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史论文大全11篇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1）

十年后的今天，货币问题与金融问题依然是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发生经济与金融恐慌的频率和烈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恐慌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与此同时，中国CPI的持续高涨和股市的长期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尤为明显)正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考验。如何设计打开世界恐慌的名案，仍然是摆在所有经济学家面前的首要问题。

现代金融危机的复杂性，是由世界各国不断展开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活动造成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金融现代化的过程，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同时也是它们融入世界金融体系，陷入复杂性危机的过程。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已经踏上了金融现代化的道路，一百多年来金融界的兴衰起落与成败得失，也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在20世纪早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寅初先生说过:夫思想为百世之根本，某主义之兴衰，某政策之适否，群众之思想如何，最能左右一切。;;z}}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民国金融体系，或许更能反映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本质和根源。

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渊源结构可借助两个纬度来廓清:一是历史场景下的金融思想演进;二是横截面意义上的金融系统构建。

二、一个基调和两种主义的历史流变

金融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推广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而独立演进，必然遵循一定的客观历史规律。张亚光(2008)指出:无论是民国金融出版物发行的总体趋势还是外国金融出版物的传播情况，它们所折射出的金融思想轨迹都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金融思想的发展是建立在既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之上的。没有20世纪30年代民国经济的黄金岁月，没有民国元年以后大力倡设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和社会化职业教育，就不可能恰好同时出现金融思想井喷式的传播。金融思想的发展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银行问题由热到温，货币论争从未停息，金融手段日趋多样，每一段时期的金融思想都有所侧重。然而，在纷繁复杂的金融思想背后，是一个基调之下两种主义的斗争和演变。

(一)以发展为导向的金融思想的断裂和延续

民国金融思想演变的基调是以发展为导向。纵观民国金融史及金融思想史，发展始终是所有爱国人士(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共同的目的和心愿。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到张窖的棉铁主义，从历次币制改革到农村合作运动，金融在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要发展，须发达工商，要发达工商，须发达资本，要发达资本，须发达金融。自辛亥革命之后，除民国后期官僚资本垄断金融大肆掠夺造成的断裂之外，金融活动一直在为中国发展而自强努力。

在城市，各商业银行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和金融创新，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同时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在农村，爱国知识分子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发展现代信用合作组织。传统金融机构尽管弊端甚多，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农民调剂余缺的需要。 对历史传统的传承是无法割裂的，金融思想和制度同样如此。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民国金融体系的继承。例如1949年之后的中国银行几乎延续了解放前整套的人员的组织机构。④除了受意识形态影响在经营业务上有所区别之外，其余并无更多的差异;信用合作社这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在建国后也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新中国三大合作社之一⑤。甚至1986年组建的中国交通银行，也不再回避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8年的历史事实。

近百年来，尽管受到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的冲击，金融思想的发展基调在总体上是延续的。 (二)自由市场与政府垄断的对立和再现

两种主义分别是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杜询诚以1927年为界将民国金融制度钉上了这样两个标签。更进一步地，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代表了古典主义以来的两种经济思潮，前者是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后者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事实上，民国初期的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更多的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政府权力不足而形成的。这一时期民国经济处于原始的金融自由化状态。由于政府经济操控力量薄弱、没有建立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金融市场管制较为宽松，一方面容易受内外部冲击引发金融恐慌，但另一方面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经济自由主义得到极大张扬，很难想象，在民国后期还会有中国银行不执行政府停兑命令的情况出现。

然而政府垄断背后的国家干预主义有着更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渊源。近两千年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中流行的是国家本位主义。高度集权的封建治国理念强调一切社会活动都应当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在这一逻辑下，从汉代的轻重之辨开始，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很早就确定了国家对于经济干预的合理性。实际上，即便在经济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国家干预主义也有一定的市场。希克斯在分析市场产生时指出:在市场所在地聚集在一起就是一种集会;每种集会都有潜在的危险。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初原因，这说明政府为何要三令五申地坚持将开市必须经过某种特许。勺0世纪20年代，金融体系不统一为经济发展制造了很大障碍，加之蒋介石早期深受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影响，种种因素促成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金融制度迅速转化为政府垄断型。

金融制度由自由市场型转向政府垄断型，对民国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政府垄断下，银行主导型的金融制度慢慢变质，中央银行实力日益膨胀，普通商业银行逐渐衰落，最终形成了四行两局一库的官僚资本金融格局。但是政府并没有垄断一切，它只垄断了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利益。面对处于破产边缘的农村经济和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百姓，强大的政府垄断在此时却消失了。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对商业银行的疯狂挤轧和对民生的漠视，直接导致了民国后期经济的彻底崩溃。

根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政府垄断的金融制度往往会导致金融抑制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金融深化，回到自由金融市场制度。历史总是耐人寻味的。如果以金融抑制作为标尺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金融历程，可以发现这段发展历史正好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也就是说，民国后期的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金融抑制现象仍然存在，至今还未抹平。所不同的在于，上一次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的出现是政府无力控制的，而现在逐渐松动的金融改革则是政府有信心操动的。三、民国金融思想的系统结构

(一)环境与社会变革导致新旧金融思想的碰撞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至少对于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是适用的。布罗代尔(1958)认为: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因此，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史，必须考虑较长时期内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这是一切思想传统传承或擅变的根本渊源。比如，近代民间金融组织的衰落，由长时段的视角能够得到最有力的解释。

辛亥革命之前，传统金融组织仍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占据着城市小商业和民间金融的主要地位。而外资银行发展迅猛，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逐渐处于上风。这一时期，双轨体现为本土传统金融与西方新式金融两种模式的并存和冲突。在代表先进发展方向的西方新式金融面前，传统金融组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并思考如何应对;民国成立以后，民族金融业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华资商办银行迅速崛起，收复了相当比例的金融控制权。这一时期，中西方金融模式的矛盾逐渐淡化，金融制度的双轨性更加复杂，体现为多个层面:银行与钱庄的双轨，银两与纸钞的双轨，城市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双轨，现代金融机构与旧式金融机构的双轨。在本质上，是传统金融思想(信用思想、理财思想)与现代金融思想的双轨。各种矛盾在冲突对立中并存和发展，最终，以1935年法币改革成功为标志，现代金融制度初步确立，民国金融制度与思想的二元结构趋于弱化。

(二)金融出版物和金融学教育是金融思想的直接来源

淦释学和后现代史学对思想史的研究影响甚大。葛兆光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记忆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往事，或是遗忘那些总是会浮现的往事，而且是在淦释中悄悄地掌握着构建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共同体，都是在溯史寻根，也就是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传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关系。这种认识，与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移和科林伍德把思想史作为唯一的历史砂的观点并无不同。

既然思想史是一门接近于淦释的学问，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思想史的研究者要对流传下来的文本进行淦释，而这些文本本身已经包含了当时作者对文本内容对象的淦释。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应当肯定的。要想真正的理解文本的含义，必须谨慎地剥离掉覆盖在文本上面的一层又一层的淦释外衣。因此，思想的载体和传播路径对研究思想史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

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唐庆增指出:在昔中国研究经济事物者，仅限于少数哲学家政治家手中，普通人士，对此殊少贡献，甚至为在上者所压迫，其思想无由表现;时至今日，民意大昌，且确能操纵有极大之影响，职是之故，研究今年估计思想史者，对于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如新闻纸杂志宣传品一切，亦应予以相当之注意。穆这段话具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直接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指向了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

