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交流大全11篇

民族文化交流篇（1）

一、战国音乐的民族性

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国家民族仍未消亡的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的民族音乐是世界多元音乐文化资塬中的一元物种，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作用与价值，有其生存的土壤和一定时期内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是中国人民自己所喜闻乐见的音乐种类，人民离不开它。民族音乐还可以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总之，它就象成千上万的物种使得世界多姿多彩一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资源，从而使得世界文化缤纷多姿、光辉灿烂。今天由于信息与交通快速发展，当世界朝着各民族趋同的方向愈来愈快速发展的时候，人类也确有责任为保留各民族自己的独特文化做出应有的努力，使其独特的价值免于消亡。从长远来看，它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多元价值、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象征，美国向宇宙空间发射的太空船上载有一张措放给外星人听的金唱片，其中就有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名曲《流水》，这是我们的骄傲，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族音乐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我国音乐的世界性

世界性就是开放性、互通性、融合性、持久发展性和世界各民族广泛的参与性这样几个方面，它使各族人民真正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平等对话。它是人类未来共同的发展方向，具有光明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势力都不可阻挡的一种历史潮流．正如人类愈来愈需要世界语(英语实际已成为一种世界语)来相互沟通一样，在音乐上同样需要一种世界语做为相互沟通的桥梁。世界音乐的硬件是管弦乐队，软件就是世界各民族普遍能够欣赏和理解的音乐风格。它应该概括和升华各民族的音乐语言，并将之提升到一个不属于任何民族音乐语言的高度。它是作曲家的倾心创造，这种创造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既包括技术上的也包含音乐风格方面的。世界音乐是相对于民族音乐而言的。它在音乐技法、音乐风格上应远离任何民族音乐的特征，或者源于某个民族，但经过作曲家的精心提炼和再创造从而使世界各民族普遍都能够欣赏它、接受它。前者如德彪西，勋伯格，后者如肖邦以及民族乐派等。它是音乐领域中的世界语。当然，并不就是说凡是全新的音乐就一定是世界的，它如果不能普遍的为大家理解和接受那就不是世界音乐，甚至连音乐恐怕也不能算。我们目前迫切的任务是必须寻找到一种能与世界相沟通的音乐语言，只有用这种世界语表达我们自己，才能够让世界真正了解我们。象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这些得到全球范围一致认同的音乐就属于世界音乐。它们首先是全世界令人类的，其次才是他们自己民族的。民族音乐因其民族性，也就是地域性、独特性而难以与世界相互沟通，客观上阻碍了别人对我们的了解。这种事与愿违造成我们目前事实上被动与尴尬的局面。只有明确意识到这些，方能真正找准音乐发展的方向。解放后，我国在严肃音乐领域里尽管有长足的发展，出现过一批优秀的作品，但均因我们太注重和过分强调民族性而使其远离了世界性，导致最终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三、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更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大力促进发展世界音乐。我们的音乐理想和希望更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贝多芬那世界性的音乐语言的运用决定了他首先是世界的，其次才是德国的．勃拉姆斯、肖邦、李斯特、德彪西、、柴科夫斯基、斯特拉雯斯基、萧斯塔科维奇等大师们也都是因为他们那些世界性的伟大作品而荣幸地成为世界级的作曲家。正因为他们音乐的世界性，才使得一百多年来世界各族人民欣赏它接受它，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和骄傲。即使是民族乐派，也还是经过提炼本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族音乐素材井将之加工和再创造，从而使之转化为一种用世界语来表达的世界音乐。也就是他们成功地将民族音乐转化成了世界音乐，否则别人是难以接受并承认他们的。以十九世纪民族乐派的代表肖邦为例，他用非常典型的本民族音乐素材来创作，但他音乐的整体风格依然是浪漫主义的，是浪漫主义中的民族风格。民族音乐素材和特点只是他作品中的—部分，远远不是全部。否则肖邦的玛祖卡与他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玛祖卡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也即是在肖邦的玛祖卡中融入了其创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个性和天才的创造，因此如果说是玛祖卡这种民间舞曲赋予肖邦灵感的话，同样肖邦也赋予玛祖卡以不朽的光辉。肖邦的玛祖卡已经不是波兰民间一种简单的舞曲，而实已成为具有高度精神内涵的民族灵魂。以冼星海、聂耳为代表的一批极富才华的我国作曲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受到思想观念的束缚(另外还包括缺乏驾御大型音乐作品的技术能力不强)，而最多只能成为我们自己民族范围内的骄傲，最终并不能赢得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非常遗憾．教训不能不说是惨痛的。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造成这种现状原因不能仅归于我们没有对世界性音乐语言的运用，它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与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我们的传统文化等多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确地说，我们以往的音乐太过于注重民族风格的旋律音调，作曲技法单一，不注重个性，简单而武断地将作曲家的个性和民族风格对立起来，从而使作品失去生命力。民族风格成为最高意义的共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曲家个性的扼杀。这于我们音乐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音乐界有一句很典型的说法就是，“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这句话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文化价值相对论的合理成分在于它告诉我们，民族音乐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一元，它自有其它音乐文化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但此观点同时无疑又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若是不加分析地把它当作普遍真理，或者当作指导我们音乐创作实践的唯一准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不幸的很，事实上我们以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恰恰就是鼓励大家这么去做的。在音乐发展的某—阶段，民族风格是必然存在的，但不能是由民族性走向民族性做封闭式循环，而应是开放性地同外部世界交流并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流水不腐，持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正因为我们的音乐文化过分强调民族性的特色，从而使得我们客观上远离了世界性。不难想象，德国的民族音乐原先也同我们一样并非具有世界性，但由于其适宜的人文环境以及巴赫、贝多芬、瓦格纳等—大批杰出大师们的不懈努力而迅速走向世界，使之早在两三百年前便具有了世界性，从而对世界音乐文化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俄罗斯后来者居上，也跟着出现了—大批杰出的世界级大师，同样也为世界音乐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华民族的音乐要走向世界，就要解开思想观念上的层层束缚，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域观，我们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精神枷锁坚如磐石。尽管有一批仁人志士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作出了和至今仍在做着不懈的努力，但终因其异常顽固至今仍不能真正彻底被打破。时至今日我们仍没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与悲哀。

近现代，正是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们的国门，方使得我们面对突然而至的西方文明大吃一惊。事物总是辨证的，西方列强在向我们倾销鸦片掠夺财富，施加给我们民族屈辱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我们给予西方的影响。西方的影响几乎渗透到我们所有的领域，这种影响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实实在在也是我们主动的明智的选择，它曾经产生了并将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无论谁都阻拦不了的历史潮流。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远远不平等的这样一个事实是谁都无法否认的，音乐上也是同样如此，决不例外。我们的民族器乐也恰恰是在五四以后与西方的接触中才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民族乐队的编制就是仿照了西洋管弦乐队的模式组建的；调式和声也直接源于西方传统和声：我们曾经只有支声复调，而根本不知赋格和对位，更没有系统的音乐理论；我们近现代的音乐创作中使用的调式有相当部分是西方大小调式。

欧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传统。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种交流对各国文化的发展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国的音乐成就在别国发生强大影响，看作是一种文化侵略，是一种妨碍别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障碍。譬如巴罗克时期意大利歌剧的发展和传播，对欧洲各国歌剧艺术的发展就起过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哪里有过意大利歌剧的传播，哪里的民族歌剧就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在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们的某些有关研究中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哪里有意大利歌剧的传播，哪里就是被意大利歌剧称霸，哪里的作曲家为了创造自己的民族歌剧就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意大利歌剧何曾阻碍了别国歌剧文化的发展?莫扎特就既写出了卓越的意大利歌剧又写出了精彩的德国歌剧，看不出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歌剧在莫扎特创作中有什么相互抵触的地方。事实上，意大利歌剧在其它国家传播，受益的不仅是其它国家从意大利歌剧的艺术成就得到启迪和借鉴，而且也给意大利歌剧提供了广泛的有益于别国有才华的作曲家对自身发展作出贡献的机遇。音乐史上针对意大利歌剧弊端进行改革的恰恰不是意大利作曲家，而是奥地利人格鲁克。由此可见交流对文化发展是多么重要!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本应是极正常的事情，它使交流的双方都可以从对方吸收到自身所缺乏的营养，得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当然，政治压迫与民族侵略下的强行文化渗透则另当别论。因此如果认为意大利歌剧在别国传播就阻碍别国歌剧的发展，那么，同样的理由完全可以运用到诸如交响曲，协奏曲等全部欧洲近代音乐体裁上，必然的逻辑结果就只能是: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就必然阻碍中国音乐的发展。果真如此，那么，我们新文化运动后在音乐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将无从解释。

民族文化交流篇（2）

[作者]凌绍崇，百色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C95；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144－005

横山马市是南宋时期最大的马市，古称横山寨博易场，通称横山寨。这是南宋时期的名镇，位于今广西田东县城平马镇郊。横山马市的兴起及繁荣，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有着极大的关系。其所形成的横山文化，对于宋代以来岭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横山马市的兴起与繁荣

(一)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的过程

横山寨的得名由来以久。它先于唐朝(公元622年)设立邕州朗宁郡横山县；后来到了宋代，设立了军事行政单位的横山寨；再后来，在邕州横山寨设博易场。于是形成横山马市。1129年(宋建炎三年)起，朝廷派人在此采购战马，宋代周去非撰的《岭外代答》卷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说：横山寨博易场“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人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反映了大理国与南宋以马市为主，开展多种贸易的盛况。时年交易量约1500匹；到1157年(绍兴二十七年)，购买数量增至3550匹。横山寨成为当时岭南及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重镇，商贸非常活跃，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茶马大集，也是茶马古道南路东端起点站。横山马市除了官方的马匹生意，民间的贸易也是十分兴旺。据考证，这一茶马古道是我国古代西南通往印度、缅甸的一条重要的贸易线路，流通的商品以茶叶、马匹、盐巴、瓷器为主，被称为我国西南的“丝绸之路”。由此，横山寨成了广西的贸易中心，商贾云集，兴旺繁荣，横山寨因此而崛起，成为南宋时期最大的马市。

