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理论论文大全11篇

金融抑制理论论文篇（1）

也就是说，上述从经济层面展开的讨论往往忽略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一个重大背景，即这些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上都会实行金融抑制政策。在这些国家中，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是政府获取收人的两个重要渠道，金融抑制承担着为政府提供隐性财政收人的重要任务(Battilossi，2003)。因此，在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过程中，政府并不是完全的利益中立者，而是其中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可能是利益的攸关者;金融改革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限制政府的这些金融特权，削减政府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肆意擭取。换而言之，在考虑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时，不能仅仅从一般的经济层面进行讨论，更需要将政府纳人到这些分析框架之中。

 

一旦考虑到政府在金融抑制与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以下几个问题将不得不面对：第一，如果金融改革损害了政府的固有利益，那如何保证政府的改革动机呢?第二，如果金融改革切断了作为政府隐性财政收人的金融抑制租金，又如何能实现政府的财政平衡和正常运行呢?当前中国的财政税收体系是否能足够承担起金融改革所带来的财政成本损失?

 

本文基于金融抑制的财政理论，力图在“财政一金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讨论，第四部分是对中国金融抑制租金的估计，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作为对凯恩斯主义(Keynes,1936;Tobin,1965)的反动，金融抑制理论由麦金农和肖在1970年代初最先提出(MCKhm〇n，1973;Shaw，1973)。他们认为，政府对利率的人为压低不利于储蓄和资本的积累①。在麦金农(McKinnon,1973)的“外部货币”分析框架中，企业生产主要依靠内部融资，因而在投资之前企业需要积累足够的货币;此时，在货币需求和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性”，低利率将会降低企业的货币需求，并减少企业的投资行为。肖(Shaw,1973)则强调金融中介的作用，指出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金融中介的运行效率，高效率的金融中介通过期限转换、风险混合、规模经济等渠道可以增加储蓄者的回报，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从而增加储蓄和投资。同时，McKinnon(1973)、Shaw(1973)均指出，当利率被压低到市场均衡利率之下时，将会出现信贷配给，此时的资金不是按照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而是按照其他方式进行配置，比如政治影响、抵押品的质量、信贷官员的利益等，这将大大降低投资的效率(Eschenbach，2004)。

 

在麦金农和肖之后，卡普尔、加尔比斯、弗莱、马西森等一大批经济学家都对麦金农一肖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Kapur，1976;Galbis，1977;Fry，1978;Mathieson，1980)。Kapur(1976)、MathieS〇n(1980)等人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关注，并指出在贷款利率给定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的要求降低了银行的存款利率，从而减少了家庭的存款需求，抑制了金融部门的扩张。Galbis(1977)构建了两部门模型，指出金融抑制阻碍了流动性资金从低回报率的传统部门向髙回报率的现代部门的流向趋势;增加存款利率将增加传统部门的货币需求，促进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转移到现代部门。

 

按照麦金农一肖假说，金融抑制国家如果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将向高处的均衡利率移动;而高的实际利率将增加储蓄和投资，并提高投资效率，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再次增长。遗憾的是，之后的大多数实证研究并没有支持高利率刺激投资的这一论断(Ostry和Reinhart,1992;Jappelli和Pagano，1994;Bandiera，Caprio,Honohan和Schiantarelli，2000)。Ostry和Reinhart(1992)指出，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受到生存性消费水平的约束，在接近生存性消费水平的低收人国家,居民的储蓄行为对利率并不敏感。Campbell和Mankiw(1990)也指出，在金融欠发达地区，普通家庭往往缺乏进人信贷市场的必要通道,从而面临着流动性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庭并没有平滑消费的能力，从而会出现非自愿性的消费约束。金融改革放松了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将增加消费，减少储蓄。

 

因此，基于上述的理论模型和经济实证，可发现:金融抑制的最大危害并不在于减少投资的数量，而在于降低了这些投资的效率(Fry，1997)。金融自由化可以在不减少消费的基础上，提升投资的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增长。因此，从上述理论分析出发，一且认识到金融抑制的危害性，那么金融改革将是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Battil〇ssi(2003)在考察了欧洲各国在资本自由化进程中的反复态度之后，询问道：为什么金融抑制如此难以破除呢?为什么在金融抑制的负面影响被广泛认识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仍然长期坚持这个次优的政策工具呢?Battilossi(2003)认为,公共财政的分析方法(PublicFinanceApproach)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绝妙的答案:金融抑制可以为政府提供一种隐性的财政收人，这可以延迟政府为了平衡预算所需要进行的痛苦改革;尤其是当政治架构不合理的时候，当前政府没有完全内部化未来债务偿付的成本，往往会产生过度的借贷行为，并将改革的成本转嫁给未来政府。金融抑制的收入越高，金融自由化的争议和阻力也就会越大(Alesina，Grilli和Milesi-Ferretti，1994;Bartolini和Drazen,1997)。

 

VanRiet(2013)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不仅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抑制，发达国家也实行金融抑制，只是在程度上存在不同而已。关于政府实行金融抑制的动机，目前存在两种理论解释:公共利益观点(Honohan和Stiglitz，2001)和财政观点(Giovannini和DeMelo，1993;Dooley，1995;Wyplosz，2001;Battilossi，2003)。前者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适当的金融抑制可以保护金融的稳定，便利货币管理，获得信贷的正当配置，产生合意的收人和财富分配，以保护经济免受外部的冲击。后者则认为，金融抑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政府的金融特权，使其能逃避市场纪律的约束，从而减轻政府的预算约束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抑制将会损害金融市场发送关于经济基本面和财政头寸合理性训诫信号的能力，对经济发展和收人分配产生严重的扭曲。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文献也对金融抑制收人和税收收入的影响进行了比较。Giovannini和DeMelo(1993)指出，相对其他税收形式，金融抑制税可能具有如下几个优点：第一，其他形式税收存在一定的行政成本;为了征税，政府需要建立必要的官僚机构，并对税收进行管理和监督(Gordon和Levinsohn，1990)p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某些税收(如收人税和增值税)的行政成本可能太高，以至于不值得征收。第二，金融抑制税虽然会造成一定的生产性扭曲，但却可以达到一定的再分配目标:使收入从资本家向工薪阶层转移(Diamond和Mirrlees,1971)。第三，金融抑制税的隐蔽性，有利于减少政府面临的各种政治压力。

 

很显然，从上述的理论综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仅仅考虑金融抑制的危害性，对于当前的金融改革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政府纳入这一分析框架，综合考虑金融抑制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政府财政平衡的能力以及其他形式税收的成本，才能对当前金融改革的内在动机、财政基础以及现实路径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些，李广众(2001)的研究指出，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财政税收改革滞后，贸然进行金融改革可能会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动荡，给社会经济带来相当的负面冲击。因此，基于金融抑制的财政分析框架，对金融抑制租金进行研究和估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金融抑制租金作为政府金融改革的重要成本，其消解和承担需要有一定的政府财政能力作为支持;而只有当我们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规模有了深人的认识之后，才能准确判断政府财政是否已具有支持金融改革的能力，即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是否已具备。

