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领导学论文大全11篇

行政领导学论文篇（1）

目前学院已成为国内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管理学科的一方重镇｡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格局｡拥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两个博士点,政治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拥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国际政治本科专业;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科学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公共管理(MPA)硕士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博士后招收权｡现在校本科生860余人,硕士生159人,博士生37人,在站博士后2人,MPA专业硕士生72人｡

学院下设政治学研究所､行政管理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和公共管理教研室四个教研实体;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47人,其士生导师11人､教授17人,12位教师具有海外教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经过多年积累,在中外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东亚安全与地区合作等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2001年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一项,国家精品课程一门,与福特基金会､欧盟､全球环境研究所国际合作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含合著),两项科研成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专家学者有:

石亚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管理学与政府改革｡

张桂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

蔡拓教授,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政治学理论｡

丛日云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

朱维究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学与公共行政｡

孙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外交､亚太政治与国际关系｡

潘小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制度､公共行政与社区治理｡

杨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

刘俊生教授,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行政､公务员制度与比较人事制度｡

屈超立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制度史｡

林存光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

学院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行政领导学论文篇（2）

关键词 行政管理 用人 艺术

一、行政领导用人艺术的基本内涵

领导用人，主要是指领导者或领导集团在实施领导活动的过程中，凭借自身的职权，按照一定的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对下属加以选拔、使用和培养的一种组织行为过程。

领导用人的环节很多，它包括对人才的识别与发掘、考察与选拔、培养与使用、吸引与激励、举荐与保护等。同时，领导用人的类型也十分广泛，领导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因此，领导者要根据不同领域和不同工作岗位的需要，选拔和使用多种多样的人才。不论是在哪个用人环节，也不论是选用何种人才，领导者都必须从事业出发，坚持正确的用人原则，发挥人才的最佳价值。

二、行政领导艺术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我国古人曾经说过：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治政。孙中山说：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也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用人对于领导事业的成败起着重要作用。古今中外无数事实也都证明了这一点。领导者科学地选人用人，就能保证事业的兴旺发达；反之，不重视人才或者用错了人，必然使事业遭受损失甚至导致失败。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会用人。他曾经说过：论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论管理钱粮，我不如萧何；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但是，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而项羽虽然兵多将广，势力强大，却由于不善用人，最终败在了刘邦手中。我们党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证明，领导者能否科学用人，关系到事业的兴衰成败。

在社会迅速发展的当代，特别是全球化进入3.0时代的今天，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和人才竞争，要建设一个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需要有一大批有文化、懂科学、善管理、会经营的优秀人才，要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行政领导必须更新用人观念，改变思维方式，真正解放思想，彻底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努力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适应的人才观念，大胆启用一代新人，这是摆在每个行政领导面前的重大课题。

三、提高行政领导用人艺术的主要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社会，是一项空前而伟大的事业，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十分艰巨，面临的任务纷繁复杂。要完成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没有千千万万的人才的共同努力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就给现代行政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学会选人用人的学问，提高用人艺术的水平，真正做到正确地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及各类人才。

（一）努力学习，掌握现代行政管理的理论

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十分广泛，与许多学科，例如管理学、政治学、法学、人才学、领导科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包括行政组织、领导决策、法规人事和机关管理等等。现代行政领导者，必须掌握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探索行政管理活动的规律性，既要注重从行政管理实际出发去探讨行政管理的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行政管理实践，以指导行政领导活动，提高行政领导者的用人艺术。

（二）更新观念、变革用人思维方式

行政领导用人艺术源于人们对行政管理活动及规律的认识，而正确的认识，而正确的认识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指导。所谓思维方式，是指思维的模式和样式，是一种定型化、相对稳定的理性认识方式。由于它是思维主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溶于社会化的心理积淀而成，因而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导向性，思维一旦成为一种定势，就会像"坐标图"一样规范着人们的认识和行为。行政领导用人艺术水平的高低，实质上是行政领导者思维素质、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的。面对同样的人和同样的环境，由于行政领导者的"思路"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用人艺术效果，因此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造就一大批跨世纪的优秀接班人，是关系到全局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行政领导者如果不能及时更新和转变观念，变革思维方式就难当此重任。

（三）积极实践，不断探索用人规律，提高领导用人艺术的能力

行政领导用人艺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也必须亲自参加实践活动，才能真正有所体会。它是以行政领导者用人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的产物，是千百次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只有置身于实践活动之中，才能有很快的提高。这是因为知识、思维素质固然重要，但只有在知识、思维服务于实践、转化为实践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才能变为活生生的用人艺术。

参考文献：

[1]张国庆.公共行政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行政领导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239.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12405

政府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以下简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展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新领域。由于当前国家政治授权产生的问题与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是当前对权力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两个“暂行规定”和2006年修订通过的新审计法为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尚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制尚未建立起来，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特殊, 审计范围广泛, 不同层面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范围、工作对象差距很大，因此，探索和规范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责任审计是针对“个人”的责任审计，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直接涉及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的是非功过，关系到党政领导干部的升黜，因此，审计评价是经济责任审计诸环节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本文拟在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基础上，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并扼要探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具体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为进一步出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细则或经济责任审计准则的制订、规范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一、相关研究评述

界定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是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基础。2006年修订的新审计法第25 条规定: “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监督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财政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这仅仅给出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的总体内容，对构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提供了指导意义。现实中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十分复杂，想用一把尺子来界定其审计内容是很难做到的。吉林省审计学会课题组［1］在总结一些典型地方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他们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范围分为四个层面、三个范畴和二个系统。四个层面主要由省部级、地厅级、县(区)局级、乡、科级四个层面的干部。三个范畴主要包括块块领导干部、条条领导干部、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二个系统包括党委系统和行政系统。并提出采用一般分类与特别分类两种办法来探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认为党政领导的经济责任审计的一般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 审计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地区、部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2） 审计党政领导干部在执政期间重大公共投资项目的效益。（3）审计、评价党政领导干部在执政期间主要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最后根据行政区党委，行政区政府领导、政府部门领导界定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特别内容。在审计署2007―2008年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9）中，以蔡春教授领衔的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2］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将党政领导和企事业负责人的目标经济责任的内容分为治理责任、管理舞弊控制责任、经济权力控制责任、效益或绩效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并根据各类目标经济责任，构建相应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评价指标分为民主政治建设和绩效两个方面的评价。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权力范围、组织结构和问责体系、信息透明度、廉洁自律、申诉和执行机制、党风廉政内部监督制度落实、政务公开程度等指标；绩效方面包括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投入产出的“3E”、内部控制、资源利用等指标。青岛市审计局课题组［3］的《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将政府部门分为经济运行管理部门和社会事务管理部门，在确定部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基础上，将部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分为经济决策权指标、经济管理监督权指标、经济执行权指标和履行廉政职责情况指标四大类。刘世林和牛玉韬［4］认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应与评价对象、评价责任、任职目标、评价范围挂钩，并构建了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给出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一级与二级指标为：（1）财政财务收支评价（主要包括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资金收入与支出、企业财务收支情况等）。（2）资产管理与购建评价（主要包括资产综合情况、长期资产管理情况、流动资产管理情况、固定资产购建情况等）。（3）经营业务管理绩效评价（主要包括综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环境情况、领导干部决策能力和水平等）。（4）个人及行政执法情况评价（主要包括组织性违法违纪情况、个体性违法违纪情况）。

以上研究对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局限性：（1）审计内容界定和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构建多采用归纳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分类，没有运用演绎法，将审计评价指标框架构建在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上。（2）各研究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构建审计评价指标框架，但由于主要采用的是归纳法，没能显示各类指标之间逻辑关系，同时各类指标也难免存在一定的重复交叉内容。本文拟以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为基础，着眼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整体框架的构建及具体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但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的审计评价指标的构建。

二、以国家理论为基础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构建

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包括规范的国家理论和实证的国家理论。所谓规范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对国家行为的矛盾性质进行思考，它有三个基本内容：一是从国家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替代的角度论证国家行为的合效性；二是从信息的缺失和国家行为的个人性来论证国家行为所包含的违背经济效率原则的性质；三是界定国家经济行为的边界；而实证国家理论主要是探索国家行为根据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国家的本质和对国家“悖论”的解释。由于规范国家理论可以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这里是以规范的国家理论来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根据规范国家理论，国家在产权界定、保障私人权利、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具有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具有合效的性质；但由于国家行为的强制性（即非市场自由交易）和关于国家行为成本和收益的可靠信息的缺乏以及国家行为的个人性可能导致国家行为对帕累托效率的偏离，具有违反效率的性质。国家经济行为的边界是国家组织比其它任何组织和个人具有优势的经济领域。图1是从规范国家理论的角度，给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

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实务中，六个审计评价模块可进行相应简化：（1）国家界定产权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一般不能归结为党政领导的“个人责任”，因此，有关法律法规的制订一般不作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与评价的内容。（2）权利范围模块并入日常行政与执法和重大经济决策两个模块中，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现代国家大多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充当“守夜人”的国家模型，现代国家基本奉行凯恩斯的经济干预政策，不仅是公共物品的供应者，而且充当了私人物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因此，重大经济决策审计评价不仅包括了提供公共物品经济决策，也包括了其它如大额非常规经济拨款、大额非日常采购等重大决策。总之，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可分为四个模块：（1）日常行政与执法，简称“日常行政”评价模块。（2）重大经济决策，简称“重大决策”评价模块。（3）遵纪守法与廉政建设，简称“遵纪廉政”评价模块。（4）工作业绩、经济目标完成情况与社会满意度等，简称“工作业绩”评价模块。

由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具体指标在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党政部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且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具体指标也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本文将着重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框架的构建（如表1所示）。

在以上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几个模块中，重点和难点是重大决策中的重大经济决策和工作业绩的评价。重大经济决策的特点是：（1）重大经济决策责任一般可以直接问责到负责人。（2）重大经济决策的效果复杂，往往涉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很多效果无法进行定量分析。（3）重大经济决策的效果往往具有时滞性，甚至有的项目的短期和长期效果是矛盾的，党政领导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按照决策―执行―结果的顺序，主要是对三个方面的评价：重大决策的合规性评价、执行过程评价和结果的效益性评价，效益性评价是对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评价，即通常说的“5E”评价。显然具体评价指标对于不同的重大经济决策也是不同的。由于公共投资项目是重大经济决策中最为复杂，审计评价最难的，所以这里给出公共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党政领导重大公共投资项目

