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高级职称论文大全11篇

副高级职称论文篇（1）

据介绍，申报对象重点面向在我省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工农业和社会事业管理第一线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企事业单位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特别优秀人才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受身份、学历、资历、外语、论文、计算机应用能力和继续教育等条件限制。凡遵纪守法，有强烈的事业心，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力超群、业绩卓著、贡献突出、业内认可者皆可申报。今年全省特别优秀人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名额正高在5人以内，副高在15人以内。

各市州省直单位推荐不超过1人

副高级职称论文篇（2）

大学里教师的职称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个级别：

1、助教：新教师在未受聘为讲师以前先从事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教学辅助工作，以熟悉大学的基本教学条件和教学的组织。助教也可以由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担任。

2、讲师：能够独立开设一门或一门以上课程的大学教师。讲师也有不同的等级。优秀的讲师完全可以把他的课程开设成对本门学科有巨大贡献的基础课，而他的教学方法、实验方法和基本规范将成为学生必修的一级台阶，借以达到大学教育的基本要求。

副高级职称论文篇（3）

1、今年市职改办不再向各县（市、区）下达评审单。实行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原则上要在单位岗位结构比例内申报。我们认真执行，严格控制，年初把拟申报数量报市职改办备案。

2、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不作为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的前置必备条件，医古文、古汉语参照执行。确实需要评价外语水平、计算机、医古文和古汉语能力的，由各专业评委会或用人单位聘用时自主确定。其中，由各专业评委会自主确定的，评审前，高级报省职改办备案，中初级报市职改办备案。2017年以前已经取得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合格证书的，可与评审材料一起提交，供评委会参考。

3、虽然无指标限制，但不突破去年的申报数并根据我县各个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情况，职称申报采取超岗位职数的单位实行差额分配、未超岗位职数的单位实行等额分配的方案实施，取三年来的平均数申报，

今年职称制度改后矛盾将不断突出，一方面是个人申报热情的高涨，二方面是受单位岗位设置限制，一大批人员取得了高一级职称未被聘用到相应岗位。我们也在积极想办法争取，为超岗位职数的单位争取一定的申报名额，尽最大努力为广大的专业技术人员服好务。

今后，我们将在职称申报工作中将严格执行省、市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完善好政策申报制度，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更好的服务我县专业技术人员。

2017年年初申请申报计划：

1、教育系统（下属25家事业单位）符合晋升正高级职称10人，拟申请申报正高职数2个；

符合晋升副高级职称514人，拟申请副高职数80个；

符合晋升中级职称315人，拟申请中级职数120个。

2、卫生系统（下属20家事业单位）符合晋升正高级职称2人，拟申请正高职数2个；

符合晋升副高级职称38人，拟申请副高职数38个；符合基卫高条件15人，拟申请10个；

3、其他103家事业单位符合晋升副高级职称14人，拟申请副高职数14个；

符合晋升中级职称120人，拟申请中级职数75个。

我县2017年拟申报职数正高4个，副高134个（含基卫高10人），中级195个。

2017年拟申报计划（正在进行申报中）：

根据2017年7月24日局行政办公会讨论意见：

1、教育系统（下属25家事业单位）拟申报正高2个；

拟申报副高45个；拟申报中级40个。

2、卫生系统（下属20家事业单位）拟申报正高2个；

副高级职称论文篇（4）

媒体因此报道：中纪委书记为马年反腐掀开强势序幕！坊间则在为“大老虎”接二连三纷纷落马拍手称快的同时，官场文化和官僚制度也再次成为了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

常见的四个谬误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大老虎”纷纷“中枪”，仇官现象也在越演愈烈，“做官”却仍是多数人的向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人不禁要问，外国人（美国人）是怎么做官的？美国的官员是不是也像中国一样令人向往、仰慕亦或被“仇视”？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美国没有中国式的官员和官僚制度，因此也就不存在向往或仇视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文化意识和制度的差异。

首先有必要澄清国人常见的四个错误概念：

谬误一、美国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官员；谬误二、美国所有的官员都是公务员；谬误三、美国所有的官员都（应该）是逐级晋升上来的；谬误四、美国所有通过关系当上官的人都是裙带关系，遭人恨。

这一系列错误认知，都基于对中国特有的传统和现行官僚模式的理解――我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文化潜意识，对认识和了解其他国家的政府和官员容易造成偏差和误会。比如，中国的官员可能找不到与其相对应的美国官员的身份。

以下详解。

总统“任人唯亲”不是搞“裙带关系”

与欧洲国家观念一脉相承的美国，官员从效忠王室变成了效忠宪法，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力配给。

美国各级政府官员按职业类型可分为两大类：政务官（Political Officials）和职业官（Career Officials）。

政务官包括民选官及其所任命的主要团队成员（Political Appointees），他们代表选民或选区行使，负责政策的制定与督促政策的实施。

职业官僚主要由公务员构成，这些公务员又是由行政官僚和技术官僚组成，他们通过考试和筛选被录用，论资论功排辈，但他们都是政府的雇员（打工的），听命于政务官，负责政策的执行和实施。

