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论文大全11篇

艺术学论文篇（1）

摘要：在当前高校建设中，大学生艺术团作为独特的组织形式，不但起到了活跃大学艺术气氛、提高大学生艺术素质的作用，还对普及艺术文化、提升高校的精神文明建设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目前的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来看，艺术团的活动对高校促进作用很大，使大学生更好的理解了文化内涵。随着大学生艺术团的逐渐成熟，所开展的艺术实践教育业取得了一定成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大学生；艺术团；实践教育

一、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现状

对于当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而言，多数高校都已经成立了自己的艺术团，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将艺术实践教育放在了首位，旨在通过大学生艺术团来带动校园内高雅艺术的氛围，对全校师生进行高雅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从而达到全面提升大学生素质的目的。当前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根据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大学生艺术团活动

在目前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下，考虑到大学生艺术团能够带来的积极作用，当前高校纷纷组建了具有特色的大学生艺术团，并根据院校特色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大学生艺术团活动。对于北京物资学院来讲，其大学生艺术团下设管乐团、合唱团、戏剧团、舞团，他们取得良好的成绩，均在国家和北京市获奖，对艺术团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2、高校将艺术实践教育放在了大学生艺术团活动的首位，将高雅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作为主要目标

在高校目前的大学生艺术团活动中，高校不仅重视艺术团活动的开展，同时将艺术实践教育融入到了活动当中，并将艺术实践教育放在了首位，旨在以艺术团活动带动艺术实践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的艺术素养。并积极做好高雅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使高校具有高雅艺术的氛围，使高校师生都能够受到高雅艺术的熏陶。

3、高校在大学生艺术团注重活动开展的形式

为了保证大学生艺术团的活动取得实效，高校在大学生艺术团开展活动的时候，选择了多种艺术形式，主要有管乐、合唱、舞蹈、戏剧等等。由于目前高校将大学生艺术团赋予了更多的职能，希望通过大学生艺术团活动达到提升艺术实践教育效果的目的。因此高校在大学生艺术团活动上注重形式的多样化。

二、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高校将大学生艺术团放在了首要地位，并希望通过大学生艺术团的活动来提高艺术实践教育效果，但是在大学生艺术团的活动开展过程中，艺术实践教育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尤其是没有艺术特长生招生资格的学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缺乏导向性，没有树立高雅艺术的核心思想

从目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来看，多数高校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艺术实践教育的重要性，在开展过程中目的不明确，缺乏鲜明的导向性，导致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特点不突出，没有体现出艺术实践教育的意义所在。因此，要想取得艺术实践教育的积极效果，就要对大学生艺术团进行明确指导，并树立高雅一树的核心思想。

2、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开展方式单一

虽然目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管乐、合唱、舞蹈、戏剧等，但是对于艺术实践教育来说，开展方式还比较单一，仅仅依靠现有的方式很难取得积极的教育效果。因此我们必须要积极拓展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开展方式，丰富艺术实践教育内容，保证艺术实践教育取得预期效果。

3、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取得效果不明显

目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在开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整体教育水平和教育手段还比较欠缺，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强化。因此，对于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我们要有全新的认识，不但要认识到艺术实践教育的重要性，还要保证艺术实践教育有效开展，并取得预期效果。

三、解决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问题的对策

针对目前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我们要认真分析成因，努力丰富艺术实践教育内容，采取具体的对策有效解决现存问题，保证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取得积极效果。具体措施如下：

1、明确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的指导方向

考虑到目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缺乏导向性的特点，我们要在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中明确指导方向，明确艺术实践教育的任务，并制定具体的活动开展方案，使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能够取得积极的效果，保证大学生艺术团艺术实践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同时，我们应树立高雅艺术为核心思想的指导方针，积极推动高校高雅艺术的发展。

2、拓展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开展方式和领域

目前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存在开展方式单一和开展手段不足的问题，为此我们要积极拓展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开展方式和领域，使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能够在开展方式上更加多元化，使艺术实践教育的领域能够得到有效延伸，起到艺术实践教育的预期效果。

3、制定具体的艺术实践教育目标，保证有效实施

考虑到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制定具体的艺术实践教育目标，并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大力开展艺术实践教育活动，使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活动能够在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上得到丰富，进而达到于小目标，保证艺术实践教育的有效实施。

四、结论

从目前高校大学生艺术团的组建和开展情况来说，不但丰富了校园文化，也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精神文明教育，同时在艺术实践教育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效果。由此可见，大学生艺术团的开展直接促进了高校文化建设，同时艺术实践教育也获得了整体提升。因此，我们应该对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在今后的艺术团活动开展中，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大学生艺术团的艺术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保证艺术实践教育取得预期效果，提高高校的高雅艺术氛围和广大师生的高雅艺术素质，推动高校高雅艺术建设。

参考文献：

艺术学论文篇（2）

这种缺乏或不平衡可以以考试成绩、个人的实际收益状况、是否被认可等第三方的结果性评估作为具体的判断依据。

（二）艺术类大学生学习需要的形成与影响

在了解了学习需要的内涵后，我们不妨从源头（即学习需要是如何形成的）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估，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概括为，学习需要的形成通常受以下主要因素影响。

1、个人价值观的潜在引导

在前面的关于人性的分析中，我们提到的进化过程的人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针对每个个体的具体描述才是更有现实意义。在进化进程中，作为同一时空和社会环境的个体，他们当然会有一些共同性，但由于个人成长的环境影响的不同，作为同一时空和社会环境的个体，他们确实存在着个体差异，从人的社会属性上看，这种个体差异在价值观上有明显的表现。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可以发现学生之间在学习需要的差异，比如有的学生有更为强烈和广泛的学习需要，而有些学生甚至连我们认为的最基本的学习需要都表现不足，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出有些学生爱好学习，而有些学生不喜欢学习这类很表面性的评估或判断。这类判断用在年龄较小的中小学生身上，似乎还有一定的道理。但若将这类描述用在已经开始或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或价值观的大学生身上，就显得有些肤浅或表面了。有更为强烈和广泛学习需要的大学生，他们往往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往往有一个比较明确而坚定的信念，无论这个信念是受先进人物的影响形成的更有社会责任感的“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信念，还是基于现实社会而提出的更为务实和平庸的“让自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的信念，还是那些看来有些自私或狭隘的“要出人头地”的信念。一旦这些信念成为大学生价值观中稳定部分后，这些信念就产生了强大的力量，引导当事人去学习和获得知识或技能，不断去追求更多的知识或技能。针对那些连我们认为的最基本的学习需要都表现不足的大学生而言，他们也有自己的特点：要么是他们树立了我们认为不太合适或正确的理念，比如“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人生在世，得过且过”。这些理念消磨了他们去努力学习的动力。要么是他们根本有没有恒定的理念，对于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不断发展和成长，没有进行深刻和系统的思考，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他们出于价值感的缺乏状态。上述的两种主要类别的学生，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可以进行上述的分析或评估，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大学生似乎并没有如此理性地对自己进行上述专业的分析和评估，不论他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上述情形，他们的学习都会受自己的价值观的引导，故此，我们将价值观对学习的影响称之为潜在引导。

2、个人学习习惯性养成

在心理学上我们对有些行为我们习惯于称之为习得，在学习研究上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在对艺术类学生开展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艺术类的学生之前由中说法：上公共课，特别是一些不需要应用练习的公共课，他们习惯于不带书、不带笔。当有些同学这样跟我提醒的时候，当时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作为学生上课不带书，不带笔，怎么上课呢？后来在教学中发现，情况果然如此。后来我们提醒刚到艺术类学院来教学的年轻教师，对此要有充分的应对准备。不然我们简单地认为学生对我们不够尊重，确实很为难他们，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改变他们的这种不好的学习习惯，开始养成上课带书、带笔的好习惯。在学习需要方面，这种状况也是客观存在的，有些艺术类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课程迫于专业教师的压力或引导，他们能比较充分地认识到学习专业技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那些非专业课程，他们似乎养成了不需要认真学习的习惯，自然从意识层面就不会产生强烈的学习需求。他们习惯于投入80%甚至以上的精力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而不愿意在课外投入10%的精力来提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

3、外部现实社会的影响

艺术类的大学生相对而言，他们有更多时间和机会接触外部的现实社会，在他们缺乏对社会系统认识的前提下，他们很容易受社会上某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往往不是社会主流文化提倡和宣导的。这就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当那些受更为传统影响的学生在学校里有意或无意地来传达主流学习意识和习惯的时候，哪些接受外部现实影响的学生往往对他们的这种勤奋、刻苦、认真不屑一顾，甚至夸张地称之为迂腐。他们这样表态的时候，若以自己对社会比较了解自居就更加增强了自己的权威性和现实性，让那些价值观还在摇摆的学生更加容易接受他们的影响。我们现在面临的巨大困难就在于，要么给学生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系统了解现实社会（诚然现实社会中有些价值观或意识，可能不是我们认可或宣扬的），让他们在比较全面了解现实社会的基础上选择或确定自己的价值观，进而形成自己的与之对应的学习需求。要么就是让那些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现实的同学接触那些主流的意识或价值观，实现这些主流意识或价值观在学校的推广和宣导。