决策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层次与具体指标

合规性立项程序合规性；可行性研究科学性；概预算合理性

决策执行过程项目内部控制及其执行情况（项目责任制、建设程序控制、现场控制）；概预算执行情况；项目进度；项目质量指标；项目安全指标

效益性经济效益（常规的财务指标如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财务净现值，财税贡献等）；环境效益（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等指标）；社会效益（增加就业，增加群众收入，促进公平等）

党政领导的工作业绩、经济目标完成情况和社会满意度的评价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间的差异最大，变化最大，这方面的评价往往存在着指标设计争议大，数字不易获取，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等困难，工作业绩评价指标如表3所示。

表3中社会和谐度评价的具体指标包括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就业率、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等；社会满意度评价的具体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和发生率等；干部管理水平评价指标包括：中层以上干部群众评议合格率、中层以上干部群众投诉升降率和高级技术人才流失率。

三、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

下文笔者将在扼要分析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特点及各评价模块间的逻辑关系基础上，总结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但完整具体的评价指标不是本文研究内容。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目标是对党政领导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评价，包括对“经济履行过程”和“经济履行结果”的评价。“日常行政”模块是对党政领导日程行政执法的经济履行过程的评价，包括对财政财务收支、行政执法、资产管理、内部控制、权力范围等内容的评价；“重大决策”模块是对重大经济决策程序合规性、决策执行管理与重大经济决策结果的效益性等三方面的评价；“遵纪廉政”是反映党政领导在日常行政和重大经济决策过程中的遵纪守法和廉政建设情况；“工作业绩”模块从履职结果上集中反映了以上三个模块的履职情况。由于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政府部门的工作业绩表现不同，所以该模块宜分不同类别、不同级别设置评价指标。各模块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模块的关系图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与国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相比，具有的特点主要有：（1）由于党政领导从事的社会宏观经济、社会事务和行政事务管理工作，其工作结果大多不能进行定量分析，所以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应涵盖党政领导履职过程与履职结果，而对国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偏重于负责人对企业最终经济业绩的影响。（2）动态性。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党政领导的职责与目标经济责任在不断发展，因此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应是动态发展的，这点在“遵纪廉政”和“工作业绩”两个评价模块中表现更为突出。（3）差异性。区域党委、区域政府、政府部门之间；经济管理政府部门与社会事务管理政府部门之间；不同级别政府之间，其党政领导的经济责任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不同类型和级别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点在“工作业绩”评价模块表现最为突出。

综上所述，我们可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总结为：

（1）逻辑统一原则。各评价模块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保持逻辑一致，应避免指标间的重复、脱节和冲突的现象。（2）过程与结果并重原则。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要涵盖党政领导履行经济过程和履职结果。（3）动态发展原则。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在评价指标的框架内，做到动态调整和不断发展。（4）一般指标和特殊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正如上文所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工作业绩”评价模块上，为了设置简化科学的评价指标，对“日常行政”、“重大决策”与“遵纪廉政”三个评价模块，可设置通用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至少可设置通用的二级评价指标，而对“工作业绩”模块，可分不同类别、不同级别设置特别的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1］ 吉林省审计学会课题组.谈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界定［J］.审计月刊，2007，（4）.

［2］ 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R］.审计署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3］ 青岛市审计局课题组.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R］.审计署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行政领导学论文篇（4）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产生,离不开其深刻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渊源。近10年来,专门研究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发展及渊源的论文并不多见,每年只发表1至2篇,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 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十分重视行政管理,把它作为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思想的核心问题加以论述。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唐铁汉认为,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行政管理本质、关于行政发展动力、关于行政管理科学化、关于行政管理法制化的思想,为行政管理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完整理论,强调了行政管理必须科学化,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一系列理论。

此外,他与桂世镛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为: 正确分析国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观,是其认识论基础; 正确对待群众,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群众观,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石;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矛盾观,是其辩证法精髓。潘素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她还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依法行政、领导就是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思想、群众路线的行政工作方法等方面。

吴海晶认为,邓小平把列宁的管理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并从8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 1)强调管理的重要性; ( 2)视激励为管理的基本原则; ( 3)关注管理的效益;( 4)正确处理集中领导与民主管理的关系; ( 5)实行极严格的责任制; ( 6)同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 7)重视对管理人才的选拔; ( 8)要求干部认真学习管理知识,努力使自己成为管理的内行。

(二) 实践渊源

理论来源于实践,存在决定意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一系列基本内容,无一不是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科学的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邓小平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离不开他长期的行政管理实践经验,都认为其行政管理思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若干阶段,但在具体划分时,意见略有不同。

二、 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想

在对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中,其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及对现代政府体制改革的指导,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大多数学者认为,活力、效率、积极性是改革所追求的目标;邓小平确定了我国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即: 调整机构,下放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实现权力结构横向和纵向的合理配置;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管理方式,实现政府职能配置科学化;精简机构,实现行政组织结构合理化;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实现公共人事管理现代化; 完善行政监督体系,促进勤政廉政建设; 健全行政法制,巩固改革成果等。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 汤志华的《邓小平行政体制改革思想探微》、席宽芳的《论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 兼论改革和不断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张绍春的《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简论》、蒋建新和周宝砚的《论邓小平对当代中国行政改革道路的设计》、钱振明的《论邓小平对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设计》、黄德良的《论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王和平的《论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与海南特区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实践》、陈奇星和道良德的《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有些学者特别指出了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的时代意义、历史地位和实践价值,认为邓小平把机构改革提升到革命的高度,提到与党和国家命运相联的根本性问题来论述,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赋予了在新时期这场机构改革以鲜明的时代意义。

我国文革后百废待兴,经济十分落后,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大力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此促进市场经济的深入健康发展,可以说与1 300多年前的贞观之治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具有深邃的哲理和崇高的历史地位。邓小平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内容、方法和步骤的论述,不仅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工作指南,而且具有浓郁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特色。汪春吉力还特别强调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尤其是行政改革思想形成的3大背景,即邓小平丰富的行政实践、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和与发达国家对比中产生的紧迫感。

他还根据我国行政改革的环境和特点,认为邓小平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

三、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内涵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内涵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近1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有近百篇。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同整个邓小平理论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学者们达成的共识。由于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其科学体系关系密切,很多学者在研究时往往将两者结合起来。谢柯凌指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他认为: ( 1)现代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规定与总目标; ( 2)民主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本质属性; ( 3)法制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具体实现形式; ( 4)科学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具体行为方式;( 5)人本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基本手段和行为目的。[9]史振宪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根本点,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以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

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 (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确保我国行政管理的正确方向; ( 2)坚持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和强化行政组织体系; ( 3)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全面而有力地发挥社会主义行政管理职能;( 4)坚持 四化标准,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人事制度; ( 5)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立科学行政决策机制; ( 6)坚持依法治国,实行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律化。

四、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特征对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特征的分析和理解,是深入学习和贯彻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基础。学者们对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特征的探讨也是角度不一,各有侧重。

路宁从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角度研究,认为离不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但这种继承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继承。继承是为了创造,创造离不开继承,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

陆卫明、韩鹏杰认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与邓小平的独特经历、思维方式和领导风格密切相关,因为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特色,即: 长远的战略性、强烈的务实性、辩证的统一性、全面的开放性、深刻的人民性和独特的创新性。更多的学者是从本质上来探讨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特征,他们认为其特征包括: 深厚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务实性和高度的科学性、高屋建瓴的战略性等。

其中,深厚的人民性是贯穿在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中最为显著、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也是学者们探讨得最多的一个特征。郭济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浓厚的人民性有着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 ( 1)高度尊重国家的人民主人地位; ( 2)强调人民的国家人民管理; ( 3)强调人民群众在重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 4)人民群众是行政管理成绩好坏的评价者和判断者; ( 5)人民群众实行民主管理需要共产党领导; ( 6)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王富才认为,这种广泛执着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对党的宗旨、群众路线和人民利益的高度重视和精辟阐发上。

曹斌则从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内涵入手,指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的行政目标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首要特征,而理顺管理体制,增强行政管理活力是其又一大特色。两手抓的行政管理方法无不体现其特色之处。一国两制更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其构想的提出和实施,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关于国家行政管理的伟大创造和奇迹。谢柯凌指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突出特征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上,无论其民主化的本质属性、法制化的实现形式、科学化的行为方式,还是人本化的管理目的,都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服务。

此外,还有学者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特征概括为:原则性、灵活性、独立性和开放性,或者具有鲜明的民主性、深刻的求实性和广泛的建设性等特征。

五、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深远意义

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是邓小平智慧的体现,更是全党行政管理经验的结晶。邓小平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表现出了精于哲理的睿智、运筹帷幄的才智、审时度势的机智、顾全大局的明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理论对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必要条件,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在这一点上,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袁奋光则专门论述了邓小平的行政发展思想的贡献,他指出,邓小平在探索如何管理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行政发展思想,为我国行政管理走向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当代中国行政发展蓝图的设计者和行政发展进程的推动者的历史地位。

其行政发展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行政发展道路的确定、行政发展目标的选择、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建设精干高效的政府、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行政法制化的构想等方面。蔡放波、张中祥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是对毛泽东政府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行政管理理论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邓小平行政思想不但吸取了传统行政思想的精髓,而且实现了对传统行政思想的重大突破,也为我国新一轮机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揭示,其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实现的一个质的飞跃,有利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有利于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有利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六、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和方法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邓小平都是领导艺术方面的大师。他高超的领导艺术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被领导者,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展示着超人的智慧。不少学者在描述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方法时,往往使用快刀斩乱麻、抓的重,放的开、果断拍板、举重若轻等来形容。其中,坚韧、求实、进取、大度,是邓小平最富魅力的政治风格。王荣阁认为,邓小平对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和90年代初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所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是展现其高超的领导艺术的突出范例。这种高超领导艺术主要表现在: ( 1)抓住推动全盘工作的关节点 全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 2)审时度势,足谋善断 不搞无原则的争论; ( 3)创造思维,敢为人先 一国两制的构想。丁士峰认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既带有领导活动的时代烙印,又渗透着与其他领袖人物在领导艺术上的联系,反映了邓小平领导艺术的风采,构成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特色,即务实性、坚定性、柔刚性和人民性。

