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考古大全11篇

环境考古篇（1）

文物是我们古文明存在最好的证明，也是我们与历史沟通的桥梁，它还反映着我们人类的发展历程，对我们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但是伴随而来的便是我国的文化生态也因此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古文物遗产以及其生存的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尤其是在工业化的现代，其生存环境在逐渐变得糟糕，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保护古文物的实体，更重要的是为其提供良好的文物环境。因此研究文物考古环境保护问题及对策就迫在眉睫，我们必须找到合理的考古环境保护方法。

一、自然环境对古文物的影响

1、酸雨对文物的危害

工业化进程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工业化进程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比如由于工业气体的排放，空气中就会形成大量的硫化物以及氮化物，而这些就会引发酸雨的形成。酸雨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也会对一些文物带来不可恢复的损害。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地表上的建筑，尤其是对与大理石有关的建筑影响尤为厉害。但是当期渗透到地下时，就会腐蚀一些藏在地下的古文物，比如青铜器、石器等。

2、水质污染的影响

在工业化进程中另一个问题便是工业污水的排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水资源的质量。现在我国的污水处理技术并不是很先进，并不能完全净化工业污水，而且我们也没有完善的污水排放管理制度，由此就引发了水质污染问题。而这些被污染的水资源就会对尚未开发出土的古文物带来毁灭性的损伤，而且伴随着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水位不断上升，其对文物的危害程度就会更大化。

3、光辐射对文物的影响

光辐射不仅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它同时也会对文物造成一定的损伤，众所周知紫外线的杀伤力是非常强的，由于现在环境的破坏，臭氧层也遭到了很大的损伤，这就导致了地球表面的紫外线增强，大气中的一些氮、氢等化合物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反应而产生具有腐蚀性的污染物，而这些往往就是破会文物的罪魁祸首。

二、现在文物考古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进行考古作业的人员环保意识较弱

一般进行野外考古工作时，都会进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必定会知道一定的生活垃圾，而且还会产生一定的废弃物，而由于这些工作者的环保意识不强，往往会所以丢弃这些污染物，这就会对考古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并且这些问题还在不断地加剧。

2、野外考古作业导致环境问题

在考古侦查完毕后，下一步的考古发掘作业，无疑会进行大量的挖掘工作，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中还会进行挖山挖石等工作，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废石等物，有时还会破会山体地势等结构，这就容易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而在有些时候还会对原有的地表植被进行改变，这不仅会引发一些自然灾害，还会破会环境的生态平衡。

3、考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可以说经过时间的变迁，大量的文物都是深埋底下的，所以在挖掘这些古文物时就不得不进行深入地下的工作，但是由此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可能会改变原有的地表植被，会对当地原有的生态环境带来改变，甚至会导致当地的生态环境失去平衡，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

三、文物考古环境保护的具体方法及对策

1、要加强管理规划，制定相关法律

在进行考古的同时要加强环境保护整体规划，在考古中不能只是注重于保护文物，要同时注意考虑文物周边的环境因素，要制定出各级各类的环境区域性保护规划，并且要量身制定合理的文物出土方案，在制定挖掘方案是要在最大程度上考虑当地的地理环境，尽量不去破坏。再者要考虑的便是法律法规的问题，我国现在尚没有一套关于这方面的完整法律体系。法律是最好的约束手段，也是最能引起相关人员注意的方法，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完善关于考古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政策才能最大程度上的保证考古环境。

2、要有“因地制宜”思想，尊重自然规律

我们国家民族文化多种多样，同样的地理环境也是各不相同，我们在进行考古挖掘时必须考虑到当地的环境因素，结合因地制宜的思想制定出保护环境的挖掘方案。比如在山地进行考古行动时，就要注意挖掘工作，不能因为考古而导致当地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自然地力量是无法抗拒的，我们必须在尊重自然活动规律的前提下进行考古作业。

3、要加强与环保部门的合作

我们国家机关的部门有很多，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考古部门在文物挖掘保护方面无疑是最具有权威性的，但是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就会显得束手无策，此时我们就应该让环境保护部门发挥其长处以弥补考古部门的短处。所以我们要加强两个部门的合作，环保部门应该先了解地理环境然后在与考古部门合作制定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的考古挖掘方案。加强两个部门的合作一定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4、加大资金投入

经济是一切发展的前提，所以我们应该加大在文物考古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只有有了足够的资金投入，才能采购高科技的具有环保型的考古器材。有了相关的资金才能制定相关环境保护方案。还应该有一部分资金用于考古相关人员的环保技能与意识的培训，他们在整个考古过程中起到相关重要的作用。再者就是用于对已经遭到破坏的环境的整治。这些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资金才能得以实施。

四、结束语

文物是古代文明存在的象征，是古文化传承最好的载体，所以古文物对我们现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环境因素对不仅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还对古文物实体的保存影响重大。所以我们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要注意研究文物考古环境的保护措施，考古环境的保护是文物得以保护的重要保障。我们要将考古环境保护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我相信，在将来我们一定会研究出一套完善的考古文物环境保护措施。

作者：李林轩 单位：吉林市博物馆

环境考古篇（2）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历史跨越千年，集历代能工巧匠、书画诗人的智慧，是世界园林建筑的杰出代表之一。其精髓不仅在于建筑本身高造诣的结构、建造技术等，也是因为建筑能与周边环境很好的融合，形成一定的意境并反映地方特色。简而言之，人们可以从一个地方的建筑和环境，看出一片乡土所具有的情怀。

1 园林建筑与宏观环境

人是社会的产物，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建筑亦然，大尺度的宏观环境不仅包含自然环境，也包含社会环境，二者共同作用，改变着不同地域建筑的形式、材料、结构等特征，形成了丰富多变、精彩卓绝的园林建筑。

1.1建筑与自然环境

建筑是始终存在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并与之不可分割的。园林建筑的美学趋向，是独特的人文环境与优美的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艺术结晶，一旦离开特殊的地理位置，就会黯然失色。[1]

不仅如此，自然环境中水文、气候、山岳、湖海、植被等要素也对建筑的形式、架构、空间组成等有着深刻的影响。以古典园林建筑的悬山顶和硬山顶为例：同样是一条正脊、四条垂脊的五脊二坡式屋顶，悬山顶建筑两侧的山墙内凹，檩伸出墙外，加博风板保护；而硬山顶的檩木则不外悬出山墙；山墙或与屋面平齐，或高出屋面，形成风火山墙。相比而言，北方民居多硬山，有利于防风火；南方民居则多悬山，更利于防雨水，两种屋顶同一部位的不同构造真实的反映了园林建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协调与统一。

1.2建筑与社会环境

每一个城市都是在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体现其独有的特点；而依托自然环境而建的人工建筑与原有景观相融合，构成了城市新的环境风貌。[2]

自然环境是建筑形式产生的基础，决定园林建筑的骨架，而社会环境影响建筑的风貌，凸显建筑的性格。优秀的园林建筑不仅与自然、社会环境相融合，更能恰当地反映地域风格与人文特点。徽派建筑的马头墙，岭南建筑的天井、冷巷，苏州园林的亭廊楼阁，西双版纳独特的竹楼等，这些建筑不仅自身精妙，更是因为风格而成为地方特色的代表，甚至成为一种文化。

2 园林建筑与微观环境

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虽由人做，宛如天开”，在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造园艺术讲究：构架山水、移田缩地、诗情画意、用精巧的平衡意识和强烈的整体感取代规整造园手法，营造自然式的园林景观。[3]自然式的园林景观成为园林建筑的微观外环境，建筑与环境间通过以下各要素的有机结合，互为因借，在小空间中“再现自然”。

（1）山石：山石是中国古典园林作品必不可少之物，建筑与山石在营造时常采用“台”、“跌”、“吊”、“挑”等巧妙的设计手法。建筑顺应山势起伏而跌落变化，使建筑与山石环境有机结合成统一的整体，取得生动、自然的景观效果等。[4]

（2）水体：建筑与水的结合存在多种形式，较为常见的如临水的亭、榭三面凸于水中，一面与岸相连，视野开阔，此为“凸”；另有一些伸入水中的建筑采取下部架空，使水漫入建筑底部的方法，使建筑有漂浮于水面上的感觉，此为“飘”。还有最为著名的“曲水流觞”，通过“引”的手法，不仅在建筑内部创造了水景空间，更赋予建筑更深的文化含义。

（3）植物：建筑的“遮”、“挡”、“围”为各种植物提供适宜的生存条件，并对植物造景起到背景、框景、夹景的作用；而植物配植可以软化建筑的硬质线条，打破建筑的生硬感觉，丰富建筑物构图，并能通过与建筑匾额、碑帖的呼应，突出建筑的主题和意境。

（4）空间形态：园林中的空间组织特色，深刻地受建筑空间构架的影响。巧妙利用建筑空间形式的特点，往往可以营造出迥异的气氛，有意识地使之产生某种心理上的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受。园林景观营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游赏者提供自然的体验，通过建筑空间的营造，创造虚实、明暗等不同的空间体验感，会使园林更加富有魅力。

（5）光影：园林光影的美是直接通过建筑的各种元素来体现的，最经典的莫过于丰富多样的漏窗。通过位置与光线的有机结合、图案的灵活多变，它能打破大片墙体的沉闷与单调，营造出通透空明、雅致秀逸的园景。

（6）色彩：建筑色彩与其周围的环境是我们最直观的视觉接触，直接影响情绪的变化。经典的建筑色彩应用如南方园林建筑的“粉墙黛瓦”，配以绿色的植物，充分体现私家园林的安逸舒适；徽派建筑黑白为调，与山水相融，仿佛一张秀雅的水墨丹青；西藏山巅上洁白的建筑形体、蔚蓝的天空、兰红相间的经幡，三者构成一幅色彩明朗的画卷。

3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环境的思想内涵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精髓在于其蕴含了传承千百年的造园思想和人文理念。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环境美学观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建筑意匠，在造园时以崇尚自然和追求真趣为最高目标，一方面表现为追求一种模拟自然的淡雅质朴之美，另一方面表现为注重对自然的直接因借，与山水环境的契合无间。[5]这种对自然和人文理念的追求使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与外部空间环境达到一种高度的融合，呈现出极大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从而造就了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迥异的风格造型和意境表达。

4 结语

建筑的本原是人，人的需要与追求促使了园林建筑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的园林建筑不仅仅是一座纯粹的建筑，而是物质化的建筑实体与诗词歌赋的文化精神，与舒适自然的园林景观的杂糅。它不但能满足游赏者对自然的向往，又富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给人以物质与精神的美感，是自然关怀和人文关怀高度融合的杰作。自然与人文的融合创作，也正是中国当代园林建筑与环境营造的追求。

参考文献：

[1] 王慧杰.建筑色彩与环境的协调性——以西藏地区建筑色彩为例[J].艺术与人文，2008(3)：144-145.

