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制度论文大全11篇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1）

企业年金的发展历程阐释

企业年金(CorporationPension)是由企业向职工提供的退休养老金,保障退休员工在一定年限内按年度获取一定数额的现金收益,又称“雇主年金”或者“职业年金”。与政府管理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不同,企业年金是由企业发起成立并进行管理,其设立一般是自愿性的,只在少数国家强制要求建立企业年金。根据各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同,企业年金在养老保险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区别。在实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例如北欧国家、荷兰、瑞士等,政府是养老保险的推动力量和管理者,企业年金占社会养老保险的份额较小。而在采取社会保险模式的养老制度的发达国家,养老保险的职责是由多层次的养老体系共同承担的,其中国家管理的基本养老金保障覆盖面广、水平低,由于退休员工工资相挂钩的企业年金计划提供大部分的退休替代率,另外个人自愿型养老保险起补充作用。这样的三支柱型养老保险体系被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所推崇。2005年世界银行报告提出了更为细化的五支柱模型,企业年金仍是其中的重要支柱。

考察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和英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发现,其企业年金的规模都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基金规模。在这些国家中,企业年金的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政府采取税收优惠等激励手段大力促进企业年金市场的发展,以此减轻政府管理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所承受的压力。此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是,这些国家企业年金的历史悠久,普遍被企业和员工接受与重视。

企业年金的形式是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转变的,特别是在最近20年中,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待遇确定型基金(DefinedBenefitpensionscheme)逐渐让位于更受欢迎的缴费确定型养老基金(DefinedContributionpensionscheme)以及混合型基金(hybridpensionfund)。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雇员享有的灵活性增加,企业与员工的紧密程度有所降低,投资风险由原先的雇主承担转变成雇员自主承担。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收益固定型养老基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不断增大,一些企业的年金计划规模达到甚至超过企业市值,企业的财务能力难以承受金融市场的波动,给年金计划进而给企业本身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伴随着21世纪初期主要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深度调整,待遇确定型的养老基金普遍处于基金不足的状态,巨额的赤字对公司的融资与经营活动都造成了不利影响。摆脱这种不利影响的一个途径就是用企业不承担投资风险的缴费确定型年金计划代替待遇确定型年金计划。这种转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同时新建立的年金计划也基本上都是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

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有一个分散-集中-再分散的过程:工业化时期之前,基本上是分散化的家庭养老,随着工业化进程国家承担起集中养老职能,近年来又是朝着建立分散化的个人养老账户发展。当然目前的分散化并不是回到最初的状态,而是一种统筹保险与个人账户的结合,国家保障基本的养老支出,个人账户保障退休后的生活质量。目前,国际上大多数的国家都采取这种“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各种支柱所承担的保障水平也不同。

从养老金筹资方式来看,历史上的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有一个从隐性的基金制(养儿防老)转变为现收现付的统一养老金支付,然后发展为以国家现收现付部分资金以担负起基本养老金,企业采用基金制进行个人账户的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承担的风险与获得的养老金水平的差异有着紧密的联系,基本上是个人面临的风险越小,差异越小,反之养老基金的风险越大,所能提供的养老金的差异就越大。国家统一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家保障个人的养老金支付,个人几乎不承担什么风险,但是个人获得养老金水平也基本上没有差异;在完全的缴费确定型养老保险基金制度下,个体退休时得到的养老金支付不仅与个体工作期间的缴费有紧密的联系,还与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金融市场的变化、人口死亡率的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率都有很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是两个人工作同样的年限拿同样工资,退休后由于投资市场的不同或者是退休的年代不同,所得到的养老金支付都很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历史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变革都是由危机引起的。建立起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是由于面临养老危机,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的改革是应对政府的财政危机以及人口老龄化危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采用现收现付制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牺牲下一代福利为上一代人养老,如果这种代际转移支付能够永远进行下去,建立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就不失为一种帕累托改进,也就是在不牺牲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福利。然而,从实际情况看,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果说第一次遭受危机的时候国家尚可以采取从基金制向现收现付制的转变解决社会养老问题,那么当这些国家再次遭受到经济危机侵袭的时候,短期的财政压力将导致政府无力应对,产生加重经济危机的宏观经济影响。相对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造成的短期财政压力,人口的老龄化导致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危机。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在多年前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人们普遍认识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寿命的延长,世界各国的人口结构普遍朝着老龄化发展。在老龄化的趋势下,要想维持现有的养老保险水平,将会大幅提高劳动人口的缴费比例,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解决社会养老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发展基金制,也就是说发展基金制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采用基金制既是为现在劳动人口未来养老支出建立储蓄,也是在社会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建立储备。作为进行基金积累的主体有几种选择,既可以由政府统一管理进行积累,也可以由企业建立年金计划进行积累,当然也可以由个人自行积累。在这几种积累形式中,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养老保险计划是较好的选择。这是因为公共管理的资产往往有极差的投资表现,另外政府作为现收现付基本养老金的管理者,如果同时进行资金积累的管理,可能会存在弊端。其次,如果由个人自行积累养老资金,那么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将导致一些人将用于积累的资金拿去消费,最终不得不由政府承担他们的养老。如果在企业这个层面进行养老基金的积累,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同时可以降低风险。由企业进行的基金积累在合适的政策指引下,缴费可以保证,容易得到快速发展。与政府管理的基金以及个人基金相比,企业年金计划的规模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既可以分享到较高的投资回报,又能够避免出现大面积的系统风险。

从以上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发展采取积累制的企业年金是完善和发展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必由之路。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年金

我国的现代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伴随着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建立的,1984年到1993年间基本建立起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1993年开始建立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2004企业年金正式作为我国补充养老金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市场化规范化运作的轨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国注重吸取了世界其他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经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案始终与国际主要潮流保持一致。比如我国企业年金的建立在规范之初就采用了国际主流的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实行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中,规定了我国企业年金实行完全积累制,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资金进入个人账户,账户基金按照国家规定投资运营并积累投资收益,退休时职工可从本人所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一次或定期领取企业年金。另外为了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也是充分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够成熟的现实,我国企业年金的管理在风险控制上更为严格,不仅采用了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分开管理的形式,对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领域、品种和比例都做出了严格规定。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企业年金的紧迫性更加突出。我国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全国平均养老金替代率在2007年为83%,部分省市甚至超过100%,也即是说养老金高于在职职工工资,这种水平的基本养老保险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将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严重,预计到2030年将会由不到3个在职职工来养活1个退休员工,到205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比例可能超过30%。如果继续使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维持现有的养老金替代率,届时在职员工的缴费率将超过60%,这是不可能实行的。大幅增加财政预算以保证养老金的发放将导致高额的政府赤字,无法持续。如果不增加财政预算,将来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必定会大幅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迫切需要企业年金发挥补充养老金的作用,应该对企业年金的发展进行大力扶持,包括制定统一的企业年金优惠政策以及其他鼓励措施。

对企业来说,企业年金计划的实施与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重要的一环,建立企业年金计划不仅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提高职工凝聚力,提升企业文化的很好机会。相信随着对企业年金的了解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会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建立和管理企业年金计划的行列中来。

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年金在社会保险体系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阐述了在我国大力发展企业年金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企业年金不仅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更是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政府需要完善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引导企业承担起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责任,二者共同努力发展企业年金市场。

关键词:企业年金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基金制

参考文献: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2）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要性问题探讨

学者苏颖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角度出发，认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快于城市”，加之“土地和家庭养老保障养老功能的弱化，应该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从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出发，强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迫切需要发展。因为：一是农民养老不完全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其对社会稳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农村传统养老方式功能弱化，迫切需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三是农民的生产生活越来越依赖市场，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学者赵慧洁，周田宇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党的十六要求出发，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势在必行”。学者鲁晓明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论述了我国农村构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学者秦建文，石文伟从社会发展的微观和宏观层面指出：“随着中国农村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深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科学院张忠松通过对山区65岁以上老年农民养老问题的样本分析，发现山区老年人口面临经济供养总量低等诸多问题，呼吁山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亟待建立。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问题

关于中国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学者赵建萍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职能”。关于政府在个人账户基金组成方面的作用，学者刘汉屏，李英娟认为政府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主体之一，“在坚持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共同出资的前提下，政府还应该根据农村农民的不同分类，承担不同的作用，利用公共财政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补贴”。学者汪柱旺认为：“从社会养老保险的特性和政府的职能来推演，政府应发挥其在农村养老保险中的主导作用，并以其主体地位来制定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的法律规范，推进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并强化其对农村养老保险的监控管理，从而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学者廖煜娟，潘怀明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力度，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提高土地保障功能、大力推行社区养老、逐步建立省级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黑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赵瑞政认为，公共财政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直接投入，建立起农民、集体、政府三方出资的新模式。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村养老保险处处长贾立春认为，政府应承担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必要资金投入，对基金运营采取兜底措施，基金管理层次下移，养老金核定、保值、增值、安全运营以县为单位进行管理，并有责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三、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问题

关于中国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学者刘汉屏，李英娟提出分层分类式农村养老模式的理论，认为可根据农村的现状将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分为四类：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以县或市为单位，直接在这些务工人员所在地设立个人的养老保险账户，农民在外打工时可以定期向家乡的账户注入一定的资金，数额以个人承受能力或选择为准，前提是政府对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设立级次，以满足不同收入层次人群的需求；对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可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的形式’；对于贫穷落后地区农民的养老保险，应该以政府为主；对于普通农民的养老保险，可以根据各地GDP层次的高低分为三小类，逐步增加国家财政补贴，适当减少个人的缴纳比例。学者廖煜娟，潘怀明认为，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应该选择“多支柱多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张忠松建议在山区要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并探索多种社会养老的办法，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老年人口养老需求；山西省忻州市委党校的王申堂提出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过渡模式”

的设想，指出要多途径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措问题

学者涂余华认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存在着保费筹集原则与参加自愿原则的矛盾，农民参保缺乏积极性；预筹积累为特征的储蓄型保险制度导致养老基金互济性差；保费筹资来源不稳定，社会养老缺乏充足可靠的资金保障；保费投资形式单一，缺乏增值的有效途径等问题。应该通过各级财政补贴、土地资本化、税收等渠道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问题”。学者秦建文，石文伟则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应该“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