从政府职能类别上看，官员又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类。

联邦政府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如部长、署长、大使、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头，都由当选总统任命，另有数千名执政党党员和积极分子等待政治任命进邦政府各级机构。

需要说明的是，被任命的官员都有任期，此外，政务官都不属于公务员序列。他们被分派到各个部门或单位，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向任命他们的领导负责。

被任命的高级官员大都属于总统的幕僚、党内同志、亲信或被公认的专家。其他任命由高级政务官进行，因为选票已经授予了总统和其他官员以信用和权力，人们不会认为这是裙带关系，更何况任命者必须为被任命者的人品负责，当然，特别重要的任命，还是要通过国会参议院批准。

这样，就相当于执政党把“党代表”派驻到了各部门各单位，去执行党的政策，那些被任命的政务官是各部门的真正领导人。

政务官是“选票的仆人”，公务员则是政务官的“仆人”

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务员系统则像个政治上中立的国家机器，服从政务官的操纵和指挥，使其成为执行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因轮流执政的缘故，政务官可能会不断换人，政策也会频繁更改，有的还可能出现180度急拐弯，但公务员却是相对稳定的系统，也是一支专业的队伍。

当然，换届对公务员来说可能是痛苦期，必须适应，特别对职务较高的行政官员，他们与政务官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

政务官可以是职业政客，也可以来自学术界、企业界或其它社会团体，甚至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唯独不能是公务员。

联邦政府的公务员没有明确的系统官阶称谓，不像中国官员那样有统一的级别称谓，知道职务就知道官有多大，但却有与工资待遇相对应的行政级别，如“普通公务员待遇表”（General Schedule，简称GS），共分15级。至于多少级以上属于官员，也没有明确定论。虽然大多数职务都有级别的要求，但并不十分严格。有人把GS-5级以上就称作官员，GS-12级以上称为高级公务员，有的公务员级别很高却职务很低，甚至没有管理职务。

可无论公务员的级别多高，都不能称为领导，因为他们都必须接受和听命于政务官的领导。

换句话说，政务官是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是“选票的仆人”，而公务员则是政务官的“仆人”。

部长“不为人民服务”，“只为总统服务”

一般情况下，美国人不会去比较民选官或政务官的级别高低，因为他们没有级别，只有职务的不同。

而在比较公务员时，人们则更多会去比较级别的高低，而不是职务的高低。

中国人对官员的级别相当敏感，也很熟悉，通常可以分辨出七个正级：主席-总理-部长-局长-处长-科长-科员，还可以在头衔的前头加上“副”字或“总”字，使级别数目加倍，如副总理、副部长、总局长、副局长，等等，带“长”的都应该算是“官”了。

美国则没有如此系统的级别和称谓，职务称法也不固定，总共有七个级别（包括副职在内），以美国商务部部长与总统的关系为例：总统-副总统-部长（Secretary）-副部长（Deputy Secretary）-次（部）长（Under-Secretary）-助理部长（Assistant Secretary）-副助理部长（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其中副总统只设一位，一个部门的副部长最多也只有一位，他们更像是“储君”和“储相”，只有当正职不在时才露面。如果不算“虚设”的副总统和副部长，美国联邦政府实际上只有5个行政等级。

理论上，总统象征着国家的，所有的部长都服务于总统，而行政部门所有的官员都服务于部长，因此他们都是各级的“部长助理”（美国没有部局处科之类的概念）。

其实这些“部长”应该翻译成“国务秘书”或“干事长”，因为他们都是总统的幕僚秘书，或是为总统干事的人。从未听到美国官员说过“我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话，但常可听到“我是为总统服务的”或“我是为部长服务的”之类的说辞。

从这一点上看，美国联邦政府本身更像个集权的国家机器。

“中央”和地方没有上下级关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及地方政府之间在行政上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联邦政府各部门在全国各地设有自己的分部，实施联邦的政策，而不是通过州或地方政府进行。

联邦政府各地区的分部通常都跨越多个州，分部的数目、管辖范围及管理机构所在地，各部门也都不完全一样。

副高级职称论文篇（5）

王敏是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中极为普通但又颇具代表性的一员。在网络上，他们被称作青椒二十几年寒窗苦读修成正果，在大学校园争得一席教职。可未曾料想，职称晋升、教学科研、结婚生子、赚钱养家等人生大课题让他们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压力。

晋升副高出现职称拥堵 科研领域的马太效应是压力来源

根据团北京市委的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高校青年教师中，48.0%的受访者表示压力大，其中10.1%表示压力非常大，另外还有38.0%的受访者表示压力适中，仅有4.3%和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压力或压力较小。

在造成工作压力大的原因中，专业职务晋升困难成为最主要的一项。

王敏是北京一所高校新闻学院的教师。在同事眼中，他是科研和教学双丰收的年轻榜样。然而，尽管达到了学校评定副高职称的标准，可由于排队的优秀者太多，他只好着急地默默等待。

中央民族大学的徐伟也面临和王敏相同的情况。他以自己所在的管理学院为例，目前学院在岗超编的副教授已有8位，符合条件的讲师更有10余位，职称晋升的拥堵现象极其严重，很多优秀的人短时间都无法晋升。

