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药学史论文大全11篇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1）

冯家昇（1904—1970），字伯平，出生于山西孝义县，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他对我国的历史学、语言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辽史、科技史、维吾尔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学界对冯家昇的研究却是非常薄弱的，这与其学术成就和贡献是极不相称的。冯家昇于1937年受邀赴美工作，1947年返国。这十年间的学术工作，对其日后的学术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钩稽相关资料就冯家昇留美十年（1937—1947）的学术活动进行简要的梳理。

一、从事辽史的研究工作

193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批准了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太平洋学会的申请，同意资助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计划”。原计划选译秦、汉、辽、金、清史，1939年至1947年共出资18.7万美元。[1]因此，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中国历史编纂处”。1939年，冯家昇则在冀朝鼎和恒慕义的推荐下到“中国历史编纂处”工作，并在哥大进修了人类学。[2] “中国历史编纂计划”实是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的资料汇编。在这个计划当中，王毓铨、瞿同祖担任秦汉史部分，而冯家昇负责辽代部分，房兆楹、杜联喆负责明清史部分。但是“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最终见成果的只有魏特夫、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

1949年，《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在美国费城出版，这本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通论，由魏氏执笔；第二部分为资料汇编，主要由冯家昇来搜辑和甄选，并加以注释。”[3]512而冯家昇所负责的第二部分“取材广泛，选择精严，注释明晰”[4] 512。因此这部书对辽史研究而言，也是重要的参考书，至今还经常被人征引。如该书附录的“哈剌契丹”部分就对西辽史研究做出了具有总结性的贡献。魏良弢在《西辽史研究》中评价道：“不仅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新的汉文史料，并对起儿漫哈剌契丹的史料也做了收集，该附录除去对整个西辽政治史排列出四个大事年表外，还对西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军事体制、文化宗教以及妇女婚姻等方面都做了初步探讨。这个附录可以说是反映了西方世界近三十余年来对西辽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从那以后对西辽史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5]

《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出版后，引起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口碑甚佳离不开冯家昇的出色工作。魏特夫这样评价道，“冯家昇先生对于《辽史》的精湛知识和他所补充的原始资料，对于我们核对事实的准确性和理解制度程序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他在我们著述工作的两个方面的不知疲倦的兴趣，为人们树立了志趣相投的合作典范。”[6]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也高度肯定了冯家昇的作用，他说“Although indelibly marked by the methodology of K.A Wittfogel ，it is at the same time essentially a collective work which could hardly have been produced without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Wittfogel’s chief collaborator Feng Chia-Sheng who over a long term of years has made himself the leading authority on the sources of Liao history. ”[7]所以，《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能够获得较好的口碑与冯家昇的功劳密不可分。当然，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里还提出了所谓的“征服王朝”理论。但由于“他和魏氏的思想、观点有所不同”[8]512，因此在解放后很少提及他与魏氏合写的这部书。由于《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的合作成功，后来冯家昇又与魏特夫合写了《辽代宗教》（Religion under the Liao Dynasty）一书，于1948年载于《宗教评论》（The Review of Religion）。

二、摘抄火药火器方面的史料

留美期间，冯家昇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收藏图书丰富的有利条件，摘抄过大量的有关火药史料。并与美国人富善（又名富路德L.C.Gooclrich）合写了《早期的中国火器发展》（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mans in China）一文。回国后，冯家昇将对这些史料进行了整理，先后写出了好几篇关于火药的文章，分别为《火药的发明及其传布》（《史学集刊》1947年第5期）、《读西洋的几种火器史后》（《史学集刊》1947第5期）、《回教国为火药由中国传入欧洲的桥梁》（《史学集刊》1950第6期）、《读西洋的几篇火药火器文后》（《史学集刊》1950第7期）、《蒙古人西征用过火药吗？》（《历史教学》1952年第3期）、《火药的发明及其传入欧洲的经过》（《光明日报》1952年6月7日）、《驳斥欧美人的“火药是欧美人所发明的”缪论》（《科学通报》1953年第12期）、《火药的发明及其西传》（《化学通报》1954年第11期）。1954年，冯家昇将他于1947年到1954年之间所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加以整合写了《火药的发明和西传》（由其妻张秀龄插图）一书，论证了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再往西传的。

三、学习回鹘文和突厥文

在美期间，冯家昇的研究兴趣“仍然是中国边疆史，但重心已从东北史移到了西北史，尤其是古代维吾尔族史”[9]513。冯家昇看来，要研究古代维族史，必须先掌握古维文，而这为其从事西北边疆史的研究创造条件。而研究辽史需要有阿尔泰语和中亚语言的知识。这时，门格斯（K. H. Menges，1908-1999）博士也在哥伦比亚大学。门氏是卓越的突厥学家，语言天才。据说熟悉三十种突厥语族语言、五种蒙古语族语言和六种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还能说、读和写大约二十四种语言，尤精于俄语等斯拉夫语文。有关突厥学的研究文献，在当时英文的很少，大多是俄文、德文和匈牙利文的。冯家昇先生就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向门氏学习了古突厥文和回鹘文。[10]当时世界上研究突厥文、回鹘文的学者较少，因此，回国后冯家昇成为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后来冯家昇陆续发表了一些列的突厥文、回鹘文研究的论文，并参与编写了《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一书，这些都离不开他在美国对这些民族古代文字的学习。

【参考文献】

[1] 资中筠.资中筠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87.

[2] 李孝迁.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M].人文杂志，2010（6）.

[3][4] 冯家昇.冯家昇论著辑粹[M].北京：中华书局，1987.512.

[5][6] 魏良弢.西辽史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23.

[7] 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59.

[8] The Par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19， No 1（Feb，1950）p85.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2）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3）

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在1930年代已见成绩;而较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间的事。笔者曾撰写〈中国医学史研究述评〉,载《历史与文化》第1期(1998年);本文是在此基础上再作补充,务求更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着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着,不过基本上限於通论性撰述,专科专题的中医史着作为数甚多,相信遗漏在所不免,这是要请专家学者见谅的。

(二)二十世纪前期的研究概况

中国学界对医学史的注意,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不过早期出版的着作均属西方医学史范畴,并且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1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首推陈邦贤(字冶愚,1889 - 1976)。他所着的《中国医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医历史的着作。此书初由上海医学书局於1920年发行,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的医学,详於今而略於古,清代和民国时期占较大篇幅。着者对历代医政、名医、名着及所形成的新学说、新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在疾病史的论述上亦多创见。2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於1956年重印此书,但署中国医学研究会主编。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其後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於1937年出版,收入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自此更为学界所推重。修订本内容分为上古医学、中古医学、近世医学、现代医学、疾病史五篇,叙述中国医学的起源和演变、医术的发展、外国医学的传入等。论者指出,此书「改文言为白话,特别是近现代医学的论述,其引录多注出处,且对史料堆集之弊有了较明显的改变。3台湾商务印书馆曾於1958年据此版重印,所以流传较为广泛。

一批由中国人自着的医学史书籍都不约而同在1930年代出现,反映了有关方面的研究已经时机成熟。当中有的介绍西方医学史,4也有全面记叙世界各国医学发展历史的,如李涛(1901 - 1959)编着《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5此外,有的着作注重西医传进中国後的情形,6也有关於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史的。7

王吉民(1889 - 1972)、伍连德(1879 - 1960)着《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8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着。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时期(公元前2697 - 前1122年);二、黄金时期(公元前1121 - 前960年);三、争鸣时期(公元前961 - 公元1800年);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1801 - 1936年);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9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中国医史》,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

还可介绍的是两册中医中药辞典。首先,是谢观(字利恒,1880 - 1950)等撰着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从医学、身体、方名、药名、病名、医家、医书七个方面,选收了七万余条词目,凡三百五十万字。作者编写此辞典时,参考了二千余种书籍,取材较为广泛,内容也较丰富。此辞典在1949年前曾再版数次,其後台湾商务印书馆於1958年印行台湾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又於1995年影印出版,另外还有两种改编本。10

其次,是陈存仁(1908 - 1990)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上、下册,约成书於1935年,收录历代文献所载的各种药物！和药物内容,包括命名、定义、处方、同名、古籍制名、外国名称,以及学名、产地、形态、成分、效能等,近二百万字。此辞典取材广泛,解释也较详尽;但内容主要是罗列资料,兼收并蓄。学界指出其中有些论述不够确切,引述资料亦间有错误。11此辞典後来有香港上海印书馆重印本。

(三)二十世纪後期中国内地的研究进展

1949年後,中国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内地续有进展。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陈邦贤编着的《中国医学史》,195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12

1970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着作渐见增加,上海中医学院编《中医学基础》(香港:商务印书馆,1975年),是其中一种较容易入手的新编中医学教材。此书将原有的《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中医诊断学》四门课程精简为一,〈绪论〉且扼要介绍中国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医史专着中较具特色的着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辩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13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资料,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俞慎初着《中国医学简史》(褔州:褔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着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14

范行准着《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於民间 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

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着作,有:赵璞珊着《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经纬、李志东编着《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成圩主编的《医学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有关中国的部分很多。近年出版的中医史讲义渐多,15较新的一种是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此书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而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

史世勤主编《中医传日史略》(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介绍中医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概况,书中亦有日本着名汉医及汉方医籍的简介。潘桂娟、樊正伦编着《日本汉方医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是全面探讨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的专着。贾春华着《日本汉医古方派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年),则专门探究日本的古方派。至於中国医药传入朝鲜的历史,中文方面似乎未有专着出版,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反而日本医家曾作过较深入的探讨。16

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着《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此外,还有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着《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及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着《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着《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医家传记有张志远主编《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孙文奇编着《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则介绍历代名医近千人。另一种值得推荐的小书,是黄仓、王旭东着《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严世芸主编《中医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踏入19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受到较大的重视,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17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着《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着作:其一,是马伯英着《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曦、洪中立着《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这两种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着,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後还会受到更大的重视,甚至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四)二十世纪後期港台地区的研究进展

香港方面,1949年前後有不少内地医家南来,中医界较前蓬勃,当中亦有一些医家致力於撰述,例如陈存仁着《中国医学史图监》(香港:香港上海印书馆,1968年),亦题《中国医学史》(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1969年)。此书的英文译本於1977年出版,亦可参考。18顺带一提,陈存仁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於旧上海生活的书,当中有不少关於医药界的轶闻。《银元时代生活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重刊,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史料看待。

此外,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讲义》(香港:医药卫生出版社,1968年)、吕尚志编写《中国古代医学家的发明和创造》(香港:上海书局,1971年),及上官良甫《中国医学发展史》(香港:新力出版发行公司,1974年)、任勉芝《中国医学史大纲》(香港:新亚医药出版社,1976年)。近年江润祥、关培生合着《杏林史话──中国医学史论文集》(香港:中大出版社,1990年),也有助於对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认识。谢永光编着《香港中医药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则是第一本探讨百多年来中医药在香港发展的着作。

台湾方面,1960年代初有一种英文的中医史出版,19此书附有中文翻译,题为《中国古今医药史纲与美苏医学进展鳞爪》,署徐学嵘原着、王吉人审校、王以文节译,在台中印刷,但无出版社及出版地。较早的中文出版物,有杜聪明(1893 - 1986)着《中西医学史略》(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杜聪明早年留学日本,其後赴欧美深造,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及医学院院长等职,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197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着作。最早的一种,当推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上、下册(台北:华冈出版部,1974年)。此书除导言外,共分十章,从医政制度、病名、疫病、药物、名医传、重要之医典、医药教育等方面,分述各时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在同类着作中,是比较详细的一种。论者指出,该书在论述西医传入後对中国医学发展,以及中国医学东传韩国、日本,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且给读者以新的启示。20其次,有陈胜昆着《中国传统医学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及《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980年代出版的中医史着作,有郑曼青、林品石编着《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着《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此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於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鍼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此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檃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後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炙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21此外,还有一些不着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1990年代初,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着《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近期出版的有二,一种是魏子孝、聂莉芳着《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4年),另一种是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魏子孝、聂莉芳均毕业於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中国中医研究院,其书共有九章,记载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医学发展。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之书,是由北京、上海、湖南、广州,黑龙江的中医学院教授合作撰写,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年),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

