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问题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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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式出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择市场、体制等经济关系方面早已有所研究。我国社会主义认识计划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其一是从“限制论”转化成“补充论”，就是从认为市场同计划经济是相互排斥的，由此应该限制市场的发展，转化成认为市场是能够变成计划经济的相关补充。其二是从“补充论”变化成“结合论”，就是从认为为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相关补充变化成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是相互结合的。其三是将“结合论”转换成“基础论”，就是从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是相互结合的转换成将市场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控制下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计划同市场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这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互矛盾，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可以进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能够将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互结合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偏向于计划还是市场，这一方面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相同点是方法方面，不同点则是在于所有制。如果要防止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倾斜，就要保障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占到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这样就能够坚持社会财富分配保持共同富裕，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是在所有制结构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一起共同发展，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是能够为社会主义而服务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同其他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实现共同发展，但是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在分配制度方面，按劳分配作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进行。在此方面国家要采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类调节手段来激励发展，提升效率，合理地拉开收入差距，又要保证不会两极分化，注重社会的公平，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下，以能够实现民众利益为目标，将民众的各种利益相互结合起来，让市场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调控中对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的指向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让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真正实现，就必须将其从计划经济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变。在针对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相互结合的研究中，有的研究梳理了相关的改革内容是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其改革的任务则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变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都是同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着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政府职能的相应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在理论十分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同时不断发展的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价值，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性同个性、普遍性同特殊性的联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相应的特殊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公有的成分占着主导地位。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需要满足民众的需求的，以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值。然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作为社会的主要分配原则，追求民众共同富裕。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建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主导思想的，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起着主导作用。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其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集体所有制以及国家所有制这两种制度都是存在的，在社会的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发展，市场产品不够丰富的时候，中央的组织还没有权利支配一切产品。商品的流通只是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在理论上是抽象的，但是离开一定的特殊的经济制度，是没有独立存在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是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有现象。市场经济在一定的特殊经济制度中是看作一种经济的运行机制而存在的。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市场经济首先是为经济制度的利益关系而服务的，其次才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推动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样才能让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经济制度正常进行再生产过程，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

(二)生产资料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容

生产资料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容是以商品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多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在许多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有着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商品关系也是自然存在的，其是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互融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要造就市场主体就需要市场经济的运行，同理。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则需要有相适应的市场主体。这样的市场主体就要具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及相应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去积极应对市场信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找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新的实现形式，同时也形成了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市场主体。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了将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适当分开的方式，让国有企业能够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发展，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能够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有着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能力，变为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企业法人。

(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条件

当前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公有制经济不只是包涵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涵着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的混合。公有制经济的实现方式是多样化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以及组织形式，同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公司制等等这样的方式都是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存，也是可以为市场服务的。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调节和宏观调控

(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宏观经济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不能反映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但是能够从不同的程度使用计划和市场调节这两种手段影响经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职能是保障并调节社会经济的稳步运行，两者之间区别只是在于调节的主体和形式不同。计划调节以政府为主体，政府可以从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采取措施来调节经济结构，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提升。市场调节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机制的形式通过价格波动、生产要素流转等方法来调节企业的经济行为，甚至调节着社会的资源配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不同的两种调节经济的力量。社会经济要正常运行就需要采取相应有效的调节手段，这就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只要是能够推动社会经济保持稳步发展，促进良性循环的，这两种手段都能运用。市场经济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国家的宏观调控，影响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市场调节作用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其他调节手段，其作用是基础性，能够做出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调节对于宏观层次中的高层次调节是从微观的层次上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能够直接支配企业的经济活动，让企业能够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以及经营者的身份去面向市场。在此政府主要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调控，这种以高层性的调节方式是以基础性调节为基础的，由此政府在做宏观调控以及计划指导时就必须以市场为基础。

(二)市场调节局限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市场经济的当前和长远的利益，整体同局部的利益的最佳调和市场调节不能主动实现。市场调节由其滞后性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市场经济的震荡，造成社会劳动力不必要的浪费。市场调节其目的是让资源配置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对于这样的假设，许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此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如果真要实现，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和落后国家要求实现工业化是自相矛盾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受到利益驱动的，其促使着市场的主体总是考虑这从市场利润为追求目标，更加愿意去选择盈利大、见效快的企业或者项目并对其投资，很难从社会效益方面来衡量社会事业，不会对像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这样社会效益大但是经济效益小的非盈利性设施进行投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盈利目标是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各个经济的主体都是为着各自的利益而战，而且各个企业的生产技术不尽相同，在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方面很难实现公平，导致两极分化严重。

(三)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存在着局限性，由此国家需要以此确立相应的职能，干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同市场经济相符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的规则，约束好国家行为，为社会提供服务，管理并监督国有资产，让市场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宏观调控的全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得到了相关的印证。

(四)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相应理论的升级。这就需要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相关内容，明白其外延的界限，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实现成长，做到不仅有开放性通道还有稳定性的理论构件来支撑。其次要理清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目标体系同各个目标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关系。当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有各方面的研究和解释，这中间存在着一个不同层次的目标以及目标之间存在着的相互关联和制衡的问题。然后要提升社会主义制度来影响市场经济方面的工具性的理论研究，这也是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负面性的挑战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需，也是确保民众对国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任基础。最后要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民众之间的诉求达到辩证的和谐统一。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要落实到民众以何种形式的精神状态来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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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是我国现代化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针，主席曾提出：“只有在法律背景下，我国现代化各项事业才能取得理想的全新的成果。”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背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小背景下，不断调整完善法律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对早期的经济政策作出了进一步优化调整。但由于国内外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还是显现出了诸多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这些问题更加突出，成为了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1．法律残缺。经济利润是经济机构追寻的主要目标，很多领导者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经济利益上，而很少能够顾及到管理体制的制定问题。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必将造成资金非法运作，出现资金浪费、不明流失等等，这些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阻碍。

2．利益失衡。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是法律管理失效的重要表现。而在企业进行利益划分的过程中，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现象，个人主义、极端主义、拜金主义等现象导致的利益划分严重失衡，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不利。

3．资金失调。建筑、贸易等是当前经济事业的重点项目，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项事业的资金调控并没有完全结合，综合经营模式还没有达到理想状况。若市场经济出现异常变动，则会导致经济一时无法正常协调运行。

4．观念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很多企业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仍然存在相当部分企业不能跟着现代市场走，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经济观念，对于企业风险、经济价值、成本预算等实用的理念尚未形成深刻的认识。

