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新业态大全11篇

贸易新业态篇（1）

一、嘉兴市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嘉兴市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也不断发展壮大。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形象服务、教育服务等领域成为嘉兴市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业态。从总量规模来分析，2014年嘉兴市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额205190.54万美元，其中出口108817.92万美元，占53.03%；进口96372.62万美元，占16.97%。2015年嘉兴市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额205190.54万美元，其中出口126500，58万美元，占总量比61.65%；进口100388.72万美元，占总量比38.35%。2014年嘉兴市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0.05%，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25%，进口同比增长4.17%。

二、嘉兴市国际服务贸易SWOT分析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也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标准。本文结合嘉兴服务贸易的现状，运用SWOT方法对嘉兴服务贸易产业的优势、劣势以及机会和挑战四个方面加以考量，并对其进行分析。服务贸易涉及各领域，旅游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国际服务外包）、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运输服务为浙江省服务贸易前四大重点领域。

（1）优势（Strengths）。嘉兴服务贸易市场处于成长阶段，发展空间大，服务业消费力度大；嘉兴工资水平不高，商业成本较低；嘉兴海陆交通设施完善，交通网密集，航空设施也迅速发展；嘉兴是文明古城，文化底蕴深厚，可发展旅游服务业。

（2）劣势（Weakness）。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嘉兴市场需求层次也变高；嘉兴的本科院校只有嘉兴学院，当前高校的教育模式不能够适应市场需求，产业的人才结构不合理，专业度不够高，缺乏服务贸易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嘉兴的现代化设施不及杭州、宁波等城市，高科技设施普及率不高。

（3）机会（Opportunity）。在经济发展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服务业需求巨大，市场容积大，发展前景好；国家相继出台政策大力扶持服务业；杭州、宁波等城市成本较高，嘉兴承接发展机会。

（4）挑战（Threats）。杭州、宁波等城市的服务业发展较快，较成熟；湖州、金华等地也在竟相发展服务业，市场竞争压力较大。

三、嘉兴市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力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新业态下的国际服务贸易在我国的发展速度相当可观。为了紧跟国家的发展方向，我市在國际服务贸易给予大力推进和培育并发展呈现崭新趋势。在“互联网+”新业态的背景下，我市以其地理位置的先天有利条件在运输物流业正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初步形成了港口、铁路、公路以及内河网为依托，运输仓储为支撑，商贸市场为切入点的物流体系。

四、提升嘉兴国际服务贸易产业的对策

（1）发挥嘉兴比较优势，推动嘉兴国际服务贸易健康发展。嘉兴地区周围的交通路线飞速发展，使得长三角城市之间的资源、信息交流的更加方便与快捷。在长江三角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形势下，使得嘉兴很快成为长三角地区信息、资源、人才等交流发展的中心站点，沪杭高铁的发展拉近了上海、杭州、嘉兴三个城市的距离，在时间上实现了“同城”，嘉兴更应该把握住上海、杭州的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并且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嘉兴相对于杭州、上海、宁波、苏州、南京等地区，物价较低。

（2）完善嘉兴国际服务贸易业FDI引进和消化机制，促进嘉兴国际服务贸易优质发展。通过引进外资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高效运作的关键。国际服务贸易业FDI的改进，改善了嘉兴的资本质量，带来了新的服务项目、新的投资工具和新的管理方法，有力提高了嘉兴服务部门的供给能力和出口竞争力，推动了嘉兴服务业结构的升级和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并且可以引进目前薄弱和急需发展的服务部门，来弥补嘉兴服务业发展的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外资同一般的民营企业相比，外资企业拥有全球化的培训网络和良好的培训机制，能够提供相对丰厚的报酬，以及在企业管理和企业声望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将吸引到大量高素质的人才。

首先要引进技术，从而掌握所引进技术的要点，促进嘉兴经济的发展。其次要走向国际市场，企业通过技术引进、研究与开发以及技术的改进和创新这一系列的过程，大大提高了技术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利用自身临近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的地理优势，积极接受并承接来自上海的高端产业转移项目，挖掘上海的各项经济资源，开展沪嘉平台的对接，并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推广已经树立的企业形象和企业文化，将更多的嘉兴企业推向国际。

（3）建立嘉兴国际服务贸易产业示范园，鼓励嘉兴国际服务贸易集群发展。为引进创业创新人才，加快科技成果引进与转化，培育和发展高新产业嘉兴建立了国际服务贸易产业示范园。促进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工作发挥积极作用，切实推动和引领全市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开展业务帮带活动，增加服务贸易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将龙头企业引进嘉兴国际服务贸易示范园，注重龙头企业在发展产业集群中的作用，坚持“招大引强”的战略。

贸易新业态篇（2）

一、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据统计，国际贸易融资仅占中国外贸企业所使用的各种融资方式的20%，其中又以大企业居多，中小企业所占比例很小。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虽然逐年增长，但企业在国际贸易融资的需求上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持，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尤其困难。

（一）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供需失衡

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供应的90%以上来自银行贷款；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中小企业发展较好、信用担保机构较多的省份调查，中小企业因无法落实担保而被拒贷的比例为23.8%，再加上32.3%因不能落实抵押而被拒贷的，拒贷率高达56%。虽经各方努力，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问题，但多数中小企业融资仍十分困难。社会对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和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严重失衡。

（二）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困难

我国中小企业多数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企业制度，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更多的依靠自身积累或者个人借款，如果要扩到生产经营规模则需要通过银行贷款，但是，由于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加之一些中小企业为了满足资金的迫切需求，通过押汇或者打包放款等方式套取银行资金，银行提供的短期借款往往很难及时收回，致使银行不敢放贷或者放贷限额较低，很难满足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

二、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难的原因

（一）中国的贸易融资法规不完善

中国的金融立法缺失问题严重，明显滞后于金融业务的发展。国际贸易融资的相关法律还没有将业务当中涉及到的，包括抵押、信托等行为的权利与责任给出明确的法律界定。现有的法律法规还存在着与国际惯例不符情况。例如，银行在押汇业务中当客户违约时如何有取得货物的所有权，信托收据在进口押汇中是否有效，法院对银行已承兑的远期信用证汇票是否有支付的权利等。金融立法的缺失，使银行和企业在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中面临更大的风险，阻碍了中国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

（二）中小企业自身信用状况较差

中小企业自身信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能否从银行获得贸易融资。据调查，中国中小企业一半以上没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绝大多数信用等级都很低。中小企业的信用较低体现在商业信用不足，企业信用档案记录缺乏等多个方面。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中小企业制度不规范、缺乏资本等。

（三）银行对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存在信用歧视

首先，中国的金融政策、融资制度，主要是针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设计的，缺乏为中小企业设计的信贷评价体系。其次，当前中国银行业对贸易融资业务的授信管理未与其它信贷业务的授信管理相区别。由于缺少专门的审查标准，仍使用传统的5C法（品德、资本、担保、能力、环境）。例如，银行将打包贷款视同于流动资金贷款进行管理，除了要求企业提供有效的担保外，还需要有其它银行为企业开立的信用证原件。

（四）银行融资方式单一缺乏创新

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业务仍然集中在传统的本币业务，国际业务相对较弱，在人员、技术等方面都不具备优势，导致银行提供的贸易融资产品，仍以传统信用证结算与融资相结合的方式为主，如打包放款、贴现、进出口押汇等。虽然这些业务风险较低，但是品种少，且功能单一。国际保理、福费廷、结构性贸易融资等新型的贸易融资方式开展较少，且发展缓慢，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限制了其发展。

（五）专业人才匮乏

贸易融资业务具有高度的专业性，需要精通法律、国际贸易、金融、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在日常操作中对成本、收益和风险的控制也取决于从业人员个人能力的高低。中国银行业缺少贸易融资方面专业人才的现象严重，高素质人才的缺乏限制了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对金融工具、贸易手段、结算方式的不了解加大了银行国际贸易融资的风险。另一方面高素质人才的缺乏还限制了银行国际贸易融资方式的创新。例如，福费廷、国际保理、结构性贸易融资等方式虽然早已在中国得以开展，但因为业务人员水平不高的限制，使得这些业务发展缓慢。

三、完善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的对策和路径

（一）健全国际贸易融资的相关法律

我国立法部门应该加强对国际贸易融资的政策法律的研究，立足国情又与国际接轨，尽快建立健全贸易融资法律法规体系。例如，对国际贸易融资常见的做法，如押汇业中银行对单据与货物的权利如何，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债务关系如何等，尽快在法律上给以相应的规范。银行和中小企业则应认真研究现有的法律法规，分析国际惯例和我国现行的法律环境之间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建立产品化的业务操作程序，以经过仔细研究的标准合同文本凭证格式等规避业务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二）银行要积极创新

银行在开展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时，要针对企业的需求开展金融产品创新。现阶段国内商业银行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仍然以传统产品为主，采用非信用证结算方式的融资产品较少，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需要，金融产品创新势在必行。银行除了发展福费廷、国际保理等新型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外，还可以发展结构性贸易融资业务，通过将不同的国际贸易融资方式搭配组合，满足企业不同的融资需求，如打包放款和出口押汇的组合、退税质押贷款与授信开证的组合、福费廷加出口信贷与远期外汇业务的组合等。

