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药论文大全11篇

传统医药论文篇（1）

二、中医药文化对促进立德树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1.立德树人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必然要求。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对立德这样描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国•魏•李康《运命论》“：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由此可以看出立德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医院校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将中医药传统文化自觉贯穿于立德树人的工作实践当中，是不断提升立德树人实践成效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选择。教育事业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还要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利用中医药文化促进立德树人工作在中医院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医药院校承担着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的重任，文化育人重在内化于心，贵在外化于形，传统中医药文化包罗万象，蕴含了丰富的思想精华和育人理念，将中医药文化运用在日常的育人工作中，能调动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古代对医德的论述在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充分发挥丰富的中医经典医籍对于培养中医学生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坚定学习中医信念、巩固其专业思想及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甘肃中医学院在立德树人工作中发挥中医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

甘肃中医学院在长期教学工作中充分挖掘中医药文化资源，将中医药文化纳入立德树人工作体系之中，发挥文化陶冶人、感染人、培育人的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

1.以系列中医药文化课程为核心，构建立德树人的人文基础。

通过梳理学校开设课程，笔者发现，在课程设置上，主要以构建中医药文化课程群为核心，构筑了立德树人的人文基础，主要从学习中医必备的3个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中医专业背景，以中医文化课程群为核心，培养深厚的中医药人才文化素养。通过不断建设，形成了以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药文化3门课程为核心，由20门课程组成的课程群。它们分设中国医学史系列课程、专业能力拓展系列课程、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课程等，见表1~表3。中医药文化系列课程突出了中医特色，加强了对于经典医籍的学习，不断加深学生的中医文化积淀，丰富学养和人文精神，筑牢文化基础，课程群的建设，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夯基础、着长远的作用，成为中医药院校立德树人工作的人文基础。

2.以中医药文化研究为重点，打造立德树人的新领地。

学校建有敦煌医学馆，馆中陈列有敦煌遗书中的医药文献、敦煌壁画中的医学内容以及敦煌医学的近现代研究成果，突出了古丝绸之路地域特色，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敦煌医学与转化实验室，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敦煌医学文献整理与应用研究中心等一系列研究机构，学校将敦煌医学研究的学术优势和特色转化为教学优势和“以文化人的”独特优势，对巩固学生专业思想、提升专业素养，树立献身中医药事业的坚定信念起到了积极作用。依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十三板块”分方案项目成立甘肃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已经开展了传统文化与中医相关性研究、中医文化传播研究、中医药行业文化建设研究、中医药文化保护与相关法律研究等。学校坚持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让科研成果进课堂，把高水平的中医药文化研究融入到立德树人工作中来，这极大地拓展了学校立德树人的视野，有效提升了立德树人的层次，成为学校立德树人的新的文化高地。

3.以学校老一辈中医专家、中医名家治学思想和成长经验为基础，丰富立德树人的内涵。

甘肃中医学院历来重视中医文化传承，将老一辈专家、中医名家的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作为学校极为重要的特色文化发扬光大。在学校发展历史中，涌现出了一批名老中医，如西北针王郑魁山、真气运行学创始人李少波，以及于己百、黄正良、席与民、王文春、杨廉德、王德林、周信有、张士卿、王道坤等医学名家，他们有高尚的医德、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湛的医术，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20世纪80年代学校制作了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教学录像片，2013年对这批教学录像片进行了重新数字化和抢救性保护工作，为学生学习老一辈中医专家、中医名家提供了宝贵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为了更好地传承老一辈中医专家、中医名家的治学思想和诊疗经验，学校设立了14个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和1个甘肃省名中医工作站，通过收集整理、挖掘研究、总结继承、发扬创新、推广应用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进一步加强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传承与创新，这些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为中医学子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启迪和精神指引，进一步丰富了立德树人的内涵，在学校立德树人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4.以各类文化展馆为立德树人营造浓厚中医文化氛围。

学校建有中国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中国医学史馆、中药标本馆等一系列文化展馆和古籍文献室，这些展馆在塑造大学精神、繁荣校园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营造了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给学生提供了感知中医药文化的平台。

传统医药论文篇（2）

论文论文摘要：哈萨克族传统医药的知识产权是哈萨克族人民发明创造和智力劳动成果的财产权。由于知识创造主体不明确，部落间传承性不能有效地保护其权益。对哈萨克族传统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的基础上，阐述其知识产权保护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哈萨克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 一、哈萨克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一直以来，哈萨克族传统医药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保障哈萨克族人民乃至其他地区人民的健康所必不可少的元素。在许多国家，传统医学是穷人惟一负担得起的治疗方法，在发展中国家，大约80％的人口依靠传统药品满足他们的健康护理需求。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如{(TRIPS协议》只字未提传统医药)，以至于长期以来大多被非法使用，传统医药知识创造者与所有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是哈萨克族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传统医药商业化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即“生物盗版”的问题。 在我国，一些国外企业利用我国大量的药方进行二次开发并申请了专利，如果任由类似的“生物盗版”行为蔓延，我国的传统医药权利人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这与我国对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明确密切相关，制定并实施有效的传统医药法律保护是迫在眉睫。 二、我国立法应明确对哈萨克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分散，各个部门从不同角度的立法对我国传统医药的法律关系进行规制。该种立法对传统医药资源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明确，权利人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明确，侵权行为的认定和救济途径不明确，直接导致传统医药权利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漠，导致其既不知自己有哪些权利，也不知当权利遭到侵害时如何救济，这使得我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处于不利的境地。我国应当改变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散立法，应以专门立法为宜。我国宜将传统医药纳入到知识产权框架下，制定专门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或传统医药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哈萨克族实行地方立法，明确规定我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主体、传统医药的类别、保护方式、法律责任等，使传统医药保护明确起来。这种立法具有明确具体，针对性强，保护主题突出；有利于传统医药持有者传统医药财产权的行使。另外，更能适应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状，提高我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三、哈萨克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的专门保护制度 (1)在知识产权法框架下建立哈萨克族传统医药保护的专门制度。传统医药难以在传统知识产权框架下得到有效的保护，有必要建立一种专门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传统医药。知识产权是有关智力创造成果的权利，传统医药知识的智力成果属性决定了它最适于知识产权保护。传统医药大多属于智力成果，应以知识产权保护，以专利法为主，其他如《著作权法》相关制度为辅，专门予以立法，并列于《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使哈萨克族传统医药保护有明确的法律依据。(2)在专利申请中华实施知情同意原则。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实施知情同意原则并要求专利申请人提供材料来源地证明，是防止传统医药被不正当利用并进行利益分享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也可以在专利申请中增加此项要求。人权委员会土著人民大会起草的保护士著人民遗产的原则和指导方针规定：在未充分出示文件，表明传统知识所有人知情同意，并愿意分享占有、支配、使用和从有关权利中获得利益之前，国家法律不得授予任何个人和单位对任何土著人民遗产的内容获得专利、版权或其他形式的法律保护。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就知情同意和公开生物资源来源地的要求有所规定，包括：印度《专利第二次修改法案(2002)》规定：申请人必须公开任何代替说明而交存的生物材料的出处和地理起源，并就反对授予专利部分进行规定。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实施知情同意原则并要求提供材料来源地证明，是防止生物盗版，保护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的有效做法。(3)确立利益分享的保护制度。保护传统医药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便是防止不正当使用，按《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的利益分享原则来分配利益，即传统医药提供者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当现代医药研究者取得研究成果、享受医药专利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之时，也应考虑传统医药提供者的利益，以实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当利用其他国家提供的传统医药从事开发和进行科学研究时，力求传统医药来源国的充分参与，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来源国的境内从事开发和进行科学研究：各国应当根据共同商定的条件向传统医药的提供国提供并允许利用其来源于传统医药的技术，包括受专利 和其他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哈萨克族传统医药资源丰富，应以知识产权保护专门立法，明确权利主体的财产权，以社区为单位，兼顾其他个人权利为主体，明确利益分享主体，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利益，使侵权行为得到遏止

传统医药论文篇（3）

“传统知识”这一术语最近几年才逐渐见诸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文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使用的“传统知识”，一般指传统的或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商标、商号及标记、未公开的信息以及其他一切来自于产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智力活动、传统的或在传统基础上的革新和创造。所谓“传统的”、“基于传统”是指那些知识体系、创造、革新和文化表达，通常附属于特定的民族或地区、代代相传并且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传统知识分为：农业知识、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生态学知识、医学(包括药学)知识、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知识。

传统医药尽管基于天然产物，同样也是人类知识智慧的产物。由于原住民生活环境的特定性，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利用传统药用资源。据估计，目前3／4的植物药方已经被发现，全世界这些药用植物每年创造的市场价值大约为430亿美元。2O世纪8O年代末期，世界范围内的200家公司积极的搜寻具有药用成分的植物。在利用天然产物治疗癌症和艾滋病时，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已经从3O个热带国家搜集了近soooo+样品，分别来自植物、微生物和海洋生物。该所的科学家在喀麦隆的热带雨林中发现了一种植物，从中提取的生物碱可以杀死艾滋病病毒。

在印度，至少有2O多中植物中所含的物质可用于治疗高血压、风湿痛等病症。据统计，世界各大医药公司有47种销售额超过百万美元的药物来自热带雨林的生物。许多大医药公司已委托生物学家，请他们在海底、草原、雨林、珊瑚礁这些生态环境中。寻找治疗癌症、艾滋病等疑难病症的特效药。JoshuaRosenthal，NIH国际合作生物多样性小组的一个负责计划的高级职员介绍说，从传统使用的复合配方中研制出了新的抗疟疾药，例如，Artemisiaannua来自于植物艾，也称作甜安妮或青蒿，早就被用于中药来治疗发热；止痛药，一种来自于青蛙皮Epipedobatestricolor的有效生物碱，用于制作使小动物失去活动能力的毒液；以及抗腹泻药，~INormalStool处方，来自萨满制药公司，使用的是亚马逊热带雨林中名为Crotonlechhri树的树液。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西南部安东格比地区的马哈发利人长期以来使用树木分泌的一种粘性物质填封龋齿的孔洞，这对拥有专门牙科职业和设备的西方世界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阿根廷的多巴是个自给自足的民族，有自己的巫医，因为他们认为外面医生无法治愈所有的疾病，巫医使用自然界的原料自己配制药物。某些部落的巫师掌握着丰富的植物性能方面的知识，这些巫师有许多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伟大的哈佛大学的民族植物学家理查德·舒尔特施花了许多年时间研究亚马逊盆地上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他说，每死去这样一个巫师，就好比烧掉了一部文库。舒尔特施已经培养了许多年轻民族植物学家。他们将赶在那些文库全部消失之前从其中抢救出尽可能多的秘诀。

