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管理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法治管理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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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管制向服务的转变

传统意义上的管制理念主要是“以政府为中心、以权力为本位”[2]，同时采用强制手段以便能实现行政目的，这实际上已经无法与时代需求相适应，现代公共行政法治的必然趋势就是要实现由管制到服务的转变。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服务是行政管理应该始终追求的方向，应该将旧观念彻底转变，进而将“为民服务”、“由民做主”的观念确立起来。

2.由单向向互动的转变

行政管理方式的单向性是由于过去只是行政机关单方面地作决定，只是向相对人传递行为的结果，却没有提供给相对人进行意志表达和主动参与的机会。行政管理方式的互动性就是要做到这一点，让公众多多参与行政过程，并重视与相对人之间的协商和沟通，这样在行政管理中便实现了公众与行政机关的良好互动。这就有助于行政管理增强科学性，使其更易接受。

3.由强制向合作的转变

行政权本质的属性不能说就是强制，行政权存在与运行的目的应该是服务。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主体不应该再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强制，应该与行政相对人树立起合作观念，以便于行政相对人能够主动参与行政管理，自觉地接受行政决定。4.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传统行政管理方式较为单一，确立了服务行政观念之后，社会公共需求也进一步扩大，往日的权力行政已无法与现代行政发展需要相适应，因此，一定要转变为多样化的行政方式。为了使行政相对人的个性需求得到满足以及使其多元化的价值期待得以实现，如此行政活动定是要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能动性，使其与服务行政方式相结合，行政管理方式便由此呈现出多元化和柔性化的特点。

二、运用弹性、柔和的行政方式

多样化、弹性化和柔和化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也是政府转变职能、拓展行政作用空间的必然。如今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的渐渐趋于弱化，这就要求对强制的权力性行政管理方式进行突破，从而逐步发展起非强制性行政管理方式，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可以采用一些强制性较弱、权利色彩较浓的方式来进行，具体有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规划等等。往日的管理方式是简单、冷漠且刻板的，还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弹性、柔和的行政管理方式改变了过去管理方式所暴露的弊端，将现代行政管理理念融入其中，还被赋予了一定的人文关怀，这就充分体现了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尊重，同时也保障了他的权利。行政主体尽可能采取沟通、协商和激励等柔性手段，从而促使服从成本得到最大限度地减少，促使“管制型”转变为“管理服务型”。这些新的管理方式对行政管理中各参与方的平等、信任和合作尤为重视，并且于经济市场化和服务行政的需要相契合，可以将相对人的参与积极性调动起来，很大程度地代表了一定的人文精神，诸如平等、民主、独立等，这对于摩擦的减少和社会和谐的增进都很有帮助，也有助于加快实现行政目标，所以如今在各个行政领域得到广泛地应用，其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作为一种补救方法，以弥补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失效的缺陷，同时也是对行政法治的很好配合与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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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行政执法内部监督通常包括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济三部分。事前预防可以理解为，在消防行政执法活动之前对执法机构、执法人员、执法装备等物质条件的管理和监督。比如:对执法行为按照一定标准分别由支队、大队管辖，执法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执法资格，采取主责、协办制度，配备相应标准的消防监督、火灾调查装备等是对消防行政执法的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可以理解为，在消防行政执法活动之中控制执法的程序、自由裁量、合理性、合法性，对消防执法实施的时间、地点、方式、步骤等动态的监督和制约。比如:执法过程中双人执法、重大事项集体会审、自由裁量程度适当等。事后救济可以理解为，消防行政执法行为结束后，通过一般的监督方式或专门的监督程序，由上级机关对执法过程及结果进行审视、评价，对不正当的执法行为进行纠正，救济消防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以达到消防行政执法内部控制的本质目的。消防行政执法内部监督的内容不仅包括消防行政执法的合法性，而且包括对消防行政执法合理性的监督;不仅要对下级公安消防机构依法行使职权情况进行监督，而且要对下级公安消防机构履行法定职责情况进行监督;不仅包括消防行政执法廉政监督还包括消防行政执法效能监督。消防行政执法内部监督不仅要监督检查消防行政执法活动是否合法适当，而且对违法失当的消防行政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纠正和补救。因此，它具有监督和补救的双重作用。对公安消防机构来说，它是一种监督和检查，而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行政相对人来说，它就是一种补救。从黑龙江省公安消防机构近5年(2007～2011年)的内部执法监督活动上看，内部监督活动共6万余件，结案率、纠错率100%，发挥了强大的监督功能，呈现出监督部门分工日趋精细、监督力度逐渐加大、监督效果明显增强的特点。

加强消防行政执法内部监督的措施

(一)树立正确的消防执法观念

要防止在消防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以权压法、以情轻法、徇私枉法等问题，就要对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加强思想教育，用正确的思想引导，筑牢思想防线，做到警钟长鸣。一是树立执法为民理念。通过教育培训增强公安消防机构的执法为民意识。通过制度和机制的完善确保执法工作真正体现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二是树立严格执法理念。公安消防机构要强化对法律责任的意识，在消防执法过程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自由裁量，促进实现消防行政管理的公平和正义。三是树立全程监督的理念。要有效防止滥用权力的发生就必须把权力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消除人治因素，由依令行政转变为依法行政，实行“阳光执法”。

(二)用科学的制度规范内部执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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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学习动机是学习的内在动力，因而在化学教学中要经常穿插一些中国化学史和当代的化学成就，目的是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激情，让他们感觉到学习不是为我，而是为民族和国家而学。例如讲石油时介绍我国石油资源丰富，但在解放前帝国主义顷销“洋油”，说中国是“贫油国”，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先后开发和建设了大庆、华北、中原等石油基地，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而且每年还出口大量的石油。在讲到蛋白质时，可介绍1965年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生命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从而为生命的起源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教学中通过这些实例的讲述，可激起学生求知欲的高涨，从而保持学习的积极态度。

二、情感的培养

情感是开发人智力的源泉。没有情感的发展思维就不会发展；没有持久的热情思维就不能深化；没有成功感和失败感往往不能推动学生的智力发展。列宁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那么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情感呢？首先用大量化学科学观念和知识水平。备课时精心准备教案；讲课时注意表达的艺术性；实验时注意语言科学性与形象性相结合。其次要正确对待“好、中、差”三类学生。对“好”的要严，“中”的要引，“差”的要补。特别是对待差生不但要热情关怀还要循循善诱，具体帮助。这样才能使学习集体之间以及师生之间关系的融洽，感情平衡，使学生在学习中感到轻松愉快。我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素质差，以前没有做过实验，但经我们分门别类耐心指导，他们的成绩及实验技能进步很快。

三、兴趣的培养

浓厚的学习兴趣是智力发展的催化剂。因而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教具、实验板书、板画模型、比喻等来描述。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科特点，在实验上下功夫，提高实验的艺术性，这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激励学生热爱化学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教师在教学中可贯穿讲一些化学家的故事和化学常识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苯”的结构时，介绍凯库勒通过梦的启示发现苯的环状结构，改进课堂教学方法，讲究授课的艺术。精湛的课堂教学艺术和生动有趣的语言能拨动学生的心弦，使学生听课感到是一种艺术享受。化学上常有一些概念和原理比较抽象，若采用照本宣科的方法，学生很难理解，如“电子云”。在教学中也可让所教知识与现行的生产、生活结合起来。如讲物质的稳定性，某村组农民不懂化学知识，见到NH4NO3结块，不好施肥，就用铁锤去砸，结果引起爆炸。讲到铝盐明矾举炸油条的例子，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产生浓厚的兴趣。

四、意志的培养

坚强的意志对学生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因而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对知识勇于追求，善于探索的精神。对那些“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同学要给予鼓励，决不能扼杀他们的探索欲。教学中可讲有关科学家为完成一个实验或一个课题，往往需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付出血的代价。如讲甘油可制烈性炸药——硝化甘油，诺贝尔为研究它，进行了几百次试验，几次炸飞了实验室，他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解决了硝化甘油的储运和引爆问题。在讲镭元素时，居里夫人为寻求这种元素购进几吨铀矿渣，终日用一根大铁棒在一口沸腾的大锅中搅拌，经过四年艰辛提炼，终于获得1克纯铀。为促进原子科学的发展作出具大的贡献。通过这些例子培养学生为科学和真理献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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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行政执法重塑社会管理的意识

从概念上来讲，社会管理是一个涵盖内容较大的系统，在某种层次上讲还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其中所包含的事项众多，需要管理的内容比较繁杂。但是对于社会管理的意识来讲，从内涵的角度来讲，却有着与之较大的差别，相对来讲范围较窄。社会管理意识是一种主观上的认知行为，是一种意识领域的执行思维，主要表现在社会公职人员以及行政主体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认知。社会管理的过程具有公众性，公职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严格按照国家所赋予的权利来参与社会管理，但是很多时候恰恰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破坏了这种和谐，过多的将自己的情感片面的带入工作中，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行为的出现，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大大的降低了参与的积极性，制约了社会公众权利实现的职能，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公权对私权压制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以行政法意识构造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用行政法意识来统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法意识中的陈旧部分进行更新甚至创新。这样便使行政法意识与社会管理意识予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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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兴

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有动力作用和定向作用。凡是使人兴趣盎然的东西，特别能激活人的思维。教学中，运用质疑的方法，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促使其积极思考，认真读书，达到导读的目的。

学习《荷蓧丈人》一课，教师借助导引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题注释《论语·微子篇》，“微子”是什么人?同学们看过电视剧《封神榜》，商纣王有三位忠臣：微子、箕子、比干。《微子篇》第一章写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引自《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2页。孔子很赞赏这三个人，称他们是殷商时代的三位仁人，即成仁取义之人。尽管纣王无道，把微子废掉，但他们以死相谏，关心、参与政治的精神孔子十分赞赏。这就是儒家的“入世”思想，而隐士的主张恰恰是逃避政治。因此《微子篇》中写了许多孔子和隐士发生冲突的故事，很有趣。本课写的正是孔子周游列国同一位隐士发生冲突的事。

学习本课，请同学们围绕以下问题阅读、讨论：(投影出示)

①“丈人”在文中指什么?

