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论文大全11篇

行政执法论文篇（1）

行政权的经典定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是对应于立法权、司法权的一种权力。在中国大陆，行政权虽然没有立法权和司法权那样对法律影响深远，但是它却广泛的影响到公民的生活和工作。在浩若烟海的法律法规中，行政法的数量占据了八成以上。因而，依法行政的落实，对依法治国方略的正确实施，影响可谓大矣。

一、行政执法监督的必要性

我们发现现代行政权的日益扩展，行政事务的渐趋复杂，行政职能越来越广泛深入地介入公民生活，造成公民权利受到影响和侵害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行政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腐蚀和异化的可能，不仅成为理论上的一种推演，而且也为社会实践所证实。虽然近年来依法行政的口号之下，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和合法程度已经较以前大大改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百姓的抱怨声还是屡屡见诸报端。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从各类媒体，特别是网络上看见对行政执法权力滥用的揭露和批判。权大于法、情重于法、贪赃枉法的现象在行政执法中的确常有发生，这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形象，而且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危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历届“两会”热点问题中，网民最关心的也就是腐败问题。中央也一直强调反腐工作关系到我党的兴衰存亡。而解决依法行政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二、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行政执法监督主要有人大监督、自身监督、审计机关监督、舆论监督等形式。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它的监督是最高层次和最具效力的。人大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主要是审查政府规范性文件是。要建立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及时向人大报送规范性文件的制度。人大要以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及时组织力量审查政府报送的规范性文件。一旦发现有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要迅速向政府提出监督意见直至撤销该规范性文件，以便从源头上堵塞违法行为。但是人大的监督有触及不到的地方，特别是对基层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违反行为，在执法过程中的犯法行为，监督力量无法达到。现实情况表明，某些违纪违法的行政执法事件，采取诸如纪律处分、通报批评等内部处理形式，往往会触动不大，甚至对某些有关部门及责任人来说，还会无动于衷，过后依然我行我素；而事件一旦被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披露后，就会产生一连串的震动效应：当事人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组织的处理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所在单位会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整改工作，以尽快消除负面；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也会以此为鉴，开展活动，抓好防范工作。但是宣传舆论部门也有可能被一些主管宣传的行政部门影响，对一些较大的案件或者关系到关键负责人的案件不予报道。单独看任何一个监督形式都无法独立完成监督功能。

三、行政执法监督的有效开展途径

要遏制行政执法中的腐败现象，确保行政执法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轨道，就必须建立一种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思想上防微杜渐，警钟长鸣

法治的大敌是人治。在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以权压法、以情轻法、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主要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在作祟。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依法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为他们构筑一道法律至上的思想防线。

（二）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

固本方能培元，本在于行政执法系统本身，只有行政机关本身做到刚正不阿，才能从根本上解除违法行政的滥用。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正本清源，防微杜渐。一是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经费由财政部门核拨，行政部门在执法中的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全额上缴财政，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制度。彻查部门设置的小金库、小钱柜，以期从源头上堵塞乱收费、乱处罚。二是要建立和实施执法责任制和错案（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要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将行政法律法规分门别类，按其确定实施的行政机关，并层层分解落实到各有关职能部门及岗位，明确执法职责，促使执法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全面提高执法水平。三是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要把好进人关。通过公开招考，选拔、录用执法人员，努力建设一支思想素质、法律素质、业务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执法机关的负责人要定期交流，重要岗位执法人员要定期轮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第四，要加强监察、审计监督。监察、审计部门同属政府行政机构序列。在建立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机制中，要充分发挥监察和审计部门的作用。（三）政务公开，接受外部监督

如果搞成“阳光政务”，接受群众监督，那么等于又是一道强有力的节制。在不少行政纠纷案件中，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就是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没有充分陈述行政收费、行政执罚的依据和标准，认为他们是在搞“暗箱作业”。这种行政执法缺少透明度的做法，说轻些是有关人员素质低下、态度生硬，说严重点是执法人员剥夺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敢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的，也是与依法治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高度正视这个问题。行政公开，是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原则。实践也充分证明，政府行政部门只有无条件的全面地推行行政公开，将所有行政执法行为置于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有可能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

（四）高效调查和处理违法行为，以儆效尤

对违法行政案件进行认真查处，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表明行政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是出现违法行政行为之后，行政机关需要立即采取的行动。人非圣贤，不怕犯错。但是有错必改，有错必纠，才是一个负责任的行政机关的作为。查清案情真相，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客观公正的处理，才能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调查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和个人的行为，调查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触和人为设置的障碍，如果只是在浮在表面查，很难查到案件的真实情况，必须深入进去刨根问底，方能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确定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负的责任。不查处或查处不力，执法犯法、徇私枉法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个案监督就会半途而废，就起不到和警示作用。及时查处违法行政案件，不仅增强了个案监督工作的刚性和实效性，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综上所述，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应该是一个由多方面组合起来的系统工程。如果能够把这个在党委的领导下的以内部监督为基础、以人大监督为主体、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为辅助的全方位的立体监督体系建立起来，多管齐下，形成合力，那么，行政执法活动就一定会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

行政执法论文篇（2）

下面我结合自己的认识谈谈对如何加强行政执法的一些看法。

一、行政执法的重要性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的依法治国，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服务的依法治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大量和经常性的管理活动，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党的十五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这一治国方略载入宪法。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

二、如何加强行政执法的监督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是我国法制建设的要求。我国在制定大量行政法规，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各项管理职权的同时，也制定了专门监督与制约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如行政诉讼法、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特别是修订后的刑法，加大了对渎职侵权犯罪的打击力度。贯彻落实这些法律，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增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公正执法的责任感，规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维护行政机关正常的管理秩序。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执法活动直接代表国家执法机关，行使一定的职权，且与人民群众的生活休戚相关，少数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势必激化干群关系，影响社会稳定，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1、加强人大监督

法律的本质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的最可靠力量，不是执法者，而是每一个勇于捍卫自身权利的公民。人民如何监督？人民的监督是可以建立在一个制度化的平台之上的，完全是可操作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代表进行监督即人大监督。按照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当前人大监督主要包括：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计划和预算，执法检查、询问和咨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特定问题调查，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罢免和撤职，以及视察等等。我们希望看到人大在行政执法监督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相关职能部门真正做到依法行政。

2、强化新闻监督

强化新闻监督是一种具有人民性的监督形式。由于这种监督的公开性，往往会产生一种其他监督形式所无法替代的特殊效应。事件一旦被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披露，就会产生一连串的震动效应。因此，要搞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就要发挥新闻监督的特殊作用。新闻记者可以用自己的照相机、摄像机和笔伸张正义，表达人民的心声，同时将真相曝光，这不仅可以向社会传递真实的信息，并可以引起舆论的关注。今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也强调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明确要求各级干部，一是要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二是要自觉和主动地听取来自新闻媒体的意见；三是要根据舆论监督的要求，推动和改进各项工作。

监督就是支持，因为这是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保障。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再完备的法律如果得不到执行，等于一纸空文，甚至比没有法律影响还要坏，其结果不仅会损害法律的尊严，也将损害人民的利益，损害政府的权威。今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这将使我们依法行政工作的方向更加明确。

三、如何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1、建立良好了的行政执法管理工作体制

我们在推动和建设行为规范、廉洁高效的行政执法管理工作体制方面，要做大量工作。主要是强化自身的法律法规和执法程序的学习及应用，由简单粗暴执法向文明执法转变，切实提高了执法水平。是一个比较好的体制。并且要求我们做到在行政执法中宣传法律法规、明确违法事实、提出法定依据。摒弃“开口就是处罚”的简单执法方式。这就为我们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提供了保证。

2、立足现实，服务人民，树立执法就是服务的观念

作为一个行政执法人员，只有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把“管理”转到“服务”上来，在服务中体现管理，树立执法就是服务的观念，才能做到执政为民，随着我国法律、法规作为先进文化的构成要素，从法制的规范强制力上来看，它要求我们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从执法的方式看，必须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热心热情对待执法对象，才符合社会主义执法者的职业道德要求。

3、坚持学习，努力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要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就必须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在实际工作中，执法工作开展的好与坏，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行政执法人员业务水平的高低，如果执法人员没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很容易就会造成当事人对执法人员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损害，就没有达到执法者的职业道德要求。因此，平时即要加强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对法律法规的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执法观，在思想上绷紧职业道德这根弦。要参加各种培训工作，这不仅在业务上需要培训，而且在思想道德上也需要接受培训，使自己的言行举止一致，都符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又要向有经验者，英雄模范学习，并善于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提高，以推进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

4、树立执法形象，体现行政执法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

在工作中要体现执法人员的道德水准。这就要求首先要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道德素养，真正树立甘为公仆的精神，忠于职守，爱岗敬业，依法行政，团结协作，纪律严明，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批评与监督，真正达到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目的。具体到工作上，就是要文明执法、文明服务。按照职业道德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及习惯，克服不良的执法行为，使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都得到提高。把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成为一支政治强、作风硬、业务精、廉洁高效、文明执法，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

5、加强监督，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文明执法

作为行政执法人员，我们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以及《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加强对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监督力度。对执法行为的主体、依据、程序、文书、结果是否合法等问题加强监督检查，促进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的提高。而且还需要能认真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执法才不会偏离方向，才能成长为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

要更好地做好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和文明服务，我们还必须认真落实总书记“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精神，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服务，在工作中真正树立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文化行政执法的思想道德建设。

四、如何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方针的确立标志着政府法制工作已成为当前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面对新世纪，政府法制工作应如何更好地适应新形势；面对新挑战，政府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应如何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是国家意志的重要表现形式。法所体现的意志既不是个别人的意志，也不是少数人的意志，而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表述意志的最基本的途径和形式是制定法律。行政机关也就是执行法律的机关。依法行政才能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在取缔流动摊贩过程中，有人往往觉得他们生活困难，值的同情，而使国家的行政法规得不到贯彻执行，但恰恰是这一点却损害了绝大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原则

“严格”指在执行制度或掌握标准时，认真不放松；“公正”指公平正直，没有偏私；“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与野蛮相对；文明执法是执法人员以人为本同，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法律规范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及办理各种案件，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坚持严格、公正、依法办事的执法行为。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针。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法律化。”这段话确认了依法治国和对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肯定。行政机关是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直接的执法者，它代表国家在最广泛、最关切群众利益的层面上与广大群众打交道，它是法制形象的重要方面。执法的严格、公正、文明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执法必须严格、公正、文明才能更好为人民服务履行自己职能，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也在不断加强和提高，懂得运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正体现这一点，特别是执法人员要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要，它使公民的民利得到了了充分的保障，能够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当家作主，进行重大决策，管理国家大事，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坚持严格、公正、文明的执法才能使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充分体现。

3、寓服务于执法之中的原则

作为政府的执法部门公务的对象是广大的百姓，接触的是普通的平民，那么对待百姓的求助要做到笑脸相迎、竭诚办事，寓服务于执法之中，建立一套有效的投诉和联系制度，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如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要坚决查处工地夜间违章施工的现象，为居民提供一个安静的夜晚。而对餐饮业油烟的整治过程正体现了当前人民生活环境质量的服务要求。在挖掘城市道路案件中我们更要注重服务原则若当事人是为了群众利益而违章，可以根据有关法规免于处罚或从轻处罚。贯彻服务原则，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接受群众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

4、兼顾效率和保护的原则

在执法过程中我们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程序保证行政机关迅速有力地打击行政违法现象；二是在此过程中不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既要效率，又要保护，二者不可偏废。行政处罚程序既不能成为行政机关单纯的工作程序，也不能片面只强调保护公民权益，这才有可能通过行政处罚达到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目标。在违章案件中当事人既是违章行为者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对此我们既要效率，也要保护。如在道路遗撒案件中，我们既要及时迅速有力的查处，又不能在处理中‘推、拖、卡’等，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5、惩戒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教育与惩戒相结合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时，应当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

在对违章行为人的处罚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惩戒和教育相结合，处罚仅仅是一种管理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使当事人认识到其违法的行为，通过惩戒达到教育的目的，使其知法、懂法、守法。保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只有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有效的改善，多管齐下，让社会重视，让人民关注，才能保证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行政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践“三个代表”，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把21世纪的中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伟大国家。

五、如何规范行政执法

1、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

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

2、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行政机关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作出行政决定后，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重大事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要切实解决行政机关违法行使权力侵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3、健全案卷评查制度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有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应当立卷归档。

4、建立执法主体资格制度

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要清理、确认并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主体；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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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论文篇（3）

现行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科学性与法治性，这主要表现在行政执法权太分散，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置也比较混乱。在我国，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企事业或政企合一的单位等都享有行政执法权，而且各个执法机关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导致行政执法职责不清、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同时，行政执法机关行政隶属关系混乱，导致执法不力。这种执法体制现状损害了执法机关的执法权威与效能。

2.行政执法依据存在缺陷

行政行为可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行政立法行为和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源泉。行政执法作为一种最常见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所遵循的依据便是这些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依据存在违法或不当等缺陷恰如水源污染，因此而作的行政执法行为必然先天存在着缺陷。目前行政执法依据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执法依据滞后，存在许多真空领域，致使行政执法无法可依；第二，执法依据缺乏可操作性，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原则，对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第三，行政执法依据相互冲突，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有效开展。第四，作为行政执法主要依据的低效力层次的规范性文件存在着严重的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

3.执法违法现象严重

我国长期以来处于人治社会，在法律工具论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下，法律很难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在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以及小集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驱使下，执法者往往对法律缺乏应有的尊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十分严重。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中典型的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滥用、超越职权；、行贿受贿、钱权交易；执法态度不认真，不重视保护公民权利等方面。近来频繁出现的以暴力抗执法事件与违法执法存在着很大的关系。