横山系今田东境内右江河谷的一座山岭，延绵数里，气势横亘在河谷平原上，故取名为横山。清代《方兴汇编写》日：横山“在州城东南10里，山势蜿蜒横烈，故名。”横山寨就坐落在这横山山岭的怀抱之中。横山寨外城应是南北宽4公里、东西长5公里的范围。这方圆20平方公里的城区，已经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城市了。横山寨、横山寨博易场、横山马市从唐代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设置的横山县治到宋代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横山寨被毁，历经六百多年，均为右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一定的辉煌的历史和风雨历程。

(二)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的原因

横山马市所以能够兴起和繁荣，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因素。

1、政治因素

横山寨原为军事管理单位，因横山一带及其周边战略地位显要而闻名。由于局势原因，当时南宋已不能从西北的新疆、蒙古征集战马了，只能转而求索于西南。宋朝为了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加强与番国交趾、大理国之间的联系，在这里设置了这一管理机构，这是非常必要的。目的是加强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与番国搞好关系，巩固国防，安抚边疆。横山马市与横山寨军事管理单位有着很大的关系。横山马市的形成是在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贸易发展起来的。中央王朝的需求，促进了地方的贸易发展，同时也促进民间贸易的发展。当时，在广西设立了三个大的博易场，其中横山寨的规模是最大的。

从政治上看，横山寨的设置和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民族融合，有利于祖国西南边疆的发展，丰富了中原与面西南边疆各族的生活，有利于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有利于边疆的发展。宋皇佑四年(1052年)四月，依智高举兵反宋失败后，宋代继续在西南地区实行羁糜制，这是中央政府间接统治岭南这一块由少数民族所组成的政治区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横山马市得到了兴起与繁荣。

2、经济因素

横山寨是宋朝中国西南最大的贸易市场，是宋王朝和西南大理、南诏进行物资交流的重要贸易点。随着横山马市发展一直延续至南宋末年。这期间，横山寨成了西南经济集贸中心，商贾往来，马匹、茶叶、日用商品交易日益增长。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也随之兴旺起来，加上横山县治所在、横山寨驻兵，人口多了起来，横山寨便形成了大集市，这是经济贸易发展的结果。

宋代在这里设立马市，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马匹交易市场，从这里运走不计其数的马匹支援北边的战事；云南和广西都是产茶和马的地方，是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古茶马道南路的东起点，当时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茶叶、盐铁、布匹、丝绸等货物也在此交易，是有名的“茶马古道”，可以说当时的横山寨异常繁荣昌盛。

3、文化因素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总是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是经济的反映，文化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横山马市贸易的发展，自然促进了横山文化的发展。横山文化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横山文化是壮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西南文化的互动交流的结果。民族经济的融会，推进了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而文化的交流，语言的沟通，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又促进了横山寨市场贸易的繁荣。

4、地理因素

横山马市交通便利，靠近右江边，是宋代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是邕州通往云南的通道口，南宋决定设马市于横山寨是由其交通地理位置决定的。“运马临安山十分方便”。从水路上看，自横山寨东下可达邕州、梧州，经珠江水系又可从灵渠进入长江水系经湘水、洞庭进入中原，江南的商品，下漓江、郁江进入右江，船运到横山寨；往西沿右江、西洋江、驮娘江可往云南；往南经右江东下拐弯左江可通往交趾。从陆路上看，从横山寨沿着茶马古道这条文化走廊，往今广西德保、云南富宁源源不绝地传播到西南各地，大西南各古国，如大理、罗殿、特磨道以及黔西面直至缅甸、印度直到西亚，重新开辟了一条中国大西南的丝绸之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古道。后来横山寨演变成了茶马古道东端的起点站，进而成为南宋中国一个颇具特色的马市大集。这与其地理位置都有很大的关系。

二、横山马市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过程和发展

(一)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过程

随着军事和民间贸易的发展，横山马市汇聚了各路人员，中原汉人来到西南的横山马市，与当地壮族和西南各民族人民集中在一起，进行了贸易经商，这是一次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机会。在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过程中，横山寨不但成了南宋官方的交易场所，也成了西南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的地方。在当时南宋中国，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成了壮族与其他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的见证。大量汉人定居横山寨及其周边，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影响了当地土著民族。如宋朝时道教沿珠江流域从湘粤向桂传播，道士足迹遍布壮族地区，道教在壮族地区进入全盛时期；道教等汉族宗教文化的南传提升了壮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层次，促成了麽教这一壮族原生性民

族民间宗教的形成。由此可见，横山寨不仅是壮族古代的经济繁华之地，也是文化昌盛之都。

(二)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中转站

横山寨不仅具有商埠的功能，成为一个茶马大集外，而且还起到了文化中转站的重要作用。所谓文化中转站，就是将先进文化不断向前推进地方，具有运筹、中介、协调、传播的功能。据史书记载，“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大理“每贾人到横山，多市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本草、王叔和胍诀、千金方等书”，可见横山马市还是一个重要的书市，汉族文化和壮族文化在这里得到互动与交流，这种互动与交流所产生的创新文化，从横山寨沿着茶马古道这条文化走廊，源源不断地地传播到西南各地，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横山马市的交通便利使中原和西南边疆往来密切，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结果――横山文化的发展

横山文化源远流长。横山马市是南宋最大的马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昌盛之都，这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横山文化由此而来。可以看出，横山文化发展包含着几个特性：即民族性、兼容性、多元性。

1、民族性。横山文化产生于桂西壮族地区，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壮族文化吸收汉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一种创新文化。融合与交流是横山文化形成之基石。人们对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和期望，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合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优长，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部分，并使之适合时代的需要。可以说，横山文化正是壮族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的再生与发展。壮族的古壮字也正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古壮字亦称土俗字。兴于宋而盛于明清，既有碑刻，且有大量的师公唱本和民歌抄本传世。再如壮族“唐皇调”等音乐曲艺是用壮语演唱的长篇曲艺，唱本有《李旦与凤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内容多是内地汉族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长篇曲艺是怎么传人呢?那是汉族商人、文化人从外地传入横山马市，然后与壮乡的山歌相结合，成为有浓郁壮族特色的文艺表演形式，长篇曲艺起于宋而盛于明，它是典型的市民文学。长篇曲艺在今田东能广泛流传，说明古代的横山寨及附近的平马已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需求直接刺激了曲艺艺术的兴盛，使横山一带成为壮族文学艺术发达的地区。

2、兼容性。横山文化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的表现形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横山文化是一种包容性较强的文化。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多方面，其中包括的“和亲”、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等因素都在横山文化中表现出来。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主要因素是婚姻。在民族文化互动中，婚姻结合的濡染是最长久的和影响是大的。当中央王朝的兵士和中原的商人，由于各种原因，留在边疆，就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女子通婚，形成了新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横山马市的兴起和繁荣，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有力地加强了中华民族一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在精神文化的创造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各具特色。各自的民族语言、文学作品、民族音乐舞蹈等，在这里交汇融会，，如产生在横山一带的壮族《嘹歌》、《排歌》等鸿篇巨著，就兼容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因素。在长期的交往中，壮族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互相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铸造了祖国的灿烂辉煌的文化。

3、多元性。横山文化之所以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的典范，是以其有着多元性的特征。横山文化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有益外来文化，而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比较早的地方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在集市贸易中，壮族与汉族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所形成产生的横山文化自然带有多元性的特质。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是多元性文化的基础。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是经济贸易。横山马市正是具有这样的功能。横山马市的经济文化幅射功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了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之需，壮族在积极与汉族及周边的其它民族发生了贸易关系，从而在聚居地与其它地方连接的要道处形成了以横山马市为辐射的众多的墟市，马市贸易刺激了横山寨及沿途贸易。

三、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意义

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体现出一定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即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接触、交往的形式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和。这种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具有一定的意义。

民族文化交流篇（3）

20日当晚的开幕式暨文艺演出，以“我们都是一家人”为主题，两岸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合力打造了一场原生态的视听盛宴。宁德市畲族歌舞团的《迎宾酒》、《金凤呈祥》：“台湾原住民人文舞蹈团”的《舞跃在海西》、《战舞》等节目轮番登场：来自台湾南投仁爱中学的25名赛德克族群的学生，表演史诗歌舞《石宿传说》，用生动的肢体语言讲述了赛德克族群的起源，展现出的阳刚之气令人惊艳。而宁德市畲族歌舞团也以畲族特有的文化和风俗演绎了一出甜蜜温馨的“男婚女嫁”，其阴柔之美令人倾心。两岸演出者载歌载舞，尽现两岸少数民族大联欢的欢乐气氛。

宁德畲族人口共有18万人，占全国畲族的1/4、福建省的1/2，是全国畲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历史最悠久的畲族聚居地。演出间隙，台湾高金素梅文化团队团长、前台湾少数民族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瓦历斯贝林高兴地说，“过去我们对畲族了解的还不够，这次能有机会增进双方的互动与情感，我们非常兴奋!它将有助于为我们不同民族文化艺术的创新提供创作源泉。”他表示，提到大陆的少数民族，团员们大部分会想到的是云南或者新疆的少数民族，对于福建畲族并不是很了解，因此他们希望可以利用此次海峡论坛的机会，和畲族朋友交流学习，特别是在艺术表演方面。

