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防治信息大全11篇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篇（1）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082-02

近年来，我国空气污染形势严峻，大气环境问题日渐突出，雾霾天气肆虐。吉林省冬季大雾和霾尘天气频发，据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空气质量污染物指标中的NO、PM10年均浓度均有上升，PM10指标超过国家二级标准限值。为此，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吉林省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吉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继出台，对全省大气污染整治框架设定、整体规划，以及应急组织机构职责、预防预警、应急响应、监督检查、保障等方面做了全面的部署。

一、吉林省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机制建设的基本状况

吉林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机制健全表现在两方面。纵向上，省市两级大气重污染应急预警体系建设基本完成。2014年各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细则、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继出台。全省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体系和监测能力建设实现省市全覆盖。各市政府网站均己按照新标准监测和评价，向社会逐点实时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结果。横向上，吉林省应急预案建立起各部门协调应对机制，主要由应急指挥部、应急指挥办公室以及监测预警、专家、督导、保障四个应急工作小组构成。重污染天气应急协调联动主要体现为预防预警和应急响应。“预防预警”包括会商研判、预警分级、预警等程序措施。在预警阶段，由环保与气象部门会商，确定空气污染水平和预警级别。进入预警状态后，采取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向公众及时信息预警措施。“应急响应”包括响应启动、信息、响应终止，在应急响应阶段，根据应急预警等级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地区采取防护措施的基础上，督导辖区采取对公众生活能源消费、交通出行的建议性措施；督促医卫宣传、学校组织的健康防护措施；机动车、燃煤及工业、扬尘、无组织排放等污染控制的强制性措施。

二、吉林省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中的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纵向层面：基层应急体系尚构建不完备，应急协调和联动缺乏有效落实

目前县市一级整体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不健全、编制进展情况较为缓慢，配套措施和有效信息不足，导致垂直和横向单位之间的应急联动不畅。一是省级层面专门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法规缺位，“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实际编制修订进展工作缓慢，目前仍未出台。二是基层应急体系建设不健全。根据《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县级城市于2014年6月底前完成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编制并向社会公布实施工作。全省形成“省一市（州）一县”三级应急预警体系。但目前各地进展情况并不乐观。如长春市下辖4县（市）中只有德惠市编制、公布应急预案。吉林市除舒兰市结合地方实际编制空气污染预案外，磐石市、蛟河市只有一般性环境污染应急预案，永丰县和桦甸市没有环保应急预案。

（二）横向层面：协调机制中部门职能不清、管辖领域交叉

其一，省市的应急预案中，联动合作的职能分工不清。应急体系整体框架明确，但实际存在着重要概念信息含糊、衔接性不够的问题。监测预警、督导、保障和专家四个工作小组部门职能重复，有的成员部门同属督导和保障小组，有的成员部门既负责监测预警，又参与会商研讨。执行和监督权力的不独立，使得信息传达、执行落实由于部门追求转移责任、减轻任务而存在干预。其二，环保部门本身职能交叉。如城市烧烤行为，如果是室内烧烤却产生较大的环境污染就应归环保局监察大队管理，而如果是室外烧烤而影响到城市的市容市貌则属环卫局管理。此外，各级政府节能减排由发改委负责，环保政策则由政府相关部门执行，环保厅和监测站只负责数值分析。因此，应急预案指挥协调过程中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摩擦阻力过大，协调受阻、联动失灵，对于强调迅速、高效的突发危机应对十分不利。

（三）内在层面：协调所需的信息整合机制欠缺

目前吉林省市监测预警体系的全覆盖，保障了大气污染应急信息的获取。但信息分析与反馈存在着收集和的规范性、全面性和详细度问题。空气质量和污染监测数据，仅是有关大气质量的整体情况，缺乏对污染成分深入的结构与原因分析。应急预案缺乏对不同污染源分类应对，而且气象和环保部门对于空气污染构成、诱因和应对策略等缺乏科学深入的分析，因此，应急部门对于空气质量信息和预警信息并不敏感，对于污染结构导致的如交通、患病严重程度等状况认知不足。预案本身以及各执行部门缺乏针对性和侧重性。此外，应急系统内部信息共享不完整，地区监测预警信息碎片化，预警响应未能实现跨区联动，区域间政府在大气污染应急预警和响应中缺乏协调合作。

（四）外在层面：应急预案的落实和执行责任制度不完善，协调动力不足

其一，问责主体及其职能范围不明确。“督导组”范围不定，成员部门既要对社会单位行动进行督促落实，也要对本部门自身的任务执行情况作督导、检查。其二，缺乏信息反馈。市（州）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己建立，但无法显示出各成员单位在应急防治过程中实际努力程度和效果。责任追究由于缺乏实际可供参考的信息数据，难以对于各部门形成问责压力，应急协调缺乏动力，激励不足。其三，缺乏外部有效参与和监督。对于应急措施涉及到的交通出行、医院、电力和排放控制的实际状况了解，民众具有信息优势。目前应急预案并未体现出政府与社会良好的互动和协作，政府“一言堂”实际却独臂难支，对于自身政策及其执行的实际社会效果并无跟踪反馈和及时纠正。

三、加强吉林省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信息协调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并规范预警信息内容，制定有关信息收集、统一的标准

内容详细、标准统一的数据信息是应急管理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开展应急预警重要的工作内容和保障。不同部门生产的信息在汇集过程中，会由于差异过大而产生在巨量信息中的“孤岛”现象。我省现有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对于信息收集、并未给出统一标准，省环保部门在网站的各地实时的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在时间、具体监测数据上并不具体，空气质量月报不及时、标准不清晰。对此建议政府出台专门的预警信息规范，包括内部各部门间报送和对外信息统一的内容和标准、具体形式、时间限制等。确保应急响应的信息及时、动态和有效。

（二）注重信息资源整合，构建重污染大气应急预警信息平台

城市大气重污染成因复杂，预警不确定性大，应急防治需要多部门联动。因此，信息资源的整合、重污染天气应急信息平台的构筑，对于应急预警和响应十分必要。在规范、统一的预警信息基础上，建立信息分析整理系统，应急指挥部门预警监测工作组要对大气污染指标（如AQI）信息进行收集，此外还需整合其它环境状况，如季节气候、城市交通状况、冬季供热燃煤现状、城市建筑业发展等，从而形成初步的环境数据；再经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确定预警和响应等级、各部门的应急任务等。并将这两类信息在政府的预警信息平台上实现共享和交互，强化应急指挥部门间沟通、交流。

（三）完善应急决策信息的报送机制，强化决策执行的反馈工作

大气重污染应急管理不仅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预警监测信息、各部门开展应急响应的任务分配，还需要应急预警、响应的启动和执行情况进行实时汇报和反馈。可以借鉴其他省份有关重污染天气防治经验，根据重污染天气区域分布以及城市地理位置关系，将全省划分为若干区域；再按照污染控制分区和污染范围，将预警划分为三个层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城市预警、区域预警、全省预警。同时将污染和预警效果报告，细化分区、分级，控制分区。从而实现应急响应工作的逐层报送、分级反馈，保障政府大气重污染应对防治能够及时调整、有效落实。

（四）理顺应急组织工作体制，细化应急响应的联动机制

现有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组织体系依然有待完善、具体职责仍需明确。纵向上，市、县应根据地方实情组建应急指挥部门，各级应急指挥领导实行上下级负责制，各级应急指挥办公室实现任务对接，应急专家工作组更多开展相互间的交流、协商。横向上，应明确应急指挥系统指挥部、办公室、监测、专家和保障工作小组组成的部门单位，进一步明晰政府部门在应急指挥系统中角色定位和职能。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实现分级响应和部门响应相结合。其一要明确主体，应急启动、响应执行相应急保障、终止等，都要对应到具体的应急指挥部各工作小组和职能部门。其二，在应急响应的流程上，前后任务部门之间要有顺畅的工作对接，并行任务部门间要强化沟通减少摩擦。在健全现有体制基础上细化联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实现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

（五）明确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责任，健全应急后的总结评估

目前，不少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作为衡量政府各项工作的核心指标，因此对于大气污染应急防治会存在懈怠、形式主义的现象。对此，首先要清晰界定有关政府部门在重污染应急预警和响应中的职能和责任，要明确应急预案强制减排措施的责任落实单位，构建起响应任务、响应部门以及信息数据之间的完备集合。在此基础上，摒弃原有的政治运动式的大气污染治理理念，在明确的责任内容和责任层级上进行有限问责，减少污染应急中“走过场”、“作形式”的动机。对于失职属实的，当由应急指挥部的督导工作组追究相应责任。其次，注重突发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后的总结评估，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响应终止后开展整体性的应急响应工作执行、效果评估外，还应总结经验、形成应急案例库，推广先进做法。

（六）引入公众参与，实现政府与社会合作协同应对

在突发预警和响应方面，社会力量是政府重要的补充，能够很好协助其应对突发性事件。政府可以健全基层群众性组织，利用组织内部在信息传播上的便捷性、民众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积极自主地开展预警和应对活动。同时，倡导并扶持群众性志愿者队伍开展普及大气污染和防治知识，提高群众的自我防范能力，协助政府的应急响应措施的开展和落实。此外，作为具有塑造大众认知、放大事件作用的媒体应受到重视。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各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在各类媒体上公布有关突发事件投诉方式和报警电话。借助新闻媒体在传播灾情信息上的主动权，宣传有关政府预案响应措施、避险、自救等知识和技能，杜绝谣言与错误消息的传播。充分利用利用媒体协助政府应对的同时，还可以以此拓宽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及时听取民意、接收决策反馈信息。

参考文献：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篇（2）

一、《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不足

（一）立法目的存在偏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第一条规定：“为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的目的有两个――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二者之间必须有一个需要放弃的时候，排污者和各级政府部门必然会为了后者而舍弃前者，然后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美国《清洁空气法》中关于该法立法目的的规定（促进公众健康，福利和人口的生产力保护和发展国家空气资源的质量）突出了保护环境这一唯一目的，给美国治理大气污染订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使美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政府大气治理法律责任存在缺陷。通过研读《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2款，我们可以发现草案对政府环境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①草案规定考核结果的适用范围狭窄，无法落实政府环境责任；②没有将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与现行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制度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挂钩；③省级人民政府不负有限期达标责任，④对于没有完成达标任务的城市人民政府，仅以约谈作为惩治措施，无法产生草案预期的整治效果。

（三）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局限。综观《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涉及公共参与的仅有第七条第3，4、5款的规定。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既是公众的一项权利，也是公众应当积极履行的义务。而草案在这方面只是指出公民有检举，控告并获得奖励的权利，并没有详细规定公民如何检举，控告。而欧盟在《建立更加清洁空气的指令》中专门规定了空气质量和污染信息公开和报告制度，美国的《清洁空气法》直接规定了公民诉讼和司法审查诉讼，日本的大气污染受害者救济制度，这些国家的保护环境制度、法规体现出了极强的先进性。我觉得我国在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时应该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扩大公众参与。