4.短期执法行为突出

短期执法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运动型”执法现象突出。我们经常听到所谓“专项行动”、“百日行动”等执法行为，这些行为似潮起潮落，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果。第二，“封杀性”执法行为突出。如某地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伤亡严重，当地政府便将该地所有煤矿关闭、整顿，以图“一禁了之”。这种“封杀性”执法显然有悖于行政执法程序，也很难从根本上达到行政执法的目的。

5.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

首先，在行政系统内，除行政监督有独立的组织系统外，对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通常是由行政执法部门自己负责进行的，执法与执法监督两种职能没有分离，这样，在本位主义和局部利益面前，很难真正自觉树立自律机制。

其次，从外部来说，即从执政党、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民众及舆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来说，由于党政不分，党的监督也变成了内部监督而异化，“家法”取代“国法”的监督显得无力。而各级权力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制度尚末建立、健全，使得人大的执法监督职能未能落到实处。同时，由于目前法院在人事、经费等方面受制于地方过多，因此，在监督行政执法过程中，它的行政审判活动受到太多的过问，使得有些地方法院的审判活动带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大大弱化了司法监督作用。民众相对于执法机关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对行政执法进行监督。

6.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堪忧

行政执法队伍处于行政管理的第一线，其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行政执法的效果。就我国目前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而言，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执法理念滞后。有些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意识淡漠，缺乏理性的公民权利本位的现代法治精神，出现行政执法依人不依法、依权不依法的局面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二是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匮乏，执法水平低；三是行政执法机关在进人、用人、考核、任免、奖惩等方面均末完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得一些不适合做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进入行政机关；四是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受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及各种社会关系的羁绊，超越、。五是行政执法机关将执法任务委托给社会人员，“编外”人员大量充斥着执法机关。

二、改进与完善行政执法的策略

1.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

首先，要加强完善行政立法，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法律、法规体系，使行政执法有法可依，对于目前已有的立法，要补正其存在的缺陷，使立法更加科学完善，符合客观实际，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以便促进立法与执法的相互协调。同时严格监督和审查其它规范性文件，将其它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执行纳入法治轨道。

其次，已有的法律、法规发生冲突的的时候，要注意平衡，良法应该适用，恶法应该被排除在适用之外，否则两个法同时适用，将会导致两个执法部门就同一事件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

另外，制定和实施统一规范行政工作程序的《行政程序法》和规范政务公开的《行政公开法》，以及便于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强制法》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2.改革现行的行政执法体制

为确保行政执法机关合法、公开、公正、高效执法，就要结合机构改革，进一步明确职能部门的权责，对于不具备相应执法权能的组织，应该一律清退出行政执法领域。尽快建立行政执法机构的执法责任制度，明确执法权限和岗位职责，严格考评。在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置同时，积极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缓解重复执法的矛盾。如成立综合行政执法总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与省、市、区的行政执法局和执法所形成一种垂直领导的关系，减少地方行政机关对行政执法工作的不当干预。

3.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就外部监督而言，首先，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法监督检查，完善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体制的改革，实行执法与执法监督的职能分离。其次，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实行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后，加强社会监督，实行行政公开，增强公众对行政执法的参与，建立一种有效的事中监督途径，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与群众监督。

从内部监督来看，应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错案追究制、行政执法公示制、评议考核制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对规范性文件和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备案审查，及时纠正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和违法、不当的执法行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依法办理每一个行政复议案件。监察、审计等专职监督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能，恪尽职守、敢于碰硬。将行政执法中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尽可能在行政机关内部解决。

4.努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第一，要使行政执法人员不断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法律高于一切，法律至上的观念。正确处理好严格执法和自由裁量权的关系，坚持合理性原则，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第二，要更新行政执法理念。现代法治是以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公民不仅是权利的主张者和维护者，同时也必然是理性精神自我约束和定位的自律者，对义务和责任的服从与承担不再是外在强制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公民理性存在形式和实现权利主张的必要条件，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使公民享有更大的限度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进一步限制、减少并最终取消各种行政执法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做法，充分赋予并发挥行政职能部门日常管理和执法的规范性操作的作用。第三，要建立和完善各项业务培训制度，对现有的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业务知识、法律知识的培训并使之制度化，以强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意识，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同时，要对现有的行政执法队伍进行认真整顿，通过民主评议、社会监督、考试考核等方式，把那些不称职、不适应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坚决清理出行政执法队伍。第四，要加强和完善行政执法队伍管理的制度建设。录用行政执法人员要严格标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切实把住进人关，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弊端，形成“强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竟争机制。

综上所述，面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我国必须下决心对行政立法、执法的体制、监督系统及其执法队伍进行深入改革，才能使我国的行政执法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以利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论行政执法[J].行政法学研究，2003，(4).

[2]皮纯协，刘杰.行政执法问题与对策[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6).

行政执法论文篇（4）

一、行政执法方式变革与知识经济的关系以及其变革的必要性

人类跨越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几百年的工业经济时代之后，随着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微电子技术，光导纤维、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空间技术等新技术群的产生也发展，历史的车轮自然使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传播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和智业为支柱的知识经济时代正向我们走来。由于经济对法治的基础性作用，新的经济形态的出现强烈地震憾着工业经济社会法治根基，已经引起并必将继续推动行政法治的全面变革，即行政法治观念革新、行政组织法治变革，行政立法制度创新、行政执法方式变革等。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挑战，本文拟对行政执法方式变革方面作些初步探讨。

行政机关在本质上是执法机关，而不宜称为管理机关，不管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定法观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也主要是执法行为，行政职能实现主要是通过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的；而不同的执法方式又直接影响或制约行政职能的实现。因而，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行政职能的转变客观上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执法方式。当然，这种变革并非对现有的行政执法全盘抛弃，进行暴风骤雨般的革命。经济条件之间的连续性，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以及法律和法治观念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决定了行政执法方式的变革只是在人类实践中已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因应新经济形态的要求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对工业社会的执法方式进行改良，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为此，我们认为，知识社会行政执法形式的发展趋势和总体要求是行政执法方式的多样化、非权力化、法治化和公开化。

二、行政执法方式的多样化

（一）工业革命对其的影响

行政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内容和行政组织职能的实现形式。工业革命之后，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资本家也强烈要求自由地享有天赋的财产权利，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充分自由的政治法律制度，“小政府大社会”就是理想的模式。从17世纪到19世纪，资产阶级基于个人权利的神圣，基于对封建专制社会政府对个人权利姿意侵害的恐惧，在建立自己的政府时只把它设计为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政府的职能严格控制在建立和维护自由竞争所需的法律秩序上，政府的机构和组成人员精简，其行为方式也相对简单。行政执法主要表现为行政处罚、行政命令、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市场调节的失灵现象逐步增多，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作为消极的“守夜人”的政府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服务。因此，社会权利被引起关注，法律社会化成为一股潮流，政府从“幕后”走上“舞台”，进行广泛的立法活动，以执法为己任的行政机关的任务增加，行政组织不断膨胀，行政权不断扩张。同样，社会关系的复杂化，行政权能的扩大，自然引起行政执法方式的进一步多样化。

（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其影响

20世纪中叶以来，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微电子技术，以及光异纤维、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新的技术群的产生和发展，人类历史被牵引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工业经济社会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大生产及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使得政府决策集权程度很高，并且必须强调政府的行政管理权才能实现高度管理，因而其执法方式主要为带强制性的，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规划等。知识经济社会的信息化、智能化、个体化以及多样性、差异性、分散性、扩展性等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求政府决策权配置的改变，即由集中转变为分散，或集中与分散并存、行政执法方式从单一性走向多元化、差别性。

（三）在我国行政管理职能的转变

我国不曾有过西方资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法，真正现代民主意义的行政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系统创立的，几经周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建和发展。九十年代以来开始大步由过去执行管理职能模式向既是管理职能，又是控权职能的模式转化。千年伊始，知识经济的浪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势下向我们迎面扑来。虽然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有了知识经济的萌芽，因而政府有义务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行政机关在依法执行公务时，除采用并不断完善原有的行政执法方式外，还得适应知识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管理方式等新特点，采取新的有效执法方式。如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服务行政”的观念，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采用以号召、倡导、引导、劝导、告诫、建议等为形式的行政指导来实施法律、实现服务；为了体现知识经济时代行政法的服务与合作的民主精神，行政合同被广泛地运用于实施行政职能。此外，行政奖励、行政许可、行政救助、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征收、收政规划、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命令、行政处罚等执法方式在逐步完善过程中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行政执法方式与日俱增而呈现多样化。

三、行政执法方式的非权利化

（一）知识经济的高度发达引起了行政执法方式的非权利化

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通信技术打破了权威组织对信息的垄断，个人电脑的普及和网络的兴起，信息传递不再受时空阻碍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相互沟通与合作的能力。“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使我们的时代成为全球性相互依存的时代，各种传统的封闭已一去不返，它们之间的联系持续不断，既有合作，也有冲突。”但是，“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人类成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至少都应该彼此作为类同胞来相互尊重”，“为增进人类合作、减少人类冲突作出至少是智识上的贡献。”因而人类社会基于利益的一致性而增强了相互间的合作与沟通。这种沟通与合作不仅存在于平等的社会成员间，也同时存在于国家机关与社会成员之间。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成为二者关系的重心，而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合作是通过为与相对人提供服务来实现的。因此，行政主体从位居庙堂之高的依靠权力控制相对人的“管理者”转变为与相对人平等沟通、相互尊重并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的“服务者”。“行政机关在本质上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服务机关，是通过执法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国家机关”，而不能称之为管理机关，“如果将行政机关解释为管理机关，则相对人成了管理对象或被管理者，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关系就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行政法治观念明显相冲突。那么，作为服务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行政机关，同其性质一样，其行政权就只能是一种服务权和执法权，并且执法权是行政机关通过对法律的执行来体现和实现的。这种行政权由于其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已不同于作为“管理者”的命令权、控制权，其权力性质的嬗变有如美国现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言，从强制性权力到报偿性权力再到说服性权力。这是知识经济的本质和灵魂——创新所决定的。创新对法治变革的首要要求是建立在对人类的创新活动高度尊重基础上的法治。对相对人人格的平等尊重，对相对人从事创新开发的鼓励与指导，要求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信任、沟通与合作，更重要的是行政主体要为相对人的创新活动提供优良的服务，使行政管理权逐渐转变为执法服务权，行政权的强制性日益减弱，说服性日益增强。

行政机关从管理机关到服务机关的转变，行政权从管理权到服务权的转变及其引起行政权性质从强制性到说服性的嬗变，必然伴随行政执法方式的相应变革，即“非权力行政的增长”或非权力化。行政执法方式的行政权力色彩日渐谈化、说服性的非强制性的服务色彩日渐浓厚，即使是传统意义上强制性的权力行政法方式，也随着公众参与、听证制度、时效制度、复审制度等民主程序制度建立与完善而逐步失去其昔日权力的威严与光辉。“行政权作为一种服务权，并不以强制为必要的、本质的属性”，“相反，行政权必须体现相对人对服务的可接受性”，因此，行政执行方式应尽量避免用强制的方法，而应多采用说服、讨论、服务、合作、激励等方法。这样，尽管“公权力仍然是公权力，而逐渐摆脱与特殊利益站在敌对立场的角色。”同时，相对人才能体验到其人类平等的人格与权利的尊重，在愉快宽松的社会政治、法律和思想环境中，不断激发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热情、创新思维，从而产生丰硕的创新成果。

（二）“服务行政”观念在世界各国的广泛采用

正是知识经济的牵引导致“服务行政”观念的创新及行政执法方式的非权化趋势增强，新的服务性的非权力执法方式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不断产生，并逐渐被各国行政法所认可，从而更进一步拓展其适用领域而日显重要。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救助、行政奖励、行政许可、行政事实行为等的广泛采用就是明显的例证。例如，日本行政体制的特征之一便是行政指导的存在，而且行政指导在各个领域有多种积极灵活适用的形式。日本为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推行以诱导性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为基础的行政指导，为日本经济的崛起产生巨大影响；1993年又在日本程序法中对行政指导作出了明文规定。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以判例形式，在德国、葡萄牙等国以制定法形式确立了行政合同或公法上的契约的法律效力。其原因是工业革命业已完成，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发展过渡，需要政府解决市场和个人无力或不愿解决的社会问题，建立福利国家、福利社会，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适应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环境。因而，行政职能空前扩张，对如此庞大的管理系统，单一的行政命令等强制手段无能为力。而行政合同就为政府实现其职能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从而使行政执法方式的权力色彩淡化。

（三）在我国行政执法方式非权利化日趋明显

在我国，面对经知识经济的挑战，行政执法方式的非权力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行政权作为服务权的观念和制度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执法的内容和目的都是服务。其中“行政处罚行为是为了给公众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行政征收为是为了给公众提供公共设施服务的需要，行政许可行为则是对资源和机会的一种分配”至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救助等则更加直接地体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沟通与信任、合作与服务的行政法民主精神的非权力化执法方式。当然，这些服务性的非权力行政方式的广泛用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还需在立法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在新的世纪、新的经济形态面临之际，更为关键的是实现行政法治观念的变革。“今天，一般认为，行政法改革的重要目的是要取得两个方面变革的成果……首先，有必要逐步给行政部门灌输一些新的精神，因为行政部门已表现出某种倾向，它们对历史抱残守缺，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实行统治的权力机关，它们对待国家的公民总有点像皇帝对待臣民的味道。……另一种变革也是不可缺少的，即公民们自身必须抛弃那种认为行政事务是公共官员权力范围内的事，认为行政官员注定就是来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因而公民可以对行政事务不闻不问的陈旧观念。

四、行政执法方式的法治化、公开化

（一）执法方式的法治化

知识经济社会行政权性质的嬗变，引起行政执法方式的多样化和非权力化，但远非仅此而已。行政执法不是一个简单的落实和执行法律的过程，执法过程要复杂得多，“它可以视为一个由权限、权力与权利关系以及等多项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它也可以看作一个摆正权力与法律、权力与权力关系以及同等看待实体与程序、合法与合理的过程。”因此，为使行政执法服务权为相对人提供质高量大的服务，并为相对人提供服务创设条件，使社会形成良好的自觉服务系统，行政执法方式还必须迈进法治的轨道，暴露于“阳光”之下，以避免行政权的腐蚀和滥用。

