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概论大全11篇

大众媒介概论篇（1）

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经济社会的当下，媒介事件层出不穷，与之而来的媒介批评也逐渐产生发展并成为体系。但要论媒介批评何时产生，学者们众说纷纭，各自看法观点不一。首先的问题是学者对于“媒介批评”的认识有分歧，再者对新闻媒体的产生的认识上有分歧。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入手，展开对媒介产生以及媒介批评如何见之于新闻媒体上进行论述。

一、对媒介批评的认识

对于媒介批评，学术界起初有三种解释，分别是新闻批评，传媒批评和媒介批评。

新闻批评是我国最开始使用的概念，一种是指批评性报道，实施舆论监督的报道，这种说法有点牵强附会，因为新闻报道本来就是实施社会公器的职能，不应再继续将新闻批评视为批评性报道来会混淆视听。它更主要的概念应该是对新闻及新闻媒体的批评，如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而且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划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文学理论中，文学批评即是对现成的文学进行批评，而非记载批评内容的文学，所以为了整齐划一，也应该将新闻批评视为对新闻报道进行的批评。

1997年刘建明提出传媒批评的概念，其使用是在批评媒介的角度上。后来肖小穗在《传媒批评：揭开公中立的面纱》一书中对社会历史中传媒，结合传播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女性文学等方面对传媒进行批评分析。但这个概念很少被使用。

媒介批评的相关概念首先是在西方提出的，从相关理论著作与批评实践来看，西方其实存在着多个概念，如journalism、criticism、press、criticism、mass、communication、criticism、和media criticism这些词大多数是对媒介的组成要素进行批评。其指的是对大众媒介整体进行批评。大众媒介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除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外，还包括电影，网络，手机，流行音乐，广告等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体。媒介批评如今在西方已经成为了一个专业术语，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构架，如沃里克的《电子媒介批评：应用的视角》，博格的《媒介分析方法》与艾伦的《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这个大众媒介批评的观点后来被一些学者，如黄新生，吴迪的引进，研究经历了“呼吁―评介―整合”几个阶段，逐渐成为学术界对于媒介批评的看法，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一门显学。

（二）媒介批评的理论核心

媒介批评学研究的是对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的重要解读，提出修正媒介的传播规范，提出批评媒介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媒介批评学通过解读经验的理论化，揭示媒介的隐蔽性规律，建立媒介批评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范畴[1]。显然，媒介批评是对媒介进行批判。小约翰说：批评使用价值进行判断[2]。至于如何进行批判，学术界也产生了分歧。

一种说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继西方出现的媒介批评专著，称为批判学派，偏重于对媒体实质及社会功能的宏观分析，高屋建瓴的展开批评，也称学理批评。这种学派将对媒介的批评上升到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文化层片上，大致有五种批评视角：（1），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2）社会责任论视角，（3）信息不平衡流通视角，（4）文本分析视角，（5）文化研究视角[3]。

二是学术中的非学理批判，注重对大众媒介作品的的解读与批判，从微观的角度上对特定媒介作品的影响进行批判，在我国非学理批判多而学理批判少。在陈信凌的《媒介批评刍议》一文中认为媒介批评应该由学理批评和非学理批评构成[4]。

（三）媒介批评的起源

有论者认为，新闻批评与新闻起源一起出现，媒介批评和媒介同时产生，都根植于意识同源的互动性[5]。拿欧美来说，美国近代报刊诞生之后就产生了媒介批评，例如，詹姆斯・利温顿在1777年革命结束期间发行《皇家公报》，该报一直捏造新闻，歪曲事实，所以当时的爱国派批评它是“利温顿的扯谎公报。”1665年英国国务大臣派普对《牛津公报》创刊号就发表了评价，虽然认为它“无比美丽，全是新闻，没有评论。”

中国的报纸何时产生，学术界观点不一，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报纸应该出现在唐代，1982年方汉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提出唐代“进奏院状”应为中国最早的报纸。黄卓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提出中国报纸始见于晚唐代。姚福申在《有关邸报的几个问题探索》也明确表明邸报产生于晚唐。

随着考古业的发展，关于中国古代最早报纸的起源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争议，西汉的“邸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报纸，它创办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一说源于唐代进奏院状报）。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作“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这就是《邸报》产生的背景。无论是西汉的报纸还是唐代的报纸，其主要功能是皇帝给官僚或地方的诏旨，大致包括官职的任免，官僚的奏章，战报，赏罚等。

二、中国古代的报纸算媒介吗

有观点认为，中国最早的报纸应该算近代的“申报”，他们并不认为唐代或者西汉的“邸报”可以称之为报纸。的确，近代报纸承载的新闻实行舆论监督，传播信息，服务社会的功能，它商业性十足，所以极易产生媒介事件，也易媒介批评的产生于发展。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报纸”它有以下特点就足以称之为最早的媒介。

首先，传播者，媒介，受众它都具有，宋代还专门设立进奏官（具有邸报记者性质），内夫人、起居郎、起居舍人等进行采写，针对特定的受众群体，士大夫阶层，有当时先进的媒介（竹简或绢帛）和派送人，形成完备的结构。

它履行传播消息，服务受众的职能。并且官僚实施中央的诏旨，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反馈的效果，具有比较完整的功能。

因此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邸报”，无论是西汉还是唐代在报纸，传媒出现的时候，都没有产生媒介批评，若要论媒介批评的起源，西方在近代媒体的产生而出现，但在古代中国这个论点却不成立。

【参考文献】

[1]刘建明.媒介批评的学说构成与视野[N].人民网，2008-12-24

[2]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大众媒介概论篇（2）

伴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技术和形态不断产生和应用于人们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自媒体作为媒介技术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深深地影响着传播过程的每一个要素。受众作为传播过程的重要部分，在自媒体语境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特征。

一、自媒体释义

有学者曾将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时代的精英媒体；工业时代的大众媒体；信息时代的自媒体。①基于web2.0技术带来的丰富多样的媒介形式，人们已悄然走进一个新的传播时代——自媒体时代。关于自媒体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私人化、平民化、白手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产化的手段(如QQ、手机短信、博客、微博、播客、维基、P2P下载、社区、分亭服务等)，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特定个体传递关于他们自己信息的新媒体，称为自媒体；②“自媒体”首先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是超越旧媒体、新媒体历史跨度后，在演进与革新中，在渐变与突变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内涵和外延；其次“自媒体”是一个媒介概念，涉及媒介的传播特性、传播模式，并在新型传播效果中，展示了颠覆性的媒体奇观和传播生态。③美国新闻学会的媒体中心于2003年7月出版了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联合提出的“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里面对“We Media（自媒体）”下了一个十分严谨的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

笔者理解自媒体既可以看做是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又是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前者是指可以为受众自主、自由、自发地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的媒介形式，这类媒介形式统称为自媒体，这类媒介与传统媒介最大的区别就是受众在媒介使用权上的极大自主性，这是从微观的媒介形式层面来理解的；后者指受众利用推特、微博等新型媒介形式进行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的传播范式，这是从宏观的传播模式层面来理解的。

下面就以受众中的体育受众为例来具体探讨自媒体语境中，受众的特征变化。

二、体育受众在自媒体语境中的特征分析

（一）体育受众相关释义

1、体育受众定义

受众研究是传播学的五大研究领域之一，大众传播中的受众指的是“大众传媒信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受众是一个集合的概念，最直观地体现为作为大众传媒信息接受者的社会人群，例如书籍、报刊的读者，广播的听众或电影、电视的观众等等”。④体育受众即体育信息的接受者或体育传播的传播对象。

2、自媒体语境中体育受众的特征

自媒体对体育受众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和标准来考察会有不同的结果，从体育受众的本身来看，本文试图从心理和行为两个层面来分析自媒体带给体育受众的新的特征。

（1）体育受众心理特征

自媒体一方面从微观上改变着作为个体的体育受众的接收和传递体育信息的心理，另一方面，这些无数个个体的微小的改变聚合后形成规模效应，便会影响整个受众群的心理。在这里，我们引入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一个经典理论“沉默的螺旋”来具体分析。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德国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提出的。在其1980年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对这个理论做了全面的概括。这个理论假说大致包括以下三个命题：第一，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第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成本过程；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⑤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作为个体的受众，在接收到信息后，缺乏有效表达自我意见和了解他人意见的途径，很大一部分人选择保留自己的看法，为了避免陷入孤立状态，他们在没有明确群体多数人的观点时，一般倾向于“沉默”。只有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意见时，他们才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现象最终导致的是舆论的一边倒，很难形成一种理性的社会意见。

在自媒体传播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媒介形式，例如前面提到的：bbs，博客，QQ等，这些媒介的出现，一方面为受众提供了自我表达和获取外部信息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自媒体传播中，媒介使用者的身份是虚拟或者隐匿的，这为他们公开发表意见提供了便利。受众在接收相关信息后，通过自媒体了解他人的观点，由于身份的隐匿性，他们在心理层面不再迫于压力选择“沉默”，而是通过这些自媒体来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整个舆论的形成不再是一边倒，而是形成“百家争鸣”的舆论热点。

20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因伤退赛，当时整个社会对于此事几乎是呈现一边倒的质疑和不解，仅有少数表示理解的声音。受众在通过电视或者其他媒体了解到这一消息后，也许自己的态度并不是很明确，而当社会上批评指责的声音大于理解和宽容的声音时，很多立场不坚定的受众便附和“多数人”的意见，于是，舆论便以滚雪球式的方式呈现出一边倒。在这种以媒体为中心的传播模式中，受众自我的观点很难得到相应的表达，话语权的缺失，使得受众只能接受传播者的意见。

大众媒介概论篇（3）

《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

第四版

（美）菲利普・帕特森

李・威尔金斯 著

李青藜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39.8元

由著名新闻学教授刘建明主编、六位新闻学博士共同执笔的《新闻学概论》，近期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目前众多新闻学基础研究著作中较为出彩的一部。它于大处着眼，细处着墨，呈现出一种“广而深”的研究视野和“新新闻”的研究取向。