（四）大气环境治理主体的一元化。在该部草案中还存在的问题就是在防治大气污染的过程中，只赋予了政府管理权，并没有使企业、公众成为防治污染的主体。

二、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建议

（一）更新立法目的。只有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过程中确定环境保护优先的立法目的，对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实施源头治理，全过程治理，才能扭转政府唯GDP至上的发展思路，为绿色GDP评价指标的确立提供法律保障。

（二）完善政府大气治理法律责任。首先对于不达标的地方政府可以借用美国的经验，采用“区域限资”、“区域限批”措施，结合现行节能减排考核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的规定，对部门负责人采用如任免升迁，引咎辞职等政治责任的形式予以惩治。其次应将限期达标规划的责任主体扩大至省一级人民政府，最后，应当把空气污染防治作为对政府官员业绩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政府大气治理法律责任。

（三）扩大公众参与。欧盟为促进公众参与，专门立法，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免费提供空气监测信息和执法报告供公众获取。我国完全可以效仿欧盟这种做法，构建可以具体实施的制度，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过程参与制度、决策参与制度和末端参与制度。

（四）创制多元化的大气治理机制。努力创制各种机制，引导企业、公众及环保组织在实施中发挥重大作用。如环境监察部门动员企业和公众参与执法过程，加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力度，建立公众，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制度，借助公众的外部监督，企业的内部监督和执法部门的强制执法实现大气治理的多元化机制。

结语：在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过程中出现的几个基本问题加以论述之后，我觉得修订草案应该再增设大气环境公益诉讼章节，并详加规定。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真正向大气污染宣战，让老百姓对蓝天有期待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篇（3）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环境审计是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发挥作用。大气污染防治审计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审计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各级审计机关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迅速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审计行动计划，积极组织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审计项目，把大气污染防治审计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环境审计任务抓实抓好，为实现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各地落实方案提出的防治目标发挥审计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大气污染防治审计的主要任务有：一是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分析评价政策效用，促进落实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度，规范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行为；二是检查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的投入、分配、使用和管理情况，分析评价资金使用效果，促进规范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检查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情况，分析评价项目的建设运行情况，促进加强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的运营效果；四是检查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情况，分析评价政府的履责绩效，促进落实大气污染的防治目标责任制，加快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各级审计机关要以促进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各地提出的落实方案为目标，按照“摸清基本情况、揭露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原因、促进政策落实、完善制度机制”的工作思路，以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为主线，以影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的重点部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重点资金为主要对象，组织开展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大气污染防治审计的显著特征是绩效审计，要完善审计内容，加强审计组织，创新审计方式，提高审计成效。

一、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

环境政策分为控制型手段和经济手段两种类型。控制型手段以环境成本内部化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相比控制型手段，经济手段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和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主要运用财政、价格、税收等政策。信贷、金融等政策近年来在不断完善，在大气污染防治中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经济手段主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引导激励。如已经在推行的脱硫电价政策，有效地解决了电厂脱硫的资金运行问题。二是惩罚抑制。如排污收费政策对企业排污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还可以通过收费筹集资金，为污染治理提供支持。

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由35项措施组成，涉及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企业技术改造、调整能源结构、严格节能环保准入、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健全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明确政府企业和社会责任等诸多方面。国家环境保护部和全国31个省（区、市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签订了目标责任书，细化、分解和梳理了近期需要完成的22项政策措施，其中包括6项能源结构调整政策，涉及气代煤和洁净煤的扩大使用等；10项环境经济政策，涉及价格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等；6个方面的管理政策，主要是考核办法、节能环保标准等。

为了加快大气污染防治工作，2014年2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在抓紧完善现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以下措施：一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实施跨区送电项目，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广使用洁净煤。促进车用成品油质量升级，2014年年底前全面供应国四车用柴油。推行供热计量改革，开展建筑节能，促进城镇污染减排。加快淘汰老旧低效锅炉，提升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水平。提前一年全面完成“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二是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对煤层气发电等给予税收政策支持。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2014年安排100亿元，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以奖代补”。制定重点行业能效、排污强度“领跑者”标准，对达标企业予以激励。完善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加大力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汽车。大力支持节能环保核心技术攻关和相关产业发展。三是落实各方责任。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责任考核。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完善水泥、锅炉、有色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范环境信息。①

各级审计机关要以促进政策作用有效发挥为目标，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各项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跟踪审计力度，促进政令畅通。要密切关注财政、能源、产业、价格、投资、税收、信贷、金融等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行为，深入分析政策实施效果和政策目标实现状况，及时揭示和反映政策措施不完善、不配套、不衔接、不适应以及政策目标未实现等问题，为政策措施的及时调整和完善提供参考和依据，促进提高政 策效用，促进各项政策措施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合理和有效。要以《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等为依据，密切关注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规划计划、政策标准的约束和引导作用，揭露和查处防治规划政策措施不落实、违规排放污染物、防治设施运营不正常、严重污染环境等问题，促进落实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政策、制度。

二、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使用管理及绩效情况的审计监督

根据科学论证及评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共需投入资金1.75万亿元。按照“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污染治理资金以企业自筹为主。政府投入资金优先支持列入规划的污染治理项目。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支持力度，重点用于工业污染治理、交通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以及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能力建设。采取“以奖代补”、“以奖促防”、“以奖促治”等方式，加快地方各级政府与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的进程。地方政府根据规划计划确定的大气污染控制任务，将治污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加大资金投入力度。②各级财政加大涉及民生的“煤改气”项目、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轻型载货车替代低速货车、环保能力建设等政策支持力度，将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建设、运行和监管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对重点行业清洁生产示范工程给予引导性资金支持。省级财政统筹整合主要污染物减排等专项，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加大省级基本建设投资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投入。此外，国家实行按照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征收排污费的制度，征收的排污费一律上缴财政，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用于大气污染防治，不得挪作他用，并由审计机关依法实施审计监督。

随着各级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投入的加大，加强资金监管已成为当务之急。各级审计机关要以促进资金合规有效使用为目标，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投入、分配、使用和管理情况的审计监督，监督资金合规使用，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揭露资金虚报冒领、违规申请、挤占挪用、滞留沉淀和监管弱化、损失浪费等问题，促进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防止资金“跑、冒、滴、漏”。要分析评价资金的使用效果，促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确保资金投入的有效性。要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大气污染防治领域。要加强对排污费征收、使用和管理情况的审计监督，揭露偷漏拖欠、挤占挪用、违规使用等问题，促进管好、用好排污费。对排污费被挪用的，审计机关要责令退回挪用款项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予以追回，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要通过审计，筑牢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使用的“高压线”，对侵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确保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得到合规有效的使用。

三、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建设运营情况的审计监督

2014年地方“两会”纷纷把环保治理列为关注焦点，不少省份和地区拟投入巨资加快大气污染防治基础设施建设。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分为二氧化硫治理、氮氧化物治理、工业烟粉尘治理、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油气回收、黄标车淘汰、扬尘综合整治、能力建设八类。其中能力建设重点包括区域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建设、企业污染排放监控能力建设、机动车排污监控能力建设、污染排放与环境质量调查等项目。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投资总需求约3500亿元，其中二氧化硫治理项目投资需求约730亿元，氮氧化物治理项目投资需求约530亿元，工业烟粉尘治理项目投资需求约470亿元，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投资需求约400亿元，油气回收项目投资需求约215亿元，黄标车淘汰项目投资需求约940亿元，扬尘综合整治项目投资需求约100亿元，能力建设项目投资需求约115亿元。①

各级审计机关要以促进项目顺利建设和有效运营为目标，对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开展全过程跟踪审计。揭露项目管理不善，违规使用建设资金，项目达不到预期的节能减排效果，造成资金损失浪费等问题，促进加强项目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和高效使用，保障项目建设顺利实施和建成运行，提高项目运营效果。要重点关注建设项目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对新建、改建、扩建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要检查其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情况。建设项目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不得开工建设。要监督建设单位保证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监督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四、加强对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实现情况的审计监督

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②为实现这一具体目标，必须加快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工程建设，加快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推广新能源汽车，加快提升燃油品质；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到65%以下；鼓励民间和社会资本进入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国务院与各省级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进行年度考核，严格责任追究。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总责，要认真执行行动计划提出的各项任务，特别是在重点污染源治理、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调整能源结构、严格节能环保准入、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等方面，不搞地方保护，不搞临时突击，不搞数字游戏。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坚决卡住违规项目，坚决惩治违法排污，切实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人民群众看到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心和诚意，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环境质量改善成果。

各级审计机关要以促进实现本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为目标，通过资源环境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专项审计调查等途径，对本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实现情况进行审计监督。重点检查本级政府及其部门、重点行业、重点项目 单位贯彻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措施、完成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管理使用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重点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运行、重点企业节能减排等情况，注意揭露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措施执行不到位，乱上不符合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项目，淘汰落后产能进展滞后，大气污染防治目标未实现，以及资金分配不合理、管理不严格、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通过对有关地方和单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及实施效果的审计监督和评价，促进强化重点污染源治理，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加快火电、钢铁、水泥等落后产能及小锅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类行业落后工艺的淘汰步伐，加快实现二氧化硫（是造成雾霾的因素之一）和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减排，以及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浓度下降的目标。

五、创新审计方式，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大气污染防治审计合力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篇（4）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环境优化经济发展，同步推进污染治理和生态区建设，进一步优化全区经济和能源结构，不断深化废气整治工作，建立完善清洁空气行动的有效机制，实现大气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并逐步改善的目标，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核心城区提供一流的环境支撑。

二、工作目标

（一）2012年，深化禁燃区创建成果，开展城区燃油锅炉专项整治，淘汰6家单位9台15蒸吨燃油锅炉。完成区域建筑工地、垃圾收集站、废品收集点的调查摸底，初步建立建筑工地扬尘防治管理制度，选择数家建筑工地开展建筑扬尘污染防治示范；建立垃圾焚烧异味防治管理制度，全面监管垃圾非法焚烧现象；建立区清洁空气信息监管系统。

（二）2013年，全面推进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和道路扬尘污染规范化整治，基本杜绝垃圾焚烧现象，继续开展城区燃油锅炉淘汰，群众大气污染投诉明显下降。

（三）2014年，全面完成城区燃油锅炉淘汰，建立城区东片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健全扬尘污染防治规范性办法，巩固和提高整治成果，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0%以上。

三、主要工作

（一）加强金属熔炼等行业工业废气治理。以熔炼行业熔炼废气整治、机械制造和汽车修理等行业有机废气整治为重点，制定相关治理技术规范和整治标准，引导企业采用清洁工艺，使用清洁原料组织生产，禁止工业废气无组织超标排放。