经过数百年或数千年的试误式学习，人类提炼出了大量有关使用生物来为其衣食及治病服务的信息。学习的过程有时是相当富于戏剧性的，比如亚马逊雨林中苦木薯被人们认识的过程可能就是如此。森林地被上生长的植物不多，因为上、中与较低层的树冠挡住了大部分的阳光。在这种条件下，苦木薯G乓块茎可提炼出木薯淀粉)就成了很有营养价值的食物资源。但是，未经提炼的块茎含有大量的氰氢酸，因而对人类有很大的毒性。只有通过加热使之分解，除去氰氢酸之后才可以食用。亚马逊丛林中各种群体或部落里饥饿的人们在学习如何使用苦木薯的过程中，肯定有无数人为此失去了生命。传统经验得以积累，人们付出的代价并不小。通过试误式学习揭示出植物与植物药剂的有益性能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在这些比较不发达地区存在。民间医药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当然，并非所有的民间药方都有效，但至少其中一些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盖尔曼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一次。我父亲不小心用斧子砍断了一节手指。他找到掉落的那节手指，用水洗净，将它放回原处，然后用面包做成的糊剂将它裹起来。一个环状伤疤此后一直伴随着他，但那节手指头确确实实接上了。很多年以后，现代科学才认识到面包霉中的‘特异青霉’(一种产生青霉素的真菌)具有抑制细菌的性能，毫无疑问，正是这一性能挽救了我父亲的手指”。

传统医药论文篇（4）

法律保护制度的确立,必须以保护对象的明确、具体为基本前提。本文拟从法律对传统知识保护的角度,对中医药之概念、特征进行阐释,以期达成共识,从而避免研究中界定不一之弊。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概念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英文术语。中医药理应被翻译为Chinese Medicine(简称TM),而不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简称TCM)。众所周知,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当下,它又与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了融合,因此它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所以将中医药表述为TM更为妥当,这也符合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重要中医药机构的现行英文翻译。从国际交流用语看, Chinese Medicine可以翻译成汉医,也可以翻译为“中国的医学”,①即不仅包括汉医,还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医学。这样,Chinese Medicine 在对外交流中就可表述为广义的中医药, 而对内又可理解为狭义的汉医,就达到了国内与国外、广义与狭义的统一。②据此,中医药传统知识就翻译成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Chinese Medicine。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上位概念。中医药传统知识源自于传统医药(Traditional Medicine),其上位概念是传统知识。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WIPO)的界定,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产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志、名称及符号、未披露信息,以及一切其他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创新与创造。“基于传统”是指某种知识体系的创造、创新以及文化表达方式,通常是代代相传,为某个特定民族或其居住地域所固有,并随着环境改变而不断演进。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定义,“传统医药”指基于本土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理论、原理、信念和经验而形成的一整套知识、技能和实践的总括,无论是否可解释清楚,用于保持健康和预防、诊断、改善或治疗身体与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某些国家,补充医药、变通医药、非常规医药等术语往往与传统医药交替使用。2002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对传统医学的定义是,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等传统医学系统以及多种形式的民间疗法的统称。在我国,有学者认为,“传统医药是一个非正规性的流传于乡间的医药知识体系的总称,它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技艺,是一种实务的操作统称”。③笔者以为,传统医学是指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就已经形成并一直传承到现在,在当代医疗保健实践中仍在应用的医药学体系和民间医术及药物;传统医药学体系包括中医(药)学、印度医学和希腊―阿拉伯医学。与“传统医药”相对应的概念是“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西医学(Western Medicine)”、“生物医学(Biomedicine)”(它们是同义词,所指称的对象一致,只是命名角度各不相同)。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概念。中国传统医药包括汉族传统医药(即中医药)、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和民间医药。为便于研究,本文所称的中医药主要指“汉族医药”。相应地,中医药传统知识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汉族医药的传统知识”。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有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多样的存续、表达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等。从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看,保护对象中比较核心和重要的部分包括:一、中医药理论知识,如药物理论、方剂理论、疾病与诊疗理论等;二、中药资源,如数量众多的中药材物种资源和基因资源;三、中药材加工炮制技术,如中药材的栽培、养殖;四、中医方剂,如处方和制剂,包括古籍中已记载的九万余首医方;五、中医诊疗技术,如望闻问切四诊法等;六、中医养生保健方法,如推拿、刮痧、食疗等;七、中医药特有的标记、符号,如名医名称、中药名称、传统药铺、经络图谱等。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特点

传统知识角度的分析。从传统与现代的比较来看,中医药传统知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传统性。中医药传统知识源远流长,世代传承。它不具有现代知识的整合性和新颖性。与现代知识相比较,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发展、应用缺乏广泛性,带有明显的传统性。

第二,群体性。汉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中医药传统知识,因此它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此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医药传统知识体系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发展。第三,地域性。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思想,具有特殊的民族色彩。中医药传统知识与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显著的地域性。

第四,延续性和承继性。由于现代知识产生于法制环境之中,可以直接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故此“产权”相对独立,并可以广泛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进行传播。但中医药传统知识却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呈现出动态的自然延续,本质上属于可无限延续的知识。有中医专家认为,它最有效的传承方式是师承传授,这反映出中医药知识既有深层次性,又有容易消逝的随意性。现代知识,尤其是成为现代知识产权法保护客体的现代知识,属于跨越式创新、个体创新或正规创新,而中医药传统知识则属于渐进式创新、群体创新或非正规的创新。

第五,相对的公开性和公有性。如前所述,中医药传统知识是汉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对其成员来说,此类知识是与群体生活自然相伴并共同掌握和拥有,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共同遗产”。从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角度看,它是公有领域的“在先技术”,人人皆可以自由利用,无法获得确权,更不用说获得相关的侵权救济。但是由于中医药传统知识需要专门的智慧和技能方可运用,再加之“祖传秘方”、“传男不传女”等习俗,使得某些中医药传统知识只能为一部分人所掌握和运用。

中西医、药比较角度的分析。中医、药知识与西医、药知识相比,中医药传统知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医药”包含了“中医”与“中药”。二者往往不能绝对分开,通常合称“中医药”,而西医、西药则不同。

第二,中药多数来源于天然物质,经过几千年的使用和验证,已具有明确的疗效。与西药相比,绝大部分中药的具体成分结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尚不能精确测定。

第三,中医形成的文化根基。中医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以“活着的、整体的、原形的人为其出发点,以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和整个机体这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的,表现在生命整体层次上的反应状态(即证候) 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其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消失的全过程”,④因此具有封闭性、趋同性的特征。“古已有之”常常是中医学立论的依据,不愿意怀疑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特别是古贤或权威的学说。中医遵循“综合―演绎”的系统性方法。

第四,中国传统医药学具有人文科学属性。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原本是一个学科整体,但医学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存在,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发展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

第五,中医具有一定的经验医学属性。中医思想秉承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强调重视内省的特征,在疾病的整体把握、定性分析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但却轻视对病原体的研究,运用高度哲学概括掩盖了众多未知的领域,这不符合实验医学的发展方向。西医学属于实验医学,其大部分概念遵循形式逻辑规律,追求统一、确定、单一的思维形式及表述,这确保了整个西医体系的严谨性。

第六,中国传统医药知识的多样化特征。中国传统医药知识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中医理论、中药理论以及针灸、推拿、按摩、骨伤医学等等。另外,中国传统医药知识与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思想深度融合,因此具有特殊的民族色彩。

2006年以来,在经历了新一轮“中医存废”之争后,更多的人接受了如下观点:中西医从各自的出发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思维观念,到各自的概念(范畴) 体系,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强调用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进步、发展、统一性等观念的西方中心主义”来看待中医药,那明显是错误的。因而,明晰中医药的基本内涵及其概念,这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规划项目《超越知识产权: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特别立法保护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06JA820027)

注释

①王一方,邱鸿钟:“中医百年:甄变与彷徨――中国医学的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 csc.pku.省略,2006年1月10日。

传统医药论文篇（5）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discussion on modern research

strategy for ethnomedicines

LI Zhiyong1*， CHAI Xingyun2， YUAN Tao3， DING Guangzhi4， TONG Haiying2

（1.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4.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 and propos tha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n ethno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and th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process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thnomedicine， which will be benefit to find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making clear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y system for ethnomedicine are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hem， to find the conjunction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keyherbs， and to find medicinal sources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pharmaphylogeny

[Key words]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 ethnomedicine； research strategy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加之受哲学、宗教等影响，少数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医技、疗法及就地取材的药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衍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12]。

民族医药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的总称，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3]。根据学术形态分类，其可划分为3类：①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整，拥有大量医史文献，形成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如藏、蒙、维、傣族医药学；②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具有医史文献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壮、苗、彝、土家、族医药等；③有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但无文字文献，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或沿用中（汉）医药的理论且形成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医药等[4]。根据宗教文化背景，民族医药也可分为：①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藏、蒙、傣族医学等；②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医学等；③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自然崇拜，如壮、瑶、土家、满、朝鲜族医学等[5]。亦有按地域划分为西北、西南、南方、东南、东北与北方民族医药；或直接根据民族类别进行分类[3]。其中，藏、蒙、维吾尔、傣医药并称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