二、经济法促进经济效益增收

经济发展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收入中的重要来源，其发展趋势对于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有着很大的影响。结合市场经济体制制定科学的法律体系，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法”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

1．经济效益增收。经济法律是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其发展状况受到了国家、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经济法律涉及到了各种经济行业的规章准则，管辖范围十分广泛。经济法律体系为社会经济增长创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

2．优化体制改革。经济是一个国家长久生存的物质保证，而法律则是整个经济行业改革的重要准则。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只有在经济法律的指引下才能对内部经济实施改革调整，确保了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有助于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3．提高国际地位。除了国内积极重视经济法律体系完善外，国外很多发达国家也将经济法律建设作为日常事务的重要内容。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带动经济发律的全球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而言，完善法律体系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为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创造了有利条件。

4．维护经济秩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的深入开展，为我国构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蓝图提供了帮助。但在现代化工程中，必须要国家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法律政策，这样就能为现代社会经济提供律法保证，让市场经济能在法律准则下健康发展。

三、完善经济法律体系的策略

经济立法工作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部分，国家及政府必须深刻认识到经济立法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利用现有的管理资源，充分发挥出经济立法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完善市场法律体系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

1．加强日常监督。在进行经济立法工作的同时必须要制定相应的监督计划，促使经济立法走向“规范化、合理化、实际化”道路，以保证法律发挥作用积极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立法机关在制定新的法律政策时，应该做好企业调查情况，在弄清实际情况下编制法律条例。

2．运用网络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革新使其运用功能得到了显著的扩大，其运用领域也逐渐深入到了我国的立法工作中。在经济立法过程中合理运用信息技术能够积极法律编制的工作效率，避免了人为因素造成立法工作失误，确保法律体系的科学性。

3．转变管理策略。管理只是一种方式，而制定管理法律策略才是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立法机关应该根据当前市场经济的运营情况来及时更新经济立法策略，对于内部资金的收支实行严格的控制，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出更多有利条件。

4．制定法律目标。经济立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完善调整法律体系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科学的法律目标，这样才能实现经济法律的价值，提高法律的管理效果，真正构建出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朝着理想的模式发展。

经济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保证，我们在制定市场经济发展策略时必须要把完善法律体系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进行。相信，只有在法律的保证下，我国经济才会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翁佳霞．论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经济法律问题．经济问题．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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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何谓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体制，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典范”美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国有企业或国家干预经济的现象。应该看到，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不能因差异而否定市场经济标准的存在，也不能将这个标准绝对化和简单化。

欧美等“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刻意强调“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概念，而不从一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以偏概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采用的替代国原则是基于这样一个经济学假设：即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两个国家，其生产同类产品所花成本也应相近。但是该原则忽略了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例如，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反倾销，就是将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计算成本。当时，新加坡劳动力成本高出中国20多倍，中国的产品自然被计算成倾销。

由于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给世人留下了“非市场经济”的深刻印象。但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促使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而且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基本上具备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和条件：

第一，从价格体制看，经过1992年的价格体制改革和1993年以来的一系列措施，我国过去高度集中和国家垄断的价格体制制度已经被打破，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已经初步建立。

第二，从所有制结构上看，我国已经改变了过去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全民、集体和私营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

第三，从政府宏观管理上看，政府已经逐步向企业放权，现在我国已经建立并将逐步完善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已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第四，随着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吸收外资的成果十分显著。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已进入中国的投资市场，美国《财富》杂志上500家大企业中有52家在中国投资。这说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开始实现互接互补，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经接轨。

因此，西方某些“市场经济国家”不顾客观事实，认定我国属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采用不公平的，歧视性的政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直接原因分析

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问题复杂而敏感，不是单纯经济的问题那么简单，牵涉很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一）政治原因：

自1991年世界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失去了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唯一的对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政治格局一直维持着单极化局面。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这一局面不再稳定。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迅速提高。很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中国独立的外交政策、不卑不亢的外交态度和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引起了美国的注意，认为对其霸主地位造成了威胁，甚至开始恐慌。“中国”泛起，尤其在中国入世后，美国不能再以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审查作为向中国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其国内商界和政界都迫切寻求另一种手段来遏制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正好符合其要求，成为不二之选。“打中国牌”已经成为美国政界惯用的手法，除了经济，中美在不少其他问题上都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不仅美国，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也掺杂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因素。

2001年8月，当欧盟把“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给予俄罗斯时，言外之意世贸组织规则不仅仅是经济规则，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政治游戏规则。谙熟中俄经济构成的人士都了解，两国之前的经济形态何其相似，且从具体指标上比较，更早起步的中国开放程度远远大于俄罗斯。1998年，欧盟贸易政策调整时，中国和俄罗斯是一起被摘掉纯粹“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的。另有东欧一些国家，由于支持美欧的军事行动，也获得了认可。作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贸组织成员的中国，依旧没有被给予这一应得的地位，显失公平。

虽然美、欧两大经济体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但是由于他们在国际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整个国际社会的大致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影响。

（二）经济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外贸易顺差逐年加大，使得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

华盛顿的美国制造业协会代表在6月3日发言时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为中国提供了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使中国在去年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240亿美元，导致美国的工厂自2001年以来失去了200多万个工作机会。据他们统计，从2000年以来，美国进口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增长了52%。其实众所周知，近几年美国制造业一直不景气，说到底是本国生产成本太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或中国低价倾销，纯属是为自己开脱而已。正如于6月29日出席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37届国际大会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说：“目前，美国制造业80%的失业与贸易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无关。”

三、积极谋求市场经济地位的应对之策

（一）继续推进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早与国际接轨，更好地实现市场化，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是最终根本解决市场经济地位的核心。

（二）继续通过政府层面的高层谈判，争取其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此项办法是通过他国的确认从而间接实现“市场经济地位”，即使说，如果可以实现各个突破，那么入世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就当然失效了。

（三）加强对世贸组织主要成员有关市场经济条件法律法规的研究。透彻研究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方面的。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外，也要认真研究进口方主管当局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的价格比较标准和程序性的规定，仔细研究相关案例和裁决是否符合WTO规则，以维护我出口产品在遭受相关的反倾销投诉时的应有权利。