（二）加强城区燃油锅炉废气排放管理。加快城区集中供热和天然气供应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淘汰现有燃油锅炉，对按期实施燃油锅炉清洁能源改造的单位实行财政补助，对燃油锅炉非法使用燃料油行为进行查处，争取到2014年基本完成燃油锅炉淘汰工作。

（三）加强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排放油烟的所有餐饮企业和单位食堂都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按要求定期对油烟净化装置进行清洗，确保油烟达标排放。

（四）加强建筑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现扬尘污染防治的常态管理制度，全面落实《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中规定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围绕建筑工程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要求，各职能部门实施“三阶段”管理制度。

（五）加强垃圾焚烧异味污染防治。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垃圾收集网络，防治因收集能力不足产生垃圾焚烧现象。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垃圾收集和废旧物资回收管理，加大对擅自焚烧垃圾行为的查处力度，杜绝擅自焚烧行为。

（六）建立清洁空气监管信息平台。加强建筑工地施工全过程监管，对各施工阶段扬尘防治措施落实情况拍照存档，开展整体扬尘防治情况综合评价。对垃圾收集点和废旧物资回收站实施动态管理，由城管部门定期巡查执法，并输入监管信息平台，巡查结果列入街道和部门生态区考核重要内容。环保部门加强对扬尘污染的环境监测监控，定期公布扬尘污染状况的环境信息。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篇（5）

现今，大气污染问题愈演愈烈，其形成因素人人皆知，至于其防治对策众说纷纭。尤其是法律治理方面，不少学者建言献策。而本文也不外乎对大气污染防治提出一些法律对策。首先，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可知，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对策，最早现于195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而后我国有关部委相继制定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1987年出台《大气污染防治法》。随后该法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进行了修订。同时2008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明确了公民拥有对大气环境信息的知情权等。

其次，一系列配套的专门性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如《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青岛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长沙市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实施方案》[ http：//news.xinmin.cn/shehui/2012/12/17/1768186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6月6日.]等。

通过目前出台的这些法律法规可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的需求，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难免出现漏洞，其有些条款已不能应对当前形势。因此需要对其的完善进行探析。

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对策之缺陷

（一）法律修订缓慢，有些条款明显滞后

首先，《大气污染防治法》立法宗旨同现今人类对大气环境的要求已有差别。 目前我们不仅仅是单纯的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而是要锁定排放物，减少排放物。同时，法律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单一，新污染物不能及时补充，导致一些标准已经滞后于社会的需求。 其次，《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对“限期治”的规定。国务院至今未做细化规定，导致执法中“无法可依”。

（二）有些法律条款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现行法律条款只是笼统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大气污染的防治，对于如何具体防治，比如对大气质量的监测及相关费用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其次，《大气污染防治法》仅规定国家和省、直辖市有权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这项规定明显压缩了地方的立法权限，打击地方工作的积极性。

再次，《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其它有关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的规定，基于兜底性条款，其职责范围难以确定，责任承担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三）处罚力度轻，违法成本低。

《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定罚款上限低，行政处罚力度小，不足以制裁、震慑和遏制环境违法行为，致使多数企业宁愿选择缴纳罚款违法排污，也不愿停止自己的生产。

（四）法律对策于地方“落实难”。

第一，执法和监督难。环保部门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利，如查封、扣押、没收、关闭等强制性权利，同时“地方保护主义”变成了环保部门有效监督的防火墙。第二，处理难。现有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存在缺陷，一些案件的处理无法可依。第三，上下配合、部门联动难。大气污染防治涉及环保、建委、环卫、交管、市政和城管等多个部门，现行管理制度中存在着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责任不明及不同机构之间的执法机制不衔接等现象的存在。 第四，地方政府贯彻力度不大，特别是对《防治条例》的制定，基本上是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复制，没有因地制宜。

二、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完善

通过前文对大气污染防治法律缺陷的探析，本文在次建言献策。

（一）与时俱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

1、调整政府责任范围，增加不同辖区的环保部门合作的规定。

首先，《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条可增加：“各地方人民政府应相互配合共同防治大气污染”；其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可增加：“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对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本地区的标准”；

最后，《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可增加：“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的边境城市列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

2、“责令限期治理”条文可进行修改

本文建议《大气污染防治法》将“责令限期治理”部分修改为“排放超标行为，即为违法行为，必须责令立即停产，并进行罚款或整改”；第五十六条可增加一项：“未建设配套脱硫、除尘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控制二氧化硫排放、除尘的措施，新建、扩建排放二氧化硫的火电厂和其他大中型企业，超过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

3、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环境违法的成本。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五十七条规定的五万元和二万元以下罚款标准明显过低，难以达到防治目的。建议将罚款标准范围化而不是具体化。

4、增设征收“大气污染物排放税”。重度污染企业或者个人征收高额税，而对于轻度或者无排放污染物的企业或个人则征收较低或者免征环境税。

此外，随着环境污染惩罚力度的加大、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更新、以及对于环境污染，事件责任承担的明确，可以通过法律规定，开征大气污染强制责任险。

（二）因地制宜，推动地方积极制定相关的法律对策

《大气污染防治法》已为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了蓝本，那么地方就应因地制宜制定有效的法律对策。本文就此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各地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可增写“环境权”，提高民众的环保法律意识。建议《条例》第一条曾写：“维护大气环境权益”，强调公众享有环境权，负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依法获取大气环境信息、参与大气环境行政决策、监督大气污染排放行为等权利。

2、各地结合实际，对自己的条例增设防治pm2.5污染专章，对pm2.5污染防治问题进行直接和专门规定。但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同时制定有效的执行和保障措施。

3、借鉴其他地方，加大处罚力度，可以考虑环境违法按日处罚。此做法鉴于重庆市借鉴美国对环境违法行为实施按日计罚，取得良好效果。

4、地方政府制定规章制度，主动出面协调不同机构之间的执法机制，形成上下配合、部门联动。

总之，政府应大力投入人力和物力，及时科学的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相配套法律对策。 最终做到大气污染防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注释：

解振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j].生态环境与保护，2004（7）.

周珂.环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1-147.

王新程.环境执法难的问题及对策[j].环境保护，2006（ 23）.

周胜.日本的大气污染防治[n].环境导报， 2000（6）.

孔佩琦.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2.4.

法制日报[n].2013年2月1日，第003版.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篇（6）

佛山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把空气质量改善作为重要的民生工作来抓。面对秋冬季节不利的空气质量形势，佛山市市委书记鲁毅、市长朱伟多次做出批示部署，要求集合全市之力，必须确保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为此，佛山市环境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佛山市环委会”）提前谋划，于10月份先后印发了佛山市大气污染防治督查工作方案、重点区域大气污染精准防治实施方案，落实分级管控和分类监管，实行精准防控。

10月28日，佛山市政府组织各区政府、有关市直部门以及重点镇街召开全市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会上，佛山市副市长赵海要求各区、各部门务必强化措施，定点定位，定责定人，铁腕执法，对重点区域内的大气污染源进行全面梳理、排查，把污染源标注在图上，实行挂图作战。对重点企业、工地扬尘、机动车防控、露天焚烧巡查监管等要落实具体清单、落实到具体责任人，确保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出成效，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自此，佛山秋冬大气污染攻坚战拉开帷幕！

进入11月后，受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佛山空气质量呈现污染程度加重趋势，鲁毅要求各区、各部门按照既定方案狠抓落实。赵海靠前指挥，要求精准防治工作必须出狠拳、下猛药，对没有按要求落实扬尘防治措施的工地一要停工、二要处罚；对屡教不改的工地要约谈企业负责人，一个都不能放过。

佛山市环委会牵头落实，严格督查督办，并建立“全市大气污染精准防治督办”微信群，用于信息、督查督办和迅速整改，群成员包括市领导、市直各部门、各区、镇（街）的主要负责人和有关工作人员，预警、巡查、督办、宣传等各小组专人及时收集群中信息，各取所需，及时快捷。赵海坐镇微信群督查督办，第一时间发出行动指令和第一时间作出批示，各区、镇政府及市直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市、区、镇各级政府各部门按照既定方案，对全市范围内特别是重点区域实施拉网式的清查，环保、住建、公安、交通等多部门人员“5+2”没有周末、“白+黑”不分昼夜全面出动，精准打击环境污染黑点。

“气质”几降，及时防范，

合力抗霾

11月1～4日，佛山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仍为100%。但是，受冷高压脊和今年第23号台风“米雷”的共同影响，11月5日佛山市地面风速较小，加上空气层比较稳定，大气水平扩散和垂直扩散条件都不佳，正是由于这突如其来、极其不利的扩散条件及空气质量预警预报手段的不足，佛山市出现一次空气质量重污染。

佛山市环境保护局经过与市气象台会商，认为尽管空气质量尚未达到启动应急预案防范预警的要求，但为了保障群众健康，决定迅速应对，按照前期已制定的工作方案加大防范力度，对重点区域实施精准防控。

11月5日、6日，虽是周末假期，但在赵海的坐镇指挥下，佛山市环境保护局、住建管理局主要领导及各区政府分管领导按照职责分工在治污前线调动各方力量共同防控，市、区、镇环保、住建、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分组分批分区域不间断开展巡查督办，实施网格化排查，重点巡查工业企业、工地、露天焚烧、道路洒水以及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的黑烟情况，并建立巡查、督办、整改等信息反馈机制，督促各方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对未能有效落实治污措施的单位要求停产整治。

经过努力，截至11月6日17时，佛山市空气污染已经降为轻度污染。本次污染过程受气象条件的影响较大，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包括佛山市在内的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污染特征，是本次的地区污染中心。

11月12日，不利气象条件再次来袭。随后的11月13日至18日，佛山市环委办根据当日最新气象情况，每日滚动更新各区大气污染精准管控预警级别，在微信群中随着“气质”变化做出及时部署，市、区、镇三级多部门联动，全面推进大气污染精准防控，重点巡查工业企业、工地、露天焚烧、道路洒水以及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的黑烟情况，并建立巡查、督办、整改等信息反馈机制，发现问题立查立改。

截至11月23日，佛山市、区、镇各级各部门共派出21643人次，检查工业污染源及餐饮油烟污染源7522个次、扬尘污染源4344个次、露天焚烧污染源340个，机动路检点330个、抽查监测汽车尾气7594车次。其中问题污染源1361个，责令停工停产385个，完成整改1083个。通过多方不懈努力，佛山空气质量11月21日转为良，佛山市环委办公室解除大气污染精准管控预警。至11月23日，全市空气质量转为优，佛山市秋冬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

毫不松懈，持续高压，

保障 “气质”

