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系统论文大全11篇

商贸系统论文篇（1）

关键词 城乡投资平衡 城乡商贸 均衡发展

一、引言

（一）背景

中国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本事实是二元分立格局。就商品市场而言，二元分立格局及其影响在宏观、中观、微观上都有表现。宏观上表现为市场数量、交易额和消费水平总量上的差异；中观上表现为商贸业态结构的差别；微观上表现为农产品卖难与工业品买难的实际矛盾，以及城乡利益的实际冲突。

（二）统筹视角下的细分视角研究

统筹视角本身是一大创新，在这一视角下的细分视角研究是对统筹视角的深化，也是对统筹视角下理论分析不足的补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1.交易效率视角。

2.制度视角。

3.共生视角。

4.流通成本视角。

（三）本文视角及创新

本文旨在从城乡投资视角分析城乡商贸，笔者希望通过初步分析城乡投资的分布对城乡商贸发展的影响机制，勾画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蓝图。

本文研究基于这样的逻辑：一、流通的发展与消费相关，更与生产，尤其是流通业本身的生产要素配置相关。二、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关注了城乡关系的生产方面，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假说和相关分析基础上，阐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

二、城乡购买力分布与城乡商贸发展：理论分析

（一）城乡投资分布与城乡商贸发展影响机制

社会的投资在城乡市场上的分布并不是平均或均衡的，并且受生产率、产出、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当投资分布偏向城市时，会对城乡商贸发展产生影响。

本节的分析将表明城乡商贸统筹的目标是城乡双向互动，同时，本部分还将说明城乡投资动态平衡的含义，及其在促进城乡商贸实现双向互动中的重要作用及相互关系。

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因为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独有特征而在解释其经济增长上大获成功。二元理论模型尤其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生产方面的不对称性，刘易斯模型是开创也最具经典性。该模型是这样展开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劳动力供给，一方面相对于资本和土地来说，劳动力有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另一方面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仅能维持劳动者最低生活水平。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高，工业部门只需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就可以得到劳动力供给。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一方面促进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另一方面提高了农业劳动率，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整个经济部门实现增长。

（二）城乡投资动态平衡及实现条件

通过城市投资向农村的转移，使城乡市场边际消费倾向趋同，收入增加拉动消费增长的作用在城乡市场中趋同，农村市场潜在消费力全部释放。

最后，实现城乡双向互动、投资动态平衡蓝图，路径在于促进城乡投资平衡度向农村偏移，依靠投资效应、产业效应，以收入拉动消费，以消费带动流通业发展。

三、城乡投资分布与城乡商贸发展：现实分析

上文的分析说明了城乡投资不平衡是导致城乡商贸二元分立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为：社会投资的分布偏向城市，导致社会消费量总量与增量都多发生于城市，少发生于农村，城市消费繁荣，商贸流通业态发达，农村消费低迷，商贸流通业态单一，形成城乡商贸的二元分立格局。上述逻辑是否有利于改变城乡商贸二元分立，实现城乡双向互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经验检验。

我国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本事实是城乡二元分立，主要表现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第一，农村的商品市场总数大于城市商品市场总数，但是农村商品市场数一直在萎缩，呈现减少趋势。计算可得，2000―2008年，农村商品市场总数以平均每年5.5%的速度减少，2004年更是达到14.5%。第二，城市市场消费水平高于农村市场消费水平，在不剔除价格水平因素下，二者都以9%的速度增长，城乡市场消费水平差距没有缩小。第三，城市商品市场交易总额和场均交易额都高于农村商品市场相应指标。第四，城乡商品市场运行效率差异明显。

四、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城乡商贸流通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市场格局，现有文献在统筹视角下的理论分析还不成熟。经过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城乡投资不平衡是导致城乡商贸二元分立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为：社会投资的分布偏向城市，导致社会消费量总量与增量都多发生于城市，少发生于农村，城市消费繁荣，商贸流通业态发达，农村消费低迷，商贸流通业态单一，形成城乡商贸的二元分立格局。现实的经验证明了上述逻辑，因此，应该通过城乡投资动态平衡来消除城乡商贸的二元分立，形成双向互动的商贸流通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统筹城乡商贸建设，应当以实现城乡双向互动为目标，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城乡投资平衡度为抓手，以促进城乡消费市场的活跃带动流通业发展与流通体系对接，最终实现城乡购买力动态平衡与城乡双向互动流通体系。

而且，要提高城乡投资平衡度，实现城乡投资平衡，进一步实现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要在全面提高城乡购买力的同时，着力提高农村购买力。

另外，促进城乡投资平衡，还要改变传统的城乡分割做法，以小城镇化带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布局，加强农村市场流通主体的组织化程度。

参考文献：

商贸系统论文篇（2）

摘要：传统的外贸英语教学模式中存在着许多弊端，这些弊端直接影响了外贸英语教学的质量。本文从外贸英语教学的目标分析入手，进而辨别出传统教学法与当代外贸英语人才需求的不适应因素，例如课程设计的不合理、实践环节的缺失等。本文最后则是通过思索教学教学方法的改进，试图探索一条外贸英语教学改革的可行之路。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外交流活动特别是对外贸易交往与日俱增，外贸英语作为对外贸易活动中的应用性语言在国际商务沟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适应国际商务交流的需要，我国进行外贸英语教学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但外贸英语人才相对于市场的旺盛需求缺口仍然很大。反思我国外贸英语教学虽然培养了大批的外贸英语人才，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教学中一直存在着几处“硬伤”，这些“硬伤”直接影响了外贸英语人才的培养质量，成为我们目前外贸英语教学改革中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从事外贸英语教学的教育者来说，外贸英语教学模式的探索和改革仍是一个既重要、又新鲜的课题。

纵观我国二十年的外贸英语教学，把传统的英语教学和相关商务知识简单相加的模式，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许多学者和外贸英语教学人员已经开始认识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笔者也认为对传统外贸英语教学模式进行反思，是进行外贸英语教学改革的必经阶段。

一、 培养目标不明确。

传统英语教学所要实现的培养目标是让英语学习者把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进行全面把握；而外贸英语专业所要培养的则是利用商务知识从事跨国商务活动的专业性人才，也就是说，外贸英语专业设置的原则目标是让学习者利用英语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这一原则目标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由于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外贸英语教学实践中，以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讲授外贸英语单词和课文，把外贸英语课上成了精读课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以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过是比传统的英语学习者多掌握了几个专业单词，在商务活动和英语的语言应用中均无优势可言。这种现象正是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的必然结果。作为外贸英语专业所要培养的人才，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具备如下素质：

1．用英语熟练进行商务沟通的能力。这要求学习者能用英语进行熟练商务沟通，在了解商务对象的商务文化背景的基础上，熟悉一般商务礼仪，能用英语进行深入的国际贸易业务沟通与交流。

2．系统的对外贸易知识体系。外贸英语专业的学生，应在英语教学环境中全面学习国际贸易相关知识。由于外贸英语专业所培养的是以英语为辅进行国际商务活动的人才，因此，学习者应在语言学习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学习国际贸易知识，并能对相关的知识体系在英语环境中加以灵活运用。

二、相关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培养目标的论述中，我们提到外贸英语专业的学生应该系统了解对外贸易知识，但在目前的外贸英语教学中，我们的课程设置仍带有随意性和局限性，以致偏离外贸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堂教学的重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桎梏，也有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和师资建设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外贸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外贸英语课程的设置应该和其他专业的课程设置一样，遵循科学性、合理性、灵活性的原则。科学性原则要求课程设置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需求，合理性原则要求课程设置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限度和授课内容的要求，灵活性原则要求学生有充足的自选课程。

具体到外贸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应该分必修语言课部分、必修商务相关专业课部分和学生自选课程部分。必修语言课部分应包括商务英语阅读、外贸英语翻译、外贸写作等注重语言能力培养的课程；必修商务相关专业课部分应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等课程，提供与国际贸易环节密不可分的专业知识；学生自选课程部分应包括外贸函电、各类外贸单据制作、外贸合同、商务文化及商务谈判的相关课程。只有全面、科学、合理地设置课程，才能充分展现外贸英语教学的特色，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

