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论文大全11篇

思维方式论文篇（1）

艺术的认识活动必须依靠形象思维，但是不能脱离抽象思维。承认形象思维是艺术的主要的、基本的认识方式，并不否认抽象思维的必要性。为了更具体地认识形象思维，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比较中研究两种思维的联系与区别。

第一，两种思维在思维的手段上是不同的

形象思维是借助于形象塑造去揭示真理，抽象思维是借助于科学推理去揭示真理。因而艺术家的思维活动，除了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始终离不开具体可感的物象形态，并且要饱含着感情、发挥着想象，把思想、感情、想象和物象形态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来进行艺术思维。形象思维还受作者世界观的指导和支配，也受制于作者对生活的理解熟悉程度，还决定于作者的艺术素养和对艺术技巧的掌握。《风》是冼星海早年在巴黎写成的作品，结合作者当时饥寒交迫的境遇，联想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描写的悲凉情景，遥望风雨飘摇的祖国，人生的苦、辣、辛、酸，随着暴虐的风，一起涌上心头，悲歌逐渐转变成怒号。最后，他心目中出现了海市蜃楼般的美妙幻景，于是音乐又发展成充满幻想的明亮的和弦。

第二，两种思维在思维方式上是不同的

形象思维主要是通过选自生活中具体的、个别的人物、情节、细节、场地、情态、动作等来塑造单个的典型、生活的形象，显示生活的本质。抽象思维的方式，是从许多事物中舍弃个别的非本质属性，以概念抽出共同的、本质的属性。艺术形象不能以抽象概念为基础，艺术家决不可忽视具体表现对象的个别性的形式，决不可把现实生活中得来的有代表性的具体材料，抛诸脑后，剩下纯概念，把形象思维变成了用形象表现概念的思维。西汉霍去病墓冢前面的《马踏匈奴》石刻，以战马来象征骠骑将军。雕刻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观察、研究并掌握了千百匹驰骋塞北、屡经战争的活马的生动姿态和神情，并从这些“思维具体”中，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地加以比较和选择，才有“马踏匈奴”这样具象化的石刻形象。成功的艺术作品是以神形兼备的具体个性形象来反映生活的，这就是作品给人以深刻、鲜明、强烈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两种思维在思维对象上是不同的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都是以外界客观的现实对象为基础。从抽象思维的属性特点来说，世界上的一切具体事物，它都可以把它们变成概念抽象的对象，甚至连艺术本身也可以成为抽象思维的对象，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艺术理论。但是不论抽象思维的对象如何广泛，形象思维还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侧重表现生活中的某些特有内容，这就构成了形象思维的对象——人。艺术作品只有反映人的思想、感情，按人的美的原则进行创造，表现创造者的美学理想，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就拿造型艺术来说，并不是酷似的描绘就是成功的艺术品，它还必须表现内在神情，这内在的东西是更具艺术对象性质的东西。米开朗琪罗的《被缚的奴隶》雕塑作品中，奴隶虽是用很细的绳子绑捆的，似乎很容易断，但雕塑家所表现的是精神上的束缚，他所塑造的形象，表现人类灵魂想冲破自己的躯壳，以期获得无限的自由。正因为这样，冰冷的石头获得了生命。可是抽象思维则不同，即使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心理学，也都是侧重占有大量表现共性的材料和事实，并从人的某一侧面进行研究，得到的是数据和逻辑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表现的方式是思想概括。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作为抽象思维形式之一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学艺术在对象上的不同。第四，两种思维在思维的过程上是不同的

一个人体验到痛苦的可怕或享受的甘甜，然后他把这些感情用诸多形式表现出来，使其他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这就是艺术。艺术家作为思维的主体，在创作过程中，他要深入生活，把握生活源泉，取得艺术创造的原始材料。作为形象思维过程重要标志的是对于思维对象的设身处地的体验，而对于一般的抽象思维则不是所必需的。因为体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对象，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自我表现。我们看到有些作品不会隐藏这个“自我”，正面人物成了自己的传声筒，反面人物的行为等于自己否定自己，这样人物行为就没有真实性，欣赏者看到的是在为人物活动牵线。严格地说，这种创作还不能算形象思维，因为作者并没有真正进入形象思维的过程。而对于一般的抽象思维则不是所必需的。

第五，两种思维在思维效果上是不同的

抽象思维要分析事物的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达到以理服人。理论家借助逻辑来表明自己的思想，直接昭人以理。形象思维不采用这种形式，而思维的成果效用也并不如此，艺术作品有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人们欣赏艺术作品是要从艺术作品中得到娱乐和休息，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如果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思维过程中，不能提供充满情感的艺术品，人们就无法感应赞美、仇恨、惊恐、同情等效果。为此，艺术家必须对于所塑造的形象，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千方百计地使形象获得生命力。艺术的形象思维必须在思维中追求真实性和生动性，以情感人，以景召人，甚至连一幅静物画也是如此。

第六，两种思维在思维的形象上是不同的

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都必须具有想象、幻想和推测的能力。想象、幻想和推测，可以补充在事实的连锁中不足的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抽象思维的想象，主体的努力在于证实自己思维的可信性；形象思维的想象，目的在于造成形象体系，表现理想寄托。艺术家为了造成形象体系，以记忆中的生活表象为起点，按一定的创作目标，把散的东西创造为一个既假且真的典型化形象。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引导着人民》，画面中心手持三色旗的自由女神是画家把现实的真实与奇妙的幻想大胆、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女神的形象是认识未来期望感性形式的强烈化的显现。因为在画家的心目中，自由是斗争的向导，自由的斗争是不可阻挡、不可战胜的。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转化为艺术的幻想性的形象，象征着画家的美学理想。

形象思维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艺术规律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全面关系到艺术创造的实践问题。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才能创造出合乎艺术规律的艺术作品。

思维方式论文篇（2）

你们是如何定义企业精神和企业家的？

蒂蒙斯：企业精神是人类的一种创造，使人们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不管人们手头有无资源或有什么样的资源，它是人们对机遇的一种执着追求。它要求创业者高瞻远瞩，孜孜以求地带领别人去追求自己的远景。

陈昆廷：企业家具有一套对他们取得成功至为关键的独特技能、个性和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家能够酝酿出一种创意，激励他们将这种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某种用户。这种产品与用户的对应关系需要企业家能够生动形象地设想出消费者及其喜好。

你们如何区分创意和真正的机遇？

陈昆廷：创意较为常见，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些创意来。但真正的机遇却隐含在每个问题之中。只有企业家才掌握从问题中发现创造性机遇的窍门。

蒂蒙斯：绝好的机遇有一种我称之为非常令人宽慰的经济特点：附加值。但是，识别真正机遇的关键要素是日久天长的经验积累所生成的直觉。当机遇的大门渐渐打开时，发现潜在机遇、把握时机抓住机遇的能力和感觉非常关键。企业家很大程度上依靠直觉。

直觉能否学到？

蒂蒙斯：我们所说的直觉实际上是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对大多数企业家来说，这种经验是在其它公司当学徒，或在观察父母如何做生意时得来的。他们总是在自己所熟谙的行业里创业。但我所说的直觉是那种要有各种不同的经历才能得来的智慧。这种智慧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非凡的记忆力、模式认知、诠释能力和良好的创造力。

陈昆廷：直觉无疑是可以学会的，但绝非一日之功。它是一个人经验的总汇及其信念的不断巩固。培养直觉的关键是：坚持不懈地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中追求卓越。

你们如何看待“企业家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就的？”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陈昆廷：企业家是后天造就的。在研究企业家的过程中，我还没有碰上一位天生特别出众或智力超凡的企业家。我认识的大多数成功企业家大概连亚洲管理学院的入学考试都通不过。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是因为他们遵循一个简单的流程：找到某种需求、专注于其中、将它付诸实施，并尽其所能地不断改进自己的产品或服务。

蒂蒙斯：我认为企业家既是天生的，又是后天造就的。有证据显示，早期耳闻目染企业之道的人，更有可能从事这一行。多数企业家都是通过一种学徒式的模式，从他们的工作中或者从自谋营生的父母那儿汲取经营经验及知识。他们在积累经验时不是偶尔为之或任其自然渗透。最好的教员莫过于好的榜样。

企业家的贡献是什么？

蒂蒙斯：他们的领导艺术、他们树立的典范及其处世的态度、行为和价值观。他们用这些去感染别人，提供一种学习型的文化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他们承担责任，分享财富。

陈昆廷：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关心社会。企业家开始时总是惨淡经营，与一些不为大多数企业接纳的人共同创业。要与背景不同的人共事并非易事。这就迫使企业家与这些人寻求共同语言、促使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学习。

对企业家来说，企业已不再为他而存在，而是为了他的员工。他们对社会的关注高于一切的故事不胜枚举。这种情操不是通过赚钱、而是通过与人共事得来的。

企业家如何对待失败？

蒂蒙斯：失败是炼钢的炉火。我认识的多数成功企业家都经历过某种惨败。事业上，失败出现得越早越好。企业家谈论起失败显得轻松自若。他们将失败化成学习的机会。真正的智者总会积极地看待失败。