“让海西了解海东，让台湾了解宁德。海峡两岸少数民族联谊交流会，成为彼此间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两岸一家亲，同胞一家人。齐心盼团圆，携手创辉煌!”晚会主持人的深情话语，引起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全场掌声雷鸣……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会长梁国扬等领导和台湾嘉宾走上舞台，与演职人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论坛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花异葩。如何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使之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同时使之发扬光大、历久弥新，这是海峡两岸同胞面临的共同课题。21日上午，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座谈会在宁德举行，为海峡两岸关心和从事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各界人士搭建了一个集思广益、建言献策的平台。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会长梁国扬，国家民委港澳台办主任巴莫阿依，宁德市委书记陈荣凯，台湾民意代表廖国栋、简东明，“台湾原住民生态农业协会”理事长根志尤，“台湾原住民人文关怀协会”理事长陈士章，台湾桃园县议员陈泰宇，台湾蓝姓宗亲会理事长蓝德俊，台湾高金素梅文化团队、“原住民人文舞蹈团”、“原住民人文合唱团”、台湾蓝姓宗亲会理事会，以及两岸来自各个领域的少数民族代表，大陆部分省市、宁德市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等共30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

在致词中，梁国扬介绍了全国开展台湾少数民族工作以及在推动两岸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努力，包括尝试落实了台湾少数民族产业人才培训计划，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七期“烹饪培训班”和两期“舞蹈才艺进修班”。共计培养学员180余人等。梁国扬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全国在北京举办了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展。这是大陆首次举办的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台湾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大型主题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普遍的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多位发言的台湾人士都受邀参加过该展览，他们认为这个展览办得及时办得好，除了对全国表示感谢外，也希望展览可以到大陆其他城市举办，让更多的大陆民众了解和认识台湾少数民族。

廖国栋在发言中回顾了台湾少数民族社会运动的过程。他说，维护这些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迟迟未能出台，助长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流失。直至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颁布实施，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法律保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目前岛内一半的少数民族同胞离开原乡，到都市去工作和生活，使少数民族地区越来越边缘化，保存和提振“原住民文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表示，两岸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方面各有侧重也各有经验，可以互相借鉴和学习。

座谈会气氛热烈。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围绕两岸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两岸合作推展少数民族部落深度旅游，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存原生态部落文化，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协调发展、促进少数民族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生产与销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在座谈会上，来自两岸的各界人士通过对话，加深了了解，增进了互信，形成了很多共识。这对于推动两岸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深化和拓展两岸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方面的合作，进一步融洽两岸各民族同胞之间的情感和友谊，具有非常明显的积极意义。

座谈会后，举行了“乡镇对接意向书签约仪式”。参加签署合作交流意向的乡镇有：福建省霞浦县三沙镇与台中县沙鹿小区、宁德市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与台湾花莲县丰滨乡丰滨村、福建省宁德市焦城区八都镇猴盾村与台湾南投县仁爱乡万丰村，以及中华畲族宫协会与台北市蓝姓宗亲会。

民族文化交流篇（4）

但在笔者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与食物相关的猴子，莫过于吹的糖人――“猴吃蜜糖”。

天津吹糖人的小贩，会挑一副担子走街串巷。担子由前后两个木箱组成。前箱下边放置一个小煤炉，炉上放着一只小铜锅，锅内盛有糖稀。木箱上钉着一个H形有孔的木架，吹好的糖人有根竹签撑着，可以插在木架上。这后面的木箱放些煤球、扇炉子的破扇等杂物。

小贩将担子挑到胡同口，放下担子，见有儿童围拢过来，即把后面的木箱移过来当凳子坐，然后将前箱推向前，以便伸手从铜锅里取糖稀。吹糖人的糖稀是以麦芽为料熬制的，吹得时候必须加温，否则硬邦邦的无法吹。吹时，小贩用一根吹管挑出一圈糖稀，根据买糖人小朋友的要求，吹出金黄色的苹果、西瓜、葫芦、小鸟、老鼠偷油、猴吃蜜糖……还有的小贩会在木箱上放一转盘，盘上格中有从简单的糖饼到复杂的龙凤等不同图案的糖人儿，孩子花一样的钱，全凭运气得到糖圈圈或是一条活灵活现的糖龙。

糖人儿分两类，一是用麦芽糖稀吹出来的立体的动物或人物形象。另一种是用小铜勺盛着冰糖稀直接在石板上画出来的糖画儿，粘上小木棍，待晾凉后用小铲一撬即得。笔者幼时最爱的“猴吃蜜糖”是用麦芽糖稀吹出来的。那小贩就是一位心灵手巧的民间艺术家，一团糖稀在他手上捏捏吹吹，瞬间就出现了一个俏皮的猴子，尖尖的嘴，长而弯曲的尾巴，最实惠的是那猴用爪子捧着一个小碗，里面盛着甜甜的糖稀，真是好玩又好吃。上海也有在里弄中走街串巷吹糖人的，他们可以吹出五颜六色的水果和糖人，不过，那种染了色的糖稀有毒，不能吃。现在，街头上吹的糖人因为不卫生，已经很少有人吃了，有些合乎卫生标准的糖艺品会作为装饰物，出现在宴会的菜品碟头上。

大圣的血统

笔者生长在天津南市，是看着连台本戏《西游记》长大的。舞台上锣鼓响处，从后台蹦出一只猴子，连翻筋斗，全场观众顿时喜眉笑眼。再演到孙猴子凭着一根棒子打败了很多凶神恶煞的“大花脸”，更让孩子们看得过瘾。待到上学念书了，才知道舞台上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出自吴承恩的《西游记》。吴承恩是中国人，《西游记》是中国小说，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是假想的中国仙境。所以，对于孙猴子是国产的，在幼时的笔者心中，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对于孙猴子的血统，胡适博士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从印度进口的。”（《〈西游记〉考证》）学者郑振铎先生1934年在《Y偻集・西游记》中也指出：“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努曼（Hanuman）的化身。哈努曼见于印度大史诗《拉马耶那》（Ranmayana）里，而印度剧叙到拉马的故事时，也多及哈努曼。他是一个助人的聪明多能的猴子……在印度，他是和拉马同样为人所熟知的。（至于）什么时候哈努曼的事迹输入中国？是否有可能把哈努曼变成孙悟空？我们不能确知。”只是留给了我们追溯考证的一丝线索。

其实在印度，有关猿猴的故事非常多。直到现在，印度古典舞中还保留有猴神协助拉马攻打恶魔的节目。那么，印度的哈努曼和我们的孙悟空是否系偶然的巧合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古代佛坛讲经，常有援引故事阐明经义的通例，它最早起源于印度，然后渐及东方，在汉魏时期输入我国。早在三国译出的《六度集经》卷五的《国王本生》的神话传说中，就描绘了人王和猴王率众猴与邪龙搏斗的故事，它是据此敷演光大的《拉马耶那》的前身之一。学者陈寅恪先生1930年在叙有顶生王升天大闹天宫的故事以及《拉马耶那》哈努曼的故事时，认为：“殆因讲说《大庄严经论》时，此二故事适相连接，讲说者有意或无意之间并合闹天宫故事与猿猴故事为一，遂成猿猴闹天宫故事……此《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之起源也。”（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册）此说是有道理的。

从现有资料看，孙悟空的形象较早出现于宋元之间。现广东省博物馆陈列着一件元代的唐僧取经瓷枕，上面绘有孙悟空手持如意金箍棒的画面，颇矫捷威武。瓷枕上《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皆已齐备，说明当时取经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后来，吴承恩之所以能写出《西游记》，是根植于当时社会现实的结果，体现了作者痛恨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寄希望于神魔世界的豪杰之士，来表达“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二郎搜山图歌》）的创作思想。

在文学研究领域，曾有人因中国神话散亡仅存零星而谓我民族为“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其实不然。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夔一足，越人谓之山臊，人面猴身能言。”（见《国语・鲁语》韦昭注）的记载到《吴越春秋》《搜神记》《补江总白猿传》《古狱渎经》《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都写过猿猴成精作怪的故事。

可见，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既不是中国猴，也不是印度猴，而是混血猴。这就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

远赴印度学制糖

那么，我们日常食的糖，其制糖工艺是否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呢？答案是肯定的。

糖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糖类）、蛋白质等7大类，而碳水化合物中的一个葡萄糖分子在人体内彻底氧化后即可释放出一定的热量（能量），所以食用适量的甜味食物，对人体是很有益的。

在我国的古籍中，“糖”字出现的较晚，最早出现的是“蜜”“石蜜”“饴”等字。蜜指蜜蜂采集花粉酿成的甜汁。石蜜是什么呢？《异物志》说：“交趾草滋大者尽数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棋，谓之石蜜。”那么，什么是饴呢？《本草纲目・谷部》：“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 饧又是什么呢？《辞海》说：“‘饧’，古糖字，亦作 ，后特指用麦芽熬成的糖。”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制作吹糖人的食材。现在我们清楚了，“饴”指软糖，“ ”是“糖”的古字。“饧”字古时泛指糖，后世则专指用麦芽熬成的糖。

那么“石蜜”到底是糖还是蜜呢？这个答案在《唐书》中有：“番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上遣使往摩伽池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诸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原来，“石蜜”其实不是蜜而是糖，这种“取糖法”是我们派留学生去“取其法”而学来的。这样，我国古代制糖技术的脉络就基本清晰了：“蜜”“饴”“饧”我们古已有之，甘蔗却是不知什么时候引进的。

甘蔗这种植物，其原生地似乎不在中国。“甘蔗”这两个字也很可能是音译，因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写法也就五花八门，《子虚赋》为“诸蔗”，《杖铭》为“都蔗”，《神异经》为“ ”。同时，甘蔗传到中国之后经过长期栽培，品种繁多，应用也各有不同。

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人生漫笔》中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张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的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我的手里。”季老惊喜欲狂，啃开了这个硬核桃，解决了学术上的不少疑团。季老考证认为，“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sarkara”。这就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中国在唐代之前能够自制蔗糖。当时，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法，说明印度在制糖技术方面有高于中国之处。中国经过学习后自己在制糖方面“色味愈西域远甚”，如此看来，糖本身虽然是个小东西，然而却驮着长达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史。