(五)有关中国医学史的外文着作

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史亦开始留意,不过他们的角度多不纯粹着眼於中医史本身的发展,而是注重医学思想、比较研究及当代情况等。22近年,我们还可以在国际互联电脑网页上看到有关中国医学及医学史的研究发展概况。23顺带一提,德文、法文方面,也有一些关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24

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京都:弘文社,1932年初版;东京:科学书院1981年重印本),是早期以日文写成的中医史着作。陈邦贤着、山本成之助译《支那医学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0年),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37年版译出。1990年代出版的有:石田秀美着《中国医学思想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吉田庄人着《中国名医列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小曾户洋着《中国医学古典与日本──书志与传承》(东京:塙书房,1996年),主要透过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学传到日本的情形。顺带一提,赤堀昭介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专文,是很有用的入门参考。25

日本方面称中医中药为「汉方药,近年则以「东洋医学之名作为「西洋医学的对称。所谓「东洋医学,就是指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医学而经日本修饰和补充的医疗体系。1972年成立的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东洋医学研究机关,该所所长大塚恭男着《东洋医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对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日本的东洋医学史、日本东洋医学与中国医学等问题均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六)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及其展望

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出版着作外,还要注意工具书的编纂和学术期刊的编印,这两方面已取得若干成绩。首先,有关中医中药的图录和工具书,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例如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庄兆祥、李宁汉主编《香港中草药》8辑(1978 - 2000年),又有萧培根等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2卷(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 - 1997年),这些都是科研成果的彩图纪录,为中医中草药研究奠下了更紮实的基础。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北京:人卫生出版社,1992年),收录文物图片二百六十种,从先秦到清代,供教学和参考之用。图文配合的出版形式,是新时代的一种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传统医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是目前有关中国医学史及相关知识最全面和完备的工具书。陈新谦编着《中华药史纪年》(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按年记载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数千年间在药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下迄1983年,亦方便参考。宋木文、刘杲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第1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医药、卫生卷,有中医、中药着作近二千种的介绍。不过,平心而论,适合时代需要的参考工具书仍然十分缺乏,有待努力和改进。

其次,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後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6至於二十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27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准参差不齐,影响所及,连带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也被人忽略,学界对此必须加以检讨。

随着大规模对中国医学知识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由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着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着作,综合了二十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所录,有:【英】马克斐(R.C. Macfie)着、【英】高葆真(W.A. Cornaby)译、曹曾涵校:《泰西医术奇谭》(上海:广学会,1911年);丁褔保译:《西洋医学史》(上海:医学书局,1914年)。较後出版的,有周云路译:《医术的浪漫史》(上海:广学会,1929年)等。

2. 参阅方鸣、金辉、杨慧林、唐建褔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陈邦贤编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3。

3. 同上注。关於陈邦贤的生平和贡献,可参李经纬〈中国着名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华医史杂志》16卷4期(北京:中华医学会,1986年),页193-198;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王致谱〈陈邦贤先生早期医史学研究工作〉及陈定闳〈医学史家陈邦贤教授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11-19。

4. 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相信是中国人自编关於西方医学史的最早着作。此外。有【日】石川光昭着、沐绍良译《医学史话》(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5.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李涛编着《医学史纲》〉条(蔡景峰撰),页1224。

6. 汪于冈、葛成慧着:《新医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0年),介绍西医输入中国以後发展情况。此外,还有鲍鉴清着:《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编辑部,1931年)及毕华德着:《我国西医眼科之起源及现状》(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社,1931年)等小册子。较後出版的,有江道源着:《十九世纪前中华基督教对於医学之贡献》(兖州:保禄印书馆,1942年),介绍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入华基督教教士在医药上的成绩;又有范行准撰、余云岫校:《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华医学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年)。

7. 如王吉民着:《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上海:新中医出版部,1930年)、陶炽孙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马允清编:《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天津:益世报馆,1934年)等。

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e Service, 1936; repr.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9.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着《中国医史》〉条(蔡景峰撰),页1223-1224。关於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着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17卷3期(1987年),页145-148。

10. 樊正伦、张年顺根据谢观[！]等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6年重印本加以整理,由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外,又有谢观主编《中华医学大辞典》上、下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可见这辞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国医学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11. 参阅施宣圆、王有为、丁凤麟、吴根梁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539。

12. 同注2。关於陈邦贤此书三个版本的异同,可参张慰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陈邦贤〉及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2-10。

1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条(傅芳撰),页1225。

14. 关於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可进一步参阅余瀛鳌的书评,载《中华医史杂志》14卷4期(1984年),页248-250。

15. 较重要的教材是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最初於1960年刊行,其後曾经修订;此外,有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及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三木荣着:《补订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阁出版,1991年),包括作者的《朝鲜医学史》和《朝鲜疾病史》两种专书,内容甚为详细,亦记述了中国医学与朝鲜的关系。

17. 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页1。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规模。

18. Hsu, Hong-yen, Peacher, William G., Chen’s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Hong Kong, 1977). 此书有台北新医药出版社版,署许鸿源、毕球?威廉编译。

19. Evan H. Shu,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and the 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in America and Russia, 1962.

20.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4。

21. 关於史仲序的《中国医学史》,可进一步参阅赵石麟的书评,载《中国医史杂志》19卷3期(1989人),页191-193。

22. 主要的着作有:

(1) Arthur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75);

(2) John Z. Bowers, William Hess, J., Nathan Sivin (eds.),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4）

【摘要】笔者在整理研究湘西民族医药论文、专著并进行实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特色，在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上指出以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保护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突出民族医药的优势特色是保持民族医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认为将民族药物资源合理开发、实行产业化发展是弘扬民族医药的有力措施，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是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关键词 湘西；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保护；策略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1-0001-03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其聚居区主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文化近三十年来研究者较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医药和中医药都属于古代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目前湘西民族医药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与困境，因此加强对这些民族医药文化的研究，制定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尤为重要。

1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特色

1?1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历史悠久，以口承文化为主湘西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医药文化史，从历史资料来看，他们都是没有文字的民族，但是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因此民族医药文化主要靠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等流传下来。苗族医药经历了九黎蚩尤、三苗和荆蛮三个时期的发展，以古歌或神话的形式得以保存［1］。湘西苗族有祭祀神农的习俗，而神农曾“尝百草”，是药物的创始神。湘西苗族称自己的祖先为剖尤或绞黎够尤，其实即传说中的九黎族部落首领蚩尤［2］，蚩尤与黄帝部落大战失败后，九黎部落从黄河流域迁徙到长江中游，形成了三苗国。苗族历史上“蚩尤传神药”的故事一代代传了下来。湘黔边区的苗族人民至今还有一首流行的歌谣讲“药王”采药和治病的故事。湘西土家族也有悠久的医药文化，土家人民秦汉时期就定居此地，深受巴楚文化和荆蛮文化影响，有关医药的民间故事也很多，如药王菩萨为民治病，乘白虎升天成佛；药王发现茶叶的解毒功效；英雄卵雨射下十个太阳，其中一个太阳落下成为温泉，土家人可以洗浴祛病等。 湘西侗族则有古歌《玛麻妹与贯贡》，讲的是孝子贯贡遇到仙医玛麻妹治病救母的故事。玛麻妹是侗族的女性神医，这个传说有母系氏族社会的影子［3］。湘西各少数民族的先民在与自然、疾病斗争的几千年中，积累了大量防病治病经验，发现了医药知识，虽带有原始色彩，但是作为早期医药文化弥足珍贵。

1?2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具有朴素的自然科学性质湘西各民族的医药文化早在三千年前的部落时代就已经出现，后来由于地域关系，山区险阻，与世隔绝，各民族医药文化独自发展，保留了早期的朴素自然科学特点。土家族医药学具有“天人合一”的认识观，发展出土家特色的“三元学说”。土家医认为天、地、人共同构成自然界，并用天地人或天地水三元关系解释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规律。如人体上元为天统领心神，中元为地统领脾胃，下元为水统领肾。气、血、精三大物质促成生命活动的正常。 苗医也有“三界”学说，用自然界中树、土、水三者关系说明人体功能和相互关系。头颈部为树界，胸腹部为土界，下腹部为水界。分别主心智、营养和生殖［4］。湘西侗族民间流行的医书《医家垒》，记载侗族医学有“天、地、气、水、人”五位一体理论，天与气生人，水与土养人，气多气少人都会生病，五位一体理论将病因、病理、药物性味等理论联系为一个整体。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都带有秦汉早期医药文化的特点，即用自然界的天地水土等自然物质、自然界的层次来类比解释人体，这与中医学基础理论一样，是中国上古医药文化遗存的特点。

1?3湘西各民族医药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在长期的发展中，湘西各民族医药都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如土家族以三元学说为指导，认识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气血精的失调、异常是疾病的基本原因，诊病方法上土家医发展出了“看、问、听、脉、摸”五诊法，治疗学上有“七法”、“八则”，特别是外治法上“五术一体”，“刀、针、水、火、药”综合治疗［5］。湘西侗族医生有看、摸、划、算诊断方法，包括观面色、看异常部位形色、辨指纹、摸脉、摸皮肤、摸筋骨、阴阳推算、画字驱邪等，治病方法有推捏法、熨烫法、针刺法、拔罐法、熏蒸法、烘烤法等［6］。湘西苗医创立了三十六症、七十二疾学说，最早研究苗族医药的欧志安先生提出了苗族医学的“英养学说”、“斩茄学说”、“萎雄学说”、“生恩学说”四大系统，苗医的外治法有放血疗法、生姜疗法、气角疗法、化水疗法等二十多种［7］。

1?4湘西民族医药简便廉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尽管有现代医药，但是湘西的民族医药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医疗作用。民族医生多亲自上山采药，或用井底泥、茶枯、京墨、灶心土、烟矢、黄泥等生活常见物治病，治疗费用便宜，方法简单，但是治疗效果却很显著。根据笔者课题组湘西学生工作者对家乡21个民族县乡地区的问卷调查，老百姓对民族医药有广泛的了解和应用，腹泻、感冒、跌打损伤等病痛都会服用一定的草药和采用刮痧、熨烫等民族医疗法。侗族医药在骨折损伤方面有独特疗效，苗族医药在解毒、克毒方面独树一格，土家医药封刀接骨疗法，服侍护理技术卓有成效。至今民族医药在湘西百姓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1?5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具有“神药两解”“巫医一家”等巫术色彩由于地处古代的荆楚和巴蛮之地，湘西民族深受楚巫文化影响，各民族医药都带有宗教色彩，巫术特色浓厚。苗族、土家族、侗族、白族医药都有“神药两解”、巫医不分的特点。土家族有“梯玛”文化，梯玛即巫师，集占卜、算命、祭祀、治病于一身。土家族的“梯玛神歌”中有大量的医药文化内容。如生病要驱邪、驱瘟，消除瘟疫要去除风、寒、湿、火四种邪气，梯玛祭鬼可以消灾祛疾等［8］。 侗族“巫傩医学”有送鬼法、招魂法、驱邪法、祈福法等，以精神疗法结合药物疗法，加上按摩推拿，起到“神药两解”的作用。