行政领导学论文篇（5）

一．提升领导干部基本素养的独特方式――“三讲”教育为主要特点的教育

同志指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是教育”[1]。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共中央从一九九五年下半年起开始在全国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三讲”中，讲政治是核心。强调，领导干部讲政治“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2] 他说，“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加强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推动全党同志真正把理想信念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3]要坚定理想信念，他认为必须牢固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的干部和党员，一定要把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弄清楚。”，“只有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集体的利益奋不顾身地工作着，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才是光荣的人生、闪光的人生”[4]。他还强调指出，“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楚”。讲政治，必须坚持学习。只有讲学习，才能更好的讲政治。他认为，讲学习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因为“理论素质是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灵魂”[5]。除此之外，他认为还应学习“经济、政治、法律、科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方面的知识”，了解和熟悉“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6]。因此，他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讲政治，必然要体现在讲正气上。他认为讲正气，“就是要坚持和发扬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与革命气节”[7]。这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保持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精神，即“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8]。他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兴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和发扬的最大的正气”[9]。

二．衡量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主要依据――“三个代表”为主要特点的管理

同志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用‘三个代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10]。他强调要各级领导干部把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各项工作中去。他特别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11]。这就是说必须以“三个代表”为主要依据来要求和管理党员领导干部，来衡量他们的行为是否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他们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保持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来判断他们是否廉洁从政。从而，衡量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廉洁从政就有了一个具体、可行、有效的依据，也就为在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时出现问题追究其责任提供了依据。他还指出，坚持“三个代表”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政策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这里的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即所说的“德”上。而“德”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干部的工作作风，即是否廉洁从政上。他说：“在实践中锻炼干部，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的一条根本途径”[12]。因此，他认为，在选拔干部时，要选那些在“艰苦的地方去经风雨、见世面”的干部，因为这样的干部“能在意志、才能和品德等方面得到锻炼，成长也较快较稳定”。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就为选拔任用干部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即“三个代表”的要求，从而为杜绝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确保廉洁从政提供了依据。

三．确保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有效途径――“三种监督”为主要特点的监督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指出，“要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发挥派、人民团体、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13]。指出，要抓好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抓好三种监督：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他指出：“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14]。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党内监督，认为党内监督的重点是领导干部。他认为，党内监督的重点是领导干部，特别是要发挥领导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监督作用。他认为，“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把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管住管好，至关重要”[15]。他特别指出：“领导干部的监督，最重要的是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16]。在党内监督，他还特别要求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说：“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在勤政廉政上作表率，中央向领导干部提出的各项自律要求，必须不折不扣的做到”[17]，“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对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至关重要”[18]。他指出，“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不仅自己要清正廉洁，还必须带头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切实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19]。不仅如此，他在要求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同时，还要管好身边的人。他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不但要严于律己，而且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管好下属”[20]。除过党内监督，他还指出要重视群众监督：“要依靠群众加强廉政建设，和群众一起同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21]。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22]。他强调的第三种监督是舆论监督，即以报纸为主的新闻媒介的监督。他强调报纸要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监督和舆论导向作用，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确保广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

参考文献：

[1]（《文选》第三卷，第418页）

[2] [3]（《论党的建设》第348页）

[4]（《毛、邓、江论党的建设》第647页）

[5][6][7]（《论党的建设》第354页）

[8]（《毛、邓、江论党的建设》第722页）

[9]（《毛、邓、江论党的建设》第673页）。

[10]（《论党的建设》第407页）

[11]（《毛、邓、江论党的建设》第518页）

[12]（《毛、邓、江论党的建设》第707页）

[13]（《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4日第4版）

[14]（《毛、邓、江论党的建设》第584页）

[15][16]（《毛、邓、江论党的建设》第691页）

[17]（《毛、邓、江论党的建设》第637-638页）

[18]（《毛、邓、江论党的建设》第654页）

[19]（《毛、邓、江论党的建设》第655页）

行政领导学论文篇（6）

政府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以下简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展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新领域。由于当前国家政治授权产生的问题与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是当前对权力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两个“暂行规定”和2006年修订通过的新审计法为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尚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制尚未建立起来，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特殊, 审计范围广泛, 不同层面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范围、工作对象差距很大，因此，探索和规范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责任审计是针对“个人”的责任审计，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直接涉及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的是非功过，关系到党政领导干部的升黜，因此，审计评价是经济责任审计诸环节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本文拟在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基础上，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并扼要探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具体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为进一步出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细则或经济责任审计准则的制订、规范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一、相关研究评述

界定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是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基础。2006年修订的新审计法第25 条规定: “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监督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财政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这仅仅给出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的总体内容，对构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提供了指导意义。现实中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十分复杂，想用一把尺子来界定其审计内容是很难做到的。吉林省审计学会课题组［1］在总结一些典型地方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他们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范围分为四个层面、三个范畴和二个系统。四个层面主要由省部级、地厅级、县(区)局级、乡、科级四个层面的干部。三个范畴主要包括块块领导干部、条条领导干部、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二个系统包括党委系统和行政系统。并提出采用一般分类与特别分类两种办法来探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认为党政领导的经济责任审计的一般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 审计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地区、部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2） 审计党政领导干部在执政期间重大公共投资项目的效益。（3）审计、评价党政领导干部在执政期间主要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最后根据行政区党委，行政区政府领导、政府部门领导界定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特别内容。在审计署2007—2008年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9）中，以蔡春教授领衔的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2］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将党政领导和企事业负责人的目标经济责任的内容分为治理责任、管理舞弊控制责任、经济权力控制责任、效益或绩效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并根据各类目标经济责任，构建相应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评价指标分为民主政治建设和绩效两个方面的评价。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权力范围、组织结构和问责体系、信息透明度、廉洁自律、申诉和执行机制、党风廉政内部监督制度落实、政务公开程度等指标；绩效方面包括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投入产出的“3e”、内部控制、资源利用等指标。青岛市审计局课题组［3］的《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将政府部门分为经济运行管理部门和社会事务管理部门，在确定部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基础上，将部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分为经济决策权指标、经济管理监督权指标、经济执行权指标和履行廉政职责情况指标四大类。刘世林和牛玉韬［4］认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应与评价对象、评价责任、任职目标、评价范围挂钩，并构建了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给出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一级与二级指标为：（1）财政财务收支评价（主要包括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资金收入与支出、企业财务收支情况等）。（2）资产管理与购建评价（主要包括资产综合情况、长期资产管理情况、流动资产管理情况、固定资产购建情况等）。（3）经营业务管理绩效评价（主要包括综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环境情况、领导干部决策能力和水平等）。（4）个人及行政执法情况评价（主要包括组织性违法违纪情况、个体性违法违纪情况）。?

以上研究对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局限性：（1）审计内容界定和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构建多采用归纳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分类，没有运用演绎法，将审计评价指标框架构建在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上。（2）各研究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构建审计评价指标框架，但由于主要采用的是归纳法，没能显示各类指标之间逻辑关系，同时各类指标也难免存在一定的重复交叉内容。本文拟以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为基础，着眼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整体框架的构建及具体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但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的审计评价指标的构建。?

二、以国家理论为基础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构建?

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包括规范的国家理论和实证的国家理论。所谓规范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对国家行为的矛盾性质进行思考，它有三个基本内容：一是从国家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替代的角度论证国家行为的合效性；二是从信息的缺失和国家行为的个人性来论证国家行为所包含的违背经济效率原则的性质；三是界定国家经济行为的边界；而实证国家理论主要是探索国家行为根据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国家的本质和对国家“悖论”的解释。由于规范国家理论可以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这里是以规范的国家理论来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根据规范国家理论，国家在产权界定、保障私人权利、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具有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具有合效的性质；但由于国家行为的强制性（即非市场自由交易）和关于国家行为成本和收益的可靠信息的缺乏以及国家行为的个人性可能导致国家行为对帕累托效率的偏离，具有违反效率的性质。国家经济行为的边界是国家组织比其它任何组织和个人具有优势的经济领域。图1是从规范国家理论的角度，给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

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实务中，六个审计评价模块可进行相应简化：（1）国家界定产权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一般不能归结为党政领导的“个人责任”，因此，有关法律法规的制订一般不作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与评价的内容。（2）权利范围模块并入日常行政与执法和重大经济决策两个模块中，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现代国家大多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充当“守夜人”的国家模型，现代国家基本奉行凯恩斯的经济干预政策，不仅是公共物品的供应者，而且充当了私人物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因此，重大经济决策审计评价不仅包括了提供公共物品经济决策，也包括了其它如大额非常规经济拨款、大额非日常采购等重大决策。总之，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可分为四个模块：（1）日常行政与执法，简称“日常行政”评价模块。（2）重大经济决策，简称“重大决策”评价模块。（3）遵纪守法与廉政建设，简称“遵纪廉政”评价模块。（4）工作业绩、经济目标完成情况与社会满意度等，简称“工作业绩”评价模块。?

由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具体指标在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党政部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且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具体指标也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本文将着重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框架的构建（如表1所示）。?

在以上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几个模块中，重点和难点是重大决策中的重大经济决策和工作业绩的评价。重大经济决策的特点是：（1）重大经济决策责任一般可以直接问责到负责人。（2）重大经济决策的效果复杂，往往涉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很多效果无法进行定量分析。（3）重大经济决策的效果往往具有时滞性，甚至有的项目的短期和长期效果是矛盾的，党政领导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按照决策—执行—结果的顺序，主要是对三个方面的评价：重大决策的合规性评价、执行过程评价和结果的效益性评价，效益性评价是对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评价，即通常说的“5e”评价。显然具体评价指标对于不同的重大经济决策也是不同的。由于公共投资项目是重大经济决策中最为复杂，审计评价最难的，所以这里给出公共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党政领导重大公共投资项目?

