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早教论文大全11篇

音乐早教论文篇（1）

众所周知，我国师范音乐教育早期的发展，有几件标志性事件：1897年盛宣怀创办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拉开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序幕，音乐教育亦迎来一次发展机会①；1904年两级《师范学堂章程》出台②，标志着师范教育正式纳入制度化轨道；1907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师范音乐教育身份合法化；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从制度、实施、师资到教材、设备全面变革，由此奠定了我国师范音乐教育的基础。而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早期发展，又有两种新的教育潮流深刻影响了它。这两种教育新潮是：学堂乐歌与音乐新知识。本文即从此考察我国早期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以展示其基本状况。

一、学堂乐歌与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发展有一个现象，即师范音乐教育与普通学校学堂乐歌相伴发展。这种现象反映了二者存在某些一致性：如起步与发展的同步性、教学内容的相关性和相互促进与制约的互补性等。分析上述关系，可以加深对师范音乐教育的认识与理解。

从起步上看，学校“教歌乐”与“设师范”相互关联。1898年，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提倡新学。他在呼吁“广开学校，以养人才”，学堂设“歌乐”课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③，即师资培养问题。而后，清政府颁布学校法令，兴办学堂与开设师范亦联系在一起。1902年《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一所，以造就各处中学堂教员。”［1］同样，《钦定中学堂章程》亦规定：“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得以造成小学教习之才。”［2］

1904年的“癸卯学制”有17个系统文件，其中的《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同样是与《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一并制定并颁布的。其共同特点是，二者皆无“音乐”一科。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音乐被正式列入课程。从两部文件看，师范学校和普通学堂的音乐教育也是同步的，只不过前者定为正式课程，后者则为“随意科”而已。从教育规律讲，教师教育超前于普通教育，是好理解的。到民国初期，《师范学校规程》与《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也同在1912年出台，师范音乐教育与普通音乐教育也是被一并考虑的。

新学的创办，一切皆新，师资更是当务之急。所以，《奏定学务纲要》要求急办师范学堂：“学堂必须有师。”［3］出于当时师资缺乏的考虑，该《纲要》进一步指出：“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省城之普通学堂，犹可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学堂之师范生。”［4］可见，各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原因明确，培养的目标清楚，师范生的培养目标当然是中小学教员了。

既然师范教育服务于中小学，那么当学校音乐教育的主体是“乐歌”课时，师范学堂教习“乐歌”也是必然的了。1907年《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立学总义”中培养目标是，“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学科要旨”中乐歌要旨是，“感发其心志，涵养其德性，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有裨风教者。”而《女子小学堂章程》之“学科要旨”亦是，“使学习平易雅正之乐歌，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切于伦常日用有裨风教者，俾足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性。”在这里，二者音乐教育的“学科旨要”如出一辙，都是“择其有裨风教者”，“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性”，虽然师范音乐教育没有明确提“乐歌”，但就当时情况看，也就是“乐歌”了（师范教学内容当然会更宽泛些）。十分清楚，师范音乐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联，更多是因教学内容的相关所致，这是二者相互促进和制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在1907年乐歌正式进入课堂后，有些乐歌教材为师范和中小学所共用。叶中冷《女子新唱歌·三集》（1907年出版）即“浅者适于幼稚、小学，深者适于师范、中学”，蒋维乔《新撰唱歌集·初编》（1909年出版）亦是“凡小学校、师范学校、中学校皆适用焉”。可见，普通音乐教育“乐歌”课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即决定了师范音乐教学的内容。

二、西方音乐理论的输入与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学校音乐教育必然涉及其音乐的理论基础。近代，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涉及选择系统的音乐知识。我们知道，清初康熙时期，葡萄牙人徐日升用汉文写就《律吕纂要》，系统介绍西方乐理，康熙钦定《律吕正义·续编》亦有西方乐理介绍，但这些西方乐理并没有对中国音乐产生实质性影响。西方音乐理论真正为国人所广泛认识和接纳，还是在清末，还是与新式学堂的乐歌活动有关。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知识和学术已陆续输入我国，但西方音乐知识的普及性输入则要后推到20世纪初。出于对西方学术了解的增加，当时不少国人对自己的音乐传统深感失望，对其当代意义失去信心，甚至还加以猛烈抨击。

学界领袖梁启超认为：“中国乐学，发达尚早，自明以前，虽进步稍慢，而其统犹绵绵不绝”；乐理的衰靡在清朝：“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大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曾志的看法略有不同，认为我国音乐的衰亡从汉代开始，“汉以来，雅乐沦亡，俗乐淫陋，降至近世，几以音乐为非学者所当闻问。”匪石的批评更是尖锐、一针见血。他认为国乐“无学理”，有两大问题，一是“乐谱”，二是“乐理”。乐谱方面：我国古代，乐谱“未尚不特别发达”，但“奈沿流昧源，谱曲尽佚”；而今乐之谱，“深奥难喻，习者盖寡”。乐理方面：“‘班志’‘乐律’二书，足称是矣”，但“理与器违，非适于用”，于是便造成“旧乐日益消灭，而新作亦复绝响”的局面。关于我国音乐的重建，匪石提出“必以学理为基础”，而且必须改弦更张。其革新之路，如他所呼吁的那样：“西乐哉！西乐哉！”

事实上，近代音乐教育是在传统音乐处于所谓“流于卑靡”和“无学理”的双重困境下，接受西方音乐理论的。学堂乐歌的性质，目前研究已十分清楚，是以日本学校歌曲或欧美曲调添以新词而成，学堂乐歌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音乐理论。1904年，我国最早的学校唱歌教材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其中就附有《乐理摘要》。据《中国音乐书谱志》，从1904至1909的6年间，西方音乐理论专著就有：叶肇昌《方言西乐问答》（1903年）、[英]爱爱拜尔《乐典教科书》（[日]铃木米次郎校订，1904）、[日]铃木米次郎讲授《音乐学》（陈邦镇译，1905）、[日]铃木米次郎《乐典大意》（辛汉译，1906）、伍达《（最新）最新乐典问答》（1907）、沈彭年《乐理概论》（1908）、李燮羲《乐典》（1909）7种，其后又有高寿田《和声学》（1914）、徐传霖、孙《乐典教科书》（1917）、徐保仁《乐典》（1919）、王黄石《普通乐典》（1919再版）等。此外，西方音乐理论的知识还发表在期0刊、杂志上，如1904年曾志在《醒狮》第1、第3期上连续发表《和声略意》。1905陈邦镇译《音乐学》作为湖北师范生教材，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本师范音乐教科书，而伍达、沈彭年和李燮羲等人的教材也为师范教育所用。

音乐理论是音乐学习的基础。曾志在《乐典教科书》自序中指出：“音乐之入门曰乐理，或曰乐典，非此不足言音乐。”“音乐者不知其理或典，不可以作曲，不可以用器。”“故欲言音乐，当先读音乐理论或乐典。”甚至认为中国音乐衰亡亦与音乐理论有关：“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实行而不知其理论，亡吾中国者其在此乎。”“知音乐之为物，乃可言改革音乐，为中国造一新音乐。

有了西方音乐理论，还必须推广。1904年曾志在《教授音乐之初步》序中谈到《乐典大意》的意义：”欲发达吾国学校唱歌一科目……所刻不待缓者，幼稚园（闻北京、上海、湖北均有是举）及小学唱歌也。既不能缓，又不能速，是非假用欧洲通用乐谱，而和以本国歌词权以应用，势不能也。既用西谱矣，而不知乐典（Musical Grammar），不知教授法则，教授者无从下手。”高寿田在《和声学》编辑大意中指出，“征异国之乐理”，是“应时势之需求”。可见，学习和推介西方音乐理论大势所趋。该《和声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教育部审定并加以推介，其评语为：“是书体例明晰，文笔简达，准作为师范学校、中学校教科书。”这部正式由教育部审定的和声学教材，自1914年至1922年前后共发行5版，可见使用十分广泛。

近代以来所出各类教材，皆以西方音乐理论为其基础。据《中国音乐书谱志》载，在乐歌教材方面，仅1904至1910年7年间，就有沈心工、曾志、黄子绳、金匮华、李叔同、寿龄倪、辛汉、沈庆鸿等人所编乐歌集25种之多。在声乐教材方面，1918年出版索树白编撰《乐歌基本练习》。在器乐教材方面，随着欧洲乐器的传播，早期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中开始出现风琴、钢琴等教科书。1911年，由铃木米次郎编撰、辛汉翻译的《风琴教科书》就是一例。此外，1918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部为钢琴用的《进行曲集》（编著者未注明），包括《马赛曲》《土耳其进行曲》《丧礼进行曲》等共36首，是目前所见最早在国内出版的钢琴曲专集［5］。1919年索树白编《风琴教科书》，是较早出现的师范学校器乐教材，编者例言中写明“本书遵照教育部令中学校师范学校音乐科课程器乐练习”。［6］

总之，近代师范音乐教育，一方面应普通音乐教育的需要产生，另一方面也对推进普通音乐教育有积极的作用。尤其在接受西方音乐理论指导后，在促进学校音乐教育深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深化主要反映在对普通学校单一歌唱的不断超越方面，同时也反映在促进学校教学对西方音乐知识和理论的不断学习和传播方面。

注释：

① 其时，南洋公学的教学科目为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门，没有音乐

② 即《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

③《请开学校折》，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109页

参考文献

音乐早教论文篇（2）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向基础教育战线提出的一向全局性任务，是面向21世纪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战略措施，是教育领域自身发展和改革的需要。素质教育，就是对孩子进行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教育，使孩子成为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身心素质和劳动素质，个性得到健康发展的适应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公民。音乐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之一，对培养人的全面素质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学前儿童的早期音乐教育是儿童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在以后的素质教育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为学前儿童的智慧、创造力、陶冶情操等方面起的作用进行粗浅的阐述和探索。

一、学前儿童早期音乐教育有利于启迪智慧和创造力，促进智力的发展

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审美素质教育，科学知识素质教育等，它们概括了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而音乐教育对少年儿童音乐素质和智力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雨果有一句至理名言：“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字，一把是天文，一把是音符。”音乐不仅有直接来源于人类多姿多彩的劳动生活，更是激发个体创造力的重要源泉。通过音乐教育可以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启迪智慧，对智力的开发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就拿4-5岁的儿童学习钢琴来说吧：当孩子一边看曲谱，一边演奏，用眼睛摄取音符，反映到大脑，大脑又很快指挥手臂、手腕、手指以致全身各个部位，进入演奏状态，这个过程既动了大脑又动了手，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体脑结合的高强度“劳动”啊!所以就学习钢琴这方面来说，确实能够提高幼儿的以下反面的能力：1.丰富想象力2.严谨思维能力3.大胆表现能力4.深刻理解能力5.良好协调能力6.沉稳控制力7.杰出的组织能力8.优秀的记忆能力。孩子们通过这样一系列重复的体脑劳动，使他们的身体素质得到一定的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也会更加敏捷，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因此，对学前儿童进行音乐教育是有必要的。