（三）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评估体系

针对大多数中小企业规模小、成立时间短、融资需求旺、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银行应制订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评估办法，使信用评级科学合理地反映中小企业的状况和偿债能力。在贸易融资业务中，客户正常贸易产生的现金流量是还款的第一来源，而客户的自身赢利能力是第二来源，贸易融资业务客户的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应该有别于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客户的评级标准，应该根据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制订专门的信用评级制度。银行应该为客户建立业务往来档案，根据客户的业务能力、交易对手资源及客户履约的信用记录评定其信用等级。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训机制

越来越灵活和多样化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要求中小企业的操作人员有较高的操作技能，熟练掌握结算及融资业务技能。与企业一样，银行也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训机制，通过培训提高银行工作人员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水平，使其能更好的运用专业知识处理各种结算业务、评价客户的信用、了解国际市场行情，达到向更多的客户推销自己的金融服务、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

（五）借鉴发达国家国际贸易融资的经验

审贷分离。对出口信贷及担保项目严格审查，力求保证贷款的偿还。美国要求逐笔对贷款进行审查和决定，审查国外进口商的财产状况及资信情况。在日本，政府官员详细审查了解项目参与企业的情况，以保证其清偿能力。一旦贷款被批准，银行密切跟踪，保证对贷款人的执行进行持续监督，在出现拖欠贷款时及时采取行动。

总之，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对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结构的改善和国际贸易融资困境的解除，需要政府、银行、企业相互协作。

贸易新业态篇（3）

（一）自贸区概念 

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简称FTZ，以下简称“自贸区”）是指在某国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实行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的小范围的特定区域，是根据该国（地区）法律法规在特定地区设立的贸易市场，是一国（地区）境内关外的行为，其功能是便捷贸易往来，降低贸易成本。目前FTZ在全球已有很多成功的实践案例，例如香港自由港、新加坡自由港、美国纽约自贸区、阿联酋迪拜自贸区等。虽然基本宗旨相似，但FTZ不同于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简称FTA）。FTA通常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相互取消货物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相关部门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 

（二）建设背景 

1积极参与新一轮世界贸易竞争 

美欧日主导的TPP、TTIP和PSA三大协议，拟重新构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新平台，重塑国际贸易游戏规则，推动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上述三大协议均将中国排除在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未来参与世界经济贸易的威胁和围堵。在此贸易新格局中，中国及时组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或One Belt And One Road，简称“OBAOR”；或One Belt One Road，简称“OBOR”；或Belt And Road，简称“BAR”），旨在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同时，在国内逐步建设自贸区作为进退可行的对外经济贸易的试验窗口，接受世界自由投资和贸易，主动参与新一轮全球贸易竞争，并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放合作的示范窗口。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破除体制机制阻碍十分重要，必须以更大开放推动改革深化，达到促进管理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进而带动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通过自贸区设立、示范借鉴、地域拓展，不断探索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的改革开放新方法和新模式，能够借助市场动力和机制，倒逼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3人民币国际化 

继人民币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市场份额升至279%之后，2015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需求日趋凸显。借助自贸区所搭建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和在岸人民币市场的连接桥梁作用，有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三）空间布局与发展定位 

1上海自贸区 

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自贸区的首个布局区域，目标是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务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13年9月18日，国发〔2013〕38号.事实表明，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很快形成了具有全国推广意义的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服务业开放等领域的改革事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2广东、天津、福建三大自贸区 

2014年12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推广上海自贸区试点经验，分别设立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试验区；同时，扩展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范围，由原先的2878平方公里扩至12072平方公里（图1）。这是自贸区的重大战略扩围。国务院要求上述地区依托新区、园区，以上海自贸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国务院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2014年12月21日国发〔2014〕65号. 

图1四大自贸区布局示意图（据施嫚珂，2015）与35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布局相比，广东、福建两省有很大重置性，而同时吸取了当年上海开放设置较晚的不足（后以浦东新区为补充），并充分发挥上海金融业优势，在东部、南部沿海进一步形成开放新格局。与当年设置特区最大不同的是天津自贸区的设立。这是北方设立的第一个自贸区，被认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1]从这一点上说，天津自贸区实则承担了双重国家战略。一是自贸区试验区，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平台。上述三大自贸区在拓展上海自贸区示范功能的基础上，也力图寻找自身的创新点，突出各自定位的差异化。

3发展定位 

四大自贸区的发展定位既有共同点，但也有各自的差异（表1）。作为首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定位为自贸区的先行者和示范区，探索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天津自贸区则充分考虑到跨省市的协同创新，积极发挥天津辐射京冀唐、环渤海，带动东北、华北和西北“三北”地区作用，定位以制度创新试验区为核心任务，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国务院.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15年4月8日，国发〔2015〕19号.福建自贸区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同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打造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新高地。国务院.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15年4月8日，国发〔2015〕20号.广东自贸区定位为依托港澳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国务院.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15年4月8日，国发〔2015〕18号.其中，同处于南方的福建自贸区和广东自贸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作用界定并不相同，前者界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后者界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引人注意的是，从自贸区的分片区及其与原有4大特区地域关系审视，深圳前海片区和珠海横琴片区是名副其实的“特区中的特区”。 

2关键词复制与推广京津冀协同发展闽台两岸合作粤港澳深度合作发展定位探索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充分发挥对台优势，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前沿优势，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打造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新高地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二、中国自贸区内的旅游服务贸易 

（一）自贸区旅游业的发展定位 

中国自贸区的设立，已经引起国家旅游行政部门的高度关注。2015年初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所部署的“515”战略明确提出“主动参与沪粤津闽自贸区改革开放”。2015年5月，国家旅游局出台并公布了支持福建自贸区旅游业发展的七条政策，福建省旅游局也出台了相应配套政策并取得良好效果，引起广泛关注。同年6月，国家旅游局在天津召开会议，提出将自贸区作为旅游开放的新高地、深化改革的试验田、制度创新的示范区，加快形成旅游产业发展的新优势。可以说，这是国家层面对自贸区旅游贸易发展的首次明确定位。[2] 

（二）四大自贸区的旅游业发展内容 

四大自贸区均已将旅游产业布局置入其中，甚至将旅游业作为其中重要的发展因素。上海自贸区首次引入负面清单管理，最大限度促进投资便利和贸易自由，在旅游条件保障、促进因素、独特领域、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先行示范。例如，允许设立外资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允许在试验区范围内注册符合条件的中外合资旅行社，从事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旅游业务，允许设立外商独资的娱乐场所，在试验区内提供服务等。再如，福建自贸区将旅游和服务产业规划为重点发展对象。平潭片区发挥平潭综合实验区先行先试的优势，重点建设自由港和国际旅游岛。有学者指出，考虑到台湾的经验、与台湾的互补性以及自身产业基础和需求，福建自贸区应以休闲体育产业为主要导向。[3]天津自贸区的工业旅游颇有基础且特色突出。例如，在中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亲手操控体验无人机、在万寿家食品有限公司亲手制作巧克力、在香飘飘食品有限公司亲手调制奶茶，可以坐上观光小火车游览发展中的空港经济区，等等。[4]广东自贸区的三个片区中，珠海横琴新区片区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成，横琴将成为唯一陆桥连接港澳两地的区域，自贸区优势凸显。因此，横琴自贸片区定位为以国际商务休闲、娱乐旅游、科技教育和高新技术等产业于一身的自贸区，游艇业成为横琴发展的重要内容，借此拓展珠港澳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国务院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15年4月8日，国发〔2015〕18号。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自贸区的发展定位，按其与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关系可以分为3大类型，即旅游关联发展区、旅游重要发展区和旅游特色发展区（表2）。其中，上海自贸区为旅游关联发展区。依托其发达的城市旅游，上海自贸区选择着力推动与旅游业相关的邮轮、游艇等出行便利化，充分利用开放外资投资医疗服务及其保险业务，建成国际化医疗旅游目的地。国务院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2015年4月8日，国发〔2015〕21号。 

表2自贸区与旅游关联及其旅游业发展内容 

贸易新业态篇（4）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

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问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问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一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一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O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白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贸易新业态篇（5）

经济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含义

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固有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当时，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从内容上看，经济新常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的问题

（1）发展方式不合理

多年来我国的外贸产品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但是出口产品依然以传统的纺织制造品和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为主，而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由于整体技术层次较低、附加值较小、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主要依靠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对外贸易在中国的经营模式仍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对外贸易产业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加工业，这些产业大都存在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浪费等现象。这虽然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现实状况相适应，但是却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影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发展空间不均衡

我国外贸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差距十分明显。2014年，东部地区进出口3.66万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85%。中部地区进出口3127亿美元，西部地区进出口3344亿美元，合计占全国进口的比重为15%。这样一种发展区域空间不均衡的现象导致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资金、资源、人力等生产要素被东部地区吸走，制约他们经济的发展。外商投资的绝大多数也投向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却很少，这使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拉大，两极分化严重，影响中国的总体发展水平。

（3）发展环境不稳定

1.對外贸易企业经营无序化较为严重

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布局比较分散，且对外贸易的监管又较复杂，涉及商贸、海关、外汇管理、税务等多个部门，现阶段各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综合管理体系，从而使得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他们利用对外贸易的渠道进行骗税、走私活动，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正常经济秩序。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但目前反走私惩骗税的形势依然严峻，许多地区和贸易渠道的违法犯罪活动仍然多发，严重影响了我国外贸的健康发展。

2.对外贸易过程中的贸易摩擦加剧

中国的对外贸易领域的商品进出口市场呈现不对称而且集中的局面。对外贸易在中国开展的原材料与零部件多数来自于周边国家地区，以中国的香港、台湾、澳门和日本、韩国、东盟等为主；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地区。我国外贸的进出口市场的这种分布格局成为了引发国际间贸易摩擦的诱因，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9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争执点从原来的法律层面向政策制度层面延伸。

