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学的问题大全11篇

人生哲学的问题篇（1）

论文到此，己经基本阐述了陈独秀人生哲学的内容和特点。对陈独秀这个革命家、启蒙家的评价大多是政治上的功与过，对其哲学的思想上论述少之又少。想要对陈独秀哲学思想有正确的评述，就必须要从哲学的角度给予其人生哲学作出应有的评价。

处于当时国家危亡的时代，陈独秀对于“国民性”的关注在早期的知识分子中显得尤为突出。在他的理解下，国人麻木不仁、虚伪不实皆是因为处于一个封建落后僵死的传统体制下，体制束缚着国人的精神，所谓人生价值也只是停留在对人本身的生理需求之间。个人生存的价值、人生幸福、人生理想都根本无从可谈，所谓人生理想受传统旧制影响只为升官发财、捞取功名之类虚伪之功，底层百姓的人生之道更是寄托于虚幻的鬼神。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陈独秀开始了他的人生哲学重建。

评判儒、释、道等传统核心价值体系，是他人生哲学重建过程的重要部分，不仅是因为这些“纲常名教”己经不适应时代需求，不符合国家发展，更是因为传统文化束缚了人性的自由，泯灭个人性格。陈独秀所主张的借助“民主”、“科学”理念，提出的新人生哲学理论，肯定了人对人生幸福的追求，以及教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是其人生哲学必须要肯定的功绩。但是，受当时社会、历史等原因所限制，科学进化论概念下建立的人生哲学面临着诸多问题，以科学为准则的人生观很容易走上机械主义的道路，从而陷入到不可知论。

陈独秀人生哲学最突出的观点就是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有了很明确的主张，既提倡追求个人利益，又主张兼顾社会利益。提倡个人的人生价值就是制造幸福、传递幸福以至于社会上所有人能够享受人生幸福，并且世世代代传递下去，这种观念无疑是结合了当时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巧妙地调和了个人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但不足之处是陈独秀忽略了个人的特性在人生幸福、人生追求等方面的差异，这未免有些遗憾。

在资产阶级道路失败之后，十月革命的胜利带来的经验和希望使得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随之相应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唯物主义的人生观，肯定人的思想意识并不是独立，而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所决定的。不同环境造就不同的人生观，而在物质基础上，人又能够发挥能力性去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这样一来人生观就有了实质性的支撑，人生理想与人生目的便不再显得空泛。通过自我的实际行动，去创造历史，这个进程就是人类的最高理想。

(二)当代的问题

似乎每过一个世纪人生哲学都会被哲学家们所提起。在陈独秀为主力的五四运动过后一个世纪的今天，人生哲学仿佛又到了需要重建的时刻。在上个世纪中人生哲学似乎是批判倒了上帝，神佛，圣人等精神偶像，人们开始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失去精神寄托，没有无形力量的束缚，人似乎得到了绝对的自由。但自从神死之后，一切高尚的道德事物都变得不那么重要，得到自由的我们认为只有最切近的东西，最能把握的东西才是唯一真实的东西，这便是人类的欲望和本能的满足，于是功利主义“复辟”了。

陈独秀在百年前描述的青年之人无外乎“做官发财，捞取功名”等理想，又何尝不是当今许多青年人的“美梦”呢?人不是纯粹欲望的产物，有自己的能力性，总是要不断地思考，摆脱不掉自己内心所信奉的价值归宿。人们将“唯物主义”真真切切理解成了“唯物质至上”，这种理解上的偏差使得人发生“异化”。这导致人丧失了作为一种高尚存在物的特征，沦落到和动物一样的位置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幸福又是什么?当代国人没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在陈独秀将人们从君权、神权中解放出来，我们亦需要从金钱手中得到解放。

新文化运动为近代人生哲学开端，它将宣扬人的个性解放，把握个人自我意识、个体本位当作这次变革的核心所在。陈独秀的人生哲学其着力点就是超越自我，解放自我。单方面的肯定自我、张扬个性往往使得人与理论、现实脱节。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强调自我却又不流于空洞，张扬感性的同时又没有走向欲望的堕落，也正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国家乃至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在宣扬自我、肯定感性时又能超越自我、超越感性。

东西方交汇初期的近代中国，陈独秀主张“民主”是从西方个人主义出发，又整合了传统的天人思想，从而形成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平衡关系。新文化运动主张的“科学”，不仅是教导国人改变自然，创造个人价值，更是给予国人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方法论。   

在如今我国，应当思考新文化运动所散发的人文关怀精神是如何获得的，特别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社会中，倡导一种正确且普世的价值观念，并且这种价值观还必须是对人类本身的关怀，而不是约束，这是是我们哲学学者所要反省的。

 “国学热”是近几年所流行的新词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重视无疑成为喜爱国学知识分子的“强心剂”。陈独秀人生哲学的重建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猛烈抨击之中，他过度宣扬中国对于民主和科学的需要，使得传统文化意识形态被大多数知识分子彻底否定。陈独秀的宣传的确对国人的人生观改变有了积极的影响，但却没有从实际国情的角度去找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一大遗憾之处。

东西方文化碰撞激烈的今天，对于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处是我们哲学学者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民主”和“科学”是现代化道路所要坚持的，但只是为了坚持现代化的道路就一味地抨击传统哲学，试图无视其存在固然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不适应现代化的进程，而我们没有真正去发现隐藏在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因素，而且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举个很好的例子，“格物致知”用如今的含义解释就是通过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上升到事物的一般规律，还有徐复观通过对先秦哲学和两汉思想的研究从而发现了现代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的理念。这些例子都足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能够与现代化进程相互融合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己经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生哲学的主导，但毕竟任何经典的理论都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与时俱进，以马克思哲学为核心，融合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形成符合我国特点的人生哲学理论是当代人生哲学的核心。

(三)当代的价值

人生哲学的研究在当今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不仅是因为它是关乎人类本身的学说，更是因为其所探究人的生命的本身价值意义是巨大的，这可能也是整个哲学所存在意义。

 “五四”运动时期所重建的人生哲学带给人们个性，思想上的解放是伟大的，其所带来的影响深深植根于今天的国人心中。与百年前一样，如今的社会也处于转型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倡，使得人生哲学的研究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再经典理论也有不符合时代的时候，人生哲学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注入，陈独秀的人生哲学固然是伟大的，创新的，但在当今需要有新的人生哲学去适应新的时代，这是我们哲学研究者所要去努力的。

除了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之外，与时俱进的创新才是人生哲学当今所要研究的重点所在，今后的人生哲学重建过程可以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人生观问题具有复杂性、个体性的实际特点，这需要与人生哲学理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根据时代不同和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不断地赋予人生哲学新的理论基础。

其次，重建人生哲学就必须发挥它在人生观，价值导向等方面的作用。国人“金钱观”、“权利观”的形成就是因为人生哲学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导向作用。坚持通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发挥人的主观能力性，不断学习人生哲学的理论，才能不断的进步发展。

再次，将科学主义、人文关怀和当代人生哲学结合起来。不能走玄学派或者科学派的老路，唯科学主义我们不要学，不相信科学者更会脱离这个时代，而怎样将科学融入人生哲学是未来所要创新之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也是科学今后研究所要奉行的理念。

最后，不断创新唯物主义的人生哲学，用联系和发展观去评价人生价值。特别在道德多元化的当今，评价一个人的人生观坚持从个人与集体、成长轨迹、受教育水平等多方面的角度思考，还要以时间维度为参考，过去、现在、未来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符合客观规律都是要不断联系思考才能下结论。

总之，现代人生哲学的重建所面临的困难还有许多，但陈独秀人生哲学的理论使得我们认识到这门学科所蕴含的价值是无比巨大的，这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国家命运的理论体系。对待传统文化既要继承更要发展，大力倡导科学和发扬人文精神，这都是今后人生哲学的研究工作所必须要做的。即使是马克思唯物主义人生观也要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成为符合中国特色的人生哲学。陈独秀对人生哲学的重建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时刻警醒着每个中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关怀，以及对“人”本身的思考。当今时代同样也需要每个青年志士像陈独秀那样为国家前途而奋斗，为民族命运而抗争。不过，我相信人生哲学漫漫长路，必有芸芸学子为之努力!

人生哲学的问题篇（2）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0184-06

收稿日期：2008－08－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06JA720017）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余卫国（1960－），男，陕西武功人，南通大学法政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世界”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既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内在根据，也是区分不同哲学范式和形态的重要依据。从哲学“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P120-121）的关系中不断完成对哲学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的追问和反思。它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哲学的性质、范围、功能的认识，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哲学发展的总的方向和趋势，从而不仅为哲学的发展，而且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和思维空间。那么，何为哲学问题？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并涵盖中西各派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果有，那么，它究竟还是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果是，究竟是在什么意义是？如果不是，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拟从以“世界历史”或“全球化”为基础逐渐生成的“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1]（P120-121）的理论视域出发，仅就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主要形态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哲学基本问题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何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追思，首先涉及到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而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又必然导致对“何为哲学”的追问。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管原因何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它都是以本原、本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对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活动，通过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是哲学的根本使命［2]（P5-7）。那么，何为哲学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主要有两种大体相近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哲学问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二是指哲学家用于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问题。如果说前者是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问题、生存和发展问题及其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问题 ［3]（P4-9）。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被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才能叫哲学问题，或者某些能够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才叫哲学问题。所谓哲学层面的问题，即以极致性、超越性的方式关注的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问题。如果说极致性与超越性是哲学思维最根本的特性，那么，这种极致性与超越性则无疑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既然哲学问题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关注和思考；既然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在极致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提出和展开的，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既然哲学问题表达着人的内在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积极互动，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体验性和时代性；既然哲学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那么就不能忽视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4]（P40-44）。

那么，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的哲学命题和分析工具。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根源于蒙昧时代愚昧无知的观念”，“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5]（P223-224）那么，对此究竟应当作何理解？换句话说，从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哲学问题中只找出其中的一个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基本问题”，这样做的根据充分吗？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否具有某种偶然性？对此，学术界自有不同的看法，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理解上。

第一，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主要有三种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那种规定着哲学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决定着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客观地存在于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客观地表现在哲学其它问题的方方面面、与哲学永恒并存的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贯穿于哲学过程的始终，标志着哲学理论的特殊性，表现着哲学这种意识和理论特有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的最终的指向。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当我们试图解决在人类的求知活动或评价活动中出现的、对一定的知识体系或价值观念体系得以成立的基本信念前提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进行追问而提出有待解决的矛盾、疑难的时候，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用来解决该矛盾、疑难的解释原则自身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的问题。

第二，既然哲学是个体的，哲学问题是特殊的和多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全部哲学”，究竟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还是指整个欧洲哲学，抑或是指整个的人类哲学。对此，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至多是指欧州哲学的基本问题，至少它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此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不仅不能囊括整个哲学史，也很难说是哲学史的主要内容。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关键要弄清楚“意识”在哲学中所处的“本体论”地位。首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取决于该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是否有承诺。只要一种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有承诺，就一定无法回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反之，如果一种哲学并不承认“意识”的“本体论”的存在，那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是该“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即便对于“意识”有“本体论”承诺的哲学来说，由于对“意识”的“本体论”承诺不同，“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在不同的哲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和二元论哲学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作为实体的高贵精神与作为表象的粗俗之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 ［6]（P55-59）。也有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应当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亦有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人对世界的关系问题，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在世结构”问题。所谓“在世结构”问题，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问题 ［7]（P37）。

第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即适应范围问题。就此而言，大体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只反映了哲学上的“知识论”模式，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类型，而是“全部哲学”。我们在寻求和确定“哲学基本问题”时，必须保持“全部哲学”的视野，而不应当局限于个别类型。既然哲学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类型，那就应当进一步分析“类型”与“全部哲学”的关系，思考哪一种“类型”的哲学及其“基本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真精神，由此进一步确定哪一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更普遍、更一般也更深刻的意义，从而可能上升为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有论者还指出，恩格斯讲哲学基本问题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否也适应于中国哲学史呢？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考察。中国古代哲学所用的概念范畴与西方不同，没有人像黑格尔一样采用“思维与存在”这个表达方式，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也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 ［8]（P37）。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就其充分明确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如果硬用唯心论与唯物论来套中国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当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显然不合适的 ［9]（P37）。

第四，关于思维和存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免简单地抛弃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 ［10]（P3-7）。也有观点认为，我们过去一讲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似乎这是哲学的天经地义。于是我们就得从中国哲学中去莫须有地挖掘“思维”与“存在”是怎样对立，对立以后又怎样统一的那种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从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哲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哲学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哲学主题也在不断转移。我们只能说，哲学思考的问题总是与人、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性追求、人的生活意义等等相关联，至于它以什么为主题，并没有先验性的规定，而是要由人的具体生存条件和历史发展状态决定的。这是属于哲学这种理论特有的性质，在这点上，哲学与其他所有学科都不同。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出发，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精神，理解中国哲学理论的特有价值。

