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现状大全11篇

双减政策的现状篇（1）

一、 概述

非零和博弈是指非合作下的博弈，博弈中各方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值，它区别于零和博弈。在这种博弈模式之中，自己的收益并不等于他人的损失，同时自己的幸福也未必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即使伤害他人也可能“损人不利己”，所以博弈双方存在双赢的可能，进而合作。

我们从非零和博弈的概念中可以看到，虽然博弈处于非合作状态下，但是最终目的是实现双赢乃至合作。现将此种概念置于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一般认为被是以赢利为目的社会经济组织；政府，一个国家或地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企业为各地方创造经济增长与社会价值，政府管理、制约企业；企业依赖于政府的良好政策、健全的法制、稳定的政局，政府依赖于企业的良好业绩进而提供更多的税收用于公共支出。

习惯上我们把企业分为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与所处行业的大企业相比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中小企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财政收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我国为例，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贡献了我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

政府的职能有中央职能、地方职能。自然的，与中小企业存在直接联系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国家对地方公共事务行使管理权的主要代表，它依靠其权威对本地区进行管理和控制，通过行使公共权力，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策略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得以保全自身甚至最大化地获得利润。

二、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

（一）博弈分析

博弈论研究的是各方策略在相互影响之下理性决策人的决策行为。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都有自己追求的利益，他们各自的策略都会对对方造成影响，因此，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构成了博弈的双方。在这种博弈中，中小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非完全合作的：政府的政策手段与治理方式不可能完完全全只对某一类企业负责，而企业的发展也难免“触碰雷区”，政企双方的目的与追求也不尽相同；而最好的结果是：政府达到了管理目的，企业取得了预期效益，二者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纳什均衡理论揭示出个体理性与共同收益之间的矛盾。博弈的双方--企业、政府如果想要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就不得不放弃自身认为最理性的选择，从对方的角度考量，以期望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转型时期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在初始阶段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由于中小企业的自发性及针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缺乏或不完善，双方不能达成相互影响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各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纳什均衡很可能是一个“囚徒困境”，从而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结果就整体公共利益来说并不是最大的。下面以民间融资为例，分析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情况：

政府可选择严格的金融管制，为银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留有较大余地，亦可选择放开金融市场；中小企业面对政府的两种政策可选择少量民间融资、不融资和大量募集民间资本两种策略。

政府宽松的金融政策使得各家商业银行竞相进军中小企业市场，大量的资金涌入促使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他们并不缺乏资金扩张或只通过少量的民间融资弥补资金的欠缺，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趋于激烈，迫使改革加速；

部分中小企业在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下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商业银行的贷款，多数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有些企业选择推出；

在宽松的金融政策下，中小企业自主选择商业银行贷款与民间融资，资金充裕，同时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但银行仍然可能获取高额利润；

在严格金融管制下，部分中小企业选择通过民间借贷和融资募集大量资金，企业承担巨大风险，前途未知。

显然情况A会使双方的共同状况达到满意，从而实现非零和博弈。但是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二）博弈中的问题

1、 政府制定的政策效用有限

政策是政府实施治理的基础，政策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治理效果。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反馈决定了下一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种反馈的成本有时是巨大的，不妨对政策进行有效的预测。

例如目前热议的煤炭资源税制改革：资源税是地方税种，煤炭资源税若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地方收入将会增加。但目前煤炭约占一次能源的70%，又处于卖方市场地位，一旦资源税改革铺开，企业成本上升，势必将成本压力转嫁到电力、钢铁等下游产业，对宏观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从量计征的资源税收模式本意是激励企业提高资源开采效率。但这一税制征收安排最大的局限在于没有考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成本，也不能反映资源价格的变动。若推行资源税从价计征，煤炭企业普遍反映税负加大，希望取消一些涉煤基金和行政性收费、统筹税费关系。而饱受地方债困扰和土地财政收入减少的地方政府，却可以因此获得可观的税收红利，正积极游说和推动改革。在这样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就需要作出合理决策，是一味的为自身谋求利益还是兼顾各个企业的反应和对经济的整体影响。

2、 政策实施不顺畅，改革不能深化

合理的政策制定出来后，政策的实施成为决定效果的重要因素。政策的实施会遇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阻力。一些旧有的、不适应市场且“名亡实存”的政策阻挡了新政策的实施。

例如我国应当被市场机制取代却依然存在的价格双轨制：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价格双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价格双轨制”不再具有合法性，但却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以土地为例，在中国，经营性用地实行的是“招拍挂”，而非经营性工业建设用地则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在非经营性的工业用地中，土地的供给和需求是一种纯粹的行政行为，并不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不但成了腐败的乐土，也造就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报道，许多开发区工业用地，常常被转手用作经营性用地，为此，国家每年损失多达数百亿元。

3、政府过分依赖、扶持国有企业，不能平等对待所有企业

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快速发展，在世界500强中，就有20多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能够惠民，国力的增强与老百姓的富裕也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在与中小企业的争利中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亏损时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对企业进行补贴，其享有的土地、资金（财政资金和贷款）的低成本和便利、垄断高利润，造就了国有垄断部门的高收入、以及一些国企的挥霍和腐败。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实质上是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博弈。

三、政企双方对策

（一）政策因势而定

博弈论思想的核心是形成有效的对策，即行动者要根据其他博弈参与者可能行动的选择情况形成相应的行动判断。作为制定政策的局中人要考虑政策承受方局中人的作为。

以税率调整政策博弈为例，政府有提高税率和降低税率两种选择，纳税人的反应有稳定投入、增加投入、减少投入三种选择。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夫曲线”告诉我们，当政府提高税率以后对一般纳税人而言增加稳定投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会受到影响，他们会倾向于以减少投入抵消增加的税收负担；应税收入即税基的减少导致税收的减少。