二、学前儿童早期音乐教育有利于陶冶情感，促进审美能力的提高

作为美的王国中的一个宠儿，音乐是培养美感的艺术手段之一，音乐审美教育是审美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要对幼儿进行审美教育，最直接，最明显的手段就是用音乐艺术的美对幼儿进行审美教育，音乐以它动听的音响，优美的曲调，鲜明的节奏等特殊的艺术魅力，赢得幼儿的喜爱，使他们在浓厚的兴趣中接受了它的感染和教育。

音乐教育活动如果不是以音乐美的力量来吸引幼儿，打动幼儿，单纯靠活动形式，内容的儿童情趣来取胜，那么幼儿对活动的兴趣就只能停留在活动本身，并不能真正形成对音乐的持久兴趣。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审美教育，对于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来实现的，所以，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必须以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为目的，在教育实践工作中必须紧紧围绕音乐审美能力这一核心来确定具体的教育目标、任务和内容、选择教材教法、设计教育活动。

三、学前儿童早期音乐教育有利于身体素质的发展，促进个性形成

音乐情感的艺术，它以悦耳的音响作用于人的兴奋神经，调节情绪，减轻思想压力，医治心理疾病。古代史书《乐记》中谈到“乐行而清，耳聪目明，血气平和……”明确指出了音乐的治疗保健功能。情绪抑郁是人们致病的重要原因，而心绪舒畅可使疾病不治自愈。现代的音乐治疗学，发展了中国古代这种“乐医”理论，利用音乐来治疗心理精神上的疾患。如失眠，可听一些速度较慢、音调柔和的曲调：情绪忧郁，可听些欢快喜悦的乐曲等。

由此可见，音乐教育影响着幼儿身心健康。幼儿时期身体发展正是由大肌肉活动逐步发展到小肌肉的细腻活动。幼儿通过学习打击乐器可以放松地、自由地运用大肌肉、促进小肌肉的发展。他们在打击过程中满足了活泼好动的天性，同时在悦耳和谐声音中享受着乐器带来的快乐，这使他们感到身心轻松愉快，消除了身体疲劳和紧张感。

学前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也影响个性的发展。培养一个孩子好的习惯，纠正孩子不良习惯在早期都是比较容易的，早期也是人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幼儿的个性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表现在兴趣爱好上，对待周围事物的态度与行为方式的性格特征上，以及道德品质上。经常进行音乐活动，能培养对音乐的兴趣，发展音乐及其他方面的能力，陶冶情操，养成活泼，开朗的性格等，如；让性格内向的孩子多听一些激昂的乐曲。以调动情趣，激发主动积极性，形成开朗，活泼的性格，让情绪易激动的孩子多听一些柔和，抒情的音乐，能够起到稳定情绪的作用，为日后良好个性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学前儿童早期音乐教育有利于集体主义与协作精神的培养，促进凝聚力的增强

现在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孩子就是家庭中的“宝贝”“小皇帝”，在家里发号施令，父母围着转，养成了孤僻任性的性格，纪律性抑制能力差。而音乐除了对孩子们进行美德方面的教育外，还能培养他们的团结协作精神。比如：合唱队的排练，都要求大家严格按照乐曲的旋律，音高，节奏，音量，速度等方面的要求唱得一致，如果一个出现错误就会破坏音乐的完美效果。合唱的成功与否，是孩子们集体主义、协作精神的表现，孩子们在演唱中掌握了技能和方法，并不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约束，从而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因此，音乐可以增强孩子们的整体凝聚力，在培养集体荣誉，团队精神，纪律性和群体意识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音乐教育是培养幼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教育手段之一，在一切为了孩子发展的今天，个体的发展不是单项的，而是多项的，音乐教育的发展恰恰使其他素质的发展也获得了提高，我们应该教会孩子热爱音乐并让内心感到自在和快乐，应该通过音乐教育，让孩子们的思想、情操得到美的熏陶，使他们的品格在美的感受中得到完善。只有当孩子们增进了审美观念，身心得到平衡的发展，丰富了人生体验，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并朝着健康、美好、高尚的方向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的时候，这才是素质教育真正要达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铮、姚本先，《心理学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日)铃木镇一，《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音乐早教论文篇（3）

一、西方音乐文化的早期传入

中国自汉唐以来，已同东方各国建立了广泛的音乐文化交往，但同西方音乐文化发生联系则是到元代才开始的。元代在当时的京城大都曾设立过天主教堂，并开展了“咏唱”活动；中统年间还有被称为“兴隆笙”的古制管风琴传入宫廷。明代万历年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向宫廷进献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击弦古钢琴。入清以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日益增多，西方音乐的乐理及乐器也渐渐流入中国，由于康熙特别喜好西乐，对于擅长音乐的教士徐日升甚为喜好，并曾希望以西方律学来改进中国音乐，编成《律吕正义》一书。然而总的来说，西方音乐在古代的传入既不广泛。对我国的社会音乐生活也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

最早西方音乐的传入包括宗教歌曲、军乐队等。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一些宗教歌曲成为最早开始传至中国人的西方音乐。但无论是教会音乐，还是洋务运动后的西乐东组，包括当时偶有西方音乐家来中国举行音乐会，甚至于在1881年西方人在上海还组成了用于仪仗的铜管乐队，由于中西方音乐审美情趣等观念的差异，传入中国的西方音乐仍然没对中国的音乐生活产生什么重大影响。

西方音乐真正在中国得以传播，并催发了中国产生有别于传统音乐的新兴音乐文化，是在本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兴起之后。

二、中国现代音乐的一个开端——学堂乐歌时代

19世纪末，在变法维新思潮影响下，“创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先进教育体制，开展现代科学教育”的潮流开始兴起。在积极倡导“废科举”“兴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口号下，“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主张在新式学堂中开设“乐歌”课程。“”失败后，梁启超等改良派文人仍极力提倡在学校中设乐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并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强调学校设乐歌课在思想启蒙中的作用。清末，中国向国外，特别是向日本派出大量留学生，这些早期的“海归”们认识到现代音乐教育之于国民素质的重要性，所以有的人开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回国后成为了早期的音乐教师。他们组织了音乐社团并举办讲授西乐的“音乐讲习会”，并开始采用将日本及欧美流行曲调填新词编新曲的方式来推广新乐。1902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清政府对在新学堂中设置乐歌课予以认可，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与此同时，各种撰译、编印介绍两洋音乐和新歌曲的书谱刊物陆续刊发，学堂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

学堂乐歌的创作主要是根据现成的歌调填以新词而编成，曲凋大多选自日本和欧美歌调，以中国传统曲调填词的乐歌为数不多，自创曲则更少。这可能与我国过去对诗、词、曲等可咏唱的作品的创作方式就是根据现成的歌调、曲牌填以新词有关，同时也与当时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人懂得专业作曲技术的极少有关。学堂乐歌的歌词内容主要反映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宣传女子自强、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学习科学文明的思想以及许多专门向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和知识教育的歌曲。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并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样，在音乐创作上也大胆吸取，只要认为有用，均可“拿来”。

三、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李叔同

在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音乐教育家。如1900年起，先后到日本学习的萧友梅、曾志?搿⒏呤偬铩⒎胙切邸⑸蛐墓ぁ⒗钍逋?热耍?汲晌?指杌疃?昂罄纯?粗泄?ㄒ狄衾质乱档拇?砣宋铩

这些早期的街乐先驱们在出国学习时，大多都不是以音乐为其主修专业。但是，出于对音乐的爱好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责任，他们后来纷纷投身于“学堂乐歌”创作和传播之中，为中国普通音乐教育的创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兴盛一时的学堂乐歌浪潮中，有一个闪光的名字：弘一法师——李叔同。李叔同生于天津，自幼攻读经史，临摹碑帖，精于诗词、文章、书法、篆刻。1905年秋，他带着自己的爱国热情东渡日本学习。在日本，他入了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主修绘画，兼习钢琴和作曲理论，这期间，他与曾孝谷在日本创办了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并参加《茶花女轶事》《黑奴吁天录》的演出，成为当时出名的女角演员。1906年，他独自创办了我国最早的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该刊内容丰富，有乐史、乐典、乐歌、辞赋等栏目，设计得琳琅满目。其中有三首乐歌是《隋堤柳》《我的国》和《春郊赛跑》，对研究我国近代音乐创作颇有价值。1910年李叔同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后在天津、上海、杭州等地任教，为我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艺术人才，如音乐教育家刘质平、吴梦非，著名画家丰子恺、潘天寿等均出自他的门下。

早在1903年沈心工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曾从其学习西洋音乐知识和乐歌的创作。之后便开始选编乐歌，出版了《国学唱歌集》。内中所收多半为古近体诗词，且多具爱国情绪，如屈原的《离骚》、李白的《行路难》、李商隐的《隋宫》、辛弃疾的《菩萨蛮》、石达开的《扬鞭》、黄遵宪的《出军歌》等。1905年李叔同在上海主持“沪学会”时，曾以民间乐曲《老六板》的曲调填写了一曲《祖国歌》，在当时颇有影响。这首歌可视为李叔同所创作的学堂乐歌中的代表作。到1918年止，李叔同共作乐歌五十余首。

从内容上看，李叔同所作的学堂乐歌，除了教育鼓舞人们反帝爱国一类外，借景抒情之作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如《春游》《西湖》《春景》《送别》《忆儿时》《早秋》等，都是作者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细心观察、深刻体会。将对祖国山河浓浓的眷恋倾注笔端，再运用他那极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及音乐造诣，使得笔下流出的文字和曲调清新、典雅，优美、谐和。此外，他还有一部分作品带有较浓的伤感和出世思想，如《梦》《落花》《晚钟》等等，同样具有特别的魅力。

在音乐方面，李叔同是作词、作曲的大家，也是国内最早从事乐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深远影响的人。他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也是他。他在国内最早推广西方“音乐之王”——钢琴。他在浙江一师讲解和声、对位，是两方乐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还是“学堂

乐歌”的最早推动者之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编辑出版的《国学唱歌集》，被当时的中小学取为教材，他创作的歌曲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分三类。一是爱国歌曲，如《祖国歌》《我的国》《哀祖国》《大中华》等；二是抒情歌曲，如《幽居》《春游》《早秋》《西湖》《送别》等；三是哲理歌曲，如《落花》《悲秋》《晚钟》《月》等。李叔同的歌益大多曲调优奖，歌词琅琅，易于上口，因此传布很广，影响极大。

四、结论

“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兴起对我国的“新音乐”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堂乐歌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维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贡献了一批早期的优秀声乐作品，开“新音乐”创作之先河。

乐歌作品宣扬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和科学知识，它在冲击封建主义思想，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为创造近代音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学堂乐歌”的传唱，使“集体歌唱”这一歌唱形式深入人心，为后来的群众歌咏运动打下了基础。学堂乐歌时期创作了不少反映旧民主主义时代精神的好作品，产生了我国近代第一批音乐家、教育家，传播了近代音乐知识，阐述了新的音乐理论和思想，从而为中国普通音乐的教育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师资基础，这一切都作为具有启蒙意义的我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开端而载入史册。通过乐歌的传唱和学校音乐教育，西方基本音乐理论和技能开始系统地、大范围地在中国传播。在乐歌活动的影响下，并培养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传播和创建、发展学校音乐教育的人才，为后来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仅如此，通过乐歌活动，展示了社会功能，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音乐的兴趣，从而肯定音乐课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乐歌活动，系统地把西欧音乐理论基础知识技能及音乐会演出形式介绍到国内，丰富音乐的修养，活跃了音乐的生活。