法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追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与完善。知识经济是在工业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转型和演变而来的，同样知识经济时代的法治也不过是建立在工业经济社会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更高的时代要求而已。1959年印度新德里国际法学家会议在讨论和总结75000名法学家以及30个国家的法学研究机构的各种观点后，通过体现全面正义法治模式的《德里宣言》，确认法治是一个“能动的概念”，它“不仅被用来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人的民事的政治的权利，而且要创造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样条件下实现。”这一概念既是对工业经济社会法治成果的总结，又是对知识经济社会法治模式的自然延伸和科学展望。知识经济以人创造的知识为基础，人力资源成为第一资源，工业经济以物为中心让位于知识经济的以人为中心，从而使人的创新成为社会、经济、政治及法律关注的焦点。而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挖掘，必须有一个激发人的创造欲望、创造热情、创新意识、创新灵感的法治环境。这就得以全面正义的法治确保人的人格尊严、权利与自由的尊重和保护，并能从政府提供服务和创造的条件中促进人的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

行政执法方式的法治化就是这种全面正义法治的具体化。行政执法方式不仅要在形式上合乎法律规则，更强调其实质上要合乎法律的原则、目的和精神，实现从注重法律规则到注重法律原则的转变。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相比，涉及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广泛得多。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行政权职能膨胀，行政权性质的嬗变，直接提供相对人全方位的服务并为提供这种服务创造有利条件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的执法方式必然多样化、非权力化，那么机械的“规则法学”的形式法治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空想。重视实质法治，发挥法律原则及其抽象的法律精神的作用，赋予行政主体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是知识社会的必然选择。现代美国著名行政法教授戴维斯认为：“在世界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制度无自由裁量权。为了实现个体的正义，为了实现创设性正义，为了实现还无人知道去制定规则的新纲领以及为了实现某些方面不能够变为规则的老纲领，自由裁量都是不可缺少的,当然这种自由裁量权也是有限制的，难以想象现代的政府可以没有一种适当控制的官方自由裁量权，法治的要义之一就是“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英国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的法治观）。在法律规则没有涉及的情况下，法律原则及其抽象的法律精神就是执法的准绳；即使有法律规则的存在，也必须对有关法律原则给予充分考虑。在知识经济“知识爆炸”和“信息爆炸”的巨变时代，制定包罗万象、详尽无遗的法律规则已成为幻想，加大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重视法律原则无限宽广的包容力量，成为知识社会高素质的法律主体以开放的姿态用来解决法律难题，实现行政主体服务职能的可靠途径。

（二）执法方式的公开化

行政执法方式的公开化是20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和过渡的反映。其直接的表现是当时迅速发展和推广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如美国1962年制定的《阳光中的政府法》。从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到工业经济社会再到知识经济社会，行政权功能经历从专制干预到不干预和积极干预，再到强调政府与社会合作的优化干预三个阶段。政府与社会合作是相互的，一是行政主体通过对相对人类提供服务来实现政府对社会的合作，二是相对人通过对行政主体执法行为的配合参与来实现社会对政府的合作。要想这种相互合作真正成功，政府行为必须向社会公开。使传统政治生活中的信息垄断和权力的单向分配让位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公开和权力的双向对流。没有双方的信息交流、相互信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而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特别是个人电脑的平民化和网络的广泛建立，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合作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技术手段，使双方的服务与合作由必要变成可能。具体来说，行政执行方式的公开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执法行为的标准、条件公开；二是执法行为的程序、手续公开；三是某些涉及相对人重大权益的行政执法行为应采取公开形式(如举行听证会)进行，允许一般公众旁听，甚至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当然，为了促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协调统一，增进双方的信任与沟通，实现双方的服务与合作，与行政执法行为有关的法律、政策及行政信息、情报等也应向相对人公开，除了依法应保守的秘密以外。

主要参考文献：

1.《行政法的人文精神》

2.《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

行政执法论文篇（5）

（一）文书设计要统一规范。文书设计要适应两种需要：一是从法治、规范、效率的原则出发，设计制定统一、规范的税收征管执法文书，以适应新的征管模式的需要，并及时加以补充修订。二是文书主要内容的设计，应充分应用税务代码，文书种类、使用概念和使用方式等方面的设计应适应信息化管理和不同行政处罚适用程序的需要。

（二）文书选用要准确无误。税务文书的种类很多，选择使用文书必须准确、无误。文书选择必须与执法行为、执法程序、执法事实相符。《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的税务文书主要有9种，加上《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暂行）》规定和税务行政许可等适用的文书有30多种。这些文书都有具体的法定适用对象、适用环节和适用情形，必须根据具体执法事实、情形，选择相应的、准确的税务文书，保持执法行为、程序、事实和税务文书的一致性。

（三）文书制作要仔细严谨。文书制作直接反映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执法水平。一是文字要严谨。制作填写式税务文书应首先熟悉、了解全部栏目以及各栏目中该填写的内容，不能漏填错填，摘要填写简明扼要、完整准确。制作叙述式税务文书，文字要规范、严谨，援引法律依据要正确、具体，做出的结论或意见要准确、明了，既要叙述事情的过程，又要分析判断，讲明道理。二是数据要准确。税务文书中的数据包括日期、税额、罚款以及相关数据间的逻辑关系等。制作税务文书的日期必须准确、无误，不得遗漏，有些文书还应当填写具体时间；按照法定程序制作的文书，其间隔日期还必须符合法定期限。各项目数额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吻合，大小写一致。数据书写应工整、规范、符合撰写要求。三是手续要完备。税务文书制作完毕经核对无误后，制作人、审批人须手写签名。只有各项内容齐全、手续完备的税务文书，才能送达。

（四）文书送达要合法有效。送达税务文书必须按照法定方式、对象和手续进行。一是必须按法定方式送达。《征管法实施细则》法定的送达方式有5种，即：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在选择送达方式时，应视受送达人的具体情形，选择恰当、有效、快捷的方式。二是必须送给法定对象。税务文书的送达人、受送达人必须是法定、特指的对象。按照有关规定，送达人必须具有税务行政执法资格，且须2人（含2人）以上负责送达；受送达人是公民的，应当由本人直接签收；本人不在的，交由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人代表、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的财务负责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有人的，可以送交人签收。当法定代表人不在时，应该与财务负责人或负责收件的人取得联系，并由其签收文书，以此来保证文书送达的合法性。三是必须履行法定手续。送达税务文书必须使用《送达回证》，做到“一书一证”。《送达回证》由送达人写明送达文书名称、送达时间、送达地点并签名后，交由受送达人或规定的其他签收人签名或盖印并记明收到日期。当受送达人拒绝签收文书时，送达人应当邀请社区、居委会、村组等基层组织代表或其他人员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拒收理由和日期后，交被邀请的见证人注明身份并签名或盖章，以明晰送达人、受送达人及见证人的责任，维护和保障税务文书的法律效力。

二、严格税收执法程序

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是指税务机关实施税务行政执法行为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税务行政执法程序最重要的原则和特征是程序法定。其中，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严格法定程序。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所做出的决定，享受陈述权、申辩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行政处罚法》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税务检查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前，不按法定程序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听证权、复议权、诉讼权，或者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发出，或者未等当事人提出听证请求的法定期限届满，就发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在实施税务行政处罚时，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告知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处罚依据以及其所享有的法定权益，防止违反法定程序现象的发生。二是公开办税程序。这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约束力的重要制度，将税收执法依据、执法信息、处理决定、执行裁决等公开，对于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税务行政执法权的正确使用具有重要作用。三是遵守时效制度。《行政处罚法》、《税收征管法》对时效均有规定，对税务机关提高行政效率同样提出了要求，所以，税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时效期实施处罚。程序性制度对规范税收行政执法权起着重要作用，我们税务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都应该严格和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以达到依法治税的目的。

三、强化税收执法监督

税务执法人员是否真正履行执法责任，执法行为是否合法规范，应通过税收行政执法监督做出公平、公正、公开的评价，进而推动税收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税的进程。

1.从法律上强化执法监督。《税收征管法》第十条、十一条、二十条对内部和外部监督制约做了法律规定，但是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规定不明确。因此，从法律上要进行规范：一是在适用标准和适用幅度上做出可操作性规定；二是为了从根本上堵塞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漏洞，对税收行政执法权力也要合理进行分解，以制约权力的滥用；三是对有弹性的、模糊的特殊规定则是越少越好。同时，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以下四点：一是使用权限要法定。税收自由裁量权的使用首先应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不得超过法定权限越权使用。二是使用动机要纯正。税收自由裁量权的使用要符合法律法规授权的目的，“自由裁量权意味着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则做事，而不是根据个人意见做事。三是使用程序要规范。税收自由裁量要以法定的程序进行使用，即要根据法定的审批权限、法定的文书、法定的手续来行使。四是使用后果要适当。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和客观事实，体现公正、公平，做到合法、合理，以经典的判例为比照，预见性地进行使用，使得税收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对税务管理相对人起到确实有效而适当的效果，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司法审查。

行政执法论文篇（6）

关键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问题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普法教育的不断推进，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近年来得到不断加强和提高。但在基层单位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给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也使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缺乏公平、公正。因此，正视和解决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是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提高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者的执法水平，确保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正确实施的前提。如何解决所存在的突出问题，笔者就近年来的工作经历谈谈个人的浅见。

一、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1、部分领导和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观念比较淡薄。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人员在其职权所辖范围内，之所以拥有执法权是其法定职位所规定的，因此，其执法行为必须应当依据法律来开展，但是，在部分基层单位，由于领导法制意识不强，对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往往不是依法，而是依据个人的情感，情绪，以及依据和管理相对人的“关系”等因素开展工作，执法随意性比较明显，因此，也就将法律赋予的“职权”演变为“个人权利”，导致行政侵权，违反程序执法，甚至腐败等一系列现象发生。

2、“自费执法”现象仍有存在。由于受市场经济所引发一些腐朽思想冲击，在计生队伍中也有少数人往往因利益的驱动，出现了“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加之乡镇财政供给严重不足，个别乡镇将政策外超生等等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和罚款作为给计生机构的日常经费、职工福利资金的来源或补贴，造成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与执法目的严重背离。

3、违反程序执法时有发生。法律的执行要求执行者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所规定的一整套程序和步骤来进行，而在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由于长期以来就存在这样一些认识偏差：计划生育是国策，怎么搞都有理；计生工作任务重，时间紧，若按照法定程序办事，计生对象早逃之夭夭，消弱了工作力度等等，这些错误认识使少数部分计生执法者无视计生法律、法规之规定，或者为了追求工作的效率，不依法定程序，甚至违反程序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虽然未背离执法目的，但程序不到位同样是违法。

4、职权异化。计划生育行政管理人员的执法权是一种职权，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职权往往被异化为个人权利或者特权。其职权异化的表现有：一是以“人情”作为执法的尺度。由于受历史传统影响，在计生执法工作中，常常出现面对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但执法尺度不相径庭，其执法尺度依据是违法者与自己是否有人情关系，这种关系的亲密度如何。二是权钱交易。有些执法人员难以抵制金钱的诱惑，把职权蜕变为个人私权，并将其作为筹码进行交易，使得违反计生法规者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三是滥用权力。、武断专横、拖延履行职责、该罚不罚、处罚程序和征收社会抚养费标准随意而定，甚至因个人恩怨而刻意报复等现象层出不迭。

5、社会抚养费难以征收到位。近年来虽然人们的生育观念有了转变，但个别育龄群众受传统的封建思想影响仍未根除，超政策外生育现象时有发生，乡镇人民政府及计生行政管理部门对此依据法律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但很难征收到位，其原因是：一是超政策外生育者经济能力差，交不起。二是个别超生者抵制不交，作为计生部门无法律依据的保障措施及强制措施；三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的强制执行到位率也是很低的，这样给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带来了很大难度，也给计生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6、计生执法队伍不稳定、人员错位、素质偏低。现在的乡镇计生机构人员受乡镇行政管理，县级以上的计生行政管理部门只负责其业务指导等。近年来各级计生部门对乡镇计生执法人员进行了法规知识培训，并为其办理了行政执法证件，但乡镇工作头绪多，机构也多，人员极不稳定，有的计生工作人员刚刚熟悉计生工作却又被调入其它单位，而新调入人员又缺乏工作经验和计生法规知识，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人员错位，工作素质偏低，这些情况都严重制约着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顺利开展。

二、解决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之对策。

1、加强宣传，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观点、思想、心理和知识的总称，它对法治实践有重大影响。当今社会强调“法律统治”、“以法治国”，崇尚法治，政府同公民一样必须受法律的支配，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服从法律规定。因此，要克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的“人治”等问题，必须加强宣传，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尤其是要增强计生干部依法行政、依法执法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从执法主体思想意识层次上杜绝其违反执法、职权异化等现象，改变其淡薄的依法行政观念。

2、切实加强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针对执法人员而言的。计生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未能很好贯彻这一精神有关，比如“自费执法”、违反程序执法就是没有贯彻“有法必依”，而以“人情”为执法的尺度则是对“执版权所有法必严”的违背。因此，必须按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要求切实加强计生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克服其以“人情”为执法尺度等错误做法。

3、健全和完善计生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

虽然我们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在不断完善，但监督不力的情况却还存在，不仅其他行政部门如此，计生行政部门也是同样存在。要克服计生行政执法中的种种问题，必须健全和完善计生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除了依靠整个国家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外，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健全和完善计生行政事业自身的监督机制，一是完善计生系统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以上级部门对下级执法行为进行监督为主的模式，采取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相结合，动态检查和静态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检查下级行政执法在执法程序、法律文书、档案管理是否规范；认定事实、处罚依据、案件定性是否准确。二是建立、健全、完善系统外部监督机制，通过政务公开，畅通群众渠道，增强计生行政执法透明度，同时充分发挥和拓宽村民自治委员会和计生协会在计生行政执法中的民主监督职能。只有真正建立了一套属于群众的监督机制，才能使执法人员不敢不依法，不敢随意执法。