②丈人为什么要批评孔子?

③子路见丈人骂孔子为什么还要“拱而应”呢?

④丈人对子路的态度为什么前后明显不同?

⑤孔子为什么命子路“反见之”呢?

导引语紧扣课题有机延伸，点明课文的难点：孔子“入仕”的政治态度，并用质疑发问提挈全文的主要内容，唤起学生的阅读欲望，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直接兴趣，学好课文便有了基础。

2.寻路

每篇文章，都有一定的思路。叶老说，善于看文章的人一定要把作者的思路摸清楚。凭借质疑引导学生摸清文章的脉络、作者的思路，使之体会课文构思的精妙，领悟课文谋篇布局之道，以为读书写作的借鉴。

秦牧的散文《土地》选材广泛，联想丰富，怎样引导学生认识文章的思路，体会其“形散而神聚”的特点呢?既然作者的匠心在于围绕中心合理地选材布局，导读寻路的突破口也应从材料入手。先引导学生看书：课文中选用的与土地有关的材料(事)共有多少则?学生找出共有13则，再引导学生给这些材料加上标题，按序号进行排列，最后启发学生依照性质将这些材料分类：1～4则写珍爱土地；5～8则写保卫土地；9～13则写建设土地；最后一小节赞美土地，点旨明题。至此不难看出，文章的思路是以“土地”为线索，按照珍爱土地—保卫土地—建设土地—赞美土地的顺序安排材料的。从选材看，古今中外，事情繁杂，似不连贯，是“散”的，但依据线索，围绕中心组织材料，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最后揭示中心，体现了“神聚”的特点。导读中若能利用板书，会使思路显示得更加清晰。

3.对比

对比是人们认识事物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也是语文教学导读常用的方法。质疑对比，容易迅速使学生认识事物的特征，抓住问题的本质。质疑对比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同一事物前后对比。如阅读《明湖居听书》，为了认识白妞说书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质疑：白妞出场前后，戏园里的气氛有什么变化?说明了什么?由出场前的“热闹哄哄”到出场后的“满园子里便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下都听得见响!”说明了白妞演唱的巨大吸引力和在观众心目中的影响。另一种是两种事物的对比：描写黑妞和白妞演唱的技巧用了什么方法?学生很可能回答：用了比喻的方法。可以再引导对比：两者运用比喻描摹表演声音的情况完全相同吗?如细读课文便会发现：写黑妞是以声喻声，“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写白妞则是以形喻声，“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这时，学生就会理解作者把只可意会而难以言状的听觉形象转化为易于体会的视觉形象表达出来，目的在于使读者感受真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更鲜明地突出了白妞高超的演技。

4.探微

课文中常有一些类似“闲笔”的地方，对表现中心有直接关系，但往往容易被学生忽视。导读，应抓住这些学生不注意的细微之处，借助质疑，激发思维，来一番“咬文嚼字”，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范爱农》一文有两处省略号，用法很微妙，学生一般不注意。一处是鲁迅到报馆去询问王金发送五百元的事──

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另一处是许寿裳写信催鲁迅往南京──

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

教师质疑：这两处省略号都表示语有不尽吗?学生会回答：都表示语有不尽。再引导：那么产生语有不尽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处省略号对表现中心有何作用?细读课文可以看出，两处省略号确然表示语有不尽，但第一处的“语有不尽”是因被对方截断而未说完，第二处是因说话人(指范爱农)不愿说下去，根源在于下文所说的“无声的话”，形象地表现了范爱农当时凄凉的心境，反映了后中国社会依然如故的悲惨局势，从而突出了文章中心。这种导读，往往令学生有豁然开朗之感，可以发挥以小见大、探微而显旨的作用。

5.求变

将已有的知识结构借助质疑变换一个角度认识，可以引起新的思考，有利于牢固掌握知识。

学习《〈指南录〉后序》，为了使学生深入认识文天祥出使北营的紧迫形势及“纾祸”、“救国”的动机，抓住“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质疑：战、守、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三者是什么关系?部分学生会脱口而出：并列关系。再引导研读本小节内容，学生就理解了三者是选择关系，即或迎战、或防守、或转移都来不及了，从而突出了当时形势的紧迫性和文天祥以国事为重的出使动机，确定了导读全文的认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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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二学习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1、学科上的变化：和初一比较，初二开始添设几何和物理，这两个学科都是思维训练要求较强的学科，直接为进入高一级学科或就业服务的学科。

2、学科思维训练的变化：初二各学科在概念的演化、推理的要求、思维的全面性、深刻性、严密性、创造性方面都提出了比初一更高的要求。

3、思维发展内部的变化：您的思维发展从思维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已进入新的阶段，即已经炽烈地、急剧地进入第五个飞跃期的高峰。这个“飞跃”期是否会缩短，“飞跃”的质量是否理想要靠两个条件：2）教师精心的指导；2）您自己不懈地努力。

4、外部干扰因素的变化：初二正是您性格定型加快节奏，幻想重重的年龄期，常常表现出心理状态和情绪的不稳定，例如逆反情绪发展。这给外部的诱惑和干扰创造了乘乱而入、乘虚而入的条件。不要因为这些妨碍您正常地接受教师和家长的指导；破坏了您专一学习的正常心理状态。要学会“冷静”、“自抑”，把充沛的青春活力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去。

二、初二学法指导要点

1、积极培养自己对新添学科的学习兴趣；平面几何是逻辑推理、形象思维、抽象思维训练的体操，平几学习的好坏，直接影响您的思维发展，影响您顺利地完成第五个思维发展飞跃。理化学科是您将来从事理工科的基础，语文的快速阅读和写作训练也在为您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矗。

您在生理上的浙趋成熟，已经为您自我培养广泛的学习兴趣和学科爱好创造了前提条件。但切记勿偏科，初中阶段的所有学科都是您和谐完美发展的第一块基石。

2、用好“读、听、议、练、评”“五字”学习法，掌握学习主动权。读：读书预习；听：听课；议：讲议讨论；练：复读练习，形成技能；评：自我评价掌握学习内容的水平。

3、在评价中学习，在评价中达标：“在评价中学习”是指给自己提出明确的学习目标，在目标的指导和鞭策下学习，以利提高学习效率（增加有效学习时间）。“在评价中达标”是指只有进入“自我评价状态的学习”，才能有效地达到学习目标，强烈的自我追逐学习目标，才能高质量、高水平的达到目标。回忆您在进入考场前的几分钟强记强背的情境，效率之高，达标之快，超过平时的十倍、百倍，原因在于您进入了“激奋的自我评价状态”。

篇（7）

1制度性话语

很多领域都对institutionaldiscourse有研究，如文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单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人们对课堂话语、医患话语、新闻访谈、法庭话语、政论话语等的研究中都引入了institutionaldiscourse的研究方法，有人认为它是“职业话语”的代名词，有人把它翻译成“机构性话语”，也有人提出了“领域语言”这一术语，等等。

一般而言institutional在经济学中被译为“机构的”，本人认为institutionaldiscourse译为“制度性话语”更为贴切。如文学研究中认为文学语篇是institutional的，复旦大学的陈引驰(2008)说“事实上，作为整体的文化活动的文学……是与一定时空的历史、文化、社会境况血肉相联的制度性(institutional)存在。”可以说文学语篇有其规约性conventional，而从institu-tional角度进行研究的话，就综合了更多的社会制度因素。在《制度分析与文化传播》(2008)一文中，作者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也需要从“制度(institutional)”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综合社会制度因素来研究法庭言语，当然也可以从“职业话语”或者“领域语言”的角度来研究。

目前西方学界对discourse的研究已进入言语层面，而非仅仅是对言语的结果形式——话语的静态研究。因此他们讨论的制度性话语特征实际上已经考虑了很多言语因素。

2制度性话语特征研究

JurgenHabermas(1984)认为制度性会话是“策略性话语”的典型，策略性话语是“充满权势的”并且是“目标指向的”；“策略性话语”与“交际话语”相对，他认为“交际话语”，以其理想的表现，研究的是交际双方如何权力均等地进行交流以达到互相理解。

PaulDrew和JohnHeritage(1992)认为会话分析研究中的传统观点是“一般话语是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互动形式，制度性互动则是与一般会话相对而言的言语活动及其设计的一些系统的变体和限制”。这些变体和限制包括：言者的话语是指向某一特殊任务或目标的，对一方或双方话语角色针对所进行的话题该说什么内容也有专门的限制。

很多人曾尝试对制度性话语与日常话语进行区分，但是事实上两者之间很难有明确的划分。StevenLevinson(1992)认为“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指出制度性话语中的一些家族相似性特征，如任务指向性、严格限制性和推论特殊性等。”

2002年，Thomborrow，J.从制度性话语和一般话语的分析着手，认为仅从这三个方面分析还不够，制度性话语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在“权势”作用下言语角色之间话语权的极不对称性。这样，她又引入了一个参照因素——权势。根据这一观点，制度性话语又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权势充斥性、话语的不对称性、策略性、言语角色及关系的语境决定性等。

3法庭言语的制度性特征体现

根据以上学者对制度性话语特征的总结，我们结合法庭言语的情况作如下分析：

3．1任务指向性

法庭言语角色，在他们自身的行业或技术的能力范围之内，根据他们对庭审的任务或功能的一般特征的理解来组织他们的话语。也就是说，在庭审过程中，法律专业人员和非法律专业人员的言语行为，都指向制度性任务或功能，这一点明显表现在他们所追求的总目标上——就被告的有罪或无罪做出判决。即使原被告之间或(交叉质证中的)对方律师与证人之间的目的对抗，言语角色都明确知道他们之间互动的总任务或总目标是什么。

