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论文大全11篇

养老保险论文篇（1）

第二阶段：1992年—1998年，为推广阶段。1991年6月，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确定了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决定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公布实施[2]。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推广开来，参保人数不断上升，到1997年底，已有8200万农民投保[3]。

第三阶段：1998年以后进入衰退阶段。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这个阶段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4]。官方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5]。

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并不成功的。在理论上，这一制度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各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在目前这一政策面临转折时，对这些研究进行综合分析，能使我们全面地总结这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今后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提供参考。本文在大量查阅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有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必要性基本上没有异议。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对保障老年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都有积极意义。另外，它还有助于减轻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何承金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西部农村人口控制的主要障碍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农民养老难以落实[6]。

更多的研究从微观经济个体的养老需求与供给出发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大量青壮年农民流向城市，老年农民社会地位下降等原因造成了近年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步淡化、弱化。而土地、家庭储蓄和农民自身的养老能力都难以担负起老年农民的生活保障[7]。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必要建立，可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能否建立起真正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呢？一些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性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资金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因此现阶段我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会保障作为替代[8]。杨翠迎、张晖等人分析了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9]。从世界经验来看，马利敏认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大比例的农村人口决定了现在不宜把农业家庭人口纳入帐户养老保险体系[10]。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诸多问题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11]。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有的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前者主要包括：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基本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样，由于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或鼓励性储蓄[12]，也正因为这一点导致了不可能强制要求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如果要使这项工作开展下去，常常需要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这又违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自愿性原则。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时就使其执行陷入了两难境地。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地对这一政策的建立、撤消，保险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养老金的发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长官的意愿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我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态度也时常发生动摇，导致了本来就心存疑虑的农民更加不愿投保。这也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结果。

3)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实现保值增值。”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缺乏投资人才，有关部门一般都采取存入银行的方式。但是1996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利率不断下调，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要保值已经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增值。这一方面造成政府的包袱加重，现已出现参保的人越多，国家赔得越多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使资金能够平衡运行，国家原先承诺的养老保险帐户的利率只好下调，造成投保人实际收益明显低于按过去高利率计算出的养老金，使人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更是大打折扣。D·盖尔·约翰逊指出，由于中国1993-1997年的投资收益率为负，负于从1993-1997年每年投入了同等数量保金的个人来说，他们积累的基金实际价值低于他们支付出的保费（D.盖尔·约翰孙1999）。

4)保障水平过低。《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等10个档次缴费。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王国军2000），这点钱对农民养老来说，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每月投保4元、6元甚至是10元，也仍然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包括：

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13]。1998年以前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集、保管、运营和发放全是由民政部门一家负责，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一地的民政部门又直接受制于当地的政府。因此当政府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或有什么建设项目缺少资金时，有时就会要求动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这样的要求，民政部门往往难以拒绝。因此各地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给今后的发放工作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2)机构管理费用入不敷出[14]。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的经费可以按所收取基金的3%来支取。但是按规定提取的管理费难以满足开展业务的需要。有的市（县）提取的管理费连给职工发工资也不够，加上会议费、宣传费等，空缺更大。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的管理费都已明确规定不从保险基金中支取了（何承金等2000），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却仍然要靠这一渠道来解决工作经费。

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15]。《基本方案》规定：“同一投保单位，投保对象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但在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执行过程中，同一个行政村的干部和群众却不平等享受集体补助。参加投保的绝大多数村和乡镇是补干部，不补群众；少数村都补的，也是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群众一般一年仅补助3～5元，而干部补助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上万元（彭希哲等1996）。这样大的差距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农村社会不公平，强化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抵触情绪。

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吴云高1998）。在苏南地区，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开展得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养老保险形式：有民政部门组织实施的，有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办理的，有社会保障局办理的，等等。它们各自为政，操作方法各不相同，导致了原本就“稀薄”的资金更加分散，缺乏规模效应。在其他地区，由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也产生竞争，虽然竞争本身可以给投保农民带来实惠，但由于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商业保险往往受到排挤，打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尽管存在着以上这些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失为一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解决农村老年经济保障的重要方式。应当在现有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不应全盘否定其积极作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制度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平衡”（田凯2000）；有人认为，“当前试点中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是一个能够担负起农村跨世纪社会养老责任的制度，需要更有效的制度来取而代之”（马利敏1999）；有的人甚至认为，这项举措“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王国军2000）。

三、农村社会化养老的区域研究

从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养老仍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范围还十分有限。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有相当部分的文献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文献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王海江对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农民所在省份对其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解释性（王海江，1998）。薛兴利等的调查也表明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村领导越强的乡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情况越好（薛兴利等1998）。从全国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是东部沿海地区显著地好于中西部地区，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区已达到较高的覆盖率，而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推行这一政策十分困难。

但几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其对老年农民的保障并非完全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反，他们往往是在《基本方案》的做法之外，发展了不同方式、各有特色的社会化养老。

1.苏南模式。苏南农村目前的老年保障模式是一种多形式并存的局面，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社区保障为核心，商业性保险为补充”（彭希哲等1996），上海市农村也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社区保障是社区范围内统筹的制度，社区成员一般都享有类似的保障福利而不受其就业的那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的直接影响。它在资金上主要依赖于社区公共资金的投入，而社区公共资金又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的盈利。苏南是我国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集体有能力对社区成员的养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彭希哲等1996）。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这里也有较高的覆盖面，但在资金筹集上，苏南模式有其独特之处：一是集体补助所占比例较高；二是基金筹集标准不是按照《基本方案》中的10个等级，而是被大大提高了，以适应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实保障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比如上海嘉定区的实际操作中，个人年缴费标准分为3档：240元、180年和120元。企业缴费则按企业不同性质区分不同的缴费标准。农村“三资”企业，按上月农方职工工资总额的25.5%缴费；农村私营企业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25.5%缴费；农村个体工商户，户主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10%，为本人和农民帮工缴费。

2.山东模式。整个山东省的农村养老保障仍以家庭保障为主，但它是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几个试点地区之一，也是全国投保绝对人数最多的省区。在资金筹集方面，该地区基本是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来实行，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的比例很小，只占已交纳保险基金的约15%。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补助给村干部、乡镇企业职工等“特殊职业”的人口。山东省农民的投保标准普遍很低，一般都是2-4元／月的水平（彭希哲等1996），因此未来的养老保障能力也很低。

3.广东模式。确切地说，这也是一种社区保障模式。它通过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中的年龄股和集体股来实现对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16]。所谓年龄股就是个人所拥有的股份数额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因此老人总能拥有较多的股份。集体股是属集体经济组织或企业所有者所有，集体股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作为公益金，老年福利支出是公益金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在执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许多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应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不少研究者注意到缺少政府扶持是农民缺乏投保热情的根本原因，因此针对目前集体补助比重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均提出应适当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福利性”，才能调动起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2.应当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使其具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方针政策变化无常，不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全国各地在这方面也没有规范统一的业务、财务及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这都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稳定性。而通过立法是达到稳定政策的最好途径。

3.应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以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我国这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而且目前我国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投资渠道很少，但是许多文献仍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改革的方向。比如，①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推行投资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②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以县为覆盖范围，因此基金大多集中在县级保障部门，其保值增值受到人才、信息、投资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可以规定，不能保证适当增值率的投资主体，要在一定期限内放弃投资权，将养老保险基金全部或部分上缴，由省级部门负责保值增值并承担责任。省级部门不能实现保值增值的，可以将基金交由全国有关机构管理。福建省就是采用的这种办法，效果比较好。

另外，王国军主张完全放弃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另起炉灶，建立“从城乡‘二元’保障到基本保障、补充保障和附加保障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基本保障中，农业劳动者通过税收的方式，向全国统一社会养老保障机构交纳社会养老保障税，社会养老保障税率应按各地农民的收入水平、物价指数和人口预期寿命而分别制定；在补充保险中，如果农民受雇于人，超过一段时间后，雇主和雇工必须按雇工工资的法定比率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交纳社会补充保障费；在附加保障中，农民可以参加商业保险或个人储蓄的方式获得保障（刘书鹤等1998）。

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进行了10多年，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但由于为农民这类非雇佣的独立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障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且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力还不够发达，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总体而言还比较落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到目前为止，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中比较关键的是以下几个：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

许多研究者都提出应当在农村养老基金筹集时增加政府扶持的力度。但是这个“力度”应当有多大比较合适，即既能充分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政府又能承担得起？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都缺乏明确的定量分析，甚至连定量分析的框架的也没有，这样“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便缺乏科学的指导，难以落实。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设置

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管理和发放应当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但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1998年以前基本上完全由民政部门独立管理，1998年以后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也是一家说了算。权利缺乏监督是基金安全难以保障的关键，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机构设置应当进行改革。但怎样改，怎样体现权利的监督与制衡是目前已有的文献中研究得较少的问题。

3.城乡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

我国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体系，两者不存在可换算的基础，根本无法衔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城市化的步伐将会加快，有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市，两种不相衔接的养老保险体系将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因此，王国军提出了“‘三维’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但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仍无法解决。比如在基本保障中，国家是否给予补贴？如果给，给多少比较合适？如果不给，较富裕的农民是否会感觉“吃亏”而不愿参加？因此关于这个方案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参考文献】

[1]刘贵平.现行农村养老保险方案的优势与不足[J].人口与经济，1998,(2):25-28.

[2]张仕平等.建国以来农村老年保障的历史沿革、特点及成因[J].人口学刊，2000,(5):35-39.

[3]D·盖尔·约翰逊.中国老年人的社会保障[J].中国人口科学，1999,(5):1-10.

[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课题组.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J].人民论坛，2000,(6):8-10.

[5]田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00,(6):28-31.

[6]何承金等.中国西部农村人口控制与社会养老保障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1997,(1):14-24.

[7]梁鸿.农村老年人自给自理能力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9,(4):21-25.

[8]梁鸿.试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及其特殊性[J].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5):26-31.

[9]张晖等.我国农村应建立不同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J].人口学刊，1997,(6):50-52.

[10]马利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请缓行[J].探索与争鸣，1999,(7):11-12.

[11]黄晓平.让农民兄弟老有所养——江苏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情况调查[J].中国财政，1998,(8):16-17.

[12]王国军.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与改革思路[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1):120-127.

[13]吴云高.苏州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的调查[J].上海农村经济，1998,(5):39-42.

养老保险论文篇（2）

一、回顾我国养老保险近年来取得的成就

一是实现了由国家包揽费用向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面共同分担养老保险费用；形成了费用合理负担和基金稳定筹集的新机制，减轻了国家、企业负担，增强了职工的投保、缴费、积累等自我保障意识。

二是实现了由“企业自保”向“社会统筹互济”转变，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社会互济，体现了分散风险和均衡负担的“大数原则”。

三是实现了由“平均主义”、“大锅饭”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新制度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原则，其中个人帐户体现的是劳动者的贡献大小相联系的效率原则，而社会统筹部分则是贯彻了公平原则，以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权利，将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覆盖面太窄，农村的社会成员不能融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并未被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范畴中去，相较于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农村人口则由农村家庭和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青年婚后与父母分家已成为普遍现象。同时，土地不再是维系家庭的主要生产对象，一些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种种原因使得身在农村的老年父母的生活出现了困难。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养儿防老”的家庭保障体系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农村的集体经济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供保障，很难满足农民养老的需要。

（二）资金的筹集和管理存在漏洞

养老保险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用一部分在劳动者退休期间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创造的财富来支付养老金，由此形成现收现付制；一种是劳动者通过在工作期间的收入积累一笔基金，交由某个机构集中管理，在其退休后以投资所得向其支付养老金的完全基金制，还有一种是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的部分基金制，即当期缴纳的养老保险一部分用于当期养老金的支付，另一部分划入到缴纳者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但是当前实施部分基金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空账问题，即不光企业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用来支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就连个人缴费也被用于发放养老金，个人帐户有名无实，是空帐户。

另外，养老保险基金在筹集上缺乏法律保障，方式不够规范，各地区的筹资等级和筹资比例各有不同，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负担水平悬殊，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于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在筹资过程中，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资金管理上存在着漏洞，使得养老保险资金不能真正做到专款专用，经常被挪用，为部分管理者的腐败创造了条件。三、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措施。

（一）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解决广大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

首先，应该继续维护家庭养老这一传统。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养老的功能有所弱化，但是无论是几千年文明古国的优良传统还是我国现行的法律的规定，子女赡养老人都是一种美德，一份义务。因此，在养老保险制度未健全之前，仍应该努力维护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加强青少年尊老孝敬的思想教育，维护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其次，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城镇人口的模式给农民建立个人账户，让农民为自己投一份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可由集体、个人和国家三方负担。这样的好处在于，当农民丧失劳动力时，如果子女有能力履行赡养义务时，参加养老保险可使农民的老年生活更加充裕，如果子女的能力有限，养老金可向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使老人能够安度晚年。第三，发挥商业保险的储蓄功能，鼓励农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参加商业保险。

（二）做实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高峰期，养老保险的负担日益增大，如果按照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即缴费8%和企业缴费的3%全部进入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做实个人账户必然是困难重重。可以选择一种折中的做法：将人缴费的8%部分做实，进入个人账户，企业缴费的3%可以进入社会统筹基金，应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支付。减轻政府的压力。