4、协调和发挥相关部门职能作用

由于计生部门受法律法规之规定权力所限，征收社会抚养费及督促计生对象落实各项节育手术和“三查”等无强制性措施，致使行政执法难以到位，为此，各级政府应发挥相关职能部门作用，充分利用组织、宣传、公安、工商、监察、法院、广播、人劳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对于拒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和事，该采取组织措施的采取组织措施，该动用法律强制手段就动用法律强制手段，这样就形成全社会的齐抓共管局面，促使计生对象不敢不守法，不敢违法。

5、提高计生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

行政执法论文篇（7）

2执法人员自身要有过硬的心理调控能力

通过在前期的调查取证过程，及时、全面地掌握当事人的违法心理。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心理特征，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本我、自我、超我。强调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的人格多样化特征。违法当事人的行为也往往因不同事件、不同场合下的多种因素产生多样化的违法心理。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受其性别、文化氛围、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接触环境、气候、突发事件等诸多因素影响。心理学家从不同的划分角度阐述了违法心理的不同驱动力、成因、机理、不同的结果，揭示了违法动机支配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是违法动机的外在表现，其心理过程分析为行政执法工作提供了指南。执法对象的违法心理动机类型相对于其他部门而言比较简单，概括包含：膨胀欲望刺激需求型、社会道德责任感缺失型、虚荣心理满足型、嫉妒或报复社会型等。当事人在执法人员询问前的心理活动比较复杂，既有可能存在畏惧、侥幸、抵触、戒备、观望、对立等对抗性心理，也有可能出现摇摆反复的交替心理。询问过程中当事人努力通过观察执法人员的言语、态度来揣度询问的真实目的与证据掌握程度，及时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以达到“两益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目的。谈话询问阶段结束后，当事人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性质有了了解，其心理活动的焦点从是否如实全部交待违法事实转变为推卸违法责任、减轻违法处罚，千方百计找关系达到目的。而当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之后，当事人则表现出不满、抱怨、悲观、急躁甚至避世的复杂心理活动。不同时期、不同的当事人将演绎心理表现的一切可能行为。

3通过学习行政执法工作的心理学常识，真正做到“知己”

行政执法工作从表象上分析是一个说谎与反说谎、掩盖与反掩盖的博弈与斗智过程。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则是执法主体与客体双方的心理学水平与应用能力的较量。那么执法办案该如何运用心理学谋略呢？古人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三国演义》、《孙子兵法》等古籍更是提供了大量心理学谋略的案例教材。就行政执法工作而言，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根据办案前期的调查工作与违法第一现场中所获得的材料，运用心理学知识，采用特殊的语言技巧和完备的询问能力，分析当事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征，结合当事人的个人历史资料，在询问过程中准确把握各阶段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动态，积极制定“因材施教”的心理学系统组合应对谋略，引导当事人按照预期目标如实、全部交待违法事实（明确违法当事人的五个W与一个H，即时间、地点、人物、为什么、什么事、方式），同时在询问后根据其心理发展，制定策略，使违法案件圆满得以处理。执法人员应当善于在各种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各种谋略制定有效措施，将心理学知识转化为办案生产力。

4认真分析双方优劣势力量对比，力求知己知彼

在办理每一个案件之前，执法人员都应该作双方或多方力量对比分析，这对于我们案件的顺利办理十分有利。一般而言，当事人的优势是了解违法活动的内部详情，具备相当丰富的行业知识，掌握违法行为的行业规则，甚至比执法人员还清晰水法律法规中的盲点。正如美军将领布莱德雷在阿登战役初期遭受挫折后所说“：我们现在打败仗，是因为目前不知道德军在哪个方面会犯错”。既然办案是一个双方综合力量竞争对决的过程，实质上决定我方胜败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在规定的时效时间内找出对手的软肋，利用它、打击它，使我方优势最大化。因此应该加强预期准备工作，弥补自身不足，将自身打造为一个具备综合素能的多面手，强化竞争优势。

5针对当事人的心理软肋，灵活运用心理战谋略

行政执法的询问谈话是检验一个执法人员综合执法水平的“试金石”，也是心理战的试验场，作为办理案件的关键内容，其成败直接关系整个案件的处理。一般情况下刚开始执法人员可以假装不知，通过聊天、让当事人自己陈述等方式了解当事人的内心企图，努力做到消除对方恐惧，达到谈话双方的心理互动。然后采取声东击西的谋略，向当事人提出某些似乎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掩护谈话的主攻方向，转移当事人的注意力，使其对执法人员的主攻问题疏于防备，无法揣度我方的意图。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基础上，进行旁敲侧击，故意给当事人一点破绽，诱敌深入，步步进逼，使当事人不得不交代所有违法事实。

行政执法论文篇（8）

一、运动式执法的现状

在日常生活中，“集中整治”、“专项治理”、“××行动”、“××战役”等词汇常见诸报端。通常，很多执法部门也习惯于集中优势人力物力，在限定的时期内对违法现象形成“拳头”攻势，以取得突破性成果。这种执法方式，老百姓称之为“运动式执法”。

运动式执法通常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是由于某一社会问题的严峻形势为群众和政府所关注，出现集中整治的必要性；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在短期内按照部署，最大限度地动用自身资源，形成合力对某一凸现的社会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顿；三是执法行动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展开，以执法的高压取得短期成效，突击过后往往疏于治理致使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反弹。

某市的“狂飙行动”，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运动式执法的一个范例。根据该市运输管理部门统计，在开展行动前，该市“黑车”数量已达6～7万辆，而本市正规出租车的数量仅在6.6万辆左右。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5月底，该市共依法查扣各类“黑车”12921辆，依法对从事非法营运的9940人作出行政罚款等处罚。其间，公安机关对非法营运人员中敲诈、伤害乘客及出租汽车司机、为争抢生意滋事以及阻碍抗拒执法的行为，依法刑事拘留33人，治安拘留340人。

“黑车”整治行动的效果如何呢？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常坐黑车的居民反映，“黑车”并没有减少，只是向执法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进行了转移，在城郊的医院、小区门口、车站周围，“黑车”还是很活跃。某市交通管理局有关人士也坦承，“狂飙行动”虽然使各类非法营运行为较整治工作开展前明显减少，但城郊接合处的“黑车”整治情况仍不理想，城区的反弹现象也很严重，“打击‘黑车’非法运营，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事实上，类似“狂飙行动”的运动式执法，很多部门一直以来就在广泛使用。例如，在刑事执法活动中，一般以打黑除恶、扫黄打非的严打行动最为典型；而行政执法活动中，则常以专项治理、集中整治等等形式出现——2000年3月29日，河南省焦作市录像厅大火后，全市742家录像厅、歌舞厅、游戏厅被关闭；2002年1月，江西省由于发生特大烟花鞭炮爆炸，要求全省从花炮产业中退出；2004年，安徽省阜阳市劣质奶粉毒害婴幼儿事件被披露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围剿害人奶粉的“高潮”，30多个牌子的劣质奶粉被列入“黑名单”，奶粉市场一时萧条沉寂；2005年出现的“苏丹红”事件，使人们谈“红”色变，执法部门为此掀起了围剿“苏丹红”的执法风暴；2006年由于狂犬病疫情和“狗患”引起的矛盾，云南牟定、山东济宁以及南京、北京、深圳、武汉等市重拳出击，掀起治理狗患的打狗风暴……

二、运动式执法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运动式行政执法行为呢？应当说，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运动式执法产生的原因颇为复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长期“运动”的历史惯性思维。开展各种运动或运动式执法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新中国成立后，很多社会问题都习惯于以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例如，“三反”、“五反”、“除四害”等。长期以来，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运动情结，以至于当某一问题比较严重时，行政机关往往对运动式执法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期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借助于运动解决问题。

（二）行政管理资源匮乏所带来的现实需求。当前，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不成熟的社会状态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诱发了大量的违法违规行为，而政府治理的各方面，如人力、机制、资金都还不够充分，这样客观上就导致了大量的违法行为处于监管的空白或薄弱地带。久而久之，这些违法行为就可能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从其职能出发，必然要加以严厉打击，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而广大群众和新闻媒介对某一社会问题的集中关注，客观上也要求政府部门必须采取强力措施，在短期内取得治理成效。因此，运动式执法似乎就成了集中解决问题的“猛药”。

（三）政府在常态管理中的“不作为”或者“反作为”。政府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纷繁复杂、日复一日的，行政因此是一种长期的治理活动。但是，某些职能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并没有严格执行法律，职能履行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当问题积淀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得不依赖运动式执法来解决。此外，由于运动式执法的存在，从反面使执法部门养成了惰性管理的习惯。政府日常工作的“不作为”表现在不能积极地进行制度建构和机制完善，不能认真地分析问题的症结，而是将问题拖延或积压。“不作为”的日常管理成为运动式执法现实的需要。

（四）运动式执法便利、一刀切、见效快的效果也提供了现实的优越性和可行性。常态管理更多的是一种制度的累积和规则的养成，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致，而运动式执法比制度化的常态管理更为方便、高效。有些部门之所以热衷于运动式执法，主要是通过运动式执法,可以很快抑制违法行为对市场经济秩序和群众心理秩序的破坏，能在短时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用起来也更加熟练和便利。

三、运动式执法的利弊分析

运动式执法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能收到整肃社会流弊、震慑违法犯罪、恢复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运动式执法却是以高昂成本为代价的，其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运动式执法降低政府及执法机关的威信，弱化国家法律法规的威慑力。法律的威慑力和执行力是现代法治的深刻要求，也是维系公民守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刑法表现得非常突出，“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法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2]，这意味着每一个人一旦犯罪，哪怕是轻微的犯罪，只要是确定性的，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追究。因此，刑法的威慑力才成为维持社会秩序最强有力的防线。

然而，相对刑事法律而言，我国的行政执法的严肃性效果较差。政府部门平时不管或疏于管理，一旦问题严重了，经领导批示和总体部署，就开展暴风骤雨的运动式执法。这容易让执法人员产生条件反射，上面重视的时候就抓紧执法，上面放松则执法也放松。这既滋生形式主义，也弱化了执法的严肃性和一贯性。同时，动辄采用运动式的方法，不但助长了执法者的随意性执法行为，也容易使群众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能力、信用产生怀疑。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形式主义执法形式，既影响政府的信用和形象，也使法律的威慑力大打折扣。

（二）运动式执法违背法治精神，是法律工具主义思维的延续。法治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但运动式执法为短期内取得震慑效果，往往采用从重从快的方式。其着力点在于采用严格的法律制裁工具，短期内扭转或改变社会累积的问题，实际上把正常的依法行政异化为临时的人为政策。这有悖于法制的基本原则，损害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三）运动式执法往往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了执法的公正性。在运动式执法期间，执法机关都承受着任务压力和社会压力，存在着宁枉勿纵的思想，这很容易引发的现象。例如，某市治理“黑车”的“狂飙行动”，最高罚款50万元，不仅没有可操作性，就是从法律上来讲，也找不到任何根据。再如，河南洛阳大火之后，市政府发文要求关闭整顿全市的所有歌厅、舞厅和网吧等娱乐场所，只追求了治理检查的眼前效果，而明显忽视了执法的公正性和政府的公信力，也给所有的娱乐经营者造成了损失。

（四）运动式执法助长了违法者的投机心理。在运动式执法前，有关部门一般都要大造声势，这使违法者提早毁灭或隐藏证据，暂时停止违法行为。同时，也给违法者提供了一种心理暗示，即平时的违法行为是可以姑息的，这也在客观上纵容甚至“默许”了非运动时期的违法行为。而一些不法之徒也在利用执法机关执法的时间差，来谋取更多的利益，由此导致整个社会处在紧张博弈状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在某市打击“黑车”事件中，大量黑车司机采取了暂时休整或者转移到打击力度较弱的城市边远郊区，而在活动结束后又卷土重来，黑车问题并未得到缓解。

（五）运动式执法增加行政执法的成本，降低了政府管理的整体效益和长远效益。一方面在运动式执法期间，相关部门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特定执法任务展开，而其他执法任务和日常管理事务被暂且搁置一边，这会产生其他违法行为泛滥和某些市场秩序被破坏的代价，导致了“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不良效果。另一方面，运动式执法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很多执法行动事先缺乏全面性、科学性研究，往往仅凭突发事件而盲目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必然造成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执法成本高昂。这样的行动除了取得短暂的震慑效果，对和谐社会的整体效益和长期建设，其收益并不明显。

四、逐步实现运动式执法向常态执法转变

尽管目前完全杜绝运动式执法是不现实的，但政府确应尽快加强政府的行政资源建设，建立严格科学的社会管理和监督机制，使严格执法成为一种常态，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运动式执法。我们已把依法治国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和长期战略，那么就应在法制的精神和制度内实行稳健而有效的治理活动。为实现运动式执法向常态执法的转变，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考虑：

（一）需要在意识层面上转变执法观念。政府部门应树立这样的执法观念：从以临时性、运动性打击为主向以经常性执法为主转变；从大范围统一行动向本部门专项监管转变；从依赖突击和集中整治的粗放治理向依靠科技手段、建立长效机制和强化基础工作的治理模式转变；从注重统计数量指标向注重长治久安的质量指标转变[3]。

