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大全11篇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篇（1）

关键词：城市园林绿化生态；经济效益；统筹发展

随着我国城市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园林作为城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城市的环保、绿化、生态调节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今我国许多城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城市园林绿化生态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统筹并且促进其更好地协调发展。因此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够得到更好地贯彻，本文着重探讨了城市园林绿化生态和经济效益统筹的发展。

一、优化城市园林布局和结构提高城市园林绿化的生态效益

优化城市园林布局和结构以及提高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效益等工作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为了更好地提升城市整体环境所进行的优化工作。通常来说这些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优化布局结构、优选城市园林中的植物配置、发展垂直绿化提高城市绿量等内容。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优化城市园林布局和结构提高城市园林绿化的生态效益进行了分析。

（一）优化布局结构

布局结构的有效优化是更好地实现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效益的重要前提。通常来说城市园林布局结构的有效优化可以更加合理地对城市绿地系统进行布局并且有效提高城市中绿地的利用效率同时有效增加城市中的整体绿地数量，从而在提升绿地利用效率的前提下更好地使城市中有限的绿地资源发挥其应有的效果。除此之外，在优化城市园林布局结构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应当注重生态原则的有效利用并且对绿地中的乔灌草复层结构进行合理布局并且使各植物种群间相互协调与此同时更加充分地利用自然中提供的光、空气、养分、水分等宝贵资源，从而更好地促进城市绿地防风固沙、降低噪音、净化空气等方面作用的有效发挥。

（二）优选城市园林中的植物配置

城市园林中植物配置是否合理将会极大的影响到城市园林功能的发挥。因此工作人员在确定城市园林植物配置过程中应当对这一配置进行合理的优化与优选。通常来说合理的植物配置不仅可以更好地体现城市园林的景观价值和绿化价值以及生态效益，而且可以有效减少相应的管理费用。除此之外，在城市园林中的植物配置的优选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根据当地的具体生态环境出发优先选择具有抗污 染、吸尘能力强、抗干旱、耐贫瘠、耐粗放管理的植物，从而促进城市园林布局难度和管理难度的有效降低。

（三）发展垂直绿化提高城市绿量

由于城市人口较为集中并且用地面积紧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城市园林进行有效发展则离不开垂直绿化工作的有效进行。众所周知垂直绿化的有效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城市的绿化面积，并且这一增加并没有造成用地面积的增加，即通过屋顶、阳台和立体墙面等设施的有效应用增加了整体绿化面积并且更好地增加了相应设施的艺术效果。除此之外，垂直绿化措施的有效应用还促使有害气体得到了合理吸收并且更为有效地对噪音进行了隔离与此同时起到了更好地降温作用并且缓解了城市固有的热岛效应。

二、利用绿化的环境功能实现其经济效益

众所周知环境的有效保护和绿化的合理进行能够促使生产环境的有效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的整体生产力。例如在国民经济的生产流程中环境作为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其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与此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因此在现今的许多城市中城市规划者与管理者都开始注重以绿引资，因绿兴市理念的有效应用，即通过环境的有效改善与绿化的有效进行更好地吸引投资者、旅游者，从而更好地繁荣了当地经济并且改善了居民整体生活环境。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发展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者在城市绿化的大潮流下主动进行绿色环境的有效改善，从而促使了楼盘整体质量和销量的有效提升并且实现了开发商与居住者的“双赢”。

三、绿化管理法制化兼顾城市绿化的生态与经济效益

在提升城市园林绿化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注重绿化管理法制化的进行与此同时更好地兼顾到城市绿化的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有效协调，这主要体现在加强维护“绿线”的严肃性、养护管理法制化、市场导向的有效进行等工作上。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绿化管理法制化兼顾城市绿化的生态与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

（一）加强维护“绿线”的严肃性

“绿线”的有效维持使促进绿化工作与环保工作合理开展的基础与前提。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绿线”的有效维护是比 “绿线”的合理划定更有难度并且执行更为复杂的工作。通常来说绿线的划定需要拆房建绿工作的有效进行而“绿线”的维护就需要法制、体制、道德等全面性工作的有效支持。除此之外，在加强维护“绿线”的严肃性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对其严守规划并且坚持依法进行工作，从而更好地促进“绿线”维护工作严肃性和可靠性的不断增加。

（二）养护管理法制化

养护管理法制化是绿化管理的重要内容。通常来说养护管理法制化工作的进行需要对城市中的一切绿地、树木进行系统化、法制化的养护管理，从而更好地促使其茁壮生长并且有效发挥绿化效益同时合理提升城市绿化水平与此同时更好地巩固绿化发展的成果。除此之外，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即使是绿地、树木的所有者也不准无故损坏树木或者侵蚀绿地，这些法律法规的有效制定与执行为绿化事业的发展树立了坚实的法律屏障。另外，在养护管理法制化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制定不同的养护质量标准并且将绿化养护管理的责任有效落实到具体单位或者某个市民中去，与此同时更加有效地兴建绿化养护企业并且合理开发绿化养护市场与此同时有效实行集约化经营，从而促进社会绿化养护管理法制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

（三）市场导向

在城市园林绿化生态和经济效益统筹发展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并且确保城市绿化产业的发展与市场的发展趋势与导向是相符合的。例如随着城市园林绿化生态和经济效益统筹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全社会对于绿化建设和城市园林发展进行的投资以及城市居民对于绿化的消费都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和绿化、园林有关的企业都进入了市场并且促使这一市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其中包括了园林规划、园林设计、园林技术、绿化施工、绿化材料生产、机具肥料药剂生产、绿化养护及游览服务等工作。无数的企业在这些环境中进行竞争与发展，从而在提升绿化产业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持续提升。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环境保护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与经济效益有效统筹的实践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对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理念有着清晰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的有效进行促进我国城市园林绿化生态和经济效益得到更为有效的统筹发展。

参考文献

[1]宋军.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统筹发展研究[J].科技信息.2009，9（16）：55-57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篇（2）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012-07

生态现代化是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Huber提出的，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环境社会学的主 要理论。Huber将生态现代化理解成现代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他认为，一个工业社会的发 展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工业的突破；二是工业社会的建构；三是通过“超工业化”过程，即 工业系统的生态转向。使得最后一个阶段得以实现要素是一种新的技术――微型芯片技术的 创新与扩散［1］。Spaargaren和Mol则认为生态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过程的生态转向 ，在这 个方向上，对现存维持生计的基础的保护被考虑进来［2］。生态现代化拒绝由Schum ache r提出的“小的即是美的”思想［3］，主张通过使用新的、复杂的、清洁的技术完成 生产― 消费圈的大规模重构。该理论是在聚焦于西欧国家的经济基础上提出的，强调通过微电子技 术、基因技术和其它“清洁”生产过程替代那些与化学和制造工业相连的旧的、末端技术可 以实现其“生态化”［2］。按照《布兰特报告》（Bruntland Report）的精神，“ 生态现 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类似，都指出了在不脱离现代化路径的前提下克服环境风险的可能 性［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现代化”的概念迅速发展成为多元的思想论 说，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欢迎［5］。

1 生态现代化研究进展

生态现代化既是一个环境社会学理论，又是对发达工业国家环境改革的实际进程的真实 反映。目前，生态现代化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巨大进展［6，7］，具体表现为：第 一，宏 观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从资源和污染密集的经济部门向信息和知识密集的部门转变，它 趋向与能源和物质应用脱钩，从而走向更清洁的发展道路；第二，政府环境政策，已经从应 急的、命令和控制模式，转变为参与和市场导向的模式；第三，消费者日益成为有环境觉悟 的人，他们的需要影响了企业的运作模式；第四，许多环境非政府组织改变策略，成为环境 问题的合作伙伴，接受改革战略。

无独有偶，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在美国科学和工程界迅速兴起 一门新的学科――“产业生态学”。毫无疑问，产业生态学的概念早在其成为一个学科之前 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献中已经零星地出现这个概念。但直到1989年，Frosch和Gallop oulos在著名的科学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了题为“Strategies for manufacturi ng”的文章之后［8］，产业生态学才得到广泛的关注。在他们的文章中，Frosch和G allopo ulos提出这样的思想：应该能够发展环境影响更小的工业生产方法。在这个假设基础上，作 者提出了产业生态系统的观点。产业生态系统是对生物生态系统的类比，在现实中也许永远 不会获得理想的产业生态系统。但如果要保持工业化世界的生活水准，并提高正处于工业化 过程中的国家的生活水准，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需要改变他们的习性，使得产业生态系统更加 接近生物生态系统的运作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的研究主题在产业生态学领域内被 讨论，主要包括产业共生、生态工业园和生态工业网络等。在Frosch和Gallopoulos开创性 的著作发表8年之后，1997年，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第1期出版发行，这个杂志 的出现，标志着在学术界产业生态学这门新的学科领域得到官方的承认。如今，产业生态学 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被研究和发展着［9］。

李勇进等：中国环境政策演变和循环经济发展对实现 生态现代化的启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5期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又迅速兴起了对“循环经济”的关注。循环经济的思想 来源于自然。数百万年来，自然在固定的物质存量的基础上进化。除了作为进化过程的重要 的太阳能之外，自然原则上算得上是个闭合系统（Closed System），Kenneth Boulding称 之为宇宙飞船地球［10］。在这个系统中，生物是通过所谓的食物链进行物质和能量 的交换 流动联系起来的。通过这些食物链，物质几乎被完全利用，而且原则上，废物没有出现。与 人类活动相对比，自然过程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中国政府对于“循环经 济”的重视主要是由中国的经济和环境发展目标决定的。中国旨在到2020年使得国民收入翻 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要有较低的环境影响［11］。近年来许多中国城市的 电 荒，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都增强了中国对于“循环经济”的兴趣［12］ 。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7］以生态现代化为主题，通过对世界现代化的生态效应 和 生态转型的300年历史的实证分析，归纳出生态现代化的36个事实和6个启示，提出广义生态 现代化的原理和方法。报告通过生态现代化指数的测算得出：2004年，中国处于生态现代化 的起步期，中国生态现代化指数为42分，排世界98个主要国家的第84位，排全部118个国家 的第100位。报告的结论和建议是：实施生态现代化战略，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

所有这些都表明，“生态现代化”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和重视。但从当 前环境社会学界和环境政治学界对“生态现代化”讨论的现实来看，笔者认为必须加快对生 态现代化的实现途径与措施的研究，否则，生态现代化概念或思想本身对促进全球和区域的 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这就要求突破学科界限，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 学科的知识，进行综合性的探索。本文结合生态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的环境政策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旨在梳理其对我国实现生态代化的启示，为研究中国生 态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和措施，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约型社会提供有益的建议。

2 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

2.1 中国环境政策演变的动力

Hajer在对欧洲生态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的研究中认为，促进环境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至 少有四个［13］：其一，激进环境主义受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的影响，在经 济衰退、通货 膨胀和大量失业面前，环境问题失去吸引力；其二，环境运动自身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非政 府组织领导人逐渐认识到，激烈对抗模式可能降低环境运动的社会影响力，他们采用参与战 略替代早期的对抗战略；其三，其他环境问题如酸雨和臭氧层减少出现，需要的是公众理解 和参与，而不是反核运动式的政治运动；其四，出现了替代方案，科学家和专业机构的工作 提供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概念和新方案。