（四）帮助受调查企业积极提出市场经济、替代国价格的抗辩，并使这种帮助组织化、系统化、专业化。当企业被诉反倾销时，一定要实事求是，积极应诉。一方面，当需要证明自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情况。另一方面，当我国企业无法证明自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或证明失败时，不得不面对要由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其产品的正常价值，我应诉企业亦应争取对我方有利的替代国，并对原告提出的进口国倾销机构所选择的替代国表示异议。

参考文献

[1]刘嵩、熊春萍，《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商业研究》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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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据WTO官方统计，从WTO成立后的1995年到2012年底，共有32个成员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916起和32个国家对中国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664起。其中中国遭受112起美国反倾销调查，占中国遭受的反倾销总量的12.2%。中国被美国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93起，占中国遭受的最终反倾销措施总量的14%。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无论是反倾销调查还是最终反倾销措施的数量都排在美国对外反倾销的第一位，反倾销调查占比为23%，远比第二位日本的8%要高很多，最终反倾销措施亦是如此，27%的比例远高于第二位日本。

虽然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被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承认，但世界对华反倾销调查状况一直未能好转，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国、欧盟、印度等主要对华反倾销国家还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每年大部份的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又是这些国家发起的，所以导致中国在“非市场救济地位”问题上的改善未能对反倾销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下面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分别给出“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1.政府层面

（1）合理有效地利用外交手段。2013年7月结束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给予中国公平待遇，并承诺以合作方式，努力迅速全面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是我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取得的胜利，但此类承诺美国已经做过很多次，是否可信很值得怀疑。

对此，我国政府应争取与美方多进行沟通和交流，列举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事实，并借助我国进口市场的吸引力，利用建立或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契机，指出其对华政策的不合理性，促使其修改对华歧视性的法律条文，最终像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承诺阶段。

（2）敦促某些国家按期给予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虽然按照规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将自动于2016年结束，但需防备的是有的国家在到期时以各种理由推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类似的情况在国际关系中并非没有先例。经济问题从来不会单独的存在于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政治因素往往会与经济问题纠结在一起。例如，中国的市场经济程度远高于俄罗斯，但是美国却因为政治因素给予了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没有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因此必须要同时进行政治与经济谈判，敦促某些国家按期给予我国“市场经济地位”。

（3）积极参与反倾销规则的制定。为解决“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政府应当向两个目标努力：一是在新的WTO谈判中制订“市场经济条件”的详细规则；二是规范替代国的选择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使诉讼过程更公平、更合理、更透明。当然上述目标的达成绝非易事，充满着不断和艰辛的努力。

（4）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形成威慑力。进一步完善反倾销法，加大对倾销的打击力度。使进口国在对我国提出反倾销诉讼时，我国也可依据反倾销法对其实行制裁。如果这种报复行为有法可依，进口国在对我们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时候就会心有忌惮，从而使我们赢取谈判的筹码。

（5）调整贸易政策，正确引导进出口产品结构。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性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应在发展出口贸易的同时降低主要对华反倾销国家的出口集中度。另一方面，进口的增长也可在一定程度抑制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所以，我国应当以进出口基本平衡为目标，一方面逐渐减少附加值低的产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要鼓励国内企业增加能源、原材料、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进口。

2.企业层面

（1）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企业本土化。比如说中国知名家电品牌海尔，其美国公司90%以上员工都是本地人，在财务、法律、人力资源、产品研发、营销等各个方面都像美国公司一样运作，这些措施使其能够深入了解当地市场动向、财税法规和监管者要求，也就增强了其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

（2）企业运行机制必须跟国际接轨。加速产业和企业自身的改革，完善企业运行机制势在必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封住其他国家的嘴，让其无法再拿“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作为筹码为难我国企业。从这一点上来说，贸易战略的改变，必须同时辅以企业制度的完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3）针对行业或大类产品建立反倾销预警体系。预警体系的最大好处是能防范于未然，使企业在初期就能化解反倾销风险，增加贸易安全系数。预警体系应针对大类出口产品来建立，如果无法做到，也可以就主要对华反倾销国家进行产品预警或者靠某些行业协会建立预警体系。例如说纺织品出口反倾销预警体系就是依托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建立的。

（4）反对不公正的“替代国”选取，积极争取对企业有利的“替代国”。应诉企业不应轻易接受美国商务部选择的 “替代国”，美国商务部的选择往往会损害应诉企业的利益。应诉企业应根据自己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据理力争提出自身的建议，慎重选择与自己应诉产品情况最相似的国家作为 “替代国”，依法抗辩以获取最佳“替代国”。在这方面，我国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例如，2002年的无可锻性铸铁管案和2003年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案，中国企业都在与美国商务部的诉讼中大获全胜。

（5）积极争取单独税率。从许多个案的裁决结果都可以观察到单独税率大大低于普遍税率，例如：1996年立案的刹车鼓案件，单独税率仅为8.51%和1.33%，普遍税率却高达105.56%；2001年立案的折叠礼品盒案件，普遍税率高达164.75%，单独税率却仅为8.90%和1.67%。从案件裁决的总体情况来看，单独税率平均为46.2%，而普遍税率平均达到141.7%，平均普遍税率是平均单独税率的3倍。

无论从具体的个案还是从案件的总体情况来看，单独税率都远低于普遍税率，因此在中国无法获取“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涉案厂商积极争取获得单独税率的裁决绝对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1]窦希铭.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单独税率问题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0（10）：119-120.

[2]肖刚.中国推动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承认的外交努力[J].外交经济，2008（9）：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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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脉,它不仅维系着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有全局性的影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公交行业,历年来一直属于“政策性亏损”行业,公交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也受到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内部条件的制约,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我国城市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公交企业改革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目前我国的公交企业在市场化进程中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而其中经济问题是城市公交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对公交企业市场化进程中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法,对指导公交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公交企业的特性

(1)公益性。城市公共交通的基本任务是:以营运为中心,组织和经营城市公共交通业务,努力为乘客提供安全、方便、迅速、准点、舒适的乘车条件。因此按照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城市公交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公交企业承担了政府在城市客运中为社会服务的功能,这就决定了城市公交企业是一个公益性企业,公益性是它的根本特性。公交企业必须首先保障社会效益,不能以盈利最大化为企业的目标。

(2)市场性。作为一个营运组织,城市公交企业也有一般企业经营的特点。但由于公交企业具有特殊性,因此企业实际上进行的并非真正的市场竞争,而是非完全的市场经营。不以盈利为目的并不是要求企业不能追求经济效益,而是要在必须优先保证社会效益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地寻求经济性,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企业必须牺牲经济效益。