（二）转变的重点在于制度完善和机构健全，需要建立符合法治规律和市场规律的长效执法机制。

一是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渎职、行政不作为官员的问责力度，避免为谋求政绩搞运动式执法而忽略日常执法的行为。二是建立健全科学的公务员考评机制，将奖惩、提升、罢免与其所负责领域的长期绩效相结合，提高公职人员的日常执法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三是明确各执法部门的管辖范围和权限职能，改变过去在打击违法行为活动中产生的“多龙治水”、“谁都管、谁都不管，谁都管不好”等种种弊端，组建永久性的联合执法队伍，加强行政执法检查，包括经常性检查、定期检查以及抽查等形式，确保执法的长期动态效果。

（三）对于运动式执法甚至是常态执法，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及，就是必须避免政府管理的简单思维，必须进行社会各方利益的综合考量，严格坚持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的原则。某市整治黑车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黑车其实有着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无视这一现实，不从根本上改变出租车市场的垄断体制和总量控制，而对黑车采用高压措施和“堵”而不“疏”的治理方式是很难有效的。

（四）需要发挥多种力量的作用，充分依靠新闻媒介、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等为政府分忧，形成多元监管的治理机制。社会作为各种力量共同活动和博弈的场合，社会治理不应是政府的单方面的事情。现代治理理论认为，“社会治理应当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定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4]。暴风骤雨的运动式执法排除了政府之外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是很难取得良好治理成效的。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和重视社会力量对现代治理的积极作用，构建多元的治理机制。

注释：

[1]参见李松：《把脉运动式执法》，载《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27期。

行政执法论文篇（9）

法是国家意志的重要表现形式。法所体现的意志既不是个别人的意志，也不是少数人的意志，而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共同意志。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表述意志的最基本的途径和形式是制定法律。行政机关也就是执行法律的机关。依法行政才能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在取缔流动摊贩过程中，有人往往觉得他们生活困难，值的同情，而使国家的行政法规得不到贯彻执行，但恰恰是这一点却损害了绝大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原则

"严格"指在执行制度或掌握标准时，认真不放松；"公正"指公平正直，没

有偏私；"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与野蛮相对。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针。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法律化。"这段话确认了依法治国和对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肯定。行政机关是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直接的执法者，它代表国家在最广泛、最关切群众利益的层面上与广大群众打交道，它是法制形象的重要方面。执法的严格、公正、文明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在城市管理过程中，我们碰到钢材市场经营户占道堆放钢材严重影响交通的问题，周围群众对此很有意见，由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难题很大，我们一方面加强宣传，责令先行整改，另一方面对到期拒不改正的一律予以处罚，做到从严执法，不偏私。在处罚上坚持公正，不能孰轻孰重，即使个别经营户不理解、不配合态度粗暴，我们也要说明情况，晓之以理，而不仅仅扣没有关物品了事做到文明执法。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体现周围群众和经营户们的根本利益。因此，这就决定了执法必须严格、公正、文明才能更好为人民服务履行自己职能，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也在不断加强和提高，懂得运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正体现这一点，特别是执法人员要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要，它使公民的民利得到了了充分的保障，能够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当家作主，进行重大决策，管理国家大事，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坚持严格、公正、文明的执法才能使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充分体现。

三、寓服务于执法之中的原则

作为政府的执法部门公务的对象是广大的百姓，接触的是普通的平民，那么对待百姓的求助要做到笑脸相迎、竭诚办事，寓服务于执法之中，建立一套有效的投诉和联系制度，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如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要坚决查处工地夜间违章施工的现象，为居民提供一个安静的夜晚。而对餐饮业油烟的整治过程正体现了当前人民生活环境质量的服务要求。在挖掘城市道路案件中我们更要注重服务原则若当事人是为了群众利益而违章，可以根据有关法规免于处罚或从轻处罚。贯彻服务原则，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接受群众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

四、兼顾效率和保护的原则

在执法过程中我们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程序保证行政机关迅速有力地打击行政违法现象；二是在此过程中不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既要效率，又要保护，二者不可偏废。行政处罚程序既不能成为行政机关单纯的工作程序，也不能片面只强调保护公民权益，这才有可能通过行政处罚达到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目标。在违章案件中当事人既是违章行为者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对此我们既要效率，也要保护。如在道路遗撒案件中，我们既要及时迅速有力的查处，又不能在处理中‘推、拖、卡’等，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执法论文篇（10）

二是监督魄力还不足。行政执法包罗万象，内容繁杂，涉及民生民利，执法主体部门多，执法对象多元化，矛盾冲突激烈，解决难度较大。监督工作中存在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害怕越权和越位。宁愿将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销等刚性监督手段弃之不用，而搞行风监督员等柔性方式应付走过场。

三是监督主动性还不够。不善于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对问题不求甚解、研究不透。尤其是超前意识不强，对当前矛盾多发期行政执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疏于研究，监督指导不到位，客观上造成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案件多发。还有的对行政法律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不够，行政执法监督能力不强，遇事人云亦云、毫无主见，使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监督工作认识淡薄。人大是集体行使监督职权，人大代表监督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监督的力度和效果。近年来，代表结构有了明显改善，素质有了提高，但与人大所面临的监督任务和要求相比仍显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大监督的效果。人大专职委员多数因年龄偏大由党委和行政部门改任，部分委员把人大当成“二线”，视为退休前的“最后一站”，感到人大工作不像党务和行政、经济工作实在，有失落感，对做好监督工作的信心大打折扣。一些非驻会委员认为监督工作属份外兼职和业余，于己关系不大，存在应付差事心理。另外，个别代表因曾提的议案得不到应有重视，或得不到满意答复，心灰意冷，监督热情不高，履职意识差。

（二）监督形式单一弱化。行政执法涉及范围广、数量大、任务重，执法依据的法规种类多，执法程序具有一定弹性，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倍受关注。一些执法部门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问题，究其原因就是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内部监督缺乏具体的褒奖与惩戒措施。加之人大对行政执法监督过于宏观和原则，审议和提建议多，适用刚性监督措施少，工作中该跟踪调查的不调查、该质询的不质询、该撤销的不撤销，使一些执法人员执法随意，办案不公，枉法裁判，知法违法，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

（三）监督法规不够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法规重行政机关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管理控制，轻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公民与行政机关平等民事主体关系的内容。公民在国家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被动和屈从地位。受行政立法思想的影响，人大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也难免陷入重维护行政行为的误区。有的行政法规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痕迹，导致法律间不协调，甚至抵触和矛盾，适用后产生的法律效果令人困惑。而人大监督必须依法进行，这样，难免左右为难，监督失衡。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立法的一个特点，立法滞后，行政执法程序不完善，有些行政法规虽然赋予行政主体一定的执行权，但由于没有程序规定，无法可依，执行措施难于操作，造成少数执法人员执法随意，，使人大的行政执法监督难于有力实施。

（四）监督机构不尽合理。人大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必须有一支专业性较强的监督机构，如审计、税务监督等。然而，这些机构都设置在政府序列，属权力的自我监督，“用自己刀削自己把”，使监督的公开、公正的真实性及监督力度受到制约和影响，也影响人大行使监督职权。一些地方采取党政联合发文、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替代行政机关和权力机关的职权，党政不分，使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处于两难境地。另外，政府机构设置的多重性也不利于人大行使行政执法监督权，一些由省直接管理延伸到地方的部门，如税务、工商、技监部门，实行人、财、物上划管理，又是政府系列设置，人大对其行政执法监督缺乏刚性处置手段。三、措施与对策

（一）提高素质强化监督能力。人大代表素质直接影响着监督力度和监督效果。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人大代表来自不同党派、不同行业、不同民族，要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大公无私，敢讲真话。其次，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是各行业、战线的行家里手、专业人才，只有这样，才能独具慧眼，提出高质量议案和建议。所以，要推荐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专业素质，热心参政议政的人当选为人大代表。开展多层次的培训提高代表依法履职的素质，并组织视察、调研等“三查”活动，使代表敢于言民志、表民意、争民利，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知政、参政、议政、督政中提高履职能力。

行政执法论文篇（11）

（一）通信行政复议概述

通信行政复议，是指通信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通信行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复议，由有复议管辖权的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重新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一种行政活动。通信行政复议是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对下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进行层级监督的一种较规范的活动，是通信行政机关对通信行政执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信行政复议，是解决通信行政机关在行使通信行政职权过程中与管理相对人发生的关于权利义务争议的重要途径之一。通信行政争议的产生是由于管理相对人对通信行政权力行使的程序、目的产生疑义或不服。但是，通信行政争议的构成应符合以下条件：

1、必须有一方是通信行政管理机关

根据我国通信行政管理体制和现行的通信法律、法规规定，在我国履行通信管理职能的机构有两级，即中央通信行政管理机构和省级通信行政机构；地、市级的通信管理职能仍缺位。通信行政机关在履行通信管理职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管理相对人发生纠纷，这里的管理相对人包括另一行政机关。但是纠纷当事人之中必须一方是履行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例如某通信行政执法机关由于某公安机关擅自改变专用线路的使用范围，对该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50000元罚款，该公安机关认为处罚太重与通信行政执法机构发生争议，在这一因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争议中，两方当事人均为行政机关，但是公安机关是管理相对人，而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则是依法履行通信行政管理职能的具有通信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这是行政纠纷区别于民事纠纷的一个显著特点。

2、争议的标的是通信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如果说通信行政主体是构成通信行政争议的形式要件，那么，通信行政行为是构成通信行政争议的实质要件。判断一个争议是否属通信行政争议，仅仅看争议当事人中是否有通信行政机关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看争议的标的性质。只有争议标的是通信行政行为的，才是通信行政争议。例如某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因购买办公用品与另一方(供方)发生争议，就不属行政争议，道理很简单，他们发生争议的标的是购销行为。

综上所述，通信行政争议的构成，除争议的当事人中一方必须是行使通信行政权力的组织外，争议的标的还必须是通信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

在明确了通信行政争议的构成要件后，我们就可以得出了明确的通信行政复议概念，即：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按照特定的程序和要求处理通信行政争议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这一概念。

1、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的活动。

通信行政机关是行使通信行政权力，执行国家通信法律、法规、规章，管理国家通信事务的机关。通信行政机关在通信行政复议过程中运用了行政机关的工作原则和方法，这是它的行政性，然而，通信行政机关在进行通信行政复议过程中，又拥有司法职权，例如，复议申请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复议必须向有管辖的行政主管机关提出，复议决定也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这表明，通信行政复议是集行政性和司法性于一体的。

有人曾担心，行政复议机关一方面拥有行政权，另一方面又拥有司法权，两权的结合是不公平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专制。笔者认为这一担心是大可不必的。这是因为，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法律，行政机关只能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行使权力，这是民主和政治的基本要求。然而，一切权力具有多方面性质，可以产生良好的结果，也可能产生不良的结果。只有当行政权力的行使符合法律规定的时候，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否则必然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侵害。因此，依法行政是行政权力存在的先决条件。实践中，通信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这样，行政权力的行使就必须受到监督；行政权力逾大，监督的机制也必须随之加强。行政机关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性的要求是很高的，致使行政争议的案件极为复杂，特别是通信行政争议案件，它涉及许多有关电信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电信业务知识。如果将这些行政争议案件都推给人民法院，那么法院定会力不从心，影响办案质量，同时给行政效率的提高也造成障碍。这样人们开始了寻求解决行政争议的新途径。行政争议的解决，法院具有法律上的优势，但它也有自己的不足，那就是行政管理的专业和技术，而这些正是行政机关的优势。并且，大量的行政争议发生在行政实践中，行政部门对这些争议的事实和背景更加了解。例如某单位未经申报开办了电话语音信息服务，通信行政机关依法对该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同时责令该单位向电信企业补交因开办电话信息服务所占用的中继线费用。然而，该用户不认为自己从事的业务属电话信息服务，也拒绝向电信企业补交中继线费用，这样就产生了争议。那么，要确定该单位是否违反了通信行政法规擅自开办电话信息服务，是否要补交中继线费用，首先要明确何为电话信息服务，何为中继线。这些电信业务的界定，正是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优势，这些争议的事实和背景也只有通信行政机关最为了解。这样将行政争议交由行政机关进行复议是最为恰当的。况且，行政机关解决行政争议的权力是依法行使的，而且这种权力也不是最终的权力。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审查。人民法院才是解决行权争议的最终途径。

有关行政复议制度，各国的行政法都有类似的规定。例如，1951年韩国的《行政诉愿法》就是一部规定公民在行政领域中行使救济权的重要法律。这部法律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规定了“诉愿前置原则”，所谓“诉愿前置原则”，是指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时，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诉愿，只有对诉愿或裁决不服时，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行政纠纷尽可能弥息在行政过程中，从而减轻法院的负担。1962年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法》也确立了行政机关对行政案件的处理权。1991年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有行政复议前置的内容，这部行政程序法典尽管仅适用于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TheLouisianaState），但在立法模式上，它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和《各州标准行政程序法》颇为相似。《路易斯安娜州行政程序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适用司法审查穷尽所有行政救济手段原则。这个原则是美国司法审查的一项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受害人不服要将该决定提请法院司法审查前，应当先请求行政救济，只有在走完所有的行政救济途径后，才有权提起司法审查。由此看来，由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争议，实行行政复议前置原则是现代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我国1999年的《行政复议法》也明确规定了行政复议制度，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中的地位。

2、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处理通信行政争议的活动。

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为既有行政行为，也有民事行为，两种行为产生的争议表现为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如何区别这两种争议，关键在于主张权利的人所针对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权机关，还是所针对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与主张权利的人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前者发生的争议为行政争议，后者发生的争议属民事争议。但是，在通信行政复议中，这种争议只能以行政争议出现，即主张权利的人只能以通信行政机关为另一方当事人。否则，就会出现复议机关对民事争议进行复议的情况。例如甲单位未申领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无线移动通信，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对甲单位作出停业没收非法所得并向电信企业赔偿所占中继线30万元的裁决，如果甲单位不服有关赔偿裁决，向上一级通信行权管理机关申诉，被申请人只能是原处分机关，上一级通信行政管理机关复议解决的是甲单位与原通信行政处罚机关之间的关于停业没收非法所得并向电信企业赔偿的裁决，而不是甲单位与电信企业之间的赔偿争议。因为甲单位与电信企业之间的赔偿争议是处于平等地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争议，属民事争议；而通信行政复议解决的只是通信行政争议，即主张权利的人所针对的另一当事人是依法有权实施行政处罚的通信行政机关。因此，没有行政争议，就没有必要进行行政复议。

