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科技论文大全11篇

民生科技论文篇（1）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更离不开政治理论的发展和现代化。作为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政治理论也需要不断的进步和创新，才能适应中国迅速崛起的大趋势。因此，本文试图从二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来探讨民族科技文化和政治理论的创新。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科教兴国战略思想和人才强国战略思想强调科技文化和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将科技、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通过提高中华民族的科技水平，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应指向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文化创新成果要生态化，要积极发展低耗能、高效率的科学技术，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服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和谐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为政治、经济及社会其他事业的发展服务。科学发展观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政治理论的创新也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在发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基础上，一定要大力提倡政治理论的创新精神。尤其在我国提出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更应该注重各个领域的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民生科技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80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808-04

民族传统体育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确定民族传统体育学为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纳入了学科发展的轨道。1998年，民族传统体育出现在国家教育部新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上，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这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丰富体育文化，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国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国内的理论研究视野多局限于项目和技术，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撑和宏观上的把握。十年过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体系建设仍然处在经验阶段。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是武术学科，武术学科研究的内容又多为技法。

为了使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传承民族体育文化，弘扬民族体育精神的载体，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完善奥林匹克运动的载体。必须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进行深入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武术学院毕业并参加工作的往届毕业生、武术学院2003级应届毕业生、2005级在校大学生、在校学生的家长。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文收集的资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教育部关于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的指导文件：2) 开设民族传统体育学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教学文件：3) 2000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1.2.2问卷调查法本文根据调查内容所需设计四类问卷：调查对象是如上“调查人员”栏所述四类人员。共发放问卷450份。其中往届毕业生50份，回收38份：2003毕业生85份，回收79份：武术学院在校2005级学生100份，回收89份：学生家长45份，回收36份。问卷进行了新度、效度检验。

1.2.3逻辑分析法本文依据对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为逻辑起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学时分配等相关问题进行依次递进的逻辑推理。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问题原因和解决对策。

1.2.4数理统计法将回收的问卷进行分类统计，并在SPSS上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设定

2.1.1确立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

2.1.1.1我国当前政治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高等人才的需求我国正处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9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规定》，明确指出我国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当前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必须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注重良好习惯的培养，健康人格的铸造和人文素养的提高。

2.1.1.2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人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

人文素质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 具备人文知识；2) 理解人文思想；3) 掌握人文方法；4) 遵循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真谛所在，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人文素质缺乏会影响大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工作的创造能力、对问题的洞察能力、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解决的能力。而文化素质欠缺，文化根底肤浅，正是当代学生素质缺陷的突出表现。

考察世界高等教育，有两种典型的模式：1) 以美国为代表的通才教育，2) 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专才教育。在信息时代，“方法教育”尤为重要。方法教育的实质在于学习技巧的提高与学习的有效性的增强，在于对资料卡、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网的充分利用。

文辅相教授提出教育的第3种模式：“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的构想。这种基本模式的设计基点在于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实行专业性教育与综合性教育相结合，让专业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宽知识面的基础上。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行现代科学教育与现代人文教育相结合，让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让人才的培养不囿于书本和学校的范围。

2.1.1.3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特性对其培养目标的要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形成的民族文化在体育领域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身体活动形式、内容、风格、偏好等。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它所承载民族自身内在的信仰、思想、文化素养的追求，或者说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文化标示。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充分挖掘其教化功能，振奋民族精神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这一点是确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立足点。

2.1.1.4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培养学生的实际需求状况由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设置包括三个专业方向：武术方向：包括套路、散打：民族民间体育：体育养生。

2.1.2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及目标确立

2.1.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建院1958年。1998年以前，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了解决武术师资、教练员和科研人员。根据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需求，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被设为体育学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前身为武术学科）的本科学生培养目标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表1)。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存在问题是：过窄的专业技术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与遵循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创新的人才培养要求相背离。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并且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与培养方向存在差距。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的学生就业定位在运动训练和学校体育教学两个方向。然而，近三年的就业形势表明，毕业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毕业后从事教学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0%；从事公安的学生占到15%以上，有不少学生选择了自谋职业。而且，通过在校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显示。有45%左右的学生和38%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有30%的学生和35%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只有8%的学生希望从事教练员工作。这种培养方向和就业实际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单一性，另一方面来自于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综合性、高学历的现实状况。

2.1.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定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基础扎实、知识全面，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科学精神、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掌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实际工作能力较强：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相关领域教学训练、管理、社会健身咨询与指导以及安全机构等工作，承担弘扬和传播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

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其能力2.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存在问题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2003年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培养规格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受到这些方面的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科研、竞赛、裁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技能；具有在本专业领域进行教学、训练、指导与管理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所制定的与本专业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有关本专业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目前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没有体现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而是过分强调专业技术；在技术上有过多依赖竞技体育的倾向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能力结构单一。

2.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定位作为高等教育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理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文化素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学习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掌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加强文学、艺术等诸方面的修养，必须达到高等教育标准，能够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核心是做合格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核心是做当代合格的中国人。

道德素质：遵循社会公德和较高职业道德的素养。核心是做高尚的公民。

业务素质：一专多能，有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核心是做合格的高层次劳动者。

身心素质：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好、适应环境能力强。核心是做具有强健体魄的人。

综合素质：既要具备专业特长，有鲜明的个性，又要知识面宽，全面发展。形成良好学习习惯，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保持可持续发展。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培养规格应定位为：

本专业学生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主要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接受相关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组织竞赛、管理、社会指导及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

毕业生应补充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基本知识有一定了解；初步掌握继承和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掌握一定法律、公安领域相关知识，为从事国家安全机构工作打下基础。

2.3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2.3.1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历史回顾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几次大的课程改革，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结构有所改革，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但就大的框架和体系而言，基本上仍然延续了50年代初的模式。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包括：

1） 公共必修课。共30学分占到总学分的18.18%，其中外语为16学分、计算机为2.5学分、政治思想教育为10学分、军事理论为1.5学分、法律基础为1.5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目前包括体育学概论、应用写作、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教育学、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文化概论、运动训练学、科研方法概论、专项理论与教学实践和专项训练。共70学分，占 43.75%。

3） 限制选修课（一）。包括传统武术各拳种、中国武术史、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古汉语、体育社会学、中医基础理论、体育测量与评价、可视化程序设计以及中国式摔跤、体育养生、、木兰扇、舞狮、短兵、太极拳、散打、跆拳道等专业技术课程。共28门课，选够25分，其中必须包括10学分学科知识。

限制选修课（二）。分为运动训练方向和体育师资方向。前者包括运动训练方法、运动生理机能评价、运动员科学选材、疲劳恢复与营养、运动员生理机能生化评定、运动员心理咨询与训练、运动生物化学、运动技术分析与诊断。后者包括现代教育理论、学校体育学、体育舞蹈、田径、篮球、乒乓球、体育游戏、体育保健、教育心理学、足球、体育教学基本技能。选够10学分。这类课程主要是为将来择业准备的教育。

4） 任意先修课。共15学分，占9.39%。

5）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与学术活动三部分。共10学分，占6.25%。

完成全部计划共160学分达到毕业标准。

2007年计划虽做了相应的调整，但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1) 目前许多全国重点院校都推行“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在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在高年级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逐步推进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而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课程几乎占据了77%。这严重偏离了目前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方向，尤其受竞技体育的影响太大，通识教育严重匮乏，更像是职业教育。