 

三、结论

 

本文引入一个金融抑制的财政理论框架，对金融抑制、政府财政和金融改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分析。在正规财政税收体系不完善的国家，金融抑制政策为政府财政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以维持政府的财政平衡和正常运行。在这一框架下，金融改革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各种资金，提高了社会经济的效率,也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福利;另一方面，金融改革将限制政府的金融特权，并切断政府的金融抑制收入，对政府的利益和正常运行造成损害。因此，金融改革并不像“一般经济分析模型”所揭示的那样简单——在传统的分析模型中，政府是金融改革的利益中立方，主要任务是权衡金融改革的效率收益和风险成本，为金融改革提供合理的制度框架。

 

在“财政一金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政府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利益相关方，而金融改革需要考虑的成本除了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金融改革中将要失去的金融抑制租金。这一改革成本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内在动机和现实可行性：金融抑制租金越高，改革的成本就越大，阻力和难度也就越大^只有当政府具备基本完善的财政税收体系时，金融改革才可能具备现实的内在动机和财政基础。因此，估计金融抑制收人规模对于金融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只有当我们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规模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才能判断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是否具备以及如何制定相应的系统化改革政策。

 

有鉴于此，本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金融抑制租金的四种类型：传统铸币税、利差型铸币税、金融抑制税、隐性铸币税。在1994年之前，传统铸币税的规模比较大(平均GDP占比为5.25%);随着央行角色的转变，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发展，传统铸币税的规模逐渐减少，其他三种金融抑制收入的比例逐渐增大，2000年之后，传统铸币税降低到0%左右，利差型铸币税、金融抑制税、隐性铸币税的00?占比分别在2%、8%和1.5%左右。®

 

金融抑制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 金融理论；金融深化；农业发展

Key words： financial theory；financial deepening；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8—0182—03

0 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无农不稳”。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核心，在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诸多要素中，一直被寄予厚望并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如何运用好银行、信贷、保险、证券等金融机制，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一个健康的农村金融市场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加速增长以及减少贫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金融基本理论及其分析

1.1 金融基本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系。

1.1.1 金融抑制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抑制”问题。金融抑制的核心是利率管制。在金融抑制下，因为存款的实际收益很低，所以储蓄很低，由于银行不能根据风险程度决定利率，低的实际贷款利率吸引那些低收益和低风险项目，对生产性项目或高风险项目来说，要么得不到贷款，要么借助于信贷配给，而银行只能选择安全项目，从而使风险降低，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很难得到银行信贷，只好求助于非正式或场外市场，这样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就会产生。

1.1.2 金融深化理论：麦金农和肖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是因为存在着金融压抑现象，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主要标志是金融部门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其核心内容：放松利率管制；缩小指导性信贷计划实施范围；减少金融机构审批限制，促进金融同业竞争；发行直接融资工具，活跃证券市场；放松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限制。

1.1.3 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于1997年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金融约束”政策比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支持经济增长。其核心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而将利率维持在低于竞争性均衡水平的正的实际利率，从而为民间机构尤其是金融机构创造租金机会，从而推动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金融约束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金融约束政策，达到提高金融市场效率、逐步实现金融深化的最终目标。

1.2 金融理论评价 农村金融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影响。因此，分析金融理论利弊，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金融抑制理论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26-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5

一、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始终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之一，其相关理论研究已相当丰富。20世纪60、70年代的“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金融约束论”和“金融法权论”相继诞生，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提出了“金融过度论”[1-6]。综合已有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可分为两种主要观点：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金融供给论认为金融中介机构可通过社会资源配置来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旨在指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所造成的消极效应，提高经济效率；而金融需求论认为金融的发展动力来自于经济增长的引致需求，强调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要素积累功能。Benhabib（1997）等认为要素积累效应和配置效应同时影响经济增长[7]。但Beck（2000）等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通过影响经济效率而非资本或储蓄积累，这主要由于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8]。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源于资本积累效应还是配置效应有待进一步探讨。

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被归结为经济效率，经济效率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效率包括通过技术进步和组织管理改进以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通过改善资源在部门之间与企业之间的配置实现经济效率提高的配置效率、通过技术革新或制度创新使经济处于最优增长路径的动态效率。配置效率是否有效直接决定生产效率和动态效率的高低，各企业、部门所能获得的资源配置是其进行生产和技术革新的基础。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和动态效率提高均与技术、制度有关，二者同时受到金融配置资源效率的影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发展程度对一国的技术效率与进步、R&D资本等存在重要的影响，发展中国家较低的经济效率正是金融抑制导致资源错配所引起的。

二、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对金融改革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Shin，Kaboski和Buera（2008）建立两部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模型发现金融发展水平越低会导致无效资金分配，资金会流向低效率的生产活动[9]。Greenwald，Kohn 和Stiglitz（1990）发现证券市场的缺失和控制将促使企业远离提高生产率的生产活动，包括技术研发和在职培训等[10]。Tadesse（2007）认为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效率提高，其中金融中介发展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要强于股票市场的影响[11]。Arizala et al（2009）认为发达国家依靠外部融资的部门生产率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12]。金融发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会随着宏观经济状况变化而增强，在高通货膨胀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将被弱化。这主要由于欠发达国家采用金融抑制通过资本积累影响经济效率[13]，而发达国家则通过发达的资本市场投资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来影响经济效率，如投资技术研发。一国（地区）的金融市场开放会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Ayhan Kose et al.（2008）的实证研究则表明，FDI和证券投资组合能够促进经济效率增长，而外债则对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的负效应。这得益于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化，国家可以实现更有效率的资源分配，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提高[14]。此外，金融机构发挥其信息优势，同样有助于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产生增进效率的作用。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江曙霞和陈玉婵（2011）探讨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对不同部门的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速度的影响，进而发现金融规模扩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金融效率的提高对经济效率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15]。陈湛匀（2008）探讨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效率的影响，发现FDI推动我国经济效率提高的渠道主要是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与第三产业的规模扩张，而外国直接投资面临的制度因素、市场环境和引进机制是制约中国经济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16]。钱水土（2011）等运用我国省市面板数据发现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主要通过金融的集聚与导向功能，促进资源向高收益、高附加值的产业以及企业的技术革新与研发创新流动[17]。马光荣（2014）等基于中国12000余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发现融资渠道的缺乏将阻碍中国企业的创新，若企业获得银行授信，其研发概率和研发强度均会提高，生产率有较快增长[18]。

现有研究中学者多从金融深化视角出发，多以单一的金融发展指标分析金融改革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较少有学者从制度角度全面考察金融抑制是否对其存在消极影响，即金融抑制是否阻碍创新和技术进步，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及其内在机制如何？回答此问题，必须考虑到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政府及其监管等因素的影响，构建包括信贷控制、资本开放程度和证券市场等多个方面的金融抑制指数来度量国家的金融抑制程度，从而全面考察金融抑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揭示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效率的具体内在影响机制，进而有利于引导金融改革并发挥金融发展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