决策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层次与具体指标

合规性立项程序合规性；可行性研究科学性；概预算合理性

决策执行过程项目内部控制及其执行情况（项目责任制、建设程序控制、现场控制）；概预算执行情况；项目进度；项目质量指标；项目安全指标

效益性经济效益（常规的财务指标如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财务净现值，财税贡献等）；环境效益（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等指标）；社会效益（增加就业，增加群众收入，促进公平等）?

党政领导的工作业绩、经济目标完成情况和社会满意度的评价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间的差异最大，变化最大，这方面的评价往往存在着指标设计争议大，数字不易获取，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等困难，工作业绩评价指标如表3所示。

表3中社会和谐度评价的具体指标包括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就业率、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等；社会满意度评价的具体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和群体事件发生率等；干部管理水平评价指标包括：中层以上干部群众评议合格率、中层以上干部群众投诉升降率和高级技术人才流失率。?

三、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

下文笔者将在扼要分析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特点及各评价模块间的逻辑关系基础上，总结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但完整具体的评价指标不是本文研究内容。?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目标是对党政领导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评价，包括对“经济履行过程”和“经济履行结果”的评价。“日常行政”模块是对党政领导日程行政执法的经济履行过程的评价，包括对财政财务收支、行政执法、资产管理、内部控制、权力范围等内容的评价；“重大决策”模块是对重大经济决策程序合规性、决策执行管理与重大经济决策结果的效益性等三方面的评价；“遵纪廉政”是反映党政领导在日常行政和重大经济决策过程中的遵纪守法和廉政建设情况；“工作业绩”模块从履职结果上集中反映了以上三个模块的履职情况。由于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政府部门的工作业绩表现不同，所以该模块宜分不同类别、不同级别设置评价指标。各模块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

图2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模块的关系图?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与国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相比，具有的特点主要有：（1）由于党政领导从事的社会宏观经济、社会事务和行政事务管理工作，其工作结果大多不能进行定量分析，所以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应涵盖党政领导履职过程与履职结果，而对国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偏重于负责人对企业最终经济业绩的影响。（2）动态性。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党政领导的职责与目标经济责任在不断发展，因此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应是动态发展的，这点在“遵纪廉政”和“工作业绩”两个评价模块中表现更为突出。（3）差异性。区域党委、区域政府、政府部门之间；经济管理政府部门与社会事务管理政府部门之间；不同级别政府之间，其党政领导的经济责任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不同类型和级别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点在“工作业绩”评价模块表现最为突出。?

综上所述，我们可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总结为：?

（1）逻辑统一原则。各评价模块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保持逻辑一致，应避免指标间的重复、脱节和冲突的现象。（2）过程与结果并重原则。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要涵盖党政领导履行经济过程和履职结果。（3）动态发展原则。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在评价指标的框架内，做到动态调整和不断发展。（4）一般指标和特殊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正如上文所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工作业绩”评价模块上，为了设置简化科学的评价指标，对“日常行政”、“重大决策”与“遵纪廉政”三个评价模块，可设置通用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至少可设置通用的二级评价指标，而对“工作业绩”模块，可分不同类别、不同级别设置特别的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1］ 吉林省审计学会课题组.谈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界定［j］.审计月刊，2007，（4）.

［2］ 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r］.审计署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3］ 青岛市审计局课题组.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r］.审计署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行政领导学论文篇（7）

【关键词】领导干部读书活动阅读倾向

一、领导干部读书活动的兴起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对干部的读书学习越来越重视,干部讲学习多读书已经渐成风气。早在200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2009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这天,在商务印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与图书编辑和广大读者交流读书心得时说:“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5月13日,同志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讲话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前,各地党政机关纷纷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如山东省委宣传部要求每个领导干部每年研读3-5本书,郑州市委组织部要求将领导干部将读书纳入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纳入考核指标等。

主政一方的各地领导干部频频向下属推荐图书,提倡领导干部读书的风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在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将《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作为“寒假作业”布置给官员,要求“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曾任商务部部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向重庆官员推荐学习《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五本书作为当地干部教材的“现代经济知识简明读本”。在2009年“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共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给全区领导干部推荐并赠送两本书,附信要求党政干部“减少应酬多读好书”。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则走进大学开讲国学,并在《中华读书报》写道“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味,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等。《南方周末》刊文认为“阅读已不仅是官员个人私趣,更是他们灌输理念,整饬官风的特殊工具。‘以书施政’,已成为时代赋予中国官员的更高要求”。

二、领导读书活动带动高端读物热销

在讲话中重点强调领导干部普遍应当阅读三个方面的书:政治理论、领导工作必需的书籍和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为贯彻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和国家行政学院等中央级出版社从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实际需要出发,根据提出的“领导干部普遍应当阅读三个方面的书”的要求,组织出版了提高领导干部业务水平和人文素质的10套高端读物。其中,“领导工作必需”的图书包括《大国策》、《领导干部决策大参考》、《论剑》、《中外行政体制比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战略研究》等,这些读物作者比较权威,多由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著名专家撰写。这几大系列图书的共同点是从培养领导干部的历史眼光、全球视野角度进行策划,致力于把社会科学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对帮助广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提高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提高科学决策、科学执政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参考价值。优秀传统文化图书包括《领导干部读经典》、《领导干部大讲堂》、《高端讲坛》、《领导干部精读》和《干部健康顾问》等,重点强调从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理政治国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提高领导干部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对于高端读物的推出,各地党员干部热烈响应,买高端读物、送高端读物、学高端读物蔚然成风。河北省委宣传部开展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高端读物宣传展示活动,湖北省委将《领导干部决策大参考》系列图书列入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海南省委宣传部将《领导干部读经典》等4套高端读物推荐为领导干部读书用书。河南、山西、江苏、江西、四川、河北、山东等省高端读物销售都达到数百万元。领导干部读书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三、“传统文化经典”、“人物传记”成为最受欢迎的书籍

2007年6月,《中国图书商报》和《瞭望东方周刊》在黑龙江、江苏、重庆、广东、陕西5省市进行了“百名党政干部阅读习惯”调查活动。在“党政干部印象深刻的书和最常阅读的书有哪些?”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党政干部印象深刻的图书品种比较丰富,有大众畅销书,也有文史哲类畅销书。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引进的《世界是平的》一书得到不少干部的青睐。除了畅销书,党政干部对一些中外领导人的传记及领导人所著的图书印象也比较深刻,如《传》、《邓小平文选》、《文选》、《学哲学用哲学》等。另外,许多干部对《西方经济学》、《学会正面思维》等经管类图书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万历十五年》等历史类图书的印象也比较深刻。调查发现,人物传记类、政治类和经济类图书最受党政干部欢迎。其中,阅读人物传记的干部比例最高,达到65.3%。另外,有40%左右的干部经常阅读文学艺术类和决策管理类图书。

2009年6月,人民论坛杂志社为了解干部读书现状,在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四川、贵州、山西、陕西、山东、内蒙古、浙江、江苏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组织了“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在“您喜欢哪类书籍”的调查中,选择“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受访者达29.2%,列第一位;选择“与业务相关的书籍”的达16.9%,列第二位;列第三、四、五位的依次为“各种经管类书籍”、“当前流行的畅销书”、“名人传记”。选择“理论著作”的为8.3%,列第六位。有的受访者表示,选择“理论著作”的比较少,一方面说明党政干部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对这些理论著作有所涉猎,大体内容知道,觉得读起来没有新鲜感;一方面是因为这方面的书在编排上常常有宣教味道,不注重贴近干部当前的工作实践,引不起阅读兴趣。

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采访的机关干部中,平时以报刊杂志为主的浅阅读占大多数,图书也大多以实用为主。另据广东省珠三角某市图书馆的调查,来图书馆借书的机关干部“大多是工作需要,查资料的多,快速阅读”。让读书成为大多数机关干部的一种生活常态,看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需要走。相对于“百名党政干部阅读习惯”调查结果而言,“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取代人物传记类书籍位列第一位,“与业务相关的书籍”取代其他畅销书位列第二位,这不能不说是领导读书活动导向的结果,从这一结果我们不难看出舆论导向对领导干部阅读倾向的影响。

四、“权谋图书”占有一定市场

多读书,读好书,于己于国大有裨益,对于党政干部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时下一些宣扬权谋计术类的图书在市场上颇为畅销,有的已在少数党政干部中悄然流行。如《官经》、《厚黑学》、《中国历代君臣权谋大观》、《曾国藩用人识人术》、《古代帝王驭人术》、《的权术》、《孔子为官之道》、《官场文化与潜规则》、《教你如何聪明往上爬》、《易经》、《阴阳风水学》、《八字与官运》、《办公室风水学》、《八卦透解财官运》、《官运桃花》……少数党政干部把这类图书等同于领导艺术悉心揣摩,甚至将其视为“做官教材”,学以致用。“权谋图书”之所以能在一些党政干部中悄然流行,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不琢磨实际工作、只琢磨讨好领导,不琢磨民众利益、只琢磨升官发财,不琢磨建设发展、只琢磨出名挂号”的少数干部的心理,从而大行其道。领导干部的读书具有示范作用,他在会议上引用到什么书,他正在读的书,多少会影响到一个部门甚至一个城市的阅读风气。而“权谋图书”的广为流传为散布庸俗理论提供了平台,如“怎样学得圆滑”、“出人头地”等,看似教人处世,实则教人世故。党政干部读书,倘若把心思放在官场权谋上,其危害不言而喻,轻则会败坏单位风气、降低工作效率,重则会破坏公平竞争,助长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等不良之风,长此以往,公平公正的原则就会被破坏殆尽。

五、网络阅读的影响越来越大

网络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当前很多领导干部在网上开博客,和网友交流探讨政务,了解民情,共商对策,引起众多网民的关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2007年6月,由人民论坛杂志社和人民网时政频道联合进行了“党政干部阅读习惯”网络调查。统计数据显示,通过网络进行阅读的党政干部占到26.96%,仅次于通过书籍阅读的28.55%,但是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通过报纸和杂志进行阅读的24.02%和19.64%,说明党政干部接受新媒体的速度加快,程度更深。2009年6月进行的“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中,50.5%的受访干部认为,网络给传统阅读带来了较大冲击。调查显示,网络阅读的方式在4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中较为流行,且得到较多肯定。调查发现,一些干部不喜欢网络阅读的原因有三:一是知识水平受限,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的干部上网的难度越大;二是受办公条件与设备局限;三是不认同网络阅读的效果。