2) 除了公共基础课所涉及的跨学科的内容外，民族传统体育跨学科的课程少之又少。现有的课程存在重复设置现象。例如，运动训练极其相关学课课程多处重复；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存在重复设置；中国体育史、中国武术史存在重复设置现象。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之间存在重复设置想象。术科类的重复设置现象也相当严重，套路类的专项训练与竞技武术中的长拳、太极拳、南拳、刀枪剑棍术有大量重叠、而传统武术也包括这些内容。专项训练中以散打为主、副项包括短兵和跆拳道，而限制选修课也有这些课程的设置。

3) 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对外的主干学科有：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三门，主要课程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中国文化概论、武术理论基础、传统体育养生学、中医学基础、专项理论与技术、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这显然存在明显不足。

主干课是指对专业建设和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课程，是对实现培养目标能起主导作用的专业必修课和公共必修课。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设置中缺乏支撑本学科的主干课程。当然，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影响了本学科发展。再者，尽管学科成立已经有十个年头，有近80所高校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但是缺乏学术交流的平台，没有相关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权威单位领导，各自为政，重复办学现象严重。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改革方案首先，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养。通过增设通识教育中哲学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类课程；专业理论中国武德教育课程；跨学科拓展课程公安基础理论类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中的人文社科课程。即全面，又灵活全面培养综合素质和加强人文素养。

其次，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比例，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尤为重要。例如，通过专项教学与训练，在保障专项训练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学生教学、训练能力的培养，增加假期社会体育指导环节，扩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增强才干。

增设公安类基础理论课程有利于增强学生与法律有关社会学知识；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特殊性，有利于进行预防犯罪教育，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就业方向的引导，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目前，毕业的学生中大约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特警、等相关工作，而且随着公安院校的转型，未来到公安系统就业的人数有增加的可能。

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最终形成。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缺乏主干课程。通过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课程无疑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的内涵，为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形成奠定基础。

凸现学科体现特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课程改革中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内容正体现了继承、传播和弘扬民族精神。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1) 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缺乏当代教育理念：过重的功利导向，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没有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2) 在培养规格上，没有体现倡导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过分强调专业技术的提高：在技术上又过多依赖竞技体育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能力结构单一，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

3)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设置存在重复设置现象：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

4) 应增设哲学类、文学艺术类、史学类、公安类基础理论和武德教育课程。

5) 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应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

6) 在学院范围内有目的的引导开展社团活动，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校内课程与校外学习相结合，拓展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3.2建议1) 成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搭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平台，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和课程设置等相关问题。

2) 成立专业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刊物，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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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姜凤云.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科技信息,2007,(16)：133-134.

［7］ 王润斌.略论民族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交互影响［J］.山西体育科技,2006,(1)：36-37.

民生科技论文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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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格式模板范文：民生科技与第六次科技革命

〔摘要〕近代以来，世界上大致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这五次科技革命具有一些规律性机理：发生领域从单个学科走向学科群，科学技术从分化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动力来源于科技内部发展需要和社会外部需求；其影响促进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并使世界科技中心与经济中心不断发生转移；其趋势越来越走向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一体化。民生科技作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重要领域，解决健康、环保、安全等民生问题是重要动力，将引起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及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与产业的一体化将成为重要趋势。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大力发展民生科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科技观，加强民生科技内部发展需要与外部需求的耦合，提高民生科技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度等。

〔关键词〕民生科技，第六次科技革命，机理，走向，重要维度，现实路径关于科技革命，学界有三次说、四次说、五次说，比较能够达到共识的是五次说。“第一次是近代物理学诞生，第二次是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第三次是电力和运输革命，第四次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第五次是电子和信息革命。”〔1〕2011年以来，《科学时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科学基金》《决策》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的论文、调查报告和人物专访。根据前五次科技革命发生的机理以及专家学者对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猜测，我认为民生科技是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维度。“民生科技指涉及民生改善的科学技术，是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开展的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成果转换和科技服务。”〔2〕为了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民生科技。

一、前五次科技革命发生的机理及其走向

前五次科技革命的发生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把握科技革命发生的规律有助于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一)科技革命发生的领域从单个学科走向学科群，科学技术从分化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6～17世纪，是以日心说、牛顿力学等为代表的近代物理学革命，促进近代化学、生物学、地学等科学的发展，科学逐步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8世纪中后期，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蒸汽机和机械革命，促进了当时英国冶金业、纺织业等产业的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9世纪中后期，是以发电机、内燃机、电讯技术等为代表的电力技术革命，促进了汽车、无线电、航空等行业的发展；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是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革命，促进了天文学、地学等学科的发展。前四次科技革命表征为主体科学技术在发生革命的过程中渗透或带动了与其相关科学或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从综合走向分化。第五次科技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中后期，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包括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在内的学科群革命。第五次科技革命不同于前四次科技革命，它是以某主体学科为先导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学科群革命。从前五次科技革命发生的轨迹看，科技革命不仅体现了从某学科革命走向学科群革命，而且体现了科学技术从综合走向分化，再从分化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

(二)科技革命发生的动力来源于科技内部发展需要和社会外部需求。科学革命主要来源于科学内部发展需要，技术革命更多来源于社会外部需求。“发达国家的科技需求与科技革命的关系更紧密。”〔1〕蒸汽机和机械革命来源于英国解决棉纺织品质量低劣、竞争力低问题，因急需采用新技术提高竞争力的需求而产生；电力革命起源于欧洲，发生于美国，“原因在于当时美国人少地多，劳力不足，需要发展节约劳力的机械技术。”〔3〕第五次科技革命来源于解放脑力劳动和解决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引起的能源、生态、环境等危机的需求。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具有人才、资金、技术等优势，成为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地。因此，科技革命是否发生需要科技内部发展需要和社会外部需求的推动。

(三)科技革命发生的影响促进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并使世界科技中心与经济中心不断发生转移。一般来讲，科学革命引起人类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变革，技术革命引起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两次科学革命产生了机械唯物观和辩证唯物观；三次技术革命实现了生产方式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生活方式电气化和信息化，使人类逐步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科技革命促进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科技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转移路线基本是一致的，即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

(四)科技革命发生的趋势越来越走向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一体化。一方面，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发生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不断走向一体化。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于16～17世纪，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于18世纪中后期，相隔近200年；第二次科学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于20世纪中后期，相隔仅几十年。另一方面，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越来越走向一体化。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于1763～1870年，第一次技术与第一次产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于1946～1970年，第三次技术革命与第三次产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所以，从发展趋势看，总体上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走向一体化。

二、民生科技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维度

第六次科技革命什么时候发生？一些专家认为可能发生于2020～2050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认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约2020～2050年)有可能以生命科学为基础，融合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提供解决和满足人类精神生活和生活质量需要的最新科技。”〔4〕他提出三个方面原因，每次科技革命发生周期约70年，第五次科技革命从20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20～50年代近70年，此后将会发生新的科技革命；分子生物学从1953年诞生到2020年近70年的积累，有从量变到质变的潜能；还有2020年有可能是经济增长周期的一个拐点。中科院通过对300多名专家研究形成“面向2050年中科院科技发展路线图”指出10～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新的科技革命。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把握及综合考虑专家学者的观点，我认为民生科技是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维度，具有相应的动力机制，并对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讨论具有一定的“科学猜想”性质。

(一)民生科技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可能领域。从目前世界科技发展视角看，“许多科学家认为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许多国家对生命科学的投入比较大。”〔1〕生物学发展对人口健康等民生科技发展具有变革力。从我国科技发展情况看，2011年5月，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曾收回108位院士关于迎接世界第六次科技革命看法与对策建议。从统计资料看，“信息和仿生工程的支持率最高，达到72%；部分院士认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体部分应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医学、环境科学、防灾减灾科学等；有院士认为，21世纪人类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绿色能源问题。”〔5〕从面向2050年中科院科技发展路线图来看，围绕民生的绿色、智能和可持续发展等有望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维度。所以，第六次科技革命将以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生物学为先导，包括健康科技、生态环境科技、公共安全科技、防灾减灾科技等民生科技在内的学科群革命。民生科技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可能领域。(二)解决健康、环保、安全等民生问题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动力。从科学内部发展需要看，学术界多认为“第六次科技革命有可能主要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或者以生命科学为基础的领域。”〔5〕