研究视野即著者对某一现象或问题的阐释广度与深度，二者之中又以深度为要。传统基础新闻学研究多把落脚点放在新闻的本源、特征、价值等方面，《新闻学概论》则大大拓展了研究范围。正如此书前言所述：“新闻学实际是研究新闻媒介演变的法则、新闻的构成与报道手段，以及新闻媒介与社会关系的科学。”基于这一认识，该书不仅涉及新闻传播法治、媒介经济等近年来新闻学的热门分支学科，也将研究触角伸及当代新闻媒介理念、全球化媒介与全球传播等业界紧密关注的话题。研读文章可以感受到：著者结合业界新事物、新现象，对传统新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

在媒介控制逐渐放开和商业化浪潮的双重影响下，媒体在社会责任与商业利润之间的抉择越发艰难。这种现象敦促人们思考：在当前中国传播语境中，西方新闻价值理论对我国新闻媒体仍是否具有指引和修正作用？本书给出的答案是：“传统的西方新闻价值理论以新闻的吸引力为标准，目的在于增加发行量、获取经济效益，难免弃媒介的社会责任于脑后。面对中国新闻业发展现状，我们有必要树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闻价值观以修正西方传统新闻价值理论。”并且从“价值”的本义出发对“现代新闻价值”作了阐释：“现代新闻价值是指新闻在受众思想活动中产生的效益，它不仅来自于媒体的劳动，而且还来自新闻事件对受众的重要程度。”这种理论认识扎根于新闻传播的社会实践大环境，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说“全面”是一部新闻传播学基础教材的必要因素，那么“精深”则是该书价值的重要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学概论》的研究视野是“广而深”的。

大众媒介概论篇（4）

[提要]网络走向社会已有11年的历程，对网络的概念进行历史性梳理，揭示出不同概念所折射的历史阶段的特点，抽象网络的本质，即网络对于人类的文化社会意义。由此出发，形成一个理解网络与传播、与传统媒体以及网络的自身发展方向等等的新框架。笔者认为网络的本质就是“虚拟世界”，而不是“传播介质”。 [关键词] 网络 第四媒体/媒介 网络媒体 第二媒介时代 “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 has a history of eleven years since it is served for the common people in China. We should study the conceptions describing the “Internet” in a historic view, disco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hrases reflected by those conceptions, and eventually find the nature of Internet, and the Internet’s cultural and social meaning toward the human being. Then we can develop a new framework which is suitab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communication or 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 growth of itself. My opinion is that network is actually the virtual world, not the communicative media. Key word：network； the fourth media；network media；the second media era；network as a virtual 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 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 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 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 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 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 [美]马克·波斯特 著 范静哗 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9]张允若：《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1期 [10]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大众媒介概论篇（5）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的 时间、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师心目中尚没有完全形成对提炼 概念的直觉和探究概念的热情与好奇心。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 落”的境地，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传播研究必需严肃对待的一个议题。就目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发 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

简单说，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目前见到较多的，无论是“拿来”的还是“土生”的概念绝大多数附属于某个 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尤其是外来概念。这些理论概念的抽象程度与涵盖面不同，一些属于元概念（如，权力关系、社会资本等），也可以说集合概念，因为它们高度抽象，囊括了许多子概念；一些是变量概念（如，电视暴力、谈论政治等），变量概念比较接近测量指标，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更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社会化过程、政治参与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传播学本学科核心概念的寥寥无几；其二、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 献，缺乏完整的了解。举个例子，涵化理论研究者们差不多十年前在针对这个理论的两个元分析（meta-analysis）中，仅对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个研究发现[2]（Morgan& Shanahan, 1996; Shanahan & Morgan, 1999），其中多数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设和理论 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狭义传播学的领域，不少对涵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些研究，哪 怕是其中几个典型的分支，我们了解的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说对传播学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存在 着一知半解的现象，主要原因当然是资料的匮乏、语言的制约、翻译的疏漏，以及课程配置不均 衡的问题，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视不够、兴趣不大、认识不足、训练不严的问题。当我们研究的 概念跨出传播学，进入到相关学科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尤其凸显。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 注意这个问题，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3]。对于传播研究的学者和 学生而言，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绝对不应该视其为理解概念的捷径，更不应该看了 总结、概括后就觉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献了。概念是人头脑的主观产物，自然界里是没有这个东西 的。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其独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做研究时或多或少带有独特的目 的，因此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义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共享的象征意义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传播学现有的理论 概念，数量不多，分歧却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称谓，如，英文media翻译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体、传媒和信息载体等不同说法；digital则变成了数码、数字和数位；communication什么时候是交通、是沟通、是传播、是传理，至今没有共识；audience既是受 众，也是阅听人、视听人、读者、观众等；news与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别指新闻和新闻事业， 但是中文都翻译成新闻，在使用的时候，会用来指涉抽象意义上的新闻本体、新闻作品、新闻事 业乃至新闻学这些相去甚远的不同层次。称谓上的不同容易带来解读上的差异，各自表述亦可能 造成意义的不交集。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同一个院系的教师和研究者由于关注的概念不 同而缺乏共同语言，许多原本密切相关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画地为牢”，“隔概念如隔山” 的现象在传播学科比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似乎更为严重。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明这些问 题，比如：新媒体（包括互联网）正在由传播现象发生的场地变成传播现象本身，作为一个特殊 概念与所谓传统传播学研究“分家”，独树一帜，而对此产生质疑的人并不多；新闻学和传播学 日趋势不两立，连沟通意愿都很难建立；文化批判学派和受众效果研究互不通气，甚至相互鄙 视；对同样的概念（如，媒介素养、民意、信息，知识，效果等）的解读南辕北辙；媒介史、媒 介生产过程、媒介内容和媒介效果被人为地分解成不同领域、不同阵营、不同地位、不同的学 者。凡此种种，使得传播学者厘清现有概念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

二、提炼新的理论概念

在传播学领域，发现、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是从具体现象走向普遍规律，或在前人总结的普遍 规律中找出新问题，从而进行的 “产出”（output）或者“再造”行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低 估灵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创新是建筑在对现有概念的（透彻）理解之上的，离不开研究者在 文献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也存在着问题。总结 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义不完整、不系统，致使概念相互之间缺乏共享、 沟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现象，即研究者对于一些概念的阐释停留在对某种现 象的单变量解释，无法带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论；三、研究方法不当造成概念化定义与操作化定义脱节，为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四、理论概念的产生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境的借鉴与贡献――传播学在学科上很难自成一体，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闭，因此我们的许多概念不 可避免地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自其他文化和国度；五、整合、厘清现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总结、轻创新的心态有可能会掩埋创新的动机和灵感；六、拿来主义风 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概念”的发现和发展。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说的“我们的自己的概念”，绝无“只能解释此地，只能解释此 时”之含意。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时刻要对一个前提保持警 觉，那就是，我们的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却能够从中看到传播的普遍规律，达到在 理论层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目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概念”为数不 多，能够走出中国，得到国际学术界借鉴和认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国家研究者在研究本 国问题时“复制”的概念几乎绝无仅有，这一方面有欧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 方面也有我们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 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可以说已经步入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常态科学”[4]，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传播学者发现概念，建构理论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可以说，乱中有序，变中有定，为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自然实验场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提出很多有意 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讲到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在提炼理论概念方面，我们利用社会变迁的优势有可能 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见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论概念着眼于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同质化”作用（如，涵化，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视了媒介生产及其内容造成受众分化的可能 性。而在中国，当政治和市场的角力表现为传媒内容“人格分裂”时，我们是否能够更容易找到 受众“异质化”的表现？对这种“异质化”的解释是否能够涵盖“同质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 修正，甚至传统的理论？这种规律在互联网时代，在其他国家和社区，不能说没有。虽然这 种概念看起来相当重要，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非常罕见。

二、政治学对“公众话语”和“隐藏话语”的探讨应用到欧美的传播学研究中，变成了媒介 如何使用“替代话语”将某些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去合法化”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情况可以 正好相反，我们要问：媒介是否利用“球”和“隐藏话语”为弱势群体服务，将越轨行为和 边缘人群“合法化”？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却能够大大充实我们对媒介内 容与受众影响的关系的理解。此类研究视角不能算创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义和涵盖现象上 的创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从业人员如何通过媒介内容的文本建构， 来解释现实和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把研究切入点调转一下， 来比较那些被媒介认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闻从业者精心建构 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本框 架，才是意识形态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劝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说， 在框架建构中，刻意投入是否和传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样的话语，当它们无需经过刻意打造 就脱口而出、呈现在官方的话语框架当中，是否具有较高的“显性”？而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又 同时可通过媒介从业者的精心挑选、措辞和排列，以“隐性”的形式巧妙地隐藏在“替代话语” 框架中，成为与官方显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指涉？换句话说，官方话语里的套话（显性）对于记者 来说可谓全不费功夫，但是同样的套话在替代性话语里被巧妙使用（隐性），为球的特殊利 益服务，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 研究至少有做出贡献的潜力。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传播学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充分意识到概念的理论价值，在变革中寻找规律，提炼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理论贡献的概念，在 灵感和想象力的引导下创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

参考文献：

[1]Reynolds, Paul. (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Morgan, Michael & Shanahan, James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a meta-analysis: In B. Burle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Thousand Oaks: Sage; Shanahan, James & Morgan, Michael (1999). Television