3．2严格限制性

法庭言语的限制性主要表现在言语角色之间的互动和话题上。在法庭言语活动中，一些来自权势的或法律强制性的限制会使法庭言语具有一些形式特征，具体表现为程序规则、话轮控制以及公诉人或律师的明知故问等，言语角色必须根据这些特征来调整自己的言语行为。如针对公诉人或律师的明知故问，听话者必须作出回答，否则将被认为是藐视法庭。具有制度性特征的言语角色是根据每个人可用的话轮的预先分配情况来定义的：法官指示，律师提出(制度上允许的)问题和反对对方的问题，证人回答律师的问题，等等。在主题上的限制主要体现在所有言语角色的言语都要与审判的主题相关，在不同的庭审阶段有不同的次主题，法官对庭审中的主题起检查和维护作用，任何有偏离主题的言语都将被法官制止。

3．3推论特殊性

在法庭言语活动的制度性语境中，制度性互动中产生的一些推理、推论及涵义也具有一些特别(“制度性”)之处。如法官对非法律专业人员的描述、主张等不能露出吃惊、同情或赞成等表情；沉默会被看作是藐视法庭，或者对某证据没有异议而被法官采信，等等。日常谈话中“你儿子还好吗”是一种表示关心的问候语，但是在法庭上，如果一个刑事被告人这样问法官，则会被看作是一种威胁。

3．4权势充斥性

社会语言学在制度性话语研究中有两个重要概念：权势和亲和。权势的层级性是相对于亲和而言的，它们都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制度性话语的研究通常都着重于揭示不对等或非等同关系以及语言中权势的使用。法庭言语角色之间的权势不对等引起了他们之间权势的层级性，权势的层级性又影响着各言语角色之间的话语权的大小。我们认为法庭言语中的权势直接影响到话语权，话语权主要受权势的三个方面因素制约：①权力和权威：法庭言语角色的权力和权威具有其法律基础。法庭审判属于法的适用的内容，即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按照法定职权实施法律的专门活动，具有国家权威性。在我国，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专门机关。法的适用是司法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施法律的活动，具有国家强制性。由于法的适用总是与法律争端、违法的出现相联系，总是伴随着国家的干预、争端的解决和对违法者的法律制裁，没有国家强制性，就无法进行上述活动。司法机关依法所作的决定，所有当事人都必须执行，不得违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确认适用法律的体制是必要的，我们就赋予了司法人员以权威。②在法庭言语互动中一方通过语言的使用对另一方的控制：法庭言语中的权势还具有其语言学基础。法庭言语各角色都会通过使用一定的语言或言语策略对对方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比如，法庭上最有效的控制方式就是提问。律师可以在对证人的提问中加入隐藏的预设，可以通过提问使对方的回答出现前后矛盾，通过提问证明证人对所述问题认识模糊或一无所知而否认其证词的证明力，通过提问来限制对方回答的内容(如选择问句，“只回答是或不是”)，等等。③知识：掌握专业知识才能使用专业话语，因此专业知识对话语权起作用。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律师和公诉人具有法律知识，并熟悉庭审程序。另外，在办案过程中，法官和公诉人接触了一些与案件相关的材料，对案情的了解也比被告人相对更多。因此，法律职业人员与非法律职业人员相比，具有更大的话语权。

总之，法庭上的权势包括权力和权威、知识以及在法庭言语互动中一方通过语言的使用对另一方的控制。谁的权势越大、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和庭审程序等越多，谁就越有话语权，也就越有可能控制权势较小的一方。

3．5话语权的不对称性

话语权的不对等造成了法庭言语角色之间的层级性。LeahKedar(1987)认为言语中体现话语权的三种方式是：提问、控制话题和打断。廖美珍(2003:53)在法庭问答互动研究中注意到了从问答角度来看“证人、被告人与公诉人、辩护人以及审判人员的关系一般是不可逆的”。

以上两个图也印证了Goodrich(1987)的话“法律是一种官僚体制，很多权势都体现为一种组织内的层级”。根据上图，我们认为就法庭言语角色的话语权而言，大致有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法官。法官在法庭上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因此而被赋予了权力。法官在法庭上具有最高权威，法庭所有其他人员对法官的讲话尽量贴近正式礼貌用语。法官可以根据庭审需要向所有在庭的人发出指令或提出疑问，做出决定。他提问时对方必须作出回答。但是除了对律师等的请求做出许可或否定外，他们一般不回答问话。

第二层级是公诉人或控辩双方律师以及原被告。法庭上除了法官之外，公诉人或律师的权势次之。因为他们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并熟悉法庭审理程序，他们懂得怎样使用专业语言或语言策略及言语策略等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并具有一定的权力。因此，他们在法庭上最为活跃，他们对法官一般不发问，只提出请求，采用的是正式的、礼貌的用语。他们可以向他方律师和证人等发问，但采取的问话方式不相同。对于他方律师的问话，则与他方用语相对应；对于他方律师及他方证人，问话的礼貌程度降低。他们有权要求他方律师或证人回答他的提问；而在刑事案件中，国家公诉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因此比辩护律师更具权势；而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及其律师与被告及其律师相比更具话语优先权。

第三层级是证人及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证人分一般证人和专家证人。专家证人因为具有专业知识而更具权势，他们除了回答问题之外还会在法庭上宣读鉴定结果或者提出建议。一般证人及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最不具权势，他们不能向法庭上的任何一方提出问题，也不能打断或引入新话题，一般只能答话，且答话的内容常受法官或律师的影响，不能凭自己的意愿偏离或转换话题。因此，他们很少有话语主动权，只能等待他们的话轮，有时证人甚至要等上好几天才能有机会获得话轮，在话语权这一点上是完全被动的。但他们并非毫无话语权，因为他们对语言的使用也具一定的手段。

3．6法庭言语的策略性

“由于刑狱诉讼等法律事务关涉到个人或群体的财产得失、毁誉荣辱乃至生命予夺，……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语言的运用是超时空的、永恒的。”(潘庆云，2003)。为了争夺话语权，法庭言语各角色都会通过使用一定的语言策略和言语策略对对方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法庭言语活动中的各角色之间关系复杂，各言语角色之间的目的不一；同时，法庭言语活动又受很多程序规则、时间等的限制，这就要求法庭言语各角色，包括法官(根据我国的审判制度，法官在庭审中也可以参与实体调查，因此在法庭事实调查阶段法官也对原被告进行提问)，在言语活动中使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能达到最佳效果，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各种语言策略和言语策略，归结起来说，主要是要达到控制对方话语的目的。

3．7言语角色及关系的语境决定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的依法判决必须经过开庭审理才能实现。开庭审理即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全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并依法作出裁判或调解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把审判看作是一个以言行事的“大言语行为”，其目的是“全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可以说，法庭审判的功能决定了法庭言语从本质上就是制度性的。如果从语境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社会文化语境：不同国家因为社会文化的不同，实行的审判制度也不一样，因此各个国家的法庭言语进程及其话语语篇的构成也各具其特征。如就法庭辩论来看，各国均规定控辩双方可对案件的证据和事实、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观点，发表意见，进行论证和相互辩驳，一般由方首先发言，辩护方反驳，如此反复辩论几轮。不同的是英国和美国由方作最后陈述，而法国、德国和中国大陆则是被告方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法庭审判场合：在进行法庭审判时，除了庄严肃穆的法庭物理场景外，还有严格的程序和纪律约束、严肃性话语主题等。其中，法庭纪律体现了庭审的严肃性。如未经法庭允许，不准录音、录像、摄影等。在法庭审判场合中，因为法庭言语角色的参与而使审判场合具有了社会性特征。这样一个严肃的场合，决定了话语基调的严肃性。另外，言语内容不是随意的，而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关、与相关法律有关。说话的轮次也必须按照庭审的程序规则进行。

庭审话题：法庭言语活动中的话题是庭审要解决的法律争端。如审判长在宣布开庭时说“现在开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今天对上诉人张某(小妹)、被上诉人张某(大姐)继承纠纷一案进行审理。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法庭调查”。之后，根据庭审程序阶段，法官确定的主话题是“继承纠纷”，那么在该庭审中，所有言语角色的话题都要与具体的“争议财产”和“继承法”相关规定有关。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庭要调查的是当事人双方所出示的用来证明他们对某部分财产享有继承权的相关证据，因此针对他们出示的每一个证据进行的法庭调查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次话题。在法庭辩论阶段也一样，针对法庭调查确认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针对每一个辩论焦点发表的辩论意见也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次话题。

言语角色：言语角色指交际事件的参与者，即使用语言的人，包括言者和听者。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中，各言语角色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言语策略。

我们先看制度性身份的专业人员——审判人员。“话语的制度性不是由物理场景决定的，而是由某职业活动中的工作人员的制度性或职业性身份决定的(PaulDrewandJohnHer-itage，1992)。”制度性话语的交际行为反映社会的作用、反映某些机构的作用，这是从话语的功能方面来考虑的。法官的功能就是通过司法审判来体现和维护社会公正。法官在法庭言语活动中的功能有：a．参与角色功能——交际事件的参与者、话语的最终接听者。b．职业角色功能——参与交际的某个方面的角色，即审判主持者。专业角色跟某个单位和职业连在一起，充当某个职业角色的参与者所说的话，通常不代表“他们自己”，而是代表某个单位。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法官会自称“本庭”、“本院”、“法庭”等，如“你们的辩论法庭听得很清楚”。

其次是法庭言语角色的社会属性特征。“社会语言学在研究语境时根据的是言语交际者在谈话中引入的社会属性，包括：年龄、性别、职业、社会阶层或阶级、民族、地区、亲属关系等。他们认为：这些属性的关联性一是取决于谈话发生的特定场合——也就是谈话是否日常交谈、发生在法庭还是商业谈判中等等；二是取决于说话者在这些场景中所从事的特定的言语活动或言语任务。”(PaulDrewandJohnHeritage，1992)

在法庭诉讼过程中，言语活动在法庭这一特定的场合中进行，言语角色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进行交际，他们之间的任何社会关系只归结为这样的社会关联性：第一，审判人员、公诉人、律师属法律职业人员，原告、被告、证人等属非职业人员。在法庭言语中职业人员与非职业人员之间的交际互动中最明显的特征见于职业人员对非职业人员的话语控制，其中尤见于律师对证人的控制。第二，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任何关系，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等，都首先被归结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是由他们所参与的法律诉讼这一活动或任务决定的。另外，法庭言语中的原被告角色并非任意，他们受法律和程序规则限制。