（三）健全筹资模式，进行多渠道投资

首先，将现行的社会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险税。我国的养老保险资金筹集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法律强制力不够。企业拖欠、拒交和隐瞒职工工资的问题严重，而通过开征社会保险税的方式筹集资金比缴费具有更强的约束机制，也更能体现出养老保险资金筹集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其次，变卖部分国有资产充实养老保险基金。第三，开征一些新税种，如遗产税、赠与税、奢侈品的消费税等，不但可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还可以防止两级分化、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能够更好的完成财政的收入分配功能。此外还可以考虑发行一些长期国债补充养老保险资金的不足。

参考文献

[1]穆光宗，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05

[2]叶响群，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困境与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

养老保险论文篇（3）

一、养老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

(一)资本市场不完全条件下养老金介入的研究进展

正像西方经济理论中论述的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很难发生一样，完全资本市场形成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也很难满足。为了弄清楚不完全资本市场，首先应该知道完全资本市场是什么样子的。经济学家托宾认为，对资本流动没有约束的市场就是完全资本市场。法博齐和莫迪利安尼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买卖双方的数量都非常大，并且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所占的份额相对于整个市场而言都小得多，其结果就是所有的单个市场参与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市场参与者进入市场时就不会有交易成本和阻碍商品供求的障碍。爱德华·S·肖认为，资本市场完全就意味着资本市场上的实际利率很高，有组织的利率与场外利率差别很小。由此可以看出，完全的资本市场意味着资本市场上资本的供给者与资本的需求者都是利率的接受者，资本流动中不存在障碍，投资者的风险为中性。但事实上由于经济结构等原因，很多企业和居民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本市场之外，上述的完全资本市场得以形成的条件并不存在。在我国市场经济推进的同时，国有和非国有产权的经济主体在资源占有、政策待遇以及所拥有的市场权力等多方面还存在着差别，这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经济结构的割裂促使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不可能形成。穷人出于谨慎动机所形成的短期储蓄根本无法形成资本积累，养老金对于穷人而言有储蓄的需求但根本没有办法进入金融市场。这种穷与富的差别使得拥有不同财富的人进入资本市场的权利不同，从而使其进一步积累财富的机会和能力也有很大不同，这些人在资本市场上拥有的信息也不同。

随着经济发展，养老保险基金的数量在增长，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介入资本市场虽说是一个新话题，但越来越引起更多国家的重视，但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全，养老金安全、高效地介入资本市场过程中，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不同制度设计的国家面对的难度还不能一概而论。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在养老保险与不完全资本市场关系方面虽然从理论层面进行了研究但一直不是很深入。大多数人坚持资本市场不完全是养老保险存在的基本原因。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养老保险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认为当养老保险涉及储蓄和投资时就要特别注意资本市场是否安全。戴维斯就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全情况下，由于资本流动性约束的影响使得消费者的终生消费路径与没有资本流动性约束情况下有很大不同。原因在于：流动性约束限制了个人自由贷款的可能性；养老金的非流动性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得个人储蓄不会对等减少；相同数量的资本的未来消费收益很大时会提高个人的总储蓄。阿萨德拉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认为现收现付制向完全基金制的转移可能造成贫困陷阱，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成本不仅使当代人的生命周期收入减少，还会通过馈赠变量影响下一代。博迪1990年也提出，养老金发展是促进资本市场扩张的重要因素，资本市场的扩张直接会促进金融创新。霍茨曼在智利养老金市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方面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养老金对资市场场的流动性以及竞争程度有绝对深远的影响。沃尔克研究认为，养老金通过以下几方面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金融市场一体化；减少交易成本；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增加储蓄等。

国内关于不完全资本市场与养老保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其间虽然还未明确提出不完全资本市场条件下到底应该实施何种养老保险制度，但很多学者在资本市场的成熟度的重要性与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方面达成了共识。由于智利养老金制度的成功转轨时间还比较短，由此做出完全基金与资本市场的成熟度之间关系的结论还为时尚早，所以智利养老保险金的运营模式不能复制到中国来。大多数学者认为基金制的养老保险需要一个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为其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和较高的投资管理支持以保障其较高水平的投资回报。一般认为，无论任何国家，资本市场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资本积累的增加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非养老保险的转型导致。养老保险的目的也不在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对于养老保险的意义在于，当资本积累的边际产出高于工资增长率时，参加养老保险的消费者的福利状况得到改善。

(二)养老保险基金的资本市场效应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前多数国家采取的还是现收现付制度，养老保险基金对资本市场的投资额不大，投资收益也不高。由于这时期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失业率低且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低，国家并没有感到支付养老金的财政压力，所以养老保险基金的资本化运营没有受到重视。资金运用的方式也主要限于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银行。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养老保险基金急需增值的愿望，通过投资获得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是诸多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养老保险纷纷向基金转型，主要出现两种投资趋势：一是证券市场；二是海外投资。养老金介入金融市场后，其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话题。研究认为，养老金介入资本市场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

1.养老保险基金对资本市场的积极影响

(1)扩大资本市场规模。主要表现在金融中介可以将公众的零散资金进行集中并投资于资本市场，为扩大市场交易提供资金支持。

(2)强化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选择安全性好、投资收益高、投资期长的投资方向是资本的本性，养老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

(3)引导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养老保险基金的形成可以引导金融产品的创新。养老保险计划应该具有经常性支付的特点，这需要开发包括收益稳定的套期保值类的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以美国为例，随着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的颁布，零利率债券、有抵押支持的债券、指数期货和期权以及保证收入合同等金融产品逐渐被创造出来。

(4)促进市场效率的提高。养老保险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能够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投资者可以进行基金参与和改进公司的治理。

2.养老保险基金对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

(1)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机构投资者的短期行为会增加资本市场的易变性。一般情况下养老金多作为稳健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出现，但偶尔也会产生短期行为。由于养老基金的规模庞大，一旦出现投机行为就会影响到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在缺乏弹性的资本市场中，作为机构投资者的养老基金的一个大的买盘或者卖盘就会造成资本市场的过度需求或者过度供给，增加资本市场的易变性。

(2)巨额养老保险基金增强了资本市场的压力。随着养老基金规模的增大，当其积累额超过的市场吸收能力时就会导致整个资本市场的回报率下降，养老基金的回报率也随之下降。

二、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及管理模式比较

(一)国外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事业发展迅速。各个国家先后采取了不同的运行模式：英国实施了福利国家模式；美、日、韩、德实行了投保互助模式；新加坡实行了强制储蓄模式；中国以及东欧国家实行了国家退休保险模式。

1.福利国家模式。该模式以英国和瑞典为代表，按照普遍性原则，以收入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和福利设施体系化为目标而设置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保险模式以1942年英国颁布的《贝弗里奇》报告为标志，提出了为每个公民提供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补助、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补助、妇女福利以及失业救济等7个方面的社会保障。福利国家的保险模式的主要特征有：所有人按照统一标准享受保险给付；国家强制所有劳动者参加养老保险；保险的种类由单一险转向综合险。相对更加安全的全民保障的安全网络得以建立。

2.投保互助模式。这是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实行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该保险制度的特点在于：保险对象不仅涉及工薪劳动者而且涉及未在职的普通公民；雇主缴纳的保险费比例要高于或者等于雇员交纳的比例；养老金分为普通养老金、雇员养老金和企业补充养老金等三个层次。该种模式的养老金的优点在于：养老金的资金来源相对丰富；社会覆盖面更广；基金管理更加科学；缴费和受益挂钩从而保障了公平和效率。互养老金在二战后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3.国家保险模式。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受惠对象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劳动者；国家不向劳动者本人征收任何形式的保险费，保险费全部由劳动者工作的单位负责。

4.强制储蓄模式。保险金全部来自于企业和劳动者的缴纳，国家财政不进行任何补助。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就是一种强制储蓄的制度，国家对公积金不收税。公积金的缴费率随经济的波动而变化，在经济衰退、企业发生困难时公积金的缴费率降低。为保障公积金德安全性，国家规定公积金的投资工具主要是政府债券。

(二)养老基金管理模式的国际比较

西方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细微差别，但从管理主体角度可以区分为政府管理与非政府管理两种模式，各自在运作模式上存在着不同。

1.政府管理模式。政府管理是指政府有关机构直接参与养老金从收到支的各种具体事务，这取决于政府的功能定位以及能力和工作效率。政府管理基金存在诸多好处：通过收入再分配功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从而更能体现社会公平；政府通过数量巨大的养老基金进行宏观调控；政府恪守谨慎原则可以防止个人在选择投资工具中的不理智行为。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多问题：政府容易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基金成员的利益出发管理基金；基金用于购买国债使投资收益不能很好地反映资金价格。

2.非政府组织模式。无论是盈利性的还是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基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政府管理模式的缺陷，以便更大程度上保障养老基金积累最大化。非政府组织模式包括以下三类：(1)保险公司和银行。该方式一般适用于职业年金和个人退休储蓄账户的管理。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参与养老基金的管理，但养老基金财产要与保险公司财产分开。除了保险公司外，银行也可以管理个人退休储蓄账户，养老金账户的缴费和收益在退休前享受免税优惠。(2)养老金管理公司。养老基金委托给专门的基金公司运作，公司将养老基金直接投资于市场提供的金融工具。基金成员有权利将其账户在不同的基金公司之间进行转移。基金质量主要取决于有关管理公司的法律监督体系。基金管理公司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公司，所以母公司的任何问题都会影响到养老基金的运行质量，出现问题时基金成员只能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在不同的基金公司间转移其账户来规避风险。(3)基金会。这种模式中，一般由雇主、雇员等利益相关主体的代表组成董事会对基金行使最高决策权。基金的资产与发起人的资产相分离，通过各种契约型安排对基金进行管理和运营。基金会一般运用银行、保险公司或者共同基金等对基金进行专门管理，并授予这些管理中介以很大的决策权，同时通过一定的监督手段对这些中介的行为进行约束，以充分保障基金的安全性。董事会一般不强行规定中介对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等具体内容，着重于引导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正确性。

三、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与养老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分析

根据金融学理论，资本市场是指证券融资和经营一年以上中长期资金借贷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没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也没有完善的银行体系。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这一市场要素无法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我国只有资金概念没有资本概念。1981年我国发行48.66亿的国库券才标志着资本市场的起步。1985年开始实行“拨改贷”，银行开始涉足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中长期信贷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融资的主要方式。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股票债券等融资工具的出现使资本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虽然各方面都在迅速发展，但很多方面还充分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是不完全的，这包括利率非市场化、交易工具落后、监管不得力、交易规则不健全等。造成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全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体制不完全、市场结构不完全、市场功能不完全、监管不完全和交易主体不完全等。诸多问题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影响：一是存贷款利差偏高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存贷款利差呈现稳定上升趋势。按照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这种较高的存贷差直接造成30%甚至更多的家庭不发生消费信贷。在目前资本市场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绝大多数居民的投资渠道非常有限，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资产存在形式。二是间接融资比例偏高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存款型金融机构的垄断和存款型金融机构中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直接造成社会资金流动不畅，居民户的储蓄主要聚集在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市场中来自银行的间接融资的比例过高，有关资料显示，银行信贷占到信贷总额的90%以上，国有银行占到70%以上。形成储蓄存款居高不下的原因也是很多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储蓄缺乏投资渠道和谨慎性消费习惯。

(二)不完全资本市场下养老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资本市场的不完全延缓了我国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进程。面对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金介入金融市场在没有合适的金融工具条件下，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又不能脱离开养老保险的传统管理制度，国家在养老金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寅吃卯粮”的做法如果不连续只能给国家的养老保险职业铸成大患。整体而言，我国养老保险的管理体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的承担主体虚化。隐性债务是相对于显性债务而言的，是指现收现付制度下的保险金缴纳者在未来某个时期需要获得的养老金收益。如果养老金制度是可持续的并且传统养老金制度是不变更的，则上代人需要获得的养老金收益就可以通过下代人的缴费获得，并且以此顺延。但出于转轨经济背景下我国很多制度层面是不健全的，我国的保险制度也在进行着改革，新制度的出台使得原先的现收现付的保险金制度不能再传承下去，上代人的养老受益的兑现就成为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国家的隐性负债，“老人”(已经退休的马上就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和“中人”(已经参加工作的正在缴付养老金且在未来需要享受养老保险收益的人)的隐性债务于是就被显性化。所以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需要承担较高的转轨成本，这个成本包括三部分：“老人”的养老金的给付；“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的给付；物价水平变化需要增发的养老金差额。这个转轨成本自然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因为“老人”和“中人”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是通过对劳动者劳动报酬事先扣除的方式交给了国家并且国家已经将其投资和固化在国有资产当中。但国家并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笔庞大的债务，而是通过收入代际转移的方式将其转移给下一代。年轻一代能否承担这样繁重的债务还未可知。所以至少在短期内转轨成本的承担主体虚化了。

2.空账管理和保险覆盖面狭窄。在国家无力承担如上所述庞大转轨成本的情况下，国家在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只能不断透支个人账户中的养老保险金以支付“老人”的养老保险费，个人账户由此变为空账。“中人”虽然每年将自己的保险费打人自己的账户，但又不断地被提走，“中人”的账户总是一个空账户，在养老保险不能得到合理增值条件下，“老人”不断将“中人”的养老金提走，当“中人”变为“老人”并且需要从自己的账户中提取养老金的时候导致其并不能得到预期的收益，空账户累加的本质在于国家负债的增加，当国家对累加的负债不堪重负的时候自然会引发养老保险体制的崩溃。空账户不断累积叠加将会危及养老保险制度的安全。企业拖欠、逃避和拒绝缴纳保险费、私有和乡镇等非国有性质的企业参与养老保险缴费的积极性较低等多种原因导致保险范围狭窄。社会保险不仅体现在老有所养，还要体现互济性特点，“寅吃卯粮”的做法只能说是在很低的层次上实现了互济性。由于保险基金不能有效地保值增值和扩大规模，其覆盖面扩大的进程难以铺开，最终会导致收入高的老人获得相对高水平的养老金，而收入水平较低的老年人仍然不能得到较好的保障，这种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自我保险，社会保险很难实现层次上的提高。