网络阅读所提供的无限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为阅读行为带来的方便快捷很快得到了广大领导干部的青睐。与此同时,网络阅读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如造成读者信息超载重负以及浅阅读现象的盛行。当信息生产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时,受众不可能再细嚼慢咽,他们本能的应激反应就是浅阅读。而这种快餐式的浏览取代了对文本的细读与思考,实用化的阅读遮蔽了对经典的品味与学习,那么,读者的心灵就难以从阅读中获得真正的滋养与润泽。总体而言,党政干部利用网络媒体阅读已经成为一个习惯,在获取信息方面,要比传统的书籍获取方式更加迅捷、全面,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参考文献】

行政领导学论文篇（8）

（一）领导的定义。领导是指某个个人或集团，通过权、责、服务三者统一，带领下属群众，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该定义有几个要点，领导、媒介即领导输出、被领导者、环境、目的这五个要素。这里领导的输出要被被领导者接受，必须要有媒介有条件，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这个过程是在与相关环境中的相互影响中进行，经过努力，达到领导的目的。

（二）领导输出。上文对领导的定义有“通过权、责、服务三者统一，带领下属群众”等词条。定义强调权力、责任、服务三者的统一。这里这三者都作为领导的输出，传递给被领导者。笔者认为这里可以把领导与管理进行一个颠倒的关系处理，领导包括管理，即包括一系列的组织、沟通、激励等，所以，这里把领导输出分为四类:一是权力和权威，二是管理，三是责任，四是服务。

1.权力和权威。领导权力是领导者为实现组织目标，在实施领导的过程中对下属施行的强制性影响力和制约力。任何领导都需要权力，他必须对其施受对象进行权力的送出和控制。权力是强制的，因此每个领导者可以要求被领导者服从自己，对违背组织目标的行为进行惩罚，但同时也造成了被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对立情绪，甚至对抗的关系，所以运用权力时要讲究方法。领导权威（非权力性影响力），就是指领导者的品质、作风、知识、能力、业绩以及行为榜样等非权力因素对下属造成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表现方式上并没有合法权力那种明显的约束力，但在实际上它常常能发挥权力性影响力所不能发挥的约束作用。它包括人个性影响力，即品格、能力、知识、感情和榜样行为影响力两种。

2.管理。我们知道，在领导中，体现的管理方面的因素太多，必须借鉴的也很多。领导必须会用人，所以和人力资源管理挂钩；领导要会激励下属，因此有激励的艺术；领导很重要的一点是沟通，上传下达都很重要，特别是权力下达和命令时，沟通艺术在这里发挥作用。领导如何施行才最有效，最能让对象接受，最能发挥1+1>2的效果。

3.责任。领导者首先从职位上来讲，与其相对的是领导的责任。领导有权力，有权就必须有责。领导者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出发点首先都会是自身的职责。领导者输出责任，表现出来的就是居其职，谋其利。领导者输出的责任有抽象的为人民谋福利，树立良好的形象，做好带头作用，出好主意，领导激励下属，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要承担与权力相当的成败荣辱的个人重担。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服务。我们现在突出强调领导者就是服务员，长官意志的时代已经过时，“第五级领导者突出的谦逊态度与超强的意志力的结合，形成了一种闪亮的领导特质”。这表现在群众对领导者的期望与领导者自己的角色定位。群众希望自己的领导要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能力，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比如希望政府的公务员、行政领导者都是人们的公仆。正因为群众希望从领导者这里获得服务，才会显得服务地位日益突出。“俯首甘为孺子牛”，群众才会更善于获取服务与配合。服务是群众首先想获得的，是领导首先要具有的。

二、4Cs理论及与领导输出营销的结合点

（一）4Cs营销理论(The Marketing Theory of 4Cs)。1990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劳特朋（Robert Lauterborn）教授提出了与传统营销的4P相对应的4Cs营销理论。

Customer(顾客)主要指顾客的需求。这里指领导不仅要提品和服务，还要换位思考和换位营销，假设自己是个群众需要的会是什么。

Cost(成本)不单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它还包括顾客的购买成本。这里指群众接受领导输出时可以接受的付出，这中间的成本不仅包括其货币支出，还包括其为此耗费的时间，体力和精力消耗，以及购买风险。领导者应该追求目标的是群众的零成本。

Convenience(便利)顾客在购买某一商品时，总希望把有关成本包括货币、时间、精神和体力等降到最低限度，以使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因此，领导必须要考虑公民和下属愿意支付的成本；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尽可能减少公民的时间支出，让下属明白自己的意图，通过多种渠道向群众提供详尽的信息、为公民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减少群众精神和体力的耗费。

Communication(沟通)被用以取代4P中对应的Promotion(促销)。4Cs营销理论认为，企业应通过同顾客进行积极有效的双向沟通，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新型企业和顾客关系。这里指不再是领导单向的施权，而是在双方的沟通中找到能同时实现各自目标的通道。

（二）领导输出与4Cs的结合点。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在《公共管理导论》中指出“需要将私营部门‘经证实有效的’管理手段转到公共部门加以运用。”营销是一门以顾客需要和欲望为导向的哲学。本文的观点是，领导必须借助营销来促进自身和群众的共赢，必须以顾客(公众)需求为导向，用领导营销来营销领导。而领导同样有高层和基层领导者；有对象，即群众和普通公务员，提供时必须要便捷，提供后要能进行沟通，提供要有效进行，要有渠道来达到目的；有领导输出，即政策，或者更具体就是前文提到的四类，即权力、管理、服务、责任。领导过程会存在困难，会有障碍，会需要采取改进的方式。领导要在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以及在政府部门的自身运行中，利用市场营销学的理论进行运作，推广政府政策，树立政府形象，建立与公众的良好关系，并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最终实现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就构成领导输出与营销理论中的4Cs有了合理的结合点。

三、4Cs在领导营销中的应用

（一）顾客――群众理论的应用。针对领导输出的特点及群众的需要，领导者应该做好调研，了解群众与下属在接受领导下达的命令和指挥，管理和权力后的接受程度，满意程度，配合程度，参与程度，可以用方格类似的指标定位让群众填写，特别是他们需要什么，目前输出的服务是否满意，是否足够，还有什么不足。另外，对输出的责任是否认同，来评定责任完成的程度，看领导是否最基本把本职工作做好了。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才可以根据群众最迫切的需要来确定下一步，确定发展趋势和计划，及时设计开发出符合群众需求变化的输出产品，并且能够根据民意来改革或者改进自身在领导过程中的一些不足或缺失或者过度。

（二）成本理论的运用。这里的成本指群众在使用和接受政府输出过程中的费用和精力与体力的付出。领导输出的群众不同于工业产品用户的理性，也不像个人消费者的感性，其选择性比较少，甚至是“垄断”的，所以就在“购买”或接受过程中非常被动。群众有的只是评价的权利。人民纳税是为了自己生活的更好，更有质量，是为了给政府合理存在的理由。可以说人民希望以越低的成本投入来获得应得的服务，希望政府的管理是比较有效的，比较负责任的。群众选择性是少，但是心中的评价标准其实一直存在，特别是在一些事务中付出的代价成本与回报是否相称，回报的周期是否合理。因而，领导要类似的去提高输出的性价比，做好工作，让群众觉得物有所值。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得不到公民的信任，那么就说明政府提供的没有吸引力，性价比低。零顾客成本是政府营销追求的目标。

（三）便捷理论的运用。企业需要通过分销渠道将产品提供给消费者，政府也需要通过设置机构和分配人员将领导输出提供给群众，领导应当提高便捷性。对于被领导者群众来说，便利性其实是一贯的追求。但是，任何人都明白，和领导打交道有多困难，在政府部门办理的手续有多繁琐。我们社会的盖章难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假如，领导机关能在这些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事物中提高效率，便民利民，主动服务，我相信对领导的评价会积极正面许多。例如，对一些文件申请最好能提供详细的指导服务，对群众进行事后调查，做好延伸服务，如果群众有困难，最好能现场或者上门服务。但是手续繁琐这方面还是有待改进。领导者如果有志提供给群众便利的服务，可以在所辖区域设立集中的行政服务办公大楼，这算是一种便捷性，可以设立政府一条街，并且设立评价网点即时评价。如果群众数量规模不够大，不适合建立大楼，可以在某处集中，授予临时的办事点权力，方便需要的人。领导要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以有利于群众工作、生活和学习。群众满意度提高，领导的措施就更容易实施。要建立完善的现代化的公告信息系统，并传播给公众，使他们获取信息时方便，传递信息时也不存在障碍。

（四）沟通理论的运用。沟通是相互了解的前提。沟通的目的是赢得认同。沟通艺术是各级领导必须具备的基本功。领导做好沟通，是为了了解群众的需求，同时也是群众的要求。领导与群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沟通，但都要遵循沟通程序，减少沟通障碍。比如，可以到现场进行面对面沟通，这是一种比较便捷直接的方式。因为在政府中，最重要的是公文等文件式的沟通，所以可以设立领导信箱，切实保证查看及时，回复到位。可以鼓励群众多提意见建议。特别是现在在建设电子政务，可以开设专门的百姓意见网页，并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查看回答。另外，政府热线电话，呼叫中心等更迅捷的沟通方式也应鼓励运营。沟通应该是多层次全方位的。例如可以建立如生产线式的环节投诉，当然前提是群众对领导输出，对政策方案有了切实的感受，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可以比较了解政府或者领导者的政策，才更能提出有效的，一针见血的意见。

在新环境和新时期下，领导输出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要求我们重视领导营销的问题和途径。领导要尽快树立领导输出营销，政府营销的观念，用先进的现代手段来使这个过程更加顺畅，使营销更具效率。要不断提高领导的执行力，以群众为导向，为公共利益寻找更好的输出和实现管道，为公众谋福利，以服务思想指导自己，才能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社会下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董丛文，杨树立.政府营销与服务型政府建设[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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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耀烈.现代管理基础[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9，（256）.