3.外贸发展的要素禀赋优势逐步削弱

我国外贸发展最大的要素禀赋优势就是劳动力。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就吸引了很多外商直接投资。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处于快速上涨期，近几年年均涨幅超过10%，沿海地区出口产业劳动力成本普遍相当于周边国家的2-3倍甚至更高，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竞争力不断萎缩，制造业利用外资持续下降，出口订单和产能快速向周边国家转移，不仅纺织服装等产品在发达市场份额明显下降，而且低端机电产品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速也开始落后于部分周边国家，市场份额面临被蚕食的危险。

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1）适当调整税收政策，促使对外贸易的平衡

对于新常态时期而言，在制定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时候，要保证税收政策的实用性，达到预期吸引外资的目标，使新常态下的对外贸易税收政策能够积极鼓励出口，保护并引导我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针对性和有效性。

（2）积极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由于在目前的出口中存在报关口岸出口货源和出口企业不一致的情况，造成很难掌握出口的产品的实际赋税，变相的补贴产生不必要的对外贸易争端。因此，在自贸区加快电信业、金融业、文化等产业的“营改增”试点的基础上，积极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引入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规范退税流程，杜绝骗税行为，不断升级完善我国对外贸易出口退税制度，构建科学的出口退税制度。

（3）加快发展服务贸易

减少贸易壁垒。在服务贸易壁垒的解决上，要实行更加开放的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机制。改进准入制度。实行服务业外商投资登记备案制。逐步把服务业外商投资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加快双边、多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规模和范围，加快与有关国家的自贸区谈判，充分利用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发展与相关国家、地区的服务贸易。

（4）改进进口许可证

当前我国的进口许可证所占比重仍然较高，在过去积累外汇的时期，我国在进口审核方面较为严格，隐含的进口限制较多。现在我国虽然取消了大部分的进口配额，但是本已无用的进口许可证仍然保留下来了，在海关检验过程中，环节过多，货物积压时间长，影响通关效率。因此，为了贸易的便利化，应当简政放权，缩减不必要的进口许可证。

作者简介：朱晓兰，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15级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

[1]代玉簪，王春艳.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思路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11）.

[2]代玉簪，王春艳.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思路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11）.

贸易新业态篇（6）

关键词:机会贸易 常态贸易 贸易创新

贸易是分工的一种形式,是调节供给和需求矛盾的一种手段,而供需矛盾的动态变化促进了贸易形式、属性、内容和范围的变化,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趋势。在演化进程中,贸易时刻表现出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也就是说贸易内涵具有机会性和常态性,从这个角度看,贸易可分为机会贸易和常态贸易。

机会贸易的内涵

《辞海》对机会的定义是:行事的时机。机会具有以下特性:

机会具有偶然性、阶段性。机会表现在事物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并且可以出现也可不出现,同时又具普遍性。

机会具有局部性、微观性。机会往往出现在被普通人忽略的地方,隐藏于细微之中,往往处于事物的非成熟阶段。从经济上看往往是边际效益高。

发现机会的成本比较高,需专门的分析工具。需要专门的思考方式和分析范式。机会需要挖掘、鉴别、比较后才可以发现。

机会的把握比较难。机会表现为不稳定、稍纵即逝。其发生、发展具有随机性,运动轨迹不确定,没有收敛点。

机会形式的多样性。机会总是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但机会的表现形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总是不一致。

机会中的偶然性分为非系统性和系统性两类。系统的单要素微观变化是非系统性机会,而整个系统的宏观变化是系统性机会,容易被识别、被模仿。如单次交易行为过程中发生的偶然性属于非系统性偶然性,而连续多次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偶然性,属于系统性偶然性。

结合机会和交易的定义,“贸易过程中所采取的决策依赖于个别的、偶然性的、局部的机会变量识别、判断而进行的贸易行为称之为机会贸易”。

从交易元模型看,交易元任一要素的变革都可以成为贸易变革的机会,如交易主体、交易标的物、交易等价物、交易规则、交易场、交易客体的转移、交易信息。单次交易行为的完成依赖很多不确定因素,如交易者偏好、信息不对称及交易者机会主义的行事风格、交易与否的选择、交易契约条款的修改等等。贸易过程中最常见机会主要来自价格的随机性涨落、产品品种需求的随机性涨落和总需求的随机性涨落。

常态贸易的内涵

《辞海》对常态的解释是:普通、平常的状态;保持一定不变的状态。

常态具有以下特征:

常态具有必然性。常态表现在事物发展方向和趋势上有相对确定性,符合历史发展。常态性不存在出现或不出现的问题,只存在出现时刻的问题。

常态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常态往往是偶然性发展的长期结果,是机会发展的稳定点,往往具有全局性,是事物发展的成熟阶段。从经济上看往往是边际效益低。

发现常态的成本比较低,往往具有普遍性。常态往往容易被人忽视,是被多数人认可的一种状态,往往受思维习惯、文化惯性影响。

常态的把握比较容易。常态往往具有稳定点或轨迹,运动状态随时间变化呈现出某种规律性。

常态形式的少样性。从数学角度看,总是可以通过某种表达方式表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总是一致的。

常态性可分局部稳定和全局稳定。系统的单要素微观变化是到达稳定了,而整个系统却表现为不稳定,这种情况往往表现为某一要素的改革成熟而其他要素的改革没有配套跟进,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尽管资本要素已经可以全流通,但是购买因素的制约依然存在。如单次交易行为过程中发生的常态属于局部常态,而连续多次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常态,属于整体常态。

因此,“贸易过程中所采取的决策依赖于全别的、必然性常态变量识别、判断而进行的贸易行为称之为常态贸易”。

从交易元要素看,常态贸易可理解成:贸易要素在一定贸易环境下表现出来的运动状态变化随时间变化比较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连续而非突变性的贸易环境变迁。

机会贸易和常态贸易的关系

(一)常态贸易孕育着机会贸易

事物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而贸易又由元素要素和关系要素组成,贸易形态所表现的特性是宏观特性,是由各个元素要素和关系要素呈现的整体稳定。任何元素要素和关系要素的演化都有各自内在的动力,一旦某种动力力量的均衡被打破,其中某个或几个要素变得不稳定,而且随着这种不稳定在数量上呈现出比其他要素的数量变革速度要快得多的时候,那就在贸易领域出现机会贸易。而机会贸易需要细致连续的长期观测和辨识才可能被抓住。

(二)常态贸易是机会贸易扩展的必然结果

机会贸易首先表现的是局部要素和关系要素的局部变革,当这种机会给贸易带来超额利润时,其他贸易个体就会采用这种新机会,进而实现整个贸易系统的平均利润下降达到一种稳定态。如汽车的发明让运输距离加长,负载增加,适应性增强,极大地促进了汽车发明国美国的贸易发展速度和规模,进而该技术被全球广泛采用。同样,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物流中信息传播和处理速度,促进了物流的发展。每一个交易要素的出现变革促进物流发展的基本前提是该何要素的变革朝增强要素的流通通用性,提高如信息流、物流、商流、资金流的运行速度,降低交易费用等方向发展。

(三)常态贸易和机会贸易可以相互转化且互为条件

常态贸易总是在机会贸易的运动过程中实现另一个常态贸易,而常态贸易则为机会贸易开拓了道路。如果没有常态贸易,就不会有人去运用新技术来实现高额利润。贸易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介,贸易方式的变革动力往往来自生产或消费。贸易史证明,贸易变革中存在的机会往往是被动接纳来自生产或消费的技术变革,是技术扩展的结果,属于外部性变革。无论是生产驱动还是消费拉动的贸易变革,都是从一端传递给另一端。贸易革新往往属于渐进创新,是一部分新的贸易方式被证明是安全而有效的时候,才被逐渐推广。无论是货币形式变化还是交通工具变革和通信技术的变革和应用,如国际贸易的初期是产品间贸易,进而发展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业间贸易,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发生巨大变化。总体呈现出一种常态贸易经过局部的机会贸易创新进而普及到一种全新的常态贸易,后一个常态贸易和前一个常态贸易的形态是完全不一样。

以传统国际贸易和网络国际贸易流程进行比较。传统国际贸易流程需23个步骤,而网络贸易流程只需8个环节。而在传统方式向网络方式发展的过程是信息技术的局部创新和应用的结果,国际贸易变革呈现渐变特征。

贸易创新的主要形式和途径

从狭义看,贸易就是交换。从广义看,贸易就是流通。流通业包括商流和物流,流通领域包括商流领域(生产者、批发业者、零售业者和消费者),物流领域(生产者、运输业者、仓储业者、装卸业者、流通加工业者及批发零售业者和消费者)和补充领域(信息服务业者、金融业者、保险业者、政府部门及公共团体)。单次贸易(又称交易元)就是由二次连续的、以买卖为目的交易组成,而交易元分为交易元要素和要素关系。交易元要素包括交易主体、交易标的物、交易等价物、交易规则、交易场、交易客体的转移、交易信息。要素关系则是指各主体间的数量、方向、路径和速度等关系。贸易创新的基础首先是交易创新,继而扩展至贸易创新、流通创新。贸易创新的主要形式有:

(一)单一要素的创新和替代

包括商流领域、物流领域和补充领域的元素创新。商流领域主要表现为主体链长度拉长或缩短,主体链的宽度拓展或收缩,如一个生产者变成若干个生产者协作,又如批发数量缩减、直销数量增加、新型销售商出现等。物流领域主要表现为新型流通加工技术的出现,新型运输工具的发明等,补充领域如货币的发明、演化,从金银等贵金属发展到铸币、纸币、电子货币,经历了商品货币、信用货币、转帐货币和电子货币四种。而交易方式也经历了最原始的易货交易、货币化交易、远期合同交易和现代期货交易。另外如出现高速的因特网,更高速度和更高安全性的交易工具的广泛应用等。交易场所从简单的物物交换到传统民俗约定的自发市场,再到政府部门或专业开发和管理的专业市场,如证券市场、商业城、专业市场等。还有交易规则变革,交易主体的能力开发及任用资格等等。交易场所越集中,越有利于交易频率的提高,越有利于流通的发展。

(二)要素关系的创新

包括数量关系、法律关系、价值关系等创新,如等价交换关系、产权关系、货币兑换关系等。这涉及全新交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货币汇率的变动等。

(三)职能的分离、细分

以前一个主体往往集合生产、交换、再生产等职能于一身,效率低下。随着分工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导致分工成为普遍要求,人们自觉地进行分工。现代社会的企业集聚,产业转移都在遵守分工原则和运用分工规律,以实现“多赢”的利益格局。

(四)单一职能在交易主体间让渡

在分工过程中,局部个体由于自身原因,不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那就按照市场约定的某种运作规则,把若干已经细分的职能进行让渡,以达到整体效率最高。比如以前买家电都需要消费者自己安装,后来由销售方成立自有的专业安装队伍负责安装、维修。再后来销售方索性成立契约式的第三方安装、维修队伍。

(五)要素间的职能和功能组合创新

这主要表现在竞争到一定阶段,某些主体获得某些职能和功能上的优势,而相关交易节点的某些职能效率不能满足其整体运作的要求,或者说这些主体的效率比其他前后节点高得多,这时高效率的职能部门利用某种优势如资金、战略、渠道等,对上下游的低效率职能部门进行重组如并购、控股、入股等,进而控制产业链,争得定价权。这是竞争的高级阶段。

拿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说,市场的运作方式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生产和消费过程合一的合一经济阶段,生产与消费分离的迂回经济阶段,生产与消费结合的结合经济阶段。

在第一阶段,生产和消费的合一表现为自给自足,社会分工不发达,人们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根本谈不上相互协作。在第二阶段,社会分工极为发达,社会财富的增加主要是通过专业化分工及协作得到,对此,亚当•斯密曾做过精辟的论述。在这种经济形式下,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通过生产实现消费是迂回进行的。迂回经济不仅表现为生产资料、中间产品的迂回,而且包括中间商、分销渠道的迂回,企业生产、销售的产品几乎都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但却是实现价值增值的载体。传统经济的波动是生产与消费分离后的必然。在第三阶段,生产和消费虽然进行分工,但却相互结合。较之第二阶段,建立在社会化基础上的生产与消费的距离要缩短得多。信息经济的生产力与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方向恰恰相反。工业生产力的总方向是分化,而信息生产力的总方向是融合,信息生产力减少界间物耗和时空浪费,使生产和消费直接、快捷地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谢雷,谢永良.交易元――流通理论研究新视角[J].商业时代,2009(18)

贸易新业态篇（7）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9-023-03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的演变过程。期间主要经历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桌赋论、林德的偏好相似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产品内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的演变过程。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但是其产生和发展有一定规律可循。归纳起来，国际贸易理论演变的逻辑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国际贸易利益：从静态贸易利益转为动态贸易利益

传统的贸易理论侧重于静态分析，假设条件很多处于不变状态，把多变的经济状况抽象成静态的、凝固的状态，不能解释国际贸易利益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李嘉图分析两国开展贸易的动力时，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但对于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技术被假定是不变的。俄林认为资源禀赋的差异只是各个资源供给量的差异。至于如何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劳动力的熟练程度，资本的使用效率，资源的生产能力等等，都不在传统贸易理论本身的研究对象之中。

技术差距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科学技术引入到国际贸易的分析中。解释了技术差距产生和消失的原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阐述了在产品生命的不同阶段。对生产要素的不同要求。揭示了动态比较优势和要素密集度从技术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密集型的演进路线，使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从静态分析发展为动态分析。

新贸易理论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创新是形成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重要源泉。新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可能因为最初的偶然原因和历史积累形成且巩固了某些产业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否能永远地保持下去，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提高对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带来互相启发的机会。同时，由规模经济差异决定的贸易利益，同样要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中获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动态比较优势。杨小凯认为，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在一个交易成本和分I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分析内生比较优势。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的动态均衡过程。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专业化水平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杨小凯还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作为分工的条件，就会导致贸易商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

产品内分工理论更加关注动态利益。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传统的以国家进出口额来计算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首先，由于资源的全球流动，出口产品并不是全部用本国要素生产，出口产品往往需使用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大部分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产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外，加工出口国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加工费。其次，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企业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

新新贸易理论首次将贸易利益来源深入到企业并质。它用人均福利水平作为动态贸易利益的衡量指标，人均福利水平提高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消费者可消费的同一产业内产品种类多样化可以提高人均福利水平，这与新贸易理论相似；另一方面是贸易开放下，企业优胜劣汰促使行业平均生产率提高，进而提高人均福利水平。由于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通过经典假设已将企业层面的异质优势排除在内。所以这种来自达尔文的产业内演化――企业优胜劣汰行为的贸易所得正是一种额外的贸易所得。新新贸易理论将这种企业优胜劣汰推高行业平均生产率所产生的新贸易所得。称为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贸易的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具体作用机制为：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实施。各国产品市场竞争加剧，进口品数量增加并因此损害了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和利润。生产率最低的本国非出口厂商由于国内收入的减少而被迫退出市场，生产率次低的企业继续存在于该产业经营国内市场，但需要承受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双重损失；生产率较高的出口企业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但利润减少；最具有效率的企业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市场份额和利润均不断扩大。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导致市场份额和行业内生产要素日益集中于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这直接推高行业平均生产率。

二、假设条件：从企业同质过渡到企业异质

传统贸易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产业问贸易构成以及贸易流向。为了模型均衡条件的成立，通常都将企业定义为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主体。至于企业内部是如何运作，企业之间的差异如何，传统贸易理论都避而不谈。

新贸易理论则提出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假说之上的贸易理论。解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产业内贸易现象。然而，该理论采用的是典型化企业，不考虑企业间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和贸易量差异，唯一可能的差别来源于企业具体生产哪种差异产品。因此，尽管新贸易理论将贸易分工基础放到了企业层面，但主要为一种代表性的同质企业优势，尚未涉及企业特有异质优势。

而实证研究表明，考虑企业间的差异对于

理解国际贸易至关重要，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比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而且现实中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会从事出口。无论在企业规模还是企业的生产率方面，企业都是异质的。新新贸易理论将研究重点放在异质企业上，考虑企业屡面异质性来解释更多新的贸易现象和投资现象，将研究视角从宏观贸易理论延伸到贸易的微观机制。即异质性企业本身的行为模式和内部特质上。同时进一步发现生产率、技术、拥有异质性技术的工人是异质性的根源。结合贸易的固定成本，解释了出口企业和其他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丰富了贸易和FDI的研究类型。新新贸易理论首次将贸易所得来源深入到企业异质，它用人均福利水平作为贸易所得的衡量指标。人均福利水平提高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消费者可消费的同一产业内产品种类多样化可以提高人均福利水平，这与新贸易理论相似；另一方面是贸易开放下，企业优胜劣汰促使行业平均生产率提高。进而提高人均福利水平。

三、国际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理论到产业内贸易理论再到产品内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前提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市场是完全竞争，认为一国比较优势取决于本国生产要素、资源优势。这两种贸易理论解释的是产业间贸易现象，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并且最终产品在一国国内完成生产过程，没有关注一种产品在技术上能分离，其生产过程不在一国国内完成的新贸易现象。

新贸易理论放宽了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假设条件。假设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认为一国比较优势取决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解释的是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这里的同类产品是指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至少前3位数相同的产品，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它们既出现在一国的进口项目中，又出现在该国的出口项目中。从新贸易理论所研究的产业内贸易现象看。产业内贸易模式所反映的就是，即使两国具有完全一样的资本一劳动比率，它们的厂商也会生产同类但有差异的产品。而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一方面会促进各国扩大某种产品的规模，另一方面则会促使两国之间进行这些产品的贸易。有进有出，形成产业内贸易。

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种基本贸易模式，要素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产业间贸易模式。而差异性产品的规模经济生产决定了产业内贸易模式；要素禀赋差别越大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贸易越多。要素禀赋越接近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产业间贸易反映了先天的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反映了后天的比较优势。

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有一个共同的主线就是分析路径建立在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基础上的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的贸易模式，解释的是产业问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现象。这些理论都暗含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所有产品都在特定国家内部生产，没有考虑产品生产过程发生工序和区段国际分工的可能性。这些产品如果具有跨行业性质，对应的贸易活动就是产业间贸易；如果是同一行业内部不同形态的同类产品。对应的贸易活动就是产业内贸易。以产品作为基本分工对象、以产品不可再分性作为暗含前提，没有把当代产品内分工的贸易现象纳入分析视野。