从社会需求看，21世纪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把解决民生问题、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作为国家科技规划的重要选择。美国把“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健康”作为重要维度之一；欧盟把“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资源的管理”作为四个主题计划之一；日本把建设“人民安居乐业且生活质量高的国家”作为科技发展三个目标之一；我国《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把科技惠及民生作为本质要求，大力发展惠及民生的人口健康科技、公共安全科技、绿色城镇关键技术等。《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将与民众健康、环保、安全等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能源科技、环境科技、人口与健康科技、公共安全科技等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信息科技、生命科学、能源科技、纳米技术和新材料科技，以及与公共卫生、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领域多成为各国重点发展的领域。而这些重点领域往往是多学科交叉的、有广泛影响的领域。”〔6〕

所以，从科技发展内部发展需要和外部需求看，解决健康环保、安全等民生问题为己任的人口健康科技、公共安全科技、环保科技等民生科技将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领域。

(三)民生科技作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领域将引起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及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从观念变革看，第六次科技革命将体现以人为本的和谐观。18～20世纪科技发展的重点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21世纪的科技重点将是人类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和适应太空环境，全面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可持续性和适应宇航时代的需要”〔1〕，体现为以人为本，人类与环境、人类与社会、人类自身的和谐发展。第六次科技革命将使人类生产方式走向人性化，生活方式走向休闲化和创新化，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引起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转移到何处？从目前国际发展趋向看，谁抓住机遇，抢占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有利位置和制高点，谁就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1700～1950年期间中国从世界强国降为半殖民地国家，从发达国家降为欠发达国家。”〔4〕1950年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不断提升，1978年中国GDP总值世界排名第15位，1980年第7位，2011年跃升为第2位。第六次科技革命使中国再次面临选择，我们是从第六次科技革命中抓住机遇获得巨大发展，还是付出高额代价，关键看我们的行动。我们只有主动解决民生问题，积极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才有可能创造新的辉煌。

(四)民生科技与产业的一体化将成为第六次科技革命发生的重要趋势。从前五次科技革命发生机理看，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是交替发生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实现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叉融合，并走各一体化。原因在于：其一，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产业化时间越来越短。电动机从发明到应用共用了65年，电话用了56年，真空管用了5年。科学与技术、产业的融合趋势，预示着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将走向一体化。其二，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围绕提高人类生活质量而展开，它从一开始就同社会需求紧密联系，一旦有科学或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必然会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总之，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是一场围绕解决人类自身健康、环保、安全等民生问题而引发的，以生物学为先导，包括生态环境科技、公共安全科技、人口健康科技等民生科技在内的学科群革命，并将引起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等变革。

三、发展民生科技，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现实路径从科技革命发展历程看，中国错过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会，第五次科技革命收获不是特别多。所以，对第六次科技革命倍受学界关注。为了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我们必须创新民生科技发展路径。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科技观。科技观是引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指示灯。蒸汽机革命和电力革命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此期间产生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科技乐观主义，科技发展以满足人类需求为价值取向，不惜以生态和环境破坏为代价。20世纪50年代，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危机、人口过剩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科技悲观主义越来越盛行，给世人以警示，唤醒了人们的忧患意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运动不断掀起。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观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进入21世纪，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科技观成为科学技术发展应遵循的理念。首先，体现以人为本，即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根本，以发展成果由民众共享理念来发展科学技术；其次，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从世界范围看，目前生态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大力发展生态环境科技和新能源科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仍是未来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进入21世纪，公共安全事件呈上升趋势，大力发展公共安全科技，实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也是未来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民众对健康需求的不断提升，实现人自身和谐发展也成为新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理念。总之，为了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科技观。

(二)加强民生科技内部发展需要与外部发展需求的耦合。从科技发展的内部需要看，近年来生物学得到了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生物技术被列入国家科技发展的五个战略重点之一。在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中也将生物学列入了重点支持领域。“2002-2012年(截止11月1日)10年间，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有14个学科的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其中，药学与毒物学居世界第6位，生物与生物化学居世界第8位，微生物学居世界第10位。此外，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居世界第12位，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居世界第13位，临床医学仍保持世界第14位，精神病学与心理学居世界第16位。”〔7〕这些学科多是与解决民众健康等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生物学与医学领域。

从民众需求看，解决健康、安全、环保等民生问题成为民生科技发展的重要外部需求。“”以来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任的民生科技越来越得到政府的重视。《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和《关于加快发展民生科技的意见》对“十二五”期间我国重点发展的民生科技从资金、人才、管理、科普等方面进行规划，体现了民生科技对解决民生问题的支撑功能。从目前看，科技发展内部发展需要与外部需求是一致的，都集中于解决民众健康、安全、环保等民生问题相关的生物学、生态环境科技、公共安全科技等，二者的耦合有助于加快民生科技的转化与应用。

(三)提高民生科技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度。第六次科技革命将使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走向一体化。我们应创造条件加快民生科技与其相关产业的融合。一方面，在机制上进一步深化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充分建立起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科研院所、大学与民众参与五位一体的管理机制，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功能；另一方面，在产业上加快环保、健康、医药卫生、安全等民生科技产业的布局，为民生科技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人才、制度等保障。目前我国民生科技产业处于起步阶段，资金、人才和制度等支撑都比较缺乏，民生科技学科建设比较滞后，这些严重影响了民生科技产业化水平；再者，提高民生科技对传统农业、工业等改造力度，实现传统产业健康化、安全化、生态化发展。农业、工业等传统产业存在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安全系数低等问题，要实现传统产业健康、安全和环保发展，必须加快民生科技对传统产业的变革，实现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四)加快民生科技对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步伐。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起人类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民生科技作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重要领域，它将使人类从观念上越来越重视健康、安全、环保，人类观念的变革反过来会成为民生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民生科技的发展也会使人类生产方式更加注重健康、环保、安全，人类生活方式越来越走向人性化和休闲化。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往往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随着民生科技发展的不断深入，人类的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越来越来越人性化，不断走向健康、安全和环保，引领人类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总之，“科学革命是不同时展的产物。”〔8〕民生科技作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维度，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科技观，加快解决健康、安全和环保等民生问题，大力发展健康、环保和安全等环保产业，实现人类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参考文献：

〔1〕何传启.第6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方向〔J〕.中国科学基金，2011(5).

〔2〕科技部《关于加快发展民生科技意见》〔EB/OL〕.中国聚合物网，2011-07-21.

〔3〕张瑞民.世界科技革命的历史简介及启示〔J〕.社科纵横，2004(5)

〔4〕金振蓉.我国面临第六次科技革命战略机遇〔N〕.光明日报，2011-08-06.

