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基本理论大全11篇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篇（1）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中药概念内涵

1.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用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等表示机体的功能部位；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 虚、实来表示机体的功能状态；四诊的望、闻、问、切作为了解机体状况的手段； 按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机体状况（包括部位及其功能状况）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如果采用药物来影响机体状况的话 （因尚可用针灸、推拿等方法），要遵照理、法、方、药的程序，即先辩别病证的机理（包括病因、病位、病况），采用相应防治法则如八法的何种，确定基本方剂类型，最后选择合适药物而施治于人，以达防病治病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机体内因为主而不忽视外因作用的防病治病观。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1]。

1.2中药概念内涵：中药应具备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 第一，药物性能的表达有性味，即四气（寒热 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归经，包括脏腑、经络、三焦、卫气营血等归经；升降浮沉。这些，有时又称中药特性，即狭义的中药药性。第二，药物功效以中医药学术语，表述，如解表、凉血、平肝、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 时，按君臣佐使关系配伍，使各味药共同构成一个功效整体与机体证相对应而发挥作用，配伍组方时还要考虑到药物的七情、反畏、药对等关系[2]。简言之，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中药。这是中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方称作中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中药。

2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国药概念内涵

2.1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是：以现代科学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用直观或解剖后所见（包括用各种放大倍数的显微镜）的实体来表示机体的部位：以组织形态（有时称病理形态）、生理 功能、生化变化的相应指标和术语来表述机体的功能状态，并以此作为诊断的标准和采取相应防治措施的依据；如果采用药物治疗的话（因尚可采用非药物治疗如物理疗法、手术等），主要考虑影响机体病理、生理、生化指标变化而选用相应药物以达防病治病的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强调的是外因对机体功能指标的针对性而较少考虑机体内因的综合影响[3]。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西医药学理论体系。

2.2西药概念内涵：西药应具备与西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 第一，药物本身性能以其物理和化学性质来表示，如是液体还是固体，是酸性还是碱性 等，第二，药物功效以相应的病理、生理、 生化等的指标和术语来表示，如抑制细菌、 降低血压、升高血糖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时，考虑药物间的物理、化学、物理化学 、变化，如沉淀、分解等，至于生物活性则考虑各个药物各自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把各种配合使用的药物作为一个功效整体。简言之，以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西药[4]。此为西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 具备如上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西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才称作西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西药。

3关于中药和西药应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3.1中国的药并不就等于中药。所谓中国的药，应包括中国生产的所有药物。不仅包括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尚包括其它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如蒙药、藏药、傣药、维族 药等以及民间药（有时可称作草药），因它们均为各自医药学理论体系内的药物，即具相应的特性、功效表示法及使用规律，故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称作中药。如果称它们为中药的活，只能说是泛指的中药，即中国的药，而不是特指的中药。

3.2一个药可称作中药又可称作西药到底如何称呼，应看药物概念内涵的两方面（如上述）。为进一步说明问题，试再举例。如大黄，无疑是一味中药，因它具中药基本内容而能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但西医药学体系亦使用它，使用时并不考虑其中药基本内容，只考虑其西医药学术语表示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如味苦，少量使用 作为苦味健胃药；具致泻作用，用来治疗便秘等。故在此种情况下，只能称之为西药。

3.3从中药中所得到的有效成分或部位，到底算中药还是算西药？ 到目前为止，一般来讲，还是称作西药为宜。如延胡索乙素，是得自中药元胡，且为其镇痛有效成分之一，但因其尚不具备中药基本内容，只能按西医药学理论使用，即考虑其具镇痛、镇静催眠作用，对慢性持续 性钝痛尤内脏痛效佳，主要用来治疗内脏钝痛、脑震荡后头痛及痛经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称作西药。如果将它们放到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内进行研究，使之具备中药的内涵即中药的基本内容，它就能成为中药。

参考文献

[1]张怀亮;潘钰蔚;陈正琴;;中医基础理论量化研究新思想[A];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第七次学术年会、2010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篇（2）

【关键词】 中医药微生态学 教学

1 中医药微生态学的学科背景与开展课堂教学的必要性

微生态学（microecology）是研究栖居于人、动物、植物的微生物群与宿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应用的一门科学，是20世纪末迅速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实践证明，微生态学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正确认识生命和疾病的本质，启发人们运用微生态平衡、微生态失调和微生态防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采取相应措施，维护或/和修复机体健康。目前，基于微生态学基础理论，涉及微生态调节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品、饮料、化妆品、兽药、农药等诸多领域。与此同时，随着微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它与祖国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得到不断的深化和扩展。这种关系主要包括中医药学与微生态学在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方面的相互阐释、相互融会和相互为用。在祖国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中蕴藏着许多微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如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与微生态学中生物与外环境“统一论”、阴阳学说与生态平衡与失调论、脏象学说与微生态系统论、调整阴阳扶正祛邪与微生态调节论等等，无不展现着古老中医药学与现代微生态学的一脉相承、相互贯通［1］。同时，有关中医药学与微生态学相互关系的实践研究更是层出不穷，诸如中药对人体微生态的影响、中药作为微生态调节剂的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研究、正常菌群参与机体吸收利用中药有效成分的作用、舌苔表现与局部微生态群状况的相互关系、微生态调节作用对针灸抗菌效应的阐释等等［2］。由此，一门中西医结合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医药微生态学在近年悄然兴起并蓬勃发展。我国微生态学创始人魏曦教授曾预言：“微生态学很可能成为打开中医奥秘大门的一把金钥匙”。目前，有关“中医药微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信息资料已初具规模，并自成体系。随着中医药微生态学的研究迅速深入，其作为中西结合的新兴边缘学科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代微生态学与古老的中医药学在许多基本理论观点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是现代医学中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这预示着中医药微生态学的深入发展，必将为中西医结合提供更广阔的科学内涵和更直接的参照模式。正是由于中医药微生态学在中西医结合领域的重要地位，国内部分中医院校正在将其作为一项极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教学内容纳入课堂教学。毋庸置疑，通过中医药微生态学课堂教学的渠道，迅速普及学科知识、广泛培养学科人才、深入营造学科环境，对该学科本身以及中西医结合科学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在国内除了部分西医院校开设“现代微生态学”课程外，在中医院校中，系统开设体现中西医结合特色“中医药微生态学”教学内容的先例寥寥无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是没有系统的教学内容及其教学材料，没有足够的教学学时，没有现成的教学模式，没有成熟的学科氛围。为此，笔者将近几年来在教学实践中有关“中医药微生态学” 教学的一点体会进行总结，抛砖引玉，以供同仁开展中医药微生态学课堂教学参考。

2 开设中医药微生态学课堂教学的初步设想

2.1 开设模式和学时安排由于中医药院校普遍存在教学课时紧张的问题，独立开设“中医药微生态学”课程很不现实。一种极为可行的开设模式是把有关内容纳入医药《微生物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中。具体方法是在《微生物学》有关“正常菌群”或“微生物与中医药的关系”等章节中穿插“中医药微生态学”的教学内容，把相应章节的教学课时增加2～4学时，既不影响《微生物学》教学内容的整体结构，又能较完整地介绍“中医药微生态学”的内容体系。如果学时安排有困难，还可考虑通过学术讲座、选修课等方式达到教学目的。

2.2 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中医药微生态学属于中西医结合的范畴，其内容体系正在不断探索和充实完善。在实践中发现，将教学重点放在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两个方面，遵循重基础、重实践的基本教学原则，既能使学生拥有本学科的基本知识结构，又符合中医药院校学生的自身特点和教学实际。

2.2.1 中医药微生态学基本理论从目前积累的研究资料看，中医药微生态学的理论探索主要涉及中医药学与微生态学基本理论的相互关系，常见的有中医学的整体观与微生态学的生物与内外环境统一论、中医学的阴阳学说与微生态学的平衡与失调论、中医学的脏象学说与微生态学的微生态系统论、中医学的调整阴阳扶正祛邪理论与微生态学的微生态调节论等等。

2.2.2 中医药微生态学的实践研究中医药微生态学在实践应用方面的研究资料很多，涉及到临床诊断、治疗以及保健预防等诸多方面，比如中药作为微生态调节剂的系列研究，尤其是中药对肠道微生态的调节作用；针灸通过扶持正常菌群而发挥抗菌、抗感染效应；肠道微生态效应对机体吸收利用中药有效成分的影响；中药对消除R质粒的作用；纳米中药的微生态调节效应；舌诊的微生态学原理等等。

2.3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2.3.1 突出中西医结合特色、强调实用知识中医药微生态学作为中西医结合边缘学科，教学实践中应注意抓住上述典型的中西医结合知识点，由点及面，将两个内容体系有机结合起来，突出二者优势，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本学科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基本理论的讲解过程中，适时穿插适用知识的介绍，有利于吸引学生对边缘学科的兴趣。比如在介绍微生态调节剂的临床治疗作用时，结合“金双歧”等药物的临床应用效果给学生讲授，促进学生对“生态调节效应”的理解。

2.3.2 注重启发诱导、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中医药微生态学与其他中西医结合课程一样，其理论和实践知识都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中，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尚无定论。在讲授过程中，学生会提出很多问题，有关于基本理论的，有关于实践应用的，对此不仅要认真负责解答，更要引导学生利用已经学过的知识进行分析，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使学生通过自己对知识点的分析，掌握中西医各自的理论要点。