3.退休年龄偏低。我国现行的男60岁女55岁的制度规定是在经济不发达、居民预期寿命较短的20世纪50年代推出的政策，随着居民平均年龄寿命的增高，居民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也在逐渐增长，低退休年龄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有后移的趋势。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普遍较我国高(如表2)。不但如此，目前全世界一共有165个国家对享受养老金的退休年龄做了具体规定。丹麦、冰岛和挪威的退休年龄最高，男女都是67岁。斯威士兰、赞比亚、科威特等国最低，男女都在50岁退休。据统计，全世界男性平均退休年龄约为60岁，女性约为58岁。其中规定男女相同退休年龄的国家占多数。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低于发达国家。日本也将退休年龄从60岁后延到65岁，英国人的退休年龄将从现在的男65岁、女60岁，逐步提高至2044年男女都68岁。据测算，如果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5岁，退休金的支付总额可以减少50%。美国的退休年龄正从65岁向70岁推延，美国采取种种措施鼓励人们尽可能推迟退休。如果职工到了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则可在继续工作情况下领取退休金，也可选择不领退休金继续工作到70岁，在这种情况下，每多工作一年，退休金就会提高约7%。德国在2003年出台了2010社会福利改革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从2011年起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并提出了包括降低养老金标准、提高养老保险保费等一揽子应对老龄化冲击的解决方案。法国从2008年起，雇员只有付满40年保费才能全额获得退休养老金，到2012年这个期限将延长到41年，而在65岁前退休的人将不能领取正常的退休金。澳洲和意大利对容纳大龄员工工作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新加坡为了满足老年人“退休之后继续工作”的要求，近来正在酝酿出台“反年龄歧视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有待提高。这对减缓我国的社会养老财政负担是一个重要举措。

四、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策略分析

(一)商业银行作为养老基金的托管人

养老保险论文篇（4）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1.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过程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1993年经过重大改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全的原则。1997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制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统一和规范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例。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要逐步达到本人工资的8%。二是统一了个人帐户的比例。个人帐户一律按个人工资的11%记录。三是统一了基本养老金计算办法。规定基本养老保险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按当地平均工资的20%计算，凡按规定缴费且缴费年限满15年的，都可以享受这项待遇；另一部分是个人帐户养老金，按退休时帐户积累额除以120计算。

我省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根据国务院的养老保险办法的要求，于2005年7月1日开始实施《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市级统筹的通知》，实施此制度是进一步完善我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其基本原则是：逐步建立起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基本养老保险费率、统一筹集和管理使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人员管理、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社会化发放的统筹管理体制；并建立了奖惩机制，为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险目标管理作了必要的补充。

2.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出现及意义

社会统筹是指依靠国家立法和行政保证，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进行统一筹集、统一管理、统一支付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形式。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属于社会公共基金，归投保人共同所有；养老金的支付一般采取规定受益的方式，具有很强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性质。社会统筹表现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现收现付，主要是使养老基金成为活动基金，加强现金的流通，它正常运行的最重要前提条件是长期相对稳定的人口结构和表现为退休人口占生产性人口比重的经济负担比率；以现收现付为特征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更多强调的是短期尤其是年度内的财政收支平衡；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较好地体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公平。社会统筹还使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与国家的整体年度财政预算相协调，有利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项目和国家的其它各项财政预算项目相联系，保证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在年度内达到平衡，有利于国家整体经济的运行。

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原则之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既包括功利主义的机会均等和过程均等，又包括非功利主义中的结果均等。机会公平，是指由于完善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面向全体具有一定收入能力的从业人员，因而形成一种起点的均等；过程公平，是指基本养老保险为参保人员提供老年时期的基本生活保障，使社会成员不至于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保证其基本生活，即为参保人员的老年基本生存提供一种过程的均等；结果公平，是指社会养老保险通过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发挥，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使成员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能得到水平相等的收入保障，即享有保险结果上的均等。当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上的不公平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公平体现在机会上、过程上、结果上。机会上的不均等，是指制度上的缺失造成具有同样收入水平与参保意愿的不同从业人员参保机会上的不均等；过程上的不均等，是指由于制度条款设计上的缺陷或未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及时调整，造成条件相同的参保群（个）体在缴费、待遇领取等方面执行不同的标准；机会与过程上的不均等必然造成结果上的不均等。四.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

1.统一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险管理模式

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我国一些城市的试点做法，在各级政府建立健全统一的社会保障部门或实体性的社会保障委员会，作为政府对社会保险实施统一领导的最高行政机构。这里，重要的是实行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管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模式：从近期来看，应实行部分基金制的管理模式。

2.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做实个人账户

有效解决基金缺口问题，就要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一是作好各级财政预算，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二是开征专项税种，如社会保障税，增大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同时开征遗产税等地方税种，用于社会保障。三是开展财政信用，发行社会保障长期债券，多种形式筹集养老保险资金。要在坚持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础上，做实个人账户，积极进行养老保险改革试点。

3.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

从长期来看，要实现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还应该逐渐允许部分养老基金进行多元化的组合投资，成立多家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允许进行债券等其他投资，推动资本市场的发育和成熟。在这方面，可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

4.适时开征社会保险税

目前世界各国在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上，通常有三种：缴税制，缴费制及强制储蓄制。在上述三种模式中，缴税制更有约束力。因而，通过开征社会保险税获得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在内的社会保障资金，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开征社会保险税，不仅可以确保社会保险收入的安全可靠，而且有利于公平税负，促进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的合理流动。

5.妥善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遗留问题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建立过程中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实际上属于经济转轨过程的历史遗留问题。长期生存在计划体制下大多已退休的“老人”，由于其个人账户很少有历史积累，只能仍按现付制进行安排；对于在新体制下走入工作岗位的“新人”，应完全适用新制度，实行完全基金制。

6.逐步建立并完善农村养老保险

我国是农业大国，应加大力度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制定出适用于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保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行，依法监督、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并确保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

【摘要】养老保险是一种社会保险，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对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其晚年生活所需的社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制度缺失造成了城乡参保机会上的不均等；在城镇内部，源于单位间制度设计上的分割，造成参保过程上的不均等。在企业内，源于对转轨成本的回避，造成了代际间和企业间参保过程上的不均等；机会与过程上的不均等，造成结果上的不均等。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不公平完善

参考文献：

［1］童星.摘自社会保障与管理.

［2］中国法制出版社,劳动法一本通.

［3］河南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劳动争议处理法规汇编.

养老保险论文篇（5）

1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现状

失地农民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就存在。当时通过“以土地换就业”的方式，使他们在国有企业内就业，成为工人，从而很好的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养老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传统的政府安置方式逐渐失灵。目前我国的失地农民安置方式普遍实行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由失地农民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问题。由于货币补偿方式操作简便，失地农民可以直接获得一定数额的安置补偿费而不用担心政策的变动是否会影响将来养老金的领取，所以比较容易被接受。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很好的考虑到一旦当失地农民花完这些补偿费，尤其是当这些人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生活保障问题。由于他们的短视，他们往往会将这些补偿费花费在子女的婚嫁以及新家的建设方面，而很少的考虑到自己的养老问题，因此，货币补偿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

2现阶段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探索的几个模式

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养老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胜利这个总目标的实现。目前，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有两种类型：（1）政府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即以各县、市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为实施部门，运作失地农民养老保险。（2）商业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即以商业寿险公司为主体，以各土地征用行政村为投保单位，各投保行政村交了保险费后，签订保险合同，按合同规定，商业寿险公司履行给付养老金义务。我国的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不同的地区根据本地区经济情况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本地区的关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无论采用的是政府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还是采用的是商业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或者是二者的结合，都有着各个地区自己的特色。下面将对几个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部分试点城市的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分析。

2.1上海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海市对失地劳动力的安置分为两种方式：失地吸劳和失地养老。失地吸劳是指对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劳动力负责就业安置；失地养老是指对女性45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直接纳入养老范围，每个月给予一定的养老补贴。近年来随着就业市场的变化，上海市将安置原则调整为“落实安置补偿，用于基本保障，适度生活补贴，进入市场就业”，其具体做法是：（1）先保障。由失地单位负责落实安置补偿费用，主要用于解决失地劳动力的基本保障，由失地单位为失地劳动力一次性缴纳15年的基本保险和医疗保险，失地劳动力办理“农转非手续”。缴费标准可以由农民自主选择“城保”或者“镇保”。（2）再补贴。对失地劳动力落实基本保障后，失地单位从安置补偿费用中再给予失地劳动力一次性（在12个月到24个月城镇低保标准选择）生活补贴，以减轻失地劳动力“农转非”后不能马上就业的生活困难。（3）市场就业。失地劳动力在落实基本社会保障、领取一次性生活补贴、户籍农转非后，即成为城镇居民，纳入城镇居民就业及社会保障体系，劳动保障部门为其提供《劳动手册》，提供就业培训、职业指导及职业介绍服务，帮助其通过市场就业。

2.2江苏省苏州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2004年苏州市出台了《苏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规定在合理计算征地安置补偿费的基础上，将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等全部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将16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建立起包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及再就业优惠的政策体系。具体做法如下：（1）对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每人一次性领取不低于6000元的生活补助费，其就业后按照新增劳动力进行管理，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对女性16周岁至35周岁，男性16周岁至45周岁的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按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享受养老待遇。（3）对女性36周岁至54周岁，男性46周岁至59周岁的失地农民，以实行基本生活保障的当月起至到达养老金领取年龄时止，按月领取不低于160元的生活补助费，到达养老年龄按规定领取养老保险金。（4）对女性55周岁以上，男性60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从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当月起，按月领取不低于200元的失地保养金。

2.3江西省上饶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上饶市的规定则有所不同：（1）该养老保险是处于自愿原则，按照失地农民自己缴纳多少，政府等额配套多少的原则，降低参保“门槛”，实行“低进低保”，缴费标准分为A、B、C、D四档。失地农民参保可自行选择其中一档，但一经选定，则不得变动。（2）按缴费标准一次性缴费的农民，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的，可从参保的次月其按现行失地农民养老待遇标准每月领取养老金。（3）个人按月享受养老待遇档次必须与其缴费档次相对应，也分为四档：即：A档每月150元；B档每月160元；C档每月180元；D档每月200元。（4）此外，每年的7月1日为调整失地农民养老待遇的执行时间。从2006年7月1日开始，凡失地农民开始享受养老待遇的时间至调整养老待遇的执行时间满一周年的，在原养老金的基础上每月再增加10元。（5）失地农民增加的基本养老金所需费用从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收不抵支时，由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补助。

2.4浙江省义乌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义务市失地农民的安置采用的是发放土地补偿款并利用商业保险为失地农民的养老进行保障的模式。具体如下：（1）土地补偿费按2：4：4的比例分配，村集体留20％，40％用于村民分配，40％由村集体统一用于养老保险。（2）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推出新险种“团体年金分红保险”等，规定统一由村集体投保，保险费从村集体的土地补偿费中列支，签订保险合同，寿险公司履行给付金义务。（3）本金归集体所有，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5％的保证收益和不低于投资收益70％的红利来支付年满60周岁的男性和年满55周岁的女性的失地农民的养老金。这种方法等于把失去的土地变成货币“存”了起来，有利于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

从以上几个地区关于失地农民的安置，我们发现，尽管各个地区实行的失地农民的安置办法各不相同，但各个地区都综合考虑了本地区的财政承受能力和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并结合当地失地农民的现实情况，这些都使得失地农民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未来社会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哪一种模式更适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呢？哪一种模式更能给失地农民带来最大的利益呢？我想，这应该结合我们国家各个省、市（区）的具体情况来判定。或者，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并不存在哪一种模式可以完全适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的出现，未来关于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的解决将会越来越完善，且越来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转3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几个建议

从以上的几个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乡镇企业发达的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的工作都完成的比较好。在这些地区，政府不仅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做了规划，而且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培养更下了一番功夫，这样有利于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能够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他们所实行的“以土地换保障”的政策是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我们应该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以土地换保障”的做法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出一整套有利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办法。参考失地农民沪、浙、苏等地成功的经验及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为了真正贯彻落实党对“三农”问题、尤其是对失地农民的帮助政策，我们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应当适当降低失地农民缴交养老保险的比例，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失地农民由于失去了土地这个生活支柱，加之在短时间内不能很好的适应城镇生活并取得收入，微薄的土地补偿金不足以弥补整个家庭的开支并留下足够的余额缴交养老保险，这严重挫伤了失地农民为自己办理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应加大对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采用政府全额或者政府和集体共同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险的模式，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可以考虑由失地农民个人缴交少数，政府、集体缴交多数的这样一个办法，以保证失地农民真正可以做到“老有所养”。

(2)是要适当的提高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比例。在很多城市，失地农民由于身份的转变而要承担更多的消费支出，同样的东西由于土地的失去而使得他们的生活成本迅速提高。如果仍然按照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比如月160元，是不一定能够真正让失地农民“老有所养”的，届时政府要从别的渠道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与其在未来某一时间花费更大的精力来解决同样的问题，不如在制定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金发放的时候适当的提高发放的标准，一次性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当然，这也要根据各个地方财政的实力而决定。但是，高额的土地转让增值收益应该是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补偿的。

(3)要适当健全我国养老保险法律法规的建设。以法律的手段来保证失地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要对失地农民土地补偿金、失地农民的养老及就业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防止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等。法律的健全有利于真正保证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4）除了政府要有所作为外，商业保险机构也应该顺应形式的发展，适时推出适合失地农民的险种，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提供一定的辅助作用。此外，家庭养老依然是失地农民养老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仍然要注重德教，注重对青少年尊老爱幼的教育，培养失地农民的子女使其有一定的生存及发展能力，真正使得失地农民可以做到安心养老。

总之，各地区的政府应对自己辖区内的失地农民有足够的关注，并制定出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真正从失地农民的角度出发，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等问题。

参考文献

［1］28省（区）失地农民调查报告［J］.国家统计局，2003.

