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大全11篇

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篇（1）

一、对治安学理论存有疑虑，亟待提高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性认识

治安学有没有理论，有什么样的理论，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事情。而且，来自治安（或公安）学其他领域（俗称“体制外”）和在治安学领域内（俗称“体制内”）的学者，对治安学理论存在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反差：来自“体制外”的学者，由20世纪80年代初治安学提出来时的不屑、不认同，转变到后来以至于目前的主动界入、参与，甚至将自己的理论引入到治安学理论中来，比较有代表性有华东政法学院金其高教授的“猫鼠理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均平教授的“社区治安群理论”等①；而“体制内”的学者，自国家2008年启动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后，由于受此产生的负面影响，除少数学者还在坚持外，绝大多数反而怀疑治安学科甚至公安学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如笔者在2010年全国第六届治安学学术研讨会暨治安系主任论坛上提出的“进行应用（术科）研究的越来越多，从事基础理论或纯理论研究的越来越少”的局面。

治安学理论研究出现这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源于治安学理论建设的薄弱。从历史上看，我国虽然正式提出治安学概念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今天治安学领域有关问题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对警察科学的研究，其背景是西方警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产生，以及警察高等教育的发展。[1]然而，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以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编写的《社会治安管理学》教材为标志，并打破了长期以来治安工作无学问（学科）的局面，使治安理论得以真正起步。正是治安学学术研究起步晚，加之本研究领域的人员习惯于从治安管理业务分工的角度或治安管理工作层面来讨论、研究治安学，而不是将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了理论抽象，这就导致了治安学的理论积累是非常欠缺的，而不是像哲学、教育学、法学那样具有理论学科的性质。因此，有学者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了治安学“理论无特色，概念不系统，专业术语少，知识欠规范”的理论研究现状。[2]继而，有学者针对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原因分析，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试图为治安学理论研究“号脉”、“开处方”。①当我们构建治安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应该优先回答如下的问题：治安学理论生成的条件是什么?治安学有哪些理论？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治安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会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而已。

首先是治安学理论生成的条件。任何学科理论的生成条件有三个：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发达的文化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治安学理论的生成条件也不例外。第一，我国有丰富的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经验。综观我国3000多年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从以夏启“家天下”政权的确立为标志，经过夏、商与西周三代的发展，逐步孕育出一种政刑不分、军警一体的国家维护社会治安的管理体制开始，经历了封建社会和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到新中国更加丰富的治安管理、治安防范和刑事司法实践以及不断改革创新的经验，为我们进行治安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材料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第二，我国有较高度发达的治安文化。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与治安活动、治安思想有关的治安论著《显学》，以及东汉时期的《史记》。此后，历代的统治者和治安实践人员在长期的治安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安对策和管理方法，并不断系统化、理论化，使中国古代治安管理活动的文明化、科学化水准始终居于世界前列。20世纪初，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组建全国警察机构，引进西方的治安管理制度，兴办警察（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量翻译、出版西方警政理论方面的著作。此后，我国学者开始对中外治安学与警政理论进行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操作性较强的教材，如《警察勤务须知》（1928年）、《行政警察》（1929年）……《派出所工作教材》（1956年）、《治安管理工作》（1981年）等，并成为了治安学诞生的先奏曲。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当时公安部公安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治安行政管理学总论》、《治安秩序管理》、《治安基层基础概论》②等9本治安管理业务教材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为标志，经过30多年的发展，治安学研究课题与内容一直紧扣时代的脉搏，为治安实践服务，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点、反映治安实践及其基本规律的教材、专著、课题、论文（集）。[3]第三，治安学科自身发展与建设的需要。到目前为止，我国16所部属、省属公安（警察）本科院校均设立治安学系，并开设了治安学本科专业，有的还招收了治安管理与安全防范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然而，在我国的学科设置中，治安学一直被作为管理学门类中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所属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学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治安学科的这一定位，已经完全不符合当前治安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也不适应社会对治安学学科发展的需求。因此，以我国公安工作中具有预防、发现、控制犯罪职能的社会治安控制与安全防范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治安学科，作为我国急需发展的最具有公安特色的学科，需要有更丰富、更厚重、更科学的理论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发展，并不断提升学科层次，以满足更多层次或更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p#分页标题#e#

其次，治安学有哪些理论？所谓理论，《辞海》的解释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理性认识”。[4]综观治安学理论发展过程，经过长期的知识积累，以及广大治安理论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近30年地潜心研究和不断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治安、治安管理、治安秩序、治安管理原则、治安管理手段、治安管理方法、治安管理措施、治安效益、治安管理主体、治安管理客体、治安管理对象、治安勤务、治安防控体系、户政管理、公共复杂场所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群体性治安事件、治安案件、安全防范等基本概念或范畴，以及由这些概念或范畴所包含或衍生出来的治安问题、治安巡逻、堵截、盘查、安全检查、安全保卫、户口调查、户口迁移、大型群体活动、管制刀具、交通疏导、消防监督、治安区域控制等一系列专业术语。同时，还形成了“治安管理主客体关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区警务”、“治安工作社会化”、“治安动态稳定”、“治安秩序控制”、“治安防控体系”、“治安效益及评价”等原理或理论。①这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术语、原理或理论，是行政管理学及其他部门法学所不能包容或取代的，其中有的原理或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治安实践并指导着治安实践。

当然，治安学原理或理论是否完全具有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所认为的“理论”应当具备的四个属性，②是否科学和完备，这还需要广大理论研究人员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并进一步梳理、完善。因而可以说，治安学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有理论或者说理论的雏形已经出现，只是我们没有找到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结合点或逻辑关系，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治安学逻辑起点不确定，亟待解决理论体系构建的科学性问题

逻辑起点是理论研究的最基本问题。特定学科是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的逻辑结构。一门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就其逻辑顺序而言，首先应当明确其逻辑起点，然后从逻辑起点开始，演绎出概念、命题和原理，从而形成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聚性强的理论体系。如哲学学科是以“存在”为逻辑起点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为逻辑起点构建的，教育学是以“学习”为逻辑起点构建的。因此，认清了学科的逻辑起点，在理解学科定位或进行理论体系构建时也就有了理论“归宿”。因而在建构理论体系时，逻辑起点的选择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这也是评价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

何谓学科的逻辑起点？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工具书都没有作出解释！但人们对逻辑起点有许多不同的认识，许多人认为它是“学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学科的出发点”、“学科的开端”，“是构建学科基本框架的基石范畴”等。这样的论述或认识，虽然没有太大的缺陷，但有不够深遂的理论浅析。因为，学科的开端或出发点与学科的逻辑起点并非一个概念，学科的起点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以起点概念而论，就有一般起点与逻辑起点之别。而一般起点是指依据学科自身所研究的特定对象而圈定的概念，是一个较为容易触及的概念且多为自然形成，如法学，往往将什么是法作为其起点，但它并非法学的逻辑起点，它仅仅告诉人们其研究本学科的自身概念（当然，也有许多学科是从什么法学———学科本身概念论及的）。但所有这样的研究都不能认为一般起点概念能代替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概念，那是因为二者的价值存在质的不同：一般起点有着自身特征———它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开端，是研究的入手，是一种研究的手段与方法；而逻辑起点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手段与方法，而且还是一种理论内核。它告诉人们的是学科建设的理论“基因”。因为，逻辑起点是学科理论大树的“胚胎”与“萌芽”，它孕育一门学科的内核。显然非学科开端所有替代。[5]根据黑格尔对逻辑起点问题的相关论述，学科意义上的逻辑起点有三个质的规定性：第一，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第二，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之中；第三，逻辑起点应与它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6]因而，我国学术界或理论界通常将黑格尔对逻辑起点问题的阐述当作权威解释，并把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奉为科学研究方法的精典，并以此为依据或范式展开对特定学科逻辑起点的探讨。然而，对于各学科均予以高度重视的逻辑起点问题，治安学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一方面与治安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起步较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治安学在发展中遇到的层出不穷的焦点难点问题需要解决而无暇顾及本学科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关，但根本的还是学术界没有充分认识到逻辑起点问题对治安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重大意义！综观林林总总治安学方面的论文、专著（或教材），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出治安学逻辑起点或对治安学逻辑起点进行论述的还非常少，主要有下列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治安”是治安学的最基本的概念，是治安学及其体系的逻辑起点；①第二种认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似乎可以从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含义中推导出来，应当以社会安全与秩序为逻辑起点来构建治安学的学科体系；[7]第三种认为社会治安现象的核心是治安秩序，治安秩序是治安学的基本范畴和最基本的价值所在，理应成为治安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8]第四种认为“治安”的本意就是秩序，是对复杂的社会治安“最简单的抽象”，秩序内在包含的矛盾性和丰富内容为治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秩序概念的始终一贯的历史性特点正是治安学逻辑起点所要求的，因而，秩序是治安学的逻辑起点。[9]显然，第一种观点说的是学科的一般起点而非逻辑起点，而第二种观点将社会安全与秩序作为逻辑起点，并非是治安学这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第三种观点将治安秩序作为治安学的逻辑起点，似乎接近逻辑起点的“本源”或“本质”，基于治安秩序与治安问题都属于“治安”概念的外延即本质属性的对象这一基本认识，②从话语逻辑上看，治安秩序也只能作为学科一般起点的一部分；至于第四种观点将秩序定为治安学的逻辑起点，则有将概念严重泛化之嫌。因为基于秩序而生发出来的学科，绝非只有治安学科！治安学究竟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比较科学呢？#p#分页标题#e#

哪种逻辑起点能够演绎出一整套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概念、命题和原理呢？可以肯定的是，已有的治安学理论体系并没有明确的逻辑起点，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了逻辑起点，但并没有按照这一逻辑起点来构建理论体系。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理论界一方面需要确立逻辑起点来证明治安学理论的科学性，而另一方却又没有能够按照已经确立的逻辑起点来构建治安学的理论体系。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许多人认为治安学逻辑起点的讨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价值。只要治安学理论想靠近科学，那就不能回避逻辑起点问题的讨论，只要想构建科学的治安学理论体系，那就不能不选择经过论证并确认是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于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治安学学科来说，只有通过选择科学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否则，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就很难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三、治安学理论中西结合得不够，需要解决理论体系构建的本土化问题

构建本土化的治安学理论体系是治安学学科健康发展的内在诉求。所谓治安学理论本土化即中国特色，应当是一种使国外的治安学理论的合理成份与本土治安或治安管理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进治安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治安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因而，要实现治安学理论本土化必须解决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安学理论的内容以我为主，同时结合并吸纳国外或境外的合理成份，二是理论体系构建的方法论———演绎和归纳相结合，即在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演绎和在实践基础上的归纳，两者缺一不可。