三、实证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实证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抑制水平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更好识别金融抑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避免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根据非平衡增长理论的文献，借鉴Arizala et al（2009）的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ECi，t=？茁0+？茁1FIi，t+Xi，t+？琢i+？浊i+？着i，t

其中，ECi，t为国家i在时期t的经济运行效率；FIi，t为国家i在时期t的金融抑制程度指标； Xi，t为一组与影响经济效率有关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LPi，t；通货膨胀水平CPIi，t；即政府支出与GDP的比例GBi，t；？琢i是未观测到的国家特定效应，？浊i是未观测到的时间特定效应，？着i，t是未观测到的既随国家又随时间改变的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

1.经济效率

本文的重点是考察金融抑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TFP）为经济效率的变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涵，可作为经济效率的直接反映。TFP测算主要存在两种方法：一种是依赖于设定具体生产函数，以“索洛余值”为代表的参数估计法，不同的函数设定则会产生不同的估计结果；另一种是Malmquist指数法，其特点是不依赖于生产函数的形式，估计结果较为稳健。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来估计TFP，数据来自于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2. 金融抑制指数

由于一国的金融抑制涉及金融发展指标的多个方面，如果仅采用其中单一的指标来衡量，很难全面、准确反映一国或地区金融抑制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的金融抑制指标来自Abiad et a1（2008）建立的金融改革数据库，其计算的金融改革指数涉及信贷控制、利率控制、金融市场准入壁垒、银行监管、银行私有化程度、资本开放程度和证券市场等7个方面，能够比较全面反映各国（地区）的金融发展情况[19]。通过对金融改革政策的7个政策变量分别进行评分，分数控制在0-3之间，而后将7个方面的评分进行算术平均得出金融改革综合指标，并将金融改革变量标准化在[0，1]之间，分数接近1表示金融改革成效显著，金融抑制程度低；反之，分数越趋于0表示金融改革成效不显著，金融抑制程度高，其中1表示完全金融自由，0表示为完全金融抑制。本文对金融改革指数数据做取相反数处理，以得到金融抑制指数。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预期该项的系数为负，即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

3.控制变量

（1）政府支出比例（GB）。本文使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来表示一国或地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由于政府支出的用途不同，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政府财政支出用于科技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助于技术进步，反之，当财政支出用于行政管理，则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该项系数符号有待于实证分析进行确定。

（2）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之一。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影响到金融部门很难发现优秀的企业，影响其向企业融资的积极性，企业生产效率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受阻。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预期该项系数的符号为负。

（3）人力资本（LP）。本文以劳动生产率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一般认为劳动生产率越高，则技术进步更快。劳动生产率的数据来自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数据以1990年美元计价，且做了取对数处理，预期该项系数的符号为正。

（三）描述性分析

本文收集包括中国在内的64个国家1990―200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表1列出主要变量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与预期相一致，其中金融抑制指数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294，表明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为本文提供了初步的经验支持。当然，更有意义的结论还有待于下文进行严格的计量分析才能得出。表2列出各个国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

四、金融抑制和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基准模型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面板工具法估计基准模型以考察经济效率和金融抑制的关系。考虑到经济运行效率随时间改变，在模型中加入时间效应。考虑经济效率的变动往往具有累积效应，即前期的经济效率可能会影响当期的经济效率，引入经济效率的滞后项，建立经济效率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而能够涵盖其他未考虑的可能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本文以内生变量的两阶或者更高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和两步差分GMM进行估计，表3列出了模型具体估计结果。

由估计结果可知，基准模型印证了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效率提高的假说。各模型中金融抑制系数均显著为负，金融抑制对一国经济发展效率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并且在1%水平显著。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固定效应模型较随机模型的估计结果更为有效。以面板工具估计的固定效应模型为基准具体分析，金融抑制指数增加1%，经济运行效率下降6.394%，表明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经济整体效率水平越低，金融抑制不利于金融更好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从而阻碍技术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主要在于政府以金融管制替代金融市场机制，以低利率和政策性贷款等方式来融通资金，政府干预会引致金融集聚导向，对产业布局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金融抑制政策增加企业的融资和经营成本，妨碍技术先进部门的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造成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与非效率资源配置，从而造成经济的运行成本增加和经济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金融创新以及市场的开放，金融创新会降低技术研发的风险，市场的开放会带来促进东道国资本形成、金融制度的革新和知识技术的提高，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金融抑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明显强于其他控制变量。

从动态面板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与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无论是采用系统GMM方法还是采用差分GMM金融抑制指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金融抑制对一国的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本文采用序列相关检验和Sargan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AR（2）检验和Sargan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模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下文将对金融抑制各分项对经济效率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经济效率的正效应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提高。劳动者的培训教育以及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都促进人力资本提高。政府支出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同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当期造成的损失超过其对公共服务支出带来的好处，进而对一国经济效率产生负效应，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效率。消费者物价指数对经济效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技术的热情，高通货膨胀水平会削弱金融机构辨别高盈利部门或生产活动的能力。采用面板工具方法和GMM估计，CPI的估计系数符号由负转为正，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其对经济效率影响会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逐渐的显现出来。

五、影响机制：各项金融抑制指标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抑制指数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存在显著的负效应，金融抑制的各项政策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金融抑制指数包括7个方面，下文将金融抑制的每个分项逐一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并考察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通过考察具体的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便于对深化金融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表4列出金融抑制各分项对经济效率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①。模型1至7分别对应金融抑制程度的信贷控制、利率控制、金融市场准入壁垒、银行私有化程度、资本开放程度、证券市场和银行监管等7个方面结果表明：信贷控制、证券市场和资本开放程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对比这三项的估计系数，可知信贷控制对经济效率的阻碍作用要强于其他两项的影响。利率控制、金融市场准入壁垒、银行监管和银行私有化程度的估计系数也为负值，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出于发展经济和政治考虑，政府会采取金融抑制政策以显性或隐形的方式参与资金的分配过程，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分配给国有企业，信贷控制、证券市场控制和资本账户控制等金融抑制政策导致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逆向选择、寻租等现象丛生，削弱国有企业改革和创新的动力，造成资本运用效率低下，从而对经济效率具有较强的负效应，造成一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损失。此外，金融抑制政策阻碍国内企业家吸收和利用FDI所溢出的技术知识，随着市场机制的引进和信息的完善，金融抑制政策造成金融资源扭曲的负面影响会逐渐凸显，效率成本和损失也就不断增加，金融系统的过度集中抑制资本自由流动，从而造成产业间资本的错配以及经济效率和产出效率的损失。