（二）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探讨

为了确保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学者涂余华认为，应该“设置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专营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在养老保险增值率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地方，允许养老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领域。”学者邹德新，曹旭杰认为，应该“提高基金统筹层次，保证基金保值增值”。学者王令耀认为“必须加强对基金的监督管理，建立开放式的监督机制，完善审计、监察、财政等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外部监督制度，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从开始收缴到存储及投资，均由专业对口银行运营，民政部门负责调控与监督，实行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定期向各方面公布有关情况，增加透明度，提高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以确保基金安全”。建议“在保证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安全的基础上要逐步放松投资管制，允许养老基金进行适当组合，同时可以放宽投资的领域，选择投资回报较高而且稳定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五、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

学者宋斌文，张琳结合浙江省宁波市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分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问题，提出农村养老保险的改革设想。学者胡婷婷也对宁波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建议“积极稳定和规范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加紧研究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学者高民庆探索推进成都农村社会保险工作的对策：“逐步建立统一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分层推进全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资金筹集机制，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集体资金筹集机制，推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享受政府社会补贴政策，农民工应享受政府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学者史维良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陕西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陕西省农村居民的养老宜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与社区（集体）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的保障形式：家庭保障仍然是该地区农村养老的保险的主要方式，同时应赋予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进入原则，本着“先易后难、由点到面、逐步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工作：本着被征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先行和具备条件的地方先行的“两个先走”的原则，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工作的进行。

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方面，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村养老保险处处长贾立春认为，由于农村保险费完全靠农民个人积累，公共财政没有投入，国家规定农村养老保险金只能存银行和买国债，但国家并没有同时提供优惠的利率和特种的定向国债，影响农民眼前的资金周转，致使农民没有参保积极性；

学者彭嘉圣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重视不够；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要求；国家和集体的财力有限；传统的、落后的保障方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农户对参保缴费顾虑较多。学者朱红瑾，吴昊认为：“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呈现‘盛世危机’的迹象，及时而妥善地解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之举。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以政府财力为后盾，借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制度的先进经验，让广大农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开发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成为正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学者孙涛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低效的原因是：农村人口多，老年人比重过大，农民收入水平低，缴费压力大，缺乏国家的财政支持和集体单位的配套缴费，养老基金的运营及管理不合理，银行利率持续递减，养老保险金发放标准过低，缺乏法律、法规的保护；所以，国家“财政支农费用中应该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贴资金；把减免的部分农业税转变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允许农民以产品或劳务抵支养老保险金；建立农民养老保险的动态账户；允许农民实行土地权投保；建立赞助基金”。学者邹德新，曹旭杰在指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发展中存在“制度覆盖面小，缺乏共济性；政府责任模糊，保险缺乏社会性；保障水平低，难以保障基本生活；基金管理水平低，难以防范金融风险；缺乏强制性，参保率低”问题的同时，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思路：“坚持低水平、广涵盖、可持续、强制性的原则；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坚持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支持三方共同负担的筹资模式；提高基金统筹层次，保证基金保值增值”。

学者李永成认为现行农村养老保险的困境是：“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是正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重视不够；在农村采取完全是积累型的养老保险模式带来了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大部分是收入较高的居民，而其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李永成也提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困境的解决之道：“破除在相关管理部门那种以土地养老的观念；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开拓资金来源，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发展；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缴费确定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适当为农村养老保障提供相应的财政补贴；尽快开展进城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学者鲁晓明认为：“层次低、不统一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多重制约、破解难度大是建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立足实际、制度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思路。”

学者张献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保障水平过低；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忽视了农民养老的文化因素；忽视了农民养老的心理因素；忽视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同时认为，应该积极总结和分析苏南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渐推广。学者秦建文，石文伟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村民的思想意识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普遍很低；缺乏政府财政支持”。应该通过“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明确基本保障标准；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等措施予以完善。学者蔡鸿铭认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国家重视不够，养老保险滞后；自给来源不足，吸引力小；基金增长速度慢，入不敷出；违规存放基金，造成巨额损失”等问题。其原因是“传统观念依旧，现代保险意识尚未形成；集体经济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破坏基金的完整性；改革措施步配套，束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蔡鸿铭建议采取“加快法制建设，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益；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持力度；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基金统筹管理层次”等方法予以完善。

而学者杨翠迎、张晖等人在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西部的大部分省分则不具备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条件。学者任保平认为：在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坚持城乡接轨、地域与职业相结合、发达地区先行一步、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的策略。

学者肖云，文莉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提高政府和集体的出资比例，强化青年农民的投保意愿；提供发展多种收入途径的有利环境，促进传统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化；实行三种保险多重结合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不断改变青年农民的养老观念；提高政府信誉，增强农民投保信心”。吴承平、吕世辰学者认为，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立法要先行，即首先要制定和颁布《农村社会保障法》。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条例》《农村社会救济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同时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内容，最终建立起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在2006年老年学学术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突出：享有退休金的老人仅占5.5%，享有集体养老补贴的仅有0.4%，认为自己经济没有保障的农村老人高达45.3%；农村老年人中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充分重视，政府对农村老龄化程度已经大于城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的问题，至今没有研究专门的应对策略。唐钧认为，国家应重视老龄化问题的真正难点——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应建立一个“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有自我发展潜力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新农村建设一周年论坛上，刘从龙指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参保率低，覆盖面窄，保障不足和保障程度低；二是政府责任特别财政扶持没有到位；三是基金保值增值存在较大困难三方面的问题。刘从龙认为应该采取如下的对策：一是把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纳入国家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配套政策，理顺管理体制，规范业务管理；三是落实政府责任特别是加大各级财政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的投入，积极引导农民参保，逐步扩大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刘从龙认为，对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地方，则应该：一是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投入；二是建立农民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稳定的筹资机制；三是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业务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贾立春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所以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是由于原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模式本身存在缺陷；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公共财政更倾向于投向城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完全靠农民个人积累，集体补贴微乎其微，保险金的增值幅度与银行利率大致相当，缴纳保险金影响到农民眼前的资金周转，所以农民没有参保积极性。其建议国家必须形成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政策，否则会给农民的流动造成障碍。赵瑞政建议：尽快建立和推行强制性和激励性相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较好的乡镇可优先发展；分阶段推行强制性储蓄积累，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学者胡婷婷针对传统农村养老保险的弊端，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构想，并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参保范围对象、保险费缴纳、养老金给付以及与现行农保衔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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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3）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要性问题探讨

学者苏颖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角度出发，认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快于城市”，加之“土地和家庭养老保障养老功能的弱化，应该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从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出发，强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迫切需要发展。因为：一是农民养老不完全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其对社会稳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农村传统养老方式功能弱化，迫切需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三是农民的生产生活越来越依赖市场，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学者赵慧洁，周田宇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党的十六要求出发，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势在必行”。学者鲁晓明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论述了我国农村构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学者秦建文，石文伟从社会发展的微观和宏观层面指出：“随着中国农村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深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科学院张忠松通过对山区65岁以上老年农民养老问题的样本分析，发现山区老年人口面临经济供养总量低等诸多问题，呼吁山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亟待建立。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问题

关于中国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学者赵建萍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职能”。关于政府在个人账户基金组成方面的作用，学者刘汉屏，李英娟认为政府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主体之一，“在坚持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共同出资的前提下，政府还应该根据农村农民的不同分类，承担不同的作用，利用公共财政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补贴”。学者汪柱旺认为：“从社会养老保险的特性和政府的职能来推演，政府应发挥其在农村养老保险中的主导作用，并以其主体地位来制定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的法律规范，推进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并强化其对农村养老保险的监控管理，从而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学者廖煜娟，潘怀明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力度，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提高土地保障功能、大力推行社区养老、逐步建立省级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黑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赵瑞政认为，公共财政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直接投入，建立起农民、集体、政府三方出资的新模式。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村养老保险处处长贾立春认为，政府应承担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必要资金投入，对基金运营采取兜底措施，基金管理层次下移，养老金核定、保值、增值、安全运营以县为单位进行管理，并有责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三、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问题

关于中国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学者刘汉屏，李英娟提出分层分类式农村养老模式的理论，认为可根据农村的现状将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分为四类：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以县或市为单位，直接在这些务工人员所在地设立个人的养老保险账户，农民在外打工时可以定期向家乡的账户注入一定的资金，数额以个人承受能力或选择为准，前提是政府对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设立级次，以满足不同收入层次人群的需求；对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可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的形式’；对于贫穷落后地区农民的养老保险，应该以政府为主；对于普通农民的养老保险，可以根据各地GDP层次的高低分为三小类，逐步增加国家财政补贴，适当减少个人的缴纳比例。学者廖煜娟，潘怀明认为，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应该选择“多支柱多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张忠松建议在山区要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并探索多种社会养老的办法，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老年人口养老需求；山西省忻州市委党校的王申堂提出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过渡模式”的设想，指出要多途径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措问题

学者涂余华认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存在着保费筹集原则与参加自愿原则的矛盾，农民参保缺乏积极性；预筹积累为特征的储蓄型保险制度导致养老基金互济性差；保费筹资来源不稳定，社会养老缺乏充足可靠的资金保障；保费投资形式单一，缺乏增值的有效途径等问题。应该通过各级财政补贴、土地资本化、税收等渠道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问题”。学者秦建文，石文伟则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应该“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

（二）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探讨

为了确保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学者涂余华认为，应该“设置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专营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在养老保险增值率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地方，允许养老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领域。”学者邹德新，曹旭杰认为，应该“提高基金统筹层次，保证基金保值增值”。学者王令耀认为“必须加强对基金的监督管理，建立开放式的监督机制，完善审计、监察、财政等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外部监督制度，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从开始收缴到存储及投资，均由专业对口银行运营，民政部门负责调控与监督，实行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定期向各方面公布有关情况，增加透明度，提高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以确保基金安全”。建议“在保证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安全的基础上要逐步放松投资管制，允许养老基金进行适当组合，同时可以放宽投资的领域，选择投资回报较高而且稳定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五、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

学者宋斌文，张琳结合浙江省宁波市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分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问题，提出农村养老保险的改革设想。学者胡婷婷也对宁波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建议“积极稳定和规范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加紧研究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学者高民庆探索推进成都农村社会保险工作的对策：“逐步建立统一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分层推进全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资金筹集机制，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集体资金筹集机制，推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享受政府社会补贴政策，农民工应享受政府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学者史维良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陕西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陕西省农村居民的养老宜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与社区（集体）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的保障形式：家庭保障仍然是该地区农村养老的保险的主要方式，同时应赋予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进入原则，本着“先易后难、由点到面、逐步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工作：本着被征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先行和具备条件的地方先行的“两个先走”的原则，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工作的进行。