职称晋升是大多数青年教师所面临的困境。根据团市委调研结果，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以中级职称为主，初级职称为辅。

课题组称，在过去的青年教师评定中，副高级职称主要与工龄及学历相关，存在一定的论资排辈、熬年头现象。以往由副高晋升正高很难，现在不仅评上正高更加困难，由讲师晋升副高也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副高职称的评定已经成为青年教师职业生涯中的瓶颈，第二次职称拥堵或者说双职称瓶颈在青年教师群体中已经逐渐显现。

然而，青椒压力大不仅仅是因为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困难(占24.52%)，工作负担太重(占17.30%)、教学科研经费不足(占13.66%)也是主要原因。

现在的青年教师早不是从前那种安安稳稳、悠闲自得的教书先生了，既要搞科研，也要抓教学。王敏说，现在不少青年教师身上都压着很重的教学任务，可绝大多数的考核都以科研为主，的数量和期刊等级、申请的课题数量和大小等等都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但最大的难题在于，如徐伟所说，越有头衔的教授越能拿到高级别课题，年轻人几乎没机会。另一方面，量化的考核标准让不少急需职称改变生存状况的青年教师写了大量质量很差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显示，从科研经费的分配和激励上来看，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存在评定不公等问题，41.6%的人认为现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有改进空间。

报告分析认为，从技术职务上来看，依托于掌握丰富资源的学术权威的青年教师更容易获得科研项目和发展机会，进而获得更多提升空间和展示平台，优势资源向优势青年教师集中，使其变得越来越好，而那些缺乏依附关系和相关资源的青年教师，则很难获得机会和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校内科研资源配置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青年教师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科研的机会，都得攀着老教授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副教授告诉记者，现在不少老师都很忙，忙着编课题申请书，炮制论文，找发票，和老教授、期刊编辑拉关系，谁还有心思好好上课?

不管怎样，青年教师还是得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者气质和耐心。徐伟说。

期望收入与实际收入反差较大 住房是最主要的困难

尽管青椒面临着职称晋升难、工作负担重等压力，但同时，调查显示，在对工作满意度的测评中，青年教师最认可工作的稳定性。在受访青年教师中，79.0%的受访者为北京非农业户籍。显然，这也为他们在京工作、生活的稳定和子女的照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副高级职称论文篇（6）

职称是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与成就的等级称号，是反映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的标志，是教师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衡量教师工资待遇、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教师的待遇相差较大，因而教师比较看重职称晋升。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决定了其不同于一般的高等学校，其教育教学具有特殊的要求，不仅仅要求教师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求教师有很强的实践操作能力，本质上对教师的要求更严格。高职院校教师既要追踪学术前沿，又要留意企业行业发展动态，而且还要能够解决实际生产岗位中的技术难题，这对高职院校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在职称晋升中并没有单独的高职院校教师职称晋升条例，他们大多数也是按照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资格条例中的要求来完成职称的晋升，这与高职院校教师的实际状况存在着较大差距，而且当前教师职称比例受到严格限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职院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本文旨在介绍当前高职院校教师职称晋升中的几个常见问题，希望高职院校教师职称晋升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引导高职院校教师早日走上专业化发展的道路。

1 当前高职院校教师职称现状

目前高职院校教师主要职称系列（专业）设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助理级4个级别，基本和高校一样，即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也有部分高职院校，如卫生类职业院校参考卫生技术人员职称评审条件，分为主任医师（药师）、副主任医师（药师）、主管医师（药师）、医师（药师）、医士（药士）等，农业类高职院校可以教授级高级农艺师、高级农艺师、农艺师、助理农艺师、农业技术员等。少数特殊专业，如工艺美术专业人员一般分为高级、中级、初级三级职称。高职院校和社会行业企业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总体上对4个级别的职称级别现状还是认可的。

2 当前高职院校教师职称晋升的若干问题

2.1 教师资格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

1999年6月13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高职教育明确为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高职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可，表明高职教育不是所谓的“二流教育”，“差生教育”，是考不上本科大学的末流教育，而是培养大批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不存在身份、地位的高低差异，只是目标定位的不同。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来，高职院教师资格认定尚无一个统一的标准，执行的仍然是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条例。而事实上高职教师有其特殊的要求，尤其是高职教育是具有“高等”和“职业”双重属性的教育，其教育教学任务需要一大批 “双师型”教师来承担完成，而目前尚无相关的指导性文件。长久以往，势必造成高职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趋同化与一体化，甚至将高职教师“矮化”为低一个层次的高等教育，对高职教育自身的地位和健康发展不利，对高职院校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化发展不利。有悖于当前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当前高职教育顺应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需求，是培养“大国工匠”的呼唤。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需要一大批既具有一定理论学识，又追求精益求精的能工巧匠，这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制定合理、可行、统一的高职院校教师资格认定标准（条例）也需要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尽快付诸行动。

副高级职称论文篇（7）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人才是文博事业发展的关键，博物馆学家海先生指出：新世纪里博物馆事业的命运取决于博物馆的人才状况。博物馆的人才队伍建设如何顺应时代要求，按照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来谋划和推进，是新时期发展文博事业的一个重要课题[1]。近年来，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手抓人事制度改革，一手抓人员素质培养。