音乐早教论文篇（4）

0-3岁是人生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是人类人脑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类潜能开发的关键期，对儿童早期认知、语言、社交和学习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均产生重要影响。早期学习机会越多、知识刺激、环境刺激越多，婴幼儿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也更多。“在人可能拥有的所有才能中，音乐天赋是最早出现的。”［1］

一、0-3岁婴幼儿早期家庭音乐教育的生理学研究依据

早在15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精神病学教授就在自己的研究中强调，节奏感可能与生俱来，它开始胎儿在子宫时就产生的节律性心跳。这种心跳使胸腔运动，使神经干及其分支在节律的方式下开始发育。到怀孕第6个月时，胎儿也似乎可以对听觉刺激有反应。比如，孕妇歌手常常会谈及胎儿活动的变化——在她们唱歌时，宝宝好像安静下来；作为钢琴师和其他器乐演奏者的孕妇也经常会注意到，当她们在演奏音乐或作短暂停顿时，胎儿会比平常活跃的多。还有事实论证胎儿远在出生前的孕期第五个月时，其中耳和内耳几乎可以到达成人的大小。研究者们用挑出来的羊羔等动物作为实验对象来做了类似的研究。之所以选择羊羔，是因为它们腹腔中的主动脉、大脉管和盆骨中靠近子宫的大动脉与人类特别相似，这些动脉和脉管都起着传输母亲有节律的声波的作用。有一点也已经得到证明：母亲的声音可以稍稍减弱一点到达胎儿的羊膜囊，此外母亲自身活动发出的声音也可以到达羊膜囊，如母亲的吞咽声、吃饭声、呼吸声以及肠鸣音等。这些新发现更加增强了多年来的一个信念：那就是，音乐发展实际上已经在婴儿出生之前就开始了［2］。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一是强调了早期教育越早越好；二是强调一旦失去早期教育最佳的实施时间，损失无法弥补。对音乐教育而言，0-3岁同样是关键期，而家庭音乐教育要从零岁开始。

二、多元智能理论与0-3岁婴幼儿早期家庭音乐教育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被国际教育界誉为“推动美国当代教育改革的首席科学家”，［1］由他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风靡全球，尤其在教育界被广泛推崇。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结构理论认为，个体的智能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共包括如下九个方面：言语晤言智能（verbal/linguistic intelligence）指的是人对语言的掌握和灵活运用的能力，表现为个人能顺利而有效地利用语言描述事件，表述思想并与他人交流。逻辑/数理智能（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指的是对逻辑结构关系的理解、推理、思维表达能力，主要表现为个人对事物间各种关系如类比、对比、因果和逻辑等关系的敏感以及通过数理进行运算和逻辑推理等。视觉/空间］智能（（visual/spatial intelligence），指的是人对色彩、形状、空间位置等要素的准确感受和表达的能力，表现为个人对线条、形状、结构、色彩和空间关系的敏感以及通过图形将它们表现出来的能力。音乐/节奏智能（（musical/rhythmic intelligence），指的是个人感受、辨别、记忆、表达音乐的能力，表现为个人对节奏、音调、音色和旋律的敏感以及通过作曲、演奏、歌唱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情感。身体/运动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指的是人的身体的协调、平衡能力和运动的力量、速度、灵活性等，表现为用身体表述思想、情感的能力和动手的能力。人际交往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指的是对他人的表情、说话、手势动作的敏感程度以及对此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表现为个人觉察、体验他人的情绪、情感并做出适当的反应。自我反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指的是个体认识.洞察和反省自身的能力，表现为个人能较好地意识和评价自己的动机、情绪、个性等，并且有意识地运用这些信息去调适自己生活的能力。自然观察者智能（（naturalist/intelligence），指的是人们辨别生物（植物和动物）以及对自然世界（云朵.石头等的形状）的其他特征敏感的能力。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指的是陈述、思考有关生与死、身体与心理世界的最终命运等的倾向性。而音乐/节奏智能如何获得，那音乐教育无疑是最好的途径，而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音乐教育的价值远不仅体现在开发与培养人的音乐/节奏智能这一个方面，同样也体现在它能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和培养与之相关的其他多种智能方面。例如：音乐器乐演奏和声乐演唱要求身体与音乐协调运动，表演者要通过体态语言来表现音乐；儿童音乐教育中的体态律动则更是在音乐伴随下的一种身体运动。这表明音乐和音乐教育对开发和培养个体的身体运动智能是有益的。音乐作为一种世界的通用语言，它为人际交往提供了一种特殊而有效的途径，通过音乐可以拉近人际间的距离，丰富人际交往的手段，创造人际交往的艺术氛围，对音乐作品的创作、演绎和欣赏，可以说就是作曲家、表演家、欣赏者自我反省的过程，是表现人们观察自然现象所获得的一种内心感受，同时也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生死观的一种感性展示和理性升华。因此，音乐与音乐教育在开发和培养自我反省智能、自然观察者智能以及存在智能等方面同样也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音乐教育在育人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开发音乐/节奏智能上，也不仅体现在从事音乐专业的人身上，同样还体现在开发与音乐及音乐智能有关的其他智能上，还体现在从事其他各项事业的所有人身上。而且可以预言，在未来社会，音乐教育的价值将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

三、0-3岁婴幼儿早期家庭音乐教育与家庭育儿环境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这就体现出家庭教育在孩子一生中的重要性。如何创设一个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已经成为了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不同的家庭环境会给孩子不同的成长空间，进而给孩子带来不同的影响。家庭环境不仅影响着孩子的性格，还影响着孩子的认知能力，情绪反应等各个方面。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才能给孩子提供健康的成长氛围，促进孩子的良性发展。

1、 树立早期音乐经验的信仰，建立科学的家庭音乐教育观：首要问题是树立早期音乐经验的信仰［6］，建立科学的家庭音乐教育观。父母本人充当教育者在家庭中教自己的后代学习音乐，这种观点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难免有些生疏，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有些家长会认为自己没有受过音乐专业训练，既不识谱也不会演奏，甚至还五音不全，那怎么可能去教孩子音乐呢？其实，早期儿童特别是0-3岁儿童的音乐教育基本上与音乐知识、技能技巧没有直接关系。麻省理工学院音乐家和发展心理学家本伯格经过长年的实践发现，幼儿对音乐的感知几乎完全是直觉的，是完全基于与音乐理论知识无关的听觉内容，幼儿对音乐的感觉是建立在听觉基础上的，如乐音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是越来越快，还是越来越慢，一组音是归在一起呢？还是隔得很远呢？［4］而这种对音乐的感受与乐理知识、识谱等音乐基础知识没有任何关系。诚然，掌握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对儿童学习音乐来说是应该的，这些知识的习得，会随着幼儿园的音乐课堂进入幼儿的认识领域。而家长作为孩子的音乐教师依旧具有重大意义，因为音乐教育一方面包含着显性知识传授；另一方面也包含着隐性的艺术熏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集”，“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 ［3］。

2、家庭音乐教育应当给孩子提供一个能接受艺术熏陶的环境：家庭音乐教育应当给孩子提供一个能接受艺术熏陶的环境，并在父母的引导下不断提高他们的非认知性的艺术感受力和审美能力［5］。家庭音乐教育的教学内容，不需要备课，不需要说教，不需要课堂，只要父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精心选择能够覆盖音乐内在的基本要素和外在文化联系的曲目，用重复哼唱的方式影响婴幼儿，形成潜意识的接受和积累；对婴幼儿发出的具备哪怕是微弱音乐意义的声音给予及时和有一定艺术趣味的对答，形成婴幼儿积极的艺术性的社会交往意识；在听觉安全的前提下，使婴幼儿接触尽可能多样的人声、身体、乐器和环境的音响；可以充分利用经选择的录制音乐或现场音乐；在向婴幼儿创设音乐聆听机会时，有意识地随着音乐的拍子、节奏型和旋律进行方向或轮廓摇动，轻拍，抚摩婴幼儿，或与他们一起做简单的律动；为婴幼儿选择、设计和提供安全的、具备潜在的多样性音乐声响探索的可能性，而且能被婴幼儿操作的玩具或具备玩耍性质的物体；与幼儿一起谈论音乐及其与表现和感情之间的关系，并尊重和鼓励孩子的独特见解，不宜将成人社会的习俗观点强加给他们，更不能带着实用主义、功利性的目的进行早期音乐家庭教育。对于人一生的发展来说，音乐是孩子一辈子受益的精神价值的积累，是提高文化修养的终身性教育。音乐技能技巧不是学习的唯一目标。只有让孩子在音乐活动中轻轻松松、不知不觉接受音乐教育才是以音乐活动为基础的家庭音乐教育的最直接的目标。

3、家庭音乐教育活动应与婴幼儿游戏活动紧密结合

早期音乐教育最好的方法就是游戏，“游戏是幼儿的“天赋”。就其在幼儿学习中的功能和结构而论，是无与伦比和至美至善的” ［6］。家长要合理利用儿童的游戏大性，在游戏中渗入音乐教育。可以通过游戏的形式让儿童获取丰富的音乐体验。为孩子哼唱一个小曲、念着儿歌玩游戏、放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音乐教育就会随时在客厅里、卧房、在院子里、操场上得到实施。

音乐作为一项教学内容完全可以贯穿于家庭教育的始终。在家庭音乐教育中，父母以一种特殊的教育者的身份引导和教化着自己的后代，家庭环境既是生活空间，也是显性知识和隐性熏陶相综合的特殊课堂。在这个特殊课堂里，会经常听到歌声、敲打声和嬉戏声。家庭音乐教育就是这样带给孩子们对音乐的感受，也以孩子喜欢和快乐的方式打开了早期教育的智慧之门。

［参考文献］

［1］沈致隆著.加德纳.艺术.多元智能［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周世斌，宫正著.国外音乐教育文献选读与分析［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3］雅斯贝儿斯著.什么是音乐教育［M］. 三联书店，1991.

［4］王懿颖著.学前儿童音乐教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资利萍.0-6岁儿童家庭教育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1.

