假设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观点。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由于技术因素的引入，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战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增，直到今天占世界贸易额的60%以上的现象。 2.贸易构成和贸易量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量，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新贸易理论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3.贸易利益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本质上说，新贸易理论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替代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争论的实质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 二、新贸易理论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贸易理论是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理论发生变化必然导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尽管新贸易理论家一再强调“新贸易理论最初绝非是政策导向型的”，但新贸易理论却在理论上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支持。贸易理论家们和许多政府就借助新贸易理论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或局部结论，努力寻找那些适合于不完全竞争的新的贸易政策。在这种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具争议性的贸易政策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了。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关于战略性产业的贸易政策，但却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府有效干预的对外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由布兰德（J.A.Brander）、斯潘塞（B.J.Spencer）、克鲁格曼（P.R.Krugman）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贸易政策理论。自产生之初，就由 于它为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提供理论依据而倍受关注。支持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利润转移的论点；另一个是外部经济的论点。 1.利润转移 利润转移论点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主张政府通过关税和配额等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为直接目的。其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夺取市场份额;二是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三是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有效手段。 2.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论点则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该厂商占有，因此，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总而言之，新贸易理论政策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超额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三、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 中国在对外贸易实践中一直主要采取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发展战略。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性。而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例如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如下： 1.重视培育国家竞争优势 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在于国家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要以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为基础，应大力发展高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我国创造产业的竞争优势，首先需要用科技对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改造，使其具有竞争优势，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产业;其次是发展新的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带动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我国的对外贸易，不管是实施出口替代战略，还是进口替代战略，都始终要把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做为重点。 2.重视国内市场 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以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为代价，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 3.重视规模经济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培养和获得：资源禀赋竞争力、规模竞争力、资本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但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相互分工缺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培育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经济迫在眉睫。 4.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国家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10）