正是基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的看法或结论是：（1）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其所遭遇的问题不同、论域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2）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不同、哲学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不同，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同。（3）同一历史阶段上的哲学“类型”不同，范式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4）一种哲学“类型”或“范式”已经形成，其中所蕴涵的哲学基本问题则具有基本的精神定向作用和相对的稳定性。（5）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尽管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哲学家必须先在地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史家事后概括与总结出来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换句话说，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和最终的指向，就是因为任何哲学都是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回应，其所面对问题的共同性正构成了一些哲学问题的基本性。而这也正是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6）“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但不是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7）尽管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著名论断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并不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及其方法论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呢？这恰恰也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诠释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来看，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因为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命存在为基点，以其对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不仅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而且集中反映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反思特性和生命精神。其次，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其三，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单纯的“本体论哲学”和单纯的“意识哲学”的理性超越，不仅充分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而且充分彰显了哲学作为哲学的价值和功能，因而也是每一哲学都必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所以，哲学又被称为“人学”。哲学关于人的研究以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意义”之学、“境界”之学或“智慧”之学。哲学研究的人是作为主体的人。主体是人，但人并不都是主体。人作为主体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正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从而使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够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事物区别来，并与自己周围世界的事物形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交往关系，等等。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表明，人不仅内在于这个世界，而且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大化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参与”中人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使人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 ［11]（P44-48）。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这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主要功能。

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作为主体的人，既与本然的存在相对，但同时又是存在的特定形态，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与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相应，人的创造活动亦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演化过程。而人对存在的把握则既涉及事物的内在规定，也关联着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而真实的品格 ［11]（P44-48）。与“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相关联，对存在的追问，同时又涉及到人的“应然”状态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应然”状态。历史地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即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形成，以其对“存在”的追问为起点。而对“存在”的追问以现存秩序“合理性”为基础，不仅涉及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而且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说对“是什么”的追问，旨在“解释世界”，那么，对“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则旨在“改造世界”；而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实都是以人的“应然”存在为标准和尺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存在”作为人之“在”的根据和意义，即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意义，于是，对作为本原、本体、意义和境界的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思，不仅构成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和超越性质的“意义世界”或“境界”。

如果说对终极存在的无限追问根源于人所特有的超越本性的话，那么从其对“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的理解出发，完成对终极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问，则不仅将人的思维引向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将人的思维引向了本体论的领域。因此，这里不仅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问题，而且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存在之根据的存在之存在的理解问题；不仅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问题，而且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终极存在的语言表达问题。但问题是，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通过语言能否完全把握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这不仅涉及到人对终极存在的理解问题，而且也涉及到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和语言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不同的范式和形态。从一般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内在根据。通过语言的发明，人不仅把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事物区别开来，而且建构了一个人化的世界；通过语言的指称，人不仅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而且在现象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只属于人的本体世界或意义世界；通过语言的秩序建构，人不仅给思想以秩序，而且给世界以秩序；通过语言的演绎，人不仅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人的观念世界，而且成就了人成其为人的超越本性；通过语言的表达，人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物化为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和文字，而且使其所承载的意义得以传承和流播。

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语言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说”与“在”的内在统一，不仅赋予语言以哲学的中心的地位，而且赋予了语言以本体论的性质。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表达方式，则不仅是联系主体与存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本身就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不仅人的思想和存在注定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形而上学也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的纠缠，就是因为哲学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本体”和“意义”必须通过语言的表达和诠释得以澄明；就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哲学形而上学的性质、范围，及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到“可说”和“不可说”的“名言之域”和“非名言之域”及其关系这一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就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而言，语言既是把握存在的方式，又展现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说”与“在”、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敞开与变革世界为指向，语言与人的联系呈现于多重方面。作为人把握世界及“在”的方式，语言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根据，又内在于人的存在过程。以独语、对话为形式，语言不仅在“个体之维”影响着自我的存在过程及精神世界的形成，而且在“类”的层面上构成了主体间交往和共在、实践过程及生活世界的建构所以可能的前提 ［11]（P44-48）。正因为如此，所以语言作为联系主体和存在的桥梁和纽带所蕴含的“语言问题”或“语言哲学”问题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最早便进入了哲学的论域，不仅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甚至获得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而语言之所以能够最早进入了哲学的论域，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获得了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又是人的存在方式；既是广义的存在形态，又是把握存在的形式。正是语言的这种双重品格，使语言从一开始便与人和存在形成了本源性的联系。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关于“逻各斯”的讨论，还是先秦哲学关于“道”的言说，其实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论说着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语言能否把握存在？对世界的描述与规范是否彼此分离？语言与人自身之“在”是否相关？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展开，上述问题的哲学追思，既涉及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也指向了实践论、价值论、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领域。

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在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都不能或者无法回避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运用和思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也是贯穿哲学形而上学始终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而无论是对存在作何解释，通过什么方法进入其所指示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都必然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理解问题；而无论是表达或理解则不仅与语言有关，而且与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的理解有关。正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出发，通过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内在根据和终极意义的形上追思和语言表达，从而构建出了一个既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从而不仅赋予哲学以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而且赋予哲学形而上学以引导作为主体的人有意义的生活，使人成其为人所特有的价值和功能，而这恰恰也正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内在性的本质问题或基本问题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而依据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或隐或显的回答，我们进而可以将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并具体体现为两个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同一性”为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非同一性”为的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如果说“同一性”者，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理性”和人类语言（包括名称、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指称功能出发，主张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而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趋向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建构，趋向于科学，并具有本质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性质的话，那么，“非同一性”者，则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德性”，以及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或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出发，认为在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并不具有“同一性”，即在承认语言的指称功能的同时，又对语言的这种指称功能做了形而下的限定。后者在肯定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而更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完美和日常生活价值、意义的提升，更趋向于人文、趋向于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建构，并具有非本质主义和非逻辑中心主义的性质。所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又统一，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哲学之所以区别于科学和宗教及其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划分不同的哲学派别、范式和形态的基本依据。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

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以其对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理解和语言表达为滥觞，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 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以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为核心，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形态：其一是以“存在论悖论”为表征的西方形态；其一是以“言道悖论”为表征的中国形态。而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和两种主要形态，则不仅充分彰显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且也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思想内涵的本原性和全面丰富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哲学之为哲学和中西方哲学之所以为中西方哲学的一把钥匙。

限于篇幅，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问题，我将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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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衣俊卿：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4] 欧阳康：哲学问题的实质与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殷筱：从意识的本体论地位看哲学基本问题的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7] 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 张岱年：张岱年文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人生哲学的问题篇（3）

概念教学法是现在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采用的基本教学方法。概念教学法，是指哲学教学从概念定义开始，从概念到概念推演，最多是中间穿插一些例子来说明哲学概念和理论。概念教学法从概念到概念讲解加上一些例子解释，很容易让人产生如下理解：“哲学就是理论的推演，学哲学就是学习概念定义的方法，就是清晰地定义一个一个的概念，学习理论推演的技巧，用生活现实解释哲学理论，把握哲学理论。”这种理解是有道理的因为概念教学法确实是把概念的清晰定义和概念推演作为哲学的学科特征，把概念体系的把握作为哲学学习的目的但这种理解和概念教学法都是错误的。

一、 概念教学法误解了哲学、哲学思维方法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概念教学法否定了一般的哲学理论产生的过程和结论的区别，在一般的意义上误解了哲学理论的性质，把哲学等同于哲学概念体系，把哲学思维等同于纯概念思维。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概念教学法仅仅看到了作为哲学思维结论的概念体系，没有看到哲学概念体系所解决的哲学问题是从现实生活问题来的 ，没有看到人类正是从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具体思维上升到理论思维才逐步形成哲学概念体系的，哲学概念体系形成之前还有更为重要的具体思维过程和理论思维过程。哲学的思维不是一开始就是纯概念思维，而是先从现实生活中社会的重大问题、科学的问题、个人生存的问题的具体思维等开始 ，后来才开始对具体思维的观念前提和预设进行思维，对思维的主体、规则和语言进行思考。对传统哲学理论的思考必须容纳现实生活的新经验，才能形成新的视域 ，从传统哲学理论中提出有价值的哲学新问题。

哲学思维虽然不是纯概念思维，但哲学思维必须运用概念进行思维，而且在理论思维阶段主要是通过概念辨析进行思维，所以就要进行必要的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但哲学思维又不是纯粹 的概念思维 ，而是概念思维和经验、哲学传统之间的互动，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和哲学理论问题而进行的问题思维；哲学概念的提出、区分及概念定义的清晰和概念推演本身都不是 目的，只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和相关哲学理论问题的需要而展开的。哲学思考是从问题思维到概念辨析，而不是从概念辨析到建构理论体系，如果把概念的定义、清晰性和概念推演当作是哲学的学科特征显然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

第二，概念教学法把哲学等同于理论哲学，以理论哲学的范式解读所有的哲学理论，忽视了实践哲学的存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也仅仅把理论体系的逻辑关系的把握当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目的。概念教学法实质上把哲学思考限定在理论世界之内，进行纯概念的推演，把现实生活归属到抽象的理论世界中，不关心现实生活世界的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而这正是理论哲学的范式特征。所以概念教学法是以理论哲学的范式解读所有的哲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哲学，是分析说明和解答现实生活的武器，是行动的指南 ，而不是僵死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要有生命力，一定要关注现实生活的问题 ，为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最根本的理论支持。这就应该采用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从具体的现实生活问题开始谈起，逐步上升到哲学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让学生领会其哲学精神。

二、哲学教师对哲学教学语言的观念误区

哲学教师把哲学教学语言和哲学理论表述的语言相混淆。哲学理论主流表述方式是概念化的 (虽然有些哲学家采用形象的表达方式)。一般不采取感性形象的方式，哲学教材也采取了概念化的叙述方式，哲学教师把哲学教学的表达方式等同于哲学理论的主流表达方式，把哲学教学的语言等同于哲学理论的主流表述语言，这是采用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的方式讲哲学课的重要原因；概念教学法也与对哲学本性的误解有关 ，它没有看到在抽象的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的背后是感性具奉的现实生活。笔者认为，应该把哲学教学语言和哲学理论表述的语言区别开来，哲学教学的语言不一定要和哲学理论表述的形式相同；即使哲学教学的语言要和哲学理论表达的方式相符合，也Ⅵ以有感性形象和理性抽象两种方式， 为哲学理论的表达有感性形象和理性抽象两种方式，黑格尔的表达方式是哲学的，萨特和加缪的表达方式也是哲学的，所以哲学教学的语言表述包括课堂讲授也可以不采取严格的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使教学语言呆板，使教学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为改善哲学教学，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体的作用，充分利用学生的感性兴趣 、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 素，使学生愿意学喜欢学、能够轻松地学下去，使哲学教学语言生动形象。必须放弃传统的慨念教学法，采取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使学生在现实生活具体问题的描述、分析和讨论过程中，去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背后的精神和德性。

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只要哲学讲授和引导的基本思路清晰，只要不面面俱到，通过形象的描述、趣味的语言和多变的句式，要传达的不是烦琐的概念体系，而是理论本身的核心——哲学的精神和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 ，完全可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通过大量形象的语言表达和高效的理性抽象提炼的结合，实现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论思维能力的目的。

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师抓主干、略枝叶，在复杂的概念之网的背后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核心和精神实质，把握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然后 (自己或引导学生)对具体的现实生活问题进行描述、分析、讨论和总结。

三、哲学教师对学生的误解

一是教师认为学生是没有哲学思维能力和哲学自学能力的人 不少哲学教师认为，学生是没有哲学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的人，每一个哲学概念都要讲，每～个哲学理论都要讲，所以哲学教学就只能由老师作概念定义和概念推演，从头讲到尾，理所当然。实际上，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哲学思维不是先定义概念再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和哲学问题去进行必要的概念定义，所以必须采取其他的符合哲学本性和符合学生认识规律的教学法。

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是符合哲学本性和学生认识规律的教学方法。真正的哲学永远不能满足于现成的结论，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出发，追问具体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法的观念前提，乃至于追问整个时代精神的观念前提，进行相关的哲学思考，寻求哲学理论的根据和理由，追寻更好的道理来推进理论的创新和现实的改造，为此，就要不断地和现实、和哲学传统进行对话，在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哲学理论之间进行对话，通过对话进行更好的批判。伽达默尔说： “根本不存在比开放谈话更高的原则。要预先承认谈语对方的可能权利 ，甚而他们的优势。我认为我们能从一位哲学教授那里所能要求的就只是这种说话的方式。”

哲学教学的开放谈话形式 (对话)符合哲学的本性，更是符合实践哲学本性的，而单纯的 (或主要是)老师讲授是很难体现哲学的批判精冲的，因为老师和学生的感受、思维、知识 、价值观和世界观等都是有局限的，惟有通过师生对话、生生对话，才能充分展示各 自关心的问题和观点，在不同观点的交流、比较和交锋中，充分地进行质疑、追问、求证、反驳等，才能比单纯的自我批判进行更好的批判，使学生学习如何进行哲学思考，理解和学习哲学的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丰义哲学的彻底批判精神，也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作为平等的人被尊重和自我表达的心理需求，参与的积极性更高。而且虽然学生对哲学所知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可以从具体问题的思考开始上升到哲学思考，不妨碍他们可以和老师及同学进行有效的哲学对话和批判，学生可以更多地通过师生对话、学生分组讨论、课堂辩论 (后两种形式包含教师分析总结引导)等形式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去。因为学生是有哲学思维能力的人，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符合学生的思维能力。

