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扶贫论文大全11篇

消费扶贫论文篇（1）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互利共赢原则，调动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切实解决扶贫产品销路难题，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带动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致富，促进扶贫产业良性发展，形成可持续增收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二、实施范围和时间

从即日起，通过线上线下定点购买贫困群众农副产品为主要方式，逐月完成采购任务，形成消费扶贫新格局。

三、主要方式

消费扶贫是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是长效增收的有效举措，要协调社会各个层面，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推动消费扶贫落地见效，真正实现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一要开展采购活动。公司及员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指定的扶贫农副产品，并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长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

二要开展对接活动。进一步完善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维护双方权益，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三要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在大力宣传扶贫农副产品的同时，充分发挥公司职工思路宽、交际广、渠道多的优势，鼓励带头消费帮扶贫困户的扶贫产品，为帮扶对象产品代言，开展熟人销售，向朋友圈、亲朋好友推荐产品，拓展销售渠道。

四、保障措施

消费扶贫论文篇（2）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5年的2365万，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5%，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现有贫困人口的分散化以及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存在，使我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来越慢，扶贫难度也越来越大。

无论从贫困人口的总数还是从贫困发生率上看西部都是最高的，解决西部贫困问题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发式扶贫是我国目前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式，实施开发式扶贫的关键是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中、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旅游扶贫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旅游扶贫理论。在旅游扶贫理论中旅游乘数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说明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旅游乘数效应的概念在西部地区的体现

乘数这个概念是由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1931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凯恩斯采用并进一步完善。所谓乘数，是指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即因变量的变化量与自变量的变化量之比。由于各个经济部门在技术和经营上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经济量的变化，可以导致其他经济量的相应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连续发生的，最终可导致数倍于最初经济量变化的结果，所有变化产生的最终总效应称为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是指旅游消费在经济系统中导致的直接、间接和诱导性变化与最初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乘数理论是评价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发展最具说服力的工具。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是指旅游者在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口所在地消费，最终可带给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多少收入、多少就业机会。由于旅游活动涉及的部门行业很多，旅游消费在经济内的流转又过于复杂，各项数据难以获得，要精确的计算旅游乘数难度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对旅游乘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的大小主要受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诱导效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效应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效应。

（一）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是指旅游消费对经济系统中直接给旅游者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或部门在产出、就业方面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的多少，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又取决于旅游业本身的发展水平。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如何呢？

通过对西部12省区的旅游收入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的分析来看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仅从国际旅游方面来看，2005年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长13.82%，旅游接待人天数同比增长21.17%，而西部12省区在旅游外汇收入上除了四川和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旅游接待人数上，除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尽管西部地区旅游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规模上，与全国其它省区相比西部地区旅游的规模还很小，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292.96亿美元，西部12省区旅游业外汇收入合计为258358万美元，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8.82%。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138411276人天数，西部12省区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合计为15091044人天数，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数的10.9%。所以从现阶段来看，整个西部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更低，所以西部贫困地区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会比较低。

（二）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是指直接旅游收入在目的地经济内流转过程中对当地相关企业或部门的收入、就业的影响。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并且是综合性很强的第三产业，它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对旅游业贡献最大的产业，其产出的10%以上都提供给旅游业；电力、石化、金融保险业产出的6%左右贡献给旅游业；而邮电通讯、食品制造、房地产、公用事业及服务业等产出的30%左右都贡献给了旅游业。在旅游业依赖这些产业的同时也给这些产业带来了收入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种间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整个经济供给水平的高低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漏损程度的大小。漏损程度和间接效应的大小呈反方向变化，漏损程度越大间接效应越小，漏损程度越小间接效应越大。

西部贫困地区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相应的整个经济供给水平也很低。从总体水平来看，2003年末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内生产总值7493.2亿，元仅占全国6.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29.4元，而全国为907元。从产业发展来看，在国家扶贫重点县，第一产业是主导产业，但受自然条件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产量较低，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2591千公顷，产量只有7893.7万吨，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22.7%，产量只占全国18.3%。人均粮食产量458.1公斤，全国为658.9公斤，其它农作物的产量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所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剩余产品少，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很难满足旅游消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大量输入来解决，从而造成经济的漏损。

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虽然有较快增长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差、缺乏区位优势，同时劳动力文盲率高，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县域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发展旅游业的地方大多是偏远山区，基础设施条件差，所以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当地资金又不足，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占整个资金来源的78.2%。从2003年的数据看，以上来源的扶贫资金为2166678万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县只有3659万元，资金本来有限，而资金的1/3以上投向了第一产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农田建设等）剩下不足2/3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业。这对于解决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会有一定的作用，但要支撑旅游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西部贫困地区要发展旅游业首先是解决资金问题，主要的方法就是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就意味着经济漏损的增大。在旅游者所需要的产品提供方面，贫困地区又力不从心，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在产品质量、类型、档次上都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商品输入，这又意味着漏损的增加。在人力资源方面，贫困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批专业的高级管理人才，人才的引进又形成经济的漏损。

从以上分析看，在间接效应阶段，由于西部贫困地区三大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存在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供给限制，这种供给限制使整个经济体系无法提供为提高旅游消费水平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致乘数效应值下降，影响间接效应的发挥。

（三）诱导效应

诱导效应是指所有直接和间接向旅游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或部门的职工，把其以工资或其他形式分享到的旅游收入用于当地的生活性或服务性消费支出时，对当地相关部门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很明显，这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或企业的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所以需要计算当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本文通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各年的收入消费资料，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测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将其与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比较。

根据消费函数c=a+by，c为人均消费性支出，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分别构建出全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及检验结果如下：

从回归检验的结果来看，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的检验结果来看，检测值均在0.98以上，表明模型拟合的非常好。t统计量的值均大于t分布双侧分位数，表明回归系数通过检验，此外从f统计量的检测值看，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进一步代入相应数据对模型进行模拟检验，三个模型的实际值与模拟值的绝对误差很小，表明模型的模拟精度很好，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显著性很好，拟合程度很高，其结果是可信的。由此可以得出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及西部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57、0.709、0.772。

从本文测算的结果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也就意味着西部贫困地区直接和间接旅游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所以在这一环节，旅游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大。

结论

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业的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会提高，由于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导致消费水平较快提高，在投资、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净额不变的前提下，会导致当地国内生产总值以较快的速度增加，所以从理论上说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比较大。很多地方旅游扶贫的成功经验说明，旅游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乘数效应，发展旅游业对于消除贫困有重要作用。

边际消费倾向对国内生产总值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当地居民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收入的多少，而当地居民获得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旅游收入的高低，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旅游收入有多少留在了当地。旅游收入的高低取决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旅游收入留在当地的比例取决于经济的漏损程度，漏损的多少又取决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要有一定条件，会受到其本身旅游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旅游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某些地区会被削弱，这样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的对象区域当然也包括在内。

分析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的意义不仅在于正确认识旅游扶贫的作用，还在于要为贫困地区提高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指明努力的方向。贫困地区旅游乘数效应发挥的制约性因素主要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比较严重，经济漏损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导致的，而在短期内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从一些细节入手来相对减少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一方面，应尽量利用区内资金。给区域内资金投入一定的优惠，比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地区利用外资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一些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其利润再投资，从而使其利润用于发展当地的产业。人员聘用方面，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人员，虽然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但由于旅游业的大部分岗位的就业门槛比较低，比如保洁、基层服务等等。要减少漏损还可以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结合的方式，走纵向一体化的道路，拉长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大产业，从而相对提高旅游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

参考文献：

消费扶贫论文篇（3）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5年的2365万，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5%，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现有贫困人口的分散化以及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存在，使我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来越慢，扶贫难度也越来越大。

无论从贫困人口的总数还是从贫困发生率上看西部都是最高的，解决西部贫困问题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发式扶贫是我国目前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式，实施开发式扶贫的关键是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中、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旅游扶贫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旅游扶贫理论。在旅游扶贫理论中旅游乘数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说明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旅游乘数效应的概念在西部地区的体现

乘数这个概念是由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1931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凯恩斯采用并进一步完善。所谓乘数，是指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即因变量的变化量与自变量的变化量之比。WWW.133229.cOM由于各个经济部门在技术和经营上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经济量的变化，可以导致其他经济量的相应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连续发生的，最终可导致数倍于最初经济量变化的结果，所有变化产生的最终总效应称为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是指旅游消费在经济系统中导致的直接、间接和诱导性变化与最初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乘数理论是评价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发展最具说服力的工具。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是指旅游者在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口所在地消费，最终可带给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多少收入、多少就业机会。由于旅游活动涉及的部门行业很多，旅游消费在经济内的流转又过于复杂，各项数据难以获得，要精确的计算旅游乘数难度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对旅游乘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的大小主要受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诱导效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效应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效应。

（一）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是指旅游消费对经济系统中直接给旅游者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或部门在产出、就业方面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的多少，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又取决于旅游业本身的发展水平。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如何呢？

通过对西部12省区的旅游收入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的分析来看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仅从国际旅游方面来看，2005年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长13.82%，旅游接待人天数同比增长21.17%，而西部12省区在旅游外汇收入上除了四川和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旅游接待人数上，除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尽管西部地区旅游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规模上，与全国其它省区相比西部地区旅游的规模还很小，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292.96亿美元，西部12省区旅游业外汇收入合计为258358万美元，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8.82%。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138411276人天数，西部12省区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合计为15091044人天数，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数的10.9%。所以从现阶段来看，整个西部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更低，所以西部贫困地区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会比较低。

（二）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是指直接旅游收入在目的地经济内流转过程中对当地相关企业或部门的收入、就业的影响。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并且是综合性很强的第三产业，它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对旅游业贡献最大的产业，其产出的10%以上都提供给旅游业；电力、石化、金融保险业产出的6%左右贡献给旅游业；而邮电通讯、食品制造、房地产、公用事业及服务业等产出的30%左右都贡献给了旅游业。在旅游业依赖这些产业的同时也给这些产业带来了收入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种间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整个经济供给水平的高低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漏损程度的大小。漏损程度和间接效应的大小呈反方向变化，漏损程度越大间接效应越小，漏损程度越小间接效应越大。