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方面，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村养老保险处处长贾立春认为，由于农村保险费完全靠农民个人积累，公共财政没有投入，国家规定农村养老保险金只能存银行和买国债，但国家并没有同时提供优惠的利率和特种的定向国债，影响农民眼前的资金周转，致使农民没有参保积极性；

学者彭嘉圣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重视不够；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要求；国家和集体的财力有限；传统的、落后的保障方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农户对参保缴费顾虑较多。学者朱红瑾，吴昊认为：“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呈现‘盛世危机’的迹象，及时而妥善地解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之举。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以政府财力为后盾，借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制度的先进经验，让广大农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开发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成为正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学者孙涛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低效的原因是：农村人口多，老年人比重过大，农民收入水平低，缴费压力大，缺乏国家的财政支持和集体单位的配套缴费，养老基金的运营及管理不合理，银行利率持续递减，养老保险金发放标准过低，缺乏法律、法规的保护；所以，国家“财政支农费用中应该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贴资金；把减免的部分农业税转变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允许农民以产品或劳务抵支养老保险金；建立农民养老保险的动态账户；允许农民实行土地权投保；建立赞助基金”。学者邹德新，曹旭杰在指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发展中存在“制度覆盖面小，缺乏共济性；政府责任模糊，保险缺乏社会性；保障水平低，难以保障基本生活；基金管理水平低，难以防范金融风险；缺乏强制性，参保率低”问题的同时，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思路：“坚持低水平、广涵盖、可持续、强制性的原则；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坚持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支持三方共同负担的筹资模式；提高基金统筹层次，保证基金保值增值”。

学者李永成认为现行农村养老保险的困境是：“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是正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重视不够；在农村采取完全是积累型的养老保险模式带来了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大部分是收入较高的居民，而其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李永成也提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困境的解决之道：“破除在相关管理部门那种以土地养老的观念；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开拓资金来源，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发展；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缴费确定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适当为农村养老保障提供相应的财政补贴；尽快开展进城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学者鲁晓明认为：“层次低、不统一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多重制约、破解难度大是建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立足实际、制度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思路。”

学者张献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保障水平过低；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忽视了农民养老的文化因素；忽视了农民养老的心理因素；忽视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同时认为，应该积极总结和分析苏南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渐推广。学者秦建文，石文伟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村民的思想意识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普遍很低；缺乏政府财政支持”。应该通过“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明确基本保障标准；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等措施予以完善。学者蔡鸿铭认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国家重视不够，养老保险滞后；自给来源不足，吸引力小；基金增长速度慢，入不敷出；违规存放基金，造成巨额损失”等问题。其原因是“传统观念依旧，现代保险意识尚未形成；集体经济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破坏基金的完整性；改革措施步配套，束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蔡鸿铭建议采取“加快法制建设，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益；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持力度；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基金统筹管理层次”等方法予以完善。

而学者杨翠迎、张晖等人在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西部的大部分省分则不具备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条件。学者任保平认为：在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坚持城乡接轨、地域与职业相结合、发达地区先行一步、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的策略。

学者肖云，文莉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提高政府和集体的出资比例，强化青年农民的投保意愿；提供发展多种收入途径的有利环境，促进传统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化；实行三种保险多重结合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不断改变青年农民的养老观念；提高政府信誉，增强农民投保信心”。吴承平、吕世辰学者认为，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立法要先行，即首先要制定和颁布《农村社会保障法》。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条例》《农村社会救济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同时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内容，最终建立起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在**年老年学学术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突出：享有退休金的老人仅占5.5%，享有集体养老补贴的仅有0.4%，认为自己经济没有保障的农村老人高达45.3%；农村老年人中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充分重视，政府对农村老龄化程度已经大于城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的问题，至今没有研究专门的应对策略。唐钧认为，国家应重视老龄化问题的真正难点——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应建立一个“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有自我发展潜力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新农村建设一周年论坛上，刘从龙指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参保率低，覆盖面窄，保障不足和保障程度低；二是政府责任特别财政扶持没有到位；三是基金保值增值存在较大困难三方面的问题。刘从龙认为应该采取如下的对策：一是把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纳入国家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配套政策，理顺管理体制，规范业务管理；三是落实政府责任特别是加大各级财政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的投入，积极引导农民参保，逐步扩大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刘从龙认为，对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地方，则应该：一是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投入；二是建立农民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稳定的筹资机制；三是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业务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贾立春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所以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是由于原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模式本身存在缺陷；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公共财政更倾向于投向城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完全靠农民个人积累，集体补贴微乎其微，保险金的增值幅度与银行利率大致相当，缴纳保险金影响到农民眼前的资金周转，所以农民没有参保积极性。其建议国家必须形成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政策，否则会给农民的流动造成障碍。赵瑞政建议：尽快建立和推行强制性和激励性相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较好的乡镇可优先发展；分阶段推行强制性储蓄积累，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学者胡婷婷针对传统农村养老保险的弊端，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构想，并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参保范围对象、保险费缴纳、养老金给付以及与现行农保衔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苏颖.浅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及措施［J］.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09).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4）

(一)资金来源

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涉及到两方面问题，即缴费由几方负担和缴费基金具体以何种方式筹集。就养老基金的负担方这一问题来说，一般以雇主、雇员及政府三方出资为主或至少是其中两方出资。就各国实际而言，投保资助型国家主要以三方负担为主，政府的责任主要是间接的；而储蓄型模式中，政府基本不承担责任。

具体来看，福利国家的基金来源于一般税收，基本上由国家和企业负担，个人不缴纳保险费或缴纳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例如，瑞典退休者在工作期间不必缴纳任何保险金或保险税。在投保互助型的美、德、日等国中，美国的养老金以社会保障税的形式负担，主要由雇员和雇主缴纳，国库原则上不负担，典型的依靠目的税负担费用，根据所得最高税率可达27%；欧洲大陆国家养老金来源比较多样，主要来自保险费，但以国库的部分负担为补充，其中德国除主要由保险费(占所得比例的17.7%)负担外，国库也分别负担12-15%；东亚的日本也是雇主、雇员、国家三方负担型，日本对其基础部分除有定额保险费负担外，国库负担高达33%。储蓄型模式的典型代表东南亚的新加坡，不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给予拨款，强制雇员和雇主同时投保，以形成保险基金，并制定个人账户，记载个人缴纳保险费情况，国家在银行利息上给予优惠。

(二)财政方式

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大类，各有优缺点。从根源上说，现收现付制是用工作一代人所创造的财富为同一时期的退休一代人的养老金进行支付，所以它是一个跨代的收入再分配问题，会影响到不同代人之间的福利，并且这种方式可能会“挤出”部分个人储蓄。基金积累制的融资部分或全部来自于参加者个人的缴费，而由缴费集中起来的基金又要用来进行投资，所以参加者最后的养老金是根据个人的缴费记录及基金会的投资回报而定的，对个人储蓄没有太大影响。

一般来说，投保资助型、福利型国家及保险型国家的法定养老保险多采用现收现付制，储蓄积累模式国家采取完全积累制。同时，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国家一般也会留有少量的基金积累。大部分发达国家都从完全积累制开始，之后由于经济上不能维持，转而向现收现付制，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工业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模式。例如，德国吸取了“二战”前积累制管理社会保险资金的教训，认为它易受经济周期变动、通货膨胀、战争等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因此战后主要采取现收现付制。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给选择现收现付制的国家带来日益加重的财政压力，西欧发生“福利国家危机”，日本惊呼“年金制度将崩溃”，连小心谨慎的美国也进入“福利困境”。因此，养老保险私有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以智利为代表的养老基金私有化改革倍受推崇。相比而言，发展中国家较多采用积累制，典型的代表国家是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的新加坡。

(三)给付水平

1.计算基数的对比，即按照不同期间的平均所得作为养老金计算的基数，一般采用的期间越短，给付水平越高。有的国家以加入养老金计划的整个期间为基数，例如德国就以加入全期间平均所得为基数，还有些国家以退休前几年的平均所得为基数，例如意大利仅以退休前5年间平均所得为基数。

2.调整指数的对比，即按照相应的指数来调整养老金有利于提高给付水平。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按工资水平予以调整。经济繁荣、物价稳定时，养老金额随一定时期内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动而调整，符合分配的效率原则，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许多发达国家都流行这种做法。二是按物价水平予以调整。经济衰退、物价飞涨时，以物价水平作为养老金调整的基础，总体上能补偿物价上扬对退休人员生活的影响，效果比较直观，简便而易行。20世纪70年代之后，剧烈的通货膨胀导致发达国家开始起用这一调整机制。

3.替代率标准的对比。替代率是养老金额相对于过去所得的比例，是有效的衡量给付水平的工具，替代率越高，给付水平越高。并且计算替代率的标准也各不相同。由于依据不同的计算基准，不仅会使替代率大相径庭，而且使养老金的实质水准相差悬殊，无论各国采取什么办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尽量不让替代率过高，以防止福利刚性。

4.给付基准的对比，可分为受益基准制与缴费基准制。受益基准制的受益标准与受益人过去的缴费多少无关，而是“各尽所能，按需再分配”，具有较强的公平性和共济性，但可能会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例如，瑞典的基本养老金用于保证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支出，凡年满65的公民，都可以享受基本养老金，是一种典型的受益基准制。

(四)支付条件

享受养老金待遇的条件通常有四个：

一是退休，大多数国家规定的最基本条件就是必须完全退休或基本退休。既要减轻养老金支出带来的过重负担，又要妥善解决社会就业问题，退休年龄问题是重要的政策问题。西欧、北欧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智利、澳大利亚等国，均规定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而亚洲、非洲等国家规定的年龄为55或60岁。二是工龄，即必须达到一定的工作年限，通常为男25年左右，女20年左右。三是缴费年限，即缴够规定期限的保险费，如10年、20年等，各国规定不同。四是居住期限，即参保人须达到规定年龄，并符合居住国所规定的居住期限，方可领取养老金。这四个条件不一定要同时具备，有些国家只要符合其中一至几项即可。

二、国外养老保险改革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性老龄化浪潮的到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大潮开始席卷全球，各国改革的路径大相径庭、各具特色，但总的来说，各国都十分注重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制，积极进行私有化改革。

美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主要是结构性的改革辅之以有限的制度改革，即建立混合制的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因为该国有强调个人责任和自助的历史传统，长期寻求把政府作用局限在尽量小的范围内，因而改革的方向是以私营个人账户制度为主体模式。

拉美等国的改革则是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即彻底否定现收现付制的财务机制，建立以商业化管理为特征的基金制。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

济比较落后，现收现付制下企业和国家的负担相对沉重，没能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危机，现收现付制破产是迟早的事。