民族文化交流篇（5）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22-03

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指是元朝时期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有一部分蒙古族文人学习汉族文学形式，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蒙古族汉文创作在内容上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艺术成就及思想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它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学现象，是蒙汉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晶，是蒙古族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想要了解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族文学史的全貌必定离不开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蒙、元时期蒙古族汉文作品由于社会历史等众多原因很多没能留存下来，但从现存的作品和资料我们足以窥见其大体的概貌及产生、发展的轨迹。

一、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队伍的构成及作品的流传

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中有帝王，如忽必烈、妥欢帖木儿，也有将相，如伯（丞相）、郝天挺（尚书），也有太子、公主，如爱猷识礼达腊、阿盖，有状元，如秦不华、笃列图、同同，有进士，如察场⑷都剌、月鲁不花、答禄与权，也有普通文人聂镛、朵只等。由于个别作者的族属无从考证，所以对于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数量向来有争议。云峰“在广泛搜集资料并参阅了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大致可以确定蒙古族汉文作家有33人”（这里所指蒙古族汉文诗人为元朝时期），荣苏的《蒙古族文学史》中有“就现有资料看，留存作品的诗人、作家仍有40余位”的记载。《历代蒙古族著作家考略》中的《元代蒙古族文学家》中收入元代蒙古汉文诗歌作家55人。《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中收入蒙古族汉文诗歌作家20人。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数量和族属问题上的意见并不统一，因时代久远加上文献资料的贫乏，使得统计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族属及数量都有了一定的难度。元朝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体裁很广泛，有诗歌、散曲、杂剧等，而这些作品因元朝刊刻重南轻北，加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散失，原刻本较为少见，主要散见于自元朝至今的诗歌总集和各类著作中。

录入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古诗集或著作：元.傅习等人所辑《皇元风雅》、元.苏天爵《国朝文类》；明.杨慎《南诏野史》、明.来复《澹游记》、明.叶子奇《草木子》、明.孙原理《元音》、明.偶武孟《乾坤清气集》；清.顾嗣立《元诗选》、清.张豫章《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清.顾奎光《元诗选》。

录入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现当代诗集：《元朝少数民族诗选》《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历代少数民诗词曲选》《中国少数民族汉文诗选》《元代蒙古族汉文诗选》（蒙文）《汉蒙合璧蒙古族汉文诗词选》。

有诗集的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秦不华《顾北集》、月鲁不花《芝轩集》、萨都剌《雁门集》《萨天锡诗集》。

二、民族文化交流与元代蒙古汉文创作的产生

首先，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元代文化政策有关。建立元朝后忽必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赢取汉人的支持和拥护，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提倡学习汉文，重视学习儒家思想等等，促进了蒙古族学习汉文的速度，在元朝大统一的历史大背景下蒙汉文化前所未有的相互融恰相互影响，由此产生了大批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文人。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在身边招纳了一批汉族人士为幕僚，如刘秉忠、姚枢、许衡、郝经等人。通过他们的互相引荐，吸引了更多的中原人士。他们用儒家思想和历代行之有效的治国之道影响着忽必烈，促使忽必烈采纳他们的计策，以汉法来治理中原。{2}在文化上，忽必烈提倡蒙古子弟学习汉文，甚至建立了国子学来鼓励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国子学以河南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择蒙古子弟使教之，遍学儒家经典史书，培养统治人才，最初仅有侍臣子弟11人入学。1287年又扩大规模，招生百人，期中10人为蒙古生，1304年起更实施国子学考试法，合格者即可任官，对蒙古官宦子弟学习汉文化有很大的激励作用。{3}这些蒙古子弟在学校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的过程中被汉文化熏染，逐渐模仿和学习汉族文学经典，开始用汉语创作作品。

其次，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元代各民族地域上的融合有关。元朝前所未有的大统一格局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融合，使祖祖辈辈信奉游牧文化的蒙古族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忽必烈接纳汉学儒生刘秉忠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他还命令大司农司搜集古今农事资料，编辑成《农桑辑要》一书，昭告天下，命各地官员大力宣传和推广。入主中原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宣传，蒙古族民众逐渐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并在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和汉族民众的接触日渐密切，地域的大融合使得蒙汉民众的语言、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为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提供了必然的可能性和坚实的基础，尤其到了元代中后期，有些蒙古族移居中原数代，从小研习汉语，被汉文化熏陶，汉语俨然成了第一思维语言，用汉语创作作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汉族民众也成群结队地移居少数民族居住的偏远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与边远地区的蒙古民众交流互动过程中在文化和语言上影响着他们，使之汉语、汉文化在地域上有了空前的扩张，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

其三，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蒙古民族开放、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有关。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帝国时蒙古民族就有诸多部落，如乞颜部、秦赤乌部、篾儿乞部、翁吉剌、乃蛮、塔塔尔等等，这些部落在风俗习惯、宗教、文化、语言上都有较大的差别，但成吉思汗吞并其他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各部落的不同文化融合形成了新的蒙古文化，使之新形成的蒙古文化具有了兼容并蓄、开放吸收的特征。之后，成吉思汗南征、北伐、东进、西略，席卷欧亚大陆后更是吸收了西方和中原两大先进文化，促使蒙古民族具有了开放吸收的文化传统，所以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迅速吸收了中原先进文化，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进程。

三、民族文化交流与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

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按照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征，以公元1311年（元仁宗）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元朝初期，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主要以忽必烈、伯、郝天廷等帝王将相为代表。究其原因有二，一为与汉民族交流的政治需要，政权者需要迅速掌握汉语，故督促其自身学习汉语，运用汉语。二为当时的蒙古族贵族子弟有学习汉语、接触汉学经典的良好环境，如国子学等教育机构。正如萧启庆在《蒙元史新研》中所说：“蒙古高门子弟学习汉学需要之迫切及环境之优越绝非下层子弟所比拟。”元朝前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主要描写蒙古军队的赫赫声威、踌躇满志的豪迈情怀及蒙古军队入主中原时的所见所闻。从艺术特征看这些诗歌虽然在形式上学习了汉诗，但其风格和内容上却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例如：伯的《奉旨收江南》《鞭》《克李家市新城》《过梅玲冈留题》中的“马”“马鞍”“马镫”“马鞭”等意象都与蒙古族草原生活息息相关，此外还有“皇天”等与蒙古民族信仰有关的意象，风格上也以粗犷豪迈为主。“这些诗歌与蒙古族远古民歌、英雄史诗一脉相承”。④

第二阶段为元朝中后期，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以秦不华、萨都剌、童童、阿鲁威等人为代表，这时期以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明显增多，题材内容不断扩大，艺术表现手法更加的丰富，作家运用汉语更加的娴熟。公元1313年元朝恢复了科举制度，元朝科举考试中第一场中蒙古人、色目人主要考《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这为蒙古族作家及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化经典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不少蒙古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及第，任各地要职。《元史》本传中记载：“月鲁不花，字彦明，蒙古孙都思氏……因受业于韩姓先生，为文下笔立就，灿然成章。就试江浙乡围，中其选，居右榜第一……遂登元统元年进士第。”⑤如秦不华1320年廷试右榜第一，初官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监察御史、礼部尚书、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等职。⑥此外，元朝为了学习先进的农耕文化和政治经验刊刻和翻译了很多儒学经典，使蒙古文人士子有机会接触到了汉民族的经典著作，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时间的推移，蒙汉民众不断交流，文化不断融合，出现了很多精通汉文化，熟练运用汉语，且操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主要以揭露官场黑暗、同情人民疾苦、描绘山水田园、怀古、题画、唱和为题材，此外还有宫词和竹枝词等。

从艺术特征上看元朝前期和中后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在风格、表现手法和字句的运用上有很大的不同。元前期因蒙古族刚刚入主中原，对汉语并不十分娴熟，对汉文典籍也并不熟知，故在创作语言上以通俗易懂、直抒铺叙为主。伯《过梅岭冈留题》：“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这首七绝是伯带蒙古大兵北归途中所写，全诗以极其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凯旋战士的得胜心情，同时还表达了作者廉洁自律的态度。郝天挺《寄李道复平章》：“圣主尊贤辅，明时仗老臣。策勋分二陕，锡土列三秦。边缴风尘息，乾坤雨露均。遥指黄阁下，得句更清新。”这首五律用直叙的方法，赞颂了同朝大臣李道复的辅国功勋。艺术表现方面，前期风格上与远古蒙古族文学一脉相承，直抒胸臆，磅礴有力，雄浑豪迈，不讲究格律和用典。伯《奉使收江南》：“剑指青山山欲绝，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当代著名元诗研究者杨镰评价伯的这首诗时说：“作为一首诗，它更像是用蒙古文字写出来再翻译成汉语的。”

由此可见，元朝前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尚在摸索和探寻阶段，而到了元朝中后期因很多蒙古族汉文作家出生在江南，长期定居于中原，与汉族作者交往甚密，汉语水平大大提高，能够娴熟的运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同时还对汉族经典古籍深有研究。秦不华诗歌大量引用了《诗经》《楚辞》《过秦论》《长歌行》《河东赋》等众多汉文典籍；阿鲁威学习屈原的九歌创作了“湘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多篇楚辞体诗歌。元朝中后期蒙古族汉文作家虽然在诗歌形式、语言、表现方法等方面学习了汉族文人，但在思想内容上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想法，他们的学习已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再现。秦不华学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创作了《衡门有余乐》，虽然在形式和风格上学习了陶诗，但其思想内涵却是有所不同的。陶诗是写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当官，厌恶官场而隐居田园，恬淡中悠然自得，而秦不华的诗是写在宫廷政治斗争中不愿向权贵低头而隐居山林，清贫中却有怨气。中后期作家还大量运用了中原诗歌意象，如浮舫、烟村、丝纶、龙、凤、野鹤、蒲田等等，这些意象和元朝前期作品中的马、马镫、马鞍、皇天等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侧面反映了元朝前期和中后期创作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蒙汉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

元朝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和发展及元朝中后期创作群体的壮大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蒙汉文化、文学深入交流密不可分。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是蒙汉文化、文学交流、互相影响的结晶，是研究蒙汉文学关系史、蒙汉文化关系史的珍贵资料。

注 释：

{1}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27.