二是哲学教师对学生感兴趣的问题的轻视。因为概念教学法关心的不是现实问题的解决，而是仅仅用现实生活实例解释哲学概念体系，所以教师用 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替代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认为只要自己的素材和问题能说明哲学理论就行，不管学生是否感兴趣，或者认为学生感兴趣的现实问题不值一谈，太小家子气。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哲学必须关注生活现实，那么关注大学生的人生现实问题，解答大学生的疑惑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大学阶段人生问题和大学生感兴趣的其他问题是大学生而临的必须解决或回答的问题，哲学教学的现实问题哲学分析——对话法可以从大学生关心的问题如学习、就业失业、校园消费攀比、网聊、恋爱、追星、人生成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问题人手开始分析，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感性到理性使学生的认识逐渐提升到哲学理论层次，再由一种哲学观点到几种哲学观点的比较，自觉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符合学生的心理需要和认识发展的规律 ，能把解答学生的疑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的目的自然地结合起来，实现渗透教育。实践证明，讲学生感兴趣的现实问题是增强哲学原理教学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有效手段。

三是概念教学法也把学生整体的人格等同于单纯的理性人格，这是教师忽视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和排斥学生感兴趣的语言的重要原因。

人生哲学的问题篇（4）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4-0034-01

“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是哲学学习者必然要追问的两个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探讨不是要最终找到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而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不断探寻与摸索中,逐渐形成和构建每个哲学学习者自己独特的哲学观,从而在自己哲学观的背景之中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与研究。

人们通常认为“哲学是什么”等于“什么是哲学”,事实上并非如此。首先“哲学是什么”是在追问历史上的“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暗含着“哲学”已经是一种既成的事物。这种事物从一开始萌芽,是一种“吾不知其名”的状态,然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逐渐成熟起来,然后人们觉得有必要“强为之名”,遂将其称之为“哲学”。那么“哲学是什么”也就是追问“哲学”产生的这个历史过程中,包括“哲学”概念产生后,一直发展到今天,“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即“哲学”事实上是什么。

而“什么是哲学”,追问的是什么样的学问可以被称为“哲学”,也就是追问“哲学”应该是什么。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去体悟“哲学”这个概念,并对这个概念产生一定的理解,不仅对于它的过去有一种理解,对它的现在有一种理解,而且对哲学的将来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虽然,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对“哲学”的理解会不断的发生变化,但这种理解终将趋于成熟,最后稳定生根,成为哲学研究者的一种信念。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就是哲学研究者对“什么是哲学”的回答,是学者心中对哲学的一种期望状态,是一种坚定的信念,甚至会成为一种信仰,这就是哲学观。换句话说,哲学观就是对“什么是哲学”的理解,或者说是哲学观的具体体现就是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作出回答。

显然,“哲学”在哲学史上已经有其既成的形态了,但这种既成的形态不一定就是“哲学”应该是的那种形态,也就是说“事实”与“应该”不是一回事。所以说“哲学是什么”绝不等于“什么是哲学”。

纵观哲学史,我们发现哲学史上有很多不同的哲学学派,每个学派的哲学观点都不尽相同,并且各有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哲学派别之成为一个哲学派别,首先在于其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有着不同于其他派别的独到理解。如果我们把哲学史看做是由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的思想构成的逻辑链环,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部哲学史也就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继续不断地作出不同理解的历史。”而“人们对于‘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继续不断地作出不同理解”的过程正是哲学观的形成过程。

哲学之所以如此难以理解是由于它本身的不确定的多变的本性决定的。尽管历来哲学研究者对“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这两个问题的理解至今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哲学有一个总体的普遍意义上的理解。

哲学是人反思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首先哲学是属于人的,或者说,哲学是具有属人性质的。在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哲学是起源于人们对于世界的惊异的,就是说是人这种存在物的惊异使哲学成为可能的。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认识人自己。到了近代西方哲学,哲学家们实现了西方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开始研究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现代西方哲学则更进一步的开始研究人的生存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一直是人们用来寻找自身安身立命之本的学问。从先秦哲学到近代现代哲学,人的性、命等问题一直是哲学的主题。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被人们称为人本主义哲学,就更加离不开人了,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就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异化的情况,使人通过实践活动扬弃异化,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总之,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关于人的哲学。哲学是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的,它也是不仅要解释人,而且要改造人的,人是世界中的人,世界是人的世界,二者是有机联系的。哲学的终极目标是使世界作为世界而成为世界,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

这样,就对哲学有了一个大体的理解,即是简略回答了“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显然,在作出这种理解的同时,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观,其观点就是上面所阐述的那样,把哲学理解为人的反思的自我意识。当然,作出这种回答不是要把哲学固定为这样一种东西,只是试图以此去理解总结自己的哲学观,以使自己明晰起来,而后还要继续的去追问“什么是哲学”和“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永无止境的,重要的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给出回答的过程中使自己不断的作为人而成为人。

人生哲学的问题篇（5）

从一种学术比较的视角考察，以1978年为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化”和“泛问题化”倾向；而1978年以来，则明显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和“泛问题化”倾向的批判和反思逐渐成为理论界的主流话语。

毋庸讳言，这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繁荣显然是必然和必要的。它既是对过去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矫正，也为我们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为我们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并进而深化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而这些理论资源正是哲学家们以哲学方式面向现实的基本前提。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审视这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时，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着一股若明若暗的“反问题化”学术思潮。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价值取向上，唯“学术”是“瞻”，强调对基础理论的研究，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在研究选题上，强调“以既有的思想为对象”，重“哲学中的问题”而轻视“问题中的哲学”；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重科学性轻实践性，回避现实，主张作“不持成见和客观公允”的纯学术研究，认为“尾随于实践仅仅做黄昏的猫头鹰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超越与预见功能的危险”；在研究路径上，倚重文本，重文献分析轻实证分析。这种“反问题化”学术研究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偏离了正常的轨迹，而且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

之所以会有“反问题化”这种极端化的学术倾向，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片面性理解。

一、把“问题意识”混同于“问题范式”，仅仅把“问题意识”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研究路径，而不把它同时看成是一种共性（各种研究范式共有）的思维向度

根据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经典解释，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其内容表现为对科学研究中各种信念、认知成果、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升华。对同一事物，通常会有多种解释方式。范式就构成了这些不同的解释或者理论的基础，它是我们用来组织我们的观察和推理的基础模型或是参考框架。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问题范式”的特点在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予以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思维向度。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追求哲学识见的研究取向；所要求的，是洞察敏锐而言之有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价值取向的“问题意识”，它要求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以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范式”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但“问题意识”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取向，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各种研究范式共有的思维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指出，“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系同世界相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①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共性的思维向度，“问题意识”一方面涉及“问题”本身即研究对象的确立。如果不加选择地将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无疑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泛问题化”。另一方面，“问题意识”还涉及提问的方式，即如何提出、如何着手解决问题，而这实际上反映出人们治学时的一种意识——“学术意识”。与第一个方面不同，“问题意识”在这里应该充分体现认识演进的过程，反映既有的研究状况、贡献及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材料、立论的依据与阐发的方法等。

对于“问题意识”的强调，不仅有利于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前沿、减少浅层次的重复，也有利于促进论点的提炼与研究的深入；不仅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学术共识”，也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等的“学术共识”。

二、从“学术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的视角去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问题”看成是“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问题域和言说方式。所谓“问题域”，也就是问题提出的范围、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不同的问题域，解决之道也不相同，而同一问题域的不同层次的要求，解决之道也不尽相同。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反问题化倾向”纷呈，根源性症结就在于研究者多是从“学术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的视角去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问题”看成是“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么是生吞活剥西方各派理论的所谓“纯学术创新”，要么演变为著者在自己的书斋里“自言自语”。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域的厘定，不仅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理论主题，也有悖于应然形态的哲学内在诉求。

事实上，不论哪一种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是单纯地形成于“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而总是不同程度地形成于“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问题中的哲学）”。人们只能在“历史视野”与“时代状况”的撞击中研究“哲学中的问题”，只能以自己时代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体验为背景来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不可能是脱离时代的纯粹的玄思和遐想。正是由于“哲学中的问题”总是隐含着特定的“问题中的哲学”，因此，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某种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比如关于现代性及其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的哲学研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注的理论焦点，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学术话语。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找到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理论契合点，使我们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分析范式时，能够很好地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中合理的思想资源。这种研究视野，显然有助于我们厘清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具体论域，增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顺利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进程。因此，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是自觉地探索、澄明“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在何种程度上挖掘出“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才能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哲学中的问题”。

显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就必须“既要善于从文本中发现问题，更要善于从社会生活实践中提炼出问题”，从而跳出学术冷落现实的误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仅仅界定为“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的认识，恰恰忽略了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从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审视，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文化的同质性，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但两者无论在阶级属性、理论实质抑或在发展形态、社会作用上都有实质性差别和原则性分歧。在于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中的哲学”，怎样关注“问题中的哲学”，以及如何回答“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问题中的哲学”，是“变革现实资本主义”问题，是“人类解放”问题，是“创立新的世界”问题。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区别，因而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三、仅仅把“问题意识”理解为一种学术主体意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诉求

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形式，像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哲学研究也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时，都不是一般地谈论哲学观，而始终是就某一位哲学家的哲学观点来探讨哲学观问题。他们这样做固然是因为与论敌论战的需要，但更主要的则是哲学研究的主体性特点使然。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首先是“时代的”哲学家，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哲学家并不象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③马克思对那种脱离实践、躲进书斋去建构“哲学体系”的做法是深恶痛绝的。纵览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关于“哲学家”这个概念往往是在一种贬义的语境下使用的。马克思经常把那些脱离时代的理论家称为“哲学家”。相反，对于那些面向时代的哲学家，马克思则常常使用“真正的理论家”、“时代的哲学家”、“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这些充满感彩的概念。能否面向时代，是否具有时代的视野，是进行哲学理论创新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诉求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就哲学的性质而言，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和文化形态，是“现世的智慧”，“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④作为关于现实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的根源在于现实世界。“学问之道，当识其大者。”所谓“大者”，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规律，社会变迁、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深入思考和研究社会生活中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来都是认识和发现规律的基本途径。这是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应有的主体自觉。其二，就其功能而言，哲学不仅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且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立场是鲜明的。不能面向“人民”、不能为“人民”说话办事的哲学，其理论是空洞的和没有说服力的。马克思曾反复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⑥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能是单纯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意旨的哲学家，而应该是以自己的哲学参与改变世界的实际活动并从中提炼哲学思想的哲学家。如果说实践是理论的源泉，那么哲学家则是联结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哲学家惟有通过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对各种复杂社会现象的观察透视，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升华，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理论。尽管这一理论活动过程深受其个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知识阅历等因素的支配和影响，但这些个性因素一般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个哲学家走得与现实愈近、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愈密切、参与社会实践愈深入，其哲学思想愈能反映现实、指导实践。

四、仅仅从主观根源理解“问题意识”，而不是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问题意识”

“反问题化”倾向的盛行，还有一个认识论根源，就是人们仅仅从主观根源理解“问题意识”，而不是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问题意识”。

哲学中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哲学问题不是意识的外化和主观的认定，问题根源于现实的矛盾。判断社会变革的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因此，离开了产生问题的实践基础，问题就只能是虚假的空洞的概念。实际上，问题并非仅仅标示着一个人思想的成熟状况，它尤其标示着人们对这一时代的认识与把握所能达至的深度。只要人们善于在历史风云变幻中排除迷障，把握要领，正确地提出了问题，那么距离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已经不再遥远了。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问题是时代的格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⑦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时代的重要意义。问题与时代的关联在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固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⑧因为问题之于时代、之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准确把握和解决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意识”，意味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能够深层次地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能够缓解或消除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为此，就必须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整体，通过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层次的内容和它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特征。在理论上，它要求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实践问题上，它要求反思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什么？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树立什么样的中国现代化的新理念？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