陈昆廷：许多企业家并不认为失败就是不成功。多数企业家认为，失败是通向巨大成功的必经之路，会增强他们继续前进的意志和信心。

思维方式论文篇（3）

哲学具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哲学运思即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追问”。这说明哲学之思是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性质又如何呢?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它思考事物的本质，而非事物的现象，它敢于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和行为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分析与综合思维、’矛盾思维、系统思维、实践思维。并根据实践的需要呼唤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阶段都体现着哲学思维性质的这一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起点：反思一批判性思维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思—批判性思维。

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纠正错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反思一批判性的思考。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时曾经说过，他奉行的原则既不是那种永恒正义的要求，也不是什么终极的道德命令，他只是希望从批评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在批判中发展，是发展的哲学，是对一切不合理的现实事物进行批判，同时在批判中找到‘物真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杜林哲学中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批判的哲学，批判一切旧哲学，并吸收它们的合理之处。马克思主义还在批判自身中前进，例如，青年马克思较多的使用“异化”概念，以后减尘使用。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苏联的革命证明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批判的继承：“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正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批评继承，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就是面对现实，对思想中解放台等思想的一种批判继承。在批判中发展，这也正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自身批判的生命力。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思维的思维

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进行思考，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思想本身为对象来思考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们总是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科学的各种成就，概栝、抽象出具有一般特征的哲学命题。也说：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栝和总结。思格斯曾经在谈到哲学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时指出，l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这是和那时的自然科学的状况相适应的。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而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这种现代的辩证思维，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开始的。哲学是对我们周围一切物的观点、看法的再思考。回答为什么、怎么会?要找出我们所要了解的物的内在规律性，总得从我们所看到过的无数事物的现象或表象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的理论条件来看。它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并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现象进行思考，这说明它是一种后的把思维作为对象的认识。从社会条件来看，是从对工人运动的分析思考，得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的结论。马克思对l848年革命的总结，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等理论：对l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总结，使国家的本质得到进一步阐述，得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形态等，这都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生物进化论的发现，哲学从中总结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能量守衡定理的提出，解决了人死后物质不灭，以及灵魂等问题。细胞学说的创立，说明生命也是物质的。科学哲学、经济哲学、网络哲学等也是对一种思想本身的思考而产生的边缘性学科，这也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运行方式：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1．实践思维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哲学思维，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中思维的思维方式，即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反思全部理论问题。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展双向批判和双向建构。所谓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出发，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主体)与世界(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

首先，实践的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的反思方式。人依赖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又不能随心所欲，人是现实的存在又总是以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因而人总是处在矛盾之中。实践思维正是以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基础，不断地揭示人的超越性存在，从而深化了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

其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为我关系”的反思方式。人的生活是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化，人的生产是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的生产。

再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从后思索”的方法。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以及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一种从发展了的形态去思索整体发展过程的方式。

最后，实践思维方式，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彻底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的辩证法，就是要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也就是从历史的暂时性去看待现存的一切。因此，实践思维方式也就是辩证的思维方式。

2．矛盾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充满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哲学是在对立统一中的思维，总是从对立面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矛盾规律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首，其它两个规律都可以从矛盾规律中得到解释。辩证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事物的矛盾本性思考问题，就是要在对立统一中思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两个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统一性和对立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事物是联系的，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构成了矛盾，但又是互相转化的：统一性和对立性互相转化，质变和量变互相转化，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转化，真理与谬误互相转化，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互相转化。有事物就有矛盾，在对立统一中思维，在对立统一中认识事物。肯定中包含否定，否定又引起新的肯定。否定是事物联系的环节，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具体分析事物的各种矛盾，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得出所要的结论。

3．系统思维方式

20世纪中叶，随着贝塔朗菲系统论的产生而形成了系统思维方法。所谓系统，就是指由事物内部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各个要素、部分组成的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等特征。系统思维则是整体与要素相结合，注重整体，从整体的高度看问题，要求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树立识大体、顾大局的整体观念。某些事情，从局部看是可行的，但从全局看未必可行。因此，要自觉使局部需要和利益服从全局的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重视研究系统结构的优化问题，使系统能够发挥最优整体功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在优化结构问题上大有文章可做。同时，分清研究系统的不同层次，分层管理，在实际工作中抓关键层次，发挥系统的层次功能。从开放性看，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都要与外界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要走出去，请进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避免盲目性，避免夜郎自大，只有通过开放，使系统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事物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终极目标：提供思想方法，寻找新的思维方式

1．哲学思维的目标主要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提供具体的知识

知识与思想方法彼此相通，但并不相同。知识是对象的认知和把握，思想方法是对对象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人既需要知识，也需要思想方法，而且思想方法对于人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入是由于思想方法的引导，才可能不断提升自我，超越现存生活，进入更高生存境界的。

思想方法的本性就在于超越、出新，也就是要去“标新立异”，甚至“异想天开”，不如此它就不能把人带入更高境界、发挥对人的启迪作用和引导作用。这就是哲学为什么会与各门具体科学不同。

思维方式论文篇（4）

1.所有事物都可以分解、还原为要素;

2.将所有要素加到一起,便得到事物的整体;

3.如果解决了各个要素的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整体的问题。

我们对这种笛卡尔式的思维方式并不陌生,我曾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构成论”思维方式并作了分析批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载《自然哲学》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笛卡尔式的思维方式是工业时代,尤其是机械论时代的产物,今天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了。有人还继续把一些旧思维方式奉为圭臬。这实在是我们时代的悲剧。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信息时代。我们的思维方式应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有一个全新的变化。许多人都在孜孜探求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以及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清晰正确地表达这种思维方式。托夫勒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震撼性的变迁不是混乱不堪或偶发无序的,事实上,它们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清晰可辨的模式。而且,我们的观点还认为,这些变迁是累积性的——他们日积月累,直至形成我们生活、工作、休闲和思维的巨变。”托夫勒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称为“浪潮前锋分析”。他指出,“按照这一分析方法,它们并不是互不关联的偶发事件,而是以一定速度前进的一次浪潮变迁”。(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4-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如果说,托夫勒对新思维方式的概括尚失之笼统,那么,用“打破现状思维”来概括新思维方式之特点就具体深入得多了。

陈文介绍说,“打破现状思维”是作为笛卡尔思维的对立命题而提出来的。与“从事物的分析开始”的笛卡尔思维不同,打破现状思维则主张“从整体看事物”。“打破现状思维”的基础是以下七项原则:

1.独特性原则:每个问题都具有独特性,并需要一个具有独特的解决方案;

2.“展开目的”原则:扩展并将注意力集中在目的上,有助于排除问题的非本质方面;

3.追求“应有状况”原则:具有目标解决方案,能够为近期解决方案指明方向,并能向近期方案中注入较大的目的;

4.系统思维原则:每个问题都是较大问题系统的一部分,解决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个问题。拥有一个关于什么样的要素和尺度构成解决方案的明确框架,能够确保解决方案的可使用性和实现。

5.收集必要信息的原则:过多地收集数据也许会产生问题领域的专家,但是,知道过多的数据会妨碍发现某些极好的替代方案。(这里强调“必要的信息”,收集过多的、不必要的信息就会形成信息垃圾——金注)

6.参与、介入原则:将来贯彻和使用解决方案的人,应始终密切地参与到解决方案的开展过程中来;

7.继续变革的原则:保持解决方案生命力的唯一办法是,在解决方案中加入一个不断变革的计划,然后对其进行控制。因此,一系列打破现状的解决方案将成为通向美好未来的桥梁。如前所述,“打破现状思维”的核心是创造新概念,这正是概念工程学的任务。“概念工程学与现存的、研究对象明确的工程学不同,它从‘无’到‘有’,创造新对象。”

为了创造新概念,需要确定新的着眼点(目的),同时提出新的价值观,决定新的评价标准、评价尺度,也就是要从转变思维方式、设计方式开始。打破现状的概念创造是从创造新框架新着眼点目的开始的。而这样的创造只能从“无”中生成出“有”来。从这种意义上,是与我一贯主张的“生成论”不谋而合的。不过,生成论不只是着眼于概念生成。

打破现状思维主要表现于研究开发领域中的思维方式,但它仍然具有普遍意义。

它采用重视整体、综合及相互关联的“系统”观点,从考察事物的本质出发进行思维。“系统具有自身的目的性,整体性和相容性,因此,‘目的’是事物的本质,对概念创造来说重要的是从目的着手,不断地追求目的;从系统的整体性和相容性出发,寻问目的之目的是达到全体、达到本质的途径。”笛卡尔式思维在研究开发方面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1.以过去的经验和现状为基础进行思考,即:在过去的延长线上创造概念;

2.以现状分析为主,将问题分解,这样做容易犯“分析麻痹症”;