张亚光(2008)对有关金融出版物的总体分析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于金融概念由浅入深地认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金融思想蓬勃发展、广为传播的盛况;公而外国金融出版物的数据情况则指示出民国金融思想不断演进的外在动力，并且表明这种外在动力对于当时金融思想的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思想乃从教与学中而来。任何一种思想的性质和倾向都有其产生的微观环境。民国金融思想的发达，离不开大学、研究机构的正规金融学教育，也离不开社会化的平民职业金融教育。就学院派而言，一方面是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完善为传播和发展现代金融思想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是金融学科的繁盛与金融学者的学术贡献交相辉映构成了近代金融思想的基本图景。此外，西方金融思想的引入以及经由正规金融学教育的传播对金融思想启蒙的意义尤为重大;就实业界而言，社会化的大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式金融机构封闭式的培训教育传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学习金融技能、进入金融业发展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现代金融理念的扩散。

金融与发展的关系是民国金融思想的主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赵靖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思想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发展途径和发展的政治前提。移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束缚在民族资本主义身上的封建枷锁被打破，发展的政治前提得到暂时解决。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着重研究发展途径等实用问题。正如夏炎德在《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样:民国时期，纯理经济学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自创的出现，一般经济学著作，大多系编译或转述的性质，无足深论，而论述现实经济情况的改进与创造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则远较为重要，因为这些思想对于国计民生的解决可得到直接的帮助。

在所谓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中，金融思想处于极为显要的地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围绕金融与发展问题，民国学者作出了大量极富开创性的贡献:吴景超的资本形成思想、徐沧水的金融中心思想、张辑颜的恐慌周期论和扩充筹码论、周宪文的驳通货膨胀复兴农村论以及章乃器等人的信用扩张论都深刻触及到落后国家寻求发展的核心问题，许多研究都领先于后来在西方兴起的发展经济学。

西方发展经济学框架内与金融有关的思想流派主要包括:金融资本理论、金融创新理论、金融市场理论、金融发展理论、通货膨胀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金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分析范式、政策含义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而决不仅仅是一层货币的面纱。这与上述许多学者对金融的看法十分相似，而且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各个领域中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四)银行主导是民国金融制度思想的主要方向

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是金融制度的基本功能，采取何种方式完成这一转变是判定金融制度类型的主要依据。现代金融制度主要有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民国时期属于较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

原因在于，封建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方面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民间金融活动大多是临时的、消费性的借贷关系，难以产生扩大资本流动的大规模金融创新活动。因此，旧式金融机构基本上是以储蓄、汇兑、调剂生活资金业务为主的钱庄、票号、典当等组织，并没有产生容纳生产性资本交易的证券市场。在向现代金融制度转轨过程中，这一传统被保留下来，形成了银行主导型的民国金融制度。资本市场有一定发展，但相当不充分，投机色彩浓厚，并未对民国经济产生关键影响。

中央银行是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的核心。自民国成立之初即出现关于倡设中央银行的言论，当时的主要思路是先国有，再转商办。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和1922年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之后，世界各国普遍设立中央银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设中央银行制度。曾经为民国政府拟定币制法草案的美国专家甘末尔还先后为秘鲁、智利等国设计过中央银行制度。随着南京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中央银行的制度环境得到改观，最终于1928年正式成立民国中央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首任总裁宋子文和副总裁陈行对中央银行的理解和定位是不同的，前者坚持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后者则强调中央银行推行纸币，解决财政的功能。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与宋子文的观点十分接近，主张中央银行与财政应当分离，同时反对中央银行与普通银行争利。但在当时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凋敝和混乱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实现经济统制。民国中央银行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中走向了集权垄断的方向。

中国自近代以来，民族工商业(包括农业)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与商业银行投机惜贷之间的矛盾，是民国中前期金融体系存在的重大问题。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表明，落后国家的发展初期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资本匾乏问题。但是民国的商业银行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调剂工商资本、促动经济发展的任务。许多商业银行具有强烈的投机倾向，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公债市场炒作，而不愿对民族工业提供资金支持，更不愿深入农村为农业生产提供融资服务。民国商业银行资本流向的错位，直接导致了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困顿局面。这种金融功能的扭曲，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有多处翔实的描写。

(五)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化解释

金融创新是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广义的金融创新指的是整个金融领域里的新创造和新发展，既包括金融市场工具、金融结构的创新，也包括金融交易技术创新。扭关于金融创新活动的动因，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回答:

西尔柏(W.L.Silber)的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寻求最大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性行为;卡恩(}E.J.I}ane)的规避性金融创新理论认为: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的交易成本创新理论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有实际意义，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戴维斯(}S.Davies)、塞拉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银行史的作者张郁兰先生曾认为:研究中国银行业的历史，如果单纯从它的业务中来认识，这意义显然是很小的。从银行业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性质，特别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其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忿由此可见，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解放后的学术著作极重视金融业与政治的关系，而不强调对金融研究的探讨。

随着学术研究氛围的松动和金融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对民国金融业的研究逐渐出现向业务领域拓展的倾向，尤其是对民国时期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思想的讨论已十分多见。民国时期的商业银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创新亮点，中国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近代著名银行在长期经营管理活动中各自形成了一些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做法和规范，以西方金融创新理论的视角看，基本上都能够划入金融创新的范畴。这些金融创新活动，有的源自银行家超前的意识，有的源自社会环境的变动，也有的是在学习借鉴外国银行先进经验基础上经过本土化改造而形成的。约束诱导型理论、规避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有关金融创新的西方理论都可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但不能忽视的是，东方商业传统与现代金融相结合所产生的经营管理哲学，同样是推动民国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渊源。比如儒家典籍早已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本观念在民国金融业管理活动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

1932年黎明书局出版的《银行家银行员座右铭》(戴蔼庐译)和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李权时、胡赞平等著)集中反映了民国时期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内部控制、个人修养、商业伦理等企业文化建设领域的努力，其中融入了大量儒家文化的训条和精神指导，对今天的中国银行业仍然极有借鉴价值。

除《银行家银行员座右铭》和《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外，民国时期还有为数众多的刊物或著作涉及到金融机构企业文化、营销理念、服务哲学等层面的内容，如:1923年谢菊曾著有《银行服务论》;1928年某行发行内刊《励练集》;1933年费孟福出版《人寿保险招徕学》;1934年张家傲著有《银行行员的新生活》;1942年四川省银行总行推出《服务哲学大纲战时银行从业员》;1943年金源钱庄发行《金源钱庄第一届练习生毕业刊》;1944年谭荫槐著有《银行家与银行员》;1948年许桐华编制《银行行员手册》等扭。由此足以说明，民国金融业是相当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在流行的认为企业文化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观点值得商榷。 无处不在的民间金融

无论何种思想，其结构都应该是立体的。民国金融思想，既涉及集中于大城市的银行建设、货币改革等问题，也关注偏隅于农村的资金调剂、消费借贷问题;既包括完整的金融政策、法规、著作、论文，也包括散落于民间的金融意识碎片。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最大特征是求发展。民间金融也不例外。有经济学家指出:不管一个国家怎样穷，也需要这样的机构即金融机构:它使储蓄能够方便地、安全地进行投资，并保证其流向最好的用途。事实上，一国越穷，越需要有汇集国内广大群众和团体的储蓄，并将其用于投资的机构。霉但在民国时期的广大农村，贫困性消费十分突出，即:经济越落后，非生产性的借贷消费越发达。民间强大的信用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性资本的聚集，成为农村经济凋敝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缺乏资本的有效形成，正是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根源。

针对落后国家农村资本匾乏的普遍状况，发展经济学家们曾提出一种农业信贷补贴的思路，即支持信贷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战略多。该理论的前提是: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慢性资金不足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叫文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等)，它也不可能成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因此，为增加农业生产和缓解农村贫困，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