西方国家的环境政策转变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与之相比，中国的环境政策转变有其 特殊性，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基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在中国的环境政策演变过程中， 很少有激进的环境运动。中国环境政策转变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国内的资源环境压力和国际的 绿色贸易政策压力和绿色潮流的影响。

2.2 中国环境政策演变的过程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于1973年在北京召开，自此拉开 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环境政策演变深化的历史 ［14］。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召开了6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 ，造福人民”的“三十二字”方针，本次会议揭开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

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 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三同步，三统一 ”方针，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 策。本次会议的意义是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

1989年5月，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要加强制度建设，深化环境监管，向环境 污染宣战，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本次会议提出了环境管理的新五项制度；

1996年7月，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保护环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并提出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2002年1月，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要按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做好这项工作，本次会议的意义在于提出了必 须把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006年4月，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总结“十五”期间的环保工作，部署 今后五年的环保任务，进一步开创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局面，提出必须把环境保护摆在更 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以这6次会议为标志，中国环境政策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环境政策阶段，这段时期比较重视“三废”的危害，特别强调“三废”治 理和综合利用。代表性环境政策和法规：1973年拟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32字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 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老三项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1978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1979年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20世纪80年代环境政策阶段，环境保护三大政策和八项制度的政策体系逐步形成。代表 性环境政策和法规：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三建设、三同步、三统一”（ 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三大政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 化环境管理；新五项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许 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制度；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世纪90年代环境政策阶段，大力推进并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的八项制度，提出中国 环境 与发展的“十大对策”。代表性环境政策和法规：1992年，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 （①实施持续发展战略；②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工业污染；③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认真治理城市“四害”；④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⑤推广生态农业，坚持不懈 地植树造林，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⑥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加强环境科学研究，积极发 展环保产业；⑦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⑧加强环境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⑨ 健全环境法制，强化环境管理；⑩参照环发大会精神，制度中国的行动计划）；1994年，《 中国21世纪议程》；1996年，国务院31号文件《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8年，《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21世纪初的环境政策阶段，强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建 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代表性环境政策和法规：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 生产促进法》；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3年1月，国务院3号 文件《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2005年6月，国务院21号文件《国务院关 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2005年7月，国务院22号文件《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39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落实 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中国环境保护领域形成“三大政策”，它们是“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综合治理”政策，“谁污染，谁治理”政策和“强化环境管理”政策。这三大政策的 根本出发点和目的，就是要谋求以当今环境问题的基本特点和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为条件 ，以强化环境管理为核心，以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战略目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 境保护道路［19］。

中国环境政策演变过程的总体趋势是：从末端治理到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从污染 控制到生态保护；从点源治理到流域与区域环境管理；从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的环境管理到利 用技术、经济、法律、教育等多种手段的环境管理，全方位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从强调国家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到强调政府、企业、公民在环境保护过程中的综合作用 。

3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

3.1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国在发展循环经济上具有超前的意识，在世界上也是走在前列的几个国家之一。中国 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活动密集、推进系统和自主性强等特点。1999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将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工业园区作为提高区域环境质量、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实现区域 经济和环境“双赢”的一个重要举措，积极试点，稳步推广，在宣传、技术研究、理论探索 、政策引导和试点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2001年，批准建设第一个国家生态工业（建设） 示范园区――广西贵港生态工业园区［16］。2002年5月11日，国家环保总局批复《 关于贵 阳市人民政府请求将贵阳市作为我国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试点的复函》。贵阳市成为我国 第一个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同时开展规划和立法工作。这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里程 碑。至此，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由前期准备阶段进入到起步阶段。

2002年召开了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 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尤其是到202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 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显然，过去的发展模式需要转变，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尽量要避免。如何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这段时间的焦点话题。同年成立的第三届中国 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课题组”给出了如下结论［15］：

（1）要实现未来20年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现有 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变。

（2）推进循环经济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 的重要途径。

（3）贯彻清洁生产促进法，大力推进清洁生产，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措施。

（4）推行循环经济是一件综合性十分强的工作，需要有各部门、各行业的合作与协调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体系，其构建和推进依赖于对现行“生产―流通―消费―废 弃”全过程的改进和整合，而绝非零敲碎打的废物回收利用和物质减量化做法的机械组合。

2005年7月，国务院出台2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这是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已经走过了前期准备和理念倡导阶 段，进入由试点示范向全面推进阶段转折的关键时期。随着循环经济相关法律进入立法程序 ，我国循环经济最终将步入法制化和规范化阶段［15］。

3.2 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

正如《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所述［15］，我国选择循环经济作为重要的发 展 战略，是顺时应势和高瞻远瞩的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核心内容 和关键手段。我们不应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需要通过发展循环经济 ，打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束缚，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社会，也不同于我国先期发展 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在现有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启动发展循环经济 的重大意义。与工业化类似，循环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也存在所谓的路线图，只不过不会 是工业化的完全复制，而会有所调整。德国和日本等先期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产业国际转移 和本国的清洁生产等来消解生产环节的资源环境压力，在消费环节压力消解方面，这些国家 不约而同地先后采用了循环经济战略，将消费废物资源化和循环利用。相反，我国不仅难以 通过产业向外转移来减缓生产环节的资源环境压力，而且还要承接大量外来的压力。此时， 如果我国不提前启动循环经济的举措，强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将使经济发展锁定在低水平的轨 道上。

4 中国环境政策演变和循环经济发展对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启示

4.1 历史启示

虽然“生态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类似，都指出了在不脱离现代化路径的前提下克 服环境风险的可能性，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其被提出时，是与“可持续发展”存在根本 区别的。起初，它并不企图解决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问题，该理论主要聚焦于西方发达国 家的经济。通过微电子技术、基因技术和其它“清洁”生产过程对那些旧的、与化工和制造 业相关的末端技术的替代，它们将被“生态化”［2，4］。

生态现代化最初发生在欧洲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后来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生 态现代化是一个全球的过程，也是一个很难逆转的世界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 战略研究课题组通过对欧洲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研究内容、适用范围和理论结构三个方面进 行拓展，提出了“广义生态现代化”理论［7］。

广义生态现代化的元理论认为，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指20世纪70年代 以来世界现代化的生态转型，它包括生态质量的改善、生态效率的提高、生态结构、制度和 观念的变化以及相关国际地位的变化。广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支理论包括：全面生态现代 化、综合生态现代化、经典现代化的生态修正、不同领域的生态现代化等。其中的前三个分 支理论也是广义生态现代化的三条途径，与之对应的是三类基本模式。第一类是非物化、绿 色化和生态化三结合模式；第二类是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和结构生态化三结合模式；第 三类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环境管理三结合模式。

目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没有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也没有进入第二次现代化。 根据第二次现代化理论［17，18］，在18至21世纪期间，世界现代化包括第一次现 代化和 第二次现代化。其中，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 变，是由工业革命引发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福利化、流动化和专业化 等，其副作用包括资源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等。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 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是由知识革命引发的，主要特点是知识化、信息化、绿色化、 生态化、全球化和多样化等，其副作用包括国际差距的扩大等。但是受国际环境运动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环境保护工作。例如，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 1974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等。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 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三建设、三同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环 境效益的统一（“三统一”），经济和环境要协调发展等［7］。这些表明，生态现 代化已经在中国发生。

以1978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为标志，此前为现代环保探 索期（1949-1978）；此后至1998年，以《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为标志，是现代化 生态修正期（1978-1998）；从1998年开始，我国进入生态现代化的起步期，全面启动生态 建设。

4.2 战略启示

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代表中国政府在汉城（现更名为“首尔”）《国际清洁生产宣言 》上签字，承诺推行清洁生产。1999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将《清洁生产促进 法》的制定列入立法计划。2002年，我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以清洁生产命名的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新型工业化”概念，至 此，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由“前期准备阶段”进入“起步阶段”。从2005年开始，我国循环 经济发展进入全面试点阶段［15］。

上述中国环境政策演变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已经不自觉的选择了一条同时 推进综合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和结构生态化并进的生态现代化道 路，这也就是《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中所谓的“综合生态现代化”或 “生态现代化的运河路径”［7］。

世界生态现代化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在那个时候，中国进入改革开放 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快车道。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 环境代价。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我国在新世纪面临的最主要的发展问题，中国不能重复发 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再转型”的老路，中国需要经济与环保协调发展的新路。

在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如果发达国家处于生态现代化，我国处于第一次现代化，那么 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非常有限的。要适应全球化、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在推进两次现代 化的同时，推进生态现代化。

综合考虑国际、国内条件，“综合生态现代化”理应成为我国实现生态现代化的战略途 径。

4.3 途径和措施启示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环境政策演变过程中，很少有激进的环境运动。中国环境政策转变 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国内的资源环境压力和国际的绿色贸易政策压力和绿色潮流的影响。20世 纪70年代初，当西方激进环境运动在极力宣扬“去现代化”的时候，我国就在1972年联合国 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 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三十二字”方针。后来在1973年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上将“三十二字”方针定为国家环境保护指导方针。以今天的知识判读“三十二字”方针， 我们已能体会其中蕴含的“循环经济”、“公众参与”、“综合管理”等先进的环保理念， 而这些正是生态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认真总结过去10年环境保护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 了环境保护的“三同步，三统一”方针和环境保护的“三大政策”。“三同步， 三统一”方针是对1973年第一次全国保护会议提出的“三十二字”方针的重大发展，它是在 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和环境保护实践提出来的。这条方针指明了解决中国环 境问题的正确途径，是环境管理思想的一大进步，也是环境管理理论的新发展［19］ 。在第 三、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国家又重申了这一指导方针，并加以逐步完善。特别是在19 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政府把这一方针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阐述为 ：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三同步”方针，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实现“三效益”统一 。“三同步、三统一”成为长期指导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性方针。

而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的环境保护的“三大政策”也成为长期指导中国环 境保护工作的基本政策。“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项基本 政策互为支撑，缺一不可，相互补充，不可替代。其中预防为主的环境政策是从增长方式、 规划布局、产业结构和技术政策角度考虑的；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政策是从经济和技术角 度来考虑的；强化管理是从环境执法、行政管理和宣传教育角度来考虑的。这三项政策是一 个有机整体，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原则性规定，基本涵盖了环境管理的各个方面，既有宏观管 理的内容，也有微观管理的部分。目前中国所实行的许多环境管理对策、制度等都是从这三 项基本政策出发制定的［19］。

由此可知，我国的环境政策从一开始就在寻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 平衡。然而建国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决定了我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 之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组织和个人一度盲目追求经济发 展，忽视环境保护，这也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埋下诸多隐患。但早在1982年的第二次全国环 境保护会议上就已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回顾我国环境政策的发展历程，我们从中 能够得到的对实现生态现代化的途径和措施启示是明确的。

首先，要实现生态现代化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发展清洁生产技术、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能力、降低污染排放水平，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 长和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也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把消除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行为实施在 经济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之中，实施全过程控制，从源头解决环境问题，才真正贯彻了“预防 为主”的政策。