[2] 张欣，高述波.浅议建筑与环境[J].观察与思考，2006(3)：29-31.

环境考古篇（3）

一、引言

文物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生产、生活所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不同的文物则能体现不同时期的社会状态、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为人们还原当时的历史真实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研究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社会背景及发生原因提供依据；为正视历史，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促进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境因素成为文物损坏的重要因素，文物考古环境的保护，越来越引起考古界的关注，文物与环境互相依存，不可缺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及人们对历史文化认识的不断提高，保护文物考古环境意识从无到有，标志着文物保护工作的又一里程碑。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物环境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入，文物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对文物环境的研究已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主要组成部分。而进一步研究文物保护与环境保护工作及普及全社会各界的文物环境保护意识成为目前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课题。

二、环境因素对文物的影响

环境包括有形环境和无形环境，文物环境亦然，既包括其存在的有形环境，也包括自然界中的无形的大气环境和不定形的水环境。而近年来由于种种人为原因，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大气和水质污染对文物古迹是一种潜在的、持续的破坏因素。

1、大气污染对文物的影响。大气污染对文物的损坏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酸雨的腐蚀。人们在生活中向大气层任意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与大气中的一些杂质发生化学或者是物理反应从而形成酸雨。酸雨中含有硫酸和硝酸具有很强的腐蚀作用，加快对地表文物的侵蚀，破坏极大，损失难以挽回。酸雨不仅对地上的、地表的文物有损害作用，对地下的文物也有损害。酸雨降落在地上，渗到地下从而改变土壤的酸碱度，土壤性质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存放在地下的文物，如青铜器等。

2、水污染对文物的影响。受到污染的水质渗到地下，大多含有酸、碱、有机污染物，不仅影响地下的文物的开采，同时对文物的贮藏环境影响重大，减少其存在的寿命，如陶制品、墓葬、化石等。

3、紫外线辐射对文物的影响。紫外线对文物的破坏甚是严重。紫外光会诱导大气中的一些一氧化氮、碳氢化合物等杂质，通过光化学反应，产生少量有机醛类等腐蚀性强的污染物，日积月累将毁坏文物的质地，使文物表面老化，降低文物品质，缩短文物保存寿命。

4、水土流失对文物的影响。水土流失主要是由于野外考古活动的挖掘和开采引起的，从而改变了原有的土质和岩石结构，发生其他外力作用时，容易发生水土流失、泥石流、山体滑坡等，从而破外文物。

5、考古活动的其他人为因素对文物的影响。野外考古活动时，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及对地质地貌的人为改变等产生的环境问题对文物的影响。

三、文物考古环境的保护措施。文物是以实体存在的物质，它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下，因此，文物与环境二者不可分割，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在外观在体现着统一，互为依托，交相辉映，形成一个形象的整体和完美的景观。

1、考前调查要细致入微。考古调查阶段是实施考古活动的基础准备工作，是保证考古活动进行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考古调查时期不仅要了解文物情况，还要对考古文物的生态环境进行细致调查，保证考古活动的开展不仅能保证文物的完好无损，还要保证其生态环境不受到伤害。使文物考古和环境保护实现双赢。

2、考中挖掘及保护要尊重生态环境。在文物考古的挖掘阶段要尊重当地的生态环境，挖掘工作的进行要事先进行设计，追求最为合理的方式和方法，要注重分析研究地表的土层特点，挖掘后的处理工作要追求其原有的状态，尽量保生态环境的原生态。文物考古环境的保护要以自然规律为前提，既要保护文物环境，又能改善生态环境，不同的文物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分散的文物进行博物馆收藏，大宗的大遗址文化则采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方法进行保护。大遗址考古文物保护有利于实现文物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

3、文物考古环境保护要加强规划管理。文物保护工作部应该只依靠文物保护部门，更应该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作和配合，尤其是环保部门，充分考虑文物保护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实现文物保护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使两者都得到很好的保护。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条款和规定，使文物保护规范起来，严格执行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按章按法办事，不可，要提高先关法律的执法力度，提高文物保护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效率。

四、结语

文物以实物存在，必然受环境的影响，而文物考古活动在自然中进行也必然影响环境，二者相互依存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文物考古活动中，不能断章取义，不能以牺牲文物或环境来进行考古活动，要以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宗旨进行考古活动，文物考古过程要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文物的保护又要以一定的生态环境作为保障，努力实现文物考古环境的保护和环境生态保护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张珊珊.探讨环境因素对文物的影响及文物考古环境保护问题.才智.2013（08）；296.

环境考古篇（4）

5月19日

上午 9:00—12:00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律法规

下午 14:00—17:00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与标准

环境考古篇（5）

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当各项配套政策措施逐步得到落实后,内蒙古开放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为内蒙古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措施来看,国家支持的重点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了配合国家的这一举措,内蒙古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根本和切入点。“十五”期间,内蒙古重点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建设黄河上游水土流失和风沙盐碱治理区、京津周边内蒙古沙源治理区、大兴安岭天然林资源保护区、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保护治理区等四个重点区域,全面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生态建设重点县、三北防护林、绿色通道和水土保持七大工程。同时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连接区内东西部,辐射西北、华北、东北的干线运输网络,畅通“联疆达海”出区通道和口岸运输国际通道。“十一五”期间,内蒙古将继续加快交通、水利、城镇、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规模和重要工业布局与水资源承载能力及其他基础设施相适应。经过未来一段时期的开发建设,内蒙古的开放硬环境将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二)内蒙古具有向北开放的重要区位优势

内蒙古北面与俄罗斯、蒙古国相接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与它们的经济贸易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而且合作的前景主要立足于双方经济结构的长期互补性。

第一,从目前俄罗斯、蒙古国两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俄罗斯、蒙古国均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国内自然资源丰富,但资金相对短缺,需要大量的投资带动本国的经济增长。相比较而言,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因而加强内蒙古与俄罗斯、蒙古国的合作,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能够有效带动双方合作水平的提高。

第二,从资源结构来看,我国与俄罗斯有开展农牧业合作经营的广阔前景。俄罗斯地域辽阔,农田广袤而肥沃,但粮食产量却远低于我国,食品大量依靠进口,特别是蔬菜、水果质量都比中国差,而且价格也比中国高。而我国是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种植经验,技术发达,人力资源也丰富,因此,两国在农业方面的互补性很强,从长远来看,内蒙古与俄罗斯的农业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景。

第三,发挥产业间互补优势,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潜力较大。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外商投资的带动下,建立了大量加工贸易生产企业,特别是在轻纺工业和家用电器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了较强的比较优势,并带动了对外出口。俄罗斯轻工业相对比较落后,但其发达重工业积累起来的工业生产技术基础和管理经验,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比较雄厚的人力资本,使其能够有效地接受和利用中国的境外加工贸易方式,形成新的符合俄罗斯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

(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内蒙古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物质保障

内蒙古是全国重要的资源富集区,丰富的资源是内蒙古发展经济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内蒙古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物质保障。具体表现在:内蒙古农牧业资源丰富。土地总面积中,耕地面积722.4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11%;草原面积8666.7万公顷,占全国草原面积的73.3%。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油、糖生产基地,人均耕地面积0.34公顷,居全国之首,目前已经形成的四大粮食生产基地每年可向国家提供50亿公斤商品粮。内蒙古还是全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可利用草场面积达6818万公顷,居全国之首。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等著名大草原牲畜总量稳定在7000万头(只)以上,毛、绒、皮、牛羊肉、牛奶等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居全国五大省区之首。

内蒙古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开发前景广阔。在世界上已经探明储量的140多种矿产资源中,内蒙古就有120多种,其中居全国前五位的有43种,居首位的有5种。矿产资源储量居全国第三位。稀土资源储量大、品位高,稀土氧化物保有储量8377万吨,居世界之首,发展稀土产业得天独厚。煤炭资源储量大,分布集中,保有储量2256亿吨,居全国第二位。且煤层浅,容易开采,又靠近水源,为煤炭资源的开发转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石油天然气的蕴藏量也十分可观。已经探明13个大型油气田,预测石油资源总量为2030亿吨,天然气总资源量为10000亿立方米。