3.从因果关系主面寻找问题点,追溯到过去,创造对策型概念;

4.使用从过去推测未来的“推进式思维”方式;

5.解决部分问题。

思维方式论文篇（5）

哲学理论和哲学观念的变革，本质上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所谓哲学思维方式，即哲学家观察、思考和把握世界及其发展的基本模式，也是哲学家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马克思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同时也就实现了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展示给世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思想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则是对实践思维方式的丰富和发展。

一、马克思确立了实践观点的哲学思维方式，取代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在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得以集中表述，并渗透、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

所谓实践思维方式，简要说，就是按照人的实践活动本性及其方式去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的产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创立，推进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发展。

实践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实践，从而第一次还人们的实践活动以本来面目。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钥匙。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必须理解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实践范畴的发展沿两条路线前进。一条是突出经验，突出科学实践的特点；另一条是沿突出理性，突出自主创造性的发展方向。马克思形成科学的实践观是实践范畴在一次次冲突中不断展现自身的结果，同时又建立在直接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实践观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是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感性和理性、目的和结果、必然和自由在相互规定和转化中的现实统一。然而，实践作为一种活动只能解决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认识论问题.，只具备实践意义，缺乏理论意义，不能解决哲学最高层次—思维方式的问题。并且实践活动只是哲学考察的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将这种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形成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即实践思维方式，重新审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实践思维方式得以体现。因而实践范畴不能仅仅停留于活动、观念层面，必须上升为思维方式的层面。只有这样，实践才能解决贯穿整个哲学理论之中，并且具有科学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能力，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实践思维方式以实践为起点，以唯物的辩证思维方法为手段去解释人、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第一次正确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人与世界关系的本质。首先，从实践出发去解释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的最高成就，是把人性、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平等、爱、追求幸福、理性等。这些思想对于反抗封建专制和神学对人的束缚与禁锢，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但他们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抽象的人，因而关于人的自由、平等、爱等等，也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其根本特征在于把自由、平等、爱说成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实践的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的本质，从而使人的本质理论立足于坚实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是古猿进化为人的决定性环节，劳动又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因此，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本身。劳动从来不是单个人的活动，它一开始就是社会活动。因此，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不能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外，只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才有人的真正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川其次，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旧唯物主义不懂实践，不能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旧唯物主义不能正确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在实践活动中，人把自身之外的一切存在都变成了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了自己的客体，与此同时，也就使自己成为主体性的存在。从人的实践活动去考察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就出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力求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和把握客体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客体世界并不依主体的需要和意志而运动，决不会主动满足人的需要。主体只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工具、增强自身的改造能力，才能使客体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使自身不断完善。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主体是中心。因为从客体的生成来看，客体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是由主体的对象的活动所不断生成的。从本质上看，客体只不过是主体自身的一种存在的形态，是渗透着主体的目的、需要、兴趣诸因素，为主体的实践活动所改造、所作用的人化自然；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中，主体处于主导、能动和创造的地位，客体处于从属、被动、被创造对象的地位。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以主体为核心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和主体需要的满足，即主体将客体同化，纳入自身的存在体系，并充实和扩大自身的力量。

实践思维方式不满足于正确的解释世界，而着眼于能动地改造世界，从而超越了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狭隘范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他们的解释总是以超历史、超现实的方式提出问题，并追究终极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神性”或亘古不变的“人性”或“理性”。因此，他们对世界的解释总体上是不科学的。而且，他们不了解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不懂得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他们中的有些人虽然也提出过变革社会的主张，但却反对通过革命实践来实现自己的革命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向，首先是科学地解释世界。它立足于人的实践，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来看世界。一方面，它从现实生活本身抽象出世界的本质；另一方面，因为实践具有历史相对性。实践唯物主义放弃了旧哲学那种对世界本质绝对终极解释的企图，把对世界本质的解释作为一种相对的绝对—自己时代的绝对和历史过程的相对，从而使自己对世界的解释具有了科学性。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向更重要的是“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思维方式这种“改变世界”的思维指向，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指导和回答“人类解放”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首要的任务，把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紧密结合，把解释世界作为改造世界的手段，把改造世界作为解释世界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依据实践思维方式，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和设想。但他们毕竟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他们的预测和设想不可能是具体的。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特别是其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研究和解决俄国革命实际问题，并在坚决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经验批判主义等错误思潮中，形成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思维，并且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思维方式。列宁将其称为“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贯彻和应用了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深刻解剖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社会矛盾，胜利领导了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从而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列宁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就在于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于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因此，我们把它概括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

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之所以必须不断发展，是因为它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客观实际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客观实际及人们的实际活动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旧理论与新实践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要求理论本身必须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除了客观条件等因素外，最根本的主观条件就是其本身的实践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总是要求从现实出发，在现实中发现矛盾，提出现实解决办法，现实的解决问题，使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断获得解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永具活力、不断发展、代代相承。实践思维方式，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创立的思维逻辑，也是这一利，学体系不断发展的根本方法。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思维方式是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表现在的理论著作中，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哲学思想的实践风格，表现在他的哲学专著中。在《实践论》这部伟大著作中，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他同时指出，人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了由实践到认识的辩证过程，即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第二次飞跃更重要，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实现认识的目的—能动地改造世界，并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特别强调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把知行统一观运用于革命实践，指出革命队伍内部的许多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都在于认识和实践即知和行相脱离。走俄国人的路，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出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其中就包括要走被十月革命证明是正确的暴力革命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中国在北伐战争时期走过这条道路，但没有获得成功。大革命失败后，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道路，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总路线，从而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引导和开辟的这条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范例。他既继承了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和工农联盟的思想，又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实情。这条显然不同于西方及苏联国家的革命道路，体现了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些特色。可见，的思维方式侧重于认识方式的深化和发展，通过认识方式来表现思维方式，是物质与精神相转化、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论文篇（6）

第二，两种思维在思维方式上是不同的

形象思维主要是通过选自生活中具体的、个别的人物、情节、细节、场地、情态、动作等来塑造单个的典型、生活的形象，显示生活的本质。抽象思维的方式，是从许多事物中舍弃个别的非本质属性，以概念抽出共同的、本质的属性。艺术形象不能以抽象概念为基础，艺术家决不可忽视具体表现对象的个别性的形式，决不可把现实生活中得来的有代表性的具体材料，抛诸脑后，剩下纯概念，把形象思维变成了用形象表现概念的思维。西汉霍去病墓冢前面的《马踏匈奴》石刻，以战马来象征骠骑将军。雕刻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观察、研究并掌握了千百匹驰骋塞北、屡经战争的活马的生动姿态和神情，并从这些“思维具体”中，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地加以比较和选择，才有“马踏匈奴”这样具象化的石刻形象。成功的艺术作品是以神形兼备的具体个性形象来反映生活的，这就是作品给人以深刻、鲜明、强烈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两种思维在思维对象上是不同的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都是以外界客观的现实对象为基础。从抽象思维的属性特点来说，世界上的一切具体事物，它都可以把它们变成概念抽象的对象，甚至连艺术本身也可以成为抽象思维的对象，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艺术理论。但是不论抽象思维的对象如何广泛，形象思维还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侧重表现生活中的某些特有内容，这就构成了形象思维的对象——人。艺术作品只有反映人的思想、感情，按人的美的原则进行创造，表现创造者的美学理想，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就拿造型艺术来说，并不是酷似的描绘就是成功的艺术品，它还必须表现内在神情，这内在的东西是更具艺术对象性质的东西。米开朗琪罗的《被缚的奴隶》雕塑作品中，奴隶虽是用很细的绳子绑捆的，似乎很容易断，但雕塑家所表现的是精神上的束缚，他所塑造的形象，表现人类灵魂想冲破自己的躯壳，以期获得无限的自由。正因为这样，冰冷的石头获得了生命。可是抽象思维则不同，即使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心理学，也都是侧重占有大量表现共性的材料和事实，并从人的某一侧面进行研究，得到的是数据和逻辑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表现的方式是思想概括。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作为抽象思维形式之一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学艺术在对象上的不同。

第四，两种思维在思维的过程上是不同的

一个人体验到痛苦的可怕或享受的甘甜，然后他把这些感情用诸多形式表现出来，使其他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这就是艺术。艺术家作为思维的主体，在创作过程中，他要深入生活，把握生活源泉，取得艺术创造的原始材料。作为形象思维过程重要标志的是对于思维对象的设身处地的体验，而对于一般的抽象思维则不是所必需的。因为体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对象，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自我表现。我们看到有些作品不会隐藏这个“自我”，正面人物成了自己的传声筒，反面人物的行为等于自己否定自己，这样人物行为就没有真实性，欣赏者看到的是在为人物活动牵线。严格地说，这种创作还不能算形象思维，因为作者并没有真正进入形象思维的过程。而对于一般的抽象思维则不是所必需的。