注释：

人生哲学的问题篇（6）

二、怀疑：哲学批判的内驱力

哲学源于问题，发现问题首先需要怀疑。亚里士多德讲：“凡愿解惑的人宜先好好地怀疑；由怀疑而发为思考，这引向问题解答。人们若不见有‘结’，也无从进而解脱那‘结’。”[8]黑格尔说：“在怀疑论的面前,人们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9]他指出，怀疑是一种“具有极高修养的辩证意识。”[10]“怀疑论,一切确定东西的辩证法,是哲学史的一个必然的环节。”[11]马克思称赞怀疑论者是“哲学家中的学者。”[12]恩格斯认为，怀疑论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3]古希腊皮浪提出“不作任何决定，悬搁判断。”[14]首倡“悬搁判断”的怀疑论，在他看来:“每一个相等的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和它对立,我们相信人只要停止判断,就会得到这个结论。”[15]高尔吉亚在他的著作《论非存在或论自然》中提出的三个著名怀疑论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16]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哲学的宇宙观和真理的存在，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说，未经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生活。当人们都热衷于应用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演绎方法时，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在其《新工具》中对传统的演绎逻辑提出质疑，推崇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当主流的知识观都强调知识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确定的,绝对不可错之时，笛卡尔提出“怀疑一切”的方法论原则和“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首先对主张绝对不可错论的主流知识观提出质疑；但在康德、海德格尔、萨特看来，笛卡尔的“我”、“思”、“在”三个理论支点也是不自明的、未经证明的，同样必须对其进行怀疑和扬弃；休谟既是英国经验论的继承者，也是英国经验论的终结者，休谟以“不可知”的怀疑方式切断了经验论这条通达知识的道路；正是休谟把康德从“独断主义的迷梦”中惊醒，康德从此才开始质疑“理性”的能力，并由此开创了一条批判哲学的道路，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更是显现出哲学的怀疑威力，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对与柏拉图_笛卡儿—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怀疑和颠覆，导致了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产生；而“拒斥形而上学”、“哲学的死亡”和“哲学的终结”等这股强大的怀疑思潮，用不确定性取代确定性，反对绝对性、整体性、共性，反对基础主义，追求差异性、多元性、破碎性,促进了后现代哲学的诞生。由此可见，以其说“怀疑”是人类智慧的“怪胎”，不如说怀疑是人类正常而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旦新的思维方式被建立起来，许多旧的问题就会消失。确实，这些问题会变得难以理解。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方式一同发展。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些旧的问题就会与旧的外衣一同被遗弃。”[17]哲学的历史，没有“怀疑”是不可想象的。“怀疑”永远是哲学批判的内驱力，哲学因为有了“怀疑”才变得蓬勃生机，“怀疑”为哲学产生与演变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怀疑是哲学创造的助产婆。怀疑在不断挑战人类心智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拔高人类智力水平的高度。

人生哲学的问题篇（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固定于一定的学科领域，在问题与学科领域之间原本没有一一对应关系。问题是真实的，但学科领域常常是设定的，问题的形成是实践的产物，它并没有、也不可能遵循领域既定的规则，但人们会时常把领域看成是一个确定的东西，而且在这样看时，常常有一个所谓学科领域的依据。目前在某些哲学研究领域的确存在一种研究倾向，即在对问题进行研究时，过于将问题学科化，甚至于削足就履，把问题处理成学科领域所要求的样式，但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其意义显然就要大打折扣。同一个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领域、甚至超出哲学学科进行研究，而且，重大问题之所以重大，恰恰就在于涉及到哲学的全部问题，并由此带动不同哲学领域、甚至于整个知识学科研究的深化或创新。有些新的重大问题的提出，往往也会形成一些新的学科领域。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到近代哲学认识论，再到随着现代性社会与文化状况的重大变化而形成的诸多哲学领域，本身也见证了由问题到学科领域的凝结与提升。

我国现行哲学学科乃至整个理论学科的学科制度安排模式及研究范式，亟待进行一场全面的反思及调整。我国的哲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八个二级学科，上述八个二级学科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如何系统性地体现出与哲学的关系？都是难以说清、也不可能说清的问题。哲学就是哲学，可以区分为不同的领域，如形而上学、知识论、价值论、社会理论，等等，对任何一个领域而言，不同的哲学思想及学术都是向它开放的，研究者也应当享有获得相应哲学思想及学术的权力——至于能不能做到，则属于研究者的兴趣与能力了，但目前，相应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总是与某一二级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某人的研究领域，在同仁心目中总是首先与他（她）所从属的那个二级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领域被完全二级学科化了，从而既失去了哲学的整体性，也失去了应有的跨学科性。应当说，时至今日，我国哲学界的学科壁垒现象仍是相当严重的，某一二级学科领域的专家，一旦涉足另一个二级哲学学科，往往会陷入学科认同麻烦，通常会被看成是“不务正业”而受到本二级学科领域专家的轻视乃至蔑视。但事实上，这种二级学科式的哲学研究模式，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哲学研究的总体质量与水平，也影响到哲学学术成果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

由相应的二级学科设置，来确定研究领域，的确是中国的特色，这种情形据说在相关人文社会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且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整合以及研究水平。但是，由于这种学科划分结构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并与既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深深地牵扯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道理与利益向来是两回事，道理是“讲得通”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但一旦与利益挂钩，大概也就“行不通”了，因而也只好“将就”既定的利益机制。

哲学研究领域难以从量上确定，这正是由问题的杂多性决定的。由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刺激而形成的诸多哲学领域的活跃，应该说是当代哲学的特征。相对于当代哲学林林总总的领域，传统哲学的领域显然要单纯得多，这是由整个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决定的。但现在看来，问题丛生的现时代带来的难以计数的哲学领域，同时也是当代哲学的一个症候，是当代哲学失去自我把握、理解与引导能力的病症所在。

一般而言，一定的哲学领域包含这样几个要素或内容：问题意识、哲学资源及方法的利用与整合、哲学信念的论证或调适、对问题本身的求解。问题意识是贯穿始终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领域的具体理论结构与环节中，作为前提性与求解方向的问题往往是隐性的和不在场的，因为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在场会干扰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求解过程。问题总是具体的，并带有意向性与倾向性，但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求解却要求理性推导与必要的抽象，并保持适当的中立立场。有些领域哲学研究之所以难以让人心服，问题就在于被过多的问题及情绪缠绕，其研究既难以使问题本身得到清理，也难以形成一种解答问题的方案，不仅如此，最后从“学术”层面摊开的“问题”远比“问题本身”更复杂。这里面同时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即看似中立的理性推导与思维抽象，实际上隐含着一种超越于问题层面的旨在解决问题的思想信念，一种好的哲学，不仅要提供理解问题的方法，还有义务提供解答问题的信念，但如果过多地沉湎于问题的复杂性与不可理解性，就可能出现上面这种糟糕的情形，即从理路与信心两个层面封住了问题解答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和令人失望的研究路数，是不应该提倡的。业内人士常常讲，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只是强调了问题的重要性，看来，能够解决问题、甚至至少从问题的提出及剖析向问题的求解开放，同样是值得重视的。人们经常批评某些哲学常常把问题弄得更复杂，看来应当引进业内人士的足够反省。

由一定的问题意识引导的领域哲学的背后，都包含着一定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硬”的内涵或结构。在这里，传统哲学的经典领域与现代哲学的复杂领域之间构成一种内涵上的关联性，问题是通过领域支撑起来的，而领域又是建构在与传统哲学领域的应有的关联之上的。这对于现代繁杂的领域哲学的兴起提出了实质性的批评。一个时代的问题多多，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哲学问题，即理性的时代际遇问题。而现时代诸多领域哲学，其实也是一样，我曾提出，目前哲学界诸多领域哲学之间虽然使用了不同的称谓形式，并且都蕴含着这一时代特有的社会与文化问题，但在话语与概念操作系统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邹诗鹏：“‘领域纷呈’与‘家族相似’”，《学术界》2002年第2期）。实际上，在更大的程度上讲，诸多领域哲学，都可以归结为这一时代形而上学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是形而上学在现代性社会与文化处境下的不同体现与运用形式。

领域哲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的繁荣，而且，应当承认，最近这些年来哲学界出现的诸多哲学领域也都有其兴起的问题背景及学理依据。但是，看来，没有、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新的哲学领域，声称确立了一个个新的哲学领域，恰如以前所说的创建了“××学”，甚至于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一样，恰恰表现了当代哲学的不成熟。而且，领域哲学的兴起，一旦与某种学科建设上的需要及其正当性关联在一起，必然会造成种种学术泡沫，于健康的学术研究及其积累有害无益。我们发现，更多的哲学领域，看来是夸大了所在领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价值，这的确是值得学界深入反省的。我个人近些年来一直在从事生存论问题研究，最初甚至也有建构一套生存哲学的设想，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感到，我对生存论的研究，不过是通过生存论这一领域而展开的形而上学研究，或者说是对形而上学的当代境遇研究。所谓生存哲学，就是哲学本身，但哲学却不限于生存哲学。

二、当代哲学诸多学科领域与传统哲学领域的关联，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而是内在的和思想意义上的。

人生哲学的问题篇（8）

教学论，通常称为一般教学论或教学原理，说到底，即教学哲学。教学论对教学的普遍问题和一般规律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和追求。教学论所讨论的本质问题、认识问题、实践问题、交往问题和主客体关系问题等，实际上来自哲学，是哲学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教学理论界对“什么是教学哲学”、“教学哲学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是教学哲学的思考”等问题，缺乏自觉的思考。我们认为，对教学哲学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思考，有助于确立教学哲学的认识边界，找到教学哲学发展的方向。

一、教学哲学的性质：科学的科学----反思与批判

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是哲学的首要问题，它涉及到哲学的性质和功能定位，关系到哲学生存的合理性。随着哲学和科学的高度分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就显得尤为迫切。以致有人把它称为“二十世纪哲学的第一问题，而且将继续是第一问题”。

近年来，哲学界在反思“哲学是什么”的认识时，发现以往对哲学性质的认识存在着一种知识论的立场。翻所谓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就是在与科学的对比中去理解、解释和规范哲学。具体地说，就是把哲学作为一种知识，作为“对自然知识、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知识相比较，哲学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对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知识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之所以会有这种对哲学知识化或科学化的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哲学与科学有一个从统一到分化的过程，在二者未分化时，哲学实际上承担了科学研究的任务；二是受到了近代实证科学成功的诱惑，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真理化、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需要。这种对哲学知识化或科学化的理解存在的问题是：(1)不符合哲学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因为，“如果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那么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之前就不应该有哲学，可是谁都知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2)抹杀了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区别，使哲学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把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定位在研究对象的不同，即哲学解决整体的、一般的问题，科学解决局部的、个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科学的发展，整体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解决，原来很多属于哲学研究的问题，如心理学、社会学都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沿着哲学的知识化或科学化立场走下去，哲学必将失去精神家园。(3)颠倒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使哲学失去了对科学的反思批判功能。强调哲学对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必然使科学知识成为哲学的前提，哲学成为对科学知识合理性进行论证、辩护的注脚，哲学失去了对现存世界进行批判和改造-的任务。(4)限制了哲学研究的范围。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地盘主要集中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认识论也就成了哲学的中心或唯一问题。

哲学工作者们认为，要走出对哲学知识化或科学化理解的批判，实现哲学自身的发展，需要重新理解哲学，突出哲学的反思、批判性。把哲学理解为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即哲学不是知识，而是对知识的反思。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而是对确定无疑的结论进行质疑或批判。

从对教学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来看，尽管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讨论和自觉，但是，基于众多的教学论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教学论对教学哲学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更多的停留在知识论立场，没有区分教学哲学和教学科学。具体表现在，我们是在教学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理解教学哲学。如，我们把教学论的任务定位在研究教学的普遍问题和一般规律，把教学论的发展理解为不断追求教学论的科学化的过程。与一般教学论相比较，教学哲学研究更一般的规律，教学哲学知识更具有概括性。

在教学论停留在日常经验和工作总结水平，沦为教学政策的注脚的情况下，强调教学论学科的科学性、理论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对教学哲学性质功能的知识论定位和对教学哲学与教学科学不加区分，也会造成二者性质功能的错位。本来是教学科学思考，需用观察、调查、实验等经验实证的科学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如有效教学的规律，我们却做了抽象的哲学思考，用本质、本质的联系、外部联系、内部联系、矛盾分析等概念范畴和哲学的玄思，代替了具体的教学规律的实证考察。结果，我们苦苦追求教学规律不能得，以致教学论内外部对教学论知识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而西方的教学论研究却在过程--成果范式下，通过课堂教学观察与实验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教学论研究成果，成了教学政策和教师培训的依据。本来是教学哲学问题，需要立足哲学的反思和批判来寻求新的理解，我们却做了科学思考，企图寻找标准答案。譬如对教学本质的思考，我们不是立足对教学观和教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而是寻求对教学的终极解释。又譬如，对教学中主客关系的研究，我们不是把它作为哲学问题，去反思教学过程中的教与学的关系，而是企图对教学关系作出一种新的性质判断，去描述教学关系的规律。等等。

转贴于 而教学哲学和教学科学性质功能错位的结果，最终又使教学哲学和教学科学都得不到发展。因为，如果把教学哲学定位在对教学科学的认识成果进行概括和总结，忽视教学哲学对教学科学的反思和批判，教学哲学成为对教学科学认识成果辩护的工具，不仅教学科学的认识成果将难以突破，而且教学哲学也会因此失去了概括总结的素材。

显然，教学哲学的发展，有赖于我们重新理解教学哲学的性质，把教学哲学理解为对教学存在、教学发展以及教学科学认识成果的反思，而不是揭示教学活动整体的图景或最根本的规律。