其次，明确经济行为主体的环境责任。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环境保 护的重点是工业污染防治，“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含义就是要明确企业的污染治理责任 。随着环境保护形势的发展，到了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国家对环境保护工作重 心进行了重大调整，由过去以工业污染防治为中心转变到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上来。环 境责任的内涵由过去单一的“污染者付费”扩展到“污染者付费、开发者保护、利用者补偿 、破坏者恢复”4个方面的内容［19］。这个转变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也 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需要。

再次，强化环境管理。通过强化环境管理，不仅可以有效率地解决环境问题，而且可以 提高环境保护基金的投资效益。强化环境管理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强环境立法和执法、建立 健全环境管理机构以及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

最后，调整产业结构。当前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正在向资源利用合理化、废物产生最小 化、生产过程无害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符合生态现代化要求的总趋势。虽然，我国至今 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等突出问题，给环境保护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大大 降低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潜力，但自“七五”以来，国务院及有关职能部门就先后制定了 多项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性文件和规定。进入“九五”以来，特别是“十五”期间 ，国家将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要 求“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动发展”，将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并将其 落实于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和结构优化之中。

5 结 论

生态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的世界性的发展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 入第二次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工业生产过程的“生态化”“自觉”，这些国家走的是一 条“先污染、后治理、再转型”的发展道路。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生态现代化成为世界现 代化的普遍趋势，新时期的资源环境压力决定了中国不能再走西欧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关系上所走过的老路。

中国对生态现代化的认识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而又加速推进的过程，这在中国环境政 策演变和循环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中国对于实现生态现代化的知识，既有来 自于西方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对自我发展历程的反思和认识。

中国不能在等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之后，在第二次现代化的过程中再发展生态现代化。我 们必须同时兼顾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形势决定了中国必须同时使得第一次现代 化、第二次现代化、生态现代化“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走一条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和 结构生态化并行的综合生态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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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篇（3）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水生态随着人类自身活动的影响，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对水生态进行动态监测、并加以及时有效修复，是保证人与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障河流健康生命，促进地方生态文明和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和改善民生的必要举措。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新兴的经济特区的水生态修复就显得更加尤为重要，对于提升城市形象，光大文化名城精神，保障特区经济开发的正常开展都将起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关系着文化名城和特区建设的成败。

喀什市位于祖国最西南边陲，是西域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窗口示范城市,1985年被国家确定为部级历史文化名城，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又被确定为经济开发区。她依山傍水，西昆仑、帕米尔和西天山的支脉环绕其周，历史经传有名的“赤水”、“洋水”（现称克孜河和吐曼河）与其环抱，特别是吐曼河纵贯市区，维系着整座城市的水生态环境，被祖祖辈辈的喀什人称为“母亲河”。

1. 吐曼河小流域的原生态

经考证，历史上的吐曼河就是《穆天子传》中的洋水。维语称“吐曼河”，为“雾河”之意。其水源主要依靠地下水出露和上游卡浪沟吕克山洪余水的补给，年径流量达到1.4×108 m3以上。流程从源头达到200km以外的伽师县玉代里克乡一带，汇入克孜河。因为大量地下水的出露，保持了河水的温度，每当秋末到次年仲春，温暖的河水散发出大量水气，形成梦幻般轻纱似的雾气，在城市上空悠然飘荡，滋润和调节着整个城市的气候，使得喀什这座内陆干旱气候中的城市气候温和，干湿度适中，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天蓝、地净、水秀、树绿、人美。同时喀什市也因富含大量地下水出露所形成的著名“九龙泉”而享有“泉城”的美名。

2. 吐曼河小流域水生态变化

上世纪70年代，吐曼河渐渐演变，流程缩短了一半之多，只流到疏附县阿克喀什乡便消失，全程不足100km。年径流量明显减少，但河流流经喀什市区时依然水量充沛，水质良好，充满着鲜活的生命。但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个体工商经济蓬勃发展，对地下水需求量迅速增大。80年代之初开始改水防病，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全面普及地下水供给。城郊农牧生产大量使用地下水饮灌。到上世纪末，喀什市地下水的开采量已达到0.65×108m3，其中城市居民生活和环境用水为0.12×108m3，农牧业饮灌用水为0.53×108m3。根据水文地质部门的勘测，喀什市地下水的动储量为0.8×108m3左右，这就是说地下水的开发已近于临界点，由于地下水的大量无序开发，地下水水生态已经遭到了人为的破坏，本来主要依靠地下水补给的吐曼河水源已濒临枯竭，再加上污染的愈来愈严重，屡禁不止，无力整治，到上世纪末，吐曼河已变成一条死河、臭河，下游常常断流。这对于在改革开放中急待经济腾飞的文化名城―喀什市的生态环境和城市形象真是大煞风景。

本世纪1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步伐以无可遏止的态势继续向前发展，跟其他城市一样，特别是以房地产开发为龙头的城市建设迅猛异常，城市不断拓展，大量农村居民和打工人员涌入城市，尽管城郊农牧业用水保持在较为平衡状态，但城市居民、生态环境和工业用水每年平均人以10%以上的速度向上递增，2012年城市地下水开采量与地下水动储量相比已达到饱和状态，也就标志着地下水开发潜力已经不大，已经基本无力承担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用水。吐曼河的地表径流仅靠一点浑浊的山洪余水维持，昔日吐曼河美好的水生态风光不再。面对文化名城建设和经济特区开发的机遇和挑战，喀什市严峻的水生态资源短缺形势摆在世人面前，对水生态环境的修复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3.吐曼河治理的可喜成效

本世纪以来，随着西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喀什市政府为充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环境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先后提出和实施了“以旅游为龙头带动喀什经济发展”和“以商贸为契机，加强东联西出，把喀什打造成中西亚和南亚经济中心地位”的发展战略措施。这些发展战略措施的实施无疑都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经济实力方面为吐曼河治理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自治区人大八届、九届、十届会议都曾提出吐曼河综合治理的问题，自治区领导视察喀什时曾多次指示加大投资对吐曼河进行治理。近几年来，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经济能力许可的条件下，喀什市相关部门对吐曼河环境实施了治理，首先对河道进行了清污、清淤、疏通，对河岸进行了清障、拓宽，又对河岸、河坎进行美化，用砼修建河坎堤坝，路面修复硬化，河坎种花种草，防止水土流失，架设了桥梁、路灯，并营造了一些简易的游乐运动设施。投资巨大，成效显著，已基本改变了吐曼河死沟、臭沟的旧貌，初步呈现了一个现代化城市河滨的趋形，国内外游客和城市市民走过时已呈现出一种心旷神怡的舒适之感，喀什市城市形象有了明显提升。

4.治理的根本问题―水生态修复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虽然吐曼河花去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得到了一定的治理，外貌是有了较大的改观，但吐曼河水量依然稀少，水质浑浊，小流域地下水资源匮乏短缺依然形势严峻，分析其原因就是对吐曼河治理未能抓住水生态修复这个问题的关键。妨碍了吐曼河生态环境的恢复，影响着文化名城生态文明的发展，也将制约着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进程。

5.对吐曼河水生态修复的思想认识

吐曼河水生态修复实际是对喀什市水生态修复的问题，这对于经济不太富足的边远城市来说未免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对于吐曼河的治理不能仅停留在外观层面上，对全面实施水生态修复要有新认识、新思路、新举措、新准备，思想要开放、开放、再开放。

5.1喀什市既是我国文化名城，又是我国后起的新兴经济开发特区，必须以文化名城和经济特区建设的双重标准看待，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要牢固确立比单纯经济开发特区规格、品味、标准更高一筹的理念，必须以特区经济开发带动文化名城建设，以文化名城建设促进经济特区的开发，做到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二者兼顾。而水生态修复对于二者建设来说更具有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关系，起着支撑和保障作用，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义。水生态修复必须优先于二者的建设，不可滞后，不可并驾齐驱，更不可本末倒置。

5.2在富有丰厚文化底蕴的文化名城搞经济特区建设，把喀什这个改革开放窗口示范城市打造成名副其实的中西亚、南亚经济中心地位，必须要有与国际现代化都市接轨的胆略和气魄。对城市水生态修复，不妨学习和借鉴他国文艺复兴以来一些名城的建设经验，也要学习我国国内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城市对水生态修复的经验和举措。如山东济南泉城在面临同样水生态危机中，他们是如何使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轮重放光彩的先进做法，把喀什市真正建成一流的风景秀丽的国际都市。

5.3在新兴经济特区开发中建设文化名城，必须要与我国水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没有水的城市是偏废的。没有水文化作为基础的文化名城是一种精神的缺失，文化的先天不足甚至可以导致文化名城的流产。要从水文化发展的角度认识水生态修复的重要性，使水真正变成文化名城流动的金，流动的诗。要在水文化精神正确引导下永葆城市昂扬向上的生机，促进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5.4根据目前喀什市水生态现状，要以特区开发的超前意识认识对吐曼河水生态修复的急迫性，要及早实施，越早越好，只争朝夕，要以搞好吐曼河水生态修复去主动迎接特区开发热潮的到来，决不能让特区开发建设停下来等待水生态修复，要确立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的思想，敞开门路，多方筹措资金，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经济形式搞修复建设。

5.5为防止水生态治理和修复低标准重复建设，要求在现有吐曼河外观治理的成果上，思想再更上一层楼，对吐曼河的水生态修复和景区建设项目要在参照上述有关要求前提下牢固确立高标准、高档次、高规格、高品位的“四高”思想，要在项目与国内外先进城市水生态修复和景区建设标准相接轨，在项目设计和施工上要一次性到位。

6.对吐曼河水生态修复重大举措的建议

形势发展到今天，对吐曼河的水生态修复不干不行，但它不可能像农村退耕还草、退耕还林那么容易，城市建设倒退不了，对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供水须臾不可离开，否则整个城市就会陷入瘫痪，变成一座死城、臭城、空城，就更谈不上搞特区建设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有效的人为措施来弥补人类自身活动所造成的水生态恶化问题。

6.1建议相关部门对喀什市地下水动储量进行勘测评估，为喀什市建设部门科学决策提供更可靠的科学依据。

6.2根据城区周边水生态环境，建议按照地下水的走向行脉，在吐曼河上游选址，建造大中型水库，利用水库对吐曼河的水生态进行修复，在现有城周水环境之下，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甚至也是唯一能行之有效的办法。

6.2.1利用水库加强吐曼河上游地下水渗流，增加地下水动储量，渐渐恢复吐曼河小流域的水生态功能，保证吐曼河地下水补给。

6.2.2利用水库代偿城郊农牧业大量地下水饮灌，减少农牧业生产对地下水的开采量，保持地下水富含状态，保证特区经济开发建设用水。

6.2.3利用水库对浑浊的山洪水进行沉淀，给吐曼河地表径流以清水补给，以保持河道恒定的高水质高水位态势。

6.2.4山洪径流稀少时可以引可克济吐，保持水库正常水位，保证对吐曼河地表水正常补给。吐曼河最终下泄克孜河中，引克济吐，中经水库沉淀，随后自然流淌排放下泄，并不影响克孜河水量。

6.2.5水库建成以后，对喀什市周围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也将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6.2.6可以发展水库经济，丰富城市生活，同时增加就业机会。