瑞典等福利国家致力于向名义账户制度为主转变。因其改革的压力较大，长期实行现收现付制，要想立刻建立积累制，遇到了两方面的困难和阻力：一是经济上的，即需要巨额转制成本；二是非经济领域的社会政治问题。且这些国家一贯强调社会和谐与互助，长期把寻求平等和消灭贫困作为重要政治目标，所以选择以名义账户为主的模式(瑞典、意大利、波兰等六国)。

德国等国家福利支出的财政压力也很大，但任何私有化改革常常会引起激烈的社会反弹甚至遭到工会和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反对，从而使改革举步维艰，因此进行了温和的改革。主要是削减给付的标准，提高退休年龄，严格给付资格，且过渡期长。这种边际性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在社会养老政策中一贯担任的“国家保护人”角色，养老风险的负担不断向个人身上转移。

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一贯强调社会稳定，长期主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选择了中央公积金制度。

三、国外经验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借鉴

(一)根据目标确定明确的模式

无论何种制度模式都应以是否能更好地实现公平(实现公平原则)还是实现效率(实现养老)这两大目标为基础。各国在构建养老保险制度时，其依据和出发点是不同的，如北欧国家强调以公民权平等为基础；而英国强调养老保险应保障居民的最基本生活条件；德国、日本强调受益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美国则更注重效率。

公平与社会互助是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目标，因此我国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应首先考虑实现公平性，在当前城乡及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更应侧重于公平的实现，即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并大力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当然，公平也不排除效率，为更好的实现养老目标，我国应建立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目前需要加强的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补充养老保险。

(二)根据国情建立完善的制度

各国政府都以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作为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一次性全部构建所有的支柱层次，大都是分阶段地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适应本国国情的养老保险体系。因此，根据国情来建立完善的制度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关键。

首先，应根据经济实力。国民经济能提供的物质资源及政府与社会的承受能力决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例如，结合我国国民经济的现状，应坚持低标准的养老保险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再逐步提高，而不能像福利国家那样开始标准定得过高，等到通胀后再来压缩则非常被动。其次，应根据文化传统。应该很好地利用某些传统遗产，如在新加坡，养老保险非常注重家庭养老，并将其写入法律，使之从道德层面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就是充分利用东方人文化的产物，值得我国借鉴。

(三)根据效果设计有效的改革

通过对国外养老保险改革的比较，可以看出，现有的各种养老保险计划各有优缺点，人们可以运用构成这些方案的“砖”或新发现的其他“砖”构建更多的模式。我们认为，应该根据我国正在进行的养老保险改革的效果对改革进行修正，不能因为某些模式在某些国家实施而盲目照搬。我国目前选择的“统账结合”的办法虽然在以前的实行过程中出现过个人账户“空账”现象，但不能因此否定“统账结合”的办法，而应该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欧洲一些国家近年来开始实行的名义账户制，尽管从理论上看有不少优点，但在借鉴这种制度前，要慎重考虑，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1]罗元文.国际社会保障制度比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郭士征.社会保障基本理论与国际比较[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3]穆怀中.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4]佟爱琴.养老保险国际比较及其借鉴[J].财贸研究，2003，(1).

[5]尹丹莉.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其借鉴[J].现代财经，2002，(12).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5）

本文的具体估计程序如下：首先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估计个人的工资收入函数，之后根据函数的估计结果得到个人工资年收入的预测值，并在一定的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的假设条件下，估计出每个人一生的工资收入分布；再根据养老保险制度对缴费和养老金计发办法的规定，计算出每个人的终生养老保险费、终生养老金纯受益额等变量，讨论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一）工资收入函数及终生工资收入

我们以个人工资收入的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以个人的年龄、学历、职业等个人特征为解释变量来估计工资收入函数。

根据上面的工资收入函数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由(2)式得到个人在某一时点的工资年收入的预测值。但这样得到的工资预测值只反映了年龄—收入效应，而没能反映工资收入的年龄群体效应(CohortEffect)⑤，因此在计算个人一生的工资收入的(3)式中，我们加入了每个时点的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

（二）终生受益与终生缴费

我国在1997年《决定》中，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了不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对改革前退休的人员即通常所说的“老人”按改革前的规定计发；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即“中人”，个人缴费和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退休时发给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对改革后参加工作的人员即“新人”，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在现实中，人们参加工作和退休的年龄有所不同，因而“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划分与年龄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但如果作为一种标准模式，假定人们20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的话，则2002年时65岁以上的人属于“老人”，26岁至64岁的人属于“中人”，25岁以下的人属于“新人”。本文选取的样本是2002年年龄在20-59岁之间的就业人员，因而“中人”最多，有少量“新人”。本文根据上述政策规定和假设计算个人的终生养老金受益，即“中人”的终生养老金受益额为退休至死亡期间领取的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总和的现值；“新人”的终生养老金受益额为退休至死亡期间领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总和的现值。这样，根据1997年《决定》的有关规定，我们可以分别由(4)、(5)、(6)式求得个人一生中领取的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在2005年《决定》中，由于调整了个人账户的计入比例和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所以个人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7)、(8)式进行计算。

1.基础养老金（1997年《决定》方案

4.基础养老金（2005年《决定》方案）

下面我们介绍个人终生养老保险缴费金额的计算方法。1997年《决定》规定企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比例是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为本人缴费工资的3%，以后逐年提高至8%。由于企业缴费部分对企业来讲也是雇员人工费用的一部分，从经济学含义来看这部分成本最终也是由受雇人员承担的。所以本文在计算个人的终生养老保险缴费时，设定企业负担的部分按个人工资水平所占份额分摊给个人，保险费率按本人缴费工资的28%计算。另外，私营企业职工、自由职业者等的保险费率，根据2004年9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为本人所在地的社会平均工资的18%。在2005年《决定》中这一比率调整为社会平均工资的20%。同时，1997年《决定》和2005年《决定》都对保险费的缴纳设有上下限，即缴费工资超过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300%的个人，其缴费上限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00%；缴费工资低于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60%的个人，按60%计算。这些规定都反映在本文对不同职业和不同工资收入的个人的养老保险缴费计算中。

（三）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2002年对全国进行的城市住户调查。该调查涉及住户成员个人特征及收入、家庭资产等内容；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到个人在2002年的工资年收入、年龄、开始工作年龄、就业状态、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等信息。本文选取了代表东北地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辽宁、广东、四川的样本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三省合计样本数为26072人，实际用于本文的工资收入函数估计及养老金纯受益估计的样本为20-59岁的就业人员，共计8576人。

2、主要估计结果

利用上面介绍的分析方法，我们得到了工资收入函数的估计结果（见表1），(12)并以此得到样本人员8576人一生中各个时点的工资收入预测值的贴现值以及终生养老保险缴费额的贴现值、终生养老金领取额的贴现值，从而可以计算出每个人的终生养老保险纯受益额，描述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转移状况。我们首先用终生纯转移率（终生养老保险纯受益额除以终生工资收入额）这一指标来测度代际间的收入转移程度。

注：1.*、**、***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2.省略变量分别为女性、高中、个体／私营、一般职员、批发零售餐饮业、广东。

3.下行为HCSE(heteroscedasticityconsistentstandarderror)。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2年住户调查数据。

图1给出了在1997年改革方案下的辽宁、广东、四川三省分年龄的终生纯转移率的分布，纵轴表示各年龄组所有样本的终生纯转移率的平均值，横轴表示2002年时的年龄。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省都在35岁左右与横轴相交，也就是说35岁左右的人员，一生领取的养老金和一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基本持平，比35岁年轻的人员则缴费贡献大于养老待遇。这意味着这些年代的人员的养老金内部收益率低于资本收益率，通过养老金制度他们一生工资收入的1%-10%左右被转移给其他人员。从保险精算公平的角度看这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对35岁以下的人员的待遇设定不合理，他们逃避加入改革后的养老保险是一种合理的经济行为选择。

图2是对1997年方案和2005年方案的比较。由于从图1中我们已经知道三省的分布趋势是相同的，所以这里我们只选取了辽宁和广东两省作比较。图2的结果表明：第一，与1997年方案相比，各代人的终生纯转移率都有所提高，即在2005年方案下各代人都能领取更多的养老金；但养老金的边际增长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第二，在2005年方案下，一生领取的养老金和一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基本持平的年代变为30岁左右的人员，缴费贡献大于养老待遇的年代的人员，被转移出去的收入也有所下降，为一生工资收入的1%-3.5%左右。概括起来讲，与1997年方案相比，2005年方案增加了年轻一代的养老

金待遇，但同时加大了中老龄年龄组的收入差距。

表2显示了工资年收入的十等分组的终生纯转移率和终生纯受益额在不同年龄分组中的分布情况（1997年方案）。20-29岁的年龄组和50-59岁的年龄组，按每5岁分组和按10岁分组的结果趋势相同，所以表2中这些年龄段只给出了10岁分组的结果。从表2中我们看到：终生纯转移率的变化趋势三省都是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终生纯受益额则在不同年龄组显示出不同的结果，即比30岁年轻的人员和70%的30-34岁的人员的终生纯受益额为负值，40岁以上的人员为正值；终生纯受益额的变化趋势在不同年龄组也不同，比45岁年轻的人员，终生纯受益额与终生纯转移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即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而减少，但45岁以上的人员，其终生纯受益额则基本上是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在1997年改革方案下，在45岁以上的年龄组中存在着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转移的逆向收入转移倾向，但在比45岁年轻的人群中则没有这样的逆向转移，养老保险制度发挥着由收入高的人向收入低的人转移的再分配功能。由此可以看出，在传统的现收现付制下存在的收入逆向转移的倾向（宋晓梧，2001），通过制度改革得到了改善。