二、内蒙古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利因素

(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趋势对内蒙古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首先,内蒙古的产业竞争力将面临挑战。未来几年里,内蒙古各产业随着开放度的提高将会更大范围地面向国际、国内市场,更多地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这对促进内蒙古产业技术水平、管理素质和效率的提高,加快产业结构的转换将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将使目前内蒙古开放度相对较小、发展相对落后的产业更直接地面对来自国际、国内市场的严峻挑战。同时,资源条件制约大的产业如农业、能源、新兴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电信等服务业,以及传统加工工业等,都将不同程度地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竞争的压力。

其次,内蒙古的企业将会面临国内外优势企业的挤压。目前,内蒙古多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缺乏市场观念,创新能力不强,综合竞争力较差,加上条块分割,企业设置分散、重复,社会化的专业分工和协作机制一直得不到必要的发展,影响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特别是在内蒙古企业组织结构还没有完全通过充分竞争实现规模经营和结构合理化的情况下,既要面临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优势的挑战,又要面临与国内企业争夺市场的压力,这将会成为制约内蒙古企业更好地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最大障碍。

再次,内蒙古对外贸易将会面临挑战。一是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加大。内蒙古外贸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是香港、日本和俄罗斯,出口增长的真正潜力在于大力开拓美国及欧盟市场,而美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可能放慢,从而导致国内需求的下降,欧盟经济也极有可能由于欧元的启动而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增多,都将挤压内蒙古出口增长的市场空间。二是贸易自由化趋势将使内蒙古农牧业、重点工业和服务业比较优势下降,初级产品出口的贸易环境将持续恶化。同时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也将对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造成较大冲击,影响内蒙古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二)人才短缺的状况将日益突出

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人才将成为竞争的焦点,人才短缺将成为未来制约内蒙古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主要矛盾之一,人力资源将面临挑战。而这种挑战既来自于高素质员工的短缺,更来自于企业家的稀缺。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环境来看,与东部发达地区甚至西部的一些省市相比较,内蒙古都不具备优势,而未来几年这种环境并不会有明显的改善。内蒙古虽然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淡水资源不足,生态环境较差,气候干燥少雨,风沙较大,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面积大,城市化水平较低,人口稀少且居住分散。加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劳动报酬较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较东部地区明显偏低。而市场规则决定了人才等要素总是向收益率较高的地区流动,尽管内蒙古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也很难把高素质的人才吸引过来,甚至留不住现有的人才。而人才资源的匮乏将会直接影响内蒙古对外开放环境的改善。

(三)投资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仍不理想

环境考古篇（6）

(一)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退化严重

以草地资源为基础的草原生态，具有巨大的生态屏障、环境维护功能，对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生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近些年，由于自然的特别是人为的因素，导致我国草地资源严重退化。根据国家环保局统计（1999），我国草原的90%以上处于不同程度退化之中，内蒙古自治区退化草原面积已占自治区草原面积的31.77%。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草原面积13.2亿亩，80年代下降为11.8亿亩，90年代下降为10.37亿亩。内蒙古科尔沁草原退化面积达50%左右，每年以3.7%的速度增长。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退化面积从60年代占草原面积的15%增加到80年代的49%。锡林郭勒盟草原面积2.95亿亩，可利用草场面积2.67亿亩，截至2005年，草原退化占可利用草场的74%。据内蒙古草原勘探院调查显示，内蒙古33个典型牧区旗县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都出现了大面积的退化现象，截至2002年除极个别外退化面积占可利用草原面积均超过了50%，有的旗县像翁牛特旗、乌审旗、鄂温克自治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特中旗甚至达到了100%，这样的退化速度是令人害怕的。本来内蒙古有五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现如今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基本消失，特别是乌兰察布草原成为内蒙古土地沙化最严重、环境最恶劣、生活最贫困的地区。

(二)退化造成的恶果显著

第一，水土流失严重。内蒙古水土流失面积大，流失严重。根据土壤侵蚀图结果统计，内蒙古自治区水土流失面积271712.62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2.97%，占土壤侵蚀面积的23.60%，特别是赤峰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通辽市水土流失较为严重，不仅影响农牧业生产、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损失严重，还影响着当地牧民的生存。据调查显示,内蒙古贫困地区多数分布在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由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地被冲刷流失，牧民生活陷入贫困。

第二，土地沙漠化严重。内蒙古土地沙化占全国的33%，有2/3来自草原沙漠化。据内蒙古草原勘探院调查显示，内蒙古阿拉善盟85%的土地已经沙化，并以每年150万亩的速度扩展；2005年，锡林郭勒草原沙化草场已经占可利用草场的74%，锡林郭勒盟西部以及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北部牧区已退化为严重的荒漠、半荒漠草原区。由于大面积草原沙化、退化，降雨量普遍减少，地表温度出现大幅度的升降变化。地表温度大幅度升降，加剧气候干旱，长时期的干旱进而引起草原沙化，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自然灾害严重。草原退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进而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根据调研及《四子王旗志》记载，四子王旗境内自然灾害严重，旱灾、“白灾”、“黑灾”、沙尘暴时有发生，有十年九灾之称。“白灾”又称为雪灾，是由于大雪埋压牧草使牲畜不得采食，加上“白毛风”急剧降温，家畜往往冻饿而死。1977年四子王旗全旗遭遇特大雪灾，10月25―29日降特大暴雪，降水量29.7毫米，积雪深度14―30厘米，局部地区60厘米以上，连续积雪120天，牲畜损失21万头（只）。“黑灾”是相对“白灾”而言的，是由于冬季干旱，牲畜不能进入无水草场，虽有枯草，无雪可舔饮水困难。四子王旗80年代之前发生“黑灾”机率为46%，黑灾危害极大，牲畜疫病流行，引起牲畜大量死亡。

二、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成因

第一，垦草种粮。由于人口的压力，非宜农地垦殖浪潮不断。根据《内蒙古畜牧业统计资料》可知，内蒙古1992―2000年耕地面积由601.71千k增加到960.25千k，增加了358.54千k,是1992年耕地面积的一半还多;其中在1997年曾一度达到1014.27千k。内蒙古本应是一个以牧为主的地区，一些典型的牧区旗县以大面积垦草种粮，畜牧业比重被逐渐压缩，像翁牛特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四子王旗耕地面积均已达到10万k。草原周边地区生态脆弱，耕地比重大、种植业比重大，很容易导致农牧交错地带土地退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农业挤草原，沙漠吃农田”，“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生态恶性循环。

第二，过度放牧。内蒙古草原超载放牧现象十分严重，已超过适宜放牧量的15%左右。根据内蒙古草原勘探院调查显示，内蒙古自治区除了乌海市、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在暖季，呼伦贝尔市、兴安盟在冷季没有超载外，其余各盟市均有不同程度的超载现象，特别是在冷季超载现象尤为严重。从盖志毅（2007）提供的内蒙古33个典型牧区旗县期末牲畜存栏头数增长情况可知，1949―1998年33个典型牧区旗县期末牲畜存栏头数均有增加，整个牧区平均存栏头数由1949年的20.34万头增加到1998年的127.9万头，50年间增长了近6.3倍。

第三，过度樵采。内蒙古牧区、半牧区的农牧民为了增加收入，无计划无节制地挖掘药材、发菜等植物资源，这些植物具有固结泥沙的重要作用，因而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

三、建立草原生态补偿奖励机制

（一）草原生态补偿奖励机制概念

生态补偿，最早源于德国1976年实行的Engriffs regelung 政策，虽然国内国外已经有一些针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但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在综合国内外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下提出生态补偿奖励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补偿，即对面临破坏威胁的草原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对已经遭受破坏、退化的草原生态环境进行恢复和建设；二是对单位和个人的补偿和奖励，及对草原生态环境建设相关的行为主体进行补偿，并在补偿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奖励。

（二）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补偿

草原生态系统具有自我恢复功能，在未曾退化的前提下、在草原承载能力的范围内，适度放牧、间歇利用草场，牧草可以自我恢复和生长；对于已经退化的草原，只要排除致使其退化的因素加之人工播种养护，草原仍可恢复。因此，我们对于未退化的草原，要测定每个区域草场的承载力，并在承载力范围内适度放牧，间歇性利用；对于已退化的草原，通过退耕还林、禁牧、休牧、轮牧等方式对草原给予补偿，使其逐渐恢复生产力，促进草原自然更新。

第一，退耕还草。从宏观角度讲，退耕还草是在农牧交界地域，将那些本应发挥生态功能的耕地、坡地，停止种粮、采用种草的方式，恢复其原有林草植被的生态状况和生态功能，达到重建生态结构、平衡生态系统的目的。从微观角度讲，“退”的首要问题涉及到一个环境条件问题。必须按照“适地适草”原则，即退那些不适宜耕作的土地，退耕后牧草能成活，还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对间歇性灾害有一定的抗御能力。如何达到“适地适草”需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选择，即选择哪些土地适宜种草且适宜种哪种类型的草；二是改造，通过引进改良草种使之适宜地，或通过改变土壤条件使之适宜草。

第二，禁牧、休牧、轮牧。草原退化最根本的原因是过牧造成的，根据草畜平衡原则施行以草定畜，并通过禁牧、休牧、轮牧等方式使草原逐步恢复生产力。对于严重退化草场实行禁牧、制定禁牧期，在禁牧期内不准进行放牧和割草，给牧草提供充分生长、发育、繁衍的机会。还要逐步实行天然草场与人工饲养相结合休牧的方法，即在牧草生长发芽期进行舍饲圈养，避免返青牧草幼芽被啃食，等牧草长成后在非生长期内进行放牧，使草场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为来年提供循环使用的牧草。科学的轮牧制度也是值得推荐的方法，根据草场面积、产草量、草群结构、畜群结构等，把牧场分割成许多区域并用网围栏进行隔离，在每个区域中只能放牧一定天数，并按一定顺序轮流循环放牧。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牧草浪费、提高牧草产量，而且可以减少牲畜游走加快增重，还可以减少劳动力使用，把畜群赶入围栏、锁住围栏门，牧人不必再照料。