(3)垄断性。从城市的总体政府管理角度出发,不可能允许许多的企业进入到公交客运中去,因此就造成了城市公交客运线路面向服务对象具有一定垄断性。这种垄断性主要体现在当政府管理部门批准了某一家公交企业经营管理某一条客运线路时,就不可能再批准其他企业去运营完全同一条线路。

2、我国公交企业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

当前,我国很多的公交企业在市场化进程中都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公交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瓶颈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的综合发展。

(1)为促进公交的优先发展就必须有大量的投入,但受公共产品特性的约束,这种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票价收入加以弥补,其中所形成的亏损,必须由政府买单。但是目前,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对城市公共交通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片面强调推向市场,给予公交企业的补贴较少,很多企业入不敷出,负担较重。

(2)很多公交企业经营资金不足,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车辆设施、设备老化,企业更新改造任务艰巨,急需大量资金投入。

(3)公交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跟不上时代经济的发展,公交员工工作辛苦报酬低,已严重阻碍公交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多数企业社会负担重,富余人员多,历史包袱沉重。

(4)城市公交价格与成本严重背离,公交票价严重违背市场原则,企业资金和发展后劲不足,使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下经营,企业经营困难。

3、提高公交企业经济效益的建议

(1)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公共交通规制体制。作为政府部门,要切实做到政企分开,实现“三种职能”,即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公交企业所有者职能和公交企业经营者职能的分离,政府部门要一方面强化自身的监管职能,完善监管机制,切实维护公共交通市场秩序,保证公共交通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也要调整公交市场结构,促进合理有序竞争,通过实施公交线路的特许专营制度,保障合法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要改革当前的公交价格规制体制,在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考虑企业经营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核定公共交通票价,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公交价格管理的法律体系;同时,政府要加强对公交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对基础设施的配制、更新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2)健全内部资金管理制度,加强企业资金管理。公交企业要强化固定资金管理,做好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测和决策,应监督保证固定资产的完整无损,提高固定资产使用率,正确核定固定资金需要量;加强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建立高度集中的资金调控中心,核定流动资金需要量,加强流动资金的预算管理,明确资金责任,加强物资周转,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周转速度,坚持事前控制,及时调整库存结构,合理使用资金;在加强资金控制和审核的同时,财务部门要尽量减少企业资金的滞留,最大限度地利用资金,使每笔闲置资金都能获取最大的收益,从而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3)减员增效,通过科学的薪酬管理系统强化管理。要一方面以降低管理成本为中心,根据精干、高效、协调,有利于促进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原则,结合企业实际,合理设置企业党政机构及人员。选择以精官简政为切入点,实行竞争上岗、择优上岗,裁减臃肿和不必要的职能部门,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高效精干的职能机构。同时,另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和完善薪酬制度,要建立科学的、合理的激励机制,从而发挥薪酬的最佳激励效果。通过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推行员工持股,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调动员工关心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激励员工高效工作,以造就一支高效、稳定的员工队伍,从而实现公交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依靠科技进步,降低运营成本。要通过采取经济、技术等方法,降低公共交通的运营成本,提高车辆利用率。政府可以鼓励公交公司采用新的技术促进公交智能化,提高公交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如实施无人售票制电子收费、运行智能运调系统实现公交区域调度、研究试用天然气动力系统、在公交车辆上普遍安装卫星定位装置等等。

4、结语

城市公交企业进入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公交企业通过进行市场化改革,在保证公益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经济性,对于公交企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综合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篇（6）

目前，我国行业之间利润相差悬殊，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这已经成为激化和加剧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如何认识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抛开资本主义的外壳，从市场经济的视角重温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或许能为我们从理论上揭开迷雾，从实践上提供有益的指导。

一、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问题的科学论述

马克思对平均利润问题的研究，是从分析成本价格开始的。他详细地阐释了成本价格、利润、竞争、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重要概念和范畴，揭示了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含义和作用。由此，也第一次从理论上揭开了资本在竞争性逐利过程中所隐含的三个转化：一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二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三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平均利润理论。

1、成本价格与利润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出来的商品，其价值由三个部分构成：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用公式可以表示为W=C+V+M。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C只是单纯转移价值，V则可以创造剩余价值;但资本家却认为C+V就是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并消耗的资本，是生产商品的实际费用，“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可见，成本价格只不过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转化形式而已，但它的形成却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讲，商品的成本价格必然表现为商品本身的实际费用，虽然与资本价值增殖无关，但却是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活动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边界。

当C+V转化为成本价格（K）以后，商品的价值公式W=C+V+M，就转化为W=K+M，即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于是，作为可变资本产物的剩余价值，就表现为成本价格，即生产中耗费掉的资本价值的增加额――利润（P）。就这样，“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如此一来，W=K+M，又转化为W=K+P，即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与此同时，剩余价值率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利润率，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说，获取利润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取决于利润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做剩余价值率;用总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做利润率。”从本质上来说，利润率其实就是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但这一转化并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资本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借助的一种手段。

2、竞争与平均利润

成本价格形成后，利润就直接表现为商品价值中补偿成本价格之后的价值增加额，因此各个行业的资本家都把追逐利润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一方面，由于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技术水平、市场条件、人员素质也不一样，因而利润也有高有低，各不相同;另一方面，资本的现实运动与发展趋势却又要求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两者之间必然出现矛盾。怎么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马克思认为，“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因此，“不管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多么不同，成本价格对投在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来说总是一样的。成本价格的这种等同性，形成各个投资竞争基础，而平均利润就是通过这种竞争确定的。”可见，平均利润是在成本价格的基础上，通过部门竞争而形成的，是社会各个部门的资本家为追逐利润而进行激烈竞争的必然结果。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总是不断地将资本从利润低的部门转向利润高的部门，从而引起并加剧各部门之间的竞争。这样，就会有大量的资本涌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致使该部门的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最终导致部门利润率下降;而利润率较低的部门，由于投资减少，产品开始供不应求，价格也会跟风上涨，部门利润率自然会随之上升。“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

3、生产价格与利润率平均化

随着平均利润的出现，商品的价值形式也在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变为“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而“成本价格+平均利润”就是生产价格，所以当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后，商品的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即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与此相适应，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由原来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变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毫无疑问，生产价格能够最终形成，平均利润率是关键，或者说平均利润率是生产价格形成的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平均利润率就没有平均利润，没有平均利润当然就没有生产价格。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则需要通过竞争使不同部门的、高低不同的利润率趋于均衡化、平均化。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利润率平均化，才能满足社会资本对“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诉求，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可见，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其实也是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而生产价格的形成，也会进一步倒逼利润率的平均化。所以，利润率平均化并不仅仅只是现实资本运动的强烈诉求，而实在是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律。