大众媒介概论篇（6）

【摘要】媒介素养是一件舶来品,只有对它有清晰的认识,才能去研究某一特定人群的媒介素养现状,进而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本文指出,所谓媒介素养,就是公众与媒介交往的能力和理念,也即公众批判性地解读和创造性地使用媒介以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理念。 【关键词】媒介素养;内涵 媒介素养是一件舶来品,只有对它有清晰的认识,才能去研究某一特定人群的媒介素养现状,进而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国内由于理解的差异,早期的译法主要有媒介素质、媒介素养、媒介教育、传媒教育等等。近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基本统一为媒介素养。 一、媒介素养的概念与内涵 媒介素养是英文media literacy的中文意译,要用科学准确的语言来表述媒介素养的概念,首先需要引用西方学者的不同理解来加深认识。大卫·白金汉给出的定义是:“媒介素养这个术语是指为了使用和解读媒介所必须的知识、技巧和能力。”加拿大学者对媒介素养的定义是:“媒介素养旨在帮助学生发展对大众媒介的本质有知晓和批判的理解力,懂得大众媒介所运用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所产生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媒介素养是一种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增加学生对媒介如何运作、媒介如何传递意义、如何组织起来以及如何构建现实的理解和享受。媒介素养也旨在让学生具有创造媒介产品的能力。” 媒介素养的定义在中国本土化研究中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国内学者对媒介素养的概念表述,大致有以下几种:张冠文、于健认为:“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地批判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张志安、沈国麟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段京肃、杜骏飞认为:“媒介素养是指公众接触、解读、使用媒介的素质和休养。它包括了三个主要的环节:接触媒介——获取信息;解读媒介——批判地接受媒介信息;利用媒介——借助媒介工作和生活,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尽管学者们对于媒介素养的认识有所不同,但有关媒介素养的概念表述,其基本理念是相通的,即:人与媒介是互动关系;媒介素养是维持和发展人与媒介良性互动关系的能力和理念;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一种解读和使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是一种理念,一种批判和驾驭媒介的理念;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有利于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综合各家之言,所谓媒介素养,就是公众与媒介交往的能力和理念,也即公众批判性地解读和创造性地使用媒介以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理念。 二、媒介素养的三个维度:媒介认知、信息处理与媒介参与 把媒介(media)与素养(literacy)合并而成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体现的正是人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公众与媒介的交往,如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彼此了解基础上你来我往的互动关系,媒介知识理当成为媒介素养概念的核心内涵。因此,公众媒介素养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媒介认知、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 处于知识层面的媒介认知是媒介素养最基础的维度。人与人交往的前提是彼此的相互了解,同样,公众与媒介交往,无论是由彼及此的信息处理还是由此及彼的媒介参与,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媒介知识基础上,包括有关媒介属性和功能、媒介信息的特质、媒介生态和组织等系统的知识。当然,这种知识不同于媒介从业人员所须具备的专业知识,而是常识性的基本认知,大体上能够通过个人媒介交往的实践经历和主观经验来获得。这些有关媒介的基础知识,不仅是媒介素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现代公民知识储备的重要内容。 处于理解层面的信息处理是媒介素养最重要的维度,即公众如何解读所接触的媒介信息,是否具有批判精神。当前,大众媒介的普及使空前海量的信息充斥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和获得形形的信息,传统的“把关人”角色淡化。因此,公众如何处理接触到的信息,能否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性地分析媒介信息就成为媒介素养最重要的内容。通过培养社会公众对媒介信息的分析、判断能力,进而过渡到使他们建立自发抵抗负面信息的能力,最终具备明辨是非和自我保护意识,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媒介素养运动兴起的意义所在。 处于应用层面的媒介参与是媒介素养最关键的维度,即公众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媒介内容的生产和创造。较之媒介认知和信息处理,媒介参与更具能动性和创造性。媒介参与的渠道多样,从传统的三大媒介广播、报纸、电视到最具互动性的网络,都在为受众的普遍参与不断完善与改进;内容广泛,包括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线索、表达观点看法和开设个人博客等;动机不一,从单纯报料、到个体维权甚至服务公益,但其本质都超过了单纯的媒介使用者的角色,上升到更积极地使用媒介,对媒介内容施加某种影响的程度,也是最能体现人与媒介互动关系的环节。 三、对媒介素养内涵的再认识 现代社会,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被视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播媒介更是无止尽地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工作学习和生活。因此,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如何和媒介打交道的问题——如何科学地认识和理解媒介,如何合理地选择和接触媒介,如何正确地评价和解读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如何有效地积极地使用媒介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媒介素养”是在媒介接触活动中应运而生的,体现为公众在媒介交往活动中的素质和能力,也即公众批判性地解读和创造性地使用媒介以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理念。任何一个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正常人,都具备这一素质,不存在没有媒介素养的人,只在素质的水平高低上有所区别。媒介素养理论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其价值在于使人—媒关系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传之, 闫欢. 媒介教育论[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 23. [2] 段京肃, 杜骏飞. 媒介素养导论[M].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 18. [3] 张冠文, 于健. 浅论媒介素养教育[J]. 中国远程教育, 2003,(13): 69. [4] 张志安, 沈国麟. 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J]. 新闻记者, 2004,(5): 11. [5] 段京肃, 杜骏飞. 媒介素养导论[M].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 19.

大众媒介概论篇（7）

麦奎尔在安排章节时显然是经过仔细思考的。他从厘清概念、追溯历史视角的维度起始，循序渐进，对受众研究传统、类型，以及围绕受众展开的媒介到达、媒介社会使用、传受关系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对受众的发展趋向做出判断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此书在整体架构上比较严谨，但在具体的章节内部，缺少严格的逻辑顺序，更像是好多个中心主题自由发散开来。麦奎尔论述的通常思路可以总结为：引入议题，从历史的视角批判地罗列不同研究者的既有研究成果，结合研究现状分析原因、探讨规律，给出自己的思考。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将他的主要论述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研究的起点：大众、受众与大众受众。麦奎尔在写作的起始，首先立足于厘清受众的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虽然“大众受众”已广为人知并被普遍接受，但“大众”与“受众”并非天然一体，而是原本分属于社会学与传播学两个不同的话语范畴。大众受众是现代传播技术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他在系统回顾受众产生发展的历史时特别指出：影院放映方式的出现，“创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受众’”；广播电视的发明，则使大众受众的内涵真正充实。

二、受众研究的三种传统路径。麦奎尔参照了詹森和罗森格伦关于受众研究的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之上，将五分法进一步精简，把受众研究的路径划分为三种：基于受众测量的结构性研究传统、基于媒介效果和媒介使用的行为性研究传统和基于文化研究与接受分析的社会文化研究传统。

麦奎尔划分上述三种路径的依据，主要是研究目的的不同、对受众看法的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区别。他认为，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本质区别，是研究者立场的不同，即面对传媒工业一方和大众受众一方时，究竟更靠近谁。而现状是，虽然近些年来出现了向受众靠近的趋势，但所谓的主流研究传统依然是以传播者为中心。

三、以受众为核心概念展开若干研究。麦奎尔强调受众研究不能拘囿于线性的传播过程本身，而应放眼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受众不仅仅是媒介的受众，更是社会的受众。特定时间、特定情境的媒介使用总与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亚文化等相联系，不容忽略。他对受众研究中的抽样调查方法表示了不屑，认为该方法只是基于个体抽样而得到的简单总体信息加和，并不能真实反映总体。他的话语维度比较客观多元，认为受众在媒介工业的强势之下难免呈现非人格化的特征，但随着传媒交互性技术趋势的加强，受众的地位得到强化。他对“传播革命”保留了温和的怀疑，认为传媒产业结构并没有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根深蒂固的媒介使用心理和习惯不可小视。