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篇（2）

【论文关键词】人权 行政法 逻辑起点 来源 控权 论文论文摘要：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关系到行政法的目标模式、实质内容、制度结构，关系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它必须是具有抽象性、概括性、高度浓缩的概念。行政权或市场都不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人权才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因为它能够正确地说明行政法的来源、性质、目标、功能以及为什么要制约行政权。 Key Words： human rights， administrative law， logical starting point， sour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control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Human Right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s of Administrative Law Abstract：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touches on the aim model， substantial contents， framework of the system and its basic idea of administrative law. It must be a abstract， summary， highly enriched concept. Neither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nor the market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Only human rights are the starting points of administrative law， for they can show the source， the characteristic， the aim， the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reason why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should be controlled. 一、引言 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关系到行政法的逻辑顺序、逻辑结构，而且关系到行政法的目标模式、实质内容、制度结构，关系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但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并没有引起行政法学界的重视，笔者就此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所谓逻辑起点既是一个体系、一种理论、一个学科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作为出发点，该体系的所有命题都能从逻辑起点推导出来，它决定该体系的逻辑结构；作为落脚点，该体系的所有结论都最终能归结到逻辑起点。这是逻辑起点的形式要求。另外，更重要的是逻辑起点决定体系的实质内容、价值目标、理论基础、学术导向和理论功能，这是逻辑起点的实质要求。例如，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起点是“绝对观念”，按照“绝对观念——自然界——人（精神）”的总逻辑路线，阐发他的整个体系，并最终回到“观念（精神）”，从而构建了整个辨证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以与行政法最接近的宪法为例，有的学者主张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人民主权”，有的学者主张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人权”，还有的学者主张宪法的逻辑起点是“整体利益或整体利益关系”。不论这些主张的具体内容如何，但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并不主张“宪法”本身或“宪政”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所有这些都应当对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讨论有启发、借鉴意义。 二、“行政权”或“市场”不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关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目前少有专门的论述，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有以下几种观点或与行政法逻辑起点相关的观点： 熊文钊教授在《现代行政法原理》一书中开篇第一章中，认为现代行政法法学研究的理论起点是：行政、行政权、行政关系。尽管没有使用“逻辑起点”的字眼，笔者以为他实际上就是在论述行政法的逻辑起点。（p3-21）朱春萍博士认为：前苏联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管理”，而俄罗斯现在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执行权”，从而实现了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俄罗斯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认定执行权是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构建的基点，规范执行权也必定成为其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但是现在还很难看出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是“综合控权观”还是“平衡论”。章 剑生教授认为：重构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以有效率的行政权和有限的行政权为逻辑起点。以上三位学者虽然都不是直接地、明确地或者从中国行政法的角度讨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但是他们都接近或者说代表了我国行政法学界一种潜在的倾向，那就是认为行政权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行政法就是“关于行政的法”，讲述行政法从“行政、行政权”开始，是自然而然的事，本来无可非议，但是教材体系的起点并不是逻辑起点。以“行政、行政权、行政关系”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存在很多问题。首先，逻辑起点应当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概念，以三个概念同时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不够精确。其次，“行政”不是一个法学概念，无法凝聚和贯穿法学的理念和价值。以“行政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它既具备高度抽象性、概括性，也符合逻辑起点的形式要求，从“行政权”出发可以构建行政法的逻辑体系。但是以“行政权”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仍然存在重大缺陷。首先，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不能很好地说明行政权或行政法的性质，一个事物性质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只能从它与对立面或周围其他事物的联系上来理解，如不知道“上”，也就无所谓“下”，不知道“本”，也无所谓“末”。虽然几乎所有的行政法学者几乎都承认行政法的核心是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关系，但是因为从行政权出发来构建行政法的体系，不可避免的忽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以行政权为核心和归宿，具有不自觉的片面性或单线性，很容易滑向“管理论”。其次，以“行政权”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不能说明“行政权从哪里来”，即行政权的来源。行政权并不能作为自身产生的原因，而应当另有产生它的源头，即行政权之本。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不仅不能说明行政权的原因，甚至会本末倒置。再次，以“行政权”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不能说明“为什么要行政权、行政权是干什么的”，即行政权的目标和功能。行政权为谁服务、它保障什么、维护什么、防止什么以及惩罚什么，从行政权出发都无法寻找答案。最后，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不能说明行政权的界限和为什么要制约行政权。 关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袁曙宏教授、宋功德博士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社会、市场”，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社会、政府”。“基于这种逻辑起点之上的行政法制度安排，就必然要赋予个人以尽可能广泛的行为选择自由，赋予各种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以较大的自治权，而只赋予政府以必要的、通常是非常有限的经济管理与社会管理职能，并通过严格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安排以及行政权监督和公民权救济机制，来确保行政机关不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方式实现社会公益的最大化。”（p338-341）应当说该主张的实质内容是合理的，它正确地体现了行政法的价值，明确了行政权的界限，界定了行政法的功能，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指明了中国行政法变革的方向。但是该种提法本身很不确切。首先，该主张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论述行政法的，因此其提法根据其自身的逻辑具有一定的自然合理性，但是从通常的角度来看，这种提法就有些欠妥。其次，“政府、社会、市场”或“市场、社会、政府”与其说是逻辑起点，不如说是一个逻辑路线，如前所述，逻辑起点应当是一个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高度浓缩的范畴。以笔者的理解，该观点可能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果如此，则该观点实际上是主张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市场”。再次，即便以“市场”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也是不精确的。“市场”不是一个法学概念，同样不能凝结法学的理念和价值。权利、义务是法学的中心范畴（p281），市场不能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不能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市场只是配置社会资源的一个手段，是市场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发生权利义务的场所。市场经济或许对行政法的产生、发展有推动作用，但是它只是行政法的社会背景和赖以滋生的环境，由于其内涵的模糊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很难成为一个法学的概念。因此，从“市场”出发，无法构建行政法的理论大厦。 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只能在“行政权”、“市场”之外去寻找。 三、人权：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我们认为：人权才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关于人权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由联合国委托编写的一本人权文件指出：“人权的概念有两个基本的意义。人权的第一种意义是由于人作为人而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它是来自每个 人的人性中所具备的道德权利（moral rights），并且它的目的是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人权的第二种意义是法律权利（legal rights），它是根据社会——既包括国内社会，也包括国际社会——法律产生过程而制定的。这种权利的基础是得到被统治者（即权利的主体）的承认，而不是作为第一种意义之基础的与生俱来的法则。”（p57）这种把人权分为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两种意义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合理性。其中道德权利先于法律权利，因为在法律产生之前就有人的存在，尽管当时可能没有“人权”或“道德权利”的概念，但是有了人就有人的道德权利，否则人就无法生存。“道德在逻辑上优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p35）道德权利是一种应有权利，只有通过法律或其他社会中介才能法律化、制度化，从而转化为规范权利。在现代社会，人权同时具有道德性质和法律性质，人权既是道德权利，也是法律权利。例如通过宪法可以对人权进行确认，使之转化为公民权利。而在行政法上人权表现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一方面，行政法通过对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具体化，从正面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另一方面，行政法通过对确定行政权的界限，对行政权进行制约，以否定的形式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既然“人权”可以通过法律转化为法律权利，而“权利”又是法学的中心范畴，具备抽象性、概括性、高度浓缩的特征，以“人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能很好地体现“权利本位”的法学价值和理念。人权既是行政法的出发点，也是行政法的目标和归宿。 以“人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说明行政权和行政法的来源，即产生行政权和行政法产生的原因。按照古典自然法的理论，在国家、法律产生之前，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享有“自然权利”如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但是由于存在“不安全、不方便”或其他原因，人们签订“社会契约”，组织政府，“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们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p77）由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其中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说自明的，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他们由创造者赋与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为了取得这些权利，人类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从被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当它对这些目的损害时，人民便有权将它改变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用以组织其权力的方式，必须使人民认为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承认“天赋人权”，但是承认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源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国家机构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人民委托出去的；国家权力的配置，行使权力的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方式和程序，国家核心官员的产生，都是公民权利的结果。6 （396-397）总之，这些都说明行政权来源于人权，人权是本，行政权是末。为了规范行政权的行使和更好地保障人权，人们才制定行政法。只有以“人权”为逻辑起点，行政法才不会本末倒置，才能避免行使行政权的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 以“人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便于确定行政法的目标和功能。“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它并不在受这法律约束的人们一般福利范围之外做出规定。”“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9 （p35-36）行政法的目标在于保障人权。行政权力依法行使，通过各种方式为行政相对人服务，以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首先，行政权要防止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侵犯，通过对侵犯权利者的禁止和处罚来保障自由、维护正义。但是，“侵犯人权的严重程度是有区别的。”“他们大都不由可以实施公共强制的规则来保护。因而，不属于政府力所能及的用法律保护人权的范围。人权的法律保护所针对的行为限于能够置于这些规则的管辖之下的并且在这一范畴内的属于严重侵犯，即对受害人造成严重危害的那种侵犯行为。”8 （p198）其次，政府通过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采取福利保障措施，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实现创造条件。传统的人权是一种消极的权利，侧重于排除国家或公共权力的干涉。现代人权既有消极的权利，又有积极的权利，即要 求国家做出一定行为的权利，从而更多地需要国家通过行政权力来保障。再次，当公民的权利发生冲突时，政府进行协调和平衡，进行确认和裁决，“定分止争”。 以“人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说明为什么要控制行政权。“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千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p154）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一切权利都会化为乌有。行政权本身具有主动性、强制性、优益性、扩张性，因此更容易被滥用，从而产生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随意侵犯公民权利的种种现象。与立法权、司法权相比，行政权更需要控制。在英美行政法中，一直贯穿控权的精神，如英国的韦德认为：“行政法定义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无论如何，这是此学科的核心。”“行政法的最初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11]（p5）其实控权并不是行政法的目的，保障公民权利才是行政法的目的，控权是保权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相对于行政权，公民处于弱势地位，在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发生冲突时，如果不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公民必败无疑。传统行政法反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认为政府只能消极地行使法律既定的权力，自由裁量权是一项专断的特权，会侵害人民权利。由于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得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德里宣言》）现代行政法承认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政府职能必不可少的，“当代的强有力的政府不能不具备许多自由裁量权”，因此必须通过独立的司法审查等方式，“既从实体法，也从程序法上发展把行政权力控制在恰当导向之内的普通原则。”“法治的实质是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11 （p26） 有人主张“人权”是宪法的逻辑起点，我们也同意这一观点，那么这样会不会造成行政法与宪法的雷同呢？我们认为不会。行政法与宪法逻辑起点一致是由于行政法与宪法的共同基础以及两者的特殊相关性造成的。西方学者认为“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行政法是“作为具体化的宪法”，这些提法虽然不太严密，但是很好地表达了两者的密切联系。宪法与行政法在学科构成上有共同的基础。首先，宪法与行政法领域是相互交叉的，宪法调整国家权力的整体活动与结构，而行政法的调整领域主要是行政权构成与具体活动。宪法与行政法在行政权的调整过程中遵循共同的规则。其次，宪法与行政法共同研究公法现象，在研究问题的意识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在大陆法系的德国，传统上宪法与行政法在原理和具体调整手段上的完全分离的体制对权力制约与人权保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二战以后，宪法中体现的人权理念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实现了形式意义的法治向实质意义的法治的转变，使调整行政权运行的行政法重新置于宪法原理的控制，形成了宪法与行政法的密切联系。[12]（p533-539）在英国和美国，宪法与行政法融为一体，遵循着共同的原理。“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以视为宪法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直接来源于法治下的宪法原理、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11 （p7）在我国，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作为一个共同的学位授予点就很能说明两者的密切联系。当然，宪法与行政法在调整领域、调整方法及其调整规则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宪法具有浓厚的政治性，行政法的基本特征是技术性和中立性；调整方法上，宪法往往与政治学、哲学相联系，而行政法更多地依赖民法学及既存的法律部门，技术色彩十分浓厚；法律位阶上看，宪法是行政法的上位法。宪法与行政法的这些差异性决定宪法与行政法不会混同。 以“人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要求把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行政权力作为行政法的重心，要求处理好行政权有限与有为的关系，要求以公民权利作为行政权力的界限。以“人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与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在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范畴甚至这个体系上都截然不同，它要求更多的间接调控、非强制性行政手段，加强行政程序立法和行政救济。以“人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需要对我们的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学理论进行重新检视和变革。 代行政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朱春萍。“执行权”取代“国家管理”：俄罗斯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2）11-18. 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J].中国法学，2003，（3）59-68. 袁曙宏，宋功德。WTO与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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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篇（3）