一、人事制度改革背景

自有关部门提出深化文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2]，地方积极响应中央决策号召，逐步推进各项制度改革。改革要求根据文化事业单位的不同职能，对文化事业单位的人事工作实行分类管理，对主要依靠政府财政保障的文物、博物等公益型文化事业单位，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加强机构编制管理，控制人员总量规模，科学合理地设定岗位，搞活内部用人机制。在改革中，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抢抓机遇，顺利实现了人员管理制度的转变。

二、纪念馆概况

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是国家三级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职责是维修、保护革命旧址，收集、整理和研究文物史料，陈列、布展以及教育宣传革命史。编制部门核定人员编制数21名，其中领导职数3名，内设机构4个，分别是办公室、资料科、接待科和保卫科。

纪念馆现有在编人数20名，其中：50岁以上（离退休人员不统计）2人，35岁至50岁11人，35岁以下7人；研究生学历4人，本科学历7人，大专学历8人，大专以下学历1人；副高职称2人，中级职称10人，初级职称6人，其它2人。表一至表三反映了人才队伍基本构成及比列，说明了该馆人才分配及构成从年龄、学历、职称情况等方面情况。

（表一）

年龄

人数 7 11 2

比例 35% 55% 10%

（表二）

学历 大专以下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人数 1 8 7 4

比例 5% 40% 35% 20%

（表三）

职称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副高职称 其他

人数 6 10 2 2

比例 30% 50% 10% 10%

三、纪念馆改革措施

经有关人事部门批准后，纪念馆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表四至表六，是纪念馆人事制度改革的一套工作用表，反应了改革的步骤和内容。下文结合表格，并联系纪念馆的人事制度改革和人员素质培养工作实际，阐述纪念馆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表四是岗位设置结构和比例分配情况。表中可以看出，纪念馆设管理岗位3个（其中七级职员1个，名称是馆长、书记，八级职员2个，名称是副馆长），设专业技术岗位18个（其中高级岗位4个、中级岗位9个、初级岗位5个）。纪念馆专业技术岗位的主系列设置为文博专业，设16个岗位，辅系列为经济专业、美术专业，各设1个岗位。

表五是实际聘用到位人员结构分布情况。表中可以看出纪念馆主要配备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两方面。在发展文博事业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加强管理与决策者的队伍建设。要配备一个懂经营、会管理、善决策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应当注重理论学习，善于从大局出发，扎扎实实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难题。馆长还须精通文博专业知识，善于管理，具有宏观思维方式，对单位的性质、任务有较强的认识，能制定和协调单位的发展，制定政策法规，加强宏观规划和决策，确保文博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同时还要勇于创新，努力把文博事业做好、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要建立业务研究团队。开展学术性研究，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研究核心，发展业务专门人才，文博专业研究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在业务专门人才中根据工作的分工和性质的不同，又可以分：文物征集和保管人才、科学研究人才、陈列策展人才、宣讲人才、科技创新型人才等，要结合文博单位的自身情况和发展特点，开展各类业务人员的培养。

表六是人员聘用到具体岗位的实施情况。结合表五、表六可以看出，纪念馆设置管理岗位3个，实际聘用到岗2人，都聘用在管理八级岗位，岗位名称都是副馆长，2人均为取得文博中级职称。设置专技岗位18个，实际聘用到岗18人，其中，2人聘用在副高六级岗位，一为馆长、书记，取得文博副高职称，另一为副高级经济师；3人聘用在中级八级岗位，2人聘用在中级九级岗位，此5人均为已取得文博中级职称；3人聘用在初级十一级岗位，其中2人为已取得文博初级职称，1人为已取得美术师中级职称；4人聘用在初级十二级岗位，其中1人取得文博中级职称，2人已取得文博初级职称， 1人暂未取得专业技术资格职称；3人聘用在初级十三级岗位，其中2人已取得文博初级职称，1人暂未取得职称。

最后根据岗位设置的情况，制定各级别岗位说明书，从岗位职责任务、岗位工作标准、岗位聘用条件等方面对各级岗位做出要求，并采取竞聘上岗的方式进行人员聘用，聘用认定并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兑现相应等级的工资待遇，实现了人员管理制度的转变。

四、队伍建设初显成效

从纪念馆改革情况来看，一是调整了人员规模和结构，形成专业门类较为齐全、梯次结构较为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二是逐步实现了专业技术人才的评、聘分开，调动了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是鼓励了优秀人才通过竞争进入关键岗位，为促进文博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在抓好人事制度改革的同时，纪念馆也十分注重对人才的培养。相比于其他人才队伍，文博行业的对人才的知识要求比较广，而积累文博知识经验相对难，人才的实践机会相对少[3]，因此，文博人才队伍建设，在管好人员管理制度的前提下，人员素质培养也十分关键。对人员素质的培养，如在实际工作岗位上锻炼培养，以老带新，给专家当助手，参加短期训练班，赴高校学习博物馆专业课程，开展在职学习，聘请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定期组织学术讨论会，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组织到其它博物馆参观学习，国外进行学术考察，搜集学术信息开办馆刊，搭建学术专业平台[4]，发挥博物馆离退休专家的特长，从事研究工作，等等。文博业离退休老专家是构成博物馆人才队伍的重要力量，由于他们曾在文博系统长期从事业务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资料，现在少了繁杂事务的干扰，可以用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和参谋、咨询工作。总的来说，对人才的管理和培养，不可流于形式、走个过场，更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要建立科学管理、系统培养的理念，把人才队伍建设，当成常务工作、重点工作来抓，落实好、发展好以人为本的文博事业。

（表四）

（表五）

（表六）

参考文献：

[1]张慧丽.《博物馆应组建适应事业发展的人才队伍——以东莞展览馆为例》.