（二）对人的补偿与奖励

对于行为主体人的补偿与奖励应分为直接补偿奖励与间接补偿两种类型。直接补偿奖励着眼于眼前利益，直接给予他们现金与实物，属于“输血型”补偿。其优点是能顾及到农牧民的眼前利益，充分调动他们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缺点是不能使他们真正摆脱贫困。间接补偿着眼于长远利益，通过建立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迂回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补偿，属于“造血型”补偿。其优点是兼顾了农牧民的长远利益，促使草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缺点是使农牧民缺少了灵活支付能力。因此，对于行为主体人的补偿、奖励要直接补偿奖励与间接补偿两种类型相结合方可。

1.直接补偿与奖励

第一，退耕还草补偿与奖励。从经济领域来看，农民愿不愿意退耕，主要在于能否形成一个较多的收益预期。如果政府的补偿高于退耕地获得的收入，农民自愿退耕；相反，则不愿意，这里存在着政府与农民退耕的博弈关系。因此，“补什么、补多少、补多长时间”关系到农民退耕的动力。在退耕还草过程中，国家既要为农户种草提供生产要素的补助，又要保障农户的生活，提供粮食及现金等生活补助，如果农户可自行解决其口粮问题则可把粮食补助折合为现金发放给农户。关于“补多少”，需要根据退还耕地的多少，退多少补多少，且至少要达到农民退地前耕地所增加的收益外加农户种草的补助。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措施》规定：粮食和现金补助年限，经济林5年、生态林8年、还草补助2年。不管是经济林、生态林还是还草都取了一个最低生长年限，特别是对于生态脆弱地区，退耕虽不会对农户生存造成极大威胁，但也造成了相当部分的收入损失。当补偿停止后，农民还会垦草种粮。所以笔者认为要想让农民毫无疑虑的退耕还草，必须给他们吃一粒定心丸――把短期补助改变为长期补助。

第二，禁牧、休牧补偿与奖励。禁牧和休牧是对于草原生态恢复和保护最为重要的措施，但也影响牧民收入。因此，对于禁牧、休牧的牧户国家必须给予补偿和奖励。由于牧民不种粮，禁牧、休牧期间饲草短缺，所以要实行粮食、饲草补助与现金补助相结合的补偿方式。根据禁牧区域、禁牧期和休牧区域、休牧期来确定补助的标准与期限，至少要达到牧民禁牧、休牧前所得收益。对于那些积极保护恢复草原生态进行禁牧、休牧的牧民进行奖励，奖励的标准可根据牧户行为和贡献来定，奖励的方式仍与补偿方式相一致。

2.间接补偿

第一，建立灌溉系统发展饲草种植。内蒙古草原基本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区域，干旱少雨使牧草承受能力变得十分脆弱，加之禁牧、休牧饲草极为短缺，因此建立灌溉系统发展饲草种植显得当紧又迫切。国家应投入资金、设立试点引进移动灌溉技术，选择一定数量的草场种植优质牧草，在返青发芽和干旱缺雨适时喷灌，提高产草量。

环境考古篇（7）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联合攻关研究。主要是考古学、第四纪环境科学、古气候学等多学科结合。最常见的是在一个考古学研究综合项目下，设立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子课题，根据综合研究课题的目的和任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绝大多数考古学课题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其课题组成员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古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专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第四纪古环境研究课题，邀请考古学家参加，通过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是结合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的进行，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考古遗址本身、遗址周围局域范围内和区域内的古环境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在结合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考古遗址中古环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分析人类活动的特点和环境状况。

对考古遗址中土壤样品进行孢粉和植硅体等古植物遗存分析，通常能够提供遗址周围局域或者区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遗址周围的人类活动总是要直接（农业活动等）或者间接地（放牧，践踏活动增加等）影响植被组合。通过为人类提供食物或者为牲畜提供草料、准备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进行装饰或者仪式性活动等目的，也可以将植物采集或者搬运到遗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能够为认识古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证据。在英国orkney曾经有一个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orkney 古冢项目”[2]，旨在加强对墓葬遗迹的管理，同时深入探讨青铜时代的丧葬礼仪和墓地的地貌特点。对一处青铜时代墓地的孢粉组合研究结果揭示：在这处墓地形成以前，这里曾经是开阔的草地，可能是作为牧场，还有零星的农作物种植在附近，这可能说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够的草场，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墓地，同时还反映人们更愿意将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对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炭屑进行种属分析，还可以为认识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特别是植被环境提供重要证据。对葡萄牙东部estremadura 地区的buraca grande 洞穴遗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植被的资料，结果显示，植被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属和黄杨属植物的出现，第二阶段这种组合被更喜温的木犀榄属植物代替，考古遗址中木犀榄属植物的减少标志了第三阶段的开始。上述结果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气候较现在干冷，而全新世阶段的气候则与现今相似[4]。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屑进行树木的种属鉴定，不仅能够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环境背景，还为第四纪的古环境重建增加新的资料，这可以说是环境考古研究对第四纪环境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法国南部的abeurador 和 font-juveanal 两处洞穴遗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结果揭示了13000年以来地中海西北地区的植被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种类作为建群植物[5]。

考古遗址周围局域古环境重建能够获得人类与环境关系，特别是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直接证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考古遗址附近湖泊类沉积物进行孢粉、植硅体、硅藻等生物指标的分析，重建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类活动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 地区，靠近史前时代遗址和中石器时代至中世纪遗迹的地区，有两个小湖泊，对其沉积物进行的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后（大约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转变为石楠属植被。这个突然的变化，正好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过程中农牧业经济的引入对应[6]。苏格兰东南部地区一些青铜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周围发育了泥炭沼泽，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有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孢粉谱与考古和历史记录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对比的结果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在铁器时代，这是导致这个地区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的一次重要事件，后来的几次森林变迁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7]。对芬兰东部的karelia 北部地区一个湖泊（poettoelampi）沉积物进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续1300年的森林火灾的历史记录，在人类影响开始以前，火灾是控制这里的森林变迁的主导因素，但从大约公元1600年开始，由于刀耕火种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开始，沉积物中的炭屑含量明显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结果共同证明，在大约公元1720年到20世纪初，是刀耕火种农业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农业活动而引起的火灾发生间隔的缩短，引起了这里的森林结构的变化，云杉明显减少，松树成为主要树种[8]。

区域范围内古环境重建，能够为分析人类活动特点、古文化发展与变迁提供环境背景，比如农业起源的环境背景，古代社会复杂化的环境背景等。对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能够为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可靠的古环境资料。对全球范围内末次盛冰期以来主要植被演化历史的综合研究，为研究不同地区环境与人类关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对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衰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明显[10]。对西北欧洲的全新世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背景的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气候变化是古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环境因素[11]。西北欧洲的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7个阶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 和1100 cal.，将其与根据太阳辐射、冰期活动、湖泊海洋水位、泥炭发育、树轮生长等环境指标重建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对比，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的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由于年代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使得精确的对比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湖泊沉积的年层进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测年序列的建立，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大致介绍了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细检索现有的文献，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众多考古学与古环境科学、古气候学联合项目的实施和一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布，在欧洲的学术界和公众中，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主要表现就是这类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不论是考古学项目还是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项目，在项目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就把多学科合作作为一个重点，从而保证了这类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1] 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刘东生，吴文祥：《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赞红，赵青春：《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 downes, j. linga fiold, sandwick, orkney. glasgow archaeology research division report 1995.

[3] buntintg, m. j., tipping, r. “anthropogenic”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a bronze age cemetery at linga fiold, west mainland, orkne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1, 28: 487-500.

[4] figueiral, i. terral, j.-f. late quaternary refugia of mediterranean taxa in the portugese estremadura: charcoal based palaeovegetation and climatic recostruction,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2, 21: 549-558.

[5] heinz, c., thieabault, s. characterization and palaeo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rchaeological charcoal assemblages during late and post-glacial phases in southern france, quaternary research, 1998, 50: 56-68.

[6] proesch-danielsen, l., sandgren, p. the use of pollen, magnetic and carbon analyses in identifying agricultural activity and soil erosion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 a study of two lake sediment cores from jearen, south-western norway,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2003, 8: 33-50.

[7] dumanyne-peaty, l. late holocene human impact on the vegetation of southeastern scotland : a pollen diagram from dogden moss, berwickshire, review of palaeobotany and palynology 1999, 105: 121-141.

[8] pitkaenen, a., huttunen, p. a 1300-year forest-fire history at a site in eastern finland based on charcoal and pollen records in laminated lake sediment, the holocene, 1999, 9, (3): 311-320.