【论文摘要】 长期以来，传统贸易理论推崇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其推进了各国福利的提高。但是在实践中一些国家却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关于贸易保护政策相关的理论很多，在此，本文对贸易保护理论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中国加入WTO后遭受反倾销为例，提出中国应对的策略。 【论文关键词】 贸易保护 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政治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兴起，对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化加快的国际背景下，有必要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国际与国内的关联对贸易政策的演化趋势做出新的理论解释。这里先回顾一下相关的贸易保护政策。 一、关于贸易保护的相关理论评析 关于贸易保护，涉及国际贸易的理论主要有：一是重商主义，产生于17世纪资本主义原始时期。该学说认为，在对外贸易中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强调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的源泉，国家可以干预经济生活，不惜引起国家间的贸易冲突。二是保护幼稚工业论，产生于18世纪末期。该学说提倡在自由贸易时期，政府对其幼稚工业进行保护，在其强大后再与他国竞争。在实践中，这个理论成为工业发展落后国家保护其工业的主要理论武器。这个理论在中国广泛应用，有时称为“保护民族工业”。三是凯恩斯的超保护贸易理论。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其作为指导和论证政府行为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孕育而生。该理论发展了重商主义保护理论，提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即一国的出口与国民经济增长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规律。二战爆发前，西方各国以该学说为依据，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缓解经济危机。至今，该学说对有关国家制定其对外经济政策，处理国际经济关系，还有深远的影响。四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期间。该学说认为，经济上只有相对优势的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经济领先地位和既得政治利益可以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如政府采取增加该国企业竞争力的贸易保护政策，取得他国的“租”，使整个国家受益。在该学说指导下，西方国家频频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对他国施压，这常会引起贸易摩擦，扰乱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进而影响各国福利。 公共选择理论。它是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和过程。其理论基本前提认为人类是理性的，特别是短视的、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一项贸易保护政策的出台过程往往是这样的: 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的惟一目标是寻“租”，在政治市场中与政治领导人、政府进行交易和角逐，使政府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使社会各力量达成妥协。 关于贸易和投资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理论。巴格瓦蒂经济学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在存在贸易保护威胁的条件下，为了化解潜在的贸易保护威胁而进行的投资叫做“补偿投资”(quidproquoinvestment)。 霸权稳定论(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该学说认为，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当存在一个居霸主地位的经济大国时，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得到维持，前提是霸主国为其他国家免费提供进入本国市场、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这些公共物品。但是，由于其他国家的“搭便车”(Free-Taking)行为，使霸主国维持这个自由贸易体制人不敷出，不得不放弃自由。 1.贸易主义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护自身利益。国家利益论。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一般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和兴趣。在国际政治中，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当一国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以及背后的利益集团向政府求诉，从他国进口的产品对其造成了侵害，该国的统治阶级在权衡其内部集团的利益后，往往会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内嵌式的自由主义” (embededliberalism)。这个概念最早由鲁杰提出，其主要观点是:国际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把效率与更广大的价值结合起来考虑。在全球化面前，国内的弱势群体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弱势国家最容易受到打击。国家要发挥管理经济的作用。在设计国际经济体制的时候，必须兼顾国内劳工利益。 上述理论为我们分析贸易保护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角度，但是它们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这些理论在分析贸易保护的时候从一般的层面上分析了各方面的作用，但是它们缺乏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尝试突破分析国际问题以国家为 中心的范式，构建一种综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既融合了政治和经济的分析方法，又注重结合国际和国内视角来进行分析，并尝试以一种跨地区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2.基本特征: (1)这一分析框架继承了国际贸易活动同政治之间关系这一传统，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限混淆不清，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 (2)这一分析框架强调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对贸易保护进行解释。从宏观上看，把贸易保护置于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之中，这里假定国家行为是不变的，注重考察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对贸易保护的作用。从微观上看，是国内政治决定了国家的贸易决策和行为，进而塑造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3)这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地理的视角，即从区域主义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通过这个跨空间的考察，找小区域主义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国际上滥用倾销和反倾销已经构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成为21世纪贸易谈判的主要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国际上出现了针对中国滥用反倾销的趋势。据统计加入WTO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和欧盟分别以年均7.2和2.4件的速度对华实施反倾销，导致对华反倾销的数量激增。对此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遭受反倾销并非纯粹为一种经济现象。 1.近年来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以及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出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出口逐年增加。相反，西方发达国家在三年前陷入同步衰退后，经济增长普遍乏力。这时，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愈演愈烈，认为中国的强大将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格局，为各国限制中国的出口提供了舆论的基础。一些西方国家国内保守势力声称，中国外贸的增长对其经济安全形成了威胁，强烈要求政府对华采取包括反倾销在内的贸易保护措施。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将中国视为贸易和投资的竞争者，采取类似的贸易限制措施。可见，近两年一些国家对华反倾销的增多，既有复杂的经济背景，又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2.从宏观上看，WTO是一种重要的国际贸易机制，较好地均衡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关系。中国在加人WTO时签订的议定书中有“非市场经济条款”，适用期15年。所以它在倾销价格的确认上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运用替代国的价格。这样，西方贸易大国就在这个国际机制允许的范围内，往往轻易地把中国企业产品的出口判定为倾销。从微观上看，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贸易歧视的政策，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制定强硬的贸易政策，以迎合国内利益集团和厂商的需要，在政治大选中换取选票。 3.从区域主义的角度看，以欧盟东扩为例。欧盟东扩为进一步发展中欧贸易提供了机遇，但是，欧盟东扩会助长其内部的贸易保护势力。从另一个方面，欧盟东扩很可能使其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兴盛，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支持下，对华反倾销的势头更会高涨，将阻碍中欧贸易的进一步扩大。 三、中国应对反倾销的策略 目前，中国正处于遭受他国反倾销的高发期，反倾销问题已经成为政府与企业不容忽视的问题。只有稳妥地应对，才能尽可能消除负面影响，为中国经济发展争取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1.重视反倾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清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如仅2003年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59起，涉案金额达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 2.加强对中国人世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研究。根据这个不利条款，WTO其他成员同可以在2016年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已成为十国企业在应诉同外对华反倾销案中大量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采取了灵活的谈判措施，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国已经先后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中国正积极与美欧国家谈判，争取得到市场国家的地位，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贸易环境。 3.积极展开反倾销调查来维护本国利益，中国国内企业应积极应诉。从1997年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出台以来，截止到2003年，中国反倾销共立案25起(其中复审案件1起)，保障措施1起。从日前的趋势看，中国企业无论是在国外遇到反倾销调查还是在国内遇到外国企业在中国倾销，都开始运用WTO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自己。 4.应该注重完善中国的 出口贸易秩序，协调好国内企业产品出口的数量和价格，提高产品档次，增强品牌营销与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和意识。尝试建立反倾销快速预警机制，使中国企业面对贸易限制时不再处于被动境地、总之，中国应当加强反倾销能力的建设，才能更好创造良好外部贸易环境，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李荣林: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02年第4期 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课题组:同异之间——我国与美日欧大国经济摩擦的特点分析.国际贸易，2011年第3期 李惠瑛:谨防贸易保护[J].国际贸易，2002年第4期 课题组:在开放中寻求安全[J].国际贸易，2011年第5期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3～11/28/eontent_1202536l—htm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11）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间的贸易、交流日益频繁，这也对高素质的国际贸易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而国际贸易理论是高校国贸专业的主要理论课程，同时是其他经管类专业学生认识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课程[1]。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国际贸易逐步呈微观化发展的新形势，且越发多元化。这给高校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及教学带来新的挑战。所以，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必须对国际贸易理论教学进行改革。