［2］高勇.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生活［N］.人民日报，2004223.

［3］沈兰，高忠文.“土地换保障”的两张养老保险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2007，（5）.

养老保险论文篇（6）

关键字：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完善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养老保险是一种社会保险，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对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年人，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其晚年生活所需的社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基金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国家为实施养老保险计划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而预先建立起来的、用于保障受保人养老基本生活需要的专用基金。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50年代初期建立的，以后在1958年和1978年两次做了修改，1991年各地区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又进行了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制定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1995年3月和1997年7月又分别制定了《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等文件，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已经过了几十年的历程，经过多次的摸索、实践，在资金的管理上逐步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为提高统筹管理效率，均衡离退休费用负担，增强社会保障功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了养老保队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使养老保险更合理地收缴及使用，养老保险实行了省级统筹，实行省级统筹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管理服务社会化，在全省范围内调剂和管理基金，以确保离退休金按时足额发放的养老保险体系。我省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根据这个目标，依据国务院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逐步做到统一缴费比例，统一管理和调剂使用基金，统一养老金的发放办法和标准，通过规范和调整，逐步统一企业缴费基数和比率。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1、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过程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1993年经过重大改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全的原则。1997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制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统一和规范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例。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要逐步达到本人工资的8%。二是统一了个人帐户的比例。个人帐户一律按个人工资的11%记录。三是统一了基本养老金计算办法。规定基本养老保险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按当地平均工资的20%计算，凡按规定缴费且缴费年限满15年的，都可以享受这项待遇；另一部分是个人帐户养老金，按退休时帐户积累额除以120计算。

我省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根据国务院的养老保险办法的要求，于2005年7月1日开始实施《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市级统筹的通知》，实施此制度是进一步完善我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其基本原则是：逐步建立起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基本养老保险费率、统一筹集和管理使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人员管理、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社会化发放的统筹管理体制；并建立了奖惩机制，为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险目标管理作了必要的补充。

2、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出现及意义

社会统筹是指依靠国家立法和行政保证，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进行统一筹集、统一管理、统一支付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形式。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属于社会公共基金，归投保人共同所有；养老金的支付一般采取规定受益的方式，具有很强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性质。社会统筹表现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现收现付，主要是使养老基金成为活动基金，加强现金的流通，它正常运行的最重要前提条件是长期相对稳定的人口结构和表现为退休人口占生产性人口比重的经济负担比率；以现收现付为特征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更多强调的是短期尤其是年度内的财政收支平衡；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较好地体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公平。社会统筹还使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与国家的整体年度财政预算相协调，有利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项目和国家的其它各项财政预算项目相联系，保证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在年度内达到平衡，有利于国家整体经济的运行。

个人帐户是在国家立法和行政约束力的保证下，由政府推行的劳动者在职期间强制储蓄以防备退休后的养老风险的制度，其核心是“自我保障”，它是个人帐户基金属于投保人个人所有，不作社会调剂使用。个人帐户基金筹集采用的是完全积累的方式，规定缴费，自我受益。个人帐户投保人的待遇水平是由个人预缴专款备付金的多少决定的，最终取决于劳动者投保期间的长短、缴费的多少和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依法逐月交纳保险费，历经全部就职过程，积聚起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到劳动者退休时或者一次性连本带息返还给交费人，或者按照一定比例逐月进行发放，以保障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需求。这是个人收入在其一生中的纵向平衡分配的过程，这种方式要求将一个人一生受保险期间所需的养老保险金通过科学的保险精算预测，按照一定比例平均分摊到劳动者一生的劳动期间内，使劳动者工作期间的部分收入能够延迟至退休期间使用。因此，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个人帐户形式是将劳动者就业期间的部分收入以延期支付的形式表现为其退休时领取的养老金。

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在现阶段究其实质是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模式与完全积累的规定缴费模式的综合，它是通过国家立法，采取强制性手段，统一筹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建立或选择专门的机构对基金统一管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一部分供基金全体受保人共同调剂使用；余下的基金部分进入个人帐户，归受保人个人所有，并作为计发养老金待遇和继承的基本依据。可见，现阶段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个人帐户”是由原来制度中现收现付的一定比例和改革后采取的完全积累基金的一部分构成的。

三、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1、在实践中，社会统筹常常只能顾及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而无法顾及到未来人口老龄化和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带来的风险，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平衡是社会统筹的难题。而大数额的人口进入养老金领取者的行列，这无疑会给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带来巨大的压力。由于积累的个人帐户由于要求收支平衡的期间过长，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影响，一旦遇到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养老金个人帐户的贬值风险无法抵御；而且，单纯以个人交纳的保险费数额来决定养老金给付数额的模式下，社会的低收入者或负担重的劳动者往往难以通过自身预提积累的保险金满足维持退休后最基本生活水平的需求。

2、机制转轨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从现收现付模式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从财富流动的机制上来看，新制度下的劳动者除了要为自己缴费之外，还必须为退休的上一代再交一次费用。现收现付模式向积累模式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一代人必须养活两代人的难题，即当代劳动者在为自己积累资金、充实自己的“个人帐户”之外，还必须缴纳足够的基金养活上一代人。

3、在社会极度进步的时代，经济高速发展也带来了极不稳定的因素，企业破产导致下岗职工增多，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更加困难。由于各种因素所致的经营不景气、频临倒闭或破产的企业很多，同时，下岗职工的人数也因此而增多。虽然企业破产了，职工下岗了，但时间不会停止，由此产生的养老保险基金还得继续交，但下岗的职工拿不出这部分资金，但退休的那部分职工的退休工资还得继续发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只出不进，社会统筹的入不敷出就将不可避免。不仅如此，一方面企业经营困难，另一方面又需要被迫不断地提高缴费率去应付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付压力，不仅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由此也导致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乃至进一步拉大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即使是在省市级“社会统筹”的范围内，不同县市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盈亏也涉及到当地的人口结构、制度的覆盖范围、企业的缴费能力、社会养老金的替代水平和基金征缴到位率等诸多因素，差距过大也会造成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和调节的困难和压力。

4、缺乏政府的财政投入。在1995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中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发生困难时，由同级财政予以支持”。但在实际工作中，有关支持的手段、力度、范围和财政基金的来源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此种支持很难到位。

综上所述，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模式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既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支出需要大幅度增加的现实，又存在着缺乏政府的财源支持、企业和个人缴费已不堪重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养老保险前进的道路是十分曲折、困难的。

四、出现问题的原因

出现以上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养老金管理不善造成的。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并没有遵循切合实际的核算原则实施管理，或者说是很多因素导致无法切实遵照国家规定的制度实施，结果是缴费水平不足以支撑养老金的支付；以享受特殊待遇的职工为服务对象的特别养老金制度更是如此。国家公务员可以不向该养老金制度缴纳任何的费用而在养老保险上都作为视同缴费，退休后都能享受到非常丰厚的养老金。另外，有些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普遍存在逃避缴费的弊病，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弊端将在养老这一领域出现，有调查显示，未来几年，将出现两个年轻人养活四个老人的状况，这不仅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有资格领取养老金，致使养老金的支付费用增加，而且还意味着为养老金领取者提供经费的在职职工人口比例在下降。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仍然是现收现付式的，许多地方发放养老金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拖欠职工养老金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交费人养老金难以兑现的风险在日益加大。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对参加社会统筹的热情不高，近年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情况不容乐观，拖欠或逃避缴费的企业有增加的趋势。就个人帐户上的资金积累而言，按照统一制度的要求，个人缴费要逐步增加到8％，条件允许和经济发达地区被要求加快增加提取的速度。与此相应，企业按比例划拨的部分也要同步增加。这样做固然对个人缴费有某种激励作用，但社会财富的流动方向却是与社会养老保险的设计目标是相违的。因为，按照现有的制度安排，经济效益越好的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就越高；经济效益越差的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也就越低，个人帐户提取的比例即使相同，个人帐户上养老金的积累额也是有差别的。工资差距越大，最后获得的养老金收入的差别也就越大。而且，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水平，最后也要按照个人帐户的“记帐比例”进行计算。这就是说，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模式的受益唯一的标准是个人和企业缴费的多少。显然，这个模式中财富是向收入高的人群流动的，这与发挥社会养老保险在代际内部水平分配的功能，将高收入阶层的财富转移给低收入阶层的既定目标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必须用社会统筹的基金去偿还旧制度对上一代人的欠债，难以在代际内部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这就造成了当代人个人帐户的“空帐”。由于必须用现在交费人的交费来支付现在已经退休的老职工的养老金，事实上部分积累资金又不得不去完成现收现付的目标，个人帐户也就只能有名无实。而由于现阶段的部分积累基金还不够上一代人的现实养老金，无论是个人帐户，还是部分积累，就都只是一个构架而已。

目前，当代劳动者一代除了要为自己积累一个“个人帐户”之外，还必须拿出另外的缴费比例来养活退休的老年一代，一代人要承受两代甚至两代人以上的缴费份额，以偿还几十年现收现付留下的养老金欠债。在新旧模式转轨、同时又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工作中的一代所承受的缴费压力和在收入再分配中的牺牲是不难想象的。

五、国外养老保险的相关制度

德国养老保险的管理方法：1、自治原则。各行业和州、地方保险机构都独立存在，自主经营，在自治管理中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2、依法行事。保险机构必须依照国家法律进行活动并有义务接受国家的监督。联邦政府设立保险监督局、检查和监督保险机构的行为规范。如果后者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企业或投保人有权依法照法律程序提出诉讼。德国这种管理方法与我国现在实行的较为相似，实行自治原则将可以使养老保险金更合理地管理与使用，而依法行事可以充分发挥各监督机构的权利，以保障专款专用，使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日渐直向成熟。

而美国养老保险由社会保障、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三块组成，这不实用于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就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而言，这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

法国养老保险管理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强制实施。养老金的支付属待遇限定型，养老保险基金的征集属现收现付制度。法国和我国不太一样的地方有：1、养老保险的范围和对象主要包括：1）工商企业的工薪人员；2）农业职工；3）社会保险系统的职工；4）不具有长期工作合同的临时工。2、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法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分为四个层次：1）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强制的普遍实施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3）非强制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4）个人参加商业寿险。法国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历史较长，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其中这两点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于执行的力度不够，很多企业或个人不愿意缴纳养老保险，而随着矛盾的出现：1、养老支出增长过快。平均寿命延长，随着人们平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带来的经费支出增长，对养老保险基金带来很大压力。2、养老保险费限定缴纳期限短。致使现在出现养老保险金出现国家大量补贴的状况，这极大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而加拿大实施的丧偶的存在生存方可得到对方所缴纳所有养老保险的60%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力地保障了丧偶老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很值得我们学习。

六、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1997年7月国务院领导在全国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深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暴露和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一是多种养老保险办法并行，给管理工作带来诸多困难；二是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差距过大，存在攀比待遇水平的现象；三是基金统筹层次过低，调剂能力弱，少数经济效益不好的地区和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难以保障；四是个人缴费到位的速度慢，个人帐户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五是国家关于基金管理的规定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挤占挪用养老保险基金的问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使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模式的环境风险和目标风险都在加大。因此，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化解风险，保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模式能够顺利地运行，是目前实际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1、加强养老保险制度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且经营管理的期限长达数十年，因此应当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分别完善几个层次的立法，如社会保险（障）法、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等，规范筹资方式，明确管理机构和经办机构，规范资金的运用与投资，加大处理违规行为的力度，统一监管标准，保障资金的安全，促进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发展。

2、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一般来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最终实现目标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能够建立充分的基金储备，以保证国家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顺利运转，实现保险功能，这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运行的根本目标。其次，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各个环节，都要充分保证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性，而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障碍。第三，通过其特有的财富转移机制，达成社会收入第二次分配的目标，努力做到社会公平。“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模式，既能够通过统筹机制照顾退休人员的现实利益，保证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现收现付功能的实现，又设立个人帐户着眼于工作着的现在一代人的长远利益。在实践中它既能够发挥现收现付模式和完全积累模式的长处，又在一定程度上互补了二者的缺陷。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模式的关键是基金的来源。只有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承担基金筹集的责任，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相互协调才可能保证财源的稳定性。传统的体制下，国家已经无力继续支撑不断增长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实际上现收现付模式已经破产。但是国家作为社会保障的主体，组织、协调并保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运行是其根本的权利和义务。推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模式是创新性的尝试，在目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国家需要加大参与和干预的力度。