{2}李硕.元朝.时代文艺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2011. 46.

{3}宋濂，等.元史、选举制（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2029-2030.

{6}云峰.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6.

{4}毕兆明.从民族文化融合视域看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的演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3，（6）.

{5}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二，月鲁不花本传.中华书局，1976.3423-3426.

参考文献：

〔1〕宏伟.蒙古族汉文文论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2〕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

〔3〕云峰.元代蒙古族汉文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

〔4〕王叔馨，等.元朝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5〕王叔馨，孙王溱.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6〕庄兴华.历代少数民诗词曲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民族文化交流篇（6）

大家好！本人姜x现就职于子贡学承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主要工作是学习并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应本次组委会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深为荣幸和感动！所以我代表子贡学承的全体同仁，向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莅临此次论坛的各位老师、同修和学友表示感谢！在此向大家真诚的鞠一躬，致谢！

几位老师讲了有关“儒家“文化方面的话题，讲得非常的好。接下来我讲一下“儒”和“商”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的理解是“儒”和“商”本应为一体。我们的祖先在造汉字时就以他们伟大的智慧告知了我们这个道理，把“儒”字拆开就是“人”、“需”二字，有人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买卖，有买卖就有商业，有商业就有商人，“儒”和“商”就这样本能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儒商本为一体。就字面上理解“儒商”就是以儒家思想理念为指导的、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把儒家的思想运用到商业活动中来，这样有文化内涵的个人或企业才能持久的发展下去，儒和商的结合是顺应自然和社会发展潮流的。

那么商在当下的意义就特别重要，现在人类的活动空间不但扩大，而且信息传递极为快捷，商品运输四通八达，物资生活富裕，而商品又是以买方市场为导向，很多的企业用各种方式营销，使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想让自己的企业处于不败之地，随之企业间的交流也更为频繁，“商”也就显得极为重要。因为不论是建工厂、商店等各个经营场所都需要建设投资，还要有广告宣传等前期工作，都属于资金投入，唯有销售才能创造利润。那么经销方法就特别重要，说具体就是要有消费者，这就需要有一批有文化的商人传播你的产品用途和产品文化，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良好的口碑和企业文化，这样的销售模式和自身的商品导向，就是“商道”。

在谈商道之前我先向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儒商始祖子贡。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子贡。今河南浚县人，他出生儒门。春秋战国时期在卫国做一个小官，后来在孔夫子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弃官从商，并有所成就，从而感受到孔子思想的伟大。于是离开他的国家，前往孔子所在的鲁国，拜孔子为师。孔子周游列国之时经济上得到了子贡的全力资助。在传播儒家学说的同时，一边了解各国的风土人情、民众的需求，以“贱买贵卖”的经营方法，践行着“仁义礼智信”的经商之道。后来子贡富甲一方，但他“富而不骄，富而有仁”、“富而行其德”，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他一边用自己的财富继续资助老师，一边贡献于他的国家，比如他把流落在外的本国的奴隶买回来免费送到自己的国家，他把毕生所得服务于他的国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老师同学，他认为这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就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赚钱并快乐着。由此可见子贡的行为是何等的大义，他的人品是何等的让人佩服！子贡也是遵师的楷模。孔子去世之后，他和众学友为老师守孝三年之后，唯子贡复守三年共六年。在前三年之中所有学友的生活费用全部由子贡提供，更为感人的是，在守孝期间他带领学友收集老师生前的语录，并整理的伟大著作《论语》，使孔子的儒家思想广为流传，成为古今中外治国之道的著名学说，在当年成为“显学”。

而子贡的经商之道也流传至今，千百年来为世人所学所用，在大江南北齐鲁大地生根开花。鲁商代表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先生向我说过这样一席话：“成长在圣人故乡的鲁商，在得天独厚之地多受圣人思想的熏陶，并融会贯通于现代经济发展之中，形成了独特的鲁商精神。”而山东力诺集团董事长高元坤先生以“义利合一”的一种实践精神，贷款50万元下海经商将已经的沂南玻璃厂接手经营，因为他忍受不了厂子垮了之后原来在厂里工作的朋友没有饭吃，所以决定帮助他们，以朋友的义气使其见大利，让他一举成名，企业也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而齐商在子贡儒商精神的影响下与现代商业文明相结合取得成功的企业家也很多。青岛工业就有五朵金花之说，指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海尔、海信、青岛啤酒、双星集团、澳柯玛。济南的五朵金花是：轻骑、小鸭、渤海、济百和金泰。而河南企业家以民生为本的大有其人，今天到会的王守义先生，他把一个小磨坊经营成家喻户晓的调味品大王“王守义十三香”系列产品。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事实证明只要你把“商道”运用得恰到好处“义利并举”，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以“富而行其德”热衷于公益事业，你就会得到福报，你的事业之树也就会常青。

在武汉有这么一句民谣：“肩挑四两为客，打工一日为奴”，意思是说不论你做多么小的生意都比打工要强得多。这句话影响了很多黄陂商人，不是有“无陂不成商”的说法吗？可以这样讲在中华大地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黄陂的生意人。而最具代表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武汉的汉正街，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汉正街个体商户把全国各地的商品汇集到汉正街，然后经他们的手陂批发出去，真可以说是万商云集，南方的、北方的商人都到武汉来进货。有句话说得好“货到武汉活”，就是说不管什么商品到了武汉就能卖出去。沿海大量的商品运输到武汉，大批的商人移居到武汉，由此拉动了武汉地区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在这种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一些商人只想到了“利”拼命的赚钱，不懂得商道没能抓住“义”。为了利益制造假货，后来被外地商人称为“水货市场”，有的人把供货商的货款卷跑了，经营户失去了诚信也就失去了客户，兴旺一时的汉正街门庭冷淡。当时很多的老板文化素质不怎么高，更没有机会学习到传统文化，他们做不到用儒商之道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更做不到“勿谄富，勿骄贫”，有点小钱就显摆，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到后来把身体高跨了，生意也搞垮了，有的连命也搭上了。在这种形势下本人也受了一些影响，走了一些弯路，看到很多商友的起起落落，我开始觉悟，后来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弟子规》字字句句的影响下，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做得太不对了，做错了怎么办呢？书中说到“过能改，归于无”，就这样改变了我的人生和生活方式，从此，我经常和商友们老师们一起学习《弟子规》，越学越明白，不仅在学习中找到了乐趣，也明白了很多道理。我明白了为人之道、交友之道，特别是在书中找到了经商之道。我在学习前后为自己写的几句话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在学习国学前我的人生感悟：“悠悠岁月几十载，奋斗染白少年头，几度艰辛空悲切，运交华盖欲何求？”学习后我写道：“寒暑几十贪嗔痴，一念惊醒梦中魂，子贡学承千秋业，人生慈善万代亲！”学习前我的格局是多么的狭小、多么的自私；学习后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是判若两人。我从新定位了企业的文化和理念。在合作经营、利益取舍中我按《弟子规》所教的那样“凡取与 贵分晓 与宜多 取宜少”，就这短短的几句话改变了我对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关系。在《弟子规》的指引下，我加强了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同时取消了公司原来的规章制度，用孔子的《论语》、《弟子规》、《了凡四训》等儒商文化来指导员工。取消了不利于大众身心健康的经营模式，保留了传统的销售方法，从新制定了更大让利于消费者和员工利润分配的原则。不知不觉中我感觉整个人变得轻松多了，经济状况也好多了，参加学习的时间也多了。为了感谢传统文化给我带来的福报，我决定【子贡学承】在推出一项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品茶论道的活动，以便让更多的人有学习国学的机会。有的朋友不理解，说不挣钱，你为啥呀？我说：“能有机会和热爱国学的同仁在一起学习交流，共同进步将是人生一大幸福。财务上我是少得了，但德行上我占了大便宜！”

我的经商之道如下（当然还有营销法则以后再跟大家交流）

1、有市场需求的项目投资，就是先要做市场调查

2、需求就有生意，围绕需求变化做生意

3 、行“义利合一”的原则，创造利润空间

4、到了钱之后要“广散其财，富而行其德”，多做善事

5、做公益事业之后你就会成为公众人物，企业随之成为公众企业

6、业成名后你的事业之树就会长青

民族文化交流篇（7）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Yunnan Ethnic Minorities′ Wedding and Funeral Ceremonies in External Exchanges

CHEN Ping

Abstract:Yunnan possesses variet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with exotic and colorful folk customs, among which weddings and funerals are particular. The rituals, procedures and ceremonies on ethnic weddings and funerals not only show us varied and graceful folk customs but also embody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us,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se ethnic cultures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our task.