6.3其它办法建议：因吐曼河坡度较大，可以分段修建拦河坝，形成梯级水位。可开挖延长、拓宽河道，延缓径流下泄速度，延长径流在城区逗留环流时间，充分发挥对城市生态环境调节作用，降低水库补给压力，以求可持续发展。

7.对城市景区建设的建议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篇（4）

很快，草场变成荒地，湖泊变成沙漠。20年后，玛多沦为全国十大贫困县。

这，就是不顾资源环境承载力肆意开发的前车之鉴。

重庆是我国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直辖市，具有中等省的规模，区域间、城乡间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发展现状和发展潜力等差异很大，比如重庆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人均国土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9%，其中山地丘陵又占了大部分，可利用土地资源非常珍贵且分布不均，这就决定了不是所有区县都适宜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开发，而必须根据其自然属性进行有序集约开发。

然而，由于各区域板块及各区县功能定位不清晰，规划区域特色不足，政策导向不明晰，产业同质化，招商引资恶性竞争，考核指标设置不科学，资源配置不合理，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全市整体功能弱化等问题日益凸显。“GDP增速是主要考核指标，要保增速，就必须大规模发展工业。”基层干部有苦难言，“山高地远，好企业难求，迫不得已，只有引进傻大粗黑的企业。”如果依照现有发展模式，20年后，重庆一些区县就有可能步玛多后尘。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重庆要破解城乡、区域发展困局，就必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政策设计，通过实施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引导各区县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突出首要任务，明确发展重点，彰显发展特色；引导形成各区域间产业的科学分工与合作、人口的合理分布与迁移以及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各区县的动力、活力和创造力。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篇（5）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143-03

“生态经济人”既不是一个生态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经济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生态意识、生态良心和生态理性的人,是一个具有利己、理性、最大化和“文明自利”的人,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主人,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

一、“生态经济人”的特征

同“经济人”相比,“生态经济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既是自然观问题,又是发展观问题;既是认识问题,又是生产实践问题。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不同,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和经济发展理念的性质,进而影响和决定着经济主体的人性规定,有什么样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人”,两者间存在着总体上的一致性。

马克思将人类的生存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在 “物的依赖”阶段,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以人的“需求”的自私作为前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这种自然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左右着人类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激化着人与自然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阻碍了人类的发展,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这种“对立”体现在经济发展中,就是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间的“对立”,体现在“经济人”中,就是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对立、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对立、经济利益最大化与持久化之间的对立。在“个人全面发展”阶段,也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阶段。这种和谐统一体现在经济发展中,就是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体现在“经济人”中,就是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和谐统一、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和谐统一、经济利益最大化与持久化之间的和谐统一。

2.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和谐统一。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统一是建立在生态与经济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想明确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环境是经济的组成部分,还是经济是环境的组成部分。” [1] 这个问题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前所长莱斯特・布朗提出来的,在他的《生态经济》一书中,他说:“经济学家把经济看做我们世界的中心,环境是经济的一个子系统,即环境污染属于经济问题;生态学家则把环境看做是中心,经济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1] 布朗提出,我们“必须全面调整经济,使之与生态系统密切匹配”,“经济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稳定关系,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1] 所以,他明确提出“经济必须归属于生态”[1]这个理念。他认为,生态学应该凌驾于经济学之上,新经济才是一个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即生态经济,这就要求经济政策的形成,应以生态原理建立的框架为基础。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之间的关系,犹如建筑师与制造商之间的关系,应该由生态学家给经济学家提供蓝图,因为他们懂得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依赖关系。这就是说,要在生态被保护的前提下来积极发展经济,而不应该破坏或损害生态的条件下来发展经济。布朗说:“一旦有了地球生态系统相和谐的经济蓝图,经济学家就可以运筹帏幄,大有作为了。”[1]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

在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前总理朱基提出了许多意义重大的科学论断,其中与协调经济发展有关的生态经济规律有:一是生态环境是生产力,他强调指出,保护和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就生态生产力来说,它本身就是由自然生态生产力(有时也简称为自然力)和社会经济生产力(又简称为社会力)组成,既包含自然力,又包含社会力。因此,保护和改善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自然力,也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为自然力是社会力的前提和自然基础。二是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经济,实践证明,不论什么地方,保护好环境不仅能够增强投资吸引力和经济竞争力,而且环境保护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又是扩大内需的投资重点之一,同时又拓宽了就业渠道。对经济理论的这一重大发展,其意义在于它既突破了对生产力传统地狭隘地理解,还生产力的本来面貌,又扩大了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分别联系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将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有机统一起来,是构建生态经济的基石。三是实现环保理念的“三个历史性转变”。在第六次环保大会上,总理提出了“三个历史性转变”,即“坚持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并重、同步,并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使经济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2]

3.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经济利益可持续化和谐统一。利益最大化与可持续化间的对立是“经济人”的显著缺点,这种“对立”体现在生产效率上,就是高投入低产出;体现在生产目标的设置上,就是追求的目标片面化和重量轻质倾向;体现在生产发展模式来上,就是一条单线的不可循环的道路,即原料―产品―商品―废品;体现在生产成果的评价标准上,就是只注重经济增长指标;体现在生产成本的核算上,就是只算社会资源成本,不算生态环境成本;而“生态经济人”则克服了“经济人”的这一缺点,坚持经济利益最大化与可持续化的统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效率高,是低投入高产出,属于知识密集型生产;二是生产目标全面,不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而且更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可循环发展模式,即原料―产品―商品―新原料―新产品如此循环利用。四是生产成果的评价标准,既看经济增长,又看生态环境保护状况,看经济增长力与环境承载力和生态生产力是否协调一致;五是在生产成本核算时,既看经济增长指标,又看生态环境指标,两个指标有机结合,构成一个综合的评价标准体系。

二、“生态经济人”的属性

“生态经济人”是“生态人”与“经济人”两者的融合统一,但不是简单叠加。因此,“生态经济人”应该是一个具有生态意识、生态良心和生态理性的人,但不是一个生态主义者;“生态经济人”应该是一个具有利己、理性、最大化和“文明的自利”的人,但不是一个经济主义者。除此之外,“生态经济人”内涵还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生态经济人”的需要与动机、“生态经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生态经济人”的目标与手段、“生态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与可持续性。

1.“生态经济人”的需要与动机。传统的“经济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人”的需要与动机是单一的,只有一个需要,即物质需要;只有一个动机,即以最少的代价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有的学者将“经济人”描述为,不受伦理道德的影响和约束,谨慎而精明地但也是机械且自私自利地追求金钱利益。更有的学者将“经济人”概括为,见利忘义,铤而走险;金钱至上,唯利是图;钱能通神,无视道德作用;贪图享受,物欲横流。而“生态经济人”的需要与动机则是复合的甚至是多元的,就需要而言,“生态经济人”不仅具有物质需要,而且还具有生态需要;就动机而言,“生态经济人”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追求生态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重动机。

2.“生态经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在“经济人”人性假设中,“经济人”理性是一种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选择最有效途径或手段的能力,有时甚至把理性等同于精密计算。因此,“经济人”又称之为“理性经济人”。可见,“经济人”理性是为了确保或有利于实现利益最大化,否则就是非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判别标准就是经济利益最大化,并且是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经济人”理性相比,“生态经济人”理性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生态理性的融入,在于理性与非理性评价标准的两元性,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生态环境最优化一起,成为了评判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那种既能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或满意化,又能达到生态环境的优化或改善的选择,就是理性的选择,否则,就是非理性的选择。

3.“生态经济人”的目的与手段。在“经济人”人性假设中,尤其是在新古典“经济人”中,目的与手段是对立的,经济主体永远是目的,除经济主体以外的一切,如他人、社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都是手段。而在“生态经济人”中,目的与手段是有机不可分离的,是互为手段、互为目的。同“经济人”尤其不同的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内化在经济中,既是“生态经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同时又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4.“生态经济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与可持续性。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同可持续性是对立的,“经济人”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往往具有单一性、暂时性和反自然性等特点。所谓单一性,就是唯经济性,只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完全不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所谓暂时性,就是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所谓反自然性,就是为了取得经济利益最大化,不顾生态环境,甚至依靠破坏乃至牺牲生态环境。与“经济人”不同,“生态经济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相统一的,由于“生态经济人”是一个具有生态意识和生态理性的经济主体,所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或满意化必然具有系统性、长远性、自然性以及可持续性等特点。所谓系统性,就是不仅仅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或满意化,而且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坚持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所谓长远性,就是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不能唯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正是由于其系统性和长远性,因而是合乎自然的、可持续的。

三、“生态经济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文明内涵的丰富性导致了生态文明界定的多样性,从文化角度看,生态文明是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最广大层面的文化认同,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强化人们的生态意识,使和谐自然观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从产业角度看,生态文明是以生态产业为支撑的文明,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产业或生态产业群,使生态产业成为整个社会的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从构成要素看,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化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构成的综合性、系统性文明,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协同生态化过程。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前提是要树立生态意识,关键是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第一,“生态经济人”是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生态良知、生态理性的人。以“生态经济人”创新自然观念,实现自然观生态化。树立生态自然观,促进生态观念的根本转变。自然观是文明观的核心,不同的自然观对应不同的文明观;生态自然观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是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自然观;树立生态自然观,有助于促进生态观念的根本转变,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生态经济人”是具有科学环保理念的人。以“生态经济人”创新环保理念,实现环保理念生态化。转变环保观念,实现环保理念的生态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树立科学环保观,促进环保理念的根本转变。创新环保理念,实现“三个历史性转变”;科学环保观生态化的环保观,是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环保观;树立科学环保观,促进环保理念的根本转变。

第三,“生态经济人”是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以生态效益统领和带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人。以“生态经济人”创新经济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树立生态经济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创新经济发展理念,实现“三个转变”;生态经济观是生态化的经济观(涵盖生态经济资源观、生态经济生产观、生态经济消费观、生态经济科技观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支撑;树立生态经济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第四,“生态经济人”是强调生态公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基础制约观等环境法基本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生态安全第一、生态可持续发展等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人。以“生态经济人”创新环保法理,实现环保法制生态化。“生态经济人”是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是对传统“法律人”类型的扩充,如果说“个人”是法律的基点,“恶人”是法律的忧虑,“善人”是法律的乐观,“理性人”是法律的理想,“社会人”是法律的期望,“主体人”是法律的狂妄,那么“生态经济人”则是法律的必然,也是对“法律人”模式的完善。

第五,“生态经济人”属于生态经济领域的人性,是完善生态经济理论关键,是发展生态经济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主体。 “生态经济人”是一种新的人性假设,是对“经济人”和“生态人”的整合与超越,是生态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是一种有助于推动生态经济大发展的人性假设,而生态经济又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因而“生态经济人”是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经济人学观,“生态经济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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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篇（6）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5-0082-05

当今的人类文明正在高歌猛进，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日益繁荣，但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并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全世界如此，我国亦不例外。在这一背景下，党和政府高瞻远瞩，及时调整发展思维和战略。党的十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随后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因而从党执政思维的更新来看，生态文明业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融入的理念，成为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质量的关键着力点。经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重要一维，并为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提供物质支撑。唐建荣教授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可以说就没有人类的经济系统”[3]，因此，经济建设的生态化成为实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生态化的重要前提。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明晰相关概念和背景的前提下，从思维、制度与行为三个维度展开探索，以期明晰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机制问题。