大众媒介概论篇（8）

【内容摘要】 大众媒介传播的主要是大众文化，因而人们对大众媒介的态度取决于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从媒介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它先后经历了从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到表征范式的变迁，而影响这些媒介教育范式变迁的决定因素就是人们对大众文化观念的变化，且这些观念变化又与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及符号学的产生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批判范式；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分析范式；符号学；表征范式 自大众报刊的出现把人类导入到一个大众社会后，人们就从未停止对大众媒介的反思，其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媒介。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主要是大众文化，因此，如何面对大众媒介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由于20世纪大众媒介的迅猛发展，学校教育也无法忽视其所带来的挑战，于是在学校中对学生们进行关于媒介的教育也应运而生。媒介教育在其多年发展的历史中，产生过多种多样的实践，迄今都未能产生一个统一的定义，其实践性要大大强于理论性，但如果择要而言，我们可以说媒介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更主动和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媒介教育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范式，而这几种范式都建立在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知态度上。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对大众文化认知的发展如何导致了媒介教育范式的变迁。 一、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与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 大众媒介传播的是大众文化，但何为大众文化，在此首先要做一界定。英语中的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都可以在汉语中译为大众文化，但严格来说，后者更准确的译法应为通俗文化，它强调的是为大多数民众共享的文化，是与少数上流社会所拥有的精英文化相对的概念。而大众文化则是大众社会的产物，是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来传播的文化。对于这二者的关系，有学者明确指出：“大众文化是通过大批量生产的工业技术制造出来的，为了牟利而向群体的公共消费者销售的通俗文化。”②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说大众文化仅仅是工业化大众社会的产物，那么通俗文化的历史要长得多，它自始至终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为了牟利目的而生产的消费产品，那么正如汉德林所指出，通俗文化与民众所熟悉的日常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其文化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更和谐的关系。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现代社会中通俗文化也多借助于大众媒介进行传播，这导致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因而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这两个词几乎同义。④本文在讨论中采用这一扩展后的现代大众文化概念。 对于大众文化最早进行深入探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20至30年代形成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院，后来由于纳粹分子上台，在德国实施法西斯统治，为了躲避迫害，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流亡美国，并把学院也移至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这段痛苦经历也使得他们对极权统治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同时由于对纳粹政权操纵大众媒介进行宣传和愚弄民众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对大众媒介的消极作用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到了美国后，他们进一步把政治批判扩展为社会批判，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在该派学者看来，大众文化是以大批量复制技术为基础的、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传播的工业化产品，这种文化重复雷同，缺乏原创性，以盈利为目的，把文化变成了消费商品，缺乏启蒙与自主性的反思，把人变成了一种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同时，在更深一层，大众文化虽然也能满足民众的某些需要，但它却阻碍了他们更为根本的愿望的形成，文化工业扼杀了政治的想象力。⑤这样一来，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都是巨大的，对大众文化批判也成了一种必要的新的启蒙。 与法兰克福学派遥相呼应，在欧洲本土主要是在英国，同样也兴起了一股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潮流，但其切入点却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这批学者关注的是大众文化对人类真正的文化（事实上是他们眼中的精英文化）所造成的危害，其代表性人物是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F.Leavis），由于其影响广泛，这股思潮日后也被称为李维斯主义（Leavisism）。李维斯本人受艾略特影响很大，他也同样对文化发展的近代历程持一种悲观态度，并且把这种文化的衰落归因于工业化。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李维斯认为文学承载着“生活”的价值，因而文学不单单是众多知识学科中的一门，而更是捍卫人类价值的集合点，是“对我们文明的意识（和良心）的中心”。⑥作为一名精英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坚定捍卫者，李维斯同样对大众文化的流行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文化是一种“标准化的与向低水平看齐的文化”，从而对人类的文化遗产造成危害，因而应该“训练公民去区分与抵制”。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李维斯主义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其同法兰克福学派却有着重要的区别，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会损害真正的文化，从而对社会权威造成危害，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重点则是社会权威如何利用大众文化来操纵民众；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盛行会导致一种混乱的无序状态，而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大众文化能够维持社会权威，他们看到的是这二者中的一种和谐。 不管怎么说，无论从什么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大众媒介的看法，由此也影响到媒介教育范式的形成。由于最早的媒介教育实践主要是在英国，因而受李维斯主义的影响最为直接。李维斯和他的学生汤普森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与环境》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在学校教授大众媒介的建议，并在书中采用了一些从新闻、广告方面选取的材料。⑧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教授学生一些大众文化来培养他们“区分与抵制”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自觉接受那些有益的文学遗产。他们相信，只要大众文化的粗制滥造与虚伪煽情被揭露出来，学生就会自觉地去抵制它们。这本书以后被修订和重印了很多次。从这种观点出发的媒介教育认为，以大众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提供的是一种伪文化，它损害了真正的文化，而媒介教育的核心就是如何保护孩子们免受媒介内容的污染。这样，当时的媒介教育采取的是一种批判范式，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大众媒介及其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媒介教师在课堂上教育学生们不要受大众媒介的不良影响，他们只在课堂上讲授很少的媒介内容，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批判，因而这就像著名学者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所说，这种媒介教育事实上是一种反对媒介的教育。⑨由于这种媒介教育在本质上把媒介几乎视同一种疾病，因此认为学生接受媒介教育就像打预防针进行免疫一样，因此这种范式也被形象地称之为“免疫范式”（inoculative paradigm）。⑩ 虽然说李维斯本人在开创这种批判范式的媒介教育时与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产生巨大影响后，却对这种媒介教育批判范式的后续发展起了强大的支持与促进作用，其关于文化工业的深刻而全面的论述为批判大众媒介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揭露大众媒介对民众操纵与愚弄已经成了后来大众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就算是在今天，虽然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总的来说已不是主流，但其局部影响却时时可见，比如在广告课上许多教师不是教授如何制作广告或分析广告在大众媒介中的作用，而是关注于批判广告的意识形态导向及其牟利本质。 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 媒介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转折，这次转折的基础依然是对大众文化的新观念的产生，具体来说体现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张中。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代表人物多是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主要领袖有威廉斯、霍加特及霍尔等人。其早期领袖霍加特与威廉斯都具有工人阶级的背景，他们从文学批评阵营中脱胎而出转入文化批评，因而其研究事实上也是对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危机的一种反应。对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西方学者认为，这与英国知识分子对费边主义不再抱幻想并越来越被更具有实践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吸引有关，此外，工党政府的失败、越战及法国风潮等事件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批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他们“精神劳动”的状况与报酬和那些体力劳动相近似，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⑾ 从学术成就来看威廉斯对该学派的影响最为巨大，他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及重新界定为以后该学派的诸多研究开辟了道路。在传统观念中，文化一般是指那些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而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这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斯就明确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⑿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大众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 文化研究学派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文化实践无不打下了权力的烙印，而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文化的政治及社会语境，使在该语境中的文化自身凸显出来，并且最终让人们尤其是工人阶级能够认识并改变那种无所而不在的统治结构，进而实现其社会变革的目的。这样一来，大众传播对于该学派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他们把媒介视为潜在的“意识培养”的工具，而揭示大众媒介中大众文化的权力本质，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真正处境并进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就成了该派学者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学术抱负。也由此，该派学者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而这种权力关系可以体现在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方面。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这种反对传统精英文化的立场，把文化不再视为上流阶层的特权，而是“全部的生活方式”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化观念，赋予了大众文化全新的意义，人们必须重视审视大众文化，也必须重新确定对待大众文化的载体大众媒介的态度，由此，在学校中针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媒介教育也同样产生了新范式。这种范式不再强调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而着眼于利用学生对媒介的日常文化体验来进行教育。学生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拒绝媒介，而是区分媒介上的内容，知道什么是优秀的通俗文化作品，什么是伪劣的作品，并且承认通俗文化中也同样可以产生一些具有自身完整性的优秀作品。这种范式可以称为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由于当时霍尔等人所写的《通俗艺术》一书为教授媒介提供了广泛的建议，因而这种范式也被称作“通俗艺术”范式。⒀这一范式的形成除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上的贡献，新一代的教师的成长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教师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大多受到过大众文化尤其是电影的影响，因而他们很难接受过去那种完全拒绝大众媒介的批判范式，在实践中他们乐于采纳较为客观的分析范式。 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以上两种范式，我们不难发现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其隐含的传播学前提是媒介的影响理论，它把受众视为一种完全被动的群体，他们容易为大众媒介所操纵和利用，并且大众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也都是负面的，因而决定采用一种保护主义的立场。与之不同，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更多地与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相吻合。它承认大众媒介在内容上的良莠不齐，但受众可以通过学习一定的技巧来加以分辨，受众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让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为我所用，而不是全盘抵制和抛弃。媒介教育要培养的也正是这种具有主动性的受众。此外，通过对媒介内容的分析可以让受众进一步认识社会文化的权力本质，这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觉意识。

转贴于 三、符号学的兴起与媒介教育的表征范式 符号学的兴起为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提供了一种新视野。符号学简单地说就是关于符号的学科或总体理论，它系统和全面地回答诸如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会有符号、符号有多少种类及其分类标准是什么、它们如何相互指代等等问题。⒁符号学有两大源头，一是瑞士语文学家索绪尔，另一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们在独立的状况下分别提出了关于建立一门通过符号来研究事物的新学科的设想。虽然他们两人在具体主张上有所分歧，并且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以后欧陆与北美的不同的符号学传统，但在把符号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来进行意义的探究这一点上并无太大差异。符号学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帝国主义的”学科，因为它被运用到其他诸多领域中，有些学者甚至声称它将会成为一门主导性的学科，因为能用它来解释人类传播的方方面面。⒂ 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是符号，那么什么是符号呢?简单地说，符号就是可以指代其他东西的事物。在各种各样的符号中，最重要的符号自然是文字，索绪尔进一步把这种作为符号的词语区分为表示音与形的能指（signifer）及表示其意义的所指（signified），它们合起来成为符号（sign）。自然，除了文字之外，图像也是符号，甚至在更广义上说，大多数东西都可以视为符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符号都能表达一定的意义，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不是单个的符号，而是许多符号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符号群，比如我们在书上所看到的一句话、一幅图片都是符号的组合，前者是由许多单个的词语符号按一定语法组织起来的，后者也是由颜色、图案等种种符号复合而成，这种按一定规则（convention）组合起来的特定形式的符号群，在符号学中我们称之为符码（codes）。⒃符码的概念对于媒介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作为文本的媒介内容，无论其是文字、图像或二者兼备，它们都是符码，都是由生产者按一定的规则生产出来的，然后受众在读解媒介内容时，又按照一定的规则去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一过程正好与霍尔所说的制码（encoding）与解码（decoding）概念完全吻合。⒄ 借助于符号学，我们也不难理解媒介分析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表征”（representation）。我们知道，在媒介上出现的任何内容都是符号的一种建构，而不是事物本身。比如，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关于美国世贸大厦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但无论是文字报道还是图片，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符号，而不是事件本身，它是已经被媒介化了的（mediated）事件。媒介化（mediation）这一概念告诉我们，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只是一种表征，它们是加工过的、用符号构建的某种东西，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这也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媒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它所处理的任何事物。”⒅ 如果我们通过符号学的分析观念来透视大众文化，这同样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认识。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都是通过一定的符号来表达特定的意义，但这种意义生产过程有时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在这方面巴尔特提供的“神话”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一个符号其意义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束红玫瑰，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红花、绿叶、带刺的植物，这个概念是它的本义（denotation），但我们也同样会立即联想到它代表着浪漫爱情，这就是它的引申义或转义（connotation）。事实上，这可以理解为两个层次的符号化过程，作为能指的玫瑰花与作为所指的概念构成了符号的第一层，而整个第一层又可以作为能指，而其所指则是爱情。有不少符号都具有这样两层含义。但问题在于，当这些符号的引申义已经深入人心，就像我们看到红玫瑰就会立即想到爱情一样，这时这种引申义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本义，而巴尔特的神话概念指的就是这种被当作本义的引申义。⒆在红玫瑰代表爱情的神话中，爱情的含义事实上是我们人为赋予给红玫瑰的，但它看起来好像是自然的。我们在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人们赋予某种物品以某种意义，并且利用这种意义来引导受众。比如，我们在电视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说某种牌子的手表是成功人士的标志，这样就使手表作为计时工具的本义让位于它可以成为成功人士身份、地位象征的引申义，这也就是在通过制造一个神话来引导受众消费其产品。除了神话这一具体分析工具外，如果从总体来考察，那么在符号学的视野中，大众文化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商品，它是涉及到生产机构、文化产品及受众三方面的一个复杂的意义生产、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建立了一种通过符号学来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的模型，具体包括对生产者/使用者、使用者/物品、生产者/物品三方面的符号解析。⒇ 符号学的流行也直接影响了新的媒介教育范式的产生。这种新范式从符号和结构入手，把媒介教育的内容设立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把大众媒介中常用的制码与解码的规则教授给学生，从而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媒介信息，并进一步告诉学生在生产意义与读解意义中所采用的那些规则都会受到文化的制约，这样一来，媒介产品的意义就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孤立地理解；其次，让学生了解所有的媒介内容是通过符号建构出来的，是一种媒介象征，并不是原始的事实本身，但由于我们都通过媒介来认识与了解周围的世界，因而这种媒介在传播大众文化的过程中，经常通过利用一定的制码与解码的规则来制造神话，以及来操纵受众以达到其牟利目的或引导受众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导向。由上可知，这种媒介教育的主旨是教会学生对媒介表征的分析能力与批判能力，因而，这种媒介教育的范式被称作“表征范式”，这也是目前欧美媒介教育中的主流范式。 综上所述，欧美的媒介教育先后经历了“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及“表征范式”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与态度。今天，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欧美高校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媒介教育也正在沿着“表征范式”的路径往纵深发展。欧美各国的媒介教育实践，尤其是统一在“媒介认知能力”（media literacy）这一术语下的美国的媒介教育的迅猛发展，(21)必将使全球的媒介教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① Andrew Hart(ed)， Teaching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8， p9 ② Dominic Strinati，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 Routledge， 1995， p10 ③ Oscar Handlin， ‘Comments on Mas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Norman Jacobs(ed) Mass Media in Modern Societ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2， p108 ④ Stan Le Roy Wilson， Mass Media/Mass Culture， 2nd edn， MaGraw-Hill， Inc， 1992， p5 ⑤ John Storey，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 Popular Culture， 2nded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8，p106 ⑥ Andrew Miller，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UCL Press，1994，p35 ⑦ FRLeavis & Denys Thomps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Greenwood Press，1977，pp3-5 ⑧ Ibid ⑨ Len Master man， ‘Foreword: Media Education Revolution’， in Andrew Hart（ed），Teaching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1998，viii ⑩ David Buckingham， ‘Media Educationin the UK: Moving Beyond Protection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Winter 1998，pp33-4 ⑾ SamuelL Becker， ‘Marxist Approaches to Media Studie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1，1984，pp66-80 ⑿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256 ⒀ Stuart Hall & PWhannel， The Popular Arts， Hutchinson，1964 ⒁ Robert EInnis， ‘Introduction’， in Robert Einnis(ed) Semiotics: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vii ⒂ Arthur Asa Berger，Signsin Contemporary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Longman，1984，ix ⒃ Graeme Burton， More Than Meets the Eye，2ndedn，Arnold，1997，p33 ⒄ 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SHall， DHobson， Alowe & P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Hutchinson， 1980 ⒅ Graeme Burton，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2ndedn， Arnold， 1997， p64 ⒆ NickLacey， Image and Representation， StMartin's Press， 1998， p68 ⒇ M Gottdiener， ‘Hegemony and Mass Culture: A Semiotic Approca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Volume 90， Number5 (21) William G Christ & W James Potter， ‘MediaLiteracy， Media Education， and the Academy’， Journal of Connunication， Winter 1998，pp5-15