4、学校氛围与学习过程中的人际影响

作为大学生，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仍然在从事与教学相关的活动。尽管我们认为艺术类大学生受到的非学校影响要比非艺术类大学生多的多，但不能否认的状况就是，学校仍然在通过教学活动、学校开展的社会活动在对学生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在学习需要方面也有很明显的表现。在艺术类院校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幕场景就是，上课的铃声已经响过，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胜似闲庭信步地以优雅的姿态行走在去教室的途中，让人很容易产生还没有上课的错觉。看到这些学生很难让人产生他们很渴望学习的评价和印象。我们做过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刻意安排几个学生，让他们作出匆匆行走，甚至奔跑的姿态，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很可喜的现象就是，只要有3个以上的学生步伐加快，甚至奔跑的话，其他学生也会明显作出匆匆的姿态，随之有更多的学生会受影响，结果是大部分学生的步伐明显加快，有近1/2的学生甚至做出奔跑的姿态。这个时候，若不是知情人的话，我们很容易产生这些学生很怕迟到或很想学习的印象。从上述一个实例中，我们机会可以得出结论，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的学习更容易受周围的同学影响，在上课的时候这种情形也是常见：当有些同学积极发言的时候会带动更多的学生积极发言，若没有人带头发言的话，更多的学生更加愿意选择沉默，让整个教室显得更为沉寂和缺乏学习激情。因此，从表现上来看，学生的学习需要似乎更容易受整个学校的氛围和有影响力的学生的影响。艺术类学生的外现行为的更为突出，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从外在行为上似乎更能从量变到质变地影响艺术类学生的学习需要的深刻变化。

5、家庭成员或关键人员的潜在影响

我们知道，大部分艺术类学生的成长和一般的孩子在人际交往上或多或少地有些不同，由于艺术的特殊性，注定了他们可能会从更小的时候接受专业训练或影响，这种专业训练或影响往往会花费他们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相对于同龄人而言，这就自然而然地减少了他们和其他人进行交往的时间，这些减少的时间大部分用于和专业教师或家庭成员的交往上，但让当然这种交往主要以教学的方式呈现。这就势必在无形中让他们在学习需要更容易接收转业教师或家庭成员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的时候是积极的，不论是家庭成员对他们的专业有所成就的热切期待还是专业教师的专注的学习习惯都自然而然地让他们至少在专业领域接受更为努力勤奋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让人欣慰后振奋的说法，实施上是，有些学生对这种影响产生了反弹，长期的这种专业的要求和训练，在他们并没有收获与之相应的成就和荣誉后，或者让他们看不见未来可能的专业荣誉或成就，他们表现及其灰心和绝望，并将这种情绪扩展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上。在现实教学实践中，我们很不幸地看见后者的数量似乎更为庞大。为此我们很容易产生艺术类学习不爱学习的印象或成见。

（三）艺术类大学生学习需要的调查

为了更为准确地了解艺术类大学生的学习需要状况，我们设计了相关问卷对大学生的学习需要进行了调查。我们调查的对象为艺术院校的在校大一-大三的学生。我们随机选择了8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85份，收回有效问卷80份，调查结果如下：

1、艺术类大学生为什么要到教室上课的调查结果

我们对相关调查进行了统计，如下图（图一：艺术类大学生为什么要到教室上课）所示：图一：艺术类大学生为什么要到教室上课从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艺术类大学生有鲜明的学习个性，他们到教室上课，更多的原因是从自己性情角度进行判断。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对课任教室的认可，成为了他们上课的主要动因。这种理性的角度验证了我们在教学中的感受，曾经有一个同学很感慨地告诉我，他很惊讶班上那个上其他大可通常缺勤的同学为什么每次都按时来上我的课，我也带着这个疑问找这名学生验证，他的回答非常直接：因为他很喜欢我上课的风格。在其他类型的大学中常见的迫于教学压力来教室上课的情形在艺术类大学似乎并不是如此的明显（教学管理的压力导致学生到教室来的比例只有60%，远远低于他们自己的主观评估）。

2、艺术类大学生为什么要“认真”上课的调查结果

我们对该问题的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如下图（图二：术类大学生为什么要“认真”上课）所示：图二：术类大学生为什么要“认真”上课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若说是否来上课学生还获多或少地会迫于来自学校管理的压力的话，而从形式上遵守了学校教学管理的上课，艺术类大学生就更加明显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认真上课或不认真上课了。在教室这个学习的场所，是选择认真听课还是形式上的学习，他们表现得更为感性和自我，有高达80%的选择是他们会受教师的影响而感性地选择认真学习。对教师的欣赏和崇拜也非常明显地发生了爱屋及乌的效应让他们认真学习。相对而言，这项学习是否对自己今后工作的价值，这类理性的思考在学生看来几乎可以不用考虑。

二、艺术类大学生学习需要的有效激发与转化

（一）学习需要的有效激发

在调查和教学实践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艺术类大学生对学习需要的缺乏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对于考试取得好成绩，对于学习成绩好获得教师的认可，对于自己掌握了更为专业和熟练的技能，对于自己拥有了丰富的人文知识，对于自己具备了完备的知识系统等学习需求，他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这种状况和他们有一些相关的需求没有被强化和激发有必然的关系。为此，我们建议应该采取的措施是以他们现有的学习需要为基础，在尽可能满足他们现有学习需要的基础上，创造出他们更多的学习需要，也就是以他们现有学习需要的满足来激发他们更多的学习缺乏。由此可见，艺术类大学生现有学习需要的满足成为了我们激发他们学习需要的重中之重。具体措施如下：

1、制定并帮助实现更为合理的阶段性目标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部分学生不能更有效为自己制定合理的学习目标，他们制定的目标基本不符合我们在管理上经常强调的SMART[S（Specific）是指“具体的”；M（Measurable）是指“可度量的”；A（Attainable）是指“可实现的”；R（Realistic）是指“现实的”；T（Time－bound）是指“有时限的”原则]，这跟他们今后学习目标的制定和达成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按照SMART原则确定的自己的目标。首先要训练他们制定更为清晰和具体的目标（即S（Specific）是指“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将他们提出的让自己成绩有明显的提升，优化为从专业考核的名次变化来体现，可以具体为从专业考试第8名提升到专业考核第5名；刚才这个举例也很好诠释了M（Measurable）是指“可度量的”的原则；同时，有些学生对客观条件和形势在意气风发的时候往往会缺乏有效的理性控制，很容易受他人或自己激情的影响提出一些说起来很激奋人心，实现起来很让人灰心的目标，为此我们要严格按照A（Attainable）是指“可实现的”的原则，帮助他们讲一个很伟大或响亮的目标分解成若干个更能实现的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当学生在向一个目标奋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助或训练他们去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实现这个目标是否有实际的作用或价值，即R（Realistic）是指“现实的”的原则；为了进行该目标的验证或评估，给出具体的目标实现时间节点，即T（Time－bound）是指“有时限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2、不断丰富和拓展学生的各类知识技能面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见一些无知而无畏的人，在教学中我们也经常能发现一些无知而有知的学生。由于学生还处于一个不断成长和发展的阶段，很多专业或社会上的状况的不了解，导致他们会出现一种无知而带来的盲目自信，觉得自己似乎无所不能，或者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很专业或有水平。为此，我们认为不断丰富学生的见识，不断拓展他们的接触面，成为了有效地让他们产生学习需要的有效手段和方法。艺术类的学生在操作层面上，我们可以力所能及让他们观摩更多，更专业的艺术表现形式，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各个层面的缺乏，不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方面，来有效刺激他们产生更多的学习需求。当然，这种刺激一定要结合学生实际专业水平来实施，若把握不好的话，甚至为出现打击他们自己和在专业上有所造诣的信心和勇气。这就提醒我们在采用这个措施的时候一定要做难易适当，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和能力。

3、有效运用更有刺激性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在前面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艺术类大学生更容易受授课教师的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基于教师的个人魅力还是基于教师的教学管理与调控能力。这就意味着，作为教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教师，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手段了激发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通过分成小组，进行小组间的竞赛来激发学生的团队荣誉感，实现学生在小团队中的相互监督和激励；通过回答问题的及时认可，满足学生自我认可和肯定的心愿；通过给与荣誉来激发他们不断超越自我的成就感。激励的手段可以使正向的，也可以是负相的，适当地进行一些对学生身心不会带来负面影响的“惩罚”也是可以综合考虑的。在相当多的教学管理案例中，我们更加提倡汉堡式的奖惩运用，即在开始的时候进行表扬和认可，在中间进行一定的惩罚或批评，在最后在进行一定的奖励或表扬。这种说法是有深刻的心理学依据的，从情绪管理角度来看，这个程序完成后，当事人是处于良性的情绪状态，这让学生的身心是愉悦的，这种愉悦是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的。从学生的认知角度来看，更加有利于他们进行自以为是的状态调整，让他们更能树立信心和进行自我肯定。

（二）学习需要的有效转化

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有些艺术类大学生并不能制定更为远大的专业目标，他们的教学培养目标定位可能是对艺术的传播和推广。针对这些学生来讲，进行专业目标的有效转化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1、转化为更有实际意义的非专业目标

将他们的专业目标转化为更为综合的发展目标，比如成为一名有些得艺术类教师，掌握丰富的教学技巧，提升自己的控场能力，提升自己的舞台表演水平。这些非专业目标的提出，更能让他们感受生活，学习的丰富性，而不是单纯地从专业给他们压力或憧憬。这种做法往往因为缺乏更能激励艺术类学生激情而被人们淡忘或忽视。事实上是，这种做法有更为现实的社会价值和功效，毕竟，能在专业上有所建树的学生毕竟是少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代社会对艺术的贡献认知也从贵族享乐向大众共享的方向演变。

2、建立合理的平衡标准和体系

在对学习需要进行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缺乏只是需要的一种表现状态，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状态就是不平衡感，正如我们前面在阐述学习需要的概念是所提到的，这种不平衡感，完全来自于与他人的比较后的感受，是一个更为自我和感性的要件。这一点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来说就显得更有现实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让学生之间进行竞赛，进行厚此薄彼的激励让他们产生这种不平衡来有效地刺激他们的学习行为。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激发学生的学习是为了促进学生更加健康地发展和成长，在应用这种手段或措施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评估上述措施或手段是否会对学生带来伤害或负面影响，为此构建他们的合理的平衡标准和体系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在这个方面我们还需要进行更为专业和深入的研究好探索。

艺术学论文篇（3）

1.学校情景式教学。

积极发展和加强学校的文化建设，大力改进职校美术教学方式，加强师资力量，提高美术教学设备质量，组织多种形式且与艺术素养有关的各种课外活动，定期做好教学后期的总结和检查，不断地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适应能力、创造能力。