Keywords:wedding ceremony; funeral ceremony; culture

在云南的大部分少数民族中，婚葬礼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事项，往往承载着本民族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在这些婚葬礼仪中，蕴涵着各民族的社会理想、民族心理、、神话传说以及风俗习惯等。因此，对少数民族婚葬礼习俗的考察与研究，具有进一步了解各少数民族现存或已失传文化事项的现实意义，从而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更准确、更传神地宣传这些少数民族。

一、婚礼习俗文化

(一)传统习俗仪式的展演

少数民族的婚礼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传统习俗，同时婚礼仪式又是这些传统习俗展示的极佳平台。人们借助这一欢乐喜庆的氛围，通过各种形式，将本民族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展现出来。如喝“三道茶”习俗，就是大理白族婚姻礼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三道茶的顺序是一苦、二甜、三回味。因此，新婚人喝“三道茶”的仪式，被赋予了提示新人“生活并不总是甜美如意的，要经历劳动的苦才能更懂得珍惜生活的甜”，以及启示新人甘与苦的交替将伴随着人的一生，到老年方能在回首往事时感悟人生百味的深层含义。又如在部分地区的彝族婚礼中，至今仍保留着娘家人向迎亲客人身上泼水的习俗。这种习俗来自彝族的一个古老的观念, 水是万物之源, 有水始有万物, 才有生命, 才有了人类。透过这一婚俗习惯，我们看到在崇火、敬火的彝族人民心中，水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生命、吉祥和幸福的象征。

（二）教育意义

少数民族的婚礼大多由族中的长者以及专门主持婚礼的人所主持。例如，在丽江华坪花傈僳的婚礼上，东巴（当地人叫“尼扒”或者“毕扒”）在主持婚礼时要唱民歌，他们把本族的源流、关于婚姻的美丽传说，以及男女的感情等内容都融入到歌声之中。于是，许多族人在婚礼喜庆欢快的歌声中，自然而然地了解了本民族丰富的历史传统、起源传说，加深了对本民族的情感与认同感。又如，在普米族的婚礼中，对入席的先后顺序以及就坐的位置，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在这样的婚俗礼仪中，普米人从小就懂得长幼之分，以及尊重长者的传统。由此可见，婚礼为众多少数民族提供了展示各种礼仪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活动的极佳平台，在其喜庆气氛的烘托下, 其感染力是其它活动所无法相比的, 因此, 就成为年轻一辈学习本民族传统的最好机会。

（三）人际关系的协调

“两家联姻，家家帮忙，全村寨热闹”是很多少数民族的婚礼习俗，在婚礼前后，村寨里的许多人都会来帮忙。例如居住在云南怒江大峡谷中的怒族，当某家人办喜事时，除了家族中人以外还有全村的相亲们都会热情地前来帮忙，男的帮着主人家挑挑水、砍砍柴，女的帮着打扫卫生或做一些手工活。其实这种婚俗现象普遍存在于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当中。因此，少数民族村寨中的婚礼，往往展现出一幅大家欢聚一堂、纵情歌唱、老友举杯畅饮、陌生人相互认识的热闹景象。这种欢乐、和谐的氛围使得亲戚朋友、父老乡亲们的沟通和交流更加顺畅，联系更为紧密。另外，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不同民族混居现象普遍存在。一个民族婚礼常常会邀请别的民族的朋友参加，这在无形中又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的婚礼无论在调节亲人之间的关系、不同辈份的人们之间的情感，还是在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友谊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生产和生活技能的传承和交流

婚礼被许多少数民族视为家庭中的头等大事，在他们看来，婚礼办得是否隆重是家庭兴旺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婚礼的准备工作从一年，甚至几年前就开始了，如盖新房, 备嫁妆, 育猪羊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家庭经济实力的展示，也是家庭生产技能的比拼。新娘则要靠一双巧手，为自己准备一套漂亮的婚服。婚服的精美程度，是人们评价新娘手巧不巧、人勤不勤快、能不能干的重要标准。再加之婚服的制作较为复杂，需要新娘子向母亲、姐妹和亲戚们虚心请教，这一学习过程甚至从小就开始了。而造房子、种地、打猎等，则是新郎所需具备的知识与能力。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婚礼的筹备过程就是婚姻双方不断学习知识技能的过程。而婚礼中物品的丰盛程度和仪式的热闹程度，则是一种生产技能水平的展示与交流。

（五）宗教文化的传承

笃信神灵与原始崇拜是许多少数民族的共性特征之一。于是在婚礼这一盛大的仪式中，自然贯穿了许多拜神、驱邪的宗教活动。人们希望通过这些宗教仪式，使一对新人的结合能够得到神灵或祖先的认可和保佑。例如大理凤羽白族的婚礼中举行“新房挂镜”仪式，他们相信镜子具有驱邪照妖的功能，可以保佑新婚夫妻平安健康、家庭和睦。另外，在白族、纳西族、拉祜族、傈僳族等众多少数民族中，至今仍保留着新娘要跨过火盆、跳过火堆或钻过火门才能进男方家门的原始宗教习俗。这一习俗的由来，一方面源于他们对火的原始崇拜，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火赋予了驱除邪魔的象征意义。正是人们这种借助宗教仪式，以保佑新婚夫妻平安幸福的心里诉求，使得各民族的传统通过婚礼这一形式得以展示和传承。

二、葬礼习俗文化

（一）延续气脉

云南少数民族普遍认为，死亡只是人去了另一个地方，而不是真正的消失。他们认为在呼吸停止后，灵魂将开始一段新的旅程，虽然人死了，但他（她）仍将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人间，并与生者保持着某种联系。如哈尼族丧礼习俗就是这样: 当年长者临终时, 众孝子女必须守候在旁边, 并由孝子通常由长子履行“ 萨策把” 仪式。在哈尼语中, “ 萨” 为气流、气息, 引伸意为血脉、生命,“ 策” 为断开、裂开，“ 把” 为扶住、抬起或端住等。“ 萨策把” 合为扶着让长者咽气, 意译为延续气脉。延续气脉的具体程序是临咽气时, 一名孝子用手竹环抱临终者的脖颈, 稍微扶起让其断气。在元江县羊街乡忙叶村一带的哈尼族山寨, 长者咽气的当口, 孝子要对着死者的衣袖口吹一口气或者与死者嘴对嘴吹一口气。在红河县乐育乡一带的哈尼山寨,孝子用左手拉着左袖口, 等候在老人的旁边, 当他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左手拂过老人的嘴边, 表示把气接过来, 并立即送进里屋, 装入米箩或框子里, 把它珍藏起来。比如, 绿春县大兴镇大寨村的哈尼人称承接衣食的仪式为“ 格朗把”。 其过程是丧牛宰杀以后，无牛以猪代替, 众孝子女围牛而哭, 直至牛粪泄出。若牛粪不泄出, 须月手按压牛腹挤出，众孝子女逐一用右衣襟, 将牛粪连同土灰捧到正堂中的供桌上。

（二）祖先庇佑

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会精心选择墓址，因为在他们看来，祖先神灵愿不愿庇护生者，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看埋葬死者遗体的墓址选得好不好。例如，哈尼族就认为，墓址选择得当与否，将从根本上决定生者未来的命运。墓址选好了，死者的子子孙孙就会人丁繁衍、粮畜富足、家道兴旺、蒸蒸日上，甚至能够官运享通。另外，有的少数民族相信，故去的家族先烈具有神一般非凡强大的力量，能够庇佑族员强健、族群兴旺。因此，当族群中的长者离世，甚至已故多年后，族员们仍要为其举行盛大的“武打丧”祭祀仪式。这种仪式既是对祖先亡灵的告慰，更是对祖先亡灵的取悦，它体现了人们希望得到祖先更多的庇护、帮助和保佑的带有功利性的内心诉求。

（三）亲情与孝道

葬礼时三亲六戚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悼念逝去的亲人，因此，葬礼往往是少数民族家族成员的一次聚会。这时的氛围更有利于家族同根一体，抱成一团, 共寻生存意识的形成。而对未成年人来说，葬礼为他们直观展示了今后将立足生息于其间的社会网络。例如，在极其重视血缘关系的古代哈尼社会中，个人必须完全服从于家族和家庭，个人的情感、意志、思想和行为，都必须符合已有的规范，不容超越。在哈尼族地区，孝子在葬礼中必须履行如下仪式：延续气脉承接衣食与好运，填实口含，为亡父母小硷沐浴净身，并将其大硷入棺，参与选择墓址，确定墓址的鸡蛋必须由孝子跪地抛掷。起棺出殡时,孝子跪地, 让棺椁从头顶上方反复通过三次, 或者参与抬棺等等。这样的葬礼仪式，使得哈尼族的年轻人在耳闻目濡中，懂得并自觉地继承了本族的孝道，同时，又获得了强烈的血缘认同感和血缘归宿感。

（四）村落意识

自然村落是少数民族具有全方位功能的社会组织，是管理和协调社会事务的最大单位。自然村落都拥有一块专属于自己的界线分明的土地，和附着于这块土地上的水利和森林等一切资源；以及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全体村民构成一个在根本利益上荣辱与共的共同体的特征。因此，少数民族往往倾尽全村之力共同办理丧事，丧期自始至终欢声笑语不断, 村民们同餐共饮，正可借此调整因长期面向险恶人生所导致的压抑的心境。同样，比如在哈尼族看来, 死者不仅给生者留下衣食，死者的亡灵还要向生者显示种种征兆，以此为媒介向他生前所在的村落暗示村落的前景与命运。鉴此, 解读死者亡灵显现的征兆，以此把握村落的未来是哈尼族葬礼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葬礼中反复渲染强调的村落地域共识，在哈尼族地区所具有的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少数民族婚丧礼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展示，在他们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的变化，特别是现代生活节奏的明显加快，少数民族婚丧礼中的许多传统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述的功能有减弱的趋势。在相当多的地区，婚礼越来越简单。因此，如何研究和保护少数民族婚丧礼中那些优良的传统，使之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存在并有所发展，是云南少数民族对外交流中值得重视和探讨的项目。

参考文献

［1］郭大烈.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2］张文勋,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4］云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民族文化交流篇（8）

民族关系是我国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基础。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关系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相继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适应民族关系发展变化、推动民族工作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科学地探讨国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趋势，理性分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诸影响因素，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保持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时期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了长足的发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上趋于平等、经济层面上渐趋繁荣，文化层面上渐趋深入，社会层面上渐趋多元。

1、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层面上趋于平等。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和巩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致力于巩固和发展一种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多次强调民族间的团结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保证；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过程中坚持循序渐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帮助民族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发展经济文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高度重视民族交往相关问题，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处理原则。80年代初期，我国民族地区开始与经济发达地区建立支援、协作关系，正是这一处理原则的具体体现。1992年1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把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这一重要原则的指导下，我国民族地区不断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提高自主谈判地位，并进一步扩大了自主谈判的范围。时间进入新世纪，基于民族关系和民族交往的新趋势，以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提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本原则。“和谐”成为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我国各族人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交往。渐渐完善、明确的民族政策，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宪法和法律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保证其政治参与权，使其既能参与国家政治体系，又能参与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体系。而党中央坚持和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体现了国家对于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为坚持和完善此项制度，国家加大力度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调动民族自治区政府运用和使用自治权的积极性，提高其行政职能和管理水平；并全力建设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形成合力，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层面上趋于平等。