大众媒介概论篇（9）

[提要]网络走向社会已有11年的历程，对网络的概念进行历史性梳理，揭示出不同概念所折射的历史阶段的特点，抽象网络的本质，即网络对于人类的文化社会意义。由此出发，形成一个理解网络与传播、与传统媒体以及网络的自身发展方向等等的新框架。笔者认为网络的本质就是“虚拟世界”，而不是“传播介质”。  [关键词] 网络 第四媒体/媒介 网络媒体 第二媒介时代 “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 has a history of eleven years since it is served for the common people in China. We should study the conceptions describing the “Internet” in a historic view, disco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hrases reflected by those conceptions, and eventually find the nature of Internet, and the Internet’s cultural and social meaning toward the human being. Then we can develop a new framework which is suitab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communication or 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 growth of itself. My opinion is that network is actually the virtual world, not the communicative media. Key word：network； the fourth media；network media；the second media era；network as a virtual 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 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 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大众媒介概论篇（10）

【关键词】VR 范式革命 拟态环境 建构

一、虚拟现实技术概述

（一）虚拟现实概念界定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即建立在沉浸式媒体基础上利用计算机技术模拟产生三维的虚拟世界，是一种基于计算机技术由电脑产生的立体拟态，受众可以通过VR对他们现实中无法触及的环境（真实或者虚拟）进行模拟体现，甚至可以完全沉浸其中，与其交流并互相作用。

VR技术的核心特征为“3I”，即沉浸（Immersion）、互动（Interaction）和想象（Imagination）。虚拟现实提供模仿人们日常的现实，并扩展人们的虚拟活动范围。

（二）VR（虚拟现实）简史

历史上共经历了三次VR热潮：第一次源于1960年，这一时期确立了VR技术原理，以Sutherland《终极的显示》为标志；第二次发生在1990年，VR试图商业化但未成功，当时包括任天堂、索尼和世嘉等游戏硬软件公司都有VR设备；目前，VR正处于第三次热潮前期，以Facebook20亿美元收购VR设备厂商Oculus为标志，全球范围内掀起了VR商业化普及的浪潮。②

2015年中国虚拟现实行业市场规模为15.4亿元，预计2016年将达到56.6亿元，2020年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550亿元。③VR消费者版本于2016年下半年的陆续发货意味着虚拟现实市场即将迎来快速发展，并且会在可见的未来全面改变我们在通信、医疗、教育、军事、旅游、社交等各方面的生活。

（三）VR技术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

美国作为VR技术的发源地，在VR技术发展和商业化过程中均处在世界前列。除美国外，英国和日本在虚拟游戏环境等方面也有所建树，其他国家企业如韩国三星公司等也纷纷把目光瞄准VR市场。

2016年被称为“VR元年”。华为的《2016年VR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6年VR相关周平均报道突破1000条，较2015年增长487%。在社交网络方面，微信VR相关公众号已达1109个，文章10W+，2016年谷歌趋势/百度搜索中“VR”关键字热度急剧攀升，较2015年同比增长709%。这表明VR的社会认知程度和用户基础在不断扩大。

《报告》对VR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五大判断。近期，媒体技术进步支撑感官体验升级，视觉提升至单眼2K分辨率/全视角8K分辨率，听觉具备立体、远近、方向的空间视频；中期，由于网络能力的进化促使更多VR应用由单机走向在线，同时由于交互技术的发展，将令VR由“只看勿动”的弱交互严禁为“打破边界”的强交互；而从中长期来看，基于媒体、交互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迭代，用户基数的不断增长，使Social VR替代Solo VR颠覆用户习惯，VR真正成为下一代通信平台；在更远的未来，VR可能与AR互相融合，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互相融合，完成人类生活革命。④

二、“拟态环境”理论简述

（一）“拟态环境”概念界定

“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传播学者李普曼的著作《公众舆论》中，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实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并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⑤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词。他认为拟态环境有如下特点：一方面，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由于媒介的作用它与现实环境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基础。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⑥

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现实”的阐释基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获得这种认识的主要渠道，是以媒体为中介搭建和选择的“象征性现实”。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由于大众媒介的覆盖率较广，加之其对事实的选择和加工往往发生在远离公众视野的地方，因此公众往往会欣然接受媒介为他们构建的世界的图景以及附着在图景后的对世界的理解。因此媒介常常成为操纵、劝服和制造舆论的工具。⑦

（二）“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

正如李普曼介绍的，“拟态环境”是以经过媒介加工和处理的“象征性”事实为基础的，因此它是一种虚拟的“环境”，是主观的环境，与客观的真实环境有着质的区别。“拟态环境”事实上并不存在，它是媒介建构出来的“环境”。它是人们通过主观认识对真实世界的信息进行描摹、加工和再造的结果。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拟态环境”作为主观映像会反过来对真实世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多体现在价值观念、认识视野等隐性部分。如果长期身处的“拟态环境”是非正面的、消极的，那受众本身就极有表现出消极的反应。反之，身处积极“拟态环境”中的受众就会表现的更加积极向上。

三、VR对“拟态环境”理论的建构――“更真实，也更虚假”

VR技术的长足进步虽然远远晚于“拟态环境”理论，但这种对于虚拟环境的极致建构与“拟态环境”理论不谋而合。“拟现实”和“拟态环境”两个名称中都有一个“拟”字，“拟”是两者的核心内容，也是两者的联系之处。VR的大行其道会对“拟态环境”理论进一步进行建构，这种建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更真实，也更虚假。”

（一）技术更新

VR技术在媒介领域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它的出现进一步扩展媒介的功能和覆盖范围。VR技术的出现大大拓展了媒介可以触及的范围，“泛媒体化”趋势更加明显。由于VR带来的技术变革，媒介可以为用户构建一个更大范围、更加“全景式”的“拟态环境”。可以预见，如果建构环境的媒介能够强化自身主体和责任意识、受众也拥有较高信息素养时，更加全景式的“拟态环境”能够表现为一种对真实环境更加真实的反映。

与此同时，VR技术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沉浸”（Immersion），这一特点对于“拟态环境”理论同样有新的诠释。当VR技术出现后，媒介原本就远离公众视野的加工过程会变得更加隐蔽。换言之，媒介建构“象征性事实”的能力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当VR技术发展到足够成熟时，即使是具有高信息素养的受众都会难分VR所建构的“拟态环境”的真假，这就使得“拟态环境”更加容易被受众接受并与现实世界相互混淆，进而影响受众。新建构的“拟态环境”看似更真实，实质上也由于高度的虚拟化而变得更加虚假。

（二）环境重混

凯文凯利在其著作《必然》中提到了“重混”概念，意指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社会和生存环境被颠覆重构，并在技术上进行深度融合。如上文所述，VR技术基础下的“拟态环境”范围更加广，真实性更强。其环境表现也更贴近真实环境，更加容易为公众接受。