副高级职称论文篇（8）

王敏是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中极为普通但又颇具代表性的一员。在网络上，他们被称作青椒二十几年寒窗苦读修成正果，在大学校园争得一席教职。可未曾料想，职称晋升、教学科研、结婚生子、赚钱养家等人生大课题让他们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压力。

晋升副高出现职称拥堵 科研领域的马太效应是压力来源

根据团北京市委的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高校青年教师中，48.0%的受访者表示压力大，其中10.1%表示压力非常大，另外还有38.0%的受访者表示压力适中，仅有4.3%和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压力或压力较小。

在造成工作压力大的原因中，专业职务晋升困难成为最主要的一项。

王敏是北京一所高校新闻学院的教师。在同事眼中，他是科研和教学双丰收的年轻榜样。然而，尽管达到了学校评定副高职称的标准，可由于排队的优秀者太多，他只好着急地默默等待。

中央民族大学的徐伟也面临和王敏相同的情况。他以自己所在的管理学院为例，目前学院在岗超编的副教授已有8位，符合条件的讲师更有10余位，职称晋升的拥堵现象极其严重，很多优秀的人短时间都无法晋升。

职称晋升是大多数青年教师所面临的困境。根据团市委调研结果，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以中级职称为主，初级职称为辅。

课题组称，在过去的青年教师评定中，副高级职称主要与工龄及学历相关，存在一定的论资排辈、熬年头现象。以往由副高晋升正高很难，现在不仅评上正高更加困难，由讲师晋升副高也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副高职称的评定已经成为青年教师职业生涯中的瓶颈，第二次职称拥堵或者说双职称瓶颈在青年教师群体中已经逐渐显现。

然而，青椒压力大不仅仅是因为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困难(占24.52%)，工作负担太重(占17.30%)、教学科研经费不足(占13.66%)也是主要原因。

现在的青年教师早不是从前那种安安稳稳、悠闲自得的教书先生了，既要搞科研，也要抓教学。王敏说，现在不少青年教师身上都压着很重的教学任务，可绝大多数的考核都以科研为主，的数量和期刊等级、申请的课题数量和大小等等都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但最大的难题在于，如徐伟所说，越有头衔的教授越能拿到高级别课题，年轻人几乎没机会。另一方面，量化的考核标准让不少急需职称改变生存状况的青年教师写了大量质量很差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显示，从科研经费的分配和激励上来看，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存在评定不公等问题，41.6%的人认为现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有改进空间。

报告分析认为，从技术职务上来看，依托于掌握丰富资源的学术权威的青年教师更容易获得科研项目和发展机会，进而获得更多提升空间和展示平台，优势资源向优势青年教师集中，使其变得越来越好，而那些缺乏依附关系和相关资源的青年教师，则很难获得机会和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校内科研资源配置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青年教师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科研的机会，都得攀着老教授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副教授告诉记者，现在不少老师都很忙，忙着编课题申请书，炮制论文，找发票，和老教授、期刊编辑拉关系，谁还有心思好好上课?

不管怎样，青年教师还是得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者气质和耐心。徐伟说。

期望收入与实际收入反差较大 住房是最主要的困难

尽管青椒面临着职称晋升难、工作负担重等压力，但同时，调查显示，在对工作满意度的测评中，青年教师最认可工作的稳定性。在受访青年教师中，79.0%的受访者为北京非农业户籍。显然，这也为他们在京工作、生活的稳定和子女的照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副高级职称论文篇（9）

1、事业单位职称最初起源于职务名称，为技术、政工、财务等人员用于区别等级财务。

2、在理论上的职称是指专业技术(或学识)水平、能力以及成就的等级称号。它作为反映专业技术人员学术、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及工作成就的重要标志。就学术而言，职称具有学衔的性质;就专业技术水平而言，它具有岗位的性质。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何种专业技术职称，表明他具有何种学术水平或从事何种工作岗位，象征着一定的身份。

3、职称分为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助理级、员级5个级别。其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播音、卫生技术、农业技术、档案、文物博物、图书资料、群众文化、技校教师、经济、会计、统计、审计、工程技术、计划生育、党校教师系列(专业)设5个级别。

4、高校教师、新闻、科学研究、出版、教练员、翻译、艺术系列、律师、公证系列(专业)设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助理级4个级别。