纵观历史，我国传统医药发展经历了萌芽、经验积累、理论形成与发展4个阶段，民族医药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因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历经萌芽、积累阶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习俗特征的少数民族医药，其实践过程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1]。一部分进入了“实践理论实践”的高级循环，将其特有的生命观、思维方法和实践体会汇集为理论体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则停滞于“经验实践经验”的一般循环，仅停留于对偶然经验的传承。我国各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传统医药（学）在形成（传承）与发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数民族医药与中（汉）医药之间、不同民族医药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的“交互格局”[6]。因此，任何一种民族医药，不论其身处何种循环模式，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借鉴与融合。

1 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特别是从“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医药投入，以文献抢救挖掘、特色诊疗技术规范、疑难病种临床疗效评价、民族医药学教材编写、民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等工作为主[7]，民族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部委）、《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国务院）、《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也出台多种政策支持本地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据统计，我国各民族使用的药材总数为7 734种，其中植物类7 020种[8]。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地升国标》、《新药转正标准》、《散页标准》等在内的现有民族药国家标准2 806个，、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地方民族药标准1 511个，涉及藏药、蒙药、维药、壮药、彝药、傣药、苗药；161家民族药生产企业生产4 317个民族药品种，253家民族医医院[9]使用4 000余个民族药院内制剂品种[10]。

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规划项目等形式，对民族医药事业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民族医学领域从1990至2014年资助各类项目155项，总经费5 549万元；民族药学领域从2008至2014年共资助项目230项，总经费9 370万元；2009年累积资助民族医药领域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总经费约14亿。受资助项目多集中在藏、蒙、维、朝、傣、壮、回、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药物作用机制、药效物质基础、治则治法、药用资源4个方面[1112]。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联合设立行业专项课题支持民族医药科技发展，以“十二五”槔，设立“民族医特色疗法疗效评价及平台技术研究”、“苗药、傣药、黎药等民族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蒙药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课题。上述科技项目的投入，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3]。

受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民族医药仍面临着“名医消逝、名方失传、名药流失” [14]的存续危机以及“理论科学阐释不足”、“医籍文献整理翻译滞后”、“药材基源不清、品种混乱”[15]、“成药标准缺失、科技含量低”和“产业发展不均衡”[16]等发展危机。比如，维吾尔医学的“异常黑胆质”病机制论[17]、傣医“雅解”用药理论[18]、藏医“佐太”炮制技术[19]等，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学阐明其内涵与特色。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民族医药继承与传播的瓶颈之一，比如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无论从对疾病的认识到用药原则，从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诊断标准，与中（汉）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差别较大；在传播与推广中如何将其“翻译”成中（汉）医功能表述和现代医学病症表述就成为维吾尔医学需要慎重解决的问题[20]。民族医药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难与挑战，其他学者均有论述[7，2122]，本文不再赘述。

民族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而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2324]，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25]。据WHO统计，全球有约80%的人依赖传统医药或补充替代疗法，有50%的人曾经使用过传统药物[26]，其重要性一直为全世界关注；同时，传统药物也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以传统医药知识或药源生境等为指引的药物筛选模式要明显优于随机发现模式[27]。因此，当前民族医药研究应当抓住其形成过程的理论经验特质与药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鉴和吸收中医药现代化的经验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现代技术[28]，形成有利于彰显民族医药特色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2 民族药研究的策略与方法

借鉴中药研发创新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与安全可控普适基本原则[29]，在对民族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长期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认识到民族药研究应遵循的3个基本策略，即：药效物质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和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基本清楚[30]。前两者旨在体现作为天然药物来源的民族药成药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则强调将承载于民族药上的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展现，其可以是实证即证明其有效性、科学性，亦可是一种新发现，对现代医学或其他传统医学形式及创新药物研发的启示或补充。针对民族医药存在的医药理论发展不平衡、文献资料匮乏、医疗实践不系统或不健全、药材品种混乱等现实问题，基于对传统医药的互鉴互融认识，在现今的民族药研究中，或可采用3个思路方法，即：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2.1 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

WHO将传统医学定义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论或经验知识，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改善身心疾病，维持健康的医药知识、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31]。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除了中（汉）医药之外，我国已有3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得到整理、挖掘与认可[32]。民族医药源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以及朴素的“自然与人和谐”哲学观[33]，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理论认识和医学术语表达方式。以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和中（汉）医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比较为例（表1），虽然4种传统医学理论对认识人体组成的要素、体液和脏器功能分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且对人体健康与体质、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对维持机体健康的关键是体内各组成要素、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的认识却趋于相同[32]。这提示在民族医药现代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其“同”，架构不同医学体系的“桥梁”，探寻理解和解析其“异”的途径和方法。“求同解异”不仅可以体现在传统医学体系中，也可以应用于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F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维持机体稳态的自我调控系统，其通过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分子在细胞间复杂通讯来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NEI整体调控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具有相似性，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念与NEI网络的双向调节有关[34]，因此，NEI可以是连接中医、西医和理解中医证候的桥梁。李梢[35]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发现NEI可能是中医寒、热证的分子基础，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证、热证生物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这2个网络由神经递质相连接；与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信号通路上；与寒证、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经活性的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通路上（图1）。哈木拉提・吾甫尔[36]分别观察维吾尔医辨证分型和中医辨证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变化，发现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证与中医肾虚痰瘀证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两者可能是机体功能病理生理变化的不同医学理论阐述。另一项针对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显示，非激素依赖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和中医痰瘀证哮喘具有相似的脑电图特征[37]。本课题组遵循求同解异之思路，比较和梳理中医药、土家族医药防治血管性痴呆的理、法、方药体系，寻找到了由土家医“毒气”学说切入的血管性痴呆特色治疗策略，即“V毒内生，脑筋不用”病机[38]与“理阴化毒”治则（表2，3）。“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互鉴”或可成为探寻民族医药理论与现代疾病认识的契合，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民族药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39]。

2.2 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

中药、民族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于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中获得[41]。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不同传统医学中的标准有可能无法直接比较[24]，但药物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在7个民族地区使用，天门冬有18个民族使用等[11]。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各少数民族医药之间“药材品种互有交叉”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为民族医药的现代研究预留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2.2.1 药性理论――互融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药、民族药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41]，或仅是承载治疗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药物。对民族药功效及其理论经验的描述不仅受限于跨民族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也存在与现代医学术语兼容性差的现象，有些传统医药术语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隐喻。而这些诸多差异中，药性或是其共有基础。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据统计，我国藏、蒙、维吾尔、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中，皆含有对药性即药物属性的认识。在不同传统医药的理论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但“寒热”和“味”药性在中药、民族药中具有通识性，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上略有差异[42]。药性理论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不仅有助于对民族医药理论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药组方规律与原则[43]，其“寒热”和“味”药性也可作为理解不同民族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融的参考依据。

2.2.2 组效关系――互融的现代认识基础 药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整体作用所致。动植物具有环境胁迫适应性能力，导致任何一种植物来源的药物都含有上千种化学成分，且部分结构类型常固定并存，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各成分相互关联使草药成为具有涌现性特征的复杂系统[44]；而药物的化学成分信息与其传统功效之间具有关联性，可用于推断药物的疗效并了解其药效潜力[45]。例如对维吾尔药阿里红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类成分的分离与活性评价发现，阿里红的“祛风除湿”功效与三萜酸类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结构之间具有潜在关联性[46]；Bao Yanfang等[47]比较了青藏高原40种寒性和热性藏药材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寒性藏药比热性藏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与药材中的总酚类成分含量呈线性关系，而黄酮类成分只与热性藏药的抗氧化活性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民族医药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语言、术语表述的民族药功效及临床应用可因相近的化学成分结构和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药理作用描述出来，这就使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具备了交流、融合的物质基础。

2.2.3 以药为线――互融的方法学基础 “以药为线”也是我国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乃至跨境传统医药实现资源整合、和合共赢的有效途径。历史上，《新修本草》（唐・苏敬）、《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海药本草》（唐・李）、《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兰茂）等著作反映了中医药借鉴、吸纳其他传统医药知识和药材品种并将其中医药化和本土化的伟大实践，至《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收录被中医药使用的外来药物已达200余种[4850]；民族医药亦吸纳并使用了很多中药品种。据此，“以药为线”或能较好地应用于民族药小复方的优化升级研究，即以跨医学体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药物为线索，在医理经验相近的成熟医学体系中挖掘有效药物组合，对民族药小复方进行建构优化，在遵循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前提下，将理清配伍关系、合理增减组成、核准配伍剂量，明确临床适应症作为民族药方剂建构优化目标。大致包括：①遵循医药理论经验原则；②原方主药地位不变原则；③基于主药关系的药物增减原则；④主治范围不脱离原方传统功效原则；⑤组方药物之间不冲突（安全性）原则；⑥经济优效原则，即优效前提下的最小组合数和最小用药量。民族医药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剂蕴藏在医药典籍或口承经验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规则，但也存在大量经验组方和随机组方。相较于中医药，民族医药方剂还具有配伍药材品源不清、配伍关系不明、配伍剂量不准和类方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而民族医药典籍及口承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民族药处方组成、剂量、适应症等的真实性，民族药方剂组方优化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束缚。因此，“以药为线”即以跨医学体系共有药物为切入点，充分吸纳我国传统医药领域的有益经验，把握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理和用药的融合点，或是当前解决民族医药研究现实困难、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协同发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我国民族药资源丰富，具有资源物种地域化明显、物种数量及蕴藏量各有特色、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集、资源利用差异性显著等特点[51]。民族药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丰富；在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中，同种药物的功效及临床应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导致了一药多源、一药多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名实混乱现象。如藏药“蒂达”由藏语音译而来，还有“松蒂”、“桑蒂”、“俄蒂”、“蒂达加布”、“森木吉蒂”、“赛蒂”等名称，基原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个属的60余个品种[52]。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形态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近缘物种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药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规律被称为药用植物亲缘学[53]。如，赖新梅等[54]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植物药在功效分布上具有亲缘倾向；李F辉等[55]也发现亲缘植物类蒙药的药性、药理活性之间具有相关性。孟珍贵等[56]以《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药物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11种民族医药的距离得出藏药、维药、蒙药构成一支，且与其他医学体系关系较远；白族医药和纳西医药聚成一类，彝药、傣药、拉祜族药聚为一类；而苗药、瑶药、壮药又聚为一类；经计算所得的民族药亲缘关系与这些民族使用语言的亲缘关系接近。