1 大唐石门电厂2台机组的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

如前所述，逻辑系统是炉膛安全监控系统的“心脏”，以#2机组为例，其功能主要分为两大部分——FSS（公共逻辑）、BCS（油逻辑、煤逻辑）

1.1 FSS（公共逻辑）

防止炉膛内燃料和空气混合物产生的不安全工况。必要时，切除燃料系统。监视锅炉和和汽轮发电机组的运行工况并在检测到危害人员和设备安全的工况时，发出MFT信号，停运已投运的锅炉燃烧设备和有关辅机，快速切除进入锅炉的燃料。在DCS系统故障时运行人员应有手动危急跳闸手段。

在允许重新点火和投入燃料之前，吹扫程序可安全地清除所有存在于炉膛和烟道内的可燃物。在MFT动作后，维持锅炉进风量，以便清除炉膛内的可燃物。还可自动记忆、显示首次及其余跳闸原因。

公共逻辑只处理除煤逻辑、油层燃烧设备以外的有关逻辑。它并不对每一层油或煤发出具体的设备操作指令，而是对其发出原则性指令，如“油层点火允许”、“煤层点火允许”等。同时，还对涉及锅炉总体的保护逻辑发出有关指令，如“炉膛吹扫允许”、“MFT跳闸”等。因此，公共逻辑是FSSS的核心，它的控制保护对象是炉膛，而不是辅助设备。

1.2 BCS（油逻辑、煤逻辑）

通过CRT/键盘、轨迹球，完成对设备的主要操作。应对油枪等设备、磨煤机、给煤机的启/停和跳闸进行子功能组顺序控制和监视。

这部分逻辑实际上负责油点火系统和制粉系统的程序控制，但并非独立的程控系统。它和公共逻辑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在未得到FSS的许可条件前，严禁向炉膛投入燃烧或点火能量。在收到MFT信号时，按指令协调同FSS快速切断至炉膛的所有燃料。

这部分逻辑一方面向高层的公共逻辑提供油点火系统、制粉系统的工作状态并接受公共逻辑的原则性指令，一方面根据公共逻辑的原则性指令及油、制粉系统逻辑组态进行各种“允许”、“禁止”、“启动”、“停止”的逻辑运算，发出相应指令到各个具体设备，如油枪、角阀、磨煤机、磨出口挡板、给煤机等等。

此外，煤逻辑不仅仅和炉膛防爆有关，还与给煤机、磨煤机的正常工作要求密切相关。

2 防止FSSS拒动、误动

分散控制系统（DCS）经过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之应用、发展，在火力发电机组的应用中为电力生产的安全、经济运行作出了很大贡献。DCS系统的模块化设计、冗余的控制器配置及电源、通信网络的冗余设计，灵活的逻辑组态功能，“控制分散——使危险分散，操作管理集中”的设计思想，使溶入DCS的FSSS可靠性大为增强。

但在设计、安装、操作、管理和维护等各生产实践环节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使得FSSS拒动或误动。如何坚决防止FSSS拒动、尽量减少误动，进一步提高FSSS可靠性，仍是相关技术人员必须深入思考的课题。

以下结合大唐石门电厂的一些实例进行提高FSSS可靠性，防止FSSS拒动、误动措施的探讨，希望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

2.1 保持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

2010年5月26日，因#1号机组MCS系统现场控制站内PD6000电源的过流保护动作，送风、吸风等相关调整无法操作，导致MFT动作，首出“炉膛压力低”。虽然导致过流保护动作的直接原因无法最终确定，但不能排除现场控制站机柜内环境不佳，电源模件等处粉尘积累所至。

必须按照《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运行检修导则》之3.1章节要求，保持良好密封性及温度和湿度，定期清洗更换机柜之滤网，及时封堵电缆空洞，满足防尘要求。

2.2 加强FSSS运行维护管理

须将FSSS系统的所有设备看成一个整体全面管理，DCS系统和现场设备之运行维护，皆不可偏废。

2.2.1 严格执行《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定期试验和校验制度》定期对火焰探头进行检查清理，对炉膛负压取样管路进行定期吹扫

2011年3月6日，#2机组因煤质变化，使得炉膛内严重结焦，掉焦引起了炉压反正，并引起了局部灭火，煤粉的继续进入引起了局部爆燃。取样管堵塞、不畅及炉压缓冲罐（压力平衡装置）使“炉正压大”保护拒动。#2机组炉FSSS“炉膛正压大”保护拒动。

后热工专业制定了炉压取样清理定期工作的作业指导书，规范了定期吹扫工作方法。

但是，目前各机组每个月都要经总工批准后，解除“炉膛正/负压大MFT”保护对取样管路进行2次吹扫。解除“炉膛正/负压大MFT”保护解除又过于频繁。

在2012年机组检修中，引入了自动吹扫气源、加装不锈钢膜合压力表监视等，以保证负压取样管路的清洁，且无须过于频繁解除保护。

2.2.2 硬件维护

应定期对FSSS的DCS卡件投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长周期运行的模件应按照重要程度适时更换。定期检查DCS电源回路和重要控制回路接线螺丝有无松动和过热现象，现场导线应无擦痕、磨损迹象，电源熔断器容量正确，DI通道熔断器无开路，冗余系统处于正常的工作和热备用状态。

大小修期间应对冗余设备进行切换试验，以确保备用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保护用测点、压力开关、机柜内电源端子排和重要保护端子排应有明显标识。在机柜内应张贴重要保护端子接线简图以及电源开关用途标志名牌。

2.3 不得擅自取消、退出FSSS保护或改动保护定值

应严格执行《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定期试验和校验制度》以及《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工保护管理制度》中关于FSSS系统（含保护装置和检测设备等）的定期检查、校验、维护制度和保护退停审批、限期恢复制度。

2.3.1 单项保护的投/退

各机组FSSS柜内原设计有单项保护的投/退硬开关，根据《DL 5000-2000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12.6.1—7“保护回路中不应设置供运行人员切、投保护的任何操作设备”之要求，已经和发电部确定：FSSS机柜柜门平时上锁；须单项保护的投/退时，热工人员开门，运行监护进行投/退操作。

此外，#1机组已经从操作员站画面取消了制粉系统保护的投/退软开关，由工程师站方可投/退。

2.3.2 故障处理原则如下：

FSSS（系统、包括一次检测设备）若发生故障，必须开具工作票经总工程师批准后迅速处理。

锅炉炉膛压力、全炉膛灭火、汽包水位等重要保护装置在机组运行中严禁随意退出，当其故障被迫退出运行时，必须制定可靠的安全措施，并在8小时内恢复。

4 结束语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以DCS为主体的FSSS系统复杂，故障的离散性大。

从DCS系统硬、软件，到测量元件、电缆、及执行机构，以及外部环境，还有人为的因素，系统中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均会导致FSSS系统部分功能失效或引发系统故障、锅炉灭火甚至机组跳闸。而拒动更危险，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损坏主设备损坏。

因此必须从“人、机、料、法、环”各方面加强对FSSS及其热控设备的全方位管理，以防止FSSS拒动、减少误动。

参考文献

[1] 热工控制设计简明手册.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5

[2] 炉膛安全监控系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1993

[3] 大型机组热控装置故障与预防.刘俭

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篇（4）

从丰富的治安实践中汲取

“营养”理论来源于实践。不同的理论来源于不同的实践。这种实践就治安学而言，既包括我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特别是当代治安实践，也包括世界其他各国的治安实践。遗憾的是，尽管我国有丰富的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经验和高度发达的治安文化，特别是我国古代治安活动的文明化、科学化水准始终居于世界的前列［17］，但我们继承或传承不够，如古代的“巡逻”（宋朝的巡检司）、新中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有的甚至出现了“出口转内销”现象；而对当代“情报信息主导警务”、“问题导向警务”、“社会管理创新”等又“接纳”不够；至于西方国家，我们基于“治安学是我国独有的学科，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关警察科学的研究中，尚未见到类似的提法”的认识，而对西方警察科学的研究中的、属于治安学研究内容的如安全、公共秩序、巡逻、盘查、警务调查、公共警务、私人警务（保安）、暴力冲突、犯罪预防、控制犯罪、社区警务、危机管理等，缺乏全面、系统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作为具有预防、发现、控制犯罪职能的社会治安控制与安全防范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治安学科，如果要有更丰富、更厚重、更科学的理论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发展，就必须从我国和世界其他各国丰富的治安实践中汲取“营养”。一是要大力加强各国治安制度和治安思想史的研究,因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脉络不清晰，就没有牢固的根基；二是要不局限于治安实际业务的范围,加强对治安主体、客体（治安秩序、治安问题等）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三是要加强中外治安工作模式、类型和治安控制以及治安警务运行模式的研究；四是要加强对具体应用学科的操作层面的规范化研究等，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形成自己科学的理论及其体系，切实改变我国治安学理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况，这也是治安学科健康发展的内在诉求。

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理论及其体系

治安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具有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学科性质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复杂性［18］。正是这种复杂性，对治安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有人认为要用调查法、归纳法、比较法、解释法、统计法、实验法；有人认为应采社会调查法、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有人提出应采学理研究法、调查分析法、量化研究法、模拟研究法；也有人主张须用学科移植法。应当说，上述研究方法都是治安学的研究方法，只不过是不同学者根据自身研究的需要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的。但治安学理论研究达到了“量的积累”后，应当采用归纳、演绎法和系统分析法。虽然，一门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就其逻辑顺序而言，首先应当明确其逻辑起点，然后从逻辑起点开始，演绎出概念、命题和原理，从而形成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聚性强的理论及其体系。但是，由于治安学是在没有清楚地界定其逻辑起点的情况下，直接构建了该学科的知识体系，因此，只有用归纳、演绎法和系统分析法，才能探明已有的治安学知识体系究竟是一些缺乏逻辑关系的凌乱的知识堆砌，还是客观上已经不自觉根植于一定的逻辑起点之上并按一定的逻辑关系构建而成。如果探明治安学是一些缺乏逻辑关系的凌乱的知识堆砌，那么就需要准确地确定它的逻辑起点，并以此为基础归纳和演绎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命题和原理，重构其知识或理论体系；如果探明治安学已经不自觉根植于一定的逻辑起点之上并按一定的逻辑关系构建而成，那么就将这一逻辑起点显性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已有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

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篇（5）

Executivepower：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Summary]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afoundationstoneinthescientifictheorymansionofanadministrativelaw,Ifaccountforthebasicconceptionof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insufficient,thetheorymansionofthewholeadministrativelawwillcollapse.Itisprerequisitesof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odistinguish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researchstartingpoint,theoreticalfoundation,idea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basictheory,andProbinginto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willofferthestandardfor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andallcharacteristicsthattheexecutivepowerreflectsaretotallycompetentattheimportanttask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herefore,itisexecutivepowerthatcandefinedasthe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Keyword]Executivepower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Scientificdefinition

学科的逻辑起点，或者称为学科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是我们进行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决定该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区别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标准。[1]选择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行政法的根基必然不牢固，一旦这种概念被，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研究尚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目标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正处于艰难复杂的攻坚阶段，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理解，但这一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到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乃至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有助于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的界定

关于“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提法，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试列举一些与行政法逻辑起点相关、有代表性的观点：

罗豪才教授认为：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2]

叶必丰教授认为：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的行政法著作，往往以行政权或分权体制为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3]（P7）

刘春萍博士认为：前苏联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管理”，而俄罗斯现在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执行权”，从而实现了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俄罗斯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认定执行权是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构建的基点，规范执行权也必定成为其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但是现在还很难看出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是“综合控权观”还是“平衡论”。[4]

袁曙宏教授、宋功德博士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社会、市场”，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社会、政府”。[5]（P338-341）

曾祥华博士认为：人权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6]