（来源：文章屋网 ）

副高级职称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08-0017-03

近些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大批青年教师加入到高校教师队伍当中。他们中绝大部分缺少教学训练，缺少教育理论基础和教育教学实践。提高教师教学技能不仅是提高高校学生培养质量的要求，也是教师职业发展的自身需求。因此，各高校纷纷通过开展教师教学比赛来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已成为高校教学改革活动中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浙江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每两年举办一次，本文即以浙江大学2012年青年教师教学比赛的复赛成绩作为样本，为教师教学培训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同时对教师教学能力提升途径进行了讨论。

一、浙江大学2012年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实践

（一）比赛形式

浙江大学于2012年6-10月举办浙江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比赛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初赛，由学院（系）自行组织，具体规定和要求由各学院（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第二阶段为复赛，由学校组织，采取专家随堂听课的形式进行。第三阶段为决赛，由学校组织。经过院系初步选拔，最终有51人参加复赛，本文即以51位教师的复赛成绩作为数据分析样本，探讨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服务对象以及途径。

（二）比赛指标分析

浙江大学2012年教学技能比赛评分指标如下：

教师参赛水平的评价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本次比赛改变以往评分细化（到5分）的情况，而采用分大类给总值的打分方法，根据复赛人数和学科特点，共分成3组进行，每组的打分专家均为5人以上，尽可能保证每组参赛教师的评价结果公平可信。

（三）备赛工作

本次备赛，突破以往院系自主辅导的传统，在全校开展了多次针对性的赛前培训和辅导。首先，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资深青年教师指导老师为我校青年教师进行了针对性的教师教学技能培训，使得参训教师对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各项比赛标准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理解；其次，我们邀请了浙江大学3位资深教师为参赛教师进行赛前的VIP辅导，过半参赛教师参加了这次辅导，近距离面对面地向老教师请教教学中的疑惑并获得帮助，使每一位教师都获益匪浅；我们还邀请了在2010年青年教师比赛中变现突出的教师以沙龙的形式同参赛教师交流比赛心得。经过这样的系列备赛活动，不仅让参赛教师对于参赛了解深入，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校园都掀起了教师教学技能交流的热潮，其影响意义是深远的。

（四）复赛结果与分析

1.参赛人员组成分析

本次复赛人员中，教授占比12%，副教授占比63%，讲师占比25%。截至2012年底，浙江大学全校在职教师队伍中教授占比39%，副教授占比43%，讲师占比11%；全校40周岁以下的教授占比11%，副教授占比57%，讲师占比17%，可看出，在参赛教师中，拥有副教授和讲师职称的人参赛积极性较高，而拥有教授职称的青年教师对参赛的关注度相对不高。

2.复赛成绩分析

复赛中，最高成绩为95分，最低成绩为77分。根据成绩，分为高分组（91分-95分）、中分组（81分-90分）和低分组（76分-80分）三组。

在高分组中（91分-95分），教授占比14%，副教授占比86%，讲师为0；而全部参赛教师中教授比例为12%，副教授比例为63%，讲师为25%。可见，拥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基本发挥了应有的教学水平，而在高分组中表现突出的是拥有副教授职称的教师，他们更加注重钻研教学技术、重视教学比赛，在比赛中表现较为突出，高分组中讲师人数为零，可见，重点培养和提高讲师教学水平是未来工作重点之一。

在中分组中（81分-90分），教授占比11%，副教授比例为占比%，讲师占比26%，同全部参赛教师的职称构成比例基本一致，可见，本组中教学水平同专业技术职称有一定相关关系。

在低分组中（76分-80分），教授占比12%，副教授占比44%，讲师占比44%，全部参赛教师中教授比例为12%，副教授比例为63%，讲师为25%。可见，在复赛中整体表现不佳的职称群体是讲师。

从年龄分布来看，本次所有参赛教师的平均年龄为35周岁，高分组（91分-95分）平均年龄为38周岁，中分组（81分-90分）平均年龄为35周岁，低分组（76分-80分）平均年龄为34周岁，可见，一定的教学时间积累对于提高教学水平是必须的。

3.学科分类情况分析

根据参赛教师所在学科并结合浙江大学学部分类特点，共分为5组，见表3。

注：（1）平均分1是指组内所有参赛教师的平均分值；标准偏差1是指全组得分的标准偏差；（2）平均分2是指组内拥有高级职称（包括教授和副教授）的参赛教师的平均分值，标准偏差2是指拥有高级职称（包括教授和副教授）参赛教师的得分的标准偏差；（3）平均分3是指组内拥有讲师职称的参赛教师平均分值；（4）全体1是指组内所有教师情况；全体2是指组内拥有高级职称（包括教授和副教授）的参赛教师情况；全体3是指组内拥有讲师职称的参赛教师情况。

从表3可见，复赛中医学组参赛教师表现突出，不仅平均分最高，而且标准偏差最小，说明医学组的参赛教师水平普遍较高；表现不佳的是农学组，不仅平均分最低，而且从标准偏差来看，全组中总体表现均不佳。其他组的平均分差异性不大，但从标准偏差值来看，组内参赛教师表现差异性较大。