显然，利用植物药品种的亲缘关系，不仅能快速预测研究草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在药理活性，还有助于寻找可能的替代药。肖培根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藏药“Tangchom Gaabo”（原植物为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时，考虑其亲缘相近的种类均含有莨菪类生物碱而开展针对性化学分析，为莨菪类生物碱增加了1个新资源[57]。同样，“藏茵陈”为多药源藏药品种，马俊蓉等[58]通过比较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红直獐牙菜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发现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亲缘关系较近，可作为藏茵陈药用品种。管志斌等[59]分析傣药“傣百解”原植物等9种云南产牛奶菜属植物物种间亲缘关系，ISSR结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为牛奶菜属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亲缘关系，两者有相似化学成分组成。

3 强调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新药创制技术体系

“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彰显了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在内的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整体与个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鉴互融”智慧传延至现今的民族医药科学研究中，将最大程度尊重和继承我国传统医药的原创思维。民族医药理论和用药经验在其历史实践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内核，如何挖掘与发现，平衡继承与创新关系[31]，是民族医药现代研究的艰巨挑战。基于对我国传统医药“互鉴互融”认识，在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将“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用于民族药创制与新药发现；在基于民族药的新药创制技术链上，将其划分为“民族药（复方）发现与评价”、“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组方/组分优化”3个关键环节，以民族医药理论经验为指导，挖掘特色民族药（复方）并进行系统性评价，网络药理学、计算化学、In Silico等干法实验技术为民族药多靶点、多途径药理效应提供可量化数据，已成为民族药新药发现与药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60]；“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环节重点在阐明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并用其化学成分表征民族药质量与有效部位[6162]；“组方/组分优化”环节以成药性为目标，在明确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民族药组方/组分优化改造，完成民族药（复方）的临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环节中，是否阐述清楚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或经验特征可作为民族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标准。

我国少数民族在生存与繁衍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医药文化，其形成轨迹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与融合。在当前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生命科学共荣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民族药的现代研究，应该采取哪些策略与方法是新时期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民族医药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互鉴互融”理念，形成了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创制技术体系构想，希冀其能对民族医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本文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方法学探讨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我国民族医药“千头万绪”又“异彩纷呈”，本文也仅是“引玉之砖”，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与实践。

[致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封亮副研究员、新疆医科大学米仁沙・牙库甫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何春年副研究员、青海大学仁青东主副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孟宪丽教授等在文章写作中给予的指导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李志勇，李彦文，崔箭.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发展简史[J]. 医学与哲学， 2011，32（7）：78.

[2] Hong Liya， Guo Zhiyong， Huang Kunhui， et al. Ethnobotanical study on medicinal plants used by Maonan people in China[J]. J Ethnobiol Ethnomed， 2015，11（32）：1.

[3] 海波，刘天君. 民族医药的内涵与分类探讨[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1， 17（4）：71.

[4] 奇玲，罗达尚.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M].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5] 洪宗国. 中国民族医药系统化分析与分类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30（2）：43.

[6] 李志勇，李彦文，朴香兰，等. 论中药与民族药的关系[J].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12， 34（1）：26.

[7] 朱根华，熊耀坤，钟国跃. 少数民族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及改革策略研究――以蒙、藏、维民族医药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8）：147.

[8] 贾敏如，张艺，严铸云，等. 中国民族药的品种和使用现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5， 17（7）：1546.

[9]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 2015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R]. 2016：23.

[10] 郑健，过立农，昝珂，等. 九省区民族药质量标准现状调研综合报告[J]. 中国药事， 2015， 29（12）：1223.

[11] 韩立炜.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谈民族医药基础研究的特色与创新[J]. 中国中药杂志， 2015， 40（17）：3379.

[12] 李禾，马超一. 从文献分析角度看我国民族药的发展现状[J].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10）：1941.

[13] 张伯礼，陈传宏. 中药现代化二十年1996―2015[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14] 李维宇，李敬，杨建熔. 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探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25（3）：195.

[15] 杨洋，张艺，黄宇，等. 民族药质量标准研究现状及思考[J]. 中国中药杂志， 2013， 38（17）：2878.

[16] 何雁，刘勇，罗晓健，等. 我国民族药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J]. 中草药， 2006， 37（12）：1915.

[17] Halmurat Upur1，Yin Chen， Mayila Kamilijiang，et al. Identification of plasma protein markers common to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ur and Abnormal Savda in Uighur medicine： a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J]. BMC Complem Altern Med， 2015， 15（9）：1.

[18] Zhang Chuang， Virasakdi Chongsuvivatwong， Niwat Keawpradub， et al. Analysis of prescription database extracted from standard textbooks of traditional Dai medicine[J]. J Ethnobiol Ethnomed， 2012， 8（34）：1.

[19] 李岑，王东平，多杰，等. 藏药佐太安全性研究及其复方当佐的临床安全观察初探[J].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13）：2573.

[20] 何江，王宏，张论理，等. 维吾尔药复方的研究现状及其建议[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 42（7）：1220.

[21] 罗莉，宋民宪. 民族药成方制剂标准中存在的问题[J]. 中药与临床， 2015，6（2）：98.

[22] 孙东东，程海波，洪净. 民族医药传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28（2）：447.

[23] Shafiq Ur Rahman， Achyut Adhikari， Muhammad Ismail， et al. Beneficial effects of Trillium govanianum Rhizomes in pain and inflammation[J]. Molecules， 2016， 21（1095）：1.

[24] Ruiping Fan， Lan Holliday. Which medicine？ Whose standar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medical integration in China[J]. J Med Ethics， 2007，33（8）：454.

[25] 叶华，刘树林，翟永松，等. 谈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J]. 中国中药杂志，2014，39（16）：3176.

[26] Choi J G， Eom S M， Kim S H， et al.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on herbdrug interaction： a focus on pharmacodynamic interaction[J]. J Altern Complem Med， 2015，22（4）：262279.

[27] Yea S J， Seong B S， Jang Y， et al. A data mining approach to selecting herbs with similar efficacy： targeted selection methods based on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J]. J Ethnopharmacol， 2016，182： 27.

[28] 许志仁.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许志仁在 2014 中国民族医药大会上的主题报告[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4，12：11.

[29] 梁琼麟，罗国安，邹健强，等. 中药复方新药创制及技术支撑体系[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8，10（3）：1.

[30] 周文斌，林力，李志勇，等. 土家药天珠散防治血管性痴呆的有效成分与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3）：2668.

[31] Raja Ikram R R， Abd Ghani M K，Abdullah N. An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cs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a review of four traditional medicine systems[J]. Int J Med Inf，2015，84（11）：988.

[32] Elaine Yu， Hakima Amri. China′s other medical systems： recognizing Uyghur， Tibetan， and Mongolian traditional medicines[J]. Glob Adv Health Med，2016，5（1）：79 .

[33] Zhu Zhaoyun， Wang Ting， Fu Dehuan， et al.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ethnomedicines： an overview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J]. Front Med， 2016， 10（2）： 166.

[34] 李志勇，李彦文，张，等. 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学说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9（4）：68.

[35] Li Shao. Network systems underl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and herb formula[J]. Curr Bioinform， 2009，4：188.

[36] 徐卫方，哈木拉提・吾甫尔，阿不都热依木・玉素甫. 异常黑胆质与肾虚痰瘀的关系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5，28（4）：300.

[37] Igor Gogol，哈木拉提・吾甫尔，努尔买买提・艾买提，等. 基于中维西理论的支气管哮喘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3，36（3）：297.

[38] 李志勇，赵晖，裴凌鹏，等. 血管性痴呆“V毒内生”病机初探[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7）：1594.

[39] 李志勇，李彦文，庞宗然，等. 民族药特色与研究[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27（5）：17.

[40] 孙广仁. 中医基础理论 [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41] 骆和生. 中药起源探讨[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14（1）：15.

[42] 李志勇，杨永强，李林森，等. 民族药药性理论的规范化探讨[J]. 中国中药杂志，2016，41（12）：2356.

[43] 任小巧，王明强，毛萌，等. 基于藏药药性理论的藏药方剂组方规律探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6，18（5）：894.

[44] 柴兴云. 试论中药涌现性特征[J]. 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3）：2480.

[45] Thomas M Ehrman， David J Barlow， Peter J Hylands. Phytochemical informa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rapeutic relevance[J]. J Chem Inf Model，2007，47：2316.

[46] 韩建欣，袁涛. 维药阿里红中2个新三萜酸成分[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42（7）：1225.

[47] Bao Yanfang， Li Jiyu， Zheng Lifang， et al.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coldnature Tibetan herbs are signifcantly greater than hotnature ones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their levels of total phenolic components[J]. Chin J Nat Med， 2015，13（8）：609.

[48] 金素安，郭忻. 外来药物传入史略――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J]. 中医药文化，2011（1）：25.

[49] 金素安，郭忻. 外来药物传入史略――宋金元明清时期[J]. 中医药文化，2011（2）：23.

[50] 吴孟华，赵中振，曹晖. 唐宋外来药物的输入与中药化[J]. 中国中药杂志，2016，41（21）：4076.

[51] 钟国跃，王昌华，赵纪峰，等. 民族药资源研究思路与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9（1）：15.