西部贫困地区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相应的整个经济供给水平也很低。从总体水平来看，2003年末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内生产总值7493.2亿，元仅占全国6.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29.4元，而全国为907元。从产业发展来看，在国家扶贫重点县，第一产业是主导产业，但受自然条件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产量较低，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2591千公顷，产量只有7893.7万吨，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22.7%，产量只占全国18.3%。人均粮食产量458.1公斤，全国为658.9公斤，其它农作物的产量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所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剩余产品少，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很难满足旅游消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大量输入来解决，从而造成经济的漏损。

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虽然有较快增长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差、缺乏区位优势，同时劳动力文盲率高，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县域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发展旅游业的地方大多是偏远山区，基础设施条件差，所以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当地资金又不足，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占整个资金来源的78.2%。从2003年的数据看，以上来源的扶贫资金为2166678万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县只有3659万元，资金本来有限，而资金的1/3以上投向了第一产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农田建设等）剩下不足2/3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业。这对于解决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会有一定的作用，但要支撑旅游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西部贫困地区要发展旅游业首先是解决资金问题，主要的方法就是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就意味着经济漏损的增大。在旅游者所需要的产品提供方面，贫困地区又力不从心，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在产品质量、类型、档次上都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商品输入，这又意味着漏损的增加。在人力资源方面，贫困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批专业的高级管理人才，人才的引进又形成经济的漏损。

从以上分析看，在间接效应阶段，由于西部贫困地区三大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存在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供给限制，这种供给限制使整个经济体系无法提供为提高旅游消费水平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致乘数效应值下降，影响间接效应的发挥。

（三）诱导效应

诱导效应是指所有直接和间接向旅游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或部门的职工，把其以工资或其他形式分享到的旅游收入用于当地的生活性或服务性消费支出时，对当地相关部门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很明显，这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或企业的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所以需要计算当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本文通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各年的收入消费资料，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测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将其与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比较。

根据消费函数c=a+by，c为人均消费性支出，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分别构建出全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及检验结果如下：

从回归检验的结果来看，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的检验结果来看，检测值均在0.98以上，表明模型拟合的非常好。t统计量的值均大于t分布双侧分位数，表明回归系数通过检验，此外从f统计量的检测值看，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进一步代入相应数据对模型进行模拟检验，三个模型的实际值与模拟值的绝对误差很小，表明模型的模拟精度很好，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显著性很好，拟合程度很高，其结果是可信的。由此可以得出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及西部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57、0.709、0.772。

从本文测算的结果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也就意味着西部贫困地区直接和间接旅游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所以在这一环节，旅游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大。

结论

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业的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会提高，由于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导致消费水平较快提高，在投资、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净额不变的前提下，会导致当地国内生产总值以较快的速度增加，所以从理论上说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比较大。很多地方旅游扶贫的成功经验说明，旅游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乘数效应，发展旅游业对于消除贫困有重要作用。

边际消费倾向对国内生产总值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当地居民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收入的多少，而当地居民获得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旅游收入的高低，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旅游收入有多少留在了当地。旅游收入的高低取决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旅游收入留在当地的比例取决于经济的漏损程度，漏损的多少又取决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要有一定条件，会受到其本身旅游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旅游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某些地区会被削弱，这样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的对象区域当然也包括在内。

分析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的意义不仅在于正确认识旅游扶贫的作用，还在于要为贫困地区提高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指明努力的方向。贫困地区旅游乘数效应发挥的制约性因素主要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比较严重，经济漏损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导致的，而在短期内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从一些细节入手来相对减少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一方面，应尽量利用区内资金。给区域内资金投入一定的优惠，比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地区利用外资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一些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其利润再投资，从而使其利润用于发展当地的产业。人员聘用方面，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人员，虽然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但由于旅游业的大部分岗位的就业门槛比较低，比如保洁、基层服务等等。要减少漏损还可以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结合的方式，走纵向一体化的道路，拉长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大产业，从而相对提高旅游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

参考文献：

消费扶贫论文篇（4）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5年的2365万，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5%，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现有贫困人口的分散化以及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存在，使我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来越慢，扶贫难度也越来越大。

无论从贫困人口的总数还是从贫困发生率上看西部都是最高的，解决西部贫困问题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发式扶贫是我国目前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式，实施开发式扶贫的关键是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中、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旅游扶贫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旅游扶贫理论。在旅游扶贫理论中旅游乘数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说明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旅游乘数效应的概念在西部地区的体现

乘数这个概念是由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1931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凯恩斯采用并进一步完善。所谓乘数，是指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即因变量的变化量与自变量的变化量之比。由于各个经济部门在技术和经营上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经济量的变化，可以导致其他经济量的相应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连续发生的，最终可导致数倍于最初经济量变化的结果，所有变化产生的最终总效应称为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是指旅游消费在经济系统中导致的直接、间接和诱导性变化与最初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乘数理论是评价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发展最具说服力的工具。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是指旅游者在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口所在地消费，最终可带给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多少收入、多少就业机会。由于旅游活动涉及的部门行业很多，旅游消费在经济内的流转又过于复杂，各项数据难以获得，要精确的计算旅游乘数难度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对旅游乘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的大小主要受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诱导效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效应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效应。

（一）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是指旅游消费对经济系统中直接给旅游者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或部门在产出、就业方面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的多少，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又取决于旅游业本身的发展水平。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如何呢？

通过对西部12省区的旅游收入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的分析来看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仅从国际旅游方面来看，2005年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长13.82%，旅游接待人天数同比增长21.17%，而西部12省区在旅游外汇收入上除了四川和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旅游接待人数上，除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尽管西部地区旅游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规模上，与全国其它省区相比西部地区旅游的规模还很小，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292.96亿美元，西部12省区旅游业外汇收入合计为258358万美元，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8.82%。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138411276人天数，西部12省区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合计为15091044人天数，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数的10.9%。所以从现阶段来看，整个西部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更低，所以西部贫困地区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会比较低。

（二）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是指直接旅游收入在目的地经济内流转过程中对当地相关企业或部门的收入、就业的影响。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并且是综合性很强的第三产业，它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对旅游业贡献最大的产业，其产出的10%以上都提供给旅游业；电力、石化、金融保险业产出的6%左右贡献给旅游业；而邮电通讯、食品制造、房地产、公用事业及服务业等产出的30%左右都贡献给了旅游业。在旅游业依赖这些产业的同时也给这些产业带来了收入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种间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整个经济供给水平的高低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漏损程度的大小。漏损程度和间接效应的大小呈反方向变化，漏损程度越大间接效应越小，漏损程度越小间接效应越大。

西部贫困地区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相应的整个经济供给水平也很低。从总体水平来看，2003年末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内生产总值7493.2亿，元仅占全国6.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29.4元，而全国为907元。从产业发展来看，在国家扶贫重点县，第一产业是主导产业，但受自然条件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产量较低，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2591千公顷，产量只有7893.7万吨，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22.7%，产量只占全国18.3%。人均粮食产量458.1公斤，全国为658.9公斤，其它农作物的产量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所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剩余产品少，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很难满足旅游消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大量输入来解决，从而造成经济的漏损。

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虽然有较快增长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差、缺乏区位优势，同时劳动力文盲率高，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县域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发展旅游业的地方大多是偏远山区，基础设施条件差，所以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当地资金又不足，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占整个资金来源的78.2%。从2003年的数据看，以上来源的扶贫资金为2166678万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县只有3659万元，资金本来有限，而资金的1/3以上投向了第一产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农田建设等）剩下不足2/3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业。这对于解决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会有一定的作用，但要支撑旅游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西部贫困地区要发展旅游业首先是解决资金问题，主要的方法就是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就意味着经济漏损的增大。在旅游者所需要的产品提供方面，贫困地区又力不从心，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在产品质量、类型、档次上都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商品输入，这又意味着漏损的增加。在人力资源方面，贫困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批专业的高级管理人才，人才的引进又形成经济的漏损。

从以上分析看，在间接效应阶段，由于西部贫困地区三大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存在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供给限制，这种供给限制使整个经济体系无法提供为提高旅游消费水平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致乘数效应值下降，影响间接效应的发挥。

（三）诱导效应

诱导效应是指所有直接和间接向旅游者提品或服务的企业或部门的职工，把其以工资或其他形式分享到的旅游收入用于当地的生活性或服务性消费支出时，对当地相关部门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很明显，这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或企业的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所以需要计算当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本文通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各年的收入消费资料，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测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将其与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比较。

根据消费函数c=a+by，c为人均消费性支出，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分别构建出全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及检验结果如下：

从回归检验的结果来看，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的检验结果来看，检测值均在0.98以上，表明模型拟合的非常好。t统计量的值均大于t分布双侧分位数，表明回归系数通过检验，此外从f统计量的检测值看，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进一步代入相应数据对模型进行模拟检验，三个模型的实际值与模拟值的绝对误差很小，表明模型的模拟精度很好，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显著性很好，拟合程度很高，其结果是可信的。由此可以得出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及西部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57、0.709、0.772。

从本文测算的结果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也就意味着西部贫困地区直接和间接旅游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所以在这一环节，旅游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大。

结论

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业的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会提高，由于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导致消费水平较快提高，在投资、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净额不变的前提下，会导致当地国内生产总值以较快的速度增加，所以从理论上说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比较大。很多地方旅游扶贫的成功经验说明，旅游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乘数效应，发展旅游业对于消除贫困有重要作用。

边际消费倾向对国内生产总值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当地居民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收入的多少，而当地居民获得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旅游收入的高低，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旅游收入有多少留在了当地。旅游收入的高低取决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旅游收入留在当地的比例取决于经济的漏损程度，漏损的多少又取决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要有一定条件，会受到其本身旅游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旅游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某些地区会被削弱，这样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的对象区域当然也包括在内。