4、平均利润的实现条件

（1）物质基础：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高度”，就是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就是指资本主义已经跨过了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而进入到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越发达，资本的逐利目标和部门利润高低不等之间的矛盾就越尖锐，“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的诉求也越迫切，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客观需要。

（2）直接推手：市场竞争。“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从竞争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更高的发展”，应该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要进一步消除妨碍竞争的因素，为竞争提供一个更加自由、公平的环境。

（3）必要前提：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下述两个条件会使平均利润的形成进行得更快：“一是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二是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可见，竞争的开展、平均利润的形成，首先要求资本和各种生产要素能够不受地区和行业的封锁，不受各种垄断的限制，实现自由流动。

至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的主要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尽管不同的产业部门有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利润率也各不相同，但部门之间的激烈竞争最终会使所有产业部门的利润率大体上趋于均衡化、平均化。于是，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都按照“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以平均利润率为标准来分割社会总利润，从而获得平均利润，而商品则按照生产价格去出售。

二、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为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是以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也是在剖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发现的，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存在平均利润，或者说利润率平均化规律是否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较大争议。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及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论断后，人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理解也更全面、更深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利润率平均化是价值规律和资本逐利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恐怕也不能例外。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市场是如何配置资源呢？首先，要有动力机制，简单地说，就是要有一股力量去激发资源流动的活力。这股力量就是资本逐利规律，也就是说，资本的天性就是追逐利润，总是由利润较低的部门流向利润较高的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次，要有调节机制，也就是说，要有明确的信号为资本流动指示方向。这个信号就是价值规律，它通过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引导资本的流向，自发地调节社会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最后，要有平衡机制，也就是说，不能放任资本盲目流动，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使投在社会各个部门的资本能够保持相对稳定。这个平衡点就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它通过“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方式，使得投在不同部门的资本都能获得大体相同的利润，没有哪个部门能长期无限制地获取高利润，也没有哪个部门会长期处于低利润率状态。这个时候，社会资源的配置才会相对最优，各个产业部门才会相对协调，整个经济体系才会显得健康有序。

可见，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资本逐利规律、价值规律与利润率平均化规律相互补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保持经济的协调有序发展方面，作用尤为突出，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需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备利润率平均化的基本经济条件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现代市场经济，不同部门之间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因而利润率也各不相同;同时各个经济主体也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强烈冲动，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要求也很迫切，利润率平均化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其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都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信息的传播、获取也更加透明、便捷，撬动利润率平均化的支点―竞争，已经取代计划成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开始展现威力。最后，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正在发育完善、形成体系，资本的快速自由流动、各种生产资料在部门间的自由转移，除了极个别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利润率平均化的前提条件也基本成熟。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发挥作用的空间

（1）资源优化功能。通过利润率平均化引导资本和各种资源均衡地、积极地进入各个领域，能够尽量减少由于部门之间利润悬殊而引起的资本和资源的大规模流动和转移，避免由此而产生的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其他损失，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结构调整功能。产业结构不合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产业利润的不均衡：利润低的产业，资本不愿进入;利润高的产业，资本蜂拥而至，从而导致衰者愈衰，兴者愈兴，长期以往，失衡的产业结构就有可能被固化下来。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种深层次的调整，它通过竞争、通过资源的流动转移，能够比较准确地反应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的供求状况，把资源配置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用市场的手段对失衡的产业结构予以纠正。

（3）利益均衡功能。经济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可谓千差万别、错综复杂，如何协调？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分发挥利润率平均化规律的利益分配功能，用市场化的理念、市场化的手段使大家的利益均衡化。

三、完善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机制

根据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社会各部门之间应该存在着一个平均利润率，投在不同部门的资本最终都会按照这个平均利润率，获得基本相等的利润。但在现实中，部门、行业之间的利润率仍有较大差距，人们看到的似乎不是平均利润率，而是利润率不平均，甚至有些时候是极不平均。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又该如何看待呢？

从理论上讲，平均利润率只是市场经济中推动各部门利润率趋于均衡化、平均化的一股内在力量、一种客观趋势，而不是各部门利润率的简均，更不是各部门利润率的绝对平均化。首先，部门间的利润率差别是客观事实，也属正常现象，因为只要这个差别不是太大，或者说在各方都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各部门获得的利润基本上就是平衡的，投在不同部门的资本也会相对保持稳定;反之，如果差别太大，各方不能接受，那么资本和各种资源就会根据利润率的指向，在部门间迅速流动转移，直到利润率的差别重新回到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为止。其次，平均利润率的存在，并不排斥个别部门、个别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比如一些新兴产业，由于技术先进、成长迅速、市场容量大、竞争对手少，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获得远远高于其他部门的超额利润;再如个别企业，由于管理、技术、人员等核心生产要素优于其他企业，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市场竞争力强，因而获得的利润也比一般企业要高得多。最后，平均利润率不是一个一次性形成的静态数字，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动态的调整过程。也就是说，平均利润率总是在竞争中形成，又在竞争中被打破，随时反映部门间利润率的变化情况，在无形中调节着资本和各种资源的流动方向，在不断的变化中使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都能获得大体相等的平均利润。

从现实来看，总有一些因素会妨碍竞争、阻碍资本流动，进而影响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其中，最主要的或者说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垄断，二是资本流动的机会成本。首先是垄断。不管它以何种方式形成，也不管它以什么面目出现，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排斥部门竞争，限制外部资本向本部门转移流动，阻止利润率的平均化，极力维护业已形成的垄断暴利。对于垄断者来说，居于垄断地位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防止自己的利润被他人所平均，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制定垄断价格去占有他人的利润;可对于社会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垄断不仅破坏了竞争的公平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也严重干扰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甚至使其扭曲变形。其次是资本流动的机会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和各种要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流动的机会成本难以把握，资本流动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比如现代生产对技术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生产一般都要求有不同的生产技术条件与之配套，所以资本的流动必须先以技术条件的转变为前提。可是，技术条件的转变不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需要一定数量的专门人才，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这也在无形中增加了资本流动的机会成本，加大了资本转移流动的难度。