如果税率降低，在稳定投入状态下，纳税人税收负担减少，他们会倾向于以增加投入赚取原来稳定投入状态同量税收负担的收益，这会导致应税收入的增加。对于政府而言应税收入即税基的增加意味着税收的增加。

（二）政府完善制度、深化改革

政府部门应认真反思，调整观念与思路，约束自身行为。一些中小企业的负面行为实属对于政府的无奈。由于政府部分采用行政方式配置政策资源和稀缺资源，营造了寻租机会，从而扭曲了企业的行为，无论是国有企业内部的问题，还是中小企业的政治化趋势。

对大型企业的优待等同于对于中小企业的歧视，剥夺了中小企业参与竞争的机会。政府应当营造一个平等、宽松的竞争环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注重公平性、透明性，不能让优惠政策成为少数企业的特权。政府在配置不可再生、稀缺资源时，应考虑以市场化方式，这样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增加资源产出率，给予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

（三）中小企业加入行业组织

中小企业普遍势单力薄，面对政府的权力显得无所适从。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当中，企业们逐渐意识到应当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切身利益，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团组织或商会组织便应运而生，成为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第三股力量。商会组织是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依法设立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它与政府同属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它不属于政府，政府也不能干预民间商会的内部事务，但它可以影响政府，它有权力参加政府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政法规和法律活动，同时，也有义务协助政府贯彻实施这些政策法规：政府也可以委托民间商会完成某种任务。无论是民间商会还是地方政府，事实上都是以追求利益目标为己任的。这样，博弈的局中人变为了民间商会组织和地方政府。

此种博弈的过程，体现出的是公共权力的让渡。政府由统治转向了治理，中小企业联合，制定行业规范，接收政府转移的部分权力。这方面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是2003年，为应对欧盟的CR法案和打火机反倾销，温州政府和民间商会之间默契地进行了一次权力转移，并且其后的行动过程中进行了有效的协作。

四、结束语

地方政府往往是博弈中的决策人，即在博弈中率先作出决策的一方，中小企业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政策是连接双方的纽带，政府应摒弃利己的政策，从全局考虑，引导、调控中小企业。面对一些政策，中小企业需要有明确、行之有效的对策。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的理想状态是非零和的，能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博弈论[DB].2012年10月.

[2]百度百科.非零和博弈[DB].2012年5月.

[3]维基百科.中小企业[DB].2012年10月.

[4]维基百科.纳什均衡[DB].2012年9月.

[5]豆丁.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纳什均衡——从博弈论视角看政府治理[DB].2012年10月.

[6]腾讯新闻.煤炭资源税改革试点在即 企业政府博弈[DB].2012年10月.

[7]道客巴巴.企业与政府的动态博弈[DB].2012年11月.

双减政策的现状篇（2）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日益迅速，但是经济发展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全球变暖加剧、雾霾严重、酸雨、沙尘暴频发等等。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必须要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整顿生态环境，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节能减排政策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期间提出的，意在节约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但是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且存在一定的阻碍。所以，我国必须要加强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提升节能减排政策的力度，拓宽节能减排政策的传导机制，从而实现节能减排工作的进一步提升。

1节能减排政策传导过程

节能减排政策的传导过程如下：首先由政府职能部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安排具体的节能减排手段，其次将节能减排相关政策输入到社会经济的运转系统之中，将节能减排政策作用于客体，之后利用节能减排政策实现制定目标。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通常会使节能减排工作目标受到阻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以实际情况为主要依据，实现节能减排政策的传导。

2节能减排工作的影响因素

2.1经济水平

我国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虽快，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于节能减排技术的影响较大，发达的经济会正面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实行。但是目前我国经济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节能减排技术发展较慢，所以，节能减排工作也受到经济水平的影响。

2.2产业结构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处于不合理的状态。第二产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比例不断加重，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不平衡状态。在工业的发展过程之中，为了能够实现节约能源、减少排放的目的，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对于节能减排技术的需求量更大，而需求能够导致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我国节能减排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2.3知识资本

从根本上看，节能减排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积累正是知识资本更新和发展的过程，知识资本属于大众所有物，为公共物品，若知识资本的水平高，则技术的供给力度越强。因此，节能减排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知识资本积累程度的影响。

2.4能源结构

我国的能源结构是影响节能减排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能源使用结构极为不合理，在日常生产使用的能源资源中，用量最大的为煤炭，其次为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资源在使用后会排放多种废气，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物质，无论有毒或无毒，都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2014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8.7亿吨，与2013年相比，下降2.5%。2014年的煤炭产量14年以来首次降低，一是由于新能源的推广使用，二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可见，能源结构的改变与节能减排技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3节能减排政策实施策略

为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应加强对企业生产、大众日常生活中能源消耗与排放量的控制，从而加快节能减排工作的进展。在实施节能减排政策时，需要遵循以下策略。

3.1从企业生产入手

节能减排政策主要针对工业，应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妥善处理高能耗、高排放企业与节能减排政策之间的关系，协调政策与日常生产，加大对企业的监督力度，实现节能减排政策的实际落实，同时，还要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监督，使政策顺利实施。另外，还要完善行业配套保障措施，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为企业配备完善的保障措施。如我国河北省某电力企业，在在实行节能减排政策时，成立了车间小火电机组监督小组，对小火电机组进行严格地监督审查。发现超过使用年限的设备，立即关闭，撤销其发电权，防止设备过多，增加能源消耗和排放量，实现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另外该电力企业对能源结构进行优化，增加对电网工程的资金投入，升级电网，改善发电技术，利用先进技术提升工作效率，从而减少煤炭等能源资源的使用量，减少了能源消耗和废弃排放，真正地落实了节能减排政策。

