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发展史大全11篇

民营企业发展史篇（1）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财务管控制度及其实施都会受到自身内部特征和外部经济条件的共同作用。在公司内部特征因素方面，控股股东对公司财务管控有着重大影响。很多的公司都存在控股股东，这些大股东在公司经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有动机去监督和约束管理层，促进公司的经营管理，降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冲突，也可能会利用控制权追求私有收益，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因此，控股股东对公司财务管控有着复杂的影响。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体制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部分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不甚完善。民营企业从总体上看，虽然有其市场化程度高、经营灵活、社会负担轻等优势，但中国民营企业在发展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民营上市公司因自身历史发展原因，易形成“一言堂”管理方式。企业内部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民主管理机制。在研究查阅我国民营企业衰败，破产和兴盛发展的案例，比较其财务特点和控股股东行为，分析控股股东对企业兴衰，财务绩效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过程。通过对衰败破产企业的控股股东行为分析，查找其缺点，错误，进行总结，为其他民营企业提供经验借鉴。推动民营企业财务管控的规范化，优化民营企业的财务决策。

一、相关理论研究

所谓控股，是指公司第一大股东所持股份比例达到能够决定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的，从而可以控制公司各项决策行为的程度。此时的第一大股东就是我们所说的控股股东。根据所持股份的多少，控股股东又可以分为相对控股股东和绝对控股股东。所谓绝对控股股东是指所持股份在51%以上的大股东。此时股东会各项决议都会根据第一大股东的想法而决定。相对控股股东是指持股比例低于51%，但能够控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或者能够对公司各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本文中所讨论的控股股东史玉柱就是典型的绝对控股股东，通过董事会牢牢掌握公司控制权，进而展开资本运作。（姜波2007）

美国学者在研究控股股东对企业财务管控问题时，认为由于控股股东为追求私人利益，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正逐渐激烈，对企业财务好、管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国也有相应的研究，认为当控股股东持有股份较少时，其主要目标是通过与管理层的合作或者直接产生对决策的影响来增加自己较短期限内的收益，但长期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未必是有利的，但是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30%时，控股股东的目标将和其他中小股东的目标趋于一致即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并且从控股股东性质角度考虑，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财务影响也有着不同。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家族成员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一般采取直接管理，全程监控，适当分权的财务管控模式。

二、控股股东对财务管控的影响举例

民营企业发展史篇（2）

一、引言

与西方国家的民营企业相比，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使得民营企业表现出高度的非正规性。许多企业的产权、所有权结构、公司的管理机制、财务记录、市场准入极不清晰，民营企业的组织成长和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因此而受阻。有些企业规模上了档次，但在管理制度和产权制度及组织设计方面却严重滞后，实际上就是对企业的组织成长缺乏管理。民营企业是否能够完善企业组织成长的管理，以制度带动成长，在成长中变革制度，是民营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成败以及是否能够在21世纪获得成功的重要分界线。有一些学者如葛雷纳等并没有着重去研究中国的民营企业组织成长问题。但他们对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组织成长问题的研究，对民营企业的可持续成长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们的观点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组织成长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葛雷纳组织成长模型出发分析巨人集团的兴衰的原因，以对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发展过程中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二、组织成长模型概述

葛雷纳所提出的组织成长模型中的演进与变革思想，可以为民营企业的成长发展提供很好的指导。在这个模型中，葛雷纳将组织成长分为五个时期：创造期、指挥期、授权期、协调期、合作期。企业组织成长的每个时期又可以分为演进阶段和变革阶段。以家为本的“路径依赖”，企业家才能的差异和对企业的成长意愿，以及高昂的制度变迁成本，限制了民营企业向社会开发产权和企业成长的进程。在这种格局之下，企业选择家族经营模式，使企业维持在葛雷纳成长模型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即创造期和指挥期），是比较明智的。史玉柱在巨人集团的兴衰，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三、巨人集团个案研究

1.巨人集团初创时期兴盛原因分析

葛雷纳组织成长模型指出在创业的初期，企业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更多地依靠创业者的个人创造性和英雄主义。此阶段重点是强调研发，重视市场，第一重要是怎么把新产品迅速销售出去，企业能迅速成长，因此不需要太复杂的管理和战略，透过创业者本人就可以控制整个团队。巨人集团初始涉入项目是计算机行业。当时的外部环境和企业的内部环境都为企业的初始成功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1）外部环境。1993年以前，西方国家禁止向中国出口计算机，所以国内计算机行业竞争小，史玉柱抓住市场机会，开发的M系列产品成为佼佼者，成为巨人集团的核心资源，使巨人集团迈入高速发展阶段。

（2）注重研发。史玉柱初期注重研发，推出的产品符合市场的需求。M系列产品的开发，史玉柱当年开发出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推向市场，销售业绩突破百万大关。而后，成立巨人新技术公司，继而推出M-6401汉卡，实现纯利3500万元。

（3）注重市场，采取有效的促销手段。史玉柱当年开发出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后，利用《计算机世界》先打广告后付款，使其产品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得到消费者青睐。

2.巨人集团失败原因分析

葛雷纳组织成长模型中指出，企业初期成功以后很容易出现领导危机。企业也更需要一个职业化的领导来进行科学的指导和管理控制，所以这个时候要么是创业者成长为职业化的领导，要么他找到一个更职业化的经理人，委派其进行控制。这时比较困难的是，需要我们的创业者自我变革、有足够勇气放弃很多东西。同时他会发现，要继续监控发展这个企业还需要掌握更多的信息并且有必要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但巨人集团在初期成功之后，史玉柱并未意识到领导危机的威胁。他与一般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情况类似，在民营企业迅速崛起的时期，成熟有效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并没有真正融入企业的运作过程之中，同时管理人员的素质也远远没有达到企业发展的要求，家长式管理在企业的管理模式中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巨人集团的决策机制不成熟，没有规范化程序化，也是导致巨人集团失败的一个原因。比如巨人集团在修建巨人大厦时，原计划却被一次又一次的改动。完全是由史玉柱一人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决策，更多是受到个人虚荣心理的影响，完全没有考虑到项目的可行性以及与企业的相关人员，如财务人员，进行沟通。导致其原有的融资方式根本不能满足改动计划之后的需要，资金不能按时到位，导致经营链断裂，影响项目的总进度及公司的发展。

虽然在巨人集团成长过程中，史玉柱也意识到需要适当放权，但又忽略了自主危机的威胁。葛雷纳组织成长模型中的第二个阶段是是集体化阶段。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出现一次振荡，即自立危机。第二个阶段管理的重点是强调经营的效率，组织结构由创业初期的松散结构转变为正规、集权的集中式或职能型结构。指导型风格成为高层管理的普遍特征，控制体系通过建立责任中心和成本中心来实现，管理人员报酬的重点是进行薪金和绩效的挂钩考核。在集团扩张到较大规模后，史玉柱也感到力不从心，考虑适当放权。他将集团下一个涉足生物工程领域的全资子公司――康元公司进行两权分离的改革。在构建康元公司的管理团队之后，史玉柱就完全将公司交给经理人。但是史玉柱忽略了自主危机，没有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约束经理人。虽然，史玉柱给予经理人员的待遇也并不低，但并不愿以股份挽留重要经理人才，担心自己处于手要挟的处境。虽然史玉柱有考虑放权，却没有设置完善的激励机制，导致康元公司经营完全混乱，产品大量积压，财务混乱不堪，加快了集团的衰亡速度。

四、结论与启示

葛雷纳的组织成长模型对于企业的成长发展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1）企业初创时期需要关注市场，注重研发启动的项目要迎合市场的需求。（2）企业发展到第二阶段，重点是强调经营的效率，组织结构由创业初期的松散结构转变为正规、集权的集中式或职能型结构。巨人集团的兴衰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1）民营企业家要看到自身素质的缺陷，不要为五光十色现代传媒与文人的溢美而使头脑丧失清醒。（2）带有东方传统宗法关系色彩的家庭本位观念、家长制管理体制，在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但随着企业日益走向市场化，这种近代观念和体制便会反戕其身，成为扼杀企业生命力的双刃剑。

参考文献：

[1] 郭志文.民营企业组织成长与制度演进的协调性[J]. 经济管理， 2003（7）：61-63.

民营企业发展史篇（3）

针对以上问题，为使全区新老民营企业家“接力棒”交接好，培养出讲政治、懂经营、会管理、善决策、能创新、知感恩的新一代企业家接班人，溧水区工商联精心谋划，深化培训教育，搭建活动平台，全面提升企业家队伍综合素质，引导他们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一是开展红色教育。组织新生代企业家到圣地延安、白马“红色李巷”和大金山庄国防园参观学习，接受理想信念教育，重温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引导他们把革命精神融入企业文化。同时，邀请溧水区委党校专家介绍溧水悠久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培养他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提高他们建设家乡、回报社会的觉悟。

二是健全培训体系。坚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培训原则，通过请专家讲课、请企业家现身说法、到国内外考察学习，学习企业兴衰史、分析国内外大企业发展的成功案例，提升民营企业家的战略眼光，培塑民营企业家群体敢闯敢干、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创业创新精神。

三是优化培训方式。围绕信息时代电子商务、互联网+、私募股权、资本运营、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专题，组织企业家开展高级专题研修班的短期培训。采用拓展训练、小组诊断、导师辅导等方式，大力推广参与性培训。把部分课程安排在市区或者外地典型标杆企业进行现场教学，通过现身说法，加强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特别是针对汤雄、祁小忠、张振、臧亮、杨阿琼等新生代企业家代表提出的企业在人力资源、环保、法律、税收等方面的需求，邀请相关部门主管领导分期分批开展实务培训，为企业排忧解难。

四是落实互访互学。组织新生代企业家到老一辈企业家创办的企业观摩学习，请他们讲创业史、发展史，弘扬“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经历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四万”精神。联合雨花台区、江北新区等兄弟商会，分期组织新生代企业家赴同行企业互访互学，互通信息，共促发展。近期，我们还将组织新生代企业家赴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短期培训，学习制造业央企在党建、企业管理、工业APP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取长补短。