图1分年龄分省份的终生纯转移率

注：(1)终生纯转移率＝（终生养老金领取额－终生保险缴费额）／终生工资收入额×100。

(2)终生养老金领取额等为2002年时点的贴现值；年龄为2002年时点的岁数。

图2分年龄分省份的终生纯转移率比较

我们还根据2005年《决定》的规定作了同样的分析，发现与1997年方案相比，通过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逆向收入转移的年龄段降低了，由原来的45岁以上变为40岁以上，而且逆向转移的程度加大了。图3显示了两种方案下逆向转移程度的不同。另外，本文还按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分析了不同年龄组的终生纯转移率的分布情况，发现按1997年方案估计的话，在国营企业和三资／股份企业工作的35岁以下的职工以及在集体企业工作的30岁以下的职工，其终生纯转移率为负值；而私营／个体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终生纯转移率在各个年龄组均为正值。只是这样的估计结果是在以下前提条件下得到的，即该人员从1997年起直到退休，一直都按制度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从而可以按制度规定获得各项养老金。如果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话，不能领取到基础养老金，则他们一生的养老负担与受益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我们又按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计算了终生保险费率（终生养老保险缴费额除以终生工资收入额），发现在35岁以下年龄组的私营／个体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终生保险费率为30%-40%，也就是说这些人员为了老后领取到全额养老金，必须把一生工作收入的三到四成用于缴纳养老保险费，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状况在2005年方案下也同样存在。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扩大覆盖面，让城镇各类企业职工都在养老保险的覆盖之下。但从以上分析结果看，如果没有其他再分配制度的辅助，私营／个体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就会发生生活困难，可能即使想参加养老保险也无法参加。

图3(a)工资年收入的十等分组的终生纯受益额比较

图3(b)工资年收入的十等分组的终生纯受益额比较

3、主要发现和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城调队收集的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对1997年和2005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实证性的定量分析，从中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分析结果。其一，在1997年方案下，养老保险缴费与待遇基本相等的代际人员为2002年时35岁左右的那代人，比35岁年轻的代际人员是缴费大于待遇，他们一生收入的1%-10%通过养老保险制度被转移给其他代际的人员。在2005年方案下，一生领取的养老金和一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基本持平的代际人员为2002年30岁左右的人员，他们被转移出去的收入有所下降，为一生工资收入的1%-3.5%。因此，可以说2005年方案提高了各代人的养老金待遇，降低了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不平衡。其二，在1997年方案下，改革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逆向收入转移效果得到改善，但在2005年改革方案下，2002年时40岁以上的群体中存在较明显的逆向收入转移倾向，且逆向转移的程度比1997年方案更强。其三，在不同年龄组表现出的养老金终生纯受益的不同，基本上是年龄和工资水平的差距的反映。也就是说越年轻的人员，工薪收入越高的人员，其从养老保险制度中得到的纯受益越小。从终生养老金纯受益的角度看，工薪收入较低的私营／个体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受益最大。但从终生保险费率看，他们的负担也最重，参加养老保险变得不现实；所以要想扩大覆盖面，让城镇各类企业职工都有参保的积极性和可行性，还需要其他再分配措施配套。

综上所述，2005年12月的改革提高了各代人的养老金纯受益，缩小了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之间的代际不平衡，但加大了高年龄组的代内不平衡，扩大了逆向收入转移的程度。所以从改善代际间的不平衡状态来看是好的，但从改善代际内的收入分配效应来看却是不好的。如何建立一个在代际间和代际内都有良好再分配效应的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今后的重要课题。

本文的上述结论是在假设今后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和养老待遇计发办法不变，且财政收支能维持平衡，参保人在整个工作期间按规定全额缴费的条件下得到的。如果这些前提条件有所改变，那么估计结果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另外，作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我们准备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行以下分析：第一，在分析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转移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有无养老保险制度时的终生贴现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以期得到更多关于养老保险制度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的结论。第二，对未来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实际利率、养老保险缴费率及基金实际回报率等参数采用不同的数值进行估计，以此考察宏观经济参数的变化以及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在缴费和受益设定方面的调整对个人终生养老金纯受益额等的影响。第三，利用本文分析得到的1997年和2005年养老保险制度方案下的收入转移的基础数据，进一步考察上述不同方案下的储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

注释：

①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除非特殊说明，下文中提到的养老保险制度就是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②如按时间序列列举，近几年的主要研究文献有：劳动保障部和博时基金(2001)、世界

银行(2001)、赵耀辉和徐建国(2001)、王燕等(2001)、袁志刚(2001)、宋晓梧(2001)、孙祁祥(2001)、何新华等(2002)、郑秉文(2003)、李绍光(2003)、郑伟和孙祁祥(2003)、蔡昉和孟昕(2003)、任若恩等(2004)、封进(2004)、何立新和金子能宏(2005)、王新梅(2005)、程永宏(2005)。

③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定量描述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收入转移状况，为学术界评价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及抉择机构确定今后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提供客观依据，而对现存的收入再分配是否公平合理不做讨论。

④从已经发表的研究文献来看，还没有文献从该角度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⑤指在个人特征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因素，出生年代在后的人会比出生年代在前的人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⑦为简化计算起见，本文选用一般男性的正规退休年龄60岁。

⑧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1993年、2002年、2003年卷；《中国金融年鉴》1997、2000、2003年卷。

⑨死亡年龄利用世界银行(2001)中提供的寿命变动预测结果。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6）

一、产权理论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产权现状

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马克思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指由物存在及关于它们自身使用而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是一系列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从产权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养老保险制度的产权能帮助我们界定个人在养老过程中的责任、成本和收益。

根据产权理论，产权可以分为：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和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从产权视角看，养老保险的统筹账户应该属于所有参保人的共有财产，属于共（公）有产权；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部分属于私有财产，是私有产权；养老保险中的国有产权指的是全国社保基金中用于养老的部分，这主要由中央财政或转让国有资产而来，是国家的重要储备和战略资源。

根据产权理论，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其经济效率是有差异的。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他在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时，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由于成本过高而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

当前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严重的产权问题，首先是产权界定不清晰，没有明确界定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和范围外边界，造成大量养老基金的流失和企业逃避缴费的行为。其次，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产权，其实，事实上财政基金部分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再次，个人账户的产权归属也不明确，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养老基金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

二、不清晰的产权权利对中国养老保险的影响

当前中国采取的是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部分属于被保险人的共有产权，而个人账户部分是个人的私有产权。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私有产权承认和维护，但是在具体权利的界定上还不是很完善和精确，这对我国养老保险产生了不利影响。

1.制度设计中的产权模糊问题。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虽然明确了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相结合的模式，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担的原则已经确立，但是各方的具体责任划分并不明晰，责任分担处于模糊状态；同时，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这两者之间的产权主次关系也没有明确。这就意味着管理层并不清楚要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到底是以社会统筹（现收现付）的共有产权为主，还是以个人账户（基金积累）私有产权为主。这种制度设计上的模糊，不利于制度的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还会带来严重的“空账”问题。

2.个人账户产权不明问题。个人账户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储蓄，其积累的资金本质上是缴费者的私人财产，对其享有完全产权。作为其权利的自然延伸，缴费者个人在缴费期内享有其个人账户资金的自由转移的权力，通过选择较高管理水平的经营者投资运营，以获得较高的收益，实现个人财产的收益权。一般来说，个人是其私有财产最好的看守者，在缴费者对其个人账户基金享有完整的产权时，个人有足够强的风险意识和强烈的动机去关心资金的使用情况。但在目前的制度基础上，由于政府的强制性使个人账户基金的产权受限，激励机制受到损害。特别是在政府承担起对养老金的运营时，个人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没有较强的动机去关心自己资金的使用情况，更由于现有制度框架内，获取资金经营状况的信息成本很大，导致缴费者个人基本上放弃了这一动机。而个人账户基金所有者权力的缺位，使得政府不具备足够的责任心来管理好这笔基金，往往把个人账户资金作为一种廉价的资本来源，用于平衡政府财政预算、补偿政府的债务和行政支出等。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已严重威胁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基础，个人账户基金产权的不完整已使得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处于一种无效率运行的状态。

3.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不清晰的产权使得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存在基金大量被挪用、流失、浪费、贬值的现象。2006年底国家审计署公布了29个省区市、5个计划单列市三项社保金审计结果显示，71亿违规养老基金被审出。很多地方政府挪用、占用养老基金现象严重。如河南新密市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637万元存入两家城市信用社，由于2002年11月信用社撤销，资金面临损失。2006年初，广州市社保局称，广州曾有9亿元养老金被挪用，其中5.7亿已无法追回。有些行业主管部门存在截留社保费的问题。如建行贵州省分行与工行贵州省分行少申报缴费基数，在征得贵州省社保局的同意后，对已提取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6422.64万元予以截留。

三、中国现行产权制度的变迁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分析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是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是以国有产权为特征的。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政府和企业职能的重新定位，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立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个人积累制转变的改革模式。当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个人积累制转变时,“新人”不再负责“老人”和“中人”养老金的供应,政府此时承担起了兑现“老人”和“中人”领取养老金权利的责任，从而出现一种隐性债务,这种债务过去隐藏在现收现付制下,体制的转轨才使其显性化。《决定》虽然对“老人”和“中人”的退休待遇如何确定有了规定,但并没有落实资金来源的政策,也没有建立起与隐性债务相对应的基金积累。在养老保险改革实践中,政府采取向“新人”和“中人”的个人账户透支的办法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现象严重。从1995年社保制度改革开始至2004年底,中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累计已达7400亿元,而且每年还会以1000多亿元的速度增加,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仍在现收现付制的老路上运行,并没有实现部分个人积累制的改革目标。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问题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缺乏信任，部分积累制有名无实,养老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其二,国家作为养老保险最后的支付者。如果空账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将转化为巨大的财政负担,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三,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隐性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严重的支付危机,影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主要两个产权因素影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一个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之间的共有产权和私人产权之间的产权界定问题，另一个是共有产权和个人账户私人产权的产权保护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从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来协调，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产权不明晰主要原因是现行统账结合模式没有对政府、企业和个人责任予以清晰的界定，这就需要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政府企业责任，解决制度设计中的模糊问题。同时尽快将社保基金管理条例纳入立法日程，禁止基金被占用和挪用。清晰的产权是解决养老保险制度问题的根本途径。

2.明确个人账户产权归属和提高其运营效率。作者认为，应该同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个人账户一样，政府应明确个人账户产权归属个人，任何部门不得挪用挤占。另一方面，对于个人账户基金必须从社会统筹账户中分离出来，个人除了在缴费期内不得提前支取外，对其享有完全的产权以及拥有广泛的个人账户基金投资选择权，亦即有权选择竞争性的基金管理公司为其投资经营，以获取高投资回报。

3.在清晰界定产权的同时，注重产权的保护。中国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克服了单一的现收现付制以及完全基金积累制度的缺点和不足，是一种创新。但是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连贯的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产权，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没有达到设想的目标。所以，国家在政策上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对产权的保护和维护，妥善解决转轨过程中的隐性债务，做实个人账户，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缺点和不足，从而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

总之，从产权角度上讲，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形式和内容上完美结合根本上需要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对社会统筹的共有产权与个人账户私人产权的清晰界定和保护来解决，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7）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必备条件。基本养老保险亦称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是一种最主要的养老保险待遇。其基本含义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劳动者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根据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和所具备的享受养老保险资格或退休条件，按月或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保险待遇，主要用于保障广大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程