总之，法庭言语的这些制度性语境因素不仅制约了法庭言语的进程、角色的身份及制度性角色与关系等，而且还是形成法庭言语其他制度性特征的根本原因。

篇（8）

1．数学教学方法改革的需要

长期以来，数学教学改革偏重于对教的研究，但是对于学生是如何学的，学的活动是如何安排的，往往较少问津．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方法包括教的方法和学的方法，正如前苏联教学论专家巴班斯基指出的那样：“教学方法是由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运用的协调一致的效果决定的．”即教学方法是受教与学相互依存的教学规律所制约的．

当前，教学方法改革中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向，就是教法改革与学法改革相结合，以研究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作为创建现代化教学方法的前提，寓学法于教法之中，把学法研究的着眼点放在纵向的教法改革与横向的学法改革的交汇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法指导应该是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2．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需要

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教会学生学习”已成为当今世界流行的口号．前苏联教育家赞可夫在他的教学经验新体系中，把“使学生理解学习过程”作为五大原则之一．就是说，学生不能只掌握学习内容，还要检查、分析自己的学习过程，要学生对如何学、如何巩固，进行自我检查、自我校正、自我评价．学法指导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能力，为学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和创造必要的条件．

3．更好地体现学生为主体的需要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就指出：“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美国心理学家罗斯也说过：“每个教师应当忘记他是一个教师，而应具有一个学习促进者的态度和技巧．”专家学者精辟地阐述了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是认识的主体和发展的主体思想，强调了学法指导中以学生为主体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只是为学生的认识的发展提供种种有利的条件，即帮助、指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和习惯．

二、数学学法指导的内容

1．形成良好的非智力因素的指导

主要包括学习需要、动机、兴趣、毅力、情绪等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形成的指导．

2．学习方法体系的指导

（1）指导学生形成拟定自学计划的能力．

（2）指导学生学会预习的能力．要求学生边读边思边做好预习笔记，从而能带着问题听课．

（3）指导学生读书的方法．

（4）指导学生做笔记、写心得、绘图表的方法，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

（5）指导学生有效的记忆方法和温习教材的方法．

3．学习能力的指导

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注意力以及自学、表达等能力的培养．

4．应考方法的指导

教育学生树立信心，克服怯场心理，端正考试观．要把题目先看一遍，然后按先易后难的次序作答；要审清题意，明确要求，不漏做、多做；要仔细检查修改．

5．良好学习心理的指导

教育学生学习时要专注，不受外界的干扰；要耐心仔细，独立思考，不抄袭他人作业；要学会分析学习的困难，克服自卑感和骄傲情绪．

三、数学学法指导的原则

数学学法指导的原则是根据学生的学习任务、学习规律和学习经验，对学生数学学习提出的基本法则．它是用来指导和改进学生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质量的准则．

就目前数学教学研究情况和学生学习经验来看，笔者以为有以下几条原则．

1．系统化原则

要求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在头脑中形成一定的体系，成为他们知识总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和学中，要把概念的形成与知识系统化有机联系起来，加强各部分学习基础知识内部和相互之间，以及数学与物理、化学、生物之间的逻辑联系；注意从宏观到微观揭示其变化的内在本质．并在平时就要十分重视和做好从已知到未知，新旧联系的系统化工作，使所学知识先成为小系统、大结构，达到系统化的要求．

2．针对性原则

就是针对数学学科的特征及学生的实际特点进行指导，这是学法指导的最根本原则．首先，要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进行指导．一般来说，初中生知识面较窄，思维能力较差，注意力不持久，学习技能不很熟练，因此，对初中生的指导要具体、生动、形象，多举典型事例，侧重于具体学习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高中生则不同，知识面较广，理解力较强，因此，可向学生介绍一些学习数学知识的方法，侧重于学习能力的培养，开设学法课．其次，要针对学生的类型差异进行指导．学生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优秀型．双基扎实，学习有法，智力较高，成绩稳定在优秀水平．第二种，松散型．学习能力强，但不能主动发挥，学习不够踏实，双基不够扎实，学习成绩不稳定．第三种，认真型．学习很刻苦认真，但方法较死，能力较差，基础不够扎实，成绩上不去．第四种，低劣型．学无兴趣，不下功夫，底子差，方法死，能力弱，学习成绩差，处于“学习脱轨”和“恶性循环”状态．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指导方法和重点要不同．对第一种侧重于帮助优生进行总结并自觉运用学习方法；对第二种主要解决学习态度问题；对第三种主要解决方法问题；对第四种主要解决兴趣、自信心和具体方法问题．

3．实践性原则

学习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技能，要使学生真正掌握学习方法，就必须进行方法训练（即实践），使之达到自动化、技巧化的程度．指导中切忌单纯传授知识，满堂灌，学而不用．进行方法训练时，要与具体内容相结合，使学生在具体运用中掌握学习方法．

4．实用性原则

学法指导的最终目的是用较少的时间学有所得、学有所成，改正不良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所以应以常规方法为重点，指导时多讲怎么做，少讲为什么，力求理论阐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增强可读性，便于学生接受．注意穿插某些重要的单项学习法，如怎样记笔记，怎样积累资料，怎样使用工具书，怎样阅读，等等．

5．自主性原则

指导学生优化学习方法，其着眼点在于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为此，教师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应力求贯彻学生自主原则，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和余地进行自学，独立地思考和解决问题．

6．及时巩固原则

及时巩固原是学习和发展的需要．例如，数学符号、概念、定理、公式等是数学特有的表现形式．教学实践表明，数学符号、概念、定理、公式没有学会和记住，是造成学生学习质量不高、学习发生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及时巩固，才能迁移应用．

四、数学学法指导的实施

数学学法指导是一个由非智力因素、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组成的动力系统、执行系统、控制系统、反馈系统的整体，对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忽视，都会直接影响学法指导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应以系统整体的观点进行学法指导，以指导学生加强学习修养，激发学习动机，指导学生掌握和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点和科学的学习方法，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提高学习能力及效果为其内容及范围．

1．形成良好的非智力因素的指导

非智力因素是学法指导得以进行的动力．积极的非智力因素，可以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长盛不衰．我们应把培养学生良好的非智力因素放在首位．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激发学习动机，即激励学生主体的内部心理机制，调动其全部心理活动的积极性．首先，以数学的广泛应用，激发学生学好数学的热情．其次，以我国在数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学习动机．再次，挖掘数学中的美育因素，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此外，教师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的内容，选用生动活泼、贴近学生生活的教学方法引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教师还可以运用形象生动、贴近学生、幽默风趣的语言来感染学生；教师还可以安排既严谨又活泼的教学结构，形成热烈和谐的氛围，使学生积极主动、心情愉快地学习，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锻炼学习意志．心理学家认为：“意志在克服困难中表现，也在经受挫折、克服困难中发展，困难是培养学生意志力的‘磨刀石’．”因此，数学教学中要经常给学生安排适当难度的练习题，让他们付出一定的努力，在独立思考中独立解决问题（但注意难度必须适当，因为太难会挫伤学生的信心，太易又不能锻炼学生的意志）．

（3）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第一，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第二，反复训练，持之以恒；第三，树立榜样，激发自觉性；第四，评价表扬，鼓励发展；第五，建立学习规章制度，严格管理；第六，创造良好学习环境，如搞好校风、学风、教风、班风建设．

2．数学学习方法内化的指导

（1）正确认识数学学习方法的重要性．启发学生认识到科学的学习方法是提高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并把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如，结合教材内容，讲述一些运用科学学习方法获得成功的例子，召开数学学法研讨会，让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介绍经验，开辟专栏进行学习方法的讨论，等等．

（2）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数学学习方法．

①合理渗透．在教学中要挖掘教材内容中的学法因素，把学法指导渗透到教学过程中．

②相机点拨．教师要有强烈的学法指导意识，结合教学抓住最佳契机，画龙点睛地点拨学习方法．

③及时总结．在传授知识，训练技能时，教师要根据教学实际，及时引导学生把所学的知识加以总结，使其逐步系统完善，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④迁移训练．总结所学内容，进行学法的理性反思，强化并进行迁移运用，在训练中掌握学法．

（3）开设数学学法指导课．学法最好安排在起始年级（高一、初一）开设，时间一般是每周或每两周一课时，开设一学期或一学年，并列入数学教学计划．要结合正反例子讲，结合数学学科的具体知识和学法特点讲，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讲，边讲边示范边训练．例如，讲授名人和优秀学生学习的事例，或对反面典型进行剖析；介绍如何读书、如何复习、如何记忆等一般的学习方法；精讲数学解题的策略和思维方式；等等．当然学法课有时也可以由学生自己来上，或请优秀学生介绍经验，或请有关教师作专题报告，还可以采用讨论式．

（4）数学学法的矫正指导．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总要暴露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需要老师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有较清晰的认识，善于发现问题的症结，在教学工作过程中密切注意学情，加强调查与观察，最好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建立个人档案，随时记载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针对性矫正，从而使学生改进学法，逐步掌握科学的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率．

篇（9）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当时经济落后，人民文化水平较低，报刊种类少。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报社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管理体制是按事业单位对待的，办报经费则是由国家财政拨款，报社极少考虑经营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邮发合一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在报业发行中一统天下。

“邮发合一”的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在：

1.拓宽了报纸发行的深度和广度。在“邮发合一”之前，报纸发行的范围主要局限在铁路沿线、交通枢纽，而很多偏僻的地区和许多县市都很少甚至几乎看不到报纸。通过“邮发合一”，邮电网络遍及全国，点多、线长、面广，只要是邮局公开发行的报刊，凡是邮路通达的地方都能订阅到，这样一来，便大大地拓宽了发行网点和覆盖范围。