五是建立激励机制。定期表彰经营业绩好、管理能力强、社会贡献大、诚实守信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并加大宣传，提高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对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予以重奖。建议区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优秀人才到经济建设一线创业发展，到民营企业去锻炼，对在企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提拔重用，培养一支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优秀企业家队伍。

民营企业发展史篇（4）

1 民营企业的近代史

透过历史来看,过去一百年来,民营资本的稳定持续发展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年,单个民营企业,特别是比较有规模､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的连续发展历史几乎没有超过十五年｡1927年到1937年曾经是民营资本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出现过一批像荣德生､周学熙等著名的私人企业和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这些企业若不是被后来的战争所阻隔,其中一些一定会成为世界的500强企业｡1949年之后,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逐渐退出经济活动,直到1976年实行改革开放,才逐渐允许私人经商活动,即便如此,开始也仅仅是个体小商小贩,有小商人而无资本家,民营资本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直到1993年颁行了《公司法》之后,私人投资才堂而皇之地成为合法的资本活动,民族资本和民营企业才招幌扯帆､大行其道｡从时间上看,我们今天风头正劲的民营企业,其实正书写着中国民营资本的新历史,不断打破和创造着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新记录｡

2 政企关系概述

政企关系或者说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始终是致使民营资本陷落的布满蒺藜的壕

沟｡从历史上看,国家资本一直在中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对资源分配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情形下,民营资本的趋利本能必然导致它与政府关系中的依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

政商关系说到底是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或管理体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以及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要想理顺这些关系,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上,甚至在最近28年的历史当中,其实都不乏积极和正面的故事可资镜鉴｡

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随时都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在中国民营资本的历史上,1949年前后各有一个成功的典范｡一个是虞洽卿,他主要活跃于统治时期,早年从宁波跑到上海油漆行做学徒,在跑街中学会了做生意,先是做过一阵子洋人买办,当过荷兰银行的总经理,后来自己经营企业,在上海滩的商界声望极高,担任过商会会长,人称阿德叔｡他的成功与其说是公司战略正确､经营得法､管理有效,不如说他是当时商界惟一与独裁者蒋中正有着莫逆之交､甚至帮蒋砥定天下的企业大佬｡蒋出道前因为同乡关系,曾寄居在虞家数月,期间不仅借虞的门路结识了黄金荣､杜月笙等显赫人物,而且与同盟会的浙江同党陈其美等人过从甚密,为后来追随孙中山执掌黄埔军校,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人脉基础｡正是因为虞与蒋有这样一层关系,虞的公司在民国时代一直顺风顺水,即使是抗战时期,他仍垄断着上海和重庆的所有物资运输｡虞最后因病去世,得以善终｡

另一个成功者是荣毅仁｡2005年11月3日国家为荣毅仁举行葬礼,荣的遗体覆盖着中共党旗｡早先荣家在抗战之后,已被战乱和官僚资本倾轧得四分五裂,荣毅仁归国之后不久,共产党就执掌了国家政权｡荣在1956年带头响应共产党号召,将资产捐给政府,共产党感念其诚意,让他做了上海副市长,之后又委任他为纺织部副部长｡他与中共高层领导､和邓小平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之后他又应邓小平之邀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当国家财政资金困难时,他甚至从自己落实政策发回的钱中,拿出两千万借给政府充当中信的创始资本而且不要回报｡他一生都为共产党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钱又出力,个人谨慎处事,生活节俭,低调为人｡结果,党和政府对其报之以李｡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市场秩序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化能力相对低下,这时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统统在民营经济､特别是那些极富雄心的创业领袖一边,他们往往通过“搞掂”一两个掌握重权的领导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体制缺口,截获巨大的资源,形成爆发式增长｡即便东窗事发,也往往能够轻易化解危机,逃过生死劫难｡于是,便滋长了用钱开路､为所欲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然而,最近几年,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完善,政府管理部门不仅体系日益健全,而且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资源､动力､信息､人才和专业化的优势也明显转到政府一边｡因此,以投机和腐蚀干部开路､靠某个人与体制博弈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惟一能够与现有体制长期共存和持续发展的方法,就是以组织对组织,以系统(机制)对系统(机制),以专业对专业,以人才对人才｡换句话说,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形成专业化的､有效的公司管理系统,才能稳健有效地与政府管理部门对接,获取长期发展的市场资源和政府资源｡只有建立规范化管理体系和职业经理人文化,恰好适应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这一积极变化,才能路越走越宽,企业越办越顺｡

3 民营企业的立身选择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所以,作为民营企业,应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相信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民营资本因为国有资本的强势,往往转身求助于外国资本,但结局同样令人沮丧｡一方面,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这些年几乎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在中国直接投向民营资本,特别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风险投资纵横驰骋,点石成金,催生了一大批诸如百度､新浪､盛大､网易､尚德之类的公司和财富新贵,可以说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和高速成长起来的｡

所以,要改变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格局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尽快通过自身资本结构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以战略导向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财务透明度,加强职业经理人的训练和制度性激励,使之具有“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用洋人的办法与洋人共处,是挟洋发展的最好方法,一大批网络公司借风险投资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迅速蹿升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要完成这一步,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也是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对民营资本的发展环境给予必要的保护,不对它们借用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给予政策支持,或者不对外国资本在国内对重要行业的并购行为有所关注和限制,恐怕没等到民营资本学会以正确的姿势奔跑就中途夭折了｡

4 民营企业“原罪”论

跨越历史的河流,创造民营资本的新传奇,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民营企业家要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勇于挑战自我,改造自我,从而突破自我,开创未来｡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得不做:

4.1 从内心深处到企业管理方式都要彻底摆脱“原罪”的禁锢

所谓“原罪”主要指民营企业在获取第一桶金时采取了今天看来不合乎法律政策或道德习惯的行为方式,后来所有的公司业务､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仍然受到最初行为(原罪)的约束｡应当说这对民营资本的创办者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我限制｡当社会舆论和道德指责一再加诸于身的时候,民营企业往往会自馁和放弃,甚至好罐子破摔,一走了之(资本外逃)｡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头是民营企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尽快转变观念,明确战略,完善治理结构,依法经营,守正出奇;另一头是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原罪”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只要政府始终像近日强调的:政府不会主动扩大“原罪”的论争,并且试图有所作为,而是要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安心经营､改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早期的“原罪”问题依照现行法律也会过了追诉期,用不着政府再来宣布是否赦免｡这一代人过去之后,社会舆论就会不断因为“阳光创业者”的成功故事而扭转方向,给民营资本以更广阔的创富空间｡

4.2 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的商人精神

中国民营资本要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新教伦理”,使自己在商业伦理和资本精神方面健康和强大起来,形成自身的道德优势｡中国民营资本长期形成的是一种商人的精神,不是资本家的精神｡商人的精神重在牟取私人家族利益､强调私人关系､建立私交､谋取私利;而资本家的精神实际上是创业者､投资者､资本家､社会资本家,追求一种创新,一种社会财富,现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

4.3 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云天｡”网络和新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机会,使得原本很年轻的中国民营资本能够迅速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不仅创造与欧美高新技术企业几乎完全一样的创富神话,而且能够使这一神话建立在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之上,确保公司和财富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国有资本将会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但只有民营资本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民营企业发展史篇（5）

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有经济，肯定具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基本特征，这是不必为了和气而刻意讳言的事情。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借用广义相对论的话说，就是在不同的“重力场”中，它还要发生“畸变”，即可能生出某些新的性质，因而其历史作用也可能发生变化甚至根本性的变化。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恰如所说，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它“属于旧的世界”，而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它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2卷第66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扶植起来的经济成分。它从一出生，就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存在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没有党和政府的特定政策，就没有民营企业；没有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民营企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就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全社会的人才、资金、资源和市场的支持，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没有党和人民的哺育和教育，就没有而今已然成才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的这种“出身”和成长经历，赋予它以迥然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私营企业的新的性质。这一新的性质，就是天然地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有一种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不少民营企业家拥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热心于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兴办的各种公益事业。例如今年的中国企业家文化年会，就是以纪念诞辰120周年为主题，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是之谓也。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根据生产力受国内外条件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可以说是我们党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对我国生产关系作出的一种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只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变，中国经济、社会的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就没有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没有变，民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为了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形态过渡而准备必要的物质存在条件。

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中都不免要和国际资本打交道。国际资本的本性是无限扩张。而今日的国际资本，则将这种扩张推到了危及全人类的极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在《目标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目前全球共有4万多家跨国公司，其中1300家构成全球经济的核心，而其核心的核心则是被称为全球卡特尔联盟的150家大公司，例如洛克菲勒家族、乔治・布什家族、杜邦家族、比尔・盖茨家族等等。这些国际资本的寡头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如草芥或粪土，它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实力，不但要控制全球的市场，而且要控制全球的一切，包括粮食、人口和环境。就其专制、独裁的广度、深度来说，恐怕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君主都难以望其项背。在中国，除少数靠出卖国家利益获利的买办企业之外，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民族企业，都正在面临它们的严重威胁。只要你有了一点儿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要你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了几分活力，它们就会伙同其控制的政府，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在这方面，华为、通领、TCL、尚德、英利、天合、三一重工等优秀民营企业的感受也许会更加深刻。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既然国际资本是最主要的挑战对手，民营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站在国有企业一边，站在社会主义祖国一边。

不同于西方民营企业的新质，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功能及其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我们肯定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组成部分的根本依据。

民营企业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有些经济学家好为人师。他们经常“教导”民营企业说，社会主义不好，如果经济上实行彻底的私有化，政治上建立起资产阶级当家的“民主”，你们不就如鱼得水，可以高枕无忧了么？乍听起来，这话似乎美妙得可以令人陶醉，遗憾的是说得太晚。倘若说在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一句实话；倘若说在1840年以后，大抵就是一句空话；倘若说在今天，就是一句包藏祸心的谎话。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走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其《全球分裂》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一个局部到整体的形成过程。国际资本首先占领美洲地区和非洲外缘地区，继而征服非洲内陆和亚洲的印度等国。但是，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还不能算是完整的，因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还在其“王土”之外。1840年6月的鸦片战争，则导致国际资本对于中国的征服。而对中国的征服，则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合龙”为完整的世界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国际资本居于中心位置，而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主宰与从属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刀俎与鱼肉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标志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的阶段。