一、生态文明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不再只局限于经济效益的追求，生态系统的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资源的持续培育与利用，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概念体系

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与前两种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在强调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强调对于生态和自然的关注与保护。就其内涵而言，可以认为生态文明是以尊重和保护生态为基础，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和谐为主旨，以提高人类的生态意识、转变社会发展模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着眼点，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引导人类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种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其全方位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而言，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是对立统一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两者是对立的。要保护生态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经济发展；而经济要发展必然会对生态造成破坏。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统一的。生态保护的好，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持续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支持；经济发展得好，又可以为保护生态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有鉴于此，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纳入生态文明理念，这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建设更好、更快、更持久发展的必然选择[4]。

（二）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现实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限于尚未根本转变的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是兴国之要。然而，当前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已成为制约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刻不容缓。

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我国的生态现实。“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11.5%，却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钢、43%的铜、54%的水泥；原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56.4%和66.5%，排放的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总量已居世界第一。”[5]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着“以生态换发展”、“以发展换政绩”，以及单纯追求GDP的错误思想，生态保护意识薄弱。就政府而言，不少官员只管政绩，不顾生态后果的砍伐森林植被、扶植经济效益好的高污染企业，生态成为他们仕途的垫脚石；就企业而言，市场经济是利益主导的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所有企业的最终目标，这使得很多企业进行高收益高污染高破坏的生产。不管是政绩主导下，还是利益驱动下的生态破坏，都没有后续的生态修复环节，这使得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在此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2]。因此，当前，在经济建设中必须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重视可持续原则教育[6]，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维度：经济思维、制度与行为

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既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又是实现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系统化的融入机制作为依托。经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就其内容而言，包括经济发展思维、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等。因此，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机制可从经济发展思维、经济制度、经济行为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1. 经济思维的生态化。经济发展思维是体制建构的先导，是经济建设的方向标。生态经济发展的思维就是要以“生态”为经济建设新的增长点，将经济建设建立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基础上；就是要以生态系统观为指导，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对立统一性，致力于实现两者的和谐共赢；就是要将生态效益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之一，追求经济建设中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2. 经济制度的生态化。思维是抽象的，生态经济发展思维只有借助于制度与政策体系才能实现向具象的转变。经济制度的生态化是生态思维的具体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政策体系的生态化和经济评价体系的生态化，就是要以生态为指导，正确处理经济体制建构中的各种关系，建构生态化的经济制度及其评价体系。

3. 经济行为的生态化。制度或政策是理念的载体，行为才是理念转化的关键。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实现，必须依托政策的执行，经济行为成为经济建设生态化不容忽视的环节。经济行为的合理与优化，就是生态化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贯彻，就是制度或政策体系执行过程的生态化，这关系到生态文明能否融入经济建设，需要多元主体的行动优化。

二、经济体制建构思维的生态化：生态经济观的确立

经济发展思维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建构，决定着经济发展目标、战略、步骤等的制定，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等。因此，经济建设生态化的实现，必须首先创新经济发展思维，实现经济体制建构思维的生态化。经济体制建构思维的生态化，就是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7]的经济发展思维，确立生态经济思维，在经济建设中强调“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重要性，将生态保护理念贯穿于经济建设全过程之中。

纵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程，以往经济建设虽然都主张保护生态，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生态经济发展思维，而只是一种惯性的理念主张。“生态化”只是一个口号，只停留在书面化阶段，具体的经济发展理念都不是生态化的，都只关注经济效益，而不关注生态保护。这种“生态化”势必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结合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8]，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思维，切实确立生态经济发展思维，为经济建设中生态保护的实现提供依据，而不是将“生态化”束之高阁。

生态经济观的确立，需要执政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讲，就是要实现执政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发展思维的转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生态经济发展思维的确立，需要执政党执政理念生态化的实现。执政理念是指导执政党活动的根本原则，即党的执政宗旨和执政方式。就执政宗旨而言，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关注公民日益高涨的生态利益诉求，将维护公民的生态权益纳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范畴之中。当前，雾霾、沙尘暴、饮用水污染等问题严重威胁着公民的生命安全，公民逐渐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生态利益诉求高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不能再仅仅关注公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维护，必须关注和维护公民的生态权利。二是要将生态思维纳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之中，杜绝实践中的生态污染和破坏。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要统筹安排和规划，处理好生态与公民利益维护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公民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将生态观念贯彻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始终。就执政方式而言，要实现执政方式的生态化。当前，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首先，要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之间的协调统一，避免因执政方式不当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其次，要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实践之中，在实践中尊重自然、保护生态，追求最大化的生态效益。

政府工作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是国家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者。他们思维理念的生态化对于生态经济发展思维的确立至关重要。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两部分。中央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是在执政党领导下，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统领全国事务。因此，要引导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树立起生态价值观，从思想上转变观念，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的重要依据，逐步确立起生态经济思维。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是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领导下经济发展规划的具体承担者，是生态经济思维能否确立的关键环节，必须予以重视。首先，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要“破除GDP崇拜”，“树立生态价值理念”[9]，逐步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意识。其次，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具体实践中，要以经济发展规划为指导，密切关注自然和生态，引导市场经济沿着生态化的道路前进。最后，要以生态和谐观为指导，引导市场经济运行，净化市场经济环境，避免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三、经济制度的生态化：经济政策、评价与生态价值的融合

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提供制度性框架和指导，是经济建设依据的核心。将生态思维纳入经济体制，必须“积极改进现有经济制度，把生态资源服务进行价值化，并纳入经济体制和制度之中，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生态服务型经济”[10]。

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中虽有一定的生态指标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之一，但在实际的经济建设之中，生态目标往往被忽略，直接让道于经济目标，甚至出现以生态换取经济效益的现象。一方面，在实际的政策体系设计过程中，政绩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观占据主导，GDP的增长成为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的唯一考量，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势必对生态造成难以短期修复的破坏。政绩主导观下的经济发展都是短期的，带来的生态修复却是长期而艰巨的。与生态修复的长期性成本相比，经济发展的实际成就就变得微不足道。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各项子类政策，如目标、价值、原则、评价等等也存在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体制的效用，制约甚至阻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而在这个存在冲突和矛盾的体系中，生态化目标不具任何现实意义，其重要性被虚化。也就是说，经济体制中的生态化目标被相互冲突的经济制度或政策排挤掉。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这些弊端，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建设，严重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质量。在这一背景下，必须构建生态化的经济制度及其评价体系，实现虚化生态目标的具体贯彻落实。

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生态化。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生态化，就是要协调制度与制度之间、政策体系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等的关系，解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冲突，切实确立同质化、一体化、功能互补的经济制度及其政策体系。第一，要协调好中央经济政策体系与地方经济政策体系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就像德国学者海贝勒与格鲁诺从比较视角所说的，中国“地方政府不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而是经济主体和地方利益倡导者”[11]。因此，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中央要适度放权，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以保证地方能根据地域特殊性对中央经济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地方要以中央经济政策体系为指导，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实现整个经济政策体系的协调。第二，经济政策制定的生态化。政策的制定要始终坚持生态化，不仅要将生态保护纳入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而且要切实融入经济政策的每个细节，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原则等的生态化。第三，处理好政策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不同产业、不同地域的经济政策由于其特殊性，难免出现冲突，这就需要协调好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政策，坚持目标的一致、原则的统一、关系的协调。

评价体系的生态化。没有评价就没有监督和反馈，评价体系的生态化是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生态化的必要环节，起着巩固和完善的作用。评价体系的生态化，就是要将生态保护落实到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建构之中，就是要将生态效益作为考核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参考。第一，要以生态作为评价体系的核心。要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并重；要树立可持续发展观，改变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强调经济发展的长期效益。第二，要将经济发展评价的生态目标具体化。要改变过去强调“生态”而不注重生态的做法，将经济发展的生态评价目标细化，尽可能提供可以量化的标准，从而使生态效益评价有据可依。第三，要协调好具体的评价指标、评价原则等的关系。评价体系的生态化，不仅仅指对于经济发展生态效益的关注，还包括评价体系自身的协调有序。要考虑各项指标、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避免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第四，评价不能止于经济行为的终止。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经济发展评价不能只关注经济行为终止前，而要有发展眼光，关注长远，将经济行为对生态的后期影响也纳入评价之中。

四、经济行为的生态化：多元主体的行动优化

经济体制运行是经济发展思维的落实，是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践行，对于经济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必须融入生态文明，以保障生态经济发展思维得以落实，生态化的经济制度或政策得以贯彻，从而保障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实现，提高经济建设质量，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永续发展。

由于地方利益观或政绩观的错误引导，我国的经济体制运行存在诸多问题，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部分。一是地方利益观主导下的非生态化。经济人假设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12]。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本地经济，提高政绩，不顾生态效益，执行非生态化的制度。非生态化制度的执行，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的非生态化，执行越彻底，生态破坏越严重，生态修复周期越长，甚至造成对生态的毁灭性破坏。二是生态化制度执行的缩水。经济制度或政策运行过程中，生态目标被虚化，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运行存在的另一重大问题。再好的制度，没有贯彻执行，就不具有任何价值。关于生态保护似乎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即关注自然和生态，势必需要长期增加经济建设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这一错误认识影响下，势必造成生态化经济制度的执行不力。高昂的生态成本与生态保护成果出现的滞后性使得政府在执行生态化制度过程中，忽略生态效益目标，无限度地从生态系统索取，以提高经济效益。这种单向度的索取模式，造成生态危机不断升级。在这一背景下，合理优化多元主体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体制运行的生态化刻不容缓。

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理应起到主导作用。在推进经济建设生态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首先，政府要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评估机制，对经济发展的短期和长期生态效益进行评估，从而发现制度或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适当调整。其次，政府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和谐共赢[13]。生态也是一种资本，生态使用是有偿的，破坏生态要赔偿。政府要坚持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的原则，以利益为制约，保护生态。最后，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生态化制度或政策体系的贯彻执行。要有生态保护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态效益观和经济效益观；要有保障生态化制度或政策得以落实的执行能力；要采取科学、生态、可持续的执行方式，避免因方式选择不当造成的生态破坏；要有主体行为生态化的觉悟，减少制度或政策执行中的环境影响。

要引导公民发挥主人翁精神，“建立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14]，了解并监督经济制度或政策的执行情况，对忽略生态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行为进行检举，对生态化制度或政策的错误执行提出批评或建议，以保障生态化经济制度或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离不开专家的专业意见，要充分发挥专家在经济体制运行生态化的重要作用。生态技术或政策专家利用他们已有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相关信息，对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专业意见，从而为经济体制运行的生态化提供正确引导。

新闻媒体由于其自身的实时性、曝光性等特点，具有重要的舆论导向性。在合理优化经济行为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对经济体制运行中存在的生态破坏行为予以及时曝光，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注意，并追踪报道事件处理过程，以确保问题得以更好解决。

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应该齐头并举，不可偏废其一。应从经济思维、经济制度、经济行为三个维度入手，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实现经济体制建构思维的生态化、经济制度体系的生态化、经济体制运行的生态化，从而构建起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系统化机制，为经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生态化的实现提供有益借鉴和指导。这当然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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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篇（7）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1-0094―05