2.内外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积极地将课外活动引入美术教学中来，实现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外活动教学为辅的教学模式。大力发展研究型、兴趣型、综合型等多种形态的艺术教学体系，将传统美术专业知识的教学与艺术素养的培养相结合，推动学生积极参加社团活动、比赛培训等课外的柔性艺术教育体系，使学生在培养艺术素养中能够达到虚实结合、刚柔并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艺术素养融入课堂的培养模式。

教师在进行美术专业知识的教学时，可以适当的增设一些有关艺术素质教育方面的课程，例如《美学》、《艺术考察》等。并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发掘出来，讲解给学生听，这样不仅增加了学生的知识储备量，更提高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教师还可以引进先进的教学辅助工具进行艺术素养的培养，例如多媒体网络技术、电子白板等。

二、综合美术和其他学科的资源，促进职校学生艺术素养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美术知识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进行美术教学的时候，要积极而又充分的考虑美术教学的真正目的以及美术课堂所具备的特点。现阶段，我们国家需要的是极具探究精神和创造力以及艺术素养高的新型人才，加强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系符合现当代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是美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在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也是教育界的主流趋势之一。所以，积极促进各学科之间的联系，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的资源是加强教学资源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更能有效的促进艺术素养的全方位发展。教师要立足于当今社会发展背景，将我国传统的文化融入到美术教学之中，将美术教育作为桥梁，积极引导学生学习美术专业知识以及与美术有关的内容，并将其进行科学的综合，逐渐形成以美术教学为主体，其他学科为辅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多角度的进行思考和学习，使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做到全面的认识美术，将美术教学的特征、美术表现出来的相异性、美术发展的规律等知识融会贯通，从而实现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不同的学科资源有联系的放在一起进行详细的分析，例如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就是以几何图形为基础创作的。这就有机的结合了数学和美术两种学科的知识。

三、加强学生美术修养，提高学生艺术素养

首先，理论知识丰富美术修养，为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奠定了基础。在职校美术教学课堂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对美术的学习和艺术熏陶的作用。教师应当避开传统教学模式，泛泛的理论知识教学不利于学生的学习，教师要积极挖掘美术教学中的亮点和艺术魅力，并将其呈现在课堂之上，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学生在美术教学的课堂中感受艺术的发展、学习我国和外国的各个美术学派的风格和特点、了解艺术发展的主流方向，在美术作品中感悟美、欣赏美，为培养艺术素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在想象力、创造力、观察力中不断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也要积极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鼓励其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作品的创作。美术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在美术教学的课堂中培养学生想象力、创造力、观察力，将学生带入“美”的世界中去，让他们将自己的实际生活同美联系在一起，并用自己的感悟和绘画方式将这种体验表达出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感知、通过自己创造力以及想象力的不断提升，艺术素养也在不断的上升和提高。最后，在作品中发现艺术的美，在课堂外培养艺术素养。美术教学不能只仅仅局限于课堂之中，教师要积极的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参与到各种与美术相关的活动中去，去观看画展、参加美术比赛、拜访一些名家倾听绘画心得，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不断培养自己的艺术素养。

艺术学论文篇（4）

音乐和美术一样，都是艺术，是人类想象的产物。音乐能够通过声音调动人们的思绪，感染人的情绪，由此激发出人类的创作欲望。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音乐的感染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画出优秀的作品。比如，当《小夜曲》响起时，优雅的旋律把学生带入了一个美妙的世界，繁星点点、夜莺鸣唱，风中带着花香轻抚着孩子的脸。学生心中汹涌着创作的热情，只想用手中的画笔画下这美好的时刻。当《命运》铿锵有力的响起时，悲壮的交响乐震撼着学生的心灵，柔软的线条都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激情，只有用画笔通过点、线、面互相结合，画出强劲有力的音符，才能宣泄心中的激情。音乐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当学生闭着眼睛，优美的旋律在耳边流淌，艺术创作之路就向他们铺开。教师要恰当地引导学生互相讨论音乐带给自己的感受，让学生自己选择绘画工具，如水粉、水彩等，画出心中的图画。教师要适时地对学生作品进行肯定的评价。

（二）用文学作品激发想象

文学家用文字打动人心，画家用画笔勾勒世界。两者都是对社会真善美的艺术展示，优美的文字能激起画家作画的欲望。在美术教学中，可以引入传统文化的精粹，让文学语言展现魅力，激起学生的想象力。比如，马致远的经典诗文《浣溪沙》一系列场景构成了一副优美的图画：古藤旁的老树、小桥、潺潺的流水、茶马古道、一匹瘦马、昏黄的落日，这些元素组成了一幅唯美的图画，虽然是生活中常见的，但每一组都有其自然风景的特点，从上到下，从远到近，三组的审美形象的画面，艺术再现了三维自然风光之美。教师引导学生展开想象，从语言的字里行间感悟生活之美，把学生对生活的体验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通过各种形式记录下来，帮助他们开启艺术创造的大门。

二、开发潜在意识，创造想象

每个人都会做梦，梦也是人的一种生理现象。大家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的实质就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潜意识反应。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画笔画出梦的场景，尽管里面的人物、事件、场景不是那么清晰，但是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自由发挥。同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欣赏一些颇有自由浪漫和梦幻般的作品，共同分析一些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如夏加尔的《我和村庄》与梵•高的《星夜》，然后用艺术的手段把梦境进一步完善。虽然学生因为年纪小，生活阅历不足，很多作品比较生涩，但梦境的创作过程，正是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的过程。

艺术学论文篇（5）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尽管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但是，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当代全球性的高新技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向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不仅引起了相关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变化，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业，尤其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业的巨大发展而变得明朗、敏感和尖锐起来的“全球化”问题。

美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人成功地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迅速转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作为这种转换中介和目的的，却是文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为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电影总产量的7%，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美国文化产品在占领别国文化市场的同时，也输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别国文化构成明显冲击。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如下思考：

一是信息殖民问题。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对信息网络的控制绝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它还必然伴随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目前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对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构成威胁。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此，法国人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就提出，这是“要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技术层面日益趋同的形势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二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汇流问题。现代信息技术数字革命不仅带来了信息产业的新面貌，也带来了文化产业的新生机，它使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产业走到一起，并合成一体。实现这种融合的第一步是传媒汇流，即由数字技术作为一切信息传媒形态的技术基础而为与信息相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大众传媒、通信和信息业因此而汇合为一，通过统一的宽带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已基本解除了传媒业、通信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以及各国之间对传媒业的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形式革命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必然趋势将是对内容革命的呼唤，信息社会也因此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即实现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在这方面，美国人再次走在世界前列。美国虽然没有什么文化遗产，却率先将“内容产业”纳入商业和产业化轨道。通过1997年“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颁布，美国已向世人宣布了他们将信息内容，特别是文化内容，作为信息产业的主体。由此来看美国文化的信息殖民问题，大概没人再相信它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后来居上，要在信息全球化本身就含有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抢占制高点。欧洲小国芬兰以拥有诺基亚这样的信息产品品牌而在信息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前列，而正是在它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展框架性合作计划于2000年启动。我们可以从1999年欧盟文化部长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文件中看出这项合作计划的动机：“商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内容贫乏，而不是文化的多样性，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由数字电视造成的广播时代自身中的固有威胁。可靠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欧洲的竞争优势所在。保存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技术的未来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新千年的最大挑战。”面对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趋势，经典艺术的命运又将如何？我认为，这场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既为经典艺术提供了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要求我们把握机遇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经典作品，为“世界文学”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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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文化重要代表的经典艺术，将在建立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基础上的“世界文学”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应当说，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对抗的必然性，引起对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误解乃至敌视；二是某种文明或文化试图凭借某种强权推销自己而消除异类。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这两种现象依然存在，而尤以后者更为突出。这使得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理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最能有效实现这种交流和理解的文化载体，正是文艺作品。

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世界文学”主张的二十年前，歌德曾与爱克曼谈起他读了一本中国传奇后的感受。他说，这部书“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很快说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当爱克曼问到这是否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歌德说：“绝对不是，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歌德之所以对中国的一部普通作品都如此重视，是因为他既从中感受到人类心灵相通的深邃与博大，也意识到与此相比，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立场显得多么可笑。因此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注：〔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2-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歌德的意思很明白，“世界文学”并不是对民族文学的否定，而是强调各民族文学应当在相互交流中用一种更开阔的眼界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学中的优秀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身。在文化全球化已被信息全球化浪潮裹挟而至的今天，这种观点尤其值得重视。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的类同化、均质化，而应是消除时空障碍之后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当年的歌德未能接触到中国最好的作品，那么在由数字平台所构筑的世界文化大舞台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将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全世界都分享到这份人类精神的伟大遗产。这正是在创造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界文学”过程中，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

其次，应当提倡和强化当代中国文艺家的文化使命感和经典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去参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全球化竞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近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指出，席卷全球，从欧洲直到中国、日本和印尼边远城市的“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低档次电视节目，尤其是极其廉价的乃至十分不良的节目的全球化正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听任其发展，“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伪文化的牺牲品”。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除了应当重视民族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的传承，也应当重视培养新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表现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思想科学等各个方面……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从当前中国文艺的创作实际来看，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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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缺乏正确把握，就像歌德所反对的那样，在重视外国文学的时候，拘守于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结果是失去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家邱华栋曾尖刻但不乏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国“几乎每一个‘走红’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注：邱华栋：《影响下的焦虑与抗争》，《城市的面具》，第11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事实上，只有坚持创作的民族文化特色，向人们展示世界一隅的独特生活，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这样的作品才会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