在这个体系形成之前，假如中国的民族资本能够获得足够的时间和动力，则可能由萌芽而不断发展壮大，直到建立起一个独立完整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正如俗话所说：“过了这个村，就再也没有这个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使得中国完全失去了这样的历史机遇。

曾经深刻指出：“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同上，第679页）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先生以其毕生精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道路选择、制度安排的一致性，使得他一度幻想得到国际资本的支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当时正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并未直接回国，而是特意取道欧洲，去寻求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结果是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及至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起中华民国以后，又多次致电欧美各国恳请外交承认，但是同样均遭拒绝。相反，国际资本却看中了反对民主、醉心复辟帝制的袁世凯。1912年，袁世凯刚一窃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各国公使便纷纷登门道贺。袁府门前，一时间车骑雍容，煞是热闹！那么，国际资本为什么会在价值取向上抛弃同类而青睐异类呢？就是因为袁世凯的帝制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而孙中山的却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哪里有什么“普世价值”呢？国际资本的所欲所求，第一是实惠，第二是实惠，第三还是实惠。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就是国际资本的逻辑。不惟政治领域如此，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张謇是惟一一位由状元“下海”的企业家，中国纺织业的重要奠基者。1953年，曾说：“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从1896年起，张謇在家乡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等几十个近代企业，一时间如火如荼，竟使得南通这个偏僻落后的小城一跃而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然而，在国际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打压下，不到30年的光景，大生各厂便纷纷倒闭。垂暮之年，回首往事，张謇不禁对天长叹：“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穆藕初则是留美硕士，最早翻译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法》，被今人称为中国第一个经商的“海归派”。他所创办的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也曾一度兴旺发达。1939年和1940年，曾两次提到要发挥穆藕初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作用。1943年，穆藕初逝世，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送去挽联，称其为“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中，独留清白，堪作楷模。”尽管穆藕初的个人才质如此优秀，在国际资本支配中国经济的时代，他所兴办的实业也难逃失败的命运。痛定思痛，他曾大声疾呼：“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按：指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势力），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有些事情就是如此奇巧。这位曾出任过国民政府工商部次长、明确主张的企业家，对于中国国情得出的认识竟然与中国共产党相差无几！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3个煤矿的经营情况。一个是山西阳曲保晋公司，系民族资本；一个是山东枣庄中兴公司，系官僚资本；另一个是河北唐山开滦公司，系国际资本。每生产1吨煤，阳曲保晋的成本为2.021元，税捐为1.731元，占成本的86%；枣庄中兴的成本为2.025元，税捐为0.2元，占成本的10%；唐山开滦的成本为1.5元，税捐为0.2675元，占成本的18%。悬殊的税捐，正是国际资本和官僚资本挤压民族资本的重要手段。在这样一种极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民族企业哪里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

有人或许要问：照你这么说，国际资本是不允许第三世界沾资本主义的边啦？当然允许，不过必须是依附式的资本主义，打工仔式的资本主义，任国际资本呼奴使婢、随意宰割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其实不能叫资本主义，而应当叫作国际资本的附庸。近年来，有些经济学家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兜售新自由主义，并且跨学科地鼓吹“改革”，绝不是要给民营企业的发展铺路架桥、保驾护航，而是要让中国沦为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西方附庸，从而为国际资本挤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独占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谓予不信，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他们的蛛丝马迹，从中不难发现他们与国际资本或明或暗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他们的图谋得逞，民营企业的命运将比当年张謇、穆藕初的企业更加悲惨。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近30多年来民营企业发展的经验，近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惨痛记忆和20世纪“拉美陷阱”、“悲剧”的前车之鉴，所有这一切，都在明确指示我们：国际资本的俱乐部进不去，独立的资本主义搞不成，依附式的资本主义要不得，剩下的就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条路可走。

如果我们将新旧中国作一对比，便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好处。旧中国的统治者之所以害怕西方列强，抵挡不住国际资本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侵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失去了民心，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处于极端虚弱、极端孤立的地位。国人的大多数已经得罪得几近精光，又哪里再敢去得罪洋人呢？新中国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国家，因而获得了最为广泛、最为深厚的社会基础。“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这样一个人民是主、人民做主、人民拥护的政权，是任何外部势力都奈何不得的。如果国际资本胆敢以政府的名义欺负中国的民营企业，我们的政府完全可以对这种欺负实行有效的反欺负，而根本没必要害怕什么。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盘散沙。小农生产方式落后，民族工业力羸气弱，官僚买办资本吃里爬外，几种经济成分叠加，不但总体软弱，而且根本形不成任何合力，这就是旧中国经济敌不过国际资本的软肋。目前，中国虽然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它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能力，都在基本面上消解着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从而能够有效调动和聚集经济资源，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同心同德办大事。这是国际资本过去没有将来也必然没有的巨大优势。正是凭借这种优势，我们帮助香港在20世纪平安渡过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凭借这种优势，我们将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消极影响降到了最低程度；正是凭借这种优势，我们创造了汶川、玉树抗震救灾的世界奇迹！完全可以肯定，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应对得法，完全可以凭借高度的国家动员力和经济凝聚力，在国际市场中帮助民营企业战胜来自各方国际资本的挤压和挑战。归根到底一句话，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就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坚实保障和强大后盾。

民营企业应当自觉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营企业与全社会的关系，是小河与大河的关系、毛与皮的关系。大河干涸，小河岂能独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觉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为祖国、人民所必需，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是要在企业内部努力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民营企业尽管是私营企业，尽管要遵从资本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要多少有些社会主义的表现。比如在企业管理上，应当对工人多一些尊重、多一些关爱、多一些对他们自身发展的长远设计和安排。马克思说，资本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的民营企业绝不能做那等粗鄙、野蛮的事情。浙江有一个民营企业，叫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建筑企业。早在10年前，这家公司对于工人的各种待遇就走在同行业的前头。比如，工人的中、晚自助餐不得少于10种菜（荤菜不得少于5种），工人家庭有困难给予特别救助，工地的活动板房必须防火且装有空调，工人晾晒衣服的场所必须上有顶棚下有渗水砖，每位工人都要根据工种或特长进行有计划的技术培训……企业尊重、关爱工人，工人也热爱、维护企业。工人一旦进了中天，便绝少“跳槽”，更多的是与公司签订终身合同，也就是将中天当成了自己的家。民营企业都应当像中天那样，尊重工人的主体地位和基本权益。

时下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俗语，叫作“土豪”。意思是有些老板由于素质低下，而以一掷千金、挥霍无度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这是一种令人失望的现象。举凡为富不仁、为富不诚、为富不端、为富无行之类，都是干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负能量。很明显，“土豪”之豪来源于初次分配的悬殊。有一个企业的老板，年薪一直高得惊人，最高纪录曾达6600万元，大约相当于同年北京一个保洁工年薪的7000倍。也就是说，1个保洁工从黄帝时期干起都不行，要从河姆渡氏族公社时期干起，才能与这个老板1年的收入持平！这个案例从反面提醒我们，在初次分配中必须把公平落到实处。老板的薪金当然可以比工人多拿一些，但是多到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便远远越过了公平的底线。这样的初次分配，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不是光荣而是耻辱。7年前，我曾问过中天的董事长楼永良：你的企业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他的回答非常简约：“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应当说，这是悟得经营真谛的智者之言。初次分配悬殊，一则直接消解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低下；二则导致内需贫乏，直接阻碍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总之，初次分配的公平度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绝对不可以等闲视之。

二是要自觉尊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依据，而国有企业则是公有制经济的核心。尊重国有企业，就是尊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否认，在市场竞争中，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矛盾，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矛盾。正是利用这种矛盾，有些经济学家捭阖其间，吵嚷着要“国退民进”。问题在于，国退就能民进么？在西强我弱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国退的结果绝不是民进，而是国际资本的跟进。国际资本一旦由“进”而“大”，占据主导、支配的地位，民营企业就失去了保护伞或防火墙。我们怎能上这样的当呢？挖国有企业的墙脚，就是自毁大厦；挤压国有企业的空间，就是自断生机。对此，民营企业的认识一定要清醒。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如今的国有企业，除少数处于关键领域的以外，大多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与民营企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联系，企业在利益上的一致性日趋显著，这是扩大合作、减少内耗的基础性条件。说到底，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矛盾，是自家的矛盾、兄弟之间的矛盾。即使是这样的矛盾，也不值得鼓励，而必须进行有效的化解。民营企业要从维护国家安全、保卫国家经济命脉的高度，尊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使国有企业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则应帮助民营企业实现制度升级、增强创新能力、改善发展环境，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时，更要及时地出以援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处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矛盾的底线。

三是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勇于担当是中国商人的一个好传统。早在公元前627年，就有郑国商人弦高用4张牛皮和12头牛计退秦军，使自己的国家免遭侵略的故事。须知在春秋时期，4张牛皮和12头牛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近代著名侨商陈嘉庚一生追求进步，慷慨赞助旧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设事业，堪称爱国企业家的光辉典范。在今天，民营企业家更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重，积极用企业的经营成果回报祖国和人民，甚至在国家民族需要的关键时刻勇于奉献和牺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表现出社会主义国家民营企业的美德，才能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方面，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是一个榜样。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卢志强认为，民营企业既是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又是回报人民的社会实体。财富的积累过程，也是社会责任不断加大的过程。从根本意义上看，“民营企业也是天下之公器”。这是一位民营企业家的大觉大悟，这是超越资本束缚而进入的一种高蹈轻扬的境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高度，在汶川抗震救灾中，他的企业、他的员工以及他个人，共捐出人民币2.285亿元，位居全国民营企业捐献之首。

民营企业发展史篇（6）

其实,民也好,国也好,有进有退纯属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时退时进不足为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趋势已经能够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回潮的潜在趋势,有可能成为经济衰退内在因素,如果不引起高度的重视,任其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蚕食来之不易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仅经济发展会遭受严重的损失,而且可能引发严重的非经济后果。

面对今日的经济繁荣,千万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教训。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

可曾记得,在那个令中国人痛心的年代里,中国的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我们不能忘记缺衣少食,饥饱劳碌,每逢过年过节每人才能吃上半斤花生二两瓜子的日子,中国人活得好累好苦啊!那个让中国人伤心落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中国人一改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扬眉吐气的中国人远渡重洋,周游列国,大把大把地花钱,“中国人,有钱!”。今天的中国,高楼林立,市场繁荣,应有尽有,玲琅满目,提起“每逢过年过节每人才能吃上半斤花生二两瓜子”的日子,不禁哑然失笑。

可曾记得,当年中关村就是一个落后的农村小镇,寥寥无几的餐馆、理发店、照相馆、包子铺围着一个清静高雅而又寂寞萧条的中国科学院。今天有目共睹,中关村是何等的火爆,一个农村小镇转眼间变成繁华的技术贸易大都市、世界创新中心。

中关村崛起的关键所在

中关村何以如此火爆?