可见，社会平均利润率，反映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利润，相对于整个社会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总利润的均衡程度。它是部门竞争的结果，也是资本逐利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各部门利润相对平均的一种状态;它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也是一定时期社会的竞争能力与竞争水平的反映，是社会生产各部门协调、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和主要标志之一。

事实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各个方面的制约，我国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并没有客观地反映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实水平，也没有准确地反映整个社会的竞争能力、竞争水平与竞争状况，需要不断地优化和完善其形成机制。

1、扭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冷”、“热”不均的状况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即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投资回报率低，发展遇冷;而虚拟经济则趁势而起，火热异常，利润率节节攀升。“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处境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提供的数据显示，实体经济的利润率确实很低：工业为6.4%，其中纺织业仅为4.7%;而资本利润率为22%，房地产更是高达28%。工信部总经济师周子学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2005年至2010年，我国工业行业平均利润率均在6%～7%徘徊，而证券行业2007年至2011年的平均利润率高达40%，最低的一年也有28.9%。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利润率如此失衡，其实是对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严重扭曲，不仅使平均利润率规律难以发挥作用，而且还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导致资本和资源的错配。一方面，虚拟经济的高利润，加大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恶化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而进入虚拟经济，不但会放大虚拟经济的泡沫，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而且也会严重侵蚀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导致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2、治理垄断行业普遍存在的垄断暴利

所谓垄断暴利，主要是指一些垄断行业凭借其在某一领域所享有的垄断经营权，通过排斥市场竞争、独占市场份额、抬高产品价格等方式所获得的远远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收益。与国外的垄断行业相比，我国垄断行业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行政色彩更浓，因而也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首先，我国的垄断行业不是沿着垄断形成的一般途径“竞争―生产集中―垄断”而形成的，而是由政府授权或特许某一部门独享某一领域的经营权而形成的。其次，我国的垄断行业一般都与政府部门结合得非常紧密，甚至就是由政府的某一个部门转化而来，比如电信、石油、电力、烟草等。所以，这些行业往往不是依靠经营形成垄断，而是依靠行政权力维持垄断。再次，我国的垄断行业一般都高度集中，一个行业只有很少的几个企业，甚至只有一个企业，即便有外部企业进入，也不是来参与竞争的，而是来享受垄断利润的。最后，我国的垄断行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坐享垄断暴利，抗拒社会变革，极力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和垄断特权。

显然，我国垄断行业的暴利，主要不是通过竞争，而是依靠行政垄断或者说行政权力的保护而获得的，并且有进一步固化的趋势。这不仅是对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严重扭曲，更是对社会平均利润率形成机制的破坏，因为促使社会平均利润率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竞争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它面前都失去了作用。于是，垄断企业的高利润，员工的高工资、高福利，其实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实际上是在激化、加剧目前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3、警惕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原理，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弥补市场失灵，范围应该限定在民间资本不愿投资的非盈利领域，目的是为公共利益服务;通常情况下，不应过多投资于盈利性领域，否则，就会使民间资本投资获利的机会和空间部分丧失，进而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一般来说，企业投资以市场为导向，是一种全方位的投资，可以推动经济的整体发展;而政府投资即使进入盈利性领域，也是结构性的、局部性的投资，结果也只是让部分行业、部分企业受益，反而会加大行业、部门间的利润率差别，破坏原有的利润平衡机制，加剧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扭曲程度。比如，2008年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受益的主要是房地产、水泥、钢铁、能源等极少数行业，其利润率也明显偏高;而其他行业，鲜有受益，利润率则明显偏低。

总之，平均利润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发现并揭示的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则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例外。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中，认真研究、积极探索这一规律发挥作用的方式、机制和特点，创造条件使其功能得以充分释放，对维护社会公平、缩小行业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协调社会各部门均衡发展，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邱春高：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与现实资本流动障碍[J].福建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学报，2006（2）.

篇（7）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01

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牵涉面广，甚至可以说是民生的根本问题，搞好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解决了许多民生问题，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近年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各级政府积极推进的一个目标，这表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如何让全民分享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必须重视，而且还要解决好的问题。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以下问题：

(1)从宏观角度来看，个人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扩大，国家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

(2)中国1%的家庭掌握全国41.1%的财富；

(3)少数人的个人银行储蓄额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4)职工工资外收入在个人收入中比重扩大；

(5)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6)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近些年来，在我国主要是通过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整体上的差距。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呈上升趋势。国际一般标准是：基尼系数

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制度和收入政策

在我国，市场制度及收入分配不仅仅是简单的、局部的利益分配和政策问题，而是具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同时不断调整分配机制，保证低收入社会群体更多的享受到分配政策的优惠措施。政府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过程中，要注重有效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用，确保社会各个阶层及群体都能够参与到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实现政府政策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收入分配整体合理性，建立健全全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二、兼顾社会公平，缩小个人差距和地区差距

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整体上相对落后和各地区的相对不平衡性。因而导致人和人之间、地区及地区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平衡。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不但要鼓励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经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而且要尽可能地缩小差距，倡导先富帮扶后富，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居民收入增加了，消费就必然会增加，而这恰恰也是拉动内需的关键所在，也能使广大人民共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三、完善税收制度，增强税收对收入的调节作用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还需加强，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同时加大高收入者的税负，尤其重视高收入群体个税严重流失的现象。在增强公民纳税观念的同时，要积极施行公民个人收入申报制度。比如：针对像经纪人、个体经营者等非工薪阶层的从业人员的高收入要通过施行特殊税种进行调节，并且要加强税收征管，增强税务人员的职责，不断改进税收征管方法及手段，对各种偷、漏、逃、抗税行为要进行严厉打击。针对流通领域的公司、各种垄断性行业、商业性金融机构及证券、房地产等行业，设置特别税费，把其大部分超额利润收归国家所有，逐步缩小个人收入差距。近年来，最低工资水平连续上调，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等等，都让普通百姓确实尝到了政策的甜头。

四、规范收入分配方式，整顿不合理收入

不合理收入的范畴指的是通过不正常渠道获得的额外收入。它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根本目的背道而驰。在我国，虽然是极少数人取得非法收入的，但是这些人影响极坏，危害甚烈。对正常的市场秩序及消费者的心理都有一定程度的扰乱，而且还会影响到商品市场的正常发展，对调动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的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的深入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予以整顿并依法惩处。