以信用合作为代表的民国农村金融运动，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的思想。根据该理论，为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性收入差距，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必须较其他产业为低。考虑到地主和商人发放的高利贷及一般以高利率为特征的民间金融，使得农户更加穷困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促使其消亡，需要通过银行的农村分支机构和农业信用合作组织，将大量低息资金注入农村。同时，以贫困阶层为目标的专项贷款也兴盛一时。倡导合作金融的侯哲葺等人是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的主要支持者。然而历史表明，轰轰烈烈的农村建设信用合作川银行下乡等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合会、高利贷、典当等传统民间金融组织直到今天依然活跃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费孝通、曲殿元、杨肇遇等人的相关研究，科学地回答了传统民间金融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间金融思想的另一个侧面是蕴藏于社会中下阶层的金融意识。这种民间金融意识如同一股暗流，无时无刻不在涌动，却很少浮现出表面，既可能与主流同向而行，也可能背道而驰。但无论如何，民间金融意识是金融思想中最不成体系却又最生动的组成部分。茅盾在《子夜》中借范博文之口对资本主义的金钱拜物教发出了强烈的控诉:为了金钱，双桥镇就闹匪祸了;为了金钱，资本家在田园里造起工厂来，黑烟蔽天，损坏了美丽的大自然;更为了金钱，农民离开了可爱的乡村，拥挤到都市里来住耀靛的鸽子笼，把做人的性灵泪没!;x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如果不忽略掉这样的声音，则善莫大焉。

四、结论

金融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近百年来，金融活动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也在经济思想史领域内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2）

基本上所有对《金融的逻辑》一书的议论评价，都没有绕开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把这两本书拿来做比。销量方面《货币战争》或将胜出。但如果从它们各自对金融系统内部规律的分析上看。《金融的逻辑》自然要比《货币战争》郑重和严肃得多。很多读者认为。应该把《货币战争》当成一部小说来读。想起年初郎咸平的那句话：如果你实在穷极无聊了。想看《还珠格格》的话，你可以顺便看―下《货币战争》。

金融发展史的背后当然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但却不是宋鸿兵笔下波诡云谲的“阴谋论”。金融发展史就是国际银行家们操纵政治、制造战争、频频制造金融危机的历史?用如此眼光打量历史也未免太过含糊、轻佻了。金融发展史背后的逻辑，体现在经济发展促使金融制度做出调整；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促使金融发展路径的改变；同时，还体现在不同的文化会衍生出的不同金融逻辑。

比如中国传统消费理念是“量入为出”、儒家文化提倡“养儿防老”。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消费理念就相去甚远。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指出。儒家文化的“养儿防老”主张靠血缘关系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这事实上纵容了一种“搭便车”、等“免费午餐”的惰性，是不道德的，相对而言，美国等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对于长久浸淫在儒家“孝道”文化中的人来说。这个观点无疑是平地惊雷。孰对孰错尚没有明确定论，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至少为大家提出了不一样的思考方向。

在《金融的逻辑》一书里，陈志武不仅揭示了文化差异所引起的金融逻辑的差异，还以独到的视角、严谨的逻辑、深入浅出的论述，解析当下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困惑：又联系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提出中国金融的发展出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了，迅速发展的中国，从经济弱国到经济大国的过程中。会不会也发生金融危机呢?不发展金融当然不会有金融危机，但为杜绝金融危机就要固步自封吗?中国的金融市场要发展，要深化，就要放开手脚，而不是“量入为出”，这样只会因噎废食。

这本书带给决策者和投资者的思考和启迪是多方面的。对于决策者而言，自然是要考虑怎样把好金融逻辑的“脉相”。建立怎样的金融制度和监管机制：而对于在金融世界竞相逐鹿的投资者，也许只有先闭门修炼内功，参透“金融的逻辑”。方能拥有更高的视野，在风起云涌的金融大潮里少受伤害。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3）

    ①  主要有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张郁兰《中国银

    行业发展史(1896—1937年)》,《中南财经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沈云荪《辛亥

    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华银行》,《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金研《清末中国自办的

    第一家银行一一中国通商银行史料》,《学术月刊》1961年第9期;金研《关于金城

    银行的若干史料》,《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黄鉴晖《中国通商银行是在银号基

    础上改组的吗?》,1963年6月30日《光明日报》,第4版;金洪文《从一家银行看民

    族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解放前的历史调查》,1965年6

    月20日《解放日报》,第4版,等等。

    术价值,诚—如作者所言,它较好地回答了两个问题,即“第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特点,怎样在银行业里得到反映?第二,中国银行业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由于当时的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较大,所以该书的某些观点未免有点失之偏颇,如作者认为银行资本的主要作用不是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助长政治投机。①

    从20世纪80年代始,银行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本文较为详细地检索了198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缕述几个重要的专题和突出成果,最后讨论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所引用论着截止2003年,范围以大陆地区为主。

    (一)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贵的银行史资料专书。主要有:《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四联总处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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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已出版的金融史和货币史资料专书中几乎都包括大量银行史资料,主要有:《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991年版),《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财政金融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997年版),《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二)着作的出版

    20多年来,出版了银行史着作约50部,其中,以银行机构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的有: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学术着作,该书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脉络作了详细而又清晰的勾勒;卜明主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发展变迁;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纵述横陈了1840—1952年中国货币银行的概况,透视了中国旧式金融机构的嬗变与近代银行的发展,回顾了中国旧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归结;李一翔《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5—1945)》探讨了近代中国银行业与近代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1928—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寿充一《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则介绍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李立侠《中央银行兴衰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探讨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兴衰历程及其原因;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介绍了中国近代10位着名的银行家,该书还附有近代

    中国100位银行家的小传;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工911—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私营银行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作了全过程的描述;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近代中国的地方官钱银号、地方银行和革命政权银行作了清晰的介绍;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探讨了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关系;孙晓村等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研究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与该行的关系;《聚兴诚银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研究了近代着名四川地方银行——聚兴诚银行的发展历史;《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介绍了中国通商银行在清末的发展变迁,分析了其业务状况,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体;《晋察冀边区银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革命政权银行的专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对国民政府时期所设立的中国农民银行作了系统研究。绝大部分内容涉及银行史的金融史专着有: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探讨了江浙银行家阶层的崛起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杜恂诚等着《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从制度层面探讨了近现代中国银行业的演进;张虎婴《历史的轨迹——中国金融发展小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勾勒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轨迹;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抗战前上海银行界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一般金融史着作或教材中也有相当部分内容从不同角度介绍中国近代银行业。①

    (三)情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年以来,有关银行史研究的论文至少有300多篇。现列表如下:

    从上表所统it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25年来,银行史的研究

    ————————

    ①  如洪葭管《在金融园地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金融史》(西南财

    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桑润生《简明中国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近

    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崔国华《抗战时

    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洪葭管、张继凤

    《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浙江近代金融业与金融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松龄《中国农村金融史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年版),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杜恂诚《中国金融通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4）

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是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之一，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唯心辩证法体系中首次提出。但古代的一些军事理论家从战争史中概括战争指导规律时，就已经不自觉地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合理成分，使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不再是用来描述观念或概念的自我运动与发展的方法，而成为理解包括战争现象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现象的重要科学手段。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要求在认识事物时，要把对事物历史过程的考察与对事物内部逻辑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逻辑的分析应以历史的考察为基础，历史的考察应以逻辑的分析为依据，历史与逻辑最终走向现实，以达到客观、全面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目的。

二、金融学课程理论的特点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但是对于金融学学科体系是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的，我们是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课程为基础来进行本论文研究。