第五，两种思维在思维效果上是不同的

抽象思维要分析事物的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达到以理服人。理论家借助逻辑来表明自己的思想，直接昭人以理。形象思维不采用这种形式，而思维的成果效用也并不如此，艺术作品有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人们欣赏艺术作品是要从艺术作品中得到娱乐和休息，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如果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思维过程中，不能提供充满情感的艺术品，人们就无法感应赞美、仇恨、惊恐、同情等效果。为此，艺术家必须对于所塑造的形象，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千方百计地使形象获得生命力。艺术的形象思维必须在思维中追求真实性和生动性，以情感人，以景召人，甚至连一幅静物画也是如此。

第六，两种思维在思维的形象上是不同的

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都必须具有想象、幻想和推测的能力。想象、幻想和推测，可以补充在事实的连锁中不足的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抽象思维的想象，主体的努力在于证实自己思维的可信性；形象思维的想象，目的在于造成形象体系，表现理想寄托。艺术家为了造成形象体系，以记忆中的生活表象为起点，按一定的创作目标，把散的东西创造为一个既假且真的典型化形象。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引导着人民》，画面中心手持三色旗的自由女神是画家把现实的真实与奇妙的幻想大胆、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女神的形象是认识未来期望感性形式的强烈化的显现。因为在画家的心目中，自由是斗争的向导，自由的斗争是不可阻挡、不可战胜的。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转化为艺术的幻想性的形象，象征着画家的美学理想。

形象思维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艺术规律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全面关系到艺术创造的实践问题。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才能创造出合乎艺术规律的艺术作品。

内容摘要：艺术反映现实生活，艺术作品能表现人们的内在深层精神世界，反映生活的审美属性。根据艺术基本特征的内在规定性，艺术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关键词：艺术创作方法形象思维抽象思维

艺术的认识活动必须依靠形象思维，但是不能脱离抽象思维。承认形象思维是艺术的主要的、基本的认识方式，并不否认抽象思维的必要性。为了更具体地认识形象思维，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比较中研究两种思维的联系与区别。

思维方式论文篇（7）

一、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与文学史写作

不断被重写的当代文学史除少数能取得人们的认可之外,大多是千人一面——所运用的史料基本相同,结构基本相同,甚至思维方式也基本相同。并且,那少数写得较为成功的当代文学史也仅是被认可,而非认同。看来文学史的写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所致。本质主义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文学来说,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史是历史,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言说对象的文学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勃兰兑斯曾将文学史作为人的灵魂史来描绘:“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勃兰兑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他个人品性与理论品性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观点也许不为人所赞同,但却是着者与历史上的文学心灵契合的结果。而按照本质主义的方式对文学“史”加以处理,就会和历史上各种精神主体心灵里流出的精神之河相抵触。正因如此,海德格尔认为:“向历史要求精确,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观念相抵触。”[3],所以,“纵观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着作,很难说有几部是生机灵动、构思独特的”[4],这是对研究对象缺乏心灵感悟所造成的冷漠所致。一部精神的历史,如果没有着者心灵的投入,很难说它是成功的。当前,本质主义正在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障碍,即以影响比较大的洪子诚的文学史而言,“也许更令洪子诚们感到难以适应的是,宏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因追求文学研究所谓的‘科学性’,再次更改了先前重审美、重情愫、重人文的研究理路,而表现出一种把文学的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是内在的本质景观的本质主义倾向。”[5]

当有限的文学史资料在文学史写作中越来越硬化的时候,“回到历史场景”作为一种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尝试。所以近几年来的期刊研究、文学体制研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领域,并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仍受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牵引,试图在研究对象的背后去挖掘出那种制衡文学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近几年来较少有有价值的文学史着作出现。近来不断有学者发文对“当代文学”概念进行讨论,表明了“当代文学”作为整体概念的内在逻辑断裂。伴随着“当代文学”概念的破裂,“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本质性叙事也应该受到质疑。

与本质主义相随的,是科学主义。当一切学问冠以科学的名义,似乎就获得了通向真理的坦途。科学之光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更是一种信心和信念。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如果不按照体系、逻辑来结构篇章,就会失去科学根据,充其量只能是稗史、野史而非信史,难入大雅之堂。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历史是否必然会产生某种‘规律’?历史的不同阶段之间是否必须具有某/！/种连续性?”[6]尤其是相对于精神现象的文学史来说,科学——哪怕前面冠以“人文”的字样——是否将文学史乃至文学批评引入一种作茧自缚的状态呢?

科学按照“必然”展开自己的逻辑论述,这样,它就势必将“偶然”因素剔除出去或者压抑下去,以保证科学话语的自足和完备。但是,文学的发展毕竟不像科学论述的那样链条清晰、层次分明,它充满了断裂、偶然和悖论。恩格斯说过,“偶然性如果不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话,历史就会变得很奇怪了。”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偏偏将这些偶然遗忘了,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对丰富的文学现象分门别类,然后为我所用,而不管文学的真实存在状态。比如,当代好多作家对评论家将自己划为某个流派并不满意,可又有哪个评论家尊重过作家的这种说法呢?文学史依旧是在“寻根文学”下划一批、“先锋文学”下划一批、“新写实主义”下划一批。这样一来,批评家完成了对文学史的跑马圈地、“殖民”划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显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而那些无法归类的作家作品就被人为地谋杀,从此在文学史中沉寂下来。比如路遥,除了陈思和的“教程”给以一节的内容,其他的文学史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连提都不提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文学“史”呢,还是要作家作品呢? 退一步来讲,即使文学史有着某种“科学”的东西在里面,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这种科学意识能否始终贯穿下去呢?现在有论者认为,“”期间“地下写作”发出的是一种真实的声音,由此,“地下文学”进入文学史视野。可问题在于,那些公开发表的声音就是虚假的吗?曹禺说:“我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本《语录》”,这句话是真实还是虚假呢?可以说这是曹禺急于向主流意识形态表态,可谁又能证明这方面的真实呢?就凭曹禺不断改写自己的作品吗?这种做法是具有普遍性还是迫于形势?如果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孙犁就没有转变呢?如果是迫于形势,何其芳、冯至的转变又该怎样解释呢?变与不变的背后有没有必然规律呢?个人的性格、气质是不是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呢?那些从理论上看来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其实在当时看来是不是具有偶然性呢?比如周扬、胡风等人的个人恩怨对文学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一种潜在的影响呢?还有,“”之后就没有“地下文学”了吗?为何它们就进入不了文学史呢?是因为话语的不真实吗?如果真实,那就应该得到和“地下文学”一样的待遇。如果不真实,那么,判断这种不真实的主体是哪些人呢?他们怎样保证他们的标准是客观的呢?再有,科学主义培养了一种贵族意识、精英意识。比如,当代通俗小说尽管拥有大量的接受群体,但却进

不了文学史范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文学史到底是谁的文学史?在这里,科学只是注意到了“净化”,而忽视了“愉悦”也是人的情感之一。其实,“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作‘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7]今天的批评者将文学的地位抬得很高,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是对话语霸权掌控的一种策略和实践方式。如果从宽泛意义上说,文学是带给人精神愉悦的东西,那么,通俗文学做得更好。即使退一步来说,文学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或精神层次的东西,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属于少数人独有。在此意义上,文学史面对的就不再是人们的共同的精神现象,而成为少数人的专有。 因此,科学主义能否成为以心灵、精神展开的文学史写作的标准尺度大可怀疑。[8]就好像李昌集先生批评的:“我们不断地在提倡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可当‘问题意识’被强行由规范组合成了一个必然性脉络的标识,并被严格组合进了学科类别时,历史的动态感就会不断地被这架可怕的机器所绞碎、粘贴,再按照深层结构或必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排列、归类,最后抽缩成一串串干瘪的历史教条。”[9]

二、“历史中间物”与“回到历史场景”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都是话语建构,具有极大的阐释性。同时,它也承认事实历史的存在。所以,历史就是文本历史与事实历史尽可能地视域重合。在这种前提下,适当的错位在所难免,并且也是应该允许的。毕竟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因携带着历史文化的因素,其自身就在进行一种朝向史家的言说,具有很复杂的广阔的阐释空间。

理论是对经验、事实的提纯。当以某种理论去规范实际时,就是对那些各不相同的事物进行规约,这种做法就会必然地舍弃不符合该理论的其他方面的意义,难免会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这却几乎是史家的宿命,费尽心血建构的历史殿堂其实是坐落在松散的基石上。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为文学史的不断解构与建构提供了依据。文学史的不断写作就是不停地对历史本身的追问和反思,以当下的状况对历史重构。作为文学历史活动的一个环节,文学史书写都是“历史中间物”。面对过去的历史和将来的历史,不可能取得一劳永逸的结果,所得出的结论都只是暂时性的,也将为后来的文学史改写——也许不可越过,但可能超过。今天的我们发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存在着不足,后来者也会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中发现许多问题。我们今天对文学史的写作是真诚的、严肃的,可谁又能说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学史作者态度就是虚假的、轻浮的?他们也和今天的人们一样,有一种真理在握的感觉,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所谓的真理只是文学史在意识形态重压之下的变形。