[52] 文检，张艺，刘川，等. 藏药“蒂达”的基原、药性及功效的考证[J]. 中国中药杂志，2016， 41（4）：609.

[53] 陈四保，彭勇，陈士林，等. 药用植物亲缘学[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5，7（6）：98.

[54] 赖新梅，杨雪梅，陈梅妹，等. 基于植物亲缘关系的中药功效频数统计分析[J]. 情报探索，2014（2）：18.

[55] 宋晓玲，李F辉，靳敏，等. 植物亲缘关系与蒙药性味相关性研究[J]. 包头医学院学报，2010，26（1）：110.

[56] 孟珍贵，杨永平. 几种民族医药的亲缘关系初探――兼论数值分类软件NTSYS的使用[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07，89（6）：347.

[57] 郝大程，肖培根. 药用植物亲缘学导论[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58] 马俊蓉，李子信，温红艳，等. “藏茵陈”的基原植物和药用亲缘学[J]. 广西植物，2009，29（4）： 552.

[59] 管志斌，张丽霞，宋美芳，等. ISSR标记研究云南产牛奶菜属几种药用植物的亲缘关系[J]. 中国中药杂志， 2012，37（11）：1550.

传统医药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7-2349（2017）01-0081-03

彝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彝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药物资源极为丰富的凉山、金沙江、乌蒙山、哀牢山和无量山一带，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彝族医药。彝族医药是根据彝族先民所创制的先天八卦太阳周天历法测度日月运行规律，结合气候时节推算生物的首萌长遍退藏，在此基础上形成以阴阳疗疾理论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保留着中华上古医药理论的源头，对中国传统医药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重要价值[1]。然而，这个几千年来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承至今的医药文化遗产，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正面临现代化的转型与重塑。

1彝族医药传承模式的现代变迁

1.1以族内传承为主的传统传承模式正在弱化彝族医药文化底蕴深厚，内容丰富，在历史上虽历经兵燹，依然是西南地区长期以来主要的卫生资源，名医辈出，名方名药享誉国内外。然而受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口传身授为主的族内传承方式一直以来是我国彝族地区人民传承医药知识的主要方式。曲焕章的“万应百宝丹”、侯怀仁的“黑药”和王子荣的“无敌药膏”都是在家族传承的基础上，在彝医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当地乡土医用药经验，遴选验证，不断改进用药配伍，提升临床疗效，从而创制成功的彝药品种，是云南历史上的三大名药。与此同时，有些彝族乡土医以师承方式培养后继人才。“元江县洼侄区罗侄村李仕甲，精于内、外、妇、儿诸科。民国二十九年，招收本村李长生和白村的李开文、白佑三等人为徒，传授彝医技术，一代一代的延续[2]。云南彝医名老专家王正坤师从玉溪峨山彝医董怀兴，将师传口授的知识系统整理，收录入《彝医揽要》一书。张之道先生四处拜访彝族名医，收集各种彝药的用药经验并加以实践，培养了大批门人弟子，使彝医药代代相传。

然而，彝族传统医药在现代传承中面临诸多问题。①彝族医药文化传统传承模式比较封闭，往往限制在本支系、本地区、本家族内部，没有交流、不利于发展。由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彝族社会内部形成了较多支系，分为六大方言区，文字复杂各具特点。彝族医药文化同彝族社会的发展一样，因地域不同而呈现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3]。传统传承方法强调记忆与体验，文字记录较少，“秘而不宣”、“传内不传外”等的封建思想又使得宝贵的家族用药经验、治疗技术由于没有“适合”的继承人而失传。②现代医疗体系林立，对彝族医药文化形成强大冲击。省级甲等医院、县级乙等医院、乡镇卫生院及各种诊所使本就被贴上“科学性”标签的西医触手可得。随着国家“新农合”的进一步推进，老百姓到正规医院、卫生院所（室）可以得到一定比例的报销，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许多人不再找民族医生就诊[4]。③彝族乡土医面临非法行医的身份困境。目前的执业医师认定考试要求考生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是与彝族医药文化完全不同的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以至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彝族乡土医被阻隔在认证考试之外，更加无法进入国家医疗体系中行医。虽然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管理文件，对经多年实践“确有一技之长”的中医药、民族医药人员进行集中考核认定与规范管理，解决其合法执业资格问题，但彝族乡土医合法行医问题仍得不到解决。④彝族年轻人宁愿选择进入城市打拼，也不愿承习传统医技医术。当一名彝族乡土医由于认知度仅限于当地群众，对外界没有任何宣传，本就收入微薄，有时还需对生活艰难的同乡贴钱治病救人，这样的营生方式，不再为现代年轻人所向往。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的城市化进程，以极大的引力吸引着彝族年轻人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外来人口。彝族医药随社会发展而不断自我更新的速度远远滞后于现代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速度，以族内传承为主的传统传承方式处于不断弱化状态。

宝贵的彝族医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就会由于后继乏人、保管不善等诸多原因而流失，其速度之快，始料不及。目前，彝医诊疗方法的掌握者大多年事已高，且普遍没有继承者，潜在传承人数量极少[5]。医术、秘方、经验、思想正在因长者的离世而失传。云南省个旧市保和镇李仲芳毕摩收藏有一部《彝药书》，具有较高的医药研究和实用价值，但他去世时被作为随葬品烧毁[6]。

1.2现代传承模式的重塑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使中华大地发生了从物质生产到观念文化的重大改变，这也涉及到广大少得褡迳缁幔即广大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现代化进程中也获得了重塑和发展，并带来了整个社会生活的转型[7]。文化传承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生活的转型、变革必然带来文化传承的转型、变革。彝族社会生活在经历现代化转型的同时，彝族医药的传承模式也正经历着现代化的重塑。

建国初期，在当地各级人民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彝族医药得到抢救性保护与传承。云南省楚雄州从20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对彝族医药资源进行三次大规模调查，分别始于1970年、1978年和1984年。其中，197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为更好地发掘和继承彝族医药遗产，组织了一百余人的专业队伍，在州内广泛开展彝族医药普查工作，除发掘出彝文医药书籍28本外，还系统整理鉴定彝药标本1013种，出版我国解放以来的第一部彝药专书《彝药志》。该书既有彝药名也有汉药名，以笔画为序，共收录103味药物[8]。1984年5月，四川省卫生厅、凉山彝族自治州科学委员会组织召开彝医动物药的科学鉴定会，来自天津、内蒙、湖南、云南、四川等地的医药专家、教授和有关方面的科技人员，一致肯定彝医动物药的用药经验及其新药发展的价值，论证了其科研依据。此次鉴定会对我国现代彝族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云南省玉溪地区药检所、峨山彝族自治县药检所经过两年多的调查、采集、鉴定，精心筛选彝族药物23种，共同编写出版《峨山彝族药》，介绍当地人民喜用的彝族药。近年来，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当地省卫生计生委等相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下，彝族医药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进一步推进。2016年4月云南省卫生计生委组织召开彝医药古籍文献及名老专家学术经验整理研究启动会，提出举全省之力完善彝医药理论体系，推进彝医药学科体系建设，为临床、科研、教学、产业等方面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创新源泉。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医药，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民族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为彝族医药的现代化传承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1951年12月1日实施的《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方案》中就明确指出：“对于用草药土方治病之民族医，应尽量团结与提高。”199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各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要努力发掘、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民族人民健康的作用。”近年来，国务院先后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支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等指导性规划，对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具体部署，为民族医药的发展规划了蓝图。正是在当地政府政策上保护、资金上支持的大背景下，我国相关研究人员在彝族医药传承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王正坤与弟子共同完成彝族医药领域最系统的研究成果《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挖掘整理与传承研究》，该成果否定了“彝族医药理论体系不完善”的错误观点，梳理了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揭示了彝族传统医药理论的学术内涵，获首届民族医药科学技术奖民族医药传承贡献一等奖，是彝医药领域唯一的一等奖；罗艳秋、徐士奎等我国第一批彝族医药学博士，作为彝医名老专家张之道和王正坤学术思想的整理者和继承者，经云南省卫计委批准，开展了首批彝医名老专家学术思想的整理研究工作；并获得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分别从文献典籍、文化遗产、发展历史三个方面对彝族传统医药开展系统研究。

当前彝族医药传承工作取得不菲成绩，这与各级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密不可分，但民众基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保护与传承机制尚未得到有效建立。

1.3专业化与多元化为特点的现代传承模式初步形成在现代化变迁中，彝族医药正经历着从以族内传承为主的传统传承模式向以专业化与多元化传承为特点的现代传承模式转变。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在推动着彝族医药走出族内，为族内外的有识之士研究、运用、开发和创新，经历着以专业化与多元化为特点的现代传承模式的重塑。

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在彝族医药文化的传承模式中得到体现，涉及彝药企业、医疗单位、研究院所、学校教育、药材种植等多个行业。自 1914 年彝族乡土医曲焕章研制出云南白药并产业化以来，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的传承方式得以逐步展开[9]。目前，云南省已经形成部分重要的彝药生产企业集群，彝族医药企业林立，不同规模、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是彝族医药产业发展较快的省份[10]。楚雄州中医医院于1983年成立彝族医药科（民医科）及制剂室，后经云南省卫生厅批准，于2003年组建为云南省彝医医院[11]。全国目前有3家彝族医药研究所，四川西昌彝医药研究所下设有彝医门诊部。西南民族大学2014年招收第一批中药学（彝药学）专业本科生，实现彝族医药现代教育传承零的突破。云南省彝族医药研究所、西昌彝医药研究所及国内部分彝药企业开展彝族药材种植项目，对濒危彝药、重点彝药种植技术进行研究与推广。