以上几位学者虽然都不是直接地、明确地讨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问题，但是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即“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对于讨论这一相同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在概念上至今鲜有人讨论，更不用说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逻辑起点”名词的不同理解应用到不同的场合，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范畴的涵义，就为研究和讨论提供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可以从区分相似或密切联系的概念、范畴入手，以明晰“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

（一）区分行政法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范畴

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起点是我们着手研究、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由于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事物本质，只能从外在表现着手，所以研究起点应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本质。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进行叙述的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开端，是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并贯穿于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P103）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客观现象或称感性的具体（包括研究起点）发现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或称逻辑方法，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以逻辑起点为基础说明具体的、复杂的现象。因而，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是有原则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两条道路”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如下图所示：

研究起点逻辑起点

感性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理性的具体（再现）

区分行政法“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起点是行政法研究基本职能，是我们认识行政法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逻辑起点则是探求行政法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逻辑假设，是决定一切行政法矛盾的根源。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行政法“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当成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其定不能担任演绎行政法逻辑体系的重任。

（二）区分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基础理论”范畴

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还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及“基础理论”这三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①]，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弄明确“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还必须明晰这三者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笔者以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为理论基点和归宿的，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又是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观之。参照系统论的视角，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8]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基础”的理论。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又是以某最基础的范畴为基点和归宿来阐述；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起点”的范畴。所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

（三）处理好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三者的关系

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必须思考的问题，三者之间又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性和位阶性，处理好三者关系直接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逻辑的缜密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

1.“行政法逻辑起点”是理念逻辑的自然延伸，但不等同于理念。“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等至理名言反映了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和城仲模等也认为，行政法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行政法学的基础是民主和法治精神或理念。他们同时认为，“民主和法治精神最初是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的，因而也可以说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3]（P7）但是这不代表的某些理念和精神就可以代替“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地位。正如当代德国行政法大师毛雷尔所言，“行政是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之外没有其他自己的内容。行政——正如本身那样——也是由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决定的。不仅行政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而且对行政的期望和研究都是如此。行政必须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并且借助当时的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为行政所特有、独立于时代的任务和结构。行政和行政法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是并存并且与所在环境相协调的制度。”[9]（P13）可见一方面的理念和精神对“行政法逻辑起点”产生影响，指导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自身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行政法科学理论体系也需要一个逻辑阐述的起点，这就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2.“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但又不等同于“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在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被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且形成理论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是往往学者在阐述“行政法理论基础”时总是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混用，因此明确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前文已提到“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是其中最基础的理论。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子系统其理论逻辑的展开也必须有个起点范畴，而这个起点范畴也应该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准确的说就是同一个逻辑起点，因此说“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行政法理论基础”本身，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逻辑起点”也不是一回事。用图示即：

“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

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将“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但是不可以将“平衡论”说成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所谓行政法逻辑起点，指的是行政法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

二、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条件

科学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作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思想体系。相对于行政法整个理论体系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才是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呢？换言之，作为“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体现什么样的特征才能称的上是“行政法逻辑起点”？即确立“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

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122）这就是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是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历史开端的抽象范畴，即这个范畴必须既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即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进程”必须与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这是因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开始，逐步走向复杂的。而思维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正是最简单的范畴”[11]（P54）。因此，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反映行政法发展进程“历史开端”的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②]

2.具有一定高度的浓缩性和抽象性

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必须具有一定的浓缩性和抽象性。列宁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7]（P30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开始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而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开始,这正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那么，作为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什么不能是具体范畴呢？这是因为具体范畴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具有多方面规定和内容丰富的范畴，而这正是理论研究叙述所要获得的最后结果。马克思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12]（P497），“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13]（P211）同时，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是“最抽象”的范畴,这并不是指无限抽象的范畴。也就是说,对这个范畴既不能抽象不足,也不能抽象过限。“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干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应当保留的规定也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因此，我们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如“控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那样就是抽象不足；也不能将一般法学研究乃至哲学抽象出来的逻辑起点（如“人权”）“生搬硬套”，那样就是抽象过限。

3.排他的确定性

行政法逻辑起点“排他的确定性”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

（1）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唯一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元概念”，只有是唯一的才能称为是“起点”，因此只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一对或一组范畴，更不是一个理论。

（2）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行政法学科的范畴，而不能同时担任其他学科或者部门法的逻辑起点；比如“行政”是行政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它就不宜再担任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行政”就应该是包罗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行政法逻辑起点将成为没有必要。[③]

（3）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在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排他的和明确的。担任“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等角色的概念就不宜再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4.理论体系的统领性和建构性

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时，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科学地安排各个概念、范畴、命题的排列顺序和联系方式。因此，就会遇到一个逻辑起点问题，即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为起点，合乎逻辑地推出其它范畴、命题和结论。正如列宁所肯定的黑格尔的一个思想：认识运动的特征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13]（P107~108）在“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个范畴或命题的基础上，所有的其他行政法范畴、命题和结论都能按照一定层次有系统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整个行政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因此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统领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能力。

5.形成性（Sozialgestaltung）

行政乃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且不断向未来形成，而为一系列有目的的社会形成。[14]（P539~540）行政所面对的事件，则是社会不断涌现并形成的问题，并非是固定在过去的点或线，而是不断在形成中的“线”或“面”，其间具有继续性与关联性，须赖行政各部门的连结，使能妥善解决此等问题。因此，行政法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决定研究逻辑起点必须能够涵盖这种变动，符合丰富的实践情况，从而能给政府的活动和运行开拓了很宽阔的空间，甚至开放地接受国际上的先进的经验、有益的经验推动政府向前发展；相反不具有形成性的行政法范畴肯定是无法担当“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

6.合宪性

行政法与宪法同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行政法必须最大限度地表达的基本理念。因此，对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同样需要自觉地溶入现代的基本理念。虽然学者们对“”一语的诠释各有差异，但对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却是公认的。[15]在探求我国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时，也应当坚持这一基本标准。否则，一旦脱离了理念的指引，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讨论对行政法及宪法的发展都将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前文也讨论过合宪性不是要求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是理念，更准确地说应要求其是理念在行政法上体现和阐述。

三、以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使行政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明确了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本身涵义、选择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可以以此为参考点来对上述“诸观点”进行整合。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行政权，而不能是其他概念和范畴。

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对公共行政事务进行直接管理或主动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16]（P17）笔者认为，行政权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能够成立的。

1.行政权与行政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行政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具体内容因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王权专制统治时期，既无民主可言，也无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而自然没有行政法产生的土壤。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行政权才从国家的整体统治权中分立出来，成为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化及广泛运用，才使得对行政权的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应运而生，可见行政权的独立化标志着行政法的产生，行政权与行政法产生的起点具有同步性。[④]

2.行政权是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具有高度浓缩性和抽象性的概念。行政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范畴，它是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源，所有行政行为正是行使行政权的外化表现，也是行政行为拥有效力的根本。行政权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立法权、行政执行权、行政司法权等具体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浓缩。

3.行政权具有排他的确定性。行政权作为单一的概念符合逻辑起点要求的唯一范畴的要求，有别于“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私人利益”、“行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等将一对或一组概念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其次，行政权作为行政法理论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排除了与其他学科或部门法共享逻辑起点的尴尬局面；再次，行政权内涵和外延的相对明确性也排除了与“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本原则”等概念的混淆。

4.行政权可以统领和建构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上的每一个原理、原则几乎都可以在行政权上找到它的起因和归属。例如，行政主体就是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行政权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其实就是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责任可以认为是行政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总之，行政法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无一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说“行政权是全部行政法学的基础和中心范畴”[⑤].

5.行政权符合逻辑起点“形成性”要求。综观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演变史，不难看出，作为行政法规制对象的行政权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的自由法治国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崇尚“干预越少的政府就越好”的理念，因而政府仅仅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行政权作用局限在国防、外交、税收、治安等传统领域，对于广阔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政府则不能随意过问。然而，完全自发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失灵，因而，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行政权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在现代福利国家，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与行政权发生关系。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又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万能”的怀疑，于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场新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各国消然兴起。伴随而来的是，行政权的范围、功能及作用形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有学者将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权自产生伊始到当前为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限权、授权、控权与分权等四个阶段[17]（P67），这正反映了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理论发展沿革。

6.行政权是符合逻辑起点“合宪性”要求。行政权衔接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纽带，正是由于遵循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理念的需要，行政权才从公共权力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法才有被独立研究的可能。因此说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权理所当然应成为行政法逻辑起点。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权概念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起点，又以此为开端，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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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上述罗毫才教授有关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论述其实就是主张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另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础必须是统一的”（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载《法学评论（双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85期）），可见这些学者都是将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相混淆。

[②]按照这个标准，诸如“人权”、“公共利益”、“平衡论”、“公共服务”等属于行政法应然层面上的范畴就无法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因为行政法在其发展史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与这些目标保持一致。

[③]行政法学原先确实是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去的学科，因此研究行政法学不能不从行政谈起，“行政法是研究行政的法”，但是“行政”只是行政法的“研究起点”并不是“逻辑起点”。行政法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的那一天，行政法学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它的逻辑起点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④]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客观存在是行政法产生的历史起点，因而很多行政法教科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如王连昌主编的《行政法》即是典型的代表，书中还写到：“哪里有行政权，哪里才会有行政法。”（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页），这也是对行政权与行政法“历史起点”同步性的概括。

[⑤]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版，第8页。此外，还有学者将行政权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点”，是“行政法一切特殊性的根源”，行政主体、行政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众多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无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息息相关。参见陈端洪：《中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33页。

参考文献：

[1]陈江华。浅议法哲学的逻辑起点[J].法学杂志。2005（1）

[2]罗豪才。我国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学的继承与超越[J].法学家。2003（5）

[3]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刘春萍。“执行权”取代“国家管理”：俄罗斯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2）。

[5]袁曙宏,宋功德。WTO与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曾祥华。人权：行政法的逻辑起点[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J].法律科学。1999（2）

[9][德]哈特穆特·毛雷尔，高家伟译。行政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张全新。形成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转引自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篇（6）

Executivepower：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Summary]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afoundationstoneinthescientifictheorymansionofanadministrativelaw,Ifaccountforthebasicconceptionof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insufficient,thetheorymansionofthewholeadministrativelawwillcollapse.Itisprerequisitesof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odistinguish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researchstartingpoint,theoreticalfoundation,idea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basictheory,andProbinginto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willofferthestandardfor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andallcharacteristicsthattheexecutivepowerreflectsaretotallycompetentattheimportanttask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herefore,itisexecutivepowerthatcandefinedasthe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Keyword]Executivepower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Scientificdefinition

学科的逻辑起点，或者称为学科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是我们进行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决定该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区别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标准。[1]选择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行政法的根基必然不牢固，一旦这种概念被，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研究尚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目标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正处于艰难复杂的攻坚阶段，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理解，但这一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到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乃至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有助于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的界定

关于“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提法，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试列举一些与行政法逻辑起点相关、有代表性的观点：

罗豪才教授认为：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2]

叶必丰教授认为：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的行政法著作，往往以行政权或分权体制为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3]（P7）

刘春萍博士认为：前苏联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管理”，而俄罗斯现在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执行权”，从而实现了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俄罗斯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认定执行权是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构建的基点，规范执行权也必定成为其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但是现在还很难看出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是“综合控权观”还是“平衡论”。[4]

袁曙宏教授、宋功德博士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社会、市场”，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社会、政府”。[5]（P338-341）

曾祥华博士认为：人权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6]

以上几位学者虽然都不是直接地、明确地讨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问题，但是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即“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对于讨论这一相同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在概念上至今鲜有人讨论，更不用说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逻辑起点”名词的不同理解应用到不同的场合，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范畴的涵义，就为研究和讨论提供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可以从区分相似或密切联系的概念、范畴入手，以明晰“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