（一）金融学理论具有历史性特点

金融理论往往来源或根植于实践，这些理论都有着各种类型多样、程度不同的历史渊源或历史背景。几乎每一个金融学理论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不去理解每一个理论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就很难理解理论本身的真正内涵。比如，关于货币理论，究竟什么是货币呢？如果单纯从现实来看，人们通常把纸币称作货币，但是中国古代又有贝币、银币、金币等，那么这些是不是也是货币呢？如果是，它们和现代的纸币又有什么区别呢？想知道答案，就必须对货币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再例如，关于货币层次的划分，中国的M1货币层次不包含居民活期储蓄存款，而关于货币M1的一般定义是包含所有的活期存款的；所以如果单纯以理论来看就解释不通，但是如果了解中国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居民活期储蓄存款是以存折形式存到银行的；不像企业活期存款以支票形式存在，可以直接进行支付；那么就能够理解中国货币M1层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划分了。

（二）金融学各理论之间逻辑关系强

金融理论既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又是一门规范性很强的课程，不同部分的知识结构以及同一部分的知识内部往往有着严密而科学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既表现有必要的规范性分析特点，又表现为应有的实证性分析特点，而且随着金融理论课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特点表现得日趋明显。

比如，对于货币的知识体系，许多章节都有涉及，有货币的概念、货币发行、存款货币创造、货币供给与需求等，这些知识点联系非常紧密，如果不深入、客观的追溯、考察、分析并解读历史，厘清它们的逻辑关系，将难以理解并运用这些知识理论。

（三）金融学理论与现实密切相关

金融学理论与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经济金融环境当中，或多或少的受着金融时事的影响。但是要想通过现成的理论去透彻的理解、解决现实问题，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而且正是因为金融学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所以金融课程要求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以金融视角进行思考和观察能力，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所以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理论的简单解释。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金融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因为金融学理论具有历史性、逻辑性强和与现实联系密切的特点，所以要求教师在思考和讲授金融理论时必须贯穿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在实际运用这个方法的时侯非常困难，一方面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完备的知识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有广阔的知识背景，而且能把复杂的纵向和横向的知识结构体系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展示给学生。

（一）寻根溯源，厘清脉络

每一个理论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所以在研究理论的时候，就不能仅仅只限于表面的解释。而是要探求理论的渊源，找出其产生原因，发展的历程，然后就主要观点或发展主要阶段以比较易懂的方式讲授给学生。

当我们讲到利息时，给利息的定义是利息是在信用关系中债务人支付给债权人的（或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的）报酬。如果就到此为止的话，那关于利息的许多经典的意义我们是无从知道了。关于利息，马克思主义认为利息实质是利润的一部分，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西方经济学将利息分为实质利息理论和货币利息论，实质利息论认为利息是实际节制的报酬和实际资本的收益，实际利息率最终取决于起初的生产力因素，如技术、资源的可用性和资本存量等。货币利息理论认为利息是借钱和出售证券的成本，同时又是贷款和购买证券的收益。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利息率的高低完全由货币的供求决定。我国学者认为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利息来源于国民收入或社会财富的增值部分。为什么各种定义差别如此之大，这就要从利息产生、发展及利息理论的演变去厘清。

再比如我们介绍货币银行学课程里金融市场部分中的欧洲货币市场，它是一个境外货币市场，有着相对宽松的市场政策和制度环境以及诱人的市场利率结构，所以欧洲货币市场才那么的发达。但是这只是比较肤浅表面的解释，因为即便给出相等的或更好的条件，中国的市场也很难像欧洲货币市场那样发达如此之迅速。因为一个发达的市场不只需要良好的条件，还需要历史的机遇。欧洲货币市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有前苏联将其在美国的同类资产转移到伦敦形成境外美元，又有“石油美元”进一步促进，所以欧美货币市场才发展的那么迅速。这样对境外货币市场的特点和被管制程度等相关问题的理解也显得非常容易了。

（二）注重留疑，整合要点

如前所述，金融学理论各部分内容之间相互关联，交叉融合，比如国际金融里面的外汇与汇率、国际收支、国际储备等知识模块之间有密切关系，讲到汇率内容时候要用到国际收支知识，而讲国际收支内容时也要涉及到汇率知识，所以最好方法就是在先讲的内容里面注意留好疑问，切记这个疑问是经过老师的精心准备提炼出来的，另外，切记以循循善诱的方式让学生牢记这个疑问。并且还要通过案例、时事加以引导，让学生课下去查找资料，自己去寻求答案。这样就可以一方面避免学生因不懂而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求知欲。

当留疑做好以后，随着课程内容的进展，当进入到留疑模块时，要记得以留疑为切入点，逐渐导入所要教授的内容。在讲授完所有相关课程内容之后，还要有个归纳总结，就是把相关的内容以合理的逻辑关系进行归纳整理。比如简要归纳汇率与国际收支关系：当汇率被低估时候，会导致国际收支顺差；而国际收支顺差会导致汇率升值，这虽然会使低估现象有所缓解，但同时也会影响一国出口。

（三）结合现实，深入探讨

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最终要走到现实中来。当对理论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都厘清了之后，再去分析、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锻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加深巩固对所学理论的记忆和理解。

比如，对货币的起源、货币的形式、货币的层次等有关货币的内容清晰理解之后，要求学生结合现实中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现实进行分析，给出学生自1998年以来的CPI指数，让学生自查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货币供应量，分析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

再比如，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内容，学生觉得不易理解，所以往往是浅尝辄止，不去深入探讨；尤其是对于“特里芬难题”和“没有泪水的赤字”，他们觉得实在无法理解。为了让学生深刻把握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及历史意义，在上课过程中结合“9・11事件”之后美国十年来经济发展变化这个现实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并详细解读美国作为世界资本家的本质；这样一来，学生兴趣盎然，不但认真听，还向老师发问，结果是不仅理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而且理解了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变化历程。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5）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地 投融资

历史文化遗产地是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那些经历过历朝历代积淀而幸存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杰作，是一个地区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代表或表达着一个地区或城市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进程。历史文化遗产地代表的是区域形象和财富，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延续区域的民族性、独特性和时代性，这些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论在我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很多是以景区景点形式存在，像西欧的法国、意大利，旅游业依托文化遗产所产生的经济利润已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目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地的资源开发建设不足，可观赏性景观建设薄弱，偏远地区基本上呈现潜在的或半开发状态，严重制约了这一产业对地区经济的应有贡献。资金的有效筹措是历史文化遗产地的资源开发建设与保护的关键，因此在稳定原有投融资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的投融资渠道。

研究热点与疏漏梳理

历史文化遗产地在当前更多地成为旅游开发的依托。伴随着观光旅游热的消退，历史文化遗产地转变为旅游资源的开发热点和旅游者的选择目标。大多数历史文化遗产具备着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潜在性和陈旧性，怎样把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潜在性、陈旧性转变为旅游文化的资源性，进而把资源的优势转变为资本的财富。这类问题是近年来历史文化遗产地研究比较多的视域。比如，历史文化遗产地保护、合理开发、旅游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通常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思考，以及遗产地旅游开发的规划等。其实无论世界上其它地域或是针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历史文化遗产地破坏、毁损程度严重。这样的话，无论旅游开发也好，保护也好，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经费资金。历史文化遗产地开发、保护的前提就是足够资金的投入，保护不到位、旅游开发不成规模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资金的短缺。那么投融资问题就成为决定着历史文化遗产地资源合理开发与系统保护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关于遗产地投融资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缺位的，其原因主要在于三点。一是投融资的学者研究侧重于大中型企业的投融资问题；二是研究旅游资源的学者忙于资源的规划开发；三是虽然旅游业融资问题包含了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发行债券、股权置换、设立基金。但是历史文化遗产属于国有文化事业，关于文化保护的制度，限制了学者从投融资角度去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资金问题。基于此，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就放在历史文化遗产地开发与保护过程的投融资方面。

现实需求与背离

（一）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保护融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历史文化遗产包括不同时期特有风貌的地上不可移动的文物建筑，也包括遗留在地下反映不同时代人们生活足迹的遗物。从保护的视角来看，历史文化遗产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单体文物保护单位；二是历史文化街区；三是历史文化名城。单体文物包括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石刻、名人故居和近现代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等。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指定公布的存留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向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上述三个层面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据各自的特点在开发保护过程中其投融资需求也不相同，但就目前来讲融资方面面临的共同问题分述如下：