2.利用现有资源，减少浪费和混乱。“邮发合一”使报社专门编报印报，邮局则负责订报发报，简化了国内报刊发行系统，省去了许多人员开支和事务工作的麻烦，既可专心编报，又合乎经济原则，减少了浪费、纠纷和混乱，有助于解放初期全国报刊的发展，并增加了邮电业务。

然而，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邮发合一”渐渐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尤其是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给报纸的发行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首先，改革开放政策为新闻出版事业带来空前的繁荣，报纸的数量增多，品种由单一的机关报变为多品种、多层次，开张由四块版变为八版、十六版甚至更多，内容特色更是日星月异，邮电部门不负重荷。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报社必须讲求经济核算，考虑成本、利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而“邮发合一”收费高，手续烦，造成报纸资金回笼慢，不利于报社的发展。

时间最高发行费率最低发行费率平均发行费率1949--195235%14%28.4%1952--198025%25%25%198030%25%27.5%1981--198625%25%25%1987--25%28%--35%29.3%

从上表可见，报纸的发行费率在建国四十年来几经变更，但最低平均都没有低于25%以下，最高达到了35%，这对于面临着要求自负盈亏的报社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因此，自办发行的新模式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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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办发行的特点和优势自从1985年洛阳日报率先自办发行起，几年的时间，“自发”模式如星火燎原之势，几乎全部的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城市党报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报纸，纷纷加入“自发”的行列。报纸的发行总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1993年报纸发行总量约为264亿份，比1979年全年发行131亿份增加了近一倍。

和“邮发合一”相比，自办发行有其不能比拟的特点和优势，更能满足新时期报纸发行的需求。

1.缩短投递时间，一般情况下，市区投递要比邮局早一两个小时，郊县要快半天至一天。

2.发行费用减少，如上文所述，邮发的发行费率最低也要25%，加上邮局种种相关要求的开支，实际发行费用相当昂贵，而自办发行，报社实际支付的费用和邮发相比，仅为18%。同时订报费用，报社可以立即拿到（邮发则是每月按订数返还），大大增加了报社的流动资金，有助于实现报社经济自主，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3.投递质量提高，服务周到，上门征订，提高报纸的质量和发行量。然而，尽管自办发行这一新生事物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但它也有自身体制上的弱点和不足。目前我国大部分报社的发行部门都很小，体系也不完整。《参考消息》，发行量300多万份，发行部只有7个人；北京日报三报两刊，发行部只有4个人；光明日报发行部16个人，与采编人员的比例是1：25。发行队伍如此弱小简陋，每到发行季节，记者、编辑都要带着发行任务，组织发行。这种亲力亲为的手工操作，实在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报业发展。因此，势必将有新的发行模式出现。

三、多渠道发行的出现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报业发行模式变革也随之进入了新时期。未来，多种灵活的发行模式将会不断出现，多渠道发行势在必行。在这里，笔者仅谈谈自己的设想，供大家参考。

1.“邮发”和“自发”相互结合，扬长补短。邮局可以和报社共同商讨，在双方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签定合约，根据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原则，协调好双方的经济利益。报社和邮局因地制宜、因报制宜地制订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发行费率，这是“报邮联合发行”的关键，如果在这一点上双方能达成共识，“联合发行”就有了成功的基础和前提。这种发行模式，在某些地方已经实施，并取得了成功。1998年，《深圳商报》与当地邮局签订了“联合发行合作协议”，并且共同成立了“联合发行指挥部”，以邮局为主，报社协助，开办了预约征订、跨区订阅、上门收订、现场收订、分期订阅等多种新的服务项目，报纸的发行量因此获得全面增长，市内订户比上年增长了71.2%，外阜订户比上年增长了5.8倍。在和邮局重新合作的同时，报社也可以拓宽自办发行的路子，灵活地采取多种手段，因地制宜地发展发行模式。尤其是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报业集团，可以组建发行网络，由报业集团建立一个直接下属的发行总公司，再在各地建立起发行分公司，统一部署和管理此报业集团下的各家报纸发行；另外，报社还可以和银行合作，选中一家或几家全国联网的银行，委托它们在各地的营业网点设点收订报刊；随着因特网的发展，报社还可以利用网络，在网上征订报纸，然后委托电子商务站点进行送递。

篇（10）

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社会，积极、正确地引导社会，使新闻宣传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发挥更好的作用。把正面宣传同舆论监督对立起来，认为舆论监督会影响正面宣传，这是错误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一些落后的、错误的东西，通过新闻媒体曝光、批评、引导而变为先进的、正面的事例已不鲜见。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同样具有积极引导的作用。有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把新闻宣传的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比做越野汽车的“前加力”和“后加力”，是非常形象和切合实际的。因此，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的相互关系，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又要理直气壮地抓好舆论监督。

二、坚持实事求是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舆论监督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其真实性。在当前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整体和个人各方面的利益正在进行大调整和再分配，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大量出现，这就更需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采访上下左右、方方面面有着相互联系的人和事，真正掌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找出问题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抓准事物的本质。把采访的过程变成对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采写出不仅内容真实而且用语准确、提法恰当的稿子。为确保舆论监督的绝对真实，对批评性的稿件应慎之又慎，必要时稿子写好后不妨征求一下被批评者的意见。只要把工作做细了，把稿子写实了，我们的舆论监督就能经得起检验，发挥积极作用。

三、抓住主要矛盾

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如果事无巨细，都去反映，那就显得杂乱无章。新闻的生命是真实，但并非真实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新闻。现在，有的新闻媒体以“猎奇心理”去搞舆论监督，结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里，有必要探索舆论监督监督什么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热点问题不时的出现。所谓热点问题，就是在一个时期内人们普遍关注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些也是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热点问题有全国性的也有地区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时期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集中表现，问题不解决就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要敢于触及热点问题。实践证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抓住事关大局的问题实行舆论监督，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强调舆论监督要抓大事，并非是对所有的小事不管不问。如对“米袋子”、“菜篮子”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这些看似小事，实际上关乎着大局，我们也必须热情关注，帮助解决。但是，如果不从大局出发，不抓西瓜抓芝麻，光就鸡毛蒜皮问题进行舆论监督，那么，对出现或发现的问题就会堵不胜堵，似乎发稿不少，就是不解决多大问题。因此，我们在实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一定要对遇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认真进行分析，千方百计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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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掌握适度原则

唯物辩证法认为，“度”是一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限度、幅度、范围，是质与量的统一。古人所说的“过犹不及”，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舆论监督必须掌握适度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要适宜。舆论监督不同于正面宣传，在具体内容上，舆论监督批评性报道较多，读者对批评报道非常敏感。当今社会问题很复杂，什么问题应该监督，什么问题不应该监督；什么问题该批评，什么问题不该批评，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同时，在报道形式上也应当有所选择，不一定只是批评、曝光，也可以采取群众参与、专家访谈、平等讨论、自我教育等报道形式，适宜哪种方式就用哪种方式。总之，要做到既有创新又不过度。其次，要适量。舆论监督报道数量一定要适当。可是，有些记者却不是这样，抓起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来，总觉得多多益善，想过把瘾，这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我们应当懂得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这个道理。舆论监督也是如此，量太少了无济于事，过多过滥了也会适得其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好舆论监督报道的密度，哪些该连篇累牍，哪些应点到为止；哪些该公开播发，哪些该用内参反映，要周密策划，不能盲目从事。其三，要适时。舆论监督的效果与报道展开的时机紧密相关。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同其他新闻一样，应当讲究时效性。但是，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的时效性主要体现在对切入问题的时机把握上，而并非都是当日新闻。因为在矛盾正处在激化状态、是非还不清楚的时候，你就马上进行报道，这样不但不能促使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因介入过早给解决问题带来麻烦；相反，如果群众对问题关注的热情和舆论高峰已经过去了，我们才迟迟进行报道，那么监督效果也就会大大减弱。据了解，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专题报道，有的观察准备时间长达半年后才在适当时机播出，从而取得了最佳效果。因此，对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的播发，一定要审时度势，掌握火候，捕捉良机。从这一点上说，时机就是效果。其四，要合法。新闻媒体在监督社会的同时，也在接受社会监督。从已发生过的新闻官司看，有的新闻媒体及其记者之所以败诉，除报道内容失实外，不少报道是因为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所造成的。法度是舆论监督需要认真把握的极为重要的度。因此，每个新闻工作者必须增强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实行舆论监督。这样，就会有效地防止新闻纠纷的出现。

五、分析因果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出有因，但因果关系既有普遍性，又有多样性。存在着一因多果、同因异果，一果多因、同果异因，多因多果这样复杂的因果链条。对此，我们切不可简单化。舆论监督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用心去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

在舆论监督中，既要报道问题的现状和处理的效果，又要分析其出现的原因，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在对复杂的事物进行监督中，更要注意分析其多方面的原因，主观的、客观的，内部的、外部的，直接的、间接的，等等。只有把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深分析透，舆论监督才能真正以理服人，产生较强的震撼力，促使事物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取得更好的监督效果。