艺术学论文篇（6）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艺术学论文篇（7）

文学经典可提高艺术生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是人们认识美、评价美的能力。文学经典作为艺术，首先是审美的。“没有审美价值，文学经典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立命之本。”通过美的艺术形式，文学经典把现实中的自然之美和社会之美，典型地表现出来，形成美的艺术形象。审美感知能力是最基本的审美能力，对作品欣赏品评时，欣赏者凭借感知能力捕捉形象画面，对审美对象形式的把握能力会得以培养和强化。审美想象能力是最突出的审美能力，想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是带有创造性的能力。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可以使人才思敏捷，一个情节的叙述、一个场景的描绘、一个比喻的运用、一个词语的取舍，无不与作者的想象力相关。艺术对想象力的要求是丰富而活跃的，对艺术来说，想象力是极为可贵的品质。黑格尔曾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文学经典飞翔的翅膀，“在文学的建筑工艺学上，想象力成为最重要的建筑师”。马克思推崇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因为它们有丰富的想象力。艺术想象贯穿在文学意象创造和文学欣赏再创造的整个过程中，通过文学创作训练和文学欣赏操作可以培养受教者的审美想象能力。此外，描写艺术的佳作让受教者体验各种口味的美感。“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林嗣环《口技》），让人体验民间仿声艺术的魔力；“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魏学洢《核舟记》），让人体验微雕工艺的精巧绝伦；“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琵琶行》），让人体验琵琶女演技的高超；“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让人体验公孙大娘刚柔相济、吞吐自如的舞蹈风神。在此，文学与艺术水融，引人无限遐思。

艺术学论文篇（8）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近似”之处，往往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件艺术作品，不仅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一种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表现得越多，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越高。无所表现的艺术，也就是没有价值的艺术。

人们常常用“镜子”来比喻艺术，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艺术不同于镜子。一面镜子是一个死的物理事实，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实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艺术作品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要求、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意义与表现力，离开了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所以艺术，尽管与哲学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等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

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广义的艺术也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自觉地强调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二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美学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

哲学，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理性精神的直接表现。如果借用康德的术语来比较，我们不妨说，西方哲学偏于“纯粹理性”，偏重于追求知识；中国哲学偏于“实践理性”，偏重于追求道德。前者多描述自然界的必然，后者多强调精神领域的自由。中国哲学是内省的智慧，它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于外间世界的认识，而是致力于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所以，和西方哲学相对而言，它并不重视对于客观对象的分析、区分、解释、推理，并不重视对于对象实体及其过程的精确叙述，而是把最高的真理，理解成一种德性的自觉。它始终不曾脱离人的社会关系，不曾脱离伦常情感的具体实践和具体感受。

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上无情的阶级对抗关系，从来是笼罩在原始时代保留下来的血缘氏族宗法关系之下的，这种双重关系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哲学，首先考虑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为了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要讲统一、讲秩序、讲仁爱、讲礼让、讲义务、讲亲和、讲道德。而不是象西方哲学那样，更重视讲知识、讲方法、讲逻辑因果规律等等。现实的人生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哲学较早达到“人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宗教观念的淡薄。东方思想宗教观念的淡薄是哲学史家们常说的问题，其实这种淡薄，不过是用对君主、族长和关系结构(礼)的崇拜和服从，来代替对神的崇拜和服从而已。这种双重结构是一种异化现实，自觉的人必然在其中找不到出路，而体验到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许多特征。

在西方哲学史上，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谓“人的发现”，或者说“人的自觉”。与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相对立，以薄加丘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作家们宣称发现了与彼岸天国的幸福相对立的此岸的、地上的欢乐。这种欢乐意识是西方哲学觉醒的契机。以此为起点，西方哲学强调幸福的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叛逆精神”、反抗性格等竞争性道德。我们不妨说它的．基础是“欢乐意识”。产生于欢乐意识的痛苦必然伴随着消沉和颓废，产生于欢乐意识的悲剧必然伴随着恐怖和绝望。这些，正是西方表现痛苦的艺术作品共同具有的总的特点。

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建立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从文献上追索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周易》中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了周人的道德规范与先秦的理性精神，以及“惜诵以致愍今，发奋以抒情”的艺术和与之相应的表现论和写意论的美学思想。这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没有阻力，生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忧患，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和强度只有依照阻力的大小才有可能表现出来，与之相同，只有忧患和苦恼才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而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其有忧患，所以对于人间的吉凶祸福深思熟虑，而寻找和发现了吉凶祸福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使命感。通过对自己的使命的认识，周人的以“德”(“敬德”、“明德”)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就把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对于外在神祗的恐怖、敬畏与服从，即那种人在原始宗教面前由于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而放弃责任的心理，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努力了：通过对忧思的思考，在图腾文化中出现的“天道”和“天命”观念，都展现于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人由于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命运的主体，而开始走向自觉。人们所常说的先秦理性精神，不就是这样一种自觉的产物吗？

周人亡殷以后没有表现出胜利的喜悦，而是表现出那样一种冷静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是人们走向自觉的契机，是先秦理性精神的前导。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那样一种主体观念的先期确立，先秦学术能够呈现出如此生动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出并作”。这一段话，比较正确地概括了诸子兴起的原因。东周列国互相兼并，战争绵延不绝，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富者剧富，贫者赤贫，百姓生死存亡如同草芥蝼蚁，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为了寻找这一切忧患苦难的根源及其解脱的途径，各家各派参照《易经》的启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虽说是各家互相对立，没有一家不从对方得到好处，虽说是法家“严而少恩”，墨家“俭而难遵”，名家“苛察缴绕”，阴阳家“拘而多畏”，不如道家和儒家那样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但如果没有这些学说与之竞争，儒家和道家也不会得到如此长足的发展。儒家和道家，附带其他诸家和外来的佛家，相反相补，相辅相成，挟泥沙而俱下，成为后世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而渗透到和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相对而言，儒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政治关系和伦理规范方面，道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方面。但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存在着两家共同的影响。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尚礼乐，道家说自然，从同一种忧患意识出发，都无不带着浓厚的伦理感彩，都无不是通过成就某种人格的内省功夫，去寻求克服忧患的道路。两家道路不同，而所归则一。《孟子·告子下》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因于心，衡于虑，然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这是儒家的道路。老子《道德经》则主张“贵大患若身”，“处众人之所恶”，这不是退避和忍让，而是顺应自然的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来和忧患作斗争(“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是道家的道路。二者殊路而同归。那种单纯强调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积极进取、道家消极退避的流行观点，恐怕失之片面，有必要加以补充才是。

从能动的主体的责任感，产生了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这是儒道两家都有的态度。孔子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起子所谓“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庄子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都无非是表现了这样一种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而已。“寂今寥今，独立而不改!”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一种自尊自爱的、人格的力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人格理想的追求，在这里都充满着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与忧患作斗争，与命运作斗争，这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思想感情的力量不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外在的、异己的宗教、国家、法律等等，而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内在的人格，则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

总之，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和在忧患意识之中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以及建基于这种自觉和乐观主义的、致力于同道与自然合一的伦理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安详、高瞻远瞩和崇本息末的人格和风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魂。经过秦、汉两朝的扫荡和压抑，经过魏晋人的深入探索和韬厉发扬，它已经深沉到我们民族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基本元素。尽管千百年来兴亡相继的、统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熔铸和改造它，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活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正是这种封建体制的压迫，才使它得以保持自己的活力吧？

三

古代思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满于当时灾难深重的现世生活，把希望寄托在对于彼岸世界的信仰上面。在西方，这个彼岸是以宗教方式提出来的天国，在中国，这个彼岸是以伦理方式提出来的“先王世界”。前者是一个外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是知识和信仰。后者由于它的伦理性质又获得了此岸的实践意义，基本上是一个主体性的、内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主要是内省的智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救世主之类抱着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怀疑态度。庄子的泛神论和孔子的怀疑论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说出了一个事实：以“敬”为中心的天道观念并没有把人导向外在的宗教世界。而这，也就是最高的智慧。从这种智慧产生了人的自尊、自信、自助的责任感，和苟卿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意识，以及它的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哲学之中，也表现在艺术和美学之中。

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又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不是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外在的动力，例如神灵的启示(灵感)，或者外在现象的吸引所造成的被动的“反映”。

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情是生生不息，万化千变的事实，它呈现出无限的差异和多样性。理是万事万物共同的道理，它贯穿在一切之中，所谓“道一以贯之”，它呈现出整体的统一。“以理节情”，也就是“多样统一”。“多样统一”作为“和谐”的法则，不但是西方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也是中国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但西方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自然的和谐，它表示自然界的秩序。中国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伦理的和谐，它表示社会和精神世界的道德秩序。中西审美意识的这种差别，反映出西方物质文明的务实精神同东方精神文明的务虚精神各有不同的侧重。

若问这个贯通一切的道理是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来自此岸的忧患意识。产生于忧患意识的情感是深沉的和迂回的，所以当它表现于艺术时，艺术就显出含蓄、敦厚、温和、“意在言外”，所谓“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这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特色。“以理节情”的美学法则，不过是铸造这种特色的模子而已。它不但是美学的法则，也是一切政治的和伦理的行为法则，所谓“乐通伦理”、乐通“治道”，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忧患意识”的产物。

产生于忧患意识的快乐必然伴随着沉郁和不安。产生于忧患意识的痛苦必然具有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的调子。而这，正是中国艺术普遍具有的调子。中国的悲剧都没有绝望的结局，即使是死了，也还要化作冤魂报仇雪恨，或者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双飞蝶，达到亲人团圆的目的。“蝴蝶梦中家万里”，正因为如此，反而呈现出一种更深沉的忧郁。这是个人的忧郁，同时也表现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心理氛围。