3 展望

微生态学是生命科学的重要分支，随着21世纪生命科学的发展，微生态学也必然迅速成长。中医药微生态学是我国中西医结合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微生态学独具特色的分支科学。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加速中医药微生态理论与应用知识的深入研究和宣传普及。中医药微生态学教学的广泛开展，是宣传中医药微生态学知识、培养中医药微生态学人才的必经之路。中医药微生态学的教学目前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在教学工作中需不断地总结经验，寻找规律，探索本质，发展理论，促进实践，为发展中医药微生态学事业以及中西医结合事业作贡献。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篇（3）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discussion on modern research

strategy for ethnomedicines

LI Zhiyong1*， CHAI Xingyun2， YUAN Tao3， DING Guangzhi4， TONG Haiying2

（1.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4.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 and propos tha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n ethno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and th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process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thnomedicine， which will be benefit to find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making clear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y system for ethnomedicine are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hem， to find the conjunction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keyherbs， and to find medicinal sources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pharmaphylogeny

[Key words]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 ethnomedicine； research strategy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加之受哲学、宗教等影响，少数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医技、疗法及就地取材的药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衍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12]。

民族医药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的总称，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3]。根据学术形态分类，其可划分为3类：①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整，拥有大量医史文献，形成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如藏、蒙、维、傣族医药学；②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具有医史文献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壮、苗、彝、土家、族医药等；③有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但无文字文献，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或沿用中（汉）医药的理论且形成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医药等[4]。根据宗教文化背景，民族医药也可分为：①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藏、蒙、傣族医学等；②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医学等；③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自然崇拜，如壮、瑶、土家、满、朝鲜族医学等[5]。亦有按地域划分为西北、西南、南方、东南、东北与北方民族医药；或直接根据民族类别进行分类[3]。其中，藏、蒙、维吾尔、傣医药并称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

纵观历史，我国传统医药发展经历了萌芽、经验积累、理论形成与发展4个阶段，民族医药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因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历经萌芽、积累阶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习俗特征的少数民族医药，其实践过程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1]。一部分进入了“实践理论实践”的高级循环，将其特有的生命观、思维方法和实践体会汇集为理论体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则停滞于“经验实践经验”的一般循环，仅停留于对偶然经验的传承。我国各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传统医药（学）在形成（传承）与发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数民族医药与中（汉）医药之间、不同民族医药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的“交互格局”[6]。因此，任何一种民族医药，不论其身处何种循环模式，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借鉴与融合。

1 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特别是从“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医药投入，以文献抢救挖掘、特色诊疗技术规范、疑难病种临床疗效评价、民族医药学教材编写、民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等工作为主[7]，民族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部委）、《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国务院）、《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也出台多种政策支持本地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据统计，我国各民族使用的药材总数为7 734种，其中植物类7 020种[8]。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地升国标》、《新药转正标准》、《散页标准》等在内的现有民族药国家标准2 806个，、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地方民族药标准1 511个，涉及藏药、蒙药、维药、壮药、彝药、傣药、苗药；161家民族药生产企业生产4 317个民族药品种，253家民族医医院[9]使用4 000余个民族药院内制剂品种[10]。

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规划项目等形式，对民族医药事业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民族医学领域从1990至2014年资助各类项目155项，总经费5 549万元；民族药学领域从2008至2014年共资助项目230项，总经费9 370万元；2009年累积资助民族医药领域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总经费约14亿。受资助项目多集中在藏、蒙、维、朝、傣、壮、回、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药物作用机制、药效物质基础、治则治法、药用资源4个方面[1112]。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联合设立行业专项课题支持民族医药科技发展，以“十二五”槔，设立“民族医特色疗法疗效评价及平台技术研究”、“苗药、傣药、黎药等民族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蒙药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课题。上述科技项目的投入，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3]。

受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民族医药仍面临着“名医消逝、名方失传、名药流失” [14]的存续危机以及“理论科学阐释不足”、“医籍文献整理翻译滞后”、“药材基源不清、品种混乱”[15]、“成药标准缺失、科技含量低”和“产业发展不均衡”[16]等发展危机。比如，维吾尔医学的“异常黑胆质”病机制论[17]、傣医“雅解”用药理论[18]、藏医“佐太”炮制技术[19]等，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学阐明其内涵与特色。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民族医药继承与传播的瓶颈之一，比如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无论从对疾病的认识到用药原则，从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诊断标准，与中（汉）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差别较大；在传播与推广中如何将其“翻译”成中（汉）医功能表述和现代医学病症表述就成为维吾尔医学需要慎重解决的问题[20]。民族医药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难与挑战，其他学者均有论述[7，2122]，本文不再赘述。

民族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而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2324]，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25]。据WHO统计，全球有约80%的人依赖传统医药或补充替代疗法，有50%的人曾经使用过传统药物[26]，其重要性一直为全世界关注；同时，传统药物也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以传统医药知识或药源生境等为指引的药物筛选模式要明显优于随机发现模式[27]。因此，当前民族医药研究应当抓住其形成过程的理论经验特质与药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鉴和吸收中医药现代化的经验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现代技术[28]，形成有利于彰显民族医药特色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2 民族药研究的策略与方法

借鉴中药研发创新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与安全可控普适基本原则[29]，在对民族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长期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认识到民族药研究应遵循的3个基本策略，即：药效物质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和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基本清楚[30]。前两者旨在体现作为天然药物来源的民族药成药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则强调将承载于民族药上的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展现，其可以是实证即证明其有效性、科学性，亦可是一种新发现，对现代医学或其他传统医学形式及创新药物研发的启示或补充。针对民族医药存在的医药理论发展不平衡、文献资料匮乏、医疗实践不系统或不健全、药材品种混乱等现实问题，基于对传统医药的互鉴互融认识，在现今的民族药研究中，或可采用3个思路方法，即：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2.1 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

WHO将传统医学定义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论或经验知识，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改善身心疾病，维持健康的医药知识、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31]。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除了中（汉）医药之外，我国已有3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得到整理、挖掘与认可[32]。民族医药源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以及朴素的“自然与人和谐”哲学观[33]，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理论认识和医学术语表达方式。以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和中（汉）医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比较为例（表1），虽然4种传统医学理论对认识人体组成的要素、体液和脏器功能分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且对人体健康与体质、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对维持机体健康的关键是体内各组成要素、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的认识却趋于相同[32]。这提示在民族医药现代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其“同”，架构不同医学体系的“桥梁”，探寻理解和解析其“异”的途径和方法。“求同解异”不仅可以体现在传统医学体系中，也可以应用于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F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维持机体稳态的自我调控系统，其通过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分子在细胞间复杂通讯来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NEI整体调控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具有相似性，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念与NEI网络的双向调节有关[34]，因此，NEI可以是连接中医、西医和理解中医证候的桥梁。李梢[35]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发现NEI可能是中医寒、热证的分子基础，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证、热证生物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这2个网络由神经递质相连接；与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信号通路上；与寒证、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经活性的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通路上（图1）。哈木拉提・吾甫尔[36]分别观察维吾尔医辨证分型和中医辨证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变化，发现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证与中医肾虚痰瘀证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两者可能是机体功能病理生理变化的不同医学理论阐述。另一项针对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显示，非激素依赖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和中医痰瘀证哮喘具有相似的脑电图特征[37]。本课题组遵循求同解异之思路，比较和梳理中医药、土家族医药防治血管性痴呆的理、法、方药体系，寻找到了由土家医“毒气”学说切入的血管性痴呆特色治疗策略，即“V毒内生，脑筋不用”病机[38]与“理阴化毒”治则（表2，3）。“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互鉴”或可成为探寻民族医药理论与现代疾病认识的契合，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民族药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39]。

2.2 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

中药、民族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于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中获得[41]。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不同传统医学中的标准有可能无法直接比较[24]，但药物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在7个民族地区使用，天门冬有18个民族使用等[11]。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各少数民族医药之间“药材品种互有交叉”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为民族医药的现代研究预留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2.2.1 药性理论――互融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药、民族药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41]，或仅是承载治疗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药物。对民族药功效及其理论经验的描述不仅受限于跨民族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也存在与现代医学术语兼容性差的现象，有些传统医药术语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隐喻。而这些诸多差异中，药性或是其共有基础。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据统计，我国藏、蒙、维吾尔、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中，皆含有对药性即药物属性的认识。在不同传统医药的理论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但“寒热”和“味”药性在中药、民族药中具有通识性，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上略有差异[42]。药性理论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不仅有助于对民族医药理论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药组方规律与原则[43]，其“寒热”和“味”药性也可作为理解不同民族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融的参考依据。

2.2.2 组效关系――互融的现代认识基础 药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整体作用所致。动植物具有环境胁迫适应性能力，导致任何一种植物来源的药物都含有上千种化学成分，且部分结构类型常固定并存，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各成分相互关联使草药成为具有涌现性特征的复杂系统[44]；而药物的化学成分信息与其传统功效之间具有关联性，可用于推断药物的疗效并了解其药效潜力[45]。例如对维吾尔药阿里红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类成分的分离与活性评价发现，阿里红的“祛风除湿”功效与三萜酸类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结构之间具有潜在关联性[46]；Bao Yanfang等[47]比较了青藏高原40种寒性和热性藏药材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寒性藏药比热性藏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与药材中的总酚类成分含量呈线性关系，而黄酮类成分只与热性藏药的抗氧化活性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民族医药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语言、术语表述的民族药功效及临床应用可因相近的化学成分结构和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药理作用描述出来，这就使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具备了交流、融合的物质基础。