音乐早教论文篇（5）

一、西方音乐文化的早期传入

中国自汉唐以来，已同东方各国建立了广泛的音乐文化交往，但同西方音乐文化发生联系则是到元代才开始的。元代在当时的京城大都曾设立过天主教堂，并开展了“咏唱”活动；中统年间还有被称为“兴隆笙”的古制管风琴传入宫廷。明代万历年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向宫廷进献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击弦古钢琴。入清以后，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日益增多，西方音乐的乐理及乐器也渐渐流入中国，由于康熙特别喜好西乐，对于擅长音乐的教士徐日升甚为喜好，并曾希望以西方律学来改进中国音乐，编成《律吕正义》一书。然而总的来说，西方音乐在古代的传入既不广泛。对我国的社会音乐生活也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

最早西方音乐的传入包括宗教歌曲、军乐队等。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一些宗教歌曲成为最早开始传至中国人的西方音乐。但无论是教会音乐，还是洋务运动后的西乐东组，包括当时偶有西方音乐家来中国举行音乐会，甚至于在1881年西方人在上海还组成了用于仪仗的铜管乐队，由于中西方音乐审美情趣等观念的差异，传入中国的西方音乐仍然没对中国的音乐生活产生什么重大影响。

西方音乐真正在中国得以传播，并催发了中国产生有别于传统音乐的新兴音乐文化，是在本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兴起之后。

二、中国现代音乐的一个开端――学堂乐歌时代

19世纪末，在变法维新思潮影响下，“创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先进教育体制，开展现代科学教育”的潮流开始兴起。在积极倡导“废科举”“兴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口号下，“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主张在新式学堂中开设“乐歌”课程。“”失败后，梁启超等改良派文人仍极力提倡在学校中设乐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并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强调学校设乐歌课在思想启蒙中的作用。清末，中国向国外，特别是向日本派出大量留学生，这些早期的“海归”们认识到现代音乐教育之于国民素质的重要性，所以有的人开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回国后成为了早期的音乐教师。他们组织了音乐社团并举办讲授西乐的“音乐讲习会”，并开始采用将日本及欧美流行曲调填新词编新曲的方式来推广新乐。1902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清政府对在新学堂中设置乐歌课予以认可，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与此同时，各种撰译、编印介绍两洋音乐和新歌曲的书谱刊物陆续刊发，学堂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

学堂乐歌的创作主要是根据现成的歌调填以新词而编成，曲凋大多选自日本和欧美歌调，以中国传统曲调填词的乐歌为数不多，自创曲则更少。这可能与我国过去对诗、词、曲等可咏唱的作品的创作方式就是根据现成的歌调、曲牌填以新词有关，同时也与当时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人懂得专业作曲技术的极少有关。学堂乐歌的歌词内容主要反映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宣传女子自强、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学习科学文明的思想以及许多专门向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和知识教育的歌曲。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并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样，在音乐创作上也大胆吸取，只要认为有用，均可“拿来”。

三、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李叔同

在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音乐教育家。如1900年起，先后到日本学习的萧友梅、曾志搿⒏呤偬铩⒎胙切邸⑸蛐墓ぁ⒗钍逋等人，都成为乐歌活动及后来开创中国专业音乐事业的代表人物。

这些早期的街乐先驱们在出国学习时，大多都不是以音乐为其主修专业。但是，出于对音乐的爱好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责任，他们后来纷纷投身于“学堂乐歌”创作和传播之中，为中国普通音乐教育的创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兴盛一时的学堂乐歌浪潮中，有一个闪光的名字：弘一法师――李叔同。李叔同生于天津，自幼攻读经史，临摹碑帖，精于诗词、文章、书法、篆刻。1905年秋，他带着自己的爱国热情东渡日本学习。在日本，他入了东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主修绘画，兼习钢琴和作曲理论，这期间，他与曾孝谷在日本创办了我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并参加《茶花女轶事》《黑奴吁天录》的演出，成为当时出名的女角演员。1906年，他独自创办了我国最早的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该刊内容丰富，有乐史、乐典、乐歌、辞赋等栏目，设计得琳琅满目。其中有三首乐歌是《隋堤柳》《我的国》和《春郊赛跑》，对研究我国近代音乐创作颇有价值。1910年李叔同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后在天津、上海、杭州等地任教，为我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艺术人才，如音乐教育家刘质平、吴梦非，著名画家丰子恺、潘天寿等均出自他的门下。

早在1903年沈心工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曾从其学习西洋音乐知识和乐歌的创作。之后便开始选编乐歌，出版了《国学唱歌集》。内中所收多半为古近体诗词，且多具爱国情绪，如屈原的《离骚》、李白的《行路难》、李商隐的《隋宫》、辛弃疾的《菩萨蛮》、石达开的《扬鞭》、黄遵宪的《出军歌》等。1905年李叔同在上海主持“沪学会”时，曾以民间乐曲《老六板》的曲调填写了一曲《祖国歌》，在当时颇有影响。这首歌可视为李叔同所创作的学堂乐歌中的代表作。到1918年止，李叔同共作乐歌五十余首。

从内容上看，李叔同所作的学堂乐歌，除了教育鼓舞人们反帝爱国一类外，借景抒情之作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如《春游》《西湖》《春景》《送别》《忆儿时》《早秋》等，都是作者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细心观察、深刻体会。将对祖国山河浓浓的眷恋倾注笔端，再运用他那极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及音乐造诣，使得笔下流出的文字和曲调清新、典雅，优美、谐和。此外，他还有一部分作品带有较浓的伤感和出世思想，如《梦》《落花》《晚钟》等等，同样具有特别的魅力。

在音乐方面，李叔同是作词、作曲的大家，也是国内最早从事乐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深远影响的人。他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也是他。他在国内最早推广西方“音乐之王”――钢琴。他在浙江一师讲解和声、对位，是两方乐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还是“学堂 乐歌”的最早推动者之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编辑出版的《国学唱歌集》，被当时的中小学取为教材，他创作的歌曲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分三类。一是爱国歌曲，如《祖国歌》《我的国》《哀祖国》《大中华》等；二是抒情歌曲，如《幽居》《春游》《早秋》《西湖》《送别》等；三是哲理歌曲，如《落花》《悲秋》《晚钟》《月》等。李叔同的歌益大多曲调优奖，歌词琅琅，易于上口，因此传布很广，影响极大。

四、结论

“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兴起对我国的“新音乐”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堂乐歌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维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贡献了一批早期的优秀声乐作品，开“新音乐”创作之先河。

乐歌作品宣扬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和科学知识，它在冲击封建主义思想，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为创造近代音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学堂乐歌”的传唱，使“集体歌唱”这一歌唱形式深入人心，为后来的群众歌咏运动打下了基础。学堂乐歌时期创作了不少反映旧民主主义时代精神的好作品，产生了我国近代第一批音乐家、教育家，传播了近代音乐知识，阐述了新的音乐理论和思想，从而为中国普通音乐的教育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师资基础，这一切都作为具有启蒙意义的我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开端而载入史册。通过乐歌的传唱和学校音乐教育，西方基本音乐理论和技能开始系统地、大范围地在中国传播。在乐歌活动的影响下，并培养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传播和创建、发展学校音乐教育的人才，为后来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仅如此，通过乐歌活动，展示了社会功能，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音乐的兴趣，从而肯定音乐课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乐歌活动，系统地把西欧音乐理论基础知识技能及音乐会演出形式介绍到国内，丰富音乐的修养，活跃了音乐的生活。

音乐早教论文篇（6）

结果：行音乐干预的新生儿智力发育明显优于未行音乐干预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结论：音乐干预可促进新生儿智力发育，值得深究推广。

关键词：音乐干预新生儿智力发育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9-0139-02

新生儿期是人类智力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开发其大脑潜能的重要阶段[1]，良好的育儿刺激能促进新生儿脑部结构及功能的发育。发达国家早已将新生儿早教目标从“智育中心”转变为“整体发展”，而我国受传统观念束缚，仍处于“重喂养”、“重体能”、“轻教养”、“忽心智”的阶段[2]。因此，探索促进我国新生儿早期身心发育的干预模式很重要。本文探讨了音乐在新生儿智力发育中的干预效果，旨在为临床提供一些指导。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13年1月～6月在我院出生的300例新生儿，入组均经专业医生询问、临床观察及详细的体格、神经系统等检查，排除双胎或多胎，有广泛性发育障碍、智力低下者，或合并其他遗传、全身性疾病者。男152例，女148例；足月产（>28w）283例，未足月产17例；顺产145例，剖腹产155例；新生儿评分（Apger）>7分282例，≤7分18例；满月身长（56.6±5.7）cm，体重（4.8±0.9）kg；母亲产龄20～41岁，平均（28.6±5.5）岁；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221例，初中及以下79例。根据随机数字表分组，研究组150例，对照组150例，两组在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所有新生儿建立健康档案，根据新生儿情况提供分类保健指导，包括母乳喂养、身心发育、辅食添加、常见疾病及意外伤害预防等；对于体弱者，建立专门档案，实施定期追踪管理。研究组加行音乐干预，具体方法：①宣教阶段：产妇入院后，责任护士通过个别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方法，做音乐干预常规知识教育；入院24～72h后，针对具体问题由专职护士进行一对一床边讲解、示范；出院前，采用口头询问、问卷调查等方法，评估母亲对音乐干预相关知识的掌握度，再次强调音乐干预实施方法及注意点；②实施内容：家长多对着新生儿“自言自语”，说话时可用儿语，有节奏，高声调，拉长音等类似儿歌的语言；经常给新生儿唱歌，如儿歌、民歌或自己喜欢的内容健康、优美、有节奏感、欢快的歌曲，并随节奏摆动其上下肢；新生儿睡前为其唱催眠曲；定期播放古典音乐，以舒缓、优美类为主，如莫扎特、贝多芬创作的乐曲，注意音量适中，时间不宜过长，10～15min即可；将新生儿抱在怀中，随着音乐节奏起舞，或轻摇其身体，注意随音乐改变，适当变动活动方式；听音乐期间家长需细心留意新生儿反应，如身体语言、面部表情等，避免音乐造成的过分刺激。

1.3评价指标。两组均于出生后28d时，采用新生儿行为神经测定评分（20项，NBNA）、智能发育指数（MDI）及心理运动发育指数（PDI）进行智力发育评估。

1.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行统计分析，定性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X2检验；定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按α=0.05的检验水准，以P

2结果

行音乐干预后，两组新生儿在NBNA、MDI及PDI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研究证实，新生儿脑部在结构、功能上都有很强的适应、重组能力，在其出生后6个月内脑部、行为等发育的可塑性很强，而且新生儿自出生起便已具备听觉、认知等综合感觉。因此，无论在生理还是生化方面，早期良好刺激对新生儿脑部结构、功能发育均有不可限量的作用。对音乐的感悟、创造和表现，是人类本能的反映之一。它除了能有效调节人们的精神生活外，还可推进大脑进化，影响人个性的形成[3]。据报道[4]，5～6个月的胎儿已有感受音乐的能力；出生后，在宝宝哭闹时播发胎儿期音乐，有助于其安静；新生儿会将头转向播放音乐的方向。因此，我们应更多的注意、认识音乐可对新生儿生长发育起到的促进作用。

本组研究发现，加行音乐干预28d后，研究组新生儿的NBNA、MDI及PDI评估结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

本组总结经验如下：新生儿期的音乐干预是一种教育途径，是促进大脑神经系统发育的有效手段之一，可为新生儿智力发展打下良好基础；音乐干预也是一种早期教育手段，实施过程应注意根据新生儿身心特点来界定音乐范围、类型，并严格掌握何时、以何种方式播放，同时配合辅助教育，使新生儿获得全面、和谐地发展；早期音乐干预应遵循新生儿的神经系统发育顺序、大脑及智力发育规律，由浅至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根据其实际水平及能力，予以实施；另外，切忌过度教育，因新生儿处于特殊阶段，应严格根据其接受水平，决定音乐干预时间及频率，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光霞，方鲁阳.早期综合干预对早产儿早期发育的影响[J].中国新生儿科杂志，2010，25（6）：335-8