生态旅游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友好和亲和使之理所当然的成为21世纪最为时髦和备受推崇的绿色经济，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追逐的新的目标和热点。与传统旅游经济一样，生态旅游经济在我国发展十分快速，原先将旅游经济作为发展重点战略的地方政府纷纷改弦易辙，成为生态旅游经济的追捧者，“生态旅游”的标签和幌子随处可见，与传统大众旅游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导致生态旅游经济的实践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和要求，偏离了其应有的发展轨道。

1　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具体表现：生态危机

1.1自然生态破坏严重

生态旅游活动的主体生态旅游景区屡遭破坏，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下降，生态旅游资源不断退化。在保护生态与发展旅游的冲突中，如果经济的考虑而非生态的考虑被置于首位，生态遭破坏就是一种必然。有报道尖锐的批评：在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框架下，只要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稀有的自然资源保护就成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旗幡，经济数字的饥渴者和环保意识淡漠的外来者一拍即合。可是，接下来，就是一场生态灾难的从天而降。

需求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得到提升，许多正在成为生态旅游开发热点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景区，其相对原始独特的物种和景观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人类在开发和利用生态旅游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生态环境产生矛盾，不适当的开发将会导致濒危物种生存环境破坏，对生态旅游环境的干扰也日益严重，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近3年间，被调查的85个保护区内发生违法利用资源的事件2 117起，最多的保护区发生500起，其次分别为226、200、158、156起。

1.2社会文化生态饱受冲击

生态旅游既要保护自然生态的完整，维护旅游地的生物多样性，也要保护文化生态的原貌，保持本土的文化多样性，这也是生态旅游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多民族融合的中国来说，“天人合一”的文化生态更是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遗憾的是，在日渐繁荣的生态旅游经济的强大攻势下，在虚假生态旅游产品鱼目混珠的市场上，文化生态也逐渐沦为牺牲品，许多传统风格正在变异，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毁损，人居环境遭到破坏，导致人类文明的永久损失和历史的永远遗憾，虚假的繁荣背后是文化生态的沙化。不可再生性是文化生态的特点之一，如果文化生态遭到破坏，其后果可能不像破坏自然生态那样直接，但却会割断生活的历史文化传统，深远地影响到自身的发展。

1.3经济生态脆弱不堪

生态旅游供给者的鼠目寸光，使得生态旅游更多的是被当成一种标签和市场上招徕客源的幌子，以迎合旅游者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心理。有些企业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利用生态旅游概念上存在争议的机会，在主观上有意识地曲解生态旅游含义，造成虚假和泛化生态旅游产品泛滥，损害企业形象和声誉，诚信缺乏，增加企业社会成本。虽然，在生态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这种做法一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是这不仅对旅游者产生了误导，还严重损害了当地的声誉，造成环境的永久性破坏，不利于当地旅游经济的长远发展，更有悖于生态旅游发展的初衷。正如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所说，“不能把生态旅游看作是一时流行的时尚或者是骗人的把戏，而应当把它看作是发展未来旅游业的有生力量”。

一旦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市场失去信心，那些坚持生态旅游原则的真正的生态旅游提供者，也会受到牵连，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于是，这部分生态旅游提供者要么退出市场，要么随波逐流，不再经营严格的生态旅游产品，生态旅游者也无需用生态旅游的标准来要求和约束自己，生态旅游经济的市场基础从根本上产生动摇，导致整个市场萎缩和崩溃。

1.4精神生态贫乏苍白

生态旅游提供者和生态旅游者普遍缺乏生态伦理，生态旅游提供者失却了发展的核心理念，在自然生态利益和社会经济利益的权衡中舍本逐末；生态旅游者迷失了精神归宿和家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空谈。

在传统的经济中心发展模式指导下，生态旅游提供者普遍的做法是把经济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置生态和环境成本于不顾，经济利益总是凌驾于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之上，在生态旅游产品的规划、设计、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都缺乏先进模式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没有体现生态旅游应有的内涵和精神。

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部分所谓的生态旅游者没有达到严格的生态旅游者的高度，他们的行为与一般的大众旅游者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习惯于在旅游活动中维护自身的利益，追求最大化的满足，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主宰来看待，在旅游过程中割裂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和生态环境进行随意的践踏和破坏，将旅游需求的满足建立在损害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在旅游者身上体现为渴望环境美、生态美的心态与随意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2　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原因探寻：生态反思

2.1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理论反思

生态旅游经济的社会经济功能，体现了生态旅游经济的社会属性和经济本质；生态旅游经济的自然生态功能，体现了生态旅游经济的自然属性和生态本质，正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生态本质与经济本质的有机统一，才构成对生态旅游经济性质的全面认识，也即生态旅游经济是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三位一体的经济，是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三位一体的经济。

2.1.1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本质思考

生态危机的出现，说明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中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出现了割裂与背离，人类将生态旅游经济系统视为一个孤立的经济循环，切断了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联系，在封闭的经济系统内寻求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在生态旅游经济复合系统中，既存在自然生态关系，又存在社会经济关系。两者之间如果能够结合与统一，生态旅游经济就得以健康持续的发展。如果将两者割裂，使其背离，就会陷入严重的生态危机。当前出现的生态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于虚假和伪劣生态旅游产品过多过滥所造成的，而实质上，虚假和伪劣生态旅游产品的出现正是生态经济关系矛盾冲突的具体表现，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所曲解的生态经济关系，即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割裂背离的关系所致。可以说，上述系列的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经济生态危机以及精神生态危机，归根到底就是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危机。

2.1.2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思想根源

工业革命以来，经济人假定一直被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营管理实践视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追求最小的预付资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唯一目的、内在动力和最高原则，因此，局部的发展损害整体的发展，眼前的发展剥夺长远的发展，自身的发展危害他人的发展，牺牲生态环境谋求经济发展，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使得人类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远远超过收获的正效益，人性、社会和企业都呈现出某种扭曲和病态。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护生态的初衷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自然生态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是保证生态旅游经济健康运行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当自然生态关系的地位不断弱化，必然难以与不断强化的社会经济关系保持平衡，使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濒临断裂的危险。

2.2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现实反思

2.2.1经济关系超越生态关系导致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不协调

(1)生态旅游经济定位的错位。生态旅游不能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龙头，其发展不能“唯利是图”，这都是由生态旅游的基本原则所决定的。然而，在许多生态旅游规划中，生态旅游经济都被不当定位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产业，片面夸大生态旅游的经济作用和强调经济功能。

生态旅游经济定位的不当使得借生态旅游开发吸引外来投资成为政府部门的一项主要任务或政绩工程，而“生态”的含金量也使外来资本对此具有强烈的兴趣。于是，以货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资本具有超越一切意志的力量，成为测度地方经济发展、生态旅游规模的手段，产值、利润、税收成为政府、企业和个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在资本的作用下被掩盖，代之以单纯的经济关系。人们关心的只是在社会经济过程中，如何实现人的劳动价值及交换过程的公平性，对于在生态旅游产品中凝聚的“自然”劳动或生态价值及其开发利用的公平性却很少问津，这正是导致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失调的主要原因。

(2)对生态旅游经济的索取无度。城市环境的污染，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生态”成为风行的字眼，对生态产品的需求空前高涨，能够实现人的身心解放的生态旅游产品更是成为市场新宠，膨胀的生态旅游需求刺激了生态旅游供给的不断增加。尽管在理论上，生态旅游只是一个规模有限的细分市场，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并非所有对生态旅游产品的需求都是严格按照生态旅游的标准进行的：生态旅游的需求者以“非生态”的消费方式影响着生态系统，生态旅游的供给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以“反生态”的生产方式破坏着自然生态。生产和消费的叠加对自然生态系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于是生态旅游景区不堪负荷、人满为患的现象屡屡发生，造成资源退化甚至是景观的消失，对生态旅游产品的需求远远超过了生态经济系统的承载力。可见，在生态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较量的过程中，生态利益被忽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经济利益被无限的放大，直接导致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不协调。

2.2.2利益主体矛盾冲突导致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不和谐

在生态旅游经济所涉及的各利益主体之间，各自追求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为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的冲突。

(1)生态旅游提供者。生态旅游产品虽然被生态旅游提供者时常挂在嘴上，但是真正遵循生态旅游原则提供生态旅游产品的企业却不多，在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发生冲突时，很少有企业能够放弃眼前利益去维护生态。所以现实中生态旅游只是被演化为一种市场营销的手段，很多旅游企业通过“刷一层绿漆”来迎合市场的需求，获得竞争优势。开发商狡猾地利用“生态旅游”这个时髦词，其目的是为了中饱私囊，他们以利润最大化和自利为主导思想，投其所好地讨得客户的欢心，吸引旅游者，并没有将环境保护和当地收益放在首位。

(2)生态旅游者。生态旅游者的“经济”目标不在于物资财富的增加，而是生态旅游活动为其提供的“消费者剩余”，在许多游客心中，消费者剩余主要是由消费者所获得的生态体验以及经济成本所决定的，至于旅游活动可能会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考虑甚少，所以，他们往往忽视生态保护的基本前提，却希望获得更完美的生态体验。

(3)生态旅游社区。受历史条件影响，我国很多生态旅游社区都是较为贫困落后的地区，对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十分迫切，当他们觉得外来资本和开发行为能够给他们带来物质条件改善时，对于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保护就自觉或不自觉的让位于经济开发。

2.2.3生态旅游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导致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不可持续

生态旅游经济的失调和生态危机的威胁并非全部来自生态旅游系统内部，也有来自生态旅游经济系统以外的破坏。生态旅游经济系统的运行不是孤立的，它也会受到其他形态的经济系统的影响，也受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生态系统变化的影响。比如生态旅游景区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受到工业化增长的污染，而这种污染与生态旅游活动并没有直接联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是生态旅游资源的富集区，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对发展经济的要求十分迫切，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既可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实现，又可以其他方式如水电开发来获得，由于后者的经济效益见效更快，那么对后者的倾向性将会使得生态旅游经济的自然基础面临毁灭性的破坏。

在四川，一场争夺西部地区各流域水电开发权的“跑马圈水”运动，在各大电力、投资等利益集团之间愈演愈烈，在强势的利益驱动下，一个个水电项目的上马迫使部级自然保护区、部级风景名胜区、原始森林和濒危生物保存栖息地等作出让步，此时，一切关于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话题和国家法律法规都显得那样软弱和苍白无力。

3　生态旅游经济异化的解决思路：生态和谐

3.1构建和谐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

生态旅游经济发展中逐渐显现的生态危机已经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在生态旅游经济复合系统中，不仅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人与人的关系失衡，而且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也发生割裂和背离，因此，当人类迈入以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人类必须对以往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关系的发展观念、经济理

论和管理实践都开始进行反思，使扭曲的生态经济关系回归理想状态。

生态旅游提供者、社区、政府和旅游者等利益主体既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又生活于社会经济系统中；他们既与自然生态发生着开发、利用、保护、投入、储存等关系，又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之间发生着合作、竞争、参与、分享、互补等关系；他们既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也是自然生态关系的主体；交错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自然生态关系形成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割裂其中任何一种关系，生态旅游经济关系链条都有可能断裂失衡，甚至威胁到生态旅游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