2.2.3 以药为线――互融的方法学基础 “以药为线”也是我国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乃至跨境传统医药实现资源整合、和合共赢的有效途径。历史上，《新修本草》（唐・苏敬）、《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海药本草》（唐・李）、《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兰茂）等著作反映了中医药借鉴、吸纳其他传统医药知识和药材品种并将其中医药化和本土化的伟大实践，至《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收录被中医药使用的外来药物已达200余种[4850]；民族医药亦吸纳并使用了很多中药品种。据此，“以药为线”或能较好地应用于民族药小复方的优化升级研究，即以跨医学体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药物为线索，在医理经验相近的成熟医学体系中挖掘有效药物组合，对民族药小复方进行建构优化，在遵循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前提下，将理清配伍关系、合理增减组成、核准配伍剂量，明确临床适应症作为民族药方剂建构优化目标。大致包括：①遵循医药理论经验原则；②原方主药地位不变原则；③基于主药关系的药物增减原则；④主治范围不脱离原方传统功效原则；⑤组方药物之间不冲突（安全性）原则；⑥经济优效原则，即优效前提下的最小组合数和最小用药量。民族医药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剂蕴藏在医药典籍或口承经验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规则，但也存在大量经验组方和随机组方。相较于中医药，民族医药方剂还具有配伍药材品源不清、配伍关系不明、配伍剂量不准和类方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而民族医药典籍及口承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民族药处方组成、剂量、适应症等的真实性，民族药方剂组方优化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束缚。因此，“以药为线”即以跨医学体系共有药物为切入点，充分吸纳我国传统医药领域的有益经验，把握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理和用药的融合点，或是当前解决民族医药研究现实困难、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协同发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我国民族药资源丰富，具有资源物种地域化明显、物种数量及蕴藏量各有特色、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集、资源利用差异性显著等特点[51]。民族药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丰富；在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中，同种药物的功效及临床应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导致了一药多源、一药多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名实混乱现象。如藏药“蒂达”由藏语音译而来，还有“松蒂”、“桑蒂”、“俄蒂”、“蒂达加布”、“森木吉蒂”、“赛蒂”等名称，基原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个属的60余个品种[52]。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形态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近缘物种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药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规律被称为药用植物亲缘学[53]。如，赖新梅等[54]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植物药在功效分布上具有亲缘倾向；李F辉等[55]也发现亲缘植物类蒙药的药性、药理活性之间具有相关性。孟珍贵等[56]以《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药物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11种民族医药的距离得出藏药、维药、蒙药构成一支，且与其他医学体系关系较远；白族医药和纳西医药聚成一类，彝药、傣药、拉祜族药聚为一类；而苗药、瑶药、壮药又聚为一类；经计算所得的民族药亲缘关系与这些民族使用语言的亲缘关系接近。

显然，利用植物药品种的亲缘关系，不仅能快速预测研究草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在药理活性，还有助于寻找可能的替代药。肖培根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藏药“Tangchom Gaabo”（原植物为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时，考虑其亲缘相近的种类均含有莨菪类生物碱而开展针对性化学分析，为莨菪类生物碱增加了1个新资源[57]。同样，“藏茵陈”为多药源藏药品种，马俊蓉等[58]通过比较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红直獐牙菜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发现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亲缘关系较近，可作为藏茵陈药用品种。管志斌等[59]分析傣药“傣百解”原植物等9种云南产牛奶菜属植物物种间亲缘关系，ISSR结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为牛奶菜属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亲缘关系，两者有相似化学成分组成。

3 强调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新药创制技术体系

“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彰显了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在内的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整体与个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鉴互融”智慧传延至现今的民族医药科学研究中，将最大程度尊重和继承我国传统医药的原创思维。民族医药理论和用药经验在其历史实践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内核，如何挖掘与发现，平衡继承与创新关系[31]，是民族医药现代研究的艰巨挑战。基于对我国传统医药“互鉴互融”认识，在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将“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用于民族药创制与新药发现；在基于民族药的新药创制技术链上，将其划分为“民族药（复方）发现与评价”、“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组方/组分优化”3个关键环节，以民族医药理论经验为指导，挖掘特色民族药（复方）并进行系统性评价，网络药理学、计算化学、In Silico等干法实验技术为民族药多靶点、多途径药理效应提供可量化数据，已成为民族药新药发现与药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60]；“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环节重点在阐明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并用其化学成分表征民族药质量与有效部位[6162]；“组方/组分优化”环节以成药性为目标，在明确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民族药组方/组分优化改造，完成民族药（复方）的临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环节中，是否阐述清楚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或经验特征可作为民族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标准。

我国少数民族在生存与繁衍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医药文化，其形成轨迹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与融合。在当前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生命科学共荣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民族药的现代研究，应该采取哪些策略与方法是新时期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民族医药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互鉴互融”理念，形成了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创制技术体系构想，希冀其能对民族医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本文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方法学探讨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我国民族医药“千头万绪”又“异彩纷呈”，本文也仅是“引玉之砖”，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与实践。

[致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封亮副研究员、新疆医科大学米仁沙・牙库甫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何春年副研究员、青海大学仁青东主副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孟宪丽教授等在文章写作中给予的指导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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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篇（4）

2以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中医理论知识管理系统建设

2.1中医理论知识管理系统建立的意义和作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在经历了资料管理、信息管理之后，如今已进入知识管理阶段。无论是各个中医学科还是相关领域（方证、实证、疫病等），都需要通过知识管理进行中医理论知识的积累、共享、交流，同时使中医理论知识在创造和使用的环节发挥作用。中医理论认知在中医领域和医学保健、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在整理和重用中创造新的中医知识。中医理论知识管理系统不仅需要统一入口，提供一致的中医知识访问方式，能够通过相对单一的平台，访问各种有关中医基础理论的资源，更需要能够提供操作方法一致的检索、收集和处理中医理论知识的平台，同时需要建立中医基础理论各个学科领域本体。中医是一个复杂的大学科、大产业、大行业。中医信息具有生命性、动态性、多样性、季节性、地域性、社会性等特点，各种信息之间的关系呈现复杂多维的网状结构，对中医基础理论知识信息进行组织管理的难度更高。在目前条件下，各种涉及中医理论知识信息资源建设表现为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忽略了信息之间，中医科、教、医、研、发诸体系之间和各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因此信息孤岛、信息鸿沟、多头投入、低水平重复、利用低效等现象比比皆是，基于关键词的信息检索的查全率、查准率两大问题难于解决，在中医理论科研领域尤甚，严重制约了中医基础理论研发和临床医疗实践需求相结合，信息化应用效率和效果的提高。因此，运用本体论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开展中医理论知识组织和提供各种中医理论知识服务，将会开启中医信息服务和中医理论知识服务发展的新阶段；为中医基础理论科研创新和采用具有中医特色优势的理论及技术方法，解决临床面对的重大疾病问题拓宽更广大的空间，使中医整体的社会作用、社会价值，本位功能和社会影响力得以提升。为此，开展基于本体论的中医理论信息化知识服务技术研究及平台建设，势在必行，可以从国家层面促进中医创新发展，为全面展开本体论的中医理论知识服务研究和应用打下扎实的基础。我们认为，该研究项目将从理论、方法、技术、应用等方面，系统地开展中医基础理论本体论的研究，争取在国内率先提出中医本体论的定义、内涵和基于本体论的中医理论知识管理技术框架，为系统整合中医理论知识，在新一代网络环境下的创新发展，提供中医药知识组织理论和方法的支持，在中医知识管理领域，开创中医本体论研究的新方向，能使中医科技进步与国家发展重大需求有机地结合，能使中医基础理论科研和临床医疗实践诊疗需求更好地结合，能使中医的知识和技能与广大人民群众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迫切需求紧密地结合，从而扎实有力地推动中医基础理论科研和中医知识管理学科的发展。2.2中医理论知识管理系统建立的内容通过中医理论知识管理系统的研究，这个研究项目争取在国际上率先开发出基于传承的中医本体构建工具，包括OWL在线编辑系统、OWL快速生成工具、中医知识本体管理系统等，解决利用外国工具对中文，特别是对历史久远的海量中医经典方书文献支持不足和中医本体构建效率较低等问题，有利于基于中医海量存世资料数据的本体自动构建。初步构建中医基础理论领域知识本体库、搭建出中医基础理论科研信息战略资源综合管理平台、重大疾病中医病证诊断推理平台、以及中医方证相应研究信息、实证研究信息统计平台等多个示范性应用系统，为使中医基础理论科研从文献整理、医家描述的信息服务，到中医理论认知为临床诊疗实际需求的知识服务，奠定良好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撑[3]。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篇（5）

中药产业作为中国医药卫生保健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发展传统中医药一贯是中国政府的重大国策。中共十七大报告和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积极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措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中药现代化”的技术创新到中药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药产业现代化在提高产品质量和规模化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但对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推动的效果并不明显，表现为在出口贸易过程中过多依赖初级产品，以耗竭中药自然资源为代价。中药产业国际化发展是一个双向接轨的问题，探索中医药知识体系结构和中药产业技术科学构建问题意义深远。

1 古代和近现代中医药教育的发展状况

中医药教育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从最早的《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到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东渐，中医药教育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1 我国传统中医药学教育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生存和繁衍的重要保障，中医药教育被我国历代中医药教育家所重视，并提出适合当时中医药教育的发展思想。从封建社会早期中医学校教育兴起时始，历时两干余年兴衰起落，学校教育和师承授受教育的两种中医药教育形式为继承发扬中医学术起到了巨大作用。

《黄帝内经》认为医学“至道在微，变化无穷”，要求学医者“去故就新，乃得真人”，非常重视医学人才对医疗技术的掌握。《灵枢•病传》谈到“诸方者，不可能尽行诸术，非一人之所尽行也”，是最早的医药学专科人才的培养思想。孙思邈认为完备的知识结构使学医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将有利于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即所谓“医者意也”。金元医学家朱丹溪和罗知悌十分注重对古典医籍基础理论的学习，告诫“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和难经”。明末清初医学家徐大椿指出，医学知识包括医术和医道两部分，医术是实用技术，医道是基础知识。自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并向中国迅速传播并影响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兴起，新技术的应用，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因而要求中医药人才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科技知识和技能结构。