因此，若其他条件不变，降低信贷控制，推动利率市场化，引导金融资源流向高效率的小微企业，改变国有企业（成熟企业）租金支持的生产方式；实行金融开放政策，放松资本管制和发展资本市场会有效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国外私人资本通过国内金融中介流入东道国，健全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并提高投资效率和东道国企业融资效率，支持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制度扭曲角度研究金融抑制对经济效率变化的影响。随着金融抑制的程度提高，造成资源（或要素）无效配置，金融资源无法流向技术创新和研发等活动中，不利于经济效率和经济的增长。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收集64个国家1990―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抑制水平对经济效率存在负效应。本文不仅发现金融抑制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而且通货膨胀和政府支出等宏观经济因素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消极影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提高经济效率同样考虑制度因素、结构因素和供给因素。“适应性效率”是指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要求长期经济绩效的制度结构要随着经济的变动而调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需要提高适应性效率，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重构，减少金融抑制，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

首先，完善金融市场的激励机制、竞争体系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安排，激发经济效率的提高。同时，坚持审慎原则，有机协调资本管制和汇兑管制，逐步放开金融账户的证券投资出入限制，引导国外资本流入技术创新和研发领域，促进经济效率提升。我国正处于一个长期的、渐进的金融改革过程，坚持审慎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国家的相关制度越完善合理，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其次，抓住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金融改革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再配置。促进资金在产业之间合理流动，解决当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和信贷控制的问题，加大针对第三产业、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优化我国银行业信贷结构，切实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继续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结构，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资源整合和改革，发展多层次的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再次，合理控制通货膨胀，提高经济稳定性，加强对科技教育事业的财政支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现经济结构顺利转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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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理论论文篇（4）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金融抑制理论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民间借贷”是今年最热的词。从年初银行信贷收缩开始，民间信贷已然被推到风口浪尖，以温州为代表的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高利贷横行，取代了以往的炒房团与炒煤团等投资方式。本文从金融抑制论的角度浅析我国信贷缺口逐步扩大的过程，得出在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民间借贷难以遏制的结论。

二、金融抑制论与金融约束论介绍

（一）金融抑制论。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R.I.Mckinnon，1973 & Shaw，1973）几乎在同 时提出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 ”论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论。这两个理论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金融抑制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的目标下，企图人为以低成本来利用国内和国外金融资源，从而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由此造成金融市场调节资金供给和需求的能力丧失。

低利率一方面限制了金融体系动员国内储蓄的能力，造成资金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刺激了资金的过度需求。于是金融市场供求失衡，这又迫使政府进一步加强干预，即通过信贷配给，抑制过度的资金需求，强制实现资金供求平衡，从而使有限的资金大多低效率地使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效率地使用资金，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反过来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

（二）金融约束论。

赫尔曼和斯蒂格利茨在他们的《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中重新审视了金融体系中的放松管制与加强政府干预的问题，确立了通过政府推动金融深化的策略，认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假设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在现实中，这种均衡条件难以普遍成立。况且，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行为、道德风险等，即使在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下，资金资源也难以被有效配置。所以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十分必要的。金融约束的目标是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尤其是为银行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其有长期经营的动力，以发挥银行掌握企业内部信息的优势，减少由信息问题引起的不利于完全竞争市场形成的一系列问题。

金融约束是一系列金融政策，这些金融政策构成政府推动金融深化战略的核心，制定的目的在于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设立租金。金融约束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金融约束不同于金融压制：金融压制是政府从民间部门攫取租金；金融约束是政府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

三、我国储蓄曲线研究

（一）我国储蓄曲线实证研究综述。

在本节中，本文回顾了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利率对于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学者们在研究数据的选取、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对实证结果的解释，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经验支持。

赵志君（1998）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居民收入数据，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提出的宏观储蓄率函数，引入了利率和通胀率数据，研究了1982 年至1994 年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和滞后储蓄率的影响较大；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正的，通货膨胀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负的，且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较大。

李焰（1999）选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提供的数据 1978-1997 年我国居民储蓄的数据，使用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增长率、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了居民储蓄率与这些变量的关系。研究表明利率对于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

许涤龙、乔增光（2002）在构建我国居民储蓄函数的基础上，以国内生产总值、零售物价指数、一年期存款利率、各期股市市值和制度变量这 5 个与储蓄相关的经济变量 1994-2000年的季度数据为依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居民储蓄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居民储蓄存款函数而不是准确的储蓄函数。实证研究的结论认为名义利率与居民储蓄存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对国内实证研究的评价。

1、实证研究的结论差异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很小，甚至基本没有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显著。即便是认为影响显著的学者，依然在争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方向。

2、国内的研究的实证数据全部是 2000 年之前的情况，没有对 2000 年之后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已有论文的研究发现，1996-1999 连续下调利率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所以这一时期的关于利率与居民储蓄的研究较多。

（三）实证研究。

1、回归方程建立。

在模型的选取中，我借鉴了李焰（1999）的回归模型，对其中的某些变量进行了修改。接下来对于实证研究中所需要的的年底储蓄余额、GDP增长率和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进行了收集（以上数据均来之2010年统计年鉴）。最后利用 Eviews 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方程如下：

St=C+RtX1+ tX2+PtX3+ t

其中 St表示第t年的储蓄存款年底余额，Rt， t表示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Pt表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t表示随机误差项，X1、X2、 X3表示各项系数，C代表常数项。

2、数据选取。

选取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数据见下表。

3、参数估计。

通过Eviews回归结果如下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S=-1.318187-1.617428Rt-0.1048 t+1.794939Pt

修正后拟合优度高达0.9968，整个回归方程在F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下也表现良好。年度储蓄余额与名义利率Rt，实际利率 t都成反方向变化，受名义利率的影响明显大于实际利率，受到实际利率的影响不大。年度储蓄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成正方向变化，Pt的增加对储蓄的影响效果十分显著。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知道，2000年至2009年的储蓄额与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呈反比，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比。

四、以麦金农-肖模型为基础分析信贷缺口的扩大

结合以上对于我国储蓄曲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同时：ri为实际利率，S（gi）表示经济增长率为gi时的储蓄（i=1，2，3…），它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但是斜率很小（与原模型相反），F代表金融抑制水平：I表示投资，它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用T来表示信贷缺口。

假设：（1）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2）没有国外融资来源。

从图1数据显示我国实际利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已经是负数，从中发现，我国的金融抑制水平一直长期处在均衡利率之下，并且近十年呈逐年加剧趋势。

在图1中，我们先将实际利率限制在r的水平，此时所能形成的储蓄总额仅为S。但是从投资曲线来看，当实际利率为r的时候，意愿投资总额（即贷款需求）为I.这就形成了信贷资金的缺口T=（I-S）。如果政府只限制存款利率而不限制贷款利率，根据供求定律，贷款利率将上升到r4，结果是金融体系获得不正常的高额利润，即（r4-r）。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即限制存款利率又限制贷款利率，将中间的存贷利差作为金融企业创造的租金以解决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满足后来的金融约束论的理论要求，但是如果可贷资金严重供求不足，这种行政化的货币价格干预手段，必然导致非效率性和非价格性的信贷配给，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发生并将长期存在的实际情况。