虽然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佛山空气质量已得到明显改善，但气象条件的反复说明工作仍然不能放松，佛山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按照空气质量指数变化情况，切实落实日常督查、巡视督查、应急督查三级督查机制，以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保障佛山的“气质”。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篇（7）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合理规划城镇布局和工业发展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投入，建立大气污染防治责任考核机制，加强环境执法队伍建设，提高环境监督管理能力，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上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安排，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组织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经济和信息化、公安、财政、国土资源、农业、林业、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商务、质量技术监督、气象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大气污染防治相关工作，发现大气污染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劝阻，并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第五条 企业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保障必要的环境保护投入，采用有效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防止、减少生产经营对大气造成的污染，并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其他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工作、生活等活动对大气造成的污染，共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环境保护、经济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加强大气环境保护宣传，普及大气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公众的大气环境保护意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逐步推进环境保护教育，将大气环境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培养青少年的大气环境保护意识。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聘请社会监督员，协助监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网络平台，接受并及时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污染大气的行为和不依法履行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的举报。

第二章 防治措施

第八条 本省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制度。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煤炭消费总量中长期控制目标，确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和实施步骤。

第九条 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含热电联产)应当采用烟气超低排放等技术;现有燃煤发电机组(含热电联产)应当限期实行超低排放改造。电力调度单位应当优先安排使用清洁能源的发电机组和超低排放燃煤发电机组发电上网。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经济和信息化、质量技术监督等主管部门，限期淘汰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燃煤锅炉，加快改造燃煤锅炉和燃煤工业窑炉，推广使用清洁燃料。

第十一条 鼓励城市建成区、工业园区等实行集中供热。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分散燃煤锅炉，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前已建成使用的分散燃煤锅炉应当限期停止使用。

第十二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并公布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报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高污染燃料禁燃区面积应当逐步扩大。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城市建成区可以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第十三条 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行业中的大气重污染工业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城市规划区禁止新建烧制建筑用砖厂;已经建成的，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关停，并予以处理。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质量技术监督等主管部门，制定化工、印染、包装印刷、涂装等重点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和行业特点，制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操作规程，指导排污单位组织实施。

鼓励生产、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料和产品。

第十五条 在化工、印染、包装印刷、涂装、家具制造等行业逐步推进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原料和产品的使用。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企业应当建立台账，记录生产原料、辅料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第十六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机动车排放污染程度，划定禁止或者限制高排放机动车行驶的区域和时段，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应当根据城市规划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鼓励发展低排量、新能源汽车。确需控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并改善城市交通管理，优化道路和公共交通线路设置，保障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连续、畅通，方便公众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的方式出行，减少机动车排放污染。

第十八条 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和本省有关标准的机动车船用燃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商务、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监督管理，定期对机动车船用燃料质量进行监督抽查，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

第十九条 在用机动船舶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排放标准;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进行设备更新、维修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等措施;经采取相应措施后，仍不符合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停止运营。

禁止机动船舶使用渣油、重油。

禁止在内河水域焚烧船舶垃圾。

第二十条 新建码头应当规划、建设岸基供电设施;已建成的码头应当逐步实施岸基供电设施改造。船舶靠港后应当优先使用岸电。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应当将岸基供电设施建设纳入清洁能源利用发展规划;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推进岸基供电设施的建设和改造;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推进船舶油气动力系统和使用岸电系统的改造。

第二十一条 鼓励、支持节能环保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推广使用，逐步淘汰高油耗、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林业、水利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保证油烟达标排放。鼓励大型餐饮服务企业和食堂安装油烟在线监测设施。

已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居民住宅楼、商住综合楼，居民家庭和有关单位应当通过专用烟道排放油烟，不得封堵、改变专用烟道，不得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居民住宅楼，鼓励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减少油烟排放。

新建居民住宅楼、商住综合楼应当配合建设专用烟道。

第二十三条 城市规划区内地面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扬尘污染防治：

(一)市政道路以及河道沿线、公共用地的地面，由相关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绿化、透水铺装或者覆盖;

(二)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由土地使用权人、建设单位对地面采取设置防尘网或者防尘布等措施进行覆盖,不能开工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透水铺装;

(三)其他地面由土地使用权人、管理单位进行绿化、透水铺装或者覆盖。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扬尘污染防治的需要，划定禁止从事矿石开采和加工等容易产生扬尘污染活动的区域。

矿山开采应当实施分区作业，做到边开采、边治理，及时修复生态环境。废石、废渣、泥土等应当集中堆放，并采取围挡、设置防风抑尘网、防尘网或者防尘布等措施;施工便道应当进行硬化并做到无明显积尘。

采矿权人在采矿过程中以及停止开采或者关闭矿山前，应当整修被损坏的道路和露天采矿场的边坡、断面，恢复植被，并按照规定处置矿山开采废弃物，整治和恢复矿山地质环境，防止扬尘污染。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对秸秆、落叶等进行综合利用。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等区域露天焚烧秸秆、落叶、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具体范围由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监管机制，利用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进行监督抽测。

第二十六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气象条件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对燃放烟花爆竹的管理作出规定。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划定本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实施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在大气污染重点区域城市建成区内禁止新建、扩建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重污染企业以及新增产能项目。

省人民政府应当在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和其他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提前执行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排放限值。

第二十八条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气象条件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确定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在特护期内，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二)限制燃油机动车行驶;

(三)责令停止露天烧烤、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

(四)责令高排放大气污染物工业企业停产、限产;

(五)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在编制或者修改城市规划时，应当按照有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原则，合理规划城市建设空间布局，规划城市风道，扩大绿地、水面、湿地面积。

第三十条 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编制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采取措施，按照规定的期限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确定分阶段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明确相应责任主体、工作重点和保障措施。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下达的重点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分解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大气环境质量状况等因素，将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进行分解落实。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要求，制定年度总量控制计划，控制本行政区域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

第三十二条 对未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主管部门约谈该地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约谈可以邀请媒体以及相关公众代表列席。约谈针对的主要问题、整改措施和要求等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督促被约谈地区的人民政府采取措施落实约谈要求，并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推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经济和信息化、环境保护、质量技术监督等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淘汰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工艺、设备、产品目录和淘汰期限，编制本省淘汰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工艺、设备、产品目录和淘汰期限，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监督检查结果作为环境信用管理、排污许可管理、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等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设区的市、自治州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每月公布其上一个月的空气质量和排名情况。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对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实行奖惩，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考核结果和奖惩情况在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省主要媒体公布。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包庇大气污染违法行为的;

(二)未依法作出责令停产、限产决定的;

(三)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未及时查处大气污染违法行为的;

(四)未依法公开大气环境信息或者公布虚假大气环境信息的;

(五)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机动船舶使用渣油、重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事管理机构、渔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篇（8）

摘要：基于武汉市103家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化猪场的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养殖场污染防治意愿予以分析。结果表明，畜禽养殖规模、土地经营规模、污染防治经济上是否划算和来自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对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强化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完善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经济激励政策等建议。

关键词 ：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意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6－1502-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6.057

Factors Affecting Willingness of Farms for Preven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f Large－scale Livestock

MENG Xiang－hai1，KUANG Hui2，MENG Tao1，SONG Wen－deng2

（1．College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of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Jiangsu， China；

2．Animal Husbandry Bureau of Jiangxia District，Wuhan 430200， China）

Abst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s of 103 large－scale pig farms with slaughter more than 500 heads， factors affecting wishes of Farms to prevent pollution were analyzed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rming scale， land scale， economic costs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the regulatory pressure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ha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bability of large－scale farms for preven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t is advised to strengthen the environmental of management large－scale livestock breeding industry， improve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of utilizing manure．

Key words： large－scale livestock farming； pollution prevention； intentions； influence factors

收稿日期：2015－02－12

基金项目：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4BBB015）

作者简介：孟祥海（1983－），男，山东日照人，讲师，博士，从事资源环境经济、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的研究，（电话）18952367527

（电子信箱）mxhlch@126．com；通信作者，宋文登（1957－），男，湖北武汉人，兽医师，主要从事畜牧管理及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

（电子信箱）2438058003@qq．co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迅速，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2010年我国肉类总产量7 779．25万t、牛奶总产量3 575．62万t、禽蛋总产量2 762．74万t，分别是1980年的6．58倍、31．34倍、10．77倍；人均肉类产量59．11 kg、牛奶26．67 kg、禽蛋20．6 kg，分别是1980年人均产量的4．84倍、23．07倍、7．93倍，畜牧业总产值20 825．7亿元，占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30％［1］。2010年我国生猪、蛋鸡和奶牛规模养殖比例分别为64．5％、78．8％和46．5％［2］，畜禽养殖业正由传统的农户散养向规模化养殖转变，即由过去的分散经营、饲养头数少、主要分布在农区转变为现在的集约经营、饲养头数多、主要分布在城市郊区［3］，并涌现出温氏、中粮肉食、双汇、新希望、罗牛山、雨润、雏鹰农牧、河南牧源、六和等大型畜禽养殖集团。与传统的农户散养不同，规模化养殖粪便产生量大，而且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大中型养殖场80％分布在人口集中、水系发达的大城市周边和东部沿海地区，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4，5］。同时，畜禽养殖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新的环境问题，200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畜牧业长长的阴影——环境问题与解决方案》指出，若将畜牧业饲料生产用地及养殖场土地占用引起的土地用途变化考虑在内，全球畜牧业分别占人类活动所排放CO2、N2O、CH4和NH3总量的9％、65％、37％和64％，按CO2当量计算，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占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8％，畜牧业已成为造成气候变化的重要威胁［6］。根据中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公布的数据，2004年我国畜牧业动物肠道发酵和动物粪便管理系统的CH4排放分别占农业领域排放的59．21％和5．04％，两者分别占全国CH4排放的29．70％和2．53％，畜牧业已成为我国农业领域最大的CH4排放源［7］。2014年1月1日起实施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643号）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务院出台的畜禽污染防治法规，凸显了现阶段我国政府对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的重视，养殖场是否积极参与污染防治已成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关键。湖北省畜禽养殖规模化水平较高，以生猪养殖为例，2012年全省规模养猪比重达7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年出栏万头以上规模猪场达到571个，总量居全国第1位［8］。武汉市畜禽养殖规模化程度走在全省的前列，截至2009年底，全市生猪、蛋鸡、肉鸡、肉鸭、蛋鸭和奶牛规模化养殖的比例已分别达到80．4％、75．1％、95．3％、91．2％、85．6％和90．2％［9］，但规模化养殖场的畜禽粪便却未能得到有效处理和利用，使得大量的氮、磷元素流失，造成水体污染，已成为武汉市新的污染源［10］。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被广泛运用于认知分析、行为选择、技术采纳等影响因素领域［11－16］。基于该模型，舒朗山［17］基于对湖北省武穴市134户养猪农户的调查，运用多元Logisi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养猪农户粪污处理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张晖等［18］基于长三角地区207户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i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意愿的影响因素；于潇等［19］基于福建省南平地区286家农户的问卷调查，二元Logisi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刘雪芬等［20］从生态认知行为角度，基于对山东、湖北、安徽等6省271户畜禽养殖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itic回归模型对养殖农户的生态行为决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itic回归模型，基于对武汉市103家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猪场的问卷调查，并把畜禽养殖温室气体排放纳入到研究框架，量化分析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分析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意愿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根据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实地调查情况，本研究确立了以养殖场决策者个人特征信息、养殖场经营特征信息、畜禽养殖污染认知因素和外部因素为养殖场污染防治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包括12个变量，分别是养殖场决策者年龄（X1）、决策者文化程度（X2）、决策者养殖年限（X3）、年出栏生猪规模（X4）、近3年经济效益情况（X5）、土地经营规模（X6）、融资渠道是否畅通（X7）、对畜禽养殖污染的认知程度（X8）、是否认为畜禽养殖会加剧气候变暖（X9）、是否认为污染防治经济上是划算的（X10）、是否有来自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X11）、是否因环保问题影响到与周边农民/村委会/政府的关系（X12），具体见表1。