中关村发展和再发展的关键在哪里?

一个不容否定的铁的历史事实是:自从1980年10月23日诞生了民营科技之后中关村才开始沸腾,一个强大的势不可挡的群体在中关村的发展史上扮演着历史的主角,那就是民营高科技企业群!

有目共睹中关村2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中关村的高速发展和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和争论。最有市场的一种说法是因为中关村是科技成就硕果累累,科技人才荟萃带来了今天的科技产业的繁荣。但只要提出一个十分简单而显而易见的问题就能证实,这并不是中关村巨变的直接和真正的原因:中国历代领导人和广大的科技人士为建设中关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关村科研院所大量集中,人才汇聚的格局早已形成。据不完全调查统计70年代就已有几十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集中在中关村,具有高级职称的固定的科技人才并不亚于今天,但是直到80年代初,中关村仍然是一个高雅的科学金字塔矗立在农村小镇里。大墙内是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大墙外面仍是鸡鸣犬吠,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一条街只是摊贩成群,人声嘈杂的小市井。中关村何以沉默了30年?

认真思考的结论就是:以民办民营科技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浪潮冲破了体制阻隔,诱发了一场经济体制改革,使科学技术转化找到了渠道和载体,转化为巨大的实际的第一生产力,给中关村带来了繁荣。

我们还可以断言: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民营科技企业仍然是中关村建设的主体和灵魂,是发展首都经济的战略主体。他们仍然是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民营科技具有极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涵。

同样,我们真的应当认真地反思,是什么原因改变了中国?是什么力量竟然把一个十几亿人的泱泱大国转眼间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挽救出来,神奇般地走进了眼花缭乱的繁华世界。是什么使中关村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民营经济在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将会充当什么角色?

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小儿科的问题,其实,它却包含了极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哲学、社会的高深学问。知道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过去,才能想清楚到底是什么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一个不容否定的铁的历史事实是: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千万个民营企业投入改革浪潮,没有一个强大的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没有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没有今天经济的繁荣。

民营企业家是勇敢的下海族,作为改革大潮的弄潮儿,冒着生死不卜、家破人亡的巨大风险拼搏在市场经济最前沿。想一想,谁是冲出计划经济的泥潭和阴影的先遣队、铺路石、牺牲品?是一群先知先觉,敢于改革、勇于开拓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投身改革、下海创业换来今天的经济繁荣。你可能看到王文京、柳传志、冯军等等一批发达的成功的企业家,你可曾知道有多少人默默地淹没在茫茫商海里。

民营经济再探讨

民营经济到底对中国做了什么本质性的贡献?

民营经济所起的什么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绝不仅仅是多了无数的摊点、村村点火、镇镇冒烟,建立了烽烟四起无数的民间作坊,市场火了,税收猛增了。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皮毛,而非核心。民营企业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是: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支持下冲破了中国的传统的经济体制,创造了全新的企业运营机制,改变了中国经济领域的利益格局,在这一强大的改革潮流冲击下,计划经济的大厦轰然倒塌,才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新生。

虽然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是,一个最核心的本质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就是:民营经济的本质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嫡系?民营经济理论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否共融?民营经济与国家机器是否利益共存?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国家值得信任的可以依靠的亲生儿子,能否成为国家的主人?民营经济是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流经济的组成部分?政府能否把民营企业像对国有企业一样当作自己人而“不设防”?

以我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结论是:从政治上、理论上、意识形态上,这些问题没有从根本得到解决。在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和党政干部的内心,民营企业只是中国经济的权宜之计,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国走出困境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民营经济的最终的大发展,必然滋生政治要求,有可能危及共产党的政权。

这种内在的担忧,使得每每关键的时刻受伤害的总是民营企业,这可能是中国民营企业频频出现悲哀局面的内在基因。

“国进民退”堪人忧

2010年刚刚开局,“国进民退”搅动了中国的经济格局,不管怎么利用“数据”一再地否认存在这一现象,国进民退都已然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十分担忧的问题。

各界人士之所以对“国进民退”感到担忧,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全部被国企占据,集中度日益增加,自然引发了“国进民退”的热门话题。

最近,土地市场国企称霸,民营企业几乎被迫退出土地市场,去年下半年以后产生的地王几乎都是被国企或国企背景的房企拿下,业内惊呼房地产行业“国进民退”趋势明显。

2010年,这种趋势愈演愈烈。

全国人大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一天就出现两个“地王”,无一例外被国企拿下,让世人惊讶的是平均楼面地价为每平方米达到2.8万元,竟然高于周边的建成房的价格。世人作何感想?

国企出手如此大方,巨大的资本从何来?何以能“挥金如土”,将会对经济发展格局发生怎样的影响?

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时候,国家斥巨资投向企业救市场,4万亿巨资流向国企,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仍然十分狭窄,相对之下打破了经营资本的平衡点。

企业就是企业,国家就是国家,国家与市场有着不同范畴的使命,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就会打乱市场本身的固有规律,致使社会利益格局和经济体制混乱,使经济畸形发展,最终的结局就是经济遭到破坏。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让经济表现为暂时的表面繁荣,但是利益格局和市场规律的失衡就会给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隐患。

让人们担忧的还有可能由此引发严重的非经济后果。让高度集中的权力掌控甚至任意支配的社会财富资源,尤其在监督缺位的情况下,使权力毫无顾忌地扩张,肆意使用最有效的社会财富的使用权、分配权、处置权,使多年来经过艰苦努力才取得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果遭到破坏,同时导致经济上甚至政治上的腐败。

重新审视“国”与“民”

我们要反思一下,所谓的国有企业,到底它的优势,它的价值在哪儿?在经济发展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长期以来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国有的资产就是对于全民都有价值的,国有企业就是国家的财政支柱,而非国有的民营企业是个人行为。古今中外,国企并不一定能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支柱,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的迅速增加,主要原因是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起上,造成了千军万马的企业群体,使税收剧增。改革开放这些年,尤其是过去十多年间,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做出的贡献可能远远大于国有企业。所以应当正确地理解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这种地位和价值。

如果不能消除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我们损失的是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进而损害的是全体人民的福祉。国进民退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垄断局面,破坏社会利益格局的平衡,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国进民退的影响还可能是国企利用市场经济的方式重新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比过去的计划体制对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形成更高程度的控制和垄断。

中国经济的发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继续需要民营经济,为什么不能削弱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发展史篇（7）

摘 要：民营企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需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本文在分析了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结构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不足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意见。 论文关键词：民营企业 人力资源 绩效评估 序言 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起步较晚，但通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绩，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我国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优化所有制结构、解决就业问题、稳定社会的主要力量。实践表明，哪里的民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大，那里的综合经济实力就强，人民生活水平就高。20年的发展，使我国民营企业已有了一定的积累和规模，有相当一批企业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朝着现代企业的规模化、集团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2 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核心是信息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而人是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的载体，生产和传播知识的人力资源将取代资木成为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谁拥有最优秀的人力资源谁就能在激励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必然要求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源的价值。因此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获得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势，必须顺应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利用自身的优势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一、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特征 改革开放后，我国民营企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绩，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我国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优化所有制结构、解决就业问题、稳定社会的主要力量。由于民营企业自身的特点和企业改制的客观条件，我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有如下特点： （一）人员年龄结构年轻化 我国民营企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历史都不长，因此这些企业中员工的年龄都不大。这种人力结构的最大优势是企业没有历史负担，不存在后顾之忧。人员的年轻化使得企业富有朝气，思维开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常常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闯出一条新路，所以这类企业在创业初期往往发展较快。但人员过于年轻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如经验不足、缺乏冷静，只习惯顺风扯帆、不善于逆水行舟等等。 （二）人员学历结构二元化 一方面民营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日渐苛刻，尤其是在某些高科技民营企业，大学生和研究生占有绝大比例。这样一个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公司的发展带来强大动力，是企业宝贵的智力资源和无形财富。另一方面，大部分民营企业，特别是传统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如采掘、制造、服装、餐饮、修理、服务等行业，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人员素质要求也偏低，民营企业大量雇用外来廉价民工，企业员工大多是初中以下学历。这样的企业在人力资源结构上存在很大的缺陷，缺乏持续发展的后劲和产业升级转型能力。 （三）人员流动性大 我国民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相当灵活，因需而设，不会为了安插某些特殊人员而设置福利性岗位。用人机制是典型的双向选择，来去自由。正因为有用人上的自主权，所以民营企业人才的流动性相当大，可以不断吐故纳新。这种精细而又务实的做法虽然给企业带来了活力，

民营企业发展史篇（8）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74-02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新疆区域经济尤其是天山北坡经济带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力度不断加大，使新疆民营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新疆经济的半壁江山。本文将在对作为新疆民营企业中的维吾尔族企业发展历史、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一些思路和对策。

一、维吾尔族企业发展历史

19世纪初，在新疆的一部分人为了创业，他们面向世界，首先选择了向外扩展，在俄罗斯、墨西哥、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大规模的企业。同时他们又在短时间内把自己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土耳其、德国、芬兰、阿拉伯半岛等国家。其次在内地的成都、天津、杭州、兰州等地区同样建立了大规模的经营店铺。当时木沙·阿吉木、巴哈五遁·木沙巴玉甫等企业家就是首次进入世界贸易市场的维吾尔族企业家。