3.2从民众生活入手

节能减排不仅仅要落实到政府、企业，同时，还要实现全民参与，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进行节能减排工作。首先，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提升民众的觉悟，使民众能够自发地减少日常的用水量和用电量，为节能减排工作贡献自身力量。其次，加强对能源、资源的管理，水费、电费以及燃气费用均实行梯度收费制度，从金钱方面约束民众的能源使用量。再者，是扩大单双号限行政策的使用范围。汽车尾气排放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应扩大单双号限行政策的使用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单双号限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推动节能减排工作进展，提升节能减排工作的成果水平。

4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生态环境正遭受严重破坏，因此，保护生态环境，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迫在眉睫。我国必须要提升节能减排技术水平，加强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力度，改善节能减排工作效应，从而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我国民众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张丽丽.我国节能减排政策传导机制及实施效应评价研究——以电力行业为例[D].青岛科技大学,2013.

[2]朱琳.基于成本—效益的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效果分析[D].天津师范大学,2014.

双减政策的现状篇（3）

二、“双减”运动下农村各阶层经济利益的再分配

减租减息运动后，胶东根据地各阶层土地占有的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土地占有更加分散，阶层划分的经济标准趋于消失。地主和富农作为农村社会上层，在运动的压力下纷纷低价卖地、赠地，甚至舍地。中农阶层缺乏向上发展的动力，基本上维持阶层的不变。贫雇农阶层分得了土地，减轻了地租和利息的负担。这种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不是源于传统的经济因素，更多的是非经济的政治因素。

（一）地主

“双减”前，胶东地区的地主阶层占有和使用土地的状况如何？1946年6月，中共胶东区委曾组织力量，深入调查过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状况，其中保存了一些关于1937年以前和1941年之前地主占有与使用土地的资料。这些数据为我们分析减租减息之前胶东农村的土地状况提供了坚实的根据。在这里，笔者选取了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分别是乳山县崖子区、牙前县郭城区和文登县高村区。地主阶层是减租减息运动的最大冲击者，它们变成了政治意义上的符号，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胶东根据地地主的总户数锐减，现存地主的户均土地和人均土地的数量急剧减少。以牙前县郭城区、乳山县崖子区和文登县高村区为例，3个区地主人口比重从30年代中期的2％左右降到“双减”时的0.2％左右，户均占有土地从137.2亩降到52,3亩，人均占有土地从14.4亩降到9.6亩，多数地主下降为富农和中农，甚至贫农。①牙前县郭城区的出租地主从30年代的9户减为1946年的2户，经营地主从22户减为4户。1941年前，该区30村中，9个村庄有地主，到1946年只剩下4个。②乳山县崖子区33个村，1946年仅7个村有地主。③其次，地主规模剧减，现存的绝大多数是户均50亩地以下的小地主，超过100亩的大中地主已经绝迹。1941年“双减”前，牙前县郭城区和乳山县崖子区拥有100亩以下的地主占到总数的75%，到1946年，上升到100%，其中拥有土地50亩以下的小地主占到60%以上，100亩以上的地主已消失。④最后，地主的生活状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在东海区母猪河平原，一些地主的粮食不足家用，只好卖地负债维持生活，甚至有的卖不出去地，只能卖房子、箱柜，换粮食吃。⑤文登县高村区万家庄梁姓地主，大人一般不愿到大街上，觉得抬不起头，小孩子到学校不敢说“姓梁”。⑥

（二）富农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保护富农经济。随着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减租减息政策在调整劳资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提倡“吴满有方向”，保持富农阶层的稳定，鼓励中农上升为富农。然而，胶东根据地的富农阶层经过“双减”运动，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局面。据东海区母猪河平原大英、小英和二马3个村的调查，原有的24户富农中，下降的占37．5％，“速度比地主尤甚”。在文登县高村区，富农的户数从1940年的286户下降到1946年的190户，户均亩数从42．6亩降到35．8亩，人均亩数从5．94亩降到5．03亩。①牙前县郭城区的富农从1941年的332户降到了1946年的255户。②乳山县崖子区的富农在1946年挨户调查时的户数比“双减”前下降了26%。③一些富农虽未发生阶层下降，但在政策的影响，设法减少占有土地的数量，有的赠地和卖地，有的分家析产。据牟海南部村庄调查，捐地百亩以上的地主占该阶层的二分之一。④在威海，这种现象也较为严重。据羊亭区仅8个村的调查，地主舍地530亩；据桥头区的粗略统计，地主捐地2000余亩，港西区地主张惟春自己捐地100余亩。⑤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富农尚同春，22口人、165亩5分6厘地，1942年被村中确定为特户，之后即分家，分出5户，其中4户仍是富农，一户分地21亩7分3厘，因没有劳动力而成为中农。⑥文登县高村区河西村富农周承功原有土地55．33亩、10口人，后分为三户：周承功4口人、11．56亩地，周元溪2口人、7．05亩地，周元陆4口人、8．2亩地（其他土地被赠出），上述三户皆降为中农。⑦中农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地区的中农阶层不论人口还是土地亩数，都占到总数的30%以上，一些村庄占到一半，他们是小农经济的基础和柱石。胶县的“农场面积甚小，每户平均亩数约在十亩以上，二十亩以下”⑧。招远县的自耕农，“有五亩至十亩的耕地，全由自己耕作，完全自给自足的，这种人户，约占全县户数百分之七十。他们在农作之暇，也作一点副业，如木匠、瓦匠、或贩卖乡村应用物品等。他们田地的生产可以足食，副业所得则可帮助零用。”⑨民国《莱阳志》也记载，“统县全境自耕农盖居十八”⑩。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胶东根据地的中农阶层基本上维持原有状态。据栖牟边、乳山县、牙前县和文登县等近百个村庄的调查，中农户均占有土地在15～20亩，人均土地仍在3亩左右，阶层升降的户数很少。在栖东县白洋区，1944年民主政权建立前有2097户中农，占总户数的34．3％。到1946年6月，上升为富农的有34户，占原中农阶层的1．62％，下降为贫农的有73户，占原中农阶层的3．48％。111940年根据地政权建立前，文登县高村区28个村庄有中农1765户，占该区总户数的35.1%。1946年7月挨户调查时，上升为富农的17户，下降为贫农的60户，95%多的中农维持阶层的不变。12