环境考古篇（8）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 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环境考古篇（9）

1.1土壤粒度粒度组成对于查明沉积物的物质来源、搬运介质和动力、沉积环境及其变化均有重要的意义［7］，且兼有相对完善的实验原理和技术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古土壤沉积成因的环境研究中，是分析古土壤成因的有效途径［8］。杨用钊［9］通过系统的环境研究江苏绰墩古土壤不同粒径土壤粒度的平均含量及众数粒度，并与附近的镇江下蜀黄土剖面的粒度特征进行比较，初步认定绰墩古土壤母质为下蜀黄土。周华等［10］通过分析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土壤粒度发现，遗址文明存在期间曾发生过大规模或长时间水患事件，农业生产条件被破坏，最终导致整个文明走向衰落，同时，结合重金属环境研究结果，发现龙山文化时期人类社会的出现与繁荣恰逢自然环境相对良好时期，并且文明衰落与消亡正好对应自然环境发生变迁阶段，环境研究表明自然环境变迁是通过影响农业生产的兴衰而导致文明的兴盛与湮灭。张俊娜和夏正楷［11］运用河南洛阳二里头南沉积剖面的粒度特征的分析结果指示了水动力条件的强弱，并与气候的暖湿变化相对应，结合光释光测年及磁化率环境研究结果，最终确定该剖面沉积过程经历了3个阶段，其中剖面中部地层曾经历了一场河流阶地被淹没的特大洪水事件。

1.2土壤微形态土壤微形态是土壤组构在微观-超微观尺度上的具体表现，包含有大量在宏观上用肉眼无法观察到的细微现象，因此长期被作为环境研究土壤发展演替的重要途径［12］。通过环境研究文化遗址内土壤微形态特征来恢复历史时期人类的活动方式和环境特征是一种有效手段，近些年来在欧洲、中亚、中美洲等地的考古环境研究中开展了大量土壤微形态环境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2］。Cornwall［13］首次根据考古遗址中土壤微形态分析的结果重建古环境变化的历史，并解释了灰烬、居住面等人类活动遗迹的特征;Biagi等［14］通过观察土壤微形态对史前遗址周围土地利用情况的影响进行了环境研究，为认识史前农业和畜牧业等经济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信息;Courty等［15］在出版的《SoilMicromorphologyinArchaeology》中建立了一套相对独立的土壤微形态环境研究方法，并通过对约旦河下游NetivHagdud和Salibiya前陶新石器遗址建筑遗存的土壤微形态进行分析，发现所有用来建筑房屋的土坯均是采用从附近的河流冲积物中专门挑选的原料制成，但不同地面所用的材料有所区别;Kemp等［16］通过土壤微形态环境研究，初步恢复了古耕作土壤特征及农耕方式;董广辉等［17］对青海喇家遗址内外砂壤土进行显微镜观察和土壤微结构分析，认为喇家遗址内成壤环境较稳定，受生物扰动较少，局部淋溶作用较强和有人类作用的痕迹，而遗址外土壤微形态受到生物强烈的扰动，并且经历了古水流的作用。

1.3土壤元素自然环境变化引起的土壤环境变化是造成土壤中元素迁移转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土壤中元素含量的多少及变化能很好地反映环境变化［18］。人类在某个地区定居下来，并进行各种人类活动必然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并改变周围土壤中的地球化学元素组成［4］。不同的人类活动对周围环境中的土壤会造成不同的地球化学元素改变，而土壤中化学元素组成的空间并不会因为房屋或者遗址的废弃而改变，能更准确地反映遗址过去的空间分布［19］。当仅仅依靠发现的古器物不足以解释某一区域问题的时候，土壤的元素组成能够提供古人活动的重要线索［20-23］。Barba和Bello［24］在美国中部以及玛雅地区，环境研究验证了在中美洲可以运用化学元素推测古人类活动;Sandra和Christopher等［25］将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和空间统计相结合，对多种化学元素进行叠加，用以鉴定马拉纳圣卢卡斯考古遗址的空间化学组合，结果表明当时的土壤条件难以生长自然植被，而地表化学富集受其他过程的影响。环境研究土壤元素在不同土层的富集和亏损可判断遗址的残留与迁移，可反映古人类对土壤的利用活动。元素磷在古遗址的寻找和解释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席位［26-27］。1911年，埃及农学家Hughes注意到古人类居住地土壤磷含量高于周围相同时期自然土壤磷含量［28］，但最早系统地将土壤磷分析用作考古环境研究的是瑞典的Arrhenius，他于1929年发现包含维京农场和居民点遗骸地区的土壤中磷的含量高［29］，采用富磷指示古人类活动这一结论运用于北国遗址环境研究中，证明此地3名妇女曾因使用巫术而被焚烧，此后，考古学家开始考虑通过环境研究土壤化学元素来反映人类活动;1963年，Arrhenius［30］证实富磷指示结论同样适用于美国西南部考古遗址，跨文化跨地区却相近的环境研究结论确立了富磷可作为重要指标指示人类定居点，同时也证明了环境研究土壤元素对考古具有一定的价值。董广辉等［31］对河南大阳河遗址古土壤化学性质进行环境研究，发现文明起源时期的人类活动对古土壤化学性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土壤中有机碳、全氮和有机磷质量分数明显增加，人类活动还使古土壤中元素质量分数的比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此说明环境研究地点的人类活动方式是生活和居住，而不是农作。与王湾三期相比，二里头时期土壤中有机碳、全氮和有机磷质量分数明显升高，这也说明环境研究地点二里头时期人类活动强度较王湾三期有所增强。查理思等［32］环境研究了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遗址区古人类活动对土壤化学成分的影响，结果表明古人类活动使土壤有机碳、全磷和有机磷含量显著增加，还使土壤中元素含量的比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机磷含量与全磷含量的比值明显增加，元素含量和比值变化特征说明环境研究地点为古人类的生活居住区。其他元素的分析也可以为古人类空间利用模式提供有效的线索，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金属元素［4］。土壤中高含量Fe与古人类加工龙舌兰或者屠宰动物以及厨房区域有关［33］;Ca、Sr含量的高值与利用贝壳沙作肥料的农田、靠近炉边的位置密切相关［26，34］;Hg的含量与手工制作区有关［35］、并且辰砂(HgS)常被玛雅人用来作为装饰或者进行某种仪式(比如葬礼)时的大红颜料［36］，Hg的含量与宗教仪式或葬礼有关［37］;而Ba、La、Ce、Pr、K、Cs、Th和Rb在原先的小村落地区高度富集，可以指示当地古人的居住区域［26］;Ca、Ba、Sr、Zn、P和Pb可以反映古人类不同的活动方式［34］;而软锰矿(MnO2)、孔雀石(CuCO3•Cu(OH)2)、蓝铜矿也常被用作颜料［36］。李中轩等［38］对湖北辽瓦店遗址地层样品的氧化物含量和地球化学元素含量的分析结果表明，K、Mn、Sr、Ba含量骤降地层说明该时期人类活动减少，其原因可能为自然灾害，Pb含量的异常和Cu含量高值暗示遗址有青铜器制作活动，此外，Mg和Ca含量的高值与耕作区、墙壁灰浆、生活垃圾堆积等人类活动相关。周群英和黄春长［39］对陕西西周沣镐遗址区土壤样品中的Fe、Rb、和Se的含量进行分析，其结果揭示了与全新世环境变化相对应的成壤过程，土壤发育表现为边沉积边成壤，同时发现人类农业耕作活动主要是从西周人迁都至沣河岸边时开始的。高华中等［40］通过分析三峡库区中坝遗址(位于重庆市于忠县境内)土壤中有机碳含量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推测当人类活动强度大，地表自然植被破坏严重时，有机质的输入量减少，土壤侵蚀量增大，土壤有机碳含量随之降低;当气温下降时，往往降水随之减少，对植被生长不利，从而造成有机质输入量减少。

1.4土壤磁化率土壤磁化率是土壤各组分的磁性反映，是物质磁化性能的量度［41］。土壤磁性受环境控制，在评价气候、母质、生物、地形和时间等主要成土因子的基础上，能够反映全球环境变化、气候变迁和人类活动等综合信息。有关土壤磁化率特征与土壤性质的关系及影响因素已有大量环境研究报道，特别是在一些文化遗址区内，环境研究结果显示在土壤发生学、古气候和环境变化等方面的应用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为相关考古环境研究提供了具有价值的依据。磁化率在黄土高原地区古气候环境研究中被作为一种代用气候指标［42］。安芷生等［43］指出:古土壤的较高磁化率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温湿气候条件下湿度增大促使植被密度增大、成壤作用增强;反之，低磁化率则指示了湿度较小、植被稀疏、发育黄土的干冷气候状况。霍俊杰等［44］对陕西大荔人遗址剖面进行了系统的岩石磁学性质环境研究，结果表明黄土-古土壤样品的频率磁化率曲线，古里雅冰芯氧同位素、细微粒浓度曲线，岐山五里铺剖面有机质含量曲线在古气候记录方面具有一致性，均展示出至少从MIS5以来，气候从冰期到间冰期的变化是渐变的，反之则表现了突变特征。洛阳盆地内二里头遗址南沉积剖面位于遗址所在二级阶地的前缘，属于河流堆积，张俊娜和夏正楷［11］对剖面的沉积物样品进行磁化率分析，发现磁化率的大小与水动力和气候条件相关，环境研究发现该沉积剖面记录了4000aBP前后龙山晚期发生的一次异常洪水事件，这次洪水事件对二里头城址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马春梅等［45］结合磁化率和地球化学元素提取出安徽尉迟寺遗址地层记录的环境演变信息，认为该区5050aBP以前即新石器时期为暖湿气候，大汶口文化阶段气候偏干冷且波动频繁，大汶口至龙山文化期间，气候由冷转向温湿，为水稻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龙山文化的繁荣。张振卿等［46］对河南安阳殷墟地区3个土壤剖面的岩性分析和磁化率测试，发现岩性和磁化率变化之间均存在较好的一致性。磁化率从地表向下均有明显降低的趋势，黄土-古土壤序列的磁化率埋藏效应在殷墟地区河流相沉积物中同样存在;土壤剖面中古土壤层磁化率相对其他层位明显降低，且波动幅度较小，这种规律有别于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的黄土中古土壤磁化率增强的土壤成因模式;殷墟地区土壤剖面磁化率在古土壤层上部急剧升高且波动剧烈，该层位年代和殷墟文化产生的年代相吻合。受人类干扰强烈的土壤，特别是文化层土壤，人类活动对磁化率起到了主要作用。史威等［47］对重庆中坝考古遗址多剖面地层进行高分辨率的质量磁化率(SI)分析，环境研究表明:磁化率分布表现异常，在很大程度上已掩盖了气候变化、成土作用等因素对地层磁化率分布的贡献，反映出遗址堆积物曾受到人类长期异常强烈的改造，而堆积物来源主要以文化器物碎片、人为带入的自然碎屑物和频繁的洪水沉积物为主。碎陶片集中(尤其红陶)的文化层表现为高磁化率，其中多次异常高值的出现可能与当时高强度用火、大规模燃烧等事件致使土层磁性矿物增加有关;而“洪水扰动层”则表现为低磁化率。