1?6湘西民族医药文化有一定保守性目前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危机，老一辈民族医固守传统习惯，医药技术传男不传女，彼此学习交流少。新一代年轻人宁愿学习西医、中医理论，不愿意继承民族医术。这与民族医药文化的保守性有一定关系。在课题组访谈调查的民族医中，愿意将自己的医术心得进行交流的几乎没有。近年得益于湘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专家的努力，《湖南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宝典》《土家医方剂学》《苗家实用药方》《苗家养生秘录》《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等民族医药专著出版，为保存、研究湘西民族医药做出了卓越贡献。

2湘西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策略设想

2?1以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保护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随着老一辈民族医年事已高，后继无人，保存好民族医药文化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由于湘西民族医药以口承传播为主，文字文献少，不像藏医、蒙医、壮医那样有传世的典籍文献，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也正在整理、重建之中，因此湘西民族医药短时间内难以建立完整、完善的理论体系，更谈不上规范化、标准化，做好保存工作才是确实可行的第一步。湘西民族医药相对于西方医学体系，甚至是中医医学体系来说，其文化性远远大于自然科学性。对于少数民族文化、非主流文化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方法来保护、研究、整理、解读是目前国际和国内常用的方法。文化人类学运用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从而探讨人类文化的本质和意义［9］。人类学的优势在于客观对待被研究的文化，重视田野调查、实地观察，了解研究对象的深层观念系统和行为方式。湘西民族医药的特色源于独特的民族文化，这是汉族文化和汉族医药难以解释的，如果从所谓实用、科学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医药，民族医药将很快失去立足之地。只有从民族医药文化的发展历史和内涵意义入手梳理，才能完整保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才能摒除实用的功利观念，还原文化根脉，才能理解神秘的巫医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对湘西民族医药进行研究的专家还非常少，研究方向多集中于方药搜集、民族医访谈资料整理等，从文化角度完整保存、解读民族医药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

2?2突出民族医药的优势特色是保持民族医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近年一些学者提出湘西民族医药保护也应该注意积极建立民族医院，重视民族医行医资格认证，将民族医培养纳入高等教育体系等措施。但是湘西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目前虽有学者研究整理，但是总体来说还只是初具雏形，体系的严整性构建远远不够。民族医的资格认定也不同于目前国内的医师资格认证，如何规范诊疗技术，如何进行疗效考核尚待研究。在主流医学的冲击下，民族医学要得以发展，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民族医药简便廉验，既有内治法，也有很多独特、有效的外治法，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在跌打损伤、骨折骨伤、虫蛇咬伤、中毒克毒，甚至是养生延寿方面都有优势和强项。因此，充分发挥民族医药的优势，扎根群众基层，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切身病痛才能让民族医药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在建立民族医院有难度的情况下，可以依附地方中医院建立民族特色诊疗科室，对确有绝技的民族医生可由地方扶持建立民族医特色诊所，并由卫生部门建立相应资格审查与考核制度。有了固定的行医场所，民族医才能专心弘扬民族医药，建立稳定的师徒相传培养模式。

2?3将民族药物资源合理开发，实行产业化发展是弘扬民族医药的有力措施民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不仅要重视文化保存、民族医培养，药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产业化也势在必行。有学者提出建立武陵药物资源生态区的建议［10］，认为武陵山区为“华中药库”，药用动植物有2000-4000种之多。湘西植被丰富，药用植物繁盛，延龄草、灵芝、七叶一枝花、杜仲、八角莲等珍贵药物可大力开展规模化生态种植，带动地方经济效益。民族医药不仅要种植产业化，药物推广也需产业化，因此民族医药应加强与医药研究部门的合作，开展民族药物有效成分或验方方剂的科学研究，并积极转化科研成果。湘西民族地区也是长寿老人聚居的地方，如麻阳苗族自治县就是著名的长寿县，可以利用民族医药资源打造养生产业、长寿旅游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融药物种植、养生药膳、长寿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药植园。这样才能扩大民族医药的影响力。

2?4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是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目前湘西民族医以家族传承或师徒传承为主，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现有民族医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对民族医药理论缺乏自觉的整理提高意识。只有建立合理的民族医培养、管理机制才能保证民族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医药与中医药都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似的发展历史，都以朴素的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方药使用上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因此省卫生厅和省中医药管理局可以选送部分民族医到中医院校短期进修，加强理论修养，增强科学意识，适当与现代医学研究接轨，更好地传承民族医药文化。中医院校也可以开设民族医药的选修课，提高湘西民族地区学生对民族医药保护的责任感、使命感，培养现代化、高素质的民族医药接班人。民族医的培养和管理规范化必须在民族医整体素质提高、民族医药体系基本建立、突出民族专科优势的基础上施行，同时需要民族医疗科室、民族医疗诊所制度的完善，目前可能尚需时日，但这一步工作已经迫在眉睫，需要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展，湘西民族医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建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医药研究所等众多科研单位，成立了湖南省中医药学会民族医药专业委员会，怀化、通道、麻阳、芷江等地都成立了民族民间医药学会，涌现了一批民族医药研究专家。但是目前民族医药的发展还没有走出低谷，急需加大在文化、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保护和建设。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湖湘医学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植根民间的医药宝库，值得有识之士积极努力，将其妥善保护、传承，造福人民。

参考文献

［1］田华咏.略论中国苗医特征及其对人类医学的贡献［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8（9）：2.

［2］田华咏.从苗族原始神话探寻远古苗族医药文化［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6，(80)：127.

［3］田华咏，田兰.侗族医学史略［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9，7（7）：8.

［4］杜江，胡成刚,赵俊华，等.苗医“三界”学说探析［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9，3（3）：8.

［5］邓星煌，萧成纹，刘逢吉，等.湖南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宝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25.

［6］萧成纹.论侗医诊疗技法［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3，（65）：328.

［7］田华咏.苗族医药研究20年评述［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7，（2）：67.

［8］田华咏.“梯玛神歌”中的土家族医药文化解读［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6（6）：10.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5）

中医是伪科学吗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教授：中医是中国产生的自己的科学

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技术”表达，它把道家和儒家的很多哲学思想融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我更愿意把中医看成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医理论引导下，我通过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就治好了自己的一些疾病。

原中医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傅景华：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医本不该遭受如此多的“非议”

争论中医是否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人为的陷阱。中医医道乃生命之道，主要认识领域在于生命过程与枢机，将中医定位在人体科学和疾病科学是认识的盲区。中医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求索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是人类文明的精髓，科学只是中医作为知识体系的低层次属性。其实，中医不仅仅是科学，而且远远超越科学，并可包容人体科学。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董光璧：中医药学是惟一还活着的科学传统

中国的科学传统，大多汇流到产生于欧洲的现代科学中去了，惟独中医药学还独立存在着，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需要批判阻碍创造力发挥的那些现实因素，而不是一味地批判祖宗。我们不能盲目地模仿“五四”时代的批判，那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在批判现实――因为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了现实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现在，批判传统文化却是在批判祖宗。传统文化现在不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你可以对现实中的其他阻碍因素不冷静，但没有必要对孔孟之道不冷静。

方舟子：把中医当作中国特有的科学是荒唐的

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把中医当作中国特有的科学是荒唐的。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单凭经验而不按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的。中医理论基本上并非经验的积累，而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基础上的臆想，并根据这套臆想来诊断、处方。中医这样的东西，可以是与科学无关的哲学、玄学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不可能是科学。

媒体评论员侯宁：中医理论的思辨性、整体性、形象性比西医更强

中医并非完全是经验科学，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经络学说、针灸学说等等都是非常成系统的东方式思维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理论的思辨性、整体性、形象性或者比西医更强，对“当代医学”构成了重要的匡正和补充。而所谓“现代医学”历史短暂，其“毒副作用”（如抗生素的大量使用）或许要比中医强得多。五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医被国人视为“国粹”，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如今国家体制内对中医的考核虽然存在巨大的问题，但我国民间中医依然大量存在，国外中医更如雨后春笋，他们以“廉价便捷”的方式服务着天下苍生，并有“东风西渐”在西方“星火燎原”的态势。能否超出偏执的“现代医学感情”而理性地审视中医，才是检验一个中国人的科学素养的当代试金石。

保护，还是废除？

国家卫生部发言人：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言论和做法

支持“取消中医”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实践和历史也将证明，这次签名活动和历史上否定中医药的事件一样，只是一场不得人心的闹剧。

中南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张功耀：应该让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

中医的问题主要是它的疗效和危害性上。中医是一种经验科学，而西医是一种试验科学。中医的疗效过分强调个体有效而不是整体有效，现在很多国家不认可中医。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中医药的毒副作用，很多西药药品上都会写上关于这个药品的副作用，但对于中医药来说，安全性研究基本上是空缺。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吃了这个药会有什么坏处。现在都提倡明明白白消费，对于中医中药也应该有这个理念。我说的告别中医药，并不是消灭中医药，而是建议让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机构。在现在的条件下，这样做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医疗会有好处。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结合学院院长何清湖：中医经受了历史考验

取消中医中药纯粹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中、西医学属于两种医学体系，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医学文明源于东方，受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思想影响，推行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西医学文明源于西方欧洲文化，受自然科学、形式逻辑影响，注重对局部、形态、结构、具体的研究。两者各有优势，应该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并非相互对立。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考验着我们，相比西医主要采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抗病毒药以及激素治疗，从全国中医药进入抗击非典第一线后的治疗效果看,成绩显著。我们应该充分认识中医药的地位、作用和前景，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医药的理论创新，努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樊正伦：对中医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中医并不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而且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现在需要的就是如何运用中医的思维和理念来解决当下的问题。在中医的发展历程当中，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前人未曾遇到过的疾病，但只要按照中医的思维，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方法和手段来治疗。中医是完全可以依赖自身的活力独立发展下去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解剖学专家钟世镇教授：中西医目前的争论看作是检验双方的机遇

无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还是西方现代医学，都是从竞争中发展出来的。至于谁更有发展前途，还是要从最终治疗效果来判断。中西医在理论层面完全不同，比如中医的经络学说，在解剖学当中就找不到形态学的基础。但在中医看来，它不但存在，而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双方就此展开争论，则谁也无法说服谁，因此这样立场完全不同的争论很难有什么结果。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必然的，那就是不跟随时展的学科总是不会有前途的。

钟南山表示：中医有盲目性但不能废除

中医药能一直流行至今并受到广大老百姓的喜爱，肯定是有其疗效的。但是具体有何疗效？这就显得有点模糊。长期以来，中医药临床主要靠经验，中医认为不需要现代医学方法，这是不对的，不然中医药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上。因为中医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靠的是经验，不少中医的方向和做法，不完全按照现代医学原理，同样的治疗方法，效果也许会不一样。因此，中医药要发展，就需要利用现代医学方法，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强调不够。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延续几千年的中医药，废除中药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新闻社湖南分社社长欧阳毅：中医决不会消亡

中医药古籍中，大量的是看病治病的具体方法，而对为什么要这样治的解释少，但这并不构成我们要废去中医药的理由。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没有终结与穷尽的时候。正是由于前人的研究不够，我们才需要继续研究；正是由于前人未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我们才需要努力建立。人们都清醒地记得，就在十几年前，西方国家把中医药当成“巫术”，理由是中医药没有理论体系。但是今天，西方人热捧中医药，因为中医药确可治病的事实让他们确信：中医药不是巫术，是科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事物传承的基本规律。中医药决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声嘶力竭而止于当代。作为中华文化精髓之一的中医药，将会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推崇。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董光璧：让中医自然发展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R2-0[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5（a）-070-04