3、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要求解决通信行政争议的活动。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作为第三方解决行政争议双方纠纷的活动。这一点和人民法院作为第三方解决各种争议的特点是一致的。行政复议的这一特性要求复议机关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必须分开，同时也要求行政复议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这就是行政复议程序的司法性。行政复议程序的司法性使行政复议和法院审判一样，有许多制度贯穿其中，例如申请制度、管辖制度、移送制度、回避制度、答辩制度等。但是行政复议程序的主要特点还是体现在行政性方面，行政性的基本要求就是高效原则，这一点在行政复议的程序上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例如行政复议制度，复议机关从收到复议申请书至作出决定止，时间最长不超过两个月；行政复议过程中证据的判断、收集也不象法院那样正式，这些都体现了行政复议的行政性。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活动，必须充分体现行政的效率原则，复议组织可以利用这些特点，迅速查清事实、解决行政争议。因此，对解决行政争议来讲，行政复议程序比行政诉讼程序更经济、更具有效率。实践中，大量的行政争议都是通过行政复议解决的。

行政复议已成为各国解决行政争议仿效的一种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一方面可以发挥行政复议机关业务上、技术上的优势，提高了解决行政争议的效率，另一方面引入了司法性程序，保证了复议的客观性、公正性，大大地推动了行政法治化的发展，把许多行政争议消灭在法院诉讼之前，这无论对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来说，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它可以减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必要的诉累。

4、通信行政复议是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对下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进行的一种层级行政监督。

通信行政监督可以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采取，也可以在通信行政行为完成之后采取；可以由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主动采取，也可以由利害关系人请求作出通信行为机构的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构采取。行政复议就是有权的上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依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复查原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一种措施。复查时发现原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就必须依法纠正。因此，这种复查的过程，就是行政复议机关对原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机关实施的一种行政监督的过程。

通信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监督形式，意味着行政复议是基于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产生的，行政复议权是一种行政领导权，既不可转让，也不可委托。因此，行使行政复议权的，多数是享有行政领导权或层级监督权的行政机关。没有领导与被领导或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行政机关，不得行使行政复议权；没有行政主体资格的非行政机关和任何个人，更不能行使行政复议权。通过行政复议，上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下级通信行政部门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也可以发现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通信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这对改变目前存在的通信行政机关滥施处罚、无权处罚、自立章法的状况是非常有益的，它能有效地保证通信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做到令行禁止。

（二）通信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

通信行政复议的制度是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程序群有机结合的统一体。这一系列重要的程序是构成整个复议程序的基本要素。缺少其中一个程序群，行政复议程序就难以完成。这些相互独立的，紧密联系的程序群构成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是整个通信行政复议的基础。这些基本制度是通信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当然基本制度应该以基本原则为指导。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有：

1、合法原则

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首先必须遵循合法的原则，这是对行政机关最基本的要求。所谓合法的原则，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照规定的程序，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进行全面审查，在此基础上，依法对既合法又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决定予以维持，对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予以撤销、变更、确认违法，对不作为的可以责令其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人提出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请求的，还要依照职权对该依据作出处理或者提请有权机关作出处理。合法原则应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行政复议机关自身必须合法。行政复议机关必须是依法负有行政复议职权的行政机关才能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第二，适用依据必须合法。目前有的通信行政机关受地方经济利益的趋动，了一些不符合法律和法规的文件，如果对此不加以判断和鉴别，一概地作为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依据予以适用，就会引起规范内部的冲突，同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保护也很不利。因此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前，应首先对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第三，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程序必须合法。目前，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中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十分普遍，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关组织的重视。应该注意的是，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是实体问题的正确、合法的重要保证。我国《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的程序问题，诸如：行政复议的申请程序、受理程序、调查程序、证据程序、行政复议文书送达程序均作了严格的规定，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必须严格地遵守。

2、公正原则

行政复议的公正原则是对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质量要求。从具体行政复议活动的角度来看，公正是行政复议制度的灵魂，是取得管理相对人信任的根本。公正原则的实现，主要是基于同类情形的对比，也就是讲，相对于基本相同的事实、情节和行为性质，行政复议的结果应当保持基本相同，不能过于悬殊。同时，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也应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应认真听取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意见，不能偏听偏信或偏袒一方，尤其是不能偏袒被申请人。一定要使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始终处于平等地位。特别是由于在通信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管理相对人总是处于劣者的地位，行政复议机关尤其应当注意维护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权益，充分保障申请人享有公平地参加行政复议的权利。

3、公开原则

公开原则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行政复议案件的材料要公开。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中，行政复议机关收集的材料，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外，都应当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公开，允许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及其委托人自由查阅；二是行政复议过程和结果要公开。行政复议机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较灵活的办案方式，例如可以召集行政复议参加人到场进行公开审理，调查证据进行辩论等。对行政复议的结果要公开，这样便于人民群众和有关部门的监督，也有利于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进行教育。

4、及时原则

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活动，行政活动的基本特征必须体现现代行政管理的效率原则，尽可能简便、迅速地处理行政争议。《行政复议法》的及时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行政复议机关应及时审查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复议机关提出。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行政复议法》要求对行政复议机构受理或不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都必须尽快作出判断。

(2)行政复议机关应及时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资料。”《行政复议法》还对行政复议机关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及依法处理和依法移送的时限作了严格的要求，这些都体现了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及时原则。

(3)行政复议机关应及时作出复议决定。行政活动必须体现高效原则。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言，都希望尽快得到复议结果，以便决定是否采用司法救济。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

5、便民原则

行政复议中的便民原则，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行行复议案件时，要尽力方便复议申请人，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提供便利的条件。具体应做到：

(1)要热情周到地接待前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应耐心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对于不属于本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的机关申请复议。

(2)在行政复议的方式上，实行书面审查为主的办法。按照书面审查的办法，行政复议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申请人承担，不应要求申请人举证。

(3)对于被申请人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给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即便申请人没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行政复议机关在作出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应当依法一并责令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行政复议申请人相应的赔偿。申请人没必要再走行政赔偿的请求程序，避免因请求行政赔偿而牵扯过的财力和精力。同时，《行政复议法》还规定了：“行权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这些均体现了行政复议的便民原则。

6、纠错原则

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履行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纠正被申请人的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纠错原则，还应体现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集体讨论制的原则，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经集体讨论通过后，方可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下列具体行政行为，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有权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根据以上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结合通信行政复议的实践，对通信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阐述如下：

1、一级复议制度

行政复议实行一级复议制度，即申请人申请复议后，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对复议裁决不服，只能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再申请复议。如果相应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复议裁决作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为终局裁决。一级复议制度体现了及时、有效的基本原则。

通信行政复议与其他种类的行政复议一样也实行一级复议制度。一般的行政争议案件须经过三级审查，即一级复议审查和二级司法审查。从目前的期限看，完成这三级审查，至少得半年。这已经不适应于有关行政效率的原则，如果再增加复议的审级，就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当然，效率应该以公正、合法为基础，如果一个行政案件的审查，只讲效率而忽视了公正、合法，那么“效率”又有何价值可言。关于两级复议制，国外一些行政复议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法》就规定了一种再审查请求，即对属于经过审查请求的裁决以后又提出的一种审查请求。实行两级复议制度，除了给行政机关多一次自我纠正错误的机会外，似乎没有多大的法律意义，如果坚持实行行政复议两级审查制，只会延长解决行政争议的时间，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都没有多大好处。这里应注意的是，行政复议实行一级审查制度的实质就是一个行政机关的一次复议制度，这和复议机关本身的性质和级别无关。也就是讲，只要经过一次复议即为终结复议程序，不应考虑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机关的性质或级别。

2、纵向管理制度

我国的通信行政复议实行纵向管辖制度，即对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通信行政案件，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通信行政机关管辖的法律制度。纵向管辖制度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

实践中，大量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都是由省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几乎没有。因此，纵向管辖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指对省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通信行政案件的管辖。通信行政案件的复议实行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级别管辖，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第一，通信行政活动的技术性、专业性很强，涉及许多电信技术和业务知识，如固定网和移动网电话业务、卫星通信业务、因特网及其他数据业务、网络元素出租业务、网络接入和网络托管业务、电子数据交换、虚拟专用网、无线电寻呼业务、电话信息服务业务、电子信箱、可视图文业务等。所以由通信行政部门管辖，可以发挥通信行政部门的专业和技术优势，更好地体现专门化的管理，发挥通信行政部门拥有大量专业技术专家的作用，迅速有效地处理通信行政争议；第二，通信行政管辖部门实行层级指导或领导，一般讲，作出具体通信行为的省级通信行政管理机关与中央通信行政管理机关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也是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如果由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处理行政争议，能较好地保证通信行政复议的公正性，消除复议申请人的顾虑。

但是，根据原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除通信行政复议案件的纵向管辖外，也有一种例外情况，那就是，对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国家信息产业部）作出的具体通信行为不服及申请复议的，仍由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管辖。当然这样规定是考虑到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上级管理机关是国务院，国务院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它不行使行政复议管辖权，不处理具体的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条例之所以作出这种规定，是因为国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担负着全国行政管理的决策和领导职能，就整个行政系统来讲，国务院的职责主要是领导，而不是具体的执行。况且，国务院各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复议行为本身就可以代表中央政府的意志。在实践中，这一理由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的同志认为，由本机关复议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实际上是自己作自己的法官，难保证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具有最高的层级监督权，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力，由国务院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有利于发现和纠正国务院部门和省级政府中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加强国务院部门和省级政府的监督，同时也能在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级政府中起到有错必纠的示范作用，从行政管理的全体规模上推进依法行政。因此，《行政复议法》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按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

由此，对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仍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中央通信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这里应注意的是，国务院的裁决是终局的，不能对此提起行政诉讼。

3、复议不调解制度

调解是通过说服教育和劝导协商，在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解决纠纷的方式。使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广泛应用于民事纠纷案件中，这是我国民事立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行政机关对行政争议案件进行复议时，只能依法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裁判，合法的予以维持，违法的予以撤销，不当的予以变更，不应进行调解，也不以调解方式结案。

那么，行政复议法规定这一否定判断，其意义何在？笔者认为，意在把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区别开来。民事纠纷之所以可以调解处理，是因为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一种处分。当事人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可以不依照法律的规定作出自己的处分决定。道理很简单，民事纠纷，作为民事权利纠纷，是一种私权利纠纷。私权利的享有人，可以放弃、转让、变更自己的部分权利和全部权利。例如侵权人未经申报擅自开办电子数据交换业务，给受害人电信企业造成损失（电子数据交换业务属增值电信业务），法律不禁止受害人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但受害人在调解中就可以放弃部分或全部赔偿请求。行政争议则不同，其实质是一种公权力的争议，更确切地说，行政争议的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其特点为：第一，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是国家行政机关，它代表国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国家行政机关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总是居主导地位，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其权利义务关系不是在对等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对相对人可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追究其法律责任。第四，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办事，既要实施行政管理，又要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否则，相对人有权以各种形式申请救济。由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四个特点，决定了以下三个结论：

(1)通信行政机关作为被申请人，无权在行政复议中与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达成调解协议。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行使国家赋予它的权力，这种权力只能依法行使，不能自由处分，否则就是滥用国家权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复议中作为申请人，无权与作为被申请人的通信行政机关进行调解。在行政管理中，其法律义务是不能逃避的，不履行就得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绝对无进行调解的权利。

(3)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通信行政机关在对行政争议进行复议时，无权准予或主持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的调解。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绝对不是可以调解的，它只是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对既成的法律行为的评价。

笔者认为，不仅行政诉讼纠纷不适调解，就是有些民事纠纷适用调解也是有弊端的。例如在民事侵权案件中，侵权人给受害人造成了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失，受害人在调解中又放弃了赔偿的请求。这种调解的结果，不利于教育侵权人，不利于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更加上有些人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的效果，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更是严重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4、书面复议与其他方式复议相结合制度。

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书面复议制度，是指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时，仅就复议案件的书面材料进行审理的制度。这里的书面材料一般指复议申请书和复议答辩书。根据书面复议制度，复议机关在复议行政案件时，仅对申请人向行政机关递交的复议申请书和被申请人提交的答辩状，结合有关证据进行复议，不传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证人和其他复议参加人也不必在场。

书面复议制是行政效率原则在行政复议制度中的具体表现，也是行政复议中及时、便民原则的体现。但是书面复议制的方式效果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书面复议制有其一定的弊端。在书面复议制中，复议机关不传唤当事人，也不传唤证人和其他复议参加人，仅凭双方当事人的书面材料和复议机关调取的证据作出复议决定，很难查清争议的实质，不符合我国的司法原则。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和有关司法原则，证据应当在当庭出示，经调查和双方当事人质证，核实无误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很难想象不经开庭调查和双方当事人质证的证据，就作为定案的依据，怎样才能体现出公正裁判争议的原则。因此，书面审理制度，对充分发挥复议机关公正解决行政争议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制。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国行政复议法在明确了行政复议实行书面复议制度的前提下，又规定了复议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审理复议案件。这里的其他方式，主要是指开庭复议。开庭复议，复议机关可以充分听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陈述的事实和申请人不服行政处罚的理由和依据，通过开庭复议，不但可以排除申请人的疑虑，还可以起到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法制教育的作用。行政复议实行书面复议与其他方式复议（开庭复议）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公正、效率的原则，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采用书面审理，而对于行政争议的基本事实不清且当事人坚持要求公开审理的行政争议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