彝族医药现代传承模式已经初步形成，但当前彝族医药总体却呈现出重药轻医、重应用开发轻理论研究的态势，存在以下不足：①现有彝医临床机构数量少，这与当前彝族人口数量、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不相匹配；②彝族医药基础理论有待阐释，理论体系尚需完善，尚未从源头理清彝医药的发展脉络，阐明其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贡献；③彝族医药现代教育结构有待完善，需开办彝族医学等相关专业教育；④彝医执业资格考试亟待开展，以提升彝族医药从业人员的数量与水平，提升彝族医药科研力量；⑤彝药企业数量多，但未形成良好的整体品牌效应，不如“藏医药”、“苗医药”的市场影响力好。以云南省彝药企业为例，虽以形成一些知名品牌，但大多处于低水平重复发展状态，彼此之间条块分割、重复生产、产业链条衔接功能薄弱[12]。总之，彝族医药产业体系已初步形成，其传承模式正从传统向现代专业化、多元化转变。如何构建适应现代与未来发展的彝族医药传承体系是彝医药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2对彝族医药传承模式现代变迁的思考

彝族医药文化不仅是治病强身的技术，还是防病保健的知识；不仅是经济增长点，还是民族精神的再现，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物质与精神财富。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彝族医药已经被列入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发展好将彝族医药，使其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光彩和新的魅力，是一项事关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课题。

2.1重点保护彝族医药的核心价值彝族医药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彝族先民在与自然灾害及疾病的斗争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保护身体健康和提高体质的经验，包括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的实用知识，同时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生命观的认知，其核心价值就是医药知识及保健文化。实践证明，彝族医药不仅是地方性疾病的有效医疗保健手段，它还对目前现代医学的各种疑难杂症及高死亡疾病具有独特疗效，如不孕不育症、生殖器疾病、性病、皮肤病、骨、痛风、风湿、类风湿等疾病。彝族医药的现代化传承就是要发挥好其治病保健的功用，围绕治病救人这个核心价值深入研究、广泛拓展，使彝族医药在相关行业得到广泛应用与发展。这就要处理好保护传承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能一味强调彝族医药的经济效益，更要注重传承研究。正确的做法是做好彝族医药文化事业的同时，形成彝族医药文化的经济效益。

2.2增强民众对彝族医药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彝族医药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于临床医疗实践，具有独特学术内涵，保留着中国传统医药上古时期的理论源头，是打开秦汉以前中华上古医药的重要窗口，其理论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不亚于中医药，对中医药具重要的补充和完善作用[13]。彝族医药文化在古天文历法的指导下，运用五生十成、十生五成、青线赤线、气浊、哎哺、宇宙八卦、天地五行、天干地支、六色、八方位年等古代哲学范畴，将生命与疾病放入时间与空间中探究，认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把人作为“天人相应”的“人”进行观察。在强调“天人相应”这一整体观念的前提下，根据个人的五行元素、疾病成因，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用八卦分析疾病的外因，即时间、季节、气候、外部环境、八方位年；用五行分析疾病的内因，即根据病人的属相、年龄、发病时间、致病因素，分析人体五行的盛衰[14]。彝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彝族人民的自觉、自信，还需要整个中华民族的自觉和自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承和弘扬好彝族医药文化，扩大彝医药的服务面和辐射面。当务之急要宣传、传播好彝族医药文化历史遗产和最新发展成果，在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形成对彝族医药文化的自觉、自信合力。整合各方力量，引入相关学科人才、方法传承彝族医药文化，把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与彝族医药文化传承、保护、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

2.3遵循彝族医药自身特点构建系统传承体系第一，统一思想，合力推进彝族医药文化事业。彝族医药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发展涉及临床、科研、教学、产业等各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医院、学校、研究院所、质监部门等相关单位，需站在推动国家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弘扬彝族医药文化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整合力量，打破小地方、小F体的利益格局，群策群力、合作协同，共同推进彝族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第二，挖掘潜力，拓展彝医药服务机构。彝族医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产生、积累于彝族人民的生产实践、治疗用药经验，因而彝族医药的现代化传承也始终离不开医疗实践。针对现有彝医临床机构数量少的现实，云南省楚雄州将所有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所同时挂牌成立彝医医院（馆）。这一举措充分挖掘了当地彝族医药文化积淀，在有一定人才基础的当地医院通过培训拓展彝医医疗机构，不仅壮大了彝族医药队伍，而且挽回了彝族医药的群众基础，更有利于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传承与发展彝族医药。

第三，投入精力，加紧彝族医药学科体系建设。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注重彝族医药基础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使其条理清晰，为彝族医药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培养彝族医药学科学术带头人；②完善彝族医药现代教育体系，通过彝族药学、彝族医学等相关专业的设立，本、专科不同学历层次人才的培养，为彝族医药文化事业的现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层次后继人才；③开设彝医执业资格考试，为从业人员提供专业化的准入门槛，也是彝族医药学科体系成熟的标志。

第四，精准定位，打造“彝医药”产业体系。发掘彝族医药的特色与优势，统筹运营，用“彝医药”这个大品牌统摄与培育彝族药产业，提升“彝医药”市场竞争力。加强彝药行业间的交流，在企业间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良好氛围，提升“彝医药”服务社会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罗艳秋，徐士奎.秉承中华上古医药理论的彝族传统医药[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6，37（3）：67.

[2]罗艳秋，郑进.彝族医药历史源流探讨[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5，36（5）：14.

[3]刘圆，阿子阿越.凉山彝族医药的调查报告[J].时珍国医国药，2006，17（8）：1377-1378.

[4]王志红，向芯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思考[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2，35（2）：3.

[5]赵富伟，薛达元.中国民族医药传承危机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7（增刊）：19.

[6]普学旺.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护工作情况汇报[EB/OL].[2016-05-07].http：///Item/7.aspx.

[7]刘宗碧.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机制的当代变迁及其因应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2008，28（3）：161.

[8]陈桂芳.现代彝族医药研究综述[C].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首届研讨会论文汇编.1996：110.

[9]郭家骥.云南民族文化发展报告[J].贵州民族研究，2004，24（3）：78-89.

[10]徐士奎，罗艳秋.云南省彝医药发展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报告[J].中国药事.2015，29（12）：1293.

[11]许嘉鹏.楚雄州彝族医药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09，30（10）：71.

[12]徐士奎，罗艳秋.云南省彝医药发展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报告[J].中国药事.2015，29（12）：1297.

传统医药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8-0207-02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理论的思维模式深深打着传统文化思想的烙印。作为未来中药事业发展的栋梁，中药专业的大学生只有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符合中医药的学习思维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发展中医药理论，才能更快地适应中药行业需求。因此，作为培养中医药思维的传统文化，对于中药专业大学生学习思维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一、树立中医药思维是中医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思维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和过程，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间接和概括性的反映。它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高级形式和行为产生的根本指导，它一旦形成，就会对行为的各个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活动产生能动作用。作为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智力活动，学习的整个过程都要有思维活动的参与。所谓学习思维，就是指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包括学习的思维模式、学习思维素质、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学习过程中应掌握的多种思维方式和方法等等。[1]可以说，学生学习思维的整体质量会直接关系到其学习的效果。而思维模式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每个专业都有特定的思维方式和逻辑体系，它是贯穿于整个专业的灵魂。只有掌握了特定的学习思维，并运用特定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才有可能真正进入专业的核心。

中医药历经几千年依然屹立于世界医林，没有被改造、代替甚至自行消失，除了其独特的临床疗效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具有相对独立的、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并仍能继续在世界医学领域里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2]对于中药专业的大学生来说，专业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需要建立起这种思维方式――中医药思维。所谓中医药思维，就是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以中医药理论为依据，在对生命活动、疾病规律、药物的使用和作用规律的认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与方式。这种思维的确立是中药学专业学生破解专业奥秘的钥匙，也是中医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具备符合专业发展特性的思维方式的人才，才能够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使中医药事业延绵不绝。

总之，中医药学在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如欲破解其中的奥秘，我们就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根溯源，掌握传统文化对中医药专业学生思维的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中药专业学生学习思维的影响

1.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思维的关系。相对于西方文化传统中比较强调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更多是以直观意象为主，是一种更着重于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域去把握真理的思维方式。作为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下的中医药学，天然具备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这种特性无论是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还是在推理方法、技术手段等角度，均有所体现。例如，中医药中的整体思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不仅重视人体生命本身的整体性，而且还要尊重人体与自然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因此，中医药的认识论就不是单纯强调客观认识，而是“物我一体”、“体物会心”、“司内揣外”、“司外揣内”地“物我交融”的“内景”;在方法论上，使用的是整体关联、辩证互补、系统协调的整体观，而不是用机械的、分割的、还原的方法来建构它的体系;在推理方法上，运用的是“容中的”、“互补的”辩证逻辑，在技术手段上体现出整体调控的独特优势。[3]还有在中国古代重视“形而上”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取类比象思维;在古代哲学阴阳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辩证思维等均是如此。

这些特点与现代人习惯的思维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没有形成中医思维模式的情况下学习中医药知识，无疑是空中楼阁，无法真正深入进去，并有所精进。

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有助于学生建立中医药思维模式。思维模式是文化的核心要素。要真正把握一种文化，必须掌握其思维模式。思维模式是理论体系的灵魂，积淀在人们思维中的思维模式要比获得的具体指示更重要、更有价值。[4]中医药学是融合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科学，其理论基础更具有人文特点和浓厚的文化色彩，如果仅从每一味中药的角度去看待和学习是不全面的，也无法把握其中的精髓和内核。并且，中医思维方式与西医思维方式大相径庭，不能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中医药的问题。这就要求中药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须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学习和思考，必须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广博的人文知识为基础来建立直觉思维之上的“悟性”。但这对于惯用数量概念来解释和理解事物的高中毕业生来说，却无疑有一种思想上和情感上的隔阂与疏离，无法真正融入其中。

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提升中药专业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培育中，形成注重整体、突出联系、重视和谐、维护平衡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建立正确的符合中医理论特征的思维模式，才能掌握学好中药学的核心武器，对其学术概念和理论的理解自然也会更加深刻到位。