3、国家对上一代人的债务，可以寻求一定的补偿办法：一是从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中取一部分补充其漏缺。我国在对国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改组，自然要涉及对国有资产进行重新配置，可以结合这一过程，划出部分国有资产补充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中去；二是国家财政应划拨资金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援助。比如为按时按数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因为，养老费用应属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范畴，这笔费用本来可以作为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发给职工个人支配，职工用这笔费用选择如何进行养老。现在国家从社会安全的需要出发，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企业代替职工个人缴纳了用于职工养老的费用的一部分，即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显然，这部分费用本来就不构成企业的利润部分，不存在纳税的问题。因此，所谓财政让利只是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激励模式。

如果国家财政不投入，靠企业和劳动者个人是不可能承担得了的。再者，政府财政承担部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不仅有利于企业改革，更有利于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危机的合理、公平的做法就是政府财政及时注入资金实施援助。

4、应建立最低养老金制度。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模式中，社会收入有从下向上、从贫向富流的倾向。对生活困难的企业下岗职工征收社会养老保险费不利于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若对他们免征费用，首先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承受不了，再者不出力而吃饭的局面会难以控制，而且对缴费者也构成了不公平。因此，建立一个社会最低养老金，维持低收入者养老生活，使人人都有饭吃。

5、确保保险基金的增值。可以通过把死的那部分资金投入运营的方式来增加基金的收入，利用社会保险基金进行投资，购买国债或者存入国有商业银行等。这样一来，国家长期建设需要的资金可以依赖于此而解决一点，因此，承着金融风险的逐步解决，国内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应积极开拓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市场，将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着眼于建设周期较长、有稳定回报的长期投资领域。以真正发挥长期资金的优势，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而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仅将直接对国民经济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又间接实现了基金收入的稳步增加。

6、逐步建立并完善农村养老保险。我国是农业大国，应加大力度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制定出适用于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保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行，依法监督、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并确保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

参考文献：

①童星《摘自社会保障与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第191页

②中国法制出版社《劳动法一本通》第200页

③河南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劳动争议处理法规汇编》第254页

养老保险论文篇（7）

根据《意见》要求，安化县设置了100－3000元十二个缴费档次，不同缴费档次政府补贴从30元到60元不等，最高补贴也是60元，这使得参保者选择高档缴费的动力不足，普遍选择财政补贴比率高的低档缴费。从安化县2013年的参保情况来看，参保者普遍选择较低的缴费档次，选择500元及以上档次的只有1870人。同时安化县根据“长缴多得”原则，在普惠性基础养老金之上又增设了缴费年限养老金，缴费年限满15年的，每增加一年缴费，其基础养老金增加0.5元，但这一补助水平太低，对中青年居民吸引力不强。

2.待遇保障水平偏低

根据安化县城乡居保养老金测算办法，一位参保人按照最高档3000元的年缴费标准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15年，他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待遇为(按照现时银行1年期利率3.25%计算，每年结算一次)：55+(15×3000+60×15+11914.63)÷139=470(元/月)，全年能获得5640元，而安化县2013年全年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639元，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该参保人领取的养老金刚好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4.7%，且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得比城市更快，农村为2.8%，城市为2.6%，其中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上。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参保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保障不了基本生活。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参保人，其个人缴费由县财政按最低缴费档次标准全额代缴养老保险费至60周岁，但最多不超过15年，按测算一个月只能拿到最低的待遇标准72元。对于这部分十分贫困、自保能力有限、最需要重点扶持的人群来说，这一点养老基础金只是杯水车薪。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与其他群体的养老金相差悬殊，2013年，调整后的安化县企事业单位退休员工月人均养老金为1625元，而企事业单位退休员工的养老金又不及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这意味着每月470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不到企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的三分之一，只有公务员退休金的五分之一。

3.险种之间的衔接不配套

目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基本解决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衔接问题，但城乡居保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衔接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重复参保现象难以避免。国家审计署今年8月的社保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有112.42万人重复参加三类养老保险(新农保、城居保、职保)，9.27万人重复领取养老金6845.29万元。[3]安化县也存在这种现象，2013年清理重复参保1513人，2014年清理重复参保300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制度的实施强度以及参保缴费的具体规定都有所不同。二是跨省转移接续不便利。安化县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外出务工人员26万多人，且多为跨省务工，每年有100多人从外省转回社保。由于我国各省市目前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不统一，保障水平不一致，当在外务工并在当地参加了职保的人员返乡办理省外养老保险转移时，只能转移个人账户金额，不能转移统筹基金，从而影响了其待遇的发放水平。

4.管理有待加强

在城乡居保试点初期，安化县城乡居保参保人数迅速增加到35.72万人，发放养老金人数达到12.56万人，各项业务快速发展，工作量非常大。但信息化水平低，所有工作几乎都通过人手操作，且人手严重不足，管理效率低下。除了县一级具有专职负责经办机构和工作人员外，乡镇一级无经办机构，人员多为兼职，一人要兼顾多项社会保障工作，村级一般由一两个村干部担任协理员，负责此项工作，使得工作效率和质量大打折扣。安化县目前还没有构成一个资源共享同用的管理信息平台，城乡居保经办机构之间、经办机构与决策部门、监督部门、相关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沟通。

二、原因分析

1.政策体系不完善，配套制度不健全

安化县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实行省级集中管理方式，而湖南省目前尚未制定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且从省至县，社保基金行政部门和基金管理部门不相分离，没有建立统一、独立的强势监管主体，使得基金管理运作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缺失。另外，从城乡居保养老金的发放方法来看，并没有明确规定基金增值所带来的收益如何运用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障中去，就算基金得到有效的运营，基金增值所带来的收益并没有体现在居民收益的提高，这也降低了政策本身的激励性。《意见》没有明确对集体补助的鼓励政策，集体补助的作用难以体现。按照政策规定，城乡居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部分构成，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自主决定对所属参保人给予不定额的补助。并鼓励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但从中央到地方均没有制定具体完善的集体补助及社会资助的鼓励政策和管理办法，忽视了它们的筹资作用，这使得集体补助难以操作，很多村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都不愿意提供补助，并没起到应有的理想效用，使得城乡居保资金筹集的重担基本落在城乡居民和政府身上，村社集体的作用基本没有体现。

2.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安化县是部级重点贫困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水平比较落后。表1显示了安化县2011至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表2显示了益阳市各区县市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和人均GDP，可以看出，安化县近三年来经济保持了适度快速增长，但在益阳市六区县市中，其生产总值位列第四，增速排名第三，而人均GDP则屈居末位，其经济发展水平在益阳市是相对落后的。安化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偏低，且安化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中农民比例较高，占到总人数的75%以上，2011年至2013年，安化县城镇居民及农民的年收入都逐年增长，而我国2011年至2013年消费物价指数(CPI)分别为5.4%、2.6%、2.6%，扣除消费物价指数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十分有限，这使得安化县城乡居民个人缴费能力弱，普遍选择较低档次缴费。

三、解决制度实施过程中问题的对策

1.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财政责任

明确各级政府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合理设计和划分各级财政的筹资比例，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2.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目前，北京市、浙江省分别建立了基础养老金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常调整机制，从2009年到2013年，北京市、浙江省分别将基础养老金金额由280元、60元，上调至390元、90元，北京市累计提高幅度达近40%，浙江省各地市累计提高幅度达50%。从今年7月起，湖南省在国家规定的每人每月55元基础养老金的水平上增加了5元钱的补贴。目前，湖南省宁乡、长沙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市县在国家标准之上提高了基础养老金水平，但是大部分市县囿于财力，仍然没有建立基础养老金随经济社会发展、物价水平变动上调的机制。中央和省级政府要率先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并要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

3.完善参保激励机制，提升缴费档次

根据安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的调查统计情况，安化县80%以上的城乡居民在选择缴费档次时，选择较低的缴费档次，即100元一500元几个档次，选择最低档次(100元)的又占了大多数。对于低缴费档次的存在，从短期看，可能会减少政府财政的补贴支出，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但是从长远看，城乡居民缴费水平过低，则其年老后领取的养老保险金额同样较低，较低的养老金若不能保障其基本的养老需求，仍然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需要政府财政进行埋单支付。所以要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上调城乡居民的缴费档次、舆论宣传等方式，鼓励城乡居民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多缴费，以便参保人年老后领取的养老金能保障其基本的养老需求。一方面可实行“多缴多补”政策，地方政府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区别补贴的档次和标准。另一方面可建立“长缴多补”制度。目前安化县的政策是缴费年限满15年的，每增加一年缴费，其基础养老金增加0.5元，这样的补助力度还应该加大。如云南省普洱市等9个试点县规定，从参保人缴费第16年起，每年给予120元缴费补贴。鼓励城乡居民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多缴费，有助于实现参保人年老后领取的养老金能基本满足其基本养老需求。

4.改进和完善制度衔接办法

一是逐步缩小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间的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除待遇标准高，还制定了丧葬补助政策，建议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也应适当考虑丧葬补助金的安排。二是尽快落实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优惠政策。2014年5月，湖南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湘政办发[2014]31号)，文件中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给予了明确规定：被征地农民可自愿选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失去集体土地时，由政府提供缴费补贴，补贴标准为全省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60%(或100%)×12%(或20%)×补贴年限。各级政府应尽快落实《意见》要求，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待遇。

养老保险论文篇（8）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总体制度框架

鉴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无论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进一步调整，还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都必须立足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发展的战略高度，都必须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急剧转型的现实需要，特别是要能够适应城乡劳动力就业方式的转变以及城乡劳动力频繁跨地区迁移的现实需要。只有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下，方能有助于解决社会经济结构急剧转型中的新生劳动者群体（如农民工、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方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在城乡流动、跨地区流动时其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难题。为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发展、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中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应着力于：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制度结构弹性的基础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与平衡发展。

（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战略目标与制度框架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改革战略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兰德公司、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等多家国际著名智库，都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形成了大量战略研究报告及政策建议，为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改革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由于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广、制度结构复杂，更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高度敏感性（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任何调整，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阻力很大，甚至容易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使得这一改革往往步伐缓慢；因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的一条重要国际经验就是：战略先行，周密论证，稳步推进。明确我国养老保险的战略目标，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国家战略的核心及重中之重。近期来说，这一战略目标就是：要在2020年建立、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为中国13亿城乡居民建立起多层次、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为此必须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目标设计，必须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目标定位、制度框架设计，运行机制、核心技术、环境支撑等，有一个系统、全面、清晰的认识把握。唯有如此，才可能正确设计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制度蓝图、战略目标、战略框架、战略步骤及战略措施，才有可能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构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这一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实现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科学设计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目标模式，必须充分估计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必须充分考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总体要求，必须充分考虑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这一关键问题，必须充分考虑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与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目标模式的对接和有机结合，争取赢得战略主动，切实避免战略失误。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在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初创时期，制度覆盖范围及人员较少，财务平衡较易实现，制度调整及政策空间较大，操作起来也较为容易；一旦制度实现全覆盖之后，尤其是制度进入成熟期后，不但财务平衡面临风险，调整进程往往异常艰难，而且调控空间也非常狭小。因而，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模式选择、目标定位及可持续发展极为关键。长期来看，我国养老保险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完善以国民年金制度为基础，以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为主体，以经济保障、精神慰藉、服务保障为一体、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第一，在整合现有的针对不同人群的各类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在2020-2030年建立健全国民年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养老保险覆盖全民，制度基本统一，待遇水平占社会平均工资的30%-35%，税收征缴，财政补贴，体现政府有限责任；推进和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将社会救助养老金、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地方年金、老年帮助、家庭保障计划等整合于一体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集经济保障、精神慰藉、服务保障为一体的城乡养老保障体系。

第二，在2015-2020年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一是改革完善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择机分离个人账户，社会统筹部分实现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基本统一的公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是整合体现企业、单位及个人责任的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形成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体系。将原来统账模式下的个人账户基金并入企业年金，逐步形成以个人缴费为主、市场化运作、强化基金积累与有效增值、体现个人责任和有差异的养老保险重要补充支柱。积极推进和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同时，需要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扶持、有效监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三是鼓励发展各种商业人寿保险计划、年金计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多样性、灵活性、补充性保障功能。需要认真研究制度转型的约束条件、推出时机及过渡办法。既要保障原有制度下覆盖人群的实际利益，又要为新制度的推进创造条件，还要充分考虑到制度转型的困难和不利影响。需要考虑对个人账户既得权益的保护，考虑我国目前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现实，考虑职工、居民、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发展的诸多问题。审慎决策，周密部署，稳步推进。总体而言，老人老办法、中人过渡办法、新人新办法，应该是制度转型过程中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

第三，进一步优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结构，逐步提高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制度按“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模式运行，制度结构力求简单易行，体现制度的非缴费普惠型与个人缴费责任相结合的特征。基础养老金部分向未来的国民年金过渡；个人账户部分逐步进入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政府承担政策优惠和监管责任。在制度设计上与城乡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预留接口，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转移衔接，使养老保险关系易于接转，真正实现城乡养老保险“一卡通”的制度平台、资金平台和技术平台。

第四，积极突破制度和政策障碍，着力发展各类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强化监管，积极推进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家庭年金、个人年金和商业人寿保险计划，加快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步伐，科学合理界定政府责任、市场作用、个人及家庭责任的合理边界，切实转变政府承担养老保险无限责任的既有思路。通过结构调整锁定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中的有限责任，鼓励公职人员和城乡居民承担养老保险责任，强化政府对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机制，以有效避免人口老龄化高峰期政府财政承担无限责任的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在保障职业年金、企业年金的安全运行、风险控制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设计这一理念，必须体现在养老保险的战略目标、战略框架之中，必须体现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是养老保险长期战略顶层设计务必遵循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准则。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构建需要高度关注的约束条件