我国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属于“现收现付”模式，即将当年所收保险费全部用于支付当期应付养老金，没有养老金的积累。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作为市场经济体制重要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旧有的制度安排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实施新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用以指导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按照这些文件的精神，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由旧的“现收现付”模式向新的模式转变。

2000年及其之后，先后下发了多个文件，改革创新了基金征缴拨付机制、宏观监管机制、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个人账户实账积累机制、缴费激励机制、企业年金制、多元筹资机制和企业退休人员社会管理服务机制，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由“差额缴拨”改“全额缴拨”，社保机构对企业征缴养老保险费与企业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分离，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堵住了由企业拖欠和社保机构挤占养老基金的制度性漏洞，确保了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社会化发放和基金安全。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在旧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度下，国家、单位包揽了城镇居民的养老支出，在新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下，占社会保障主要地位的社会保险支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国家的福利支出将大幅减少，个人支出将大幅增加，这对于习惯于政府、企业包揽的绝大多数城镇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支出预期，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消费倾向下降。已退休及将退休人员都在重重顾虑下谨慎花费，至于尚未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退休后收入没有保障，则更不敢放手消费。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单位保障到国家保障再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模式的演变。所谓部分积累制，即设立两类账户（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并将雇主和雇员的缴费分别放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在养老金给付时则分别从上述两个账户中按比例分配。同地区受益人从社会统筹账户所获给付是相同的，但每个受益人从各自的个人账户中获得的给付多少则不同。最终导致每个受益人养老金给付水平有差异。也就是说，在职期间参保时间越长、收入越高者，其所获养老金给付就越多；相反，在职期间参保时间越短、收入越低者，其所获养老金给付就越少。

部分积累制的筹资模式适当增加了个人责任，提高了劳动者的缴费比例，居民的个人账户积累将会替代居民用于养老和防止意外事故而进行的个人、家庭储蓄。我国居民一向具有较强的预防动机和遗产动机，因此，较高的缴费率可能不会过多地影响人们的储蓄，而只影响人们的消费。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人们在闲暇与收入的选择上，往往更注重后者，上缴费用后，人们可能会通过多提供劳动而求得补偿，从而加重就业压力。而且，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提高社会保障的缴费比例，会减少他们当期可供消费的收入量，减少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可见，过高的个人缴费率不但影响个人的即期消费，而且对我国整个经济的良性运行都可能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与企业的缴费率一样，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工资水平下，个人的缴费水平也应该适度，不能超出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

广大农村居民缺乏社会保障，消费能力释放受到抑制。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国家财力的原因，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长期以来一直以城镇居民为核心，农村居民向来较少感受到社会保障的安全可靠性。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仍以家庭保障为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革对农民消费需求影响较小，农村居民缺乏社会保障，从而对农民的消费需求产生了抑制作用。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8）

Abstract：Theendowmentinsurancesystemofruralmigrantworkersisfacingpolicyfailure，becausetheirinsuranceaccountscannotbetransferredtotheplacewheretheymigrated.Thereforetheyhavetoterminatetheendowmentinsurancerelationship，whichhasledtothe“thetideofendowmentinsurancetermination”.Torelievethepredicamentofthetide，weneedanewvalueselectionofshiftingfromeither-orvalueorientationtomulti-valuepropositionthatpaysmoreattentiontointerestbalanceandadjustment.Withthis，thispapersuggeststhattoprotecttheendowmentinsuranceinterestofthemigrantworkers(especiallytheruralmigrantworkers)，weexecuteanendowmentinsuranceonaprovincialbasiswithoutlosingtheurbanmode，establishasystemofpermanentsocialsecuritynumber(SSN)，executethesystemofsocialsecuritydocumentrecord，setupacentralclearingandsettlementsystemandbranchitoutprovincially.

Keywords：ruralmigrantworkers；endowmentinsurance；valueselection；policydesign

经过学界多年的呼吁，近几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各地陆续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然而，这一惠民色彩浓重的公共政策，在“退保潮”的强烈冲击下，成为政策失效的经典范本。导致退保潮一浪高于一浪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无法在不同地区之间顺利地转移接续，而不断地跨地区流动是农民工最通用的就业方式，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就这样在无法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制度中付之阙如，农民工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退保。重新审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诉求并进行重新定位，是突破地区分割壁垒、破解退保困境的必要环节。

一

1987年，深圳率先开始尝试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此后，鉴于农民工数量巨大并且增加迅速，广东(1998年)、北京(1999年)、浙江(2001年)、上海(2002年)等省市也陆续开始探索适应本地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措施和办法。2005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要求，“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这一决定的推动下，将农民工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畴迅速成为各地社保部门的重要职能，并且成效明显。

目前国内各地实行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1]。①扩面模式：即在现有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制框架内，将覆盖面扩大至农民工群体。在这体制中，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采用统一的政策，唯一的差异在于农民工因工资水平低而缴费基数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省市最多，深圳、广东、江苏、浙江、河南等采用这一模式。②仿城模式：即参照“城保”制度的做法，为农民工设计独立的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并且作为独立的体制进行单独管理。目前主要有北京市采用这种方式，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与扩面型养老保险办法大体相似，唯一的差异在于：当农民工与原就业单位终止劳动合同时，养老保险可以保留或转移，但不允许退保。2001年8月颁布的《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农民工个人账户存储额，只有在本人达到养老年龄时，才能支取。农民工在达到国家规定养老年龄前死亡，其个人账户存储额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③综合保险模式：即是指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多种社会保险置于同一个框架下统一承办、独立管理的社会保障方式，该方式由上海市于2002年首创实施，成都市于2003年开始推行。综合保险与前述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异为，一是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项目设在同一账户中，所缴纳的综合保险费，按照不同比例分别用于养老、医疗和工伤3个保险项目；二是全部由企业(雇主)缴费，农民工个人无需缴费；三是保险基金的管理、运作和支付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这样无论农民工如何流动迁移，在男子满60岁，女子满50岁时，可以凭“老年补助凭证”到户籍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公司约定的机构领取老年补贴。

以上3种模式各有利弊，其中，扩面模式是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最具代表性。但这一模式正在普遍遭遇退保困境。由于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频繁流动的农民工往往只能选择退保。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保持在95%以上，东莞市社保部门60%的工作是为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2]；2008年1月份，苏州市也有600多万民工办理了退保[3]。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20号文件《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是退保的主要依据，该文件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账户并计息，凡重新就业的，应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也可按照省级政府的规定，根据农民合同制职工本人申请，将其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凡重新就业的，应重新参加养老保险”。退保困境的产生正是源于这一制度安排。

相比之下，上海市首创的综合保险模式，由于借助商业保险公司的管理平台和信息网络，很好地解决了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的问题。但这一交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措施有两点始终被质疑，一是独立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不能发挥其与社会保险的调剂、补充和统筹功能；二是政府对综合保险不承担托底责任，当保险资金出现危机时，责任完全由保险公司和个人承担，而保险公司的市场经营风险，极有可能会完全由属于弱势群体的参保者承担[4]。因此，游离于整体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不具备社会保险统筹共济功能的综合保险模式也难以成为解决退保难题的有效方案。

二

农民工退保浪潮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何被视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重要举措却遭到了农民工的冷遇和放弃?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为何在养老保险的政策设计中被简单化地处理为“退保”?答案正如学界所一致认定的那样，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无法转移接续的关键在于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政府的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在现有的政策设计中，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内，对发达地区而言是利益极大的。

因此，于建嵘尖锐地指出，正是由于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普遍持有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对农民工的歧视，在有意识地维护着现有养老保险无法转移接续的缺陷。农民工发生跨地区流动时，尽管现行政策对养老保险关系的处理有“转移接续”和“退保”两种选择，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中，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占有以农民工参保名义征缴到的巨额保险费，因此，要么鼓励农民工退保；要么不告知利弊，就干脆将政策解释为“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争利，导致农民工的保障待遇得不到保障，“制度上的福利”演变为“实际上的负担”[5]。身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面对这样的养老保险，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在无奈中被迫退保，放弃权益。

有关资料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98年，广东省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仅不到600万人；在出台了将农民工“纳入”的政策后，参保人数急剧增加，到2004年增长到将近1600万人，6年中增加了167%，约占当年全国参保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与此同时，参保的离退休人员却只从143万人增加到220万人，仅占全国参保离退休人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广东省也因此成为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最高的省份，2004年全省累计结余的养老保险基金高达597亿元，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由于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维持在95%以上，该省将近600亿的“累计结余”很大比例是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因为在现行政策下农民工退保后，这部分基金无需支付给农民工，永久地归入当地社保基金[6]。广东省便是从农民工养老保险中获益最为明显的省份。

然而，从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视角出发，中国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才是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状态不得不维持下去的主要理由。农民工在整个就业年龄段中，往往辗转若干个省份和城市工作，而养老金的缴纳地和领取地之间往往工资水平和养老金缴纳水平方面悬殊较大，跨地区转移后，养老金发放标准将难以设定，其间需要突破过多的管理难题，相应的管理成本也将十分高昂。从几个农民工输入大省(市)的工资水平对比看，似乎也确有道理。2007年，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4707元，北京为39867元，广东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到29443元，江苏为27374元，湖南为18275元，四川为21312元，安徽为22180元，相当于江苏的80%，江西省为18400元，仅相当于广东的62%。如果以城市作为比较单位，则差异更大。2007年江苏省13个省辖市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为南京市，达到35908元，最低的为宿迁市，为16852元，只及南京市的47%。

三

显然，学界密切关注的是政策设计背后的价值选择，认定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是建立在严重的价值偏误基础之上的，即地方利益优先的价值定位严重偏离了社会保障的公平准则。而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着重强调的则是政策设计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将地区分割壁垒的形成归因于地区经济差异导致的技术障碍。

应当说，学界的剖析是准确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是一项典型的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与其他领域政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必须以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为价值导向。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公共政策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分配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执行的难易以及政策实施的有效与否。然而，当前中国的公共政策存在一些显著的价值缺失和偏误。例如，公共性价值缺失，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强势群体所左右；公共政策的自利化及功利化倾向突出，政府在政策设计和实施环节中，利益明显向自身倾斜，甚至不惜与民争利[7]。简言之，价值选择决定政策设计，政策设计决定政策成败。