1.2 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沿革

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目标是由特定的社会领域和特定的职业化层次的需要决定的，这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人才的培养，可分为中医药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三类。中医药本科教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创立时期、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

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中医学院的建立，标志着从依靠师徒传授的中医药教育正式纳入了国家正规高等教育的轨道。1959年，国家卫生部制定了中医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即培养具有思想觉悟的、系统掌握中医学理论和具有现代医学基础知识的高级中医师。到1966年，全国共建立了21所中医学院。文化革命时期，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一度停止了教学，直至1972年才重新恢复招生。1977年以来，中医药教育恢复了招生考试。据《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显示：到2008年初我国已经建立47所独立的高等医药，72所中等中医药学校，形成了以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以及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中医药教育体系，中医药人才应当具有坚实而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

2 我国中医药教育的知识结构分析

我国中医药教育直接影响着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古代中医药没有出现明显的医药分业，中医药教育更多是针对中医临床实践所设置的，中医临床服务和中药产业两者的知识结构应有所不同。

2.1 古代中医药教育的知识结构体系

我国古代中医药教育主要依靠师徒传授，由于无系列教材和稳定的课程内容，学生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师承学识和经验的局限。综合古代各主要学派的师承教育的课程内容，大体上是以经典医籍、文、史、哲有关知识和专科科目为主的，这也为后世形成中医药学主要分科和最后确定为官府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打下了基础。

自周朝起就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之分。隋唐的太医署分医学及药学，据《唐六典》记载，分为四科，即：医科、针科、按摩科(伤科)和咒禁科；医科分体疗、少小、疮肿、耳目口齿、角法等；课程规定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内经》和《甲乙经》等基础课，然后再分学科学习；课程结构分为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基本形成了课程结构的雏型。宋太医局的医学教育初分方脉、针、疡三科；宋神宗以后设九科专业学习，而且规定必修课为：《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和《干金要方》，令医学生轮流为各营将士治病，并按其治疗结果分上、中、下三等，予以奖励。由上可见，古代中医药教育对医学实践极为重视，并使课程结构渐趋完善，是构建现代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的基础。

2.2 近现代国家对中医药教育的专业设置

近现代中医药教育主要是课程设置中加入了西医学教学。鸦片战争后，西医传入使得中西医得到广泛交流，形成了中西医汇通派，一些中医药教育家把西医的许多内容纳入了教学过程。1929年7月，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会议，规定中医学校教育的课程有：生理、病理、国文、诊断、医经、医学通论、针灸、推拿、外文、卫生及西医课程共29门。特别是1931年后，成立了国医馆，拟定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课程，为中医药课程结构的形成做了必要推备。

建国后中医药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1956年至1966年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虽设置了中医、中药、针灸推拿等专业，但此时期的课程建设和课程结构所选用的教材没有脱离历史上中医药教育课程。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扩大了中医药专业范围，设立了骨伤、护理、中药资源、中医基础理论等十几个专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后，各校的专业调整与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增设了新专业，中医药教育新专业出现了一个高潮。高宝忠和杨天仁[1]（1999）提到21世纪中医药人才应当具有全面、合理、优化和复合型的知识结构系统和能力结构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科学和技术不断进步，中药产业现代化积极推进，对中药产业国际化认识逐渐深入，探索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3 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

将中医药行业分为中医服务业和中药产业，并参照钱学森院士体系的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分析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对推进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1 中药产业知识体系概述

借鉴钱学森院士提出的“三个层次一座桥梁”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1，相应提出中药科技发展的学科体系结构：中医药基础理论层次，中药技术科学层次和中药技术创新层次，通过“阴阳学说”和“整体论”等辨证思维与哲学层次相连接。（图1）

基于传统哲学思维和民族文化的中医药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医学诊疗体系。但是目前国内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遵循中药产业知识体系框架，割裂了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中药产业的内在联系。中医药基础理论是朴素的系统论思想，在中药管理科学中属于基础科学层次，中药产业发展理论的属于技术科学层次，中药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创新）属于工程技术层次。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运用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综合集成，对中药产业发展进行系统的技术经济分析与研究，将为中药产业发展和中药国际化带来新的思维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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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药产业发展的知识体系结构

冯显威和贺达仁[2]（2002）论述了医学科技的体系结构；现代医学科技的体系包括基础医学、技术医学、应用医学和人文社会医学（医学人文学）。贺达仁[3]（2005）将医学知识的发展分为原始医药时代、经验医学时代、实验医学时代和技术医学时代。田中识章（日本）[4]将汉方医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由汉方思想和汉方哲学形成汉方医学体系的主干，“即使到现在仍然通过辨证论治对下部产生很强的影响”。因而，将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纳入到中医药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之中，将促进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3.2 中药产业技术科学的构建

国内学术界和行业内习惯于将中医服务业和中药行业结合起来分析和研究，统称为中医药行业，即“医药合业”，这源于过去中国技术科学层次缺失的原因。钱学森院士[5]（1988）指出“中医理论是祖国几千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非常珍贵”，“但中医理论现在还放不进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去”；“它是有用的知识，这种不是科学但是有用知识的宝贝还很多，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不断把前科学变成科学”。中医药是中医服务业和中药产业两个行业的结合体，随着中医药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医药学借助现论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并涌现出众多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假如将中药产业从中医药学中分离出来，创建以中药产业为主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结构，中医药学就容易进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有着显著的不同特点”。2中医学、中药学和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中药学逐步分化为临床中药学、中药资源学、中药炮制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成药等各分支学科。（表1）

表1 医药产业中的医学与药学交叉学科

化学制药业 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

医药学的思维基础 还原论的思想 整体观的思想

基础科学层次 分子生物学 中医药基础理论、

技术科学层次 药理学、制剂学、制药工艺等 中药炮制学、中药学、方剂学等

医学与药学学科的纽带 药理学 方剂学/中药学

二级学科 药剂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学、药理学等 中药炮制、中药栽培、中药制剂、中成药学/方剂学等

药理学是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一门桥梁学科，也是医学和药学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6】。随着临床实践的发展，药理学作为临床药学的重要学科之一，使得临床药学成为了临床与药学（医药）联系的纽带。相比较而言，中药学是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临床应用的学科，是衔接中医学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主要桥梁和纽带，也是联系中医学科和中药学科的桥梁和纽带，使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得以成为有机的整体。另外，方剂学上挂基础，下联临床，也是中医药学的“桥梁”学科（图2）。基于医学治疗手段的选择，药理学和中药学（方剂学）分别为西医学和中医药学的纽带学科。中药产业是以服务中医临床为目标的工程技术，构建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成为制约中药产业和国际化发展的瓶颈。以中药学/方剂学和中药药理学为技术科学层次，并吸收现代医学知识，以指导中药工程技术，服务于人类健康事业。

图2 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中药提取物所依据的技术科学理论

4 结束语

过去中国国内习惯于将中医服务业和中药行业结合起来分析和研究，源于过去中国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不明晰和技术科学层次缺失。遵循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医药分开”的指导思想，参照国际上通用的医药分业制度，借鉴国外产业发展规律推动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构建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建立与完善中国中药产业的“技术科学”层次。将中药产业技术科学构建问题纳入到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之中，为中药产业走向国际医药市场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高宝忠,杨天仁.面向21世纪中医药教育思想探析[M].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201-202.

[2] 冯显威, 贺达仁. 医学科学技术哲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220～221.

[3] 贺达仁. 医学科技哲学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1版: 72～76.

[4] 张明澄. 中国汉方医学体系[M]. 东京: 耀文社, 1973年版.

[5] 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注：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篇（6）

1．按地域来源或产地划分。即外国制造和主产的药物为西药，中国特指的传统药物称中药。这在现代医药学刚传入我国的初期，似可理解。但现在，由于我国药学研究和制药工业的发展，不仅能制造生产外国最先研制的药物，亦研制了很多为我国首创的药物，如天花粉素、棉酚、?菜素等天然产物药物以及一大批人工合成的药物，这些药物，事实上是西药，而不是中药。故此种划分，显然不合适。

2．按人工合成和天然产物划分。即人工合成的药物为西药，天然产物药物为中药。这种划分也不合适。因为很多现在所称的西药如黄连素、延胡索乙素、地高辛、大量抗生素类药物等，均是天然产物（有的已能人工合成）。而亦有一些中药却为人工合成的，如中药冰片，现已有人工合成的龙脑供用。更在我国古代，早就用雄黄（硫化砷 ass）炼制（氧化）而得中药砒石，即三氧化二砷（as2 o3）可见砒石乃为人工合成的中药。

3．按组成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 体化合物和成分不清的混合物来划分。有的将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体化合物的药物称西药，而将树皮、草根、全蝎等不纯的天然混合物药物称作中药或称中草药.这种标准亦不确切。如西洋参、洋地黄叶、大黄苏打片等西药，即为成分不完全清楚的混合物，而硇砂（氯化铵）、冰片、砒石等中药，却为成分清楚或单体化合物的药物。

4．按剂型不同来划分。有的将现代制剂如针剂、片剂等称作西药，而将中国的传统制剂如丸、散、膏、丹、汤剂等称作中药。这在五十年代以前似可理解，而今，显然更不合适了。如桑菊感冒片、羚翘解毒片等是中药，却是现代剂型的片剂。而西药的一些合剂是与中药汤剂无本质区别，更亦有丸、散、膏等剂型。