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VR的内容未来很有可能会变成新的行业入口。⑨VR“拟态环境”的建构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多元化，也必然会导致多样化的环境重混表现。“拟态环境”的呈现既因VR技术的全景式特点变得更加客观，同时也因其沉浸式的特点而更加主观。总而言之，VR技术所建构的“拟态环境”相比之前的媒介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和更高的环境表现力，而由于 “拟态环境”的呈现主动权更多的把握在媒介的手里，因此这对于媒介的主体意识和客观性是新的挑战。

如前文所述，VR技术的出现会推动“拟态环境”加速环境化。早期的电视和广播虽然也会让受众达到无法自拔的效果，但受众却只能够被动的参与，难以完全模拟。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技术构建的“拟态环境”让受众能够主动参与，实时互动。如今，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以及其与互联网的相互结合，让“拟态环境”加速环境化，受众不仅能够主动参与，还能沉浸其中。

在传统媒介时代，媒介可以掌控受众对环境认知的集中点。但在新媒体时代，由于信息的流速加快和多点动态的传播模式都使得媒介难以像以前一样，给受众被动的“灌输”环境信息了。在VR技术出现后，随着受众主动性的进一步增强，这一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因此媒介掌控环境监测能力进一步弱化。

（三）观念冲突

由于“拟态环境”存在，李普曼对人们能否通过准确的信息沟通实现民主表示怀疑，面对宣传与公关的趁虚而入表示了忧虑，⑩并就媒介营造“拟态环境”会带来的可能的负面影响做出了警告。事实上，自“拟态环境”理论提出之日起，如何界定“真实”和“拟态”就是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其经常陷入的困境。

常江老师认为，VR新闻并不仅仅是对原始新闻素材加以采集和呈现的方法，更是一种新的新闻叙事模式（narrative form）。由于 VR 新闻独特的制作方式，叙事者（如记者）的存在将会进一步被削弱，“现场”这一概念的内核也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新闻最终会演变为“导演”的产物。但这一过程由于在名义上仍宣称对“真实性”的坚持，故新闻业内对于“真实”的理解，以及“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也将发生较大改变。11从目前的情况来看，VR 新闻完全有可能创造另一种“真实”，而这种“真实”所能产生的强大力量是传统电视新闻望尘莫及的。对于这一点，坚守新闻学传统的人必然会保持足够的警醒。12

对于“拟态环境”理论而言，由于VR的“3I”特点使得环境变得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受众也越来越容易沉浸其中，媒介营造“拟态环境”的能力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拟态环境”的逼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拟态环境”过于真实化、环境化给身处其中的用户带来的影响，却始终都会引起诸如操纵舆论和抑制自我表达等关于伦理和观念方面的讨论。

综上所述，VR技术对于“拟态环境”理论的建构让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但同时也深化了一些原有的矛盾和问题。可以预见的是，VR建构的“拟态环境”必然会越来越混淆真实和虚拟的界限，变得“更真实，也更虚假”。

注释：

①郝影.偷窥未来：Oculus Rift和Google Glass[J].互联网周刊，2014（12）：62-63.

②⑨王禹媚、严京.虚拟现实（VR）：一场必胜的持久战[R].华泰证券研究报告，2015年10月.

③1112常江.虚拟现实新闻：范式革命与观念困境[J].中国出版，2016年5月，第十期.

④华为VR大数据：全面解读2C市场突破口和技术门槛[DB/OL].http：///a/124336853-115978.

⑤庄晓东、高云.少数民族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以云南省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40-146.

⑥李艳.“拟态环境”与“刻板成见”――《公众舆论》阅读札记[J].东南传播，2010（5）：88.

⑦周葆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考察[D].复旦大学，2005.

大众媒介概论篇（11）

本文意在考察研究媒介教育的本质及其在美国的施行状况。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美国在媒介教育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英语国家的原因。第二部分从三个阶段（预防阶段、面对阶段、转变阶段）对美国媒介教育的历史进行了简单的回顾。第三和第四部分从概念与应用的层面对媒介教育加以分析。最后的第五部分探讨了美国的媒介教育未来将要面对的挑战，所涉及的包括媒介教育的集中与扩展、从运动变为教育干预及新技术带来的影响等。本文的结论是，美国的媒介教育需要不断地进步革新从而达到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水平。

引子

在全球媒介日益趋同的二十一世纪，媒介教育新范式对民主发展的重要性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美国媒介教育停滞不前的状况却令人感到意外（Gregorian，2006；Thoman和Jolls，2004）。这有些讽刺意味，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媒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却在正规媒介教育的各个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英语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Kubey，2004）。Galician（2004）甚至遗憾地感叹道，美国在媒介教育“这一重要领域里属于第三世界国家”（p.8）。

Kubey（1998，2003）从文化、经济、历史和政治等角度对美国媒介教育落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美国媒介教育发展的四大障碍：地域广阔、文化多样、缺乏推动力和理论范式不同。

首先，美国地域广阔，包括50个州、360万平方英里。而且每个州都有各自的教育主管部门，这就使得媒介教育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很分割孤立的境地。不同的州之间，从事媒介教育的教师缺乏接触与沟通；这催生了一些非营利性的媒介教育促进机构，比如媒介素养中心（CenterforMediaLiteracy[1]）和媒介教育中心（CenterforMediaEducation）等，它们都建立在教育体系之外（Considine，1990）。

第二，美国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因此，相对于其他英语国家来说，美国要在媒介教育方面达成共识更为困难。换句话说，若是社会成分单一些，父母就会比较容易授权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教育政策。举例来说，与美国的情况不同，加拿大就在1966年创立了第一届电影电视研究夏季学院。这是由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ationalFilmBoardofCanada）发起的，面向全国的媒介教师。其持续发展不仅促成了耶稣会士交流机构（JesuitCommunicationProject，在加拿大媒介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建立，也使代表了全国所有媒介组织的加拿大媒介组织协会（CanadaAssociationofMediaOrganizations，VAMEO）于1992年诞生（MediaAwarenessNetwork，2006a，2006b）。

第三，作为媒介作品的一大生产国与出口国，美国失去了以媒介推动媒介教育发展的机会。那些进口电影、音乐或电视作品的国家往往对其中外来元素的影响力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担心它们会威胁到本国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为了保持本国的文化完整性，一些国家会针对媒介教育制定出一定的方针或政策。不幸的是，进入美国的外国媒介作品较少，没有让美国产生紧迫感、或是像其他国家那样意识到“发展媒介教育”的必要性（Kubey，1998，p.59）。

最后，美国在媒介研究方面缺少恰当的理论范式，因而在媒介教育的教学法发展方面缺乏动力和指导方针。就Buckingham（1998）看来，Leavis和Thompson1933年的著作[2]为二十世纪初期的学校系统性地提供了媒介教育模式。而一些学者（如Buckingham，1990，1996；Hall和Whannel，1964；Halloran和Jones，1968；Masterman，1980，1985；Williams，1961）在文化研究领域的进展成为英国几十年来媒介教育的指导力量，其影响波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英语国家。结果，当其他国家的文化范式已经形成一种更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强调对媒介内容进行解构，强调媒介观众的理解和释义过程）时，美国还沉浸在自己的预防-保护性目标中。而“流行形式引入课堂中，仅仅是为了将其摒视为商业性的、操作性的与衍生性的……”（Masterman，1997，p.20）。

这些丛聚的障碍，使得美国难以在政策、教学和研究方面发展出一套连贯的媒介教育体系。虽然非营利性的媒介教育机构（参见尾注1）与学者们（参见尾注2）继续团结地致力于媒介教育的发展，然而研究的支离破碎形成了阻碍，使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接下去本文将通过媒介教育发展历史的简短回顾、概念问题、应用问题和未来挑战四个层面，来进一步探讨媒介教育的本质特性，以及美国在该领域中的现状。

美国媒介教育发展历史：简短回顾

1933年，Leavis和Thompson就在英国出版了《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andEnvironment:TheTrainingofCriticalAwareness）一书。美国的媒介教育则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距该书的出版几近四十年。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媒介教育发展史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预防阶段、面对阶段和转变阶段。

预防阶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教育机构里的教师和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大众媒介不会自行消失；他们知道了必须为媒介教育做点儿什么。此前，虽然沃尔特·迪斯尼已经狂热地创造出美国式的传奇与神话，但媒介的影响力仍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只有书籍被看作是为学生们准备的可信媒介。老师们教授古典文学与古代历史；音乐课的重点是古典音乐。

在接触到大众媒介影响力的第一阶段中，教育者们试着通过使用“预防”的策略来保护学生。“预防”模式认为受众就像一张白纸，媒介可以在上面随意地画出自己的形象。这种模式所注重的是：媒介会制造出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保护受众和文化价值观不受污染（Halloran和Jones，1992；Tyner，1998）。挑剔出“坏”媒介并培养起“好”媒介的审美趣味，从而区别性地看待媒介作品，这一点很重要（Thoman，1990）。就Walsh（2006a）看来，为了保护学生们不被媒介文化的消极作用所影响，老师们往往在课堂里运用大众媒介以向学生们展示媒介信息中的无趣与无价值。

面对阶段

由于对大众媒介的嘲笑和轻视没有给学生和受众带来任何帮助，所以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教育者们开始利用大众媒介来吸引学生们进入媒介研究的领域。Walsh（2006a）指出，在这一阶段中，教师们利用“吸引”法——比如使用流行歌曲或是电影短片——来集中学生们的注意力，再将他们引入经典研究中。

在这一阶段中，大众媒介被视为完成教学目的的一种工具。此外，“好媒介”的审美趣味被有关媒介的思想性问题所取代（Thoman，1990）。教育者们通过一些问题，逐渐训练学生培养起对大众媒介的批判态度。这些问题包括：大众媒介如何反映“现实”？大众媒介反映的是谁的“现实”？大众媒介代表何种利益？媒介如何制作节目？媒介节目的意义何在？这些意义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在这一阶段还出现了针对大众媒介的社会政治分析，但是这些研究仍不在学校的教育课程之列（Brown，1991；Hobbs，1994）。“面对阶段”持续了约二十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结束——此时美国的媒介教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