三、 实践环节的缺失

外贸英语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点，但在传统的外贸英语教学中，这一点往往为我们所忽视，以致造成实践环节的缺失，所培养出的学生在进入社会后不能迅速应对工作，仍需很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够进行国际业务的实际操作，这些常常引发用人单位的不满；因此加强教学的实践环节，是外贸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举措。笔者认为应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1． 软实践。所谓软实践，就是通过虚拟场景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商务实践效果的实践方法。目前具体体现为软件实践和商务场景模拟实践。软件实践主要是让学生通过商务实践软件，完成软件所设定的各项商务任务，从而达到用实践商务活动的目的。这类软件国内外均已开发成功，实践效果相当不错，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交易流程等方面，十分逼真。商务场景模拟实践包括课堂场景模拟（以教师为组织者，学生为参与者，设定具体的商务活动，让学生运用英语完成模拟商务活动中的各项任务）和专业实验室（设计逼真的商务交易场所，预存各种商务任务，让学生在实验室的逼真环境中去完成）。

2． 硬实践。有条件的学校，应尽量让学生到企业、公司、海关等部门和单位从事真正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学校要广泛联系，为学生争取更多的实践机会，特别要考虑建立一些学生实践基地；另一方面鼓励学生自主走出去联系实践单位。近年来，企业、单位出于对商业秘密的考虑，一般不太愿接受短期实习的学生，学校应在实习机制上多动脑筋，尽量为学生争取实践的机会。另外，也可以通过聘请公司和企业的资深工作者为学生开实践流程讲座，甚至可以考虑聘请他们为兼职教师为学生上实践课。

3． 实验课的设置。无论是硬实践还是软实践，单纯的让老师在理论课中挤占课时是不现实的，效果肯定也不会理想。外贸英语专业课程设置时因该考虑设置相当的实验课，让学生把实践作为一门课程去完成。目前，一些高校虽然已经设置了实验课，但往往流于形式，虚设课时，这种现象若不改变，必将阻碍外贸英语教学改革的进行。

四、教师队伍力量薄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要完成外贸英语教学，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复合型教师队伍。笔者认为，外贸英语专业的教师，至少应该具备如下素质：

1、英语授课能力。目前，在外贸英语专业设置的课程中，真正实现全英授课的课程为数不多。在相关专业课程的授课过程中，有些学校宣称实现了双语授课，但实际上教师只是在汉语讲授的过程中对个别外贸术语进行英语表述而已。专业教师自身需要加强专业和语言两方面的能力修养，在授课过程中真正实现英语授课，让学生真正在英语环境中学习专业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在未来的商务活动中应对有余。

2、系统的外贸知识。外贸知识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法律、经济等学科之间紧密相关，因此教授外贸英语专业课程的教师需在总体上把握经贸知识体系，在对外贸英语熟练把握的基础上，并对相关的国际贸易、国际法等知识系统进行全面的学习，避免将外贸英语课程上成英语精读课程，在出现相关的外贸概念和知识的情况下能以英语进行准确表述。

3、商务实践能力。有人曾说，哈佛的工商课教授自己从不从事经济活动，课依然讲的非常好。笔者对这种说法尚未证实，但即使如此，前提也应该是这些教授要么是调研的高手，要么就是在从事教学前曾是商务活动者。在我国外贸英语教学实践环节还相当薄弱，特别是没有权威教材指导教学中的商务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外贸英语专业教师应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商务实践，培养自我商务实践能力以便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目前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困难还很大，但不能以此作为拖延教学改革的借口，我们应该积极探索一些过渡的解决办法。

对于师资不足的现象，莱阳农学院采取院系之间教师共享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英语系的外贸英语教师给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进行商务英语教学，而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师则为外贸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各类商务专业课程。在教师的引进上，我们要摒弃传统的本、研专业相同的旧思想。现代社会，无论是在实践还是科研中，复合型人才已渐成新宠，而相当多的高校在人才引进时，却将本、研专业相同作为限入的门槛，这对于教学改革无疑是一种羁绊。对于复合型专业，引进专业复合型教师，是提高师资力量的捷径。最后，还要加强教师的再教育。对教师的再教育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培训主要是对培养现有教师的复合型能力，实践培训则主要是让教师参与商务实践，增加商务实践知识。

五、考试制度改革滞后

外贸英语专业开设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延续传统主流专业的考核方法—语言知识点的考核、口语测试等等。这样的考试制度对于外贸英语专业这样的实践性、复合性的专业来说，逐渐成为人才培养的桎梏。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用英语在商务活动中进行工作的人才，传统的考试模式所产生的导向把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目标粗暴的定位在了简单的重复记忆上。这样的导向下培养出的学生，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很难适应对外商务实践的需要。因此，思考外贸英语考试改革必然是外贸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一环。

1、加强实践环节的考核。我们要采取实践考核的方式，引导学生重视实践，积极参与实践，实现学习目的的根本转变。实践考核主要分为软实践考核和硬实践考核两方面。软实践考核就是根据学生课堂模拟和实验室任务的完成情况给与评分。硬实践考核就是根据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情况给与评分。虽然这样的考核方式具有主观性强，分值和公正性不好把握的缺点，但只要能设计出合理的配套考核制度，将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效果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商贸系统论文篇（3）

论文摘要：电子商务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生产方式、贸易方式及竟争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际贫易传统理论与现实应用都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挑战。本文分析了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电子商务对国际贫易的理论冲击及现实挑战、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及实现途径。 关健词：国际贫易 电子商务 趋势 途径 一、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 (1)国际贸易主观型贸易—客观型贸易 国际贸易由于国界、货币等差别的存在而受到限制，作为其运作新方式的电子贸易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复杂性，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际市场的交易效率。电子贸易不仅是用电信代替了纸张，而且是由相关行业的内在综合而使组织内部与组织之间的业务高度同步，达到贸易的根本变革。 (2)电子商务系统:封闭—开放 EDI依托的VAN具有封闭、可靠及安全等优点且已有30多年的运作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为大批量的商业事务处理提供成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因而受到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信任。但随着EDI参与者的增加、EDI应用部门的扩大和不同结构EDI应用系统的开发，为避免形成各种专业的、封闭的EDI孤岛，最大限度地发挥EDI的效益，这就要求EDI必须走向开放。 (3)各环节系统整合以及宏观体系与微观企业ERP对接 ①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系统的整合，一笔国际贸易业务从交易双方进行磋商开始，到发货、收款结束，其间经历多个环节，各环节都有大量信息流传送，但目前主要还停留在信息搜寻、客户沟通等阶段。 ②宏观与微观系统的对接，完整的国际贸易电子化系统要使国际贸易流程在政府部门、不同企业之间实现安全顺畅的过渡，实现完美的对接。也就是说，国际组织的协议和民间中介平台需要和各国政府的贸易监管和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内的服务部门实现对接;而在企业内部，必须把电子贸易与企业资源计划(ERP)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二、国际贸易电子化的实现途径 (1)加快技术创新 ①与电子签名密切关联的电子商务谈判系统的开发，电子签名的一个重要应用是电子合同的签署，但电子合同的签署是与电子商务的谈判密切联系的，而到现在为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可以在电子合同起草过程中使用电子签名的电子商务谈判系统。 ②无纸贸易技术的研究，从技术角度看，无纸贸易是利用电子商务技术，主要是ED1技术所进行的贸易数据交换活动;从商务角度看，它是贸易链各个参与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计算机应用系统之间标准化的业务数据传输和处理，以完成贸易活动中合同履约的全过程。 ③物品编码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首先，加强物品编码技术标准建设。解决物品编码混乱的问题首先应从标准建设入手;其次，建立国家动态商品编码数据库;最后，以大城市为突破口，推动商品编码的广泛应用。 ④网络交易安全技术的研发，网络交易安全是一个有待不断解决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需要着重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网络信任体系的构建。随着电子商务的广泛推广，我国网络信任体系的建立己经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二是网络监控技术。网络安全依靠强大的监控系统，网站交易行为的监控、第三方支付的监控、以及网络游戏的监控都需要开发方便易用的技术。花是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技术。 (2)完善制度保障 ①完善相关立法，健全法律实施机制，其实电子商务在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法律确认的问题，一种新的技术形式、经济形态，如果得不到法律的确认，本身将是缺乏稳定性、叮预见性的，这在法制意识强烈的 现代社会无疑将是致命的缺陷。直到目前，无论是在国内贸易中还是在国际贸易中，都还未能制定一套世界公认的标准化的电子协议和电子信息格式，电子贸易仍缺乏规范的法律标准。 ②通过有效的国际协调，建立电子商务协议，由于WTO协定中并没有针对电子商务设计具体条款，电子商务在WTO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知识产权协定及贸易与发展等方面都有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要给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就需要为电子商务建立一套必要的多边规则框架以有效地调整电子商务活动，把电子商务的机遇和潜力变成现实。 ③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于信用体系的高度依赖，没有信用体系，电子商务将无法有长足的发展。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银行信用体系，并将其扩大到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信用体系。政府与行业自律和权威的民间中介平台两个层面上的共同努力。 三、结束语 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应用的确可以大大促进其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理论和现实上都对目前的国际贸易提出挑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电子商务更加广泛和深人的应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可以通过探讨电子商务条件下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来明确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以及相应的解决思路。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发展国际贸易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使整个制度体系和技术系统更加完善，从而越来越接近理想状态。