〔5〕叶青，何传启.迎接世界第六次科技革命〔J〕.决策，2011(8)

民生科技论文篇（4）

2、科学性，科学性是一切学术论文的灵魂和生命。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客观真理，因此首先必须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反对弄虚作假的不诚实态度；其次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符合科学的规律。

3、创造性，或称创新性、创见性、独创性，这是衡量学术论文价值的根本标准。科学研究是处理已有信息、获取新的信息的一种创造性精神劳动，需要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探索新的方法，阐发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见解。表述科研成果的学术论文，贵在创新。如果没有一点创新性，就根本没有必要写学术论文。

4、专业性，学术论文的专业性不仅表现在研究内容和手段上具有明显的专业特色，而且表现在文章的结构、专业术语、图表、公式等方面。

5、规范性，不同的期刊论文虽然在语种、版面上有区别，但都具有相似的基本格式。世界发达国家对学术论文的撰写和编辑制定了各种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标准，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学术机构还制定了本学科和专业的国际标准。

科技论文范文欣赏：

[摘要]科技扶贫在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伟大实践中，使广大贫困地区农民依靠科技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在中国经济整体日益市场化的今天，为了进一步提高科技在扶贫攻坚战中的作用，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本文介绍了林下经济作物种植这一条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能很好地保护林地生态的科技扶贫新模式，从而证实了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切实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科技扶贫新途径。

[关键词]新途径林业科技兴农林下经济作物种植

[中图分类号]F32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4)07-0110-02

引言：科技扶贫政策的提出，它是应对贫困农村地区技术生产落后和技术人才极度缺乏的这一经济现状的，近些年来，科技扶贫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在我国，科技扶贫政策的提出较晚，地区之间发展的还很不均衡，还没有形成一致认识的扶贫模式的具体界定。因此，研究科技扶贫发展的具体操作模式，探索形成比较规范和科学先进的科技扶贫模式理论，对完善和发展科技扶贫理论和进一步推进科技扶贫实践都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在这种背景下，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就应运而生，它是在实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后，将集体林地承包到了农户手中，广大林农为充分的利用林地空间，深挖林业生产力，实现不砍树也能致富的绿色循环经济，而在农业生产领域涌现出的新生事物。近年来，我国把把林下经济作物种植产业作为促进生态保护、农民增收、社会发展的重要农业产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经济作物种植，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科技扶贫的意义及其特征

1.科技扶贫的意义

科技扶贫政策的实施与应用，促进了贫困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尽快的实现了脱贫致富。高素质的科技扶贫人才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农民群众进行科技扶贫政策与技术的普及教育，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科技文化素质，增强了贫困地区农民自我发展和积累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贫困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得到最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科技扶贫的特征

2.1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在科技扶贫中始终扮演着第一位的角色，起到的作用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由于贫困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和人文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较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科技扶贫开发中，需要大力发展本土科技以及引入必要的先进技术，同时由于农林牧渔等行业技术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适应性，在贫困地区引入技术时，必须要求技术本身是先进的、成熟的，并结合当地实际综合体现技术的先进性、成熟性、实用性和经济性。

2.2加大力度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科学文化素质。科技扶贫不仅要求有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同时要求科技实施人员素质较高，因此提高个体素质是贫困地区脱贫的必备条件。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群众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要引入科技和管理人才，组织实施各类型的扶贫项目和扶贫讲座等类型的活动，集中解决贫困问题以及增大群众的认知面，而且要在扶贫项目和扶贫讲座等类型的活动的带动下，大力开展科技扶贫政策与技术的培训与教育，以达到普及科学技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目的，这样就从根本上转变了农民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个体素质，造就了当代的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农民。

二、应用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的开展方法

笔者生活在平原地区，随着退耕还林工程以及防护林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农民栽树的积极性高涨，林地面积在近几年迅速增加，改变了林木稀少的的状况，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1.近几年来，养殖业收益较好，林农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林地资源，实现养殖以及林业的双重发展。在林地里散养家常鸡、鸭，鹅等，在各地都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在果园散养鸡鸭鹅等家禽，能够明显的减少害虫的虫口密度，而且不用给果园单独除草，省工省力。在合适的林地规划一片空地圈养生猪和羊，有的还在林地建立托牛所，利用林地的坑塘养鱼，收益相当高。而家禽家畜的粪便又是林木生长良好的肥料，二者相得益彰，极大地提高了林地资源的利用率，促进林木的生长。

2.林下种植已经非常普遍，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林下套种喜阴的园艺用卉苗木前景广阔，喜阴的有苔类。在林木种植的初期，可以采取林木与矮杆作物间作，例如大豆、花生、辣椒、等。耐阴的药材品种非常多，而且随着中医药的发展，药材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栽植人参、西洋参、等很多品种。林地栽植食用菌历史悠久，可以种植蘑菇等菌类植物。

3.充分发挥林木丰茂、空气清新、生态良好的优势，合理利用森林景观、自然环境和林下产品资源，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产业，大力发展森林旅游。建立“林家乐”，突出个性特色，以采摘、垂钓等休闲模式吸引各方游客来享受林地的中的农家乐趣。

三、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1.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林木的生产周期是比较漫长的，这严重制约着林改后农民的发家致富。而发展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增加了林业附加值，开辟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2.因地制宜成本低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利用森林系统良好的生态条件，在林下种植南药、棕榈藤和切叶花卉等适宜的经济作物(植物)，这种种植模式是充分利用当地现有的药用经济作物和资源，投入少、效益高，也可有效地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从而实现“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3.保护环境效果好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可构建不同类型森林复合经营系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结语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作为一条农村科技扶贫新途径，具有农民可操作性强、投入少、见效快、种植面积广、大大增加农民收益、保护生态环境等优势，在农民林业生产实践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能提高森林覆盖率，同时由于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又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益，产品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这样，林下经济作物种植作为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也成为了我国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褚琳，劲草.科技扶贫是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J].科学经济社会，1999

[2]毕文博.深化科技扶贫，做好科技共建工作[J].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2003

民生科技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4-0028-0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文化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进行的。因之，其既不能照搬别国科技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又必须遵循科技文化建设的内在发展规律。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科技文化建设的现代化，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此，党在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对科技文化建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与之同时，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现代化的征程中，伴随着探索中挫折与跨越的交替，也积累了一些弥足珍贵的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作为科技在其发展历程中所积淀而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1]44，科技文化反映的是人优化科技活动的意向，其具体包括科技的价值观、制度、行为和成果四个层面。关注科技文化、建设科技文化是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科技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理论体系，并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遵循和精神标识，从中不断汲取思想力量、获取方法指南，并自觉运用于科技文化建设。这“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早在1940年2月5日，在参加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3]6，号召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可以说，在科技文化建设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直是我们党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以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为例，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的。1940年9月1日，李富春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学典礼上就强调，要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迎接新中的诞生培养科学技术人才[4]372。据当年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员后来回忆，当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就已体会到，“一个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首先要学习的是做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专门人材，只限于学习有关的自然科学课程是把握不住方向的，而且也很难把实际工作做好” [5]453。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词中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6]92。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对自然科学学习的认识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将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结合在了一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重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科技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科学论断。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7]346。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由此推动我国科技和文化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敏锐地观察到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在分析我国现实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1995年5月26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8]51。翌年5月27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8]73。可见，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与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技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发展。