2.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经济层面趋于繁荣。

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加强。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之前，为建设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动较为普遍和频繁，而少数民族离开聚居地向内地流动较为鲜见。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内地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援加强，民族间的友谊加深，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到内地进行经济活动。少数民族地区与内陆沿海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经济交往不断增强，促进了资源的开发、商品的流通以及技术和人才的流动。

各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改革开放催生了民族地区“三开放”，即对内地开放、对国外开放、民族地区相互开放。其中，各民族地区间的经济活动也愈加活跃，跨地域、跨行业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得以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体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地域封锁，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资金运转、商品流通、技术交流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横向经济合作以及跨地域联合推动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各民族地区经济交流。

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文化层面上趋于深入。

民族文化“全球化”趋势增强，融合度提高。文化是民族的，民族又是以文化为鲜明标识的，是在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使人类文化交流的舞台扩大，并且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开放，国内主流文化、外来文化通过不同的途径向民族文化渗透和传播。各民族文化通过与国内外其他民族的交流、渗透和融合，吸收和借鉴优秀的文化成果，超越了民族文化固有的地理疆域，不仅不断改造和创新着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在价值取向和评判中获得了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

本民族文化认同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强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于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的民族文化。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并深化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加大民族文化事业经费投入，加强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促使各民族生态、旅游、医药、节庆等方面文化的弘扬和传播。在文化事业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民族文化宣传和更为广泛的民族文化交流，使各民族人民逐渐能够以理性的目光看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充分认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给予其他民族文化理解和尊重。并且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

4.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社会层面上趋于多元。

交往交流交融的主体多元。社会交往是指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关联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各民族社会交往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打破了以往主体单一的局面。从社会主体类型来看，有民族社会主体、民族集团主体、民族个人主体等。从主体性质来看，有民族经济组织、民族政治组织、民族文化组织等。从组织类型来看，有政府发起的交往、非政府组织发起的交往、个人发起的交往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不限于单一层次，而是发展形成多层次、网状交织的模式。

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渐趋丰富，范围不断扩大。主体的多元是基础，内容的丰富和范围的扩大是良性发展的结果。在主体开放化、多元化的带动下，各民族社会交往交流交融由经济领域拓展至政治、文化等领域，并增加了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等层面的交流与联系。在此基础上，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民族社会交往交流交融的屏障逐步被打破，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不断拓展，交往交流交融水平也大为提高，从而把各民族的社会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二、新时期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因素

美国学者高登于1964年提出衡量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即：文化、社会交往、通婚、意识、偏见、歧视和权利分配。马戎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影响民族关系的要素有6个：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个别事件以及政府政策。本文结合上文所述的新的发展趋势，借鉴已有理论研究，认为可以从7个方面分析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和变量。

1.传统文化差异。

文化学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物质文化在文化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它与生产劳动直接联系，是各民族最容易交流和趋同的部分。而行为、制度和观念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风俗习惯、社会组织、思维方式。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观念文化中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差异巨大，存在着认同障碍。因此，传统文化差异越明显，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困难越多，产生摩擦的可能性也越大。

2.交往程度。

民族交往程度指民族之间交往的频率和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一种交往的基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是始于物质交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扩展，频度提高。交往程度的提高打破了地域界限和民族间的孤立状态，也让交往者更清楚地了解了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更为关切自身归属族群利益。因此，交往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效果。

3.民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美国学者杜磊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既是一种共时性的划分，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划分。我国各个民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落差。这种落差极大地限制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开展。要想实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良性互动，不仅需要对欠发达民族地区进行人、财、物的援助，更需要制度、体制、政策保障下的市场引导、调节和拉动，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可持续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

4.政府的政策导向。

表面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导力量是执政者。执政者对对待民族问题的理念、政策、制度和解决方式左右着民族关系。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矛盾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放任民族因素与社会问题交织，民族间发展差距与区域间差距叠加，不仅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易导致民族矛盾。因此，在全面社会改革进程中，把握正确的政策导向，做好民族工作的顶层设计，掌握民族关系构建的主动权，与时俱进地建立立足长远的构建民族关系的认识体系、决策体系和行为体系至关重要。

5.历史上的民族状况。在我国境内，很多民族长期以来共同生活在相邻或相同地区，有长期接触、互动的历史。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关系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无论是友好、战争还是压迫，都会在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对于现实中的民族来说，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状况无疑是影响如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6.社会共识和社会氛围。社会共识和社会氛围对社会发展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社会成员对民族关系的共识和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氛围是民族关系构建的社会基础，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同步营造合理对待各民族群众的合理诉求、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社会共识，形成各民族和谐相处、和衷共济、互助发展的社会氛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7.民族主义浪潮影响。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民族间交往日益增多的同时，世界民族关系问题互动性也更加明显。一国动荡往往会影响周边国家、整个地区甚至全球形势。我国有34个跨境民族，其中一些民族与国外一些民族有相同的。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加强了与国外民族的交流，改善和密切了与邻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分裂主义势力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提供了契机，从而影响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要切实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民族交往为契机不断加深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以民族交流为桥梁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协作，以民族交融为目的努力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此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现实中关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态势，并具体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在具体民族问题中的变化情况，为适时制定和调整政府决策提供建议。

参考文献：

[1].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5-28（1）.

[2]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3]刘守华.文化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4]杨胜龙，白正梅，孙懿.民族交往与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民族文化交流篇（9）

1．2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路径每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具有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从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3］。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我国的民族文化结构发生着急剧的转变，对于民族文化现状的认识缺失和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一些古老的民族文化正在离我们远去。一些独特的方言、文字和习俗正在消亡，另外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青年学生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力军，因此，高职院校通过民族文化融合，促进青年学子吸纳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创新。

2高职院校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亟待解决的问题

2．1学生缺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虽然众多的高职院校意识到了校园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但现有的民族文化交流方式大多局限于课外的文艺性的校园活动，交流的方式单一且深度不够，并未深入到日常的课堂中，导致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精髓没有很好地理解，更加不能体会各民族文化融合对于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继承所带来的好处，同时，各民族的学生缺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因此，加强学生对于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是高校实现校园民族文化融合需要解决的问题。

2．2校园民族文化交流工作与职业教育脱节高职教育具有“高教性”和“职业性”的基本属性。高职院校在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中，既要遵循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遵循职业技术教育的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而现在许多高职院校在开展民族文化融合工作中，缺乏对职业态度、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培养，因此，我们必须把各民族人民的优秀品质如团结协作、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诚实守信的精神，贯穿于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中，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职业态度，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2．3各民族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缺乏有效的交流平台在校园里我们通常可以见到在学生内部存在因民族或地区形成民族小团体，其团结度和集体认知程度更高，这种民族小团体由于缺少与外界交流，或是过分集中在团体内部交流，有时容易在本民族和小团体内部与外界造成隔离，一旦受到外界影响容易引发矛盾，影响着民族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校园内缺乏有效的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使得各民族的学生由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不能够很好地交流。而这种文化交流的缺失有碍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校园的和谐稳定造成不稳定因素。

3高职院校民族文化有效融合的路径探索

3．1贯穿一条主线，弘扬中国精神在民族文化融合交流中，高职院校要始终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主线，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改革开放教育、国防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强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培育学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校园精神，营造和谐奋进的文化氛围［4］。学校可以邀请知名专家、道德模范、成功人士举办以中国梦等弘扬社会主义民族大繁荣为主题的讲座，让不同民族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感悟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品味不同民族文化的博大情怀。同时，还可举办以大学生人生理想主题征文和演讲等各类比赛，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3．2把握两个结合，彰显民族特色一是注重各民族的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相结合。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中，高职院校既要注重各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更要注重隐含其中的内在品质，从而提升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教育价值和影响力。如学院举办民族风采展、民族建筑特色展时，注重挖掘出这些艺术品里面所蕴含的民族风情、主题思想及文化底蕴等，对学生形成感性和思想的双重影响。此外，应该发挥民族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可以在、新疆、广西、湘西等民族地区建立社会实践基地，通过考察、调查、支教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为不同民族学生接受文化熏陶提供平台保障;二是注重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和不同民族个性文化相结合。在民族文化交流中，高职院校既要注重弘扬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彰显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又要注重展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等文化特色，彰显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统一。

3．3形成三种关系，创建和谐校园一是思想互导。在民族文化融合中，学校可以定期开展专题教育活动，采取学习、讨论、交流的方式，使学生对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积极引导各民族学生主动吸收其他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剔除其糟粕，确立符合民族特点和体现个性需求的价值取向，形成思想上共同进步的互导关系。二是学习互帮。在文化学习中，学校可以以社团活动为载体，开展社团活动月系列活动，积极引导各民族学生自主学习，主动交流，互相关心，形成学习上积极进取的互帮关系。三是生活互助。在日常生活中，以宿舍文化建设为着力点，开展宿舍文化建设活动月系列活动，积极引导生尊重其他民族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性，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形成生活上和谐相处的合作关系。

3．4建立四种机制，促进文化交流一是建立多元互动机制。高职院校应该注意不断健全民族文化交流互动机制，拓宽民族文化交流的空间和渠道，实现了民族文化交流的多样化。健全院系联动机制，落实了民族文化交流的任务和要求。健全全员参与机制，强化了全院教职员工民族文化交流的意识。二是建立制度保障机制。为了推动民族文化融合交流工作，应该制定民族文化交流项目管理办法，出台民族文化交流协会章程，完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方案。同时，还可以成立精品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全面加强项目管理。三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把考核评价作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制定了民族文化交流项目考核细则，坚持过程考核和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原则，把民族文化交流开展情况纳入系部学生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实现责、权、利统一。四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以激励为主的原则，对在文化交流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奖励，对影响民族学生团结的言行予以制度约束。开展“文明标兵”、“自强之星”、“社会实践典型”、“学习标兵”、“优秀学生干部”、“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组建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各系进行巡回演讲［5］。