1895年木沙巴玉甫家族在伊犁建立了木沙巴玉甫兄弟企业，以前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阿勒泰、塔城、和田、库车、巴楚、郫县、玛纳斯等地区建立的经营店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很多分公司，他们把自己的经营规模扩展到新疆各个地区的乡镇和偏远山区。木沙巴玉甫家族企业的主要交易品是棉花、毛绒及牛、羊、马等动物的肠子，马尾、山羊、皮革、大布、席子、铁货、陶器还有丝绸、地毯、布料、茶干果、各种草药等100种产品，除此之外卖各种生活日用品。

木沙·阿吉木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儿子玉山和巴哈吾吨继承了父亲的企业，由于新疆地处亚洲腹地，祖国西北边陲，历史上是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远的省区，人烟稀少，交通极为不便，由于历史原因，新疆工业发展缓慢，设备陈旧，产品档次低，很难在市场上形成竞争力，兄弟俩决定为了更好的发展家族的企业把内外贸易结合到一起经营。他们把新疆的特色产品和内地的一些布料、茶和中草药等83种产品带到中亚和欧洲国家，同时在国外一边经营一边学习掌握有关亚欧等国家的工业、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由于新疆地处内陆，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外界各个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很难普及广大百姓和农牧民群众，普遍存在着小富即满思想，缺乏大发展意识，玉山和巴哈吾吨兄弟俩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他们回国以后在国外所掌握的全部知识跟新疆的实际情况结合到一起更广泛地扩展了自己的经营范围，他们从德国等欧洲国家引进了富于创新精神的企业管理人才、项目、技术、资金。

1910—1915年期间是木沙巴玉甫家族企业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这期间木沙巴玉甫家族企业引进了国外的新技术、设备，企业职工素质也逐步得到了提高，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也不断增强，使企业的更进一步发展有了很大的希望，兄弟俩为了更好地发展他们家族的皮革行业，在伊犁重新建立了人才、资本、管理等有效结合的伊犁皮革厂，他们生产的产品有皮鞋、靴子等40多种皮革产品，他们的产品不仅在新疆有名，而且推销至中亚等世界市场。

伊犁皮革厂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在全亚洲制造皮革产品方面最先进、可靠的企业。在短暂的几年内木沙巴玉甫家族企业的循环资本超过了十亿，成了不仅是在新疆，也是全亚洲的百万富翁之一。

木沙巴玉甫家族企业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巩固了现有的市场，努力开拓大规模的新市场，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中建立了适应对外开放格局的对外经济贸易体系，跟国外的企业建立了进出易，他们从国外进口的产品数量就达到60多种，他们对国外出口的产品已达到了83种，他们主张和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增加多种花色。

19世纪初，新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较落后，市场体系发育不全，因此木沙巴玉甫家族企业坚持多业并举，发挥优势，面向世界市场的规则，他们开辟的蜡烛、纽扣、地毯、工匠、肥皂、陶器等手工业的数量达到了几十种。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重要的主体，是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新疆少数民族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企业发展越来越密切联系着高素质人才的现实条件下，民营企业原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已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木沙巴玉甫家族企业发展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他们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几所培养工人技术学校和专门为妇女们建立的妇女学校等教育场所。

木沙巴玉甫家族企业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所建立的技术学校，从德国等国家邀请了几个高素质的教师，来给他们的学生授课，他们所教授的学生都是来自于天山南北贫困地区的农民们的子女。技术学校所培养的学生数量总共达到580多个人。木沙巴玉甫家族建立的另一所专门为妇女们而开的学校又称“妇女技术学校”。妇女技术学校教授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裁缝、织毛衣、织手套、十字绣等课程，这所学校所培训的妇女总共数量达到300多名。

木沙巴玉甫家族所建立的技术学校从1912年持续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毕业于这些技术学校的学生总量达到了几千人以上，毕业于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成了在管理、会计、机械等方面的人才，在企业管理方面成了重要人物。木沙巴玉甫家族为我们的新时代教育、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新疆维吾尔族企业发展的现状

新疆直接或间接参与进出口贸易的民营企业不多，总计约40家，而绝大多数是中小型规模的民营企业，此外，维吾尔族企业发展中存在着融资渠道和环境较差，绝大多数维吾尔族企业仍然属于家族式管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也有待提高，再加上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没能充分利用资源，种类较少，缺乏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品牌产品，制约了新疆维吾尔族企业等大部分民营企业的更进一步发展。

三、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新疆属于资源开发主导型地区，其经济开发、开放具有资源型省区的基本特征，但是新疆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现实。

1.新疆与发展速度较快的内地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愈拉愈大。2006年同2000年相比，五年间新疆工农业总产值上涨了117.8%，但内地沿海省份上升得更快。

2.新疆南北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工业布局主要偏集在天山北麓的铁路沿线一带，2006年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和克拉玛依一线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22.06%，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仅占这一线的20%，而工业总产值占到全区的62.6%，南疆五个地州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46.68%，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据这一区域人口的82%，而工业总产值却只有全区的15.92%，因而人均收入亦不平衡。

3.新疆社会发育程度与全国水平进一步拉大。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中平均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1%，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大学文化程度只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10.2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个百分点，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中科技人员比全国水平低32%，新疆文艺、体育事业出现衰退的征兆。

四、新疆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融资渠道不畅，资金短缺，是维吾尔族企业等民营企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

2.在新疆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内部存在着管理方面的不规范性。

3.大部分民营企业存在着规模小、产品档次低、经济效益不佳等问题。

4.新疆各个经济地区和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

5.观念的落后，导致了在新疆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发展的滞后。

五、民营企业发展对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已成为新疆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增长点，民营经济对新疆区域经济和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

2.民营企业已成为解决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大量的劳动力和城乡新增就业人口就业的主渠道，成为建设稳定社会的重要经济支柱。

3.民营企业已成为兼并、收购国有亏损企业、促进国有中小型企业深化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4.民营企业发展已成为在新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力军，在第三产业中占有重要位置，已成为服务业、餐饮业等多种行业的主体。

5.民营企业以自身灵活、高效的体制为该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参照系。

六、加强民营企业发展应采取的对策

1.积极推进科技跨越式发展的进步，提高企业的整体性素质。

2.提高企业研究开发能力，不断提高产品技术含量。

3.注重培养人才资源的开发。

4.积极开展营销方式的创新。

七、结论

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跨越式发展特别是扩大城乡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针对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新疆民营企业发展的对策：1）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模式，减少家族式管理模式的重大影响。中国民营企业的制度转换、管理模式的更替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素质和人格的提升和完善。2）正视挑战，实现政府管理体制在各个方面真正转变。3）健全法律制度。4）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企业素质。5）依靠科技进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南存辉.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J].政策与管理，2002，（2）.

[2]林晓.中小企业对外贸易改革和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J].商业经济文荟，2000，（5）.

民营企业发展史篇（9）

我国品牌传承商业文化具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品牌企业的价值依赖于天然的地缘和人和优势，具有民族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双向指代作用。伴随时代的变迁，在以创新营销为特色的新消费经济时代，部分企业积极适应时展要求，创新产品生产手段，改革营销方式方法，努力以现代管理理念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逐渐发展壮大。然而，也有部分历史悠久的企业由于不能跟上时代步伐而不可避免的面临着破产兼并的命运。如何在新消费经济时代振兴和传承传统文化企业的营销效益是企业管理者和文化传播者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我国民族精神文化和本土经济自信心得以延续的重要支柱性议题之一。

“品牌传承”商业模式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和行业分布

“品牌传承”商业模式蕴含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历史底蕴，创建时间通常超过五十年。在我国，品牌传承企业自近代以来经历了几次比较重大的变革，商业品牌也经历了若干次分化发展阶段，一些企业受益于政府支持而发展平稳，另一些则不适宜时展潮流走向灭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以后，新经济形势在为传统民族企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引入竞争机制而致使部分企业在改革大潮中进一步被市场淘汰。

在不断经历变革和改造重组的过程中，传承性商业品牌的行业分布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特点（见表1），行业遍及餐饮、医药、食品、零售、烟酒和服装等。根据中国品牌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品牌企业约有17000余家。自1990年以来，具备国家商业主管部门认证资格的品牌传承企业数量仅存不足十分之一，且行业较为集中，部分行业如金融、物流等民族品牌已经绝迹。

“品牌传承”商业品牌在新消费经济时代的营销困局

我国传承性商业品牌一般以手工业作为主业生产模式，行业覆盖面涉及食品、餐饮、酒类、制药、茶业等部门，自身的生命周期特性也独具特色（见图1），比如北京全聚德烤鸭、同仁堂制药、西安孙家羊肉泡馍等品牌。传承品牌商业模式在新消费经济时代的营销困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的“口碑式”市场营销宣传模式落后

我国民族品牌企业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部分由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之前较长时期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环境使得这些企业很快暴露出不适应市场竞争、难融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民族传承性品牌企业信奉产品优势，寄希望于多年积累下来的信誉和顾客满意度作为发展基础，应对新媒体宣传推广较为消极。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下，企业的品牌形象老化，对于青少年和中青年的吸引率降低，并且最终导致企业产品的消费结构断层。

（二） 品牌的产品价值缺乏进一步提升

我国的品牌传承企业大多采用单一化发展模式，产品开发缺乏多元化思维，包装缺乏现代感和传统特色，对于消费者吸引力较低，而新时代的消费者恰恰在产品选择、包装、品味、质量等方面的鉴赏力都有了一定的提升，企业固定化的产品形象会造成消费者审视疲劳。曾经有消费者这样评价“王麻子”剪刀：“小时候，王麻子剪刀就是那个样子，这么多年过去，新品牌剪刀不但样式不断创新，功能也在不断扩展，王麻子剪刀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产品耐用，却不再吸引人购买了”，这说明民族品牌继续维持传统的单一产品价值营销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日益提升的消费需求标准。