当然,这并不是放弃文学史的写作。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处于今天的环境中,对历史做出符合当下需求的描述,写出我们心目中的文学史。有成就也是今天的成就,局限也是今天的局限。后来者会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文学史,对历史展开他们的理论描述。这就牵涉到从哪些角度进入历史的问题。

从操作层面及表现形态上来看,当代文学史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可以是文学创作史、文学接受史、文学发展史、文学文化史、文学艺术史、文学生态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精神史等等。并且,当代文学史也是“大历史”和“小历史”的综合。所谓的大历史,指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史。小历史指单个作家的创作史,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发展史。这样看来,想以某一种文学史而希图取得共识的做法并不能尽如人意,也不太可能。并且,当代文学中有些问题是当前不能解决或无法解决的,只有靠时间去裁决。但当代文学批评者充满了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在一种神圣、严肃的心态下去践行自己对于时代的承诺。在一个与批评对象尚不能拉开一定距离的时代,有时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徒劳的冒险。像“重返八十年代”、“新世纪文学”、“底层文学”等对问题或现象的提法反映的只是命名的焦虑而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性所在,但这丝毫影响不了研究者的热情和热度。文学史向来都是一种后设叙事,是在理性的照观下对文学现象的概括和提炼。如此一来,文学史在时间中的延宕是有必要的。正因此,王晓明先生提出,可以写“一部没有结论的文学史,一部以问号贯穿始终,甚至以矛盾贯穿始终的文学史。”[10]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轻视理论的作用,只是反对理论的一切适用性。只能说,理论是必要的,但理论不能越界。一旦越界,便会指导人们得出错误的结论。[11]因此,有学者指出:“受西方主流史学影响的历史研究者对‘深层结构’的长时段观察和对必然性的强调,其基点仍是建立在对‘驯服偶然’的现代逻辑的绝对服从上的,代价是‘偶然’的丰富性被‘必然’的暴力逻辑所取代,目的是让‘必然’戴上炫目的光环,并且具有更多的规划预测未来的霸权能力。其危险是历史被裁减成了十分单一乏味的某种既定逻辑的重复表演。更加危险的是,当我们日益习惯运用现代社会理论构筑的‘规范’去培育出我们的‘问题意识’时,对历史丰富性的呈现能力却在同时高速度地消褪。”[12]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在历史的细节中隐藏着历史、社会、人类的密码。对历史中曾经存在的具体、微小事件的探究和散落事件的钩沉、打磨,也许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当代文学的面貌。也许,那些被抛弃或忽略的历史细节如果能够再在历史序列中找到位置和意义的话,可能会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而这些细节性的东西在本质主义看来,似乎可忽略不计,它们并不具有决定、改变历史命运的力量。应该说,这不是全面的文学史研究,因为真正的文学史研究,“首先考察的是历史的文学运动,应当努力追求展示文学历史运动的全社会图景,而不能将平面的、单线条的历史局部替代立体的、多元化的丰富历史。”[9]“相对于公开发表的言论、主张,生活交往的日常状态对历史人物而言可能具有更大的真实性。”[9]

“回到历史场景”是当前研究界努力的方向,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优势,因为我们就处在这个场景之中。但这种优势并未彰显。研究者被一种宏大叙事所蛊惑,换来的却是文学史的干枯和僵化。当代文学史是一种取消了文学主体性的文学史。理论话语自说自道,而与作家作品失去了沟通的可能,甚至是,拒绝了文学或将文学作为一种理论的证明。文学批评更多的具有了一种解释学的意味,文学成为文学批评变现自己理念的“象征物”。有人批评文学研究是只有研究而没有文学,那么文学史写作也是只有“史”而无文学。这一命运似乎在大学教育中就已经注定了的。在当前的大学课程制定中,汉语言文学系或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基本上变成了文学研究系,文学成为研究的附庸,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只是训练了学生的理性分析能力,而文学感悟力始终处于一种引而未发的状态。“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其功能除了培养‘思想’,还应当有‘审美’,有文学的感觉与眼光。”[13]当然,文学史的写作并非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新批评”式的字斟句酌的解读,但也并非逸出文学的边界而自成一体。

“回到历史场景”有三方面的倾向需要警惕,一是理论过剩问题,这会遮蔽某些文学现象,或仅仅是简单化的提纲挈领。比如,即使是文艺论争,除了理论的互相驳难之外,

还有着理论之外的因素在制约着论争的趋向,而这些地方是更应该加以注意的。二是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脱节。后者容易导致文学史的“错位”及“滞后”。[5]第三个就是过度倾向于文学的外部因素,比如,文学体制、社会环境、时代精神等对文学转型、文学走向、文学选择的制约,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特质,也就是文学性的失落,比如,审美方式、语言嬗变、结构等因素不应该仅仅是文学史的修辞或点缀。 三、个性化写作、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学史

当代文学史的集体写作模式在其开始出现时还情有可原,毕竟在一个匆促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东西。但当文学史已经解决或者说是满足了教学需要之后,集体写作模式就显出了它的局促:粗糙、滞后、说教意味浓厚。事实上,今天的文学史大多都是作为教科书的形式出现的,这样合作出来的文学史总是以客观、公允的面目出现,沿袭至今,那些曾经存活在历史中的鲜活生命和精神气质被过滤得一干二净,只是剩下几条干枯的定理供学生考试时用。这样的文学史的后果是不仅遮蔽或放大了局部历史,更影响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限制了文学史写作的视野,无法在学科体制之外对文学史进行整合。因此,吴秀明等对集体写作模式提出了批评:“从根本上说,它是与个性化的文学史相抵牾的,使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很难作为个人的研究成果来表达。”[5]

“个人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个性化不同于个人化。个人化也有可能写出那种四平八稳的论调,而个性化写作发出的却是独特声音。它可以随俗,但不流俗。用昌切先生的话来说,“当代文学是我理解的当代文学。我就是我,不与他人完全重合,我讲的当代文学自然就不应是他人的当代文学。”[14]个人化的文学史写作就是要写出“我”心目中的文学史。一味地纠缠于概念,就会省略掉文学中大量丰富的细节。文学史是由大量的细节构成的,而对这些细节的取舍则反映了写作者对文学的个人化理解。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对历史丰富性的还原。以前我们过于重视宏观建构,结果历史在我们的手中因架空而变得苍白。近几年对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视也反映了对这一趋向的反思。李陀先生说:“这两年,我曾经和好几位文学刊物的老编辑建议,他们应该多说话,对80年代的往事发表意见,甚至专门编写《八十年代文学编辑史》(我觉得这就是文学史写作,写出来,一定比现在那些干巴巴的高校教材好看多了,也实在得多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动手。”[15]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书籍出版,比如,刘锡诚的《在文坛的边缘上》、汤伏祥的《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等书。看了这样的资料,我们会感到文学史的发展既有自身的构建力量,也受到某些文学之外的、偶然性的力量的牵引。这样的资料除了亲历者,是难以为人知晓的。如果不知道这些“内幕”,还情有可原,但知道之后仍然就文学自身寻求规律,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思维方式论文篇（8）

【 正 文 】

《中国科技信息》杂志1997年第16期上发表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陈颖健先生的一

篇文章，题目是《打破现状思维的概念引入》（以下凡引该文皆不另行注明出处）介绍

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打破现状”的思维方式，其核心概念是“概

念引入”与“概念工程学”。

“打破现状思维”的关键是引入新概念。新概念当然不是现成的、原来就有的概念

，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符合产品、生产方式和营销系统所需要的概念。为了创造出产业

和市场需要的新概念，就形成了一门新学问，这就是研究概念工程学。

“打破现状思维”与笛卡尔思维是相互对立的。笛卡尔思维的基本原则是要素还原

主义，它包含三条基本假定：

1.所有事物都可以分解、还原为要素；

2.将所有要素加到一起，便得到事物的整体；

3.如果解决了各个要素的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整体的问题。

我们对这种笛卡尔式的思维方式并不陌生，我曾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构成论”思

维方式并作了分析批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载《自然哲学》第一辑，科学

出版社，1994）笛卡尔式的思维方式是工业时代，尤其是机械论时代的产物，今天已经

不能完全适用了。有人还继续把一些旧思维方式奉为圭臬。这实在是我们时代的悲剧。

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信息时代。我们的思维方式应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

有一个全新的变化。许多人都在孜孜探求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以及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清

晰正确地表达这种思维方式。托夫勒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震撼性的变迁不是混乱不

堪或偶发无序的，事实上，它们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清晰可辨的模式。而且，我们的观

点还认为，这些变迁是累积性的——他们日积月累，直至形成我们生活、工作、休闲和

思维的巨变。”托夫勒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称为“浪潮前锋分析”。他指出，“按照这

一分析方法，它们并不是互不关联的偶发事件，而是以一定速度前进的一次浪潮变迁”