商贸系统论文篇（4）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的实证和计量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以及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 Skinner 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 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 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农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央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与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 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 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 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 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 of the Old China Trade: acase study of Manhop's Failure，1828"一文中， 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口交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

从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 见下文"（六）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中央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 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 8 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朱德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朱德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朱德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集刊》7.2（1995.9）：53-75 ：《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 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 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朱德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

日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的商业关系，可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 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 ）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 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 ）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 ）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

与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注：《国立大学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的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Export-Lead Growth ory）， 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 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 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 ）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 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 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 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商贸系统论文篇（5）

关键词：统筹发展；城乡商贸；综述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3001302

城乡统筹发展不仅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自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思想以来，学术界对城乡统筹发展进行了多方面尝试性研究，但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姜作培、季建林（2004）等在《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一书中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应包括城乡互通、城乡协作、城乡协调、城乡融合四层含义，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七大城乡一体化目标”。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进一步研究城乡统筹中的微观问题，城乡商贸统筹的研究也就随之产生。由于关于城乡商贸统筹的研究在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中的起源比较晚，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

商贸流通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对于城乡商贸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减少，学术界普遍关注与城市的商贸流通或者单方面的农村商贸。自2007年6月7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重庆市和成都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同年8月6日，重庆成为首个全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区以来，部分学者逐渐把目光转向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城乡商贸一体化、城乡商贸流通体系等研究上。

1 城乡商贸统筹的内涵与目标研究

城乡商贸统筹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而且城乡商贸统筹是推动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步骤。梁云（2009）认为城乡商贸统筹是对城乡之间的商贸进行统一筹划和协调运行的过程。其目标不是彻底消除城乡市场的差距，实现城乡市场的一致化，而是加强城乡商贸的交流和互动，充分发挥城乡商贸各自的优势。城乡商贸统筹实质上是对城乡商贸结构进行系统合理的安排，关键是打破目前城乡之间的二元体制，建立一套适合城乡互通的商贸流通机制和制度，从而实现城市商贸流通体系与农村商贸流通体系之间的有机衔接和联动运行。城乡商贸统筹的核心是实现城乡商贸资源之间的统筹配置，重点是重视城乡市场之间的统筹发展，以推动城乡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来推动城乡商品、服务、资源以及要素之间的顺畅流动，通过城乡市场的联结来实现城乡资源的共享，从而实现城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融合，充分发挥城乡商贸流通的先导性作用。

对于城乡商贸统筹在城乡统筹中作用，多数学者和专家认为城乡商贸统筹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城乡市场―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张智（2009）认为城乡商贸统筹能够改善城乡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缓慢现状，能够为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社会一体化等创造条件。应樱（2011）则认为我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城乡市场充分融合，促进商贸经济实力总体提升的关键，应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加强城乡商贸发展的一体化、共同化。

2 我国城乡商贸流通现状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城乡的经济和社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城乡商贸之间的快速流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制度保障。但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着城乡商贸体系不完善、城乡二元化结构突出、城乡商贸结构不协调、城乡居民观念不协调等种种制约城乡商贸流通的问题，所以中国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路途依然充满着艰辛。

2.1 我国城乡商贸流通面临的有利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快速发展，城乡经济和交通设施都得到了长远的发展，城乡商贸流通业也面临这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良好的环境。应樱（2011）认为目前国家高度重视国内贸易工作，而且很多地方有自己城乡商贸发展的优势，商贸流通产业基础较好，另外，商贸流通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较好。这些都给城乡商贸流通提供了有利环境。张如（2011）则从我国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形成的外部条件入手，认为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城乡教育差距的缩小，为我国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2.2 我国城乡商贸统筹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城乡商贸统筹还处于发展初期，在推进城乡商贸统筹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黎筠（2009）就重庆的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分析出在推进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中存在，认识不到位，乡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配套服务及市场管理差异大，城乡商业网点布局不合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及城乡商贸流通市场体系规划滞后和政策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主要问题。张如意（2011）认为我国流通体系中存在农产品流通中农户主体地位缺失，农产品流通成本较高，农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差、交易方式落后和城乡消费品市场分割等问题。应樱（2011）指出我国城乡商贸流通统筹仍然面临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研究不够，措施不力，流通规模不大，人均消费水平低，开拓农村市场难度大，城乡物流发展不平衡，市场调控难度增大，商业文化发展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应当引起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任保平（2010）通过对我国城乡市场结构、城乡市场交易额、城乡商贸业态结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等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我国在这几个指标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造成了城乡商贸流通发展的二元格局。而这种二元格局也正是城乡商贸统筹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卫玲（2011）指出目前我国城乡商贸流通依然是单向流通，且二元化结构突出。农村商贸流通体系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农村商贸流通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3 我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对策研究

二元经济结构给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障碍，而改善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又在于如何破解城乡贸易流通不顺畅的难题。统筹城乡商贸流通被认为是解决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之重，然而就如何实现统筹城乡商贸流通这一问题，不同的学者从同的角度和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3.1 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基本原则

要想保证城乡之间商贸流通的畅通无阻，就需建立一套适合城乡商贸发展和流通的公平公正原则。任保平（2011）指出统筹城乡商贸流通应坚持“八项基本原则”：（1）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逻辑是坚持城乡交易效率的提升；（2）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先决条件是资源禀赋条件；（3）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基础是专业化市场的发育；（4）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基本路径是多业联动；（5）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关键是农村流通主体的再造；（6）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出发点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7）城乡商贸统筹的动力是转型与创新；（8）城乡商贸统筹的目标是城乡双向流通。

3.2 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模式

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发展不仅要加速发展城市商贸和农村商贸，同时还要合理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建立一种可以加快城乡商贸流通、促进城乡商贸融合、加强城乡商贸互动的商贸流通发展模式。梁云（2009）认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必须选择有利于促进城乡商贸融合、加强城乡商贸互动与互补的发展模式，单纯从城市商贸或单纯从农村商贸发展角度出发来考虑城乡商贸统筹问题都是不符合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本质的。她认为城乡统筹商贸应该从统筹发展理论与城乡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并提出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模式的5种模式：（1）城乡市场网络化发展模式；（2）小城镇商业发展模式；（3）供应链网络连接模式；（4）产业联动模式；（5）龙头企业（市场）带动模式。任保平（2011）则从市场分割背景下的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研究视角入手，总结了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运行模式，他认为由于我国城乡市场长期的二元分割，城市商贸流通体系与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发展分离，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形成了一个相互分离的城市和农村均衡市场，从而导致了城乡商贸统一的大市场难以形成。因此，实现城乡商贸流通统筹的前提是必须建立一套“一体化”的城乡商贸流通运行模式，即要实现城乡之间物流的一体化、城乡之间商流的一体化、城乡之间价值流的一体化、城乡之间信息流的一体化。