（三）贫雇农

“双减”前，贫农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在20％左右，雇农阶层的人口较少，占总人口的3％以下，也或多或少地拥有极小块土地，“最贫者亦有自己的房子要饭的也有放棍的地方”①。该阶层在“双减”中的变化最为明显：一是上升为中农甚至富农的较多。文登县高村区在1940年前有2797户贫农，到1946年上升为中农和富农的达到1077户，占原户数的38．5％。②乳山县崖子区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有807户，占1941年以前原贫农阶层的42．01％，其上升原因主要是减租清算和副业生产，其中减租清算而导致上升的占到总上升户的36.45%。③海阳县郭城区战场泊村在“双减”之后，富农和中农两个阶层下降，其下降户分别占原户数的35%、18%，而贫农和雇农两个阶层上升，其上升户分别占原户数的18%、38%。④二是购买土地数量的增加。1940－1946年间，据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各阶层买卖土地的统计，贫农阶层从1942年以后买地数量逐渐增多，占同期买地总数的35%，部分雇农也开始买地。⑤牟海县崔家村在1943－1945年间，9户富农卖地24.6亩，没有买地的；18户中农卖地30.6亩，12户买地28.4亩；8户贫农卖地15.3亩，25户买地44.4亩。在各阶层中，只有贫农阶层买地量超过卖地量，且买地总量居各阶层之首。⑥

三、“双减”运动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益扩展

“双减”政策给根据地大多数农民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成为了政策的受益者。原承租土地的中农和贫农阶层不仅可以少交地租，而且还能够廉价地买到土地或入租土地；雇农提高了工资，增加了收入；原负债户没有了高利率的负担。一些农户因此出现了阶层的上升。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仅改善了根据地中下层农民的经济条件，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笔者认为，上述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双减”运动的最大获利者应该是政策的制定者，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是最终的赢家。首先，“双减”政策迎合了国共合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以没收地主土地为主要内容，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来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始终把地主作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对象，把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作为目标。“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民族利益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改变了原来对待地主和富农的做法，制定了减租减息政策。这既联合了农村上层地主和富农，又与的“二五减租”相一致。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这项政策是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政治上是站得住的。其次，“双减”政策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获取战争资源的渠道，中国共产党赢得了经济上的保障。抗战时期，胶东根据地政权的财政来源主要有田赋、公粮、捐税和临时性募捐。随着田赋征收工作的规范化，胶东根据地的田赋收入逐年提高。1938年至1942年五年间，田赋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不包括公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3.77%、7.7%、27.98%、53.06%、72.29%。⑦1942年8月，胶东区委遵循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以产量为标准，以土地为计算产量标准，以户为负担单位，以人口为计算单位”的公粮征收办法，同时，确定“公粮一斤，带征公柴二斤”①的公柴征收标准。1943年，田赋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为52.97%。②公粮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成为了根据地政权主要的财政来源。1943年，胶东根据地征收公粮25957970斤，占根据地产粮总量的7%，平均每亩负担公粮8斤13两，每人负担公粮22斤。③到1946年，胶东根据地人均公粮负担达到62.51斤，每亩平均公粮负担25.69斤，占亩均产量的17.13％。④胶东根据地的公粮征收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1938年胶东区公粮收入为50万斤，到1942年达到5132万斤，1943年增加到8422万斤，1944年为10510万斤，1945年为13000万斤。1938年至1945年期间，胶东区粮食收入合计44116万斤，占山东根据地总数的41.87%。⑤但是，公粮及其附带公柴在一定时期成为了胶东根据地人民的主要负担，尤其是地主和富农。据胶东区党委调研室和财经处在1944年12月到1945年7月期间，对该地区埠后、小英、毕郭、迎驾山、半城、巨夼6个典型村进行了农民负担的调查，田赋负担占各村总负担的比例分别为31%、24%、25%、25%、27%、37%，公粮和公柴的负担较重，分别占到60%、64%、76%、62%、67%、53%。⑥在牟平县五区埠后村，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公粮负担有所差异。地主和富农的公粮和公柴负担占到家庭总负担的75%以上，中农和贫农阶层的公粮和公柴负担相对较轻。最后，“双减”政策使根据地多数农民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培养了运动的骨干，实现了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基本群众的支持。“双减”运动得到了胶东根据地多数农民的拥护。据胶东根据地乳山县崖子区、牙前县郭城区和文登县高村区139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前，中农及以下阶层的承租户有3505户、占3个区总户数的28.87%，中农及以下阶层的出雇户有1112户、占3个区总户数的6.95%。①地租的降低和工资的增加，三分之一的农民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同时，一些农民获得了间接的好处，他们原不入租土地，减租后可以低价入租。以乳山县崖子区为例，减租前中农承租户有391户，减租后上升到841户，②增加的450户除了一部分原贫农（即新中农）承租户外，大一部分是新增加的原未承租的中农。“双减”政策所减少的地租是出租者的原来收益，所增加的工资是入雇者的额外支出。在胶东根据地，地主和富农一般占到出租户总数的三分之一、入雇户总数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不增加任何支出的情况下，通过“双减”政策把地主与富农这些富有者的原收益转手送给农村中的中下阶层，达到了政治动员的目的。胶东根据地中下阶层农民在“双减”运动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好处，他们普遍改善了生活条件，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改变了精神面貌。在牙前县长沙区鲁家夼村，为地主扛活30多年的贫农周烽文有了19亩土地，高兴地说：“要不着八路军来了，咱那行，该扛活还得扛活哇！”③牙前县榆山区榆山后村贫农唐玉山有了土地后，还打算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不行再要个三十亩二十亩的，我打算今年买个小驴”④。由于“双减”政策的巨大推力，胶东根据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后，提高了政治觉悟，“参战、拥军、归队、缉私、防匪、备战等，均能获得群众热心参加及帮助”⑤。牙前县榆山区榆山后村贫农唐歧风说：“今天不叫共产党八路军给做主，还敢和地主恶霸噹噹（“斗理”）现在穷人有当家的，所以才敢翻身。”⑥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张学胜作为抗属得地7．49亩，他说：“咱不参军，谁参军，我不叫八路军，我这样还有好吗？儿参军以后，村里又给了一些地好过日子。”⑦“双减”政策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既符合国共两党结盟的需要，又赢得了多数农民的支持与拥护，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根据地政权有了一个稳定的物质保障，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稳步地增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又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四、衡量“双减”政策的新尺度：暂时的积极与长远的消极