。（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4-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如果说，托夫勒对新思维方式的概括尚失之笼统，那么，用“打破现状思维”来概

括新思维方式之特点就具体深入得多了。

陈文介绍说，“打破现状思维”是作为笛卡尔思维的对立命题而提出来的。与“从

事物的分析开始”的笛卡尔思维不同，打破现状思维则主张“从整体看事物”。

“打破现状思维”的基础是以下七项原则：

1.独特性原则：每个问题都具有独特性，并需要一个具有独特的解决方案；

2.“展开目的”原则：扩展并将注意力集中在目的上，有助于排除问题的非本质方

面；

3.追求“应有状况”原则：具有目标解决方案，能够为近期解决方案指明方向，并

能向近期方案中注入较大的目的；

4.系统思维原则：每个问题都是较大问题系统的一部分，解决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

导致另一个问题。拥有一个关于什么样的要素和尺度构成解决方案的明确框架，能够确

保解决方案的可使用性和实现。

5.收集必要信息的原则：过多地收集数据也许会产生问题领域的专家，但是，知道

过多的数据会妨碍发现某些极好的替代方案。（这里强调“必要的信息”，收集过多的

、不必要的信息就会形成信息垃圾——金注）

6.参与、介入原则：将来贯彻和使用解决方案的人，应始终密切地参与到解决方案

的开展过程中来；

7.继续变革的原则：保持解决方案生命力的唯一办法是，在解决方案中加入一个不

断变革的计划，然后对其进行控制。因此，一系列打破现状的解决方案将成为通向美好

未来的桥梁。

如前所述，“打破现状思维”的核心是创造新概念，这正是概念工程学的任务。

“概念工程学与现存的、研究对象明确的工程学不同，它从‘无’到‘有’，创造

新对象。”

为了创造新概念，需要确定新的着眼点（目的），同时提出新的价值观，决定新的

评价标准、评价尺度，也就是要从转变思维方式、设计方式开始。打破现状的概念创造

是从创造新框架新着眼点目的开始的。而这样的创造只能从“无”中生成出“有”来。

从这种意义上，是与我一贯主张的“生成论”不谋而合的。不过，生成论不只是着眼于

概念生成。

打破现状思维主要表现于研究开发领域中的思维方式，但它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它

采用重视整体、综合及相互关联的“系统”观点，从考察事物的本质出发进行思维。“

系统具有自身的目的性，整体性和相容性，因此，‘目的’是事物的本质，对概念创造

来说重要的是从目的着手，不断地追求目的；从系统的整体性和相容性出发，寻问目的

之目的是达到全体、达到本质的途径。”笛卡尔式思维在研究开发方面具有以下五个特

点：

1.以过去的经验和现状为基础进行思考，即：在过去的延长线上创造概念；

2.以现状分析为主，将问题分解，这样做容易犯“分析麻痹症”；

3.从因果关系主面寻找问题点，追溯到过去，创造对策型概念；

4.使用从过去推测未来的“推进式思维”方式；

5.解决部分问题。

陈颖健文章强调，事实上，“未来不存在于过去的延长线”上。今天，我们正在逐

步进入用笛卡尔思维方式不能进行概念创造的时代。这正是在创造关于未来的概念时必

须转变思维方式的根本理由。”

未来不存在于过去的延长线上，未来是对现状的突破；未来难以预测，它是设计和

创造。因此，“考察过去，研究现状，然后在其延长线上描绘未来”这种“推进式思维

”是非常有害的。我们要用“牵引式思维”代替笛卡尔式的“推进式思维”，着眼于未

来，根据事物的本质来描绘未来的“应有状态”，并以此来改变现实，创造未来。

本文之所以较详细介绍陈颖健的文章，并较多篇幅的引述，是因为我意识到思维方

思维方式论文篇（9）

一

柏拉图是古代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哲学上奉行理性主义。理式论是其哲学思想的基石。柏拉图认为若干个体有一个共同名称的，则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式。这种理式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实的。我们不能具体地感知理式，只能用思维去感悟。柏拉图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理式，这些理式构成了理式世界。而且他还认为理式是一种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体系。最低级的理式是具体可感事物的理式;第二层次的理式主要指数学形状的理式;第三层次的理式是真和美的理式;第四层次的理式是善的理式;最高层次的理式是神。我们生活中的感觉世界的各种事物都是分享了理式世界中的各种理式形成的。

在理式论的哲学基础上，柏拉图从文艺与理式的关系出发，把诗分为摹仿诗和灵感诗两种。他用理性的标准来衡量两种诗，否定摹仿诗，肯定灵感诗。柏拉图认为摹仿诗只能摹仿感觉世界的表象，与理式世界相隔很远，不能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摹仿诗也只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不真实。因为摹仿诗不能反映真理，不符合柏拉图的理性原则，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禁止一切摹仿诗存在。即使允许摹仿诗在理想国存在，那就必须为摹仿诗人制定各种规范，使他们在符合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准则的原则下进行诗歌创作。柏拉图眼中的优秀诗人必须创作出理性规范的作品即“歌颂神明和赞美好人的诗”。

柏拉图把文艺的创作目标定位在追求理性的“真”。灵感诗因为经诗人之口表达出神的语言，是神驱使诗人进行创作的。诗人只是代神立言。神又是最高层次的理式，因此灵感诗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传达真理的诗，是柏拉图欣赏的诗。

在柏拉图的作品描述中，灵感诗的创作过程是非理性的。灵感的特征就是迷狂，诗人在迷狂中代神立言，创作出优秀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灵感诗是神创作的。灵感诗人只是诗神的传声筒，他们在失去理智的迷狂状态下受到诗神的控制进行创作，完全是被动的，不是凭借自己的理性创作，而是在聆听神的话语创造出表现真理的诗。

柏拉图从理性主义出发，把文艺创作的目标定位为理性的“真”，而且“真”的才是“美”的。灵感诗由于诗人在非理性的迷狂状态中代神立言是“真”的，所以柏拉图心目中真正优美的诗不是摹仿诗而是灵感诗。柏拉图对摹仿诗和灵感诗的比较，是对文艺创作中两种基本价值取向的判别。一种价值取向是反映外部世界，另一种价值取向是表现内心感悟。柏拉图更注重表现诗人内心非理性的感悟，诗人在非理性的创作过程中才能创作出符合理性追求的作品。这一观点触及了文艺创作的本质特征，从思维方式上对西方的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的理式论实则蕴含着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即他将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归因于理式。而且，在建构他的理式论的过程中，他把理性置于更高的地位，但又在实际上承认了非理性对于文艺创作的关键性作用。因此，理性与非理性的作用与地位在柏拉图这里是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理性与非理性从此成为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理论范畴，理性与非理性的此消彼长也成为隐藏于西方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线索，总体上，西方文艺理论由重视理性否定非理性逐渐转变为非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其源头无疑正是柏拉图的诗学。

二

柏拉图给摹仿诗人进入理想国设定了许多限制，使我们想到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论、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文论及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论。它们认为文艺要和政治紧密相连，文艺作品为政治服务，政治理性的实现是文艺创作的最终目标，因此也制定了一系列文艺规范，把文艺纳入政治管理中。柏拉图认为只有“歌颂神明和赞美好人的诗”才能在理想国中存在。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强调文艺要遵从道德教化，艺术家要用道德规范自己的艺术创作，文艺作品要赞扬开明国君，歌颂勇敢的英雄。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论也要突出文艺的政治工具性。文艺为政治、国家、革命服务，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明确的传递出某种政治倾向。把政治标准作为文艺评论的首要条件。

在柏拉图理式论的哲学基础上，黑格尔创立以绝对理念为核心的古典哲学体系，绝对理念在艺术中以直观形式认识自己。“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观点是黑格尔的艺术哲学的基本命题。他认为艺术理想作为美的高级形式，首要特征是感性直观性。艺术理想不再是抽象的体现理念，而是以形象鲜明的、具体可感的形式体现理念，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艺术理念是理念回复到高级阶段心灵的产物，心灵是黑格尔心中体现了绝对精神的人的理想、情感和意志。它是一种自为的状态，可以外化为鲜明可感的具体形象。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诗学理论的精华。在古典主义文论、启蒙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把政治理性作为艺术创作的唯一目标的基础上，黑格尔把艺术中的理性与感性有机的统一起来，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艺术的本质。艺术不仅要表现理性，还要通过感性的形式去表现理性。艺术不能表现抽象的绝对的理念，艺术必须通过鲜明生动的感性形式表现理念。这就说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开始关注感性和心灵，逐渐摆脱单纯的抽象的绝对理念。黑格尔之后叔本华、尼采等人倡导非理性主义，使得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产生裂痕。