1．2 变量说明及研究假设

1．2．1 养殖场决策者的个人特征信息 养殖场所有人或全权经营者是养殖场的决策者，主观上影响养殖场是否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行为。决策者的年龄越大，对新事物、新观念和新知识的接受越慢，越不容易认识到畜禽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对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为负。决策者的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认识到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可能越大，对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养殖年限代表决策者的养殖经验，养殖年限越长可能传统的养殖观念越重，不容易接受养殖业环境污染的认知；也可能对整个养殖行业发展趋势认识更为深刻，更容易认识到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更愿意开展污染防治行为，对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未知。

1．2．2 养殖场决策者的认知因素 养殖场决策者认为畜禽养殖污染的程度越厉害，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对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决策者若能认识到畜禽养殖会加剧气候变暖，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对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决策者认为污染防治行为在经济上是划算的，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意愿越强烈，对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

1．2．3 养殖场经营的特征信息 养殖场经营特征信息是影响养殖场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行为的客观因素。养殖规模越大，畜禽粪便排放量越大越集中，越容易产生环境污染问题，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意愿可能越大，对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养殖场的经营效益越好越有实力开展污染防治，对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意愿越大，因为通过对畜禽粪便进行资源化利用，实施种养结合，既可以节约种植业化肥投入，又可以提高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品质，能够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对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融资渠道越畅通，养殖场更能承受因市场、疫病等因素引起的经营风险，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可能性才会更大，对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

1．2．4 养殖场的外部因素 养殖场的用地属一般农用地，多为养殖场租赁村集体的土地，若养殖污染影响到与周边农民、村委会或政府的关系，考虑到养殖场的正常经营，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对开展环境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若环保不达标，环保部门的排污处罚费用会直接加大养殖成本，若污染严重还可能被停产，来自环保部门的监管力度越大，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对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

2 实证研究

2．1 实证模型的构建

规模化养殖场开展畜禽污染防治行为的意愿是一个二分变量，即愿意或不愿意，本研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将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意愿作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的因变量，已经开展污染防治的养殖场视为愿意，选取养殖场决策者的个人特征信息、养殖场决策者的认知因素、养殖场的经营特征和养殖场的外部因素等作为自变量。Logistic模型的表达形式如下：

2．2 数据来源

2013年8～10月，对武汉市规模化猪场分布较多的江夏、汉南、黄陂等新城区126家猪场展开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103份，问卷有效率81．7％。其中调查选取的主要区域江夏区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也是湖北省惟一获得部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县称号的生猪养殖示范基地，2012年全区出栏生猪102．1万头，出笼家禽2 300．72万只，出栏肉牛1 1057头，禽蛋产量3．21万t，肉产量12．48万t，畜牧业产值33．39亿元。全区标准化万头以上规模猪场年出栏生猪86．47万头。全区畜禽标准化水平较高，现有畜禽小区108处，其中，万头以上生猪小区52处、30万只肉鸡小区12处、30万只肉鸭小区33处、种畜禽小区5处、40万只蛋鸡小区4处、奶牛小区2处。其中，部级核心育种场2家，部级畜禽标准化示范场5家。江夏区境内大小湖泊136处，主要湖泊有梁子湖、大沟湖、牛山湖、豹澥、鲁湖、后石湖、斧头湖、上涉湖、团墩湖、汤逊湖、青菱湖等，主要河流有长江、金水河流经西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形势尤为严峻。有效问卷分布情况见表2。

2．3 实证分析结果

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103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Wald值向后逐步回归方法，逐步剔除Wald值最小的变量，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都达到显著水平为止。在该逐步回归模型中共进行了9次回归分析，选择第1步和第9步的回归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见表3。

模型最终估计结果（表3中第9步）表明，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高，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养殖场养殖规模、土地经营规模、污染防治经济成本和来自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对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概率具有显著影响，而养殖场决策者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限、近3年效益情况、融资渠道是否畅通、对畜禽养殖污染程度的认知、是否认为畜禽养殖会加剧全球气候变暖和是否因环保问题影响到与周边村民、村委会或政府的关系对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1）养殖规模对养殖场污染防治行为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在95％置信水平下，养殖规模对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影响系数为正，与预期方向相符。随着畜禽养殖场养殖规模的扩大，其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意愿上升。养殖规模越大，畜禽粪便排放量越大，大量而集中的畜禽粪便处理不当，将对养殖场周边环境产生污染，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环保部门对其监管的力度也越大。所以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意愿越大。

2）养殖场土地经营规模对养殖场污染防治行为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在95％置信水平下，养殖场土地经营规模对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影响系数为正，与预期方向相符。随着养殖场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其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意愿上升。畜禽粪便经处理后需要足够的土地消纳，养殖场土地经营规模越大，越需要开展粪污还田利用，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积极性就越大。

3）污染防治经济上是否划算对养殖场污染防治行为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在95％置信水平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经济上是否划算对畜禽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的影响系数为正，与预期方向相符。养殖污染防治的经济成本直接关系到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经济效益，若开展污染防治经济上划算，则养殖场的积极性就越大；反之，积极性就越小。

4）来自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对养殖场污染防治行为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在95％置信水平下，来自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对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影响系数为正，与预期方向相符。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来自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增长，其开展污染防治行为的意愿上升。

3 小结与建议

基于武汉市103家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化猪场的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养殖场污染防治行为意愿予以分析，研究表明，畜禽养殖规模、土地经营规模、污染防治经济上是否划算和来自环保部门的监管压力对养殖场开展污染防治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养殖场决策者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限、近3年效益情况、融资渠道是否畅通、对畜禽养殖污染程度的认知、是否认为畜禽养殖会加剧全球气候变暖和是否因环保问题影响到与周边村民、村委会或政府的关系对养殖场开展环境污染防治的意愿不具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提出了以下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的建议：

1）强化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充分考虑区域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畜禽养殖的品种、规模和布局，严格执行和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规划选址、养殖规模、污染物防治设施与处理工艺要求、污染物排放及其资源化利用考核标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实现污染防治的全过程监管；进一步明确环保部门对畜牧业环境监察的监管方式、监管频次、监管重点、治理要求等内容，增加基层环境监察机构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和专用仪器设备，提高对畜禽养殖污染的监管能力。

2）引导养殖场流转土地，种养结合、开展农牧一体化经营。通过信贷、税收、财政补贴等经济激励手段，引导畜禽养殖场流转土地，利用周边耕地、林地、草地、园地等消纳粪污；发挥畜禽养殖场的平台作用，整合土地、资本、劳动力、金融等资源，实施畜禽粪便还田利用，种养结合发展循环农场，开展农牧一体化经营；利用畜禽有机肥资源，生产绿色、有机农产品，实现畜禽养殖场生产方式生态化转型，促进农牧生态平衡。

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经济激励机制。应突出畜禽粪便的资源属性，对开展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的养殖场给予财政补贴，扶持养殖场建设沼气发酵工程、生物发酵床、有机肥生产线等设施，并对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的终端产品予以补贴，鼓励养殖场利用畜禽粪便开展沼气集中供户、沼气发电并网、沼气压缩提纯、有机肥加工等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养殖场业主开展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经济激励机制，推动建立政府、养殖场和社会资本的多元化污染防治投入机制，实现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可持续性。

4）提高对畜禽养殖温室气体排放的认识，把温室气体减排纳入污染防治的政策领域。畜禽养殖温室气体排放是一个新的概念，还未引起养殖场业主及政府的足够重视，应提高对畜禽养殖温室气体排放的认识，研究制定相关的减排技术及对策，实现对畜禽养殖污染的全方位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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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信息篇（9）

大气污染问题与水污染问题、土壤污染问题是我国当前三个主要的环境污染问题。近几年来，人们自身体会到雾霾的危害后，开始关注奔走呼吁大气污染问题，强烈要求政府以改善大气环境为目标去治理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2015年初，柴静的纪录片《在苍穹之下》引发公众对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问题的关注、反思并积极探寻应对之策。然而人们却未必能够关注餐饮油烟污染，这个司空见惯却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污染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餐饮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因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存在不足甚至是缺失，餐饮业油烟污染排放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大量未经过处理的油烟经过抽油烟机或者排风扇无秩序地排放到了室外大气环境中，对周围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餐饮油烟污染不同于“大而集中”的工业企业大气污染，具有“小而分散”的特征，这对环保部门开展油烟污染防控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其特点是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多但规模小，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经营状况较差并且多位于环境敏感区内，餐饮油烟污染的变动较大，餐饮油烟污染的受害者较为特定［1］。对此，本文将从法律与制度运作角度来分析和解决油烟污染治理问题。

一、油烟污染治理立法现状之分析

（一）国家层面有关油烟污染治理的立法现状

我国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很早就有了认识，早在2000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称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时就在第五章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城市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为了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餐饮业油烟污染对大气环境和居住环境的污染，原国家环保总局于2001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按照该标准要求所有餐饮业企业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备，以期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由于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未能得到很好地落实与贯彻，空气质量也没有得到改善，人们生活中的排污问题仍然很严重，我国大气污染还在逐年加剧，整个社会深受大气污染之苦［2］。于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又被提上了日程，并于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第八十一条处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相比于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新《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范围扩大了，法律责任空前的严格化了，对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的规定更严格，也愈发具体化。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在国家愈发重视餐饮业油烟污染的治理工作。新《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是对先前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与概括，这为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立法工作提供了一个上位法的支撑点，为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给出了部分法律依据。但是，目前为止国家层面并未有专门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抑或是部门规章，仅依靠《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第八十一条的规定，简单地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并不能达到治本的目标，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其是否真正能发挥出作用以及发挥出多大作用，是存疑的。