1.5多环芳烃多环芳烃(PAHs)是包括化石燃料煤、石油、煤焦油等有机化合物的热解或不完全燃烧的产物，广泛分布于大气、土壤、古土壤、沉积物、有机生物体中［48］，是人类活动的良好指示物［49］。曹志洪［50］在环境研究新石器时期水稻土时发现含有较高的多环芳烃(PAHs)等有机污染物，并通过实验证明其主要来源于古人焚烧的稻草秸秆，其中有少量也可能是还原条件下的生物自然合成的［51］。Ramdahl［52］认为惹烯也能通过松类树脂在低温燃烧下降解形成，邹胜利等［49］在金罗家遗址考古土壤中检测到了卡达烯和惹烯两种多环芳烃化合物，可推测高等植被是古人类生活用火的主要薪材。李久海等［53］运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环境研究了多环芳烃(PAHs)在含6000a(马家浜文化时期)古水稻土剖面中的分布特征，环境研究表明、苯并(k)荧蒽、苯并(a)蒽、茚并(1，2，3-cd)芘、苯并(b)荧蒽、芘、苯并(a)芘、二苯并(a，h)蒽和荧蒽等化合物主要是人为产生，芴和菲由生物合成，而萘、二萘嵌苯和蒽则可能来源于人为产生和生物合成的共同作用。此外，荧蒽/菲、苯并(a)蒽/菲和苯并(a)芘/菲等可以作为与陆生植物和化石燃料燃烧有关的芳烃产物的标志，这些多环芳烃可能与人类活动有一定的关系，说明考古遗址土壤中的多环芳烃记录能够反映生活在该遗址上一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活动的信息［49］。

1.6土壤植物遗存植物考古的环境研究不仅可以探索与人类文化活动相关的植物遗存，如食物生产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人类利用其他植物的活动等;同时能复原古代生态环境。植物考古旨在解决考古学环境研究中的全面复原人类社会的历史问题。通常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植物遗存可归纳为三大类［54］:大植物遗存(Macroremains)、孢粉(PollenandSpores)和植物硅酸体(Phytolith，Plantopal)。大植物遗存主要包括木材、种子、果实、果核及外壳、茎秆等。由于植物产生大量的具有显著形态学特征的种子并广泛传播，且易于保存，所以最为醒目和可靠的当属能在遗址中找到较多的种子和果实［35］。考古遗址中的大植物遗存主要针对炭化过的植物遗存而言［55］。炭化的大植物遗存目前主要通过浮选的方法获得，可以作为标本来鉴定植物来源种属，并且方便进行直接的14C测年。如，闫雪等［56］通过浮选结果的量化分析，推测商代郑家坝地区经营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并且有丰富的野生核果、浆果类以及其他植物资源。王育茜等［57］通过分析辽宁查海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初步了解到该遗址聚落周围广泛分布阔叶落叶林，且其植被组合可能与全新世初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关，聚落居民在房屋建筑材料和薪柴获取活动中利用了聚落周围的森林资源，而遗存的山杏、核桃楸、榛子和一些禾本科、豆科植物的发现说明采集是获取植物性食物的主要方式。孢粉形体微小、形态各异、广泛分布、易于保存，有助于环境研究史前时期地区较广范围的区域性植被的植物组成［54］。孢粉与遗址的各阶段气候、古环境变化和古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而且显示了古人生产活动的程度和能力。利用孢粉分析结果分析古代的植被状况，推测当时的环境背景，有助于了解环境变化和人类文化演变之间的关系［58］。李珍等［59］在环境研究上海马桥遗址时，利用文化层中各孢粉组合的差异反映了古人类活动环境的变迁，孢粉组合特征说明从良诸文化时期农业已有发展，由出土的锛、铲刀等也可证实;孙雄伟和夏正楷［58］以土壤剖面为环境研究对象，通过高分辨率的孢粉分析表明该地区中全新世以来的孢粉组合以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并根据孢粉组合的变化将剖面分为5个孢粉组合带，探讨了各个时期的古植被和古环境变化;张玉兰［60］通过环境研究上海广富林遗址、马桥遗址探方样品的孢粉、藻类，并结合前人已有的资料推测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原因是水泛。植硅体是土壤中生物硅的一种［61］。考古遗址文化层在堆积过程中，由于人类使用植物的活动，有可能积聚较多的植物茎和叶，茎和叶腐烂后，其中的硅化细胞和组织———植硅体能够得以保存，而且数量很大，在考古土壤、容器内含物、灰堆、陶器碎片、干粪中常可大量地发现。植硅体作为考古土壤中的原地腐烂的植物残余，能够反映细微的环境变化和过去人类对植物的选择以及利用有关的文化活动［49，62］。姜钦华［63］通过测定河南颍阳遗址区土壤样品中禾草类植硅石含量和花粉含量，结果表明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登封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并且当时登封地区可能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吴妍等［64］对湖北郧西黄龙洞遗址区土壤中植硅体进行分析，发现地层中禾本科和木本科的植硅体特征显示遗址古植被环境较好;较多海绵状骨针反映古人类活动时期遗址周围有较好的水源条件;洞内遗址活动层中较多碳屑样品则反映郧西人在洞穴内可能曾有过对火的控制和利用。结果表明当时气候类型总体为温暖型，郧西人生活居住的洞内气候较温暖干燥，而洞外相对炎热湿润。

1.7土壤动物遗存动物考古旨在通过对遗址内动物的化石遗存环境研究，寻找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李新伟等［65］对河南灵宝西坡M27墓主腹部的土样进行提取并进行显微镜观测，发现有圆圆的寄生虫卵，这种寄生虫卵通常与食用猪肉有关;通过对骨骼内15N的分析同样也可以反映出墓主的食肉情况，15N的含量高一般就表明使用猪肉较多;此外，对墓主人头骨的环境研究，发现他的头骨形态与西坡聚落另一座大型墓葬M8的头骨形态非常相似，以此推测墓主极可能是一个当时社会上层家族的一员。国内外一些学者通过环境研究遗址出土动物牙釉质及骨骼来推测古环境。国际考古学界一般以出土的当地动物骨骼和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建立遗址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标准。Ezzo和Price［66］测定了遗址出土啮齿动物的牙釉质及骨骼的锶同位素比值和同一遗址史前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环境研究表明二者非常接近。Bentley等［67］对出土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的统计分析，得出猪的锶同位素标准偏差远远小于其他动物，而且由于猪吃的食物主要是人类食物的剩余，所以可以用猪骨骼和牙齿中锶同位素比值代表当地的锶同位素水平。国内学者在环境研究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基础上推测当时的自然环境及生业模式，如，赵春燕等［68］通过测定河南瓦店遗址龙山文化晚期出土的鼠骨及猪、黄牛、绵羊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推断由当地出产鼠的可能性最大，由出土鼠骨的锶同位素修正得到瓦店遗址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范围，并根据该范围确定了出土的猪、绵羊和黄牛是否在当地出生;胡松梅等［69］对陕北横山杨界沙遗址出土的所有动物骨骼进行了科学的收集和分类鉴定，环境研究表明至少代表3纲7目10科11个属种，并推测遗址周围的自然景观以草原为主，草原上有草兔、绵羊等食草动物，不远处的沙漠曾有鹅喉羚出没，草原和沙漠间分布着一定面积的水域且有蚌类出现，饲养家畜和捕猎野生动物是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其中家养动物猪的肉量比例占到了整个食用动物群的87.9%;赵莹［70］通过鉴定、环境研究银梭岛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探讨了骨骼标本痕迹、骨角器的制作工艺以及该遗址先民的生存环境、生业模式、风俗习惯等;李永宪［71］通过环境研究卡诺遗址新出土的动物骨骼和生产工具，结果表明其用于“狩猎”、“畜牧”的石质工具从早到晚呈递增趋势，晚期狩猎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农耕作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综上，目前能够反映古环境信息的土壤特性如表1所示。

2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环境研究展望

2.1借鉴相关环境研究指标近年来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环境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其环境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土壤粒度、土壤元素和土壤中的动植物遗存等方面来推测其所处时期的土壤条件、气候环境以及人类活动情况，而几乎没有运用第四纪古土壤环境研究中常用于反映古气候古环境的指标，如土壤颜色、土壤矿物、土壤黑碳等。