3.2构建内生化的生态旅游经济发展模式

所谓内生化，就是将传统增长理论中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一些因素放到增长模型里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自然生态要素对于生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识的时代背景下，将自然生态要素纳入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分析框架更是必然。

生态要素既是生态旅游生态经济价值的承担者，也是生态旅游消费的自然基础，既是生态旅游生产发生的物质基础与先决条件，也是全人类生活的共同的前提条件，没有自然生态，就没有生态旅游经济整体发展的生态环境。

因此，具有可持续意义的生态旅游经济的增长，必须转变传统的发展观念，建立在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对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变革在大众旅游经济中“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的旅游生产和消费模式，减少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生态压力。

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生态旅游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基础之上的，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旅游资源与环境稳定持久的供给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不仅构成生态旅游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而且成为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因此，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以生态旅游资源为基础，与生态旅游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在开发和利用生态旅游资源时，要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补偿和投资，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恢复和更新，使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保持完整的持续的秩序和良性循环，使自然生态过程和社会经济过程内在统一。

3.3构建协调的生态旅游经济管理体系

3.3.1 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管理

生态旅游经济的宏观管理应该在社会、经济、文化、自然与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兼顾公共服务、综合福利和生态保护的价值取向，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角度来处理、协调和解决在生态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第一，通过制定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加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完善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来统筹生态旅游经济的宏观发展；第二，在扶持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保障生态旅游者的权益、严格生态旅游的准入制度、推行生态旅游认证的基础上，努力遏制生态旅游的泛化现象；第三，政府还要制定促进生态旅游经济和谐发展的配套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政策和社会文化政策，实现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

3.3.2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管理

(1)生态旅游景区的绿色管理。生态旅游景区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森林公园以及生态实验站，属于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敏感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极易对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在生态旅游景区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旅游发展和管理模式，最低限度地减少生态旅游经济对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生态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生态旅游景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三位一体相互协调的一条重要途径。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篇（8）

一、“意识形态经济化”的涵义

（一）“意识形态经济化”的概念

意识形态经济化就是运用人民大众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动功能实现经济优化发展的最佳目标，扩大与强化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使经济发展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内优化组合发展，以提高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普惠度、满意度、幸福度，并以此促进人民大众先进主流意识形态在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彰显力、影响力。

（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特点

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体制的变革活动，也是一个从经济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的社会变革活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

1. 政府主导下的不断完善超越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两位一体”文明建设，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三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提出，再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四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提出，进而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一直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超越与深化。

2. 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有机结合的互映性。只有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政府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解决改革进程中前期遗留的矛盾，使诸多矛盾在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完善和经济发展中自动化解。正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不断吸收社会意识形态而得到完善和发展，才为吸引国内外资本的高效投入、吸纳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共谋复兴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创造了“中国模式”的发展奇迹。而经济的快速发展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通过“回溯效应”又增加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凝聚力、吸引力。

3. 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民族自觉性。在当前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引领下，我国的经济在“阵痛”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也经历着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民族性更加彰显。我们要在确立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时代和民族特点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这既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密切联系，也与中国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民族性理念紧密相连，这个已经逐步形成并在不断完善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价值理念的中国民族特色是我们倡导生态文明、发展生态经济的新意识形态的基础和起点。

（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功能

在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进程中，内在矛盾表现为 ：“粗放型”经济发展意识与“集约型”生态经济发展意识之间的冲突;外在的矛盾表现为：经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西化渗透”与中国“和平崛起”国际影响力日益彰显之间的冲突。中国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意识引领当前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型社会意识，是指以能源资源高效率利用的方式进行生产、以节约的方式进行消费为特征的社会公民意识。环境友好型社会意识，是通过全社会成员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公民意识，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主流意识的构建与确立，它是以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最优化为先导，以遵循自然生产规律为核心，以绿色科技为支撑，倡导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发展理念。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意识引领当前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承载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互生共荣关系，统筹当前利益与长远宏景的契合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2. 以全体社会公民生态环保观念引领当前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大多数社会公民对循环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了全新的认知。它是有效促进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我国大力倡导的经济发展主导方式。我国大多数社会公民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它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四）生态经济发展战略与意识形态的辨证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生态经济发展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最终目的，二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统一化趋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生态经济是通过遵循生态经济规律来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最佳化、公平化。无论是发自主观使然还是客观应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两者统一与融合起来。

1. 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基础：促进生态生产力的有序发展。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却又是人的实践活动能动创造的结果。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但是人们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体间的客观效应，恩格斯用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一词来概括。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广大社会成员深刻领会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在发展中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充分认识生态保护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产力的高效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生态生产力的优化发展，也引发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但无论是生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有机统一于生态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现阶段，发展生态经济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生态经济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生态经济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2. 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价值追求：效率与和谐。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不仅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且还要对自己创造的历史进行价值的评判。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活动始终都受“历史合力”的人的理性、意志和需要等精神因素调节，因此，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对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方向性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含着构建生态经济秩序规范的动力价值、生态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价值和“道德资本”价值。反过来，生态经济也蕴含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如效率价值取向、利益价值取向、主体性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态经济不仅相互蕴含着彼此的价值，而且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效率与和谐。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和需要。而生态经济是高效整合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效率是经济生产的价值目标，那么和谐是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制度的价值基础。

3. 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最终目的：“自然―人―社会”的和谐发展。生态经济的前提是环境保护，根本是发展，目标是立足现实、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现代服务业，使生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逐步占居主导地位，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经济布局，实现产业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产业化;同时，生态经济倡导人们多方面的低碳生活需求，引导人们多样化的环境保护活动，并要求全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从而使人的关系日益趋向全面，并通过人们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社会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以科技创新来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为“自然―人―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保障。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的发展上实现对生态经济新的超越，生态经济的主观追求是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公平是它的人性论基础，“自然权利”是它的伦理本质，使人们的意识性形态以实现“自然―人―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二、意识形态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互动作用分析

（一）生态经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每一种经济形式都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留下深深的思想烙印，每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又必然会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生态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丰富了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生态经济的基本理念：理性、人本、自由、和谐;生态经济的基本原则：整体推进、科学构建、多元参与、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的基本要求：生态良好、公平正义、统筹发展、民生幸福。这些基本的理念、原则和要求，不但形成相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而且还决定着与它们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生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包括低碳生活、绿色GDP、生态文明、生态文化体系等新的经济道德规范和价值观，这些围绕着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道德观，丰富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意识形态，也协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

2.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新的影响力。现阶段，我国面临经济和社会全面转型的“深水区”，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和经营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将重新定位，企业的生态经营管理日益得到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态经济观念也将引领经济生活新潮流，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生态经济发展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生态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强的反作用。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经济功能，它可以从促进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促进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对生态经济建设产生重要的导向和保障功能。

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为生态经济良好、快速、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任何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任何发展模式的正常运转都需要一个安定有序、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而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普及，广大社会成员在对新的制度、体制和发展理念认识上达到某种程度上的一致，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念的基础。可见，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解释和价值支撑来维系社会稳定，并引导广大社会成员以自觉、自愿、自为的方式投入到生态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

2.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生态经济的良好运行营造稳定秩序，提高经济效率。通过意识形态，能够使国家的经济决策过程简单明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达成发展理念共识，减少人们在发展生态经济合作中的“摩擦费用”，降低社会的管理成本;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的约束力，会减少执行经济制度的运作成本，提高企业自觉厉行经营活动的生态管理职能;意识形态能够使广大社会成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凝聚社会巨大正能量;意识形态能强化和约束政府行政部门的“单向度”行为，更好地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提高政府部门公共管理效能的公信力。

3.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保障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其健康发展。生态经济本身存在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人们更加务实，不搞形式主义，自觉树立生态观念，按生态经济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使一些人只讲实惠、注重自身利益，置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不顾，给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潜在危害。而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纠正偏差的功能，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把生态经济发展战略深入落到实处，纠正将生态经济发展流于形式的做法，真正实现以生态经济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务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以意识形态经济化引领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

（一）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前提

国家安全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诸多方面。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意识形态又是文化安全中最核心的部分。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意识的文化，作为社会的特殊文化系统，不仅发挥凝聚全国人民“正能量”的轴枢作用，而且有效抵制和防范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演变”的阴谋。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的放宽，不仅国外大量的资本、资金、技术、设备等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而且大量的外来文化产品随之涌入，这无形中给中国文化产业带来巨大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某些发达国家把“文化大棒”看做是推行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它们认为要达到对中国“和平演变”、抑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必须大规模地实施文化输出，通过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达到其“西化”、“和平演变”的目的。如果当前中国意识经济化进程中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将会导致中国文化产业的萎缩和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将会对国家安全带来巨大潜在风险。

（二）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有利于生态经济发展为保障

我国的改革与开放正处于关键“瓶颈”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经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经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发展方面已由单纯追求GDP上升到追求人文GDP、绿色GDP，实现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特别是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调整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深刻认识文化软实力在我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在当前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三）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引领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通过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整合能力。大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人们确立新的生态文明发展观和生态文明价值观，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良好转变，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必须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首要任务，用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生动形象地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引领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追求，为我国生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支撑、坚实的道德基础、良好的道德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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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启绩.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篇（9）

2信息化时代中，我国生态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在任何时代中，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问题都是物质资料的分配、生产、消费、交换的经济活动。绿色经济时代也一样，绿色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在活动方式、依托力量、运行基础以及根本动力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绿色经济和传统经济不同的是与知识、生态生产过程统一运动和相互交织的过程，它能够在生产物质资料、知识智力以及生态环境生产中，使整个经济活动朝着有机协调和结合的方向运行，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在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上，生态经济表达了优化生态、环境保护及效益的统一性，提升了人们的发展理论，对经济和自然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生态经济运行主要有哪几个特点?(1)目前，在我国，生态环保标准逐渐成为强制性标准。其强制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产品的通行证明就是产品的生态、绿色标准。(2)在信息化的今天，人们都青睐绿色产品，企业也想通过“绿色浪潮”提高自己的生态含量。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企业要立足于经济市场中，就必须提高产品的质量，环境友好的产品，附加值才高，企业才会用更高的效益。因此，生产力就是良好的生态经济的基础。(3)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信息化社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可持续发展要综合经济增长、人文、环境、资源等指标。如果忽视环境的影响，那么会为治理末端和环境恶化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21世纪议程》中强调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指标概念。(4)生态文化在信息化社会中，应该与企业文化有机的结合，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想和心理总和。而企业文化主要体现的是人文精神，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企业要想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把生态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并且扩大器外延，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现代化知识经济主要以信息经济和高技术经济为主要的支撑，同时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核心就是协调发展生态经济。对工业革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来说，生态经济起到了根本性的否定和扬弃，它是生态革命，也是经济革命。