[4]连玉明.学习型政府[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24．

行政领导学论文篇（9）

二OO**年**月***日

一、不断强化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

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迫切要求。今年以来，我自觉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届六中全会、自治区七次党代会、自治州八次党代会和县委**次党代会的精神，掌握其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学以致用，不断提高了自己的理论素质和政策水平。一是加强党性锻炼，在政治思想上要求进步，始终不渝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同党中央及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增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注重从讲政治的观点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二是强化无产阶级世界观，深入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思想家的著作，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进一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抵制不良现象，勇于同邪教组织做斗争；全心全意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联系群众，自觉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三是注重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在生活工作中，我尊敬领导，团结同志，正直无私，乐于奉献，为人热情，办事公道，遵守社会公德，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努力发挥了表率作用，保持了“生活朴实、作风务实、干事求实、效果扎实”的“四实”作风，把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工作素质,努力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

二、组织领导能力

我加强了对各种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学习，是一个人不断进步的阶梯，是提高自身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径，只有不断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切实履行好工作职责，取得良好的工作效果。基于这种认识，任职之后，我狠抓了自身学习建设。一是全面深入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届六中全会、自治区七次党代会、自治州**次党代会和县委**次党代会的精神，十六大及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对政治理论知识、科技文化知识、现代金融知识、写作知识、市场经济知识的学习，不断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才干，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二是重点学习法律法规知识，作为法制工作的一名基层领导，拥有丰厚的法律知识是做好工作的基本要求。在工作之余，我挤出时间进一步学习了《宪法》、《民法》、《刑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力促进了自己依法行政开展工作。三是学习方法灵活多样，除紧紧抓住上级和县上组织的外调专门培训机会以外，利用业余时间，我还积极开展了自学，虚心向领导学习，虚心向群众学习，虚心向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学习；坚持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学习书本知识与学习实际知识相结合，学习与运用相结合；同时，扬弃糟粕，在学习时力争学到要义和精髓。四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我坚持把学习到的各种理论运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更好地推动自己的工作顺利开展，通过不断学习和工作实践，我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字写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依法行政意识都有了新的提高。五是工作中，我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坚决维护领导班子团结，虽然我办只有2个人，2人都是领导，我能够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作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负责，始终做到了恪尽职守、勤奋兢业。

三、工作实绩

根据政府办公室的工作分工，今年我分管的法制工作和协调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绩效：政府法制工作取得新进展，依法行政工作迈开了新步伐，协调服务助手工作有了新起色。

树立良好的勤政意识，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勤政”是对一个国家的根本要求，是个人履行好工作的职责，赢得信赖与拥护的首要前提。在勤政方面，我主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坚持民主集中制，摆正位子，团结领导和同志，兢兢业业负责做好业务工作，始终坚持了州法制办的工作指导，做到了法制工作置于县政府、政府办公室的正确领导下,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常务副县长赵文纪是分管法制工作的县领导，法制办又隶属政府办公室管理，在这方面，我主要坚持做到了不占权，不越位，多向领导请示汇报提方案和工作建议，多给政府办领导汇报工作，征求听取批评意见，争取帮助和支持。在工作中，我办能够及时进行请示与咨询。对行政复议中遇到的不能把握的问题，能够及时向县政府、政府办领导、州法制办请示寻求帮助，主动听取县法律顾问团的建议与意见，作为行政复议的参考依据。始终做到脑勤，即勤于思考，正确领会领导意图，为领导正确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嘴勤，即不懂就问，正确传达领导意图，反映群众心声；手勤，即经常动手作文字工作，做好工作与记录，为有效开展工作创造条件；腿勤，即不怕繁琐、劳累，搞好调查研究，创造性为领导搞好协调与服务。 （三）把好法律关口，确保政府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今年以来，我办共对政府拟发的**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严格的把关审核，与此同时，对今年以来涉及的所有非公平竞争和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文件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清理出的**个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即：《关于印发**县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关于转发***********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和印发****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关于印发《****水土开发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县公民义务植树绿化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按照法律法规程序的要求，以上4个规范性文件均已报州法制办备案，《*****县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正在审查之中。

（四）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根据2005年的工作情况，2006年5月份，我办协调县人民政府表彰了***个2005年度依法行政先进单位，并进行了物质奖励。按照全县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的要求，9月7日-15日，我积极协调县有关领导组成了**个检查组，**名县级领导始终亲自带队参加，奔赴***个行政执法单位和***个农牧乡镇，对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进行了督查检查。查摆出存在问题***多条，发放了***份整改通知书。在印发工作检查的通知中，明确了检查时间、检查依据、检查方式，提出了工作要求。经过督查检查，从一定程度上有力的推动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的健康开展，打开了今年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的良好局面。

（五）认真做好行政复议、行政执法文书的自查工作。在今年全州八县一市开展的行政执法行政复议文书评查工作中，我县的行政执法行政复议文书评查工作实现了新的突破。我办自查为优秀，后来又被评为自治州评查行政复议文书优秀单位，有1名领导被评为先进个人。

（六）及时开展执法证件的更新换证工作。今年3月份以来，我县大范围调整提拔了领导干部，执法证件的补发换证工作十分紧迫，我办及时协调征求上级法制办的意见，先后**次到州法制办办理证件，共为***个行政执法单位的***名行政执法人员，办理了行政执法证和行政执法监督证。

（七）积极协调安排我办人员参加自治区、自治州、县级组织的各类业务专门培训、会议和活动。今年以来，我办**人共**次分别到自治区、自治州参加了各类培训和会议，参加县级组织的专门培训**次。从宏观上，确保了我办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树立了正确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有力的提高了我办工作人员的工作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

（八）任劳任怨，做好领导交待的其它工作，对上级和领导交办的工作，我办总是尽最大努力，一丝不苟的完成；对突发性事件和群众反映的问题，自己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向领导反映，当好县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今年五月份，我县发生了“****重大事故”。遵照县委、政府的安排指示，我办**人积极参加做好善后工作。我办及时同州法制办、法律顾问和阜康县法制办联系，借鉴经验，制定了相关法律文书，在县领导的带领下，我办**人多次到遗属家中，不厌其烦的协调遗属反复做思想工作，先后顺利的同5家遗属签定了安置补偿相关的法律文书，有力的消除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确保了全县社会大局的政治稳定。老百姓到我办咨询办事，我办都能热情接待，认真答复，决不红脸，努力让老百姓发愁而来满意而回，今年我办共解决答复群众来信来访***人次。我办**人累计参加常务副县长赵文纪召开的协调会议**次，参加县委、政府召开的协调会议次；联合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大检查**次；协调组织参加“玉石节展销会”、精神文明验收工作、各类党纪条规法律法规知识竞赛的活动**次；参加犯人以案说法反面教育、义务修筑防渗渠劳动、治理商业贿赂板报展览、“献爱心捐款”等活动都受到了领导好评，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

四、始终坚持廉洁奉公，不断增强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

把清正廉洁作为自己从政的座佑铭，始终坚持清清白白做人，坦坦荡荡干事，老老实实为公。一是积极参与党组织与办公室组织的各种学习活动，加强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提高自己明辩事非的能力。任职以来，我办的**名工作人员能够始终精诚团结，互助互进，模范坚持作息制度，放弃节假日加班加点开展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办公室人员工作作风的转变和效率的提高。二是经常收听收看有关反腐倡廉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做到防微壮渐，警钟常鸣。三是牢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今年以来，我办的**名工作人员没有发生行贿受贿的事情，没有出现违犯党纪政纪条规的情况，坚持了公务活动接待从俭，下基层坚持工作用餐，做到了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践行艰苦朴素，务实求实的工作作风。四是坚持每月对自己思想、工作、生活的情况进行，及时发现问题，认真以解决，奠定自己廉洁从政的基础。

一年来，在工作中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自身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主要是：

（一）领导班子虽然注重理论学习，但对新理论、新知识把握的不够全面。

（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推行依法行政的各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三）对领导安排的工作，积极完成后，汇报的少。有些工作没能盯着干，咬着办。工作中按部就班的多，开拓创新意识不强；

（四）法制工作存在工作不到位，不检查、不督导的情况。法制宣传工作开展较少。

（五）由于事务性工作较多，我办下基层调查研究不够；

行政领导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0-0318-01

提出“三严三实”是规范领导干部行为作风，提升领导干部思想素质，切实提升党内纪律性和凝聚力的重要方式。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是积极响应当中要重要决策部署，践行群众教育实践和严肃党内政治的重要手段。领导干部要通过实际行动切实落实“三严三实”的主旨精神，强化自身素质，树立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一、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三严三实”的重要意义

1.“三严三实”是党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

“三严三实”政策是规范党员作风建设，严格党内政治纪律的重要标尺。这项政策承接了党早期确立的 “三大作风”以及之后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党自上海建立在经过近百年历史的洗礼，逐渐发展成为十三亿人口的执政党，并在执政的过程中，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实现小康生活并进一步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不断努力。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的反馈得到，人民群众反映党内的“”问题较为严重，从而影响了我党的纪律性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提出的“三严三实”正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党的纪律性。切实去除党内“”问题。要求党员以“三严三实”为标尺衡量自身行为和思想道德，切实落实党组织作风建设。

2.“三严三实”明确了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

领导干部的选取要切实满足党和人民需要，能够在工作中严于律己。所以，党中央将“三严三实”作为选拔领导干部的重要准则，就是要把真正想为人民服务、能够为人民服务、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又严于律己的人才选，切实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此外，把“三严三实”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逐渐培养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艰苦奋斗的道德情操。并以“三严三实”作为考核标准，切实选拔在工作中能够严于律己、言语用权和工作务实的干部。提升党内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行为标准。

二、切实践行“三严三实”

1.加强“三严三实”的政治学习

思想是实践的基础，领导干部要切实落实“三严三实”，必须加强对“三严三实”以及党内思想理论的深刻学习。学习“三严三实”思想的同时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真正掌握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切实做到认真理论知识，真正理解理论精髓，对理论知识运用具有自信，最后能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在今天，大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能够对党的思想政策具有较深的理解和掌握，但党内也不乏有一些领导干部轻视党的思想政策和理论知识的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常常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学习过程成为走形式，这样的情况都不能够真正理解党的思想内涵，在工作中容易被物质利益所吸引。所以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切实学习党的理论，将学习成为一种精神追求，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思想素质。