（一）区分行政法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范畴

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起点是我们着手研究、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由于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事物本质，只能从外在表现着手，所以研究起点应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本质。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进行叙述的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开端，是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并贯穿于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P103）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客观现象或称感性的具体（包括研究起点）发现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或称逻辑方法，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以逻辑起点为基础说明具体的、复杂的现象。因而，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是有原则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两条道路”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如下图所示：

研究起点逻辑起点

感性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理性的具体（再现）

区分行政法“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起点是行政法研究基本职能，是我们认识行政法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逻辑起点则是探求行政法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逻辑假设，是决定一切行政法矛盾的根源。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行政法“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当成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其定不能担任演绎行政法逻辑体系的重任。

（二）区分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基础理论”范畴

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还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及“基础理论”这三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①]，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弄明确“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还必须明晰这三者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笔者以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为理论基点和归宿的，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又是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观之。参照系统论的视角，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8]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基础”的理论。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又是以某最基础的范畴为基点和归宿来阐述；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起点”的范畴。所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

（三）处理好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三者的关系

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必须思考的问题，三者之间又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性和位阶性，处理好三者关系直接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逻辑的缜密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

1.“行政法逻辑起点”是理念逻辑的自然延伸，但不等同于理念。“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等至理名言反映了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和城仲模等也认为，行政法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行政法学的基础是民主和法治精神或理念。他们同时认为，“民主和法治精神最初是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的，因而也可以说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3]（P7）但是这不代表的某些理念和精神就可以代替“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地位。正如当代德国行政法大师毛雷尔所言，“行政是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之外没有其他自己的内容。行政——正如本身那样——也是由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决定的。不仅行政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而且对行政的期望和研究都是如此。行政必须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并且借助当时的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为行政所特有、独立于时代的任务和结构。行政和行政法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是并存并且与所在环境相协调的制度。”[9]（P13）可见一方面的理念和精神对“行政法逻辑起点”产生影响，指导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自身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行政法科学理论体系也需要一个逻辑阐述的起点，这就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2.“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但又不等同于“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在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被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且形成理论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是往往学者在阐述“行政法理论基础”时总是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混用，因此明确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前文已提到“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是其中最基础的理论。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子系统其理论逻辑的展开也必须有个起点范畴，而这个起点范畴也应该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准确的说就是同一个逻辑起点，因此说“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行政法理论基础”本身，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逻辑起点”也不是一回事。用图示即：

“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

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将“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但是不可以将“平衡论”说成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所谓行政法逻辑起点，指的是行政法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

二、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条件

科学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作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思想体系。相对于行政法整个理论体系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才是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呢？换言之，作为“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体现什么样的特征才能称的上是“行政法逻辑起点”？即确立“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

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122）这就是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是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历史开端的抽象范畴，即这个范畴必须既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即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进程”必须与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这是因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开始，逐步走向复杂的。而思维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正是最简单的范畴”[11]（P54）。因此，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反映行政法发展进程“历史开端”的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②]

2.具有一定高度的浓缩性和抽象性

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必须具有一定的浓缩性和抽象性。列宁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7]（P30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开始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而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开始,这正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那么，作为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什么不能是具体范畴呢？这是因为具体范畴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具有多方面规定和内容丰富的范畴，而这正是理论研究叙述所要获得的最后结果。马克思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12]（P497），“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13]（P211）同时，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是“最抽象”的范畴,这并不是指无限抽象的范畴。也就是说,对这个范畴既不能抽象不足,也不能抽象过限。“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干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应当保留的规定也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因此，我们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如“控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那样就是抽象不足；也不能将一般法学研究乃至哲学抽象出来的逻辑起点（如“人权”）“生搬硬套”，那样就是抽象过限。

3.排他的确定性

行政法逻辑起点“排他的确定性”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

（1）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唯一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元概念”，只有是唯一的才能称为是“起点”，因此只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一对或一组范畴，更不是一个理论。

（2）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行政法学科的范畴，而不能同时担任其他学科或者部门法的逻辑起点；比如“行政”是行政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它就不宜再担任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行政”就应该是包罗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行政法逻辑起点将成为没有必要。[③]

（3）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在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排他的和明确的。担任“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等角色的概念就不宜再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4.理论体系的统领性和建构性

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时，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科学地安排各个概念、范畴、命题的排列顺序和联系方式。因此，就会遇到一个逻辑起点问题，即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为起点，合乎逻辑地推出其它范畴、命题和结论。正如列宁所肯定的黑格尔的一个思想：认识运动的特征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13]（P107~108）在“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个范畴或命题的基础上，所有的其他行政法范畴、命题和结论都能按照一定层次有系统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整个行政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因此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统领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能力。

5.形成性（Sozialgestaltung）

行政乃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且不断向未来形成，而为一系列有目的的社会形成。[14]（P539~540）行政所面对的事件，则是社会不断涌现并形成的问题，并非是固定在过去的点或线，而是不断在形成中的“线”或“面”，其间具有继续性与关联性，须赖行政各部门的连结，使能妥善解决此等问题。因此，行政法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决定研究逻辑起点必须能够涵盖这种变动，符合丰富的实践情况，从而能给政府的活动和运行开拓了很宽阔的空间，甚至开放地接受国际上的先进的经验、有益的经验推动政府向前发展；相反不具有形成性的行政法范畴肯定是无法担当“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

6.合宪性

行政法与宪法同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行政法必须最大限度地表达的基本理念。因此，对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同样需要自觉地溶入现代的基本理念。虽然学者们对“”一语的诠释各有差异，但对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却是公认的。[15]在探求我国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时，也应当坚持这一基本标准。否则，一旦脱离了理念的指引，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讨论对行政法及宪法的发展都将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前文也讨论过合宪性不是要求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是理念，更准确地说应要求其是理念在行政法上体现和阐述。

三、以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使行政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明确了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本身涵义、选择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可以以此为参考点来对上述“诸观点”进行整合。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行政权，而不能是其他概念和范畴。

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对公共行政事务进行直接管理或主动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16]（P17）笔者认为，行政权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能够成立的。

1.行政权与行政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行政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具体内容因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王权专制统治时期，既无民主可言，也无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而自然没有行政法产生的土壤。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行政权才从国家的整体统治权中分立出来，成为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化及广泛运用，才使得对行政权的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应运而生，可见行政权的独立化标志着行政法的产生，行政权与行政法产生的起点具有同步性。[④]

2.行政权是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具有高度浓缩性和抽象性的概念。行政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范畴，它是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源，所有行政行为正是行使行政权的外化表现，也是行政行为拥有效力的根本。行政权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立法权、行政执行权、行政司法权等具体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浓缩。

3.行政权具有排他的确定性。行政权作为单一的概念符合逻辑起点要求的唯一范畴的要求，有别于“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私人利益”、“行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等将一对或一组概念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其次，行政权作为行政法理论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排除了与其他学科或部门法共享逻辑起点的尴尬局面；再次，行政权内涵和外延的相对明确性也排除了与“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本原则”等概念的混淆。

4.行政权可以统领和建构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上的每一个原理、原则几乎都可以在行政权上找到它的起因和归属。例如，行政主体就是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行政权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其实就是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责任可以认为是行政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总之，行政法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无一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说“行政权是全部行政法学的基础和中心范畴”[⑤].

5.行政权符合逻辑起点“形成性”要求。综观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演变史，不难看出，作为行政法规制对象的行政权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的自由法治国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崇尚“干预越少的政府就越好”的理念，因而政府仅仅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行政权作用局限在国防、外交、税收、治安等传统领域，对于广阔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政府则不能随意过问。然而，完全自发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失灵，因而，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行政权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在现代福利国家，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与行政权发生关系。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又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万能”的怀疑，于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场新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各国消然兴起。伴随而来的是，行政权的范围、功能及作用形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有学者将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权自产生伊始到当前为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限权、授权、控权与分权等四个阶段[17]（P67），这正反映了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理论发展沿革。

6.行政权是符合逻辑起点“合宪性”要求。行政权衔接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纽带，正是由于遵循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理念的需要，行政权才从公共权力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法才有被独立研究的可能。因此说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权理所当然应成为行政法逻辑起点。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权概念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起点，又以此为开端，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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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上述罗毫才教授有关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论述其实就是主张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另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础必须是统一的”（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载《法学评论（双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85期）），可见这些学者都是将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相混淆。

[②]按照这个标准，诸如“人权”、“公共利益”、“平衡论”、“公共服务”等属于行政法应然层面上的范畴就无法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因为行政法在其发展史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与这些目标保持一致。

[③]行政法学原先确实是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去的学科，因此研究行政法学不能不从行政谈起，“行政法是研究行政的法”，但是“行政”只是行政法的“研究起点”并不是“逻辑起点”。行政法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的那一天，行政法学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它的逻辑起点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④]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客观存在是行政法产生的历史起点，因而很多行政法教科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如王连昌主编的《行政法》即是典型的代表，书中还写到：“哪里有行政权，哪里才会有行政法。”（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页），这也是对行政权与行政法“历史起点”同步性的概括。

[⑤]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版，第8页。此外，还有学者将行政权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点”，是“行政法一切特殊性的根源”，行政主体、行政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众多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无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息息相关。参见陈端洪：《中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33页。

参考文献：

[1]陈江华。浅议法哲学的逻辑起点[J].法学杂志。2005（1）

[2]罗豪才。我国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学的继承与超越[J].法学家。2003（5）

[3]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刘春萍。“执行权”取代“国家管理”：俄罗斯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2）。

[5]袁曙宏,宋功德。WTO与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曾祥华。人权：行政法的逻辑起点[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J].法律科学。1999（2）

[9][德]哈特穆特·毛雷尔，高家伟译。行政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张全新。形成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转引自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篇（7）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涉密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着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篇（8）

一、学科逻辑起点的确定

关于逻辑起点的规定性,黑格尔早在19世纪就已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指出:“要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2]51在哲学思想史上,黑格尔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和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批判地吸收的深刻思想。但是,由于受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制约,他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成功地解决逻辑起点问题,是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实现的。马克思在确定《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时,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外壳,把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但这一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形成经历了劳动→价值→商品三个阶段。至此,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经艰苦探索但始终未能正确解决的问题才得到了科学的解决。由于准确地确立了逻辑起点,从而使《资本论》这部著作具有了严格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归纳两位前辈的观点,我们得出逻辑起点的规定性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逻辑起点必须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二是逻辑起点应该是整个体系中最简单、最直接、最抽象的范畴;三是逻辑起点体现着研究对象最本质的规定性;四是起点与终点是辩证统一的;五是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是一致的。有了以上关于逻辑起点的规定性,寻找治安学的逻辑起点就有了一个指导性的原则方法。我们对研究对象的种种复杂现象形态进行抽象,使抽象出来的范畴符合逻辑起点的上述五条规定性,就可以从大体上把握该门学科的逻辑起点了。笔者认为,治安学学科的逻辑起点乃是“秩序”(类似英文中or-der)。其理由是:

第一,秩序是整个治安理论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依据和基础。从各位学者给治安所下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性的东西,这就是秩序。翻开各类有关社会秩序的学术著作查阅“秩序”这一概念的本源,“秩序”一词在汉语中是“秩”与“序”的合成,古汉语中这两个词都含有常规、次第的意思。《诗•小雅•宾之初筵》曰:“是曰既醉,不知其秩”。[3]2099这里的“秩”是常规的意思。《周礼•春官•肆师》曰:“以岁时序其祭祀。”[3]1022这里的“序”是次第的意思。“秩序”作为独立的词语,较早地见于西晋文学家陆士衡的《文赋》一文,其中写道:“谬玄黄之秩序,古腆认而不鲜”。[4]22这里的“秩序”是次序的意思。“秩序”一词在现代引申为“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5]“秩序”在英文中意为“order”,即指有次序、顺序、有规律的状况。中国和西方的一些知名学者对“秩序”在其本义的基础之上,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丰富了“秩序”的内涵和外延。如中国的思想家荀子在建构社会秩序的治国方略上提出了“礼法并举”的治国思想;墨子为达治避乱提出了“兼相爱,交互利”的思想。再如西方的思想家柏拉图在探讨“秩序”时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一定要有次序;二是这个次序不能混乱。亚里士多德从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探讨中阐述他的秩序观,认为秩序就是和谐,一方面,公民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另一方面,国家要赋予公民权利。从这些思想家对“秩序”的理解不难看出,都是围绕着国家长治久安而提出的见解。也就是说,秩序是确保国家和社会中的人、财、物等资源正常流动的前提;秩序是各项社会活动得以有序、科学、合理实施的基础。“它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它本身即是全部科学的根据。”[2]54秩序潜在地包含着治安理论体系所有的丰富的内容、形式、范畴、规律和概念,包含着整个体系的全部信息量。整个体系的丰富内容从开端出发的逐步展开,也就是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中潜在的丰富内容的展现。

第二,秩序也是整个治安体系中最简单、最直接、最抽象的东西。所谓最简单,是指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而以最简单的形式呈现出来;最直接,即指“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6]最抽象,是指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本门学科的最基本范畴,本门学科的其他概念均可以通过它加以说明。治安体系中最简单、最直接的活动即是社会中人、财、物等资源有序的流动。它是整个治安体系中以最简单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是无法对其再进行分割的东西。同时,秩序也是最抽象的东西,它无任何具体的规定性,而是从各项具体的社会活动中抽象出来,普遍适用于治安活动的各个方面。

第三,秩序是治安的本质。逻辑起点是撇开客观事物种种复杂的现象,抽出对象的本质属性而形成的。它最大限度地撇开了各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形态,从本质出发构成其内在联系,从客观事物的本质上揭示种种现象。治安的本质就是指治安自身内在的必然的规定性,即根本属性。从关于治安的界定和内涵分析出发,笔者认为,治安的根本属性是秩序,其主要目标有三:一是国家稳定;二是社会和谐;三是人员有序。也就是说,治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与其它一切社会活动相比,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秩序维护。治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治安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开展一系列的秩序维护活动,并在这些秩序维护活动中形成一些特定的规定性,这样才能使社会中的各种活动得以有效、有序地进行,进而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既定的目标。

第四,秩序体现了治安体系中逻辑起点与终点的辩证统一。黑格尔认为,有起点就必须有终点,终点是起点的目的,起点在终点中实现,这样它才是现实的起点。马克思在资本循环论中这样认为:“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7]从起点的个别(具体)到终点的个别(具体),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经过一系列的过渡、转化,呈现为螺旋线,是不断扩展的曲线;一个过程的起点同时又是另一个过程的终点,起点和终点是统一的。治安活动始于对国家、社会和人的秩序维护,其结果表现为国家、社会、人在整个治安体系中合理、有序、安全的发展,这就是秩序作为治安体系的逻辑起点,体现了起点与终点的辩证统一。作为终点的秩序是起点的目的,作为起点的秩序在终点中实现。从起点的秩序到终点的秩序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不断扩展的曲线,一个治安过程的起点同时又是另一个治安过程的终点。#p#分页标题#e#

第五,秩序体现了治安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统一。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还应该是本门学科所反映对象的历史起点。在科学理论上作为开端的东西,其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8]因此,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统一,从根本上说是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的正确体现。根据已有的对治安发展史的审视,最早的治安现象出现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原始社会,是安全劳动和安全生活的产物。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以血缘氏族为单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获得的产品在氏族内部分配,共同消费。在氏族内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靠有威望的长者、氏族首领或者公共舆论维持。在由若干氏族联合起来的部落(公社)里,偶尔发生争议和殴斗等冲突事件时,则由氏族的首领或者由氏族首领们组成的“部落联盟议事会”(部落酋长会议)负责调停处理。在部落联盟中,已有管理秩序、调停纠纷、维持安全的职能。司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9]25虞舜时期,已有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九种“官”。其中,由名叫契的人担任司徒,负责教化人民,维持公共秩序。随着国家的出现,为了调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维持前者的统治秩序,以部落联盟议事会转化为贵族们的议事机关为前提,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机器便产生了。这样,维持社会秩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作为国家管理职能一部分的治安管理职能也随之产生了。[9]26古代原始氏族社会没有治安管理,但有对公共安全、秩序等事物的管理。[9]27这种简单的原始分工无疑就是一种治安现象,国家使社会中人、财、物更加有序化。因此,就治安活动的历史起点来考察,根据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一致性原理,将秩序作为治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有充足理由的。

二、学科范畴推演

范畴是对认识对象整体某一侧面、方面的规定性,而认识对象整体在横向上总是由不同的侧面或方面构成,也就是说,在同一认识对象整体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范畴。那么,在进行一门学科范畴推演之前,必须首先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逻辑起点范畴的引导下以哪一类范畴作科学理论的开端。辩证思维基本范畴是反映每个客观事物都具有的一般规定性的思维形式。[10]162也就是说,把最抽象的基本范畴作为范畴体系的开端,随之安排较为具体的范畴,然后安排更为具体的范畴,最后,以把握客观事物一般本质的最具体的范畴作为基本范畴体系的终点。因此,治安学学科体系从横向上推演,要以辩证思维基本范畴的逻辑推演为基础。由于事物的发展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较为模糊的状态上升到越来越具体的状态。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事物的发展总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因此,从纵向上看,认识对象整体又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范畴。对治安学学科体系进行范畴推演,正是沿着横向和纵向两条路径来展开。

(一)横向推演

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指导下,对治安的认识必定要从现实中各种存在着的简单的治安现象入手,才有可能在对这些简单的治安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的过程中认识到作为治安整体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指出:“于认识而论,我们对每一事物之充分认识必自本体始,例如,人是‘什么’?火是‘什么’?然后再进而及其质、量或处,我们必须先认识其怎是,而后可得认识质或量等每一云谓之所以为是。”[11]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认识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之所以为是”,即万事万物存在和运动的原因,这是本质论范畴要回答的问题。日本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武谷三男在回顾量子力学发展过程时指出:“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对象是什么系统,即要了解是由什么物体构成的和处于哪种相互作用之下。然后再依量子力学去了解表示它的行动的‘状态’。”这里所说的“了解是由什么物体构成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论要解决的问题;而系统“处于哪种相互作用之下”,则属于本质论要回答的问题;最后依据“量子力学去了解表示它的行动的‘状态’”,即现实论所要说明的问题。他把人对自然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描述现象和实验结果、搜集现象知识的阶段,称之为现象论阶段;第二步是了解产生现象的实体结构,据此整理关于对现象的描述,以获得规律性,称之为实体论阶段;第三步是进而深入实体的本质的阶段,即以相互作用说明产生现象的规律的阶段,称之为本质论阶段。[12]这是一个从个别、经特殊、上升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从现象到本质,再从本质到现象,循环往复,每一循环都使人类认识进入更高级的阶段,这是个人类认识发展的无限过程。在研究治安学学科体系时,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推演:第一步,描述治安现象和搜集治安现象知识,这是治安现象论阶段;第二步,了解产生治安现象的实体结构,据此整理关于对治安现象的描述,以获得规律性,这是治安实体论阶段;第三步,深入认识治安实体本质,即以相互作用说明产生治安现象的规律,这是治安本质论阶段。也就是说,在认识治安学学科体系的过程时,我们可以从横向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治安现象范畴、治安实体范畴和治安本质范畴。这三类范畴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先后顺序,顺序的确定遵循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

1.治安现象应该摆在本组范畴之前众所周知,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根本性质。它们确实是同时存在的,理应不分前后。但人们认识和把握事物时,是先认识和把握现象,然后透过现象去认识和把握本质的。曾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13]事物的现象是丰富多彩、十分复杂的。它不仅是表面的、片面的、个别的,而且是多变的、易逝的、生动的,还包含着假象。它具有局部性、多样性、偶然性。事物的现象尽管如此,但都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现象不论是真像还是假象,都正面地或反面地表现着本质,但与本质并不直接合而为一。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事。”[4]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既然如此,现象就不应该放在后边,而应该摆在前面。#p#分页标题#e#

2.治安实体是治安现象与治安本质之间的中介治安实体处于治安现象与治安本质之间的中介位置上,是不可缺少的中间环带,起着中介作用,把治安现象和治安本质联系起来,使治安现象认识向治安本质认识过渡。按照武谷三男的意见,实体指的是“产生现象的实体结构”。这可以理解为表征事物内各要素的组合方式、结合方式的范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事物内在关系中相对不变)和有序性(有一定规则,表现为一定的方式,受一定的规律性支配)。[15]3.治安本质应该放在本组范畴之后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它不仅相对平静、相对稳定,而且单纯、深刻,深藏在事物内部,即在实体结构之中,人们不能凭感官直接感知,而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才能认识和把握。列宁指出:“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16]“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16]因此,理应把治安本质放在本组范畴的后边。

(二)纵向推演

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有了确定的逻辑起点“秩序”,就从千头万绪中找到了头,治安学学科的不同层次范畴的纵向推演就能顺利地、合逻辑地展开,并能得到充分地阐述。层次是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展开。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到层次的推演是个矛盾统一体的分化过程。层次是比整体与部分关系更加具体的范畴。它从纵深方向展开了整体与部分之间互相隶属的无限层次的系列。[10]治安学学科不同层次范畴的纵向推演合逻辑地展开。在这里,“合逻辑”的核心含义是推演的结果必须正确反映治安学学科体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完整思维过程。这个“核心含义”同时也决定了我们的推演不能以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为蓝本进行简单的类比,因为不同的社会现象有着不同的发生机制和不同的发展轨迹。

1.对治安现象的推演

“治安现象是指由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造成的能够妨害以治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公共安全以及个体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社会性事件及其表现形态。治安现象作为社会性事件,其实体内容是社会群体与个体的人身伤亡和物质财富的非常态损失。”[17]“治安现象是一定阶段上的一定地点和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治安问题和治安秩序的总和。”[18]由以上两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治安学所研究的治安现象的核心和实质是治安现象发生的背景、过程、方式、结果、趋势等范畴中的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相关领域的运行状态,同时也说明治安学具体指向的事物是客观存在且不断发展的各种自然与人为的治安问题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现实状态。[17]因此,治安现象包括治安问题和治安秩序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治安问题。“治安问题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现象,是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社会环境的消极因素改变或破坏社会系统平衡现象,使一个或若干个系统关系变量发生突然或意外的混乱,是对社会的严重危害。”[19]由此概念我们可以分析出,治安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的主导因素是秩序稳定发生变化的结果,同时也反映治安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又为研究治安现象提供客观依据。那么,拿原因和结果这对范畴来分析治安问题,就成为治安学中极其重要的方法。列宁说:“自从‘一切事物的联系’、‘原因的链条’的观念产生到现在已经有数千年了。比较一下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原因的,就会得出无可辩驳的确凿的认识论。”[16]确实,没有因果观念,我们连最简单的两件事也联系不起来,更谈不到正确运用因果联系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想要弄清楚治安问题,必须从治安原因和治安结果两方面的互动关系中,找出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结点,查清治安问题的发生机理,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消除产生治安问题的条件及其相关因素,实现社会稳定。