3信息化社会中，经济效率性和生态可持续性

是统一的在纯经济学观念的基础上，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范式以经济和生态相脱离为特征，其理论框架是物本经济，物质资料经济运行的规律及经济现象是通过实物商品和物质资源的关系来阐述和解释的。因此，对于目前信息化社会中的知识、网络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和运行是无法决定的，在当今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以及生态退化等生态经济问题上，是无法解决的，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等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中，绿色经济的发展和形成具有高层次的时代意义，是人类创造知识和生态财富的经济活动。而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形象概括和形态就是信息化和生态化，它的基础是生态经济，主导是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社会协调发展为核心的模式［2］。绿色经济把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规律，看成是共同制约经济发展的过程。从发展经济学角度上看，生态可持续性是要获得更多的效益，从生态环境角度上，是要进一步的改善生态环境，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是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目前我国正处于绿色经济时代，生态经济要求我们要创建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而适应21世纪绿色文明的主潮就是生态环保效益型的经济发展，不管是国内或者国外，新世纪现在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就是绿色经济发展。在信息、环境、生态以及资源经济学上，绿色经济体现了各个综合性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们要利用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使知识经济向生态化和信息化发展。

4促进信息化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涉及各个领域。强调信息化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是因为在资源集约上，它们是知识经济两大相互支撑的基础。一方面，信息经济发展支撑了生态经济的发展，在追求经济过程中，循环经济是物质资源的减量化，而在经济流程中，无形资源取代了信息经济的有形资源，并且注入了智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另一方面，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视野中，纳入信息经济的发展。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的角度上说，在生产中，某些信息经济成果虽然减少了资源消耗，如电脑和电子产品等，在使用过程中却加大了环境等问题。因此，信息经济的发展需要用生态经济的原则来规范。目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转换人与自然互相适应的传统模式。资本和市场并不是与环境相对抗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在绿色价格体系框架中与环境保护是一致的［3］。信息化社会中，科学技术支撑着经济的发达，因此以信息化推动发展人力资源教育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发展，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原则是信息化和生态化，主要包括“产业环境化”和“环境产业化”。“产业环境化”，如使用资源生态化、消费生态化、技术、生产工艺、流程生态化等，即国民各行业对环境的友好化。“环境产业化”，如环保设备、服务行业等，即环境保护和其相关的产业发展。诸大建曾经指出开展工作要从三个方面进行:(1)在企业结构层面上，为促进传统产业的软化和绿化，就要培植信息化和生态化的新兴产业;(2)在企业发展层面上，为在生产上实现增效减污和增产减耗的目标，要使以信息化和生态化为导向的技术增强创新能力;(3)在产业局层面上，通过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能源、物资、信息的合理布局沟通，根据信息化和生态化要求，实现生态经济效益，使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动态和谐，建立生态化生态体系。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篇（10）

1生态经济系统的特性

1.1概念系统与实体系统的融合性

概念系统是指无形要素(软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如概念、原理、法则、方法、体系、程序等,经济系统就属于这一系统。实体系统(有形系统)是指由物质、能量等有形要素构成的系统,如矿物、能源、生物群落等,生态系统就属于这一类。生态系统是通过能流、物流的转化、循环、增殖和积累过程与经济系统的价值、价格、利率、交换等软要素融合在一起的概念———实体复合系统。当然,从生态系统与生产力相互作用上看,经济系统本身也是概念一一实体复合系统。同时,生态经济系统的实体特征又使它具有客观实体特征。这一客观实体又是开放系统,它与周围的更大自然与社会环境有着物质、能量、价值与信息输入输出关系,这是控制其稳定、协调发展的依据。

1.2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有序性

生态经济系统的有序性,实质上是生态系统有序性与经济系统有序性的融合。首先,生态系统有序性是生态经济系统有序性的基础。经济系统也遵循经济有序运动规律性,不断地同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交换活动,以维持一定水平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有序稳定性。其次,这两个基本层次有序性必须相互协调。并共同融合为统一的生态经济系统有序性。由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为使系统趋于稳态,相互之间不断交换其物质、能量和信息,各要素相互交换过程中的协同作用,不仅使得两大系统协调耦合起来,而且使耦合起来的复合系统有了生态经济新的有序特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有序性,还表现为生态系统的自然生长与经济目标的人工导向协调。这里的问题在于人工导向的作用力一定要和生态系统相协调,而不能超越生态经济阈的限度,不然,人工导向不仅不能引起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有序性的发展,而且很容易导致系统的逆向演替。

1.3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双向耦合

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循环与经济循环,都离不开生产过程这个耦合环节,然而,一旦经济产品产出,生态循环与经济循环便分道扬镳,直至下次生产中的再次耦合。二者耦合过程,也即相互作用相互交换以改变自身原有的形态和结构共同耦合为一体的过程。经济系统把物质、能量、信息输入生态系统后,改变了生态系统各要素量的比例关系,使生态系统发生新的变化;同时,经济系统利用生态系统的新变化从其中吸取对自己非平衡结构有用的东西,来维持系统正常的循环运动,一方面生态自然物质、能量效益提高,另一方面经济过热的增长速度趋于稳定,从两个方向使二者达到协调目标。

2生态经济系统的动态演替性

生态经济系统演替是社会经济系统演替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的统一,它突出表现为社会经济主导下的急速多变的演替过程。生态经济系统演替不仅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而且还与同一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的不同经济活动相联系。从生态经济结构进展演替次序看,大致经历了原始型的生态经济结构、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结构和协调型的生态经济结构3大阶段。

2.1原始型生态经济系统演替

原始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条件下的产物。它主要存在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和以生物产品为原料的家庭手工业中。在此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只能形成比较简单的生态经济结构。

2.2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

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主要表现在以化石能源利用为主的发展阶段。它是指经济系统通过技术手段,以掠夺的方式同生态系统进行结合的一种演替方式。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的演替特点是:a.具有经济主导的特征,生态基础要素的定向演替要靠经济、技术要素的变动来实现;b.使生态资源产生耗竭的趋势;c.由于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环境质量快速消耗。掠夺型的生态经济系统演替,具有脱离生态规律约束倾向的经济增长性的演替。这种演替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使经济迅速增长,但由于这种增长是以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所以,当环境和资源损伤到一定程度出现严重衰退时,便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篇（11）

畜牧业生态经济具有明显的时空性④，是在特定时间下特定区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具体形式。由于各个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程度不同，外在生态环境也千差万别，不同地区在畜牧业生态经济构建中所采取的模式必然有差异，例如以工业为主地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平原地区和山区、放牧为主和养殖为主地区，实现畜牧业生态经济的途径不尽相同。因此，可持续发展概念具有普遍意义，而畜牧业生态经济是从具体条件和发展模式上来说的。

生态经济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资源禀赋这一矛盾的必然产物。发展生态经济，是人类对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性认知。生态畜牧经济作为生态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按照生态学和经济学的原理，运用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吸收现代畜牧科技成果和传统畜牧业精华，根据当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情况，科学地将动物、植物、微生物组织起来，保护环境、增加畜牧业收入、满足人们需求、经济运行有机组合起来，形成一种生态经济体系，进行无污染、无废弃物的生产和消费，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耦合组成的复合系统⑤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由于二者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物质能量循环是生态系统的主导形式，遵循的是自然规律，畜牧业的生态系统是依靠食物链进行了能量传递和物质转化，更多地在系统内部完成了生态运行。而在经济系统中，物质转化具有更大的开放性，更多的留有人为的痕迹，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等主体的作用更为突出，可以决定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和方向、生产者生产方式和方向、管理者的管理取向，甚至可以决定物质的流动方向和能量的转化方式，因此经济系统的生态问题也就更为突出。

两个系统虽然在认识上可以抽象地加以分割，但在实际的运行中却是不可分割的，畜牧生态系统与经济两大系统之间存在着各种相互促进与制约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中，畜牧业生态系统输出的物质与能量是以产品的形式通过市场传递到顾客进行消费完成了物质与能量的转换，如农户用粮食、饲料喂养禽畜，肉制品加工购买禽畜进行在加工，而消费者购买这些禽畜产品等等，这些物质与能量转换并不是由生态系统而完成的，这种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着经济系统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而经济系统中完成的物质和能量的分解，以及再加工和合成的肥料、饲料又是畜牧生态系统的输入，同样地这种输入的量与质也影响着农业生态系统，特别是居民的消费意识与行为、生产者的意识与行为等主体制约着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向。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通过物质能量的不断流动，经济的运行，相互耦合成为具有反馈控制作用的复合系统。

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运行的内部矛盾分析

在一个良性循环的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耦合，这样既可以实现生态系统能量物质持续良性循环，经济系统也实现持续良性循环。但是由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在实际运行的不平衡性造成两者经常产生矛盾而互相制约。主要体现在:(1)运行周期不一致性⑦，生态运行的周期与经济运行的周期往往是不一致的，经济运行中的运行速度远远快于自然界的生态更新速度，而不恰当的经济运行方式就会打乱生态的平衡，致使生态经济系统需要更长的周期来恢复原有的平衡，因此这种破坏性往往具有长期的影响。(2)运行速率不一致，生态系统运行的有序性和经济系统的高效性存在不一致，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转化往往沿着食物链顺序转换，系统是相对稳定而有序的。而经济系统的运行并不一定是有序的，而更讲究效率性，因此可能会造成系统中某一主体为了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的利益，比如生产部门为了一时的高效而打乱原有的有序生产，政府管理部门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采取一些保护措施等等，而这些行为造成的资源浪费是巨大的，因此这种无序高效的生产往往超过了生态经济有序的运行，打乱了平衡。(3)投入收益周期不一致，生态效益获得往往是长期的，而前期需要大量的投入，而经济效益的获得则短的多，因此经济系统中的主体往往会为了短期的收益而牺牲生态系统长期的收益。这种现象也体现在科技投入中，更多的科技投入和发展往往更多的放到经济运行中，以获得更多的回报，因此废物资源化技术、消除污染技术、促进资源再生技术研究和推广大大落后与污染、生态结构和功能失调的速度。

因此人类为了满足短期经济增长的需要，通过技术、行政等手段人为干预、改造自然生态系统，以获取自身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而加剧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运行的不一致性，这就可能与自然生态系统维持动态平衡的要求发生矛盾。这种只追求短期经济利益，采用粗放式、资源掠夺式的技术与经济手段，必将导致畜牧业生态恶化，自然资源枯竭，资源过度浪费，物质生产力下降，从而危害最终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存环境。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向和效果就取决于这生态与经济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矛盾关系中，而矛盾运动状况的关键因素是人的行为，这里人是广义的人，是指系统中的各个主体，既包括基本的消费者，还包括企业、政府等主体。人既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因子，又是畜牧业经济活动的主体。作为自然的人，他要受自然生态规律的制约，参与生态系统的自然再生产，而作为社会的人，又并非纯粹被动地适应生态规律，而是通过经济活动去干预、影响自然生态系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服务。正是人的这种特殊地位和作用，使得人的行为决定了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是否可以有效的运行、反馈、调控和循环，使生态系统在满足畜牧业经济增长需要的同时，又保持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状态，使畜牧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保持平衡，最终促进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健康发展。

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内涵界定#p#分页标题#e#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概念结构。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整个畜牧业生态系统实现了畜牧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耦合，而系统中的子系统、具体功能、主体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为此而服务的。其次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组成的，而每个子系统承担着具体职能，具体包括畜牧业生产系统、消费系统、管理系统、技术支持系统而这些子系统及其具体的职能关系着整个畜牧业生态系统是否能够有效的运行。最后这些具体的职能是由子系统中主体及其主体间的关系来实现的，这些主体在不同子系统中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但与子系统的职能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

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