进入21世纪，如何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成为党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顺应世界科技的发展变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代表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 [9]187，把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2012年11月8日，代表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10]7。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推动了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2014年6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特别强调，“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11]126，因此，要矢志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可以说，这一论述不仅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视角，而且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内涵，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纵观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要确保科技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必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科技文化建设，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不仅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及其奋斗目标所决定的，还因为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因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科技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好科技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二、与时俱进地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的巨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主导思想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的演变，不断推动着科技文化建设向前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将科技文化建设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是党对根据地科技工作者提出的中心任务。194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在其发表的社论中就指出，“提倡自然科学正是发展抗日的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这个目的所必须的、所应有的步骤”，认为“也只有在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总目标之下来提倡自然科学，才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12]。以延安大学为例，其制订的办学方针之一即是“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 [4]385。在革命根据地特定历史条件下，党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这些最初尝试，不仅直接推动了革命战争的进程，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文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为政治服务的科技文化观基本延续了下来，它集中表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成为党领导科技文化发展的时代最强音。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关于科学工作的各条规定，就是今后我国科学工作的总方针，即“要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13]16。据实而论，这一政策导向对巩固新生的政权和推动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一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从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出发虽然是必要的，但以革命的思维和方式处理复杂的科技文化问题终非科技文化发展的正道。此后，随着“政治挂帅”的持续发酵，科技文化建设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政治化的泥潭，以致科技文化日趋成了极左政治的奴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党科技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而且把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时，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技文化的作用，强调“我们应当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13]806，积极倡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之路。这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迎来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春天。

及至20世纪90年代，在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基础上，代表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其不仅体现了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且实现了科技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从而把我国科技文化建设推向了时展的新高度。1996年2月9日，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落实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实现‘两个转变’造就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管理人员”[8]68，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科技文化环境。

随着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向前推进，在深化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又代表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科W发展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我国面向未来的重大发展战略。2006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9]194，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自主创新的伟大事业之中。可以说，这一论述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科技文化建设理论的概括和重申，又是基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提出的新认识。

有道是：挑战无休止，应对也无止境。党的十以来，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2013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尊重科技人才创新自，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14]，对我国科技文化生态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给予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关注。这一科技文化观的阐发，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对科技文化自身特质的自觉，而且也展示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自信，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从上述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来看，伴随着其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的转变，我们党不仅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了科技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着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正因如此，党对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不仅提升了其对科技文化建设的认识高度，而且自觉将科技文化建设与自身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成功实现了党的领导与科技文化建设的统一。

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科技文化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事业是由人民群众来完成的，因之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投身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其建设者的作用，从而凝聚起强大的科技文化建设力量。

科技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这是历史早已揭示的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科技文化建设中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延揽和优待科技人才。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最近边区中央局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中规定了提倡科学知识与文化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这无疑对今后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将有更大的推进，将会招致更多的科学艺术人才来到边区，将更提高边区的以至全中国的科学艺术水准”[15]。事实也是如此。是时，上述党促进科技文化建设政策的实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边区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使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成为边区人民的共识，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革命和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0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成为群众性的事业，应该把科学理论与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专家的智慧与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把科学研究工作与群众的生产工作结合起来” [16]。在党看来，这是科学界应该努力的正确方向。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8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从现在开始，全党和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须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来，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7]。是时，通过群众性科学技术运动的开展，广大人民群众在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后，参与科学技术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的群众性热潮。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推动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197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既要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的作用，也要大力开展广大职工参加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要鼓励和尊重职工群众提出的大大小小的合理化建议，对于有价值的建议要给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一切轻视甚至扼杀合理化建议的行为，应当受到批评以至必要的处分” [18]。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引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使得全社会尊重科学、热爱科学蔚然成风，营造出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科研环境。

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1992年，党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8]35。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把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从而进一步调动了知识分子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进入21世纪，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2010年6月7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积极营造诚信、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鼓励自主探索，保护知识产权，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20]752。2014年6月9日，代表党中央又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按照科技人才成长的规律改进科技人才的培养机制，“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11]128。这些尊重科研活动规律的论述，无疑为新时期建立起真正能激发创新的科技人才发展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最广泛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投身科技事业，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才的创造活力，提升了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党不仅仅认识到了科技文化建设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充分调动民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科技文化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其要实现整体推进、协同发展，必须在全社会着力构建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通过全民参与的社会动员，建立起科技与文化密切结合的运行机制。

四、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科技文化作橐钥蒲Ъ际跷依据而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与科技的产生发展相伴而生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呈正向关联的发展态势。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一方面促进了科技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以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为例，其便把科技文化建设作为促进边区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仅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观在边区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而且科学技术普及在边区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有当事者后来回忆说，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融为一体、‘亲如一家’，以至于当我们提到边区的科学技术时，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提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同样也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科学技术”[21]118。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结合的如此紧密，是边区对敌斗争的需要与当时的科学研究产生互动的结果，其不仅仅是边区科技事业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边区科技和文化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所在。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1962年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确的技术政策和措施，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和要求，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符合我国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特点，合乎科学技术的规律，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22]，即科技文化建设要健康发展，必须将其与科技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注重科技文化建设所处的特定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这是党在对历史与现实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较为深入和广泛的认识，其正确反映了科技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结束后，拨乱反正首先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并由此推动了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快速、协调发展。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23]37。这是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展开的新起点，其为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作了思想准备。是时，在邓小平的主持领导下，我国的科技文化建设得到了空前发展，从而迎来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春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和汇流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99年6月15日，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8]（133-134）。这一关于科技及其文化发展关系的论述，充分认识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科技战略思想。

面对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党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必须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9]194。2011年5月27日，代表党中央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祝词中指出，“科技创新同文化创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带头大力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优良传统，坚持用创新文化激发创新精神、推动创新实践、激励创新事业” [24]。这些论述表明，党中央不仅把创新作为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把创新有机融入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之中，突出了创新的主动性和由此带来的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是党领导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党领导下的科技及其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技文化的发展是以科技的发展为前提的，加强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是我们党领导科技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因此，实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的有机结合，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性选择，其对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国家来说可谓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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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C]//胡维佳.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1949―1995）：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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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N].解放日报，1941-6-10.

[17]《人民日报》社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人民科学工作[N].人民日报，1950-08-27.

[18]《人民日报》社论.向技术革命进军[N].人民日报，1958-06-03.

[19]《人民日报》社论.把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来[N].人民日报，197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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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马海平.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概况[C]//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

[22]《红旗》杂志社论.积极开展技术政策的科学研究和讨论[J].红旗，1962（11）.

[23]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民生科技论文篇（6）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生产力思想。特别是在江泽民时期，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全球化浪潮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初露端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既不断取得成就，也面临一些问题。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江泽民不仅全面继承了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而且对生产力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深刻分析生产力内在要素的时代特征，进一步强调劳动者的地位

生产力的内在要素包括物质实体要素和非物质实体要素。江泽民在生产力的物质实体要素中突出强调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对劳动者的构成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江泽民提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在对劳动者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他强调，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和凝聚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页)

(二)强调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江泽民指出，发展生产力，“既要重视物质生产水平，又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他强调，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进一步分析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而且，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创造得越多。人们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是在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中向前发展的”。(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07-02)

江泽民将“人的全面发展”明确纳入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之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这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敏锐把握时代精神，突出科教和创新在生产力中的作用

关于科技在生产力中的地位，马克思曾提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邓小平同志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针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的时代特点，江泽民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在掌握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一)提出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思想。

江泽民认为，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形势以及我国科学技术还相当落后的严峻事实，要加快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就必须把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作为战略重点，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确保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科学技术实力和国民教育水平始终是衡量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每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飞轮。”(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他还对科教兴国的基本内涵作了科学而全面的阐释。(参见江泽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8页)显然，科教兴国战略体现了我党在实践中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深化。

(二)提出创新是生产力发展动力的思想。

江泽民认为，新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要迎接这一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

第一，科技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江泽民指出，科学的本质是创新，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世界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第二，理论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江泽民特别强调创新理论对生产力发展的解放和推动。他深刻指出，创新的实践产生创新的理论，创新的理论推动着实践的发展。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促进包括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因此，用创新的理论来推动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是现实实践发展的迫切要求。