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价值偏误。其实，中央政府已经充分注意到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特性是就业稳定性差、收入低、流动性大，也原则性地建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8]。然而，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并未提供可以操作实施的配套方案，而仅仅是一项供各地方政府参考和自由选择的原则性措施。这一政策显然为各地的地方利益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促使农民工“退保”是对地方利益最为有利的措施，因此，为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往往是发达地区社保部门年终岁末主要的业务和职能。

然而，退保导致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失效，将为未来的中国社会预备了一个数以亿计的养老保障缺失的老年人口群体，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严重的民生负担。2008年2月27日，国家统计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至2006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13亿人，其中，40岁及以下的新一代农民工人数已达1.08亿，占外出从业劳动力的82.1%。农民工的“高流动性”是一系列社会结构因素所决定的，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其就业的低收入、间断性和地域间的高流动性以及与城市社会的隔离状态被一些学者称为“半城市化”，并且这种“半城市化”状况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9]。一方面，“半城市化”固化的趋势可能意味着农民工将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另一方面，如果说老一代的农民工多采用“城市—家乡”的城乡流动模式，那么新一代农民工(主要指40岁以下的农民工)最有可能采取的区域流动方式将是“城市—城市”的城际流动模式，多项实证研究显示，新一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农业劳动的经历和技能，心理和行为上已经对农村环境十分抵触，在区域归属的认定上极少有人认为将来会回到农村，定居城市正在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最大愿望和热切追求[10-11]。因此，他们未来的养老保险将不可能依靠目前农民和老一代农民工普遍依赖的土地保障，能够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体制极有可能是未来数以亿计的老年农民工唯一可以依托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养老保险政策的公共价值就在于能够为被保险对象提供基本的老年生活保障。

由此看来，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价值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设计，不仅关乎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的现实效果，而且关乎未来中国整体的社会负担状况和民生状况。打破地区壁垒，使农民工养老保险能够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无疑应当成为这一政策的关键目标。

四

地区分割导致的退保困境和政策失效有无可能突破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必须是重新进行价值定位，即从“两极化”的价值定位走向多元化的价值定位。当前，一极是各级决策者，奉行政府和地方利益优先的价值定位；另一极是学界，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痛击农民工养老保险中的地方割据，高呼应放弃地方利益。价值选择上的两极对垒，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政策调整的步伐。

和谐社会理念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应该从固执地追求事实上难于真正实现的公共利益向均衡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位移”[12]。一个现实是，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和农民工群体都成为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公共选择理论也指出，政府遵循“理性人”假说，同样具有自身利益，并且将采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当然，政府追求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两者利益的共同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标。因此，必须赢得各个主体的充分认可和共同参与，才可能使该政策行之有效。一味要求发达地区牺牲地方利益，地方政府便毫无动力推动和实施这一政策，则这一惠民政策无从启动。以中国之大，没有地方政府的倾力而为，任何国家层次的政策都无法落到实处。罔顾农民工群体利益，实行地区分割，则农民工用脚投票，纷纷退保，使这一政策劳而无功。

因此，必须从目前两极对垒的价值选择转向和谐协调的价值定位，以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优先、适当兼顾地方利益为目标。政府在坚持公共服务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协调农民工群体利益与地方利益。

以现有的信息化条件和公共管理能力，地区经济差异以及工资水平的悬殊给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设计所带来的技术障碍，远非难以破解的难题。工资水平在各地悬殊不一，并非中国特有，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借助信息化技术和网络化的管理平台，并且配置适应高流动就业方式的养老保险政策设计，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可以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的社会保险号制度就为频繁流动的美国人解决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问题。欧盟国家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甚至可以实现在不同国家之间无障碍地兑现。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突破这一困境肯定不存在无法突破的技术障碍。

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调整和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使其能够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目前基本有两类思路：一是期望国家尽快实行一体化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但由于农民工往往是跨省流动，提高统筹以适应农民工跨省流动的养老保险体制，必须在中央一级实行统筹，否则依然难以解决地区分割问题。而中央层次的统筹，要付诸实施可能需要长期的等待。二是弹性保险制度，这一思路要求在基本制度框架全国统一的情况下，在以下几方面实行弹性化管理：缴费基数、费率或缴费额弹性化，即在规定范围内根据个人的收入状况和承受能力选择缴费档次；缴费地点和时间弹性化，即农民工可自由选择在输出地或输入地缴费，也可自由选择按年、季、月缴费[13]。这一思路依然将农民工的输入地固定化，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依然无法实现；而如果选择在输出地缴费，事实上是不具有可行性的，输出地的社保机构是无法对输入地企业的缴费行为进行监管的。三是在现有框架下实行全国结算的思路，即“工作地缴费，分段记录；退休地发放，全国结算”，其主要办法是，在目前各地分割的养老保险体系下，在中央和省一级建立一个专门的社会保险金支付的核算中心，专门为曾经在各省市之间流动的退休人员服务，流动就业者就可以在其退休后定居的地方领到其应该领到的所有养老金，然后再由中央的核算中心牵头，实现各省市之间的资金流转[6]。

妥善而尽快地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需遵循利益协调的价值定位，新的思路需充分考虑到与现有地区分割式的养老保险体制的兼容和对接，全国结算的思路颇有启发。因此，笔者提出以下思路：保持现有各地实行的仿城型养老保险模式基础上，实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建立终生社会保险号；实行社会保险档案记录管理制度；设立养老保险中央结算中心及其在各省的分支机构，以保障跨地区流动人员(首先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具体办法为：①借鉴美国的社会保险号，给每个公民设定一个终身的、与身份证号码一致的社会保险号。②社会保险号作为一个账户，首先在养老保险中使用，实行全国联网，记录每个就业者的详细养老保险缴费记录。具体的缴费档案和记录，必须在全国任何一个社保机构中供查询；并且，由就业者自己保存一份，跟随本人流动。③就业关系中断、变革或异地流动时，养老保险关系和缴费记录由社会保险号确认，随人转移，重新就业时，在新的就业地凭社会保险号自动接续。④个人所缴纳的基金进入个人账户，随人转移，但企业为其所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留在原缴费地。⑤养老保险的缴费累计时间：将现有的累计15年改为累计缴费180个月。如果不满180个月，养老金的发放则需按缴费时间计算相应折扣。⑥多次跨地区转移的就业者的养老金发放标准的设定：根据其详细的缴费记录中的各个工资基数和相应的养老金缴费额，与退休地的平均工资比较计算获得一个养老金发放系数。⑦建立养老保险中央结算中心，在各省设立垂直分支机构，一方面专门负责异地转移流动就业者的养老金结算与发放，另一方面负责各省之间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结算与流转。⑧不允许参保者退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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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钧.让农民工社保异地转移接续[J].望新闻周刊，2007(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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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米庆成.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探析[J].青年研究，2004(3)：25-32.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9）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用以指导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按照这些文件的精神，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由旧的“现收现付”模式向新的模式转变。

2000年及其之后，先后下发了多个文件，改革创新了基金征缴拨付机制、宏观监管机制、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个人账户实账积累机制、缴费激励机制、企业年金制、多元筹资机制和企业退休人员社会管理服务机制，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由“差额缴拨”改“全额缴拨”，社保机构对企业征缴养老保险费与企业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分离，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堵住了由企业拖欠和社保机构挤占养老基金的制度性漏洞，确保了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社会化发放和基金安全。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在旧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度下，国家、单位包揽了城镇居民的养老支出，在新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下，占社会保障主要地位的社会保险支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国家的福利支出将大幅减少，个人支出将大幅增加，这对于习惯于政府、企业包揽的绝大多数城镇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支出预期，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消费倾向下降。已退休及将退休人员都在重重顾虑下谨慎花费，至于尚未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退休后收入没有保障，则更不敢放手消费。

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单位保障到国家保障再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模式的演变。所谓部分积累制，即设立两类账户（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并将雇主和雇员的缴费分别放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在养老金给付时则分别从上述两个账户中按比例分配。同地区受益人从社会统筹账户所获给付是相同的，但每个受益人从各自的个人账户中获得的给付多少则不同。最终导致每个受益人养老金给付水平有差异。也就是说，在职期间参保时间越长、收入越高者，其所获养老金给付就越多；相反，在职期间参保时间越短、收入越低者，其所获养老金给付就越少。

部分积累制的筹资模式适当增加了个人责任，提高了劳动者的缴费比例，居民的个人账户积累将会替代居民用于养老和防止意外事故而进行的个人、家庭储蓄。我国居民一向具有较强的预防动机和遗产动机，因此，较高的缴费率可能不会过多地影响人们的储蓄，而只影响人们的消费。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人们在闲暇与收入的选择上，往往更注重后者，上缴费用后，人们可能会通过多提供劳动而求得补偿，从而加重就业压力。而且，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提高社会保障的缴费比例，会减少他们当期可供消费的收入量，减少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可见，过高的个人缴费率不但影响个人的即期消费，而且对我国整个经济的良性运行都可能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与企业的缴费率一样，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工资水平下，个人的缴费水平也应该适度，不能超出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

广大农村居民缺乏社会保障，消费能力释放受到抑制。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国家财力的原因，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长期以来一直以城镇居民为核心，农村居民向来较少感受到社会保障的安全可靠性。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仍以家庭保障为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革对农民消费需求影响较小，农村居民缺乏社会保障，从而对农民的消费需求产生了抑制作用。

参考文献：

1.马红鸽.中国养老保险现状与对策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10）

一、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的主要模式

目前，我国农民工已达2.5亿人。然而，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覆盖面很低，很多农民工并不能像市民那样享受养老保险。近年来，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各地在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最具代表性的是深圳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山西模式，这四种模式都各有优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一）深圳特区模式

深圳市规定，“非本市户籍的员工”与深圳市户籍的员工一样，按员工个人缴费工资的13%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中员工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5%缴纳，企业按员工个人缴费工资的8%缴纳；计入个人账户的比例与本市户籍的员工相同，为个人缴费工资的11%。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才能在退休后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达到退休年龄但累计缴费不满15年，或在退休前调出、辞工离开深圳特区，个人账户积累额将转入当地社会保险机构或全部退还本人。深圳模式优点是农民工在参加和享受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方面获得了“市民待遇”，使缴纳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人群大大增加，有利于减缓未来城镇户籍人口“老龄化”给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动态平衡带来的负面影响。缺点是，低收人农民工缴费压力较大。