分析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的意义不仅在于正确认识旅游扶贫的作用，还在于要为贫困地区提高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指明努力的方向。贫困地区旅游乘数效应发挥的制约性因素主要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比较严重，经济漏损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导致的，而在短期内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从一些细节入手来相对减少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一方面，应尽量利用区内资金。给区域内资金投入一定的优惠，比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地区利用外资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一些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其利润再投资，从而使其利润用于发展当地的产业。人员聘用方面，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人员，虽然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但由于旅游业的大部分岗位的就业门槛比较低，比如保洁、基层服务等等。要减少漏损还可以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结合的方式，走纵向一体化的道路，拉长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大产业，从而相对提高旅游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

参考文献：

消费扶贫论文篇（5）

 

 

在全区脱贫攻坚总攻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召开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暨总攻动员会以及全市脱贫攻坚第十二次推进会精神，动员全区上下鼓足最大干劲、保持最硬作风，全力以赴打好脱贫攻坚总攻战，高质量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刚才，XX同志通报了省市反馈问题，以及近几天区脱贫攻坚督查组督查情况，安排了今后几个月的重点工作，请大家认真抓好落实;会上下发了7个通报，问题点得实、点得细，请大家对号入座、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印发的《XX区脱贫攻坚总攻实施方案》，就总攻重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核心目标、工作举措、时间节点，是我们今后几个月的工作总纲，大家务必认真学习，弄懂吃透，全力推进。下面，我再讲几点意见。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这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必须兑现的庄严承诺。总攻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政治意识、使命意识，憋住一口气、铆足一股劲，以背水一战、决战决胜的勇气，只争朝夕、加压奋进的斗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总攻战。

一、政府、社会、企业和贫困户四方共同发力、形成合力

消费扶贫的特点就是政府、社会、企业和贫困户四方共同发力、形成合力，通过市场手段，有效打破贫困地区农产品“产、供、销”壁垒，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户增产增收，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进而形成一个“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扶贫格局。

xx人民素有从善帮扶的传统。要广泛动员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以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组织、干部职工积极支持、参与消费扶贫，发挥各自优势，履行社会责任，通过“以购代捐”“以购代帮”等形式，引导企业到贫困地区建立“菜篮子”基地，进一步扩大对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规模，提高持续消费力。银企配合商务部门开展“提信心、惠民生、促消费”活动，支持发放扶贫消费券、电子消费券，引导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消费扶贫。充分调动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激发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培养市场竞争意识，大力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以此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层次的产品消费需求，从而为致富增收带来经济收益。

二、加大力度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消费扶贫与产业扶贫息息相关，发展扶贫产业是实现贫困户脱贫之根本。要立足于xx贫困地区自然环境、蔬菜种植、畜牧养殖等自然条件以及自身优势打造扶贫产业，引导更多产业项目落户贫困地区，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通过产业帮扶提升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造血”能力。

结合我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富民兴村规划，大力发展种植产业及养殖产业等，坚持“农业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帮扶模式，促进产业升级。以农产品加工和农村“双创”为重点，帮助搭建全产业链，打造形成从农户种植到合作社规模化种养殖，再到大型企业深加工，最终供应给平台和销售市场的链条，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积极拓展农业保险覆盖面，加大对贫困农户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补贴力度，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的扶贫小额信贷发放，适当延长受疫情影响还贷困难贫困户的还款期限。

促进贫困地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引导贫困户开展诸如农副产品认种认养、微田园生产等服务，兴办乡村民宿，打造各具地方特色的旅游服务品牌。结合打造“粤美乡村”旅游品牌，深入挖掘贫困地区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地域特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民族手工艺品、传统农耕文化等资源，做好名人故居、古道古树的修复保护工作，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针对粤东粤北贫困山区红色资源丰富的特点，弘扬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

三、通过标准化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

消费端的搭建是消费扶贫的一个环节，长期持续的消费有赖于贫困地区农产品和服务提升水平和质量。大力推动绿色消费，必须实现绿色发展，加快贫困地区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体系建设，通过标准化逐步健全生产标准、产品标准和质量可追溯体系，通过在品牌标识、包装设计方面的改进，以贫困地区的生态优势、绿色信誉促进绿色消费。

依托xx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各地市的农技站等，对贫困地区、贫困户进行技术帮扶，把农业技术、社会力量“引进来”，切实推进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全方位提高农民技能，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推动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进入珠三角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提高农产品供给的规模化组织化水平，增强农产品持续供给的能力。同时，根据各地基础条件和区位环境，引导贫困户实现差异化发展，防止产业、项目同质化恶性竞争。

四、着力拓宽扶贫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地区和人口，一头连着广阔的消费市场。必须积极探索完善“互联网+线下零售”销售模式，拓宽扶贫产品销售渠道。

线下推广方面，深入实施xx“消费扶贫直通车”工程，将产自贫困地区的优质农产品通过展销的形式，优先推广到机关、部队、学校、企业、社区、园区、商场，帮助农产品开拓市场，实现增值超值。广泛组织各地搭建消费扶贫交易博览会推介平台，设立消费扶贫专馆、专区、专柜及推广快递进村等，为社会各界购买扶贫产品、参与消费扶贫提供便利条件。

线上平台方面，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平台，通过微博、微信、直播、抖音、众筹等形式，减少交易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提高销售效率，助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可借助中国社会扶贫网、xx移动岭南优品、东西优选网和阿里巴巴“村淘”、腾讯“为村”等平台，开设精准扶贫优质产品网店，形成稳定的线上销售渠道。借助“农特产品+直播+电商+助农”模式，提高扶贫产品知名度，提升品牌价值。培训提高贫困人口使用网络的能力，为贫困户及村民讲解电商知识，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掌握市场信息，克服抗风险能力弱、容易跟风种养、销售渠道信息不通等问题。

五、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消费扶贫论文篇（6）

脱贫攻坚的心得体会汇总一

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去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消费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今年3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我省要培育建设一批消费扶贫平台，通过消费扶贫助力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今年6月30日第十个“广东扶贫济困日”到来之际，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好相关决策部署，紧紧抓住消费扶贫这个重要抓手，以更大的力度和创新举措，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政府、社会、企业和贫困户四方共同发力、形成合力

消费扶贫的特点就是政府、社会、企业和贫困户四方共同发力、形成合力，通过市场手段，有效打破贫困地区农产品“产、供、销”壁垒，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户增产增收，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进而形成一个“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扶贫格局。

广东人民素有从善帮扶的传统。要广泛动员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以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组织、干部职工积极支持、参与消费扶贫，发挥各自优势，履行社会责任，通过“以购代捐”“以购代帮”等形式，引导企业到贫困地区建立“菜篮子”基地，进一步扩大对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规模，提高持续消费力。银企配合商务部门开展“提信心、惠民生、促消费”活动，支持发放扶贫消费券、电子消费券，引导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消费扶贫。充分调动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激发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培养市场竞争意识，大力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以此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层次的产品消费需求，从而为致富增收带来经济收益。

二、加大力度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消费扶贫与产业扶贫息息相关，发展扶贫产业是实现贫困户脱贫之根本。要立足于广东贫困地区自然环境、蔬菜种植、畜牧养殖等自然条件以及自身优势打造扶贫产业，引导更多产业项目落户贫困地区，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通过产业帮扶提升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造血”能力。

结合我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富民兴村规划，大力发展种植产业及养殖产业等，坚持“农业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帮扶模式，促进产业升级。以农产品加工和农村“双创”为重点，帮助搭建全产业链，打造形成从农户种植到合作社规模化种养殖，再到大型企业深加工，最终供应给平台和销售市场的链条，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积极拓展农业保险覆盖面，加大对贫困农户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补贴力度，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的扶贫小额信贷发放，适当延长受疫情影响还贷困难贫困户的还款期限。

促进贫困地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引导贫困户开展诸如农副产品认种认养、微田园生产等服务，兴办乡村民宿，打造各具地方特色的旅游服务品牌。结合打造“粤美乡村”旅游品牌，深入挖掘贫困地区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地域特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民族手工艺品、传统农耕文化等资源，做好名人故居、古道古树的修复保护工作，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针对粤东粤北贫困山区红色资源丰富的特点，弘扬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

三、通过标准化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

消费端的搭建是消费扶贫的一个环节，长期持续的消费有赖于贫困地区农产品和服务提升水平和质量。大力推动绿色消费，必须实现绿色发展，加快贫困地区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体系建设，通过标准化逐步健全生产标准、产品标准和质量可追溯体系，通过在品牌标识、包装设计方面的改进，以贫困地区的生态优势、绿色信誉促进绿色消费。

依托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各地市的农技站等，对贫困地区、贫困户进行技术帮扶，把农业技术、社会力量“引进来”，切实推进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全方位提高农民技能，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推动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进入珠三角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提高农产品供给的规模化组织化水平，增强农产品持续供给的能力。同时，根据各地基础条件和区位环境，引导贫困户实现差异化发展，防止产业、项目同质化恶性竞争。

四、着力拓宽扶贫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地区和人口，一头连着广阔的消费市场。必须积极探索完善“互联网+线下零售”销售模式，拓宽扶贫产品销售渠道。

线下推广方面，深入实施广东“消费扶贫直通车”工程，将产自贫困地区的优质农产品通过展销的形式，优先推广到机关、部队、学校、企业、社区、园区、商场，帮助农产品开拓市场，实现增值超值。广泛组织各地搭建消费扶贫交易博览会推介平台，设立消费扶贫专馆、专区、专柜及推广快递进村等，为社会各界购买扶贫产品、参与消费扶贫提供便利条件。

线上平台方面，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平台，通过微博、微信、直播、抖音、众筹等形式，减少交易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提高销售效率，助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可借助中国社会扶贫网、广东移动岭南优品、东西优选网和阿里巴巴“村淘”、腾讯“为村”等平台，开设精准扶贫优质产品网店，形成稳定的线上销售渠道。借助“农特产品+直播+电商+助农”模式，提高扶贫产品知名度，提升品牌价值。培训提高贫困人口使用网络的能力，为贫困户及村民讲解电商知识，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掌握市场信息，克服抗风险能力弱、容易跟风种养、销售渠道信息不通等问题。