2.1.1土壤颜色土壤颜色是其在可见光波段的反射光谱特性，与土壤有机质含量、氧化铁含量、质地、黏粒含量、水分、主导黏土矿物类型等理化性状密切相关［72］。已有环境研究结果表明［72-78］，土壤的颜色记录在千万年尺度上，土壤颜度指标中的红度、黄度和亮度与气候变化指标磁化率、粒度和碳酸盐均有很好的相关性，能很好地再现气候变化的特征，并能指示成土过程。比如，土壤红化率指数可推断古红土成土母质风化成土作用［72］;土壤红度值与年降水量有一定的定量关系［73］;土壤颜色的空间变化则可以反映气候要素对土壤性状的制约性［74］。因此，在环境研究文化遗址区古土壤时，土壤颜色作为气候变化的代用指标是完全可行的［75］，通过其颜度指标中的红度、黄度、亮度及其与磁化率、粒度等的关系来反映遗址区的气候状况，从而推测当时的生业方式及农耕条件;亦可运用红化率指数推断成土母质风化成土作用。此外，若遗址区土壤中发现红烧土［79］、灰烬［80］等颜色明显的古土壤，可推断古人类居住点的空间变化情况。

2.1.2土壤黏土矿物、土壤氧化物类矿物黏土矿物的沉积分异、组合特征，矿物含量及矿物结晶度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环境变化的信息，使黏土矿物成为了环境变化信息的载体［81］。不少国内外学者［78，82-84］通过对黏土矿物的环境研究，解释了沉积物的来源、古气候变化以及古环境特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总有机碳与黏粒含量及黏土矿物含量的相关性［85］，或结合黏土矿物参数指标与土壤粒度特征、CH测年数据进行分析［86］，提取沉积物记录的古环境信息。因此，在环境研究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黏土矿物特征时，若发现由相同母质发育形成的古土壤中黏土矿物不同，可以推测其可能受到了古人类或古环境的扰动，进而对黏土矿物与有机碳、黏粒含量、粒度、测年数据等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推测古气候及古环境状况。土壤中的氧化物常作为反映成土过程和成土环境的指示物，可以通过分析不同氧化物、氧化物分子比值特征来说明地层所反映的氧化-还原条件、古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情况［87］。如全氧化铁(TFe2O3)指标反映相对降水量变化，硅铝铁率(SiO2/(Al2O3+Fe2O3))指示风化强度变化，氧化度(Fe3+/Fe2+)指示古温度变化，残积系数((Al2O3+Fe2O3)/(CaO+M+Na2O))、化学蚀变指数(CIA)、硅铝率(SiO2/Al2O3)、退碱系数((Na2O+CaO)/Al2O3)等风化参数也可以指示古气候变化［87］。此外，铁能够很好地反映自然土壤和有人为扰动的农田土壤的特征［88］;在相同或相近的降雨量、气温、排水状况等成土环境下，氧化铁可用于评价和推断土壤发育程度和相对成土年龄［89］。上述实例说明，土壤氧化物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指标来分析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特性及其反映的古环境信息。

2.1.3蜗牛蜗牛是黄土地层中一类最为丰富的生物化石，对气候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能够提供较物理、化学指标更为详细的古气候、古环境信息［90］。已有学者［91，92］根据蜗牛化石组合推测气候环境的波动情况，如粉华蜗牛代表耐干旱、寒冷气候的生态特征，而齿螺代表喜潮湿、温暖的生态学特征［93］。因此，环境研究文化遗址区古土壤时，可通过蜗牛化石的环境研究来推测古气候、古环境信息，进而结合其他指标推导古人类活动。

2.1.4土壤黑碳目前黑碳仍没有统一的定义［94-96］，唐扬等［94］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黑碳的环境研究，认为黑碳是有机物不完全燃烧产生的具有较高热稳定性的焦炭、木炭、烟灰和高度聚集的多环芳烃类物质，此外包括生物体自然降解的残余物以及微小的有机碎屑。土壤黑碳可用于推断特定区域内较大尺度时间(10000a)内所发生的大火事件，也可用于人类活动对土壤黑碳组分的影响［94］，并且何跃等［97-98］环境研究发现土壤黑碳与有机碳比值可以反映不同燃烧活动的物质来源。此外，Wang等［99］通过对全新世土壤的黑碳记录环境研究显示，表层土壤的质量沉积速率相对于下层土壤有大幅度的增加，可能与人类活动的影响有关。因此，通过测定文化遗址区的土壤黑碳浓度，可以重建古火灾事件，进而反映历史气候干湿变化及化石燃料的使用历史。

2.2进一步加强土壤学与考古学的结合考古地层学环境研究是现代文化遗址区时空界定的重要标尺，也是考古学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在发掘过程中，根据土质土色来判断层位关系，是考古发掘过程中最常用的方法。但是对土壤缺乏科学系统的认识是目前考古学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果能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引入土壤学的相关知识，以其理论和方法统一考古对土壤的描述，加深土壤的系统环境研究，不仅可以促进考古学的规范化，同时也方便学科间的交流;并且可利用土壤特性分析成土时期周边的气候环境状况，从而为我们环境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便利。例如文化层的年代顺序主要根据考古器物的(如陶片、瓷片、砖瓦块等)颜色、图案、花纹和形态类型与已确定年代的考古器物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来确定，其结果可辅证土壤14C、热释光等测年结果，也可为大致判断对应自然层的年代提供参考。程鹏和宋诚［100］在环境研究良渚文化时指出，考古遗址的环境研究包括对考古遗址的时空位置和遗址自身的环境研究，前者主要通过分析古人类居住点的空间变化，后者则是通过对遗址的地层堆积的环境研究，从全局到局部的环境研究思路，同样可运用到土壤学环境研究中，从全局土壤一般性质到局部土壤特殊性质，变化差异可印证区域性和地方性环境演变与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关系。王建新［6］通过对河南渑池县班村遗址及周围地区地层堆积情况的环境研究，确认了四种不同的地层，从遗址中心到遗址以外，人的作用越来越小，自然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总结了将遗址边缘区作为纽带连接文化层与自然层的环境研究思路，再通过人工制品遗物和土色土质这两种标准的对应和结合，就可以找到自然层与文化层之间的关系，将遗址及其周围地区的环境与气候的变迁环境研究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环境研究对应起来，从而准确地为考古学文化变迁的环境研究提供环境与气候的背景。此外，农耕土层和文化断层值得特别注意［6］，农耕土层往往与自然土层相似，但其堆积的原始书理被破坏，可通过检测其中植物孢粉和硅酸体等的种类及数量予以确认，将农耕土层与遗址内外的自然层和文化层对应起来，进而推测农耕土层的文化时期;而文化断层是自然灾害的指示物，可以通过寻找文化断层来寻找自然灾害信息［101］。

2.3建立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诊断技术指标曹志洪［50］通过对中国史前灌溉稻田和古水稻土连续4年多的环境研究，提出了一套诊断古水稻田和古水稻土的技术指标，并获得了新石器时期“火耕水溽”———原始灌溉稻作技术的科学证据，以揭示7000a以来我国稻作农业的兴衰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灌溉稻田和水耕人为土起源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古人类活动在土壤中留下了许多的肉眼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信息，事实上，土壤是我们环境研究古人类活动信息最主要的来源，在我们能够破译这些信息之前，土壤也是保护这些珍贵古人类信息的最好载体。因此建议建立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定性与定量化诊断技术指标体系，通过土壤结构、元素、微形态、动植物遗存、遗物遗迹等具体指标来推测古土壤特性及其所反映的古环境信息，并进一步推测古人类活动，以此对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环境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有助于更明确地保护和环境研究古文化遗产。

2.4丰富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环境研究方法过程—响应关系是一种确定的土壤过程和由此产生的土壤特性之间的因果关系［102］。土壤过程会导致不同的、可量化的属性，如黏土淀积作用，并且这些特征是可诊断的［103-104］。考古土壤学的主要目标是以此联系某种土壤诊断指标和单一的因果过程或整套流程，下一步的环境研究目标则是量化这种关系［102］。这是因为文化遗址区考古土壤的过程—响应关系具有殊途同归性，即不同影响因素的组合可以产生相同的最终结果［105-106］。如Carter和Da-vidson［107］、Usai［108］通过土壤微形态探讨粉质黏粒胶膜与古耕作活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其形成可能与耕作，也可能与继承母质等非人为因素有关;Macphail的实验表明，经践踏和冻融过程后的粉质黏粒具有相似的特性;Courty［109］甚至对这种粉质黏粒胶膜给出了至少六种解释，以此例证了可能性解释的多样性。2014年9月在波兰托伦召开的第十三届古土壤大会上，主要由来自俄罗斯、墨西哥和中国的土壤学家介绍了遗址区古土壤环境研究新进展。TamaraCruz-y-Cruz在墨西哥北部和中部含有动物化石遗址区通过分析土壤中有机质、大型土壤动物骨骼化石、动物胶原蛋白和牙釉质的稳定碳同位素(δ13C)含量，还原出C3和C4植物含量比例，从而推导出古气候特征。Sycheva在旧石器文化Divnorie遗址运用土壤发生学推导古成土过程，并结合有机质、炭屑、连二亚硫酸盐和草酸盐含量分析以及孢粉谱测试结果，相互之间印证推导出古土壤成土环境。吴克宁在河南仰韶村文化遗址通过分析土壤的粒度、质地、磁化率、色度、孢粉和植硅体从而还原古环境特征，并推论出仰韶文化演变和气候变化的耦合关系。因此，可进一步探索运用新的气候替代指标和古人类活动检测方法来环境研究文化遗址区的古土壤，获取更多受古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特殊指标数值，并分析各影响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丰富文化遗址区古土壤的环境研究方法。