现在，我们将金融抑制水平由F扩大到F1，则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我国的储蓄总额随着实际存款利率的下降而得到少许的提高（从前面的实证分析来看，影响十分微弱），从而投资总额得到一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利率从r下降到了r1，原来那些收益率低于r1的企业得以起死回生，，这样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下降，于是经济增长率从g下降到g1，储蓄曲线由S（g）向左移动到S（g1），此时信贷缺口进一步扩大为T1。因此，根据麦金农-肖的理论，实际利率的降低即减少了资本形成的数量，又降低了资本形成的质量，所以它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有着双重的不利影响。

五、结论：数额巨大的民间借贷难以遏制

近年来中国普放高利贷，是违反市场化运作逻辑的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央行把控制货币供给的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1.5%的历史高位，而把调节货币需求的基准利率人为压得过低，导致货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全国信贷规模“失控”和利率“失序”，乃至全国各地普放高利贷，是这一扭曲的货币政策的必然产物。

随着我国金融抑制水平逐步扩大，实际利率长期维持在0利率左右徘徊，再加上不合理的货币政策手段组合，使我国处在银行可贷资金短缺，市场贷款需求旺盛，CPI高企，实际利率为负数的复杂经济金融形势。在贷款越紧缺的情况下，我国的贷款行政化比率越严重，此时，大部分中小企业是有寄希望于民间借贷，寄希望于高利贷。这种情况的产生将十分不利于我国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如若长期持续必将降低经济效率，引起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衰退。我国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政 治，读不懂中国的政治就读不懂中国的经济。所以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源，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此来推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变金融抑制的根本局面，增强央行的独立性。

只要基本的经济金融条件具备，以上的问题如果得不到遏制，尤其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相信不是在温州，就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民间借贷崩盘的事情将再次发生。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金融抑制理论论文篇（6）

一、相关金融学理论简述

在详细阐述金融控制理论之前,我们先了解另外两种金融学理论――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通过对这两种金融学理论的了解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金融控制理论。

(一)金融抑制理论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调查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现很多国家存在金融与经济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现象,他们称为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可以概括为:一国政府对金融业制定了政策,人为的降低利率,实行歧视性的信贷政策,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但却制约了金融业的发展,使金融业处于一个没有效率的状态,反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的一种状况。

(二)金融深化理论

1973年,麦金农和肖①各自系统地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政府要放松对利率的控制,鼓励银行间竞争,以此最终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的标志有三个:一是推进利率市场化;二是发展正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三是构建一个有效的中央银行系统。

二、金融控制文献综述

(一)金融控制的内涵

宽泛的讲,控制是政府对经济的所有干预,政府实行金融控制政策是指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采取有利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政策工具,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速度进行控制,而不是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实行过度的市场化措施,并最终在不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金融的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对金融进行控制的时,由于执行力度、对象和步骤的不同,金融控制的效率也不同。本文认为金融控制是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控制,即政府为了促进金融业发展、弥补金融市场失灵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以出台法律法规为主要手段对金融主体进行扶持、引导、规范和约束的总和。

(二)国外金融控制文献综述

金融控制一词,最早由麦金农②提出,他指出财政控制应优先于金融自由化。麦金农的金融控制理论是一种财政和货币控制理论,该理论指出转轨时期的政府靠发行货币取得资源将导致通货膨胀,而不会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必须实行财政控制,并建立完善的税收机制。

1、金融控制内涵的界定

维斯卡西认为,政府控制是政府以法律手段,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的一种强制力。丹尼尔・史普博对控制的界定结合了经济学、法学等对控制的定义,他指出,尽管市场是控制政策存在的理由和前提,但以往对控制的界定都倾向于把市场忽略掉,因此他把行政决策和市场机制统一了起来,认为控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政策的一种规则或特殊行为。

2、对金融控制的必要性研究

有学者指出: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这种由多数企业构成的产业具有如下的特征,即消费者未必拥有充分的信息,以决定在多种服务和价格中选择哪种为好,结果难以使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而且一旦企业倒闭,则难以保证消费者的安全。Llewellyn和David研究了金融控制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并指出金融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客观必然性。Julian R.Franks等学者在1998年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控制的有效性,他们研究并考评了英国金融控制的成本和收益,并首次对金融控制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对象选择了美国和法国。Rochet和Keeley等学者的研究认为资本充足控制在降低银行冒险的风险激励方面具有积极作用。Taylor,Buffie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因此政府对金融部门有必要保持一定的控制。Wade,WB认为东亚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提高了社会福利。Edwards,Hastings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自由化研究的成果表明了在缺乏适当管制的条件下,自由化会导致经济系统的脆弱性。Cho and Khathate对亚洲五个国家的研究表明金融自由化并没有导致储蓄与投资的系统增长。C.Denizer,R.M.Desai and N.Gue-orguiev认为用抑制性的金融控制来为赤字融资可能会比用自由化来弥补赤字的成本要高,但采取这样的政策能够维持权威和确保权力的生存及延续。

(三)国内金融控制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学者和经济学家对政府金融控制进行了多方面细致的探讨,积累了大量文献。近几年来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1、金融控制的涵义界定

王欣欣(1996)指出,经济改革中的金融控制是对改革过程的控制,是稳定与变革相统一的控制,是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控制。张杰(1997)则认为金融控制是对国家调控金融资源的一种描述。为了将个人部门的储蓄集中到国家手中,需要一个国家控制并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同时为了让居民储蓄更多地流入国有银行,也限制了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高存款准备金制度限制了国有银行自主运用资金的权力,强化了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张力(2001)所研究的金融控制专指转型国家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工具,控制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相对速度(而不是同时实行所有的市场化措施),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金融均衡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谢朝华(2004)认为金融控制是指在金融发展过程中,为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效率,政府以一定的手段对金融活动主体的控制和金融活动主体对其金融行为的自我约束。

2、金融控制所包含内容的方面

李冰(2001)认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型经济往往难以避免财政状况恶化。为了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实行了金融控制战略,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利用储蓄来吸收居民户和非国有部门的潜在购买力;二是利用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来为财政赤字融资。此时国有银行成为金融控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有:(1)代行财政注资职能;(2)承担本应由财政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3)承担本应由财政出资的政策性业务。毛伟(2001)认为金融控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明晰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部门的产权结构。(2)增强银行风险决策和风险化解能力。(3)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4)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5)谨慎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沈民(2003)认为金融控制包括:(1)通过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限制体系外及国外金融机构介入,尽可能通过金融业从社会集中财富并置于其既定政策目标支配下。(2)对国有银行的表外业务、产融结合、信用证券化等现代业务严格控制,严格实行分业监管。(3)严格的贷款规模和歧视性贷款政策,使国有银行长期对国企从流动资金到固定资产投入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信贷供给。