（二）北京模式

北京市规定，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为上一年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19%，其3%进个人账户。农民工以此为基数每月缴纳8%，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农民工按缴费工资基数的11%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可以继承、转移，并在达到退休年龄时支取本息；而统筹部分的发放原则是按累加原则，缴费满1年的发1个月相应缴费年度的本市职工最低工资平均数，以后累计缴费年限每满1年以此为基数，增发0.1个相应缴费年度的本市职工最低工资的平均数。农民工更换工作后，到新工作地可以接续其个人养老保险金账户。若是回农村可以保留养老保险关系，将其个人账户封存，待在本市重新就业后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即使没达到法定养老年龄，经本人同意，也能一次性领取养老金，并终止其养老保险关系。今后再次参加本市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时，按新参加人员办理。北京模式使农民工在参加和享受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方面获得了“准市民待遇”，缴费基数较低，减轻了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的缴费负担，体现了“低门槛准入，低标准享受”的原则。不足之处是，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数，与为本市户籍城镇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数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而农民工与本市户籍城镇职工计发基本养老金的办法又不同，从而不利于将来条件成熟时两者的“对接”。

（三）上海模式

上海市规定，用人单位以其使用外来人员的总人数乘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按12.5%的比例缴纳综合保险费，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也按12.5%的比例缴纳综合保险费。在实际操作中，按7.5%缴纳的综合保险费用于工伤(或者意外伤害)和住院医疗保险，按5%缴纳的综合保险费用于“老年补贴”。在享受“老年补贴”待遇方面，规定除外地施工企业的外来从业人员外，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连续缴费满1年的，可以获得一份“老年补贴”凭证，其额度为本人实际缴费基数的5%。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时，可以凭历年的“老年补贴”保单到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在各地的经营网点一次性兑现老年补贴。上海模式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城镇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有关养老保险费用不能成为缓解未来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一个重要来源，不利于增强农民工的自我保障意识。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及一部分农民工自身条件的变化，要及时将取得上海城镇户籍或到外省市城镇工作的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从商业性的“老年补贴”转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比较复杂和麻烦。

（四）山西模式

山西省对乡镇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实行享受税前列支、保费免营业税、利息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优惠政策，首创“一厂两制”，城市户口的乡镇企业职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农业户口的职工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有利于职工在城乡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合理流动。农业户口职工参保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养老金领取年龄不分男女，可以提前或推迟1～5年领取，允许在55～65周岁之间自愿选择。在农业户口职工的账户设计上，实行“大账户、小调剂”(个人账户11%、调剂基金4%)的制度，职工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总额的5%，企业缴费比例为企业农业户口职工工资总额的10%。这种模式不足之处是依然把农民工纳入农村养老保险，难以满足在城市养老的农民工的生活需求。

二、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

以上几种模式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低和退保率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者养老保险的平均退保率已达到40%。

（一）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各区域不统一，关系转接困难

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存在尖锐矛盾，很难转移或保持养老保险关系。许多地方只有市、县一级社保机构，镇一级的社保机构尚未健全。农民工回到户籍地既无法续保也不能享受相应待遇。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各区域不统一，关系转接困难是导致许多农民工流动后会选择退保的主要原因。

（二）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过长

农民工在同一个地区很难累计打工15年之久。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在餐饮、工厂等企业的平均工作周期是4～6年，从事建筑等纯体力工作的农民工，在一个地方的平均工作周期为2～3年。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目前仅有20%～30%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满3年以上，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15年缴费年限成为难以逾越的门槛。

（三）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金额过高

目前，农民工大都在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工作，劳动报酬一般都明显低于城镇职工。他们支付基本生活费、子女上学、赡养老人等费用后，往往所剩无几，养老保险成了农民工不小的负担，因而参加社会保险的能力十分有限。

三、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缺陷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政府在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责任

1.开辟筹集渠道。可以从农村土地征收中提取部分比例的资金用于养老保险。土地是农民和农民工的传统保障载体，当农民离开土地而成为农民工后，仍有必要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中寻求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可以有这样的设想：首先，对完全市民化的农民工，实行承包土地有偿转让制度，将其转让收入全部或大部分纳入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并折算为本人一定年限的个人账户积累额。这既可以增加农民工社会保险个人账户的积累，又可以促进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其次，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时，按规定获得的土地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费，应当提取一定比例进入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并将其中一部分进入作为被安置对象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个人账户的积累。

2.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国家对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单位，可按其缴纳的保险费额度，减免一定期限(3～5年)和比例(缴费额的3%)的税收。同时，通过间接的财政支持，建立对农民工和企业单位的缴费激励机制，可以对农民工个人账户进行部分补贴。这样既可以激励企业为农民工交养老保险又可使企业和农民工直接感受到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扶持，提高企业和农民工缴费的积极性，从而充分体现政府作为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的作用。

（二）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衔接

1.建立全国统筹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应建立便于跨地区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机制，如实行全国联网，发放全国流通的养老保险卡，从而使农民工不再因为流动而经历“退保”、“参保”等繁琐程序。农民工不论转移到哪里，都可以凭保险卡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纳养老保险费及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业务。农民工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暂未就业时，养老保险关系予以保留，封存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基金按规定计息。继续就业的，可续缴或补缴。取消农民工退保的政策，农民工一旦参加养老保险，只能异地转移养老保险关系。

2.加强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制度转换。农民工养老保险要保留城乡对接的“通道”，可以方便地实现转换。从这个角度讲，农民工养老保险可当作是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之间的过渡模式。

（三）建立多档次缴费率和基金积累式的个人账户

1.建立多档次缴费率。农民工个人可以针对自己的即期收入参照不同的缴费率进行缴费。当其收入较高时，可以按较高比例缴费；收入较低时，可以按较低比例缴费。退休时可以把农民工个人缴费加权平均，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领取养老保险金。从企业角度来看，可根据农民工的流动性及参加工作时间长短来将他们分为几类，分别确定不同的缴费率，建立差别缴费率。农民工流动性小的缴费率高，流动性大的缴费率低。另外，由于农民工群体年龄都较小，工作时期会很长，所以应适当延长缴费期，进而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以保证他们的老年生活。不同缴费率的情况下，缴费年限越长，替代率越高，农民工老年生活水平就会越高。

2.建立基金积累式的个人账户。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不设统筹基金。个人账户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费。按同期银行存款或投资收益计息。实行个人账户基金积累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养老保险的透明度，让农民工看得见、摸得着，可增强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信任，调动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农民工养老保险，不承担城镇养老保险的历史欠债，独立于现行城镇养老保险体系之外，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样便于在全国范围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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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明岷.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比较研究[J].农村经济，2007,（7）.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11）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自70年代中期起，大力控制人口数量过速增长，加强计划生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质。认真实施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结果，就是大大降低了出生率。这样就由原来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化，人口的年龄结构势必发生变化，向老龄化发展。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越快，幅度越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达到的程度也越快，越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解决人口老化问题，而放松计划生育，以提高出生率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形成恶性循环；更不能以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违背社会道义来延缓人口老化过程，而由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到相对静止稳定状态。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要想达到相对静止稳定的人口发展阶段必然要经过人口老龄化阶段，这是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人口学专家研究证明，中国老龄化进程带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1982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663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6%，到2000年将达到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英国老年人口从5。0%增长到7。0%用了80多年，瑞典用了40多年，192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5。3%，到1970年增长到7。1%，用了50年的时间，而我国完成这一增长过程仅仅需要18年的时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2000年即可跨入老年型，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跨入老年型要在2010年，我国将比世界总体人口年龄结构提前10年进入老年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将达到世界之最。

（二）老年人口数量巨大。据预测到2040年，老年人口将增长到3。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25。3%。老年人口数比欧洲所有国家人口还多。

（三）我国高龄老人数量与比例将增大，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由1990年的200多万，占老人总数的3。2%增加到下世纪中叶的5000万以上，占老人总数的15%以上。

（四）我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向“核心家庭”模式演变。按照人口学家最近做出的家庭人口预测，我国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的65岁以上老人占老人总数比例将由1990的10%迅速上升到2050年的27%。从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诸特点来看，中国将在下世纪初进入老年型国家，并排位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之首。国家正处于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原来基本由国家承担的养老方式变得日益不适宜，需要探索新的路子，发展新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将逐步消除“经济滞差”和解决老有所养两方面结合起来，把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

二、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养老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资金不足，养老金支出膨胀。有统计表明，1998年养老金缺口是50多亿，1999年是100多亿。其次是替代率太高。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企业养老金的平均工资替代率高达80%以上。然后是交费率高，企业负担重。目前的状况是，养老金的交费率高达30%左右。还有“统账”结合导致完全的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出现空账。

三、解决的对策——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实施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方式

在解决养老方式上重视精神生活的一面，注意到老年人为社会贡献的事实，重视家庭养老的功能，实施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举的方针。

一般健康和生活优裕的老人仍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晚年。积极倡导家庭养老模式，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为居家养老提供全面的配套福利服务。同时，又重视对养老设施的建设，把养老设施作为老人们最后的生活保障。

（二）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立法规定的，低有保证、高有限额的强制性的基本保险。第二个层次是，各企业自定的企业保险年金。这种保险比政府规定灵活得多，形式多种多样，标准有高有低。第三个层次是，个人养老保险。政府对企业、社会团体、私人举办的保险项目，只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和政策上的支持。

以上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各有特色。在管理上，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实行一体化、定额支付的原则，基本养老保险并不是保障当事人的全部生活，而只是保障最标准、最基本的需求部分，必须要依靠企业及个人的自助努力，要协调好互助与自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内部决定，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则遵循自愿原则。在基本模式方面，前者是部分积累筹资，后两者是完全积累筹资。

（三）逐步实现费用征收的多元化

在考虑企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减少企业的养老保险的交费率，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以解决养老保险的财源问题。在费税改革方面，在适当的时候，将“费”变为税，保证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此外还可提高一些社会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和扩大有偿服务范围。

（四）倡导养老保障事业的社会化

在不少发达国家，尽管具体管理养老保障项目的机构很多，既有政府机构（中央的和地方的），也有民间团体和私人企业，但总的倾向上看，养老保障制度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切细节，从资金来源，运用的方向，甚至保障的标准、收支的程序，大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通常由受保人、企业或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越来越多，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也要求尽快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人口老龄化给代际供养带来了财政上的困难。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和国家只能承担基础性的保障，一方面使劳动者一旦因风险失去收入来源后能享有基本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使国家和社会能够长期地提供保障。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是具有优越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老年保障事业方面也应该把握和运用这种优势，统筹全局，缜密考虑，真正成为全世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的榜样。

参考文献：

1、华克伟。最新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实务全书。北京:中国知识出版社，2006。

2、胡晓义。中国社会保障。北京: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1999-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