1.融资渠道单一。由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事业性和社会公益性两个属性，决定了历史文化遗产的融资方式非常有限。一直以来，对政府财政依赖性比较强。文化是本民族历史文化积累和文明发展的标志所在，是地域文化实力的体现，对具体一个地区来说体现了目前和将来的综合实力。因此，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对其管辖也比较严格，市场经济因素影响较少，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或保护投资也是由各级政府和机构来实施的。处于偏远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地，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当地又没有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支持，缺乏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大投资环境较差，社会资金很难被吸引进来。

2.缺少专业融资机构。历史文化遗产地每一个开发建设保护项目都是在当地政府组织指导下实施的，遗产项目的融资基本上由政府替代，政府充当融资机构，其优势的一面是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可信度，可吸引社会资金投向遗产地的开发保护，并通过约束性政策来规范投资者的经营行为；劣势的一面就是各级政府的财力很有限，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难以迅速扩大规模，并且也给政府带来财政风险，政府融资的效益、抗风险性明显不如专业的融资机构。

3.融资渠道不顺畅。一般来讲，目前尚未开发建设的历史文化遗产多处于老、少、边、穷地区，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比较落后，整体投资环境较差，加上新开发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回报率低，投资吸引力也就比较弱。一方面，我国金融体制中小融资机构、私企性质的融资机构难以进入，另一方面，政府管理层面融资观念认识滞后，也很少有社会资金被正确引导到历史文化建设中去。投资者得不到投资项目，遗产地项目拥有者寻找不到投资者，社会资本和历史文化遗产之间缺少一座能沟通的桥梁。

4.与资本市场结合松散。历史文化遗产筹资渠道主要集中在政府财政主导型融资机构和银行主导型融资中。近年来特别是对银行贷款资金和国家扶贫抉择资金依赖性较大，在国内历史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少直接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比如像股票上市、债券发行基本上很少触及。在国际上，由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保护历史较短，除了少数规模大、知名度高的历史文化遗产，最近几年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取得一定的保护经费之外，大部分历史文化遗产拥有机构开展国际合作、利用国际援助的意识比较薄弱，经验也相对缺乏，基本上只是依赖本土的投融资力量。

（二）国际典型融资方式

历史文化遗产融资在国际上运营已经很成熟，比较常见的典型融资方式主要有以下5种方式：

一是BOT融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建设―经营―转让。也就是政府在给予某些公司项目建设的特许权时所采用的方式。这一方式是部分私人合伙人或者某些财团自己融资开发建设取得许可的项目，在合约规定时期内进行经营，期满后再将此项目转让给政府。

二是TOT融资模式。主要适用于已经建设成功投入运营的项目。这一方式程序是转让―经营―转让。这类需要融资的机构多数是公营机构。项目所属机构把已经建设的项目特许权移交给私营机构经营，接收经营的私营机构根据对所接受项目在今后若干年内现金流量的评估核算，一次性付给公营机构费用。经营期满后，再把项目移交给原公营机构。

三是BTO融资方式。这一方式主要程序是建设―转让―运营。也就是由政府或政府机构与投资人发起组建的项目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允许项目公司对项目进行融资建设，建成以后，按照协议规定，政府或机构一次或分次付款，把项目所有权收购回来，并组织运营或管理。

四是ABS融资方式。这一方式主要是指国外债券和国内证券市场。ABS的资产拥有者或企业或银行，通过特设信托机构和其它相互关联的金融机构，将其不流通的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有稳定的现金流入转变成资本市场上可流通的证券销售给投资者。

五是PPP模式。这是一个完整的项目融资概念。与其它几种不太相同的是对项目的组织机构设置提出了新的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采用项目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进行结构融资，强调项目的选择、政府角色的转换、合理的风险分担结构设计、建立建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最终形成有效的监管机构。

这些国际上的通用融资方式，运营成熟，利弊清晰，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建设，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融资方式。

融资方式拓展及对策

历史文化遗产建设保护中，资金的融入需要选择多种融资方式，但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历史文化遗产主要依靠国家有限的公共投入和一定的经营性收入，特别是贫困偏远地区，很难获得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投资的青睐。因此，一段时期内，争取国家政府的投资还是必要的。为了使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保护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在巩固稳定有效投资方式下，还要积极拓展新的融资渠道和方式。

政府主导型融资。历史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成份较多，通常主要是为社会提供精神文化服务，市场对其调控的力度和空间都很有限，在自身积累比较微薄的情景下，很难支持保护开发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因此争取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融资方式应该占一定的地位。虽然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多元赞助方式在历史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可是就历史文化遗产建设保护的公益性而言，社会投资的各种形式投入，其投资目的和投资方向通常受投资者的主观偏好、利益维系的影响，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设进程中不会按照社会需求的轻重依次来投资。所以，比较来说，政府财政投资方式更具有倾向性和稳定性。因此，在开拓社会各种融资方式的同时，应当让各级政府的投资占有一定的地位。

成立专业招商融资机构。把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转化为市场主导型的招商引资。专业化的融资机构来组织运作相应的商业化事业，针对性强，成功率高，成本也相对低一些，也能够把政府从具体复杂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真正实现由管理型到服务型转换。组建资产经营类管理公司，可以推动潜在资产的资本化，既可有效地促进区域内融资运作，又可站在区域整体高度进行资金的运作与管理。

设立发展基金。各种各样的发展基金是国际上用来筹集文化遗产事业资金的有效手段。非盈利性的半官方或民间基金组织，可以最大限度地吸纳政府、企业、财团和个人等多方面的资金投入。在国外，像美国大部分博物馆能保持财务状况稳定，就与基金引入方式有关，一个文化项目往往有多种基金配合运行。遗产基金是一种永久性的理想融资方式，英国、意大利基金已成为最大的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资组织。当前我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基金会形式运作尚在尝试之中，应加大引导力度，促进基金会的形成。

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采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通过企业上市、项目或资产重组、联合投资、发行债券等形式增加旅游投资，开拓直接融资渠道。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主要有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和资产出让四种方式。

采用国外典型的融资模式。国际上比较典型的融资模式主要有前文所述的BOT、TOT、BTO、ABS和PPP模式。在运用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初期，可以先采用PPP模式，起步再向TOT过渡，最后采用BOT融资方式。这样分步借鉴实施国外融资模式，可以降低尝试过程中的风险，比如PPP模式既不涉及经营权的转让，又不存在产权和股权问题，TOT只涉及经营权转让，不涉及股权和产权问题，可以避免BOT中所包含的大量风险与矛盾，比较容易使双方达成协议。不管是金融机构、基金组织和私人资本都有机会参与投资，历史文化遗产的融资渠道会更广泛，取得效益也会更好。

参考文献：

1.林晨.遗产地的保护和实现开发与旅游发展[J].山西建筑，2010（1）

2.王星光，贾兵强.中原历史文化遗产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SWOT分析[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3.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人民论坛，2010（9）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6）

本书的一个核心论断是“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创新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发生,又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编著者选取了利息、股票、金属货币、纸币、政府债券、期货、期权、共同基金、通货膨胀指数债券等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金融产品,追寻它们的起源,探究它们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历史上都近似独立的事件,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模仿者往往只是关注和采用这些技术形式,而完全忽视了那些进行金融创新国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这必然使模仿创新的国家也无法真正应用这些创新技术”。这是我们以史为鉴尤要注意的。

倘若我们的思维空间没有为该书繁复的史料所完全挤占,我们还将从字里行间获得更有意义的启迪:

首先是金融创新和文明兴衰的关系。西方国家是当今金融创新的主导者,但在历史上,东方则是金融创新的先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利息,后来才传到希腊人那里;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之后才在欧洲发明。然而,中世纪之后,东方的金融创新戛然而止,西方则方兴未艾,而东西方文明从此分岔。是由于文明兴衰引起了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还是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引起了文明的兴衰?这一问题可以看成是“李约瑟问题”在金融方面的重述。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权威成就了纸币在中国的流通,而恶性通货膨胀又迫使其消退;从威尼斯、荷兰到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从支持战争、殖民地开发,到支持国家建设,金融创新为国家崛起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国家的经济和制度会决定金融发展的路径,而金融创新又能推动国家的勃兴,对于希望崛起的中国而言,这不正是我们从本书中所获得的最大启示吗?