3.建立中医药思维模式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实践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整体性、辩证性、直觉性等思维方式。对于中药专业的学生来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不仅可以建立起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可以使自己的学习思维素质有所提升。例如，中国传统文化讲求把一切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种思维方式涵盖了肯定与否定的辩证过程，具有整体性、系统性。这种思维本身就对于深受数理化训练的理科生来说，可以极大促进他们整体思维的形成，是对于西方分类思维的一种有效补充。在此熏陶之下，学生可以提升在学习过程中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更好地抓住事物的规律和本质，实现思维的深刻性;同时，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迁移能力及组合分析的能力，提升思维活动的灵活程度，实现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从而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实践运用有着很好的提升作用。

三、立足于传统文化培养中药专业学生的学习思维

既然传统文化与中医药思维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同时传统文化又对于中药专业学生的学习思维能够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在对中药专业学生进行培养的时候，就要注重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进而使学生能够理解中医药独特的思维方式、领悟中医药理论的精髓，这是现代中医药人才成长的必然趋势和培养中的重要任务。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首先，教师要将传统思维方式贯穿于中药专业的课程教学中。中药课程本身就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信息和思维方式，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除了基础知识之外，还应该将中医药的认识论、方法论等贯穿始终，让学生在记背中药名称、药效等知识的同时，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训练学生的思维，使学生能够逐步建立、形成中医药思维，并学会用这种思维来分析和解决专业问题。此外，加强经典教学。作为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经典著作的学习不仅可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强化理论知识，同时还能学习古人综合性辩证思维方式。

其次，基于第二课堂的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高校培养人才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课堂不仅是第一课堂的有效补充和延续，同时也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有效途径。利用各种活动、讲座等等第二课堂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中药专业的学生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例如请相关专业开展有关古代思想、古代哲学等方面的系列讲座，举办学术沙龙、兴趣小组等，提高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整个学校，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能够真正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对传统文化予以深刻的认同。

总之，传统文化是中医药思维形成的沃土，对于中药专业学生树立中医药思维、提升学习思维素质具有重要影响。只有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学习，才能更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医药学经久不衰的思想精髓。

参考文献：

[1]方川.自组织系统中“学习思维”品质的特征与培养[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1）：126-132.

传统医药论文篇（8）

1 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失去了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形成和发展的灵魂和血脉,是中医药传承的根本。中医药理论是经历代医家的实践探索,系统总结而形成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完整医学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脱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谈中医药继承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教育是基础。目前,全国有30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和50多所中等中医药学校[1],为国家培养约27万中医人才[2],为传承与发展中医药发挥了先导和基地作用。但是,近些年来中医院校教育受西医教育思想、模式的影响,基础教育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培育,教育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据了解,目前中医药院校的办学思想、教学总体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手段改革,越来越趋同于西医院校,削减传统文化课程的比重,弱化中医经典内容学习,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等已成为一种趋势。院校教育普遍重视外语、计算机、植物化学、解剖等课程的教学。基础课程设置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比例越来越大,古汉语、中医传统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等越来越少,要求越来越低,并且将中医、中药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割裂了水融的中医药学。中医院校这种不重视传统文化的改革实践,违背了中医药教育的自身规律,培养不出热爱中医事业、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中医人才,其结果只能造成中医药院校毕业的学生不能用中医的思维方式诊治疾病,看不懂《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望、闻、问、切等中医临床硬工夫更无从谈起。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医药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中医院校教育严重西化。

2 研究思路和方法背离了中医药科研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是我国原创性医学,历经数千年临床实践的验证,其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科学。中医药历来重视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理论发展的未知领域,解决临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临床疗效,完善和发展理论体系。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药理论反而受到质疑、创新性成果越来越少。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医药科研思路违背了自身发展规律。

近代科学在确立其主导和统治地位过程中,方法论起着关键性作用。中医学与西医学最根本的区别,是各自文化背景所导致的思维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医讲整体观、辨证论治,西医讲病因、病理、病位；中药讲性味归经,西药讲杀毒灭菌。中医药科研应按中医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思维方式,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发展目标和研究方法。中医科研必须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归纳辨证论治的方法、思路,应以研究药性,以及药性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为切入点。然而,目前中医药科研淡化了中医理论整体思维方式,确立了以线性、分析还原论为指导思想,按现代医学的生理、生化、病理等实验室量化指标来研究中医药“实质”、“本质”和“有效成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实施“微观探索”、“指标检测”、“客观实证”,试图从实验室里发展中医理论、开发中药新药,甚至把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作为中医药研究的突破口,这种完全按照西医科研路子开展中医科研违背了中医药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2001－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中医、中药项目中,纯中医药类研究课题也不多,有些项目应属于中西医结合研究课题。加强和正确引领中医药科研,是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关键环节和重要支撑,只有把握中医药发展的根本,确立正确的思想和方法,才能不断创造和完善符合整体医学的科研成果和理论体系,才能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活水源头。

3 医疗模式和标准西化,削弱了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诊断治疗的模式和标准,以整体论的思维为主导,根据患者的症状,用辨证论治的方法来诊疗疾病。一个处方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一种疾病也可以用不同的处方来治疗,都能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是中医治病的重要特征。如蒲辅周曾用中医的方法治疗乙脑,在治愈的167人中,用了98组中药处方[3]。可见,中医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以及医疗模式不同于西医,两个医学体系应有不同的诊疗模式和标准,在实践中应“求异存同”,而不应“求同存异”,这样才能突出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必须认同和建立不同模式和标准。如中医的半里半表病及中医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用西医理论是无法解释和解决的。然而,我国现行的中医医疗模式、标准以西医相应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为主导；中医医院的管理模式也按西医医院的管理方式来实施。如西医院是分科管理,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分科越来越细。北京某大医院共分了37个科室,各科室只负责自己的那一部分,没有一个科室对患者全面负责,通常情况是一个患者看一次病要跑几个科室。而中医历来只分内外妇儿,大夫都是全科医生,每个大夫都对患者全面负责。但目前我国的中医院也同样按照西医院的分科方法,科室越分越细,全科医生越来越少,医药分离、针灸与中医分开等。这种按西医医疗模式和管理方法来从事中医临床实践和管理,丧失了中医药的整体优势与特色,阻碍了中医药自己的标准化战略的发展,导致了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越来越少,中医药必然会日渐萎缩。

4 有关政策法规导向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

国家的法律法规是中医药发展的基本依据和保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着眼有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然而,我国现行的一些政策法规没有充分考虑中医药发展的实际,有些甚至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可以说现行法规政策的有某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

中医医生历来重视使用自制的丸、散、膏、丹为患者治病,且医药不分家,但这些传统做法和经验,如按现行的“药品管理法”相关条款规定,是不合法的。另外,中医药是在治疗传染病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如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提出了“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明代永乐年间多次大疫,吴又可提出的“温疫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论,对有效防止传染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医理论就是在治疗传染病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然而,我国现行的《传染病法》规定,传染病只能在传染病医院治疗,但传染病医院基本没有中医。2003年有关部门确定sars是ⅰ类传染病后,北京的中医就无法介入sars治疗。后经多方面努力,中医才在防治sars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间中医是振兴中医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纵观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民间中医药发展的历史。历史上闻名于世的医学家,如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无一不是来自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成名于民间。当代的中医名家吕炳奎、董建华、方药中、焦树德等也无一不是来自民间[4]。有许多民间中医具有一技之长、掌握特技疗法,他们的治疗方法不但具有中医特色,而且效果好、费用低,民间中医的研究成果只要加以重视和整理提高,有很多成果可成为中医的特色疗法。但按现行的《医师法》规定,许多民间中医无法取得合法的行医资格。

如何解决中医药传承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更多的学科专业共同参与和努力。我们认为应成立专门中医药发展的工作机构,从抓顶层设计入手,合理制定一套长远的中医药发展规划；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政策法规,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氛围；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不断创造和发展中医药原创性成果；逐步建立中医药自己的标准体系,合理搭建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平台。我们相信,只要各方面积极配合、共同努力,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是有前途的。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教育机构基本情况[eb/ol].www. /lanmu/jiaoyu/index.htm,2006-12-12.

传统医药论文篇（9）

1 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失去了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形成和发展的灵魂和血脉，是中医药传承的根本。中医药理论是经历代医家的实践探索，系统总结而形成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完整医学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脱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谈中医药继承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教育是基础。目前，全国有30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和50多所中等中医药学校[1]，为国家培养约27万中医人才[2]，为传承与发展中医药发挥了先导和基地作用。但是，近些年来中医院校教育受西医教育思想、模式的影响，基础教育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培育，教育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据了解，目前中医药院校的办学思想、教学总体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手段改革，越来越趋同于西医院校，削减传统文化课程的比重，弱化中医经典内容学习，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等已成为一种趋势。院校教育普遍重视外语、计算机、植物化学、解剖等课程的教学。基础课程设置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比例越来越大，古汉语、中医传统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等越来越少，要求越来越低，并且将中医、中药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割裂了水乳交融的中医药学。中医院校这种不重视传统文化的改革实践，违背了中医药教育的自身规律，培养不出热爱中医事业、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中医人才，其结果只能造成中医药院校毕业的学生不能用中医的思维方式诊治疾病，看不懂《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望、闻、问、切等中医临床硬工夫更无从谈起。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医药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中医院校教育严重西化。

2 研究思路和方法背离了中医药科研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是我国原创性医学，历经数千年临床实践的验证，其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科学。中医药历来重视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理论发展的未知领域，解决临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临床疗效，完善和发展理论体系。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药理论反而受到质疑、创新性成果越来越少。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医药科研思路违背了自身发展规律。