3.3 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对策

商贸的快速发展和协调流通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撑和健全的商贸制度保障。在统筹城乡商贸流通的过程中，政府不仅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要完善政策措施和城乡商贸流通体制。关于如何统筹城乡商贸流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给出了自己的意见。黎筠（2009）认为统筹城乡商贸流通必须建立在提高城乡统筹发展重要性和加强城乡统筹商贸管理的基础上，坚持科学的规划策略，完善城乡商贸市场的统筹建设，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培育龙头企业（市场），创新商贸业态，引导多元经济主体参与，并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保障体制等策略。张如意（2011）认为在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都要在各自所擅长的领域根据不同的特点发挥应有力量。根据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中产品流通的特点，他提出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优化方面要培育流通主体，改善农产品流通条件；在城乡消费品市场融合方面必须依靠城市消费品市场对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全面整合，把城市中现有的先进销售方式和服务方式引入农村；在农用物资流通方式创新方面，可以成立农资专业协会，设立连锁农用物资超市以及鼓励企业采取专营专授的方式，直接将产品销售到农村地区，通过减少流通环节防止假冒农用物资的出现。应樱（2011）提出从加强城乡商贸统筹的基础发展，加大各地重点和特色，精心打造以县域为中心的商业圈，实施振兴“传统品牌”工程，积极推进商贸品牌建设，加强地方商务中心建设，加强商贸人力资源建设，重视商贸文化建设等方面来积极实施城乡商贸发展策略，努力达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4 结语

通过对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研究可以得出：实现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市场割裂的有效途径，是我国完善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的保障。统筹城乡商贸的关键在于实现城乡人口、资源、经济、社会之间的流通和衔接，达到一种全面均衡发展的局面。城乡商贸统筹工作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应注意培养农村特色产业和农村加工业的发展，建立功能完善的农村商贸市场体系，进而与城市商贸市场达到协调统一；其次，应积极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交通设施的建设，为城乡商贸流通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应加快完善土地制度和城乡商贸流通制度，为构建城乡商贸之间的公平公正提供全面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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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如意.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对策思考[J].经济纵横，201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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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任保平.统筹城乡商贸流通：态势、机制与模式选择[J].社会科学辑刊，2010：140143.

商贸系统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08-02

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 世纪中叶，完成于20 世纪30 年代初期。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三个代表。

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况下，其中一国在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另一国在另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则两国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分别拥有绝对优势，此时如果两国根据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并相互进行交换，双方均能从中获益。李嘉图将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重，两劣取轻”，这就是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20 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供求关系不同，导致两国间要素的价格差异，而投入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两国商品生产成本的差异，生产成本的差异形成不同国家商品的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贸易可以使各国生产要素的优势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在H-O 定理中，俄林将贸易模式进一步表述为：一国出口的应该是那些密集地使用本国较为丰裕的要素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的是那些需要在生产上密集地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因此，其结论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样，认为自由贸易对于各个贸易参加国都是有利的。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在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技术条件及规模报酬仍然不变。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从“绝对优势理论”到“比较优势理论”，进而到H-O 四大定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完全竞争、报酬不变、同质产品等古老的假定。总体看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

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以及国际分工的重要发展，国际贸易达到任何时间都没有达到的发展。然而，与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不相符合的是战后的贸易模式并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相违背。美籍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首先发现这样问题。他运用经验资料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美国的贸易有悖于H-O 理论。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之谜”的出现挑战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也加速促使战后一系列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包括新要素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诞生都依托战后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战后的国际贸易理论也在解释新出现的现实问题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中出现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发展、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制造业内部贸易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加工贸易和软件外包等新的贸易方式出现。这些新的贸易方式与过去时贸易理论不完全相吻合。针对现实中国际贸易大量存在的同类产业内部这一现象，从20 世纪70 年代末，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建立了一个不完全市场、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的产业内贸易模型。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这新新型产业在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由于产业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20世纪80 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陆续建立模型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进一步的探讨。20 世纪90 年代，跨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出现以及加工贸易、外包业务的出现，推动了包括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一体化贸易理论以及产品内贸易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当然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注重食品药品等涉及人类生活方面的安全。这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

三、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产品内贸易现象的关注代表着贸易理论进一步微观化趋势。产品内贸易是由垂直专业化引起的中间投入品贸易，加工贸易是产品内贸易主要的表现形式。经济学家从垂直专业化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内容进行了新的划分，并且在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等不同理论下对产品内贸易进行研究。在以产品内贸易为对象的理论框架下对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进行新的理论整合和补充，将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延伸到了产品生产的工序和区段层面。经验数据显示，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 企业规模、利润和国际经营行为有诸多异质性，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新贸易理论采用对称性企业假设， 一体化均衡下同一产业内企业定价、产量、利润、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相同，企业无任何差异，因而它无法解释20世纪90 年代以后获得的微观数据，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技术对称以及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贸易理论。

四、总结

中国现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有着重大的作用，经济发展也是我国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的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从静态上评估，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精确地利弊分析，国际贸易新理论不是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给予更多的考虑问题。我们应该在优势上取得经济上的突破性的发展，大力发展科技新型产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商贸系统论文篇（7）

一、基于所有权原则的国民贸易差额

现行的贸易统计体系源于20世纪40年代，以国家为统计单元，遵循原产地规则，统计范围限于有跨境行为的交易。作为重要的宏观变量，贸易差额由于其统计上及应用上的便利性，一直被学术界和政策界用来衡量贸易得失的重要指标之一。贸易差额论认为，贸易顺差即代表贸易利得，贸易逆差则代表贸易利失。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以FDI为载体进行全球流动与获利，国际关系不再简单地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商品流动，而是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关系。为了更好地反映这种一体化关系对传统贸易活动的影响，笔者用简图的方式进行说明：假设外国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形式到东道国进行投资并在当地进行生产经营，则双边经贸关系将如图1所示。在图1的经贸关系中，如果继续按照属地原则进行统计，则无需考虑跨国公司的所有权性质，贸易差额直接体现为东道国与投资国之间跨境贸易的净收入，即TB＝TBAA＋TBBB。但进一步从所有权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按照属地原则进行贸易差额的统计方法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TB无法客观反映跨国公司与母国之间的内部交易行为BB。这里的BB路径表示的是东道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与母国企业之间的内部贸易行为，在海关统计上属于跨国境的商品交易。但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交易的贸易品虽然在东道国生产，但其权属却是外商投资企业。这些外商投资企业虽然在东道国注册，是东道国的常住单位。然而其资本所有权并不属于东道国，而属于投资国的国民。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生产的商品，其所有权也并不属于东道国国民，而属于投资国国民。这样看来，跨国公司与母国之间的贸易交换属于投资国国民之间的内部贸易，而不是不同国家的国民之间的国际贸易。既然这种跨境交易本质上是投资国国民之间的内部交换，所以也就不存在贸易利得在不同国民之间的转换问题。其二，TB无法客观反映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就地销售及采购行为CC。

从地理上看，CC是一种非跨境行为，它体现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道国境内向当地企业进行商品和服务的销售与采购行为。尽管这些就地行为没有发生地理上的跨境，但由于商品所有权的国民性质发生了变换，则必然存在不同国民之间利益的转换。综合这两点来看，以货物是否跨国境为基础的海关贸易统计并不能完全反映商品在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流动，而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正是用于弥补海关贸易统计的这种缺陷的。按照所有权原则，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则应表示为TB＊＝TB－TBBB＋TBCC。该等式的经济含义的是，基于所有权原则统计的贸易差额必须在名义贸易差额的基础上考虑跨国企业的非国民性质，既要剔除跨国公司与母国之间的内部交易又要兼顾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就地销售及就地采购行为。这里可以进一步借鉴姚枝仲（2006）国民贸易差额的概念，将所有权原则下统计的贸易差额TB＊定义为国民贸易差额，以区别于属地原则下统计的国家贸易差额TB。TB＊是以商品所有权是否在国民之间进行跨国转移为原则进行核算的。在明确商品所有权的条件下，如果商品交易伴随着其所有权在不同国家国民之间转移，则不论商品是否跨国境，均属于国民贸易；如果商品交易没有伴随其所有权在不同国家国民之间转移，则不论商品是否跨国境，均不属于国民贸易，而属于内部贸易。比如外商独资企业生产的商品，其所有权在未销售之前属于外国国民。如果这些商品在中国境内销售给中国国民，则商品所有权发生了跨国转移，属于国民贸易，该交易是中国的国民进口，外国的国民出口；如果这些商品出口到中国境外销售给外资所有者所在国的国民，则商品所有权没有发生跨国转移，属于外国国民内部贸易，不属于中国的国民贸易。