二、教学哲学的主题：教学认识论----学生生存发展论

哲学要解决什么问题，决定了哲学的内容和具体理论形态。因而，哲学的发展也取决于哲学研究主题的转变。

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近50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价值论，生存发展哲学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认识论问题一度成为哲学的热点问题，并且对教学哲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20世纪90年代，认识论研究进入沉寂状态，认识论问题受到了哲学工作者的冷落。有的哲学工作者在进行认识论研究选题的文献分析时发现，自进入90年代以来，刊物上就几乎没有发表这方面的参考文献。有人统计了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卷2003年全年和2004年前8个月约600篇文章，发现关于认识论的仅有3篇。那么，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认识论热?90年代为什么又会出现认识论研究的沉寂?哲学工作者们认为，这并不是出于理论自身话语翻新的需要，其实质，在于社会历史实践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拓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认识的视野的拓展。80年代，伴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有关认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的认识论研究，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有关人和社会生存发展的问题，就成了哲学关注的焦点。那么，哲学研究主题转换后，哲学认识论的前途命运如何?一种观点认为，哲学认识论问题已经消亡。传统哲学认识论关注的，是认识的来源和发生问题。实际上，是对认识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的描述，而不是对“意义”的认识论分析。因此，应当把它作为心理学而归入经验科学。另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原来的主题不存在了，哲学认识论应该发展或重建。哲学认识论的重建论，又可以分为几种具体观点：(1)主张哲学认识论从传统认识论走向现代知识论。这种观点认为，古代和近代的认识理论，主要从发生学意义上研究有关认识的“起源、范围及其客观有效性”问题，通常称为“认识论”。在当代知识理论中，它的研究内容从有关认识的发生学的研究，转变为有关知识本身之所以为真的条件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知识的确证问题的研究。称之为“知识论”。(2)主张哲学认识论从抽象认识论走向具体认识论。如有的主张，认识论研究必须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网络化的普遍应用带来的认识和实践的新特点。必须研究知识创新这一范畴，探讨知识创新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对“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作出认识论诠释；探讨知识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揭示创新实践与知识进化的相互促进关系；基于知识创新来揭示人的认识与实践能力的最大可能性。有的主张，关注知识社会学对传统认识论的冲击，研究认识的社会性或社会意识形态对认识的影响，并且建构社会认识论的哲学理论体系。(3)主张哲学认识论研究，应该和哲学本体论、价值论研究结合起来。这种观点认为，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是脱节的。其中，本体论研究，主要是知识论的本体论，目的在于为世界寻求终极的解释和统一的知识，不关注人的生存发展问题。认识论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框架中进行，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抽象的认识关系，也脱离了人的生存发展的本体论问题。因此，这种观点主张，哲学的发展，应立足人的生存发展，以实践论为基础，实现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的统一。

对于教学哲学研究的主题而言，20世纪80年代，为了反映教学改革中加强知识基础、重视能力培养的要求，受哲学认识论研究的影响，一些教学论工作者构建了教学认识论体系，系统地探讨了教学认识的主体、客体、领导、认识方式、检验标准等问题，受到了教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教学认识论开始受到教学理论界的批判，有的主张突出教学过程中人的因素，把教学活动作为生命活动；有的主张拓展教学论的哲学基础，把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与认识论研究有机统一起来；旧有的主张重新理解、定位教学认识论，认为真正的教学认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为一般指导，以教学认识为研究客体的哲学认识论----与教学本体论、教学价值论并列意义上的教学认识论。

对教学哲学主题的讨论或争鸣，反映了教学哲学自身超越、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我们发现和找到新的教学哲学问题。我们认为，这些讨论或争鸣，尚需进一步结合问题的性质，充分反映哲学界对认识论问题的新看法和考虑到教学改革实践的需要来进行。

从教学哲学讨论的问题的性质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教学认识论还是教学交往论，都是在教学本质范畴中进行的。而本质范畴，是哲学本体论、存在论或世界观范畴。因此，教学认识论或教学交往论，实际上都是教学本体论；认识或交往的教学本质观背后，都有一种本体论预设。但是，有关认识或交往教学本质观的倡导者，大多没有意识到其所探讨的是教学本体问题，并对其本体论预设作出自觉的反思。分析有关教学本质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多数研究者所理解的教学本质，实指教学的根本特征、起源或存在的根据。其目的，在于对教学存在的丰富性、多样性作出最深层次的统一解释。这实际上是一种知识论的世界观或本体论。

根据哲学界对认识论哲学的批判来看，当前教学哲学的研究，未能很好地把教学认识论和学生的生存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教学论有两大哲学基础----全面发展学说和教学认识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它们是有内在联系的，是统一的。但是，具体的联系是什么，我们一直缺乏深入的考察。而从当代社会实践和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需要来看，人的生存发展问题越来越来突出。教育哲学研究已把关注学生的发展，特别是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培养学生主体性发展的教育实验，已得到广大的教学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认同。这就迫切需要教学哲学把教学认识论和关注学生生存发展的教学本体论研究结合起来。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教学哲学主题的转换，可以从以下方面人手：(1)澄清教学哲学问题的性质，区分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如教学的起源、发生问题，可以通过教学史的分析和教学社会学的分析来回答。教学认识的机制和各种教学认识方式的利弊问题，可以通过具体的教学实验来回答。教学哲学的研究，则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教学中的认识关系、价值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上。(2)把教学认识论的研究和学生生存发展的教学本体论研究结合起来，解决好教学认识与学生生存发展的统一问题。

立足学生生存发展的教学本体论与认识论思考，将会带来的教学哲学研究的新课题：(1)立足学生的本质，反思教学中的各种人性假设；(2)立足学生的发展，反思教学中的价值取向，关注当代学生在生活世界中面临的身心发展的价值冲突，帮助学生进行价值取舍；(3)立足学生发展的方式，反思教学中的价值、伦理和认识关系，关注当代学生的生存或生活环境的具体状况、异化的表现和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新途径。

三、教学哲学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思维----现实关系思维

现代哲学的发展，表现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就是从实体思维、本质主义思维向现实关系思维的转变。

所谓实体思维或本质主义思维，其基本信仰和思维路径在于：把世界分为本质界和现象界；人们日常感知到的是经验现象界，它是不可靠的；认识的目的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一种不变的超时空的实体(或归之于物质本原或归之于精神本原)；实体与属性相对，找到了实体就找到了事物的属性、功能和特征；本质认识的结果，具有终极解释作用，是一切认识和行动的基础。

现代哲学在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中，进行了哲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现代哲学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集中在：第一，本质信仰的不可靠性。现代哲学认为，在现象背后没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本质，离开了存在的现象就无法把握本质。对本质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中心”思维和霸权意识的体现。第二，世界的属人性。现代哲学认为，世界不是脱离人的价值意义的客观实在。脱离人的价值意义去追求永恒不变的本质，是无意义的。

不同于实体思维或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现代哲学主张，哲学向现实生活回归，把哲学的关注点从对世界的统一性和知识的统一性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立足人的存在发展，现代哲学践行现实关系思维。与本质主义思维相对，这种现实关系思维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实体思维走向关系思维。现代哲学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去关注世界的本原，而是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要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就需要从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去揭示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事实与价值形态。第二，从还原思维走向生成思维。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来把握人的本质、存在与发展，不是把人的本质还原为来自主体和客体的某种抽象的规定性，如理性、感性、生物本能等。而是从人的实践生活的社会历史性来揭示人的本质的动态生成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使人从自在的存在，走向自为的存在；从某种社会规定性意义上的人，成为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人。第三，从抽象思维走向现实思维。哲学思维的路径不是寻找逻辑起点，建立僵化的体系，而是面向人的生活世界和实践，考察当今社会生活和实践发生了什么变化?提出了什么问题?哲学应以什么方式来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从教学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看，本质主义思维对中国的教学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教学活动本质的研究，已成为教学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余绪未绝。在教学本质的争鸣中，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一致，众多的研究者相信，教学存在一种使其特立独行于世的所谓本质的东西；多数研究者赞同，教学存在惟一的本质；不同的研究者，从教学内部的矛盾或教学与外部其他社会现象的区别，来探寻教学的本质，或归之于特殊认识，或归之于实践、交往等；教学本质的争论，围绕何种本质是唯一正确的本质来展开；评价教学本质认识的标准，是主观符合客观，看哪一种本质观最符合教学的本性、有最大的解释力。

人生哲学的问题篇（9）

在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中，现代西方哲学不仅是哲学专业重要的主干课程，而且是一门选修范围十分广泛的人文素质通识课程。它对于激发学生爱智的思想热情，激活学生理论思维的兴趣与活力，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体悟西方社会时代精神的哲学表征，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教育价值。如何改革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教学，使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价值得到真正实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围绕这一问题，结合我校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展开以下问题的思考。

一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是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不同思想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与对话更加频繁和活跃。我们不仅需要了解自己，更需要了解别人，甚至只有通过“另一只眼睛看中国”才能真正看清自己。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超越特定的情景而实现对他人的普遍理解。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是我们实现文化沟通与视界融合的窗口和媒介。就世界哲学而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有着最大差距的哲学，其思想完全独立，视界也彼此不同。但是，对真理的追寻，对自由的渴求，对意义的追问，对正义的求索，这些问题是所有哲学都关心的普遍问题。虽然不同的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得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但是对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来说，相互之间的尊重、理解与沟通是不可或缺的。当代大学生要想获得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视野，不仅需要了解本国的文化，也需要了解西方的文化。不仅需要了解西方的传统文化，也需要了解西方的现代文化。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分析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与政治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等，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的精神脉动，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思想窗口。当代大学生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学习，可以深切地了解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拓宽文化背景，开阔文化眼光，获得一种现代人所需要的丰富的文化视界。

现代西方哲学的学习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思想解放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培育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思维。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超越经验思维的理性思考。不同的哲学样式，其思维方式也不同。中国人具有自己的生存体验与历史传统，即形成了与自身生活情境相契合的思想方式和思维习惯。西方哲学体现着西方人的思维传统和思想方式。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等，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结构所缺少和不熟悉的。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异质性的问题，也带来了异国思维方式的“想法”。曾经一度流行的“尼采热”、“萨特热”、“海德格尔热”等等，之所以能够形成文化热点，就在于这些思想家对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给出了与我们的思维习惯不同的思想脉络。这些不同的思想脉络，促使我们发现新问题，激活我们的思想活力，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以往没有重视然而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认识和挖掘。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活力的创造精神。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创造意识与创新性思维的培育，需要通过思维方式的改变来进行。学习现代西方哲学，可以了解西方人理性思维的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丰富自身的思维结构，开阔思维的视野，促进思维方式的变革。事实也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引入，对于打破传统的僵化的思维模式，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的历史性作用。

中国的发展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并感受到一些现代性问题，并试图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当代大学生具有比较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于生活的意义、社会的正义、道德的尺度等现实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直觉，也愿意通过思考来解答亲身感受到的现代性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现代问题的思想表征，现代西方哲学所关心的都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和生活中非常突出的新问题，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的物化与异化的问题，人的价值选择的根据和标准问题等。尼采哲学中关于“上帝之死”的寓言，胡塞尔关于欧洲科学和文化危机的反省，海德格尔对技术理性宰制世界的批判，都在不同的向度上敞开了西方人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现代性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对于现代西方人与社会发展问题的思想批判与诊断，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参照系。他们可以从中了解现代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诊断与治疗方案，提高自己认识时代性问题的哲学素养，提升自己独立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思想能力。现代西方哲学所提供的是现代西方社会中各种相互冲突并不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了解、鉴别与评判，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在各种流行的价值观念中把握生活方向，理性地选择独立自主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二

学习现代西方哲学，会遇到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涉及唯意志主义、科学哲学、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众多思想流派，其中各种思想流派人物众多且思想内容丰富，学生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旨趣又是因人而异的，学习目的彼此不同，同时哲学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那么，怎么才能实现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价值呢?这些问题可能是哲学教学乃至所有理论课程教学遇到的普遍性问题。通过多年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探索，我们认为，在教学改革中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注重使学生从哲学观的变革入手把握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整体逻辑，并把这种哲学观变革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变革联系起来，敞开现代西方哲学对人之存在的意义关怀，使学生获得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逻辑感、时代感和意义感的真切理解和思想共鸣。

现代西方哲学人物、流派繁多，理论主题与思想风格差别很大，这就需要在教学中化繁为简，抓住内在逻辑，既要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又要保持教学内容的弹性和张力。具体来说，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中，需要抓住“一个问题，百个转向”。一个问题指的是“哲学是什么”的哲学观问题。这一问题是哲学的思想内核和根本问题，具有“一个或所有问题”的性质。只有引导学生面向这一问题，才能促使学生感悟现代西方哲学批判性的思想魅力，深化对哲学本性的现解，从而提升自身的哲学意识。以这一问题为前提，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内容具体展开为“五个转向”，即“非理性主义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生存论的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后现代性的转向”。“一个问题”，构成

了现代西方哲学内在贯通的思想脉络。“五个转向”，体现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以对“一个问题”的追问展开“五个转向”的整体内容，又以“五个转向”表达对“一个问题”的丰富理解。这样，既可以使学生捕捉现代西方哲学在各种转向中所实现的在哲学观层面所发生的深层变化，使学生在面向哲学自身的深刻追问中，透过看似互不相干的哲学流派的“杂多”表象，追踪现代西方哲学自我否定性的思想历程，感受现代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演进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的多样性，从而形成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性和丰富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和个性化要求，有重点和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对某一方面具体内容的学习。

2、注重立足哲学的自身特点，从哲学反思的思想方式以及对人的存在意义的价值关怀入手，对理论内容进行“问题化”和“情景化”的处理，以便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的思想兴趣，敞开各种哲学理念所蕴含的时代性意义，使学生能够在问题意识中发现哲学前提批判的独特思想魅力。