（三）品牌传承企业形象的树立缺乏新意使服务水平有所下降

多数品牌传承企业的店面形象维护还停留在牌匾阶段，内部形象缺乏特色，与百年老店的人文和历史底蕴不相匹配，时代感和品牌信息得不到体现，直接影响营销效益。部分品牌传承企业还存在服务水平差的问题，原因在于在新经济环境下对于消费者关系的认知程度不强，企业员工“以顾客为导向”的营销思想始终得不到确立。由于不采取激励机制和盈亏自负制度，一些企业已经越来越不能在产品和服务上与消费者产生共鸣，体现在省市一级的品牌上，就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力得不到保持。“质量第一、信誉至上”对于品牌的市场扩张甚至成为制约因素。

（四）传承性商业品牌的人力资源管理不具备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学特征

传承性商业品牌的人力资源疏于管理，不具备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特征，制约管理人才价值的挖掘。民族传统企业在人力资源统筹和培训管理方面的单一产品导向型发展模式决定了对于人力资源的系统建设，人力管理仅仅停留在教育和领导层次，缺乏对于一线员工的岗位培训。此外，企业的人才招聘过程欠缺科学性，通常新人的引进只是依靠管理者的主观情绪，与规范式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差距较大，这在造成企业管理随意性较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使得员工流动性过大，高素质人才得不到引进，体现在企业利润方面就是留存利润低、利润结构单一、人力资本支出紊乱、技术效益获取力低下。

（五）不科学的经营模式影响品牌传承企业的市场开发

品牌传承企业以分散经营为主的经营模式不科学，产品地域性观念过重，影响市场开发。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品牌传承企业对于分店和总店之间的共性管理差异上，消费者对于品牌认知存在偏颇，各家分店虽然以同一品牌作为经营依靠，但是内部依然是“杂货店”式的管理方式，经营缺乏规范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分店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企业整体形象得不到确立。此外，品牌传承企业的地域色彩过于浓厚，在进行特色化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企业的外延机会丢失，在经济全球化和企业跨区域经营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单一的地域化经营实际上束缚住了品牌传承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新形势下的“品牌传承”企业营销效益提升策略

民族传承品牌的建立来之不易，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信誉较高的产品质量是企业身份与市场地位的象征，品牌传承企业一定要认识到先人创业的艰难和树立品牌需要付出的巨大心血，在建设产品层级、构建科学管理、打造品牌传承CIAS、树立国际营销观念以及创新经营体制方面投入精力，破解民族传统品牌在新时代的发展局限，具体来说：

建设传统品牌的五级产品层，提升品牌扩展范围。企业要针对目前的消费者市场进行重新定位，在媒体经济时代以“货好还靠勤吆喝”理念替代“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经营思想，建“五级产品层”（见图2）。通过五级产品层建设，品牌传承企业借助媒体和策划营销活动来扩大产品受众，获取新消费环境下的交互快捷优势和全球性优势，这样就可以在需求结构上对产品营销进行突破，打破单一利润来源，获取长期的多样化利益渠道。

加强品牌产品管理，积极处理新产品和旧产品之间的互容关系。企业的应变能力提升靠不断创新产品，品牌发展的根基在于客观分析市场需求，分辨产品生命周期，更新产品内在质量与外在形象。对于市场需求萎靡的产品，企业要及时采取转移生产措施；对于已经丧失市场份额、缺乏继续开发必要的产品，企业必须勇于停止生产。在新产品开发方面，要以科学为指引，通过建设集构思、筛选、分析研究、试制、试销、投产和后续开发于一体的开发程序来将市场营销维持在产品适宜、价格合适、地点得当、销售合理的多维空间内。

建设基于企业形象鉴别系统CIAS（Corporate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System）的品牌形象维护机制，确立品牌营销真实性，维护企业商誉。商标占据企业很大比例的无形资产价值，并且在营销过程中对于消费者往往具有决定作用。消费者更倾向于高商誉企业的产品，以此获得产品质量和服务方面的心理安慰。对于企业而言，要从长期经营活动中总结和建立符合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符合消费者群体需求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减少企业非系统风险的发生概率，获取长远营销价值。此外，店铺外观、内部装修、人力资源培训以及商标二维码建设等都是品牌维护的表现。

树立跨区域、跨国界的国际化营销理念，突破传承性品牌的销售地域限制。企业要认清形势，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地域限制，尽可能的向外部渗透产品市场，树立企业发展的“大市场”观念。在国外，欧美市场传统品牌早在上世纪中期就开始了跨国化发展，宣扬本土文化，获取海外利润。以美国为例，“可口可乐”、“麦当劳”和“万宝路”等产品的海外拓展要远远早于其他高精尖科技产品。对于我国，一些品牌的发展又要早于同时期的国际品牌。因此，企业必须要克服既得心态，树立国际化视野，向海外拓展市场份额，积极迎合新消费经济时代的国内外多元化消费需求。

完善品牌传承特许连锁经营制，争取政府层面的扶植和支持政策。中华传承品牌应在现有格局下寻求明确的连锁经营质量标准，落实加盟服务规范，统一企业标识和建筑用具风格，定期或不定期的对连锁经营方进行产品督导和质量抽查。同时，在政府支持方面，品牌传承企业要依靠历史品牌价值和民族商业文化精神来争取政府支持，配合搭建政府和企业沟通平台，严格政府督导标准，将企业发展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以及经济制度改革的发展结合起来，为“老品牌”能够“历久弥新、老当益壮”而积极筹备力量。

结论

相对于现代化企业，民族传统企业具有特殊的人文历史遗产和商业精神宣扬作用。企业得以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壮大的关键在于产品营销的效益和占取市场的份额，在产品多元化、消费网络化、品牌忠诚度不稳定和价值营销占据主流的新消费经济时代，品牌传承企业的管理者和政府部门都要在民族文化传承的战略角度来看待民族企业的发展，将营销效益、人文精神和消费者忠诚度作为三位一体的营销推广策略，这不仅是对现代管理科学规律的深刻把握，同时也是对中华商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许敏玉.中华品牌传承品牌发展瓶颈及对策[J].企业经济，2012（1）

民营企业发展史篇（10）

抗战时期，迁桂的企业在1942年后，结束了它的良好发展势头，逐步滑入低谷。这与企业迁桂仓促、设备简陋，资本积累缓慢，发展后劲不足有关，亦与日寇经济封锁有关。当然，迁桂企业并不是全部走向衰落，个别企业也尤其是那些有强大政治、经济后盾的企业，如电工器材厂和无线电厂，则继续保持着较好地发展势头。但它们的发展已不能阻挡迁桂企业一泻千里的衰落趋势。究其原因，则有以下数端。

1.通货膨胀政策的打击

通货膨胀是造成迁桂企业衰落的重要原因。战前国民政府的大宗岁入来自商业和都市的经济部门―关税、盐税和商品税约占80%。但中日战争的持续使沿海地区相继失陷，国民政府税收来源遂大量消失。而因为战争财政支出却大大增加，特别是军费支出，仅在战前两年政府支出增长33%，而岁入却下降了63%，为平衡战时收支，弥补财政赤字，国民政府实施了通货膨胀政策，大量印制新纸币。（1）1938年政府银行纸币发行为23亿元，1939年42.9亿，1940年为78.7亿，1941年为151.3亿，1942年为343.6亿，1943年为753.8亿，1944年1894.6亿，1945年为5569亿，（2）法币数量的增加助长了通货膨胀的加剧，尤其是1940年物价上涨速率超过法币增发的速率，两者的增速差距越来越大，使通货膨胀进入急性发展阶段，导致后方社会经济的巨大波动。

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和加速了迁桂企业的衰落。首先，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速攀升，仅以工业机器所需原料生铁为例，战前每吨200-400元左右，到1941年已经涨到每吨2800元，较战前高达近70倍，即与1939年相比，亦以增加七八倍。（3）企业成本猛增，资产却不断贬值，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使企业老本蚀尽，债台高筑，最终面临破产倒闭。其次，物价上涨导致企业流动资金需求激增，使迁桂民营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维持生产，如企业货品所卖之款受物价飞涨影响，等收回货款再购原料，已经买不回和上次同等的原料了。若要维持原有的业务，都非增加资金不可。为求生存，企业只能贷款，但在当时迁桂的民营企业不易获得贷款，这使企业营业大受影响，最后发生倒闭及合并营业现象。（4）第三，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加剧了商业投机活动的猖獗。企业虚盈实亏，长久下去，必然破产，所以企业本身为了自保，纷纷从生产部门抽出资金来从事原料的囤积，因为国际战线中断以后，若干原料没了来路，加以囤商任意抬高价格，工业界与其开厂做工，不如买卖原料之利润为高。因此很多工厂把囤卖原料作为主业，反以生产为副业。（5）

2.经济统制政策的实行

在抗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实行无疑有利于国家调集一切力量支援战争，但同时也暴露出政府借“统制”之名行国家官僚资本独占之实的效果，从而在根本上给民营企业的发展与生存戴上了严重的桎梏。尤其是各种统制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假公济私，侵吞渔利，大发国难财，致使民营企业备受盘剥勒索，迅速走向衰落。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切重要工矿事业，从生产到分配的全部过程均在管制机关的严格控制之下。其管制的业务中的限价收购和原料统购对迁桂企业损害颇大。就限价收购来说，一般官价都低于企业生产成本，实际就是掠夺，致使民营企业亏损累累，停业卖厂的极多。而原料统购使得某些原料在国内储藏量虽然相当充足，可是由于分配不均，往往形成一面过剩，一面恐慌的现象。如迁桂企业需要最多的五金电料，大部分被军政部所征购，往往很难买到，不得已各企业只得求助黑市，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日久便难以维持。

3.苛捐杂税对企业的严重摧残

抗战时期，迁桂企业要承担各种苛捐杂，最严重的是征收直接税（所得税和战时过分利得税）。这种税收在企业经营良好、物价平稳的情况下尚可应付。然而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币值急剧跌落，账簿上的数字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价值，但征税却以此为根据，这样，企业所得的是虚盈，而所出的是实税，资本经过一度周转之后，就不能进行同一规模的再生产，如此累计下去企业最终将不得已用其资本缴其税款，造成企业生产萎缩甚至倒闭的可能。除征收直接税外，其他税捐还有营业税、统税、公债与储蓄。仅以军需公债为例，迁桂企业就要接受工况调整处、中央造币厂、军政部修炮厂、公债劝募委员会、财政部广西直接税局等机关的劝募。（6）这些机关或为公债劝募的主持机构，或为各企业的上级或地方主管机关，或为营业往来，而于应付贷款中搭发公债，对迁桂多数企业来说，在能力上不胜负担，但又无法拒绝。