二、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背后的国民顺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规模飞速增长，尤其是出口规模，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00多亿美元增长至2010的15779亿多美元，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在进出口规模不均等的情况下，我国的顺差规模也是屡创新高，从1992年的43．6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16006．2亿美元，增长了近4104．5％。这些辉煌业绩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战略与比较优势贸易战略的结果，为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些成就也成为某些发达国家，尤其是贸易逆差国抨击中国的幌子，他们认为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实现了自身贸易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惜对中国采取贸易抵制及贸易制裁。这种仅从表面数据进行利得评判的做法显然没有看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质。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在名义顺差不断攀升的同时，其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张。本着全球战略的原则，这些外商投资企业大多从母国进口原材料及技术设备等，然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境内进行最终产品的加工与生产，最后再着眼于全球市场进行销售。从表1的比例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规模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规模的比重自2001年起均超过50％，最高达到58．3％，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贸易行为已经占据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从进出口差额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差额也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相当大的比例，其数值已由1992年的32．7％一路上涨至2010年的67．6％。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我国贸易顺差大部分是由跨国公司所创造的。#p#分页标题#e#

在跨国公司显著影响我国以海关统计的名义贸易差额的情况下，按照所有权原则测算出中国国民差额就显得尤为重要。综上述，按照TB＊＝TB－TBBB＋TBCC的公式，进一步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调整以所有权为原则的国民贸易顺差。这里的TBCC为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土中国企业实现的净出口，等于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当地的销售收入SLFDI减去他们从中国企业购买的中间投入品INPFDI，即TBBA＝SLFDI－INPFDI；其中，SLFDI＝总产出－对其它国家的出口，在华外资企业的总产值＝在华外资企业总出口／（规模以上在华外资企业的出货值／总产值）；中间投入＝总产值×中间投入比例，中间投入比例假定等同于规模以上在华外资企业的中间投入比例。这里暂不考虑中国对外投资情况，主要是因为相比中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在以上变量及数据的处理基础上，本文将1998－2010年间，中国海关统计的贸易差额调整为中国国民贸易差额，其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以上调整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直观结论：首先，1998－2010年间的国民贸易差额均为负值，从所有权的角度来讲，中国是国民贸易逆差国，且该逆差规模持续扩大的趋势。对比中国巨额的名义顺差，这种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对外贸易中数量虚幻与福利实质的异化。随着中国吸收FDI总量的不断增加，这种异化现象将更加明显，而构建基于所有权原则下的贸易统计体系的需求也就更加急迫。其次，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中国海关对外实现的进出口已经占到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50％以上，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已然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主要主体，也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表现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最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就地销售及服务行为的比重也是非常之大，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跨境贸易量，这说明跨国资本正通过绿地投资等方式绕过国界壁垒在中国境内进行就地销售，并积极占领中国市场，从而更加隐蔽、更加高效地获取开放经济收益。

商贸系统论文篇（8）

网络贸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如万维网、互联网所进行的贸易或商务活动，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交易磋商、签约、货物交付、货款收付等大都在全球网络上进行。其交易的产品主要是数字化产品，如金融服务、网上娱乐、售票服务、软件设计、音像书刊、咨询服务、信息传递等；也有实物产品交易，其交易磋商、签约、货款支付在网上进行，实物交付在具体地点进行，即实现“在线交易，离线供货”。网络贸易是将互联网应用到传统国际贸易中，这使传统贸易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网络贸易给传统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

网络贸易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的挑战，同时给传统国际贸易带来了剧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国际贸易商务场所和运行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厂商对产品的营销、谈判、订货、销售、分发、支付等贸易流程的商务活动往往分别在不同的场所行，而网络贸易则把这些国际贸易的商活动集中在网上来进行，即进行以网上营销、网上谈判、网上订货、网上销售、网分发、网上支付等组成的网上国际贸易务，这样也就使得传统国际贸易运行发了实物运行与网络商务运行相结合的国际网络贸易的新变化，从而大大提高了贸易的效率。有人预测，未来30年内，30％的消费支出将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进行。

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各种贸易形式数字化，信息以电子化的方式很容易被复制和传播，从而开辟一个全新的网上贸易市场。网络贸易迅速快捷、费用低、信息量大，甚至可以使人们看到实物照片和录像资料。通过国际互联网，企业能够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买卖双方可以在网上展开询价、谈判等商务活动，实现网上售货或订货，与供货商、批发商、零售商直至最终用户建立密切的联系。这种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来处理业务文件的技术，可大大提高商贸文件的传输速度，降低文件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国际贸易的主体和客体发生变化

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买者和卖者，由于他们可以从网上获得更多的信息，因此，成为网络人的买者和卖者其搜寻信息和获得信息及根据信息进行决策的流程和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网络贸易的买者和卖者可以跨越中间商直接结合。当然，应该看到的是中间商在网络世界中也必须寻找自己在新的网络市场中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国际贸易主体随着国际网络贸易的发展而产生，这就是专门提供国际贸易信息收集、分析、处理、咨询及交换的网络公司的出现。这种网络虚拟公司相对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的卖者和买者可以从信息上操纵、联合更多的国际贸易的卖者和买者，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使国际贸易中的买者和卖者对其产生定的信息依赖。在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的客体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国际贸易的客体从传统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产品的商品贸易与旅游、工程等服务贸易的贸易构成，生长出新的网络信息贸易，其中重要的构成就是电子数据交换。很显然，随着国际贸易主体和客体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一定的新变化。

(三)网络贸易削弱了商品和劳务提供音及消费者之间在地理位置上的联系

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发生了从简单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向全球化的转化，网络国际贸易更倾向于为全球范围的贸易选择，使商品或劳务的交易活动由固定场所转移到了没有固定场所的、开放的国际互联网上。传统的贸易体制下，商品的跨国流通一般通过有固定场所的国际性贸易公司来完成，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使跨国贸易可以不通过贸易公司，而是通过联接世界的国际互联网来完成。只要贸易公司就近与internet建立连接，就可以方便地通过互联网与该网上的任何经济体建立贸易联系，进行贸易洽谈和交易。

与传统社会相比，网络社会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全球化趋势。现实世界以地理确定边界，而且网络本身没有边界，网络社会是开放的，没有地域的限制，是一个全球性系统，具有资源共享性。因为国际商务的主要媒体——国际互联网从本质上讲就是全球性的。无论在哪个国家，你只要能够接入国际互联网，就可以方便地使用国际互联网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享用国际互联网上庞大的信息资源。尽管大家联接国际互联网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有的企业拥有不间断的计算机联接系统，而另外一些企业或个人则通过调制解调器和公共电话网拨号入网的临时联接方式，还有的通过无线移动通讯网络或卫生网络系统接入国际互联网，但是无论哪种联接方式，都可以实现相同的联接效果，即进入全球市场。

因此，网络贸易的市场范围与传统市场是不同的。传统市场由于受到国界的限制，国际性的产品或商务的商业交换活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从一国的角度出发，传统市场按地域被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这个市场的界限分明。工商企业的发展一般是从国内市场做起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然后再开拓国际市场，因此，从传统的经营概念出发，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经营活动的跨国界扩展。而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的网络贸易使企业从一开始就面对全球市场。

(四)国际贸易经营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际互联网提供的交互式网络运行机制为国际贸易提供了一种信息较为完备的市场环境，通过国际贸易这一世界经济运行的纽带达到跨国界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使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贸易方式突破了传统贸易以单向物流为主的运作格局，实现“四流一体”，即以物流为依托，资金流为形式，信息流为核心，商流为主体的全新战略，这种经营战略通过信息网络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互动式的商贸服务。生产者与用户及消费者通过网络使及时供货制度和“零库存”生产得以实现，商品流动更加顺畅，信息网络成为最大的中问商，国际贸易中由进出口商作为国家问商品买卖媒介的传统方式受到挑战，由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委托一关系与方式发生动摇，贸易中间商、商和专业进出口公司的地位相对降低，引发了国际贸易中间组织结构的革命。