[2]侯彩颖.论婴儿早期多元智力开发[J].教育探索，2010，（1）：32-4

音乐早教论文篇（7）

从起步上看，学校“教歌乐”与“设师范”相互关联。1898年，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提倡新学。他在呼吁“广开学校，以养人才”，学堂设“歌乐”课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③，即师资培养问题。而后，清政府颁布学校法令，兴办学堂与开设师范亦联系在一起。1902年《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一所，以造就各处中学堂教员。”［1］同样，《钦定中学堂章程》亦规定：“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得以造成小学教习之才。”［2］

1904年的“癸卯学制”有17个系统文件，其中的《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同样是与《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一并制定并颁布的。其共同特点是，二者皆无“音乐”一科。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音乐被正式列入课程。从两部文件看，师范学校和普通学堂的音乐教育也是同步的，只不过前者定为正式课程，后者则为“随意科”而已。从教育规律讲，教师教育超前于普通教育，是好理解的。到民国初期，《师范学校规程》与《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也同在1912年出台，师范音乐教育与普通音乐教育也是被一并考虑的。

新学的创办，一切皆新，师资更是当务之急。所以，《奏定学务纲要》要求急办师范学堂：“学堂必须有师。”［3］出于当时师资缺乏的考虑，该《纲要》进一步指出：“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省城之普通学堂，犹可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学堂之师范生。”［4］可见，各级师范学堂开设的原因明确，培养的目标清楚，师范生的培养目标当然是中小学教员了。

既然师范教育服务于中小学，那么当学校音乐教育的主体是“乐歌”课时，师范学堂教习“乐歌”也是必然的了。1907年《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立学总义”中培养目标是，“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学科要旨”中乐歌要旨是，“感发其心志，涵养其德性，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有裨风教者。”而《女子小学堂章程》之“学科要旨”亦是，“使学习平易雅正之乐歌，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切于伦常日用有裨风教者，俾足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性。”在这里，二者音乐教育的“学科旨要”如出一辙，都是“择其有裨风教者”，“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性”，虽然师范音乐教育没有明确提“乐歌”，但就当时情况看，也就是“乐歌”了（师范教学内容当然会更宽泛些）。十分清楚，师范音乐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联，更多是因教学内容的相关所致，这是二者相互促进和制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在1907年乐歌正式进入课堂后，有些乐歌教材为师范和中小学所共用。叶中冷《女子新唱歌·三集》（1907年出版）即“浅者适于幼稚、小学，深者适于师范、中学”，蒋维乔《新撰唱歌集·初编》（1909年出版）亦是“凡小学校、师范学校、中学校皆适用焉”。可见，普通音乐教育“乐歌”课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即决定了师范音乐教学的内容。

二、西方音乐理论的输入与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学校音乐教育必然涉及其音乐的理论基础。近代，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涉及选择系统的音乐知识。我们知道，清初康熙时期，葡萄牙人徐日升用汉文写就《律吕纂要》，系统介绍西方乐理，康熙钦定《律吕正义·续编》亦有西方乐理介绍，但这些西方乐理并没有对中国音乐产生实质性影响。西方音乐理论真正为国人所广泛认识和接纳，还是在清末，还是与新式学堂的乐歌活动有关。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知识和学术已陆续输入我国，但西方音乐知识的普及性输入则要后推到20世纪初。出于对西方学术了解的增加，当时不少国人对自己的音乐传统深感失望，对其当代意义失去信心，甚至还加以猛烈抨击。

学界领袖梁启超认为：“中国乐学，发达尚早，自明以前，虽进步稍慢，而其统犹绵绵不绝”；乐理的衰靡在清朝：“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大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曾志的看法略有不同，认为我国音乐的衰亡从汉代开始，“汉以来，雅乐沦亡，俗乐淫陋，降至近世，几以音乐为非学者所当闻问。”匪石的批评更是尖锐、一针见血。他认为国乐“无学理”，有两大问题，一是“乐谱”，二是“乐理”。乐谱方面：我国古代，乐谱“未尚不特别发达”，但“奈沿流昧源，谱曲尽佚”；而今乐之谱，“深奥难喻，习者盖寡”。乐理方面：“‘班志’‘乐律’二书，足称是矣”，但“理与器违，非适于用”，于是便造成“旧乐日益消灭，而新作亦复绝响”的局面。关于我国音乐的重建，匪石提出“必以学理为基础”，而且必须改弦更张。其革新之路，如他所呼吁的那样：“西乐哉！西乐哉！”

事实上，近代音乐教育是在传统音乐处于所谓“流于卑靡”和“无学理”的双重困境下，接受西方音乐理论的。学堂乐歌的性质，目前研究已十分清楚，是以日本学校歌曲或欧美曲调添以新词而成，学堂乐歌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音乐理论。1904年，我国最早的学校唱歌教材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其中就附有《乐理摘要》。据《中国音乐书谱志》，从1904至1909的6年间，西方音乐理论专著就有：叶肇昌《方言西乐问答》（1903年）、[英]爱爱拜尔《乐典教科书》（[日]铃木米次郎校订，1904）、[日]铃木米次郎讲授《音乐学》（陈邦镇译，1905）、[日]铃木米次郎《乐典大意》（辛汉译，1906）、伍达《（最新）最新乐典问答》（1907）、沈彭年《乐理概论》（1908）、李燮羲《乐典》（1909）7种，其后又有高寿田《和声学》（1914）、徐传霖、孙《乐典教科书》（1917）、徐保仁《乐典》（1919）、王黄石《普通乐典》（1919再版）等。此外，西方音乐理论的知识还发表在期0刊、杂志上，如1904年曾志在《醒狮》第1、第3期上连续发表《和声略意》。1905陈邦镇译《音乐学》作为湖北师范生教材，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本师范音乐教科书，而伍达、沈彭年和李燮羲等人的教材也为师范教育所用。

音乐理论是音乐学习的基础。曾志在《乐典教科书》自序中指出：“音乐之入门曰乐理，或曰乐典，非此不足言音乐。”“音乐者不知其理或典，不可以作曲，不可以用器。”“故欲言音乐，当先读音乐理论或乐典。”甚至认为中国音乐衰亡亦与音乐理论有关：“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实行而不知其理论，亡吾中国者其在此乎。”“知音乐之为物，乃可言改革音乐，为中国造一新音乐。

有了西方音乐理论，还必须推广。1904年曾志在《教授音乐之初步》序中谈到《乐典大意》的意义：”欲发达吾国学校唱歌一科目……所刻不待缓者，幼稚园（闻北京、上海、湖北均有是举）及小学唱歌也。既不能缓，又不能速，是非假用欧洲通用乐谱，而和以本国歌词权以应用，势不能也。既用西谱矣，而不知乐典（MusicalGrammar），不知教授法则，教授者无从下手。”高寿田在《和声学》编辑大意中指出，“征异国之乐理”，是“应时势之需求”。可见，学习和推介西方音乐理论大势所趋。该《和声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教育部审定并加以推介，其评语为：“是书体例明晰，文笔简达，准作为师范学校、中学校教科书。”这部正式由教育部审定的和声学教材，自1914年至1922年前后共发行5版，可见使用十分广泛。

近代以来所出各类教材，皆以西方音乐理论为其基础。据《中国音乐书谱志》载，在乐歌教材方面，仅1904至1910年7年间，就有沈心工、曾志、黄子绳、金匮华、李叔同、寿龄倪、辛汉、沈庆鸿等人所编乐歌集25种之多。在声乐教材方面，1918年出版索树白编撰《乐歌基本练习》。在器乐教材方面，随着欧洲乐器的传播，早期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中开始出现风琴、钢琴等教科书。1911年，由铃木米次郎编撰、辛汉翻译的《风琴教科书》就是一例。此外，1918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部为钢琴用的《进行曲集》（编著者未注明），包括《马赛曲》《土耳其进行曲》《丧礼进行曲》等共36首，是目前所见最早在国内出版的钢琴曲专集［5］。1919年索树白编《风琴教科书》，是较早出现的师范学校器乐教材，编者例言中写明“本书遵照教育部令中学校师范学校音乐科课程器乐练习”。［6］

总之，近代师范音乐教育，一方面应普通音乐教育的需要产生，另一方面也对推进普通音乐教育有积极的作用。尤其在接受西方音乐理论指导后，在促进学校音乐教育深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深化主要反映在对普通学校单一歌唱的不断超越方面，同时也反映在促进学校教学对西方音乐知识和理论的不断学习和传播方面。

注释：

①其时，南洋公学的教学科目为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门，没有音乐

②即《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

③《请开学校折》，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109页

参考文献：

[1][2]琚鑫圭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3][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音乐早教论文篇（8）

1.国内情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早期音乐教育的理念走进国内。国内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应用多，由于国内对这一理念引入较晚及其它多种原因，早期音乐教育在国内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的问题有：

（1）早期音乐教育的机构不健全（2）教学内容与儿童年龄不相适应。

（3）幼儿园的课程设置不合理  （4）家长的参与度不高。

（5）教学理念落后            （6）教师队伍建设滞后

2.国外情况

世界三大音乐教育体系：柯达伊教育理念，奥尔夫、达尔克罗兹教学法都对早期音乐教育特别重视。

2.1早期音乐教育的理念，起源于二十世纪3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德国音乐家奥尔夫认为：早期音乐教育应该是动作、语言、歌曲、舞蹈、游戏有机结合的产物。

奥尔夫重在理念，它没有规定一个标准的示范课程，他鼓励人们依照本国的文化，将他的音乐理念融入其中，这样虽然给教学带来一定难度，但也给各国的奥尔夫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发展空间。

2.2早期音乐教育的理念纷纷被各国采纳和运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设有早期音乐教育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专门负责对早期音乐教育进行扶持。

二、早期音乐教育是幼儿音乐、幼儿语言、幼儿歌曲、幼儿舞蹈、幼儿游戏等五大单项内容组成

1.幼儿音乐

目前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已明确提出：“音乐教育应该是一种终生的过程，应包括所有年龄段。”音乐作为人类最早发展的潜能之一，对开发大脑、完善人性、培养创造力、促进身心平衡等方面有着突出的作用，早期音乐教育对孩子的一生来说更是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幼儿早期教育应该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所以早期音乐教学也应该包含多种方式。将唱、奏、听与早期音乐教育相结合，是幼儿早期音乐教育的必然选择。

全面地指导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学前基础教育理论、音乐基本理论和音乐技能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对幼儿教师的培养目标，掌握构思、设计、实施、评价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教育思维和能力，以及灵活运用于实践教学的教育手段和方法，有效地整合幼儿园的活动课程和资源，实现幼儿早期教育成为真正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我们从听声音、辨声音、辨节奏、识音符、练听力、记忆音乐、练嗓音、欣赏音乐、学指挥、感受音乐等十个方面加以研究。