四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仲尼■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愤)之所为作也。此人意皆有所郁结，不得其通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又《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正道直引，竭忠尽智以事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榜，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说法，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与考证略有出入，但总的来说是符合史实的。屈原本人就说道，他之所以写作，是“惜诵以致愍今，发愤以抒情”。这不仅是屈原的态度，也是中国艺术家普遍的创作态度。我们看古代所有的诗文，有多少不是充满着浩大而又沉重的忧郁与哀伤呢？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例如游子归来的时分，或者爱人相见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捞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或者：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这种调子普遍存在于一切诗歌之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普遍的忧患，孕育着无数的诗人。所谓诗人，是那种对忧患意识特别敏感的人们，他们能透过生活中暂时的和表面上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在欢乐中体验到忧伤：紧接着“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后，便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紧接着“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之后，便是“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音乐由之而生的肥沃的土壤。

读中国诗、文，听中国词、曲，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体验愁绪。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一个“愁”字。出了门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家里是“梨花小院月黄昏”，“一曲栏干一断魂”，真个是“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以致人们觉得，写诗写词，无非就是写愁。即使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还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浩大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作为在相对不变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代代相继的深层心理结构，决定了中国诗、词的这种调子，以致于它在诗、词中的出现，好象是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似的。“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即使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也不免于受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不仅音乐、诗歌如此，其它艺术亦如此，甚至最为抽象的艺术形式书法也不例外。孙过庭论书，就强调“情动形言，取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谱》)这种奔放不羁、仪态万方而又不离法度的艺术，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杜甫欣赏张旭的书法，就感到“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这不是偶然的。绘画，是另一种形式的书法。它在魏晋以后的发展，内容上逐渐以画神怪人物为主转向以画山水竹石为主；技法上逐渐由以传移模写为主，转向以抒情写意为主；形式上逐渐由以金碧金彩为主，转向以水墨渲淡为主。这种转变和发展趋势，也不过是“取会之意，”把忧患意识所激起的情感的波涛，表现为简淡的墨痕罢了。“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还。”在那种平静和超脱的境界背后，横卧着我们民族的亘古的苦难。

五

“发愤以抒情”的观点，用现代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表现论”。

“表现论”是相对于“再现论”而言的。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是再现作为客体的现实对象?还是表现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感情?主张前者的是再现论，主张后者的是表现论。二者并不互相对立，但各有不同的要求。西方美学侧重前者，它强调模仿和反映现实，中国美学侧重后者，它强调抒情写意。这种不同的侧重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相联系的。

西方美学思想是在自然哲学中发生的，古希腊最早提出有关美与艺术问题的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着眼于外在的客观事物的比例、结构、秩序、运动、节奏等等，提出了美在和谐的理论。这种和谐是一种数学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艺术创作的成功要依靠模仿数学关系”，“艺术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后来的苏格拉底考虑到美与善的联系，但他仍然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模仿，除了模仿美的形式以外，还摹仿美的性格。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即在模仿论即再现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诗学》。在《诗学》中他提出了三种模仿：按事物已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应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为人们传说的样子模仿它。后来的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还有艺术史家泰纳，都继承了这一观点，他们先后都宣称艺术是客观现实的镜子。左拉和巴尔札克则把艺术作品看作是历史的记录。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更进一步，他宣称“艺术是现实的苍白的复制”。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完善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的范围之内，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模仿事实和模仿理想的区分而已。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摹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摹仿事物的现实现象的区分而已。为了模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在这一体系中产生了“典型论”。“典型论”是更深刻的模仿论，但它并非近人所创，其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这是西方美学的主流和基调。

与之相比，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诗学》同时出现的中国第一部美学著作《乐记》，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确立了一种与《诗学》完全不同的理论。除了把艺术看作是思想感情的表现以外，它还把艺术同道德、同一种特定的人格理想联系起来。这在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中本是一种固有的联系，《乐记》把它应用于创作，指出“乐者，德之华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这样的概括，标志着一条与西方的模仿论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乐记》以后的中国美学，包括各种文论、诗论、画论、书论、词论、甚至戏剧理论，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

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美学所强调的是美与“真”的统一，而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则是美与“善”的统一。质言之，西方美学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科学价值，中国美学则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前者是“纯粹理性”的对象，后者则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它们都以情感为中介，不过前者更多地导向外在的知识，后者更多地导向内在的意志。二者价值定向、价值标准不同，所以对艺术的要求也不同。

把艺术看作认识外间世界的手段，自然要求模仿的精确性，反映的可信性，再现的真实性。自然要求对它所再现和反映的事物进行具体的验证。例如西洋画很重视质量感、体积感、空气感、色感和光感等等，那怕是画虚构的事物，想象出来的事物(例如拉斐尔的圣母和天使，鲁本斯的魔鬼和精灵)都力求逼真，力求使人感到若有其物。这就需要求助于对透视、色彩、人体结构和比例等等的了解，这些都可借实用科学来验证。透视可以用投彩几何来验证，色彩可以用光谱分析和折射反映来验证，人体的结构和比例可以用解剖来验证。验证就是认识必然。画如此，文学、雕刻、电影等等亦如此。

中国美学把艺术看体一种成就德性化人格的道路，所以它不要求把艺术作品同具体的客观事物相验证，而是强调“以意为主”，即所谓“取会之意。”即使“传移模写”，目的也是为了“达意”。所以也可以“不求形似”。越往后，这一特点越明显。魏晋人“以形写神”的理论，发展到宋代就被解释为“以神写形”了。对象实体不过是情与意的媒介，所以艺术创作贵在“立意”，可以“不求形似”。欧阳修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卿咏物元隐情。”苏轼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迥然各异。

在中国美学的词汇中，所谓“创作”，也就是“意匠”的同义词，杜甫诗“意匠惨淡经营中”，一句话说尽了创作的甘苦。意匠功夫来自人格的修养，所以做诗、作曲、写字、画画、必须以在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定的人格修养、一定的精神境界作基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诗外的功夫同样也就是画外的功夫。中国画家论创作，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就因为“意诚不在画也”。既如此，实物的验证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画的价值不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精确逼真地再现了对象，而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表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来决定的。

音乐也不例外。在中国美学看来，音乐的形式并非来自模仿客观事物，例如模仿小鸟的凋瞅或者溪流的丁咚，而是来自主体精神的表现，来自一种德性化了的人格的表现。所以它首先不是要求音乐反映的真实、具体、精确、可信，而是要求“德音不理”，“正声感人”，要求“情见而意立，乐终而德尊。”孟子《公孙丑上》云：“闻其乐而知其德。”《吕氏春秋·音初篇》云：“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愚、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音乐，不可隐匿。”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这些观点，比西方美学更深刻地触及了艺术的本质。

六

如所周知，人物画在中国画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小说和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占主导地位。虽然在明、清以后，中国也曾出现过一些真正伟大的小说、戏剧作品，但是，这几种西方艺术的主要形式，总的来说不曾受到中国艺术的重视。鲁迅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他没有说错。《汉书·艺文志》早就宣称这类作品是“君子弗为”的“小道，”而把它黜之于“可观者”诸家之外。唐人以小说戏曲为“法殊鲁礼，亵比各优。”(《通典》)，来人以小说戏曲为：“丧志”、“德政之累”(《漳州府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种擅长于模仿、叙事的艺术门类，同中国美学的主导思想有一定的距离。

这并不是说，古籍中没有关于戏剧和小说的专著。也有过一些这样的专著，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少室山房笔丛》……但是这些著作，没有一本算得上是美学著作。都无非野史、笔记，资料性、技术性的东西。《焚香记总评》和几本小说集的序言，虽然也发过一点议论，都无非随感、杂说，没有什么系统性、理论性。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小说戏剧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一环。这最弱的一环恰恰是西方美学中最强的一环。因为从模仿论的观点看来，这种叙事的形式正是再现现实的最好形式。

在西方，最早的诗歌是叙事诗，即史诗，如《伊利亚特》、《奥德赛》，它着重描绘事件发展过程，人物状貌动作，以及发生这一切的环境。西方的戏剧、小说就是从史诗发展而来。所以西方戏剧小说理论强调的是情节，认为戏剧小说的要素是情节而不是人物的个性或者思想感情。亚利斯多德《诗学》第八章规定，史诗必须遵循情节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这一规律，达到“动作

与情节的整一，”他指出这种“动作与情节的整一”是史诗与历史的区别。后来新古典主义者在“动作与情节的整一”之上加了诸如“时间与空间的整一”等等，被称为“三一律”，“三一律”一度是西方古典戏剧小说创作公认的原则。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是抒情诗，如《诗经》，它直接表现、或通过自然环境或人物动作的描述间接表现主体的人的心理感受。“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饥寒劳苦(忧患)，以及起于饥寒劳苦的喜、怒、哀、乐、思虑(忧患意识)，才是它的真正动力和内容。它有时也着重叙述人物、环境和事件，如《七月》、《伐檀》等，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环境和事物也仍然不过是表现的媒介而已，它的要素仍然是思想感情而不是故事情节。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即使是《孔雀东南飞》，它的形式、结构也无不从属于情感的旋律。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到“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在徘徊而又徘徊之中表现出来的无穷的苦恼意识，才是这篇作品的中心内容。这个内容不仅决定了它的一唱三叹的形式，而且赋予了它以无可怀疑的抒情性质。其他如《木兰诗》等，无不如此。

不论小说戏剧是否确是从诗歌发展而来，中国的戏剧小说都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同中国诗的性质相近。《红楼梦》中有一段叙事，脂砚斋评道：“此即‘隔花人远天波近’，知乎?”其实整部《红楼梦》，又何尝不是“隔花人远天涯近。”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典型的剧本故事，但是，你看它一开头：

可正是人值残春浦郡东，门掩金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种炽热的、被压抑的、在胸中汹涌骚动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激情，成了揭开全剧的契机。这是诗的手法，而不是戏剧的手法。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出死入生的离奇情节著称，但是这情节所遵循的，仍然是情感的逻辑：“袭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由于是沿着情感的线索发展，而不是遵循逻辑的公式进行，全剧的结构就成了一种抒情诗的结构。连《桃花扇》那样的历史剧也不例外，“斜阳影里说英雄”，“闲将冷眼阅沧桑，”忧国忧民的愁思，交织着荣衰兴亡的感慨，就象是一首长诗。