(五)国际贸易制度结构发生了新变化

世界贸易组织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积极推动占全球电讯服务收入95％国家和地区的基础电讯服务市场准入的谈判，达成了《基础电讯协议》。并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4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达成了《信息技术协议》，这些签字方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占全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的92。5％。1997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互联网免税区的建议，而世界贸易组织第二届部长会议决定不对网络贸易征收关税，这个决定很可能还继续下去，这意味着互联网可能逐步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实际上，《基础电讯协议》、《信息技术协议》、《金融服务自由协议》及世界贸易组织批准的不对网络贸易征收关税等都是促进国际网络贸易发展的制度安排，而这些有利于发展网络贸易的制度安排将减少贸易的“成本”。这样也就使得国际网络贸易比传统贸易得以有更多的贸易创造和贸易增长。相对于旧的、传统的国际贸易制度，这是国际贸易制度的创新，必将促进国际网络贸易的发展。

二、网络贸易引起信息贸易的飞速增长

传统的贸易以实物贸易为主，而网络贸易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则更多地表现在无形财产的许可与转让，如计算机程序、游戏、书、音乐、各种图象以及各种可数字化的信息。与传统贸易相比，这类交易虽然也具有销售的特征，但销售的对象却发生了变化。

作为国民经济先导产业的信息产业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产业革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产生和传递都是通过信息业完成的，因此信息产业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中的基础产业，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预计到今年，全球信息产业的销售额会超10000亿美元，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信息时代的国际贸易迈向信息化是大势所趋，国际贸易的机会也因此而得以增加。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与传统服务贸易中的服务产品要与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保持高度一致不同的是，网络贸易中的服务贸易，服务与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有一定的分离，在网络上，光纤通道可以在网上像运输产品一样运送金融、广告、会计、设计、法律咨询、技术咨询、数据处理、文化、教育、医疗等信息化的服务产品，国际信息贸易正从国际服务贸易中分离出来，以一种独立的新的贸易形式出现。国际信息贸易指的是与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有关的一切跨国贸易形式和活动。因此，国际贸易将由商品贸易(消费品、生产资料贸易)、劳务贸易、(运输、旅游、工程承包)和信息贸易(技术、信息商品和信息服务贸易)三分天下，而国际信息贸易的发展正是国际贸易商品结构高级化、软件化及国际贸易总量得以不断扩大的动因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上升。电子计算机、通讯设备、文化信息设备等信息技术的硬件贸易和相应的软件贸易构成国际信息贸易的主体内容，它们是国际信息贸易的物质形式，也是世界信息经济的基础。

信息内容本身成为可贸易的商品。在信息网络的交互式环境下，宣传品(广告)、电影、电视、录像、书籍、杂志、报纸等产品的贸易，都可以通过网络终端的传输达成交易、网络贸易将向贸易的信息流动的无形形式转化：信息内容的交易可以多次重复进行，无形信息流和有载体的信息流成为国际贸易的对象，拓宽了国际贸易商品概念范畴。

商贸系统论文篇（9）

网络贸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如万维网、互联网所进行的贸易或商务活动，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交易磋商、签约、货物交付、货款收付等大都在全球网络上进行。其交易的产品主要是数字化产品，如金融服务、网上娱乐、售票服务、软件设计、音像书刊、咨询服务、信息传递等；也有实物产品交易，其交易磋商、签约、货款支付在网上进行，实物交付在具体地点进行，即实现“在线交易，离线供货”。网络贸易是将互联网应用到传统国际贸易中，这使传统贸易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网络贸易给传统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

网络贸易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的挑战，同时给传统国际贸易带来了剧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国际贸易商务场所和运行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厂商对产品的营销、谈判、订货、销售、分发、支付等贸易流程的商务活动往往分别在不同的场所行，而网络贸易则把这些国际贸易的商活动集中在网上来进行，即进行以网上营销、网上谈判、网上订货、网上销售、网分发、网上支付等组成的网上国际贸易务，这样也就使得传统国际贸易运行发了实物运行与网络商务运行相结合的国际网络贸易的新变化，从而大大提高了贸易的效率。有人预测，未来30年内，30％的消费支出将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进行。

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各种贸易形式数字化，信息以电子化的方式很容易被复制和传播，从而开辟一个全新的网上贸易市场。网络贸易迅速快捷、费用低、信息量大，甚至可以使人们看到实物照片和录像资料。通过国际互联网，企业能够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买卖双方可以在网上展开询价、谈判等商务活动，实现网上售货或订货，与供货商、批发商、零售商直至最终用户建立密切的联系。这种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来处理业务文件的技术，可大大提高商贸文件的传输速度，降低文件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国际贸易的主体和客体发生变化

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买者和卖者，由于他们可以从网上获得更多的信息，因此，成为网络人的买者和卖者其搜寻信息和获得信息及根据信息进行决策的流程和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网络贸易的买者和卖者可以跨越中间商直接结合。当然，应该看到的是中间商在网络世界中也必须寻找自己在新的网络市场中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国际贸易主体随着国际网络贸易的发展而产生，这就是专门提供国际贸易信息收集、分析、处理、咨询及交换的网络公司的出现。这种网络虚拟公司相对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的卖者和买者可以从信息上操纵、联合更多的国际贸易的卖者和买者，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使国际贸易中的买者和卖者对其产生定的信息依赖。在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的客体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国际贸易的客体从传统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产品的商品贸易与旅游、工程等服务贸易的贸易构成，生长出新的网络信息贸易，其中重要的构成就是电子数据交换。很显然，随着国际贸易主体和客体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一定的新变化。

(三)网络贸易削弱了商品和劳务提供音及消费者之间在地理位置上的联系

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发生了从简单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向全球化的转化，网络国际贸易更倾向于为全球范围的贸易选择，使商品或劳务的交易活动由固定场所转移到了没有固定场所的、开放的国际互联网上。传统的贸易体制下，商品的跨国流通一般通过有固定场所的国际性贸易公司来完成，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使跨国贸易可以不通过贸易公司，而是通过联接世界的国际互联网来完成。只要贸易公司就近与Internet建立连接，就可以方便地通过互联网与该网上的任何经济体建立贸易联系，进行贸易洽谈和交易。

与传统社会相比，网络社会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全球化趋势。现实世界以地理确定边界，而且网络本身没有边界，网络社会是开放的，没有地域的限制，是一个全球性系统，具有资源共享性。因为国际商务的主要媒体——国际互联网从本质上讲就是全球性的。无论在哪个国家，你只要能够接入国际互联网，就可以方便地使用国际互联网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享用国际互联网上庞大的信息资源。尽管大家联接国际互联网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有的企业拥有不间断的计算机联接系统，而另外一些企业或个人则通过调制解调器和公共电话网拨号入网的临时联接方式，还有的通过无线移动通讯网络或卫生网络系统接入国际互联网，但是无论哪种联接方式，都可以实现相同的联接效果，即进入全球市场。

因此，网络贸易的市场范围与传统市场是不同的。传统市场由于受到国界的限制，国际性的产品或商务的商业交换活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从一国的角度出发，传统市场按地域被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这个市场的界限分明。工商企业的发展一般是从国内市场做起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然后再开拓国际市场，因此，从传统的经营概念出发，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经营活动的跨国界扩展。而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的网络贸易使企业从一开始就面对全球市场。

(四)国际贸易经营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际互联网提供的交互式网络运行机制为国际贸易提供了一种信息较为完备的市场环境，通过国际贸易这一世界经济运行的纽带达到跨国界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使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贸易方式突破了传统贸易以单向物流为主的运作格局，实现“四流一体”，即以物流为依托，资金流为形式，信息流为核心，商流为主体的全新战略，这种经营战略通过信息网络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互动式的商贸服务。生产者与用户及消费者通过网络使及时供货制度和“零库存”生产得以实现，商品流动更加顺畅，信息网络成为最大的中问商，国际贸易中由进出口商作为国家问商品买卖媒介的传统方式受到挑战，由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委托一关系与方式发生动摇，贸易中间商、商和专业进出口公司的地位相对降低，引发了国际贸易中间组织结构的革命。