（二）地方层面有关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立法现状

自十以来，地方把环境保护工作摆在空前高度的位置已经成为当前常态，对于当前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诸如“雾霾”、“饮用水污染”等问题，尽可能地探寻各种方法与模式去应对；也有一些地方对于当前人民群众未能察觉的污染，如餐饮业油烟污染等，在努力地探寻治理方法，以期能有效地防范于未然，并以地方立法的模式将经验与成果固化，这体现了地方在环境保护领域对《环境污染保护法》中“预防为主”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根据检索与咨询了解，有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油餐饮业烟污染治理的规定或相关规定。省一级主要有：安徽省于2014年9月出台《安徽省餐饮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暂行规定》，浙江省于2015年4月出台《浙江省餐饮油烟管理暂行办法》；省会城市以及设区的市一级主要有：广州市于2013年11月出台了《广州市餐饮场所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宣城市于2014年5月出台了《宣城市市区饮食服务行业油烟污染管理办法（试行）》，宜昌市于2014年6月出台了《宜昌市城区饮食业油烟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总体而言，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地方立法层面，出现了地方有关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立法的繁荣景象。当然还有许多地方并未以地方立法的方式去探寻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法，是以制定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行动方案等形式对餐饮油烟污染治理进行探索，诸如南京、亳州等地以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模式进行探索餐饮业油烟污染管理，该方法机动灵活，应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较为有效，有利于地方总结经验与探索方法。但是，也容易让地方政府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中面临着无法可依的风险。总体而言，地方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上是努力地探寻方法与总结经验，以期得到有效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法与模式。但是，通过对上述有关餐饮业油烟污染地方立法的对比可以得知，当前地方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首先，从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效力上来看，当前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立法领域，地方主要制定的是地方政府规章，且还有一部分地方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立法还并未专门出台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法律规范，出台餐饮场所污染治理规范涵盖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或者是以行动计划替代。众所周知，部门规章相比于条例而言法律位阶等级较低，且由于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面没有一个系统的上位法依据，所以地方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领域则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其次，从具体内容来看，出台的规定均存在规定较为空泛实践中难以操作的困难，未能有效地解决当前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出现的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等问题，长远看，是不利于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的具体展开。

二、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的现状

（一）行政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不完善，存在部门推诿的现象

各地方的情况不一致，且地方政府组成部门众多，这些部门在政府横向领域成块状分割职能，因为这些职能的分割系并非根据客观规律而做出的，故现实中存在职能竞合现象［3］。餐饮业整治并非环保部门能够单独处理的，如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多为无照经营或者超出范围，此时，环保部门一般将无照经营或者超出经营范围的餐馆转交工商部门或者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进行处理，但是工商部门或者食药监部门在接到此类投诉后，一般不会予以取缔或者没收违法所得，而是要求餐馆尽快办理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但为企业在办理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许可证过程中并不要求其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这使得餐馆完全可以不必理会环保部门提出的油烟污染整治，油烟污染的治理效果会大打折扣。在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的过程，需要不同的部门联合配合环保部门，会有部门以油烟污染治理并非其职能为由而推诿的现象。［4］还有些地方实行卫生、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权集中由城管部门行使。但是在实践中，城管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只负责对违法排放油烟的餐馆进行处罚工作，却并未能够对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进行整治，认为具体的治理工作属于环境保护部门的事情。环保部门在没有处罚权的前提下，环保部门下达限期治理决定，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馆则采取消极态度，能拖就拖，最终导致油烟污染投诉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5］

（二）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信息公开工作不到位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是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从立法层级来说属于部门规章，层级较低。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涉及到城管、工商、食药监、国土、规划、房管等部门均未有明确要求其需要信息公开，因此在该规定中环境保护部门是唯一的信息公开机关，未免显得过于单一。且在实践中公布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都有待提高，公布程序比较繁琐。［5］由此可观之，许多地方环保部门在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有关油烟污染治理的信息公开工作不到位，未能让公众能够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有个清楚的认识，也未能形成社会联动治理油烟污染的效果，使得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也未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三）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中未能有效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

考究当前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方式的现状，能够发现一个现象：各地均只是由本级政府环保部门负责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对于规范化经营的餐馆油烟污染排放的监督与治理能够取得相应效果。但是与此同时也有许多隐藏于居民楼里的无照经营的临时性小餐馆，却并未发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即村委会与居委会参与进来，成了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中的“盲点”。这种现状既造成了环保部门人手吃紧基层自治组织人力资源闲置，同样又影响了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效率与质量。

（四）公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认知不足，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力度不够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粗略地估算当前公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的认识现状，笔者曾经制作过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在人流量较大的地点进行广泛的派发，共发出200份，问卷发出当日收回有效问卷183份。因为本次调查只是为了解当前大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的大概认识，故问卷调查做得较为粗略，但是从该次调查中仍然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公众对大气污染基本上都是知道的，且从本次调查中笔者与受调查者的交谈中得知，基本上都认为政府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要有强有力的措施，使得“雾霾天”等现象早日远离，让大家能呼吸上一口新鲜的空气。其次，从收回的问卷可以发现，仅有78人知道饮食油烟污染，占收回的有效调查问卷的42．6％；与此同时还有105人不知道饮食油烟污染，占收回的有效调查问卷的57．4％。根据调查的数据可以得知，公众对饮食油烟污染的认识很薄弱，绝大多数均不知道饮食油烟污染。如果公众对餐饮业油烟污染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则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就无从谈起。环境治理工作是靠全社会通力合作的，少了公众参与这个重要部分，也就意味着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成了政府有关部门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去面对，其效果能有几何，值得商榷。

三、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法律对策分析

（一）国家层面应出台专门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规定

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并在其中规定了餐饮业油烟污染的防控，但是由于该法仅仅只是用一个条款来规定，并不能有效地涵盖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国家可以出台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来规制餐饮业油烟污染。笔者认为，国家层面出台油烟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或者法规，为地方对应制定油烟污染治理的地方法规提供一个明确方向的上位法依据。同样，在国家立法层面厘清各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工作中应发挥出的作用，明确到具体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中需发挥出的具体作用，为地方在探索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减少争议，能够有效地贯彻落实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最终的效果是，在法律层面形成以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为引导，各地方结合本区域的特色，制定出地方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法律规范。现在由于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不断地增强，人们要求对污染的源头加大处罚力度。所以国家层面应当制定出相对应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法律规范，明确对具体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的规定与控制范围，填补空白点。

（二）应当完善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不足已经成为了各地区治理餐饮业油烟污染甚至是治理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问题。有鉴于此，国家在新出台的《环境保护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均中明确的规定了公众参与，国家环境保护部也积极地制定了《环境保护工作参与办法》，努力地保障公众的环境信息获取权以及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并且明确要求畅通参与，促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依法有序发展。因此，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应当树立“同防共治”的理念，清楚的认识到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绝非环保部门的单独责任。应当搞好宣传工作，让公众清楚的知晓餐饮油烟污染的危害以及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公众可以有何作为；应当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以多种方式，诸如公布举报邮箱、举报热线，便捷有效地向环保部门反映情况；应当搞好公众参与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后的隐私保护工作，保障参与者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以及人身安全不受影响。与此同时，也可设立举报奖励等方式鼓励公众参与。

（三）应当在制定法律规范时厘清部门职责

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主要工作还是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的，现实中油烟污染治理工作经常出现“九龙治水”的现象，最终结果是导致油烟污染治理工作没有做好。因此，理清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各部门的职责，使得各部门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明确各自的职责，各司其职，在职权范围内抓好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从而达到改善油烟污染、改善大气、改善环境的共同目的。如果各部门之间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上达成了共识，相信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的执法工作甚至整个治理工作将会比较顺利的进行，餐饮业油烟污染问题也会得到很好地解决。

（四）发挥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餐饮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中的作用

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行政体制中，最基层的政权是乡镇，村委会与居委会只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非一级政权，不具有行政执法的权力，因此在油烟污染治理的工作中，基本上是忽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是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国度，以村委会和居委会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因为其产生方式的特殊性，在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与群众之间地沟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实中，在拆迁征地补偿等领域，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发挥出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为国家在相关领域工作推进上减轻了许多负担。在油烟污染治理领域里，亦可以发挥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譬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可向其辖区内的居民或村民宣传油烟污染的危害与相关政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可以对辖区内的餐馆油烟污染排放情况进行监督，若发现问题可劝告其改正，若仍未改正应当上报环保部门；并且在油烟污染治理过程中可以起到证人或者固化证据等作用。总之，有效地发挥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将会为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减轻许多压力，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建立完善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油烟污染监督模式

建立完整的油烟污染检测体系，旨在提升油烟污染的监测能力，我国各地区依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监测能力其实各不相同。因此，建立全国性质的监测体系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通过有关部门针对本地区的特殊情况，推进不同模式的油烟污染监测体系，提高检测设备的性能，完善诸如在线监控等模式为代表的多种监测渠道，循序渐进地对油烟污染进行监控，使得排放油烟污染油的餐馆按照规定排放油烟，则烟污染治理工作会得到显著有效的提高。

（六）支持公众以诉讼的方式解决餐饮油烟污染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法治化取得了长足有效的发展，公众愈发重视自身权益维护，积极地选择用司法方式解决争议［6］。当餐馆在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下进行排污时，环保部门应对无策的情况下，环保部门可以告知并支持公众以诉讼的方式去应对油烟污染而对其造成的侵害的问题，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现行民事法律对公众寻求诉讼解决餐饮污染问题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诸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运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第十条规定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亦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规定提出侵权之诉。油烟污染受害者可以通过比较选择合理并且最有利的案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参考文献：

［1］张文波．餐饮油烟污染环保执法困境与法律对策研究［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4（2）：43－47．

［2］陈宇珍．从法律角度来分析雾霾污染治理［J］．法制与经济，2015（10）：108－109．

［3］郝明素．餐饮业油烟污染对环境影响及防治［J］．福建环境，2001（10）：40－41．

［4］张文波．论餐饮企业环评审批前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生态经济，2015（6）：185－188．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篇（10）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081-007

引 言

我国举世瞩目的雾霾问题，以及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加速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进程。依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对SO2、NO2、PM10、PM2.5、CO和O3六项污染物进行评价，74个城市中仅有拉萨、海口、舟山三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占4.1%;超标城市比例为95.9%。北京市达标天数比例为4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6.2%。主要污染物为PM2.5、PM10、NO2。与此同时，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也迅速攀升，2013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增至37.5亿吨标准煤，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4.4%。根据2014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信息，继2011年超过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其2013年的能源需求，占全球能源消费的22.4%，占全球净增长的49%。与此同时，能源结构存在着对煤炭的深度依存，清洁能源所占比例仍然偏低，2013年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为9.8%，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比例分别是66.0%、18.4%和5.8%。从《大气污染防治法》本身来看，也有进行及时修订的必要。1987年制定和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虽经1995年和2000年的两次修改，但均是对1987年旧法的小修小补，且距今已逾15年，其立法滞后性日益突出。首先，现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法律规定明显滞后，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一方面，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的两控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4%，不能适应总量减排的需要。而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等重点领域的污染防治措施不够完善，污染严重区域缺乏联合防治机制，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另一方面，现行法未能对新时期复合型的大气污染问题予以回应，缺乏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等前端源头治理的要求，也没有能对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等多种污染物实施协调控制。（1） 其次，很多创新性的制度措施未能上升至国家法律层面，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致力于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国家立法和行政机关采取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制度措施，例如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出的10条35项综合治理措施，创新重点大气污染区域的联防联治，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加强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及信息制度的建设，积极促进和保障清洁空气科学研究。这些卓有成效的制度措施，亟待国家层面法律的确认。最后，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大气污染物质往往会通过迁移转化为土壤或者水体中的污染物，因此，大气污染防治法应考虑到其与其他环境要素保护法律之间的衔接、配合。同时，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我国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其与环境保护法、能源法，以及正在起草的气候变化法等部门法律之间也具有极强的牵连性，但现行法并未能与该些法律形成协同配合。