其次是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在金融创新的历史中,我们时常看到科技进步的身影,例如数学工具和防伪技术的进步等,其中尤以数学的发展最值得思考。是数学工具的发展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强化,还是金融创新的需求引致了数学工具的进步?或许二者互为因果。但金融的数学化是一把双刃剑:由于最前沿的知识几乎都以最先进的数学技术表述,即使一个新手也无须像人文学者那样逐一了解前人的智慧成果,而只需掌握必要的技术以现状为起点,它摆脱了所有陈旧知识的包袱,解放了人的大脑空间,大大提高了创新的速度;但走向极端就意味着钻进了一座象牙塔,使人忘却历史、目光短浅,金融创新变成脱离现实背景的数学符号的堆砌,却自诩创造了价值并妄图以此改造世界。因此,技术工具的使用固然有利,但若为其异化则得不偿失。

总之,《价值起源》提供了看待金融问题的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视角,正像书中所言的“关于现代金融发展的过程,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

价值起源 The Orgins Of Value

作者:威廉・N・戈兹曼、

K・哥特・罗文霍斯特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7）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列宁经济国际化思想亦即全球化理论的集中表达。这一理论实质上是关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的理论,是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着作发表已近百年,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进,全球化内涵的不断丰富,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许多重大的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也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新变化。从发展的趋势看,资本主义在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由其转化而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进而向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演进,或者说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正如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在金融领域。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认为,列宁指的新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称之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经历列宁所论述的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即从一般垄断到国家垄断阶段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转变到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阶段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这称之为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从本质上说虽然依旧是在列宁讲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的变化,但确实是重大变化,甚至是某种质的变化。

    “注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研究是胡锦涛同志一再要求的,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必将产生多种极不相同的与全球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挑战,并非仅仅来自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骤然剧变,还有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

    因此,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和根源即转变的内在机制、影响及历史地位,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定位和阶段性特征,以便在扑朔迷离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中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更主要的是对于我们在揭示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运行规律中,利用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规律、做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二、梳理与辨析

    “金融资本”的概念不是时下才出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着作中。“金融资本”的概念是由拉法格首先提出的。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列宁对金融垄断资本的概念、必然性、形式、特征等进行了科学阐述,全面、科学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也将列宁称之为“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

    列宁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论证这种转变的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着作,特别是《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必然导致的结果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必然性。“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就是说,所谓垄断资本是由于资本集中而达到极限的资本。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分析,从理论上推断垄断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且敏锐地发现当时所出现的垄断组织萌芽。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为保证这种生产的顺利进行,资本家之间的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方面形成的资本家联盟就是最早的垄断组织形式。恩格斯晚年沿着这一思路,更多地关注垄断资本形式问题。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进而到垄断的形成、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信用、股份公司以及银行的作用、工商业关系的分析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金融资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进入20世纪,金融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金融资本垄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

    拉法格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一个深刻把握“金融资本”精髓的人。他在1903年就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文中以美国为典型,通过对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研究,看到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趋结合的趋势,分析了金融垄断资本的基本特征。拉法格指出:“金融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在各种金融活动扩展的同时,银行作为新型的金融机构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上去”。这样,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工商业需要银行为其筹集资本,而银行集中资本只有重新回流到工商业中才能为其筹集资本;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二者间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一个不断融合、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由此可见,尽管拉法格没有明确为“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但他已经明确地指出“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其要旨在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拉法格还认为,金融垄断资本的产生是合乎规律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对中世纪封建社会行会组织垄断的否定,而金融垄断则是由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否定之否定”,垄断资本主义是一般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作出了卓越贡献。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中,以当时德国的银行资本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探讨了金融资本形成的原因、途径、运行规律及银行资本在金融垄断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第一个对金融资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考察的人。希法亭由货币问题分析入手,着重考察资本发展的历史,把资本区分为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围绕货币流通和信用发展,系统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股份公司等。通过考察,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界定为“固定在产业资本中的银行资本”,强调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过程中银行资本的统治作用。

    希法亭把金融资本的研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考察密切结合起来,将“现代的”资本主义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相区别,他清楚地指出两者的密切联系。希法亭认为,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标志就是由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融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取代了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认为“不懂得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就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叫做金融资本的时代,而把帝国主义视为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所有这些表明,希法亭已经了解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8）

一、 公允价值会计备受注目与争议的背景

自80年代以来，美国会计界和金融界一直对金融工具，特别是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披露问题争论不休。尽管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问题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严重缺陷--缺乏相关性的认识。特别是80年代，美国2000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财务困境，但建立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上的财务报告在这些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危机之前，往往还显示"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健康"的财务状况。许多投资者认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不仅未能为金融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发出预警信号，甚至误导了投资者对这些金融机构的判断。为此，他们强烈呼吁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重新考虑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是否适合于金融机构。

1990年9月,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在美国参议院的银行、住宅及都市事务委员会作证，指出了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并首次提出了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

SEC主席作证后不久，SEC，FASB以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 AICPA下属的会计准则执行委员会（AcSEC）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后来"六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高层人士认为由AcSEC制定这方面的准则名不正，言不顺,且可能与FASB发生立场上的冲突，因此，经过协商，FASB于1991年10月正式接手制定这方面的准则。

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出现,在美国会计界和金融界引起强烈反响。以SEC和投资者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将极大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使会计信息反映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且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金融界为代表的反对者则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是对现行会计模式（以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属性）的极端背离，不仅缺乏可靠性，而且将导致金融机构的收益产生巨大波动，促使金融机构的贷款决策短期化。

二、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现状

在80年代,有关公允价值会计的争论主要在SEC和金融界之间进行，FASB不肯轻易表态。但80年代后期存款储蓄行业的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FASB的态度和立场。从90年代起，FASB明显转向SEC的立场，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公允价值公计向前发展的财务会计准则。

至今，FASB颁布的与公允价值会计有关的准则包括： 颁布日期 准则编号 准则名称 1990年03月 FASB 有关金融工具表外风险和信息风险的信息披露 1990年12月 105SFAS 雇主对除退休金外的退休福利的会计处理 1991年12月 106SFAS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 1993年05月 107SFAS 债权人对贷款价值减损的会计处理 1993年05月 114SFAS 特定债权和权益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1994年10月 115SFAS 债权人对贷款价值减损的会计处理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9）

荷兰是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构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加快了其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以荷兰金融与产业成长历史为线索，分析荷兰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和根本原因所在，从而揭示金融成长如何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

一、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与商人资本

（一）农业商品化与“商品农”

荷兰独立后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商品率相当高国际贸易论文，成为欧洲国家粮食的重要供给国。荷兰弗里斯兰的哈姆马农产品的商品率甚至达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兰经历战争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带渔业成为重要产业，与当时其他国家不同，荷兰的三大渔业（鲱鱼、鲸鱼和鳕鱼业）不仅仅限于捕捞，而且还进行加工、包装或提炼，渔业成了一种工业。荷兰省北部岛屿以及荷恩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地带17世纪上半叶从事海上渔业加工的乡村男劳力占其总数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罗的海的鲱鱼中75%是荷兰运输，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兰一国要占欧洲全部鲱鱼年产量的1/2以上。