2.幼儿语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符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早期音乐教学中将音乐与语言相结合，也是帮助幼儿对音乐的学习和理解的重要手段。

培养幼儿语言必须找到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点。力求面向幼儿语言教育实践，密切联系幼儿语言教育实际，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为目的，帮助学生尽快形成正确的儿童观与教育观，尽快掌握幼儿教育的基本理论和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基本技能。我们从故事、散文、儿歌、谜语、绕口令、看图说话等重要环节加以研究。

3.幼儿歌曲

幼儿歌曲是针对1-6岁的儿童推出的歌曲，是集简单的知识和道理为一体的内容集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对知识道理的一些简单认知，可以更好地促进知识的增加，更好地明白一些道理，也能促进幼儿情感交流。我们的课题从轻快的节奏、悦耳动听的旋律、简单精悍的文字、篇幅简单、结构单一、每首歌的播放时间等六个方面深入研究。

4.幼儿舞蹈

幼儿舞蹈是由幼儿表演或体现幼儿生活的舞蹈。是对幼儿进行德、智、体、美综合教育的重要手段。幼儿舞蹈的特点是边歌边舞，形象直观，易于被幼儿理解和接受，对幼儿的身体素质、情感、审美、注意力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明显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

学习舞蹈有利于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抓住孩子们天生爱动、爱跳的特点，也要符合儿童通过感知和依靠表象来认识事物的心理特点。孩子们会在动作、节奏、娱乐中提高模仿能力，加深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和理解。舞蹈动作是无声的语言，孩子们常常依靠丰富的想象和心灵的感悟去表现这些动作的内涵。而这些动作又能激发、启迪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开拓创造性的思路。舞蹈与音乐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结合，必然会进一步加深幼儿对音乐的感知与学习。

根据幼儿舞蹈的功能与作用我们的研究以形体优美、动作协调、锻炼毅力、提高身体素质、提高合作能力、培养审美情感、培养自信心、培养孩子的想像力作为培养目标。注重基本动作和基本舞步：;提倡模仿动作，选题材要广从自然类、生活类、劳动类、艺术类、军旅类、科学类均可。

5.幼儿游戏

幼儿游戏就是适合于幼儿玩耍的游戏，以开发幼儿的智力和动作的协调性等为主要的目的。幼儿游戏是幼儿教育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要让幼儿能在玩中学，学中乐的方式学习，让父母能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音乐早教论文篇（9）

在动画音乐这种艺术形式中，动画赋予音乐以形态神韵，音乐给予画面以生命活力，二者协同、共生的客观联系对应指向儿童主观的心理内部结构，视觉呈现的方式拓展了音乐的表现途径，为儿童提供了更为直观和鲜明的音乐形象。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在其创立的“认知发展论”中指出：“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存在：一切理智的原料并不是所有年龄阶段的儿童都能吸收的，我们应该考虑到每个年龄阶段的特殊兴趣和需要。”②对于儿童早期而言，该年龄范畴正处于皮亚杰“个体认知发展四阶段”中的“前运算阶段”，亦称作“表象思维阶段”。这一时期，“儿童频繁地借助表象符号（语言符号与象征符号）来代替外界事物，重视外部事物，并凭借象征模式在头脑里进行‘表象性思维’。”③

儿童对动画音乐情绪情感体验的产生，来源于“动画音乐”客体与“儿童”主体间的供需关系，是儿童对“现实音乐世界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也是对“音乐及相关事物的客观认识是否符合自己的音乐需要而产生的音乐心理体验”④。儿童早期从动画音乐中获得的音乐情绪情感体验，包含以下三种内涵：首先是音乐作品中表现出的、作者在创作时倾注的感情；第二是个体从音乐中切身感受到的情绪；最后是被音乐激发出的、带有强烈主观意识的个体情绪与情感。这三个方面既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又存在着逐层深入的逻辑关系，最终通过生理和心理两种途径，丰富和充实儿童早期的音乐体验。

儿童不仅可以直观体验音乐中的情绪情感，也可以通过动画形象的动作和声音辨别动画中角色的情绪，体现了上文所指前两种体验的联系与转接。动画中一些固定动作的配音，多采用不同乐器的音色和特定的音乐思维来制造音效。例如：从高处滑落的镜头用一连串下行的钢琴音阶来表现，粗暴敲门的镜头用不和谐和弦来代表，猫靠近老鼠时蹑手蹑脚的形象用大提琴的拨弦来表现。在这方面，迪士尼动画短片《猫和老鼠》中的音乐运用堪称经典，其中的《猫儿协奏曲》是代表片段之一：被猫演奏家吵醒的老鼠为寻求报复，调动钢琴的击弦使音乐不断重复。猫演奏的是李斯特创作的、难度较高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主人公狼狈不堪的视觉形象在旋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动画中被表现的事物或从形态、或从属性，与特定的音响之间有极大的关联，听觉与视觉的通感被激活，儿童从动画音乐中感受到旋律与角色的交相对应。他们在领略音乐的同时，积极寻找感情的对接，进而产生心理上的共振和情感上的共鸣。

儿童早期动画音乐体验的最高层次，正是在这种共振和共鸣的基础上完成。听、视觉的多感官综合刺激唤起他们主动体验音乐的渴望，触发其内心情感的宣泄与表达。瑞士音乐学家库尔特（Emst Kurth）将儿童对音乐的这种需求描述为“心理能量”的“蓄积”与“释放”，认为“这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的、出于运动状态的东西，它时刻要求发泄和寻找释放的途径，以达到内在的平衡”。⑤

二、动画音乐能提升和深化儿童的音乐认知

儿童早期从动画音乐中得到的情绪情感体验，处于音乐心理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环节的量变积累，诱发儿童第二阶段音乐心理的出现，即建立在感受与理解基础上的音乐认知，其内涵是对音乐及相关事物的各种属性进行综合分析的、有目的的音乐心理反应。⑥动画音乐特征与儿童早期音乐认知水平的契合，以及儿童自身音乐认知加工机制的相对完备，使得动画音乐在提升和深化儿童早期音乐认知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动画音乐特征符合儿童的音乐认知水平

语言和音乐的互相联结是儿童认知动画音乐的客观前提，儿童早期只有在理解了动画语言之后，才能感受并认知动画中的意义。动画中所采用的语言具备儿童可以理解的词性、语法和语气，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动画音乐中的音程、旋律、调式、和弦等保持高度一致。

儿童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动画语言所描述的故事情节，就初步具备了认知动画音乐的能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儿童早期”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段”概念，就这一特定时段而言，儿童音乐心理认知水平的高低与其年龄的长幼呈正相关关系。儿童的年龄越长，其音乐心理体验越深刻，对动画音乐的感知能力越强，音乐的认知水平越高。

对此，笔者进行了一次实地测试，以佐证这一观点。实验分为两组进行，对象分别为曲阜师范大学幼儿园的16名中班、小班儿童，测试内容是记录播放动画音乐《鼹鼠与音乐》时两组儿童的不同反应。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测试的结果可见，对于相同的音乐内容，中班儿童基于对动画音乐语言的理解，可以领会角色特征，产生高涨、雀跃的情绪，并能简单模仿各种动作，体现出一定的音乐认知能力；小班儿童则因大脑认知水平的局限，不能在较短时间内理解动画的音乐情节，产生积极的心理反应，也就无法完成认知音乐的过程。

上述结论的提出，对利用动画音乐进行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方式提供了重要启示。在肯定动画音乐的特征符合儿童音乐认知水平的同时，需进一步细化儿童早期年龄的分段与分层，选择与之对应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开展循序渐进的音乐教育活动。

2．儿童早期音乐认知加工的心理机制

动画音乐集角色、语言和音乐组成的综合音乐形式，具有独特的传递音乐信息的编码方式。多重表征的观点认为，动画音乐包含了形、声、意三种信息表征，它们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不同形式的信息编码被分别输入到不同的认知加工模块中”⑦：动画形码被对应输入到“视觉表象认知加工系统”；⑧而声码中的音效和意码中的音高和节奏，因与动画中的语汇意义相关联，且随着动画角色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而被输入语音表征中。

儿童早期对动画音乐的理解与学习，就是在上述分工明确的机制中进行视听觉编码的过程。儿童能结合视觉画面，对音高间的微小差异表现出强烈的“新异倾向”⑨，还可以辨认与区分节奏、节拍等局部性意义信息的变化，体现了早期对动画音乐从知觉表征过渡到音乐认知表征的上升发展过程。

儿童早期的神经加工网络把音高、音色、节奏划分到与其对应的加工区域，各区域或独立、或协作，感受不同要素的变化。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大脑前额叶是音高加工的主要负责区，并有节奏感知能力；大脑左侧额下回主要负责语法的加工”⑩，两个区域在行使各自加工职能的过程中，出现了相似的ERP（Event－Related Potentials）{11}成分。这说明音乐和语言在人的生理器官参与加工时，具有重叠的神经来源。由于人在语言和音乐的句法加工中有“共享的神经机制”{12}，二者联结的启动对动画语义加工同样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儿童比成人“更容易激活左右内侧前额皮层?穴IFLC?雪和右侧上回的前后区域?穴STG?雪的前部”，{13}儿童早期的神经加工网络更容易激活动画中语言和音乐的联结区域。

三、动画音乐能巩固和加强儿童的音乐记忆

“音乐记忆是指过去积累的音乐经验在大脑中的反应，也是一种音乐心理活动过程。{14}依据20世纪50年代的信息加工理论诠释记忆时的心理活动，可将音乐记忆的类别分为 “可记忆的感知信息——感觉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15}相应的，儿童的音乐记忆系统分为三个主要框架，即音乐感觉记忆、音乐短时记忆和音乐长时记忆，早期主要以前两种记忆方式为主。

相对于音乐感觉记忆，音乐短时记忆指“聆听和欣赏音乐时，对音乐或者音响的一种印象和反应，大多以即时的回忆和认知的方式表现出来”，{16}它的内容更为广泛、心理机制更为复杂，是儿童音乐教育得以实施的关键步骤。动画音乐对儿童早期音乐记忆，特别是短时音乐记忆的巩固和加强，通过以下三个环节来实现：

第一，儿童对动画音乐的感觉记忆。儿童的各感觉器官在接收电视媒介中的动画音乐时，有细致而严谨的分工：眼睛的感觉记忆保持了看到的视觉画面中所有可接收的光脉冲，形成了视觉表象中的动画记忆；耳朵的感觉记忆保持了听到的可接收的声音，形成了听觉表象中的声音记忆；最后，大脑对这些表象记忆进行短暂的储存，视听觉表象的综合形成了儿童对动画音乐的感觉记忆。

第二，大脑对动画音乐的视听觉编码。动画音乐的整体印象在感觉记忆中不是以其原始的形式被加工，而是被神经系统转化为适于加工动画音乐的符号贮存起来。动画音乐的视听觉编码，指的是大脑对音乐情感记忆信息的再加工过程。在儿童聆听音乐时，“旋律、节奏、节拍等表现手段所构成的音乐信息向脑神经元传递并输入”，{17}形成较前一阶段更为完备的感觉记忆机制。