近代科学在确立其主导和统治地位过程中，方法论起着关键性作用。中医学与西医学最根本的区别，是各自文化背景所导致的思维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医讲整体观、辨证论治，西医讲病因、病理、病位；中药讲性味归经，西药讲杀毒灭菌。中医药科研应按中医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思维方式，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发展目标和研究方法。中医科研必须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归纳辨证论治的方法、思路，应以研究药性，以及药性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为切入点。然而，目前中医药科研淡化了中医理论整体思维方式，确立了以线性、分析还原论为指导思想，按现代医学的生理、生化、病理等实验室量化指标来研究中医药“实质”、“本质”和“有效成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实施“微观探索”、“指标检测”、“客观实证”，试图从实验室里发展中医理论、开发中药新药，甚至把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作为中医药研究的突破口，这种完全按照西医科研路子开展中医科研违背了中医药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2001－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中医、中药项目中，纯中医药类研究课题也不多，有些项目应属于中西医结合研究课题。加强和正确引领中医药科研，是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关键环节和重要支撑，只有把握中医药发展的根本，确立正确的思想和方法，才能不断创造和完善符合整体医学的科研成果和理论体系，才能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活水源头。

3 医疗模式和标准西化，削弱了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诊断治疗的模式和标准，以整体论的思维为主导，根据患者的症状，用辨证论治的方法来诊疗疾病。一个处方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一种疾病也可以用不同的处方来治疗，都能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是中医治病的重要特征。如蒲辅周曾用中医的方法治疗乙脑，在治愈的167人中，用了98组中药处方[3]。可见，中医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以及医疗模式不同于西医，两个医学体系应有不同的诊疗模式和标准，在实践中应“求异存同”，而不应“求同存异”，这样才能突出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必须认同和建立不同模式和标准。如中医的半里半表病及中医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用西医理论是无法解释和解决的。然而，我国现行的中医医疗模式、标准以西医相应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为主导；中医医院的管理模式也按西医医院的管理方式来实施。如西医院是分科管理，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分科越来越细。北京某大医院共分了37个科室，各科室只负责自己的那一部分，没有一个科室对患者全面负责，通常情况是一个患者看一次病要跑几个科室。而中医历来只分内外妇儿，大夫都是全科医生，每个大夫都对患者全面负责。但目前我国的中医院也同样按照西医院的分科方法，科室越分越细，全科医生越来越少，医药分离、针灸与中医分开等。这种按西医医疗模式和管理方法来从事中医临床实践和管理，丧失了中医药的整体优势与特色，阻碍了中医药自己的标准化战略的发展，导致了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越来越少，中医药必然会日渐萎缩。

4 有关政策法规导向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

国家的法律法规是中医药发展的基本依据和保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着眼有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然而，我国现行的一些政策法规没有充分考虑中医药发展的实际，有些甚至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可以说现行法规政策的有某些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

中医医生历来重视使用自制的丸、散、膏、丹为患者治病，且医药不分家，但这些传统做法和经验，如按现行的“药品管理法”相关条款规定，是不合法的。另外，中医药是在治疗传染病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如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提出了“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明代永乐年间多次大疫，吴又可提出的“温疫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论，对有效防止传染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医理论就是在治疗传染病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然而，我国现行的《传染病法》规定，传染病只能在传染病医院治疗，但传染病医院基本没有中医。2003年有关部门确定SARS是Ⅰ类传染病后，北京的中医就无法介入SARS治疗。后经多方面努力，中医才在防治SARS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间中医是振兴中医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纵观我国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民间中医药发展的历史。历史上闻名于世的医学家，如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无一不是来自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成名于民间。当代的中医名家吕炳奎、董建华、方药中、焦树德等也无一不是来自民间[4]。有许多民间中医具有一技之长、掌握特技疗法，他们的治疗方法不但具有中医特色，而且效果好、费用低，民间中医的研究成果只要加以重视和整理提高，有很多成果可成为中医的特色疗法。但按现行的《医师法》规定，许多民间中医无法取得合法的行医资格。

如何解决中医药传承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更多的学科专业共同参与和努力。我们认为应成立专门中医药发展的工作机构，从抓顶层设计入手，合理制定一套长远的中医药发展规划；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政策法规，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氛围；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不断创造和发展中医药原创性成果；逐步建立中医药自己的标准体系，合理搭建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平台。我们相信，只要各方面积极配合、共同努力，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是有前途的。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教育机构基本情况[EB/OL]. satcm.gov.cn/lanmu/jiaoyu/index.htm，2006-12-12.

[2] 郑恩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J].科技中国，2006，2(2)：84－87.

传统医药论文篇（10）

一蒙医药学基本特点

蒙医药学最基本特点，可概括为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两大特点。

1、辩证施治。人体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各部分之闯在生理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发病以后局部病变必然会影响到其它部分和整体，而整体变化又必然会对局部发生影响。

2、整体观念。蒙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临床各学科。它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

二蒙医药学科发展特点

蒙医药符合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特点及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和体质特点，在北方少数民族防病治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蒙医药学科在总体上还相当落后，到解放初仍处于父传子、师传徒、寺庙办教育的状态。我国创办蒙医学专业五十多年来，蒙医药学教育在培养层次上经历了由本科教育提升到研究生教育水平；在师资队伍结构上经历了由老一辈专家创业，中年学者接替，青年科学带头人培养等一系列学科梯队调整；专业方向上经历了由传统文献整理到现代实验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探讨到其机理揭示，病集病例分析到临床试验研究等不同层次上的定位与领域扩展。蒙医药学科有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同时也不断与现代医学、药学、中医学等相关学科互相影响，相互交叉渗透，共同发展。

1、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特点。蒙药是在蒙医药理论知道下的独特的用药方式，根据疾病的不同症候。按照组方的方法和原则，选择适宜的数种药物，以适当的比例配合在一起，并制成一定剂型后使用。蒙医与蒙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蒙药的药性理论与蒙医药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蒙医学科发展也应以维护和提倡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的学术特点进行知识创新为原创，鼓励广泛引进新的相关研究方法，以多形式、多学科开展蒙药研究工作。

2、师带徒传承特点。蒙医药学起初是祖传形式或带学徒办法来传授。蒙医药教育逐步实现了以师带徒教育为主向现代科学教育为主的模式转变。传承名老蒙医经验继承工作也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重视。但师带徒教育的基本思想，在现代蒙医药学科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民族文化特点。蒙医药学是蒙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及临床客观上均存在着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烙印，人们又常称之为传统的医药学、文化的医药学、哲学医药学、北方医药学等。蒙医药学指导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特点，诸如天地相应、寒热、阴阳、五元、五行、三根、七素三秽、六因学说及辨证论治理念等，均是当代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释，但却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乃至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综合把握的理论与方法，体现出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特征。蒙医药学既是医药学，又是蒙古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因此，蒙医药学既有自然科学的特点，也具有蒙古民族文化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

4、基础与临床不可分割特点：蒙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然后又运用理论进一步指导医疗实践活动。蒙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围绕临床现象建立时，一切理论都是为了说明生命活动现象与自然、社会活动的内在联系，调整人在自然和社会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临床失衡状态。

5、现展特点：蒙医药学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曾经陪伴着蒙古族人民走过几千年岁月，至今仍然是蒙古族人民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之一。蒙医药更是一种技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增进健康，防治疾病服务。19世纪初西医学成为主流医学之后，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各种传统医药学客观上都成为一种补充或代替医学。

三蒙医药学开发研究思路

蒙医药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蒙医药学以独特的理论体系，独到的临床疗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好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医学的冲击，蒙医药学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蒙医药学怎样才能在新世纪的科技浪潮中逐步成长，如何面对现代化，面对未来呢？这是我们蒙医界迫切的、限巨的一项任务。下面就蒙医学如何现进行开发研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改进蒙医方剂及疗术器械：蒙药和疗术器械是蒙医治病的主要工具，是实现医疗目的的最重要手段，亦是蒙医与患者联系的桥梁。因此，蒙药和疗术器械的革新和发展是关系蒙医临床发展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系蒙医生死存亡的问题。目前蒙药和疗术器械的质和量的标准难以控制，使用相对不方便，疗效相对缓慢等。为了取得更好疗效，为了扩大蒙医药的竞争优势，必须对蒙药方剂及疗术器械进行改进。

传统医药论文篇（11）

菊红花委员对与民族医药相关的政策法规了如指掌，她说，1982年，我国《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84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民族传统医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充分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作用”；2009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另外，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委、科技部等11部委局联合颁发）、《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14号）》等国家的政策法规中，都明确提到了关于继承和发扬民族医药的问题；国家还在不同程度强调甚至专门制定了民族医药的发展战略。因此，对民族医药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

菊红花委员接着说，民族医药与中医药属于不同的医学体系。如藏医学基本理论是建立在“五元学说（土、水、火、风、空――记者注）”的基础上，以龙、赤巴、培根等三因素学说为核心的医学体系；蒙医药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出了寒热理论、滋补理论、三根七素学说、脏腑理论、六基症理论等完整的理论体系；维吾尔医学是以“四大物质学说（火、气、水、土――记者注）”和“气质学说”为主的理论体系。菊红花委员强调中医药难以覆盖民族医药。《草案送审稿》让民族医药参照中医药执行，如同要中医药参照西医药执行一样，从学术和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具有不可操作性。

菊红花委员对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结果为民族医药覆盖区域广泛，医疗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民族医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民族药物的标准化工作深入开展，民族药产业发展迅速。

菊红花委员详细介绍说，我国有5个民族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占国土面积的64%。民族医药覆盖区域广泛，在民族地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仅“十一五”期间，中央安排专项资金7亿元，支持35所地市级以上民族医医院、79所县级民族医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全国有14所院校开展了民族医教育，高等民族医院校在校生规模2009年达到2.21万人。民族医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总数近1万人。我国已查明民族药材品种达8000多种，获得国家药品生产批文，并按国家药典、部颁、局颁标准进行生产的制剂品种有928个；已制定了《藏药》、《蒙药》等多部卫生部部颁标准；另据初步统计，全国共有民族医药生产企业近200家，其中藏药企业40多家，蒙药企业5家，苗药企业120多家，维药企业4家，已逐渐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