五、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我省贫困地区仍然存在道路交通建设滞后、村容村貌需要改善、贫困户素质亟待提升、脱贫返贫风险高等问题，农产品运不出去、旅游消费引不进来，严重制约消费扶贫的效果。各级政府要加大扶贫财政投入，合理利用扶贫资金，加大珠三角地区通达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扶贫产业生产基地，完善边远山区物流仓储基础设施，铺设流通服务网点。深入实施环境改造工程，改善村容村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让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乡村民俗、传统民歌、传统技艺等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发展乡村旅游，满足消费者回归自然、感受田园生活、体验乡村文化的需求。

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乘着实施“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广东技工”三大工程的东风，推动珠三角地区职业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让更多的贫困农户学子接受职业教育，提高技能素质。要巩固脱贫成果，健全完善贫困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对脱贫贫困户进行动态监测，确保脱贫户不返贫。加强对扶贫企业和贫困群众规范管理、教育，坚持诚信守法、品质为先，严肃查处消费扶贫中的欺诈行为和打着消费扶贫旗号敛财牟利行为，树立良好口碑，形成消费扶贫长期效应。

脱贫攻坚的心得体会汇总二

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近，面对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要保质保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亟需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深度贫困区脱贫靶向再发力。青海省是党中央明确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经省级核查，剩余的17个贫困县、170个贫困村符合摘帽退出标准。针对深度贫困区脱贫，应采取更集中的支持、更有效的举措靶向发力，在新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新增涉农资金方面倾斜支持，优先安排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社会事业领域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增加金融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坚决攻克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强化当地因病致贫等特殊贫困群体的精准帮扶。资产收益扶贫措施主要向因病致贫返贫家庭倾斜，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动态化精细化管理，确保病有所医、残有所助、生活有兜底。

基层社会治理施政显实力。疫情延缓了脱贫攻坚的步伐，一些地区出现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等具体问题。如何把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小，巩固脱贫攻坚战成果，成为当下青海省脱贫工作重中之重。近期以来，青海省着力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根据各地区情况，从就业政策、岗位供给等方面，制定补贴、社保费阶段性减免、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政策落地细则，帮助企业稳岗减负，降低求职者就业成本。同时继续强补“两不愁三保障”，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解决好青海特色扶贫农畜产品滞销问题，以实际行动履职尽责，坚决打赢决战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产业发展精准帮扶再用劲。产业扶贫既是促进贫困人口较快增收达标的有效途径，也是巩固长期脱贫成果的根本举措。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实施产业扶贫，能够有效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虽然青海省在围绕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实现基层地区精准脱贫方面取得较大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与精准脱贫成效存在不稳定性等问题。因此，要实现当地产业帮扶脱贫就需要努力克服疫情影响，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集中精力加快推进脱贫攻坚，特别是要组织好产销对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加大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经济，支持贫困村对村级集体未承包到户的土地等资源，集中开发或引进企业联合开发集体经济增收项目，增加贫困村的“造血”功能。

各方协助多措并举固成果。脱贫攻坚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地方的事，而是需要各方力量相互配合，互补短板，方能如期脱贫;脱贫攻坚也不是短期的、临时性的事务，需要持久追踪，巩固成果，方能避免返贫。持续扎实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等工作，继续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脱贫攻坚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已是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是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的重要保证。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接续推进青海省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需进一步把产业发展作为脱贫攻坚与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的关键衔接点，充分运用乡村振兴的手段和要素，合力攻坚、顽强作战，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脱贫攻坚的心得体会汇总三

目前，全国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现在到年底只剩下6个半月左右时间，一分一秒都显得珍贵，与时间赛跑，与贫困较量，啃下最硬的骨头，攻下最后的堡垒，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挂牌督战，补齐短板、夯实基础。今年5月四川凉山州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的84户贫困户，陆续搬进了位于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从此，他们走出了“悬崖村”。类似的“悬崖村”决不止这一个，异地搬迁决非“盖房”和“搬家”那么简单，更不意味着扶贫的终止，是“授鱼”到“授渔”的开始，如“悬崖村”搬进了新家之后，当地政府为搬迁群众提供就地就业岗位，引导劳动力外出务工等，而且充分利用悬崖上的村庄发展旅游业，让搬迁群众长远受益。从全国而言“三保障”突出问题虽然基本解决了，但稳定住、巩固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要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是数量，还在于质量，不仅在当前，更在于长远，这就要求在冲刺关头要实行严厉的挂牌督战，做好扫尾和后续运行工作，“输血与造血”并举，补齐短板，夯实脱贫基础。

拉长农业“产业链”，促脱贫防返贫。产业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出路，也是防止返贫的长远之策。一方面要立足于主业，做大做强产业，如有富硒资源的地方，大力发展富硒水稻、蔬菜、茶叶等，有养蜂优势的地方，大力发展养蜂业......突出主业，打造品牌。另一方面要多业发展，如，将特色农产品实行储藏、加工等，提升农产品价值，利用好山美景、大棚植物园、生态农业工厂发展旅游业，革命老区瑞金，按照“以红为主，以绿衬红、红绿融合”的发展思路，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点，不断推进“旅游+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产业是棵“大树”，不断的延伸让其“成林”，为脱贫、防止返贫装上安全罩、筑牢防护网，使贫困群众能脱贫更能致富。

用更多的“金点子”，拓展增收致富“新路子”。在脱贫攻坚冲刺阶段，既要有顽强拼搏的“勇”，又要有沉着应战、决战决胜的“智”，动脑筋想办法用妙招，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如，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问题，不仅是出外务工，而且还要加快就地解决，办好扶贫车间，提高生产效益;既要盯着工厂，又不能放弃“农场”，根据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需求，安排不同的岗位。又如，推广新品种，不仅要鼓励种，还要提供技术服务，不仅要“产”，也要帮助“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参与“直播带货”，收到良好的效果，“小直播”显示出大智慧，为脱贫致富拓展出新路子。

打赢脱贫攻坚战既要实现全部脱贫，又要阻断致贫返贫，还须做好与乡村振兴战略对接。必须进一步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争分夺秒，攻克脱贫攻坚最后堡垒，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脱贫攻坚的心得体会汇总四

2020年6月8日，赴宁夏考察调研。这是全国两会之后他的首次国内考察。当天下午，先后来到吴忠市红寺堡镇弘德村、黄河吴忠市城区段、金星镇金花园社区，了解当地推进脱贫攻坚、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促进民族团结等情况。每个考察点都寄寓着他的深情牵挂。

与宁夏的故事要追溯到1997年。那一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同时也是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第一次来到宁夏。此后，他一直关注、牵挂着这片土地。从1997年到2020年，24年里他4次考察宁夏，对宁夏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蕴含的脱贫攻坚致胜之道更是值得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学。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2016年在宁夏考察时，强调，“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近年来，全国各地认真学习贯彻关于产业扶贫的重要论述，遵循市场规律，精准施策，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形成产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让贫困户参与生产、实现就业、分享产业红利，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贡献了重要力量。事实证明，发展产业既是带动群众就业、促进群众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更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最有力最可靠的支撑，各地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时，一定要着力发展产业，努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移民搬迁是脱贫攻坚的一种有效方式。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在一片戈壁上破土动工。“闽宁”，是为永宁县的生态移民点取的名字，也是“闽宁协作”开花结果的一个见证。正如所说，移民搬迁是脱贫攻坚的一种有效方式。自闽宁村正式奠基至今二十多年，当初荒芜的戈壁变成了接纳6万多生态移民的闽宁镇，水电路衣食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各地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努力让生活在“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那些地方的群众搬迁到适宜生产生活的地方，有效加快了脱贫攻坚进程。事实证明，易地扶贫搬迁是“挪穷窝”与“拔穷根”的治本之举。因此，各地在推进脱贫攻坚时要运用好易地扶贫搬迁这一重要方法，同时全方位解决人往哪里搬、钱从哪里筹、地在哪里划、房屋如何建、收入如何增、生态如何护、新村如何管等问题，确保移得出、稳得住、住得下去。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强调，“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闽宁协作”在戈壁滩上结出的丰硕成果就是对此的有力证明。2020年5月17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也将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作为了西部大开发的目标之一，对接下来的帮扶政策进行了阐明。因此，党中央、国务院一定要支持西部地区拓展区际互动合作，鼓励西部地区积极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加快推进重点区域一体化进程，让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长期坚持下去。

从昔日的苦瘠之地到今天的塞上江南，宁夏的发展是始终的牵挂。牵挂背后蕴含的脱贫攻坚致胜之道更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鼓足了干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全面贯彻，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奋力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脱贫攻坚的心得体会汇总五

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工艺具有带动贫困地区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业的独特优势，是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连续出台文件，大力推进文化扶贫，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并选取确定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等10个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目前，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办共同支持地方建设的此类工坊已超过2000所，带动非遗项目2200多个，培训近18万人，带动50万人就业，其中有2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实践证明，“非遗+扶贫”已成为一条很好的脱贫路径，正在有效促进非遗资源丰厚的贫困地区人口增产增收。特别是以传统工艺类非遗为主的产品，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带动就业与脱贫方面有着独特优势。比如贵州省雷山县麻料村，曾是当地闻名的“银匠村”，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村民们大都外出务工，“银匠村”成了“空心村”。近两年，通过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村里以“合作社+工坊+贫困户”模式，运营银饰锻制和非遗旅游。现在，很多村民又拾起了祖传手艺，“空心村”重新变回了“银匠村”，并成功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非遗+扶贫”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要变成稳定持久的生产力，仍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也受到巨大冲击，不仅游客数量锐减，产品销售也出现困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计划在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联合举办首届“非遗购物节”，通过引入各大电商平台，解决非遗产品销售难题，打通文化扶贫的“最后一米”。

为了办好“非遗购物节”，很多地方正在加强对传承人的电商知识培训，以便他们更好地利用网络平台。同时，在“非遗购物节”统一标识下，各大电商平台也迅速行动，包括阿里巴巴、京东、苏宁、拼多多在内的多家网络平台，已分别从时间段、定位、优惠政策等方面予以助力。满族剪纸、苗族银饰、彝族刺绣、壮族织锦、临夏砖雕……不少贫困地区的非遗产品，正在借助电商平台，进入现代消费的“主战场”，打开就业致富的“新天地”。