关于“双减”政策的历史评价，基本上都沿袭着大致相同的模式：阐述政策实施的必要性，总结政策的积极性，很少涉及政策的消极性。不可否认，“双减”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解决了抗战时期根据地政权的财政困难，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是，若从经济角度考察“双减”政策，不难发现，该政策有着一定的历史消极性。“双减”运动后，胶东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地主富农等出租户宁愿卖地、赠地而不愿意出租土地，贫雇农阶层无地可租；雇工工资的激增提高了农业经营者的生产成本，雇工大量失业；统一的借贷利率消灭了高利贷，也造成了富人惜贷、贫困者无钱可贷的现象。这些都是“双减”直接带来的，似乎是政策的消极后果。实际上，对此要做认真的分析。“双减”之后，由于地租的减少，出租户的地租收入在交纳田赋和公粮等负担后，所剩无几，尤其是负担相对较高的地富阶层。在胶东根据地，“1942年执行减租政策后，地主一般的由出租而逐渐转卖（逃避负担）”

1.的现象不足为怪。据东海区母猪河平原大英、小英、二马村的调查，“地主和富农毫无代价的舍出土地，所余的部分，大部分采取自耕的方式”，1941年（减租前）该村地主和富农出租土地分别为1643.9亩、244.5亩，合计1888.4亩，占出租总数的83.05%；到1945年（减租后），2个阶层的出租地分别为643亩、83.1亩，合计726.1亩，占出租总数的55.47%。在政策的冲击下，地富阶层的出租亩数下降了61.55%。

2.地富阶层在减租的压力下不愿意出租土地，宁肯卖地，甚至赠地或舍地，这是否影响到传统的土地租佃关系？影响到农业生产？这只说明地主在政策的打击下，通过这种方式以求自保。他们的行为只是租赁关系发生变化的表现，但没有消极性。因为从经济上削弱地主，是“双减”本来可以预见的结果。地富阶层卖掉土地，购买者仍然要经营，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影响。“双减”之后，由于雇工工资的大幅提高，胶东根据地的地主和富农纷纷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少雇或不雇工人，失业人数增多。文登县高村区地主入雇工人的人数从减租前的104人下降到11人。

3.工资的提高导致了雇工需求量的下降，这是正常的市场规律。在政策的冲击下，富农将原来经营的土地改为出租，这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吴满有方向”背道而驰，应该是政策的负面影响。同时，雇工的大量失业会加重这些家庭的生活负担，不利于根据地的社会稳定，这也可以说是政策的消极影响。但是，对此要正确分析其消极性。富农由于雇工成本的增加，被迫转变经营方式，这是他们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工资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随着农业经营成本与收益的比例关系的逐渐协调，这种现象会发生改变。此外，雇工失业在当时的胶东根据地也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雇工的人数在胶东农村人口中占有相对少的比例，失业率的提高不会造成过大的社会不稳定。据文登县高村区、牙前县郭城区和乳山县崖子区的调查，减租前3个区的雇工人数为643人，占全部人口的1%。

4.另一方面，即使对长工的需求下降，失业者还可以打短工。“双减”之后，农村借贷活动停滞，一些农民告贷无门。

借贷困难给一部分农户的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民间借贷活动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在抗日根据地，“双减”政策已经明确禁止高利贷，富人放贷大为收敛；第二，一些农民由于减租增资而增加了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婚丧、疾病、严重灾荒、青黄不接等突发性困难；第三，迫于形势，小额借贷转入地下，没有记录。据调查，减息后海阳县郭城区战场泊村私人交易多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利率高于政府规定的标准。借款有利者约计25％，月利一分至二分半，无息的都是借自亲友。