柏拉图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强调文学艺术的“真”，而且认为文学艺术的理式的真实性是一种超现实的、绝对的真实性。理式世界是高于现实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本体。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虚幻的影子，是不真实的。柏拉图鄙视摹仿诗，要求真正的文学艺术要超越虚幻的现实世界，表现理式世界的绝对真实。二十世纪的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论中的“超现实”观点和柏拉图的理式论有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者认为现实的表象不能表现自身，它们必须追求一种“超现实”。“超现实”是一种最高级别的存在，是多样性、个体性深刻本质的表现，是上帝、灵魂、和世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柏拉图对灵感诗的肯定，强调灵感诗是诗人在迷狂状态下创造的反映真理的诗，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文艺理论非理性转向的先导，是文艺创作非理性主义的雏形。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前期的尼采、柏格森等人的直觉主义诗学理论都受到了柏拉图灵感说的影响。直觉主义者认为，理性不能完全认识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个非理性的心灵活动领域如直觉、意识流等。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就是在叔本华和尼采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把研究的重点从理性原则转到非理性主义方面，强调非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艺术创造要凭借直觉去感悟。

尼采在柏拉图灵感迷狂说的启发下提出了酒神精神说。酒神说的核心是迷醉。尼采认为艺术家只有在一种迷醉的状态下才能进行创作。艺术家迷醉的艺术创作过程和柏拉图的灵感迷狂说非常接近。它们都是在非理性的迷的状态下拥有澎湃活跃的创造能力，熟练地使用各种艺术手法，创造出令作者满意的作品。尼采说在酒神的状态中，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能调动全部表现手段和各种表现能力及所有表情。

柏格森也认为艺术是直觉能力的创造物。他眼中的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融合，这种融合使人们置身于对象内与其中无法言说无法表述的东西相符合。简言之，直觉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必须超出理性的逻辑的束缚，变成纯粹的超脱的心灵，才会与对象融为一体。因为艺术家具有直觉能力，所以他们可以通过艺术作品把社会现实呈现给读者。艺术家的直觉能力越强，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就越优秀深刻。柏格森在艺术家非理性的创作过程的描述上与柏拉图灵感的迷狂说有着相似之处。

马利坦的诗性直觉理论与柏拉图的灵感说也有一定的相近之处。柏拉图和马利坦都认为灵感在文艺创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灵感成为优秀诗歌的关键所在。柏拉图认为美妙的诗歌是诗人得到诗神的灵感创作的。马利坦认为灵感是文学艺术作品必备的要素。马利坦发展了柏拉图文艺创作过程中非理性的观点。柏拉图认为诗人代神立言创作出灵感诗，诗人是诗神的传声筒，诗人在迷狂中是无意识的。马利坦也认为诗在诗性直觉的驱使下产生于精神中的无意识领域中。诗人依靠非理性的、冲动的、超脱的诗性直觉进行诗歌创作。马利坦在柏拉图灵感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观点，认为不光灵感诗人而是所有人都拥有灵感，而且灵感来源于诗人灵魂中的诗性直觉。

从以上可以看出，柏拉图否定摹仿诗，重视灵感诗，这一观点导致了后世西方文艺理论从思维方式上由注重理性转变为注重心灵世界的非理性的变化，并且，分别孕育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而且，这一极具理论价值的诗学观点不仅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实际上，由他所奠定的理性与非理性矛盾统一的思路也通过西方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潮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的文论取向与文艺创作。

三

中国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80年代中期开始蔓延，成为当代文坛一股强劲的思潮。中国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直接受到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在文艺创作和文论取向方面都有所表现。

文艺创作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的影子。这些作品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通过抽象的人来摆脱现实生活的羁绊，认为皈依宗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文坛还出现了“尼采热”。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权利意志”和“超人哲学”精神，他们不再表现社会和群体的需要，而是把自我意识的扩张作为追求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当代文坛又涌现出了颓废主义的意志论创作和作品。在文艺创作中死亡和恐怖成为颓废主义作品的主题，把丑恶当作一种美进行欣赏，通过丑恶的事物去探寻事物的本质。这类创作宣扬悲观颓废的情绪，否定理性对文艺的作用，强调艺术的超功利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下，中国当代作家还开创了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生命意识”。文艺创作一方面体现原始自然主义生命观;另一方面更崇尚生命意志，体现个体意志与民族精神的统一。

从文论取向来看，中国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批判理性主义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肯定非理性主义因素在艺术创作中的积极作用，强调意识流、直觉、潜意识、本能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非理性主义者“强调文艺的自律、内部规律、特殊规律”[1]P295，认为文艺作品应该以自我个体为中心，表现自我的生存状态、生命意志和生存本能。

不过，国内的研究者对中国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认识却是非常清醒的。非理性主义思潮重视对人自身的关注，歌颂人性和人情，这是其值得肯定之处。但这一思潮尤其注重表现人的生命本能，张扬人的自然欲望，强化潜意识、幻觉、原始欲望等非理性因素，以至于文艺创作中的直觉取代了理性因素，这样就导致了文艺创作过程中过分强调非理性因素，并使其上升到主导地位，彻底否认理性因素在文艺创作和审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批判和反思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消极作用是非常必要的，如朱立元先生在《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消极影响的反思性批判》一文中指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膨胀使得“艺术和审美文化世俗化、欲望化、娱乐化进程加速”[2]。文学艺术表现感官欲望，文学欣赏追求感官趣味，完全破坏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消解了艺术和审美文化的灵魂”[2]。同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美学感官主义也有所抬头”[2]，而且它“消解了对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放弃了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求，实际上把文艺学、美学从以人文精神为基础的感性学降低到缺少精神向度的感官学”[2]。

中国当代文论和文艺创作虽然都受到非理性主义的影响，但是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当代文坛却没有产生巨大的反响。这是由于中国非理性主义思潮是西方非理性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构，它受到西方非理性主义和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深受当代中国文论特点的影响而致。

首先，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和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是中国当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外部因素。叔本华的“生活意志”、尼采的“权利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等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影响了中国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为中国当代文坛打开一扇非理性主义的窗口。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现代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新小说、荒诞派等流派的产生对中国当代文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和理论家正是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进行积极地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

其次，科学理性的摧毁成为中国当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内部因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整个社会充满着科学理性。文学作品表现人们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把握自身的命运。然而到在时期，科学理性受到践踏，人们的理性精神被政治运动摧毁，理性权威受到挑战，人的地位、自由、价值遭到损害。这种政治环境有利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

第三，中国当代文艺学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使非理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没有形成太热局面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文艺学由于受到西方后现代文论尤其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影响，以及当代中国美学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的偏爱[3]，从20世纪80年代起当代中国文艺学开始打破传统的思维/存在、内容/形式、主体/客体、表现/再现、理性/非理性等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家和文论研究者在面对中国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没有一味地表现文学作品中人的意志和本能，或者过分推崇文艺创作过程的非理性因素，把非理性置于绝对统治地位，全盘否定理性的作用，使理性与非理性对立起来，而是突破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文艺创作中的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既承认文艺创作中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也承认理性在文艺创作中的指引作用。

第四，中国当代文论多元化的倾向使得中国非理性主义思潮没有在当代文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后现代主义倡导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当代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加之20世纪80年代西方许多后现代文艺理论如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叙事学等学说流派被介绍到中国，给中国当代文论注入新鲜血液，开拓了当代文论新的研究视角，这就使“中国当代文论打破单一文论体制的局面而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新格局”[4]，因此，中国非理性主义思潮仅仅是中国当代文论多元化表现之一。

总之，柏拉图否定摹仿诗，肯定灵感诗的诗学观是其由注重理性向注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转变的重要体现。这一朦胧的极具学术价值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中西方的文艺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西方现当代的文艺理论发生了明显的非理性主义转向，对非理性的重视和研究成为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内容，某种程度上填补和丰富了传统意义上的以理性研究为主的学术思维。另一方面，柏拉图诗学中暗含的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的思路通过西方的非理性主义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和文学创作者紧密结合中国语境对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和吸收，既肯定了非理性的合理存在，又强调了理性的主导地位，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其实已经是在柏拉图基础上的更高一级的循环。

参考文献：

[1]陆贵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思维方式论文篇（10）

On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One of the Arguments on the Cultural Spirit and Its Modern Value of I Ching Learning

Abstract: The thinking mode by adopting symbols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modes. Taking its shape in I Ching， this thinking mode depends on symbols of matter in the course of thinking， takes imagination as a medium， to deduce an abstract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In essence， characteristic of obscurity and mutually complementing with the whole thinking mode， the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a kind of logic to deduce a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Correlated to， but different from abstract thinking， thinking in images， thinking by insights， thinking by symbols exerts an indispensable function in the real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rt and so on.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the extremely valuable part of the cultural spirit of I Ching Learning in modern thinking modes.