5.按使用人员划分。即中医使用的药物为中药；西医使用的药物为西药。笼统讲，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细分析起来，亦不确切。如西医也使用甘草、大黄等，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它们称作西药；既使中医自服维生素丙，亦不能就此而称其为中药。更在临床有时可遇到这样情况：某中医开了一张中药处方，且方中药物为常用中药，而有的中医则认为其不是中医药处方，而是西医药处方。因为方中药物并未考虑中药基本内容——内涵，又违背中药使用规律，实属通称的中药西用。

二、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的 确定中药和西药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不能离开相应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概念的内涵——基本内容应适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并据此而使用。故先明确相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才能确定药物概念的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中药概念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这样表述：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用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等表示机体的功能部位；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 虚、实来表示机体的功能状态；四诊的望、闻、问、切作为了解机体状况的手段； 按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机体状况（包括部位及其功能状况）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如果采用药物来影响机体状况的话 （因尚可用针灸、推拿等方法），要遵照理、法、方、药的程序，即先辩别病证的机理（包括病因、病位、病况），采用相应防治法则如八法的何种，确定基本方剂类型，最后选择合适药物而施治于人，以达防病治病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机体内因为主而不忽视外因作用的防病治病观。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篇（7）

1．按地域来源或产地划分。即外国制造和主产的药物为西药，中国特指的传统药物称中药。这在现代医药学刚传入我国的初期，似可理解。但现在，由于我国药学研究和制药工业的发展，不仅能制造生产外国最先研制的药物，亦研制了很多为我国首创的药物，如天花粉素、棉酚、蔊菜素等天然产物药物以及一大批人工合成的药物，这些药物，事实上是西药，而不是中药。故此种划分，显然不合适。

2．按人工合成和天然产物划分。即人工合成的药物为西药，天然产物药物为中药。这种划分也不合适。因为很多现在所称的西药如黄连素、延胡索乙素、地高辛、大量抗生素类药物等，均是天然产物（有的已能人工合成）。而亦有一些中药却为人工合成的，如中药冰片，现已有人工合成的龙脑供用。更在我国古代，早就用雄黄（硫化砷AsS）炼制（氧化）而得中药砒石，即三氧化二砷（As2O3）可见砒石乃为人工合成的中药。

3．按组成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体化合物和成分不清的混合物来划分。有的将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体化合物的药物称西药，而将树皮、草根、全蝎等不纯的天然混合物药物称作中药或称中草药.这种标准亦不确切。如西洋参、洋地黄叶、大黄苏打片等西药，即为成分不完全清楚的混合物，而硇砂（氯化铵）、冰片、砒石等中药，却为成分清楚或单体化合物的药物。

4．按剂型不同来划分。有的将现代制剂如针剂、片剂等称作西药，而将中国的传统制剂如丸、散、膏、丹、汤剂等称作中药。这在五十年代以前似可理解，而今，显然更不合适了。如桑菊感冒片、羚翘解毒片等是中药，却是现代剂型的片剂。而西药的一些合剂是与中药汤剂无本质区别，更亦有丸、散、膏等剂型。

5.按使用人员划分。即中医使用的药物为中药；西医使用的药物为西药。笼统讲，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细分析起来，亦不确切。如西医也使用甘草、大黄等，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它们称作西药；既使中医自服维生素丙，亦不能就此而称其为中药。更在临床有时可遇到这样情况：某中医开了一张中药处方，且方中药物为常用中药，而有的中医则认为其不是中医药处方，而是西医药处方。因为方中药物并未考虑中药基本内容——内涵，又违背中药使用规律，实属通称的中药西用。

二、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的确定中药和西药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不能离开相应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概念的内涵——基本内容应适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并据此而使用。故先明确相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才能确定药物概念的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中药概念内涵（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这样表述：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用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等表示机体的功能部位；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表示机体的功能状态；四诊的望、闻、问、切作为了解机体状况的手段；按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机体状况（包括部位及其功能状况）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如果采用药物来影响机体状况的话（因尚可用针灸、推拿等方法），要遵照理、法、方、药的程序，即先辩别病证的机理（包括病因、病位、病况），采用相应防治法则如八法的何种，确定基本方剂类型，最后选择合适药物而施治于人，以达防病治病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机体内因为主而不忽视外因作用的防病治病观。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2）中药概念内涵中药应具备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其具体内涵包括三方面：第一，药物性能的表达有性味，即四气（寒热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归经，包括脏腑、经络、三焦、卫气营血等归经；升降浮沉。这些，有时又称中药特性，即狭义的中药药性。第二，药物功效以中医药学术语，表述，如解表、凉血、平肝、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时，按君臣佐使关系配伍，使各味药共同构成一个功效整体与机体证相对应而发挥作用，配伍组方时还要考虑到药物的七情、反畏、药对等关系。简言之，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中药。这是中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方称作中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中药。

2．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国药概念内涵（1）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这样表述：以现代科学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用直观或解剖后所见（包括用各种放大倍数的显微镜）的实体来表示机体的部位：以组织形态（有时称病理形态）、生理功能、生化变化的相应指标和术语来表述机体的功能状态，并以此作为诊断的标准和采取相应防治措施的依据；如果采用药物治疗的话（因尚可采用非药物治疗如物理疗法、手术等），主要考虑影响机体病理、生理、生化指标变化而选用相应药物以达防病治病的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强调的是外因对机体功能指标的针对性而较少考虑机体内因的综合影响。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西医药学理论体系。（2）西药概念内涵西药应具备与西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其具体内涵包括三方面：第一，药物本身性能以其物理和化学性质来表示，如是液体还是固体，是酸性还是碱性等，第二，药物功效以相应的病理、生理、生化等的指标和术语来表示，如抑制细菌、降低血压、升高血糖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时，考虑药物间的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变化，如沉淀、分解等，至于生物活性则考虑各个药物各自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把各种配合使用的药物作为一个功效整体。简言之，以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西药。此为西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具备如上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西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才称作西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西药。

三、应澄清的几个问题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确定后，如下几个问题就易得到澄清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篇（8）

2．按人工合成和天然产物划分。即人工合成的药物为西药，天然产物药物为中药。这种划分也不合适。因为很多现在所称的西药如黄连素、延胡索乙素、地高辛、大量抗生素类药物等，均是天然产物（有的已能人工合成）。而亦有一些中药却为人工合成的，如中药冰片，现已有人工合成的龙脑供用。更在我国古代，早就用雄黄（硫化砷AsS）炼制（氧化）而得中药砒石，即三氧化二砷（As2O3）可见砒石乃为人工合成的中药。

3．按组成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体化合物和成分不清的混合物来划分。有的将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体化合物的药物称西药，而将树皮、草根、全蝎等不纯的天然混合物药物称作中药或称中草药.这种标准亦不确切。如西洋参、洋地黄叶、大黄苏打片等西药，即为成分不完全清楚的混合物，而硇砂（氯化铵）、冰片、砒石等中药，却为成分清楚或单体化合物的药物。

4．按剂型不同来划分。有的将现代制剂如针剂、片剂等称作西药，而将中国的传统制剂如丸、散、膏、丹、汤剂等称作中药。这在五十年代以前似可理解，而今，显然更不合适了。如桑菊感冒片、羚翘解毒片等是中药，却是现代剂型的片剂。而西药的一些合剂是与中药汤剂无本质区别，更亦有丸、散、膏等剂型。

5.按使用人员划分。即中医使用的药物为中药；西医使用的药物为西药。笼统讲，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细分析起来，亦不确切。如西医也使用甘草、大黄等，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它们称作西药；既使中医自服维生素丙，亦不能就此而称其为中药。更在临床有时可遇到这样情况：某中医开了一张中药处方，且方中药物为常用中药，而有的中医则认为其不是中医药处方，而是西医药处方。因为方中药物并未考虑中药基本内容——内涵，又违背中药使用规律，实属通称的中药西用。

二、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的确定中药和西药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不能离开相应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概念的内涵——基本内容应适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并据此而使用。故先明确相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才能确定药物概念的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中药概念内涵（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这样表述：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用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等表示机体的功能部位；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表示机体的功能状态；四诊的望、闻、问、切作为了解机体状况的手段；按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机体状况（包括部位及其功能状况）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如果采用药物来影响机体状况的话（因尚可用针灸、推拿等方法），要遵照理、法、方、药的程序，即先辩别病证的机理（包括病因、病位、病况），采用相应防治法则如八法的何种，确定基本方剂类型，最后选择合适药物而施治于人，以达防病治病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机体内因为主而不忽视外因作用的防病治病观。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篇（9）

[中图分类号] R9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5）02-134-04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product theory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basic drug system

ZHANG Qingyi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8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ublic product， the national basic drug system satisfies the quasi public goods characteristic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essential drug system was analyzed， elabor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operation mechanism while promoting a national basic drugs system， improved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the basic drug evaluatio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he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bidding， improv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drug reimbursement and th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rational drug use propaganda，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scort for the national basic drug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basic drug system; Public product theory; Basic drug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公共政策已成为“新医改”的热点课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国外学者主要是实证分析研究基本药物制度的运行效果，国内学者主要是总结实施不足并提出解决措施。本研究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研究政府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的存在问题，阐述政府在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的机制建设，以实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富有成效的推进。

1 公共产品理论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1.1 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是现代公共经济学的内核，是政府为社会成员组织提供和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和劳务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和布坎南。

萨缪尔森在1954年创新公共产品理论，建立了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最佳配置资源的萨缪尔森条件，并将公共产品经典解释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1]。这阐明了公共产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效用不可分性，指效用是全社会成员所共同消费的，不能被分成若干部分，分属某个人或组织消费;二是非竞争性，指某个人或某组织消费时不会减少其他个人或组织消费该产品，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三是非排他性，指排除潜在使用者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并且是难以实现的。