产品内分工理论认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了多个国家的投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产品内分工方式可以把劳动密集和技术简单的工序环节转移到其地国家，而把附加价值比较高的资金、技术等要素密集的经济活动区段保留在国内进行。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上攀升，也获得了持续成长的现实可能性。在传统国际分工局限于行业、产品层面时，发展中国家通过初级产品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发展面临很多特殊困难：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产品升级，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约束。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切入点；同时为它们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系统内升级进步谋求发展，提供了新的现实机遇。产品内分工为新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现实条件，使得世界各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获利者。

从客观基础上看，产业间贸易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相对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较低的国际经济合作程度和相对不成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业内贸易产生于更加深入发展的社会大生产和日益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以及比较成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品内贸易是基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其客观经济背景显然是以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相对于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生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质的提高。

四、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外生比较优势过渡到内生比较优势

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优势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劳动分工。其中，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在新兴古典理论中，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统一的。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交易效率极低，其均衡是每个人的自给自足。因此既无国内贸易又无国际贸易。后来由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则在各国内部分工，形成大量的地区性市场。随着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分工的逐渐提高，交易范围逐渐从地区市场扩展到全国性市场。这时只有国内贸易，而不存在国际贸易，其原因在于同一国内部的贸易比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来，交易效率要高得多。随着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提高，市场最终突破一国范围，这时国际贸易出现，形成世界范围的市场。这样，就实现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内生化。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并且如杨格定理所论述的“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

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其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外生技术进步，这就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许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贸易新业态篇（8）

传统国际贸易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价值追求，其目标是通过贸易获取高额的市场利润。基于这一价值导向，国际贸易以市场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展开资源配置和供给，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各种危机，如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能源枯竭、社会贫富悬殊等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2年6月16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相关原则;尤其是在人类社会发展步入千年转折后，国际社会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开始超越环境保护而传导进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基于贸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国际社会开始把生态发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人类的贸易活动联系起来，提出了国际贸易要与环境资源保护协调发展，“将环境保护纳入国际贸易的全过程，在国际贸易的各个领域和每个环节都考虑环境保护，包括发展低碳经济、清洁生产、绿色消费等逐渐成为消费市场发展的历史潮流。由此在一些环保类的非政府组织及相关产业联盟的推动下，一些发达国家在实践中率先开始基于环保理念，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嵌入环保目标。例如，1995年WTO的“美国汽油标准案”中，美国政府就基于《清洁空气法》，大幅提高进口汽油的标准，并有效限制了委内瑞拉等国的汽油进口;又如2012年初，欧盟基于二氧化碳减排需要，规定所有使用欧盟机场的飞机都必须支付碳排放费，虽然后期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欧盟在实践中做出了变通，但是国际贸易规则的生态化趋势由此可见一斑。总体而言，国际贸易规则的生态化在实践中可以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国际环境条约中对国际贸易实施环境控制的规则大量涌现。例如，全球近200项国际环境公约和协定中，对国际贸易有着重要影响的有：《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国际化学品贸易道德准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等。这些一系列的环境保护公约或协定，对相关商品的国际贸易规范和控制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第二，国际贸易条约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贸易规则与日俱增。例如，GATT94中就有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环境税费条款以及环境数量限制条款等专门条款就环境问题作了约定，并且WTO还专门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具体研究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大量的区域或者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也存在大量的环境条款，例如NAFTA的《环境附属协定》就被认为是最为“生态化”的贸易协定。目前正在谈判中的TPP和TTIP等贸易投资协定也包含了大量的环境条款。

第三，国际环境标准规则对国际贸易的促进和限制作用越发明显。近年来，围绕全球生态与环境保护，形成了一大批国际环境标准规则，如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此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内法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规则，如前述的“美国汽油标准案”、欧盟碳排放费风波，直接以其国内法标准对进口商品和服务的外国生产者和提供者提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要求。

第四，无论是在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层面，国际贸易规则中不但出现了与商品本身的环保标准相关的规则，而且与商品的生产方法、环境质量标准等相关的贸易规则也层出不穷。例如，在WTO中发生过的“金枪鱼―海豚案”以及“海虾―海龟案”，就与商品的生产方法（PPMs）可能造成环境和生态破坏后果直接相关。2007年6月正式生效的欧盟REACH法规（《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案》）则对汽车、纺织品等货物的出口设定了较高的环境质量标准，使我国此类产品的出口受到严重制约。

总之，随着实践中环境贸易政策的不断翻新，国际贸易规则生态化的表现也是日新月异。与此同时，以生态和环境保护为幌子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也正在恣意滋生，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纠纷也与日俱增，从而对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二、国际贸易规则生态化转向的现实影响

随着世界贸易的不断扩大，国际贸易已经越来越深地渗透到各国社会之中。国际贸易的生态化转向使得国际环境和生态理念逐渐侵入国际贸易领域的法律规则。有学者提出，国际贸易规则的生态化趋势已经对传统的国家观念带来了挑战。可见，国际贸易规则的生态化在实践中已经对传统的国际贸易规则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冲击。

（一）贸易规则的人文关怀凸显

传统的贸易规则以促进贸易双方的市场交易为基础，规则设定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商品和货物的跨国流动，规则的制定大多针对地是如何降低和取消关税、消除补贴确保公平贸易等问题。而国际贸易生态化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以实现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进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在此背景下，贸易规则所关注的价值理念也随之转变，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例如，在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生态平衡和环保理念逐渐开始深入人心。基于贸易自由化对环境保护造成的“逆向效果”，贸易规则开始将生态理念纳入其中。贸易规则中反映环境保护需求的规则日渐增多，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中关于生态保护的“碳关税”、“环保标志”、“环境技术标准”条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际社会围绕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措施的争端也日益增加，争论的焦点则在于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和人类生命健康之间的价值冲突。因此，当代国际贸易规则的创设体现出国际社会对自然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关切。

（二） 贸易规则涉及的领域逐步拓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也在快速拓展，产业之间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态势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全球市场对贸易自由化的需求也愈发突出。国际社会在贸易制度安排、资源配置、市场份额、技术标准等领域的竞争日也趋激烈。而传统的以WTO主导的全球贸易体制在应对贸易生态化的冲击时显得力不从心。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全力推动下，当代国际贸易规则的发展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的“边境管理措施”，开始向“边境后措施”延生，并且有望在更宽泛的领域和更高的标准上打造新时期的国际贸易规则。而这些规则大都集中在环境标准、劳工标准、贸易便利化等关涉市场开放程度的边境内贸易管制措施，从而使得国际贸易规则更多地向传统上由国内政策管辖的领域延生。实践中，关于此类规则的国际贸易争端也是此起彼伏，争议焦点大都围绕这些建立在“生态化”基础上的贸易措施是否符合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这些措施又是否成为以环境和生态保护为借口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构成新型的贸易壁垒等方面。总之，在贸易生态化的驱使下，当代国际贸易规则所关注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不少内容已经在实践中逐渐演化为当今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

（三）贸易规则上的南北冲突加剧

从国际贸易规则的形成历史来看，规则的形成往往并非平等协商的结果，而是“由大国主导，再集合有相同利益诉求的发达国家为核心集团的支持，并逐渐吸引发展中国家加入，最终扩展成全球性的多边规则”。当前贸易规则规范领域的扩张趋势也不例外，同样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虽然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积极程度不断提升，但是国际贸易多边规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如前所述，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核心是推进国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打开国家之间“边境内措施”的贸易管制壁垒。欧美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的先发优势，掌握了经济和技术上的主动权。他们在谈判议题的设置、技术标准的设定以及政策措施的制定等方面都拥有着体制机制上的明显优势。例如，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生态导向”的标准――如管理标准、安全标准、卫生标准和环保标准等――大多是由发达国家或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掌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企业市场化水平以及技术研发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全球贸易关系的调整和规则的重塑方面，面临着明显的竞争劣势。例如在环境标准的制定与环境产品的研发上，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及发达国家。因此，随着新科技、新标准和新产品在“生态化”的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上的不对等加剧，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不得不面临着“绿色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四）WTO的主导地位遭遇挑战

二战以后，在英美发达国家的主导下成立了以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GATT，并在1995年发展为正式的国际组织――WTO。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欧美发达国家对WTO的主导权受到了严重制约。在贸易生态化背景下，围绕现有国际贸易规则的变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日益突出。而“国际经济秩序调整涉及既定游戏规则的变更优化，更触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重新分配，本质上体现了大国之间的博弈，从而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往往非常困难。”基于各自谈判焦点和利益重心的分歧，发达国家成员方与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在WTO现存的谈判模式和谈判机制下，想要在旧规则的改善和新规则的制定上达成“协商一致”已经相当困难。而如前所述，发达成员方在贸易规则的生态化发展方面拥有发展中成员方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在新兴的环保产业方面也享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在WTO领导的世界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发达成员方开始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区域经贸合作协定，试图在WTO之外为国际贸易的生态化转向制定新的贸易规则。今天，以TPP和TTIP为代表的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即是明证。因此，这种以区域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发展和创设新贸易规则的模式，进一步损害了WTO框架下的贸易谈判，更是削弱了WTO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使得世界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碎片化”的风险。

三、我国应对国际贸易规则生态化转向的策略选择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对外贸易的第一大国。虽然，贸易生态化所带来的规则发展使我们面临的外贸环境更趋复杂，也给我们对外经贸的合作与竞争带来了挑战与制约。但另一方面贸易生态化也为我们促进国内改革、提升在全球贸易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提供了机遇。因此，面对国际贸易生态化的现实，在现存规则的变革和创新中如何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就需要我们选择正确的应对策略。