二、关于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途径的思考

（一）对象分析

从比赛的参与程度来看，拥有副教授职称的教师对参赛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对教学的关注度较高；从比赛成绩来看，拥有副教授职称的教师注重钻研教学、重视教学比赛，在比赛中表现突出。出于内在需求，未来在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方面仍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拥有讲师职称的教师对教学热情度较高，但是在参赛中表现出的教学水平总体偏下，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讲师的平均得分比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平均得分少4分，因此，讲师是未来提升教学能力的重点服务对象。讲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对于推动全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杠杆意义。

从年龄分布来看，一定时间的教学实践积累是必须的，高分组的平均年龄比低分组的平均年龄大4岁，比全部参赛教师的平均年龄大3岁，可见，形成较为成熟的教学风格至少需要3-5年的时间积累，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

从学科分类来看，浙江大学的医学组参赛教师全体表现优异，而农学组参赛教师表现不佳，且从标准偏差值来看，全组水平均较低。医学组内讲师占比为0，这是医学组取得的好成绩的原因之一。但是比较各组内拥有高级职称参赛教师的得分情况来看，医学组仍保持最高平均分和最低标准偏差值。因此，医学组参赛教师的教学水平值得肯定和推广学习。

农学组内讲师比例为25%，文科组内的讲师占比50%，但农学组平均分比文科组平均分低2.7分；从拥有高级职称的参赛教师情况来看，农学组平均分比文科组低4分，可见，农学类组内拥有高级职称的参赛教师仍需在教学上加大培训和提升力度。

综上所述，浙江大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工作重点是初上讲台的讲师群体，为他们提供教学培训和教学发展的时间至少应该持续3年，最佳的持续时间应保持在3-5年。此外，农学类的教师群体也是浙江大学教师培训和发展的重点服务对象，学校对于提高农学类的教学水平势在必行。对于拥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在其较高教学水平的基础上，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资源和交流平台，不断精进教学技能。

（二）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途径探讨

首先，教学是一种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切实得到教学训练。但是仅有实践，没有理论指导和提升还是不能形成良性发展。浙江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长期致力于为教师提供教学训练和教学实践机会，针对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特点和规律，及时引进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国际知名卓越教师，企图通过构建“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螺旋式发展模式，促进我校教师教学技能的不断精进，提升教师教学技能。

其次，教师的个人发展离不开教师团队的建设，浙江大学正在构建以课程群或专业为依托的基层教学组织架构。要求基层教学组织有稳定的课程建设与发展方向（或专业学科发展方向），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量。在此基础上，对组织内的教师，特别是新教师进行教学实践培训，在相似知识背景下，较易学习教学技巧，提高教学技能。同时，组织内的教师定期开展相互听课和观摩教学。基层教学组织为青年教师提供了归属感和荣誉感。

再次，在当今科研压力普遍较大的前提下，让更多教师在教学中投入更多精力的有效办法是尽量拓宽理论学习渠道，尽可能方便教师获取教学理论知识。因此，浙江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信息化平台，即时跟踪国际最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建立优质教学资源库，向全校教师免费开放，方便教师网上学习和下载资料，为教师的教学理论提升提供全方位帮助。

副高级职称论文篇（11）

人力资本相比于政治资本对于专业人员的向上流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此推论，在职称的晋升上，人力资本会获得正向回报。不过，在魏昂德等学者的研究中，关于政治资本的测量主要是针对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差异，且更多强调个体对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忠诚。实际上，政治资本可能是一种类似于教育文凭的资格证书，是能力或诸多无法观察的品质或特征的信号，同时，党员身份类似于一种社会资本(关系)可以获得诸多资源(信息、影响力或操作力)和机会。它可以起到非正式个人信息网络的作用，确保干部在竞争中可以获得最新的、最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宋时歌，1998;刘和旺、王宇锋，2010)。如果认可政治资本具有某种能力或资格凭证的作用，则市场化转型可能并不一定会弱化其在地位晋升上的作用。派作为一种特殊身份，其对于地位流动的影响一直被忽视。虽然截至2011年底时各派成员总数不过80多万人①，但其中却不乏中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因此在讨论职称晋升问题时，理应给予关注。关于人力资本与地位流动的既往讨论，主要考察了学历、在职培训等方面，而对于人力资本的质量则较为忽视，这一方面是受限于问卷调查资料，更因为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前，能够接受更多的教育特别是上大学就足以与其他人群进行区分，但在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的时候，学历的含金量会降低，重要性日益凸现的将是获得什么样质量的教学。已有研究显示，学校级别对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显著影响(李黎明、李卫东，2009:120)，对于专业人员的职称晋升，人力资本的质量相比于数量而言，何者会更重要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基于既往研究，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H2: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相比于政治资本而言，人力资本对于专业人员职称晋升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的质量相比于人力资本的数量对于职称晋升而言更为重要。