一、国际贸易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

1.主流理论方面应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增加到新的教学内容中，这是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前沿性课题。如此不但能更好的解释不同产业内部及之间的国际贸易行为，且可更深入、全面的解释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企业的国际贸易差异。另外，为让国际贸易专业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进出口贸易产生的经济效应，还应在教学内容中加入多个专题，系统探讨国际贸易给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等变量的影响机制。并且在保持既有的课程的内容体系基础上，增加基于微观层面分析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内容，完善学生的认识[2]。2.相关政策方面既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课程单单基于经济角度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操作，还未全面基于政治层面分析，但在实际贸易中大多数贸易政策的确立是从政治层面考虑的。所以，为让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更符实际，必须增加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基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政治层面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新经济形势下一个国家制定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过程。另外，基于现阶段绿色贸易及各类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重要性等情况，在教学内容中还应扩大这些课题内容，有助于学生及时掌握新时期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动态。3.形势发展方面自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受到重创，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而在此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发展优势和地位逐步提升，使得全球经济贸易的格局有了显著变化，但既有的课程内容体系还未能根据此种变化进行全面调整。为让学生更为及时、全面的认识和掌握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在新的课程体系必须新增金融危机发生、给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等内容，同时在内容中必须表现金融危机后时期的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态或者变化。此外，在课程内容中应增加应用主流理论对新全球经济形势开展系统分析，如此不佳能让学生及时认识新时期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且可让学生更为深入了解内在逻辑关系，强化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分析的能力。

二、国际贸易理论教学方法改革

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为让学生更好认识理论知识和现实融合，不仅要调整和丰富课程内容，还应重视和推进教学方法改革。除采取传统讲授法之外，为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1.提问教学法为更好的引导学生思考新的理论知识，在实际教学中应进行必要的提问，基于全球经济新形势为前提，分析以往理论的不足，然后依照经济学逻辑设计和提出问题，系统分析传统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不深的原因，再将新的、前沿理论导出。提问教学法的优势就是可让学生更好的参与到理论形成的思考中，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且可让学生在思考中认识各类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性，让学生更好建立知识架构，提升学习效率[3]。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能够让学生把理论知识更好的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不但有助于学生更为深入的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还可有效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探究思维。在开展案例教学中，必须做好这两点：一是选取合适的实际案例，须和理论知识相契合的案例开展教学，并要选择不同案例予以比较分析，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二是引导让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让学生能够对理论和案例进行独立思考。3.科研教学法理论课程学习就是让学生学会理论分析及应用理论解释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应让学生接触更多的理论科研法。在应用该教学法中，为让学生更为顺利的参与理论科研，在选取科研项目时必须以现实经济为前提，难度要适中，如此可有效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可在科研中更为全面的展现理论知识的现实诠释力。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也有了巨大变化，但关于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体系尚未全面深入改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和新经济形势，必须加快教学内容调整，创新教学方法，实现优质、高效的国际贸易理论教学。

参考文献：

[1]尚杨娇.新形势下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教学改革分析[J].才智，2016，18: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