第二个层面:治安秩序。逻辑起点秩序是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外在形式,属于现象形态范畴,治安秩序也属于治安现象的形态范畴。治安秩序也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9]秩序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人既是自然动物,更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类社会是有序运行的。人类社会的有序性还表现为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行为的有规则的重复性和再现性。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秩序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它在人类社会行为关系中生成,并推动着社会关系的正常运行。当人类社会处于一定的制度和规范调整状态的时候,我们则称这种状态为社会的有序状态,或者称社会的秩序状态。[4]那么,治安秩序是指符合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并由具有社会安定和公共安全内容的法律所规范的客观状况。[9]由此,我们可以推演出治安秩序所包含的一个层次,即治安规范,或称治安规则。治安规范是治安管理中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行为规则的总称。治安规范构成了治安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基础,它是治安秩序的内容与核心。在治安管理中,治安主体只有在治安规范明晰的前提下,才能避免利益冲突和社会紊乱,保持有序的社会状态,防止治安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随意发展。正是治安规范所具有的这种凝聚力,将各种事物团聚在一起,形成治安秩序。“没有行为准则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行为准则使我们免于那种可怕的、惟我独尊的无政府状态。”[20]但是,“社会必须具备某种作用机制,使统一的社会机制为各种社会主体及其成员所遵从。任何社会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规则,因此也需要一定社会控制。”[4]治安规则也一样,也需要一定的治安控制。那么,治安秩序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治安控制。治安控制是治安权威对社会进行的治理。治安控制与治安规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治安控制是通过各种途径、形式和方法维护治安规范的过程。治安规则的意义在于对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之间关系进行界定和规范,而治安控制是运用公共权力在公共利益领域使治安规范发挥效力,从而保障社会生活的有序状况。治安控制通过促使治安客体了解治安规范,对违背治安规范的行为进行制裁和处置,把治安管理中各种冲突和矛盾保持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

2.对治安实体的推演

理解治安实体的内涵,核心在于对“实”与“实体”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吕氏春秋•审应》载:“取其实,以责其名。”《后汉书•黄琼传》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21]由此可见,“实”即事实、实际,与名相对。“实体”,是一个哲学名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已使用过实体一词。比如,王夫之以一切“对立之物”“皆取给于太和氤氲之实体”。[22]近人把实体用作希腊文Ousia和拉丁文Substantia的意译。在西方哲学史中,实体一般指万物的基础。[23]当我们借用哲学语言来表述治安学概念时,“实体”自然就成了具有实际内容的构成事物基础的治安主客体权利义务的综合。治安实体可分为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两个层面。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但是两者所处的地位不同。在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相互关系中,治安主体是治安客体对象的承担者、发动者;治安客体则是治安主体活动的对象,是受动者。在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相互作用中,治安主体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治安客体处于次要方面。治安主体能动作用的最基本特征是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但它不能摆脱治安客体的影响和制约。治安主体要想对治安客体产生作用,或者治安客体要想对治安主体产生影响,必须有一个中介。权力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影响力和控制力。[24]也就是说,治安主体作用于治安客体,是以权力作为中介的。国家赋予治安主体的权力越大,治安主体的能动性就越大,作用于治安客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就越强;同时,治安客体的反作用力越大,制约治安主体的作用也越强。所以,通过权力这个中介,就可以界定治安主体范围。权力的基本要素是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权力总是存在于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所谓权力主体,就是那些在权力系统和权力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它是权力的基本载体,是权力的主导方面。权力主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权力系统中的最基本层面,也是权力关系中的最小单元———个体的人,如公民、政治家、领导者、领袖等,是权力的主要载体。第二层面是人的集合体———群体,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社会团体、政党、阶级、阶层和各种利益集团等,是权力的基本载体。第三层面是国家政权及其公共权力的附属物,如政府及其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等。它们以社会的名义,运用特殊的强制力量,发挥着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是统治者支配和控制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是权力最重要、最集中的载体,也是最典型、最规范的权力主体。[24]按照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将治安主体分为:治安管理人员、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和治安管理机关。对于治安客体范围的界定,内容丰富。有学者认为,人、地、物、事是治安管理的对象;[25]有学者认为,是“由危害社会治安的特定人、特定物、特定事和特定场所的时间、空间诸要素构成并表现出来的”;[26]有学者认为,是“被治安法规规范的,由公安机关及其人员实施治安管理的社会关系,具体可以从人、地、物、事去加以分析和研究”。[27]但是,权力客体是在权力系统和权力关系的各种要素中受支配的那些要素,是权力关系中的被动体和权力主体的作用对象。现实生活中的“平民百姓”和“下级”、“下属”等等,都是典型的权力客体。权力客体虽然是权力关系中的次要方面,但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它与权力主体相辅相成,与权力主体共同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如果没有权力客体,就无所谓权力主体,正如没有阴就没有阳一样,两者互以对方作为存在的依据和前提。同时,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不仅互以对方作为存在的前提,而且可以互相转化。例如,作为权力主体的某一集团或某一人,在某种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下,可能会转化为权力客体。反过来,作为权力客体的某一集团或某一个人,在另外的时间和空间下,也可能会转化为权力主体。也就是说,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角色的划分只是相对的。[24]按照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将治安客体分为: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p#分页标题#e#

3.对治安本质的推演

逻辑学认为,事物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事物的概念上。逻辑学同时又规定了确立事物概念的方法,即下定义。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精炼的语句将这个概念的内涵揭示出来,也就是揭示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28]那么,如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呢?逻辑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公式: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的属概念。用这种方法给概念下定义时,首先是找出被定义概念邻近的属,确定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属于哪一个类。列宁说:“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29]然后把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这种对象同该属中的其他种进行比较,找出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这一种对象与其他种之间的差别———种差。[28]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基本明确了探讨治安本质范畴的两个视角,即公式中等号右边的“种差”和“邻近的属概念”。所谓“邻近的属概念就是直接包含种概念(亦即被定义概念)的那个概念,或者叫直接的上位概念”,亦称属性。所谓种差是指“被定义概念的本质属性与同一属概念之下并列的诸种概念的差别”。在逻辑学中,种差的确定被认为是下定义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30]事实上,这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始终制约我国治安学本质研究取得进一步突破的瓶颈。笔者认为,要确定治安学的定义,至少应从两个层面入手:

第一个层面:确定治安学的属性。从人类进化的历史看,是先接触自然,利用自然;然后才结成社会,从事社会活动。从人类活动的内容看,总是先有开发利用自然的活动,然后才有必要和可能去研究围绕这些开发活动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从逻辑关系上说,应当是先有自然科学———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知识,后有社会科学———社会活动(包括阶级斗争)的知识。[31]从前文对治安的定义和治安学研究对象的审视来看,治安学属于社会科学,已获得学术界的认同。那么,治安学到底属于社会科学下的哪一类学科呢?根据我国现行学位专业目录,所有学科归并为12个门类,即理、工、农、医、文、史、哲、教、经、管、法、军。这12个门类可归并为两类自然科学和三类社会科学。两类自然科学:一是认识自然知识的总结,构成基础科学,也即学位目录中的理学;二是改造自然知识的总结,构成技术科学,包括农学、工学和医学。三类社会科学:一是组织物质文明建设知识的总结,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二是文化建设知识的总结,构科学,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和教育学;三是解决社会冲突(包括阶级斗争)知识的总结,包括法学和军事学。[31]从以上的分类来看,治安学不是属于法学就是属于管理学。但是,治安学虽然也研究法律规范,但是治安学只是将法律规范中与治安相关的规范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法学不是治安学的主要内容。据此,治安学邻近的属就是管理学。从前文对治安现象和治安实体的推演的内容来看,治安主体为了治安客体的安全,通过对治安问题和治安秩序的研究,运用权力这一手段,作用于治安客体,最终目的是确保治安客体的安全,这个过程是个管理过程。

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篇（9）

引言

林宝清教授在《金融研究》04年第9期发表的《论保险功能说研究的若干逻辑起点问题》（以下简称林文）一文中详尽阐述了在研究保险功能等问题时应注意的一些逻辑起点问题，强调建立共同的逻辑平台是研究保险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相当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文中所提出的四个议题也颇有兴趣。但仔细拜读后发现林文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和阐述有待商榷。

一、保险的属概念和保险的种概念

正如林文中所指出的，在对保险理论演绎推理时首先应当对保险概念的属种关系进行严格的界定，明确是从保险的属概念还是种概念范畴来阐明保险形态。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对于保险属概念来说都是种概念。但是在研究保险功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按照形式逻辑的要求，坚持从保险属概念的定义出发，来演和推理保险的功能”，从而得出“保险种概念的功能应多于保险属概念的功能”这一结论呢？

这首先要解决应该采用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来分析的问题。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作为思维科学在认识领域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存在着眼界水平的差异，形式逻辑是一门工具性的科学，在反映事物确定的特性和简单的关系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仅仅是认识的初步，要反映现实的矛盾，要反映充满矛盾和运动着的客观世界，要把握具体真理，仅靠形式逻辑这一思维形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辩证逻辑。辩证逻辑体现着认识的更高深的阶段。

辩证逻辑要求我们，在认识概念时，要从抽象概念阶段上升到具体概念阶段。在抽象概念阶段，外延与内涵之间呈反比关系，概念所概括的对象范围越大，它所概括对象的内涵就越少，也就是说，作为种概念的财产/人身保险比作为属概念的保险具有更多的属性；但是在具体概念阶段，其情形恰恰相反，概念所概括对象的范围越广，它所反映对象内部本质就越丰富，内涵就越深刻，即保险应当比财产/人身保险具有更多的属性。因为具体概念是从质和量、内涵和外延的对立统一中来反映对象的，因此它克服了抽象概念单纯从量上和形式上考察的局限性。

综上分析，对于保险属概念与保险种概念的探讨，建立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似乎更为合理，保险属概念的功能应当涵盖保险种概念财产/人身保险的功能。并由此可知，我们说储蓄寿险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那么，保险也就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

二、保险金融说与保险非金融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林文的观点，即保险非金融。但对此结论的某些论证过程存有异议。原文中存在两点值得商榷之处：1.“寿险相对于保险来说是种概念，它是保险与储蓄的嫁接。而在保险的性质中不存在任何的储蓄因素。”2.“保险既非金融，那么，保险是否具有资金融通功能呢？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显然仍应归结到应当运用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的问题上去。寿险是保险的一种，在对寿险及保险概念的认识上升到具体概念阶段后，应当认识到，寿险所具有的属性包含在保险的属性当中。这一点已在前文中作了具体阐述，不再赘述。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保险虽不是金融，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保险不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首先，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应该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和外延，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质疑。根据逻辑学的知识，这一命题的逆否命题也为真，也就是说，如果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只要有一点不同，这两个概念就不相同。保险和金融显然有种种功能上的区别，所以保险不等同于金融。但是概念的不同不能推出其外延的互不相容。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苹果和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苹果有“甜”这个属性，梨也具有。显然不能因为他们概念的不同而否定他们在所有属性上的共同点。其次，保险和金融不单单是概念的不同，它们本不属于同一个概念层次。普遍认为银行、保险、证券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而且从学科划分上来说金融是二级学科而保险是三级学科，金融较保险而言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划分必然是因为保险具有金融的某些特点，单从逻辑意义上讲，由保险不是金融推出保险不具有资金融通的属性这一论证过程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保险功能说与保险公司功能说

将保险功能与保险公司功能区别开来讨论是有必要的。林文将保险的功能总结为“分散危险、补偿损失、积蓄保险基金和监督危险”四点，保险公司的功能总结为“组织经济补偿、掌管保险基金、防灾防损、吸收储蓄和融通资金”五点。仔细阅读不难发现，保险公司的前四项功能均能与保险的功能对应，唯独“融通资金”一项不能与保险功能形成对应。在保险不具有资金融通功能的前提下，却将资金融通划为保险公司的基本功能，这一点值得商榷。