本文主要关注专业人员来自非家庭成员如邻里、同事、上级和非正式组织等的支持，称之为社会性支持。既往研究显示，越是能得到更多社会支持的个体，其所拥有和可以运用的社会资本越丰富。但具有社会资本功效的社会支持的获得，是行为主体“有意识投资”的产物，两性因之而有差异，专业技术女性由于家庭责任或组织社交的男性网络对女性的排斥(比如:高尔夫球协会、足球协会等)(Marshall，1997)，导致花费在与他人交往上的时间、精力都少于男性，从而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本，获得较少的社会支持。特别是女性会因为难于融入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非正式网络，因而缺少机会，导致女性被排挤和孤立。就专业人员职称晋升而言，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社会性支持，则其在地位晋升的路途上相比于那些没有获得或获得较少支持者而言，会走得更顺更远，因此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是:H3:越是能获得社会性支持的专业人员，越是能在职称晋升时处于有利位置。性别分工与晋升有关社会化形塑的性别认知、家庭分工等因素对于职称晋升的影响，尚有待引起更多的关注。有研究认为女性在承担职业角色的同时，还要兼顾家庭角色，这不仅表现在女性自身的角色意识中，也反映在社会对女性的双重价值评判标准上。社会对男性的评价尺度是事业，但对女性却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标准: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家庭，而工作机构对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工作(CentraandGaubatz，2000)，这种双重标准对女性是不公正的，也超过女性能力范围，增加了女性的压力，造成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冲突。以往的研究也显示(Whyte，1984)中国妇女承担了照顾家庭与抚育子女的重担。因此，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女性人员更多地承担了子女抚养、家人照顾和日常家务劳动等责任，并形成“劣势累积”(马缨，2009;张廷君、张再生，2009)。因此，本文的第四个研究假设是:H4:性别角色认知趋向于现代，家务劳动承担更少的专业人员，在职称晋升上会走得更快。

模型及分析1．模型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即是专业人员职称晋升，分为晋升副高级职称和晋升正高级职称，事件史分析方法测量的是职称晋升的年数②。所讨论的职称晋升指各专业技术领域专业职称的获得，主要针对两种情况，一是副高级职称晋升(从工作开始晋升到副高级职称所用的年数)，二是正高级职称晋升(从工作开始晋升到正高级职称所用的年数)。2.模型核心自变量先赋性因素以两个变量测量:一是父母文化程度，其取值是父亲或母亲文化程度最高者，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中技、大专及以上四类;二是户籍出身，分为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两类。自致性因素的测量以个人人力资本为主，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文化程度，指个人开始第一个工作之前的接受教育的年数;二是接受教育的质量，指最高学历是否是重点大学;三是工龄，根据分析时关注副高职称和正高职称晋升的主旨，建构了两个变量:晋升副高前工龄与晋升正高前工龄。政治资本的测量，采用的是晋升副高前政治资本和晋升正高职称前政治资本，分为群众、共产党员和派三类。社会支持是一个由多个变量建构的量表。问卷中有一个问题询问了“需要时下列人员能否帮你”，涉及的对象包括企业主/企业主管、厅局级及以上干部、初级干部、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被调查对象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状况，构建一个称之为“需要时可以获得的帮助”的量表，其信度系数为0．785。性别分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性别角色分工认知，根据被调查者对4项问题的回答构建量表，分别是“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帮助丈夫成就事业”。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67，得分最高为20分，最低为4分，得分的高低反映了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连续统。女性(10．06分)相比于男性(11．45分)更趋向现代。3．专业人员职称晋升模型及分析以副高职称晋升事件和正高职称晋升事件在生存期内是否发生为因变量，以先赋因素、自致因素、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支持、性别角色认知等要素为自变量，利用事件史的logit模型，通过stata12软件分别对不同性别专业人员职称晋升进行分析。第一，在晋升副高级职称时，有显著影响的要素为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支持，且对两性有相似的影响。先赋性因素、性别角色认知和家务劳动承担对晋升副高职称无显著影响。第二，在成功晋升正高职称的影响因素上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相似性表现为政治资本和社会支持对两性晋升的影响相近。性别差异表现为:对于女性而言，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各要素、性别角色认知等对晋升正高级职称均有显著影响。对男性而言，表征人力资本质量的“最高学历为重点大学”及性别角色认知对晋升没有显著影响。结论就两性专业人员职称晋升的影响因素而言，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共性是:第一，人力资本相比于先赋因素对两性的职称晋升而言更为重要，先赋因素中的父母文化程度、户籍身份只对职称晋升有微弱影响，而人力资本数量(工作前受教育年数)数量和质量(最高学历是否重点大学)对两性正高职称晋升均有显著积极影响。第二，社会性支持对于两性晋升更高职称有显著积极影响。第三，派身份对于两性正高职称晋升有显著积极影响。

差异性是:第一，中共党员身份对男性职称晋升的影响大于其对于女性的影响。第二，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女性正高职称晋升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对于男性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性别角色认知对女性晋升正高职称有显著影响，性别角色认知越趋向于现代，晋升机会更大，对男性专业人员则不存在这样的影响。总结来看，我们看到影响两性专业人员职称晋升的很多共同因素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即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作用凸显，但社会支持同样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差异性影响因素颇具性别视角，特别是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反映了现代社会两性分工以及女性的性别观念对于在专业技术领域晋升的重要作用。本研究揭示了专业人员职称晋升的核心影响要素及性别上的差异，对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的努力方向以及设计更合理的晋升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刘爱玉 田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