六、注重社会效果

篇（11）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危机袭来，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和变味薪酬等“问题薪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舆论哗然，社会公众愤愤不平。高盛集团和花旗集团等华尔街投行巨头在危机之中依然我行我素，高薪重奖，惹来众怒，被奥巴马总统怒斥为“可耻”[1]。在我国，企业高管的高薪丰酬同样被推上舆论的浪尖。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高管亦官亦商的双重角色，引发出了中国特色的国企高管“高薪谜团”。上市公司作为企业群体的佼佼者，高管薪酬“”，而企业并未相应地做大做强，不少企业利润一降再降，薪酬涨了再涨，越亏薪水涨得越快，即使业绩下滑甚至严重亏损，高管照样领取丰厚的薪酬。这种现象令人痛心，从而让人们产生了高管薪酬是否物有所值的“薪酬之迷”。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掌门人马明哲2007年度6616．1万元天价薪酬饱受各界质疑和舆论诟病后，2009年初高管们共克时艰之举更出人意料，相继有448位掌门人放弃2008年度薪酬，这种“零薪酬”甚至让人觉得更可怕[2]，高管薪酬的随意性更是让人产生“薪酬之惑”。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高管们也是“满腹委屈”，振振有词地回应道：薪酬又不是自己定的，是董事会定的，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是以独立董事为主导的呀[3]。言外之意，独立董事是值得信赖的，董事会的高管薪酬决策是值得信赖的。面对形形的“问题薪酬”，我们不禁要追问：独立董事真的客观独立吗？董事会的高管薪酬决策值得完全信赖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董事需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而他们慷公司之慨，拱手奉上“问题薪酬”，显然与公司利益背道而驰，理应对其问责。奇怪的是，一旦爆出高管的“问题薪酬”，矛头均指向支薪高管，习惯性地斥责高管，似乎与作为薪酬决策者的董事们无关，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了。如果董事们“跟着感觉走”，习惯性地将脑袋借给高管，“问题薪酬”必将泛滥成灾，进而危及公司治理大厦之根基。为何炮制“问题薪酬”的董事往往安然无恙，糟糕一点的也不过有惊无险而已呢？这说明，针对高管薪酬决策的董事问责路径和相应的司法审查标准，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完善的。那么，以何种标准审查“问题薪酬”才能对症下药呢？采用何种审查标准，才能遏制董事们“跟着感觉走”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析“问题薪酬”的形成机理，为探索其问责路径和相应的司法审查标准提供铺垫。

二、“董董相护”与高管的“问题薪酬”

董事们为何心甘情愿地将脑袋借给高管，习惯性地接受其薪酬要求呢？下文将运用寻租理论解说高管权力如何影响高管薪酬，进而变相自定薪酬。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理论解析“董董相护”的心理学机理。

（一）高管变相自定薪酬的寻租理论解说

高管应尽可能避免自我交易，以免“脚踏两只船”，高管薪酬则是不可避免的自我交易。全球公司治理改革浪潮的重要成果，就是在董事会层面构建了高管薪酬的利益冲突隔离机制，由独立董事主导的薪酬委员会审核高管薪酬。如果说独立董事真的客观独立，董事会的高管薪酬决策值得完全信赖，也就没有“问题薪酬”的生存空间了。然而，现实却是“问题薪酬”比比皆是。原因何在？在高管权力面前，前述利益冲突隔离机制似乎不堪一击，轻而易举就被自我击退，高管变相自定薪酬大行其道。这样，从大门赶走了高管自定薪酬之“前狼”，高管变相自定薪酬之“后虎”又从窗户跳了进来，难怪不管企业业绩如何，高管薪酬都是一路攀升，甚至逆水而上，无功受禄。薪酬激励本来旨在降低成本，鼓励高管将企业做大做强，而薪酬与业绩基本不相关，凭直觉就能感觉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了。其实，这种感觉是完全有道理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寻租理论令人信服地解说了高管权力是如何扭曲薪酬的。

长期以来，以墨菲和詹森为代表的最优契约理论系解释高管薪酬合理性的主流理论，而面对俯拾皆是的“问题薪酬”，就明显有些苍白无力了。哈佛大学伯切克和弗里德则另辟蹊径，提出了寻租理论（rentextracting），清晰客观地但又最终振聋发聩地分析出，企业高管寻租致使其薪酬畸高。该理论的提出犹如石破天惊，引发了双方激烈的交锋和论战，最终最优契约理论也承认高管权力起了作用，寻租理论得到了认同，但它并不取代最优契约理论，而是弥补了最优契约理论的不足，解说了最优契约理论无法解释的部分，即高管会以权谋薪[4]。对于高管“问题薪酬”，寻租理论的解释可谓一针见血，显然更具有穿透力，也与现实更加吻合。何以见得呢？

其一，高管与职工愈来愈大的收入鸿沟就是高管权力寻租的一个有力注脚。高管薪酬增长大幅度跑赢企业业绩，有的甚至与业绩呈反向运动。企业业绩乃是团队生产的结果，若蛋糕并未做大或者做大程度与高管薪酬增长失衡，高管薪酬不断攀升，这种薪酬与其说是价值创造，毋宁说是财富转移，是对包括职工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剥夺。高管与职工收入越来越大，企业规模愈大，这种差距也就越大，这个收入鸿沟就是权力寻租的有力证据。2003年，央企实施年薪制后，高管名义薪酬就达到职工工资的13．5倍。随着高管收入，这种差距在持续拉大。上市公司更是如此，2004年针对沪市上市公司的一项问卷调查研究表明，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有了明显的、带有根本性的改变[5]，高管与员工收入差距10－15倍的增长最快，增长了433%，而15倍以上的也增长了125%。鉴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3年左右就翻番，这一差距还在日趋扩大。

其二，高管权力大小与萃取租金的方式息息相关。有关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业绩、企业规模和公司控制强度三类影响因素对高管薪酬水平的总体解释率分别为8．9%和30．66%。也就是说，公司控制强度的解释力大于企业业绩和企业规模因素，高管权力对薪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高管控制权的相关性研究，这一点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一般说来，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正相关，而引入高管控制权之后就大不相同了。若总经理来自控股股东单位或兼任董事长，高管控制权的增加提高了高管薪酬水平，却降低了高管薪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就是说，当高管权力增大时，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失效，高管寻租空间增大，也相对降低了高管薪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反之，当高管权力变小时，相对增加了高管薪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6]。易言之，一旦高管权力增大，他们就可能从薪酬游戏规则遵守者转变为游戏规则制定者，薪酬制定过程就变成高管萃取租金的过程。

由此观之，即使有独立董事主导的薪酬委员会，高管仍可以权谋薪，通过操纵激励标准、激励工具、萃取隐性薪酬等方式，变相自定薪酬，萃取租金，而且权力愈大，萃取租金的空间也愈大。董事们为何轻而易举就将脑袋借给高管呢？这涉及到下面的“董董相护”，正是它造就了高管变相自定薪酬。

（二）“董董相护”的心理学机理解析

为何一旦遇到高管薪酬，董事就认人、认情、认面子？为何独立董事对高管薪酬也未必真正独立和客观呢？传统民商法和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的视野局限于董事决策的理性（思维）回路，根本就不考虑情感回路，“尊重情感、伦理等在其他法律场域中可能要被考虑的多维目标，在公司法中无需顾及”[7]，使得情感回路在公司法上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也无法解释这种异常现象。其实，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理论，已经对人的非理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更为贴近现实的研究成果，以至于经济学家感慨“今日的经济学……已经是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两大理论共分天下”[8]。公司法研究没有理由继续故步自封，本文拟借用这些新兴边缘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工具揭开“董董相护”的“黑匣子”。

1．“董董相护”的社会心理学解释

社会心理学侧重于观察和分析个人在社会情境中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不仅有理性回路，也有情感回路。其所关注的人并非冷冰冰的理性“经济人”，而是有血有肉的“社会人”（现实人）。它强调情境对行为的影响，会聚焦于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自动的、无意识的行为，那些普遍性的、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可能先天性地存在于我们基因的习惯和思维方式。董事可能基于互惠和群体思维，无意识地偏袒作为同僚的高管，即“董董相护”，现解说如下：

第一，董事互惠人情和面子在情理社会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认人、认情、认面子蔚然成风，公事常常需要私办，人们常常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9]，因而“关系”被誉为社会资本。董事自不例外，也会相互送人情。这是因为，董事和高管都具有相似的社会地位[10]。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主要来自其它公司的董事和高管[11]，还有专家学者等社会名流[12]。他们都是社会精英，不仅有共同语言，而且还因为交叉任职和频繁的互动交往，形成了“兄弟”或“姐妹”关系。交叉任职使得他们可以跳出本公司的小圈子，与同行分享共同的经历和经营管理的“酸甜苦辣”。这也比在本公司少了许多顾忌，可以更为坦诚，有的甚至会相见恨晚，进而成为“铁哥”或“铁姐”。一份人情，意味着一份义气。既然是“兄弟”，无论是无利害关系的董事审议董事的自我交易，还是独立董事审议董事和高管的薪酬，自然会相互支持了。这可能是出于认同，也可能是相互理解、相互包涵，高抬贵手，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不会遇到点难事”，“谁都有难处”，“谁都会有人在屋檐下的时候”等等，这种感情因素一旦渗透到选择和判断之中，自然会网开一面[13]。何况，抬高高管的薪酬水平，对自己也是有益无害呀。

第二，董事群体思维董事会集体决策机制，意在集中集体智慧，群策群力，提高决策质量，促进公司价值最大化。但是，集体决策的动态交互过程很可能产生群体思维这样的非理[14]。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发现，高水平的群体凝聚力（groupcohesion）将会导致群体决策失误，如与命令式的领导等因素交互作用，更容易引起群体思维；与任务导向凝聚力相比，基于人际吸引的社会情感凝聚力更多地损害决策的质量。董事会系具有高度社会情感凝聚力的群体，决策质量就深受群体思维的危害。这是因为，董事遴选和评价均以合作精神而论，董事会自然倾向于一团和气。董事还具有从众（conformity）的动机。当群体成员对群体身份有着很高的评价时，群体成员一般都愿意继续维持群体身份，从而具有使其行为与群体保持一致的激励和动力。群体身份越有价值，群体成员的从众倾向也越强[15]。董事就是这种名利双收的身份，他们自然会倍加珍惜。为了维持董事职位，他们往往尽量与群体保持一致。为了赢得认同，董事往往遇到矛盾绕道走，发表意见“顺杆爬”，随声附和。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高管“问题薪酬”往往轻而易举地获得董事会的一致通过。

2．“董董相护”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董事决策以认知为基础，认知又是大脑的机能。行为经济学的突飞猛进，为我们从生物本能的层面更深刻地剖析“董董相护”这种非理提供了契机。其实，董事互惠和董事群体思维的产生，均可从认知偏差和大脑工作流程方面得到解释。