第三，儿童对动画音乐的语义识记。动画中每个角色的语义既是展现动画角色性格特征的表现手段，亦是大脑保持音乐记忆的重要表征信息。儿童早期容易被动画中的语义刺激所吸引，大脑开始容纳这些语义信息，可以通过充分调动和激活大脑对动画音乐的语义识记，来实现音乐记忆的巩固和加强。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儿童早期对音乐语义的记忆呈上升趋势时，其思维和动作会得到相应的发展。同时，音乐中的语义识记亦依赖于早期的音乐行为，儿童随动画音乐做出的无意识的身体动作，能扩充短时记忆的存储容量，成为推动儿童对动画音乐识记的不竭动力。

笔者在曲阜师范大学幼儿园进行实地调研时，在完成“年龄与音乐认知水平的关系测试”之基础上，拓展实验内容，通过音乐欣赏课的设计，进一步探讨有一定音乐认知能力的中班儿童，其音乐记忆水平的发展情况。笔者设置了三个课堂目标：1．感受动画中不同乐器（小提琴、风笛、长笛、鼓）的音色；2．体会动画中鼹鼠的心理变化（开心—失落—兴奋），并能回忆角色每次心理变化时的音乐旋律；3．引导儿童在欣赏音乐时，随着旋律、音色、情绪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肢体动作，以巩固儿童对动画音乐的短时记忆。课堂提问围绕动画角色转换、音乐音色变化和音乐情绪转移三个方面展开，目的在于指导儿童有效地提取音乐要素和音乐信息。

根据课堂效果的直接反馈，笔者设置的课堂目标全部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儿童早期可以根据动画音乐中的角色和动作音效回忆音乐旋律，且能根据动画音乐情节的发展，区分不同的音乐旋律以及乐器的音色，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旋律、音色和音乐情绪保持记忆。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儿童对动画音乐的短时记忆是由大量视听觉信息组成的记忆系统，分为听觉编码、视觉编码和语义编码三种形式。“康拉德（Conard，1963，1964）认为视觉呈现的刺激材料，进入短时记忆时发生了形——音转换，编码仍具有听觉性质”。{18}儿童对动画音乐短时记忆中的信息进行分析，使视觉和听觉建立有效的联系。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提取动画中的音乐听觉信息是音乐短时记忆存储的重要条件。

随着年龄的成长，“神经元胶质和神经元之间突触连数增多，这时的短时记忆逐渐向长时记忆过渡”。{19}形成儿童长时音乐记忆的心理基础是早期对动画音乐的学习动机，生理基础在于“大脑皮层和大脑皮下组织之间的闭合神经环路。{20}儿童若能经常性地欣赏动画音乐，就会将音乐短时记忆的机制充分调动起来，短时记忆的信息就能得到反复陈述，并逐渐形成深植于大脑中的记忆。

结 语

当前，儿童音乐心理在音乐教育中的枢纽作用已被学界广泛认同。动画音乐为儿童早期带来视觉和听觉审美享受的同时，对其音乐心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根据儿童早期生理结构和心理机制的特点，充分发挥动画音乐在儿童早期音乐心理发展的作用，有助于引发儿童对音乐的感知兴趣，有助于建立“基于儿童心理，适于儿童心理”的音乐教育教学方式，为提高儿童音乐早教的质量与效率提供新的视角和更多有益的启示。

①马东风《音乐视听觉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交响》2009年第1期，第15—20页。

②［瑞士］让·皮亚杰《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傅统先译，北京?押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

③冯忠良等《教育心理学》，北京?押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④武敏《音乐情绪情感与个体反应对心理治疗的作用》，《音乐创作》2010年第4期，第186—187页。

⑤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长沙?押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⑥张凯《音乐心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熏第82—85页。

⑦{12}侯建成《音乐认知?押脑与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及其教育启示》，《黄钟》2010年第12期，第166—173页。

⑧张媛《视觉表象认知加工系统的训练效应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1页。

⑨Hannon E E?熏Johnson S P．Infants use meter to categorize rhythms and melodies?押Implications for musical structure learning．Cognitive Psychology?熏2005?熏50．

⑩{13}苏洁《音乐感知能力神经可塑性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2—11页。

{11}事件相关电位（ERP）是一种特殊的脑诱发电位，反映了认知过程中大脑神经点生理的变化，也被称为认知电位，也就是指当人们对某课题进行认知加工时，从头颅表面记录到的脑电位。

{14}{15}{17}{19}{20}廖家骅《音乐记忆的机制与策略》，《人民音乐》2006年第5期，第51—53页。

{16}{18}李庆昱《音乐短时记忆的测量与比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熏第2—3页。

音乐早教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40-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171-01

我国近代的师范教育开始于19世纪末，1020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建立音乐体育专修课，可认为是我国国立高师音乐教育设立的音乐专业 、专门为培养音乐教师之始。后来北京、广州、上海各地陆续成立音乐专科学校和音乐学院，音乐学院还设置师范科。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以及沦陷区的北京，高等师范音乐系一直都在坚持办学。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40年代后期，高等师范学校有所发展。

因为还处于高师音乐发展的初期，所以高师音乐的课程体系还很不完善。在最早的时期只是在一些师范学校开设课程为比较简单的“唱歌课”，其目的为了提高普通师范生的音乐素养，后来音乐课往往是通过和美术课相结合的形式出现在师范教育的课程中的。到了“五四”运动前后，音乐教育逐渐独立出来，教育的目的也明确起来，即培养中学及普通师范的艺术师资。

从课程设置上来看，从最早 “唱歌”课，发展到技能课和理论课程相结合的课程设置。技能课程包括：声乐、钢琴；理论课程包括：基础理论与视唱、和声学、音乐史等。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音乐课还开有小提琴、国乐等。这些表明了我国早期的音乐课程设置总体趋势是逐渐完善的，重视音乐专业课程，而教育类的课程却比较缺乏。而在课程实施上，由于受条件的影响，存在着师资缺乏、设备不齐全、教师教学水平欠缺以及教学时数不够的情况。在1949年，王宗虞在《改进师范音乐课程之我见》一文中指出了师范课程设置以及实施的种种不足。他写道：“许多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师，自家对于师范教育一点没有研究，尽管对于音乐的技术有很好的修养，可是没有方法传授给学生，弄的学生不发生兴趣……”关于课程实施他指出：“现在一般的师范学校的音乐课程，都能依照颁布课程标准所订的教材大纲教学的，恐怕很少”。关于课程的考核和评价，这一时期就更不完善，评价的模式为成绩考核，形式单一，考核并不严格。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教育事业在逐步走向正轨，美育在国家方针地位的确立，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受到了极大的重视，高师音乐教育也相应受到了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此时期的课程体系较高师音乐发展初期更加健全。在1956年国家教育部编定的《师范学校音乐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了师范学校音乐教学的目的：“用音乐艺术培养学生的共产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并使学生能在中小学中进行课内外音乐教育。”

由上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关于教育目标的规定已经很明确，既有对专业的要求，也有对教学能力的要求。

1952年11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教学计划（草案）》，规定本专业“培养中等学校音乐（兼指导文娱活动）”。从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课程由公共课、音乐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专业课程组成。公共课包括政治理论课程、、体育、外国语、中国文学等。音乐专业课程包括技能课程和理论课程，技能课程主要包括声乐和器乐两个方面，声乐方面由独唱、独唱及重唱、合唱三门课程构成。器乐方面由钢琴、中乐队乐器、合奏三门课程组成。理论课程包括音乐理论和文艺理论两方面，音乐理论包括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作曲四门课程；文艺理论包括：艺术概论、音乐理论、音乐名著等。教育类课程除了普通的心理学、教育学等，还有体现学科性质的音乐教学法等。这种设置基本奠定了我国高师音乐课程设置的模式，它体现了专业性、师范性。但是，此课程设置模式也存在着许多不足，这种课程模式沿用苏联“以专业知识为本”的课程体系，追求本学科专业的系统性、完整性忽视了专业与学科的横向联系，从而造成了学生的知识面狭窄，缺乏系统性，人文素养缺失，教育能力较弱的局面。

解放后，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教学计划等，从政策上保证了课程的实施。作为课程实施主体的音乐教师，无论是音乐技能还是教学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从事高师音乐著名专家很多，如刘质平、刘雪庵、张肖虎、刘天浪等，部分院系还聘请了国外音乐著名专家进行任教。音乐教育理论得到了很大重视，很多学者、专家开始进行专门的关于音乐教育、音乐心理、音乐教学组织的研究，并且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为音乐教育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课程的实施。由于我国在解放初期，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因此我们教学设备还不是很完善，很多学校的琴房、音乐设备严重缺乏，从而影响着课程的实施。教学手段还是比较单一，教材开发也比较缺乏，没有形成系统性。

音乐早教论文篇（11）

众所周知，我国早期师范音乐教育发展的几件标志性事件：1897年盛宣怀创办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1904年清政府颁布两级《师范学堂章程》，1907年清政府《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出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随后颁布《师范教育令》、《师范学校规程》、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尽管上述教育事件是我国早期师范音乐教育发展的基础，但笔者注意到音乐教育新观念、学堂乐歌和音乐新知识等亦对师范音乐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通过综合性的考察来理解早期的师范音乐教育。本文拟从教育制度、音乐观念、学堂乐歌和西方音乐理论等角度展开考察，试图揭示我国早期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性质和基本特点，并探寻其形成与发展的深层原因。

一、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师范音乐教育

现代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制度建设是其重要的保障。我国早期师范教育，尽管兴学先于制度，但就实质讲，制度的建立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

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第一个系统性学制文件——《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该文件无师范教育。次年，管学大臣张百熙等重修该“章程”，后定名《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含《学务纲要》等17个文件)，于1904年1月13日颁布。该章程新增《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两部。这两部“章程”便成为师范教育制度化建设正式启动的标志。关于兴办师范的意义，《学务纲要》指出：“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人手之第一义。”直隶总督袁世凯亦在所进《奏办直隶师范学堂折》中申言：“育人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明确了“兴学得师”的宗旨。可见，当时社会对兴办师范已有共识。不过，此时两级《师范学堂章程》仍不见音乐课程。这里须指出的是，不设音乐课程，并非受限于制度，根本原因是音乐资源问题，即所谓因“古乐雅音失传”，而“暂从缓设”。终因社会需求．急切，一年之后像龙门师范学校(1905)、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学校(1906)即已陆续开设“乐歌”课。当然，虽说师范学堂此时已见音乐课程，但仍不能说音乐教育的地位已在师范学校确立。