面对曾经出现的“取缔中医”、“中医不科学”、“中医伪科学”、“取消中医”等论点，笔者思考如下：

提出上述观点的人，在学术理论上常提出：“中医中药像西医西药那样科学吗？”该问题的指向是：①中医中药是不同于西医西药那样标准化的科学产物；②中医中药是违反了西医西药的标准化配方而生产的非科学化产物；③中医中药无法按照西医西药标准运行，就是不科学或是伪科学的；④中医中药既然不符合西医西药的科学标准，必然是无法治病的；⑤中医中药既然无法治病就应该被取消。

以上几点，基本上是当前以及近现代一些人对中医中药持否定态度的代表性观点。站在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的西医西药运行的标准角度，对中医中药的质疑是符合其理论基准的。假如我们能够以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全面、理性、完整、深入地分析中医中药的历史起源，研究中医中药数千年沉积的理论实践经验，或许会令当今社会对中医中药有一种超脱技术层面，超越利益层面，超出时空局限的平静和谐的理解、思考、探求，这本应是人不该割裂、对抗、争斗的一种健康存在，是和谐共生、融通自然生命的宇宙整体观。

1 从史料学架构看中医的生成发展史

中国传统医学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发源，中医药学的源起是基于中华民族对生命、自然、存在关系宏观整体认识论的基础。可以说中医药是循着下面的脉络发展的：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有关对一般药物的知识和处置手段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从对把握到的地球万物宏观中认识到，自然界万物处在一种无思无为的状态，由此，古人发明了导引术，继而发现了气的存在；

由发现气的存在，进而发现了经络的存在；

由对经络的认识以及它与万物宏观的相互关系，中医理论和中药学得以完善。

我们只要以创立中医学的指导方法去学习和理解中医学，就不会得出中医学不科学的结论。因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创立的方法上不同，就不能用西医学创立的方法来对中医学进行生搬硬套。

中国古人对天、地、人与自然万物存在的关系长期观察认识总结后，尤其是先贤圣哲“仰观天文以察时变，俯察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天人相合”观的一种生命完整把握与深度悟道之后的自然而然的“中道之医”倡导与实践。在哲学层面，中医是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再到感性的认识过程，观察、体验、实践，再观察、体验、实践，直至整体把握认识的无止境的认知总结、梳理、凝练，指导实践的无限循环过程。

史书中已有“有巢氏”为了避免野兽侵害，构木为巢，使居住条件日渐符合安全和卫生的要求。被中华民族奉为医药始祖的神农氏，通过“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和对“医食同源”的概括总结，开创了中医中药回归自然、取法自然、顺应自然的医、理、法、术多维向度观。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哲学史、思想史等诸多历史成因看中医、中药的历史沿革发展，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中，尚无任何其他民族或者国家、地区，有过像中华民族中医中药那样建立一个完整的、历经数千年累积的文字记录。中医中药学的医学理论体系、药物特、使用方法及用量标准充满哲理，形成完整、严格的中医中药学体系。从史料学的角度就完全可以这些对中医中药不负责任地批判的谬误观点。从史料学的架构研究，完全可以找到支撑中医中药这座承载生命、文明巨轮的龙骨精神。

2否定之否定后――在现代维度中、世界范围内对中医药的再认识

在20世纪的末叶，以欧美为代表的高速信息化社会对地球资源的极度开发，能源消耗，高排放之后产生的全球性气候变化，水污染，生物圈污染，人基于社会运行发展压力下的心理、生理产生的应激性反应的身体疾病等严重后果之后，西方的医药学对一系列因人类自行其事而违背自然规律所产生的疾病不仅束手无策，而且产生了诸如滥用抗生素而导致的药源性疾病等问题。据美国政府医疗机构统计，60%的病人的死亡、病情恶化为西药用药不当、西药的多副作用所致。在西药毒副作用下，西医采用对抗性治疗手段方法技术，一些病毒、病体呈灾难性变异，如禽流感，病毒性流感，非典等传染性疾病，以及那些统统为现代文明极度无序消费引发的现代病或亚健康疾病，这些已经大大地危害了21世纪人类整体生活的质量、秩序、健康，使社会总体运行成本高升，严重的因个人健康和社会成本加大而出现矛盾与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西医发祥地的西方社会纷纷把解决的方式、方法、方案寄托在被污损为“不科学”的中医中药中。亚健康态人群的增加，西医药发展中自身的制约，其药性的毒副作用扩大，治疗范围的局限性等，使得历来作为边缘医学的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被重新界定和再认识。

以西医药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目前美国有49%的疾病西药无法治疗，而对于这些疾病，美国的一些临床专家认为，中医针灸治疗较现代医学在这方面更胜一筹。美国加州大学E.L.Way 教授曾说：“中国医药学的整体观是现代医学必须学习的内容。”为了满足病患的需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1992年设立了非常规医学办公室(OAM)，主要负责对各种传统医学进行评估（包括针灸、推拿、气功、中药），逐步确立非常规医学（包括中医药等）在美国的合法地位。

中医药在欧洲的形势比较乐观，捷克专家索拉说:“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医医疗曾在原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风行一时。今天，中医早已跨越更多的国界，在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进入高层次的医学管理领域。”1997年欧洲成立了跨国性的中医大学，总部设在法国，西欧各国设立分部，学制五年。2006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透露，中法将签署传统医药合作协议。这就预示着中国与欧洲在中医药上的合作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面积3 020 km2的非洲是世界第三大洲，人口达7亿以上，1960年以来，在许多国家活跃的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中医药在非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据统计，在澳洲，接受中医治疗的2/3是女性，5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80%的人以英语为母语，44%是初患风湿性疾病和神经性疾病，75%以上是有3个月以上病程而来就诊的。

综上所述，目前全世界有40亿人用中医药治病。

3对立统一规律――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维中孕育的复杂巨系统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是钱学森老前辈在系统科学上开创性的贡献，它是指：①子系统种类非常多，并且有层次性；②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表现在结构、功能、行为和演化等方面；③系统与周围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自然界里存在包括生物体在内的许多复杂巨系统，它们是由巨量子系统构成的，系统通过这些子系统与外界系统保持着多样而又统一的联系。在系统内部，这些子系统看似紊乱而实际以有序的方式进行着集体运动，产生有组织的功能。20世纪70年代，哈肯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思想，就是找到描述系统宏观状态、结构和行为的最主要、最有效、最决定性的参量。他采用了朗道在平衡变相理论中“序参量”的概念。该概念是描述系统宏观有序程度的参量，通过研究序参量的演变，从总体上把握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无须追究微观层次上个别子系统的行为。

钱老认为，人体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以及人和整个宇宙环境的关系就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体从结构上看，有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四个层次，由器官组成的人体的子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与生殖系统，这些子系统从新陈代谢、兴奋性和生殖等生理功能上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与相互作用。除此之外，人还和他周围的环境人和人、人和社会（尤其是人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人和自然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人体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开放的复杂超巨系统。难得可贵的是数千年前的医哲、圣贤，在他们的实践宝典《黄帝内经》书中，处处涉及了天、地、人，这些无量开放交织的复杂巨系统，集成了世界文明史硕果仅存的中医，是现今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巨系统的真实写照。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表现在一个时代的主要活动的一套抽象概念获得惊人成就时，哲学的功绩往往会被完全掩盖下去。这正是18世纪发生的情形。当时的哲学家根本不是哲学家。他们是批头脑清晰、思想敏捷的天才。他们把17世纪的一些科学抽象概念用来分析广漠无边的宇宙。在当时极感兴趣的那一类观念中，他们所获得的胜利是极其辉煌的。凡是不合他们那套体系的东西都一概置之不理，加以嘲笑，或表示不信任。他们极恨哥特式建筑，这就表明他们对模糊不清的透视是不表同情的。那时是理性的世纪，是健康、豪迈、纯正的理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纪。但那理性却是用一只眼睛透视的理性。”

持怀疑态度人的认识根源和理论基础，怀特海一语十分形象地对那批似曾科学概念、权威加身的才者提出理性的质疑。面对广漠无边的宇宙、生命、存在，复杂的巨系统，某些“科学斗士”一家之谈，是无法真实、完整地认知中医中药浩繁、复杂、开放的巨系统的多向度、多维度的信息域相关性及其趋向性。假如只用“科学与不科学”的概念在人与自然、自然与生命、生命与中医、中医与文明中划出一条界线，是偏颇的，恰如怀特海批判的“用一只眼睛透视理性，视野缺乏深度”。

中医中药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正是从她生成的那天起，对立统一的规律贯穿其实践理论、生命全部。中医中药以阴与阳的对立统一的客观整体方法论，解释、分析、研究中医中药辨与诊，热与寒，内与外，上与下，气与血，五脏与六腑，经络与穴位，春夏与秋冬，健康与疾病，天与地与人等一切存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正负相关的复杂性关系中，直接抓住对立与统一关系的因与果关系。令人深思的是：中医中药在认识上述诸关系的过程中，完整地解析、把握这些对立统一规律关系，每一步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对立统一关系。其深刻程度是在每个环节及每一步过渡过程中完整、准确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探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内外联系作用，进而达到全面掌控对生命、健康、疾病与自然、生物圈、宇宙整体信息域相关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作用下的发展趋向及规律的目的。

4 矛盾与矛盾的关系――认识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作为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被广泛用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交替又被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中医学中引进阴阳，不仅方便归纳某些孤立的现象，也为解释其中的变化提供了依据。《黄帝内经》肯定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的观点。

阴阳的思想反映的是对立平衡法则，五行的思想反映的是整体的相关性。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理念，也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中医正是运用了这样一种对立统一，互为互动，周行不殆的生命认识精神来构建它的理论体系的。《黄帝外经》对阴阳五行有了进一步的解释：“阴阳不同也。天之阴阳，地之阴阳，人身之阴阳，男女之阴阳，何以探之哉？岐伯曰：知其原亦何异哉。伯高曰：请显言其原。岐伯曰：五行顺生不生，逆死不死。生而不生者，金生水而克水，水生木而克木，木生火而克火，火生土而克土，土生金而克金，此害生于恩也。死而不死者，金克木而生木，木克土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水，水克火而生火，火克金而生金，此仁生于义也。夫五行之顺，相生而生相克；五行之逆，不克而不生。逆之至者，顺之至也。伯高曰：美哉言乎！然何以顺而逆之也？岐伯曰：五行之顺，得土而化；五行之逆，得土而神。土以合之，土以成之也。伯高曰：余知之矣，阴中有阳，杀之内以求生乎？阳中有阴，生之内以出死乎？余与帝同游于无极之野也。”

人们习惯认为“五行”是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先贤的思想家用它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五行”以五类无形生发、转化、运转、相互关系的事物与物之间的发展运行规律。此后五行学说又进一步发展，增添了五行相生相克、循环终始的内容。《黄帝内经》已完全系统化的经络学说，是早期的经络知识与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相结合的产物。经络的周而复始、运行气血、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使人体内外器官和各种生理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借用阴阳五行而建立起来的脏腑经络学说，成为后世中医理论的核心。