环境考古篇（10）

不管是什么时代的古代遗址，虽然在地面上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迹象，但是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而言，寻找古代遗迹工作如果采用以往的方式是非常困难的，同时还有可能会耗费很长的时间，在地理位置的确定方面也不是非常好，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误判的情况。如果在实际的工作中，使用航片或者是卫片对其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分析，就可以收获很好的效果。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航空会被卫星遥感技术作用范围相对比较大，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够对一些杂乱无章的遗址清晰的识别。此外在一些自然环境并不是很好的地区也很难的展开其自身的工作，所以遥感技术的优势十分的明显。例如我国在对秦始皇陵考古研究中，对1956年的航空全色遥感图像解译，就得到3类遗存信息。其中尤其以第1类影像特征较为显著，与后期考古探测结果一致的遗存包括五岭大堤、兵马俑坑、封土堆东侧的马厩坑，这些遗存在航空全色遥感图像上表现明显的原因是规模较大，取得了很好的探测效果。另外，国外在这方面也开展了很多工作。如加拿大某些早期欧洲人村落遗址的确定，马里兰州18世纪城堡的重建，1987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进行的揭开玛雅文明荣枯盛衰奥秘的计划，他们利用LandsatTM、IKONOS卫星和机载雷达资料，再加上GPS技术，成功地识别出了古玛雅遗址的特点。

2地下遗迹的无损探测

在遥感考古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对埋在地下的古代遗迹和古墓等进行无损探测，当前在无损探测的过程中，采用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磁力探测的方法、电阻率探测的方法和地震探测的方法等。在我国对这些技术的应用还处在不是很成熟的阶段，但是在这方面也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所以也出现了很多项非常先进，精度也非常高的物理探测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可以将其用在探测定位方面的新算法，其中，使用遗传算法对雷达资料进行捕捉和整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应用。

3水下考古

水下遥感考古通常就是使用航空遥感的方式对湖泊和河流等水环境下的古代遗址或者是古代的港口等进行探测，这样就可以对当时的沉积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但是在水下遥感考古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保证水体自身的质量，此外还要保证探测的过程中处在无风的状态当中。所以，这种方式一般使用在湖泊的水下考古工作当中，但是如果是在含沙量相对比较大的河流当中，这种方法很难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当前，海洋地理测绘技术和考古设备仪器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海洋考古技术也得到了较为长足的发展。在当前的海洋考古工作当中，一般就是使用声波扫描的方式或者是声纳以及水下照相机等设备开展相应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古代遗迹的真实性和其自身的位置和范围等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分析，这样也就使得古代社会的发展情况得以充分的展现。某博物馆负责的项目就是以遥感的手段当做是主要的方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将潜水调查当做是重要的辅助手段，采取上述的方式将其分成3个阶段，在应用了这种方式之后也开发出了非常大的应用潜力，此外在这一过程中还有非常多的新发现。

4环境考古

古代环境恢复工作对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方面的状况都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古代社会当中地理环境的变化对于古代环境和政治经济的研究也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用遥感技术来对历史环境的演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它在遥感图像上的痕迹来对其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对象都有其自身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就成为了对其进行判断的一个方式我们在遥感图像上可以借助色调、阴影和形态及大小等特征对其进行识别，一个地区的环境变化最主要的就是水系上的变化。使用遥感图像上的地物光谱特征对土壤自身的湿度和沉积物进行详细的分析，就可以将水系变化的具体情况全面的反映出来。

5考古专题制图和文物考古信息系统

遥感考古研究的主要工具是遥感图像，图像本身具有可以长期保存的特性，因此我们可以从早期保存的遥感图像上发现已被破坏的古迹，从现在的图像发现现有的古迹，制成考古信息专题图，在图像上保存这些古迹的位置、范围以及古迹的真实外貌特征，以供将来的分析之用。经过纠正的遥感图像具有很高的精度，因此可以从图像上对遗址的范围及形状进行直接测量，并可将结果直接转绘到地图上，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目前，在国际上，利用遥感进行考古制图是遥感考古的主要内容，发展十分迅速。利用遥感和GIS技术进行大规模的遗址调查，并精确定位，以供未来进行环境监测、遗址定位之用。

6古遗址仿真复原

利用GIS技术，对考古目标的形态结构及其消亡、荒废的过程进行模拟，以三维动态显示，从而可以真实地再现古遗址、古战场的面貌及环境演变的过程，反映当时的社会及环境状况，为考古学家以及军事学家的分析研究提供形象的参考资料。大英博物馆内演示的古希腊神殿，美国洛杉矶美术馆演示的古罗马城堡，都是根据残缺部件“修复”仿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故宫”也即将付诸实现。航空三维扫描成像系统曾经完成包头、澳门和上海浦东的大面积城市监测，效果远胜于沙盘模型。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方法必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环境考古篇（11）

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最早设立了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1922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已将自身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学系，由原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中的考古学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设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外国考古和考古学技术方法等5个教研室。［2］［3］其中，除传统的各时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学等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强项外，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古人类考古和外国考古等方向也有长期的积累，并逐渐与其他方向相互渗透，成为考古学系新的学科增长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是包含在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专业之中的。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并能够进行动物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与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相关方面比较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理念

动物考古学是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去探讨古代各个地区不同时间存在的动物种类，并根据动物生息特性对古代环境做出推测。西方动物考古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前期的欧洲。［5］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深刻影响。近十多年来，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即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策略和行为，已经成为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学者往往通过研究人对动物的来源、分配、屠宰、储藏、消费、废弃的过程和方式，来认识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成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问题。［6］本门课程希望通过动物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及指导学生参与动物考古的实验研究，培养学生动物考古学的意识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骤和规范。因此，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们能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做到掌握和灵活运用动物考古学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根据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表来看(表1)，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课程设置(除去旧石器考古学系列课程)在两所大学中差别不大，主要课程重合在动物考古学这门课上。在此基础上，两所大学各有侧重，以北京大学为例，由于其动物考古学专业包含在旧石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方向之内，所以北京大学的动物考古学课程设置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生课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后的各时间段考古学)及其相关问题，所以在动物考古学的课程设置上又增加了农业起源与动物驯化等课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体系中，还包括第四纪哺乳动物这门较为基础性、专门性的课程，这体现了北京大学重视该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重视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合理构建。这不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近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动物考古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下设的动物考古实验室是集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室［4］。实验室配备体视显微镜、电脑、液晶电视等教学设备20余台以及数十件常规的观察和测量仪器。实验室主要承担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的实验教学，包括动物骨骼鉴定、骨器模拟制作、动物解剖、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迹分析等实验项目。同时也为研究生的自主创新实验、专业培养和教师的学术科研等提供平台。然而，反观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虽然在数量、学时、学分上来看，都远远高于北京大学，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仍然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生课程的现实，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脊椎动物进化、第四纪环境学等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方面的课程。

从“动物考古学”这个名词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动物考古学的落脚点是考古学。又因为考古学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古代人类活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重建古代人类社会面貌为目的，所以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虽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源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但是在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却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分别来源于地质地层学的层序律和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尤其是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在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体地讲，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指运用古生物学研究的各种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的考古学即科学(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动物考古学应涵盖在科学考古学之中。由于动物考古学主要涉及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学科就分别有:地理考古学(Geoarchaeolo-gy)、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学(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页标题#e#

与动物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气候学、埋藏学、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年代学(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说明的是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在重视传统考古学的相关课程之外，还非常重视第四纪地质学、埋藏学以及古环境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因此课程体系包含了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史前考古埋藏学、环境考古文献导读以及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等课程。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这种教学架构的目的，是使研究生们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动物考古学的来龙去脉，理解理论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动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获取古环境学、埋藏学等方面的信息以解决具体问题，使得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更全面、更细致。

(二)课程大纲及教学内容

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适应了现代科学大发展的形势，其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认识时间序列和古环境信息的角度，来解决人类自身及古文化发展的时空问题，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从而起到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从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来看，国外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动物考古相关主干课程的讲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学和生物考古学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猎还是被捕食?———非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埋藏学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动物埋藏学》［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动物考古学》［11］，这些著作都成为培养动物考古学相关人才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因此，我国的一些高校针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设计。从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大纲及内容对比表来看(表2)，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的设置较为格式化、教学化，主要是通过对动物骨骼标本的观察以及进行相关动物骨骼的模拟实验，由浅入深地介绍我国动物考古学现状以及国内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热点问题。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来有些松散，不够系统。而反观吉林大学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内容则较为系统、科学，我校主要采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气候和环境。

(三)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根据动物考古学专业发展的方向，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许多有益的调整，引入了许多与学科发展前沿相关的新内容，同时还从国外购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有效地推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进度。除此之外，其许多课程都加大了在课程讲授方面的国际交流和校际合作，例如，采取聘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授课或长期做一些科研讲座的形式。再次，他们还积极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旧石器考古学》、《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动物考古学学科则缺乏相应的国外大学较为流行的外文版动物考古教材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而且目前教学中常用的参考书籍的更新较为缓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纪后半叶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学》1962年版，郑作新的《脊椎动物分类学》(增订本)1964年版，马克勤、郑光美等人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1984年版等。

我国高等院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对我校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两所高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诸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北京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落后于我国目前蓬勃发展起来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动物考古学方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应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训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国内现今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亟待整理。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动物考古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动物考古学相关教材、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且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动物考古学教材。希望通过编写、出版动物考古学教材，翻译动物考古学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从理论再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

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骨骼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区域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研究生们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进行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而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也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甚至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的现状;在研究生的野外实践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并填补相关空白。从而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埋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