消费扶贫论文篇（7）

关键词：贫困线 贫困人口 测定 对策

2011年11月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国家扶贫标准上调至2300元，比2010年提高了1026元，增幅高达80%。新的扶贫标准顺应民意，与国际接轨，有利于覆盖更多的贫困人口，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次调整符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体现了我国政府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民生为重的务实发展理念，是执政理念的巨大进步，充分反映出政府为解决好农村民生问题、努力缩小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的坚强决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我国现阶段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扶贫制度，以使广大贫困人口得到更好的保障。

贫困标准的现状分析

（一）贫困线概述

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是指国家为救济社会成员因自然、社会、经济、生理和心里等方面原因，收入减少或中断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制定的社会救济标准。其计算步骤是：根据维持人体正常生活所需的最低热量摄入量2100大卡来制定食品消费项目和数量，计算出这些食品组合的消费支出，最后加上一定比例的非食物消费支出，即得出贫困线。贫困线有相对贫困线和绝对贫困线两种。发达国家设定的贫困线我们称之为相对贫困线，除了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的生存需要外，还可让他们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提高生活质量并解决发展权利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设定的贫困线多为绝对贫困线，或者称为活命线，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是真正的绝对贫穷，紧紧满足维持生计的基本需要。

（二）我国的农村贫困标准

1985年，我国政府将人均年收入200元确定为农村贫困线，把它作为识别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和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标准，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农村贫困线制度。此后，政府每年会根据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来调整贫困线。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的扶贫标准就一直在提高。2009年，贫困线标准提高至1196元，2010年又将这一标准提高到1274元，从1985到2010年，农村贫困线提高了6.4倍。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的1196元提高了92%，比2010年的1274元提高了80%，对应的贫困人口规模增至1.28亿。这次调整是我国在2008年将农村贫困线和低收入线合并之后，第二次大幅度提高农村贫困线。

新的国家扶贫标准相当于每天1美元，等同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国际贫困标准。按此标准，贫困人口数量由2010年的2688万扩大至1.28亿，剧增1亿，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我国现阶段贫困线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政府实行扶贫开发政策以来，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也要看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历史任务，关于新的扶贫标准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新标准仍低于国际标准

我国的贫困标准一直偏低，造成不少人“被脱贫”。2010年，农村贫困线调整为1274元，贫困人口为2688万。生活在这条线上的贫困人口，每天的消费支出相当于六个馒头，或三根香蕉，或两个半蒜头。新的贫困标准提高到了2300元，接近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日均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但联合国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绝对贫困”。 2008年，世界银行将国际贫困标准从每天生活费1美元提升至1.25美元，我国制定的新标准仍低于国际标准。贫困标准的测算同样采用国际通行的算法，但最后却得出迥异的结果，关键在于计算中非食物的消费比例占到多大。美国的计算方法中，非食物消费比例占到三分之二，高于我国的三分之一，这样就造成两国贫困线的差距。

2011年，美国贫困人口的定义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2314美元（见表1），按照这个标准，超过13%的美国人需要政府的帮扶。根据美国学者所做的研究，在美国的贫困家庭中，购买房子的家庭占到46%，平均每家有三个卧室、一个半浴室和一个车库；拥有一辆汽车的家庭高达73%，其中近三分之一有两辆或以上；贫困家庭孩子所获取的营养物质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样，没有营养不良，都超出标准，甚至普遍超重。可以看到，两国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不具可比性。

（二）贫困人口的购买力降低

1985年，我国政府将人均纯收入200元定为贫困线，到2011年提升至2300元，24年来增长11.5倍；1985年到2011年，我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471564亿元，24年来增长60.6倍；1985年到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397元增至6977元，24年来增长17.6倍；1985年，贫困标准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52%，2011年则降至33%（见图1）。可以看到，24年来我国农村贫困线的增幅均低于其他主要经济数据的增幅，贫困人口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不如从前。有专家曾以北京米价做过一项统计，1985年北京大米0.254元每斤，贫困线200元能买787斤大米；2009年北京大米按照2元每斤计算，贫困线1196元只能买下598斤大米。这项统计说明，虽然贫困线一直在提高，但贫困人口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却出现了下降。

（三）贫困县政策缺乏精度

我国目前的扶贫策略主要是以县和村为单位进行的区域瞄准，目的是为了集中力量保证供给，防止扶贫资金的分散使用。这项政策在帮扶落后地区发展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时至今日，不少贫困县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成为经济强县，贫困在当下也不再以整县的形式呈现，贫困县所覆盖的贫困人口比例逐年下降，超过一半的贫困人口已不再集中于贫困县，单纯以县为单位的反贫困战略已不符合我国国情。2011年的“全国百强县”名单中，3个贫困县榜上有名，在西部百强县、中部百强县和东北三十强县名单中，有十几个贫困县也身在其中。由于“贫困县”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各地都把争取带上并且保住贫困线帽子作为一项政绩，“争当贫困县”、“脱贫不摘帽”、“贫县不贫”等问题突出。

贫困线制度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只有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农村贫困标准，使其更具科学性，才能准确地分辨贫困人口，测定出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从而为制定有效的扶贫战略，有针对性的做好扶贫工作提供政策依据。

（一） 健全贫困线调整机制

贫困线的确定是实施扶贫工作的前提，因此贫困线标准要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贫困线的测算方法，但未就其调整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只是简单的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相挂钩。这种调整方式的缺点在于，CPI是类消费品的综合价格指数，而食品消费却是我国贫困线测算中的主要依据，但是食品类价格上涨速度远超CPI，因此会造成贫困人口购买力的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杨立雄教授建议，贫困线标准的调整应与食物价格指数建立联动机制，以保证贫困线的绝对购买力不下降；贫困线标准还应与收入水平建立联动机制，以保证贫困人口能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汪三贵教授认为，应该调整贫困线计算中的消费结构，加大非食物消费支出的比例，并且应该五年进行一次大调整。

我国目前的贫困线是由全国统一制定的一个标准，但由于我国东、西部生活成本差距大，各地政府还应在全国标准下，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制定出适合自己的贫困线。

（二） 调整扶贫策略以提高扶贫精度

贫困线的提高可以让扶贫资金覆盖更多的贫困人口，但要更精准的瞄准穷人，还需要对我国现阶段主要以县、村为单位的扶贫策略进行调整：第一，建立贫困县动态评定机制，有能力脱贫致富就退出名单，使政策和资金落实到最需要的地方，以提升减贫效果；第二，关注个体，建立以户为单位的扶贫策略，加大农户扶贫力度，提高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率；第三，减少扶贫参与机构，缩减中间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扶贫效率。

（三） 完善扶贫资金监管机制

贫困线标准的提高不仅增加了贫困人口数量，政府扶贫资金的投入也要增加。2011年，中央专项扶贫资金达到270亿元，同比增长21.25%，增量和增幅均达到历史最高。2012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幅将超过20%，中央还将进一步健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随着中央扶贫资金持续的高投入和高增长，各级扶贫开发部门应高度重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对扶贫资金使用全过程的监督管理：第一，努力创新监管工作机制，探索新方法，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建立问题投诉机制，引导群众参与监管，加大透明力度，确保公开、公平、公正；第二，明确监管责任，实行严格审批的监管制度，加大违规惩罚力度，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纪严肃处理；第三，建立扶贫资金的绩效考评机制，考评结果作为下年度扶贫资金分配的重要参考依据，不断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四）从根本上减少贫困群体数量

长期以来，由于分配领域的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也成为贫困人口数量庞大的主要原因。因此，除了逐步完善贫困线制度外，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现实困境。第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着力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对收入过高行业从总量和水平两个方面加以限制，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通过社会保障达到调节收入再分配，切实解决养老、教育、医疗、就业、低保等保障问题，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公平。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在他的著作《贫穷的终结》中写道：贫穷的终结不仅仅意味着结束极端苦难的状态，更意味着经济进步的开始以及伴随着这种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信心和渴望。我国的扶贫事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正在向更高目标迈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让更多的人走上发展的阶梯，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与希望。

参考文献：

1.潘进.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J]，商业时代.2012 （24）

2.李力，欧涉远，李霞.对农村贫困线及贫困发生率的反思―基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2（8）

消费扶贫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 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5 - 0106 - 005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市场机制与国家反贫困的政策作用下，大量贫困群体脱离贫困，奔上小康。然而，在新时期，在民族地区我们仍然能看到部分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居民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目前，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这些特殊困难群体是扶贫战略中的重点与难点。对于在外界看来这些非常贫困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贫困？他们有着一种怎样的消费文化？他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心理跟外界有何不同？在物质日益富足的时代，消费主义开始侵蚀中国社会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欲望与满足欲望的资源之间存在怎样的张力？他们的消费文化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政策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少数民族贫困的理解，对于构建针对特困族群精准扶贫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对少数民族的消费文化方面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很少有针对少数民族特困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很少从反贫困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其中只有极少量的研究成果谈到少数民族困难群体的消费文化与反贫困的联系。方劲对云南的一个苗族社区进行研究发现，苗族同胞由于历史上处在不断迁移的生活中，定居生活的时间很晚，因而形成了一种不事积累的消费方式，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对他们摆脱贫困非常不利。 [1 ]另有研究者谈到少数民族由于人口的迁移以及市场化的作用，他们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变迁，他们比过去面临更大的消费风险。 [2 ]

本文拟对G省一个极端贫困的少数民族村寨A村苗寨进行个案研究，从反贫困视角去探讨其消费文化，以图更好的理解这些贫困族群的贫困以及提高针对他们的精准扶贫行动的效果。

二、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及其形成机制

（一）A村苗寨苗族的生产与生活

A村苗寨位于G省A市A村。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同胞因为长期没有户籍（直到2011年才被户籍管理部门注意到而得以上户口），生活极端贫困。A村苗寨苗族居民是从三十年前开始，陆续从G省其他地方因为逃荒或其他原因迁徙而来，目前共有16户人家，89口人，都是苗族，属于大花苗。为表述方便，本文一律称该村为A村苗寨。A村苗寨居民在此地繁衍生息，最多的已至第四代。A村苗寨坐落在一片石山上，植被稀少，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