“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范式不是说以五种物质存在的形式及其结构内容外沿状态，来描述代表认知自然存在与人的关系，而是以“五行”的物化条件为升发、起始、变化、运行的向度关系解释认知、自然、宇宙、天、地、人物化及思维向度、思维元升发转启关联，正负相关关系。在这些信息、能量、物质、相关的复杂性的系统关联与运动产生后，信息与信息域的运动的对立统一形式，及其运动中的相互作用产生、形成那些自然而然的联系，多维向度的复杂性无量变化的运动与平衡的巨系统。木、火、土、金、水在哲学的范式中已经不是五种定式成分的单向度静止的物质。在活化的宇宙整体运演空间、时间域中，是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趋向，是自然与生命及其宇宙运行规律内在的一种有序与混沌相交叉的联系、运动的态势，是一种存在与存在者多维度复杂性系统的代表或说是总称。由木、火、土、金、水所演释运行出的维度趋向形成了个体与系统间的变化体系，而变化体系与变化体系间进而演释成了子系统的存在。而在二个以上的变化运动向度的子系统与新的子系统正负相关的关系建立生成后，必然又生成多维度的母系统。母系统出现后，新的平衡态势生成，平衡态势并非静止的、单一的时空模型。当新的平衡态势出现后即表明新的运动及运动的趋向生成。由此多维度的系统中的运动方向、方法进而沿着巨系统的复杂性趋势运动。这种有特殊、往复、交叉、变化的结构构成了系统运动向度，其系统的运动向度必然有新的纬度、空间、时间的运行规律、方向、发展。

“阴阳五行”学说中以形象化思维提出“木、火、土、金、水”的具象物化概念，无非是先贤圣哲藉此将客观整体思想与微观抽象思维相互交织启承，说明在存在中、在自然界中、在宇宙中，信息与能量与物质的关系。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已非我们所知中的具象物化物质，而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演化及层级运行范式。木、火、土、金、水分别以东南西北中的空间方位，在阴阳互变的总体规律，实质公转与自转作用主导下，木、火、土、金、水的方位进行多层级数，多极变的运动。这种自恰与公恰的运动过程，总会有着时间流、信息流、能量流、物质流的原始态及后天态的运动作用力运动趋向。派生成又一新层级的运动。公恰与自恰，达到多维度平衡。当平衡态出现时并不意味着“阴阳五行”复杂巨系统消失和静止，我们只能把这种平衡态作为另一次运动的起点，或另一层级运动的初端，如此往复无穷。

在当今科学技术手段尚无法解释、认知的复杂性巨系统架构，在复杂性的理论、方法论尚未形成完整、严格的在哲学架构上的方法论体系时，对“阴阳五行”学说乃至它的完整对宇宙与存在关系的描述、解释，提出任何不负责任的毫无方法论理论依据的批判、指责都是偏颇和不负责任的。阴阳五行学说的价值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耐人寻味的阴阳五行学说不是一些人依靠现有的技术、知识、认识限度加以攻击的，也正因为如此，阴阳五行学说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和伟大的价值。

5 从人类文化、科学、存在价值认知中医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离开它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存在、发展的，特别是那形而上学的精神及其根本的价值观念、理想和信念，是支配他们生存活动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整个价值力量的来源于整个生命精神的所在。”L．比尼恩站在西方的价值体系立场，讲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具有东方哲理价值观的精神价值观。之所以引用一位英籍研究者的话，是因为在“取消中医”的论调中，多数认同者均有西方教育背景或西方理论研究，西医学研究为专长的才俊。

一位默默耕耘的研究者、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刘大椿教授在《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中，对科学技术人类存在有着深刻、独立、超脱的学术见树：“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科学认识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它的成果――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科学理论，不论怎样成功，也只能是相对完成的体系。这就决定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必定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新的理论是在实践需要下应运而生的。就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言，一个新的理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确立：第一，新理论一定要能解释旧理论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第二，新理论必须在认识的深刻性和量的精确性方面大大优于旧理论，换言之，新理论应以更普遍的形式出现，并且在旧理论得到确认的领域把后者作为自己的特例或极限形式；第三，新理论必须能预见旧理论无法预见的自然现象。”

“如果科技水平的进步不与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进展同时推进，那么由于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大的建设能力的同时，也拥有越来越大的破坏能力，个别狂人的发疯行为也就会导致毁掉一个国家，甚至毁掉人类。科技社会是积蓄了巨大能力的社会，人类必须习惯于、适应于这种崭新的巨大能力，因此，他们永远不能放弃对终极价值的思索和追求。”

6将来的维度――中医药的发展愿景

在中国哲学方法论指导下产生、发展的中医学理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创建的“辨证论治”方法，运用特殊的概念和特殊推断方法，构成了一个自恰的，可以演绎的类公理体系，与哈肯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她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复杂的巨系统科学。

中医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对于生命的认识。中医的存亡也涉及中华文化根本精神的存亡。复兴中医就是复兴中国文化。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中医中药的诞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医中药对生命、宇宙、存在以及存在间的完整、系统、准确把握和认识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

李约瑟的合作者、美国的席文教授认为：以往种种解释，都隐含着一种错误的哲学，这种哲学由两个错误的推理构成。推理一是，假如一桩东西欧洲有而中国没有，我们就说他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必须前提。推理二是，假若一样东西欧洲没有而中国有，我们便说他是“近代科学革命”的“阻碍因素”。这种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横竖都有理的论证方式，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席文教授的客观观点基于西方及自认为绝学西方文化科学哲学的研究视角，对中国文化内容的评判见地，应该说是中观的。

总理第一次以总理身份高位访问美国时，在哈佛大学有过一次堪称是对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理念的梳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他充满深情和智慧地说：“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在“中医中药是否科学……取消中医中药”的热辩中，温总理的话能否给我辈一种深深的启迪？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每个人应责无旁贷地交出自己的答卷――为了学术、为了祖先、为了历史、为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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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药学史论文篇（7）

15~16世纪欧洲的药剂师称呼和地位与现代药剂师(pharmacist)略有所不同。那时欧洲医学与“药用植物”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部分药都来自植物，药剂师地位相当于专业医生，除了配制草药提供给医生和病人，销售烟草和秘方，他们还充当外科医生甚至产科医生，能在药房为病人做手术。技术高超的药剂师服务于王室，皮列士曾是葡萄牙王子艾费尼松的药剂师，这可能是他得到王室的信任的原因之一。采撷本草、探访草药的不同疗效，分析药物的化学成分是药剂师的本分，职业造就皮列士之类的药剂师们拥有对事物精细观察、记录准确而详尽描绘的能力，谙熟信息收集、分类和分析的科学方法，这套方法属于欧洲传统知识体系一博物学。皮列士的专业技能在编辑《东方志》时充分展示出来，该书是根据商人、航海家及相关人员提供的信息，经细致考察、分析挑选编辑而成的。西方学者以为皮列士是一位“有辨识力的考察者”。

 

地理大发现的商业目的之一是去东方寻找香料，对草本植物拥有专业辨识技能的药剂师往往会获得航海家和殖民者的青睐，邀请他们陪同前往。1575年西班人奥古斯丁修会士马丁德拉达(MardindeRada)进人福建地区探访，收集大量学术书籍，其中涉及占星术、天文学、手相术、算学、律法、医学、剑术和经学等多个领域，他唯一肯定的中国学术是医学，指出“他们像草本学家一样从经验知道草药的本性，并像我们在迪斯科里德(Droscorides)书里那样对草药加以描述”，而“所有别的方面都不值一顾”。他收藏的医药和本草书籍中有古代和当代的作品，涉及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和预防等内容。直至18世纪，世界著名博物学家林奈(CarlvonLinne)还鼓励学生彼得奥斯贝克带着科学眼光去中国考察自然世界，为其编写《植物种志》在世界范围收集植物的信息。奥斯贝克自瑞典哥德堡启程时说：“我非常渴望了解中国药草的知识，以及各种草药所对应的疾病信息，……我希望征询那些能在这方面给予我指导的人，并获得一定答案。”

 

正如传说中神农尝百草之后编写《神农本草经》，西方药剂师和博物学家也习惯性地收集采撷异域的新奇花果与药草寄回国内。1658年，波兰籍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MichalBoym)在写给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爵的信中说：“给您寄去两种在寒冷气候中也能结果的树的种子，信中还有关于这两种树的说明。”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探险家在东方和中国的博物学“发现之旅”，可视为是东西方学者对话与交流的学术互动，在这场知识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本草学或博物学成就及医疗体系，通过传教士、医生、药剂师和外交官的书信、日记和游记以及他们邮包中捎

 

带上的花种或树种，传向西方世界，开花结果。

 

二、中草药的采撷识别和《本草纲目》的西传

 

麝香，在17世纪欧洲知名度和市场的需求量，可借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斑略知，《李尔王》说“好药剂师，给我一盎司麝香，让我除去想象中的臭味道”，它主要由东方进口。另一种从东方大量进口的药材是大黄。第一位进人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发现麝香和大黄最初由西方引进，现在由中国高价返销至欧洲，获取巨额利润，“在这里买一镑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其实在中国药材市场上，欧洲人比较容易辨识的是大黄、胡椒、肉豆蔻和麝香。他们不仅了解到麝香的制作过程，还惊奇地发现麝香有真假之分。

 

大多数植物、水果和本草他们并不认识，更不明晰药草用法与疗效。比如，利玛窦说：“这里还可以找到葡萄牙人叫作中国木，而别人则唤作圣木的那种能治多种疾病的著名药。它不用栽种，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点采撷它所必需的人工钱就能买到，但却以高价出口。”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FloraSinensis)给出了答案：茯苓(FoLim)(图1)。作者解说：“葡萄牙人称中国根为PaodeCina,欧洲人称它为China。它大量生长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省，……中国人将它和肉放在一起，用来做汤。它也做药用，能治病。如它能治梅毒，消除血栓，防治中风，也可以治其他各种各样的病，消除骨头和全身的疼痛。……这种根中国人叫白茯苓。此外，《中国植物志》中还记录了另一种被唤着是“中国”的香料，欧洲商人将桂皮树译作“Cina”和”“momun”一“又香又甜的中国的树”。

 

卜弥格是中医西渐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亦是中医经典西译的始作俑者。他父亲是波兰国王的御医，然而，子未承父业从医，而是以神职人员的身份，于1642年来华传教，并卷人南明朝廷试图复辟的政治事件中。出身医学世家的卜弥格不仅熟悉欧洲医学经典，对中国医学和本草学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华期间他编写翻译了多部中医著作，1652年至1653年间编写《中华帝国简录》和《中国事物概述》，其中涉及大量的中医药信息。卜弥格说中国有许多欧洲人不知道的草药，《中华帝国简录》记录治疗眼疾的黄连、能延年益寿的不死草和人参。《中国事物概述》介绍了麝香的制作过程，并指导读者如何辨别麝香的真伪，此外还有大黄、“中国根”茯苓、肉桂、生姜和沉香。1652至1653年，他用拉丁文编写图文并茂的《中国植物志》，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植物学专著，其中收录29种生长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动植物，每种植物卜弥格都仔细标注其葡萄牙文或拉丁文和中文名称，生长区域、形质特征、药物制作方法、治疗的疾病和销售情况。动物中有凤凰、野鸡和象鹿又象虎的麝。1663年法国作者、科学家、地图绘制者和东方学者Melchis6dechTh6venot，在他编辑的法文版《旅行导论》(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书中收人法文版的《中国植物志》。

 