第一，单纯接触效应（mereexposureeffect）可以从生物本能层面解释董事互惠。神经经济学家发现，人有家庭偏见，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具有无法逃脱的恋家情节，因为面对熟悉的事务，让人感觉愉快，带来满足。而这并不需要长时间的接触，非常短暂的接触即可产生这样的熟悉感、亲切感。这就是历经千百万年锤炼出来的高速运转的反射系统的玄妙之处，大脑耳内侧1英寸深处就是负责情感记忆的海马体，这些神经元在识别不同环境特征方面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而且细致入微，随用随到，因而又称为位置细胞。其准确度惊人，无需借助任何意识性思维，它可以帮助我们在黑暗中找到蜡烛[16]。凡是走过、看过甚至想象到的特定事务，只要再次出现，该细胞就会被激活，从而产生熟悉感和亲切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公司选择的独立董事往往是与公司负责人有一定联系的熟人，哪怕是会议或者论坛上有一面之交的人，而非陌生人。一旦当选，尽管独立董事是兼职性的，也很少在公司抛头露面，但是从当选那一刻开始，他就成了董事会的“自己人”。难怪我们常常会听到他们就职感言有“荣幸成为XXX公司人”等论调。此后，通过共同参与董事会决策、出席股东大会以及各种社交活动，独立董事与执行董事和高管进一步变成兄弟、姐妹，甚至“铁哥”、“铁姐”。既然熟悉让人感觉愉快，而人在心情极度愉快时，可能会承担通常状况下会回避的财务风险[16]44。难怪独立董事审核高管的薪酬时，那么慷慨大方。

第二，框定效应（framing）则可以解释为何董事们总是被高管牵着鼻子走，习惯性地接受高管薪酬方案。前景理论认为，问题以何种方式呈现在决策者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风险的态度[17]。这就是框定效应，亦称定式思维，这一神奇力量可能诱导人做出荒诞不经的决策。例如，股份一分为二，分拆之后每股价值相当于原来的一半，基本面没有任何变化，但这还是能够让投资者产生追加投资的错觉。2004年，雅虎宣布对其股份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拆后，次日股价上涨16%[16]159。难怪董事们往往轻而易举地被高管框定。这是因为，董事会决策的方案和依据往往来自公司管理层、公司有关部门甚至外部专家或顾问，这些方案呈现有关决策事项的方式以及参照点（referencepoint）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董事会的判断和选择。人们依据参照点来判断收益和损失，不同的参照点会影响人的判断和选择。自然，参照点的选择掌握在制定方案的管理层手中，他们有意识地选择符合其需要的参照点，即可轻而易举地诱使董事会通过有关方案。制定与高管利益悠关的薪酬方案时，高管就有刻意选择这种参照点的激励。联想集团2005－2006年度的董事和高管薪酬能够顺利获得董事会批准，就是明证。其董事总酬金一年内激增12．8倍，达到1．75亿港元，董事长杨元庆年薪更是高达2175万港元，同比增长4倍多，而同期公司盈利才不过500万美元，仅仅相当于董事薪酬的1/4。如果以业绩论薪酬，以业绩为参照点，恐怕很难在董事会过关。但是，他们选择了薪酬国际化这样一个参照点，就截然不同了。公司股权、业务和人员都国际化，高管薪酬国际化似乎顺理成章。何况，董事长杨元庆的薪酬又远远落后于其直接竞争对手戴尔的CEO凯文?罗林斯和联想公司CEO阿梅里奥尼[18]。这样，联想高管均如愿以偿，美梦成真。

由此看来，一旦面对高管薪酬，董事就可能基于互惠和群体思维等情景，以及单纯接触效应和框定效应下的生物本能，无意识地偏袒高管，“董董相护”，高管寻租轻而易举，“问题薪酬”泛滥成灾。

三、“董董相护”的问责路径

董事无意识地将其与高管的友情、交情等置于公司利益之上，“董董相护”，高管变相自定薪酬，享受高薪丰酬。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将高管薪酬的失控性增长和薪酬攀比斥责为传染性贪婪。显然，“董董相护”与公司利益背道而驰，自应对其问责。问题是，基于理性回路的董事问责路径合适吗？如果不适合，何种问责路径才能对症下药呢？

（一）注意问责路径：司法对高管“问题薪酬”的放纵

现行《公司法》根本就没用考虑董事决策的情感回路，董事问责规范完全是基于理性回路。该回路要求董事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且不得徇私。与其相应的问责路径就是忠实和注意路径，忠实路径涵摄的是董事徇私，注意路径则涵摄董事未尽到合理注意。“董董相护”显然不属于忠实路径的涵摄对象，这是因为忠实路径针对的是董事自我交易，而“董董相护”则是董事徇情决策，并不涉及董事自我交易，不在自我交易之列。董事与高管之间的友情和交情本身并不是问题，就高管薪酬决策而言，根本不可能因此构成董事自我交易。董事与高管互惠虽有一种交易的味道，但其“交易”的是董事与高管的人情和面子，而非转移资源或者义务意义上的交易。“交易”并非董事自我交易之“交易”也，将人情交换关系等同于一般的市场交易也是不妥的。究其原因，人情固然有利益交换的含义，但这里的“回报”却是另一个更为重要而根本的方面。情义无价嘛，这其中的价值难以确定。价值计算是理智性的，而回报恩惠是情感性的，也就是非理性的。何况，多数人情投资并非纯粹的相互利用，期望立马回报，而是“目标培养”式的，可能很长时间后才起作用[13]。可见，董事徇情决策，“董董相护”，不在忠实路径的涵摄范围，也不应将其纳入该路径。

至于理性回路下的注意路径，虽与忠实路径平起平坐，但向来默默无闻，以至于有学者咄咄逼人地质问其是否真的还存在[19]。它要求董事尽到合理注意，尽管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表述不尽一致，要求董事尽到普通谨慎之人的注意，则是共同的。显然，这种合理注意针对的是人的思维系统的决策，而“董董相护”则是情感回路的产物，体现为“跟着感觉走”，无意识而为之，故也不在注意路径涵摄之列。这就说明，作为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护”，理性回路下的忠实和注意路径均对其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然而，针对高管“问题薪酬”的董事问责并非无人问津，而是被纳入了注意问责路径。究其原因，传统公司法对董事决策的情感回路向来视而不见，因而将董事“跟着感觉走”、徇情决策与思维系统的未尽到合理注意混为一谈，用同一尺度予以衡量。结果怎样呢？被问责的董事凤毛麟角，检索这种案例犹如大海捞针[19]，与俯拾皆是的高管“问题薪酬”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引起举世关注的迪斯尼天价遣散费案中（注释1：907A．2d693（Del．Ch．2005）；终审判决为906A．2d。），欧维兹仅为迪斯尼工作14个月，公司解除合同时却不得不向他支付1．4亿美元的无过失遣散费。对此，股东们义愤填膺，提起了针对董事问责的股东代表诉讼。该案一波三折，历时近10年，最终所有董事均化险为夷，有惊无险，无需承担个人责任。不难看出，以注意路径问责董事的这种徇情决策，与其说是强化了董事问责，毋宁说是过度尊重董事的高管薪酬决策，放纵高管“问题薪酬”。何以见得呢？其一，出于尊重董事经营决策这一公共政策的需要，注意路径的司法审查标准采用的是商事判断规则（businessjudgmentrule），与合理注意之行为标准相分离，也是明智的选择。于是，注意问责路径就以决策程序为重心，即使实体决策不合理，只要例行公事地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这种经营决策就会受到商事判断规则的保护。然而，程序公正并不能保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之名，可能掩饰高管的“问题薪酬”之实。安然和雷曼公司等“巨人”曾经被誉为公司治理之典范，其轰然倒塌的惨痛教训，足以说明以程序公正掩饰实体不公的巨大危害。其二，虽说高管薪酬决策的实体内容并非受到绝对保护，只要能够证明其薪酬过高，构成浪费，也会对董事问责。但是，要证明达到浪费的标准，往往难如登天。这是因为，不仅浪费标准很高，而且十分模糊，难以把握。法院也很少会自讨苦吃，启动该规则，故究问高管薪酬实体合理性的浪费规则基本上只是一个摆设。

不难看出，理性回路下的忠实和注意路径均不能涵摄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护”，人为将其纳入注意路径，实则是在放纵高管的“问题薪酬”，纵容董事们“跟着感觉走”。要对症下药，就得另辟蹊径，为其寻求更具针对性的问责路径。

（二）应采用诚信问责路径

法律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福利[20]，如何终结对“问题薪酬”的放纵呢？何以有效地将“董董相护”纳入问责视野呢？在董事问责的司法实践中兴起的诚信路径，为此提供了契机。尽管诚信义务久已有之，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和《公司法》第5条，董事自应诚信行事。即使在诚信概念发展相对缓慢的英美法，公司法上亦有大量的诚信规范，惟受该概念的模糊性和主观诚信的误导[21]，诚信规范向来被虚置，毫无用武之地。直到1990年代，诚信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在董事问责的司法实践中大显身手。“安然”事件和“世界通信”事件以来，董事问责的社会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诚信规范日益受到追捧，诚信路径也日趋与忠实和注意路径平起平坐，（注释2：1993年，CedeII案开辟了董事信义义务“三元”（triad）划分之先河，将诚信义务与忠实和注意义务并列，后来特拉华州法院许多案例步其后尘，如Cede＆Co．v．Technicolor，634A．2d345，361（Del．1993）；Cinerama，Inc．v．Technicolor，Inc．，663A．2d1156（Del．1995）；Malonev．Brincat，722A．2d5，10（Del．1998）；EmeraldPartnersv．Berlin，787A．2d85（Del．2001）。）而将“董董相护”的问责纳入诚信路径也是完全可行的。理由如下：