(五)国际贸易制度结构发生了新变化

世界贸易组织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积极推动占全球电讯服务收入95％国家和地区的基础电讯服务市场准入的谈判，达成了《基础电讯协议》。并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4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达成了《信息技术协议》，这些签字方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占全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的92。5％。1997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互联网免税区的建议，而世界贸易组织第二届部长会议决定不对网络贸易征收关税，这个决定很可能还继续下去，这意味着互联网可能逐步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实际上，《基础电讯协议》、《信息技术协议》、《金融服务自由协议》及世界贸易组织批准的不对网络贸易征收关税等都是促进国际网络贸易发展的制度安排，而这些有利于发展网络贸易的制度安排将减少贸易的“成本”。这样也就使得国际网络贸易比传统贸易得以有更多的贸易创造和贸易增长。相对于旧的、传统的国际贸易制度，这是国际贸易制度的创新，必将促进国际网络贸易的发展。

二、网络贸易引起信息贸易的飞速增长

传统的贸易以实物贸易为主，而网络贸易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则更多地表现在无形财产的许可与转让，如计算机程序、游戏、书、音乐、各种图象以及各种可数字化的信息。与传统贸易相比，这类交易虽然也具有销售的特征，但销售的对象却发生了变化。

作为国民经济先导产业的信息产业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产业革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产生和传递都是通过信息业完成的，因此信息产业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中的基础产业，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预计到今年，全球信息产业的销售额会超10000亿美元，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信息时代的国际贸易迈向信息化是大势所趋，国际贸易的机会也因此而得以增加。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与传统服务贸易中的服务产品要与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保持高度一致不同的是，网络贸易中的服务贸易，服务与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有一定的分离，在网络上，光纤通道可以在网上像运输产品一样运送金融、广告、会计、设计、法律咨询、技术咨询、数据处理、文化、教育、医疗等信息化的服务产品，国际信息贸易正从国际服务贸易中分离出来，以一种独立的新的贸易形式出现。国际信息贸易指的是与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有关的一切跨国贸易形式和活动。因此，国际贸易将由商品贸易(消费品、生产资料贸易)、劳务贸易、(运输、旅游、工程承包)和信息贸易(技术、信息商品和信息服务贸易)三分天下，而国际信息贸易的发展正是国际贸易商品结构高级化、软件化及国际贸易总量得以不断扩大的动因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上升。电子计算机、通讯设备、文化信息设备等信息技术的硬件贸易和相应的软件贸易构成国际信息贸易的主体内容，它们是国际信息贸易的物质形式，也是世界信息经济的基础。

信息内容本身成为可贸易的商品。在信息网络的交互式环境下，宣传品(广告)、电影、电视、录像、书籍、杂志、报纸等产品的贸易，都可以通过网络终端的传输达成交易、网络贸易将向贸易的信息流动的无形形式转化：信息内容的交易可以多次重复进行，无形信息流和有载体的信息流成为国际贸易的对象，拓宽了国际贸易商品概念范畴。

商贸系统论文篇（10）

一、对外商贸英语课程设置的必要性

国家十二五规划概要指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提高安全高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完善对外经贸体制。国家规划为我国近期的对外经贸发展事业绘制了宏伟蓝图。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际的较量。中国能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败关键是看我们国家能否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各地区各部门对外经济贸易业务的频繁，这就需要大量的懂外语的外贸专业人才。为了适应市场对外贸人才的需求，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普遍开设的经贸英语课程。开设的课程多为一学年的商贸英语，且多在大三或大四等高年级开设，内容多涉及基本的商贸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英语术语等。由于课程开设的初衷是为学生的就业常创造更多的选择，故课程颇受学生的欢迎。

二、商贸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据笔者考查，商贸英语教学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表现在首先学生感觉学的不多，学的不深，毕业后很难派上用场，学生毕业后也很难满足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问题的现状和学校设置商贸英语课程的初衷存在很大差距，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开设对商贸英语课程认识不够，普遍认为课程的开始是为了开拓一下学生知识背景，无需专和精的学习。多数开设商贸英语课程的学校都为了学生就业而设置该课程，并不把商贸英语课程作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这一战略地位上来规划和实施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首先在师资配备上并不专业，商贸英语课程的教师多数就是普通的英语教师，并没有很强的经贸知识背景，认为英语教师备备课就能教授商贸英语课程，结果必然导致教学内容肤浅，教学效果欠佳。其次在教材选择上多选择简易的商贸英语素材，多是原则和规则之类的叙述而并非实践的案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总结。总之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商贸英语课程的教学和学习的效果不甚理想。

2.经贸英语教学内容、资源和教学手段脱离实际。翻阅英语专业的英语教材不难发现，多数教材为10年前甚至更早的教材，而我国的对外经贸发展迅速，经贸的理论的实践和案例年年更新。有些新理论和新学说很难在学生的教材中得以体现。受制于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影响，商贸英语课堂也出现了老师在台上一章一章的讲，学生在课下半信半疑的听的机械教学模式。老师讲解单词然后讲解课文和练习，孰不知商贸领域的知识是实践的知识，商贸知识又是一个复合型的知识体系，不仅要求学生的英语水平，而且要有营销、交际谈判、物流服务、金融知识等放放面面的知识，它和一般的英语文学和英语语言的学习区别还是很大的。

3.经贸英语的教学重点上，很多经贸英语仅仅偏重于读写译的训练而忽略听说的训练，造成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商贸领域的商事活动很多首先是通过电话或面谈沟通开始的，而后在再做一些合同起草等文字性的工作。如果从业者不能在初次接触中很好的理解对方的发盘询盘等要点，后面的合作也很难进行的顺利。

4.商贸英语课堂缺少对学生进行不同国家商务惯例和商务文化的教学和讲解，造成学生对将来从业的适应和过渡期漫长。尽管国际上关于国家贸易有统一的规范，比如UPC500等，但各个国家由于宗教、民族文化等的差别，表现出了多样的商事惯例和文化。比如在南美的客户很少有接受远期信用证结算的；中东地区不接受货物秸秆包装的传统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三、经贸英语教学中的英语与对外经贸专业知识的衔接探索

改革和完善传统商贸英语教学弊端，应通过阅读、讨论和实践等形式讲解经贸英语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特点。在课堂教学中除涉及经贸英语文体风格和语句特点及专业词汇的学习之外，应该更多地系统学习经贸专业知识，并加大对外经贸实务知识的引入和讲解，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之，要做好知识性和实用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结合。

第一，增强和加深对外经贸专业知识的学习。经贸英语只是经贸知识的表达符号和工具，没有准确扎实的专业知识必然导致经贸英语变成脆弱的花瓶，“中看不中用”。这方面应该探讨引入经贸专业教师的必要性。虽然商贸英语作为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门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自然无法和经贸专业的学生进行比较，但商贸专业的教师以其系统性和宏观性的专业背景在讲授商贸英语课程时就能更好的做到高屋建瓴，更贴近现实和实务，也更加符合学校设置经贸英语课程初衷和目的，即是为学生的就业增加竞争力。即使有些学校受制于师资的匮乏，也应该在商贸英语师资配备上多考虑具有商业背景英语教师担任，唯此才能保证知识传授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第二，加强国际上商贸惯例和国家间商业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以使商贸英语的学习更加使用和得体。对外经贸活动和商事活动是人们交际活动的一种，交易活动的过程必须符合普通交际活动的基本基本原则。比如，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和互相尊重批次的文化和传统，等等。了解各国的文化习俗才能把握商机真正多好对外经贸。比如，英语学生都知道圣诞节是12月25日，Merry Christmas是所有学过英语的学生都知道的西方基督教国家最重要的节日。但圣诞节在对外经贸活动中的意义也许体会并不深。举个例子，中国广东某外贸加工企业接单为位于美国的采购商加工一批圣诞树，但该批圣诞树由于厂方组织生产不及时，导致该批次圣诞树在来年的一月份才到达美国西雅图海港。由于圣诞节已过，圣诞树被采购商退回。该例说明，了解目标国的商事管理和文化的重要性。