篇（8）

经济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物质产品是社会的真正财富，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不生产物质财富的非生产性劳动是服务于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主义初期、即市场经济初期的重农学派认为，作为实体经济的农业部门才是真正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会使物质财富本身增加，即使用价值的增加。而在其它部门，例如加工业、服务业，只不过把已经存在的各种物质因素重新组合，组合成一种新的产品形态或使用价值形态，但并没有使物质本身增加，并没有创造财富。

古典经济学同样认为只有物质产品的生产才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当英国古典学派的先驱威廉·配第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时候，指的就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亚当·斯密更是区分了不同性质的劳动，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他举例说：“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与此相反，“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古典经济学把财富的内容扩展到了制造业，但不包括服务业。

马克思的《资本论》通篇研究的是实体经济。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使用价值是作为物质产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由这样的前提出发，马克思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它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经济学中社会总产品的概念是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概念，具体指一个生产周期内两大部类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被严格限制在物质生产部门，即在总产品的价值中，扣除掉一年内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后余下的那部分价值，亦即当年创造的新价值，可分为V+M两个部分。其中作为V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自己的消费创造的价值，作为M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要在社会所需要的非生产部门重新分配的。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都是对实体经济运行的探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十分重视实体经济，不仅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由实体经济出发，所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都向实体经济倾斜，包括从事实体经济的产业工人的工资都要高于服务行业人员的工资。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的现代服务业的出现，人们对实体经济的内容有了更符合经济实践和时代要求的认识。现在我们所讲的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农业、制造业，而且还包括现代服务业。一、二、三产业各自所占的比重取决于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的阶段等。

当前的国际经济对比更能说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且缺少有效的监管，以至成了雾里看花式的赌博。德国在此次危机中所以表现良好，是因为德国人一直致力于实体经济，现代制造业十分发达，德国银行一直立足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对于过度虚拟的金融衍生品不感兴趣。我国对危机中所以有积极地应对，也是因为我国经济的着力点依然在实体经济。虽然金融衍生产品也曾经被一些人看好，但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就由美国次贷危机给了我们一次免费午餐，我们幸运地中止了发展金融衍生品的积极性。

二、用实体经济的创新引领经济的真正发展

真正的经济发展是实实在在的，对社会有物质财富贡献的经济发展。真正的经济增长是通过创新，诞生了一批新的产业和新的企业，引领了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并使得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真正的经济增长，是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不是靠“膨大剂”吹大的经济增长。

三次工业革命是在实体经济领域通过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760年到1840年，发生在英国。这次工业革命的划时代的、有代表性的产品是蒸汽机，以及工场生产的棉织品、铁器以及陶瓷等。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40到1950年，领导这次工业革命的有美国，英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通信和交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出现了电报和铁路，接着又出现了电话、汽车、飞机等。生产越来越多地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动力，公司制度得到了广泛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由美国、日本和欧洲领导，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信息经济或知识性工作的兴起，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新兴产业从业人员的增加等等。纵观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引领了经济一个长的周期的发展，没有三次工业革命所催生的新的产业，就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经济的真正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世界性经济增长，则来自于IT产业和网络经济。世界经济这一轮经济周期所以迟迟难以走出低谷，尽管原因很多，但没有新的产业兴奋点无疑是主要原因。当务之急是通过创新催生新的产业，而不是再一次使用膨大剂。

三、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于创新和变革

客观地讲，虽然实体经济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在应对世界性的相对危机时较为主动，但我们实体经济的发展还很不尽如人意。如果把实体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模仿的阶段，有相当创新内容的阶段，有世界驰名品牌的阶段，那么我国大部分产业仍然处于第一阶段，最多只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与美国、德国、日本甚至韩国等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发展阶段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我国实体经济的层次。

在当前不仅提升实体经济的档次需要创新，走出危机，寻求新的产业兴奋点也需要创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非不重视创新，而是创新还是停留在号召的层面，创新依然迟迟难以发生。我们应当研究的是创新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成为现实。

1、创新来自于体制，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创新的机器

创新不同于发明，创新必须成为行之有效的产业。创新首先是一种体制的激励。尽管在其它经济类型中也有惊人的发明，但只有市场经济才把创新变成了一种常态。市场经济下的创新对企业是生死攸关的。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在市场经济下，商品生产者总是想获得超额利润，这来自于你死我活的竞争的外在压力，是一场形同于“军备竞赛”的竞争。对竞赛胜利者的奖励就是超额利润，而失败者则往往被淘汰出局。

市场经济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或企业家。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天职就是创新。企业家所以成为市场经济下创新的主体，原因在于他们要首当其冲地承担市场的压力。当然，他们也存在着征服的意志和事业成功的快乐。企业家通常具有冒险精神，创新者的思维通常表现为与传统的不一致，甚至是“异端”，我们应当培育企业家精神或者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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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内涵

从广义上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主要针对的是企业中的各种资源以及价值等一些综合性的管理方式，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其主要是通过生产经济活动的组织以及协调和管控来为企业的发展和需要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在很多时候，企业管理模式都被认定是企业自身管理所特有的一种方式。因此在实际的管理中，企业必须要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出发，通过结合自身的特点来对管理模式进行制定，此外为了确保管理模式的科学合理性，还必须要考虑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以及员工福利等多方面的内容，并且使其得到有效的提高。企业建立经济管理模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更加高效的组织管理来将企业资源和效益进行大幅度的提高。在我国，经济管理模式最早是出现在企业管理管理中，而且伴随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多个发展结算，特别是在我国计划经济初期，因为国家资源配置问题，其表现非常保守。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资源配置转交给市场控制，再加上国际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越发的成熟，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不仅提高了国内的经济力，而且国际上的竞争力也显著提高。

二、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中，有很多企业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其管理制度大多都是比较陈旧的，与当前企业的发展已经不相符合，因此管理制度也无法发挥其真正的指导作用，对企业经济效率的产生有着一定的阻碍作用。此外就是有一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但是在实际的管理中却并没有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制度执行不到位，因此导致制度设置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对企业经济管理没有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对企业的发展也很不利。

（二）管理理念不够先进

我国很多企业当前的经济管理理念都比较落后，因此导致其在实际的经济管理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管理方向和管理目标，所以所产生的管理效果也是非常低下的。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企业的管理人员的重视度不够，其对经济管理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也没有认识到经理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面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求企业管理人员必须要对自身的管理理念进行更新和调整，使其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体制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企业在经济管理模式的指导下更加健康稳定的前进。