保险是保险公司的核心产品和服务。保险公司缘何能融通资金？因为积聚了大量保险费。保险费的积聚是保险发挥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的前提，保险公司只需保留一部分保险资金满足一段时间赔偿和给付需求而将大量保险资金进行投资也是保险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保险资金的积聚和投资是紧密联系的过程，是由保险本质决定的基本功能，因此，将保险从融通资金这一功能上剥离是不太妥当的。同时，保险公司将其核心产品所不具有的功能列为自身的基本功能也是令人费解的。

四、结语

面对关于保险的林林总总的说法，林文及时地提出从研究保险的逻辑起点入手，建立共同的逻辑讨论平台无疑为当前理论界的探讨起到了基础性的指导作用和规范作用，对于保险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林教授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和初衷无可非议。我对于原文提出的“保险功能内源说与保险功能外源说”等观点十分赞同。但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在保险是否具有资金融通功能的问题上我认为还有商榷的必要，因而在此提出。逻辑是认识真理的工具，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应采用符合逻辑的分析方法，建立共同的逻辑平台才能使学术争论处于同一个起点、具有共同的基础。常以正确的逻辑来规范当前对于保险的讨论对于保险理论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篇（10）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无法证成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说更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迫切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证求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人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需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涵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新原则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8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9]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

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了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证成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人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证成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篇（11）

一、高校逻辑学科发展现状之我见

目前，通过个人的体察及与众多国内、省内高校一线教师的交流，我了解到国内高校逻辑学科发展境况不如人意。客观地讲，目前高校逻辑学科发展存在着较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也并非四面楚歌，毫无亮点。归结起来，高校逻辑学科发展现状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专业教师转行不少。据日常与部分高校逻辑专业教师的交流和观察，目前，不少高校的逻辑学教师较少时间从事高校逻辑学科教学工作，大多数甚至全部时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高校公共课教师。究其原因，一来，多数高校的逻辑学课程多不是必修专业课程，而作为选修课程的逻辑学课程总体课时较少，吸纳不了非常多的专业老师；二来，因为逻辑学教学内容偏离生活实际较远、教师讲课不太注意方法，相当一部分高校逻辑学教师所授课程不能有效地使学生产生兴趣，使得选修学生的数量逐步减少，最终导致逻辑课程这个本已很少之“粥”极难满足众多“僧”需要的尴尬局面。

2.专业学生数量不多。专业学生数量少这种情况在各个学历层次都有明显体现。据笔者的体验与不完全观察，国内在校的逻辑学专业本科、专科两个层级学生极少，在校学生较多集中在硕士与博士两个层次。单从广东省内高校情况看，全日制逻辑学专业专科层次学生几乎没有；而招收逻辑学本科层次学生的只有中山大学，即使是与逻辑学关联度极高的哲学专业，招生院校也不过再加上华南农业大学，总数是大约每个年级不超过100人；而招收硕士与博士层次的逻辑学专业学生的高校主要集中在中山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其他学校则少有听闻。这么少的在校学生人数简直可以用“冷清”一词来形容。

3.各高校所开设课程共性不足，差异大。仔细分析各个层次专业学生的专业结构，我们会发现，各所高校由于学科专业传统、教师专业结构、教学所用教材等原因，相互之间所开课程差异极大，共性极小，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专业学生毕业后的择业与研究，也使得众多一线教师相聚时自说自话，话不投机。

4.专业课时相对不足。据笔者的观察，目前国内，至少是在广东省内的诸多高校中，本科层次上的逻辑学多是一门选修课，这就决定了它的学期课时较少（一般不超过40课时），也使得学生一定程度上产生“逻辑学是不重要的”这样一种错觉，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

5.专业教材既多又乱。专业学生人数不多，而专业教材数量却不少。逻辑学专业教材的现状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多”、“乱”。例如，当我们登录百度网页，仅仅输入“逻辑学”与“教程”两个关键词，我们就会看到下面这些包含这两个关键词的词条的众多信息，如：（1）《逻辑学教程》（高职高专公共课教材）张志成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逻辑学基础教程(修订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彭涟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3）《逻辑学教程》，何向东主编，袁正校、郭泽深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4）《逻辑学教程》，丛书主编张礼建，重庆大学出版社。（5）《逻辑学教程》，张君，中南大学出版社。（6）《逻辑学基础教程》，南开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南开大学出版社。（7）《逻辑学》，杨树森，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8）《逻辑学教程》，杜雄柏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9）《逻辑学教程》，郭彩琴，北京大学出版社。单单百度网上包含“逻辑学”与“教程”关键词的项目就有这么多，假如再考虑其他网络、其他关键词，那么可以搜到的信息就更多了。就百度这个网络的信息看，这些教材中有的以传统逻辑为主，辅之以一定的数理逻辑知识和符号，内容包括概念、词项逻辑、命题演算、关系与模态、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科学的逻辑方法、论证和反驳、归纳与类比，计划作为高等院校文、理科各类学生教学用书，并力图成为报考工程硕士、MBA、MPA类考生在复习、巩固逻辑知识时的参考书；有的标有“形式逻辑—高等教育—教材”字样，想打造成“21世纪高等院校通识教育规划教材”；也有的只规矩地定位为高职高专公共课教材；还有一些是专门为非哲学专业学生学习逻辑学基本知识编写的教材，书后练习题中含有运用相关知识的公务员行测考试中的真题，并且附录有历年国家考试的判断推理题和解题思路分析，以对提高解题能力有所帮助。这些具备不同特征的教材仅仅是逻辑学教材资源的一小部分。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共性，但更多地强调自身特征，在丰富了人们的选择的同时，却也打乱了人们的视野，给教材选用带来一定的难度，更深层次上阻碍了逻辑学共性研究的开展。

6.公务员考试现象———这边风景独好。公务员考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我们喟叹逻辑学式微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与逻辑学教学联系紧密、却又与整个学科命运不同的情况———公务员考试。作为就业时获得公务员这个金饭碗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务员考试成为包含逻辑学专业毕业生在内的众多专科、本科、硕士层次毕业生的重要取向，众多毕业生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为之一搏。这个现象值得深思。

二、逻辑学学科表现之现状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逻辑学之所以表现出目前的这种现状，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1.学科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与安排。目前，由于逻辑学科发展整体上缺乏统一有效的规划与安排，实际教学中各逻辑学科分支的发展没有注意共同的目标，各所高校也不注重作为学科基础的共性建设，片面追求自身特征的发展，自说自话，相互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在全国范围内，毫不夸张地说，就连“什么是逻辑”、“逻辑学什么”、“教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目标”这些基础共识都没有达成，长此以往，逻辑学甚至作为一个学科整体存在的基础都不牢固，遑论发展。#p#分页标题#e#

2.就业管径实际狭窄。逻辑之“冷”，与就业大环境无法完全分开。我们见到，在知识爆炸的21世纪的中国，每年都有几百万不同层次的毕业生寻找就业机会，其中需要理论研究水平的岗位极其少，逻辑学作为一个不能为众多工厂、企业、公司带来直接、可视效益的学科，自然免不了不受重视的命运，毕业生就业端口不可避免地愈发狭窄。

3.教与学口径严重不一致。这也是高校逻辑学科发展的巨大瓶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由于逻辑学不能马上产生重大直接成果，部分高校领导和老师把目光转向那些能带来直接效益的“热门”专业，这无形之中加剧了逻辑学的“冷”；加上不少教师重科研、轻教学，不注意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不能切实以学生的实际需要为指挥棒，课堂效果很差，产生不了一定的亲和力、向心力，从而变相把学生拒于千里之外。

4.专业设置不尽合理。目前看，国内众多高校的逻辑学科设置多放在哲学系内，由于哲学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偏重理论素养的培养与提高，距离实际生活较远，让大批理科、工科、农科、医科、艺术等学生望而生畏，给学科发展带来极大限制。事实上，逻辑学不仅仅包含深奥的道理，也有极强的实用性（如法律、公文写作等方面使用），是所有专业学生学术成长的不可或缺的武器。

5.公务员考试———就业的实际需要。在高校就业选择中，公务员作为社会上为数不多的金饭碗无疑为广大毕业生所倾心。公务员考试中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含有大量的逻辑知识，但是它与具体的逻辑知识考察又有很大的不同。公务员考试注重逻辑规律的应用，但并不以具体逻辑规律为直接考查对象，这就决定了它与逻辑学科有较大的交叉。公务员考试热本是就业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利用好了，既可以服务广大毕业生的就业取向，也可以为逻辑学科的蓬勃发展增加一个坚实的跳板，这应该成为逻辑学科今后再次振兴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三、走出困境之途径（猛药或可治重病）

逻辑学科发展并非不可能，下面几招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前窘境，为学科发展注入一支强劲针：

1.编制统一的教学大纲，指导纷繁复杂的教学实际。学科发展需要所有人共谋良策。为了学科的共同进步，需要召集全国各分支学科中有一定影响的专家、教授，研究学科发展的切实可行的共性目标，让全国所有逻辑学人才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为学科发展提供一个有力的方向。在实际操作层面，教学大纲的编写应该依据教学与学生的实际，仔细研究学生成长所需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并从必修与选修层面选择、规定那些学生亟需的知识。

2.争取教育部和各具体高校的大力支持。由于逻辑思维和逻辑运用能力人人离不开，西方逻辑史上也有“七艺”传统的存在，在教育部层面，逻辑学科应争取被列为本、专科生的必修课程；在具体高校层面，逻辑学科应该力争增加具体可操作的教学课时，聚集人气，拢住专业人才的心，这样才能给专业学生更多的接触机会和发展空间。

3.普及逻辑知识，吸引学生精英参与。集中精力，利用高超的教学技巧、有效的教学手段、丰富的教学内容普，让逻辑学走下神坛，成为每个学生熟练运用的有力工具，这既可以让逻辑知识装备所有大学生的头脑，激发学生的兴趣，扩大感兴趣学生的比例，为逻辑学科储备大量真正感兴趣的爱好者；也能为逻辑学科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4.编制同一版本的高质量的教材。编制同一版本的高质量的教材，这是营造专业和谐与共同发展的重要一环。逻辑教材建设应该涵盖必修和选修两个层面。具体来说：必修教材应该组织全国范围的各分支学科的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抛弃分歧，敞开心扉，平心静气地商讨内容与框架，研究文理科各专业学生的共性需要角度，真正落实普及基础知识的基本要义。编写教材时，应该选用与生活联系紧密、通俗易懂、有极强代表性的例子，增强趣味性，反对抽象说教，拒绝假大空；应尽量减少，甚至不安排涉及模态、运算等高深数理知识的逻辑知识，免得将那些欲进逻辑殿堂的莘莘学子拦在大门之外。全国范围内各方面专家群策群力、各尽所长地共同编写一本通用教材，可以营造共同的学科话题氛围，也会减少你强我弱的争论。选修教材则应依据目前中国逻辑学会的各个分支以及各所高校的特长和现状，认真组织有丰富一线教学经验和专业所长的教师，编写具有不同侧重点的分支教材，简洁、清楚地介绍分支学科的重点学科成就，体现学科及生活的多样性。各所高校、各个逻辑分支应针对自身的优势和传统，恰当选择适合需要的教材，这样可以逐步引导那些真正感兴趣的学生入门、探究，真正为逻辑学科的发展壮大培养人才，也可以充分发挥分支学科人才的专长。编写教材时，还应认真研究公务员考试和所有在校学生的实际需要，巧妙组织教材，避免学生花费不必要的时间既学习逻辑学知识，又去花大价钱请人辅导公务员考试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