A村苗寨苗族族群的生产生活可由上户口为节点分为两个差异明显的阶段。A村苗寨居民在2011年5月上了户口，结束了漫长的没有户口、没有正式居民身份的生活。在上户口之前，A村苗寨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租种邻村居民的土地（他们自己没有土地，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A村苗寨居民由于在所在地没有户籍没有分到土地）、给附近居民打零工以及挖山药等。此外也自己开荒地，种玉米与蔬菜，但是荒地贫瘠，产出有限，到20世纪90年代，邻村因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增多，需要出租的土地增加以后，A村苗寨居民种自己荒地的就更少了。这一阶段，A村苗寨居民的生活处在温饱线以下，只能吃玉米粥等食物，衣服也极其简单，仅能蔽体。

2010年，该村一村民外出发生交通事故，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得到了所在村委会的帮助。A村苗寨居民意识到加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性，村寨中管事的人开始与所在行政村的村委会加强联系，并在村委会领导的帮助下向政府反映居民一直没有户口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几次来调查，最后在2011年5月正式做了户口登记。在上户口之后，政府对居民采取了多方面的帮扶措施。政府给村民建了房子，每户一栋，房子为两层楼房，总面积100多平方米，基本能满足村民居住需要。政府也给全体居民发放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额度略有差异，主要依据收入状况以及计划生育的状况。违反计划生育比较严重的农户，最低生活保障的数量要少一些。最低生活保障的发放并不完全依据收入水平，因为村民的收入其实难以真正量化，主要是依据是否有外出打工的，打工的职业情况等。与此同时，政府也为每户安排相应单位对口扶贫，如交通部门负责修路，水利部门帮助解决饮水问题以及其他部门实施相应的帮扶措施。上户口以及在政府的帮扶下居民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居民除了原来的生计方式以外，外出打工的增加了，尤其是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和逢年过节提供的油、粮等物资大大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村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并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二）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

A村苗寨苗族长期处在极端贫困的状态，只是在最近才在政府的帮扶下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样一个特困族群有着怎样的消费文化？笔者在2013年至2014年前后3次在A村苗寨调研，通过非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及消费情况，发现这一苗族族群有着自己的消费文化或消费伦理。

1.A村苗寨居民的节俭型消费伦理。A村苗寨居民生计属于生存型经济模式，他们以种地、山上挖药草、家畜养殖等为主要生计来源。由于没有田地，主要租种周围村寨的耕地，付出一定租金之后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收成，种地难以解决温饱。在养殖业方面，居民的养殖技术和资本有限，只有少量养殖，效益较低。近几年，政府发给他们每户一百只小鸡，由他们饲养，政府提供饲料，鸡下蛋后由政府来购买。目前小鸡死亡率高，政府也未能及时收购鸡蛋，养鸡还没有产生效益。另外，村里年轻人也外出打工，打工所得成为收入的一个重要补充。更为重要的是整个村寨都被政府纳入了低保范畴，所有居民享受政府低保，这成为居民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在这个生存型经济模式上，居民的消费基本是节俭型的，以温饱为目标，基本没有享乐型消费。居民的消费集中在吃饭、穿衣等满足基本需要的层次。村里老年人许多穿传统的苗族服装，这些衣服很多是自己缝制的，也有在市场上买的，成本很低。年纪较轻的村民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则穿的是外边流行的款式，但是属于比较便宜的衣服。年纪较大的村民穿的是集市地摊上买的解放鞋之类比较便宜的鞋子，年轻人要稍微讲究一些，穿便宜的运动鞋或廉价的皮鞋。在吃方面，以前主要吃玉米粥，现在吃上了米饭，菜主要是自家种的蔬菜，偶尔上集市买肉。平常吃肉较少，主要是来了客人或节日才有大鱼大肉，居民非常好客，客人来了，一般要盛情款待。一般居民家里基本没有多少值钱的电器，没有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只有一户居民家里有台洗衣机，但是平时主要用来放东西，没有用来洗衣服，因为洗衣机比较耗电耗水，而水电都需要用钱买。一般家庭有电视机，都是比较老式的那种，是居民主要的娱乐工具。居民家里的电器大多是政府或社会爱心人士赠送的。村民到镇里主要是走路，有个别家庭有摩托车。村民闲时主要看电视、聊天或赶场的时候逛逛集市。节庆、婚俗非常简单，一般没有复杂的仪式，在比较大的节日比如过年时有跳芦笙舞的习惯。有部分村民信仰基督教，圣诞节时会穿上民族服装去镇里做礼拜。这些活动所需货币支出都不多。另外，村民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中老年人没有往银行存钱的习惯，偶有余钱则以现金的方式存在家里。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村民没有闲钱，无需到银行存钱，而且以往基本与外界隔绝，自足自给，没有现财意识，没有与银行打交道的习惯，也不熟悉其中复杂的程序与规则。

2.A村苗寨村寨年轻人的消费竞争。“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有房子住（政府帮建的），也都能吃饱饭了”。A村苗寨居民跟以前比较生活要好很多，主要在于政府福利供给不断增加，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市场机制也在发挥作用，原来居民只能种山上的荒地，现在租种周围村寨居民外出打工留下的土地而提高了收入。如果不是有意外支出，比如突然的伤病使其承受难以负担的医疗费用，居民大体能应付以及满意眼下的生活。从这个意义来说，居民的消费欲望与拥有资源之间只有很少的张力。村民对生活状况的较高满意度来自于与以前生活的比较，与原来相比，居民生活的条件显然有了显著提高。村民对于生活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吃饱饭，有遮风挡雨的房子就行了，这也是村民生活满意度高的原因。这表明外部世界的消费文化还没有对村民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年轻人当中，情形在悄悄发生变化。随着外出打工增多，而且因为有了户口、有了正式的身份得以逐渐融入所在地域社会，村民尤其是年轻村民跟外界接触增多，消费方面也开始横向比较。这种横向比较带来了缺乏感，“缺钱”的感觉逐渐强烈起来。在问到遇到困难找谁帮忙时，诸多居民选择亲戚与政府帮忙。选择亲戚符合中国人“差序格局”人际交往的准则。而选择政府则说明了A村苗寨居民对于政府福利的依赖。政府给每人提供低保，低保成为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政府修路、改善饮水条件等帮扶措施对改善他们生产生活条件起了关键作用。

（三）A村苗寨苗族消费文化的形成机制

基本需求满足的动力当然来源于生理需要。但是消费除了满足需要外还有认同的功能，“人们的认同和人们的消费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就是我所消费的东西和采取的消费方式，另一方面，面对商品世界，我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是由我对我们是谁的看法所决定的。可见，人们从事消费，实质上不过是创造、维持或支持自己的认同。”[3 ]A村苗寨居民秉持节俭型消费主要源于物质短缺。而政府提供的最低保障是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从认同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消费方式要符合贫困者的要求，所以他们要把日常消费尽量地放低，否则就不符合一个贫困者的身份，会遭到周围人的否定。但是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分层的，A村苗寨居民也不例外。消费也是分层的一个标准。在比较发达的其他地区的农民，人们努力赚钱要修建房子，房子的有与无、档次的高与低成为在社区中获取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贫困族群消费行为总体上服从穷人的标准，但在其内部是否存在某种竞争的机制呢？通过这种竞争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或者混得较好的与混得不好的区分开来。A村苗寨年纪较大的居民中我们很难看到消费上的攀比。长期的赤贫使节俭主义的伦理深入骨髓，他们以满足基本需求为限度，绝少有享乐型消费。一方面是因为主要的收入来自政府的保障，因此消费能力无从体现个人素质的优越，消费竞争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是拥有的物质资源提供给炫耀性消费的机会不多。但是在年轻人群中，消费中竞争或示范效应还是存在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购买手机等用品，“都要买贵的，便宜的不喜欢”，手机档次的高低体现了在外头混得是否有出息。年轻人在穿衣方面也开始受到外面时尚文化的影响，也有了土气和时髦的区分。这种竞争一方面给年轻人带来动力要想办法去打工挣钱，另一方面也带给他们心理焦虑。

A村苗寨苗族消费文化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的物资短缺形成了他们节俭的消费伦理。在这一点跟以往一些研究结论不同，比如有学者研究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消费状况发现这些少数民族不事积累，有钱就进行享乐主义消费，用光了再想办法。[1 ] A村苗寨苗族包括那些条件稍好的家庭享乐型消费也受到抑制。另外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心理，因为都属于政府保障的“穷人”，消费方面的认同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群体内部中消费的区分功能不能体现）。A村苗寨苗族每人都享受最低保障，包括其中收入高于保障线的家庭，对A村苗寨苗族族群来说最低生活保障已成为他们的一份固定收入。而年轻人中的消费攀比心理来自于媒体的示范作用和人口流动中对外部文化的接受，同时也是消费的认同机制作用的结果。外出打工是年轻人主要的生计方式，打工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入的过程，外部消费主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年轻人也更容易消除过去“饥饿”的记忆，在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以后，社会性需要开始显现，其中通过消费赢得“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对精准扶贫实施的启示

A村苗寨苗族遵循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是源于长期的物质短缺，是经济理性驱动的结果，因为不这样，生活将难以为继。这种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下贫困者对于物质的贫乏有很强的忍耐力，眼下的贫困对于他们并不至于难以忍受，也不会导致他们心理的失衡。对于生活的较低要求是这些贫困群体发展出的一种特有的抗逆力。这种抗逆力是这些贫困群体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收入增长，这些贫困群体因为极节俭的消费而能积累一定的资产，并从资产积累中受益。着力于贫困群体的资产建设是反贫困的重要途径，相比单纯的物质帮助，对于贫困者的资产建设具有长期效应并使贫困者具备发展能力而最终摆脱贫穷 [4 ]。另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这些贫困群体并不会因为贫困而产生越轨行为，不会引致其他社会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节俭主义的消费伦理会不会导致反贫困的动力不足？比如贫困者的节俭主义产生所谓贫困文化，懒于进取，安于眼前的生活。以往很多反贫困的案例中表明贫困者动力不足是导致扶贫失败的重要原因。毕竟穷人的发展必须依靠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外界的帮助只能是辅助因素。许多批评者批评政府的一些扶贫政策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重视不够，不能调动起贫困者自身的积极性，是基于同一道理。因此，在反贫困的过程中如何既发挥贫困者的对贫困的忍耐能力而进行资产建设又能激发其进取精神值得思考。