3、金融控制的工具与表现形式方面

张兴盛(2000)认为金融控制的工具有三个:国有银行的信用垄断;利率控制;对国有银行的信贷控制,其中包括对各国有银行都赋予了政策性贷款的义务,中央银行对各国有银行都实行了严格的信贷规模控制,以及高准备金制度。陈雨露(2005)认为金融控制中的国家战略工具有三个:超额外汇储备;开发性金融制度;开放条件下有限自由化的货币制度安排。在金融控制的表现形式方面:阎江(2003)认为我国始终没有走出以间接融资为主,以信贷体系为基础的“计划管理”模式,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一直存在,这种过度干预直接以政府的金融控制表现出来。其一,行政性的金融垄断;其二,高储蓄率;其三,严格的信贷规模和歧视性信贷政策。郑泽华和王枉(2009)认为经济转轨时期金融控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长期维持行政性的金融垄断;其二,国家在对国有银行进行政策倾斜和保护其垄断地位的同时,对产融结合、银行表外业务、资产结构调整、银行信用证券化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等均予以严格限制和管理;其三,严格的信贷规模和歧视性的信贷政策。

三、小结

对于政府的金融控制这一问题,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而对其作用的判断还要依赖金融发展的程度和政府进行控制的强度,在不同的阶段,金融体系对政府也有着不同的需求。为了加强对金融控制的理解和把握,本文在第一部分介绍了与金融控制理论密切相关的两种金融理论――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通过对这两大金融学理论的介绍和比较,使我们充分的认识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政府控制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为后面我们介绍金融控制打下了基础。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金融控制理论,并介绍了国内外关于金融控制的文献综述。通过对金融控制的介绍,我们认为金融控制是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控制,是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而对金融主体采取的一系列规范和约束的总和。它不同于金融监管,也不同于宏观调控。这一部分首先介绍了国外学者对金融控制的研究,其中尤以麦金农的观点为主要,然后介绍了国内学者对金融控制的研究,分别从金融控制的涵义、内容及其工具与表现形式三个方面进行了介绍。金融控制理论的发展所发挥的理论指导作用肯定会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金融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注释:

①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肖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

②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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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理论论文篇（7）

二、金融发展理论定义

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系，即研究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金融发展理论的诞生

西方早期的货币金融的研究领域主要围绕在货币、利率和信贷等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没用将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体系进行研究，金融处于经济学的附属地位，故而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

二战以后，很多地区相继独立建立国家，在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时候，资金短缺的问题时常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试图通过刺激储蓄和吸引外资的方式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但结果常常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由于金融系统的落后。由于金融系统的落后，国内的资金运行效率低下，金融系统无法有效的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戈德史密斯、麦金农、格利和肖。这些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出版了相关的著作，这进一步引起人们对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帕特里克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提出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良好的金融环境会引导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个体之间的经济行为会变得非常复杂，这也就会引起对金融的需求，从而拉动金融的发展。这个观点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帕特里克之谜，它引起了人们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探索。

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提是金融理论的职责，这是由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的。他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金融发展。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他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并把金融中介比率、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机构发行需求的收入弹性等指标作为衡量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指标。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多是以他的研究作为分析的基础。

金融发展理论开始的标志是格利和肖发表的《金融和储蓄机构与储蓄―投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两篇文章。他们假设金融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并证明了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强，而且金融的发展必须伴随经济的发展，金融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发展而独立进行。

四、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标志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他们将研究视角从发达国家完善的经济环境转向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环境。

麦金农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的现象，政府对汇率和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这就意味着资金的价格是扭曲的，并不能反映市场上真实的资金供求关系。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常常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很可能就会出现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这就会极大地损害人们的储蓄倾向，导致银行无法吸收到足够的资金，市场上资金的供给被抑制；另一方面，实际利率为负意味着贷款人对借款人进行补贴，刺激了资金的需求，而资金的供给相对不足，造成了资金的供不应求。政府在此时通常实行资金配给制度，依据自己的偏好分配资金，导致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丧失，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金融抑制导致一国的金融体系失灵，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肖认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吸收储蓄并将其转化为投资，使资金流向效率高的地方，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当经济运行良好时，人们收入增加，刺激了人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而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处于恶性循环的状态。所以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采取金融深化代替金融抑制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

二十世纪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发现这些国家并不是盲目地进行金融自由化，而是根据国情逐步进行改革。依此，诞生了金融约束理论，即政府不应完全放开对经济的管制，而应保持是适当地干预，这样更能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金融约束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以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并通过租金机会的创造，调动金融企业、生产企业和居民等各个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金融抑制理论论文篇（8）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危机在产生机理、特征以及传染机制等方面都呈现复杂化态势。以目前正在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其影响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比之前的金融危机严重的多。金融危机的国际化和复杂化趋势再次表明金融自由化同金融压抑一样存在加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且就范围而言，金融自由化的副作用影响可能更为广泛，但仅就此而否定市场体制的作用无疑是错误的，也有逆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金融自由化本身所蕴含的风险和矛盾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模式选择问题，金融的深化和发展显然不能采取单一的改革思路，而应该根据国内现状和全球形势合理地协调金融管制与自由化的程度，使得金融系统自身结构和功能不断优化完善的同时，还能实现与外部环境系统的协调和适应，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金融的稳定、理性繁荣。基于这一理念，结合世界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思路和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历程，本文将在“发展理论――实践效应――模式选择”的逻辑框架下探讨适用于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般模式。

一、中国的金融压抑现象与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打破了二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与金融理论相互分离的格局。70年代，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dward Shaw）论证了金融部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并且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金融压抑现象阻碍了金融发展，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中国一直存在金融压抑现象，这固然与经济水平和体制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转轨时期并未摒弃政府主导色彩浓重的金融发展模式。

金融压抑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突出的影响效应是以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对于实施中央集中计划体制的国家，其本质问题是对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压抑，在这种经济体制模式下，金融压抑不过是对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全面压抑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整个体制来说，不处于关键地位。对此，可以从1978年以前中国的金融状况及其与经济体制模式的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因此也基本上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到几乎不需要金融调节的程度，而是由经济体制模式所决定的，资源的计划配置体制必然排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应地对金融发展也无客观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建设的成功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金融化和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金融压抑的影响开始凸显，已变成制约市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解脱金融压抑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目前中国的金融压抑主要表现在：（1）社会融资结构的突出特点是银行贷款在社会总融资量中占绝对优势，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规模相对偏小，企业外部融资无论期限长短，均过度依赖银行贷款。（2）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中融资方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过多地向效益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集中，而效益良好的非国有企业又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非正规融资，形成了金融市场的分割。（3）投资工具的缺乏，未来收入的不确定预期和未来支出的刚性增长预期，导致居民储蓄高居不下。（4）金融机构“存款短期化、贷款长期化”趋势明显，商业银行“短存长贷”的信贷期限结构不匹配现象更加突出，存贷差过大和存贷款利率存在上下限限制。