5.应该承认，减息政策导致农村借贷活动的减少，甚至停滞，存在着影响经济发展的消极性。然而，对于一些农户的借贷困难，根据地政府银行的农贷可以满足一部分农户发展生产的需求，以此部分弥补借贷资金的不足。北海银行东海支行1945年一年“共放低利贷款28907933元，户数147124户，按全东海250万人口计算，每户平均5口人，折合50万户，贷款者约占总户数30％。这些贷款如按一年翻二次利（渔民、运输、小商贩、小手工业赚得还要多）计算，群众共可获利5780万元，改善其生活”。

6.据统计，自1942年1月至1946年6月止，北海银行发放农业贷款187171885元（1942年春耕贷款未统计在内），每年约有四分之一农户能够获得贷款。

7.评价“双减”政策，要考察政策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政策的消极性。封建土地关系存在了二千多年，最终的命运必将被更理想的土地关系所取代。但是，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农村，传统的土地关系是否有着存在的合理性，这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能回答的，其存废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性。租佃关系是地主与佃户之间以土地使用权转移为核心的买卖关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通过这一行为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在土地所有权被少数人拥有的前提下，租佃关系有着存在的必然性。今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似可说明这一问题。业内学者对农村土地租佃关系作了经典的解释：“土地的租佃关系是根源于土地所有权而来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它是人们划分社会阶级的主要依据。中国革命要废除封建生产关系，传统的看法中租佃关系就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看法当然没有错，但是可能不全面。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租佃关系不仅代表地主与佃户两个对立的社会阶层，而且是无地少地农民向田主租赁土地使用权的一种买卖关系，是关于土地经营权的社会交易规则的体现。小农经济正是通过租佃关系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与调剂，提高土地利用率，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生存的需要，所以租佃关系是小农时代的主要经济法则。”

④因此，调整传统的租佃关系，不是在短时期改变它，而是将地租率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标准内。佃户的反抗和社会的动荡多源于地租以外的超经济剥削。雇佣关系是富农与雇农之间劳动力的买卖关系，是解决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在地少人多、土地占有与使用不一致的社会里，这是一种基本经济法则。调整雇佣关系，关键在于工资水平与经济以外的人身依附关系。雇工工资水平一方面由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另一方面与农村用工习俗相关。不可想象，过低的工资能够在一个地区长期存在，假若如此的话，雇工会理性地选择其他出卖劳动力的方式，雇主会雇佣不到工人。过高的工资水平只能破坏雇佣关系的平衡，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借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经济现象，由于高利贷的存在，近代农村的借贷关系不仅表现为资金的融通，更主要的赋予了革命的内涵，暴利和暴力是农村借贷关系的代名词。调整借贷关系，其目标是将利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政府的作用要引导民间借贷活动，禁止高利贷行为。20世纪前中期的胶东农村，农户借贷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商店和钱庄，几乎没有现代的银行和合作社，月利率普遍在二分以上，都属于政府规定的高利贷范畴。统一的利率标准，只能造成无钱可贷的状况。

双减政策的现状篇（4）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43-01

1 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 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 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 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 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 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 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双减政策的现状篇（5）

1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双减政策的现状篇（6）

1、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2、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

3、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4、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5、线上培训要注重保护学生视力，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

6、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逐步大大压减，解决过多过滥问题。

7、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

8、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9、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10、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11、线上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

12、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培训机构融资及收费应主要用于培训业务经营。

13、将“双减”工作成效纳入县域和学校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把学生参加课后服务、校外培训及培训费用支出减少等情况作为重要评价内容。

14、课后服务不能满足部分学生发展兴趣特长等特殊需要的，可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由教育部门负责组织遴选，供学校选择使用，并建立评估退出机制。

15、坚持校外培训公益属性，充分考虑其涉及重大民生的特点，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

7月25日晚，多家A股教育公司发公告回应，对“双减”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作出解释说明。

豆神教育、勤上股份表态称，“双减”政策将对公司营业收入、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体来看，豆神教育公告称，本次“双减”政策对学科培训机构性质、营销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规范，考虑到公司现有大语文学习服务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逐年增高，“双减”政策将对公司营业收入、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勤上股份则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龙文教育主要业务是为国内K12阶段的学生进行学科类一对一课外辅导。“鉴于龙文教育占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比重已经超过50%，教育培训行业的巨大政策变化将对龙文教育和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勤上股份进一步称，截至6月30日，因并购龙文教育形成的商誉余额4.43亿元，受此影响未来存在部分或全额减值的可能性。

学大教育表示，由于公司生源由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阶段学生两部分组成，预计“双减”政策将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培训业务带来较大影响，公司在相关学科类教学网点开设、培训收费等方面预计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对于“双减”政策，科德教育披露称，由于公司K12课外培训业务占比较小，因此“双减”政策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影响较小。同时，公司表示将配合“双减”政策落地，进一步合规经营，把该部分业务的影响减至最低。

双减政策的现状篇（7）

中图分类号：F23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5-63 -02

一、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状

整体上，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划分为制度内税收竞争与制度外税收竞争，制度内税收竞争是由中央的差别性税收政策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而且更多的具有随意性大、竞争过度甚至宏观上失控的特点。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原因分析

1.主观原因

第一，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参与税收竞争，事权划分不清，政府间财政支出的责任并不明确。第二，几乎所有的税法与规范都是由中央制定，地方只有类似于宰税、筵席税等个别税种的税权。

2.客观原因

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上缴中央，财政支出也将由中央下放。

（三）博弈模型分析

首先我们设：

（1）只有政府A和政府B，参与税收竞争博弈，且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2）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双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的手段。

（3）假定资本是完全流动的，可以有效地保证税收优惠政策吸引资本。

（4）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不同，政府A 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投资环境要优于政府B。以博弈模型来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收益效应。