第三，体制创新是解放科技生产力的有效保障。为了实现科技生产力的大发展，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研资源配置，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和各种科技制度，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有效保障与激励机制。要鼓励原始性创新和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孕育着科学技术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加强前瞻性、基础性的科学创新，以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按照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目标，通过实现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等手段，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制建设，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三、密切关注时代要求，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到党保持先进性的高度

江泽民深刻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特点和我国所处的环境，揭示了我党面临的时代挑战和崭新课题，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发展生产力是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

江泽民在论述“三个代表”深刻内涵时，阐述了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基础条件。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个代表”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也就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成为新世纪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党的领导工作的重要内容。

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要在于：

民生科技论文篇（7）

STS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是在因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对社会的正面作用和 负面影响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理性思考的产物。正由于它深 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所以一经产生便迅速扩展、普及到全世界范围。20世纪80年代初，ST S开始在日本传播，到90年代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日本来说，STS是一门外 生型学科，同历史上吸收、消化外来新事物一样，STS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慢慢地融入日本既 有的社会文化土壤的过程。同时，回顾日本的科技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实在STS传入日本之 前，日本社会中已经存在一些便于STS传播的文化因素，为STS的到来和传播作了事先准备。本 文试从社会文化基础、理论准备、理科教育、环境问题等角度对日本STS传播问题进行探讨 。

一、 历史上注重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STS传播的文化基础

STS于20世纪中叶产生不是偶然的，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科技迅猛发展，并且日益渗 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空前的提高和发展，科技成为人们讴歌和依赖的力 量;另一方面，在经受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之后 ，人们面对日益暴露出来的科技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开始对科学的价值、技术的作用产生 了疑虑和困惑。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欧美学者所谓的“一种激进而出于理性的当代反科学 现象”或“反科学的文化运动”［1］，让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科技可能带来的社会和 文化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对科技的反思。

从上述STS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它首先发端于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近代以来是以科技 发展为外在特征的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时代，科技已经渗透至西方社会生活的内核和基质;西 方社会在深受科技恩惠的同时，也同样关注科技的负面效应。而作为近代东方第一个依靠科 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日本，虽然近代科技发展起步较晚，但由于其自身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包括科学技术)的特点，所以科技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迅速加大和深入，成为日本社会文化中不 可缺少的因素。正是因为日本具有靠吸收外来科技发展本国国力的历史传统，因此，当科技的 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时，日本社会自然就产生出引入解决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论－STS[ CD2]的要求。

近代以前，日本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下发展的后进国家，虽然早在绳纹式文化时代就 有了陶器、石器、纺织等原始的生产技术，却不曾拥有自己的科学。但是，日本人深深意识 到，“岛国的命运使日本没有独创文化的能力，只能贪婪地吸取外来文化，经过取舍、选择 ，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文化”［2］。从古至今，“日本民族都在为和异种民族、异质文 明的接触、同化而努力着”［3］，这一点也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

日本最早的技术革命，起源于农业技术的变革。但是，日本农业技术的变革主要不是依靠 自身的缓慢积累，而是在先进的汉族大陆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生的。公元前3世纪末，早已 跨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把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传入日本，使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得以跨越青 铜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式文化直接进入铁器时代。公元6—9世纪，中国古典科学伴 同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以前，属于汉学体系的中国古典科学在日本科学 史上居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 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4］依靠输入外来文化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贯穿在整 个日本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16世纪开始，日本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在“锁国”的背景下，日本以荷兰为渠道来吸 收西方科技文明，成为日本近代科学的胚胎－兰学兴起的契机。兰学家们通过翻译西方科 学书籍、结成学术团体以及进入西方学者在日本开设的学校学习等方式，不仅掌握了近代自 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而且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成为变革日本社会的一支积极的革 命力量。明治维新后，以兰学家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在国家的引导下，大规模地引进、发展 近代科学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再次飞跃发展。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历程中，日本政府与国民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立国之本，它不仅影 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 求对之重新审视时，拥有融合外来文化悠久传统的日本社会具备了接受STS的文化基础。

二、 20世纪初期以来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STS传播的理论准备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学科从不同角 度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史和技术史;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 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虽然STS与上述学科有着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的研究为ST S研究作了理论准备。从20世纪初期开始，日本学者就已经从哲学角度来解释科学技术。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日本，其崭新的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研究科学技术论提 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被称为“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唯物全书》(66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发行的。1935年，户坂润发表的《科学论》被认为代表了战前日本 科学论研究的水平。由于他提出了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客观存在”，“是知识在社会上被 普及，在历史上被继承的事实本身”［5］等观点，为日本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和发展奠 定了基础。

在技术论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展开了关于技术定义的讨论，出现了相川春喜关于技 术是劳动手段的体系的“体系说”和武谷三男关于技术是对客观规律的有意识的应用的手段 的“手段说”。无论是“体系说”还是“手段说”，都只是局限在生产实践的狭隘领域里讨 论问题。随着战后劳动手段的进步促成了社会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日本的技术 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到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技术发展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关系等 方面。

从历史角度研究科学技术方面，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注重科学史研究，做了许 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1年4月，为了探究科学史的本来面目，以便针砭时弊－抵制带有 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科学史宣传，一些进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创立 了日本科学史学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科学史、技术史研究的发展，并为保卫和发扬健康的 科学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外，自1945年日本深受原子弹危害后，日本学者就开始关 注科学社会学，着重研究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日本出现了科学技术与自然之间、与社会之 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另一方面一系列社会公共问题严重威胁着人 类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科学技术的发展向何处去?围绕这一课题，日本学者开始拓展自己的视 野，从自然、人类、社会的广阔背景中对技术作统一的考察，把研究领域推向现代社会中的各 种实际问题，比如未来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由此可见，在STS传入日本之前，日 本学者已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为STS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由偏重“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STS传播的内在驱动

关于STS的学科内容，日本学者起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教育内容的STS”－STS 教育，另一部分是“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STS”－STS研究［6］，后来又加上了第三 部分，即“作为管理领域的STS”－STS管理。日本学者很重视STS教育和STS研究，尤其重 视STS教育。他们认为，STS教育是指把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成果，向广大市民( 包括科技和教育工作者)进行宣传和普及，使他们形成STS意识和相应的价值观，是具有自我 意志决定力的一种运动［7］。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中，STS教 育活动在科学教育(在日本指的是理科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中比较明显。而对于日本来说， 在STS传入之前，其理科教育经历了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为STS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迄今为止的100多年间，日本贯彻“教育立国”的方针，通过教育改革努力引进西方科学 技术，并在引进方向上进行过两个选择。一个是重视“科学”，即重视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 西方科学的精神，以培养国民科学的自然观、科学的社会观;另一个选择是重视“技术”， 即把自然科学只看做技术的手段，仅仅学习作为科学成果的技术，并以此作为引进的方向。 在上述的两次选择中，日本曾一度选择了第一种引进方向，主要是因为当时福泽谕吉等有留 学背景的启蒙运动家强烈主张在每个国民的意识中培植西欧式的科学的精神，对初期的明治 政府产生强大的影响。

但随着对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并出于担心科学的精神、合理的思考会批判现行的体制 ，明治政府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把“修身”(即传授国家主义道德科目)作为最重要的学 科，缩短理科的教育时间，其内容由培养科学的精神、科学的自然观转向传授零散性的科学 成果的片断，开始重视实用性的“技术”教育。对“技术”教育的偏重使日本教育重视效率 ，追求效率，讲究实用，而不善于注重知识的积累。二战后，受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指令，日 本开始了彻底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国家对教育的统制，尊重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日本文部 省强调，“培养科学精神，使合理主义、实证主义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的生活和心理意识中， 更新国民的教养，提高其水平，打好建设新日本文化的基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实施新 教育制度的同时，增加理科教育的授课时间，实现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 的回归。