学生学习现代西方哲学所面临的比较大的困难主要是思维方式上的困难。哲学教学的抽象性问题，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普遍性难题。理论教学的抽象性，既有教学内容的原因，也有教学方法的问题，更根本的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而言，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更容易导致课程教学的抽象性问题。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思维习惯。西方哲学具有逻辑思辨的抽象性特点，其构成方式也通常是概念体系化的。中国人习惯的是经验性的以及直觉体悟的思想方式。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很容易用中国式的方法来想象和思考西方哲学的问题，这样一来，西方哲学观念体系中的问题很容易被忽视或者被荒诞化，并陷入到一种抽象性的困惑之中。其实，哲学虽然看起来抽象，似乎离现实很远。其实，哲学思考的问题是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人的社会生活现实。哲学思考的问题是时代性的，是有特定情景的。要想克服理论教学的抽象性，就需要对理论进行“问题化”和“情景化”的处理。就是要穿透理论，面向人的问题本身，把理论追溯到人所面对的问题和情景中去，实现对问题的情景化的理解。学生问题意识的培育，既需要他们参与社会实践，去倾听、感觉和思考，以获得问题意识的时代感，还要注重哲学的批判性，以获得关于问题的理论意识。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它是现代西方社会时代精神及其问题的思想表征。对于其理论的掌握，需要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所了解，对其多样性、层次性的现代性问题展开思考。在思考中，获得一种真实的、具体的、丰富的认识，学生由此进入到思想活动的状态之中。

3、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面向过程”而不是“面向结果”的教育方式。传统的知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面向作为结果的知识，采取“给出观点和知识、罗列并解释知识要点、举例并说明理论影响”的教学方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想能力的培养，不可能在单向的知识传授中获得，必须经由学生的真切体验和思想转化来达到。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中，必须强化学生自身的思想体验与实践，在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思想家的思想对话与碰撞中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真切的论辩中提升学生的思想创造性。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利用视频录像、网上互动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实现哲学理论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结合，强化学生的思想的情境感，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的思想兴趣和参与意识。同时，还要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参与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课题研究。以“课题小组”为单位搜集和组织相关材料，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合作地研究问题，把自己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以小组之间思想论辩的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教师参与组织和引导这种对话性的思想实践活动，使学生在真切的讨论实践中感受思想的变化，享受理论思考的乐趣，从中提高以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的能力。

三

人生哲学的问题篇（10）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1－0014－11

从近代到现代，西方的哲学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哲人的哲学态度、趣味、思维方式、研究内容都改变了，最为突出的是在思维方式上由本质主义思维转向生成性思维，在研究内容上从认识论问题转向语言问题和生存问题，由此哲学就有了“语言的转向”、“生存论的转向”、“身体的转向”等。除了这些“转向”之外，还有一个转向尚未引起学界、特别是国内学界的足够关注，那就是“生活哲学的转向”。相对于其他转向而言，这一转向对于哲学观的转换更具有“颠覆性”。正是受西方哲学的这些转向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人的哲学观也“转向”了，出现了“实践哲学的转向”、“价值哲学的转向”、“生存哲学的转向”、“生活哲学的转向”等。在这里。我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内学界会发生生活哲学的转向?生活哲学是怎样的一种哲学观?生活哲学的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它又受到哪些西方哲学家的影响?其前景怎样?

一

早在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给哲学规定了任务，那就是“反思生活”。反思什么、如何反思?苏格拉底并没有停留于泛泛议论，而是把哲学的任务具体化。他认为哲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或者“什么才是美好生活?”哲学就是要对这样的问题给出回答。读一读柏拉图的对话《申辩》、《高尔吉亚》、《斐多》、《会饮》等篇目，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苏格拉底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问题用今天我们熟悉的提问方式来表达就是：

“我们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生的根本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肤色的人都时时要面对的问题，只是有时人们不愿意“面对”(即思考)它而已。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现代人有着特别的意义。

很多人都熟悉的“渔夫和富翁”的故事也许能更容易说明问题。故事说的是一个秋日的午后，一名渔夫正躺在海滩上打盹儿。这时，一位来观光旅游的富翁吵醒了他，两人聊了起来。富翁说：“老兄，天气这样好，那你为什么不去打鱼?”渔夫说：“我已经打过了。我的筐里有很多鱼，够我几天吃的了。”富翁困惑了：“你为什么不再出海多打点鱼呢?”渔夫对富翁的问题也困惑，问：“打那么多鱼干什么?”富翁说：“打了鱼，卖掉，然后买一条渔船，出海去捕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再买更多的船，组成一个船队，然后开一个养殖场，组建一个渔业帝国。”富翁越说越激动，好像自己做了渔业帝国的国王一样。但是，渔夫没有丝毫激动的样子，他问富翁：“建一个渔业帝国又为了什么呢?”富翁愣了一下，想了想说：“当然是为了享受生活!”渔夫笑了，说：“我每天打上一些鱼，其余的时间，我可以晒晒太阳，望望大海，看看游客，会会朋友，我已经在享受生活了。”富翁无语了。

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它非常形象地刻画了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富翁所代表的是近代以来的生活方式，就是在拼搏、征服中感受生活的快乐，在自我实现中体验什么叫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歌德所描绘的浮士德，永远追求，但永不满足。渔夫所欣赏的则是一种被理想化了的近代之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简单而宁静的生活，是一种林语堂所说的不希望太多、也不希望太少的生活。外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多到不至于成为负担，少到不至于难以维持生存，其余的时间随性而行就可以了。此种生活方式的最典型代表就是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

对于这两种生活方式，我们当然不好说哪一种更优越，更不能简单地判定哪一种是错的。从古代的生活方式转向近代的生活方式，不是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富翁们所代表的、现代人所奉行的、特别是当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富翁式的生活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富翁式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地征服、无限地占有、大量地生产、不节制地消费。此种生活方式是以资源的无限为前提和支撑的。但问题是，资源并不是无限的，环境也不是人类可以肆意蹂躏的对象。当前的人类已经面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等问题。第二。按照此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并不一定幸福。近代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了，但人类的幸福指数却没有同步提升。人就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在烧红了的轨道上赤足拼命奔跑，不知停息，无暇、紧张、焦虑、压抑成为生活的常态，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成为奢侈品，人的生活的确异化了。

那么，我们该如何生活呢?是退回到古代，还是走向另外一种生活?人类历史不允许倒退，那么我们只能走向另外一种生活。但对于另外一种生活，可能目前所有的人都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或确切的描绘。哲人所能做的是尝试着“想象”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提醒人们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而生活哲学的“企图”就是唤醒人类思考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并借助于哲学，推动人们改变生活方式，从而彰显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除了现实的考虑外，生活哲学也有学术上的针对性，即针对学术界存在的学术主义、体系主义和庸俗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大致可以以199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前和1990年后。上世纪80年代是马哲研究的理想主义时期，此时学者们对待哲学的态度是真诚的，哲学也是朝气蓬勃的。与现实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从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到主体性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且也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现实问题。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的启蒙时期，其主要任务就是激发人的自我意识，催人觉醒；就是要把人的权利还给人，使人成为自主、自立的主体。这既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也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理论准备，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主体经济，就要使市场的参与者能够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这一时期，马哲研究虽然是从现实出发的，但学者们在理论上都有一个超越的对象，那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内心也都有一个理论诉求，那就是建构一个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在经历了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认识论问题等的讨论后，学者们的兴趣在80年代末逐渐汇聚到实践唯物主义的大旗下，试图以实践为基础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然而，实践是什么?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以实践为基础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的思维是怎样的一种思维?对于这样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没有明确表述，学者们也没有达成共识。体系主义的热情使马哲研究陷入困境。

既然马哲体系的建构难以为继，马哲研究就只能另辟蹊径。于是，1990年后的马哲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气象。在方法上，80年代主要是“返本开新”，而所谓“返本”其实就是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费尔巴哈与德同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等几本比较经典的著作。然而，到了90年代，学者们的视野开阔了。一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解读不再局限于原先比较熟悉的几本，而是扩展到经济学著作、手稿、书信、札记等；另一方面，把马克思哲学置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宏大背景中，从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其他哲学思想的比较中来解读马克思。在内容上，总的来看，构建体系的热情大大衰退，而对现实问题和哲学的一般性问题的兴趣大增。首先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逐渐升温。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问题一起涌来。面对大量的社会问题的诱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得学者无法稳坐于象牙塔之中，“迫使”他们走出来，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回归生活世界”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诸如改革问题、市场经济问题、文化转型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化问题、信息化和网络问题、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生命伦理的问题、民主问题、理想信念问题、价值观问题、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创新问题等等均进入了哲学的视野，一些学者还从研究现实问题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其次是对哲学的一股性问题或元哲学问题的热情日益高涨。哲学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哲学就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哲学的转换其根本就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之所以深入不下去，新的马克思哲学体系之所以难以建构起来，根本原因就在于哲学观念没有发生转换。所以，必须首先研究哲学观或哲学思维方式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成马克思哲学新体系的构建。同时，从哲学一般性或一般性的哲学问题出发，就容易摆脱传统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制约，客观地看待古今中外的其他哲学，吸取其他哲学的精华。于是，哲学观问题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特别是在1995年后)。这一阶段提出的哲学观主要有实践哲学、类哲学、生存哲学等，而生活哲学也在那时开始萌生。2002年7月，全国“马克思哲学观”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召开，由此掀起了哲学观的讨论的一个高潮。会后，有几家刊物，如《求是学刊》2002年第6期，《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等，均组织了哲学观问题的笔谈。

生活哲学的提出不仅是重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要求，还与哲学的功利化密切相关。如前所言，80年代的哲学界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学者们有一种崇高感、神圣感和使命感，把自己的学问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经世致用之学。那时的学者都有一种普遍关心政治、参与社会现实的热情和冲动。但是，进入90年代，一些学者的政治热情衰退了，参与现实的激情没有了，社会责任感消失了，做学问的那种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做学问不再是为了理想，学者们也没有了什么崇高的理想；做学问也不是为济世救民，不是为了国家民族，而是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学者们退回到书斋，退回到自我，把一切都世俗化、商业化、功利化了。而哲学的状况其实是整个时代状况的一个缩影。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在反对宗教神学、主张回归现实的同时，也把一切的一切都庸俗化、金钱化、商业化、平面化、个人化了。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过程，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又开始“泛滥”，这些反映到哲学领域，就是哲学研究的功利化。

1990年后，学术界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哲学态度，那就是学术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有学术性，所谓学术性是指形式上要遵循学术规范，内容上要有学术底蕴，必须站在以往思想家的基础上说话。应该承认，80年代的哲学研究虽然“新思想”(相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层出不穷，但学术性却不敢恭维。进入90年代，哲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就是学者们的学术意识、个性意识增强了，学术研究更为规范了。但是，有一部分学者为了凸显自己研究的学术性，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不谈论现实，只谈所谓的“学术问题”，只满足于文本的考证、史料的发掘或学派的介绍，似乎现实、政治与学术性是敌对的、互相排斥的。有的学者更为极端，主张哲学应当保持自己的晦涩的语言风格，似乎不用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式的语言，就不再是哲学文章。这样一种学术主义的倾向在很多学者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随便翻开一本学术期刊的哲学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很多专业的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些文章读一遍根本就不知其所云，更不要说从文章里读出我们这个时代，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

体系主义、功利主义、学术主义，这就是生活哲学提出时国内哲学界存在的三种哲学态度或哲学观，它们阻碍了哲学的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左右着一些人的思维。生活哲学的提出正是为清除这些哲学观，转变人们的哲学态度。这是生活哲学提出的背景，也是它的意义。由此看来，生活哲学的提出决非心血来潮之作，而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产物，是应对哲学和时代问题的结果。

二

与互联网上大量地使用“生活哲学”一词不同，在国内哲学界，生活哲学是一个“新概念”。虽然以前也有学者使用过它，但在新世纪之前，它并没有真正被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大部分学者仍然是在其日常生活的意义上来使用它。生活哲学真正被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并在公开出版物上出现是在2002年，在那年的《现代哲学》第3期上，笔者发表了以“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为题的文章，在国内率先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这个概念。此后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一些学者也参与到生活哲学的研究中来，逐渐在学界形成了一个生活哲学研究的潮流。在哲学的意义上，生活哲学不是指生活的经验和技巧，也不是指哲学在生活领域的应用，而是指一种新的哲学观、生活观，一种对哲学的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哲学生活。它隶属于元哲学研究，是一种与体系主义、功利主义和学术主义完全不同的哲学观。

生活哲学是以“生活”为基石的。如果说传统教科书以物质为基石、以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为线索，实践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石、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线索，那么，生活哲学则是以生活为基石，以“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为线索。套用列宁的说法，生活的观点是生活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进言之，生活哲学把生活作为自己惟一的来源、基础，作为惟一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它反对无病、自说自话，拒绝学术主义和智力游戏；主张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哲学研究有问题意识，要以现实生活为指向。在这里，生活这个概念所指称的既不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前反思的、人与世界相互交融的世界，也不是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的非主题化的、日程语言交往的世界，而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生活