当时来华的欧洲人普遍热衷于收集东方植物的种子或药材标本寄回，其中以传教士为多，如李明、杜德美、冯秉正、殷弘绪、巴多明、宋君荣、汤执中和韩国英等人。1723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oniqueParrenin)在与巴黎科学院的通信中介绍了三七、当归、人参、冬虫夏草、大黄，并寄回了制作阿胶的原料，以供医生和博物学家研究，法国博物学家安托尼杰西(AntoinedeJussieu)和本纳德杰西(BernarddeJussieu)通过实验方法检测巴多明的药物。耶稣传教士白晋说他的同僚刘应心无旁骛地翻译、解释了数百种中国草药的特性，甚至有传教士将制作的麝香寄回欧洲。这些来自东方的信息和知识大大地丰富了欧洲的博物学研究。但卜弥格认为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药物学知识用处不大。“因为大部份称作成药的草，不为欧洲人所知，也没有在那里生长，也无法运到欧洲;对欧洲医生来说，这些经过干燥处理的根和草在欧洲难以找到相似的对应原材料;而药商还要对草和树根进行醋泡酒浸的处理，加热烤晒等处理，再作成糕状。”[5]295这样就更难辨别了。

 

事实上，中医本草西传，是在东、西方博物学家对中草药的辨识、正名和论证的研究过程中展开的。欧洲的学者转述或摘选传教士的信件报告时，亦会依据欧洲的知识传统或语言特征作进一步修正或调整。1661年奥地利传教士匡卫国(MartinoMartini)编写的《中国新地图志》(Atlassinensis)明确指出“中国根”就是“土茯苓”而不是“白茯苓”，第一次对这两种药草作出了甄别。

 

“人参”的观察与命名是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最早提到“人参”(Ginseng)的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Semedo)的《大中国志》[9]，1653年卜弥格在《中华帝国简录》介绍“人参”的功能是“能使病人恢复元气”，并强调它的价格是“相同等重量的白银数倍”。匡卫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中特别提到中药中“最出名的是人参，它是中国药物中最显贵的根”。Th6venotxh在介绍“人参”时特意引用匡卫国的关于该名称由来的解释：人参是因为象人，有手臂、腿和身体，一种似于曼陀罗的根。李明将此称作为“灵丹妙药”。1687年德国汉学家门米尔(ChristianMenzel)撰写《论人参根》时，介绍10余在欧洲可见的人参的植物并绘制图形，其中有两种是中国人参。介绍人参生长地在东北，能恢复阳气、明目，治神经病。

 

1711年，耶穌会传教士杜德美(PetrusJartoux)在其致中国和印度传教区巡阅使神父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人参的产地、形状、生长、采撷和疗效，并纠正了匡卫国书中关于人参产地的谬误。18世纪的欧洲人已能辩别高丽参、西洋参和人参的不同特性，商人更清楚出口西洋参到中国是赚不到钱的。

 

168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药剂师克莱耶尔(AndreasCleyer)在法国出版《中国指南》(SpecimenMedicineSinicae)(图2)，此书很快被证实是剽窃卜弥格的手稿。其中有两部分与中药相关的文章：《对作者王叔和脉诊医病的说明》和《单味药一中国人用于医疗的单味药》。《单味药》是一部中医本草学作品，全书收有289味草药的用法，49幅彩色插图。关于此书的中文原本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以为是《本草纲目》的节译本，亦有学者不认可此种说法。波兰卜弥格研究者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认为《中国植物志》可能是《本草纲目》的选译本。

 

1578年李时珍著成《本草纲目》，1596年在金陵刊行。《本草纲目》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传统本草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分类法。当耶稣会士和药剂师在中华大地采撷药草，收集本草文献时，正是李时珍在全国寻访各种药草，修定《本草》之际。

 

《本草纲目》出版不久便引起传教士甚至是西方知识界的注意，完全在情理之中。西文中最早有记录的本草作品是李明的书信中《救荒本草》，该书类似西方的《植物志》，介绍地方性植物及其食用知识。1735年，杜赫德根据耶稣会士写回法国的通信编辑《中华帝国通志》在巴黎出版，其中收有法文版的《本草纲目》(《节录《本草纲目》即中国本草学或中国医用博物学》，杜赫德特别提到李时珍本草分类法，是与传统中国博物学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有所不同的。

 

18世纪前半叶，《本草纲目》引起法国学者的注意，法国医生旺德蒙德(Jacques-Fran，oisVandermonde)在澳门行医时得到《本草纲目》，按书所载收集80种无机矿物药标本，并在当地中国人的帮助下，按书中所述对每种药作了说明，一一作标签，最后用法文编写了一份材料，题为《<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他寄回法国的24种矿物标本，亦是由本纳德杰西检测的。1738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瑞典博物学家莱格斯特伦(M.vonLaerstron)，在中国南方采集植物标本，并得到《本草纲目》原著。他是著名生物学家、植物分类体系奠基人林奈的朋友，他返国后将这批标本送给林奈。林奈在《植物种志》中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植物的属性：午屈莱科(办执raceae)紫薇属()。林奈在为植物厘定名称时，常用sinensis,因为他有许多特产于中国的植物。

 

进人19世纪，随着传统药剂师角色由药物学家和现代药剂师所取代，对中国本草的研究兴趣亦发生了转向，走出发现新事物的猎奇探索阶段，博物家与药物学家分道扬镰，前者继续考察中国的植物与昆虫分布与品种，如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ArthurdeCarleSowerby)在中蒙边境守猎采撷，1925年完成《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的笔记》(ANaturalist’、Note—BookinChina)。药物学家则聚焦中药和方剂，采取分析化学和实验科学手段研究中国本草学。当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创建两个知识体系可以对话的学术基础。1871年，在汉口从事医学传教的波特斯密史(PorterSmith)医生花了两年时间研究《本草纲目》《尔雅》和《广群芳谱》，并利用业余时间探访民间草药，编著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本草的贡献》(ContributionsTowardstheMateriaMedicaandNaturalHistoryofChina)。作者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以其在中国十余年积累的草药辨识与使用的经验，帮助在华外国医生和医学生辨识草药，解决行医缺药的困境;另一方面，针对当时西医中译中出现的医学术语难题，尝试由本草切人，以中文、拉丁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对译的方式，开辟出一条医学翻译的新路径。他创建的这个术语对照方法奠定中国医学术语编写的标准框架。

 

1874年，由法国驻华领事铁桑(M.DabrydeThiersant)与巴黎药学院教授(J.L6onSouberain)合作研究的《本草纲目》(LaMati6reM6dicalechezlesChinois)在巴黎出版，西方学者以为该书提升了欧洲人对中国医学思想和药物治疗的认知。被誉为“远东植物学权威”的贝勒(EmileVasilfevitchBretschneider)，是晚清俄罗斯驻北京使馆医生，著名的《本草纲目》研究者。1881年他发表《早期欧洲学者对中国本草学的研究》，回顾了16世纪以来欧洲学者本草研究史以及中国本草学对欧洲的影响。1892年，他的《中国植物志》(BatanicumSinicum)出版，对《本草纲目》有较高的评价：“《本草纲目》为中国本草学名著，有此一书，足以代表。……李时珍不愧为中国自然科学界卓越古今的代表人物，后本草学著作盖无能出其右者。

 

1887年，在华医学传教士成立学术共同体一博医会，首先确定的重点研究项目就是中国的本草学，博医会历任主席都会重申该主题的研究意义。1911年博医会主席师图尔(G.A.Stuart)与斯密史合作研究李时珍的专著出版，名为《中国本草学部按现代分类法编辑的药物手册》。1939年协和医学院药学系系主任伊博恩(B.H.Read)用分析化学的方法研究中药本草，翻译《本草纲目》中金石、兽、禽、鳞、介、虫和鱼等七个部分，并对《救荒本草》中414种植物进行考证。他开创的以分析化学和现代实验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范式，至今还应用于中药研究领域。

 

自16世纪开始，《本草纲目》的原著进人欧洲，至19世纪该书分布在世界各大图书馆，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有1603年的江西本、1655年吴氏太和堂本和1826年张云中版英德堂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有1655年太和堂刊本、1694年的刊本、1717年本立堂本、1735年三乐斋本。德国柏林皇家图书馆珍藏有1596年金陵本和1603年江西本。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罗马、哥本哈根、斯德哥乐摩、马德里和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也都收藏《本草纲目》。美国国家图书馆收有金陵刊本和江西本、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有收藏本。20世纪30年代，日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在中国人眼皮底买走了金陵小字版的《本草纲目》。

 

三、中医学经典著作的翻译与研究

 

卜弥格说：“我们谈的不是中国人如何了解我们的药，和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了什么，而是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人们间接地通过脉诊，对病情有了解，通过创新的技能和智慧，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和临床运用，就对疾病有了深人了解。只要时间允许，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运用的脉诊的方法说清楚。”

 

为何是脉诊?因为西方也有切脉术，那是延续了千年的传统诊断方法，由罗马时代的盖伦医生发明。利玛窦说：“中国的医疗技术的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大为不同，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6]55欧洲学者从传教士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医生具有“高度的脉博测量技术，非精通其术者无法想象”。狄德罗在其《百科全书》中有“脉博”一节，其中记录到所有旅行者的记载都显示，这个国度(指中国)的医生具有神奇的脉博测量技术。

 

卜弥格发现了东西方在切脉法之间的差异，“中国最早的医生黄帝的著作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脉诊和盖伦的理论也是完全不同的”[5]484。卜弥格选译《黄帝内经》中的脉学理论、王叔和的《脉经》(图4)，试图探究脉诊是不是盖伦发明的。因为“中国人的确用了一种万能的手段，通过脉诊能治每一种病，首先了解病情，然后进行诊治。据我所知，除了他们谁都做不到这点”[5]484。就技术而言，东西脉学的差别在于西方只切左手脉的一个位置，而中国脉学不仅要切左右双手，而且在手上有三个位置点，脉象还有深浅和重轻差异(图5、6)。卜弥格对中国医生切脉时的敏锐触感和精确论断，佩服不已，认为中国高超的脉学技术几近不可思议。比如脉博与时间的关系，盖伦研究了很久都不懂如何测定脉博的时间，而中国人却找到了用时间计算的好方法。因此卜弥格想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看脉的不同的质量，它们的不同又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又怎样通过发现脉与脉之间的联系，并利用这种奇怪的方法去预测病情的发展?产生不同脉象的原因是什么?”[5]484带着诸如此类的问题去中医文献中寻找答案，并以问答方式将脉学理论和诊脉方法译介给欧洲。附图所示的脉象并非出自晋王叔和《脉经》，脉象图自宋之后开始出现，卜弥格未说明其所译的脉象图出自何处16、17世纪的世界医学，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还处在古典或传统的医学阶段，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和以整体观为主的关于身体和疾病的认知理论，以及草药为根本的治疗手段。只是欧洲医学内部的变革已经开始，以人体解剖和测量的方法探究生命的起源和身体结构的科学活动在欧洲医科大学方兴未艾。当东西方两大医学体系相遇时，都是以“他者”的视野互视对方，他们只可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依本体系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考量和评判对方的学术价值，无论是中国医生看待西方医学，还是传教士向西方译介中国医学，比较研究和问答式对话可能是两大学术界跨文化交流互动中最可取的方法。除了卜弥格习惯性遵循希波克拉底、盖伦和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考察《黄帝内经》的学说，1700年出版的拉丁文的《中国热病》(FrancescoMariaNigrisoli，Febrischinachinaeexpugnata)，就直接地比较研究希波克拉底热病理论与中医热病学说(图9)。笔者不懂拉丁文，因而无从知晓作者是如何进行比较研究。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和医生考察中医的视角、对中医文献选择性的介绍和翻译术语，从另一个侧面显映了正处于变革时期的欧洲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特征，比如传教士关心中医“脉搏与时间”的测量关系、脉学中“气血循环”是如何运行的，经络所链结的器官是空心器官(脏)和实心器官(腑)等。测量的概念、血液循环理论和人体器官学研究，正是16、17世纪欧洲医学界研究的几大热点。卜弥格以为中国人没有解剖学，所以无法说明中国人的身体观，于是借鉴中医的内景图和脏腑图解释中医理论与经络的关系，图10身体侧面图疑似从明《医学纲目》中“脏腑明堂图”的复制图，图11是图解说明是：实心器官肺与肺的太阳经的循环，“请看实心和空心器官相应的经，经的循环运动”。