民族文化交流篇（10）

一、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现状

（一）少数民族音乐发展过程中的优缺点

我国的少数民族分布在祖国的各个地方，各个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语言和习惯，因此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就形成了拥有各自不同特色的民族音乐形式，例如，传统的民歌、舞蹈以及不同的器乐演唱形式，都极具民族风格特色。例如内蒙古的蒙古族，他们的“呼麦”，还有苗族的山歌，这个民族音乐的形式极具特色，我们很容易判断出这些音乐大致属于哪个民族，这也就是少数民族音乐的优点。虽然很多人们能够分辨出不同民族的音乐，这也得益于该音乐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少数民族的音乐都是通过口口相传形式，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对于其他民族的人来说，很难去学习，所以少数民族音乐很难能够大量普及，使得传承下去也是一个问题，这是少数民族音乐的缺点所在。

（二）少数民族音乐面临的生存环境

随着世界文化正在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个少数民族音乐的交流发展提供了机会。可以吸取其他音乐文化的优点来发展充实自己的音乐文化，也可以从其他的音乐中来获得创作灵感。现在是一个物质生活丰富，可以实现人们精神追求的时代，现在各种流行音乐，例如绝食、摇滚、电子音乐都在盛行，使得少数民族音乐受到人们的冷落，所以要使得少数民族音乐得到可持续发展，就要激发人们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的兴趣。

二、文化交流视角下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意义

少数民族音乐种类多样，丰富了我国的音乐形式，也彰显了我国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随着外来音乐文化的冲击和多元化趋势的影响，使得少数民族音乐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所以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音乐，我们可以借助一些主流媒体和一些音乐平台宣传少数民族音乐，建立少数民族音乐的交流平台等，都有助于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对于文化交流，可能是一个帮助传统的少数民族音乐走出困境的一个契机，因为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化想要得到发展都不可能固步自封，而是要从其他地方吸取经验，来使自身得到完善和发展。在这个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对于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使得交流更加的流畅，也给少数民族音乐的创作提供了很多的灵感，极大的促进了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

三、文化交流视角下少数民族音乐发展轨迹探索

（一）坚持少数民族音乐在传播发展中的文化主体性

对于少数民族音乐，往往人们的第一感觉就是一种传统文化，代表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但是本质上少数民族音乐也是音乐的一种，我们要强调少数民族音乐作为音乐的一种主体性，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文化的一种附属产品在传播。少数民族音乐在传播的过程中忽视了它的主体性传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慢慢被人们所遗忘，慢慢被新的流行音乐的形式所替代。现在的很多现代民族音乐形式往往只是在音乐中添加一部分民族音乐的元素，而大部分都是被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所替代，所以虽然迎合了观众的需求，但是缺乏的民族音乐特有的特点，使得少数民族音乐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二）加强少数民族音乐与其他文化的交流

少数民族音乐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时期，可以发展它有很强的原生特点，它一般都是在自我体系里面进行发展和完善，缺乏了与其他音乐进行交流的机会，所以使得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很艰难。所以，应该让少数民族音乐与其他类型的音乐文化进行交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将优点融入自己的音乐体系，促进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例如，西方的很多音乐体系已经非常完善，我们可以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借鉴西方音乐的技巧和理论，促进自己的发展。

民族文化交流篇（11）

跨文化交际研究近三十年的发展突飞猛进，成绩卓越。许多学者多角度地提出了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涵盖了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文化交际与翻译、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非语言交际、词汇的文化内涵、跨文化交际与修辞、经贸领域的跨文化交际等。[1]不难看出这方面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外语教学界，研究的成果不仅数量颇丰，而且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和普及。然而当今的世界发展需要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人才，要培养这样的新型人才不言而喻首先从文化入手。如何使这样的新型人才具有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自然也就是跨文化研究的任务和宗旨。仔细分析跨文化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大都以中西方文化作为比较的对象，却很少涉及一个国家范围内民族、种族及区域文化的差异。众所周知，许多西方国家跨文化交际除了探讨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们的交际活动外,还涉及到了同一国度内部主体民族文化与其它亚文化族群之间的交际问题。 一、跨文化交流的先决条件 所谓“文化”，是指借助于语言文字的运用，以内隐或外显的方式传出的意义，它构成了处于一定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下共同生活的群体的“特殊成就”—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特殊经验、智慧，它体现在可观察到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上，其核心要素是价值观念（包括与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2]从宏观上理解，文化是各民族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积淀下来的成就与经验，各民族文化共同建构了人类文明。因此，民族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共同产物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普遍性和共同性为各民族国家跨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另外，从微观的角度上审视，由于各文化群体、社会群体在各自不同的境域和时代背景下千差万别，因此各民族、种族所积淀的文化成就也就深深地刻上了民族的烙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也就必然存在了。这种各文化群体的差异和民族性决定了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必要性。总的来说，民族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各文化群体的互补性，这正是跨文化交流的根源所在。 文化交流就其内在实质而言，一种文化不论历史多么悠久，多么灿烂，如果只限于在同一宗族内流传，其社会价值也不可能源远流长。跨文化交流能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其本质的原因在于，各民族主流文化之间彼此竞争、排斥，具有一定的排它性。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是相对独立、自我演变、充实和完善的。正如法国作家丹纳所说：“一个民族永远保留着他乡土的痕迹”。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各种民族文化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在彼此渗透、交融、互补中，觉察到了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克服的弊病，和相对于其它民族文化的优势和劣势。于是文化与文化之间开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文化在这种优胜劣汰中，一方面不断地捍卫和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又不断地吸纳其它民族文化的精髓。可以说，不同文化的相互竞争构成了跨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二、文化的民族性对跨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 保持各民族、种族的优秀文化和历史传统拓宽了多元文化的并存空间。民族文化涉及到一个民族的伦理、社会制度、民俗、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领域和物质生活领域。所以，一个民族文化的实质就是该文化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经验积累，是人们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智慧结晶。不同的民族、种族由于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制约，其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因此其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势。民族文化的进步与落后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相对的动态过程。可见，民族文化不可能永远闭关自守，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继承和创新为民族文化创造了生命力。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提升传统文化的意识，也就会逐渐失去了活力。但必须警惕的是西方少数国家试图利用霸权文化强调文化的同一性，这种征服和统治“异族”文化的做法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势必遭到其它民族文化抵制。 当今社会由于人类科技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各民族、种族在生产、贸易、信息等环境之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全球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共同体而存在的趋势越来越显著。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日渐削弱，各民族都以空前的开放度和包容度与其它民族展开交流、沟通与融合，不断从独立、封闭、排斥的状态转为相互吸纳文化精髓以谋求共同发展的境界。文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经济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深层反映和体现。交际民族文化的发展无疑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交际民族文化主要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种族之间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文化渗透以及文化互补，最终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境域及传统模式的束缚而走向世界，实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的过程。各种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各自的文化渊源。因此，大多数民族几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文化都是劳动人民从实践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是隐含在一个文化群体内部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民族精神、、审美情趣等要素的结合。所有这些都是由其多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传统习俗，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同时，民族文化的发展需要注入新的生命活力，需要与其它文化相互交融，而不是文化间的相互排斥。民族文化应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正是由于文化交流，才形成了今天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繁荣景象。 众所周知，美国社会具有包容性。美国文化的包容性在于，美国容纳了各国文化之精华。美国文化兼容了德意志文化。到美国生活的德国移民带去了德意志文化，美国的德裔人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把许多德国文化特征融入到的了美国的文化习俗中。犹如许多像汉堡包、啤酒等具有种族特色的食物一样，热狗也是德裔人在美国的即兴之作。美国文化也包容了亚洲文化，美国华人通过各种方式传承中华文明。美国文化还包容了拉美文化，印第安文化等等。而今由于美国文化的开放性，美国文化又被输出到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种族在保持各自的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的同时，又将本民族文化输出到世界各地，吸纳、融合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髓，进而呈现出当前绚丽多彩的文化面貌。因此民族文化发展需要一种宽松的交际环境，要求多元文化共同发展与繁荣。#p#分页标题#e# 三、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意义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跨文化交际变得越来越频繁，提高跨文化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彼此交流与兼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新构建使得接触甚少或是毫无接触的民族之间创建一种新的联系—“智力联系和精神联系”。民族文化的封闭态势将逐渐消退，多元文化的并存，世界文化的共享，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都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跨文化交际责无旁贷地需要肩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 （一）跨文化交际可以提升民族意识，抵制霸权文化的冲击现在，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加分析的接受外来文化，盲目地使文化看似多样化，最终将忽视本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阻碍民族文化传承的进程。身处如此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中，捍卫民族文化成为每个社会成员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程各不相同，必然会导致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甚至出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思想愚钝不开化，以排斥的态度面对异族文化，也会阻碍民族文化发展的进程。但捍卫民族文化绝不意味着要导向“民族主义化”的自我孤立。借助跨文化交际思想所提出的“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为”方案，使全球化与本土化和谐统一、谋求共同发展。 （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行为诸方面的能力,交际者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实际情况,去学习和顺应与之不同的文化习惯,并能创造性地处理交际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4]学习和借鉴异质文化的先进成分，坚决抵制异质文化的腐朽内容，把民族意识融入到全球意识当中，不断地创造出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只有“会同中外，融贯古今”，以宽广的胸襟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才能很好地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完善自己。 随着人类共同利益的日渐增加，共识领域的日益扩大，民族文化发展的综合性趋势越来越明显。跨文化交流有助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存在和繁荣，同时也吸收外来文化精髓，以文化交流促进科技、经贸、军事等其它领域的交流，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这正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