布坎南在1965年创新俱乐部产品理论，建立了包括成员数和产品数在内的俱乐部均衡，解释了非纯公共产品的特征、生产成本与成员性质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俱乐部成员的最优规模[2]。这阐明了准公共产品是大量存在的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完善了公共产品理论。目前学术界认定具有上述三个特征的产品为纯公共产品，具有上述一个或二个特征的产品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公共产品，不具有上述三个特征的产品为私人产品。当公共产品资源的价格体系缺失时，政府就是资源配置的主体。

1.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1975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以基本药物目录为核心，包括药物开发、药物遴选、药物供给、质量保证、合理使用等构成的协同体系。要求制定基本药物目录，编制和应用《标准治疗指南》和《国家处方集》[3]。WHO在1985年定义基本药物是满足人民群众重点卫生保健需要的药物。选择基本药物要考虑实用、安全和成本效益，要能及时获取足够数量、适用剂型、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信息齐全的基本药物。目前170多个国家推行了基本药物制度。

2009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2011年我国建成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其内容括基本药物的目录遴选、生产供应、采购配送与配备使用等，以促进基本药物的可及、质量提升和合理用药，充分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用药权益。2012年基本药物目录分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计520种，并指出各省（自治区、市）可以对目录进行增补。十二・五期间要在有条件的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1.3 公共产品理论对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启示

公共产品理论表明，药物效用具有竞争性，消费具有排他性，更具有私人产品特征。但政府对基本药物做出强制要求，如价格低廉、全部配置、优先使用、医保支付等，这使得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满足了公共产品理论的准公共产品特征：一是具有效用不可分性，效用为社会成员共同消费且不可分割，也不可限定为个人所消费;二是不会因为某个人作为福利消费而影响其他人同时作为福利消费，具有非竞争性;三是不排除社会成员作为福利进行消费，这表现了基本药物制度的非排他性，但不支付基本费用者被排除在外。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的政府、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没有协同机制就不能实现基本药物的最佳市场配置。因此，政府作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执行的主体，为满足公共利益最大化要求，要健全有效约束相关经济人的制度规范，保证基本药物供给比市场机制更有效。这并不要求政府从事基本药物的供给和使用，生产基本药物可以由医药企业承担，使用基本药物可以由医疗机构负责，但政府要和他们建立委托关系，开展有效监管确保相关经济人能够按照要求供给和获得合理利益。

2 政府在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的存在问题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是：统一定价、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置、优先使用，零差率销售、报销比例高，以保障基本药物需要。但实施过程并不尽如人意，存在主要突出问题如下[4]。

2.1 遴选基本药物目录没有评价指标，临床用药需求难满意

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审核确定基本药物目录，遴选原则是防治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因此遴选基本药物主要是基于医药专家的概念性和经验性评价，以成本与效果比来讨论确定有一定疗效和价格较低的普通药物入选，对同类药物优劣没有区分，遴选依据不可靠、遴选过程不透明、应用药物经济学理论不充分、各省增补药物随意性更大、没有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入选数远低于医保药品目录数，并有一百多种药物不具普适性，加上经济发展水平和疾病谱的差别，各地区对基本药物的需求层次不同，导致医保门诊慢性患者用药不易[5]，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用药需求难满意。

2.2 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多低价中标，基本药物供应和质量难保证

基本药物实行统一招标采购和统一配送，虽然提升了基本药物的可及性，但现行的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无论是安徽模式还是上海模式，都是评价技术标和商务标，实施中压价现象突出，低价中标普遍，还有中标价低于成本价的，不能保证基本药物的供应和质量。一方面是生产工艺和原材料等不同，基本药物质量和效果有差异，优质企业的技术优势无用武之地，导致优质高效的基本药物稀缺。另一方面是基本药物中低价位比例大利润少，对临床用量大的基本药物，中标企业大批量生产能实现基本利润，但供给质量值得担忧;对临床用量小的基本药物，有招标采购难不按要求提供的现象，还有短缺和断库的现象。

2.3 报销制度和补偿政策优势有限，合理使用基本药物不理想

国家医保体系基本实现基层医疗机构全覆盖，正在试点区县医疗机构全覆盖，但药品报销制度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国家医保药物目录等，还有地方政府的相应目录，这提供了选择药物的多样性，制约了基本药物目录的权威性，虽然基本药物报销比例高，但实际比例只高出5%～10%，不能有效促进基本药物的合理使用。

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的补偿政策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筹资，县财政主要承担，补偿不足突出。一是县财政债务普遍较高，补偿能力有限，现有补偿政策如长期持续，将挑战基本药物制度的可持续性;二是药物实际加成率远大于规定的15%，应补偿额被严重低估，基层医疗机构大多是消极观望，不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6]，制约了基本药物的充分使用。

2.4 宣讲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欠缺，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难协同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准公共产品必然涉及相关利益需要协调，应该进行广泛和重点宣讲。长期以来，医生和患者养成对新药、贵药的偏好习惯，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协同他们积极落实基本药物制度有困难。政府要保障基本药物的可及性、医药企业的合理利润、医疗机构的科学发展，需要医药企业尽可能低价供给并保证质量：需要医疗机构和医生安全合理并优先使用;需要促进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这就必须大力宣讲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推广应用《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实现相关利益者都满意的目标。

3 政府在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的机制建设

政府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公共产品的主导者，拥有公权力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公民健康权益和用药安全有效，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完善制度设计，加强运行机制建设，实现全面规范和引导。

3.1 完善基本药物遴选评价机制，提高遴选工作科学性

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代表政府进行基本药物管理，要健全遴选专家委员会，应用药品经济学理论完善遴选评价机制和细化遴选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应满足可操作、可对比、可验证和可公认的要求;要参照WHO基本药物准则，公开遴选程序，参考国家相关目录和疾病谱，按照遴选评价指标进行成本与效果的权重比较;要做到遴选过程公开透明，遴选依据和候选结果在官方网站公示，在充分征求意见后审核确定并颁布基本药物目录[7];要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医药科研和社会保障等因素及时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尊重各地用药差异，规定各省的增补工作参照执行并限制各省增补品种数，以保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主导性，提高基本药物可及性和遴选工作科学性。

3.2 完善集中采购招标管理机制，提高招标管理规范性

政府集中采购招标领导小组要完善集中采购招标管理机制，制定招标采购细则和相关配套文件，改变唯低价中标的评标标准;要设定严格的准入条件，用药物经济学理论评估药物价值，建立基本药物动态定价机制，引导医药企业和流通企业整合，促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优化;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评标规则，根据药物研发水平和企业生产能力，科学核算成本价和合理确定指导价，保证医药企业合理利润，设定技术标为60%和商务标为40%左右的权重，建立技术标和商务标量化评标规范，强调优质优价，杜绝暗箱操作;要加强招投标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建立药物追踪评价制度，监管医药企业提供基本药物的全过程，执行医药企业违规处罚细则，促进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

3.3 完善药品报销补偿激励机制，提高财政保障有效性

国家《药品管理法》没有相关条款保障基本药物制度的全面推进，要明确基本药物制度的中心地位，明确政府推进基本药物制度的主体作用。政府要优先建设基本药物制度的财政支出体系，建议中央、地方政府和县财政按照2∶3∶5的比例落实报销补偿资金，并利用政府督查和表彰奖励等补偿贫困县财政，提高财政保障有效性;要提高医保对基本药物的报销比例高出非基本药物20%左右，利用经济手段引导使用基本药物;要优化预拨与结算的补偿机制，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基本药物的奖惩机制，健全政府购买医疗卫生服务的补偿机制;要实施激励机制，规定医疗卫生机构评级、绩效工资、职称评定等与使用基本药物效果挂钩，引导医疗机构和医生共建使用基本药物的快速发展环境。

3.4 完善合理用药宣讲教育机制，提高基本药物普及性

政府要组织相关部门完善宣讲教育机制，广泛宣讲基本药物制度的作用和基本药物的安全有效性，提高社会成员的认知度，形成优先使用基本药物的制度环境;要充分发挥医疗机构作用，通过公益广告、专题讲座、媒体专刊、板报宣传等方式，将合理使用基本药物普及到全国;要坚持开展医护人员的专题培训，并将基本药物制度列入医护专业的必修课，提升专业队伍素质;要不断提高患者使用基本药物的决策力，改变廉价药品疗效差和贵药新药疗效好的错误观念，认同基本药物是性价比较高的有效药物，引导患者自愿使用基本药物;要努力提升医药企业提供基本药物的积极性，保证医药产业的合理利润，要在基本药物的包装盒上突出其专有标识，方便医生和患者识别，提高基本药物普及性。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准公共产品，能有效实现基本药物的可及、质量提升和合理用药，让社会成员真正享受这一惠民政策。因此，政府要构建科学、规范、有效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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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基本药物遴选评价机制，完善集中采购招标管理机制，完善药品报销补偿激励机制，完善合理用药宣讲教育机制，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有效推进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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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篇（10）

在指标体系设计阶段，原则上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核心概念，即“辨证论治”。在本研究中，笔者首先通过文献研究、访谈和观察等搜集了相关资料，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提炼出有关临床医师“三基”能力的初步指标体系，随后依据调查结果对这些指标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调整，形成指标体系。

1.2指标体系的内容

有关临床医师“三基”标准以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中医学》最为权威，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方剂、内外妇儿疾病。结合“三基”的内涵以及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特殊角色，可以将临床医师的“三基”概括为以下两个主要维度(一级指标):中医药基本“三基”能力和中医药专业“三基”能力。两个一级指标下设定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这些指标基本能反映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见表1)。