2.坚持群众路线，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为人民群众做多少事情，取决于将人民群众放在什么位置。领导干部应经常将“三严三实”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标准，时刻衡量自己是否真正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准则，是否切实为人民群众解决了实际的问题和困难，是否正确使用自身职权，造福于人民群众。在我党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缺乏先进的模范榜样，切实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领导干部应时刻以榜样作为工作标准，落实“三严三实”重要方针，真正走入到乡村、走入到企业、走入到社区，倾听群众的心声，了解群众的困难，与人民群众密切接触。此外，在执政的过程中严格坚持党务政务的公开，应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处理问题，能够使人民群众了解领导的执政工作，真正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3.正确使用职权，勇于吃苦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更加需要领导干部的用于担当，用于吃苦的精神，切实调节复杂社会矛盾，将矛盾消除在源头，防止其进一步恶化。此外，领导干部应正确看待个人得失与党组织利益、人民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应当具有在人民群众利益、党组织利益面前放弃自身利益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情怀。在领导干部工作的过程中，不乏会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活动，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够用“三严三实”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会为了自己的贪心而做出危害国家和人民财产安全的事情。所以，领导干部应坚守“三严三实”的标准，从思想上和行为上抵制腐败行为，不受金钱和权利的诱惑，保持廉洁的工作作风。

4.践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领导干部在工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对一些问题进行决策。领导干部要在决策的过程中做到实事求是，首先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并对实际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在决策的过程中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大局角度进行决策。在此基础之上，针对具体问题，领导干部应亲自深入到实际进行详细的调研工作，了解问题的实质，真正了解人民的需要，结合本地的方针政策，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最后，领导干部的决策能力是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积累出来的，所以领导干部应在定期加强理论学习，并参加实践锻炼，在决断的过程中能够跳出常规思路的限制，用于创新，善于思考，从而能够提出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三、总结

“三严三实”涵盖了对领导干部进行工作的基本要求，是领导干部提升思想认识和行为的标准。领导干部应认真学习 “三严三实”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并将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在工作中提升自身思想认识、加强理论知识学习、正确使用职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用于吃苦，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持将“三严三实”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张蓓蓓.关于领导干部“三严三实”的思考[J].学理论，2014，（31）：51-53.

[2]陈文甫.关于基层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的思考[J].东方企业文化，2015，（13）：116-117.

行政领导学论文篇（1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方面在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本文对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的文献作出全面回顾，并尝试给出分析评价。

一、以研究主题为中心的文献回顾

1.党的发展理论研究

党的发展理论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和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同时借鉴和吸收了当代西方的发展观。就本文主题而言，我们集中关注以、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

（1）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发展观研究。学界普遍认为，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是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怎样建设这个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的总称。绝大部分学者对为中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社会主义观的核心认识问题上达成一致。有的学者认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包括对我国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发展的目标、原则等重大理论问题。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

（2）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发展观研究。国内学术界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研究很丰富，其研究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对邓小平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体系的研究。其成果突出的有曹前《邓小平发展观略论》，从一般视角下对邓小平发展观进行了系统阐述。还有的学者从发展的认识论、发展的方法论与发展的价值论三个层面阐述了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其二是从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人手进行具体的阐述。

（3）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发展观。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发展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辩证关系，突出了发展在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刻认识。国内对于发展观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发展地位、发展动力、发展条件、发展战略诸方面对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梳理论述的。

（4）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以及体系进行论述；第二，从历史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进程进行叙述；第三，从发展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不同角度对科学发展观进行研究。从已有的理论成果看，对党的发展观问题特别是发展观的演变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党的发展观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和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中国化，也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和完备的阶段，每一阶段的发展观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内容。对于每一阶段的发展观的基本问题，比如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和讨论，最后都把落脚点放在当展观的重要性和意义上。

2.党的领导体制研究

（1）党的领导体制与法制的关联研究。有学者指出，现行的党政领导体制存在的一些主要弊端是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权力高度集中，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不利于政府、企业、群众团体行使自己的职权，比较容易形成“家长制”和产生。有学者从历史和理论上两个方面论证了坚持党的领导和改革现行党政领导体制的必要性，并且从共产党对非党组织的“总的领导”原则，彼此间的职能分工、抓好自身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坚持党作为国家生活的领导者，而不是直接管理者”的含义。李步云针对当时许多人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严格遵守法律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党的各级领导必须树立法制观念，认真学法用法，党组织要自觉接受非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在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末90年展为依法治国这个重要概念。

（2）党的领导制度与体制的关系。理的领导中的“制度”与“体制”的联系和区别，澄的领导哪些属于制度方面问题，哪些属于体制方面问题。还有作者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探讨了社会大系统中政党、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等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内部构成的特色，以此说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不合理性以及改革体制的必要性。有学者提出企业改革中选择党政分开模式需要遵循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看是否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二是不能用党委系统去取代生产经营系统。还有一些研究者介绍和评价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党政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些理论和实践，前国家在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所关注的问题主要也是党政关系，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共同点。

（3）党的领导体制与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关系。如王沪宁从政治发展的视角分析了革命后社会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阶段，并从“历史――社会一文化”之间的动态平衡和能量交换关系来说明改善党政领导体制必须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必将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所以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党政、政经、政治、政社一体化的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实行逐步的结构性调整。而完善党政领导体制，完善执政党与政府、其他党派、社会、企业的关系，来巩固党政领导体制，则又是实行整个权力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4）党的领导在企业、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具体体制和机制研究。有学者运用政党领导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借鉴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工具，以党的领导水平的提高和执政能力建设为切入点，从党的领导地位、领导理念、领导方式、领导人才和领导成本等多角度，围绕如何在社会转型期领导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展开研究，梳理探索历程，分析新时期影响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制约因素，探寻把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和改善党的领导有机结合起来的创新路径。此外，还有学者对党的领导体制及其与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等组织的关系，以及党领导社会意识形态的体制与方式进行了历史考察。

（5）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研究。2004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示要加强执政理论研究，同时指出党的执政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这其中，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是党的领导体制理念在新时期新阶段的延伸和发展。党建研究重心开始转入执政理论的研究，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也构成党的领导体制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有关执政体制的文献着重探讨执政体制的科学化和法治化水平。研究者认为，法治政党最主要的一个面向是政治生活的法律化，是宪法和法律对政党的规范和约束；法治政党建设的另一方面是党内规范法治化，政党通过良善的自身制度加强自我约束。法治政党的关键是依宪执政，未来要通过推进党的领导权法制化、深化党的机构改革、深化党委决策制度改革和推进党内治理法治化等重点举措来完善党依宪执政的体制机制。此外还有一些作者从历史和前苏联的执政体制的经验教训来寻求现实启示。

3.党的领导能力研究

（1）党的领导能力内涵研究。党的领导能力内涵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从合法性等角度对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权进行法学理论阐释。在学者们看来，党的执政是指党的代表（党员领导干部）合法进入和掌控国家政权机关，从而使得党的代表能够以国家代表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贯彻党的治国主张、处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从当今我国“宪法+”的复合宪制来看，党的领导权在一定范围内应被视为一种宪法权力，这可用党是之政治代表、人大是之法律代表的“人民双重代表制”思想来解释。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的政治领导权包括修宪建议权、立法与国策建议权、宪法解释与审查建议权；组织领导权包括政要提名权、执政监督权。二是从发展视角对党领导能力进行研究。从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出发，结合党所处的时代特点、所面临的任务和队伍的现实状况研究党领导能力的内涵。如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时代条件下，党的领导需要落实到治国理政的现代化要求上。

（2）从党自身建设的角度研究党的领导能力。一是理论研究。研究成果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联系的角度，对党的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对党的领导、党的纲领、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进行了全面立体的梳理，并针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对策性建议。二是关于党政干部胜任能力研究。党政领导干部胜任力是指在党政领导工作中能够区分出绩效优异者与绩效一般者的知识、技能、行为、动机、自我概念、特质等特征。它源于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实践，是对其工作表现卓越程度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岗位胜任素质特征。三是关于党政干部考核指标研究。干部考核评价作为国家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一环，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冯秋婷先后主编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建设》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研究》，对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学界还从评价主体、运行机制、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领导绩效等角度建构对领导干部的评价指标。还有的学者从党的制度化建设、纯洁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先进性建设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

4.党的执政能力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并提出了相应的学术观点：

（1）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学界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或按党的几代领导人的视角，或以时间跨度为主线，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总结了若干启示：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坚持德法结合的执政方略；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不断保护党的执政资源，优化执政环境等。

（2）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对于中共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和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国内外政党执政经验的总结。如有的学者认为，前苏联共产党解散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下野，归根结底是违背了执政规律而受到惩罚的结果。二是对执政环境和执政任务的新判断和执政党意识的新觉醒。如有的学者认为，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任务发生变化，党自身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和“不适合”的地方，从维护发展和生存安全的角度，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的学者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三大任务的需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需要，是密切党群关系、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需要，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粉碎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需要。三是进一步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有学者认为，一个政党执政的现实绩效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是其执政合法性的坚实基础，而合法性基础坚实的政党，其现实的执政能力就强。

（3）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定义和科学内涵。学界对执政能力的定义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以维护现有的执政地位为目标。有的学者认为，执政能力是执政者通过执政活动达到执政目的的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保证和维护自身执政地位的能力。二是以完成执政方略或发展战略为目标。有学者认为，党的执政能力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其阶段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组成执政体系来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以实现其既定治国目标所具有的理论、经验、谋略、本领、素质与能力。三是以治理国家和社会为目标。如有学者认为，执政能力指的是共产党驾驭和管理正在变得日益复杂的中国社会的能力，从根本上说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党和政府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四是以实现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为目标。有学者认为，执政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全心全意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有的五种执政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以及总揽全局的能力。在此基础之上，有学者认为，执政能力的内涵应从以下三个角度加以把握：从党的整体来说，执政能力主要包括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能力、决策制定的能力、制度和体制的安排能力；再有学者认为对于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来说，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主要就是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