5、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制度

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补救制度与行政诉讼在本质上是有共性的，其区别在于审查机关的性质不同和适用的程序的差异，行政复议的审查机关是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的审查机关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行政复议适用的程序具有非正式性，而行政诉讼的程序具有正式性。但在举证责任方面两者是共同的，即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根据一般举证责任规则，举证责任应当由提出积极主张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由引起争议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这样有利于平息争端。在行政复议中要求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理由如下：

(1)行政复议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又是被申请人以单方面意见作出的。从整个行政法律关系来看，占支配地位的是被申请人；从行政程序全过程看，行政机关在以职权开始的行政行为中在事实上处于“主张者”的地位。因此，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仍不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2)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一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即行政管理的相对一方处于接受管理的地位。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基于行政机关的单方面的行为。行政机关作出某种具体行政行为，一要有事实根据，二要有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作依据。因为，在行政复议中，审查的客体是具体行政行为，理所当然的应由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提供鉴于什么理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行政机关应当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法定程序规则，即行政机关作出决定之前，必须有事实根据，不得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时候作出任何决定，如果不遵循这一规则，就是在程序上违法或。

(3)被申请人在取证方面具有比申请人更为优越的条件。申请人可能因管理制度上种种障碍，不可能全面收集证据；对于被申请人单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申请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另外，被申请人在行政程序中，作为国家执法机关，享有足够的行政权力收集和调取证据，在取证方面具有极大的优越地位，因此，让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更有利于弄清案件真实情况，使或然性更接近于真实性。

(4)实行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制度，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有利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切实做到先取证，后裁决。

因此，在行政复议中，被申请人不仅要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依据，而且应对提供的材料加以证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如果不足以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应承担败诉的后果。当然，行政复议中，要求被申请人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并不因此否定了申请人的举证权利和义务。申请人在行政复议中也可以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申请人还可以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以求得赔偿。

确认被申请人全面履行了举证责任的标准，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得到满足；第二，每一个事实要件都有相应的证据支持；第三，用来证实事实根据的每一个证据都可以是定案的证据。

（三）通信行政复议的范围

通信行政复议的范围，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哪些通信行政争议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者说，通信行政机关对哪些通信行政争议拥有管辖权。行政复议一方面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行政机关的权力。无论是相对人的权利还是行政机关的权力都必须得到法律的确认，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行使。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救济制度，它应当与行政诉讼所提供的司法救济有所区别，以体现它的独特价值。但是原《行政复议条例》中规定的复议范围比较窄，只限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涉及人身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大体相同。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依法行政，《行政复议法》扩大了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这些行为是违法的或者是不当的，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都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范围的扩大，提高了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保护，这既是法制的进步，也体现了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救济制度的特殊价值。

1、对抽象通信行政行为的议审查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复议申请范围，是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和创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现由为：

第一，从理论上讲，任何权利都需要保护和济救，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权利。既然抽象行政行为存在侵害公民权利的可能性，就应该向公民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

第二，从行政复议的性质上来讲，它既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监督的形式，又是给行政相对人提供的行政救济手段。作为监督形式，行政复议应当是对制定规范性文件和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的全面监督。我国目前的通信行政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国务院颁布的通信行政法规；二是国务院批转的通信法规性文件；三是国务院通信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的规范性文件；四是地方性通信法规、规章、决定。行政复议作为救济手段，应当贯穿行政活动的每一个方面，是对公民因某些违法和不当的行政活动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所应得到的全面救济。

第三，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上来讲，也应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作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宗旨和目的上相同。都是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它们不是同一制度的重复，二者有分工但必须协调。行政诉讼属司法监督，它受一国政治制制、法律传统和法制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广度和深度都受限制。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上的救济制度，它有自己存在的特殊价值，它应当能够弥补司法救济的不足。

但是有的学者也认为，不宜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其理由为：

第一、现行法律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已有具体规定。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撤销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国务院还专门制定了《法规规章备案规定》，各省级人民政府也建立了对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的制度。只要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抽象行政行为中的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目前抽象行政行为当中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监督制度执行不好的问题。对此，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是如何保障现有制度的执行，而不是在现有制度之外，再搞一套新的制度。即使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如果不去切实贯彻，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

第二、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处理，情况十分复杂。例如，抽象行政行为问题的处理权，与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的处理权不一样。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复议，上一级行政机关都有权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处理；但是对国务院行政法规，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处理；对于部门规章，只有国务院有权处理；对于地方政府规章，只有国务院和规章制定机关的本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处理；对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只有对制定机关有关领导权的政府和制定机关的本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与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有相当大的差异，不好在行政复议法中一并规定。

第三、抽象行政行为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它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果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实践中难以操作。例如，如何界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享有行政复议申请权的主体资格；如何确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如何处理抽象行政行为被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后的损害赔偿问题。

第四、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超出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行为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时，不能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管理相对人就失去了司法救济的条件。

根据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通信抽象行政行为相对于其他抽象行政行为有其特殊性，情况更复杂些，目前不宜将抽象通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认为有关通信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给予他们要求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权利。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利用行政复议申请人的参与，启动现有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备案审查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通信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推动通信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前款所例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按照本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要求，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对抽象行政行为提出审查要求，必须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为前提，也就是讲只有具备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身份，才有权利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要求。如果行政机关尚未依据某一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虽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与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存在利害关系，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无权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要求。

二是被要求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发生行政争议并引起行政复议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也就是讲，管理相对人不得对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不相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要求进行审查。

三是被要求进行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只能是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包括国务院制定的通信行政法规和有关地方政府和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章。这是因为，通信行政法规、规章属于行政立法行为，对行政立法行为的监督，应当通过专门的立法监督程序，行政复议不宜对这类通信行政行为进行处理。

四是通信管理相对人应当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提出对有关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申请。这是因为，对通信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处理，情况比较复杂。作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可能是被申请人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也可能是被申请人的上级通信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这样，对抽象通信行政行为的处理，势必要经过通信行政机关之间的转送、批复等公文运转程序，需要耗费大量的工作时间。这与行政复议的及时原则存在矛盾的一面，如果通信行政复议因此久拖不决，也不利于通信行政争议的解决，因此，原则上要求通信管理相对人在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就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抽象行政行为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要求审查的申请。

2、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复议监督

根据我国通信行政管理的实践，按照《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通信管理相对人不服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下列具体行政行为，可以申请通信行政复议：

(1)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通信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证书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通信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我国对经营通信业务实行许可证制度，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通信业务。关于通信业务的种类目录和相应的经营许可证的数量，由国务院通信主管部门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需要进行确定并公布。经营基础电信业务，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业务覆盖范围在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取得《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业务覆盖范围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20亿元人民币；

（二）最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违法行为。

申请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万元人民币；在全国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二）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相关技术方案；

（三）有必要的场地和设施；

（四）最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违法行为。

通信行政管理相对人向通信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颁发许可证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通信行政机关在接到相对人的申请后，应在法定的时限内进行审查，只要符合法定条件，通信行政机关必须颁发、审批或登记；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也必须在法定时限内给予答复。如果在此期间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不予颁发、审批或登记也不给予答复，那么申请人可以据此向不予颁发许可证或者不予登记、审批有关事项的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信息产业部）申请复议，如果不于颁发的决定是中央通信行政部门作出的，申请人可请求国务院法制部门裁决。

(2)对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业、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通信行政处罚，是国家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通信行政机关保障通信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手段。通信管理相对人通过依法申请获得通信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进网许可证、资质证书、认证书、认证标志等，取得了从事通信行业经营和生产活动的资格和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取得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认证书的相对人在其经营和生产活动中有违反通信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履行通信行政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通信行政管理职责，对相对人的违法活动进行查处并给予行政处罚。

根据现行的中央通信法规和地方性通信法规的规定，通信行政处罚的具体种类主要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吊销经营许可证或撤销批准文件。通信行政主管门作出的警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的谴责和告诫，其目的是通过对违反通信法律、法规的行为人精神上的惩戒，以申明其有违法行为，并使其不再违法；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罚款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强迫违法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金钱的处罚形式，这是一种限制和剥夺通信违法行为人财产权利的处罚，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通信行政主管门作出的没收非法所得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依法将违反通信法律、法规的行为人的非法收入和所得收归公有的处罚形式；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停业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要求从事违反通信法律、法规进行通信经营活动的组织停止经营的处罚形式。这种处罚形式是限制和剥夺通信违法行为人特定行为能力的一种处罚，与吊销许可证合称为能力罚或行为罚。在现行的中央通信法规和地方性通信法规中，责令停业处罚的形式一般为“责令停业”或“责令停止经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管理条例》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通信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撤销批准文件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通信行政机关撤销通信违法行为人已获得的从事通信生产或经营活动的权利或者资格证书，剥夺被处罚人从事通信特许活动的权利和资格的处罚形式。许可证是通信行政机关依申请核发和批准的，允许相对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书面证明文件，未领取许可证从事通信产品生产或经营通信业务的，通信行政机关应依法取缔。对于已经取得许可证的相对人，通信行政机关有权监督其依法从事各项许可活动。如果发现许可证持有人违反有关通信法律、法规从事许可活动，通信行政机关可以吊销其许可证，剥夺其从事被许可活动的权利和资格。

对许可证的吊销，势必带来剥夺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后果，对当事人权利的影响非常之大。实践中，有的地方通信行政机关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发放《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随意性很大，存在侵犯通信行政管理相对人权益的可能。因此，通信行权管理相对人对于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应立即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作出决定的通信行政机关实施复议监督。

（四）通信行政复议的程序

通信行政复议是通信行政机关裁决通信行政争议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通信复议机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复议申请，依法对通信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经查明发现通信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时，有权撤销、变更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或确认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违法，这样使得违法或不当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在通信行政系统内部得到纠正，从而有利于促进并维护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了保证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实现，通信行政复议机构在进行复议时必须遵循法定的方式和步骤。在通信行政复议活动时，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所遵循的方式和步骤的总称叫作通信行政复议程序。从我国行政复议的立法和实践来看，通信行政复议应主要经过申请、受理、审理和决定四个步骤。

1、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

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利，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要求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对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审查并要求改变或撤销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申请人的申请，是引起通信行政复议的必要前提。没有申请，通信复议机关不会主动进行行政复议，但是申请并不一定必然导致行政复议的发生，还必须经过复议机关的审查。经复查申请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复议申请，才是引起通信行政复议的必要前提。

(1)申请通信复议的期限

通信行政复议集行政性和司法性于一体，是一种通信行政司法活动，因此，必须有严格的期限规定。期限就是提出申请的时间限制，也是复议申请权的有效时间段。如果申请人认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希望得到行政上的补救和监督，就应在法定的申请期限内提出复议申请，超过法定申请期限，这种权利即不存在。

《行政复议法》第九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根据这一规定，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一般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这一规定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一般情况下，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统一按照六十日执行。在行政复议法制定以前，多数规定为十五日。根据几年的行政复议实践，十五天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过短，许多行政管理相对人因为逾期申请而被拒之于行政复议大门之外，丧失了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条件。二是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自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这里所讲的知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法定渠道，确切地了解到具体行政行为及其内容的事实。一般讲以下几种情况应认定为“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1)具体行政行为是当场作出的，书面决定注明的日期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2)具体行政行为的书面决定是送达的，送达书面决定的日期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3)具体行政行为是通过公告送达的，公告之日起规定的一定时间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4)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证书或申办批准文件，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规定的答复期届满的次日起的适当期限，均可作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日期。三是为了充分体现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如果单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超过六十日的，则要按照单行行政法规规定的超过六十日的行政复议期限执行。为了保护申请人的权利，《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重新计算”。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测、不能抗拒也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如：地震、火灾、海啸、洪水、战争等；其他正常理由的范围较广，一般包括存在非因行政复议申请人故意导致的障碍而影响行政复议权行使的情况。如：公民疾病、法人改组阶段等。但是无论是因不可抗力还是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当事人应提出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证据。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延长的时间，等于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持续的时间。也就是讲，申请期限延长的这段时间应扣除在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之外，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形成的障碍消除时起，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才继续进行。

(2)申请通信复议的条件

申请通信行政复议是申请人的一项法定权利，但该项权利的行使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否则不能必然引起行政复议活动的发生。为了防止滥用复议申请权，《行政复议法》对申请复议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对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同样适用。

第一、申请人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是对提出复议申请主体资格的要求。首先，《行政复议法》中的公民是否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如果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最好使用“自然人”这一概念。因为公民从严格的概念上讲，是公法上概念，是政治概念，不是私法概念，在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虽然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但是为了与公法上的公民概念相区别，在“公民”概念后还加上了“自然人”的表述，这是为了将公民概念等同于和私法上的自然人概念；而《合同法》正式使用了自然人的概念。这样一来，《行政复议法》中的“公民”在表述上就有些限制。但是无论公民还是自然人作为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还必须具有《民法通则》规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次，《行政复议法》中的法人是指《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能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其他组织主要指法人以外的组织，如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和组织等。

除符合复议申请主体资格外，同时还必须是认为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不是直接侵犯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不能成为通信行政复议的申请人。

第二，有明确的复议被申请人。申请人在提出复议申请时，必须明确指出实施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通信行政主管部门是哪一个。如果没有被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不明确，行政复议机关就无法开始复议活动。

第三，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和事实根据。具体的复议请求，是指申请人申请复议的主张和要求通信复议机关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具体内容。如要求撤销、变更被申请人作出的通信行政处罚决定；要求颁发许可证、批准文件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事实根据，是指能够证明行政机关已经作出某种具体行政行为的材料。如通信处罚决定书、罚款收据等。

第四，属于申请复议范围。申请人向通信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应当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的有关内容，超出第六条的规定范围，复议机关可以不予受理。根据我国通信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范围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通信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证书或申请通信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通信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二是对通信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业、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第五，属于管理复议机关管辖。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必须按照《行政复议法》关于复议管辖的规定，向有复议管辖权的通信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如果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受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复议案件，应及时地移交有管辖权的机关或告知申请人向有复议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