2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根据表格的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将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数据录入SPSS13.0进行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并对数据的分布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在临床医师使用各种中医药的情况数据统计中剔除了表2中认为中医药“三基”对他们不重要和没有回答该问题的l3位临床医师，并将他们使用中医药的情况分为四个等级:从不=1，偶尔=2，一些=3，经常=4，未答=0，统计各项回答的人数百分比，并对中医药的使用人数进行了算术平均值的计算(见表3)。有关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的指标体系也分为四个等级来衡量:不可能=－2，有一点可能=－1，可能=+1，很可能=+2，对各项指标进行了算术平均值的统计(见表4)。再次，将有关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影响因素分为四个等级:强烈反对=－2，反对=－1，赞成=+1，完全赞成=+2，整理统计后的数据(见表5)。继续教育是反映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将继续教育按照不可能=一2，不太可能=一1，可能=+1，很可能=+2分为四个等级，对调查问卷数据统计整理后得出(表6)。

3结果

3.1临床医师的中医药“三基”能力

首先，本研究假设临床医师的个人因素会引起他们在中医药使用方面存在差异，比如临床医师的工龄越长，年龄越大，则使用中医药的频率越低;中医科的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频率会大于其他科室的临床医师。但有关的标准差数据显示出临床医师之间的差异不大，同时也验证了以上各表格数据的有效性。调查数据显示，大约95%的受试临床医师意识到中医药治疗疾病的重要性(非常重要61%，重要34%，表2)，其中经常使用的是中药注射液(平均值是3.50)和中成药(平均值是3.43)，但是对中药煎剂(平均值是2.77、外用中药为2.14)的使用率相对较低(表3)，这说明临床医师虽然重视使用中医药，但类型单一。绝大多数临床医师重视中医药，但数据对比发现重视中医药的临床医师不一定会经常使用这些中医药。在自认为重视中医药的临床医师中经常使用中成药的人数仅有占总人数的43%，使用中药注射液的人数仅有41%(见表3)，这可能与临床医师对待中医药的态度和自身需求有关，中药注射液和中成药使用技术门槛低，容易使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药物只有在本医院才可以找到，临床医师为了临床需要而不得已查找和使用中医药，这说明临床医师对中医药的使用还受到所处环境限制。此次调研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医药的疗效是激发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兴趣所在，他们能适时适量地将中医药理论应用临床治疗过程中，比如他们经常将望闻问切用于内科疾病(平均值是1.39)，四气五味用于妇科疾病(平均值是0.05)，气血津液用于外科疾病(平均值是0.83)。有时临床医师也会使用藏象理论(平均值是0.94)，临床医师最常使用的中医药理论是君臣佐使(平均值是1.42见表4)，但阴阳五行(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60)、八纲辨证(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43)、理法方药(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73)却极少应用，这说明临床医师具备一定的中医基础理论，但是面对疾病对如何“辨证论治”却不知所措。临床医师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中医药能力一直是有关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师的中医药继续教育主要通过单位培训(平均值是1.46)、网络(平均值是2.99)和自学(平均值是1.57)中医药来获取，但由于途径和学习时间太少，所以中医药继续教育尤其必要(表6)。

3.2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的影响因素

如果临床医师实际参与中医药活动，则他们使用中医药的动机远远大于那些未使用的临床医师。有一些研究认为需要有一些外在动机鼓励临床医师在使用中医药改变他们中医药使用行为(药物说明书、继续教育等)。表5的数据显示，临床医师普遍反映的一个最大障碍是中医药知识遗忘(平均值是0.94)，反映出西医院校中医药教育的失败。客观上，中医药的出现改变了临床医师可以多种选择药物的途径。因此，继续教育应该不是一个阻碍因素，那些抱怨“继续教育”的人可能因为其使用中医药的内在动力不足，更可能是受自身的中医药“三基”能力的限制。另一个限制他们使用中医药的障碍是不懂中药中医术语(平均值是0.42)，这也与“三基”能力相关。第三个影响因素是临床医师认为中医药疗效不肯定(平均值是0.45)。

4分析

调查发现，大部分临床医师在使用中医药过程中，常常不是“辨证用药”而是“辨病用药”。“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病的精华所在，同一种病不同证候用药完全不相同，忽略这一点，不但治疗无效果，反而可能导致不良反应。辨证有误则药不对证，会使机体阴阳偏盛偏衰更趋严重，王忠山等［2］认为清热解毒中药注射液只能用于“寒证”，龚雯［3］则认为清开灵注射剂属寒凉之药，易伤脾胃，脾胃虚弱者应慎用。中西药联合应用也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因为合并用药可因化学成分、pH值改变使得药理性质改变而引发不良反应。中药与西药是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有关中西药物搭配使用的基础研究尚存在许多空白。很多情况下，单独应用某一中药或西药可能不产生毒副反应，但如随意将中西药混合使用可能造成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使用中药一定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之下，对于中西药混合使用临床医师应慎之又慎［4］。临床医师尽管因为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使用中医药，但由于中医药基础知识的遗忘，继教项目注重内容少，流于形式多，先进性、实用性欠强［5］。宋琪［6］通过对10种常用静脉用中药注射液安全性分析后认为:临床医护人员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药物说明书使用中药注射液就可以预防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因此，综合医院充分认识中医药“三基”对临床医师的重要性，在“三基”培训计划和继续教育中增加中医药内容，那么临床医师的中医药“三基”能力将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逐步提高。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篇（11）

一、新型的医药学理论体系。仅有中西医学结合，没有中西药学结合，则中西医学的结合是不可能真正达到的；若无中西医学结合，中西药学的结合亦难彻底。这两类结合，互相促进，不断深化，最后达中西医药学结合。中西药学所提供的药物及使用规律，都是为防治人体的疾患，此为二者结合的根本所在。因各自的特殊性或称内在的科学性，决定了结合的基础与核心将是中药学。然至目前形式的中药学，还不能体现互相结合的直接联系，必须在其现代科学化之后。结合的途径，可从中药及中药学现代科学化达到；亦可从西药中药化进而西药学得以中药学化而达到。此重任的实现，不仅需中西医药学工作者的团结协作，还应吸收多学科工作者参加。迄今，对中西药学结合诸多方面，看法非一，为加速中西药学结合，实应加以分析讨论．相关问题，简述如下。

一、中西药学结合的方向应当坚持

中西药、中西药学，是分属于中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概念，各有相应医药学理论体系术语所表述的特定内函、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如中药有性味、归经、升降浮沉等性能表述：功效则用中医药学术语如理气、壮阳、舒肝等表述。不论单独还是配合使用，均要遵从中医药学理论，突出的是与中医药学的机体总状况“证”相对应。尤其配合使用时，各药按君臣佐使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功效整体——复方与机体的“证”相对应而发挥治疗作用。西药的性能则以其物理、化学性质表述，如酸碱性、溶解度等；功效和使用规律则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西医药学术语表述，包括生理指标如血压升高、病理指标如白血球增多、生化指标如转氨酶下降等，单独或配合使用时，对机体的这些专项指标变化的针对性很强。尤配合使用时，各药物间的关联整体性则不如中药复方突出。正是由于以上差别的存在，才需要探讨其结合的问题。中西药学能否结合？这取决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基础。事实上，共同基础是存在的。

第一，从物质基础看，药物来源均有天然产物和人工合成产物；均有单体和混合物。即本质上均由化合物分子所组成，也就是说，药物作用于机体而发挥治疗作用的最小物质单元均是化合物分子（可是单一种类或多种化合物配合起作用）。

第二，从生物活性基础看，药物作用对象都是人体，通过影响机体的主化代谢过程进而影响生理和病理等状况的改变，而呈现治疗作用。基于此，中西药学可用共同的术语或指标来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最终会达结合与统一。现实临床用药情况已提出要求，中西药学应当结合与统一。尽管存在这两种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和用药规律，然而一个现实早已摆在面前，即中西药同时应用于同一患者身上的客观存在。有些是以两类药组成的成药供给患者；有些则是分别由中医和西医处获得而同用等。那么，如何考察、分析、判断用药的合理性呢？若按不同医药学理论为依据，难能取得一致结论，因为标准不一。而对此种情况，为对患者负责，为提高治疗水平，应当有个统一标准。统一标准的确定，只能是中西医药学结合与统一以后才能做到。

从医学的发展规律看，中西药学的结合与统一，亦属必然。任何医药学的发展，均需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结果。作为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结果工作，最相接近和应优先吸收的内容，则应是彼此吸收对方之忧而丰富和发展自己学科。这两种医药学的药物学互相吸收的顶点，则是彼此结合与统一，从两种药物学的具体情况分析，并非在各方面均属优缺各半，势必有在结合与统一后的新药物学中，何者为基础与核心的问题，这将在下边论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中西药学在吸收彼此优点而丰富和发展过程中，将会达到结合与统一。

二、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是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基本内容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是把人体的平衡状况和药物对这种平衡状况的影响，放到整个宇宙中来考虑的，不仅包括自然因素，亦包括社会因素；不仅包括外在因素，更强调内在因素，总之，考虑人体、药物及二者关系时，所涉及的可变因素，其多样性和综合观，是其它医药学理论体系所不能比拟的，故能容纳其它医药学的内容，起码是比其它医药学理论体系容纳中医药学的内容要多，这在中药学药物运用中能充分反映出来。突出表现在中药对人体平衡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针对所见现象或某一病症，而是针对机体的功能系统或称功能部位。如肝心脾肺肾、气血、三焦、六腑等，而这些功能系统或部位又互相关联和影响，故又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正是这种综合考虑而采用相应药物，使得药物的总体针对性更强，不良反应更少，故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后的新药物学，应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具体内容则以中药学相关内容为核心。此为根据之一。