1.将养老保险体系构建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中，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重视养老保险体系构建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养老保险体系构建，已成为制约一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议题，倍受各国关注。而中国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和养老保险体系构建的长期性、复杂性、敏感性，对此更应从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给予高度关注。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是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任何一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国民产出和合理分配问题，无论养老金权益的积累方式是采取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还是其他机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最终都需要通过变现购买经济活动人口所生产的物品和服务来保证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从宏观层面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老年人口数持续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数持续减少，在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所能够提供给老年人口的消费品和服务将减少，而这将势必加剧代际矛盾。从微观层面来看，只有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使政府掌握雄厚的财力，并将其用于资助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有能力不断偿还各种历史债务，并保证新债务的发行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和信任，才能使企业和个人有足够的缴费能力。因此，对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只有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才能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提供足够的国民产出，以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水平如果超越了经济的发展水平，则可能导致养老保险制度在财务平衡上难以为继。养老保险制度与国民经济良性互动机制的确立，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2.在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的制度模式、实施步骤及推进的时序进度等战略问题进行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审慎决策，稳步推进需要强调的是，与欧美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相比的重大差异在于，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仍处于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初创时期，调控空间较大，而这恰好也是提升养老保险战略研究重大决策价值的最佳时机。只有抓住目前短暂的机遇，反复论证并明确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战略目标、战略框架、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在避免重大战略失误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赢得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战略主动权。如果忽略养老保险的战略目标或不注重在顶层科学系统地设计主体性战略框架；那么，我国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较大的风险，不但战略调整的空间将变得非常小，而且战略调整进程的推进也将非常困难。对此值得重视的一条重要国际经验是，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其制度演化发展的惯性极大，改革调整极为困难。

3.实现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战略目标，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管理体系的改革与重构现行社会保障管理按照属地化原则设计，曾经在城镇养老保险改革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城镇养老保险制度之所以长期未能实现省级统筹，利益机制和管理体制是其重要原因。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垂直管理体制的构建及其高效运行。如果没有管理体制上的重大调整，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战略目标就可能很难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也将大打折扣。因此，从战略高度重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高度重视基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平台建设，高度重视对城乡社会保险管理干部的系统培训和能力建设，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保障高层决策的一项重要议题，对此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并尽快付诸实施。这是我国养老保险发展战略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加快构建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现实背景下则更具紧迫性。强化制度体系及管理能力建设是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管理能力建设主要包括养老基金管理、养老保险经办体制建设和专业养老服务人才培育等方面，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内容。养老保险经办体制和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是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养老保险政策的制定和实际管理操作方面的不同步往往难以避免。只有在养老保险经办体制完善和经办机构准备充分的前提下且关键问题预期可操作时，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此外，管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对管理人才的培养，养老保险制度的良好运行依赖于专业养老服务人才的优秀工作绩效。养老保险服务最终是通过经办人员传递到国民手中，经办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及服务水平直接关系到养老保险的工作绩效和国民对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的评价，也直接关系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公众信任基础。

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强化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和建立风险控制体系，探索多元化的基金投资渠道

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快速发展以及养老保险收支平衡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基金投资绩效、投资安全及风险管理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瓶颈制约，对此需要制度和机制创新，强化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应当体现政府政策扶植，如投资有一定收益的社会保障特种国债，投资国家长期基础设施和重点建设项目。在完善市场机制和强化监管的背景下，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和多元投资组合方式，强化综合配套和完善各项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的风险控制机制。建议尽快推出社会保障基金长期国债投资项目，发行30年以上的社保基金长期社保国债，国债利率实行指数化浮动，盯住经济增长率、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综合指数，实施动态调控。一方面提高社保长期国债利率，提升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另一方面国家可主导对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投资，增强国家对宏观经济及长期战略发展的调控能力。即使是资本市场十分完善和发达的欧美国家，目前也正在抓紧研究发行30年以上的社保基金长期指数化国债投资项目，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建议由财政部牵头，组织专门课题组进行集体攻关，近期拿出方案，尽快实施。这是在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条件下，解决社保基金安全营运和保值增值的上策。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责任人是中央政府。社保基金的安全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保制度的信心，影响人们对社会稳定的信心。创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途径，可以更好地体现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体现政府对社保基金机制创新的思路，体现政府对经济社会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体现政府对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

（二）我国退休政策的改革调整，需要进一步立足国情，解放思想，拓宽思路，积极创新，推行综合性的改革思路

实施标本兼治的退休政策改革策略，强调发展模式和就业模式的调整是退休制度改革的根本着眼点。我国现行的发展模式和就业模式乃是传统现代化模式发展进程中的一种体现，其基本态势表现为资源扩展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如果现行发展模式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以资源扩张向以人为本的战略转移，从以城市为中心向以乡镇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变；那么，这一发展格局中的退休政策的调整空间则是有限的。同时，必须着眼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充裕的现实国情，发展中间技术，大力发展服务业，使我们具备退休政策调整的广阔空间和调整余地，扬长避短地推进中国式发展模式和就业、创业模式。这样一来，按现行思路设计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困境，均可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以下是本研究对退休政策调整的具体思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制定我国2020-2030年综合退休政策调整战略规划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老龄事业的总体规划，制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退休政策调整的联动方案，制定退休政策调整与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的政策思路；预先谋划新的退休政策调整的战略规划方案，为政策的实施到位预留充分的社会磨合期，一是择机逐步提高领取全额养老保险待遇的时间，二是逐步推行弹性退休政策，三是探索建立退休制度调整与劳动力市场相协调的长期综合性战略思路。

（三）理顺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加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由于受制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的冲突，我国现行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中的管理和协调难度不断增大。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改革计划的推进及有效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社会保险税费征缴、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与监管等，都迫切需要尽快理顺管理体系，强化政府集中管理，提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能力，加强社会保险管理平台和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加快社会保险信息化平台建设。同时，需要强化服务意识，堵塞管理漏洞。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新的探索提出了若干新课题，但其管理和服务难度要大大超过以往的城镇社会保障改革。构建集中管理、垂直管理的养老保险管理框架，强化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预见性，加快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对于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高度重视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保障融合发展的相关配套支持政策

要实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使养老保险、养老服务与我国社会结构、家庭模式相契合，使家庭养老保险资源与社会养老保险资源相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我国的养老保险问题的正确思路，才能实现养老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在立法上支持、巩固、维系家庭社会制度，支持社会成员对家庭养老的各类行为，在社会上倡导家庭和美理念，巩固、完善我国家庭保障制度的既有优点。国家的老龄事业工作者以及社会的扶老助老力量，都应该特别关注老年群体。同时，需要完善实现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保障融合发展的各项配套政策。

（五）积极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

现阶段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作用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亟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商业保险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重要保障作用。需要完善国家的政策支持，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计划，不断完善和优化政策环境。发挥保险公司在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发挥保险公司专业化的发展优势，鼓励多种形式的保险专业化发展方向，使商业保险在城乡养老保险领域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迈出实质性的战略步伐。

养老保险论文篇（9）

1.1.1企业拖欠当前企业拖欠养老险、拒绝缴纳养老保险的现象较为普遍，养老保险征收率得不到保障，风险应运而生。

1.1.2监管不力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与监管部门，因此企业缴费基数、瞒报、错报、漏报养老金的现象较为普遍。

1.1.3覆盖面小当前，养老保险在我国国民心中的重视程度明显偏低，从而导致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难以提升，单一的基金来源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造成了一定风险。

1.1.4渠道狭窄养老保险基金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因此难以解决其资金问题。尤其是企业恶性循环式的拖欠、瞒报、拒缴等行为，都严重影响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与管理。

1.2管理风险现行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问题在于其管理层次低，环节复杂，管理主体过多并且效率低下。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所造成的：一是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不力，导致养老保险基金被挪用、占用、挤占等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作为贷款担保、提前发放等现象；二是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主体过于分散，是的管理成本过高、效率偏低；三是养老保险管理制度较为落后，收支管理一直处于混乱状态，难以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安全，政府职能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1.3投资运行风险现行基金投资管理体制不顺，经营主体的缺失导致无人承担责任，也没有对应的风险管理。社会保险局仅作为行政机构难以完成市场增值的目标。同时，虽然每年基金数量巨大，但因属地管理分散于全国各地，投资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收支难以长期平衡。按我国规定，地方基金只能进行银行存储和国债购买，虽然降低了投资风险，但也会造成基金的保值增值无从实现。无法通过合理的投资组合在市场投资运营。

2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风险控制措施

2.1立足国情，合理选择管理模式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体系尚未健全，制度处于转型期。因此，为保障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性，应选择集中式的管理模式。原因如下：

2.1.1集中式的管理模式更符合我国国情，适应当下中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也可适应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2.1.2该模式明确投资管理职能和行政职能，实现分权而治，提高行政效率和投资营运效率；

2.1.3集中式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透明度，得到民众的认同感，也可得到来自民众的监督，增大民众的信任度；

2.1.4该模式可以为当下并不发达的资本市场中的养老金实现部分保值增值，也给未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2.1.5集中式的管理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养老保险制度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健全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提高社会的储蓄率，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收支平衡，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的进步。

2.2巩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管理混乱，部分个人账户被用作为退休职工支付退休金，导致新进账户和已有账户的管理混乱，出现个人账户空账的现象，造成养老基金的财务隐患。为此，相关部门不仅需要填补转型期遗留的旧账，还需要将个人账户进行合理分配，使其实现小补充向大补充的转变，从而使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结构合理化。降低由制度转变所带来的隐患，提高养老保险体系应对风险的协调能力，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也是养老保险风险防范控制的基础所在。

2.3加强内外监督，切实强化运行管理监督在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方面，应建立起一套同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相适应、各部门权责制衡的监督管理模式。例如将养老保险基金交由社保部门监管、将其运营监督交由基金监管委员会负责。并加强制度建设，在法律层面上规范养老保险投资组合。必要时可以设立外部监督机构，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内外监管、全程管理。此外，养老保险基金准入与退出机制也要加以健全，并明确执行其相关标准与管理流程，只有通过加强监管、才能够避免违规操控、投机倒把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现象，从而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体系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2.4法律法规制约，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保障针对我国基金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为此制定相关法律政策，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国外职业基金管理者、基金投资公司的进入必将会使我国现行基金管理制度、相关法律法规接受新的改变。而完善的法制是基金行业正常运营的基础，这必会对我国养老基金的风险防范等相关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关部门应积极保证养老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确保适当的基金收益，提高公众对养老基金的信任度，同时也给养老基金运营者造成一定的压力，保障基金持有者的利益。

养老保险论文篇（10）

一、人口老龄化及其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有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的含义。所谓静态含义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动态含义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1]。

世界人口年龄分布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即年龄分布因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而逐步转向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在近几十年中快速增加,并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欧洲1955年出生的男婴的预期寿命为62.9岁,而今已达到70.5岁,女婴则由67.9岁增至78.8岁。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增幅更大,例如中国上海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年增幅约为3.24个月,男性预期寿命已由1978年的70.69岁增至2009年的79.42岁,女性寿命已74.78岁增至84.06岁。由此人口结构也出现老龄化,如1950年的欧洲,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预计在2050年时将达到28%,其中8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由1950年的1%上升至2050年的10%,亚洲和北美也有同样的趋势①。

二、长寿风险的内涵与影响

当前人口老龄化在诸多社会领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如养老金因退休高峰而遭受巨大考验,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退休人口由积累财富转向消费时可能引致的资产价格下行等等。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也是长寿风险不断累积的过程,本文主要关注伴随人口老龄化而出现的长寿风险特质及其管理方法。

长寿风险对个人而言,是指寿命延长使个人面临未来支付增加而遭受的保障不足或无力支付的风险;对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而言是指寿命延长使未来给付年限和给付额度增加,导致负债大于资产的风险。

个人应对获得养老保障并化解长寿风险的渠道主要包括,政府的基本养老保险、寿险公司、企业年金、私人养老基金、住房逆抵押贷款以及风险自留等。

政府的基本养老保险系统遭受长寿风险冲击主要表现为收支缺口扩大和财政补贴压力持续增加,导致养老金制度的财政维持能力遭受质疑。当前国内个人账户资金计算使用的期限远低于实际寿命,超过计算年限后,随后年份的支付将再次并入统筹,政府养老统筹已面临长寿风险和人口结构改变的双重压力,其财务可持续性明显弱化。而今社会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改革推进呈现出公共养老金和私营养老金在收入替代率方面的此消彼长,即社会养老保险系统提供的退休收入比例下降,私营产品提供的比例增加,加之税收激励也推动了私营产品需求增加。

商业性养老保障型产品通过年金化为个人转移长寿风险,当前年金化仍以固定的死亡率作为精算假设进行定价,并未涉及到未来死亡率改善的可能性,于是寿命延长可能会造成年金商品费率被低估,进而引发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的财务问题,势必会对其经营形成不利影响。