Key words: I Ching; adopting symbols； thinking mode； deduction by forced analogy

一

取象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古至今普遍地被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着的又颇具神秘色彩的一种思维方法，它发展形成于《易经》，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极具价值的部分。对此，笔者讨论如下：

取象思维方式本文界定为：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它起源于原始时代，发展形成于《易经》。

 原始人处于人类文明的史前期，他们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已经具备了原始的取象思维能力，其思维水平如同孩童一样，头脑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实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词都是他们所接触的实物符号，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包括同一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汇，也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语词。例如，他们只有这个人、那个人的有所指的概念，而没有“人”的一般概念；只有不同种的某一棵树的概念，而没有“树”的一般概念。随着思维的发展，他们逐渐地把某些专用名词移用到相关的物类，表示物类的共同性质，由此产生了表达取象思维的用语。其特点是语言中尚没有这个语词，而找一个与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关的实物表示出来。例如：“像石头”表示“硬”、“像太阳”表示“热”、“圆”等等。这里“硬的”、“热的”、“圆的”等表示抽象的语词，是从他们印象最深的石头、太阳这些实物中抽取出来的，这是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

 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就已表明人类思维已经进入到了简单的比附推论的阶段。比附推论是取象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得到了发展、完善，使之逐步成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

 《易经》中的卦象是其推测所占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据。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等等，并试图以此表现出宇宙万物的变化，进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卦爻辞也大多运用取象思维方式来阐释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是说一个人被石头绊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见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凶。这是把人处坎坷境地，又依靠坏人，必无好结果的抽象道理，寓于对具体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体的事象联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

 又如《乾》卦写龙隐龙现。《井》卦写井谷射鲋。《大壮》卦写羝羊触藩等等。通过对“龙”等具体事物的描述，意在阐释与之有一定相关的抽象事理，即不是为了说明“龙”等具

体事物本身，而是通过对这些具体事物的描述，启发人们想象，去悟知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取象思维方式。

 取象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比附推论的逻辑方法。所谓比附推论是指通过想象，由具体事物直接推知一个抽象事理的逻辑方法。除上述分析外，又如《易经·大过》九二爻辞：“枯杨生 ，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这里将自然界的枯杨生 ，与人间的老夫娶少女联系起来，取其相似点，进行想象，然后比附推论出“无不利”的结论。意在告诉求卦者，所占问之事将大吉大利。《易经》设卦观象，通过想象这一媒介，比附推论出“意”，象及卦爻辞是可见的，而“意”是不可见的，不好说清道明的，对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人们只要运用取象思维方式便可得到，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的思维秘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选取的具体事物，而其思维过程是比附推论，思维方式是取象思维。

 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与整体思维的互补，二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取象思维与整体思维的互补，建构了《易经》的思维框架。《周易》古经，以它特有的表达形式，充分注意到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构成这一整体的基本框架。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处在完全统一的结构之中的，这一整体观与取象思维方式互相补充，也就是说，在取象思维过程中，有整体思维，而整体思维赖以形成的基础又是取象之辞及卦象和卦的排列组合，而这当中也离不开取象思维。例如《乾》卦，以“龙”为具体取象物，通过龙的“潜”、“见”、“跃”、“飞”、“亢”等不同处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这里取象思维和整体思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得意忘象”是指“意”尽得而忘“象”；“得鱼忘筌”是抓到“鱼”而忘“筌”，尽得的要求就是全面、整体地去把握，可见，有而且只有整体思维的互补，才是提高运用取象思维所推知事理可靠程度的根本保证。

取象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是指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因为它不具备必要的叙述，以致于见仁见智，公说婆说，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模糊性又是因为靠想象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杨生*，”与“老夫得其女妻”之间的所谓联系，完全是靠想象得来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为荣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联系起来，推论出“无不利”，其模糊性可谓大矣。

二

 取象思维方式不同于抽象思维方式。因为抽象思维方式是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逐级构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构成判断，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推理。由已知的东西出发推得新的知识，它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如“金属”、“铜”、“能导电”是三个概念，分别组成(1)金属能导电，(2)铜是金属，两个判断，再由这两个判断组成如下推理：

 金属能导电，

 铜是金属；

所以，铜能导电。

 从中可见，抽象思维中前提真实，推理过程合乎规则，就能得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上例的逻辑结构可概括为：“所有M是P，S是M；所以，S是P。”这里“M”一般指称为“中项”。它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这是抽象思维方式得出正确结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些内容，取象思维方式都不具有，这些是取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区别的根本所在。因为取象思维方式的所谓前提是一些具体事象，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能靠想象这一媒介去推知一个事理，没有论证过程，所以结论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提高结论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只能靠人们的想象力和悟性。如果说抽象思维方式能训练人们思维的严密性，那么，取象思维方式却只能提高人们的想象力，培养人们的悟性。

 形象思维方式，又称艺术思维，是文学艺术创作者从观察生活，吸取创作材料到塑造艺术形象这整个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主要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形象思维要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也就是通过实践由感性到理性，逐渐对事物本质进行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思维不脱离具体的形象。但必须要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作家、艺术家的思维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之后，选取并凭借种种具体的感性材料，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伴随着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态度，运用集中概括的方法，塑造完整而富有意义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凡此种种，表明形象思维与取象思维的区别是明显的。虽然它表面上与取象思维一样，都有“具体的形象”，也都要“通过想象”等等，但本质上却不同，主要在于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具体的形象，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艺术形象。例如鲁迅在谈自己创作“阿Q”这个艺术形象时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金隐铭鲁迅小说全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383）鲁迅先生点明了《阿Q正传》是“依了自己的觉察”写出来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些正如上述一样，其创作过程运用的正是形象思维方式。从“阿Q”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以及鲁迅先生所具有的丰富的艺术修养和创作经验，所以他能够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去塑造出“阿Q”这一完整的艺术形象。而取象思维则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及对具体的事物的感受而生发出来的一种思维活动方式，一种推论的逻辑方法，其“想象”的事物的两端或有联系，或无联系，有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取象思维方式重在通过具体事物，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而形象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二者的区别可见一斑。

 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也有明显的区别。顿悟思维又称“灵感”，是指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启发，答案突然在头脑中产生，这个思维过程便是顿悟思维。例如阿基米德躺进浴盆的瞬间，看见水溢出水盆而顿悟出浮力原理等。顿悟思维方式的产生及完成过程，必须以思维者具有足够的思考养料的储备为前提，方可对某一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而突然有所领悟，否则是“悟”不出什么东西的。

 虽然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有想象，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顿悟思维方式的成功运用，能使思维者有所发明或创造，所以，有人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创造型思维。其结果是令人“茅塞顿开”；而取象思维方式运用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因为取象思维所比附推论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之象的框框之中，虽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个范围，只是人们对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对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人们可以比附推论到爱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从事教师等职业的人身上，去赞美那些敬业爱岗、勤奋努力的人们，其结果是让人们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维方式是一种“体悟”而不是“顿悟”。

 取象思维方式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象征是文艺创作的表现手法之一，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如鲁迅先生的小说《药》，结尾用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杨朔的散文《白杨礼赞》中的“白杨”象征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等等。可见，象征一般说来，是在艺术创作中以某一特定的具体现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体形象”的本身，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东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的含义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坟上的花圈”，便启发读者联想：这需要有人为纪念来送花圈到坟上，再由“夏瑜”的坟，想到革命者后继有人，所以说：“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着“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这个解释，说明象征要放到具体的作品中去，联系作品的主题，让读者把握其象征手法。离开具体作品，单独一个命题也可运用象征这个语词，如“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等等。这样明说的“象征”没有歧义，因而能得到人们的共识。象征虽然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但其发生的思维方式的支点，我们认为是取象思维方式。因为象征的过程中具有“具体物象”并“靠想象”、“比附推论”出一个结论来等要素，而这些恰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从这点出发，我们认为象征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三

取象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善于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及其对客观事理阐释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充溢着中国人对朦朦胧胧的美感的偏爱，在中国古代哲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维方式。这是易学文化精神及其在现代极具价值的重要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古诗当中和现代语言中运用取象思维的例子，说明如下：

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硕鼠》)

这首诗根据硕鼠不劳而获的属性，通过想象，以艺术形式比附推论出剥削者如同硕鼠，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可鄙形象。

 又如李商隐《无题》中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百年来被人们公认的咏唱爱情的佳句。欣赏这句诗的难点在于“春蚕”、“蜡炬”、“吐丝”、“成灰”，与爱情的关系，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人们通过想象，能得出“到死丝方尽”，“成灰泪始干”似乎与爱情的生发、相恋时的情境，亦或某些心愿等等有相似的地方，让人们比附推论出结论：我爱你到永远。

 取象思维方式在现代诗文中也多有运用，如大家熟知的：“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里的“旧船票”、“你的客船”所蕴含的深意，只能从取象思维方式这个角度去分析，去解读，才可体悟出其妙来。

 现代语言中的“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其中“脚上的泡”与“自己的过失”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靠想象，却能比附推论出：“自己的过失是自己造成的”这一结论。这句话可用在责己、责他等场合，并显得温情、委婉、含蓄。其他如：

 (1)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 (2)卸磨杀驴，过河拆桥。

 (3)一针不缝，十针难补。

 (4)烧香找不到庙门。

 (5)不给马吃草，却让马儿跑。

思维方式论文篇（11）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