（三）内部管理的严重缺失

市场经济变化多端，再加上世界多元化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企业要想在此环境中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并且与外部环境保持一致，就必须要对经济管理予以高度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在出现风险和危机时及时有效的采用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但是当前我国很多企业并没有做到这一地，而且对企业的财务审计过分的依赖，但是因为这种管理模式具有很强的限制性，所以直接导致企业缺乏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对企业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优化策略

（一）经济管理理念的不断创新

管理理念是企业取得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而先进的管理理念则是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进行有效创新的基础。面对于此，企业的管理层首先必须要改变以往的传统的守旧的管理理念，而学习新的先进的经济管理理念，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新的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学习时，也要充分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之上来开发出更加适合自己企业的管理理念，并且为本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优化和完善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经济管理制度的优化

经济管理制度是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重要指导方针，而且也是企业扩张发展的重要保障，其科学理念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实际管理水准。因此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经济管理制度的优化，同时对其科学理念的灌注。经济管理制度的优化中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是首要的，因为人力资源是整个企业运用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其发展的不懈动力，因此如何将人力资源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需要落实优化的环节。面对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在对内部的人力资源进行调整和优化时，必须要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来制定科学的完善的管理机制，通过内部员工培训，来不断的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引进人才的方式来将人力资源进行多样化的系统化的管理，由此来有效的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人力资源的困扰。

（三）调整经济管理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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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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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财经工作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因而具有十分关键的战略地位。如果财经工作无法适应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限制经济的发展。从宏观上来看，我国的经济环境需要财经工作的支撑。经济环境水平的提升需要经济管理理念的支持，只有借助良好的财经工作，才可以保障经济管理的顺利进行。企业管理也需要财经工作的约束，通过制度化的管理使企业在合法的前提下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当下财经环境急需提升财经工作的水平，以保障经济环境的平稳运行。一方面，提升我国财经工作的水平，可以为经济政策的推行提供支持。财经工作的开展与经济政策相辅相成，借助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性可以有效地提升财经工作的执行力，而财经工作的推行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实行。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的建立也需要财经工作的支持。只有处在健康的法制环境下，经济发展才能顺利进行，财经工作才能得以发展。

2市场经济环境中财经问题

2.1缺乏整体规划

当下我国经济环境比较复杂，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为财经工作的发展提供机遇；另一方面，经济环境缺少整体性的规划，导致财经工作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挑战。财经工作的规划应当与实际的经济环境相适应，但是不同经济领域、层面的环境比较复杂，难以协调。而财经部门职责的发挥，也离不开财经整体规划。但是在制定财经规划的时候，往往不能真正结合实际情况确定，造成一些内容存在重复，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

2.2存在制度漏洞

财经工作的进行离不开制度的约束，特别是有关财政转移的制度等，与当下财经工作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现有的财经制度不能与经济环境相适应。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侵占了大量的资金，却不会受到财经制度的约束，这一点对我国当下财经工作的发展尤为不利。

2.3忽略了公共服务

随着财经工作的不断发展，政府也逐渐加大了对财经工作的关注。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财经管理缺少有效的管理机制，也别是忽视了对公共事业的服务效果。对于一些公共建设、运转需要的资金，投入较少，到位效率较低，管理也十分薄弱，导致这部分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且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发展。作为经历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财经工作应当关注公共服务管理机制，保障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对资金的流动进行监管，以确保资金到位后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发挥财经工作在公共服务领域应有的作用。

2.4缺少区域互惠

财经工作的发展也会收到地域的影响，不同区域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过分关注本区域的经济环境与财经问题。但是经济的发展与财经工作的实施，不仅仅在区域内就能够实现，更重要的是需要将区域联合起来，实现互惠互利。只有摒弃了地方保护主义，重视联合与合作，保障双方或是多方的经济利益，才能将区域经济逐渐扩展，从而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但是当下的各个区域往往只关注本身的利益，在区域内部奉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能与其他区域之间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关系，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约。

3应对财经问题的有效对策

3.1完善财经工作规划只有保障财经工作的平稳进行，才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应当对当下经济发展现状与发展形势进行仔细地分析，从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财经工作规划，并结合规划实施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其不断完善。同时，还需要保障财经工作规划的客观性与标准性，以确保与财经有关的各个部门能够严格按照规划的指导完成工作。这样一来就有效地避免各个部门无法明确自身任务的问题，也有助于不同经济领域顺利完成财经工作。

3.2加大财政支付转移力度

在财经领域内负责对效果进行调查的有关部门应当在充分了解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形式的基础上，目前我国地区间财力、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好地体现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平性，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结构逐步调整到合适的比例；不断完善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的测算方法，确保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的公平性，建议集中力量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大幅度压缩和减少项目数量；有关部门要增强全局和服务观念，克服部门本位观念，加强沟通合作，共同做好专项转移支付工作。逐渐提升对财政支付转移的关注，通过积极推行与财政支付转移有关的政策与条例，使支付转移速度得到有效地提升，充分发挥财政部门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朝着活跃的方向发展。另外，在对支付转移政策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各个部门应当充分了解相关领域的经济知识，确保财经工作的质量。此外，还应当重视法律法规对财政工作的支持，以法律的形式对财政支付转移进行硬性的要求，以提升其执行效率和力度，在减少冗余支付名目的同时，保障资金的合理使用，从而有效地规范经济市场。

3.3保障均衡发展

财经工作水平的提升，会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会有所提升。而只有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获得了提升，才能反过来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良性发展，并不断完善以适应变化的经济形势。一方面应当加大对公共服务事业的投资，确保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应当重点抓资金到位的速度，确保专款专用，避免资金的滞留，使其尽快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作用。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的同时，社会各个方面都会为经济环境提供更好的支持，因此在关注财经工作的同时，重视公共服务十分关键。

3.4推动经济区域互惠

针对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违规进行的地方保护政策，严重阻碍的经济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地方保护主义似乎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区域性的合作从利用资源互补、人文差异互补、地理优势互补等合作共赢方面考虑，区域化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人文方面的进步等远远超出本地区独立发展的所带来的增加值。因此，财经工作应当重视地方保护主义，在制定工作计划时有针对性提出一些对策，以避免地方保护注意区域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同时，应当制定相应的财经计划对地方经济发展进行指导，特别是在地方的营销观念、方式、模式等方面，要使区域认识到地方保护注意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同时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互利互惠，在与其他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使经济更加活跃，为区域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