STS作为一门跨世纪的新兴学科，对它的研究具有很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主要表 现之一就是它提出了新的教育观，其显著特点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整体化，科学 技术和社会的密切结合，其宗旨是培养具有科学技术素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型公民［8 ］。显然，STS教育观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而日本理科教育对“科学”教育的重 视，一定程度上呼应了STS教育的要求，为更好地理解STS、传播STS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教育的重视－STS传播的现实需要

二战以后，迅速发展的科技提高和发展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各参战国也依靠科技来实现 国家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往往只看到科技的积极作用，因为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 大到引起人们重视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重 视这个问题了，即科技是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其中，环境污染就是 代表性的事件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由局部性的污染扩大到全球性的 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这也是STS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同许多国家一 样，日本也开展了环境教育运动，由于环境教育所涉及到的许多环境问题与科技有很密切的 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教育为STS教育作了铺垫。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害教育。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开始 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以污染为代表的公害问题也随之发生。到了60年代后半期，以水俣病事 件、四日市废气事件、爱知糠油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四大公害诉讼为标志，公民反对公害 运动达到了高潮，促进了环境行政变革。在政府的规划下，日本学校教育中以公害问 题为契机开始了最初的环境教育。70年代日本环境教育进入环境教育理念导入与实践 的探索时期。1975年，在日本创立了全国中小学环境对策研究会，同年，以大学为中心，成立了 环境教育研究会。在1977年的小学和初中、1978年的高中的教学大纲的修订中，对保护人类 的生存环境、资源和能源、尊重生命等与环境相关的教育内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城市、生活型公害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日本政府和国民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进行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1993年开始文部省开展了努力推进学校、家庭 、地区一体化的环境教育。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文部省陆续编辑出版了《环境教育指导 资料》，标志着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已经确立。同时，日本大学的环境学科数量大 大增加，基本覆盖了人与环境关系的各个领域。

由此可见，日本在STS传入之前，就进行了长期的、广泛的环境教育。通过这种环境教育，日本 民众较之以前对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与STS所提倡的重视科学 素养的教育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然，在教育层面，日本的环境教育已经为STS做好了准备 。

以上从日本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重视“科学”教育的理科教 育、因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兴起的环境教育着手，简单分析了STS在日本传播的有利文化 背景。但是，STS毕竟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与具有民族特征的 日本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永忠，孙红岩，刘丽萍，等. 后现代主义科技观探析［J］. 自然辩证 法研究， 1997，13(3):5－8.

［2］中清元. 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30.

［3］[HTRWM]永井享. 新日本论［M］. 三笠:三笠书房， 1937:275.[HTSS][ ZK)]

［4］汤因比，池田大作. 展望21世纪［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282－296.

［5］[HTRWM]户坂润. 科学论［M］. 东京:社会思想研究会，1954:10.[HTSS ]

民生科技论文篇（8）

1.2评价取向上重学术价值、轻社会效益目前，高校的科研绩效评价中往往侧重于论文、著作、项目和经费，而对知识产权、专利实施、成果推广、科技开发和经济效益等不太关注；过分注重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而轻视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只重研究前期的理论成果，不重成果的社会效益；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将所谓的“技术水平”（发表文章的级别）作为重要依据或唯一指标，而对于直接面向应用研究和技术服务的科研项目而言，尽管其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常被定义为水平不高、意义不大。在科研评价体系中，横向项目的权重价值往往明显低于纵向项目，科研成果主要靠相关专业人士鉴定，而不是按照成果的转化前景和转化可能评价。在职称评审中，仍然将“是否承担国家和省科技项目，是否发表过论文作”为主要指标；在评价科技成果时，仍然将“技术水平”作为重要依据。因学术评价异化，导致相当多的教师侧重于方案的理论分析和评价，而不注重工程技术方面的论证，研究成果仅限于做鉴定、写论文和报奖，轻视成果的实用价值，没有顾及科研工作与生产力的联系，更没有考虑科技成果的惠民性。

1.3运行模式上重闭门研究、轻成果转化目前，高校的科学研究基本上还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是在“象牙塔”里的内部循环，为研究而研究、为职称而研究、为待遇而研究是比较普遍的科研现状。许多高校在制订科研成果转化相关条例时，都存在重研究、轻转化的问题，在高校科技管理奖励条例中也存在对民生科技激励不足的问题。多数科研管理者不直接参与研究，不了解研究成果本身，不熟悉成果产出的流程，无市场运行和商业管理的经验，没有有效推广研究成果；作为开发研制者的教师，多数不了解整个生产和商业环节，这极易导致科研成果在转化中难产。研究者、生产者和市场之间没有沟通和融合，高校科学研究和生产推广缺乏理解和沟通，二者形成了相互脱节的“两张皮”：一方面，高校每年推出大量的科研成果无人问津；另一方面，企业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导致高校科研成果难以民生化。即使有部分做到了产学研相结合，但其组织形式较为松散，行为具有零散性和短期性，缺乏整体性和持续性。

2改进高校科研管理的措施

在科技惠民重要性日益突显的时代，高等学校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科研管理体制、观念取向、评价体系和运行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制约科技惠民有效开展的瓶颈，落实科技惠民政策，提高科技产品的惠民效果。

2.1改革科研管理体制，主导科技惠民现行的直线型科层制组织体制与学科交叉、融合的网状结构相互矛盾，需要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资源统筹管理、有利于整合科研队伍、有利于促进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惠民的管理体制。具体可从以下3方面改革：①效仿教育部、财政部组织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建立科技惠民（或民生科技）中心，突破高校内部和外部的体制壁垒，改变“分散、封闭和低效”的现状，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增强科研成果的惠民性。要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大学科技园，放宽条件设置，使教师能到企业兼职或以技术入股，科学地规定利益参与者的参与责任和利益分成，加强民生科技产品的合作开发和转化，将停留在论文层面的科技成果转变成惠民型的现实生产力。②设立高校科研成果信息化平台，以促进科研成果的交流和共享。当今社会知识传播的手段越来越现代化和多样化，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信息化平台是目前较理想、较实用的传播工具。高校科研成果信息化平台能够为高校科研成果持有方、科研成果购买方和其他参与者提供详尽的信息服务，可有效提高技术信息供求双方的交流效率。③建立专门的科研成果转化机构或科研成果转化中介机构，以提供成果转化的专业化服务。积极推介高校科研成果，为企业等买方市场提供准确、到位的技术信息咨询服务，疏通产学研结合的通道，从而提高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成功率和惠民程度。

2.2革新科研管理理念，关注科技惠民高校的科研管理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高校管理部门对科技惠民的认识以及在此引导下高校科研人员的科研民生观和科技成果的惠民性。因此，要树立以下3种理念：①树立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理念。高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研究科学的基地，还担负着服务社会的重任。产业发展促进了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反过来也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也是培养人的过程，我国部分高校通过科技产业培养了一批工程硕士和经营型人才。在科学研究方面，既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技术前沿，也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直接面向民生、服务百姓，要“接地气”，多关注具有应用性、实用性的技术，积极开展民生科技的研究、转移和扩散，使科技真正地服务于社会。②树立纵向与横向同等重要的理念。在实际工作中，横向项目能有的放矢地解决民生中的实际问题，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做好、做优横向项目可反映一所高校的科研水平。应把“是否满足实际需求、是否解决实际问题和是否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作为衡量科研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③树立只有将科研成果成功转化，才能使科学技术成为现实生产力的理念。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科技成果的转化数量、质量和速度上。因此，只有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广泛运用科技成果，才能将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力量，潜在的生产力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应加强宣传工作，努力营造科研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浓郁氛围，引导教师树立科技惠民意识，积极承担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科研任务。