 

西方世界对中医的认知随着欧洲医学摆脱盖伦经典医学统治步人科学化发展阶段后，逐步发生转变，但在同时代的中国没有发生与欧洲相类似的学术变化。译解《黄帝内经》的卜弥格深中医阴阳五行，并试图将其讲解清楚，在欧洲学者看来，毫不精通解剖学的中国医学，尽管有宇宙论和生理学的理论，但他们的医学“仅仅是以人体结构的一种不大可靠的理论体系为基础。所以毫不奇怪，他们在这种科学中未取得我们欧洲医生所取得的进步”[11]。欧洲科学界按照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和实验医学为手段的科学标准评判中医，视野所及便是阴阳五行、精气神和经络等不可触摸、不能进人实验室体系的模糊知识，傲慢与偏见便会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论调，在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和医生来华之后，通过他们对“中国医疗艺术”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强化。

 

1813年法国《箴言报》发表莱柏赫(M.Lepage)的《中医历史研究》—文，介绍了中国的医药起源和中国医生体制;治疗学和本草;中国人的卫生、日常生活、行为举止和疾病。尽管作者不认同中医理论，但他建议欧洲人要理解其他民族的医学科学。然后提出，为什么在欧洲尽人皆知的“科学”，没有在中国得到发展?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发问者，显然不是因为爱上中国药剂师女儿而热情投身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李约瑟，而非莱柏赫莫属。

 

莱柏赫以为“中国人有高超的医疗技术，中国人热爱科学，他们的皇帝就乐意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但中医没有发展为科学的原因是因为：(1)雍正禁教终止了西方科学的传人;(2)中国不擅长与邻国交流;(3)中文书写的语言是一种阻碍。[12]1825年法兰西科学院首席汉学教席雷慕沙(JeanPierreAbelR6musat)发表《论中国人的医学》为题的演讲，作为对《中医历史研究》的评论，他承认中医正在衰退，但认为西方社会对中医的误解是由语言不通造成的，他告诫朋友们对中医学不要有偏见。雷慕沙是近代著名的汉学家，法国汉学研究体系的创始人，当初是因为读了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而引发其对学习中文研究文化的巨大热情。1813年他以《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灵感便来自卜弥格的“舌诊”译文。但雷慕沙认为卜弥格的译文不准确，说他不熟悉中国医疗技术，仅凭对文字的感觉翻译中医书籍，因而“其中大部分译文并没有弄清楚中医的原义”。雷慕沙特别强调语言在研究东方学的工具作用，他本人精通中文、蒙文和满文，早期法国汉学体系强调语言学训练便是受到他的影响。关于科学的含义和科学文献的翻译，雷慕沙以为首先要弄清楚“科学”的术语，他解释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科学’都有双重含义，单纯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它是技术术语的表述，同时它又是一个不能用常用语言来解读的知识体系。”[13]

 

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不少著名传教士汉学家或著文讲解探讨中医阴阳五行和脉学理论，亦有部分中医书籍或篇章被译成西文。雷慕沙的批评费人思量，由传教士或医生翻译或介绍到西方的中医知识的准确率究竟有多少?如果译者中文不精、中医不懂，甚至没有受过西医教育，不要说读通中医经典，就是读懂中医可能性都不大。那么，建筑在诸如此类错误百出的译文基础上对中医的评判，又如何以科学标准来衡量?

 

晚清同文馆医学教席英国医生德贞(JohnDudgeon)在讨论西医中译的标准时提出三个条件：懂中文，懂西医，懂中医。然而19世纪的中国和欧洲，能够达到同样标准，从事中医西译的作者微乎其微，德贞可以算是例外。1869年至1872年，德贞在《教务杂志》连载数期《中国医疗艺术》，介绍了中国十大名医和各时期的中医经典。为驳斥西方世界对中医没有解剖知识和外科不如西医的偏见，1893年到1895年，德贞翻译《医林改错》和《医宗金鉴》的外科章节，以此证明传统中医中

 

有精彩的外科技术和现代解剖学家，但他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影响不大。

 

雷慕沙之后，欧洲汉学界对中医研究回归到典籍的翻译。以使不懂中文的西方学者能够阅读到大部份中国医学典籍，自行评价古代中国医学的内容和性质，摆脱对那些经过滤和满载不准确的资料的西方文献的依赖。德国医生许宝德(FranzHubotter)是欧洲中医学研究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自1913年起，他翻译撰写《古代中国名医医师》、《寿世编：中国古代的接生术》和《针灸甲乙经》。许宝德认为中国医学典籍累积了非常丰富的医学史知识，当务之急是重整史实，他选取《古今图书集成》有关的脉学书籍译成德文，其中有《濒湖脉学》《难经》和《脉诀》，1929年结集成《中华医学》在德国出版。20世纪70年代起，公元前3世纪至3世纪写成或辑要的重要中国医学文献逐渐被译成英文，包括马王堆医学、《伤寒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史教授文树德(PaulU.Unschuld)与中国医学史家郑金生近20年的合作完成英译《黄帝内经素问》。文树德相信他们的工作：第一，为其他不懂中文的文科学者提供准确的资料，使他们能进行比较研究。其次，给予有志于应用中国医学于临床实验的人士各种材料，使他们公平地比较东亚与西方医学传统。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8）

民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时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医院，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文献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方法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总结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图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影响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政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中国方剂学概要》、《中国外科学大纲》，张山雷的《古今医案平议三种》、《医学一得》、《籀谈医一得集》，顾鸣盛的《中西病理学讲义》、《中西内科学讲义》，杨百诚的《灵素气化新论》、《灵素生理新论》、《医学新论》，承淡安的《伤寒针方浅解》、《针灸学讲义三种》、《中国针灸治疗学》以及张赞臣的《中医诊断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用于教学的教材，不如说是各个编著者对于中西医学科知识的研究成果。每一本教材著作均迸发着作者的思想火花。这些著作的编著以及在教学之中的使用，为传播知识、启迪后生、使中医药事业得以薪火相传作出了历史贡献。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内容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文献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理论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教育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疫、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总结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科学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图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治疗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图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时代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参考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9）

[关键词]：壮药 形成 发展

1 壮药

壮药是根据壮医理论诊治疾病使用的传统药物，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等。具有独特的三性，即：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祖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壮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2 壮药的形成过程

原始壮药萌芽于西周时期，在秦汉时期开始应用并有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壮族的医药经验部分被收入中医书籍，隋唐时期壮医方剂学初露萌芽，至唐宋时期，形成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药灸、药浴、药刮等10多种内涵的壮医药治疗方法，明清时期，壮族用药逐渐走向成熟，被收载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陈藏器的《本草拾遗》、稽含的《南方草木状》、李谬、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及广西各地地方志中，并开办了地方医药教育，出现了不少壮族医药家。经历掘、整理、总结与提高，逐渐形成了壮药理论体系。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合浦、平乐等地汉墓出土的药材标本，靖西县和云南省广南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证明壮族先民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认识和使用大量的地产植物、动物、矿物药，展示了壮药学的雏形。柳宗元(773-819年)博采南方当地用药经验，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书中三个著名的病案方反映了岭南方剂学的进步。

3 壮药理论及其特点

壮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只在古代本草、地方志及博物志中记载，没有形成专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推广应用高度重视，广西对壮药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整理，总结出壮药理论和应用规律，初步确立了壮药的理论体系。壮药的基本理论包括：壮药的命名原则及分类、壮药的鉴定、壮药的栽培和采集、壮药的性味及功用、壮药的加工炮制、壮药应用的基本规律等。壮药的命名分为正名和别名；壮药从大类分为调气药、解毒药和补虚药三大类，按功用细分为解毒药、补虚药、调气机药、通三道两路药、调巧坞药、止血药、止痛药、祛虫药、祛湿药等；壮药的鉴定除基原、显微、理化鉴定外，以“一看、二摸、三闻、四尝、五水浸、六火烧”等壮族传统方法进行性状鉴定；壮医用药比较简便，贵在精专，组方一般不超过五味；喜用鲜药，补虚多配以血肉有情之品；壮药组方以公药、母药、主药、帮药(带药)为配方理论；公药针对阴证而设，凡温补、增强人体抵抗力、免疫力类壮药多为公药；母药针对阳证而设，多为寒凉类壮药，有清热降火、消炎解毒杀菌作用；主药(有些称头药)是针对主要病症或病因的药；帮药是帮助主药治疗主病的辅助用药或针对兼症的药物；常选用在功效方面具有共性的药物作为主、帮药；带药又叫“药引”，是指引导其他药物到达病所或调和药味的药；壮药常用配伍有三种类型：主公帮(主母帮)或主帮合用，增加功力；主帮公母合用，减轻毒性；主公引(主母引)或公引(母引)合用，直达病所；壮药的用量对一般药物剂量要求不太严格，但对有毒性的药物要求较为严格；壮药配伍注重“反药”和孕妇禁忌，服药期间提倡忌口、忌房事。壮族地区毒物较多，因而壮医药在毒药和解毒药的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壮医用于治病的毒药有99种，占常用壮药的14％，使用毒药的原则为：单味鲜品外用为多，严格掌握用量，讲究炮制，注意剂型，合理配伍；解毒包括解药物中毒、解蛇虫毒、食物中毒、金石毒、箭毒、蛊毒、瘴毒等，常用的解毒药是：生姜、米醋、绿豆、防风、白点秤、甘草等，特别是甘草、绿豆和糖，在壮族民间有“通用解毒剂”之称。壮医认为，“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因而运用“血肉有情之品以补虚”成为壮医用药特点之一。壮药使用方法有煎煮法、熏蒸疗法、熏洗疗法、佩挂法、热熨疗法、药锤疗法等19种。

4 壮药资源与研发

壮族聚居地区由于复杂而典型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药材资源。据调查，广西中药材基原达4623种，其中植物药4064种，动物药509种，矿物药50种。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牵头，开展了3次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已查明常用壮药有2300多种，验方10000多个。主产或特产于壮族地区的壮药资源，如罗汉果、肉桂、三七、八角、金银花、蛤蚧、龙血竭、扶芳藤、钩藤、鸡血藤等，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10）

一、研究概况

中医药政策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针对中医药事业制定的大政方针、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其内容主要是以领导讲话、指示、卫生部等相关国家机关的文件、法律规范、党报社论、中医工作实践等形式表现出来。

建国后党的中医药政策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该课题的研究还非常不充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少数涉及该课题的研究者大多是中医学界的医史工作者。

从著作角度来看，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王致谱、蔡景峰主编的《中国中医药50年》（福建科技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全面反映建国50年间中医药发展概貌的学术专著，同时，陈敏章编写的《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赵含森等编著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等著作也对建国后中医事业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但这类通史性质的研究尽管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但不可避免有所疏漏，不可能对建国后的中医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对于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未能做出深入思考。