在“面对阶段”中，美国的教师们开始将媒介引入课堂，他们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些有关媒介内容的影响力及意义形成的批判性问题。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已经在向另一种媒介教育范式过渡。“屏幕理论”（screentheory）源起于学术界，以Masterman的著作为代表。这一理论的发展显示出要将“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后结构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课堂的强劲趋势（Buckingham，2003，p.8）。

转变阶段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起，美国的媒介教育开始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教师们理解到媒介和媒介的受众都是意义的制造者。从受众的角度说，媒介的信息与受众的信仰、经验、个性及背景之间的交流互动就是不断生成意义的过程。因此，让学生和受众能够批判性地处理媒介信息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这一阶段中，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从事媒介教育的教师和学者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中；他们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和地区性的会议，分享他们在媒介教育方面的知识、策略、研究和课程。这些活动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其中两个较为突出的国际会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媒介与数码时代的教育”（由澳大利亚政府发起）和2000年5月举办于加拿大多伦多的“2000年峰会——孩子、年轻人与媒介：跨越千禧年”，有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美国的国内会议以及媒介教育的范围也在这一阶段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除了各州的不同组织之外，阿斯本研究所（AspenInstitute）于1992年组织了第一届“全国媒介素养引导人会议”。这次会议将教育者们聚在一起，为美国发展媒介教育建立指导方针（Aufderheide，2004）。

二十世纪九十年初，各种组织也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积极地推动媒介教育。比如说，建立于1953年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国家电视媒体委员会”（NationalTelemediaCouncil）在九十年代面向各州的老师、研究人员、图书馆馆员、家长及媒介专业人士举办了各种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研讨会。总部设在休斯顿的“西南媒介替代计划”（SWAMP）不仅在德克萨斯州组织了各种有关媒介教育的宣传活动、讨论会和在职培训计划，还把这些推广到马萨诸塞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等其他一些地区。“公民媒介素养”（CitizensforMediaLiteracy）是一个面向平民的教育与推介的组织，1991年建立于北卡罗莱纳州的艾西维尔市（Asheville）。西北媒介素养研究所（NorthwestMediaLiteracyInstitute）1993年建立于西雅图，是全国性会议“媒介素养的教育：回顾与掌控”决定建立的。媒介与价值中心（CenterforMediaandValues）1989年建立于洛杉矶，随后发展成著名的“媒介素养中心”。其他的一些组织，包括大学中传播系的课程项目（如旧金山的“媒介素养策略”，奥克兰的“国家媒介教育联盟”，“国家媒介素养计划”以及纽约的“媒介教育中心”）都出现于九十年代，并一直积极从事推动媒介教育（Pungente，1994）。

对于学校中的媒介教育课程，Kubey和Baker（1999）的调查显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进步非常明显；截至1999年，全美国50个州中至少有48个州的课程中包含了一种以上的媒介教育内容。这些包含媒介教育内容的课程分为四种：（1）英语，语言和传播技术；（2）社会研究，历史和公民学；（3）健康，营养和消费主义；（4）媒介分类。在这四种类型中，有50个州有第一种课程，34个州有第二种课程，46个州有第三种课程，而不幸的是，只有7个州有第四种课程（媒介研究中心，2000）。虽然在“转变阶段”中，媒介教育很明显地在朝着更有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媒介教育的目标还远远未能被达到。这一领域还将在概念和应用方面面对很多问题。

附录A引自“美国媒介素养发展史——以十年为一阶段”（媒介素养中心，2002-2005）列出了美国媒介教育（素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事件，可作为以上简要说明的一个补充。

概念问题

媒介教育的概念问题主要与以下问题相关：媒介教育是由哪些方面组成的？如何回答有关媒介教育的定义、性质、范围和方法等问题？虽然在经过了四十年的努力之后，学者们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在概念上达成统一，但有关媒介教育的概念方面的不同意见与争端仍然存在。

媒介教育的定义与性质

Hobbs（1994）说美国的媒介教育是“一个有着许多名字的小孩”（p.453）。常见的名称有“媒介素养”、“媒介研究”、“视觉素养”、“技术教育”及“批判视角”——其中又以“媒介素养”一词用得最多——这些都可以与“媒介教育”这一概念互换。

那么，什么是“媒介素养”？从传统意义上说，“媒介素养”被定义为能够分析和欣赏文学作品并通过良好的写作能力进行有效传播的能力（Brown，1998）。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概念的外延得到扩展，将读懂电影、电视及其他视觉媒体的能力也包括了进来；这是由于媒介教育研究开始追随这些媒介的发展而发展（Ferrington，2006）。然而在最近三十年中，虽然通讯传播技术不断进步，但媒介教育的内容范围却变得越加模糊。“媒介”一词可以指艺术、广告牌、计算机、电视、移动影像、多媒体、音乐、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电视（如Christ，1998；Gardiner，1997；Metallinos，1994；Meyrowitz，1998；Sinatra，1986；Zettl，1990）。因此，就Cope和Kalantzis（2000）、Walsh（2006b）看来，我们应该使用“媒介素养”的复数形式“medialiteracies”或“multiliteracies”。

以下例子可以显示出“媒介教育（素养）”概念的多样：

“因此，‘媒介教育’是与媒介的教育和学习相关的。”

（Buckingham，2003，p.4）

“媒介素养不仅包括社会中有关大众媒介体系的结构、经济和功能的知识，还包括‘读懂’大众媒介信息中的美学内容与思想内容的分析能力。”（Thoman，1990，/readingroom/article126.html）

“媒介素养想要赋予大众一定的能力，让他们与媒体之间的被动关系转化为一种主动的、有判断性的参与——能够挑战私人化商业媒体文化的传统与结构、寻找到大众进行表达与叙说的新途径。”（Bowen，1996，)

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媒介教育”这一概念可与“媒介素养”交换使用，但是“媒介教育”可被理解为有关媒介的“教”与“学”的过程，而“媒介素养”则是媒介教育的结果。在媒介素养的定义中，最为常见的两种成分是：意识到媒介信息的数量巨大；我们要有对所见、所读、所观的东西进行分析与质疑的批判能力（Hobbs，2001；Silverblatt，1995；Singer和Singer，1998）。

基于媒介素养的定义，媒介素养中心（2005；参见Kellner和Share，2005）提出了媒介素养的五条核心概念。

1、所有的媒介信息都是“构筑成的”。

2、媒介信息是利用一定的创造性语言、按照它自己的规则构筑而成。

3、对于同样的媒介信息，不同的人会获得不同的感受。

4、媒介持有一定的价值判断与观点看法。

5、大部分媒介信息是用来获取经济利益和/或权力的。

媒介素养中心还提出了有关媒介素养的五条关键问题：

1、谁制造了这一信息？

2、他们使用了什么样的创造性技术来吸引我的注意力？

3、不同的人在理解这一信息时如何会与我的理解不同？

4、这一信息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观点看法？这一信息又遗漏了什么样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观点看法？

5、他们为什么要发出这一信息？

至于“为什么媒介教育的确立迫在眉睫”，媒介素养中心（2002-2003）提出五条原因：

1、媒介消费比例以及媒介浸濡社会的比例非常高。

2、媒介在形成大众的理解、信仰及态度方面的影响力非常大。

3、在我们的社会中，媒介产业发展非常快，信息非常重要。

4、在我们的中枢民主进程中，媒介非常重要。

5、视觉传播与视觉信息越来越重要。

这些观点得到了Duncan的回应，他在加拿大媒介素养协会提出六条原因（引自Bowen，2006）：

1、媒介支配着我们的政治生命与文化生命。

2、几乎所有非直接经验的信息都是“经过媒介的”。

3、媒介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价值与行为的强有力的模式。

4、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5、媒介素养可以提升我们享受媒介的能力。

6、媒介素养可以让被动关系变为主动。此外，Hobbs（引自Bowen，2006）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提出了七种好处，从而说明“为什么在后现代世界中教授媒介素养非常重要”。媒介素养可以帮助人们（1）获得欣赏与容忍复杂事物的能力；（2）在媒介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更好地做出选择；（3）对多种不同的观点保持敏感与尊重；（4）熟练地制作与信息；（5）成为受重视、受尊敬、运转正常的团队的一员；（6）充分利用家庭、社区和文化网络；（7）为个人制定有意义的未来目标。全美传播学会（1998）提出“成为一个有媒介素养的人”的五条标准；而这些标准与以上好处是统一的：（1）在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能够对人们使用媒介的方式所有认识和理解；（2）能够对观众与媒介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所认识和理解；（3）能够认识到媒介内容是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下制造出来的；（4）能够对媒介的商业性质有所认识和理解；（5）能够利用媒介对特定的观众进行传播活动（参见Christ，2002；Chou，2005）。

媒介教育的范围

有关媒介教育的范围问题，Tyner（1991）提出的分类方法仍然适用于美国今天的情况。Tyner认为美国的媒介教育就像盲人摸象，老师们教授的仅是媒介教育许多方面中的很小一块，这反映出“媒介教育”这一概念在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支离破碎性。在仔细考察了媒介教育的本质与特点后，Tyner总结说，美国的媒介教育可以分为四个较为宽泛且互相间有重叠的类型：保护主义教育、技术教育、媒介艺术教育及民主教育。

如前文所述，保护主义思想源于媒介教育发展的“预防阶段”，意在培养孩子们抵御电视的不良内容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教师和家长在其中扮演了课程看门人的角色。虽然保护主义的潮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迅速退去，但是一些保护主义组织仍不断尝试在有关儿童的计划中保留一些规定。保护主义还存在于医疗卫生领域。比如说，（美国）全国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ofMentalHealth）和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AcademyofPediatrics）从儿童身心健康的角度考虑，提出了有关儿童观看电视的指导意见。不仅如此，只要大众媒介中还存在消费主义或商业主义的味道，保护主义就不会退出舞台。