农产品、畜产品和渔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已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高产量、高商品率和众多的从业人员说明荷兰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已形成一种产业，支撑着荷兰经济强国的基础。德·弗雷斯(1971)[2]总结认为，荷兰乡村经济转变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农”的形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作为前向联系，农产品的商品化维系着为之服务的运输和市场网络。凭借繁密顺畅的流通渠道，乡村农产品贸易不仅遍及国内，而且扩大到国际，成为荷兰庞大商业帝国机器运转的“基本润滑剂”。作为后向联系国际贸易论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刺激了人们对于土地开发的投资兴趣，推动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肥料和饲料的贸易扩大，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兴起和教育的兴办。直至整个18世纪，荷兰农业始终在欧洲保持了最先进的生产水平。

（二）工业与金融业的形成

纺织业特别是呢绒工业是荷兰的第一支柱产业，已形成生产的大众化，而且纺织业的结构调整（如新呢绒生产取代旧呢绒生产）使荷兰保持着持续的优势。至17世纪，来登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织中心。

国内工业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业。在17世纪初期造船业已成为荷兰居第二位的支柱产业。政府兴建的国内四通八达的运河和造船业的大型化、机械化使荷兰水上运输趋向经济化——运输成本低廉化。造船业既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又为荷兰国内经济飞跃提供了基础，促进了荷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推动了海上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三）商人资本与农业、工业成长

在农业、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成长过程中，商人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为一体。当荷兰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迅速扩大时，产业成长的预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资本流向农业和工业，由于商人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商业技能，从而逐渐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过程；同时，与商人资本早期实行合伙制的原有生产者逐渐丧失生产资料国际贸易论文，沦为工资劳动者。产业资本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的发展，即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农业、制造业的产业部门和专门为产业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

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

（一）现代银行制度与对外贸易

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扩大以及造船业的经济化促进了荷兰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内在地要求金融机构为之提供便利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在威尼斯银行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金融机构框架已不能使支付体系顺畅、有效。此时，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银行券代替硬币，同时要求进出口商在该行开立账户，600弗罗林以上的支付必须使用汇票。“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产生一个飞跃的转折点，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1]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创新对荷兰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实也达到了预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结算，既带来了资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变为国际贸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产生大大满足了产业成长所需资金。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仅依靠内源融资不能满足产业成长的需要国际贸易论文，传统的银行借贷既受资金来源约束，也有筹资成本过高的影响。信用工具的产生使得货币乘数作用出现，从而为产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外贸易迅速成长为荷兰的支柱产业。第三，降低了筹资成本。银行业务的创新大大便利了资金的借贷，也促进了银行业的竞争，大量银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银行的借贷利率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几倍，低利率贷款为产业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证券市场与贸易垄断

海外贸易的迅速成长激发荷兰人纷纷组织贸易公司，同时带动了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扩大，产业成长（海外贸易）大于金融成长，资金需求成为瓶颈；同时荷兰在早期实行的合伙制贸易方式问题凸显：这种具有短期行为特征的贸易方式与荷兰迅速壮大的海外贸易不相匹配。为解决长期资金问题，160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即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股票，这张股票让荷兰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辉煌。该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会募集资金，有的股东只有几十个荷兰盾，表明股份制在荷兰已成为普及的筹资和投资方式。1608年国际贸易论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建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尽管只有联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还有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债券（更多股票和证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场交易），这个市场却拥有成熟的交易技术，包括期权和期货合约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与此相匹配，该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17世纪荷兰资本积累比欧洲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4亿荷兰盾。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由荷兰人持有，每年有上千万荷兰盾的利息收入[3]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17世纪中叶的“金融革命”——各省从向商人—银行家借款转为直接向富人出售国库券。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

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金，也解决了企业所需的长期资金问题；同时，证券市场的大众化使得金融成长快于产业成长，从而保证和加快了现代商业（海外贸易）的成长。.

股份制帮助荷属东印度公司打败英属东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贸易垄断地位；证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建立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和便利的支付体系；资金的自由流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资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国际资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又为荷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廉价而便利的资金来源。金融成长把广大居民购买力的利益和产业成长（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促进了荷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同时国际贸易论文，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此，现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帮助荷兰确立了国际贸易中心，金融成长和产业成长进入成熟期。

三、资本自由流动与产业衰落

海外贸易汇集的大量财富和诸多物产，源源不断流入荷兰，进而转化为巨额商业利润和资本，至17世纪中期，荷兰已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自由流动，出现国内资本脱离产业转向借贷资本，贷款回收的困难和泡沫经济的破灭，动摇着其金融体系的稳定。

首先，转口贸易的兴盛改变了商人资本的性质。商人资本原为获取商业利润而参与并逐渐控制国内产业生产，当转口贸易变得更为有利时，商人资本便倾向于进口而非制造，资本则由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显然阻碍了国内产业进一步成长。由于转口贸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城市，期望靠转口贸易扩大财富国际贸易论文，无视国内工业成长的根本利益，激励政府实行低关税，对国内工业放弃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国内产业成长的阻碍：海外贸易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交换的基础；放弃国内工业保护，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国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和直接贸易的兴起，荷兰的转口贸易失去依托。商业资本在荷兰商品经济发展中不是逐步让位于工业资本，而是使工业资本越来越屈从于自己，这一演变趋势与西方近代资本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长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基础和载体。金融业在促进海外贸易迅速成长的同时，荷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纪后期，荷兰资本更多用于对外借贷而非国内产业投资。荷兰金融业的高度发达具体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利息率则是荷兰的几倍。由此不仅导致商人资本从产业资本转向借贷资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国内低息借贷，国外高息放贷，进一步加剧国内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减少。

第三，银行坏账形成金融危机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到18世纪末期国际贸易论文，荷兰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业资本主义演变为借贷资本主义。对外大量放款为荷兰赢得了金融资本家的美誉，然而对外放款的对象：一是外国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强了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大量贷款成为坏帐，严重影响着荷兰的金融业；二是对外金融投机，到17世纪下半叶，其影响超过对外贸易。1758年，荷兰商人购买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这些股票总额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坏账的形成和商人资本的损失大大降低了荷兰的金融竞争力。各种投机活动导致一系列银行破产倒闭，引发1763年的金融危机。

四、启示

1．产业成长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与成长的基础

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的兴起增加了融资需求，银行券、汇票、期权、期货、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创新蓬勃发展，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银行、非正式交易市场等现代金融体系产生，产业成长引致金融成长；另一方面，金融成长又为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进一步促进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本身得以成长。

2．现代金融体系保证和加快了海外贸易的成长

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显示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荷属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既保证了企业长期生存，又促使荷兰海外贸易迅速获得垄断地位；资金的自由流动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资金的集散地。因此，银行券、国库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制度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制度创新既保证和加快了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国际贸易论文，又促进了金融业自身的成长，使荷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荷兰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兰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 [4]。

3．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必须保持合理关系

金融成长以产业成长为基础。“郁金香事件”显示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此后历史上多次的泡沫经济与此都有相似之处——金融成长脱离产业成长必然带来泡沫的破灭；“南海事件”表明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效应，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外国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金融危机。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长超过产业成长所需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危害已引起各国关注，尤其是拥有外国巨额证券资产时更应引起重视，国家金融安全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作者：史恩义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县人 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投资

学位：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范?德?沃德．乡村史系学报与荷兰乡村史的研究[J]．欧洲经济史杂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黄金时代荷兰的乡村经济1500—1700[J]．经济史杂志，1971，31(1)：266-267．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10）