（一）树立生态理念，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因此，进一步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坚持生态友好的发展导向，是我们融入世界市场和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我国政府部门应加快制定和完善生态保护标准，加大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力度，在全社会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尤其是要加强对国际环境标准的研究力度，并加快制定与国际接轨的国内环境标准制度，如环境标签制度、碳足迹（标签）制度等。通过不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环保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聚集，逐步构建起以绿色、低碳、环保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化产业体系。另一方面，我们的外贸行业企业也应转变自身的经营理念，在产品的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直至流通和回收利用等方面，严格遵循国际贸易生态化理念与国际环境保护的准则，尤其要在实践中加强对ISO14000等国际环境管理标准的学习和利用，从而打造自身产品在国际消费市场上的生态理念优势。

（二）加强技术研发，突破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又称为“环境贸易壁垒”，是在贸易规则的“生态化”转向后，部分国家以生态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为理由，以实施严苛的环保标准为手段，通过建立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产品包装制度、繁琐的检验和认证程序等，来达到恶意限制或禁止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一种隐形贸易保护措施。这些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出现，一方面对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协调机制，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当这些绿色措施被滥用，并成为限制和阻碍国际贸易正常开展的贸易壁垒时，其又会对WTO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造成冲击，并对自由贸易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9]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贸易壁垒就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的正常开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则是重灾区。例如，2002年欧盟就以我国出口的小龙虾所含氯霉素超标为由，宣布全面禁止中国动物源产品进口。而在工业品领域，发达国家的碳足迹也成为我国电器、纺织和工业原材料等产品出口的拦路虎。因此，我国的外贸生产企业应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强对有关国际条约和协定的研究，及时了解境外的环保标准和制度，不断提升自身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水平，有效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技术和制度风险。

（三）发展循环经济，扩大低碳绿色产品出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以粗放型和资源消耗型为主。这种大生产、大消费、大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然不能适应国际贸易生态化转型的需要。这种大张旗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但导致国内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得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严重下降，更使我国相关外贸产业在当代的低碳竞争中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从“资源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向“资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转变，是我们进一步开拓海外贸易市场的重要路径。但是，我们的广大外贸企业在过去一段时期，一直对国外的绿色壁垒了解不够，对海外的环保标准和环保壁垒的作用和影响认识不足。多数企业只是消极地将环保壁垒视为非关税壁垒的一种，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政府层面通过利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而没有充分认识其积极意义。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外贸行业企业应该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行绿色循环低碳的生产方式。要科学利用海外的环保标准，按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改进设计和提高生产加工制造精度，持续推动节能减排。只有我们依据生态工业的发展模式，从产品的设计、制造、使用和报废处理等整个生命周期，实行绿色环保和清洁生产，打造出具有自主品牌的低碳绿色产品，才能增强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生态竞争力，才能不断开拓海外出口市场的新局面。

（四）提升谈判能力，积极参与多边规则制定

国际贸易规则的生态化转向，使得世界各国在能源资源安全、气候变迁和环境标准与规则的制定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博弈将更趋激烈。中国作为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最主要的成员之一，应积极抓住机遇，参与当代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如前所述，传统的国际贸易规则是在经济实力较强的欧美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其形成与发展基本由发达国家掌控，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和适应。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经贸实力的提升，在后工业化时期的全球治理中，理应积极寻求与自身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在国际贸易规则的生态化转向中发挥核心作用。诚然，以我国目前的市场化发展水平和经贸规则完善程度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但是，我们却不应放弃在新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我国政府部门应积极通过双边、区域或多边对话协商机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起集体发声，以增强话语优势来达到平衡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的目的。例如，在国际环境保护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方面，我们应进一步重视国际贸易新规则调整所带来的机遇，通过参与规则的构建来更多的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坚持全球生态保护领域“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标准，从而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赢得主动，为我国的外贸企业的生态化转型升级争取时间。

参考文献：

贸易新业态篇（9）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31日

据商务部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9，727.61亿美元，增速34.7%，其中出口总额15，779.32亿美元，增速31.3%，进口总额13，948.29亿美元，增速38.7%，贸易顺差达到1，831.04亿美元。而近两年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和下行风险增加，将对中国外贸稳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保持中国对外贸易继续增长态势，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利益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工作重点。

一、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概述

关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分为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两类。

所谓静态利益，是指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贸易比较利益：即一国通过国际贸易能以相同的代价获得比贸易前更多的产品，或者以更低的代价获得与贸易前相同的产品。静态利益是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的实际福利的增长。

所谓动态利益，是指由国家分工和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由于要素流动以及中间产品贸易具有知识、技术等溢出效应强的特点，会给贸易国带来巨大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就业增加等动态利益。动态利益是开展国际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影响。国际贸易对贸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就体现在其动态利益上。

二、国际贸易静态利益分析

众所周知，国际贸易的由来在于各国拥有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或产品，进而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资源或产品的交换，实现较之本国封闭经济下更多的社会福利。因此，理论上认为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使得无论是先进的发达国家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从中获得均衡利益。但实际上，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产生的国际贸易利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却并不平衡。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比封闭状态下本国单独生产时更多的产品，但由于工业品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改善的不同，发达国家占有的比例更高；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在成本上的绝对劣势，发达国家只需付出较小成本的产品就可换取到发展中国家较多成本的产品。或者说，发达国家用较少的资源就能换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资源。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加工贸易和外资介入使得发展中东道国的贸易利益更加复杂化，传统理论上的出口产品价值的完全国内分配被打破，参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形式。而且，由于发展中东道国在技术、知识产权、产品品牌上的局部劣势，导致其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例如，在利用发展中东道国资源要素进行生产时，除了利用东道国的原材料外还从母国或者是从第三方国家进口中间产品，生产的产品既可以在产品加工地销售，也可以返回母国或者是出口到其他国家。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出口收益的利益分配主体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在前面描述的情况中，参与该贸易利益分配的主体就包括中间产品、零部件出口国、技术等许可国、投资国、出口国等的企业和国家。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具有发达国家背景的跨国公司居于主导地位，跨国公司利用资本控制和全球垄断性采购，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其全球生产体系中来，并利用其优势地位，获取最大的生产和贸易利益，从而挤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在付出大量自然资源、人力成本和承受由大量加工生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巨额代价下，仅获得了很少的静态贸易利益。

同时，许多发达国家有一种趋势：通过实施以损害从别国的进口为手段的保护贸易主义，来保护国内就业和相关产业。发达国家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产品渗入发达国家市场后，已经取得一定成功的那些领域，使用进口限制、提高关税、反倾销和技术壁垒等手段，减少和限制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所得。

三、国际贸易动态利益分析

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只考虑贸易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直接获得的利益，而忽视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间接利益，难以全面说明贸易国的贸易所得。二战后，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国际贸易正在对各贸易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动态贸易利益已成为各国特别是欠发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着眼点。尤其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发展国际贸易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水平、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制度创新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一）国际贸易提升就业水平，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劳动力就业问题是任何一个从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所必须面临的突出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从农村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市里的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也被释放出来。国际贸易的开展为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就业人口的增加的同时，还使人力资源具有更多的择业机会，获得了就业质量的提升。同时，外资企业为国际化经营的需要，通常会提供比国内企业更多的培训机会，有的外资企业还拥有自己的常设培训中心。外资企业为其员工提供更多机会到国外学习母公司和其合作公司进行在职培训，以掌握公司统一标准和操作规范以及管理经验。在外资企业中受过培训的员工及管理者通过企业间的流动及国内的人际交流，把外资企业中的先进管理经验、经营规范、技术知识、产品质量要求等扩散到发展中国家的各个产业中，起到更新国民职业观念，提高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素质的作用。

（二）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在知识经济和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时代，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通过国际贸易往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商品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信息技术的传播日益加强，由国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带来的技术扩散也极大地促进了新技术的交流、扩散与创新，从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研究显示，通过国际贸易的技术扩散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是传导效应。越是开放的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从其他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就越大；其次是干中学效应。通过出口，企业可以获得国外消费者对产品性能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企业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改变产品结构，促进企业创新和学习新技术；再次是示范效应。在国际市场中，通过对新产品进行演示以及对用户进行技术培训，容易使其他企业得到新产品的相关信息，同时也了解市场需求，而通过技术扩散进行学习、模仿和创新，可以使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开发出相似的产品；最后是竞争效应。即出口部门迫于国际市场压力而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出口产业新技术的扩散效应，又会在其他非出口产业中产生连锁反应，最后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

（三）国际贸易推动产业升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环节的专业化分工，加工贸易不仅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推动了国内的产业升级。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是世界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反映，因此，国际贸易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演进提供信号和方向。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吸纳来自先进国家转移过来的已经成熟的产品和产业，从而加快产业结构演进的步伐。新产品的生产一般开始于某个发达国家，该国最初就垄断了这种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随着其他发达国家市场的开发和生产技术的定型化，这些国家将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地和出口供应商。当该产品在全世界已被广泛了解，生产技术已经标准化时，发展中国家凭借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取达国家成为主要的生产地和出口商。

（四）国际贸易有助于制度创新。制度落后和不健全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块绊脚石。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安排。在发展中国家，尽管贫困，但人们仍然满足于既定的制度安排，无意或无力改变现行制度。外部因素的引入和冲击对于制度创新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开展国际贸易是引入外部因素的基本途径。尤其是与现代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主要发源于发达国家，这些现代经济制度主要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另外，贸易所带来的信息交流、制度变革的示范效应和国际竞争压力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四、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利益的建议