如上文所述的金融压抑产生原因，本文认为目前中国极为明显的金融压抑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导致金融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和微观金融主体的不丰富；另一方面，主要的原因在于体制转轨时期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发展模式。由于中国金融始于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其发展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府的干预，它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和放权让利过程。即使在90年代以来以金融市场化和金融深化为目标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中，政府行为仍居于主导地位。在资本市场，国有商业银行的稳定取决于居民储蓄的增长和银行账面的盈利，而居民储蓄的增长依赖于国家信用担保和现有金融制度对金融产品的压抑，银行账面的盈利依赖于存贷差的保持和扩大，但存贷差的保持或扩大又只能依靠金融压抑以降低居民存款利率，由此人为地降低了资金成本造成资金的稀缺。另外，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偏向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难以获得正规市场的低成本资金，这不仅造成非国有企业融资更加苦难困难，也导致地下金融的长期存在，致使金融秩序的混乱和失效。在股票市场，从股市发展的初期，政府便强调为国企改革服务，实行发行额度审批制和后来的发行核准制，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股指的涨跌上，进行托市或干预，使市场价格较为严重地脱离公司内在价值和投资回报。在这种干预下，上市公司发行融资成功与否、发行规模大小过多地受制于监管部门的审核，造成过会发行的不确定性和发行溢价高估的可能，带来极强的融资冲动和盲目投资冲动。一旦上市后造成效益下滑，而投资者保护的法律体系又不健全，过度投机之后的股市便会丧失财富效应，从而抑制基本功能的发挥。政府行为占主导地位的的金融发展模式固然会抑制金融市场的效率，但鉴于金融风险的内在特性和金融机构行为的负外部性，这种金融发展模式也有其短期的正面效应，可以增强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能力，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金融相对稳定，避免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然而从长期而言，金融压抑只是风险的延后和风险的积聚，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爆发更大的金融危机，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并不利于金融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二、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与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

金融自由化本身是以追求市场效率、倡导市场机制为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发展模式，无论是从其理论产生的背景还是从其内容的沿革脉络均可以找到证据。初期倡导的放松利率管制、减少金融机构审批期限等政策是对计划背景体制的制度剔除，随后融入的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强调金融市场主体及机制的作用，就算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条件以及金融自由化次序的理论补充也是利润最大化原则下降低交易成本的策略选择。之所以强调市场主导而非单纯的市场理念，是因为金融自由化并不完全否定政府的干预，而是改变其干预的方式，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原则下的调节补充，金融自由化也绝非作为孤立和排他性政策措施被加以采用，而往往是综合的自由化政策中的某一部分，孤立地对某些问题研究形成了对金融自由化不适当的判断。尽管如此，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所追求的金融有效状态仍然是金融市场均衡，金融安全的调节机制也依然是“价格”机制――利率机制，政府调节部分只不过抵消了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现实中零交易成本的假定是不存在的，所以政府的调节与金融市场本身的自调节并不冲突，也不会影响金融市场均衡的动态稳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自由化会导致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是伴随着市场化而来的。假如无视整体和全局，把脆弱性和市场化这种相关关系孤立地进行考察，就会得到直接的逻辑推论：停止市场化，清除脆弱性，显然，这样的推论并无价值。国际经验表明，金融脆弱性的社会代价远不会吞噬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虽然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本账户自由化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对一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金融自由化确实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无论是曾经由于金融自由化而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实行不同程度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另外，在改革中金融脆弱性虽然不可避免地伴随而来，但对于脆弱性生成和积累的过程却不是无能为力，正视金融脆弱性的内生性，并寻求得当的措施和途径，就会使这一过程较为平缓。因而坚持金融市场化，就不应因其必然伴随金融脆弱性而有所动摇。

中国自1992年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及金融业务准入自由化及资本账户自由化。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实行的是渐近的、有序的金融自由化进程，目前阶段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重点是利率自由化，鉴于国际经验对资本账户自由化效果和次序的不确定性（G. Kaminsky and C. Reinhart，1999；Ronald Mckinnon，1984），中国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改革是审慎的。对于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效果，尽管其中有波折、反复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被实践和学者们的研究所证实的。目前中国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各项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整个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2007）。周立（2004）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年到2000年期间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描述了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地区差距状况。周业安、赵坚毅（2005）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1978年~2003年中国金融的相关数据构造出金融市场化指数，并将其引入现有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金融市场化过程明显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如果同时考虑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化过程，那么金融市场化指数能够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米运生、毛雅娟（2008）使用1992年~2005年的数据，以FDI和外贸的技术外溢效应等为控制变量，实证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对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部门在快速实现自由化的同时，也显著促进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成为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积极因素。

表 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1992-2007）

资料来源：李丹红，2003：《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向文华，2005：《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险相关性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人民银行，2005-2008：《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5-2007：《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与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不匹配，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沈悦，2004）；且改革并非都是一步到位，其中有波折、反复的现象（陈邦强等，2007），还有相当部分改革尚未到位或远未到位，已有的改革也需要接受未来实践的检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也不同程度地遇到过。但是与拉美和东亚许多转型经济国家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引发了经济波动甚至经济危机的情形相反，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没有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是一场政府主导的改革，资本项目等敏感因素并没有过度开放，虽然就效率看抑制作用较为突出，但对金融冲击的抗拒能力较强。如此看来政府的主导行为似乎是迄今为止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稳定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与金融自由化所追求的市场效率目标是矛盾的。就目前而言循序渐进、与整体经济改革配套推进的改革思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种思路决定了政府的行为超越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要求，然而随着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扩展和完善，政府行为必然会让步于市场效率，如何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协调两者的地位，关系到中国金融业今后能否继续成功地深化及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金融生态与和谐共生

上文分析表明，尽管市场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扩大，但由于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行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从长期而言却不利于金融深化目标的实现，金融压抑现象仍然存在。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政府行为对市场效率的压抑必然会更加明显，中国的金融改革急需转变模式，强调市场的作用。然而单纯的市场主导模式同政府主导型模式一样也具有两面性，存在着加剧金融脆弱性的可能，因此我们试图寻求这样一种金融改革与发展模式：能够合理地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有效推动金融市场化的同时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理论所主张的和谐共生模式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应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模式选择。

金融生态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顾名思义，它是金融理论与生态理论的有机融合，运用生态学理论来考察金融体系的秩序结构和发展规律，这为金融发展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对于金融生态的内涵，国内主要分为环境观和系统观两类。无论哪种观念，都认为金融体系的运行是与外部环境紧密相关的，外部环境会影响金融的运行并为金融运行提供相应的条件，反过来金融主体会运用环境中的有利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因此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体系本身结构和功能秩序的优化以及金融与环境的相互协调适应。从这个意义而言，金融生态蕴含着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和谐是从宏观层次而言，指金融运行与外部环境之间、金融主体间稳定协调的局面；共生是从微观层次而言，指一定环境背景下金融主体间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种模式下，金融效率目标由市场化均衡向生态化均衡转变，金融生态平衡不仅是考虑金融主体利益和金融市场均衡问题，而是更加强调环境与金融系统之间协调稳健的关系，即一定环境条件下金融结构秩序的合理性、金融自调节能力的柔韧性、金融与经济的匹配和融洽。