[DOI] 10.13939/ki.zgsc.2015.03.011

1 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术界永恒不变的研究主题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金融和经济发展。总体来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分为四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引导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二者相互作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关系。本文借助于帕加诺的AK模型所推导出的结论，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在过去的40年中，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在学术界受到空前关注，出现大量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文献。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可能要算熊彼特（1912），他认为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以及个人收入的提高。格利和肖（1955，1956）系统探讨了各种金融中介在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戈德史密斯（1969）首次从实证方面对金融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对国际上近30多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状况研究，揭示大多数国家二者间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没有明确给出具体的关系。

国内关于金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也很丰富，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文献主要基于全国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等）；这类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第二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区域数据来研究两者关系的区域差异（周力，2002；郑长德，2003）这类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三类就是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的关系（姚耀军，2004；许崇正，2005等）。

3 基本模型和理论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不少学者开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帕加诺模型。他借鉴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研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AK模型。

4 实证分析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三个途径对经济增长能够产生影响。在这一节中，我们转向实证研究，试图通过中国1983―2012年的30年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上述理论结果。

4.1 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金融发展不仅表现为金融数量上的增长，更强调的是金融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以金融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

我们借用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本文将以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应该反映金融体系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本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额与存款额的比值来表示这一指标，用FE来表示。本文以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文研究所选用的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4.2 实证检验

4.2.1 ADF检验

本文使用Eviews3.1计量软件分别对金融规模指标（FIR）、金融效率指标（FE）、经济增长指标GDP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GDP增长率（GG）、金融相关率（FIR）和效率指标FE是非平稳序列。在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D（GG）、D（FIR）和D（FE）的ADF是平稳序列，可见原三个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

4.2.2 协整检验

由上面的检验结果，GDP增长率、金融相关率以及金融发展效率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故三者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从上表结果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GG、FIR、FE这三个变量间存在且只有一种协整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4.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我们确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如何。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其因果关系，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金融发展效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能显著影响金融发展效率，而金融效率不能显著影响经济增长。

5 结论分析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分析

本文基于帕加诺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我们的实证检验结论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金融发展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Granger关系，而金融发展效率也只是单向受经济增长影响。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指标选取或者考察期限长短方面；另外，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市场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这必然会对金融体系的效率产生影响，因而可能在做实证分析的时候分阶段去考虑得到的结果应该会更理想一些。

5.2 政策建议

尽管本文的实证结果没能检验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显著的影响关系，但不能否认的是，从长期来看，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还处在相对较低水平上，政府信贷政策的倾斜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例如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些导致我国金融发展效率不高。

鉴于此，我国应该积极推行金融体制改革，调整信贷政策，合理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可更好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Goldsmith， Raymond. W1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M]. New Haven， CT： Yale U1 Press， 1969.

[2] Pagano M..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 An Overview[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37，1993：631-622.

[3] 韩廷春.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模型与政策分析[J]. 世界经济，2001（6）：3-9 .

[4] 谈儒勇.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1999（10）：53-61.

金融发展史论文篇（11）

人们对历史往往有不同角度的解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不同的视角都使我们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单从金融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解读。其观点异彩纷呈，既摘下了罩在金融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掌握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金融的逻辑，又使我们破除了许多以往不合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迷信。本文是阅读陈志武先生《金融的逻辑》后的一些心得体会，分为六个方面论述，文章最后是对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一点启示和建议。

什么是金融？当你问“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是在探讨哲学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往往没有确切的答案，不同的人很可能有不一样的回答。陈志武先生对“什么是金融”的回答是：“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看得出来，陈先生的这一答案是想尽可能抽象地一般地概括金融的本质，其核心是价值在时间或空间中的交换。对于价值，陈先生的理解是，“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效用价值论也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观念之一。陈志武先生的金融哲学带有鲜明的相对论气息，把价值交换置于时空坐标之中，点明了金融的本质和核心功能。

钱、资本、财富三者的区别。积累财富是个人或社会主要的目标之一，“资本”和“钱”也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然而，我们很少有人能清楚地区分这几个概念的异同。陈志武先生指出，“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对“钱、资本和财富”这三者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问题。譬如，为什么有些国家钱多，而另一些国家钱少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正是市场化的过程使中国人现在感觉比过去有钱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然而，“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

钱多了，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有可能，但钱多并不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之所以美国式的资本金融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是因为股票、债券、按揭贷款等产权型金融都与具体的资产或未来收入流相对应，不是凭空发行。”而且，“美国社会的金融化程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高度金融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供给，有了这么多流通起来的金融资本，科技创新、对外投资、个人创业所需要的资本当然不成问题。”“美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差别不在别的方面，就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这些都提示我们，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发展起来，必须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财富资本化。这一论断也是合乎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的。

马镫、集装箱、股票。马镫被西方文化研究界称为“中国鞋”，它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指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集装箱的发明同样如此，简单的技术改变了历史。同样不为人重视的是，以股票为代表的证券等金融工具的发明，也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由城邦政府以未来税收做质押向大众发行公债这项证券技术，在13、14世纪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往西欧其他国家传开。”“到16世纪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大举运回金银的时候，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将未来收入、将资产证券化的能力已非常强，他们已有能力把未来的收入变成那时的钱，有很强的‘生钱’的能力。他们已经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有‘钱’了。”而“英国之所以在18世纪开始远远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战胜法国，其关键之一就在于英国有更发达的金融技术让它更能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技术的发明，不仅直接带动了经济增长，也激发和促进了科学的进步。

西方的兴起不是靠掠夺，而正是靠了大量类似证券技术等工具的发明以及制度的设计。作者驳斥到，“如果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掠夺，为什么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夺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为什么最早征服美洲大陆并从拉美掠夺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后来没有成为西方、更没有成为世界长久强盛的国家呢？”并且指出，“其实，道理可能很简单，掠夺来的意外财富除了挥霍之外，不会有人珍惜，不会给人带来积极改进的压力，反而使人、使社会变懒。”对待人类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的思维恐怕是不行的。历史总是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中前进的，而一些关键性技术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戏剧性作用。

国富还是民富？“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但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与法治。”作者指出，“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而历史的嘲弄却在于，“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作者感慨到，“莫非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曾经是我们的骄傲，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的负担。

“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因为负债后，一方面政府就得面对债券市场，另一方面就得征税，就得面对纳税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也都是民主的砖瓦。金融不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还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看来，金融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层面的事情，而且对于政治，对于国家治理亦有莫大的帮助。今日服务性政府的建立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要依赖于金融工具的机制设计呢？

投机是资本主义的真精神。“投机”在中国是一个贬义词。然而，作者指出，“‘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高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并举例说，“如果美国社会不认同投机的价值，它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股票文化，没有发达的股票文化也就不会有美国过去150多年的科技发明历史。”作者进一步指出，“‘投机’不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而且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它活跃的股票文化。”今天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在金融层面就是，“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把更多的未来收入作证券化变成今天的钱，谁就能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证券融资不只是简单地把未来的收入提前花，而且能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会决定在竞争中谁会成功。”“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而能否进行广泛的证券化和票据化交易又受制于它的制度。所以，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反观中国目前的许多金融管制政策，如抑制投机、禁止民间金融、反对高利贷等等却都是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

金融与文化。针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五四”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且不说这一口号是出于对儒家文化的误读，就拿其本身来说，也因其不明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金融功能而只可能流于形式。作者指出，“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是利益交换场。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是无法被打倒。”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最终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作者从金融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虽说有片面的一面，但也的确抓住了家庭所具有的隐含金融契约特征。

从《金融的逻辑》中，我们理解了金融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了解了中国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路向，那就是，一方面要“藏富于民，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将未来收入流变现。但是，陈志武先生也指出，“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没有希望。”

同时，目前“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这些都为我们指明了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