民生科技论文篇（9）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为我国在新时期制定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敏锐关注着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对科学技术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在新的世纪，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指引下确定的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早在1998年12月，江泽民就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题为《推动科技进步是全党全民的历史性任务》的讲话中阐明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意义。他说：“11年前，在我们党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讲话，精辟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最近，他在谈到经济发展时又一再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

我们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依靠科学技术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国情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确定的这项国策，必须在各级干部的思想上牢固树立起来，切实贯彻下去，长期坚持下去。”作为“国策”，1990年5月江泽民邀请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的24位科学家到中南海座谈并指出，“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的科学论断，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必须唤起全党、全民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报告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而“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此后，科技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全党的共识被进一步确定下来。

1995年，为顺利制定和实施“九五”计划及顺利实现2010年远景目标，在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同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党中央的决策正式在党的文件中提出。

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再次把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加以强调。他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9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束时的讲话中，江泽民特别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当今时代，科技进步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国战略，真正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发展的关键地位。”2001年4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再次重申：“纵观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示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我们必须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

二、科技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科技的本质就是创新。在新的世纪，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是近年来江泽民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命题。1989年12月，从领导科技工作逐步走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岗位的江泽民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明确指出：“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繁荣昌盛，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又进一步强调，“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1993年10月，在欧美同学会成立8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再次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竞争的世界，国际社会竞争是综合治理国力的竞争。要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治理国力，我们必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博采各国之长，为我发展所用。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们要努力跟踪和创新，力争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i9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鲜明地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重要命题。他指出，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向掌握自己的命运。”“叫基础性研究是科技进步的先导和源泉。江泽民一贯对基础性研究工作极为重视。1997年8月，他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中作出重要指示，“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和技术之源，它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民族的智慧、能力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标志之一。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要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不断探索自然界的规律，追求新的发现和创立新的学说，丰富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方法。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统筹规划，大力协同，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为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更大的贡献。”…

90年代末，知识经济问题的讨论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步展开，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是江泽民倍加关注的问题。1998年2月4日，他在中科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制》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之后，他在同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共商大计时指出：“现在我们更要十分重视创新。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6月1日，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与外籍院士时，明确提出，“希望两院院士和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加快建立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增强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

民生科技论文篇（10）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思想又突破陈规的创造性成果。它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理论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是把科学技术纳入生产力范畴的开创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系统考察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从1975年开始，特别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重申并强调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此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动科技事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原理实际上吹响了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号角。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科技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精辟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出色继承和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在概括当代世界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和重大突破，具有更大的解放思想作用。它突破了传统的生产力认识范畴，把本质上作为精神生产的科学和技术活动当作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极大地改变了对生产力结构的理解。它突破了以往对科学技术作用理解的局限性，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它从生产力综合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谋划如何提高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指导思想。它使人们从更高层次上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指明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推动力量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江泽民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二、拨乱反正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从历史的高度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他说，“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明确赋予知识分子以主人翁地位。

邓小平主张，对于知识分子要爱护、要提供服务、使他们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贡献才智。他提出，“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们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他提出要解决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提出只要是人才，要容其缺点，放手使用。他提出对于科技工作者“不要用行政事务干扰他们，要尽量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去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他提出“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以利于科技发展和人才成长。他提出“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进而要求全党“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等等这些观点和思想为我党和国家尊重、重用知识分子提供了政策依据。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三、必由之路必须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

经济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技改革是解放科技生产力。既然实践进一步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为了扭转我国科技体制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状况，我国科技发展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原则。相继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中央又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总体思路。这些重要举措都不断推进和深化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邓小平反复倡导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缩小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较好的技术基础，改变了我国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2][4][8][9][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第275页，第378页，第107页，第108页，第117页

民生科技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7014501

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指出，我国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而大学科技活动是增强大学生创新意识，开展创新实践，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为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智力支撑。十七大报告精神将为“民高”开展大学生科技活动带来机遇，这极大促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人才支持。

1大学生科技活动概述及特征

大学生科技活动是指高校实施有计划、有组织旨在培养大学生科研意识和科研精神，提高大学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而开展的多种多样的科技教育活动。它以科技知识为载体，以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科技爱好和开发学生的创造力为目标的科技教育活动。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1）主体的特定性。大学生科技活动的主体是在校大学生，虽然绝大部分的科技活动有老师的参与，但老师只是科技活动开展的指导者。

（2）培养目标的特定性。学校组织开展大学科技活动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科研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把书本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3）内容的多样性。科技活动的开展依托学校的专业理论优势和优质的师资力量，以社会实践为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教育活动。大学生科技活动的主要形式有综合素质学术讲座、校外学生科技作品（论文）创新活动、假期“三下乡”服务活动的社会实践、在校园的创新实验室或高校国家科技园进行的创造发明等。

（4）参与的社会性。随着国家和学校的重视，大学生的科技活动科技含量越来越来高，并且作品的成果转化率也不断提高。如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主办每两年组织的全国“挑战杯”课外作品大赛，在第9届科技作品转让签约仪式上，共有17件作品与企业签了合作意向书。由于大学生科技活动的经费存在紧缺问题，学校也迫切渴望得到社会的物质支持。

2“民高”开展大学生科技活动的重要性

2.1开展大学科技活动极大地提高“民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民高”的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高考成绩不太高的考生，使“民高”学生在入学前综合素质比公办院校学生低。这一实际决定了在“民高”开展大学生科技活动意义尤为重要。（1）有利于培养“民高”大学生的科技素质。大学生参与各种科技活动，首先必须掌握一定的科技基础知识，还必须遵循科技活动的规律，按照科学的精神要求自己，查阅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撰写好有关的报告或论文。因此，“民高”学生在参加科技活动中，极大地促进学生的科技素质培养的。（2）有利于增强“民高”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民高”学生普遍具有动手能力强、脑筋灵活、敢于打破常规、敢为人先的特质。而学校开展的科技活动正好为“民高”学生的创新潜质提供发展平台。激发大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创新欲望，促进和提高大学生的观察能力、联想能力、动手操作能力、运用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锻炼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激发他们追求科学、追求真知的决心。（3）有利于提高“民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民高”学生家庭经济普遍比较好，导致他们存在受挫能力弱、独立解决问题差、高傲自大的问题，这些不利于其心理的健康发展。大学生开展科技活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每一项科技活动的开展，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探索，需要经历若干次失败，最后才能找到正确答案。在这个探索过程中，遇到的每次失败或挫折，都是对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挑战。因此，“民高”开展大学生科技活动无疑是治疗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一剂良方。

2.2开展大学科技活动有力地提高“民高”教育质量

（1）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校风、班风、学风。科技活动形式和内容很丰富，很有激发性和挑战性，极大引起学生的兴趣，有效地吸引学生从网吧、KTV等娱乐场所到图书馆、教室、实验室，为参加科技活动而思考、查资料、学习、探索、讨论、实验，在营造良好科技氛围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有利于校园文化建设。（2）有利于提高教师科研水平。大学生科技活动大都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势必对教师的专业知识有较高的水平，促使教师刻苦钻研、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并且青年的教师拥有更多机会参与科技实践中，把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衔接，应用于实践，转化为科研成果。“民高”开展大学生科技活动，从科技活动中获得乐趣和成功感，从而使学生爱好学习，潜心投入学习；青年教师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得到提高，有力地保证教学质量。因而教和学得到和谐的发展，促进“民高”教育质量整体性“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