与表现论相联系的是写意原则。这一点，即使对于小说戏曲来说也不例外。“优孟学孙叔敖抿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东坡续集》卷十二)。苏轼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写意原则在小说、戏剧中的应用。中国戏剧的程式化动作已成为一种惯例，象诗词中的典故一样，信手拈来，都成了情感概念的媒介。例如在京戏中，骑马的时候不必有马，马鞭子摇几下，就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这是无法验证，也无需验证的。所谓“得鱼而忘签，”“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这些中国哲学一再强调的道理，在这里既是创作的原则，也是欣赏的原则。西方的戏剧电影，务求使人感到逼真，演戏的骑马就得处处模仿真实的骑马，草原和道路伴随着得得的蹄声在银幕上飞掠过去，这种手法比之于京戏的手法，其差别就象是中医同西医的差别。前者讲虚实、讲阴阳，后者讲血压体温，细菌病毒。后者可以验证，前者不可以验证。不可以验证不等于不科学，有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能治好，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这就叫：“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

七

“发愤抒情”是关于动力的理论。“不求形似”是关于手法的理论。二者在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缓慢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统一起来，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主流。这一主流的发展线索，同中国哲学的发展线索基本上符合。

“不求形似”的“形”，犹言形质、形象、器用。也就是各个具体的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或者说之所以被我们感知、认识和利用的方式。在中国哲学看来，形质、形象、器用都不重要。只有这些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些事物的道理才重要。道理是无形的，所以在形以上；器质是有形的，所以在形以下。《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重“道”轻“器”，重“意”轻“言”，是中国哲学一贯的立场。

西方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经验科学的语言，即“形而下学”的语言，它首先是人们认识一事一物与一事一物之理的工具，它的功能是描述性的，所以言能尽意而力求名实相应，力求反映的忠实性，摹仿的精确性、再现的可以验证性；与之相异，中国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它主要地是人仍追溯万事万物本源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启示性，象征性的，所以常常“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哲学常常强调指出这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这，也就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所谓“不求形似”的理论来源。

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是同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相一致的。正如西方艺术和西方美学要求反映的精确和描述的具体，是同西方哲学的形而下学精神相一致的。形而上学要求越过物物之理而迫索那个总稽万事万物的道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同辩证法相对立，有点虚玄，其实不然。这种思想恰好是要求从联系的观点和整体论的观点来看问题，所以它与辩证法息息相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是启迪我们智慧的一种途径。《易经》讲相反相成，老子亦讲相反相成，我们常说《易》和《老》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我们又把它们的“形而上”立场同辩证法的立场对立起来，这岂不是很值得商榷的吗?

宋人最喜欢用“形而上”和“形而下”达两个概念，美学上的“不求形似”说之所以首先出现于宋代，不是偶然的。中国绘画之所以到宋代特别明显地趋向于写意，不是偶然的。“运用于无形谓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张横渠《正蒙·天道篇》)不足以言之，故“贵情思而轻事实，”“逸笔草草”，宜矣。

所以中国美学不承认有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纯形式”。中国美学从来不讲“形式美”。在中国美学看来，形式不过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它无不表现一定的道理、一定的人格。“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用”，“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艺术创造形式，不仅是为了明道，而且是为了明德。“德盛矣哉”，于是乎有“文”。“象者文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哲学上的人格追求，导致了艺术上的写意原则。

道就是理，理就是德，德就是人格，人格的表现就是迹，迹就是器，所以器虽小，却又足以发明道。“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然《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这种从具体达到抽象，以个别领悟普遍，由感性导向理性，把概念和实在、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起来的观点，虽然说得虚玄晦涩，却深刻地触及了审美与艺术的本质：艺术，在中国美学看来，就是要即小见大，以器明道。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要在个别中见出一般。不过黑格尔所说的是本体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价值论，黑格尔所说的是认识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表现论。话虽同，含义还是不同的。

《周易·系辞传》云：“生生之谓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象是一种抽象，又是一种具象。人们出于忧患，探索盈虚消息，因卜篮而有象，因象而有情，因情而有占，它是以形而上者说出那情而下者，又是以形而下者说出那情而上者，所以既是哲学的精义，又是艺术的精义。象形文字的形声和会意，也包含着许多哲学和艺术的要素。当然，卦、爻和象形文字既不是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它们是介乎哲学和艺术二者之间的、象征性的东西，但它们是中国艺术的雏形。正如胚胎发育的过程是生物进化的过程的缩影，在这个雏形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国艺术由之而生成的要素。

最基本的要素是“道”与“德”。道是忧患所从之而来和从之而去的普遍规律，德是生于忧患意识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由于忧患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道”与“德”是统一的。“道德实同而异名”，把道与德相统一是中国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所谓“文以载道”，实际上也就是“文以明德”，它所表现的仍然是德性化的人格，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庄子，天地篇》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关尹子·一宇篇》云：“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大戴礼记·主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道与德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骨干子。实际上，它也是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的骨干子。从往后的发展来看，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强调表现人格、愈来愈强调“以意为主”，愈来愈把表现在艺术中的喜怒哀乐，同一定伦理的、政治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哲学的影响。

与中国哲学相一致，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缘其着眼点在德不在形，在意不在象。“乐者，所以象德者也，”所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画者，从于心者也，”所以“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根据这一逻辑，自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了。

道是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也听不着，“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自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管子·内业篇》)修心而正形，于是乎有德，有德便有象。由于“言不尽意”，所以要“立象以尽意”。在这个意义上，人对道德的追求，也就是对美的追求，这两种追求在艺术中合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是“六经”，而“六经”也是最广义的艺术。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倾向于不求形似了。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象存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象，即形象，不过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启示，一种过程的片断，不是实体，不是目的，不是对象的留影。所以“忘象”才能“得意”，拘于“形似”，是“舍本逐末”的“余事”，是“与漆污墁之工争巧拙与毫厘”，这样的人，不唯不可以作画，也“不可以与谈六经”。

这样的观点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早先，艺术家和美学家们还兼顾到形似。在讲表现的同时也讲再现，例如《乐记》在讲表情的同时也讲“象成”。顾恺之在讲传神的同时也讲“形神兼备”，谢赫在讲“气韵生动”的同时也讲“传移模写”。刘勰在讲“情在词外”的同时也讲“状如目前”。但是越往后，再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少，表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一发展道路，是同艺术通向德性化人格的道路相一致的。

八

艺术，作为德性化人格的表现，不言而喻，它首先要求诚实。不诚实，不说真话，要表现德性化的人格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美学对艺术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诚实。这个要求，同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完全一致。

《周易·文言传》：“修辞立其诚。”《苟子·乐论篇》：“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庄子·渔父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不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个儒、道两家一致的意见，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

中国哲学是实践理性，所谓“修辞立其诚”，也有其实践意义。忧患意识是对德与福之间因果关系的意识。“天道福善祸淫”(《尚书·汤浩篇》)，“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国语·晋语》)，“诚”是德，故能致福，不诚是失德，故能致祸。古人所谓的“福”与“祸”，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效果”。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只有说真话的作品才能表现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引起好的社会效果。说假话的作品尽管一时好听，从长远来说则是有害于社会和国家的。李《潜书》云：“善卜筑者，能告人以祸福，不能使祸福必至于人。喜福而怠修，则转而致祸；但祸而思戒，则易而为福。若是，则龟英皆妄言。故歌大宁者，无验于昏主，恤危亡者，常失于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乱，不言其必治乱。”艺术家和哲学家都不是预言者，他们只要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想，他们也就对社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钟嵘《诗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东方树《昭昧詹言》：“古人论诗，举其大要，未尝不喋喋以泄真机。”刘熙载《艺概》：“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擎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苟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像这样的例子，不胜列举。诗、文如此，绘画、音乐等等亦如此。“俗人之画必俗，雅人之画必雅，”“……

贤、愚、不肖……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所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乐亦如其人，这是中国美学一贯的观点。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的着重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真实地反映客观现象，其着眼点和出发点显然是不同的。

因为说真话，所以艺术作品才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时代，表现出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面貌。“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如果说假话，治世之音怨，乱世之音安，那就不真实，不能表现时代思潮了。另一方面，由于艺术在本质上是真诚的，所以从你的作品，不仅可以见出时代，也可以见出你自己的人格，如果你说假话，也可以见出你虚伪的、或者阿谀取宠的人格，“不可隐匿”。“予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眺，浅人也，其文捷。江聪，诡人也，其文虚。“(王通《中说》)作品的形式结构，也表示出作者的心理结构。心理结构又可以纳入道与德的范畴。所以大至国家的道德(政治)，小至个人的道德(人品)，都无不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而起到不同的社会效果，而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

这个尺度，不仅是美的尺度，也是善的尺度。所以艺术作品，在中国美学看来，是真(真诚)、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就是人格的统一。艺术不仅表现这统一，也通过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导向这统一。所谓“同民心而出治道”，从古以来，一直是这样。这可说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传统。

当然，中国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偏离这个传统的倾向，如辞、赋骈文的纤巧，齐、梁宫体的浮艳，“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字之奇”，完全颠倒了文与质的关系。但是这种倾向出现以后，立刻就受到中国美学的批评。当时的刘勰、钟嵘、斐子野、苏绰、李谔……以及后来唐代古文运动诸大家，都曾在批评这种倾向的同时，重申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刘勰《文心雕龙》云：“夫铅熏所以饰容，而盼情生放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放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诵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思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讽泳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勿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锦裂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刘勰这一段话，在批评“为文而造情”的同时，也指出了艺术的本质是“为情而造文”，“为情而造文”者是诗人，“为文而造情”者，辞人而已。按照刘朋的语义，诗人和“辞人”的区别，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区别，也就是真艺术和假艺术的区别。后世论画者，多指出金碧重彩画是“功倍愈拙”，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所持的理由，基本上与刘勰相同。

“为情而造文”的所谓“情”，也不是任何一种“情”，而是在“以礼节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受“礼”所调节的“情”。即符合仁义道德的“情”。这一点在批评齐梁风气的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中说·王道篇》云：“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隋书·文学传序》云：“易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亦大矣哉!”“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盖亦亡国之音乎?”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云：“杨、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只是一技，君子不为也。”韩愈《答李秀才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答李书》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吾终身而己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本之以书以术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以礼以术其义；本之春秋以术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友；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我们看，韩、柳古文运动之所以有：“起八代之衰”的力量，还不是由于它的根子是扎在中国哲学的深处的吗?