由该博弈模型可以看出，政府A和政府B均实施税收优惠，是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在双方都实施税收优惠时，收益增加，说明双方的税收优惠是可采取的。此时可以吸引资本流入、增加本地税收收入，因此发生的成本与能够由收益的相应增加得到弥补。

尽管双方均实施税收优惠对双方都有利，但这种合作极其不稳定。从图1中可以看到，一方不执行潜在的所得税优惠为2000。因此，合作双方将为一个更微妙的突破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占主导地位的战略，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在不断博弈中，税收优惠程度得到提高，竞争透明度渐渐下降，从适度的税收竞争转变为过度的税收竞争，政府A和政府B均会陷入“囚徒困境”，也就是图2的情况。

因此，在这一阶段的博弈中两个政府都实施过度税收优惠是占优策略均衡。但是这样会使恶性竞争波及两个政府，不但税收不会增加，税基也会遭到破坏，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将减弱。因此，必须规范恶性税收竞争行为。

假设对实施过度税收优惠政策的政府实施规范，使其在过度税收优惠时获得的收益低于正常优惠的收益水平，就会出现图3的情况。

在图3中，两个政府占优策略均衡为均实施正常税收优惠的情况。因此，为控制税收竞争的恶性演化，为达到双赢，政府间税收竞争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规范。

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影响

（一）宏观论述影响

客观上，适度的税收竞争并不一定都是有害的。它是市场机制在公共经济领域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实践证明，政府间税收竞争是一把“双刃剑”，比如税收竞争使纳税环境遭到破坏，市场运行和税收征管效率降低。

（二）微观论述影响――以中西部为例具体分析税收竞争的影响

税收竞争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不抵支，财政自给率较低，财政支出除了来源于地方财政收入，更依赖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从下表反映的2014年度全国31个省市的财政自给率（是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财政自给率是判断一个城市发展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的数据来看，东部地区的财政自给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平均值为 75.8%，北京市则高达89.0%。中部地区的平均值是44.8%；西部地区的平均值只有36.9%，地区仅达10%。东部地区，中央的转移支付对财政支出的贡献较小，或者可以理解为本地的财政支出对本地的财政收入形成了有力的约束。中西部地区，中央的转移支付才是满足当地财政支出的重要渠道。在参与横向税收竞争时，面对同等数额的税收减免，中西部地区的相对成本较低。

因此对于实施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东部地区更加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但同时中西部地区为了提高所在地的吸引力，必须通过有限的资金提高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又刺激了欠发达地区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解决措施

第一，构建稳定的税收竞争规则和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增强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有效性。

第二，构建双层法律体系，减弱地方保护主义。因为有效的政府间税收竞争也必须防备地方保护主义的弥漫。

第三，明确各级地方政府权限。他们是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唯有明确本身的权责范围，才能使税收竞争走出恶性怪圈。

四、结论

在本文中详细论述了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原因，并利用博弈模型分析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问题、研究现状以及解决措施。以中西部地区为例，对税收竞争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并存，所以治理应以规范与完善为主，杜绝全盘否决。从规范税收竞争行为和税收竞争环境对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进行规范，对治理和协调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剔除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弊端，但我们可以减少危害性，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搬去绊脚石。

参考文献：

[1]潘明星.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的博弈及效应分析[J].当代财经，2010，（07）.

[2]秦楠.我国欠发达地区参与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研究 [J].西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03）.

[3]刘蓉，黄长明.税收竞争的效率与规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02）.

[4]周克清.论转型期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及其有效性[J].涉外税务，2002，（03）.

[5]钱信松.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问题、效应及治理[D].苏州大学，2013.

[6]毕春雷.规范税收竞争的对策[J].税务，2003，（05）.

[7]薛钢，曾翔，董红锋.对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认识及规范[J].涉外税务，2000，（08）.

[8]沈坤荣，付文林.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06，（06）.

[9]刘笑萍.国内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分析[J].税务研究，2005，（02）.

双减政策的现状篇（8）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双减政策的现状篇（9）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 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 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 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 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 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 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n/20080519/63589.shtml.

双减政策的现状篇（10）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所长助理、副研究员

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会从中获利吗？不会。虽然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减少中国的出口，但不会减少美国的进口。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其价格弹性并不高，也就是说价格的高低不会影响其消费的多少。人民币升值后，美国人可能会转而购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如果这些国家的产品比中国的贵，那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不会减小，反而会扩大。而生活必需品进口价格的提高，势必会挤占美国人其他的消费支出，可能会减少国内总需求，失业状况会更加恶化。中国出口锐减后，经济增长也会放缓，对美国产品的进口会减少，同样不利于美国减少贸易逆差，同样会导致美国就业状况恶化。由于美国在中国有大量直接投资，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影响这些投资的赢利状况，减少美国对外投资的利润汇回。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负债主要是人民币计价，而资产却有一半以上是美元计价，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中国可能被迫抛售其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导致美元急剧贬值。

事实上，人民币不升值更有利于美国：一方面，美国从中国进口了廉价产品，而在把这些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的同时，也把生产这些产品过程中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对环境的污染转移了；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之后，外汇储备相应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中仍然以美元资产为主，尤其是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库券，这相当于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行了融资，有助于维持美国的低利率和稳定增长。最近几年，俄罗斯、瑞士等国纷纷调整其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大量减持美元，中国则仍然保持着美元为主的资产结构，这对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一种极大的支持。

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已经确立了逐步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目标。这是一个综合的政策组合：（1）人民币会逐渐升值；（2）人民币汇率制度会从过去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转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3）逐步建立一个有效的外汇市场，通过市场供求反映汇率水平。中国政府之所以要调整汇率政策，主要是考虑到：（1）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会影响到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2）汇率低估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出口部门可能会出现恶性和低水平的竞争。