“技术教育”以前被称为“职业教育”。基于教育的技术——表明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会学生必要的技术从而能在毕业后找到工作——反映出美国长久以来对教育的主流观点。从教育的角度看待“对工作的准备”强调了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学习，而技术课程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需要。因此，大多数大型的技术公司都通过提供各种免费的设备、软件、训练等形式的支持，与学校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不幸的是，技术教育往往忽视机器及其相关的操作所具有的潜在意识形态影响力。

媒介艺术教育追求的是创新性和对自我的表现。在此一教育类型中，媒介作品课程尤为常见。通过媒介作品，学生们获得了进行创造性表达的渠道，这反过来又增强了他们的自信。不过，这种类型的教育未能培养起学生们批判性地看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们只沉浸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中，并没有获得过硬的媒体技术从而能在毕业后回报社会。不仅如此，由于媒介作品课程往往由外来的艺术从业人员或机构来操作，他们很难切合校园文化。因此，这些课程在学校中不受欢迎。

民主教育是最后一种类型。在民主社会中，教育学生成为良好公民是美国大多数媒介教育者重要的工作目标。这种努力并不局限于学校体系内，还延伸到社区群体中。培养学生形成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使他们能够分辨大众媒介中可能存在的意义曲解现象；同时促进在大众媒介中对不同内容进行表达和展示的自由。在民主社会中，面向公民义务权利的媒介教育的难题之一是它总是和便利就业、技术教育相竞争或是相冲突。

这四种类型很好地回应了Hobbs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媒介教育是“一个有着许多名字的小孩”。它们使Hobbs（1998a）提出下列有关媒介教育的论题：

1、媒介素养教育应不应该以保护儿童和青年不受媒介消极影响为目标？

2、媒介作品应不应该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基本面？

3、媒介素养教育应不应该关注流行文化？

4、媒介素养教育应不应该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政治和思想计划？

5、媒介素养教育应不应该重点关注中小学教育环境？

6、媒介素养是应该作为独立的课程来教，还是放在已有的课程中来教？

7、媒介素养计划是否应该由媒介组织提供经济支持？

媒介教育的方法

指导美国媒介教育发展的是两种互不相容的理论视角：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和从预防的角度出发（Scharrer，2002/2003）。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媒介教育的理论、研究与讨论的思考就完全不同。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进行媒介教育的方法看重学生们对媒介的体验（Buckingham，1998；Collins，1992；Hart，1997；Masterman，1985）。其教学法不仅包括更以学生为中心的意义理解过程，而且尝试着提高学生们在体验媒介时的愉悦程度。此外，这种方法主要关注媒介的表达，并且意在使媒介非自然化。对此方法持反对意见者不同意教师们在媒介教育中干涉学生的学习过程。如前所述，这种方法普遍应用于其他英语国家；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才开始影响美国的媒介教育。

第二种理论视角是从预防的角度出发进行媒介教育。该方法自美国媒介教育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居于支配地位，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预防的方法（也称为“干预效应”[Anderson,1983]或“干涉主义”）倾向于强调媒介的消极方面，比如性、暴力或广告中的人为操纵，将媒介教育视为保护年轻人或受众不受媒介侵害的工具（Hobbs，1998，2004）。持这一观点者认为，通过接受媒介素养教育，人们可以在面对媒介时少受影响（Husemann等，1983；Piette和Giroux，1997）。英国早在四十年前就舍弃了这种预防的方法，但是它在美国仍然流行——这尤其是因为这种想法更易得到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的经济支持，并且更易得到家长和管理者的赞同（Kubey，1998）。

应用问题

媒介教育的应用问题主要与以下问题相关：如何设计和实施媒介教育课程？如何评估和评价媒介教育课程？（Christ和Potter，1998）。

媒介教育的设计与实施

媒介教育如何才能适应中小学以及更高水平的教育课程？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如Buckingham，2003；Hart，1997；Hobbs，2004；Quin和McMahon，1997；Sholle和Denski，1994；Tyner，1998）。美国媒介教育的设计常常苦于碰到这样的矛盾：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就业为目标，还是训练他们成为更具批判思维能力的公民、以适应民主社会的需要？这种压力在更高等级的教育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要不要以就业为指向、教授学生一定的媒介制作能力与创作能力？由于在现代社会中，媒介已经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密不可分，因此，在帮助学生们成为熟练的操作人员的同时，如何教他们成为具有一定媒介素养的公民和消费者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对于媒介教育来说，我们不仅需要进行媒介的教学，还要教育学生去懂得媒介（Hobbs，1994）。

“媒介的教学”体现在“实践操作”这样的教学方法中，提供“可以亲自动手的各种活动，让学生们可以在设计、创作和制作媒介信息的过程中体验到这些概念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得以表达的。”而“懂得媒介的教学”所指向的是这样的方法：“从文本的角度阅读”“媒介作品，运用‘表现’、‘观众’、‘制度’、‘风格’等关键概念，从而解构和提供针对媒介文本的商议性的和冲突性的理解”（Hobbs，1994，p.460）。就Hobbs看来，在美国，文本阅读法通常运用于语言艺术、英语和社会研究等课程；而实践操作法则运用于新闻学和媒介制作课程。基于实践操作法的课程是为那些不准备上高校，或者说是为大多数美国中学里那些学业方面较少竞争性的学生们设计的。

Thoman（1993）指出，“文本阅读”法要求从事媒介教育的教师帮助学生提出有关媒介信息的五个问题（见/reading_room/article1.html）：

1、谁制造出这一信息？他为什么要这一信息？

2、信息者运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来吸引我的注意力？

3、这一信息中体现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观点看法？

4、不同的人看到这一信息时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于我的理解？

5、这一信息中还遗漏了什么东西？

换句话说，媒介教育必须进行“质疑教学”，关注“对媒介文本进行提问的表现”(Hobbs,1998a,p.27)。

更具体地说，“文本阅读”教学法可进一步被置于十种课堂方法（由安大略省教育主管部门提出，1989）当中。这十种课堂方法包括：提问模式、批判思维策略、价值观教育、从学科的角度看待媒介、跨媒介研究/跨学科策略、创造性经验、符号学、对媒介环境的解读、观点的转换、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的全学分课程。附录B对这十种方法进行了简要描述。此外，Scheibe和Rogow（2004）提出了将文本阅读法放入课程设置中的12条基本原则，这12条基本原则的摘要请见附录C。

媒介教育的评价

媒介教育的评价问题还需要教育者和学者们进一步廓清概念、制定衡量的标准（Christ，2004）。现在正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持续地致力于为中小学及更高的教育阶段制定媒介教育的标准（Christ，1994，1997，2006a；Christ和Hynes，1997；Hobbs和Frost，2003；Rosenbaum，1994；Scharrer，2002/2003），其中还包括了新闻与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ACEJMC，2004）和国家传播学会（NCA，1998）等组织。

对媒介教育进行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Christ（2004）认为，目前的评价需注重“学生学到了什么”，而不是教了学生什么。不过，虽然美国的媒介教育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评价标准，但正如前文所言，分析媒介信息时所需的批判思维能力越来越受重视，因此有关媒介教育效果的一些模糊的想法正逐渐形成清晰的概念规定与衡量标准。“批判性思维”能力可以从知识、技能、行为、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进行衡量。

比如说，国家传播学会（1998）在提出“成为一个有媒介素养的人”的五条标准的基础上，又从知识、行为和态度三个角度为每一条标准制定了不同的衡量细则。可见附录D。此外，Christ（2006b）和Grady（2006）指出，接受媒介教育的学生遵循以下核心职业价值（1-5）和能力（6-11）——这些价值与能力是由新闻与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列出的。

1、第一修正案的原则与条例[3]。

2、历史和专业人士、机构在形成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3、与传播相关的全球社会中的多样化群体。

4、使用与展示影像和信息的理论。

5、专业的道德原则，追求真实、准确、公平与多样。

6、批判性、创造性、独立性地进行思考。

7、进行研究，评价信息。

8、以与传播的专业性相称的形式进行正确而清晰的表达。

9、以准确、公平、清晰、形式恰当、文法正确等标准对自己和别人的作品加以评价。

10、使用基本的计算与统计概念。

11、在传播的专业性工作中恰当地使用工具与技术。（pp.11-12）。

所有这些价值与能力反映出二十一世纪的三种学习技能：信息与传播技能、思考与问题解决技能、人际与自我方向性技能（新世纪技能联盟，2003）。他们还借鉴了Thomans（1995）的观点，认为媒介素养是一个全面性的概念，将指向媒介能力的三个阶段整合在一起：（1）意识到在使用媒介时进行选择的重要性；（2）获得批判性思考的特殊能力；（3）探寻深入研究有关媒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框架。

在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方面，Christ（2006b）列出了K.Hansen所建议的九条原则，其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更有效的结果。即，评价方案：

1、应包括所在团体的任务陈述。

2、应包括“职业价值与能力”。

3、应说明通过何种方式可使学生意识到“职业价值与能力”。

4、应反映出学生之间不同学习水平的概念，以及用以评价学生学习水平的方法；应指明教师认为学生可以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上。

5、应明确指出对于评价学生的学习，哪种方法是直接的，哪种方法是间接的。

6、应将评价学生学习的方法与适当的“职业价值与能力”明确地联系起来。

7、应指明评价学生学习的“指标”。

8、应说明评价工作的人员配置与维持方法。

9、应详细说明将如何使用采取得来的数据，从而对课程与教学加以改进。

最后，要对媒介教育的成果进行评价就无法避免具体的衡量过程，分间接和直接两种比较常见的方法。间接评价法包括机构组织数据、调查、访谈、咨询委员会、职业和竞争（Grady，2006；Parson，2006）。直接评价法包括考察（Tucker，2006）、深入的“可靠”评估（Irwin）、相关材料（Donald，2006）及高峰课程（Moore，2006）。（未完）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