古文运动给了虚伪浮夸和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以有力的冲击，但是那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作风，直到宋明以后才真正廓清。“真诚”问题作为一个艺术的本质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正如“不求形似”的问题作为一个创作方法提出来，都是宋、明以后的事。最明确地突出这于点的是李贽。李贽认为：“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理于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等等形式美的要求，之所以“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其根本原因就是“假”。他写道：“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焚书》)他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那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的人。他的这种思想，上接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和刘勰的“为情而造文”说，下通袁宏道的“率性”说和龚自珍的“童心”观，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

九

“临邛道土宏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艺术家不是方土巫师，没有摧眠术，但他确实“能以精试致魂魄。”精诚，是一种能摇撼别人灵魂的力量。不仅是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意志的力量。这种被西方美学普遍理解为“形象感染力”的东西，在中国美学看来，无非是一种贯注着精诚的意志的形象。意志由于贯注着精诚，所以才能够在形象上表现出坚忍和顽强。

《论语·子罕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尽心上》：“士何事?孟子曰：尚志。”《礼记·学记篇》：“官先事，士先志。”从事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士，最重视的就是“尚志”。“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志于道而道正其志，则志有所持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中国哲学所祟尚的道与德，其支柱就是志。

所以志是一种动态的精神力量。其强度愈大，则人格愈高。“义所当为，力所能为，心欲有为，而亲友挽得回，妻孥劝得止，只是无志”(吕坤《应务》)。所以有志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尽心上》)中国哲学上的这个“志”的概念，也就是中国艺术上的“力”的概念。

那种《易》所借以“观我生进退”的力，在艺术中表现出来时渗透着作者的情感和意志。这就是构成艺术的最基本的要素。各种力的不同形式的运动所留下的轨迹，若无“志”的充实，便不会形成一个方向性结构。如果是画的话，线条就会在纸上轻飘飘地、无目的地滑过去，而不会“力透纸背”，或者“如锥划沙”。情意力的基质是画的“骨”。没有力也就是没有骨。荆浩《笔法记》云：“生死刚正谓之骨”。画家们所谓笔法，其实也就是骨法。所以思想感情不同，笔情墨趣也就不同。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旧乎用笔。”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艺术修养，技术修养基于人格修养、道德修养。必须“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然后“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没有这种画外功夫，画是不会有力的。中国书法家画家论字画，常说“有力量”或者“没有力量”很少说“美”或者“不美”，这种用词上的差异，是值得研究的。吕凤子先生说：

“根据我的经验，凡属表示愉情的线条，无论其状是方、圆、粗、细，其迹是燥、涩、浓、淡，总是一往流利，不作顿挫，转折也是不露尖角的。凡属表示不愉情的线条，就一往停顿，呈现出一种艰涩状态，停顿过甚的就显示焦灼和忧郁感。有时纵笔如‘风趋电疾’，如‘兔起鹘落’，纵横挥所，锋芒毕露，就构成表示某种激情或热爱、或绝忿的线条。不过，这种抒写激烈情绪的线条，在过去的名迹中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过去的作者虽喜讲气势，但总要保持传统的雍穆作风和宽宏气度。所以状如‘剑拔弩张’的线条且常被一些士大夫画家所深恶痛绝，而外紊内劲的所谓‘纯棉裹铁’或‘绵里针’的圆线条，就从最初模仿刀画起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中国画的主要线条了。”(《中图画法研究》)

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艺术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也说明了中国艺术所追求表现的力，不是“剑拔弩张”的力，而是“纯棉裹铁”的力。

其实，中国美学对中国画的这种传统要求，也是中国美学对诗、文、书法等等的通同要求。书法固然是反对“剑拔弩张”了，诗、词也反对“剑拔弩张”。所谓“怨诽而不乱”，“好色而不淫”，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也就是诗、文领域中的“纯棉裹铁”和“棉里针”吗?!中国美学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理想的作品。所以，虽然象《胡笳十八拍》或《窦娥冤》那样呼天抢地的作品也能感人至深，却很少有人那么写。传世名作大都是合乎“温柔敦厚”的所谓“诗教”的。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强毅的表现。西方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急促凄厉，处处使人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从容徐缓：处处使人感到沉郁和豁达，感到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

刘琨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想我们不妨拈出这后一句，来形容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特点。如果说民族气派、民族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气派和民族精神。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消沉的，避世的，退让的，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认为恰恰相反。在慢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艺术很好地表现了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求奋发，不同流合污，而追求洁身自好的奋斗精神。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联系发展缓慢、数百年如一日的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进步含意应该是很清楚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是什么力量?！这是在异化现实中追求自由解放的力量，是起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的力量。所以它是入世的力量而不是出世的力量，是进取的力量而不是退避的力量。但它又以出世和退避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是“纯棉裹铁”的力量。这种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志”的力量，“骨”的力量，是在强大的持久的压力下坚定不移的力量。这种骨也就是所谓的“傲骨”，这种封建社会的“傲骨”是中国艺术的主干。例如中国画，虽然也有画牡丹和芍药者，但更普遍的题材却是梅、兰、菊、竹，这是因为它们有“傲骨”的缘故。“菊残犹有傲霜枝”，“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这些题材，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也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象征。

十

当然，一切艺术都表现力量，西方艺术也表现力量。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拿敦煌采塑和一些西方雕刻比较一下，这一差别可以看得很清楚。面对着外间世界的忧患苦难，二者都表现出一种反抗的力量。但前者的反抗通过实践理性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后者的反抗通过求生本能表现为一种物质的肉体的力量。一如西方雕期中的人物各有个性，敦煌采塑中的人物亦各有个性。阿难是朴实直率的；迦叶是饱经风霜的；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双脚，从风炎土灼的沙漠里走过去，历尽万苦干辛，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缩，也没有哀伤。既不横眉怒目，咬牙切齿，也不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不，他们没有被苦难征服，而是迎着苦难平静地走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138窟的巨大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他以单纯的姿势侧卧着，脸容安静、和平而又慈祥，“如睡梦觉，如莲花开”，好象是在对弟子们说：“如来正在消逝，去宣扬佛法吧。”这个人没有被死亡所征服，而是平静地迎着死亡走去，不知不觉地征服了死亡。死亡的主题，被表现为一曲生命的凯歌，它像壮严徐缓的进行曲，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

这是什么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我们只有把它同西方雕塑的力量放在一起比较，才能对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你看西方同样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塑作品，例如《拉奥孔》，米开朗其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其主题莫不是在强壮肉体的剧烈挣扎中展开的：雄厚宽阔的胸脯中骚动着恐怖，郁结着生活的渴望。大块大块隆起而纠结的肌肉中凝聚着生命力，而脸孔上绝望的表情却呈现出一种无声的哀号。在这些里面我们也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带着雷雨般的气势，猛烈地摇撼我们的灵魂。它是对死的抗议，是对于外在的忧患的外向的抗议。这种抗议的表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它同东方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迥然异趣。

不管论质、论量，前者都不亚于后者，甚至比后者更强，虽然它是通过一些体质文弱、动作安祥、姿势单纯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纯，棉裹铁”。它的这种神秘的表现性很能说明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你看那些修长而又柔和的衣褶，它们互相跟随，时而遇合，时而分离，徐缓伸展又蓦然缩转，轻悠下降又徒然上升，交织、纠缠而又分开，飞向四面八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好象是一首无声的乐曲，它有着管弦乐的音色，但不软弱。有着进行曲的旋律，但不狂放。它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重的肉体解放。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深沉而又冷静的忧患意识，表现在一种情感和理性相统一的形式之中，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样的一种力量，不正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民族特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吗?如果说精神文明的话，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共同特征，不正是中国民族精神最集中的反映吗?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象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它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一种文明，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具有价值定向的意义。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这种价值定向不知不觉构成了该民族、该社会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不同标志，而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为该民族、该社会的进步规定了自己的方式，从而使得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不仅在活动形态上，而且在发展速度上，表现出参差不齐。有差异才有竞争，有比较才有选择，然后人类才有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一个民族独特的文明，不但是属于民族的，而且是属于全人类的。所谓属于全人类，是指它以自己的独特性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这独特性正因为它是民族的，所以才具有全人类的意义。

艺术学论文篇（9）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需要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持续大规模扩招，许多院校相继增设和开办了艺术类专业，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1080所本科院校中，已有632所院校设立了艺术类专业。艺术专业学生在非艺术专业院校的出现，既给这些传统上学风比较严谨的高校增添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也对其原来相对单一和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和学生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已设有艺术专业的高校，由于大规模的扩招。比如我校。扩招前，每年招收艺术专业学生百把人，扩招后，每年招收300～500人。2004年，艺术学院有学生376人；2007年，艺术学院学生数增至1426人。人数的大量增加，其教育方式方法和学生管理模式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为此，认识和了解艺术专业学生的特点，探索适合艺术专业学生自身特点的教育与管理方法，对于当前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管理的多样性和实效性，“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艺术专业学生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情感丰富，思维活跃，求新求异意识较强，但遇事不够理智，表现为行为散漫、情感偏激