A村苗寨苗族有限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之间依然存在某种张力。他们日常生活中缺钱的感受随着跟外界交往的增加而增加。他们已不能幸免地被纳入商品经济的潮流，消费风险不可避免。调查中了解到他们化解消费风险的途径主要是依靠政府。原因在于巨大风险来临时，这些贫困人群拥有的资源不足以去应对。同时也要看到长期的贫困容易使贫困者难以相信依靠自身力量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而政府父爱主义的扶贫行动也可能助长贫困者的依赖心理。依赖政府毕竟不应是长久之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靠直接输送资源扶贫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政府在提供福利保障时应该限定在满足基本需要层面，即福利供给应是有限度的，以不至于产生福利依赖。同时应该更多地着眼于为贫困人群创造发展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市场机制最终改变贫困面貌。其中，通过资产建设提高发展能力以及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是重要途径。但是，在眼下，政府的福利供给还不可缺少，包括政府提供每个人的低保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满足基本需要的现金支出，一方面是解决眼下生存困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促进发展的需要，只有生存需要得到基本保障，才有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力量。如以前居民很少外出打工，一是连外出的路费都没有，二是年轻人的外出担心留在家里的老人或小孩可能饿死，缺乏外出的勇气。因此，应该在保留现有现金支出福利的情况下着眼于长远发展，从资产建设和能力提升着手促进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

与此同时，A村苗寨苗族或多或少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之间消费示范效应和消费攀比心理或多或少的存在。以往扶贫政策常常把贫困人群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忽视了贫困人群之间的竞争心理。这种竞争心理并不因为特困族群的贫穷而完全消失，因为它源于人的普遍的社会性需要，消费竞争是其表现之一。因此在扶贫过程中，我们应该在他们之间采取某种激励措施，回应这种竞争心理，激发他们的动力，而不是人为的拉平他们之间的差距，导致扶贫措施的激励不足。

四、讨 论

西部地区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特殊贫困人口已成为新时期反贫困的难点和重点。他们的贫困往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比如残疾、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者自然灾害导致的贫困。他们身体健康，而且劳动的意愿很强但依然深处贫困。丧失劳动能力者的贫困可能唯一的办法是国家的福利供给，而这些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却应是扶贫的主要对象所在，让他们最终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脱贫。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贫困人口的贫困有其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A村苗寨苗族长期迁徙，现有居住地自然条件欠佳，缺乏发展所需资源，尤其是长期没有户口导致与世隔离加剧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和资源欠缺成为他们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针对他们的反贫困事业必定是艰难而漫长的。以往对于这些贫困人口的反贫困政策效果有限，主要在于缺少针对性的措施，都是基于政策决策者与实施者自己的立场去进行，因此效果都是有限的。因此，加强对贫困人口本身的研究对于反贫困尤其是当前的精准扶贫的实施是非常必要的。研究A村苗寨苗族的消费文化，能加深我们对于这些特殊贫困人群贫困的理解，也有助于构建针对性的精准扶贫措施。同时，A村苗寨苗族的个案研究也对其他人群的反贫困具有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方劲.民族社区发展中的消费文化与新贫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消费扶贫论文篇（9）

2.基础设施型扶贫项目。贫困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增加了农民生产成本，限制农产品竞争力，成为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加强和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反贫困的必要条件。按投向分，基础设施建设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改建扩建、生态环境治理、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二是服务性基础设施。包括校舍、师资等教育资源和其他农村教育服务设施；疾病预防救治体系，医疗设备，乡镇卫生院和从业人员的配制等卫生服务设施以及广播电视等公共服务设施。三是流通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产品综合市场和茶叶、生猪、药材等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以及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交通设施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排水设施的建设等。

3.产业化扶贫项目：所谓产业化扶贫，就是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合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走出一条依靠自己力量增产增收、脱贫致富的路子。产业化扶贫是近年来我国正在实践的重要扶贫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以贫困农民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生产要素为构架，以贫困农户增产增收为目的，利用贫困地区特有资源优势，持续稳定地带动贫困农民快速致富。作强作大种植产业、养殖产业和资源产业是产业化扶贫的主要着力点。按运作模式分，产业化扶贫又可具体分为公司带动型、专业市场带动型和合作组织带动型等三种模式。在目前现有的经济组织形态中，公司带动型的约占40%，合作组织带动型的约占30%，专业市场带动性的约占12%，其他的属于复合带动型模式（杜晓山，2006）。

4.着眼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的扶贫项目。在扶贫开发战略中，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高低是反贫困的重要一环，贫困家庭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贫困农户及其后代实现摆脱贫困的最根本保证。目前，注重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加强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已成为国家扶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扶贫项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义务教育项目。国家《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国家对接受义务的学生免收学费。但义务教育在贫困地区实施得并不理想，据统计，从1985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我国农村约有1.6亿青少年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2006年，我国农村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的不到30％。二是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一方面，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巨大，技能型人才资源短缺，另一方面，中西部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文化程度低，没有技术专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力培训为主的职业教育就成为一项见效快的扶贫工作重点。同时，通过劳动力跨区转移方式，还可以开阔农民视野、提高农民素质，成为资金、信息和技术回流的载体，部分人还可以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和扶贫开发主体，反过来促进当地扶贫开发。三是大学教育项目。通过国家助学金计划和奖学金计划，通过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及贫困家庭自身的努力，保证品学兼优的贫困农户的子女获得了大、中专等高等教育的机会。

5.科技扶贫项目：科技扶贫是指以科学技术作为主要载体，以提高贫困地区生产力水平为目标，以增强贫困地区生产能力、提高生产效率为标志的一种扶贫方式。科技扶贫项目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基础性农业科技研究，比如高产水稻的研究、各种蔬菜、水果、生猪、特种品种的改良和种养植技术的改进等，二是科技设备的推广使用。包括推广使用大型机械设备以提高生产效率等。三是组织方式的创新。比如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服务的专业化等。

6.着眼于家庭生产、经营和创业的微型扶贫项目。这些微型扶贫项目主要目的是提供最基本的初始资本，以提高起自我发展能力，作用群体包括外地打工者、下岗失业者以及其他家庭式经营的自我雇佣者等，扶持的主要方式是小额信贷服务。

二、我国扶贫产品公私属性分析及其分类

1.扶贫产品具有较强的公共品属性

在对反贫困产品性质的认识上，人们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认识过程。最初，人们倾向于把反贫困当作私人产品，认为靠市场机制就能自然解决贫困问题。如早期发展的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有经济增长，就可以通过扩散效应和涓粒效应缓解乃至消除贫困，贫困的消除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典型的有库兹涅茨“倒U形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中间一个时期变得相对稳定，后期不平等将逐步缩小。后来，韦斯科夫的发达与不发达理论以及刘易斯的劳动力剩余模型都在各自的理论框架中强调了GNP增长的重要性。受上述理论的影响，在上世纪中期，各国普遍实行以经济增长战略为指导的经济高速度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增长全面消除普遍存在的贫困。60年代后，联合国更是连续实施两个“发展十年” 计划，进一步强化强调GNP增长的发展战略。但现实并没有应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预言， “扩散效应” 和“涓滴效应”并没有出现，经济增长的实惠没有自动地从富裕阶层向贫困阶层转移，并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在此基础上，人民逐渐认识到：由于贫困地区配套设施的落后性以及自身的脆弱性，往往面临投入多、成本高而收益少、风险大的局面，这必然影响到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人资本进入扶贫领域的积极性。更为严重的是，资本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不断的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导致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恶化。这是单纯依靠市场自身力量反贫困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反贫困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应，但具有其他方面的正向效应。一是具有较强的社会外部效应，随着贫困现象的减少，社会秩序必然有所好转，社会动荡有所减缓，有助于减少社会动荡和犯罪，有助于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二是具有较强的宏观经济外部效应，由于反贫困的本质就是缩小社会分配差距，社会分配差距的缩小可以极大的增加弱势群体的消费需求，进而增加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这对于需要刺激消费需求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具有双重意义。从这个角度，反贫困产品无疑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

2.公共产品框架下扶贫产品的分类

借鉴公共产品理论，依据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强弱，可将扶贫产品分成如下几类：（1）纯公共类扶贫产品。指具有非常强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者说排他成本很高）的产品。包括全部保障类扶贫项目；基础设施类中的大江大河治理、电力、公共卫生、广播电视等服务性基础设施；科技扶贫类中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人力资本类中的义务教育项目；（2）俱乐部型扶贫公共产品。指排他性较强但竞争性较弱的产品，既其消费者可以局限于一定群体或者一定地域范围内，是一种外部效应相对较少的产品。包括可以通过收费的基础设施类项目，比如可以收费的公路、桥梁；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和社区性的公共产品，如乡镇公路、社区卫生院等。（3）可拥挤型扶贫公共产品。其特点是排他性较弱但在消费上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从这个角度，可拥挤产品又称共同资源。如敬老院、公共渔场、公用牧场等。（4）一般性扶贫公共产品。除了俱乐部公共品和可拥挤公共品外的准公共品都可归入一般准公共范畴，其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包括基础设施类的农产品综合市场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等；产业化扶贫项目中处于发展初期的种植养殖产业等；人力资本扶贫项目中的高中（职高）教育，大学教育等。（5）私人扶贫产品。即具有非常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可归入私人产品之列。包括大部分产业化扶贫项目以及微型扶贫项目。