从论文角度来看，学术界对于建国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如2006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专业毕小丽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黄永秋的学位论文《建国初期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研究（1955-1959）》，陈可冀、陈士奎的论文《党和国家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和沿革》（《科技和产业》，2002年第2卷第5期）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此外，医学界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还有：《近50年来现代中医教育机构发展史略》（余永燕，《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年第11卷第12期）；《从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张效霞、王振国，《中医研究》2005年1月）；《新中国北京中医管理研究》（梁峻，《中华医药文明史论集》中医古籍出版社）。上述都是从医学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最近几年有些学者也开始从党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比如：《建国初期党的中医政策述论》（许红霞，《传承》2008年第9期）；《中共的中医政策在新中国的贯彻――以北京为例》（刘慧娟，《北京党史》2007年1月）；《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李洪河，《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可以看出，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建国以来党的中医事业及中医政策的发展和变迁这个课题，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从该领域的总体研究现状来看，成果还是较少。

二、现状评析

（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1.对建国后中医药政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及阶段性情况都进行了描绘。在这方面，既有全景性的鸿篇巨著，也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把握，也有细致的阶段性描述，做到了粗细结合。

2.从横向上对建国后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从医学史角度进行介绍的，有从党史角度进行考察的，也有从管理学角度进行解构的，做到了研究角度的多样化。

3.在研究水平上实现了从政策介绍到政策反思的转变。对于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中医药政策，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如雷正荣所著的《对中医院发展的政策建议》、姚澄所著的《多源流视域下我国中医药政策的嬗变》（《江苏中医药》2009年第8期）等。

（二）存在的不足和欠缺

1.通史类的著作只着重于全景式的勾画和覆盖。没有做到细节记录和深入思考，并且对于党的中医政策问题往往不是通史类著作的重点。

2.中医医史类著作把侧重点放在中医事业本身的特点上，较多的关注医学发展、医院管理体制、医学专业教育、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医科研机构等专业方面，没有在一个大的政治史、社会史，或是一个更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这段历史。

3.党史角度的研究成果要么局限于地方史，未能从全国的角度出发，要么局限于研究领袖人物对中医的看法，没有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变迁，也未能做出全景性的历史考察。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西方药学史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R295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7）04-0008-03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Bai Nationality and Dai Nationality MedicineHE Pei1LI Zhengwei1XU Yijuan1CHAI Beibei1ZHANG Ruopeng2*

1. Clinical Medicine of Dali University，Dali， 671000，China；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 University， Dali，671000，ChinaAbstract：Originate from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i and Dai medicine nationalit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Bai and Dai medicine nationality， this paper compare with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both medical cultur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Bai medicine.

Keywords：Bai Nationality Medicine； Dai Nationality Medicin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Comparative Study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云南的26个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都不断地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由此形成了本民族的传统医药学。由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同，对于人体的生理、病理和疾病的认识各异，医药学的发展形成也有所不同。从现状看，各民族的医药在理论或用药经验上就有所差异，临床诊疗技术也各有特色。笔者对白族、傣族医药的传承和保护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借鉴傣医药发展的经验，使白族医药文化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文化背景对比

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北部（包括鹤庆、剑川、洱源、云龙、大理等县市），贵州毕节、湖南桑植亦有分布[1]。早期白族民间关于白族医药的神话传说，有“大黑天神的传说”“药王爷与琉璃兽的传说”等记载[2]。白族是一个具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白族医药历史悠久，各地白族医药世家或父传子继（祖传） 、或授徒传艺（师传），产生了大量的民间医家。受到教育文化等历史背景的限制，白族民间医师主要通过“口传身授”，将自己的医疗经验和用药特色代代相传。

傣族分布较广，在云南主要分布在滇西南、滇西、滇南的中越、中老、中缅边境、滇中的通海县、昆明市的禄劝县、滇北金沙江沿岸的永胜、华坪、永仁、大姚、武定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盘江沿岸、四川省的渡口市也有少量分布[3]。关于傣族医药的起源有“萨版尤和龚麻腊”的故事[4] 。傣族是一个具有本民族语言并且有文字的民族，傣医药有着悠久的古籍历史，早期在贝叶上就有所记载 。由于客观条件和历史背景等原因， 傣族医药的传承一部分由“口授”完成，大多刻写在贝叶上或以手抄本记载[5]。

2传承与保护对比

根据对白族和傣族医药文献的Ρ确治觯发现白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较傣族医药弱，大量的白族医药的文献资料、传统药物尤其是动物药、矿物药在逐渐消失，传统医药文化面临逐渐消亡的现象。现就白族和傣族医药传承与保护现状整理如下。

21文献资料的传承与保护白族是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大量的民族医药文化的知识或用药经验，早期只能通过“口传身授”的方法传承。但在我国民族医学典籍中，包藏着富厚的白族医药著作。例如明代陈洞天的《洞天秘典注》、李星炜的《奇验方书》等书[6-7]。上述白族医药文献，部分在史籍中记载，少量医籍由相关单位保存，大部分文集散落于民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珍贵的医药典籍在不断流失甚至消亡。现存的医籍无法及时整理、总结，也不能进一步开发利用。此外，部分散落在民间的单方、验方及经典医案等，由于在“不外传”的传统观念影响，很难编著成书以公诸于世。

傣族既具有本民族语言又有本民族文字，在很早之前，除了“口授”外，大部分傣族医药文献是记载在贝叶经上的，即在贝叶棕的叶子裂片上用磨成三棱的针刻，再把锅烟（锅底炭质） 调水抹在刻痕上，经久不褪，有的甚至已经保存了几百年[8]。这种方法使得傣族医药的传承较为完整，流失的较少。本研究就白族与傣族医药文献进行整理，详见表1。

表1白族与傣族医药的文献整理

种类文献白族医药《洞天秘典注》、《奇验方书》、《征验秘法》、《孝子必读》、《大理府志》、《大理县志稿》、《大理州白族医药及单验方》、《白族惯用植物药》、《白族民间单方验方精萃》、《白族古代医药文献辑录》、《白族医药名家经验集萃》傣族医药《 嘎牙山哈雅》、《 嘎比迪沙嫡巴尼》《思茅中草药选》、《古傣医验方》、《傣药志》、《傣族医药验方集》、《傣 医传统方药志 》、《西双版纳古傣医药验方注释 》、《傣医传统方剂研究》、《傣医四塔五蕴的理论研究》、《中国傣医药彩色图谱》，《傣医诊断学》、《傣医基础理论》、《傣医风病条辨译注》、康帕仑撰《哈帕雅档哈》（竹楼医述）、《档哈雅龙》（大医书）、《 西双版纳傣药志》、《 西双版药用植物名录》、《德宏民族药志（一）》

22传统药物的传承与保护

221传统用药的种类、特点和药物整理对比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在传统药物的传承上，两个民族有很大的差别。傣族分布的西双版纳素有“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之称，其有丰富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9]。傣族药书《旦兰约雅当当》中记载着上千种药方[10]。常用药物有自然界各种动物的皮、毛、骨、脑 、筋、血；植物的花 、草、树皮、核 、根、须 、汁， 还包括生长在森林里的白蚂蚁卵、菌子、土屎蜂的壳和部分矿物 （如硼砂）。

然而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1]，有关于白族常用植物药、动物药与矿物药的资料较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工作者或研究者在白族动物与矿物药的发掘整理工作方面有所限制，造成了许多惯用动物与矿物药散落在民间，尚不能得到系统规范的整理。笔者就白族、傣族常用代表性特色药物及开发性成果药物进行举例，详见表2和表3。

表2白族与傣族常用代表性特色药物

种类植物药动物药与矿物药白族医药香果树、红鹦哥花、果根药、泽泻、虫草、三七、桑灵芝、绿开麻、鸡枞蛋大麻药、黑骨藤、见血飞、追风箭、钻山虎、紫金龙、狗桡花熊胆、蜣螂有毒、 蟑螂、壁虎小毒、土狗小毒、蝉蜕、臭甲虫傣族医药花 、草、树皮、核 、根、须 、汁皮、毛、骨、脑 、筋、血、白蚂蚁卵、土屎蜂的壳、硼砂

表3白族与傣族开发性成果药物

种类药品白族医药康复新、阿佳咪、心脉隆、肝龙傣族医药傣肌松、降压灵、珠子肝泰胶囊、肖结安

222用药理论或经验对比傣族的传统民族医药与 “万物有灵，灵灵相通” 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原始宗教密切相关，大部分聚集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以 “ 四塔”、 “五蕴”、“雅解学说”、“三盘学说”、“十大传统治疗方法”理论为指导[12]。傣医药蕴含广博的文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 显示出良好的医患沟通思维和人文关怀的观念。

然而白族在传统医药文化上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宝贵的白族医药文献典籍和单方验方。仅以“言传口授”世代传承。

23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231医药文献整理研究情况对比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傣医药的发展[13]，经整理研究，有的方药被推荐入《中国药典》、《云南省药品标准 》中。1977年西双版纳州先后成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所、景洪县民族医药推广站， 编辑出版了《民族医药简讯 》、 《西双版纳傣医药》等书。 后来又用汉、傣文出版了《西双版纳傣药表 》1至4 集， 共收载傣药405个品种，225个科，37 个属。 这对傣药的传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笔者在对于白族医药文献整理时[14-16]，发现白族较傣族传统医药文献记载方面弱。然而白族民间医家在传承和保护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白族医药文化的民族工作者先后整理出《大理府志》、《大理县志稿》、《大理州白族医药及单验方》、《白族惯用植物药》[17]、《白族民间单方验方精萃》等相关论著。

232医药医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和科研项目对比1983年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上， 国家确定傣药为全国四大民族医药（蒙 、 藏 、 维 、 傣）之一。1983年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批准修建设有50～100个床位的傣医医院。在2011年傣族医药（睡药疗法）被列入第三批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12]。进一步加强了对传统傣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然而白族医药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当代随着老一辈白族医药工作者的相继离世，白族民间从医人员或名老医家不断减少。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后继从业人员对白族医药名称、传统使用方法等知之甚少。而且白族医药不断受到中西医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本民族医药的特色逐渐消退，并与中西医逐渐融合同化。在相关政策支持薄弱的情况下，白族t药面临严重传承的局面。而广大群众认同西医疗法，并且对其依赖性越来越强的现状，无疑又加速了白族医药文化的断层与消亡。

233民族教育机构及人才培养情况对比教育是是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承传社会文化的基本途径。保护和传承民族医药文化必须加强民族医药传承教育。傣医学院教育近年来取得一些成绩[3]。1986～2002年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卫生学校中专学生103人；2002年云南中医学院与州卫生学校联合招收成人中西医结合傣医方向大专学生60人。2006年，傣医医院选送2名科研人员到泰国青莱皇家大学传统医学院攻读研究生，同年，云南中医学院招收傣医学方向本科生6 人； 2007 ～ 2008 年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招收傣医学学生69人[18]。随着政府教育政策的支持，傣族医药文化的传承越来越多， 这对傣药文化的保护无疑是起到推动作用。

白族医药文化在传承和保护的教育方面，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19]。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党和政府一直关心和扶持民族医药文化的发展，但白族医药仍处于逐渐流失、消亡的状况，传承和保护现状并不乐观。由于“适者生存”、“利润至上” 等受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白药文化教育普遍存在后继无人的严峻考验。白族学院教育较傣族较少，主要是“口传身授”。由于缺少正规教育，许多具有白族特色文化由于一些老医家的离世而逐渐失传。

3小结

综上所述，经过对白族与傣族医药的现状、传承与保护的分析，白族医药的日发展形势严峻。白族医药既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又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对兄弟民族（傣族）医药文化的学习，民族工作者应该借鉴兄弟民族传承与保护医药文化的经验，大力提倡加大对白族医药文化传承与保护，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对白族医药的保护申请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进一步开发提供政策支持；倡导编著《白族医药史》等，作为云南省省内学生选修教材，为文化传承提供资料与依据；积极倡导民族学校开设白族医药文化课程，从而为白族医药的保护、传承、发展提供保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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