世界，是生活世界的总体。它既包括日常的吃喝拉撒睡，也包括非日常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活动：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既包括理性生活，也包括非理性生活。这样的一种大全的、没有被抽象化的生活才能成为哲学的基石。

生活哲学的中心问题不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而是“人应该怎样生活”或“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的问题。传统哲学观把哲学看作知识论，认为哲学就是探究知识的来源、基础和限度，就是说明主观与客观是否能够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何种程度。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的“最新”表述方式也许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遂成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的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中外哲学史也是以它为线索来编写的，哲学史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矛盾和斗争的历史，除此之外，其他的问题都微不足道，也没有意义。而生活哲学则不再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如果说知识论哲学是一种认识论，那么，生活哲学就是一种存在论，即把人的存在或生活作为思考的中心(存在论强调思维活动首先必须与人的存在相联结，离开了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就没有什么存在论)，就是要思考“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就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生活哲学不是事实科学，而是价值之学，那种把哲学科学化的做法只会阻碍哲学的发展。当然，说生活哲学的主题是“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除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外，生活哲学再无其他内容。事实上，生活哲学中可能有大量内容“不是”这个问题的，而是关于世界、关于德性、关于逻辑的……对于这一现象，在谈到晚期希腊哲学时，美国哲学家梯利曾说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他们相信，不了解事物的本性，就不能对道德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答案：除非认清世界的意义，否则不能指出人在世界上应该怎么活动。人的行为取决于他在其中生活的那一种宇宙。他的人生观由他的世界观来确定，他的伦理学则由他的形而上学来确定。尽管他们极为关注实际，这两个学派从未失去希腊人对思辨的爱好。”梯利这里的意思是：对于晚期希腊的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而言，世界观问题、形而上学的问题或存在之存在的问题只是楼梯，是解决人生问题、生活问题的“工具”，是展示哲学这种活动的性质的手段，是说明哲学的崇高性、神圣性的媒介和载体，哲学家正是通过思考这样一些没有实用性的、脱俗的问题，来标识自己这类人的生活方式的独特性。

生活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此种生活方式可以称为哲学生活。古希腊人说哲学是爱智，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爱智并不代表已经拥有智慧，而只是热爱智慧，因为如果已经有智慧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再爱了，没有智慧且向往拥有智慧的人才会爱。苏格拉底把爱神看作是丰饶神和匮乏神的儿子，就是要说明爱神时时处于饥渴的状态，永无满足之日。这就意味着哲人永远处在追求的过程中；意味着哲学是一种活动，而不是静态的知识；意味着哲学是一个生活过程，而不是写在纸上的、等待人阅读的理论体系；意味着哲学是一种在市场、剧场和会饮过程中与人的辩论，而不是在大学里、在讲台上灌输给学生的学问；意味着哲学是动词，而不是名词；意味着哲学是“爱者”或“钟爱者”，而不是“被爱者”。而钟爱智慧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哲学生活。如哈道特(Pierre Hadot)所言：“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论就其是一种练习和获取智慧的努力，还是就它的目标是智慧本身而言都是如此。因为真正的智慧并不仅仅吸引我们去知道，它还使我们成为另外一个人。”

哲学生活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是做给别人看的(有时是有意的，有时则是无意的)，哲学家是哲学生活的第一个践行者，他们首先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和生活来展示、传承自己的思想。言传不如身教，身教才是哲学生活传播的最佳途径。试想一下，没有苏格拉底临死前的谈笑风生，何来他的思想的千古流传?而尼采、维特根斯坦、福柯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也为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对于生活哲学家来说，哲学不是工具，不是为自己谋生、捞取功名的手段，而是自己的生活、生命和存在方式；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分离的，而是内在的、合一的；哲学的目标不是著书立说，不是创造什么大而无当的哲学体系，而是去爱智慧，去追求智慧。哲学作为哲学家的存在方式意味着，哲学家是真诚的，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行、知行合一的，他们既不把自己当作从外部来透视生活的上帝，也不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和律人不律己的独裁者。这种哲学的最极端形式就是完全不著书立说，直接身体力行，就像苏格拉底那样，整日与人谈话，以自己的行动来展示自己的哲学观。所以，生活哲学与体系主义格格不入，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动辄就创造什么宏大体系的青年黑格尔派格格不入。

诚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活哲学并不以苏格拉底式的极端形式出现，生活哲学家们不仅身体力行，还要著书立说，只是他们对待哲学知识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知识论哲学把哲学看作知识，把哲学知识看作绝对真理。黑格尔曾说过：“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是概念式的认识，它不是意见，也不是意见的产物。”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那不变的、永恒的、自在自为的对象，它的目的是真理。既然哲学是关于绝对真理的客观科学，那么认识中的前见、偏见、情感等一切属于主观性的东西必须被摒除，哲学家必须用上帝一样的眼睛来观看，必须做一个不夹杂任何偏见的旁观者。哲学家应该不抱任何偏见，哲学家也能够做到不抱任何前见、偏见。在这里，人格和个人的性格不应该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而一旦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看作是哲学家的生命、生活，那么，个人的性格、情感、感悟和趣味便无法被排除于哲学知识之外，哲学知识就不再是绝对真理，而成为意见；哲学也就不再是高贵在上的文化之王，而成为与其他领域平等的文化部门；哲学家就不再是布道者，而成为对话者。

上述生活哲学观并非在“生活哲学”这个概念提出时就已经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萌芽、产生和完善的过程。

前面曾经指出，生活哲学这个概念虽然是在2002年提出来的，但在此之前，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生活哲学就已经开始萌生，表现在：其一，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声日益响亮。回归生活世界这个口号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原本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解读，后来却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诉求，这里其实就隐含着对体系主义、学术主义的批判，反映了转变哲学观念的要求。其二，虽然还没有用“生活哲学”这个概念，但已经有学者开始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方式来理解，并试图用生活来取代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基石。

2002－2006年，是生活哲学的产生或提出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下面几个“事件”为标志：其一，生活哲学概念被正式提出。其二，“生活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观得到全方位的阐述。这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一方面是一般的生活哲学观问题，主要探讨了诸如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哲学与文化的其他领域的关系、哲学与社会的关系、哲学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以及生活认识论、生活真理观、何

谓哲学化等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是马克思哲学与生活哲学的关系问题，提出马克思哲学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在思维方式上，马克思要求从主体方面来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从客体性思维转向了主体性思维。在对哲学的态度上，马克思厌恶体系主义和唯心主义，要求回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的人出发，从“天上”回到“地上”；不满足于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要求哲学发挥改变世界的功能；反对庸俗主义和利己主义，看到了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把人的全面发展或全面的人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所有这些观念与生活哲学观是根本一致的。其三，生活哲学得到学界的认可，有一些学者“打出”生活哲学的旗号，阐述生活哲学的观念。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虽然很多学者都在使用“生活哲学”这个词。但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却大不相同。有的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抢占地盘、引人注意的旗帜或口号，有的只是作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方法，有的仅仅是作为哲学应该回归生活的代用语，大部分学者并没有从生活方式的角度、从哲学观的高度来诠释它。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大致从2007年开始，生活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一新阶段，生活哲学的研究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此之前，生活哲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一般性地阐释生活哲学观念和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上，而从2007年开始，生活哲学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宽了，开始深入挖掘现代西方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活哲学资源”。而这三方面资源的挖掘和梳理不仅为生活哲学增添了厚重感和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为生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为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活哲学资源”的“发掘”。使得“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成为一个伪问题。2008年11月，笔者的《复兴生活哲学》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同内系统阐述生活哲学理论的第一部著作，标志着生活哲学的研究逐渐走向了成熟。

三

生活哲学既非现在才出现的观念，亦非中国人独有的观念，它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产生(它甚至可以说是哲学的原初形态)，是整个古希腊罗马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观。此种哲学观到了现代又出现了复兴的趋势，且愈演愈烈。

以往在梳理古希腊罗马哲学时，常常把它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归结为“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路线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路线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此种解读模式虽然把握起来简单明了，但却把古希腊罗马哲学线条化、简单化、模式化了，舍弃了其最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中心问题不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而是“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的问题。那时的哲学家并不把哲学作为知识来追求，他们从事哲学活动的最终目的不是为探寻世界的始基，也不是为回答世界是否可知，他们是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来看待的。“在这一时代，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仅是指它是道德行为的一个特殊类型，因为在上面所引的斐罗的话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自然的沉思所起的作用，而且意味着哲学是在世的一种方式，它必须在每时每刻都要被践行，其目标是从整体上改造个体的生活。”

古代哲学的这一品格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那时就有一种苏格拉底式的生活(犬儒学派的人就模仿这种生活)，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是一种练习，它使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怀疑自己、关注自己，把自己的灵魂变得尽可能地美好和聪明。在柏拉图的《申辩》、《会饮》、《高尔吉亚》、《斐德诺》等对话中，苏格拉底“借”柏拉图之笔非常明确地阐述了此种哲学观。如在《会饮》中，他把哲人看作处于知与不知之间的爱神，把哲学看作对智慧的爱；在《高尔吉亚》中，他提出哲学的主题就是思考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并区分了两种生活：一种是把生命耗费在常人所做的事情上的所谓“真正的人的生活”，另一种是把生命耗费在哲学上的哲学生活。

苏格拉底的此种哲学观被他的弟子们所继承。“对于苏格拉底及其弟子而言，哲学就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技能。哲学在古代的整个发展历程中，都没有改变这种本质。”柏拉图、安提西尼没有改变，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改变。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的不仅是苏格拉底的观点，而且也是他自己的哲学观。而对于安提西尼所开创的犬儒学派而言，哲学并不是要建构、创造什么知识体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所关注的也不是诸如世界的本原和知识的基础这样的问题，而是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他们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展示其对生活的理解。犬儒主义者们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蔑视、放弃一切我们熟悉又矫揉造作的社会习俗和社会规范，彻底退回到人的或者说动物的基本要求，甘愿过一种简朴的、不要廉耻的、极度丑陋的生活，做一个随性而行的“动物”。他们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野蛮性”(福柯语)，通过这种英雄式的、戏剧性的愤世嫉俗，通过做出种种让骄傲的希腊贵族们感到羞耻的、极端的、与众不同的、壮观的行为，来吸引皈依者。在《形而上学》、《尼各马科伦理学》、《大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等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也秉承了自己的老师对哲学的理解。亚氏把人的生活方式分为三种：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而在这三种生活方式中，思辨生活也即哲学生活是最自足、最自由、最快乐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完全以自身为目的，在自身外别无他求。他认为如若一个人终生都这样生活，这就是人所能得到的完满幸福。这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

亚里士多德之后，晚期希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派别，即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这两个派别延续了几百年。一直到古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信奉的是苦行论，而伊壁鸠鲁学派主张快乐论，两个学派在哲学的“具体内容”上虽然互相对立，但在哲学观上却非常一致，那就是思考“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样一个“伦理问题”。对于伊壁鸠鲁学派来说，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快乐和幸福，这是惟一有价值的目的。伊壁鸠鲁指出，哲学的目的在于使人过快乐的生活。斯多葛学派认为，生活在动荡和紧急时期，聪明智慧者就要使精神保持平静，最有价值者不是幸福，而是品格、德性、律己和职责，是个人的理性服从宇宙的理性，是顺应自我和自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派别都不是“只说不练”的说教者，而是靠个人的榜样来宣传自己思想的人。美国的新实用主义者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就这样说道：“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犬儒主义，就是古代社会中的这种哲学，它们不是依靠形而上学或逻辑的技术性的学说，而是依靠所提出并践行的生活方式，来赢得他们的追随者。这种讲究身体力行的哲学，不仅包括心灵问题，还包括身体训练：通常明确规定特殊的训练、饮食甚至衣着模式，它们可以改善心灵与道德的功能。”

大致从中世纪开始，哲学观发生了转变，哲学逐渐从生活哲学转向了知识论哲学。这首先要归因于基督教的兴盛。基督教很早就把自己看作一种古代意义上的“哲学”，即把自己看作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的一个选择――一种追随基督救世主的生活。由于基督教在中世纪的绝对统治地位，作为“理性的艺

术”的哲学成为了神学的奴仆、工具，它的身份仅限于充当神学讨论中的概念材料，充其量也只是理论讨论而已，哲学被“理论化”(theoreticizing)了，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理论，变成一种知识论哲学。从13世纪开始，随着大学的兴起，哲学的奴婢身份和地位又得到了加强。因为，从一开始，大学是这样一个场所：是一个有固定教室、有讲台的场所，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是一个教师在讲台上讲授、学生在台下被动接受的地方，是一个经常用知识性的考试来测试学生的学习效果的地方，是一个有客观标准的地方。在这里，所有的学科都被知识化，都被看作一种知识，而且这种知识还要被“格式化”为教科书，被通俗化、规范化，变换成易于为人接受、也易于教授和容易记忆的简单教条。进言之，大学的建制本身就不是一个改造人的整个生活和人格的地方，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传授知识，二是创造知识。而哲学一旦进入大学，就势必要被知识化。到了近代，哲学虽然不再是神学的奴婢，获得了自主和自由。但是，一方面，哲学仍然主要是在大学里产生和传播的学问，这就注定了它的知识论倾向：另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学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巨大成功要求哲学说明主观与客观是如何统一的问题，于是认识论成为哲学的中心。就是说，在近代，哲学虽然不再是神学的奴婢，但却成为科学的奴婢，是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服务的，近代哲学仍然是一种知识论哲学。这样一种哲学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把哲学只看作它的概念内容的哲学观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各种档次的大学课程和教科书中遭遇到这种观念，可以说，这是一种古典的、学术的、大学的哲学观。有意或无意地，我们的大学仍然是中世纪经院或者说经院传统的继承人。”