(3)申请通信行政复议的方式及内容

通信行政复议是以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根本宗旨的法律制度。因此，对行政复议申请方式的规定，要有利于充分实现这一根本宗旨。《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根据这条的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的方式既包括书面申请，也包括口头申请。但笔者认为，通信行政复议采用书面形式比较严肃、郑重，既有利于全面、具体地表达管理相对人行政复议请求的目的，阐述申请行政复议的事由及有关根据，也有利于行政复议机关准确地掌握申请人的要求及其理由，从而更为方便地查明案情和及时结案。

行政复议申请书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复议法律文书，在内容上应明确、具体地表达申请人的意思。一般而言，行政复议申请书的内容主要有四项。一是申请人的基本情况；二是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三是申请行政复议的要求和理由；四是接受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的名称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日期。以上四项内容是复议申请书的必备内容，其中“申请行政复议的要求和理由”是核心部分，是申请人通过复议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提出这种要求应具备的事实法律依据。行政复议申请的提出，标志着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受到了相对人的怀疑从而引起外部行政争议的产生，是可能引起行政复议程序开始的一种行为。所以制作通信行政复议申请书一定要认真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事项叙述清楚，要忠于事实、合理合法，以便于复议机关审阅。

2、通信行政复议的受理

《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复议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复议条件的，但是不属于通信行政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除以上两种情况，通信行政复议机构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之日起即为受理。

根据以上内容，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后，应在程序上作出以下行为：

(1)审查复议申请

第一，审查复议申请书的期限应在接到行政复议申请后五日内进行。这样规定体现了行政行为的高效原则，对促使行政机关及时对复议申请书进行审查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

第二，审查复议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主要包括：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受案范围；申请人的复议申请是否属于本通信行政机关管辖；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定的复议条件；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期限；申请人在提出申请之前是否已向人民法院提讼。

(2)处理复议申请

经过对复议申请的审查后，通信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第一，对于符合法定申请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机关收到之日起为受理。这时通信行政机关应制作《通信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分别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第二，对于不符合法定申请条件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依法决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制作不予受理决定书，并载明不予受理的理由。申请人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对于符合法定条件，但不属于本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3)受理过程中的行政监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通信行政机关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不服，向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提出通信行政复议申请，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法定权利。但是由于长期以来通信管理一直处于政企合一的局面，以致出现通信行政复议机关怕惹火烧身或者官官相护等原因，随意拖延受理通信行政复议申请，甚至拒绝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这种状态，既偏离了通信行政机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宗旨，也偏离了促进通信发展的原则。因此，如果不从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加强监督机制，势必影响通信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通信行政复议制度作用的发挥。在这方面，《行政复议法》对以前的《行政复议条例》的有关规定作了相当大的完善。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申请人选择了申请复议后，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或者不予答复的，可通过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干预和监督获得解决。这里讲的“正当理由”，应理解为《行政复议法》规定的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条件。凡是符合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条件的，除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受理，应告之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外，都应当无条件的受理，绝不能以“正当理由”为由而拒绝受理或不予受理。

3、通信行政复议的审理

通信行政复议的审理原则上采用书面审理的原则，即不传唤申请人、被申请人、证人或其他复议参加人到复议机关。由于书面审理只能通过书面材料及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来进行分析、审理，因此，要求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要尽量详细全面。《行政复议法》之所以规定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以书面审理为主，主要是考虑到：(1)行政复议遵循效率原则，要求整个过程都体现便民、及时的特点，这就不能使复议活动完全适用类拟于司法程序的审理方式；(2)行政复议活动是行政系统内部解决行政争议的活动，作为同一系统的复议机关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争议问题较容易沟通，一般无需从外面聘请证人及技术人员来证明、鉴定等，因此，往往无需通过复杂的审理方式来求得对具体问题的认定和把握；(3)行政复议以书面审理为主不同于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的书面审理，后者必须以事实清楚为条件，前者不一定以事实清楚为前提条件，而是审理复议案件最一般的法定方式。

但是，书面复议有利也有弊，例如遇有重大、复杂的案件时，无法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为此，《行政复议法》在规定了以书面复议为主的前提下，又规定了直接审理复议的情形，一般情况适用直接审理复议的情况主要有：(1)申请复议的案件案情复杂，涉及面广，影响较大；(2)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要求或者一方要求到复议机关来说明情况，复议机关认为确有必要的；(3)要求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及有关人员到复议机关说明情况较为方便的。例如有关人员和复议机关在同一地点；(4)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书面复议确实难以正确作出复议决定的情况。

无论是书面审理还是直接审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复议案件，开始采用书面形式审理，但随着对案情的逐步深入了解，发现情况复杂，需要请有关人员调查，也可以转为直接审理复议。因此，是采用书面形式还是采取直接方式，应根据申请人的请求以及各个案件的实际情况而决定。但基本的原则，要体现“以书面审理为主，以直接审理为辅”的原则。尤其是我目前实行两级通信行政执法体系，大量的具体行政行为由省级通信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因此，行政复议的直接审理，是很难实现的。

为了保证审理工作合法、顺利地进行，复议机关在受理案件后，开始审理前，应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将申请复议副本或者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期限是复议机关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完成这一工作。这里需要提出的是，申请笔录复印件实际上是就口头申请而言的，这是《行政复议法》对于方便广大行政管理相对人行使行政复议权，而特别设立的一种申请方式。为了保证复议的效率和质量，让被申请人尽早收到申请书，以便其准备有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材料和证据，提交答辩书。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复录印件3日起10日内，向通信复议机关提交答辩书以及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有关材料。

关于通信行政复议中的举证责任，《行政复议法》没有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32条中有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应适用于行政复议中，这是因为：

(1)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要求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的一个最基本规则是先取证后裁决，也就是讲被申请人作为行政机关，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即构成违法。因此，当通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被申请复议时，其首先应当举出充分的事实材料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是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基础。

(2)在通信行政法律关系中，通信行政机关居于主动地位，申请人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申请人通常无法知晓被申请人是依据哪些事实和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申请人将无法或很难收集到证据和有关通信规范性文。

(3)在通信行政法法关系中，通信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申请人要强，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申请人几乎没有举证的能力，有的通信行政案件的证据需要很强的技术手段和专业知识才能取得，而这些申请人是无法实现的。例如：关于EDI（电子数据交换业务）的认定，目前我国没确切统一的界定。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把EDI描述为：“将商业或行政事务的处理按照一个共识的标准，形成结构化的事务处理或报文数据格式，从计算机到计算机的电子传输方法”；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CITT）曾把EDI定义为：“从计算机到计算机之间结构化的事务数据互换”。而我国中央通信行政主管机关在综合以上两种定义后，将EDI解释为：“一种把贸易或其他行政事务处理的信息和数据按统一规定的格式形成结构化的事务处理数据，通过公用电信网在有关用户计算机之间进行交换和自动处理完成贸易或其它行政事务处理的全过程”。象这些规定都是申请人很难收集到的。

要求被申请人负主要举证责任，并不排除申请人举证的权利，作为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证明自己的主张，是申请人的权利，应依法得到保护。申请人起码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通信行为以及由于被申请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给申请人造成损害的事实进行举证。关于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已在“通信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中进行了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关于举证规则，应按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为准。

通信复议机关在审理通信行政复议案件时，应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依据。这里所讲的法律是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法律的效力仅低于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第二层次。法律一经通过一定方式颁布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任何机关、团体、单位、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执行；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有关行政管理活动的各种法规的总称。制定行政法规，是宪法赋予国务院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职权和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地方性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通信行政规章是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机关制定和的规范性文件。目前，在我国《电信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电信条例》及中央信息产业部门的通信行政规章是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审理通信行政复议案件的主要依据。但有一点应特别注意，目前大量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依照通信行政规章作出的。然而，通信行政规章作为审理通信行政复议案件的依据，是不同于法律、行政法规作为依据的，这要求通信行政规章本身必须合法。如果规章规定的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其规章无效，不得作为执法的依据。

4、通信行政复议的决定

通信行政复议的决定，是通信行政复议监督的必然结果，也是通信行政复议的最终阶段。

由于被复议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有争议的，该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可能是合法的、适当的，也可能是违法的或部分违法的，也有可能是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决定内容是合法的，但在程序上是违法的，因此，就要求通信行政复议机关严格依法对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根据具体通信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经集体讨论通过后，方可依法作出通信行政复议决定。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的规定，复议决定可分为以下四种：

(1)决定维持具体行政行为

通信行政复议机构作出维持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决定的条件是：具体通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衡量事实清楚与否，应当主要看主要事实是否清楚，如果主要事实清楚，并有足够的相应证据，就应当认定事实清楚。例如，判断“网间通信严重不畅”的标准，是网间接通率（应答试呼比）低于20%，以及用户有明显感知的时延、断话、杂音等情况。

证据确凿是指证明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是确定的。例如，确定网间通信严重不畅，接通率（应答试呼比）低于20%，应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有关证据，以证明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合法与适当，例如通过视听资料对用户使用的电话号码进行拨叫，记录应答试呼比。

适用依据正确是指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正确地适用了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或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由于通信行政管理涉及许多通信技术和业务规范，因此，通信行政机关在作出某种具体的通信行政行为时，应首先依照有关通信业务的规定，对管理相对人的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后，方可适用有关依据作出处理。例如判断管理相对人双方（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是否按有关规定签定互联互通协议，应根据《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查明双方签定的互联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否包括：签订协议的依据、互联工程进度时间表、互通的业务、互联技术方案（包括互联点的设置、互联点两侧的设备设置、拨号方式、路由组织、中继容量，以及信令、计费、同步、传输质量等）、与互联有关的网络功能及通信设施的提供、与互联相关的设备配置、互联费用的分摊、互联后的网络管理（包括互联双方维护范围、网间通信质量相互通报制度、网间通信障碍处理制度、网间通信重大障碍报告制度、网间通信应急方案等）、网间结算、违约责任等。互联协议是要式合同，双方必须按《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的内容执行。

关于程序合法是指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时间、地点、形式、权限等符合法律和通信行政机关运作的有关规定。内容适当是指具体通信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和符合普遍承认的道理。

(2)决定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有相当一部分既是权利，又是义务。通信复议机关对于因被申请人不作为的拒绝履行职责而引起的通信行政争议，经过审理，应决定其在一定时期限内履行应尽的职责。例如，颁发《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既是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利，即其有权决定予以颁发或不予颁发，又是通信行政主管部门的义务，因对符合国家通信主管部门关于通信终端设备进网管理有关规定的申请单位不予颁发进网许可证而引起的通信行政复议，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应决定其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颁发许可证的职责。

(3)决定撤销具体行政行为

通信行政复议机关经过审理，认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决定撤销：

第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主要事实是指通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最基本的事实根据，它是通信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处理的前提和基础。主要事实是否清楚的关键，在于证据的充分与否，以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为依据作出的具体通信行政行为，是依法不能成立的。

第二，适用依据错误。此类错误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将已经废止或未依法修订的规范性文件仍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例如：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如果通信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法》施行后，仍按照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原邮电部颁布的《通信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的有关内容对违反通信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作出行政制裁，就属适用依据错误（现行的《通信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于2001年5月10日施行）；二是将尚未或已经，但尚未施行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处罚依据。例如：某省人大常委会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通过并公布了《通信市场管理条例》，该条例自二000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如果在二000年一月一日前，通信行政部门以该条例为依据作出具体通信行政行为，则应当认定其适用依据错误；三是应适用甲规范性文件的某条款，却适用了甲规范性文件的其他条款。例如，按照某省《通信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未经通信企业委托代办公用电话、公用传真的，而擅自经营以上两种通信附属业务的行为，应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但是通信行政部门却适用了该条例中的“利用专用网、用户交换机进行经营活动”的处罚条款，对该用户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应认定适用依据错误。除以上情形外，还有应适用甲规范性文件，却适用了乙规范性文件以及适用了对本区域无效的规范性文件等。

第三，违反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规则，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保证。实践中，多数通信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执法时，常常是重实体，轻程序，有的甚至把程序是否合法看作无关紧要，这种观念必须予以彻底纠正，同时也是行政复议监督的主要内容之一。例如，通信行政主体在对公民违反通信法规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时，应适用当场处罚程序，《行政处罚法》称之为简易程序。在适用这一程序时，起码要进行三个阶段，即：表明身份、说明理由以及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而实际操作时，大多数行政机关一般只表明一下身份，简单说明理由，就对相对人进行处罚，这显然是违法行为。

第四，超越或者。通信行政机关的职权是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权限范围，履行行政执法职责，不得超越或。超越职权一般有两种情况，即纵向越权和横向越权，前者指下级行政机关或行政主体行使了专属于上级行政机关的职权；后者是通信行政部门行使了同级另一行政部门的职权。例如，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取得通信主管部门的经营许可证后，还必须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如果通信行政机关吊销了某通信管理相对人的工商营业执照，这个决定显然超越了权限，通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是指通信行政机关在其行政职能的范围内，不依照法定程序、权限和要求行使行权职权。如通信行政机关有权对在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时播发封建迷信或者色情的通信业务经营者处以吊销经营许可证；但如个别通信行政执法人员出于个人目的，对经营公用电话未按规定安装自动计费设备的行为也处以吊销经营许可证处罚，就属于。

第五，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是指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了明显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了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防止自由裁量权转化为任意、随意裁量权，必须对这种权利予以限制，否则会经常出现对违法行为轻微的给予重罚，对违法行为严重的却给予轻罚的违背公平原则的现象。

(4)决定变更具体行政行为。通信行政复议机关经审理，确认通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有明显不当之处，可以决定改变被申请人的全部或者部分具体行政行为，也就是用复议决定代替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而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主要适用于被申请人作出的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当然，也不排除对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予以撤销的决定。至于对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变更还是撤销的决定，主要应确认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是否作出非常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非常不合理，则应予以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