2014年11月2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从原来的7章66条增为草案的8章100条，是该法自1987年施行至今的第三次修改，首次全面修订。草案对既有条款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删、调整和重新建构，强化了企业、政府和公众的责任，补充完善了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区域联合防治、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等具体制度和措施，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并对公众关心的雾霾问题进行了回应。（2）但从学界反应来看，修订草案在这些方面的补充或者修改还很不够，难以改变目前严峻的大气环境污染局面，难以满足目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甚至一些学者建议，把法律名称修改为《清洁空气法》或者《大气环境保护法》，然后在新的架构下大修大改。[1]对修正案的不同意见表明，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基本问题上，学界尚未达成共识，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澄清。

一、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

及其应确立的基本原则

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将此次修法的目的定位为“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依据，全面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的各项制度措施。”可以看出，本次修法应当以问题为导向，着力于新时期复合型大气污染困局的破解。

（一）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

学界针对草案意见稿的争议、批判表明，从根源上看，是对于修法宗旨尚没有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此次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宗旨体现为三点，坚持将《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的“基本法”，以解决新时期具有多源头、跨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为实践导向，同时强化政府大气治理责任，增加企业大气违法成本。

第一，坚持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这就意味着，此次修法不能是小修小补，而应是对于大气环境治理法律规范体系的重构。有建议将法律名称修改为《清洁空气法》或者《大气环境保护法》，然后在新的法律架构下大修大改。综观整个法律文本，可以发现，其修订仍然以污染防治立法为导向，鲜有涉及大气环境保护的规定。本文认为，虽无须过多异议、争论法律名称，但在修法思路上，应采行综合性清洁空气立法模式，在预防、治理大气污染之外，通过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以促进大气环境空气质量的保护、改善，保障公众健康。

第二，以日益严峻的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作为修法的实践导向。修法的目的，在于对法律制定之初未能预料到的现实情况予以修正、进行回应。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目的在于及时规制日益严重的煤烟型污染，其中很多条款都是直接规制燃煤所产生的大气污染。新时期，我国大气污染呈现出多污染物共存、多污染源叠加、多尺度关联、多过程耦合、多介质影响的复合型特征，因此本次修订应加强对多源头的治理，并对频发的雾霾天气以及其他跨区域性大气污染等问题予以有效回应。

第三，强化政府大气治理责任，增加企业大气违法成本。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源头治理薄弱、管控对象单一、属地管理局限、问责机制不严、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造成我国大气环境的持续恶化的局面。因此，本次修订应当强化政府的大气污染治理责任，包括源头治理和全程治理的责任，做好政策、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严格环境准入。加强对大气违法行为的制裁，加大大气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促进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遵守和执行。

第四，协同管控大气污染，实现从单一污染物控制向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转变。《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第2条写道，“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等大气污染物质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把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质相并列，传递出立法者对两者进行协同管控的意图。尽管学者对温室气体是否为污染物质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影响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温室气体进行规制，如果法律对其进行授权的话。本文主张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污染物，理由如下：一是科学证据表明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对人体健康和公共福利具有危害性，美国联邦环保署（EPA）于2009年12月发表的温室气体危害性发现报告，报告认为温室气体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二是2007年马萨诸塞州等诉美国环保署（Massachusetts vs.EPA）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确认二氧化碳为污染物质;三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庄重承诺了温室气体强度减排目标，法律上有必要对温室气体进行规制;四是环保部门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管理是恰当的行政管理部门，因为它具有监测网络，从技术层面来看，增加部分温室气体的监测并非难事。因此，从法律上来明确温室气体的属性，有利于温室气体的减排顺利进行。退一步来说，即使不明确提出温室气体是污染物，也应将其纳入污染物管理，否则不利于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正常进行。此外，气候变化法的制定将需要一个过程，即使顺利通过，也不会是一个具有较强可执行性的法律，如何对温室气体进行监测之类的条款基本上不会涉及，必然需要等待其他配套法规来实施，这样更加旷日持久。由此，将温室气体问题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之中进行协同管控是一明智之举。

（二）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确立的基本原则

结合新环境保护法有关法律规定和学者的主流观点（3），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明文确立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1.大气质量优先原则。法律的目的或者说功能，在于“发现并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不同类型的利益，或者以最小限度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2]284。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折射到法律语境中便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关系。生态利益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类型，应归属于庞德所理解之社会利益，即它是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秩序、社会正常活动而提出的需求或愿望。它是人们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提出的满足其正常生活的生态方面利益之整体，主要有保护资源之利益、享受良好环境之利益等，有学者称之为生态法益或环境权益。它不同于直接从个人生活本身出发以个人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也不同于从政治社会角度出发以政治社会组织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2]284-288在秉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视角中，二者均具有正当性，很难说哪种利益应处于绝对的优先地位。因此，当两者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便需要给出处理这种矛盾的具体规则，如果无法给出具体规则，最起码应当确立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范。《大气污染防治法》涉及人类社会对大气环境容量的利用，对大气环境的污染防治、恢复和改善，应当确立由《环境保护法》第5条所提出的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具体而言，首先，应当坚持大气质量优先于大气环境容量的开发利用原则，因为，清洁的空气是公民健康环境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公民的健康权优先于发展权和经济权利，当其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大气质量。保护大气质量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环境职责，大气质量与其他环境质量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物品。其次，应当坚持大气质量维持原则，对那些大气质量优良的区域，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有义务维持和改善现存的大气质量，不可以让大气质量下降。

2.大气污染预防原则。预防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要把防止产生环境问题放在首位，事先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在生产、生活等人类活动中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做到防患于未然;对不可避免的或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应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治理。[3]178预防原则应当成为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内的环境保护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具有统摄地位，其涵盖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类预防性法律制度，生态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风险评估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草案意见稿第2条明确了规划先行原则，并增设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标准和规划”一章，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增加了规划环评，在具体污染防治措施中，也体现了预防原则，如增加了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风险评估制度。

3.大气环境治理共同责任原则。大气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多样性与整体性导致了其发生原因的复杂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与承担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决定了其责任承担主体的多元性与承担方式的复合性。将其反映到法律原则之上，便是“共同责任原则”，即大气污染或环境破坏的法律责任应当由造成该污染的行为者或从中得到利益者共同承担的准则。例如，集体负担原则，是指在损害者难以确定的前提下，由造成同一损害的全体损害者负担防治、治理费用，如多个企业共同对大气污染承担法律责任;共同负担原则，由多个污染者造成损害而责任人无法明确的情况下，应当由造成损害的社会共同体负担有关费用，如当前造成北京市的雾霾污染部分原因是来自于机动车的尾气，全体机动车使用者应当相应地承担由机动车尾气而导致的那部分损失;受益者补偿原则，是指从环境损害避免或者减轻措施中得到利益者，应当对为此付出代价者支付一定补偿，主要体现为横向或者纵向的大气环境生态补偿制度。[4]例如，在大气污染区域联合防治的机制下，为减排大气污染物质而付出代价的区域或者企业理应从受益地区获得补偿。

4.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原则。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既是法律赋予公众的一项权利，也是公众应当积极履行的一种义务。草案在这一方面的规定较为乏力，仅有第7条第4、5款的规定，即公民有检举、控告并获得奖励的权利。本文认为，应当在新法中增加旨在提高公众大气环保意识的环境教育条款以与未来可能出台的环境教育法形成衔接，拓宽公民获悉大气环境污染防治信息渠道并建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与新环境保护法形成衔接，此外，应当切实建立起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决策参与制度、过程参与制度和末端参与制度。（4）

二、治理机制：多元化大气环境

治理机制的立法构造

兴起于20世纪末的治理浪潮，为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思维，开启了不同于“国家”和“市场”的第三条道路。检索各种文献，可以发现，关于治理，有种种理解，也有种种用处。但存在一种基本的共识，即治理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内部的界限均趋于模糊，它所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而发挥作用，是要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5]可见，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为克服国家作为单一治理主体带来的弊端，各国将市场机制的引入、培育奉为解决政府失灵的圭臬。但事实证明，市场机制也并非万能良药，在关涉公共环境问题的方面难免显得孱弱，特别是在作为公共物品领域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环境问题的公共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并推动着环境保护从行政管制模式朝着开放性、参与性、协商性、合作性和包容性的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6]新环境保护法提出的“多元共治、社会参与”新型环境治理机制，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提供了指导方向。本文认为，应当在广泛的主体参与、沟通和协商的实践理性基础之上，以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工具以及治理规制为支点，建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大气环境公共治理机制。

（一）多元化大气环境治理主体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法律主体

在共同治理目标的支持、指引下，公共治理范式试图描绘、构建一种多中心的合作、互动、协商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图景，在这幅图景中，公共事务便成为政府及其行政机构和社会公众共同处理的对象，且其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非政府单向度的强制性权威和制裁，而是表现为社会对话、沟通、协商的法治和民主机制。具化到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中，伙伴关系有两种，政府内部不同职能部门或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作为大气环境治理主体，与市场、社会主体之间就大气环境治理达成的合作伙伴关系。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将上述伙伴关系中的治理主体确认为法律主体，并赋予权利、课以义务，以实现多元共治大气环境。综观草案，可以发现，涉及企业的法律责任条款共有25条，而涉及政府的仅有2条，而且缺乏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建议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规定，细化其行政违法或者不作为情形，并课以法律责任;增设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章节，并确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之规定。

（二）综合性大气环境治理手段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法律制度

污染治理中蕴含的经济学原理为建立健全大气环境治理工具的选择指明了方向，大气污染的负外部性以及大气本身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政府规制成为推动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手段，而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自然成为支持大气污染治理市场策略的重要理论依据。[7]风险社会的存在，也使得社会机制成为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新型治理手段。通读修订草案，可以发现，其中仍然呈现的是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的单一化的威权体制特征，统治方式仍以行政规制为主，而市场激励、社会保障机制明显不足。建议在完善行政主导大气污染规制制度措施的同时，还应积极引进市场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研究大气环境生态补偿、大气污染物排放交易、大气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大气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大气污染税等法律制度，并深入分析其入法的可行性。