虽然知识论哲学观在近代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哲学的传统完全没落了、消失了。事实上，即使是在知识论哲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近代，这一传统也在少数哲学家身上以不同的形式延续着。比如笛卡尔就在伦理的意义(人格的完善等)上来理解哲学，斯宾诺莎就一直践行着自己的哲学，等等。而到了现代(这里的现代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说的，大致从马克思开始)，伴随着生存问题的解决，伴随着哲学家的生存压力和其他外在压力(如来自宗教的)的降低，有更多的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先有马克思、尼采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中经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巴塔耶、斯特劳斯和其他存在主义者，到福柯、皮埃尔・哈道特、彼得，布郎、玛撒・奴斯鲍姆、阿诺德・戴维森、理查德-舒斯特曼和理查德・罗蒂，等等。可以这样说，在现代，出现了一股复兴古代生活哲学的潮流，形成了一个“生活哲学的转向”或“生活哲学的复兴”，虽然它并未取代知识论哲学的统治地位，但是声势浩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说现代出现“复兴”生活哲学的趋向，主要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而言的：首先，现代的一些哲学家对古代哲学作了生活哲学的理解；其次，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并实践哲学生活。

实用主义是较早冲击知识论传统的现代哲学派别(更早有马克思哲学，前面已有论及)，虽然冲击知识论哲学并不一定走向生活哲学，但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的哲学，却体现出了与古代生活哲学的“家族相似性”。这主要表现在实用主义注重行动、实践，主张哲学应该回归生活，认为哲学的最为紧要的使命是，通过自我认识、自我批判和自我控制来改善我们自己。后期维特根斯坦、后期海德格尔的哲学也表现出此种相似性。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而语言的意义就植根于生活形式中，应该从人的生活中来寻找知识、真理、语言、世界的意义。海德格尔直接把“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作为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作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在这里，所谓“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人以现在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以本真的方式存在。而在1948年首版的《论僭政》中，美籍犹太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就这样解读古代哲学，所谓“苏格拉底问题”不是别的，而是这样一个问题：“人应该怎样生活?或者，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最值得我们选择?”在书中，斯特劳斯还比较了两种生活方式：哲人西蒙尼德所代表的哲学生活和僭主希耶罗所代表的政治生活，通过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来阐述哲学与社会的关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实用主义出现了复兴的势头，一批在哲学界有影响的哲学家，包括蒯因、普特南、罗蒂、伯恩斯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了实用主义，转向了生活哲学，其中，罗蒂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罗蒂明确以实用主义者自居，他把杜威奉为自己的理论先驱，声称他的自由主义就是杜威的自由主义的延续。他认为实用主义不仅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各种问题和思维方式，而且预示了哲学改革的方向，即彻底否定传统的知识论哲学，更多地关注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真理。他把哲学理解为教化哲学，认为这种哲学“把保持谈话继续下去看作哲学的充分的目的，把智慧看作是维持谈话的能力，就是把人类看作新描述的产生者，而不是希望能去准确描述的人。”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借助反常力量、反常话语使我们脱离我，帮助我们成为新人，成为更有趣的人。

谈到生活哲学的复兴，有三个人物不能不专门提及，那就是哈道特、福柯和舒斯特曼。他们是对国内生活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皮埃尔・哈道特(1922－)是法兰西学院荣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古希腊哲学，有人认为他是世界范围内研究古代哲学的权威。虽然以研究古代哲学著称，但哈道特并不只是一个哲学史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利用古代哲学来阐述自己思想的哲学家。在最近的40多年来，他一再阐述的思想是：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人在世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活的经验(a lived expefence)，而不是一堆教条(a set nf doctrines)，必须在每时每刻都要被践行，其目标是从整体上改造个体的生活。对哈道特非常欣赏的福柯是另外一位以“哈道特的方式”或用生活哲学来解读古代哲学的哲学家。福柯对古代哲学的研究主要见于多卷本的《性意识史》和在法兰西学院的一系列演讲。与哈道特一样，福柯感兴趣的不是古代哲学家的理论，而是他们的生活，不是他们怎么说的，而是他们怎么做的。这样的一种“发掘”自然得出了与大多数哲学史家不同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福柯研究古代哲学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诉求，而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是为了给他的生活创造尽可能美的形式。对他来说，“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限作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限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美籍犹太哲学家、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教授理查德・舒斯特曼(1949－)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西方第一个明确把“哲学生活”、“生活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观、一个主题来正面、直接

阐述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实践》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阐述“哲学生活”和“生活哲学观”的著作。在书中，舒斯特曼区分了两种“哲学实践”：一种是哲学教授的哲学实践或者“理论的实践”，它关注对世界(包括人的本性、知识和人类社会制度)的一般的、体系的观点的明确表达和批评；另一种是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艺术或生活方式的哲学实践方式。他认为，后一种形式的实践在哲学的现代性学院专业化之前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依然回响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等现代思想家那里，特别是回响在实用主义哲学中。20世纪的实用主义，尤其是杜威的哲学，就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虽然舒斯特曼的“生活哲学观”有诸多牵强和不一致的地方，但他的《哲学实践》的出版可看作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生活哲学在理论方面已经初步成型，标志着哲学生活在现代的复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自觉阶段。

四

人生哲学的问题篇（11）

    黑格尔有一个非常着名并且影响深远的理论:“哲学是哲学史”。按照他的观点,哲学史上只有一种哲学,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看似相互对立杂乱无章,其实不过是这一种哲学从潜在、展开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阶段上的特殊表现,因而哲学史的发展呈现为某种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由于在后的哲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在先的哲学理论,所以越是在后的哲学就越是接近真理,最后将形成一个包容以往所有精华在内的“大全”,而完成这个“大全”就被黑格尔视为他的历史使命。黑格尔的狂妄自大无疑受到了人们的无情嘲笑,但是他的哲学史观却谬种流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受我们的赏识,因为它似乎以强有力的辩证法使我们相信,“哲学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哲学也像科学一样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进步(进化)过程”,因而“哲学也是科学”。结果,尽管这种哲学史观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我们也说“哲学是哲学史”,不过其中的意思却与黑格尔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哲学是哲学史的理由是,哲学问题是一些永恒无解但人类精神却不得不永远追问的难题,由于这些难题并没有统一的终极答案,只有不同的解答方式,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不同理论通常就是这些不同解答方式的典型代表,因此哲学不同于科学,它不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而是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无穷探索,哲学家们的思想作为一条条探索之路,相互之间不仅仅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更具有相互独立的存在价值。因而,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只能代表无数探索之路中的一条道路,都不足以代表整个哲学,而哲学乃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的哲学探索之中。所以,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其含义并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以为整个哲学史只是“一种”哲学的发展过程,而是强调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成为一切哲学的代表。当然,哲学家们在置身于哲学问题的境域的同时,便遭遇了以往哲学家们的追问和探索,他们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哲学问题大多没有终极的答案,所以哲学思想始终处在选择和开拓新的道路的过程之中。就此而论,哲学史所记录的乃是哲学家们对于这些哲学问题的不同解答方式,或者说是一条条不同的探索之路。

    本文试图通过对哲学的本性乃至哲学问题的性质的分析,将哲学家们的思想活动看作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我们称之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从而对于“哲学是哲学史”给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解释,意在引入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

    一、哲学问题

    对于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来说,首先遭遇的难题就是“哲学是什么”的难题。

    表面看来,将“哲学是什么”看作是一个难题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哲学这门学科已经存在了2600多年,作为许多学科的诞生源泉,哲学的历史更加古老悠久,如果现在还在争论“哲学是什么”,那意味着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确令人难以理解。毫无疑问,对于一门科学来说,所谓“定性”乃是其形成、发展、成熟的基本条件、基础和标志。然而恰恰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不同的哲学流派,不同的哲学家,各有其不同的规定,从未达到过普遍的共识。一门历史如此悠久的学科竟然在最基本的规定(定义)上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难怪人们时常要对哲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不能不令研究哲学的人感到无地自容。

    我们不想在这个难题上纠缠不休,只是想通过它来分析哲学的本性,虽然这样分析下去也许会提供出一种可能的答案。

    在人类精神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就哲学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而论,哲学似乎居于这两者之间。一般说来,科学源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需要,它诉诸于理性而以自然为其认识的对象;宗教产生于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理想,亦即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在永恒无限的精神层面上关注人类的来源与归宿,它诉诸于情感而以超自然的存在作为其信仰的对象。至于哲学,它一方面像自然科学一样诉诸于理性,但又像宗教一样,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作为它的理想,如果说宗教是信仰的世界观,那么可以说哲学就是理性的或理论化的世界观,这就凸现出了哲学不同寻常的特殊性。哲学的这一特殊地位无疑是它的“长处”:科学只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无法解决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目的以及世界观等等问题,而这正是或应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宗教虽然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为目标,但是由于它以信仰为前提和基础,因而缺少理论的力量和理性的普遍性。然而,哲学的这一“长处”恰恰也是它的“短处”:哲学以理性为基础,但是却由于其对象的缘故而不具备科学的确定性即所谓的“科学性”;哲学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为对象,但是由于它主要以理性的方法为认识手段,而这种手段难以通达终极关怀的境界,所以又不如宗教信仰那样自有其方便的法门。于是,当哲学试图成为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从词源上看,哲学在古希腊语中是philosophia,本义是“对智慧的爱”或“爱智慧”。就此而言,哲学家应该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他们主张“爱智慧”而不自诩为“有智慧”,因为他们明白有限的知识与作为人类精神之无限的理想境界的智慧是不同的:知识可以占有,而智慧则只能热爱。然而,在人类求知本性的驱使下,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激励下,哲学家们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企图将“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致力于使哲学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甚至成为比自然科学更科学的科学,并且成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当然,由于这一理想违背了哲学的本性,因而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追根寻源,西方哲学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与它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蔚然大观一样,都是出于希腊哲学的求知本性。对希腊人来说,哲学首先表现为对知识的追求。 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指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由于好奇或惊异(thaumazein)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他一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对更重大的事情产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而一个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显然不是以某种实用性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因此也许一切知识都比哲学更有用处,但是唯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显然,求知、知识或科学在希腊人心目中的含义与后世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希腊人追求知识并没有实用的目的,科学改造自然的功能就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然而,由于随着哲学和科学的发展,“现实意义”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知识的价值的标准,加之哲学对象的根本性使之被看作是人类知识大厦的根基,因此既然自然科学是普遍必然的知识,那么哲学也可以而且更应该成为普遍必然的科学,似乎唯其如此才能与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

    于是,希腊哲学的求知本性便逐渐演变成了西方哲学的“科学情结”。

    然而,哲学的对象毕竟不同于科学的对象,哲学的问题也不同于科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是“问题”而是“难题”。通常一个问题总有答案而且有相对一致的答案,或者说,通常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自然科学的问题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类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或者说它们没有一致的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法,哲学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称这类问题为“难题”。实际上,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难题,哲学家们只能不断地探索、寻求通达智慧境界的道路,但是却注定了不可能获得终极的答案。

    哲学问题为什么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既然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样的难题,并且企图为之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呢?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原因或许就在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之中。

    当人类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的时候,他的生存活动不再仅仅依靠自然本能,而是更多地依靠理性,于是在人的面前就出现了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巨大矛盾,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宇宙万物的来源与归宿等等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便油然而生。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又是有理性的存在,这就使他形成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的理想,哲学(包括宗教)就是这一理想的集中体现。显然,这个无限的自由境界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现实地通达的,即使人类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也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是且只能是至高无上的终极的理想。这就是说,哲学问题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的答案的,尽管如此,人类却又不可能不关心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甚至构成了人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根本标志,故而对他来说性命攸关。

    当然,哲学问题并不都是与“终极关怀”(例如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有关的问题。在哲学中,尤其是在古典哲学中,后来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许多部门,它们的问题就是比较具体的,例如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就是如此。不过,虽然这些问题不像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问题那样抽象、普遍乃至超越经验,但是它们作为一些基础性的或根本性的问题,同样也是不可能获得终极答案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否找到问题的答案几乎成了一种衡量的标准:哲学的各个部门其主要的问题只要能够找到某种相对统一的答案,它们就会从哲学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而留给哲学的都是一些永恒无解的难题。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哲学史看作是哲学家们代表人类精神对于永恒无解的哲学问题进行不断地探索的记录。换言之,所谓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里,并不存在于某一个哲学流派之中,并不存在于某一本教科书里,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因此,我们不仅认为哲学是哲学史,而且主张哲学史是问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