由于长寿风险转移市场的缺失或发展迟缓,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等在为个人提供长寿风险管理的同时,自身陷入了长寿风险管理困境。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寿险公司、企业年金等商业性养老保障计划试图通过以下方法实施长寿风险管理:一是涉猎不同的产品、不同国家或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实施长寿风险的多元化或自然对冲;二是与再保险公司签订再保险协议,将部分或全部长寿风险的转移给再保险公司;三是有可能批量转售退休金计划未来支付等等。但从已有的长寿风险再保险协议和退休金出售交易存量看,系统性长寿风险集中滞留于保险系统内,保险公司接受长寿风险转入的意愿不高,且因死亡险和年金产品分由不同机构销售,自然对冲机制难以发挥作用[2]。于是养老保障型产品设计出现了DC计划逐步取代DB计划、产品定价升高等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死亡率实际调查数据和生命表提供数据的差异显著,而生命表是各养老保障性产品设计与定价的依据,机构面临的长寿风险难以从定价中得到弥补。于是在长寿风险转移可能性很低的条件下,养老保障型产品定价过高、DB计划萎缩、DC计划年金化率低,长寿风险由个人自留将难以避免。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推进使得机构难以将长寿风险视为正常的商业风险,并予以承担。因而随着长寿风险的增加,研究各类养老保障型产品的长寿风险转移与风险对冲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

三、现有长寿风险管理方法的比较分析

当前机构管理长寿风险的方法基本包括四大类:一是机构自留长寿风险,即机构将长寿风险视为正常商业风险,并予以承担。二是在现有的制度中寻求解决方案,如长寿风险的多元化或自然对冲,即在产品组合中涉及定期保险和年金业务组合;与再保险公司签订再保险协议,将部分或全部长寿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机构将其未来支付批量出售给保险公司;小型的退休金计划还可为每位退休成员购买年金等,这样的套期保值策略将一并转移所有系统与非系统的长寿风险,除非转移长寿风险过程中使用的是定期递延年金。三是改变产品设计,如年金提供商提供参与式年金,将部分长寿风险转移给仍幸存的投保人,即年金合约中的死亡率时时调整,采用实际发生的死亡率,而非购买时的预测死亡率。四是基于创新型产品设计将长寿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如长寿风险相关资产的证券化,或使用死亡率指数和长寿指数相关的证券与衍生品管理长寿风险,具体包括长寿债券、年金期货、年金期权、死亡率互换以及死亡率远期等[3]。

除寿命延长因素外,导致养老基金潜在负债大于资产的风险显著增加的因素还有投资收益率的变化。无论是从金融市场的实际投资回报率变化趋势分析,还是从赡养比、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判断,金融市场难以产生大规模持续回报。从资产角度分析,养老基金资产增值幅度有限;从负债角度分析,养老基金负债因未来支付年限以不确定性的方式延长,导致潜在负债快速增加。因而当前管理养老基金潜在负债大于资产的风险,需从长寿风险的对冲管理角度展开。虽然对冲长寿风险的现有方法为数不少,但由于死亡险和年金产品分别由不同机构销售,自然对冲机制不仅难以发挥作用,而且不易操控。同时,已发生的零星交易观察,再保险公司并不热衷于对长寿风险进行分保。小型的退休金计划购买年金以处置长寿风险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年金,这只是转移问题而非解决问题。改变养老产品设计,比如设置递减支付、定期年金或采用DC计划,本质上都是要求个人自留长寿风险,属于长寿风险管理的低效表现,并不符合老人的养老需求。所以,各类养老保障型产品的提供机构仍在寻求更为有效的长寿风险管理方式。

在养老基金规模庞大且风险管理创新迅速的发达金融市场,从资本市场风险转移功能角度考虑设计与开发金融衍生工具以实施长寿风险管理的探索正在持续展开。虽然适用于交易所内交易的标准化合约开发还有很多障碍有待突破,但基于长寿风险管理的场外市场合约已有交易。

四、SwissRe死亡率证券和EIB/BNP长寿债券的启示

借助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Re)的死亡率证券和欧洲投资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EIB/BNP)设计的长寿债券的剖析,本文将探讨基于创新型产品的长寿风险对冲管理。

(一)SwissRe死亡率证券

2003年12月瑞士再保险公司发行了为期三年的死亡率债券,以便于减少瑞士再保险公司所可能面临的死亡率严重恶化的风险。SwissRe死亡率债券发行总额为4亿美元,每季付息一次,计息方式为三月期的美元LIBOR加上135个基点。该债券体现死亡率风险的设计为根据死亡率指数变化调整偿付的本金额度,也就是未预料的死亡率增加将导致偿付本金额度的减少。死亡率债券中跟踪的死亡率指数是在采集美、英、法、意和瑞士五国数据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

在SwissRe死亡率债券的三年有效期内,若实际死亡率指数未超过2002年基准指数的1.3倍,投资者可获得全额本金偿付;若处于基准指数1.3与1.5倍之间,则实际死亡率每增加0.01,本金偿付额减少5%;若超过基准指数的1.5倍,投资者的本金将全部损失[4]。

死亡率债券由特设机构发行,特设机构以债券发行获取的本金,购买价值4亿美元的高信用等级债券,同时借助于利率互换交易将债券利息转变为基于LIBOR的现金流。特设机构每季支付一次利息,债券到期时根据实际死亡率指数调整本金偿付额度。特设机构的存在既可使得瑞士再保险公司将该业务表外化,还可控制信用风险,增强投资者信心。

瑞士再保险公司的盈利与死亡率负相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与健康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正积极寻找交易对手以实现长寿风险的转移,否则大量积存的长寿风险需要保有规模庞大的资本金以满足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同时通过管理长寿风险,瑞士再保险公司还可维持较高的信用评级。死亡率债券的发行为瑞士再保险公司提供了极端死亡率风险的防护措施,有助于瑞士再保险卸载其可能面临的极端死亡率变化。

作为瑞士再保险公司的交易对手,债券投资者将在未发生极端死亡率事件的条件下,可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死亡率债券等同于死亡率指数的范围看涨期权,瑞士再保险公司是期权买方,债券投资者是期权卖方。

SwissRe死亡率证券是为应对突发重大灾难而设计的,债券有效期与长寿风险管理要求相差太远,而且指数编制与养老基金的受益人结构差距过大,即使该债券被用于短期长寿风险的套期保值策略,也会引发明显的基差风险。

(二)EIB/BNP长寿债券

法国巴黎银行(BNPParibas)原计划在2004年11月面向养老基金业推出长寿债券,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长寿风险证券化尝试。EIB/BNP长寿债券发行总额为5.4亿英镑,有效期为25年,是支付浮动利息的年金债券,其创新设计在于利息支付与幸存者指数挂钩,该指数计算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2002年65岁男性的实际死亡率,最初的利息支付额设定为0.5亿英镑。EIB/BNP长寿债券被欧洲投资银行(EIB)评定为AAA级信用等级并发售,由PartnerRe再保险公司承保长寿风险相关的超额损失。EIB/BNP长寿债券实质上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由欧洲投资银行发行的浮动利息年金债券,以欧元为计价单位;二是欧洲投资银行与法国巴黎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欧洲投资银行支付浮动利率的欧元现金流,获得固定利率的英镑现金流;三是欧洲投资银行与partnerRe再保险公司之间的死亡率互换[5]。

EIB/BNP长寿债券设计的可取之处包括:债券现金流的设计有助于养老基金对其长寿风险曝露实施套期保值,尤其是为特定参考人群提供长达25年的年金化支付时。幸存者指数依据国家统计部门的原始死亡率而编制,易获取的可信数据增加了市场透明度,可提升投资者信心。

EIB/BNP长寿债券并未成功发行,总结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长寿债券的有效期还不足够的长,该债券并不能成为养老基金的有效风险对冲方式,这妨碍了养老基金的投资意愿。二是资本要求高而风险降低的少,这使其成为占用资本金较多的一种风险管理工具。三是模型和参数的不确定性较高,使投资者和发行人缺乏充足的信心。即使长寿债券能够提供完全风险对冲,其所隐含的不确定性将使得合理定价成为不可能。四是潜在的套期保值者认为基差风险相对于债券定价而言过高。长寿债券的特定人群与多数年金和养老基金的受益人结构差异显著,如年龄阶段或性别因素,隐含的基差风险大。又如当年金受益人经历更快的死亡率改善(比定价的基础—全民指数),基差风险显著增加。基差风险增加的可能性原因还包括长寿债券特定的年金支付水平,在实现养老金计划存在支付提高的可能性(如基于通货膨胀率调整的年金化支付)。五是长寿风险所依赖的指数是中心死亡比率,这意味着幸存者指数将低估幸存人群的真实比例。

虽然EIB/BNP长寿债券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其中包含的长达25年的债券有效期、在场外市场实施死亡率互换、死亡率指数或幸存指数编制等都为长寿风险的资本市场管理工具与市场发展提供了借鉴。

另从以上两个债券的设计可看出,通过资本市场实施长寿风险管理还有很多障碍,如死亡率指数编制。有效的死亡率指数需消除具体投资组合和人群的个体差异,同时确保依然保留不能有效分散的长寿风险。就地域和社会人口统计因素而言,指数覆盖面应尽可能广泛,同时还需尽可能地接近参考它的投资组合,把基差风险(basisrisk)降到最低。只有这样,该指数才能成为公平交易和风险转移的理想市场基准,并实现长寿风险的市场最低价格确立[6]。

五、总结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长寿风险的日益累积,导致社会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改革和养老需要满足对年金等商业性养老机构的倚重。与此同时,长寿风险管理方式的滞后使得年金、养老基金等机构遭遇了长寿风险自留、监管资本要求提高等系列问题,这又抑制了商业性养老保险型产品市场的拓展。故而从长寿风险管理方式上实现突破,将有助于整个社会养老保障系统的优化。从已发生的交易看,可从以下方面加快长寿风险转移与对冲的实现。

一是鉴于政府已经由养老保障的第一支柱承担了可观的长寿风险,不宜再通过长寿债券发行负担更多的长寿风险,政府统计部门可提供死亡率原始数据,还可基于公开数据编制死亡率指数或长寿指数,作为长寿风险对冲管理市场发展的基准。

二是随着长寿风险的累积,市场需要大量的有效期超长的债券以便构造套期保值投资组合,尤其是递延年金需要期限长达50年甚至更长的债券以满足其年金费收取和年金化支付期间的现金流管理需要,而通过国债提供超长期债券是较为可行的。

三是长寿风险对冲管理市场需要在场内市场交易的标准化合约和在场外市场交易的非标准化合约相互匹配。场内市场可针对系统性的长寿风险设计标准化合约,由于合约的最终使用者类型多,各种信息、预期会迅速反映到市场竞争中,同时场内市场交易还具有流动性、交易机制设计等方面的优势,如死亡率指数或长寿指数交易。而场外市场非标准化合约可为投资者度身设计以对冲其非系统性的长寿风险,降低基差风险,如长寿债券、死亡率互换等。

基于指数型长寿风险衍生品、已有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衍生品和投资组合策略,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可有效地调整投资风险和回报率,更注重纯粹风险的管理,将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上,还可使得产品设计更加个性化、低成本,推进市场细分,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每个风险群体都能得到更为精确的定价。

参考文献:

[1]StephenRichardsandGavinJones.Financialaspectsoflongevityrisk

[2]ThomasCrawford,RicharddeHaan&ChadRunchey,LongevityRiskQuantificationandManagement:AReviewofRelevantLiterature

[3]SwissReinsuranceCompanyLtdEconomicResearch&Consulting.Annuities:aprivatesolutiontolongevityrisk