4.战争的直接破坏

1939年到1940年的桂南会战因战场处在广西南部，因此对企业集中的桂北地区没有造成很大破坏。但是迁桂企业集中的桂林市从抗战爆发不久就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尤其在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加强了对交通线的争夺，对湘桂铁路重要门户―桂林进行了较为密集的轰炸。（7）并于1944年春夏之交发起了豫湘桂战役。则在这次中日规模最大的战役中惨败撤退，致使迁桂企业遭遇了最悲惨的灾难。迁桂企业以民营居多，但政府在撤退时优先抢运官僚资本的企业，对民营企业不给运输工具，而且大幅度提高运费。最终运出广西的只有公营企业的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厂和柳州的中华铁工等少数企业。这些企业的机件集中在金城江等待中转达两个月，无法运出，旋即金城江失陷，物资悉数沦入敌手。有一部分物资运到达独山后，再也无力迁移。12月，日军进占独山，这点物资也毁于一旦。而未迁出的企业也基本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至此，迁桂企业损失殆尽，彻底衰落了。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第10辑[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

[3]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G].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4]唐凌、付广华.战时桂林损失调查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注释：

（1）[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67页。

（2）[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67页

（3）《桂林文史资料》第10辑，第166页。

（4）《桂林文史资料》第10辑，第169页。

民营企业发展史篇（11）

那么，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和广告“标王”整体衰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是广告惹的祸吗？它们有没有更加深刻的共同的根源？如果有，这种共同的根源到底又是什么呢？

早在1996年底1997年初，当珠海巨人集团率中国民营企业之先而衰落之初，笔者就在解剖巨人个案中揭示了中国民营企业衰落的共同根源。但是几年过去了，无论是学术界、企业界，还是一般民众对中国民营企业衰落的共同根源问题仍然笼罩着一头雾水，什么“标王祸害论”、“性格缺陷论”等等，不一而足，害得企业家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大做广告，以致哈医药广告一出，人人都为它捏汗，以为爱多、秦池、三株、飞龙、巨人又来了，或哈医药马上就得步它们的后尘而去。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也有责任再就中国民营企业衰落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衰落

牟其中的南德公司衰落了，史玉柱的巨人集团衰落了，太阳神在衰落，三株在衰落，沈阳飞龙在衰落，中国民营企业纷纷衰落，一如它们的迅速崛起，令社会公众莫名惊诧，专家们大跌眼镜。

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这竟成为世纪末中国一个特有的经济现象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第一代民营企业为什么不约而同地走起了下坡路？下一代民营企业路又该怎样走？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认为都是广告惹的祸，“标王”惹的祸，有的从民营企业的管理机制上找问题，有的把造成败局的原因归咎于某一次决策失误，有的则从企业领导人的性格品行上找根源，进行神秘主义的所谓探索，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等等，隔靴骚痒，不得要领。按照这种探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广告，昨天是致胜的法宝，今天就成了败北的元凶？为什么同样的性格，昨天还是他成功的关键，今天却成了致命的弱点？为什么同样是民营企业的管理机制，刚刚在昨天还被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顶礼膜拜，今天竟成了导致他失败的罪魁祸首？难道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按照这种探索，失败的民营企业，家家都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各家的问题又都各不相同，一次决策的失误、一个疏于管理的问题、一种性格品行方面的弱点、一个毛泽东情结等等，就能造致整个企业无可挽回的败局。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在今天而不是昨天或明天，中国的民营企业竟这样弱不禁风，争先恐后地应声而下？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同一时期，各种不同的因素，都会使民营企业纷纷中箭落马？难道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是殊途同归，中国民营企业都走上了穷途末路？

中国民营企业究竟为什么要异口同声地喊“落”，不约而同地向“下”，殊途同归地走上末路呢？造成这种局面的共同根源、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对各个民营企业衰落的个案分析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答案，不同的因素都导致了同样的失败，这本身就证明这些因素并非它们失败的共同根源。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成功的企业个个相似，失败的企业却各有各的不幸，中国民营企业各自衰落的种种不幸因素，构成了它们失败的个性，但是，它们必定还有共同的根源，否则，单由这些个性，决不可能使它们整体地衰落。

不了解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会在昨天一夜之间突然崛起，自然也不会懂得它们为什么会在今天整体衰落。而没有一定的经济学素养和深沉历史感，就不会明白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崛起和衰落。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大变革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旧体制可以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意味着实践可以先行，可以大胆地试，可以边摸索，边立规矩，先摸索后成方圆；往往一个“放”字，一项“放”的政策，既废除了旧的条条框框，又取代了一切尚未建立的新规范新体制，旧体制已经打破，新体制新规范尚未建立，在实业界形成了体制的真空地带，给实践者提供了无限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对素质较低的社会边缘人群恰好历史地处在了经济大潮的心脏地带，社会精英人群则远离经济大潮，加之人们观念的转变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慢过程，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实业界同时又是一个人才的无竞争领域；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伊始，未被开发的市场却又无限广大，到处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其中蕴藏着十分巨大的超额利润。这是政治家为实业家提供的免费午餐，这是一个百年未遇、千载难逢的商机。未必真有超凡胆魄和远见卓识，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市场经济前沿地带的捷足先登者，得到了这一历史性机遇的恩赐。无限的市场，无限的操作空间，无竞争的领域，使他们如鱼得水，轻而易举地摸到了一个市场的空白点，而这一市场的空白点恰好又是没有规矩的操作空间和无人竞争的领域，从而使他们率先成了我们曾经津津乐道的“万元户”、“大款”和“大富豪”等等，他们所领导的企业则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牟其中的南德公司、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广东的太阳神、沈阳飞龙、济南三株等等，先后横空出世，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天空中一颗颗璀璨夺目的耀眼明珠。这一时代所造就的企业奇迹，即使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蔚为壮观和绝无仅有的。新旧体制大变革时代如原子核反应堆一样释放出来的巨大经济能量所形成的超额利润历史地掉进了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的钱袋，这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但是，我们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发的财，还误以为全是因为自己真有什么非凡的本事，从而为日后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但是，历史性的机遇毕竟是历史性的，有她的时间局限性，不可能是不落的太阳，不醒的梦，不散的宴席，超额利润终究是要被平均化的。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了，该“放”的都已经“放”过了，该“摸”的都已经“摸”过了，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日臻完善，新的法规逐步建立起来了，政策性效应行将消失殆尽，企业家的操作空间有了新规矩的制约，需要企业家具有更高的操作水准和艺术技巧；而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精英阶层纷纷“下海”，捞鱼的人越来越多，原来庞大的市场被迅速瓜分完毕，加之高素质人才的加盟，商海已不是无人竞争的领域，商战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被开启的原子反应堆经过二十年聚核裂变的释放，其原子核能也将消耗殆尽，超额利润被平均化了，同样的付出所获得的回报比以前要小得多得多了，捞鱼赚钱已经越来越难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企业的整体“衰落”即其利润率和发展速度的下降是势所必然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如它们当初异乎寻常的崛起，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们既没能在“经济高潮”盛极之时预见到即将转衰，从而作出未雨绸缪式的发展战略的及时调整，而是恰恰相反，采取了背道而驰的继续扩张的发展战略，而当经济高潮转衰已成定局甚至部分企业衰落已成事实之后又不懂得作亡羊补牢式的调整发展战略，仍然像我们小时候盼过年似的盼着“经济高潮”再度来临，以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即使是在“巨人”衰落之后，如果其它企业能够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从而采取正确的战略措施，那也不致于会有那么多企业步其后尘接踵而去。这种基于错误认识基础上的战略性失误导致了大批企业全军覆没式的衰落，这是另一种衰落，是甚于平均衰落幅度的衰落。只有那些对这一历史转型时期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能够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并进行及时调整或虽没有清醒的认识但其行事方式恰好符合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企业才能保持长盛不衰。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不“衰落”或“衰落”幅度低于平均“衰落”幅度的企业，往往有意无意地把握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前者我们应该向其脱帽致敬，对于后者我们应该庆贺他们的幸运；而“衰落”幅度甚于平均“衰落”幅度的企业，则必定是不懂得这种历史必然性或虽然懂得但在实践中没能把握的企业，对这两者，我们都要哀其不幸，上面所列举的正是这样一些企业。