（一）提高劳动密集型生产规模与质量，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仍处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环节，在国际利益分配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获得较少的静态利益。就短期来看，我国还无法摆脱劳动密集型环节生产的国际分工，因此我国应该从改进劳动密集型生产入手提升我国的贸易静态利益。我国可以从两方面入手，首先可以通过扩大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进而能够获得生产规模效应，企业能获得较强的制造能力和较高的收入，甚至能成为国际大企业或跨国企业；第二，在密集型劳动中做出优势和特色来，形成一种品牌效应。加工组装环节虽然不能形成产品的品牌，但是可以通过一流的加工质量、迅捷的交货速度、对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较快适应能力以及对市场信息的灵敏反应等形成加工组装的无形品牌，这种品牌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制造竞争力，对寻求代工的外包公司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如果我国在制造环节具备了突出的竞争优势，那么在代工的合约谈判中，就具有一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在价格的博弈和代工方的博弈中，就会获得比一般的加工方更高的代工费用，从而提高了价值链分工中的静态贸易利益。

我国的对外贸易虽然以劳动密集型环节起步，但不能永久固化在这一环节，必须逐渐积累和创造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条件，逐步实现中高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的专业化，获取更大贸易利益。我国要实现在价值链分工中从劳动密集型、向低技术密集型、中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递升和转换，必须要从国家全局出发，采取统筹措施和政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我国的技术研发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企业资源整合能力，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以获取更多的贸易静态利益。

（二）注重人才培养，积极推动技术进步。中国虽人力资源丰富，但同时人力资本十分匮乏，特别是职业技能人才匮乏，由于劳动力素质差，直接影响了产品质量，这已严重影响了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切实提高劳动力素质，是中国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应该积极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增加人力资源培育和储备。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利用优惠的待遇来吸引国外的高精尖人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我国一方面要重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核心作用，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国内的科研机构要尽快改革科研体制，加强产学研的互助合作，促进科研机构的企业化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对关键产业的核心技术，可以利用政府力量，划拨财政专项资金，建立部级研究开发中心，进行集中攻关，提高科技竞争实力；另一方面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利益，通过谋求技术扩散的收益获得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的增长。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扩大出口，通过贸易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积极开展制度创新，为国际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所谓制度创新是指在人们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条件下，通过创设新的、更能有效激励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革。即创新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制度重新安排或制度结构的重新调整。完善的制度不仅能够吸引外资进入，招揽人才，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价值链分工参与程度，而且能够提高贸易的便利性，节约各种费用，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产业发展。在制度创新中，我国应该认真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理论，吸取和利用他们制度变迁的经验和教训，模仿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制度、规则，建立和完善经济体系，消除经济发展的体制；同时，在制度改革过程中，要重视各利益集团的影响，做好利益补偿和利益平衡，避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克服制度后发劣势。

主要参考文献：

贸易新业态篇（10）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6-019

跨境电子商务时代，全球市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解释中国跨境电商为什么走在世界前列？理论界最近一两年一直在跨境电商的问题上寻找突破点，这些变化和中国跨境电商走在前面，对国际贸易理论创新意味着什么？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e国际贸易的趋势意味着政府监管方式发生什么变化？笔者提出了“普惠贸易”的概念。下文将分四个方面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于全球市场来讲发生了什么变化？互联网时代，整个商业或者市场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或者说剧烈振动。由于互联网这项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影响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生态环境急剧发生变化，生态发生变化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些物种被自然所淘汰，有些物种需要改进。这个过程当中生态环境的变化会产生新的物种，这些新的物种就是现在大家讨论的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是新的业态。这个业态实际上类似于生物世界生态世界当中的物种，只不过是商业物种。主要体现在电子商务的平台，跨境电子商务的平台是一个第三方市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新物种、新商业形态，这个商业形态实际上存在于市场当中，在经济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也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生态的变化。生态的变化带动了商业模式的创新，创业模式的创新意味着未来市场规则的重塑，意味着规则的变化。把精力放在互联网所带来的市场的模式创新和未来市场规则变化这方面的研究上，是我们的基本逻辑。

二、中国跨境电商位于世界前列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的跨境电商走在世界前列？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首先，中国跨境电商是否走在世界前列？目前数据表明，传统贸易总体增长的速度非常缓慢，甚至于个别月份已经出现负增长。但是，就笔者一直负责国家商务部跨境电商的报告，一直密切注意这个行业的发展的相关数据表明，跨境电商的年增长率基本上保持在30%左右。当然，对于“跨境电商”这个概念，会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理解为跨境的网络零售。在跨境电商年30%的增长率中，跨境网络零售增长至少应该是30%，B2B这部分，实际上仍然是传统贸易占主导。而互联网或者是电子商务对传统贸易的影响，实际上也在逐渐使得传统B2B贸易发生变化。前文提到的“新业态”或者“新平台”出现了，比如，像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集中为中小企业提供通关、收汇、结汇、退税甚至提供金融服务等，这些综合业态已经不是传统的外贸公司，业态已经在新技术和网络作用下产生新的运作模式，新的机制已经形成了，变成了商业上的一种新物种。在前几年中央国务院文件当中已经提出来平台和外贸综合服务。

不管是在B2B还是B2C，实际上大家都关注互联网电子商务或者跨境电子商务到底给国际贸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跨境电商实际上是指由于互联网技术，由于这些跨境电商的平台给整个国际贸易带来实质性变化的那一部分，既反映在B2C也反映在B2B，B2C这一端，在以前国际贸易当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比如说很多小企业，甚至于个人，把“碎片化”的货物，或者有时候定义为“个人物品”卖到全世界，这在以前的国际贸易当中是不存在的。通过快递和邮政进入国际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一种纯粹的创新。前文提到跨境电商对国际贸易综合服务的挑战，实际上，跨境电商对传统贸易的监管也提出挑战。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这些新业态已经走在前面了。笔者在参加的很多国际会议上，各国主管国家电商与国际贸易的政府官员，对于笔者介绍的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都希望借鉴中国发展的经验。甚至于很多国家提出来，要想办法参加到跨境电子商务的未来趋势中去。中国跨境电商的平台的确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中国是一个消费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制造大国。英国很多学校都在研究，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将小商品卖到全世界的？研究表明，更多的是通过跨境电商的渠道。小批量、多频次的这种贸易形态已经非常普遍。中国作为这样一个消费大国和生产大国，理所当然可以产生比较重要的带有世界性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研究期货市场、期货贸易、期货交易，观察商业模式、贸易形态的创新的过程中发现，商业模式实际上从100多年前就在创新。期货市场是一个集中化的交易市场，已经带有金融性质，期货市场就是出现在整个产品交易和流通的集散地。中国新型、小批量、低质货物的交易看起来很难在传统贸易中突破，但是传统贸易也在往这个方向突破。这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出现所谓跨境电商平台，那其他国家，比如蒙古、越南等，自然而然就会上中国的平台。因为这些国家经济体量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平台，跨境电子商务的平台发展，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某种程度上说，其他国家也希望中国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毕竟跨境电商的发展不仅仅对中国来说很重要，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来讲，也很重要。而这样的平台，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才能够支撑，才能够真正建立起一个世界的、普惠贸易的、新的规则体系。

三、全球普惠贸易时代：跨境电商引领e国际贸易

我们把跨境电商引领e国际贸易，理论上总结为：全球普惠贸易时代到来。由于跨境电子商务，或者说，由于这种平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来不太容易能够参与国际贸易的弱小主体，如中小企业，甚至个人、自然人都能够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而以往的国际贸易都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因为贸易的流程非常复杂，只有大公司才有能力做到合规。中国大型的贸易公司在利润高的时候，可以养报关员、报检员、跟单员等，这些人员做的大部分工作是类似于政府要做的合规工作，怎样满足海关、商检、外汇，甚至于其他的银行各个所谓的国际贸易规则。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跨境电商的平台把整个贸易流程变得简单明了，易于操作。这些平台帮中小企业，甚至个人进行通关，进行政府合规的流程。从这方面说，中国走在世界前列。中国贸易监管相对来讲比较复杂，当然也催生了包括外贸综合服务在内的很多外贸跨境电商平台。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国大市场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而很可能正在发生的是全世界中小企业也期望未来能够在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上从事国际贸易。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对中国当然有很大的意义，同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意义很大。从国际社会看，如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各种会议上，大家在讨论现在的国际组织时，都不再提跨国公司了，而在关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整个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大的跨国公司都在拆分，都在变小。由于技术创新太快，企业因太大而很难调头。全球贸易正在朝普惠贸易的趋势发展，要研究如何建立新的贸易体系，让更多中小企业甚至于个人参与进来。中国外贸法在修订的时候最早提出来，外贸的主体里应该包括自然人。目前，我国在进行贸易时，在监管过程中提出，个人物品才能作为个人、自然人，才能报关和通关。如果买的东西介于个人物品和货物之间，尺度则不好把握。如笔者的朋友买了一个德国的放大机，海关认为这不是个人物品，需要找一家公司制作外贸合同，满足政府监管的需要。个人成为报关主体，个人参与国际贸易，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普惠贸易使中小企业，甚至于个人能够参与国际贸易，应该不难实现。因为有平台，而且这些平台还可以逐渐积累，让企业积累信用。如外贸综合服务公司提供外贸的融资，这种融资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银行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何监督中小企业的信用，如何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额度？通过平台逐渐积累的数据就可以看到这些中小企业的信用度。信用度好的中小企业，同样可以获得贷款和帮助。这样就解决了全世界很多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使他们能够参与到“买全球”和“卖全球”的活动当中。普惠贸易因为有了平台和平台所建立的信用的生态系统，使得它能够在全球很容易实现。当然，我们更期待的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实现这样一个由技术和跨境电商所带来的国际贸易新趋势，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整个监管当中如何适应这样的趋势。