（三）确保大气环境公共治理得以有效实施、运行的治理规制

大气环境治理的目标能否有效实现，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治理规则的规制、调整。由前文所述可知，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基本法，其不可避免的要和其他立法存在衔接、配合问题。修订草案意见稿第2条提出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放在一起，予以协同控制的思路，就势必涉及大气污染防治法与能源法，甚至是未来可能出台的气候变化法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新环境保护法中有关的创新性规定，可以也应当在本次修订过程中予以回应，修订草案吸收了按日计罚和治安拘留规定，但却回避了有关公益诉讼、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保险、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等规定。本文建议，修订草案应该在新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积极吸收更多的创新性规定，并通过法律条款明确大气污染防治法与其他部门法律的关系，以确保衔接和配合。

三、政府责任：完善政府大气治理

法律责任的理由与建议

无论是英美国家提倡的“公共信托理论”，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所确立的国家义务理论，均对政府环境责任起到了理论上的支撑作用。在英美国家，“公共信托”理论是支撑政府环境义务和责任的主要理论学说。这一学说认为，政府作为环境资源这一全体共有人的受托人而享有管理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政府的环境义务及责任理论可以从国家义务理论推导出来，具体而言，这种义务包括国家的积极保护义务、消极不作为义务和给付义务。[8]我国目前的大气环境法律责任以规制污染源企业为核心的单向度的行政主导模式为特征，针对排污企业的法律责任条款很多，而有关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规定却十分原则。过于浓厚的行政化色彩，难免造成了监管者被捕获、政府失灵的问题，使得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权力寻租”或轻微的行政责任掩盖了排污缺陷。[9]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指导下的新型大气环境公共治理主张“多元共治、社会参与”，法律责任机制作为治理规制的重要一环也应当兼具整体性和体系性，进一步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便成为实施大气环境治理的应有之义。更何况，作为环境保护主导力量并拥有强制力的政府，在很多场合恰恰也是导致环境恶化的来源，完善环境法律责任便成为控制“脱缰”政府的利器，得以将政府强劲的行政权力运行纳入法治的轨道。（5）综观草案，可以发现，针对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虽有所调整、更新，但仍然存在明显缺陷。

第一，辖区内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草案第4条规定了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大气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政府大气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容，作为对其考核评价的依据。为确保公众参与，草案规定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对于未能完成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任务的，应当向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作出说明，提出整改措施并负责落实。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产生的依据，是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其本质目的是通过目标责任和考核评价制度来落实地方政府对大气环境保护的法律职责。通过对草案的分析，有两点不足，一是未能就其与现行的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制度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的关系作出规定;二是草案规定的考核结果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可能无法真正落实政府环境责任。应当结合现行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评价制度的有关规定，对于提出整改措施后不落实或落实后仍不达标的地方政府采用“区域限资”、“区域限批”措施，结合新环保法的规定对部门负责人可采用如任免升迁、物质奖励、引咎辞职等政治责任的形式予以规范。

第二，城市人民政府限期达标责任。修订草案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使空气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并逐步改善。为确保这一责任的落实，修订草案第11条针对城市人民政府设置了限期达标的责任。根据规定，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编制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并按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实现限期达标。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开，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草案第15条第2款规定，有关城市人民政府未完成限期达标任务的，由省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监察、人事等主管部门约谈其主要负责人，并向社会公开。对于草案的这种制度构建，我们存在两点疑问，一是它能否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切实保障限期达标计划的落实。根据草案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并不负有限期达标责任，同时一部分城市人民政府的限期达标计划仅需要报环保部备案，建议将限期达标规划的责任主体扩大至省一级人民政府，由上一级环保部门审查拟备案限期达标计划的可行性。二是对于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城市人民政府，仅以约谈予以约束是否合适与足够。首先，约谈并不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责任承担形式，容易使得被约谈对象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忽略依法行政的问题，不区分合法企业与违法企业，而一并予以限期整改、关停。其次，约谈产生的是政治压力，没有体现经济制裁，建议仿行美国大气环境治理中州实施计划，对未完成限期达标计划的地区实施经济制裁措施，主要是区域限资，即限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该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支持力度。

第三，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法律责任。修订草案增设第五章，规定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机制，要求重点区域应当制定联合防治行动计划，提高本区域产业准入标准，并在规划环评会商、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方面建立起区域协作机制。但在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缺乏有关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的法律责任规定，这无疑会制约制度目标的实现。因此，建议在法律责任部分，应当设立专门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法律责任，如针对信息通报、联合执法等方面设立一些新的责任。[10]为体现区域公平理念，国内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应当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共同责任原则，主要内容包括两点，一是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强调共同责任，强调该责任是各区域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的监管责任。二是这种共同责任是有区别的共同责任，这种区别责任是由不同行政区域的发展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情况的历史和现时差异所决定的。应当充分考量重点区域内不同政府辖区内排放对污染的贡献，并据此分配责任份额。

第四，国家大气污染防治保障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大力支撑，自然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和法制保障。为确保大气污染科学研究的有效开展，美国政府通过《清洁空气法》，规定了联邦政府在负责制定全国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全国大气污染治理计划的同时，要求联邦政府积极开展各项大气污染科学研究。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科学研究，如环保部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而开展的《清洁空气研究计划》2014年度项目，2013―2017年预期投入经费10亿元，以突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与综合减排、空气质量监测与污染来源解析、重污染预报预警与应急调控、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和环境经济政策等技术任务，并构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体系，并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实施工程示范。本文建议，应当在立法中确立国家保障并支持大气污染科学研究的规定，确保科技治霾的法制化。

结 语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一读程序的开启，《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讨论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本文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理论导向，着力解决新时期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在法律原则上，建议结合新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通过法律条文确立大气质量优先原则、大气污染防治预防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共同责任原则、大气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原则;在治理机制上，建议改变现行的以政府针对污染源企业的单向度的行政管制模式，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大气环境治理的保障机制，引入市场经济激励工具和社会化的保险机制，坚持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基本法”定位，并在立法体系中与其他相关立法做好衔接、配合;具体法律制度上，本文选取两个基点，建议在草案中确立大气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确保公众参与大气环境治理得到切实的法制保障，建议进一步完善政府大气环境法律责任，确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确实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结构、治理模式的选择，也有具体制度的设计，需要反复斟酌、广泛讨论，以更开放式的全方位思考，不仅是制度设计理性的要求，也是环境公共治理机制的体现。修订草案诚然有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创新之处，如低排放区、分类污染源防治措施的改进等，囿于文稿篇幅，本文暂不作讨论。本着参与精神，本文选取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过程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加以论述，希冀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完善有所裨益。

注释：

（1）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环境保护部部长就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作的说明。

（2）参见中国环保网：“大气污染防治法27年首次全面修订”，http：//，2014-12-23。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第5条：“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4）有关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参见：高桂林、陈云俊：《大气污染防治公众参与的法经济学分析》，载《陕西社会科学》，2014，（11），第81-87页;李艳芳：《公众参与和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3），第52-54页。

（5）有关完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理由，还可参见李俊斌，刘恒科：《地方政府环境责任论纲》，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2），第75页。

参考文献：

[1]常纪文.《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修改建议[J].环境保护，2015，（21）：37.

[2]沈宗灵.法理学[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2版）：47.

[3]曹明德.对修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再思考[J].政法论坛，2012，（6）：178.

[4]王灿发.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J].中国法学，2014，（3）：46.

[5]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华夏风，译.国外社会科学，1999，（1）：19.

[6]柯坚.环境法的生态实践理性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41-143.

[7]张伟伟，张宇.发达国家低碳投融资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3，（7）：67.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篇（11）

一、大气污染治理现状

大气污染具有跨区域、流动性、复杂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治理大气污染是一项复杂的、反复的环境治理过程。我国政府面对严重的大气污染也采取了各项措施，从法律层面到调整产业结构都作出积极的应对反应。

《大气污染防治法》自1987年9月颁布实施以来，在控制我国大气污染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又分别于1995年、2000年、2006年对该法做出了3次修改，2014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又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共七章66条，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主要的法律制度、防治燃烧产生的大气污染、防治机动车船排放污染以及防治废气、尘和恶臭污染的主要措施、法律责任等均做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大气污染治理虽在某个区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全国来看，大气污染呈现了继续恶化的趋势，探究其原因很有必要。

二、政府责任

政府是大气污染治理的主体，也是中心，治理行为应当由政府指导、牵引，政府责任是否履行到位，是治理大气污染的关键所在。治理大气污染需要不同层级政府的合作，大气污染的跨行政边界既要求横向的同级政府的合作，也有纵向的不同层级政府的协作，我国长期实行的行政区划体制，将各个行政区域分割开来，导致属地管理模式深深影响各地政府处理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当治理大气污染危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时，政府就会选择不作为，不履行治理责任，政府不作为的结果就是逼着企业继续污染环境，而得不到任何处罚。

三、地方政府在履职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不完善

地方政府的法律条文过于宽泛化，纵观我国制定的法律，其间不难看到相关部门、相关责任人的字眼，没有针对性，出现问题找不到责任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制定法律更多是强调是政府的权力，很少规定政府的责任，对行政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追究明确，但对政府的责任缺少问责。大气污染治理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对政府责任立法不明确会导致地方政府消极的治理态度，造成治理效果不明显。

（二）监督力度不足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大气污染行政程序法去约束相关的行政机关和行政行为，大气污染的治理中存在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导致权利的滥用，就使治理大气污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监督力度不足会大大削弱治理的成效。

（三）利益机制不完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公民还是政府，利益是处理问题首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人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绝大部分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远大于治理大气污染，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治理大气污染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利益，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认定为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人是以利益为目的的，因此地方政府会采取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这种自立性是普遍存在的。

四、完善政府履行治理责任的建议

（一）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

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立法过程中，要明确政府的具体治理责任，尽量避开有关部门、相关责任这些模糊的内容，例如，政府对治理工作的不作为行为相关部门严肃处理，正确分配政府责任，大气污染传播没有墙壁，对于区域大气污染，地方政府的责任也不能像那样三六九等的被分开，而是处于同呼吸、共命运的状态。加强对法律的执法力度，做到执法必严。

（二）加大政府治理信息的公开力度

公民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前提是政府将信息公布于众，很多公共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现在，公众对空气质量的诉求比较普遍，因此他们更加关注政府对此做出的反应，公民只有清楚的知道大气污染治理的具体进程，才能更好的配合政府工作，积极参与到治理大气污染工作中。

（三）树立绿色政绩观

我国特有的官员晋升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只注重GDP，而不顾环境污染，但经济的发展与环境息息相关，因此，要改变现在的唯GDP为尊的想法，要把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结合在一起。对官员的晋升不仅要考察GDP，还要考察大气污染的治理成效。

（四）向多中心治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