我们以“巨人集团”为例进行说明。从巨人集团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巨人集团迅猛发展之时，正值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后第二轮高速增长阶段（1991年下半年至1993年下半年），或者换句话说，是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造就了巨人集团的急速膨胀，但史玉柱显然没有认识到这种高速增长的“历史”性质，智囊们更是给他打气鼓劲，纷纷献计献策，要让他当李嘉诚，成为世界华人首富。于是，巨人集团在经济高潮盛极应该采取收缩战略的时候反而采取了极度扩张的发展战略，走了一条步步惊险，着着悬空的险棋。首先，价值50亿、珠海市最高的巨人大厦项目被策划出来了。巨人当然不会有50亿资金可盖楼，它采取的是利用形象广告的优势、预售楼花的办法。这是第一步险棋。而巨人大厦预售楼花所得款项却并没有用于盖楼，而是用作了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开发和它的市场开拓。这是第二步险棋。然后又把巨人集团总部办公楼抵押给银行贷了款，贷款也被用在了这些保健品的开发上。这是第三步险棋。于是，“巨人脑黄金”被开发出来了，“巨不肥”、“巨人吃饭香”等继脑黄金之后据说有上百种之多的各式保健品被开发出来了。但为了早日成为李嘉诚，钱不能不用在刀刃上，因此，巨人不能花钱去建生产这些保健品的工厂，它只需要委托其它厂家去加工就可以了，而且加工费也没有必要先付，欠着厂家。这是第四步险棋。就这样，整个经济运行一环紧扣一环，弦被绷得紧紧的，整个巨人集团的根基则被架得空空的，史玉柱把自己定位在了走钢丝的杂技演员的位置上。如果宏观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自然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赢得满堂喝彩，不会有任何问题。遗憾的是，经济有规律，潮起有潮落，经济的连环扣脱节其实是一种必然，这样，全线崩溃也就势在难免了。1993年下半年，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来处理从1991年启动的这轮经济增长中的泡沫现象，以软着陆为标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新时期，经济转型时期的历史性机遇宣告结束，市场销售立即滑坡，回款额急剧下降，链条的最后一环终于断裂，拖欠的加工费无法按时兑付，加工厂家的债权人首先上门讨债；由于同样的原因，巨人大厦仍是空中楼阁，过了时限交不起楼，买了楼花的业主要楼没有，也追债上门；银行贷款到期未还，自然要封帐号。巨人集团就这样陷入了重重债务危机之中，终至破产倒闭。经济规律全然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顾你的昔日辉煌，一点面子也不给。这就像股市，升得太高，缺乏业绩支撑，好景不会常驻，必然会回落，牛市太高之后，必然会转熊。高明的股票投资人决不会盲目追涨，去显示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英雄气慨，而是采取激流勇退的策略，先人一步将手中的股票悉数抛出，让盲目跟进、想在最高点出货的人去品尝被套牢的苦涩滋味。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大地到处传诵着一些白手发家的神奇故事，与今天民营企业四面楚歌的情形恰成鲜明的对比：某某某用借来的几百元或几千元启动资金，在短短的几年内竟奇迹般地一跃而成为身价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大富豪。这正是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所带来的历史机遇的真实写照，是天赐良机使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轻松过关斩将，迅速积累起连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庞大财富，登上了成功宝鼎。但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把历史性的机遇当作了无边无际的商机，他们欣喜若狂，被早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天下真有不散的免费午餐，真有不落的太阳，不醒的梦，因此，他们不仅没有在如日中天时调整发展战略，收缩战线，为接下来的夕阳西下作未雨绸缪式的准备，往往反而要更上一层楼，再越一座山，去领略悬崖绝壁险峰上的无限风光，往往到了夕阳西下之时还沉浸在昨夜的温柔梦乡里不肯醒来，继续他们那改革开放早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思维定势和操作惯性，其不信邪的勇气可嘉，但与经济规律硬碰，摔坏的必定是自己。对大变革时代的历史性没有清醒的认识，把历史性机遇永恒化，由此导致的发展战略的失误，这才是中国民营企业纷纷衰落的根本原因。

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与历史上任何大变革时代一样，这是一个需要英雄也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在大变动时代，草莽也成英雄。政治体制大变革时代造就的是将军统帅、革命家和政治领袖，经济体制大变革时代造就的则是暴发户、大富豪、企业家和改革家。由于我们不知道是这一经济大变革的时代释放出了如此巨大的超额利润，因而常常在企业家个人身上为探寻他们发家的秘密而乐此不疲，新闻媒介推波助澜，社会公众趋之若鹜。于是，在企业家身上，一切都被神秘化了，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粗鲁不叫粗鲁，叫男子汉气慨；骂人不叫骂人，叫企业家风度；草率不叫草率，叫有魄力；随便作出一个决定便是果断；连无知无识没有多少文化也成了吹嘘和包装的资本，连沙哑的嗓音也成了妙不可言的音乐……廉价的恭维和肉麻的吹捧劈头盖脑地向我们的企业家砸来，企业家们早已被吹得头晕目眩，昏昏欲仙，飘飘然，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于是，一个个真把自己定位成了伟大的天才，效仿毛泽东，过起了领袖瘾。本来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并不是精英堆里脱颖而出的顶尖人物，他们大多是由于自身当时所处的客观条件，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发了财，捷足先登地占领了商业竞争制高点。他们并不一定具有超凡胆魄和远见卓识，并不一定是经商天才，像牟其中那样从大牢里出来，毋须什么勇气和魄力打破铁饭碗就很自然地下了海，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先行者。但当他们成功之后一经媒体大腕们的联合包装便不得了，说什么下海之初就是为了做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田，什么勇气魄力、远见卓识，样样齐备，真是脱胎换了骨，仿佛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有伟大的因子在里面。经这么一吹，有的民营企业家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以为自己真有什么通天本事可以扭转经济规律，于是从战略战术上都麻痹了接踵而至的经济困境，像红顶商人胡雪岩那种终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他们似乎一刻也不曾有过。其实，人与人之间天生并没有太大差别，成功与失败之间、发财与贫困之间，仅一纸之隔，一步之差，即便是伟大的天才，生下来的第一声呐喊也绝不是一首诗。所以一旦历史性机遇成为历史，大潮落幕，民营企业家们应声而下，简直就是必然的了。而这其中，社会舆论和一些新闻记者的捧杀，其功也不可抹。

规律的力量是无穷的，与经济规律相对抗，结局是很悲惨的。即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不乏这样血痛的教训。

董建华的名字如雷贯耳是在他当了“特首”之后，在此之前，孤陋寡闻的年轻人不会知道董建华是何许人，而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则更是鲜为人知了。提起船王，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包玉刚，绝不会与董浩云或董建华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怎能想到，董浩云曾经是比包玉刚出道更早、名气更大的世界级华人船王。对一条经济规律的不同判断和应对策略，使两人的船王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八十年代初期，世界航运业盛极而衰，世界级船王董浩云没有看清这一形势，他被繁荣的假象所迷惑，逆流而上，增加投资，大肆扩张船队，正是在这时，他还向日本订造了世界上第一大的超级油轮，一心要巩固他的世界船王地位。而包玉刚则早在七十年代便决定激流勇退，上岸分散经营了，终于于一九八О年和一九八五年两次由女婿吴光正成功收购老牌英资“九龙仓”和英资“四大行”之一的“会德丰”，以创造世界经济史上商战经典的方式，完成了战略性转移。

结果果然好景不长，八十年代开始，全球航运业出现了全行业的不景气，董氏家族陷入了几乎是全军覆没的困境，当此之时，董建华临危赴任，他卧薪尝胆，历经长达八年的大手笔债务重组，得到汇丰银行38亿港元贷款和霍英东11亿港币的援助，才使董氏集团起死回生，董建华也因此在香港商界名声大振。但是，经此挫折，董氏家族已元气大伤，董浩云与包玉刚的船王地位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玉刚连年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列，按其家族的市值计算，一九九四年名列香港十大富豪第六名，总值为154亿港币，一九九五年名列第七位，总值132亿港币。其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会德丰”、“九龙仓”等，总市值近千亿港币，若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财富，家产更是惊人。而董建华的身家“东方海外”的总市值约24亿港元，只有包玉刚的一个零头了。

任何产业都有它的产业周期，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经济也有它们的经济周期，历史性机会必然会有成为历史的时候，这些都是基本的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经济规律就会犯战略性错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就会导致全军覆没。董浩云当年所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所犯的也是这样的错误，错误的根源则在于他们缺乏把握和驾驭经济规律的哲学素养和能力。做小生意凭经验，中等生意用各种部门科学，做大生意就要靠哲学了，否则，只要你还没有离开生意场，无论有多少钱都不是你的，怎么上去还会怎么下来。早期在中国股市里出现的富豪们几乎都已被消灭了，如果史玉柱、牟其中他们去炒股，必定也会在牛市里大发横财，又在熊市里赔得血本无归，赚到的可能只是潇洒走一回。

不怕赚钱少，就怕赔钱多，要想赚钱，先得学会怎样规避风险。愿意东山再起、不想重蹈覆辙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和想立于不败之地的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们，请你们在上路之前心中先装一条经济走势的曲线，然后克服非理性的贪欲，再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要“满仓”，手中要始终握有资金，而且手里的资金要随经济形势的增长而增加，经济形势的下降而减少，因为高潮太高了，往往是个巨大的陷阱、致命的诱惑，最好清仓离场，把钱紧紧地抓在手里；低潮太低之时，常常潜伏着巨大商机，正是趁低吸纳，大举进攻的投资好时机。你们可千万不要做反了，那些衰落中的民营企业正是做反了，现在恰是投资的良机，但他们手里已经没钱了。

真传一句话，假传一本书，一部经济哲学，说白了就是上面这几句话。话已经说得不能再白了，如果你还不得要领，说句打趣的话，把笔者的文章放在案头，时时提醒自己，或者花钱请笔者当你的战略顾问，不失为是一个好的笨办法，笨的好办法。

三、哈医药无现象

综上所述，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发展战略失误；之所以产生发展战略的失误，则是源于对经济转型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性没有正确的认识，从而将这种历史性永恒化了；之所以没有正确的认识，又是源于企业家们在经济事务中的不成熟性，在经济行为中的不成熟性，使之未能深刻地把握经济规律特别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从而在经济高潮之时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能及时控制投资风险，对经济低潮进行未雨绸缪式的防范，以致低潮一旦来临，失却相应的抵御能力而陷入困境。这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整体衰落的共同根源。而这种共同的根源又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为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时间尚短，企业家们经历大起大落的经济大潮的洗礼和锤炼尚少，加之中国经济大潮的心脏地带由社会边缘人群“捷足先登”，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整体素质较低，因此，他们存在不成熟性和认识论缺陷几乎是必然的了。我们常常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会有那么多“航空母舰”式的百年老店，而中国的民营企业竟这样弱不禁风？比如两所大学实行两种体制，一所是中国式大学，免试入学，文盲白痴都可以上大学，另一所是美国式大学，实行严格的升学考试，它们都在毕业时设立一样的考试制度，凡通过毕业考试者都发给大学毕业证书。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崛起就像进入中国式大学一样容易，但他们能顺利通过毕业考试立于不败之地者却寥寥无几。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经历经济危机和市场竞争无数，企业家精神代代相传，千锤百炼，加之整体经济运行也相对平稳，能够顺利毕业长盛不衰的比例自然要大得多。大浪淘沙，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量地被淘汰出局是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