[4]AndrewCairns.LONGEVITYBONDSANDMORTALITY-LINKEDSECURITIES

养老保险论文篇（11）

二、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政部开始在部分富裕地区开展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1992年,民政部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要求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广农村养老保险试点。随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许多地方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以及对策建议(于潇、申斯迎,2000;王凯、雷丽,2001;尚长风,2004;安增龙,2004;乐章,2004;杨玲、吴湘玲,2005;方越峦、黄富荣,2005;文莉等,2006)。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围绕“是否要在全国普遍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对这一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在全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发达地区可以优先推进,落后地区则应暂缓推行(杨翠迎、庹国柱,1998;何文炯等,2001)。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逐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和战略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卢海元,2003;范献亮,2009),应尽快在全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从人口老龄化加速、农村家庭和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农村养老保险发展滞后、政府责任缺失、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等方面论证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王延中,2001;殷俊,2002)。此外,也有研究认为,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政治因素,而且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对于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影响(贡森、侯塞因,2004)。在农村土地保障、家庭保障功能不断弱化与“老农保”制度实施陷人困境等背景下,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在全国普遍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渐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共识。尽管如此,对于如何推进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改革这一问题,学术界尚存有诸多分歧。其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成为争论的焦点。关于制度模式的选择,许多学者认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应根据不同人群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分类设计、分步实施(郑功成,2002;卢海元,2003;刘洪波,2005;李春根,2006;杨翠迎、米红,2007)。有些学者认为,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应该回归传统,充分发挥家庭在养老保障中的主体作用。如陈银娥、王亚柯(2002)提出,应按照自下而上,经由自我养老保障一家庭(宗族)养老保障一社会养老保障一政府养老保障的路径,推行内敛型养老保障模式;应以家庭(家族)养老保障为主线,建立家庭(家族)养老资源的纵向风险分散机制,构建内源式生长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杨复兴,2005,马红鸽,2012)。同时,也有学者主张强化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如陈志国(2005)认为,应在中、低收入地区实施非纳费型养老金计划,并逐渐由商业保险取代个人账户养老金,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整合统一;宫春子、王杰峰(2008)则建议采取缴税、出售或出租集体资产、分享部分国有资产变现收人或国企利润、政府财政“买单”等方式完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此外,部分学者提倡建立‘‘政府责任和个人责任相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如尚长风(2006)提出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伙伴关系(即PPP模式);范献亮(2009)提出,应建立具有收人补充型、农民缴费与政府补贴相结合、普遍覆盖、现收现付制、DBS、PPP型基金管理、市(省)级统筹等特点的养老保障模式。也有学者主张建立基金积累制(曾毅,2005;刘昌平、谢婷,2009)和普惠型(杨德清、董克用,2008)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在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探索实践中,虽然形成了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模式,如北京模式、苏州模式、嘉兴模式和宝鸡模式等(黄庆杰,2009),但各地在养老保障制度模式选择方面仍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制度模式覆盖范围趋向于“全覆盖”;二是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三是缴费标准参照城镇,缴费方式更加灵活;四是建立以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为主、社会统筹账户为辅的模式(刘昌平等,2008)。广州市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较迟,因此针对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不多,但也有这方面的文献论述。裴培(2009)认为,广州市当前主要采取“分类分层保障”的模式,对不同类型的人群采取不同的保障措施,且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城镇与农村二元分化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变迁进行探讨。已有研究大多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变迁路径及总体特征进行梳理(王国军,2004;刘荃玲,2007;黄佳豪,2009;张艳,2012)。关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的原因,有学者分析了制度变迁中出现的各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形式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根源,认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集体经济力量削弱和家庭养老负担的增加等一系列矛盾,催生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萌发(王国军,2004);也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处于诱致性变迁的过程中,强制性变迁则很少发生(刘荃玲,2007);张艳(2012)则认为,由于受到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结构变化、家庭模式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家庭的养老照料以及经济保障功能的弱化,从而推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化养老模式转变。综上所述,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已有研究在制度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制度模式选择、筹资机制等方面做了一些理论探讨,近年来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实证研究方面有所加强,对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情况及基本经验的介绍有所增加。然而,巳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专门针对典型地区的实证研究较少;相关的专题研究较多但专题间的关联研究不够,相对缺乏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把握,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和研究不够深人(王晓琴、杨翠迎,2011)。此外,从地方的制度探索实践来看,2007年以来许多地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均经历了几次变迁。然而,目前关于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仍然较少,已有研究对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频繁变迁的现象却关注不够,并且缺乏对其制度变迁动力的系统理论解释。本文将重点关注2007年以来我国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频繁变迁现象。通过对广州市的个案研究,总结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本文尝试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视角,探讨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以期对上述‘‘频繁制度变迁”现象进行理论解释。

三、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变迁

本研究拟采用个案研究方法。罗伯特?殷(2004)认为,案例研究法最适合用于如下情况:研究的问题类型是“怎么样”和“为什么”,研究对象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研究者对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不能控制或极少能控制。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而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频繁变迁这一现象及其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至今仍未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对制度变迁的动力讨论也不深人。本文选择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个案,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广州作为省会城市,不仅具有一般地级市的所有属性,而且在政策制定方面通常比普通地级市拥有更多的自;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许多制度创新或试点均发源于广东省尤其是广州市,然而,近些年来广州在社会政策领域尤其是农村社会养老政策方面却明显缺乏政策探索的主动性和政策创新的动力;再次,自2007年以来,许多地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均伴随着频繁的政策调整’而广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变迁的频繁程度却明显高于周边其他大部分地级市。本文旨在通过对广州这一典型案例的梳理,探讨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这些互动是如何推动地方制度变迁,从而为解释国内其他地方的农村养老制度变迁提供参考。本文通过利用网上公开资料(包括相关政策文件、政府工作报告、统计数据等),开展实地调研,以及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主要负责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获得了大量关于广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第一手或二手数据资料。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仅制度建立时间较晚,而且伴随着频繁的制度变迁。截至2006年年末,广州市登记农村住户人口为316.59万人,农村居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0.89万人①,仅占农村人口的0.28%?,绝大多数农民仍缺乏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总体而言,广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变迁(见表1)。

(一)第一次制度变迁: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1.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除制度的初步探索2008年4月,广州市颁布实施了《广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建立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将“16周岁以上、未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未享受基本养老金)的被征地农民”纳人制度覆盖范围。广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A根据被征地农民的年龄情况,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分类保障”:即对于达到35岁但未达到60周岁的被征地农民,采用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办法,实行养老保险的保障原则;对于60周岁以上的被征地农民,其可以选择用缴费的方式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或选择不缴费但直接领取老年生活津贴,实行福利保障;对年满16周岁但不满35周岁的被征地农民,通过以培训后转移就业、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的方式,或者选择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方式来保障其生活,主要实行就业保障。同时,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扶持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养老保险费主要由个人缴纳,对个人缴费设定了从每月50元到130元五个档次标准,每个档次相差20元。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补助规定了每月20?60元五个档次标准,每个档次相差10元(见表2)。而根据《转发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07]91号)规定,各地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应坚持“政府、集体、个人三方共担筹资责任”的原则,但由于并未明确三方尤其是政府应承担的筹资责任及具体比重,导致广州市在执行上级政策时将主要筹资责任转嫁给了“被征地农民”。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的实现在2008年4月出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后,于同年11月颁布并实施《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标志着广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建立,制度覆盖范围从原来的“被征地农民”扩展到“16周岁以上、未参加各类社会养老保险(含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本市农村户籍人员”,基本实现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沿用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分类保障方式和筹资模式,并明确了政府的筹资责任,规定了对集体缴费和个人缴费的政府补贴标准(见表3)。

(二)第二次制度变迁: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到新农保

2010年11月1日,广州市开始施行《广州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对原来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整合,标志着新农保制度在广州市正式建立。与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比,新农保制度在以下方面做了调整:⑴改革制度模式。新农保制度实行“统筹账户+个人账户”的模式,参保人每月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全额由财政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平均余命系数。(2)强化政府的筹资责任。从表3和表4的对比可以看出,与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比,新农保制度降低了个人的筹资比重,增加了政府的筹资比重,政府和集体承担了新农保的主要筹资责任。同时,为了解决新征地项目社会保障工作中征地主体与失地农村居民商定缴费档次耗时过长、征地主体承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过重的问题,新农保制度重新规定新征地项目征地主体应按第5档标准(90元/月)预存15年的养老保险费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共1.62万元),并规定征地主体所承担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应单列计提,并列入征地成本,从而明确了征地主体所承担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的筹资来源。(3)激励参保人长期缴费。为鼓励45岁以下的参保人提高缴费年限,新农保制度对于参保人累计缴费满15年以上的,每超出1月增加0.1%的基础养老金。

(三)第三次制度变迁:从新农保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2012年8月,广州市颁布了《印发广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以新农保制度为政策框架,在对原新农保制度进行局部调整的基础上,将新农保与原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建立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城乡居民筹资标准和养老金待遇的城乡一体化。尽管总体上依然遵循原新农保的制度框架,广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在筹资和待遇给付两方面强化了个人增加缴费的激励: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或集体经济组织未给予补助的参保人,可参照集体经济组织补助标准缴纳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费用,同样享受政府对集体经济组织补助对应的补贴”“缴费年限超过15年的,每超1年,每月加发基础养老金6元”?,强化了参保人提高缴费水平和延长缴费年限的激励。

四、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力

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发展的一个缩影,其制度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探索、制度建立到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从2008年4月至今,广州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先后经历了3次较大的调整。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在短时期内地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如此频繁?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在推动地方制度变迁过程中,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呢?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尝试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的角度,对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力进行探讨。

(一)分析视角: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

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看,在过去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加之其垄断了国家几乎所有的重要稀缺资源,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自主性程度很高,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方面的自主性相对较小。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政府“放权”和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自主性逐渐增加①。在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只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政策,缺乏具体的实施措施和立法规范,同时鼓励地方积极进行试验和探索,对下级的变通行为表示默许,而下级对政策变通的运用完全出于地方的利益驱动(孙立平,1996)。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央政府政策就不是靠强行指令就能实现的,它需要依赖地方政府的积极合作和支持(金太军,1999);另一方面,当中央政府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权威时,原先地方政府采取的变通措施(试验或探索),可能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发生冲突(孙立平,1999)。在社会保障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尽管中央政府通常是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则负责政策的具体实施。然而,在社会保障政策实践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依然模糊,“统放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黄书亭、周宗顺,2004)。在中国当前行政体制下,尽管市级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中仍起着主导作用,上级政府的政策安排对于市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调整具有重要影响。

(二)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随着中央和省政府新农保政策的出台,广州市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很快被新农保制度所替代;随后,广州市又确立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总体而言,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是上级政府政策推动与市级政府自发探索相结合的产物;具体来看,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次制度变迁的动力仍存在一些差异。首先,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第一次制度变迁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政府在议程设置上的政策自主性,但政策内容上缺乏实质创新。广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体现了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这一问题,2006年至2007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并设定政策目标;广东省政府很快出台实施办法,对中央的指导意见和政策目标进行细化;广州市政府则根据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政策要求,制定具体的、可操作化的政策。尽管广州市在2006年提出要“探索失地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并于同年出台了“农转居”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2007年又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农转居,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研究被征地但未‘农转居,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但却一直未出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具体政策。为贯彻中央和省政府政策文件,广州市直到2008年4月才出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由此可见,广州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其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推动。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则更多地体现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2007年5月,广州市提出要“着力研究农村农民养老保险办法?”。2007年8月,劳动保障部等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可选择1?2个县级单位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广州市名列其中。2007年11月,广东省劳动保障厅等部门转发了上述通知,并在覆盖人群、筹资原则、制度模式等方面对各市开展新农保试点做出要求。在此背景下,广州市在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整合的基础上,于2008年11月在全市范围内探索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成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第一次变迁。在本次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只要求广州市等地级市选择1?2个县进行新农保试点,广东省政府主要负责向市级政府传达中央的文件精神,而广州市则在执行上级政策要求的基础上建立了覆盖全市所有县级行政区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如在访谈中广州市人社局的一位官员所说:‘‘农保政策不是说2008年才有的,早在1998年的时候就有了农保(老农保),这是大势所趋,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这跟‘有没有试点’是没有关联的。直接实现制度全覆盖,是大势所趋。这主要是国家(中央)的要求,是在建立制度全覆盖大趋势的前提下。”(GBOHRASSQ09Z01)由此可见,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第一次制度变迁的发生,是中央政府行政推动与地方政府自主探索相互作用的产物,尽管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自主性,广州市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实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出台了新政策,实现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加速了制度变迁的到来(或加快了议程设置),但是在总体上还是自上而下的产物,中央政府仍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力量。其次,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第二次制度变迁,主要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的产物。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政策安排对于广州市新农保制度的加速确立起了关键作用。2009年年初,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新农保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主要政策和有关要求,新农保开始正式列人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为了回应中央的政策要求,广东省政府于同年11月印发了《广东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办法》,对新农保试点的目标、参保范围、基金筹集、养老金待遇、待遇领取条件、相关制度衔接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在上述背景下,为执行中央和省政府的政策,广州市政府在对原来两项制度进行整合的基础上,于2010年11月确立广州市新农保制度,导致仅仅实施两年的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搁浅。关于此次制度变迁,广州市人社局一位官员认为:“跟省政府基本上没有关系,这主要是跟国家大的政策环境的调整有关系。因为广州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主要是看国家大的政策环境背景的’这跟某些人为的或者某些省领导的重要讲话是基本没有关系的’还是主要根据中央政策的大方向来确定。”(GBOHRASSQ13ZOD可见,第二次制度变迁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动的产物,省、市两级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执行中央的政策,市政府在本次变迁过程中相对缺乏政策的自主性。再次,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第三次制度变迁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产物,但市政府对于加速制度变迁的到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中央政府早已明确“城乡统筹”的发展方向,如国务院于2011年6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应与新农保合并实施。其他地方应积极创造条件将两项制度合并实施。”紧接着,2011年8月,广东在全省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部署暨新农保试点经验交流会议上明确要求,“全省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以城乡统筹为方向,着力抓好两项制度的政策衔接。各地在制定试点实施办法时,对城居保的各项具体规定要尽量与新农保保持一致,以利于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体化……①,,但是中央与省级政府却一直未出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农保制度并轨的具体实施办法。在此背景下,广州于2012年7月启动实施新农保与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险的制度并轨,并于同年8月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在具体做法上基本遵循了中央与省政府所提倡的并轨模式。“广州从上到下都是按照国家的模式来实行的。国家出台政策都不是一时兴起,也都是经过实证调研,所以这个思维在运用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定型的。所以’我们很多思路基本上与国家模式是一致的。”CGBOHRASSQ17ZOD“就广州的情况来讲,在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的时候之所以采取与其他个别城市不一样的制度并轨模式,是由于各个地方的不同条件所造成的。之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将两项制度合并实施,是因为我们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了,跟省领导的个人讲话或意志没有关系。我们都是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要求来做的,因为省里面对于这两项制度并轨的工作还没有具体展开。当时,广州相对来讲在全省是走在最前列的,在全省还没有出台具体的办法。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办法,全省其他城市多数是今年(2013年)出台的。”CGBOHRASSQ16Z02)由此可以看出,在第三次制度变迁过程中,虽然广州市(地方政府)在加速政策议程方面具有一定政策自主性,但中央政府在这一政策变迁过程(如政策模式的选择)中仍起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