要强调的是，汇率政策改革是中国政府调整发展战略的宏大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忽视其他政策措施而过分强调汇率政策改革本身。因为，（1）汇率政策改革本身无法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出口产品对汇率缺乏弹性，即使人民币升值，也无法立竿见影地减少中国的出口。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是由加工贸易创造的，而加工贸易对汇率变动并不敏感。根据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即使本币持续升值，顺差仍可能继续存在。（2）汇率政策改革本身也无法纠正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汇率调整会有助于非贸易品的发展，这从理论上讲是完全成立的。但是，中国服务业的不发达还有其他原因，如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人才缺乏等。所以，单靠汇率调整是无法撬动产业结构调整这样一个大目标的。

汇率改革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汇率改革却是万万不能的。汇率改革是对价格的调整，价格会影响到资源配置，因此汇率改革是其他改革的催化剂。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在汇率改革方面是有决心的，也是有自己的全局安排的。美国不能把中国汇率改革的任务简单化、政治化。如果把汇率改革简单地等同于人民币升值，那么就会忽视更重要的改革目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究竟需要多大，完全取决于其他配套改革的进展程度，没有人能够确定哪个是合适的升值幅度。一个外国政府，通过一种政治程序，要求中国政府改变一种重要的价格变量，这才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

双减政策的现状篇（1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控经济的两种重要手段。两者之间配合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也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一种四面楚歌的困境。面对危机四伏的现状，政府制定出台了十大措施以及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而这一切逐渐拉开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序幕。笔者通过国内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实现中如何使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使之经济在稳定中恢复平衡进行探究。

一、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组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时单独使用，有时配合使用。各国政府同时利用两大政策干预经济一般有四种组合紧货币、松财政；紧财政、松货币；财政、货币“双松”；财政、货币“双紧”。在这几种组合中，政府究竟采用哪一种，取决于客观的经济环境，实际上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客观经济情况的判断。概括说来，“一松一紧”主要解决结构问题；单独使用“双松”、“双紧”主要解决总量问题。

在总量平衡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和政府与公众间的投资比例，一般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松一紧”的办法。“紧”财政，使政府的支出和投资直接减少；“松”货币，使公众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金，并使因增值税导致的收入减少得到补偿，其结果是调整了政府与私人企业的投资结构。相反，“松”财政，直接扩大了政府的支出和投资。“紧”货币，使企业和公众的借贷数额减少借贷成本增加；其结果是企业投资和一般性投资减少。

在总量失衡的情况下，进行微量调整，一般单独使用财政或货币政策。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见效快，但长期调整还要靠财政政策。因此，当经济运行因特殊情况出现临时失衡时，用货币政策来解决；而当国家欲作长期调整时，采用财政政策来实现。

在总量失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政府要达到“扩张”或“紧缩”的目的，一般同时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手段，“双松”或“双紧”。在经济萧条后期，设备大量闲置，工厂开工不足，而失业率又很高，为刺激生产和投资，启动闲置生产能力，一般实行“双松”政策。在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物价持续上涨，经济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一般采用“双紧”政策。在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调并存的情况下，政府一般采用先调总量，后调结构的办法，即在放松或紧缩总量的前提下调整结构，使经济在稳定中恢复平衡。

二、我国货币与财政的政策关系应考虑的问题

由于商品经济的共性，在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可以从四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要以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为共同目标。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这种平衡不仅要求在总量上实现供求平衡，而且要求在结构上也达到供求平衡，结构的均衡与否取决于国民经济结构是否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对总量和结构的平衡都有较强的调节能力，但二者又有各自的侧重点。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调节的侧重点在总量平衡方面，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在结构协调上，二者需要互相补充，密切配合，才能实现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目标。

其次，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不单纯是指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多快或产值增长有多高，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大、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因此，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成功与否也应以此为标准，不能片面地以速度或产值的高低来衡量两大政策的实施效果。

其三，两大政策既要相互支持，又要保持相对独立性。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而财政政策的调节重点在分配领域；货币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调节的目标主要是货币的供给量和贷款总规模，2009年大幅增加贷款量，成功拉动基础建设，使国民经济GDP仍能保持8%的增长，有效地避免经济大幅衰退。而财政政策的调节的对象主要是纳税入和财政支出的对象，调节的目标是财政收支的总量与结构。货币政策由于要经过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才能影响到市场和经济单位的行为，为此，从政策实施到效果显现有一个较长的调节过程；而财政政策无论是征税还是拨款，都直接影响经济单位的购买力，直接影响其投资或消费行为，故调节过程较短。这些差异的存在，说明两大政策不能简单地互相等同或相互取代，而应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存在着广泛的密切联系，一个政策的调节，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对另一个政策的调节效果发生影响。因此两大政策要加强彼此间的支持和配合。

最后，从实际出发进行两大政策的搭配运用。在确定或调整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时，首先需要判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平衡，若总供求失衡，是求大于供还是供大于求？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应该以控制需求为主还是以增加供给为主，或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并重？若需求膨胀，是发生在投资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若二者同时膨胀，是否需要双管齐下，同时紧缩？如此等等。只有在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决定究竟采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若需二者并用，采取哪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更为有效。因为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对策和调节手段，需要不同的调节深度和广度，需要不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所以对当时实际国情的客观分析和正确判断，是确定如何进行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依据。

三、小结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目前全球正推行低碳经济、减排等对产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进行的调整产业结构，都必须运用好这两大政策配合，才能产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