根据之二，从近代对中药学尤其对中药的研究情况看，站在西医药学理论体系对中药进行了大量的现代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结果。如弄清了中药中不少成分的存在及结构；以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表述了中药的不少活性方面；更从中药中吸收不少物质而成为新西药（包括单体如麻黄素、化合物部位如山豆根总生物碱、整个中药乃至复方中药等）。然而这些研究结果由于没能及时纳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而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拿从中药中所得到的新西药而言，尽管按西医药学理论能治疗不少西医药概念的疾病。但因没能考虑到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的相关用药规律，却难于完全准确地使用而取得应有的疗效，反而出现了不少不良反应，近年对人参、甘草等中药的不良反应报道，屡见不鲜，即为明证。例如人参，西医药学研究认为其有强壮作用。故用作强壮药。然而并非所有人用后均能起到强壮作用，甚至引起对机体的损害。因为人参从中医药学角度讲，具有大补元气的功效，大补元气与强壮并不能等同。大补元气是针对虚证才有效；而对实证，不仅无效，反倒有害。

总之，把中药纳入西药学，是难于完全容纳的，然而，若将西药按中医药学理论进行研究，使之具备中药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使西药变成中药，成为中药学中的药物。对这种中药化了的西药，按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相关用药规律使用时，则不仅能使其原来的内容得以保持，更能提高其治疗水平，即治疗功效的针对性更强，不良反应减少。就拿四环素来看，其对急性细菌感染疾患效佳，而这类疾患，从中医药学分析，属实热证，有时夹湿，如急性菌痢。既然具效，则表明其具中药相关内容性味：苦寒；功能：清热解毒燥湿。所以适于实热且夹湿证。此药在西药学中，虽对慢性细菌感染疾患并没规定为禁忌，但疗效不佳却是事实。这从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用药规律较易理解。因为此时的细菌感染疾患往往属虚证，有的又偏寒证，对虚寒证是不宜使用苦寒药的，起码不宜单独使用。使用于慢性细菌感染之疾患，是违背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用药规律，当然不会取得良好功效。可见，把西药纳入中药学，是能够容纳的。

依据之三，对西药学近年发展状况简作分析，就可明了。第一，赖以发展的基础理论知识枯竭，需要新的理论知识。原来是以新的天然产物结构类型和机体生化反应过程的了解作为合成新药的依据，而今这两方面均未达指导药物研究设计的新境地，而中医药学则对西药学讲，却是新的理论知识。第二，研制一种新西药现需资金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时间几年乃至十年；筛选样品5千到1万种等，所得新药，疗效却不突出。而从中药研制，则耗费人力物力较少。第三，西药研制正从天然产物。尤其民族药寻求出路，而中药正具备，近些年形成的世界性“中医热”，在很大程度上讲，乃为“中药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中药为民族药中的佼佼者。第四，向复方发展。第五，老药新用。如上多方面均表明，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只能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中药学相关内容为核心。通俗而言，自身难处正多，再担重任，岂不强人所难。

这里有一个问题，应有相宜看法，就是中西药学的科学性对比，即到底哪种药学的科学性更强。为说明此问题，首先要有共同的标准，否则难于衡量。所谓科学性，在现代概念中，一种精密科学必须具备三条：①以正面经验为依据。因为只有正面经验，才能在必要时予以重复和验证，②陈述的单一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精密性。③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即系统化。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门科学。对此三点、若仅符合第①点，只能称之为原始科学；若仅符合第②，③点，则称伪科学了。据此，我们再与中西药学对比，决定其科学性如何。从中药学可见，三条均符合。

总之，从理论上，实践中及未来发展方向上来看，中西药学的结合与统一，应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中药学相关内容为核心。

三、中西药学结合的前提是中药学的现代科学化

1．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后的新型药物学的总体轮廓为了坚持中西药学结合方向和实现中西药学的结合，应当对结合和统一后的新型药物学有个大体设想，即应有个总体轮廓，这样才能使此项工作目标明确，而不致摇摆：进而能选择相应途径和制定相应步骤及施实方案，就迄今情况而言，新型药物学应具备如下几点：第一，应能体现和包括中药学之优点；第二，应能体现和包括西药学之优；第三，应能体现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水平。就具体药物使用而言，结合和统一后的药物。还应具备中药的基本内容，亦具西药的基本内容，从而能按现在的两种医药学理论和用药规律来使用。对如上三点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三点内容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共同内容，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是中西药学两者的结合点。故关键问题在于中药及中药学的现代科学化，现代科学化了的中药学就能体现如上三点，实现中西药学的结合与统一。

2．中药学现代科学化的标志中药学的现代科学化，包括多方面内容，如采收加工、炮制及制剂生产、质量控制、中药基本内容等的现代科学化。而其中最突出则是中药基本内容的现代科学化，因为这方面内容的现代科学化，是其它方面现代科学化的基础，更是中药学现代科学化的核心。中药基本内容，正如前述，包括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表述内容。这些内容的现代科学化，其标志就是在物质基础和主物活性两大方面给与现代科学的阐述。例如中药药性的寒与寒性作用，从物质基础方面，到底哪些化合物结构类型才具寒性，而寒性作用又会影响机体的哪些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变；理气的功效，是哪些化合结构类型作用于机体后的必然反映，又是改变了哪些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药物的配伍，会有哪些化合物间的化学、物理化学变化．配合使用的化合物又是如何协同影响了机体的生化反应过程，进而发生生理、病理等变化。其它方面，亦然，中药若能达到如上程度的现代科学阐述，则中药学其它方面的现代科学化就易实现了，如根据物质基础和生物活性两大方面，便于选择合适剂型和给药途径，从而更好地适应临床用药的要求。质量控制则更可根据化合物的组成与含量为依据，亦可以相应生物活性为依据。按如上现代科学化后的中药学，再与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后的新药学所应具备的几点，进行对比，显然，均具备了。若按迄今中药学基本内容的表达形式，那是难于实现中西药学的结合与统一的，总之，中西药学结会与统一的第一条途径，就是中药学的现代科学上，重点又在于中药的现代科学化。至于如何实现中药及中药学的现代科学化，首先要对中药给与现代科学的化学、药理学、临床学研究，或单独或配合进行；第二，这种研究，是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内，围绕中药基本内容来进行。两点缺一不可，如缺第一点，则仍是传统中药；若缺第二点，则研究结果会脱离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均无从谈起中药学现代科学化。例如，止痛药研究，首先明确此药是止何种证之痛，如寒、热、虚、实等之痛的何种证。据此选择相应模型和现代指标，如止寒证痛之药，选用热板法之模型，就不一定合适，因此乃为热致痛，显然若用冷致痛模型将会更相宜，据此，再进行化学研究，可能获得止痛作用的物质，并做相应生化、生理、病现指标的测定。这样，就有可能从物质和生物活性两方面给与现代科学阐述。

3，中西药学结合的另一途径是西药的中药化西药学的内容，亦包括多方面，如原料药的生产、制剂的制备、质量控制、药物本身的基本内容等，其中药物本身的基本内容即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表述，构成西药学的核心内容，而这些内容均是以现代科学知识相关术语和指标来表述的。即物质方面以化合物的分子组成和性质来表述，尤其单体西药更明确；生物活性则以生理、生化和病理等相关指标和术语表述，将现代西药与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后的药物及现代科学化的中药进行对比，不难发现，现代西药所缺的是中药基本内容。如果使其具备中药的基本内容，那么就成了现代科学化了的中药，即成了中西药学结合后的新型药物。在此基础上，可使中西药学达结合与统一。问题的关键是西药能不能变成中药和怎样变成中药。关于能不能变成中药的问题，这从前边关于中西药学具有物质和生物活性的同一性，即均由化合物分子组成药物，且作用对象都是人体，也就是从道理上已阐述清楚。再从实践上看，中药基本内容就是根据药物作用于机体后所呈现的作用（包括治疗和毒性作用），按中医药学来总结归纳出来和确定的。据此，中医药学早已吸收了很多中医药学体系外的物质而成了中药，如乳香等。更从现代临床实践中，有人已注意到某些现代西药的中药基本内容。如有人认为考的松，具阳性，能资助肺脾肾气化功能，对阳虚证效佳等，因此，对现代西药，放到中医药学体系中进行研究。根据其临床作用，而总结它们的中药基本内容而成中药。如前边提到的四环素为苦寒之品，再如阿托品用后使人口干、面赤等，这些为热性的表现。至于具体作法，均可通过临床进行。即按中西两种医药学诊断，仅给西药，再接中医药学总结用药前后机体变化情况，据此而确定西药的中药基本内容，使之成为中药。值得指出的是，这条途径，很可能是中西药学结合的较快途径，因为中药的现代科学化本身较难，就从物质基础的研究看，若将每味中药的化合物组成、比例、性质、变化等均研究清楚，实非易事。例如人参已经多人、几十年研究，已知有十余大类约百种化合物，然而还没能完全研究清楚。故有的提出200或400种常用中药的系统研究，希冀实现中药现代科学化，仅物质方面的研究就不是在较短时期能完成的，更不要说生物活性方面了。当然，终应研究，也是能够研究的。此条途径却不如西药中药化来得快，因西药已具现代科学内容，仅缺中药内容，而这方面内容的确定，从中医药学讲，还是有很多方便之处的。现在的问题是，应认识这条途径，重视它，作出规划，组织施实，中西药学乃至中西医学结合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也是中医药学对世界医药学在当代的新贡献。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