首先，完全可以将“董董相护”纳入诚信路径的涵摄对象。虽说诚信概念颇为模糊，但并非只是一个排除者，而是有着积极含义。随着客观诚信日益深入人心，诚信越来越多地起到行为标准的作用。其基本要求是，董事应诚实，忠于职守，不得违反公认的从商规则，不得违反公认的公司基本规范。“董董相护”，董事徇情决策，显然与这些基本要求格格不入。实践中，诚信路径通常涵摄董事故意让公司违法、不坦诚相告、和严重失职等情形[22]，而则可以涵盖“董董相护”。何以见得呢？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目的不适当、考虑不相关因素、不考虑相关因素、操纵程序、显失公平等等。董事徇情决策，将其与高管的交情、友情等因素至于公司利益之上，就严重背离了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而行使公司权力这一目的，无疑是目的不适当。具体说来，为了照顾与“铁哥”、“铁姐”的交情、友情，董事操纵董事会决策程序，或者考虑不相关因素，或者不考虑相关因素，“跟着感觉走”，对“问题薪酬”视而不见，这显然就是。可见，诚信概念包容性极强，完全可以涵摄“董董相护”。其实，司法上已有颇为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自由裁量的司法审查早就将目的不适当、考虑不相关因素和不考虑相关因素，作为是否评判的标准，而考虑不相关因素和明显的道德不良又被视为不诚信之举[23]。虽说董事行使的是公司权力，行政机关行使的是行政权力，但是行使“权力”这一点是共同的，故将其纳入诚信路径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其次，有助于确立合适的司法审查标准。如前所述，为避免董事自我交易，忠实路径的司法审查标准最为严格，采用的是完全公平标准；而注意路径则采用商事判断规则，又最为宽松，以体现尊重董事经营决策之公共政策。对于“董董相护”而言，完全公平标准过于苛刻，而商事判断规则又尊重过度了，均不合适。诚信路径则是涵摄介于忠实与注意之间的中间地带，不仅可以将董事徇情决策与徇私决策予以区别对待，避免生搬硬套，将针对董事徇私决策的完全公平标准适用于董事徇情决策，而且可以将其与一般经营决策予以区别对待，以免过于尊重，放纵以程序公正的名义掩饰“董董相护”。

最后，有助于克服司法怀疑主义，强化问责“董董相护”的有效性。以理性回路来审视“董董相护”，法院也饱受司法怀疑主义的困扰。如前述“迪斯尼天价遣散费案”经过长达37天的审理发现，董事长兼CEO艾斯纳不仅与欧维兹两人有着25年的老交情，两个家庭也结下了深厚友情和交情，而且艾斯纳还与多名董事有私交甚至有间接利益关系：一名董事兼任高管；一名董事是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而艾斯纳每年向该机构捐赠100万美元；一名董事为小学校长，而艾斯纳的子女曾在该校就读；一名董事拿了5万美元咨询费，且为迪斯尼公司的律师事务所工作[24]。很明显，艾斯纳很可能“跟着感觉走”，无意识地照顾老朋友，并操纵董事会对欧维兹的薪酬安排。但是，法院对此不予理睬，反倒要求原告证明这种交情和友情对董事会决策的实际影响。这无疑是强人所难，实则是放纵“董董相护”。究其原因，“董董相护”，董事徇情决策中，“徇情”属于主观动机，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而“行为人主观状态除其本人外，事实上难以掌握”[25]。就心理科学的长远发展而言，心理实验可以为样本人群的心理反应提供证据，使裁判更为合理。但是，就目前科学技术而言，无论是民法上过失的认定，刑法上犯罪目的或动机的认定，在“方法上只有借助外界存在的事实或证据推敲之”[25]。也就是说，由司法人员根据客观事实进行认定或推论。确立诚信路径，将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护”予以区别对待，就可以克服这种司法怀疑主义。就像忠实路径那样，只要是董事进行自我交易，无需原告证明其徇私动机，法院就应审查该交易是否完全公平。相应地，只要董事决定高管薪酬事项，就应审查其合理性，无需将证明“董董相护”责任强加给原告。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遏制董事们“跟着感觉走”，增强问责的有效性。

四、“董董相护”的司法审查标准：高管薪酬的合理性

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以何种标准审查“董董相护”呢？怎样才能做到不枉不纵呢？这就需要准确地把握实体合理性审查的定位，拿捏好高管薪酬合理性的标准。

（一）实体合理性审查：在完全公平与尊重之间

只要董事会决定高管薪酬，一旦出现“问题薪酬”，就应对其进行实体合理性审查。主要理由为：其一，司法审查技术上的需要。董事徇情决策，乃是情感回路的产物，属于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就目前科学技术而言，还只能借助外界存在的事实或证据推敲这种主观状态。也就是说，董事们对高管薪酬的决策，到底是否存在“董董相护”，是否“徇情”决策，只能通过间接方式来认定，通过审查高管薪酬是否合理予以认定。易言之，只要高管薪酬是合理的，也就无所谓“董董相护”了。反之，高管薪酬明显不合理，就可以推论出“董董相护”。其二，确保高管薪酬合理性之需要。薪酬程序公平并不能保证薪酬合理，好的程序未必产生好决策，只是增加了产生好决策的可能性而已。若董事诚信行事，一定的审慎决策程序可以促使董事会形成好的决策；若董事不诚信，审慎程序的作用将大打折扣。程序照样走，样子照样做，“董董相护”依然故我，“问题薪酬”仍然泛滥成灾。实际上，就高管“问题薪酬”的形成机理来看，“董董相护”，在相当程度上是董事高管们框定所致。安然公司和雷曼公司曾经堪称公司治理的典范，独立董事们照样被高管牵着鼻子走，这些巨人最终因其炮制的一个又一个高风险决策而轰然倒下就是明证。可见，即使独立董事也不能完全信赖，对董事会高管薪酬决策进行合理性审查，也是顺理成章的，既是司法审查技术的需要，也是确保高管薪酬合理性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法院比董事更擅长经营决策，也不是说他们更清楚高管薪酬的合理边界，而是说在涉嫌“董董相护”之时，董事决策可能更糟糕，实体审查实乃明智之举。不管决策程序如何，只要不合理就不予支持，就应问责。实体合理性审查如何定位呢？鉴于“董董相护”有别于董事自我交易，该审查显然应比完全公平标准宽松。但是，实体合理性审查意味着要审查经营决策内容好坏优劣，而注意路径对决策实体审查仅仅要求理性行事即可，这种合理性标准又明显高于理性标准。在理性标准下，法院只要认为董事行为不是不可容忍即可，而在合理性标准下，法院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董事的行为，虽然不需要完全同意[26]。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不谨慎或不合理，可谓比比皆是，而要说他丧失理性则极其罕见。也就是说，不合理的，仍然可以是理性的，不会被注意路径问责，但完全可能被诚信路径问责。这样，实体合理性审查既不至于对董事会决策干预过深，也不至于尊重过度，放纵“董董相护”。

（二）高管薪酬合理性的标准

其实，高管薪酬合理性边界颇为模糊，就好比“普洛透斯”的脸，变幻莫测，经理市场也不能给出“明码实价”。实践中，高管薪酬不仅因行业、因企业、因企业规模、因企业发展阶段而异，甚至因人而异，与劳动力市场的同工同酬截然有别。这样，董事会确定高管薪酬必然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且这种裁量必须得到司法的尊重。否则，无异于以司法判断代替企业家的经营判断，而法官在这方面并不比董事更高明。那么，如何判断董事会自由裁量是否合理呢？也就是说，如何判断高管薪酬是否合理呢？

首要的是把握好高管薪酬的相对合理性。合理的高管薪酬是一个范围，而非一个点，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就是合理的。这样，董事会仍享有很大的裁量余地，也不至于让法院对公司经营决策干预太深。法院需要判断的是，董事会决策整体上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不可能精确到某一个合理的点位。这种判断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把握，从正面意义上看只要基本合理即可，从反面意义看则以明显不合理为准。没有反面意义上的明显不合理，或者正面意义上基本合理，就属于合理，就无需干预，无需问责。反之，原告能够证明高管薪酬明显不合理，即应问责。

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呢？既然高管薪酬激励的目标在于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检验其合理性的根本标准，就是是否与该目标一致，是否有利于实现该目标。而薪酬激励性是否合理，关键在于激励标准合理化、薪酬水平合理化以及薪酬结构合理化。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该标准，为评价和判断高管薪酬构建如下参照系：其一，薪酬是否与企业业绩挂钩。凡是高管薪酬不与绩效挂钩的，不论业绩好坏都是高薪丰酬，高管薪酬能上不能下，无功受禄，或者只有正激励，没有负激励，均属于不合理。其二，是否与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平衡。如与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收益明显不平衡，如高管领取高薪丰酬，而股东没有回报或者回报甚少，或者是高管与职工收入悬殊过大，也是不合理的。其三，风险的合理性。如风险性过大，激励过度，过度鼓励冒险，同样是不合理的。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华尔街薪酬体系就是如此，高管风险收入比重过大，雷曼公司CEO富尔德的股权收益占总收入的78%。高管们冲着越来越多的利润就等于越来越高收入这样一个目标，不断推出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结构化金融衍生产品，冒险文化愈演愈烈，最后酿成全球性的灾难。也就是说，法官不仅要对无功受禄保持警惕，亦应对过度激励保持高度的警惕。其四，激励标准是否与时俱进。如经营环境时过境迁，企业经营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而高管薪酬激励方案按兵不动，高管无功受禄，浪费公司资产，自然也是不合理的。

由此可见，只要将薪酬合理性审查定位于相对合理性，而非忠实路径所要求的完全公平；只要围绕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指针，借助薪酬标准合理性、薪酬水平合理性以及薪酬结构合理性的要求，构建相应的评价高管薪酬合理性的参照标准，法院完全可以做出适当的判断。何况，法院还可以聘请人力资源等相关专家出具专家意见，为其判断提供决策支持，确保其判断的科学性。在2006年纽约交易所格拉索案中（注释3：NewYorkStatev．RichardGrasso，LangoneandNewYorkStockExchange（401620/2004，NY）．），纽约州最高法院就基于格拉索所提供的服务，与所领取的1．875亿美元的天价薪酬不匹配，认定其薪酬不合理，判令将其中1亿美元左右返还给交易所，从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就说明，法院完全有能力审查和判断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实体合理性审查也是可行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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