第三，注意改进商贸英语语言学习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多引入现代教学手段和技术，采用案例教学。分专题和模块，考究语言精确性的学习。模拟商事活动的现场，进行情景教学和角色扮演的教学方式，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如何处理好经贸英语教学中的英语与对外经贸专业知识的关系，是一个很具现实性的课题，有效衔接英语技能和专业知识，培养复合型涉外经贸人才是高等学校商贸英语课堂努力的目标。

商贸系统论文篇（11）

一、引言

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通过研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三者的关系，对国际贸易现象的产生提出了深层次的原因，阐明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动力、利益的来源等。而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更好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为了追寻超额利润而推动国际贸易，为了更好地促进贸易发展而提供理论指导。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内容和对象上各有不同。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进程提供良好的借鉴，从而促进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二、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经济学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后提出来的，应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学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借鉴与批判。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较为笼统地围绕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这三者展开。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来科学地揭示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由国际分工理论、国际价值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组成，在国际贸易发展的背后，来统一地揭示这一现象的产生。可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源于它对资产阶级国际贸易实践的探究，不是简简单单地解释表面现象。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得出一个总体的规律。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出现，是由于资产阶级追求超额利润而产生的。对马克思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参与国际贸易的进程。国际贸易的发展主要围绕着国际分工，通过国际分工，可以使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提高工作效率，从而获得利润。这也是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中心思想。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各国的国际分工，再加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这使得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要真正地了解国际贸易，就要更好地了解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的出现，促进了各国的生产效率，使得各国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国际分工超越了社会分工的界限，如果没有了国际分工，就不会有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一直到今天，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中也起到巨大的作用。通过国际分工，使一种商品可以在各国利用各国的优势，比如技术、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从而使成本较低，获取更大的利益。虽然国际分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落后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是被迫的，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利润，通过战争等方式攫取落后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迫使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而这一现象，也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却忽视了社会和历史原因，只停留在经济手段上。除了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还与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有关。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差异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商品交换的依据，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原理，可以体现在国内市场，也可以体现在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其价值，就是要通过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体现。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不同，使得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开展国际贸易来获得差额。资产阶级通过国际分工产生的成本较小的商品，因为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不同，将商品放在国际市场上售卖，所取得的利润，要远远大于国内取得的利润。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或者是由于商品的独特性，使其拥有国获得商品的垄断权，竞争规律受到限制，垄断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量，这使得拥有国大大受益。因此，国际价值也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之一。国际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巨大的舞台。而这个舞台，就是世界市场。

西方的资本主义，以殖民扩张的形式，将东西方国家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西方的经济可以不仅在国内发展，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大程度地获益。因此，可以说，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关键，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养分。只扩大市场，这对资本家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不可或缺的。世界市场的联结，可以将国内分工扩大到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商品的国际价值。而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中，需要提到的理论家是卢森堡，她首创了世界体系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体系。她在世界体系方法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这一理论抛弃了传统的国际政治领域，而是把市场延伸到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间的交换。资本主义间的交换，只属于内部市场的交换。而资本主义和被其剥削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交换，就属于外部市场的交换，这属于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资本输出，这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作了更深入地展开和论证。因此，从卢森堡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资本主义是不能独自存在的经济成分，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同非资本主义交换，就不能生存。也可以说，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首要条件。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国际贸易在社会生产下的作用，既是有利的，也是有弊的。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实现各国的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的国际交换和合理配置，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一国的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扩大，促进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自愿和不流血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扩大世界市场，必然要迫使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如果生产的无限扩大和需求的有限减少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矛盾，这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这在历史上也已经证明了。

三、西方经济学中国际贸易理论

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从重商主义开始，经过各个时代经济学家的补充，直到现在，已经大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可以提及的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西方经济学在国际贸易中，虽然提及的是自由贸易，但是在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都是由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联结在一起的。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虽然有一定的保护主义，但主要着重的是自由贸易。而比较着重保护主义的有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论、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和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等等。西方经济学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这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呈现出国际贸易理论的萌芽，但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问题，接着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和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对此进行完善，要素禀赋理论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完成的，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越来越无法满足新的国际贸易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新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有规模报酬递增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这些理论可以解释当代国际贸易发展产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但相对的每个理论都有其弊病，而需要应对新问题，需要多者统一起来讨论。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国的距离已经无法阻挡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渐渐地融入国际贸易的潮流，而面对这一情况，西方经济学也相对应地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如普雷维什的中心－论。从而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从重商主义开始，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中心来思考和研究的。如何在国际贸易这一浪潮中获取更大的利润，通过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来更方便地为资产阶级提高效率，这是西方经济学永恒不变的主题。从早期的重商主义贸易学说开始，其主张认为一国积攒财富的手段，就是要增加贵金属货币财富，而为了获取货币，需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本国商品输出，实现本国贸易顺差。早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有了贸易顺差的意识，扩大一国的出口，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这为以后的国际贸易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然而早期的重商主义存在着较大的局限，资本主义只是把眼光局限于货币上，而没有注意到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可以带来多大的财富。基于这一思想，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就把国际贸易注重在国际分工上，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可以通过各自的优势，而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双赢。之后，相互需求论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贸易分析模式，它提出了国际贸易是建立在两国的需求强度上，需求强度如果发生变化，则贸易条件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综合以上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瑞典科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差异决定了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这一理论，也为日后的新贸易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战之后，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出现了新的特点，如何来解释这些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试图用多方面多理论来研究，比如规模报酬递增理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成本的递减而取得成本优势，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贸易分工可以使一国扩大产业规模而获利，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贸易。与规模递增从而成本递减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来解释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新技术的创新，可以使一国在参与国际贸易中率先获利，但是随着模仿时滞的克服，新技术传播到各国，一些落后国家也拥有了该项技术。这一理论也符合当代国际贸易的新形势。这些理论都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但是都具有片面性，无法解释全部的新特点。因此，新国际贸易理论只能解释表面现象，却不能挖掘国际贸易新形势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进程中，总有率先崛起的大国，也有落后的国家。

如何让这些稍显落后的国家，如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润，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还相对应地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其主要的论点有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论，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凯恩斯的对外乘数理论，这些贸易理论为一个稍显落后的国家如何在国际贸易中获利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各个主张仍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幼稚工业保护论中，在具体操作上对保护对象的选择并没有做深层次的分析。如果保护手段选错，也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进程，中心－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发展中国家应该摆脱发达国家控制的体系，但其发展并不理想，中心－论抛弃了市场机制，想要争取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对于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组成的理论庞大，但是各个理论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各有其侧重点，不能一概而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体和分工上进行综合的研究，新国际贸易理论又是在新的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不同解释，每一个理论虽然不同，但都有相关的关系。一个现象，可能是由多个理论来解释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并没有对背后的经济现象作深层次的研究，只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如何通过国际贸易取得利润，这与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同。但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深思，它为各国参与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指导，每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或多或少都借鉴了西方经济学，它对我们的影响重大。

四、比较与评价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后诞生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在深刻地研究了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其国际贸易理论。两者的相通之处都看到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动力，国际分工发展较快时，国际贸易发展也较快，国际分工还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中，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国家的分工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落后的国家。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并没有把社会差异和历史范畴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而只是假设于参与国之间贸易位置的平等，通过这一方面来推导理论公式。可以说，在国际分工上，两者都注意到了，可是侧重点却有所不同。除此之外，在国际价值上，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获得的利润更大，因此商品就更青睐于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一思想，又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类似。要素禀赋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为不同国家相对价格的差异决定了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两者互相类似却又不完全相同。马克思揭示的是国际贸易商品交易的一般规律，是为了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要素禀赋则是通过了解各国商品相对差异，来更好地为国际贸易服务，出口该国相对富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商品。可以这么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都有其可以借鉴的地方。两者相互关联，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提出为西方的国际贸易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且在时代的进步中不断完善，而马克思通过研究这些西方的具体实践和相对应的技术，更概括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参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规律。

参考文献：

［1］蒋雅文，耿作石，张世晴．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张彤玉，张桂文．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