四、发展方向

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个人物品”与“一般贸易”的区别

“四八”新政在跨境电商企业中引起很大反响。政府和企业都在反思，新形势下，外贸监管是否能够走出一条新的突破口，新的道路。比如说，以前的外贸监管要不就认定为“个人物品”，要么就认定为“一般贸易”。财政部税收的调整，则归成“一般贸易”，“一般贸易”显然走了一个很复杂的贸易监管流程，所碰到的可能并不一定是税本身的问题，而是流程过于复杂的问题。通过对企业、各个机构进行研究和调查之后，希望能够在“四八”新政颁布后的一年中，当中让跨境电子商务探索出一条新道路。目前大家都在纠结的跨境电子商务的新政所带来的影响，原来保税的备货模式，实际上是针对市场当中老百姓关注的进口产品（这部分进口产品范围也不是太大）。主流进口产品不外乎食品、化妆品、母婴产品和保健品。这些产品统一称为“个人物品”。除此之外，大量进货集装箱则称为“一般贸易”，“一般贸易”要经历复杂的流程。“个人物品”相当于原来的跨境电子商务走了便捷、简化和保税流程，来满足国内真实的需要。作为“个人物品”来讲，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是要回到过去的说法，强调个人的行邮，是直邮。这意味着把所有保税仓库都建到国外，所有交易流到国外，然后寄到国内。这相对于我国“消费回流，把保税建在中国境内，让更多的交易能够在中国发生”的政策导向来说，无疑是走了回头路。这次“四八”新政可能给我们企业和政府提供一个反思的机会。

（二）欧美国家对低值货物的免税政策及启示

中国的跨境电商为什么能够发展？在欧盟国家，150欧元以下货物过境，一律是免增值税，或者是免全部的税。美国800美元以下免一切税。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推行低值货物免税的政策。在进出口方面，为什么推出这种政策？一是，碎片化的货物当然是个人消费的产品，实际上海关的监管越来越难，财政部、海关要征所有货物的税，成本非常大。监管也十分困难。即便管了，用行邮的方式照样进来，这是全球的趋势。二是，这是全球消费者的需要。对这些物品设置复杂的业务流程，实际上等于给消费者增加很多额外交易成本和负担。普惠对中小企业、甚至对消费者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对于跨境电商交易的货物，如果采取保税进口，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提高消费者的福利。这一点，发达国家已经走在前列，让低值的货物通过。这实际上给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带来很多机遇，我国很多小商品，甚至于手机、平板、电脑，可以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卖到欧洲、美国，以及更多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因为发达国家这样的政策与监管方式。目前，我国海关监管中，是否有必要再区分个人物品和货物？“个人物品”和“货物”，或者是B2B、B2C，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个人物品和企业交易都碎片化之后已经无法区分。严格地讲，彻底的改革就是不区分“个人物品”和“一般贸易货物”，设置统一税，对低值货物进行免税。这既满足了消费的需要，也解决了海关要征所有的税而带来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在进口方面把很多跨境电商归结为“一般贸易”，很可能造成其他国家也依法仿效。如俄罗斯、巴西或者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将跨境电商归结为“一般贸易”，这意味着我们向对方出口的时候也会困难。俄罗斯需要中国大量家庭用品和小商品，如果归结为“一般贸易”，也会使得我国产品在对方市场受阻。从全球发展趋势，特别是普惠贸易发展趋势来看，未来跟不同国家进行谈判的时候，应该站在这个角度去考虑，既考虑进口也考虑出口。怎么样能够为跨境电商建立一个创新的监管模式？有些企业、学者们提出，跨境电商既不属于“一般贸易”，也不属于“个人物品”，应该走中间“第三条道路”。当然，笔者更希望能够真正探索出这样一条新的监管道路。能够建立一些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推动的新的基于普惠贸易的一些规则体系。普惠贸易使这些商品在全球流动。小单化、多频次，确实也会给海关的监管、商检带来一些问题，也会涉及一些消费者保护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肯定能找到解决方案。而实际上，现在的跨境电子商务在过去一两年进行实验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应该好好总结。

（三）建议

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一是税制与国际接轨。设定免税额度，推单一税制，税制简化透明，符合跨境电商的特征。二是监管的问题。现在很多监管问题不是某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监管方面要统一，避免多部门不协调的情况。三是吸收跨境电商一些试点城市的经验和数据，建立跨境电商围绕普惠贸易这样的发展趋势来创建新的贸易监管的方式。在这些问题当中，笔者认为可能花更多力气的是部门协调问题，甚至于跨境电商的平台还要跟政府合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这样才能获得大数据，才会有数据交换，做好更多监管，未来的监管思路和以往一般贸易的监管思路都不一样。或许这也是为以后一般贸易的监管提供新的发展方向，可以将所有的监管都并轨。但至少目前来说，在现有贸易监管体系下，对于“个人物品”和“一般贸易”，要探索创造一条新的思路。

注释：

①跨境电商新政又被业内人士简称为“四八新政”，主要指在2016年4月8日开始实施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新政，以及在之后公布的两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正面清单”。税收新政规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不再按“个人物品”征收行邮税，而是按“货物”征收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等；“正面清单”则规定了可以进口的品类要求，以及最为引发争议的一点，两批正面清单都规定“网购保税商品‘一线’进区时需按货物验核通关单”。

参考文献：

[1]王健-我国外贸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政策建议[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9（1）-

贸易新业态篇（11）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态势中，并且国际贸易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也有所改变。而且新的国际贸易形势下，对国际贸易专业的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贸易专业的人才应该充分的了解新常态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要求，这是国际贸易工作开展的基础。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在国际贸易课程的开展中应该增加新常态下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专业性人才。因此各大课设国际贸易专业的院校，应该加快国际贸易教学模式的变革，提高教学效率，满足国家对新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

一、新常态经济形势下对国际贸易人才的要求分析

（一）具备较强的风险管控能力。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稳定的恢复、发展阶段，但是在国际贸易中依然还存在较多的经济风险，例如汇率风险、诚信风险等。因此国家贸易人才需要具备较高的风险防范意识，科学预测贸易中存在的风险并且及时的规避风险。同时国际贸易人才还需具备较好的风险管控能力，在面对风险时，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二）具备较强的解决贸易纠纷的能力。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存在许多贸易壁垒，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贸易摩擦，因此这也要求国际贸易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相关的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并且善于应用这些法律、法规保护自己的利益，尽可能的减少贸易争端。但是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也不要怕发生贸易争端，在争端发生后，应该合理应用相关的国际贸易规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可以采取正当的手段发起国际贸易争端，促进国际贸易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国际贸易教学现状

（一）缺乏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教师在教育工作的主体，教师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以及教学质量。同样在国际贸易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教学工作的开展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都是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但是并没有过多的国际贸易实践。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其内容往往都是脱离实际的，更多的只是纸上谈兵。并且受自身观念的局限性，导致一些教师对自己的认识不足，过分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从而也使学生的实践能力等不到培养。

（二）双语教学沦为形式化。在国际贸易实际活动中，其文本形式大多采用的国家通用语言――英语。因此为了更好培养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实务能力，在很多院校中都采用了双语教学。这种教学方式非常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实力，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受到教师素质、学生素质、知识内容等多方面的影响，英语教授知识的时间远远少于母语教学。同时，一般学生的口语英语以及听力英语能力都十分的差，而采用英语教学，会使学生的理解力和掌握力大大降低，进而消耗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效率无法保证。

（三）没有充分的利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在国际贸教学课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教学内容方面。目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信息技术已经应用到各行各业中，尤其是财会行业，已经采取电子记账、电子结算等方式。同时这也对当前的国际贸易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应该开展信息化教学。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设备等教学资源的限制，信息化国际贸易课程并没有得到大力的推进。另一方面是从教学形式上看。

三、新常态下国际贸易教学改进措施

（一）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首先，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师可建立专门的学习小组，有专业知识强、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教学组长，提高该专业教师的整体素质，并且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在学习小组中还要组织教师定期开展交流会，积极吸收他人的教学优点，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同时，院校也应该为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师提供完整的培训体系，并且邀请专门的从业人员开展座谈会，而且，还可以定期的派遣教师到外资企业中进行实践，切实提高教师的实务能力。

（二）提高教学内容的实效性。国际贸易在飞速的发展，因此国际贸易教学内容也应该及时更新，提高教材的时效性。一是要做好教材建设，实现动态发展。在教材的选用上遵循国际贸易案例的最新性、依据质量化、规范化的要求，选用最具权威的并且适应人才培养需求的教材，同时还可根据实际的教学合理的调整教材。以充分满足课堂教学的需要。二是充分组织广大教师，开展相关配套教学参考资料和习题集、声像资料、案例教学资料开发工作等。

（三）积极引用教学模式。为了更好的提升教学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实现多元化教学方法。在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应该积极的利用案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等，并且还要建立完整的考评机制，提升国际贸易实务教学的地位。教学模式的选用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主体选择适宜的模式，例如专题式教学模式、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等，将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合理的融合，提高国际贸易教学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