需要强调的是，对扶贫产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更多的取决于主观判断，而且反贫困产品的“公、私”属性也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以上对扶贫产品的分类并不十分严格。比如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资金偿还能力也得到加强，经济效益逐步显现，一些原来具有公共品属性的产品逐步具备了私人产品的性质。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如交通就是如此，初期由于贫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民消费水平有限，具有较强的公共品性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道路上的车辆逐渐增多，人民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或者特许营运权来获取经济收益，乡村道路也因此呈现出一定的私人属性。实际上，如果从长远看，大部分扶贫产品都是准公共产品。

三、基于公共产品框架下我国反贫困政策设计

由于扶贫产品既具有公共品属性，又具有私人产品属性，因此，在公共品的提供中，需要把政府和市场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优势，以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1.政府提供并且政府生产模式：该模式适应于纯公共类扶贫产品。比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农业基础科学研究等、大型骨干水利工程以及贫困地区病虫害防治等。这些项目一个共同特点是社会收益大而经济收益小，或者有较大的经济收益但前期特别巨大并且经济收益见效比较慢，回收周期长。

2.政府提供但私人生产模式。这种模式适应于部分纯公共品和部分准公共品。有一些公共品虽然具有较好的经济收益，但由于收益不可分割性或者排他成本过大，原则上只能由政府提供，但为了克服政府生产的弊端和低效，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承包等形式由私人或者企业生产。

3.私人提供，政府补贴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适应于能产生一定经济收益但又具有一定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对于某些由私营部门提供的准公共产品，出于扶贫的考虑，政府有必要将其价格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由政府弥补。具体有以下几种补偿方式：一是实施优惠政策，比如减免税收等。二是发放财政补贴，对于那些提供教育和卫生服务的私人机构以及从事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的私人企业，政府可以给予一定数量的补助。政府应采用有效的激励政策加以扶持和引导也是国外通行的一种模式，如许多国家对民办教育实施政府资助的激励政策，美国的州政府对私立中小学的资助占私立学校经费的75-95％；在法国，政府通过认可和契约的形式对私立学校实施资助等。

消费扶贫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一、 公平贸易理论

公平贸易（Fair trade）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国际公平贸易联盟给公平贸易下的定义为：公平贸易是一种在谈判透明化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贸易合作的一场运动，目的在于改善小型农业生产者的地位，促使国际贸易更公平。

2001年，FINE对现代意义上的公平贸易进行了权威定义，它认为公平贸易是一种基于对话、透明及互相尊重基础之上的贸易伙伴关系，它旨在追求国际贸易的更大公平性，以提供公平的贸易条件、确保被边缘化的劳动工人及生产者（特别是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和劳动工人）的权益为基础，致力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公平贸易致力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更加公平，所有这些要求发展互助扶贫贸易，与反贫困的理念不谋而合。

二、 铜仁市开展公平贸易的意义与面临的困难

（一）铜仁市开展公平贸易的意义。

国际公平贸易的开展是为保护发展中国家小型生产者的利益。通过在铜仁市开展国内公平贸易，意义重大：

1、加强铜仁市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通过发达地区人群消费带动贫困地区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实现贫困户的脱贫。

2、通过在铜仁市的贫困地区建立互助扶贫贸易合作组织，提升贫困农户的组织化水平，提升这一群体在市场贸易中的地位，减少农产品销售中的中间商盘剥和农户间的相互压价。

3、通过互助扶贫合作组织，发展贫困地区生产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或有机农产品，有利于当地文化的传承、环境的保护，减少全球化及现代性对地方文化及环境的影响和冲击。

4、通过互助扶贫合作组织，引起铜仁市对贫困地区生产者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加强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社会互动。

5、通过互助扶贫贸易，为铜仁市贫困地区的农户日后真正参与到国际公平贸易中积累经验、打下基础。

（二）铜仁市开展公平贸易面临的困难。

1、铜仁市乃至中国缺少相关的经验及开展公平贸易的人员。

2、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十分复杂，受各国贸易壁垒、贸易补贴等措施的影响，国际公平贸易的开展、实践受到现实的冲击，当前发达国家倡导的自由贸易并不是互惠贸易。

3、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开展国际公平贸易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各种危机的存在导致全球经济萧条、消费者消费水平急剧下降，降低了消费者对价格较高的公平贸易商品的消费数量，导致小生产者蒙受经济损失。

4、任迎伟研究指出，道德消费意愿与道德消费的实际行为之间的数量差额被称为公平贸易商品的道德消费缺口。要想减少公平贸易商品的道德消费缺口，需要具有较高的市场营销策划能力，而目前铜仁市贫困地区的人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难以应对复杂的市场。

由上述可知，铜仁市贫困地区的小农生产者虽符合国际公平贸易生产者的条件，但开展国际公平贸易以改善贫困地区农户的生活状况面临着很多挑战。

三、 铜仁市发展公平贸易的途径

（一）宣扬公平贸易理念，发展互助贸易。

贫困地区的农户在农产品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公平贸易提倡对话、透明、相互尊重的贸易伙伴关系。在铜仁市的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社会互助美德依然存在，贫困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互助现象，这也使得将公平贸易理念引入互助贸易成为可能。因此，建立一个对话、透明、相互尊重的贸易平台迫不及待，通过这一平台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坐在一起商讨并确定价格，互利互惠，使得互助贸易能够更好的发展。

（二）成立互助组织，开展扶贫贸易。

1、利用互助组织，促进生产的标准化。

通过互助组织，将贫困地区的农民联合起来，解决了生产产品的单一性和不可持续性，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通过成立资金互助社，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组织性和科学性，实现了资金和技术的共享，同时以互助组织的名义与公司企业合作，促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为互助贸易提品支持。

2、利用互助组织，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度。

通过互助组织，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标准化的产品提高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同时，公平贸易理念要求在消费者中宣传倡导社会良知，互助组织利用其资金和人员对产品进行宣传，赢得消费者信任，为互助贸易提供市场支持。

3、利用互助组织，成立资金互助社。

资金的短缺严重抑制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成立资金互助社，将分散的资金聚集起来，对农民进行放贷，解决互助组织社员资金需求问题。将各个村级互助组织联合起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为互助贸易提供资金支持，解决社员资金短板问题。

4、利用互助组织，加强宣传作用。

贫困地区人员综合素质较低，大多不会使用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导致生产出的产品虽然很好，但由于缺乏宣传和推广，出现滞销等情况。互助组织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收集和处理工具，对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并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互助组成员，同时互助组织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将农产品信息传递到市场上去，尽量多的宣传其产品，促进产品的销售。

消费扶贫论文篇（11）

近年来，xx单位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xxx的决策部署，坚持以扶志扶智扶技总揽我校扶贫工作全局，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以“资金投入只增不减，人员力量只增不减、工作力度只增不减”的工作原则，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做到思想上不懈怠、工作上不泄气、行动上不松劲，保持脱贫攻坚定力，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巩固提升。

一、强化保障、高位推动，凝聚攻坚合力

一是精心安排部署。xx单位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将脱贫攻坚的各项工作和任务指标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利用xxxxxxxxxxx等形式研究脱贫攻坚工作各项政策措施，结合工作过程中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动出击、精准施策，做到以上率下、认真履职，扛实脱贫攻坚责任，推动各项脱贫工作落实。

二是落实主体责任。结合当前脱贫攻坚形势和要求，更好的发挥xx单位特色资源和优势，完成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的调整，进一步夯实组织架构，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责，为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每年年初按照xxxxxxxxxxx的安排部署，xx单位结合自身实际编制脱贫攻坚工作计划，细化任务和措施，压实压紧各级责任。

三是提升思想认识。按照xxxx要求，深入开展“学习《扶贫论述摘编》专项活动”，xx单位要求各级党组织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专题党课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并以月报的形式报送学习活动开展情况。活动开展以来，xx单位各级党组织编撰心得体会近百篇，切实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对扶贫工作的思想认识，为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遵循、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

二、突出重点、精准施策，落实关键举措

一是紧盯指标抓落实、重实效。xx单位积极响应公司消费扶贫专项行动的号召，通过“食堂采购、线下对接采购、‘10·17’扶贫日系列采购”等方式完成既定任务指标，2019年完成消费扶贫xx万元，完成率达xx%。其中xxxx和xxxx受到通报表扬。积极响应xxxxxxxxxxx号召，大力开展“优质农产品进食堂”专项活动，工作前期充分了解因疫情影响滞销的农产品情况，选取定点扶贫地区xxxx和xxxx，采取C2B和订单采购相结合模式，将优质农产品“请”进食堂，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促进扶贫产品销售。x月x日，xx单位领导班子集体“亮相”在扶贫专柜采买，以实际行动带动中心广大师生员工采买。

二是围绕特色出实招、助脱贫。xx单位大力贯彻落实xxxxx工作部署，积极投身xxxxxxxxx工程。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总计投入资金xxxx万元，结合xxxx要求援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连续两年签订总金额为xx万元的《xxxxxxxxxxxx》，通过产业扶贫和消费扶贫两项举措直接帮助贫困户1000余户。积极发挥专业特色和优势，打造“xxxxxxxxx示范基地”和“xxxxxxxxx示范基地”，并依托两个基地泛载式开展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等培训班xx期，培训人数达xxx人·次。经过培训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对丰富结对帮扶地区技术脱贫攻坚内涵，提升技能脱贫层次水平，促进脱贫攻坚工作再上台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xx单位在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被授予xxxxxxxxxxxxxxxxxxxxx荣誉称号。

三是综合施策抓联动、聚合力。

四是拓宽渠道抓就业、创品牌。

三、积极探索、举一反三，提升工作成效

一是注重宣传，讲好扶贫故事。xx单位高度重视脱贫攻坚的宣传工作，2017年至2020年累计在外部媒体发稿17篇，xx级媒体15篇。通过集中报道xx单位开展的扶贫工作、制作宣传展板、开展专项活动，着力深化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着力强化脱贫攻坚的舆论宣传引导，鼓励更多的干部员工投身到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思想保证、良好舆论氛围和强大精神支撑。

二是深挖细查，抓好扶贫亮点。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xx单位在脱贫攻坚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勤于思考，通过工作中涌现出的“小亮点”反思如何做好工作的“大文章”，先后形成xx和xx两篇论文，为xx单位散式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坚定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