（4）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关问题。学界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执政理念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认为执政理念是一个执政党全部执政活动的价值取向，直接反映的是这个执政党的执政宗旨、奋斗方向和终极目标；二是执政基础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认为执政基础是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进行执政能力建设的先决条件，认为执政能力建设是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主要途径；三是执政方略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四是执政体制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认为党的执政能力不仅取决于领导干部的素质，还取决于领导体制和执政机制；五是执政方式与执政能力建设，认为党的执政能力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形式体现出来，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选择关系到执政能力建设的成败；六是执政资源与执政能力建设，认为执政资源是政党执政的基础和前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被普遍认为是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七是执政环境与执政能力建设，认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执政党对执政环境的正确把握和对执政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

（5）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国内学界对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途径虽然观点各异，但主要涉及三条途径：一是不断加强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因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执政主体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提高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二是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因为在以党代政的局面基本消除的今天，建立新型的党政关系，成为执政体制创新的主体工程，它包括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现代国家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三个方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然通过政府来体现，去推动，所以也要研究推进政府职能改革。有学者认为，党的执政能力需要通过具体的执政来体现和反映。三是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体制、制度的好坏优劣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高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是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关系的关键。

（6）关于执政能力的测评。执政能力测评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而执政能力的提高则是执政能力测评的主要目标。测评具有预警和纠偏的价值功能，测评效度的强弱直接决定着执政能力建设的程度和质量。学者们从执政能力的影响因素、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手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对于执政能力的评价，可以采取对执政相关要素的客观评估，对执政效率与成本的评估，对执政认同性的量化评价等几种基本方法。此外，还要大胆利用现代技术进行评估。

5.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研究

（1）关于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的重要意义。大多数学者认为，党之所以要强调“提高领导发展能力”，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能源、资源短缺问题突出，环境压力增加，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如有学者认为，“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深化和延伸，是执政能力建设理论的丰富和拓展，是领导科学研究的创新和提升，是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新的要求和任务。代表性观点认为，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的重要意义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应对错综复杂新形势的迫切需要，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将突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突出面对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突出面对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突出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二是解决瞬息万变的新问题的迫切需要。当前国际国内新问题层出不穷，瞬息万变。如果处理不好，必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接受国内外历史教训的迫切需要，当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往往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如果把握不好发展的全局，就会造成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不公、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四是克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问题的迫切需要，有些领导干部在确立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决策思路、制度措施、领导水平方面，存在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符合、不适应的问题等。

（2）关于党领导发展能力的内涵和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党领导发展能力既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展能力，也指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发展能力，还指党的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如有学者认为，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是指领导者或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为发展原则，正确有效地引领和组织科学发展的一种综合性的领导能力，其实质是将领导能力置入科学发展观坐标体系，旨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而提出的新概念、新思路。有的学者指出，当前党的部分领导干部领导科学发展存在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缺乏开拓创新的意识；领导方式不新，不能适应时代和实践的需要；统筹能力不强，未能实现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环保意识不强，没有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关注民生不力，未能实现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有的学者具体分析了干部领导科学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宗旨意识不强，作风不实；思想解放不够，缺乏开拓创新的意识；领导方式不新，领导方法简单，不能适应时代和实践的需要；缺乏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统筹能力不强；沟通协调能力不强，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的办法不多。

（3）关于党领导发展能力的构成。对于党领导发展能力究竟包括哪些能力，学者们的观点各异，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各级党委来说，领导发展的能力主要就是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具体包括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能力，各级党委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有的学者将领导科学发展能力分解为十种能力：政治把握能力、科学决策能力、统筹发展能力、规划发展布局能力、依法行政能力、社会管理能力、组织实施能力、知人善任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并依据这种能力划分设计调查问卷，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从体制、机制、方法三方面构建出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模型。有学者认为，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具体包括八个方面的能力：一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理解能力；二是坚持靠民发展的能力；三是自觉为民发展的能力；四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能力；五是善于统筹发展的能力；六是勇于创新发展的能力；七是善于应对危机的能力；八是保证安全发展的能力。

（4）关于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的对策。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的对策是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一个落脚点。有的学者从应该着重提升哪些具体能力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有的学者认为，要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一要坚定不移地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领导发展，二要努力提高制定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的能力，三要提高统筹协调的能力，四要努力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有的学者指出，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发展，坚持以正确的方法推进发展，坚持以完善的体制机制保证发展，坚持以人心的凝聚加快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必须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认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有的学者从处理重大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如何提升党领导发展能力。如有的学者指出，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最根本的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正确处理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各种重要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认真落实既快又好的要求，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认真落实全面发展的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认真落实协调发展的要求，处理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对内对外开放的关系；认真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认真落实以人为本的要求，处理好改革发展与富民安民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提高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一要以理论武装为根本，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二要把握发展规律，提升干部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要着力提升干部创新创造的能力，四要增强服务意识，转变落后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五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机制，让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关于党领导水平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应围绕党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相应的提高党领导水平的措施。有学者认为，提高党领导水平关键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驾驭全局能力、促进社会和谐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力、加强党自身建设能力等方面加强。有学者认为，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法律体系有待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有待改进、公众的法律信仰尚未普遍建立、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缺乏实效、党的建设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和障碍。有学者认为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应注意解决的四个问题：即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关系以及实现党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6.国外政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研究

（1）不同政党制度对于政党领导发展能力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各不同，但大体上都可以归为欧洲大陆的政党制度和美国的两党制度。由于美国政党的主要功能就在于选举，它在政治传播、社会动员的能力大大下降，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党在领导发展方面的能力比较弱。有关发展的政策往往受到总统本人以及利益集团的影响。因此，有作者甚至认为，“政党要完蛋了”。这种描述较为形象地说明了政党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的衰落，及它在领导发展方面的欠缺。相比较之下，欧洲大陆的政党在政策议程和领导发展方面的能力要强于美国许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政党不但能够制定具有政党标识性的政策，而且政党在贯彻其政策、动员社会群众方面的能力也相对突出。这方面的研究有王长江的《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熊辉的《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林勋健的《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等。

（2）政党领导具体发展道路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对于第三条道路的研究。在欧洲政党的政治理念变革方面，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社会在冷战后面临着五类挑战，对欧洲社会党所面临的挑战及应该采取的变革措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并塑造了第三条道路政治的发展历程国。英国学者马丁・鲍威尔对构成英国现代社会政策框架体系的主要政策领域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和理论问题作了重要的历史梳理，讨论了新工党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的政策与老工党和前保守党政策的关系。德国学者托玛斯・迈尔也探讨了执政党应如何适应当前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如何改变策略，同时保持自己的身份特征以迎接新的挑战。在这个方面，中国研究学者也有较深入的考察。顾俊礼着重分析和研究了英国工党与保守党、法国社会党与戴高乐政党、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意大利天民党与左民党、瑞典社民党、奥地利社民党等9个欧洲国家执政党不同时期的执政经验与教训，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党及其执政都有一定的参考或借鉴作用。

（3）对于不同国家的政党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国别政党研究。在欧洲政党的执政政策方面，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麦克尔，亚历山大・佩特林等人以英国、法国等西欧六个具有代表性的社民党执政国家为研究对象，详细比较和分析了这些国家的社民党在财政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政策领域所采取的措施和结果。可以说对西欧社民党是否成功地对自己的纲领、目标和政策工具进行了革新，给出了非常严谨的解答@。德国学者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英国学者托马斯・波古特克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先后进入全国政府的五个西欧绿党（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提出了不断调整中的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已变得日益适应欧洲联盟政治的需要@。在韩国政党研究问题上，韩国政党体系变化与民主化关系以及这一政党体系变化与韩国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国别政党领导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政党的统合与分裂完全是危机所致，视政党的变动和政党体系的变迁为“危机与统合的政治”，是政治人在权力斗争危机的压力下表现出来的纯粹的聚合现象。郭定平对于韩国政治转型做了详尽深入的研究，文中涉及了政党体系的变迁问题，探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政治转型的背景、原因、进程和前景，认为韩国政党体系有着个人化、精英化、权威化的特点。进入新世纪后，对于韩国政党体系的研究日渐活跃，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散见于有关东亚政党体系转型的研究著述中。李路曲在《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一书中，对于韩国政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一党独大政党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韩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制度化过程做了扼要的介绍。

二、对已有相关文献的分析评价

1.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问题是已有文献尤其是有关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方式、执政能力等相关研究问题的逻辑延伸。已有文献对党领导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前提性问题作出了重要的探索和研究，从而为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党领导发展能力是党的领导在发展方面的体现。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的命题的提出，是党在制定和推进“十三五”规划时的内在要求。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命题也是几十年来理论工作者和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发展的逻辑结果。尽管某个具体的研究者在其研究的问题中并未考虑党领导发展能力这个命题，但是这些众多的研究者在某个历史阶段集中研究某个主题并解决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事实上为下一阶段的主题演进和研究任务作出了观念准备。

在20世纪80年代，党的领导的研究着重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基于对党的领导体制的重要性的认识，学术界对党的领导的研究着重围绕党政关系展开，就党是否直接领导还是间接领导、党政的职能区分问题、党政分开、党政是否应当一体化、如何实现对党的监督等问题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文献中提出各种有关党的领导体制上的观点，虽然其中有些观点并不符合实际，但对于党的领导体制的研究和争论深化了理论认识，并构成党的领导的研究问题上的重要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确立之后，党的领导体制也有了合理的定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成为全党的共识。鉴于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一些腐败现象的加重，有关党的领导问题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党的领导作风问题上。有关“三讲”和“三个代表”理论的研究，就是党的领导问题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研究新进展，它抓住了党的领导的根本性质和时代要求，提出了党的领导上的“先进性”这个至关重要的命题，深化了党的领导问题的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的前提下，党的领导问题上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问题上。围绕着这一研究重心的转移，相关文献也深入研究和探讨了执政能力建设的相关问题，并为党领导发展能力的研究主题作出直接的理论准备。总之，在党的领导的问题上的研究与文献的逻辑进展表明，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既是党中央在面临新的历史形势下完成重大历史任务下的重大决策；也是理论界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研究的历史必然和逻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