艺术教育注重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这可使学生思想活跃，思维敏捷且富有创新精神。同时，艺术活动本身对学生的形象思维有特别要求，如要求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进行情感体验等，这使得学生情感丰富，理想化成分多，思维浪漫，情绪易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和影响，追求新奇和怪异。在考虑问题时容易脱离现实基础，过于情绪化，遇事不冷静，偏激，不能辨证地认识和理性地看待人和事，对政治时事缺乏关注，对学校组织的活动也不热心参与。针对艺术专业学生这一特点，在教育与管理方式方法上要更加注重“以情动人”、“以感化人”。只有在尊重学生个性情感的基础上，教育人、培养人，才能使我们的教育真正做到入耳、入心、入脑，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追求自我，注重个性，自我意识强，但集体观念和团队精神不够

应该说，追求自我、注重个性、自我意识强烈是时下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太阳”般的独生子女们普遍性的特点，但艺术专业学生体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是艺术教育特别是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方面都比较注重突出和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二是学艺术的学生大多家境比较殷实，家长平时比较溺爱。自我意识过强，具体行为上表现为缺乏集体主义观念和团队精神，自由散漫，我行我素，懒于打扫卫生，经常迟到旷课，人际关系紧张，不服教育管理。如设计艺术专业学生，由于专业学习的需要，要求配置电脑，但不少学生不是用电脑来学专业，而是通宵上网聊天、玩游戏、看影碟，且大开音响，无视旁人，既影响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又恶化了人际关系。对此，教育和引导学生在与他人的协作中、在各类文体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切身感受和体会相互配合的重要，学会与人交流沟通，掌握团结协作的技巧，潜移默化地提高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三、重专业掌握、轻文化学习，缺乏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

艺术类考生文化课成绩普遍偏低，有些学校录取本科生的文化课分数线不足200分，专科不足120分，这与居高不下的文理科考分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一些学习平平的考生在报考文理科无望的情况下转入或突击学习艺术，其目的是为了能进入大学学习，这样就造成了一些艺术专业的学生既缺乏艺术天赋又缺少学习兴趣，其教育与管理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由于文化基础差，又缺乏认真塌实、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听不懂、没用处”便成为其经常逃课或不听讲的理由。其实。文化素养对一个人的成长成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记得一个资深教师说过这么一段话：“学文化就是学做人，伴随着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训练，渗透着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但遗憾的是很多学生对此并不理解。

另外，由于艺术专业学生过多参加社会艺术实践活动，其很多业余时间甚至课堂学习被专业技能训练或参展、演出、比赛等艺术实践活动所占用，这也影响了学生文化课程的学习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四、重艺术实践、轻理论学习，缺乏必要的艺术素质和艺术修养

虽说艺术专业的学生普遍重视专业，但这种重视也仅仅表现在重视艺术实践上，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只重视声乐、器乐等专业术课和文艺演出；设计专业的学生则过分依赖电脑。而对专业理论学习普遍轻视，上课不认真听讲，迟到、早退，甚至逃课，所以理论功底差，知识不系统，表演或创作的作品只求“形似”，难达“神肖”，更别说“形神兼备”，抑或创新。有的学生自己不会画，就临摹老师或同学的画作，甚至还有“拿”同学的作品去“交差”，既缺乏艺术素质，又缺乏艺术修养。

针对艺术专业学生“重专业、轻文化。重实践、轻理论”的特点，首先，要解决他们对专业和文化、实践和理论等关系的认识问题，告诫他们眼光应放远一些，不能急功近利，只顾眼前赚钱或就业。要知道，在当今社会，仅有专业技能而无专业理论修养，尤其是人文修养是不可能出色地做好工作的，更谈不上有创造和成大“家”了，就连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青年歌手大赛，也还有文化素质考核项目。其次，针对艺术专业学生特点，修订教学大纲，适当增加人文素质必修课或选修课，如影视文学、现代科技常识、唐诗宋词欣赏、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其文化素养。再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或收看学校举办的“濂溪讲坛”、九江市政府举办的“白鹿讲坛”和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各种高雅文化活动，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欣赏品位。

艺术学论文篇（10）

二、运用留白艺术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

想象是思维的核心，是发现的基础、创新的前提。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并推动着进步，想象才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在语文教学中，我们不能只是让学生就文字表面来学习，而是要引导学生展开丰富而充分的想象，在想象中自由翱翔，将文本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地走进文本，将知识转化为能力，这样才能实现对文本的个性化解读，才能促进学生创新意识与品质的增强与培养。课文中一些关键性词语与段落有很大的留白空间，这正是引导学生进行想象的重要契机。为此在教学中我们要适当放慢教学的步伐，要运用留白艺术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联系文本，展开想象，去深刻体会与感受。这样既可以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训练学生的想象力与思维力，更加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如学习《人类的“老师”》一文时，我让学生思考“除了文中所描写的还有哪些生物也可以充当人类的老师？”这样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文本的留白，让学生在基于对文章理解的基础上将学生的学习引向大自然，从而更能激起学生思维的火花，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三、运用留白艺术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艺术学论文篇（11）

在这个科技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在西方艺术理论以及现代工业潮流的冲击之下，我国的艺术形态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一些珍贵的民间艺术被一些迷信现代文明的人们所丢弃，所以，现在民间艺术的生存环境非常不好。许多的民间技艺、民间作品以及民间的艺人在一天天的消失。一些民间艺术在学者的保护之下被搬到美术馆或者是博物馆，它们便成为了一种历史的记忆，可是还有很多在濒临灭亡。所以，这个严重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能只靠专家学者去保护民间艺术，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这要成为一种意识，要靠大家去保护和传承。

（二）大学教育与民间艺术的契合点

对大学生进行艺术教育就是要培养大学生敏锐的洞察力、良好的沟通能力、丰富的想象力、高尚的品格以及高雅的审美情趣，要让大学生可以充分发展他们的综合素质，所以在大学艺术教育当中要将这个现代艺术教育目标当中体现出来。民间艺术教育具有很高的融合性，因为它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些民间艺术作品可以强烈地反映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愿望，它们是人民群众审美观、价值观等的集中体现。一些民间工艺、民间绘画等可以自由抒感、强调主观想象，具有审美、教化、实用的功能，是人民群众精神物化的产物。还有的艺术创作将文学、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多学科融合在一起，将中华民族的质朴生活经验与审美高度进行融合，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以及传统文化全面、直接的体现出来。

二、大学艺术教育中民间艺术的作用及意义

（一）相关课程实现对接，大学艺术教育更加完善

我国民间艺术的种类非常多，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对于艺术学科的教学来说，在每一个专业的课程当中融进数百种的民间艺术形式，这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对专业课程进行学习的时候，学习的重点是要吸取民间艺术的精华，使专业课程与民间艺术进行对接。比如说动画专业当中，在进行基础专业教学的时候，可以挖掘戏曲脸谱、篆刻印章、民间书法、石器工艺以及刺绣纹样等传统的图案作为绘画基础，为艺术创作打下坚实的功底；在专业技能的教学当中，可以侧重民间文学、戏曲以及精华艺术等表现元素，这样不但可以让学生对传统知识更加熟练的掌握，也可以使他们的技能得到提升，进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具有艺术特色的动画作品，让大学的动画教育合理化，形成一种独特的教学风格与特色，从而使大学动画课程的建设更加完善。

（二）让大学艺术生实现“文化自觉”，使文化得到传承

要想让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与发展，就必须让它们在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得到孕育。高校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在艺术教育当中融进民间艺术，不但可以使学生的民族文化传承的意识得到培养，还可以加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学习以及传承与创新的自觉性。与此同时，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可以得到集中的展现，可以使民间艺术作品得到传播与发展，这为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平台。利用特色学科建设这一渠道，使民间文化知识得到普及，让民众的自觉意识得到提高，这位民族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三）促进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

民间艺术作为开放的文化艺术载体，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它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内涵在不断地积淀，在现代意识和技术的不断冲击下，民族艺术需要不断进行更新与拓展。在现代艺术教育当中加入民间艺术，可以更好的让现代艺术与民间艺术进行互动。这样不但可以使艺术教育的审美内涵与艺术思维更加丰富，而且也使艺术创作在情感的抒发以及审美的表现上面有了更好地深度拓展。同时在艺术创作当中增添了很多优秀的元素，充分运用民间艺术的思维方式、色彩搭配等对它们进行重新认识，再重新创造，最后打造出更加优秀的创作形式。让现在艺术创作与民间艺术进行沟通交流，使现代艺术的设计形式更加合理化、生态化，使现代艺术的艺术形式可以更加自然、更加合理的得到发展。

三、大学艺术教育中融进民间艺术的有效途径

（一）课堂教学时结合社会实践

将民间艺术进行传承可以通过口传身授或者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所以在大学艺术教育当中融进民间艺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进行课堂教学的时候，主要是给学生讲解并评价一些民间艺术的起源，然后再讲它们的发展经过，最后探讨民间艺术的价值体现。高校可以通过建立一些校外的民间艺术实习基地，开展一些民间艺术调研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对民间艺术的认同感增强，使其对民间艺术的保护产生责任感，将理论与实践进行结合，可以让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民间与现代艺术的共同点。

（二）建立高校民间艺术的学习平台

大学中可以建立一些民间艺术馆或者是研究机构，培养一些民间艺术研究的专业人员，为他们进行艺术研究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从而可以形成一种氛围，然后再在校园里开展一些高品位、高层次的文化活动，这样可以更加与民间艺术氛围亲近。在高校当中举办一些艺术展览，吸引更多的民间艺术爱好者走进高校，也可以举办一些民间艺术的交流会，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与艺术研究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可以让民间艺术在高校中生根发芽。

（三）组织学生参加民间文艺活动

将民间艺术比较集中的展现在群众面前的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就是元宵节、中秋节以及春节等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庆祝这些节日的时候，基本上会包含绘画、民间音乐、雕刻、书法、地方戏曲等许许多多的民间文化的精彩内容，这是一个进行民间艺术研究的最好机会，学校里的领导以及老师应该多组织学生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参与到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当中，并且要让学生发表一下自己对民间艺术的见解，要把它们加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要为民族的创作献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