1907年《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出台。至此，音乐课首次作为正式课程被确定下来。从制度层面讲，音乐教育在师范教育中具有了合法地位，同时还意味着其在普通学校中地位的确立，尽管此时还仅施用于女校(而非男校)，但就其法律地位讲已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并首开音乐教育进入普通教育之先河。1908年，两江师范学堂即在优级本科理化数学部、优级本科公共科、优级选科预科和初级本科中全面设置了音乐课程，1909年随着《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和《学部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的颁布，不仅男校开设“乐歌”课的坚冰被打破，而且还拉开了“乐歌”课全面进入普通学校的序幕。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年初教育部即《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及课程表。该《标准》进一步细定师范学校的学习科目及周音乐授课时数，确保了音乐课程在师范学堂中的地位。事实证明，这些规定为后来师范音乐的教育改革积累了经验。同年9月，教育部颁布《师范教育令》，包括男女师范学校的实施大纲。12月出台《师范学校规程》，明确规定“乐歌”为男、女师范学校本科、预科必修科目之一，并对乐歌要旨、内容等作有明确的规定。

《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范学校的预科必修9门课程，学制1年，乐歌一门周2学时；本科第一部必修18门课程，学制4年。而乐歌一门开设4年：第1学年每周2学时，后三年，每周1学时。整个师范学程，本科4年各科课程总课时平均数，音乐为1．25节，教育、历史、地理、博物等各科目也只有1．75节。在女子师范学校，4年课时总量各科更为接近：乐歌课为1．5节，历史、地理、博物等课程仍为1．75节。

总课时的接近，表明师范教育中音乐教学的地位。1913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师范学校课程标准》，音乐课程又有增加，并规定了新的教学领域。如：预科，教授基本练习和歌曲；本科，第1学年教授基本练习、乐典；第2学年教授基本练习、乐器；第3学年，教授基本练习、教授法；第4学年，教授乐典、歌曲、乐器。尽管该课程标准仍很简略，但与过去相比，不仅扩展了教学领域和音乐知识领域，而且也对课程质量提供了课时保证，同时还对师范学校的音乐课程规格和培养目标规格提供了依据。

以上情形表明，教育的制度化，是音乐教育进入师范学校的依据和保障，也是师范学校乐歌课的保证。整个制度化过程，从清末到民初是逐步推进和落实的。可以说，没有清末民初教育制度化的连续进程，就难以出现基本健全的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二、音乐教育观念与师范音乐教育

我国近代新式音乐教育的出现，还与当时的各种音乐思潮有关。在当时的音乐思潮中，怀疑或否定本国音乐传统是一大潮流，匪石是其代表之一。他于1903年发表《中国音乐改良说》，认为中国音乐弊端多多，如：“其性质为寡人而非众人的”，“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不能利用器械之力”，“无学理”等等。此外，对于中国音乐能否承担教育重任，有人也信心不足。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即叹谓：“惟中国古乐雅音，失传已久”，另外一面，面对新式音乐和新式教育，则不少人充满热情。还是匪石，在评批传统音乐后指出，中国音乐必须“改弦更张”，进行改良，应以发展“音乐教育为第一义”。1903年8月，王国维发表《论教育之宗旨》，阐述他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理想。“完全人物”包括“身体”和“精神”(知力、感情及意志)的和谐发展，并提出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全面发展的“四育”主张。他阐明“美育”之内涵包括“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主张将“如唱歌、如玩奏乐器”的音乐学科加以推广。1904年，留日学人曾志志发表《音乐教育论》，在呼吁音乐教育的同时指出了教师教育问题，认为“培养本国音乐教师”和“雇佣外国音乐教师”是音乐教育的头等要事。1907年6月，王国维急切呼吁“培养审美之教师”。也就在该年，已有音乐教材关注师范学校教育，“浅者适于幼稚、小学，深者适于师范、中学”。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2月10日教育总长蔡元培即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包括“美感教育”的“五育”，继王国维后，再次重申美感教育。7月10日，蔡元培主持中央临时教育会议，改造教育旧制并通过新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此处，美感教育即美育(主要为音乐与美术)。可见，除世界观教育外，新教育宗旨吸收了蔡元培“五育”并举的主张。关于新教育宗旨，必须注意两点：一、美育的目的是“完成其道德”，是德育的补充，体现了与儒家传统的渊源关系；二、体现了关于人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彻底否定了清政府1906年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应该说，新教育宗旨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从这里可以看出，自20世纪初开始，新的音乐观念促进了音乐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鼓吹新式音乐教育和提出“美育”概念，事实上为音乐教育注人了全新的思想资源。学校音乐的这些性质，自然会影响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内涵与品质。

三、学堂乐歌与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学校音乐教育影响师范音乐教育，是因为我国近代师范音乐教育与普通学校学堂乐歌相伴发展的事实，二者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如起步与发展的同步性，教学内容的相关性和相互促进与制约的互补性等。分析这些一致性，可以加深对早期师范音乐教育的认识。

从起步上看，学校“教歌乐”与“设师范”相互关联。1898年，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提倡新学。他在呼吁“广开学校，以养人才”，学堂教“歌乐”的同时，没有忘记“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圆。师资培养是新学的中心内容之一。尔后，清政府颁布学校法令，设师范亦与兴办学堂联系在一起。1902年《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一所，以造就各处中学堂教员。”同样，《钦定中学堂章程》亦规定：“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得以造成小学教习之才。”

从发展看，普通教育与师范教育亦同步。1903年颁布“癸卯学制”，其中《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是与《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一并制定并颁布的，其共同特点是二者皆无“音乐”一科。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音乐又同时被正式列入课程，只不过前者定正式课程，后者为“随意科”而已。就教育规律讲，师范教育或同步或超前于普通教育容易理解。到民国初期，《师范学校规程》与《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仍然同步，于1912年出台。可见，政府发展师范音乐教育，是与普通音乐教育一并考虑的。

创办新学需师资，师资培养需专门学校。所以《奏定学务纲要》要求急办师范学堂：“学堂必须有师。”因师资奇缺，《纲要》提出：“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省城之普通学堂，犹可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学堂之师范生。”可见，学堂的需求又将师范与普通学校联系了起来。

鉴于当时学校音乐主以“乐歌”，教师须会“乐歌”，因而师范学堂教习“乐歌”也便顺理成章。1907年《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立学总义”有“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一项，教学科目中有“乐歌”一科，乐歌“要旨”为：“感发其心志，涵养其德性，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有裨风教者。”对照《女子小学堂章程》乐歌“要旨”，“使学习平易雅正之乐歌，凡选用或编制歌词，必择其切于伦常日用有裨风教者，俾足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性”，可知，二者“学科旨要”如出一辙，皆“择其有裨风教者”，“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性”。尽管师范音乐教育未写明“乐歌”二字，然就当时情况看，也就是“乐歌”了，因师范教学内容当宽泛一些。十分清楚，师范音乐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联，更多出于教学内容方面的相关，这是二者相互促进和制约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在1907年乐歌正式进入课堂后，乐歌教材已有师范和中小学共用的情况。如叶中冷《女子新唱歌·三集》(1907年出版)，其中“浅者适于幼稚、小学，深者适于师范、中学”，蒋维乔《新撰唱歌集·初编》(1909年出版)“凡小学校、师范学校、中学校皆适用焉”，徐传霖、孙拔合译的《中学乐典教科书》也是师范、中学和高等女校共用的。可见，普通音乐教育“乐歌”课的性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师范音乐教学的内容。

如前所述，这里还有乐歌师资的关联。奏定学务纲要》说聘请中外音乐教员是两条途径。实际上，1903年前后学校中乐歌教习情况有重要变化，此前由外国担任，如1902年创办的上海“务本女塾”日本人河原操子，天津“严氏女塾”的日本人山本，1903年三江师范学堂音乐课聘日本教习。此后虽然同样还有外国教习，如1904年江苏师范学校的日本教习小野清一，1906年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日本教习丰冈梅等，但自沈心工始，有留日背景的中国教员逐渐增多，如宝三、苏钟达、权国垣圆、许崇光、王承法、张玉斌、周佩珍、侯鸿鉴、夏素非圆等。严格说，因语言和宗教等原因，外籍教员很难担任学校音乐教育重任。我国早期的学堂乐歌的推广和普及，主要得益于归国留学生。从这里可以看出，关于音乐师资的国籍，只是时间上的先后之别，而无普通学校音乐和师范音乐之别。

四、西方音乐理论与师范学校音乐教育

近代，我国音乐教育有一个音乐知识体系的选择问题。尽管早在清初，已有汉文献介绍西方乐理，但对中国并无实质性影响。西方音乐理论的真正影响在清末，与新式学堂乐歌活动有关。

20世纪前后，不少国人或许出于对西方学术了解和对中国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的失望，对中国音乐的当代意义渐失耐心。学界领袖梁启超便认为：“中国乐学，发达尚早，自明以前，虽进步稍慢，而其统犹绵绵不绝”，“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大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曾志态认为，汉代以降“几以音乐为非学者所当闻问。”匪石更是一针见血，指出我国的“乐谱”与“乐理”出了问题：关于乐谱，古代“未尚不特别发达”，但“奈沿流昧源，谱曲尽佚”，今乐之谱“深奥难喻，习者盖寡”；关于乐理，“‘班志’、‘乐律’二书，足称是矣”，但因“理与器违，非适于用”，而造成今日“旧乐日益消灭，而新作亦复绝响”。要想重建当代音乐，则“必以学理为基础”，改弦更张。其革新之路，当以“西乐哉!西乐哉!”

由此观之，在诸多人眼中，传统音乐遇到了所谓“流于卑靡”和“无学理”的双重困境。这既成为了近代音乐教育接受西方音乐理论的理由，也成为催生学堂乐歌的原因。至于乐歌性质，已有研究所揭示的西方基础十分清楚，主要以日本学校歌曲或欧美曲调易以新词而成，其乐理基础亦显而易见。我国最早出版的沈心工《学校唱歌集》所附《乐理摘要7即是说明。仅据《中国音乐书谱志77著录，自1904年至1909年6年间所出版的西方音乐理论文献，即有叶肇昌《方言西乐问答7(1903年)、[英]爱爱拜尔《乐典教科书7(e日]铃木米次郎校订，1904)、[日]铃木米次郎讲授《音乐学》(陈邦镇译，1905)、[日]铃木米次郎《乐典大意7(辛汉译，1906)、伍达《(最新)最新乐典问答7(1907)、沈彭年《乐理概论77(1908)、李燮羲《乐典7(1909)7种@，尔后有高寿田《和声学》(1914)、徐传霖、孙搂《乐典教科书》(1917)、徐保仁《乐典77(1919)、王黄石《普通乐典7(1919再版)等。此外，还见期刊、杂志刊载理论的情况，如《醒狮771904年第1、3期连载曾志惠《和声略意7。这些理论性知识，许多同时被用作专门的师范教材，如陈邦镇译《音乐学7(1905)，及伍达、沈彭年、李燮羲和徐传霖、孙披等人所编教材。

关于音乐理论在音乐教育中的作用，曾志惠在《乐典教科书》序中讲得很清楚：“音乐之入门日乐理，或日乐典，非此不足言音乐。”“音乐者不知其理或典，不可以作曲，不可以用器。‘故欲言音乐，当先读音乐理论或乐典。”同时指出，乐理与中国音乐之兴亡息息相关：“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实行而不知其理论，亡吾中国者其在此乎。‘知音乐之为物，乃可言改革音乐，为中国造一新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