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有效地解决了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冲突。第一，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将其内生为金融主体之一，用环境条件及其他金融主体对其的作用约束其行为。当然，由于性质所决定，政府部门具有相当的主观能动性，使其作用效果有可能超脱于金融生态调节之外，成为打破金融生态平衡的扰动因素，但这恰巧也是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原因和整个金融生态系统演进的动力之一。第二，金融主体及其与环境间协调共生的基础是市场机制。首先，金融主体间竞争、合作行为的作用机制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准则的市场优胜劣汰。在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各种类型的金融组织之间及其内部形成了合理的分工与合作，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系统，在金融生态体系中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工具品种是金融在适应内外部环境的生存竞争中发展演变而来的，是互为生存条件，相互补充的。其次，金融资源的分配及金融生态的调节依靠价格机制的作用。利率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及其结构走势，破产、兼并可以调节金融组织的数量、规模，并优化结构，强化功能，提高金融组织的自律和内控水平，推动新的金融组织、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品种的创新，催生新的金融物种，这也是金融生态调节的直接形式。第三，金融生态理论是金融分析范式与系统范式的统一，是金融结构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的有机融合和升华。金融分析范式虽然可以深入地研究部分的性质，但割裂了金融作为复杂性系统的整体涌现，不利于从全局把握金融系统的作用和功能，是还原论的体现；金融系统范式主张从金融系统整体角度观察其功能，有利于全面把握金融系统的特点和规模效应，但对金融结构的研究欠深入。金融生态理论不仅从微观层次注重金融生态主体的丰富、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金融生态调节的稳健，还从宏观层次强调金融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密切关联及金融体系本身秩序结构的合理化，是分析范式与系统范式的统一。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强调金融结构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对金融结构的调节优化金融功能，但是忽略了环境的作用，环境不仅为金融功能的实现提供条件，而且决定着本征金融功能对象的选择机会。金融自由化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金融功能理论，是系统整体论的体现，注重金融宏观效率的研究。金融生态理论既承认环境的重要影响，也认为在环境既定条件下，金融结构决定着金融功能，进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因此是金融结构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的有机融合和升华。

四、结语

金融压抑现象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历程中，我国也不例外，始于1992年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深化从而带动了经济发展，但由于体制转轨的特殊背景而不可避免的带有政府干预的痕迹，这是导致目前我国金融压抑现象依然明显的原因之一。金融压抑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根据国内金融经济的形式不得已而采取的压抑性政策，虽然导致无效率，但至少可以在长期内保持国内金融的稳定，因此金融压抑体现着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强调对金融制度的剔除性改良，用效率换取稳定。和金融压抑一样金融自由化的效果也是双重的。作为金融压抑的对立面，金融自由化理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蕴含着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国际经验表明金融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金融脆弱性，增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从这个意义而言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存在着用稳定换效率的风险。显然，简单地将两种理念合并在一起并不会解决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反而会抵消两者所产生的有利效应――稳定性和效率。但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单纯地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若能找到一种标准，使得政府与市场在金融发展中的地位比重得以确定，就能从根本上协调政府行为与市场效率的冲突，从而找到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生态理论的提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它注重生态环境对金融系统的影响，认为金融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金融体系本身高效的运作（即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且还体现在其与环境的相互协调和适应（政府作为金融生态主体之一的主要功能），主张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是金融结构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的有机融合和升华。因此本文认为，金融生态平衡标准可以成为确定金融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政府与市场所处地位的标准，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可以有效地推进我国的金融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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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理论论文篇（9）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金融抑制理论论文篇（10）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金融抑制理论论文篇（11）

关键词 金融抑制 金融深化 创新

一、 引言

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当前，我国农村领域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以及金融深化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20世纪70年代初，以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提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而所谓金融抑制是指一国的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机制未充分发挥作用，经济生活中存在过多的金融管制措施，而受到压制的金融反过来又阻滞着经济的成长和发展。

金融抑制产生的经济根源在于我国农村经济具有的“分割性”：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分散于零散的经济单位之中，国内市场也处在割裂状态，无法发挥其合理配置要素的功能，市场价格千差万别，这种“分割经济”也就决定了金融体制的割裂与脆弱。

为了使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抑制所造成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麦金农和肖金比系统地提出“金融深化”理论，指出了金融抑制的危害，并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投资及经济增长的正相关。金融深化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可以用以下这个函数来表达：

其中，表示实际货币需求；Y代表收入；I指投资；I/Y为投资占收入之比；D是各类存款名义利率的加权平均数；P*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麦金农认为，金融深化政策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持一个较高的“货币存款的实际收益”，以此来刺激人们对实际货币余额M/P的需求。

三、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现状

在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金融抑制问题。具体表现为：储蓄利率、贷款利率和规模由国家决定，金融机构网点较少，金融品种单一；多数农民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大量金融资源流出农村等。

（一） 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

近年来，我国虽已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这种分工结构突出表现为“金融的二元性”，即规范的金融部门与众多不规范的金融部门并存。规范的金融部门为了化解金融风险，强化自我约束，逐渐显露出按规模经济和利润最大化行事的“嫌贫爱富”本性，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持不足。民间金融组织虽然具备金融深化的一些特征，但由于不具备法律地位，管理不够规范，发展受阻。

（二） 农村金融运行效率低下

农村金融机构种类相对单一，地区割据现象严重，无法展开有效竞争，缺乏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提高运营效率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致使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整体上制度创新不强，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于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使得资源的配置与运用因缺少激励和约束而处于一种低效率的状态，加之自身服务条件、员工业务水平的落后，已不能适应农村金融创新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运行的低效率。

（三） 单一的金融产品不能满足产业化发展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产业化经营打破了行业界限、地区界限，而且经营规模迅速扩大，从而需要从贷款融资、货款结算到保险、咨询、服务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但是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提供农业贷款、结算服务，而不能提供其他业务，缺乏较为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

四、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对策

第一，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以金融需求为导向，构建多种所有制并存、多层次、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这个市场的培育必将有助于改变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局面，完善现有的金融体系，缓解金融供给不足问题。主要措施有：积极推进政策性金融向开发性金融转型、强化农村信用社的“主力军”作用、改革和完善商业性金融支农方式、规范并引导民间金融。

第二，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形式。首先，设计与开发新型金融工具。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供需媒介，新型融资工具的设计与开发能够拓宽资金的融通渠道。其次，创新农村金融担保形式。各地可结合信用村镇建设，由政府牵头，按照联保贷款的形式，组建业主联保贷款协会；也可以由县、乡（镇）两级政府财政出资为主，以龙头企业、经营业主筹资为辅，组成农业担保基金，主要为农户和经营业主服务，切实解决大额贷款融资担保难的“瓶颈”问题。

第三，发展农村保险市场。农业是基础产业，又是弱势产业。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通行做法。在一些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和经营模式，在防范和化解农业风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护。农业保险是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业保险，有利于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