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影响大全11篇

社交媒体的影响篇（1）

社交媒体是新媒体时代下的产物，是在新媒体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宽泛的概念，指的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连接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相互联系建立社交关系的网络平台，同时也可以信息和提供服务的传播媒介。严格意义上说，社交媒体就是利用包括互联网媒体、移动客户端媒体、数字化终端媒体等形式，区别于传统社交形式而形成的网络平台。

一、社交媒体运用的特点

社交媒体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因为社交媒体运用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新的传播媒介形式，所以社交媒体表现出其独特的时代特点和特有的价值体现，运用社交媒体呈现出的核心特点表现在如下方面：

1.价值体现

社交媒体是有价值信息的传播载体，信息的价值在于受众群体的关注度，以及有价值的信息传递时间、传递条件、受众群体关注的心理反应等，而运用社交媒体恰恰可以提供载体、传播以及反馈这样一个综合信息平台。同时，社交媒体传播具有成本低廉、快速高效的特征，可以带来巨大的价值效益，这就是运用社交媒体潜在的价值体现，而这些综合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运用社交媒体的基本价值。

2.个性体现

个性化体现是通过社交媒体所特有的新内容、新形式、新观念产生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使用者可以在自己的社交环境设定个性化的平台、界面、空间等，也可以利用嫁接模式、检索模式、链接模式等来扩大自己的社交群体。这使得社交媒体的运用不但具备了特定的空间、特定的传播手段，而且也体现了特有的个性化。

3.效应体现

运用社交媒体所产生的效应是可以预测的，是可以设定结果的。社交媒体具备辐射面广、选择性强等特性，这种特性可以影响受众群体所产生的效应，如接收时间、接收内容、选择结果等方面，受众群体也会因为这种效应产生变化。社交媒体的运用甚至可以在特定区域、特定时间内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社交媒体的运用在一定的时机和环境下也可以形成主导效应。

4.生命力体现

社交媒体一出现就具有超强的生命力，近几年我国互联网平台发展迅速，各种传媒平台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在社交媒体方面更是突飞猛进、成果丰厚。由于在社交媒体领域中各类细分媒体的不断出现，各种平台嫁接层出不穷，这也显示出社交媒体生命力的延展性和多样性。同时另一个层面的生命力也体现在社交媒体运用的模式和概念上，这种新环境下的模式和概念将会使社交媒体不断延续下去，并得到创新发展，这才是其生命力的集中体现。

二、大学生运用社交媒体的现状

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1]，保持低速增长。与之相比，社交媒体网络各项指标增长速度全面超越传统网络。在针对社交媒体网民学历结构调查中，发现大中专以上人群中普及率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尤其是大专以上学历人群比例接近饱和，占网民总数的55%左右，其中大学生一直在网民总数中处于主导地位，占网民总数的25.5%。由此可见，社交媒体运用最广泛的“受益”群体就是在校大学生。

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中，网龄3―5年的和网龄5―8年的平均占到42.5%和33.4%，可见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运用的普及性。另外对于大学生运用社交媒体上网时间的调查，每天少于1小时的所占比例为11.3%，3―5小时的所占比例为20.5%，5小时以上的所占比例为16.5%，这再一次显示了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运用的依赖性。

运用社交媒体已成为大学生获取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调查显示：手机客户端社交媒体跃居第一位，占43.5%，其次是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占42.5%，而利用传统的报纸传媒和电视传媒分别只占到8.4%和5.2%。[2]由此可见，运用新型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占有绝对的优势。

关于社交媒体运用目的和内容的调研显示，大学生选择用社交媒体来获取学习资料的占17.7%，用来获取资讯的占15.2%，用来即时通信和联络的占45.9%，影音和网络购物的占14.6%，其余用来游戏的只占到6.6%。这说明在大学生群体中运用社交媒体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社交方式，而且在社交内容上面主要集中在微博关注、社会时讯、交友平台、QQ、微信实时通信，以及亲朋、好友、师生、同学之间的朋友圈互动，这进一步证明了社交媒体运用的多种社交形式已经成为大学生之间主要的交友和联系工具。

三、社交媒体的运用给大学生带来的变化

（一）运用社交媒体目的多样化

调查显示：“结交了更多朋友，丰富了大学生活。”在调查过程中大多数大学生都选择了这一答案。然而调研人员还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交媒体的介入，大学生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了大量的资源信息，也了解到了更多的社会状况和需求情况，这样一来，大学生在社交媒体选择的目的上也趋于多样化。其中18%的大学生选择“有利于将来事业发展”的社交媒体平台作为首要运用目的，还有30%的大学生选择“锻炼和培养自己的社交能力”为社交媒体平台运用目的。

另外，通过对不同年级和系别大学生的对比，调查人员发现，低年级大学生多选择以丰富大学生活为主要目的的社交媒体平台，不少大学生都会运用社交媒体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创建自己的朋友圈，丰富自己的校园生活；而高年级大学生则更倾向于寻求有利于将来事业发展的媒体平台，其中不乏运用社交媒体平台搭建自己的营销体系，或者是运用社交媒体发挥专业优势，更早地服务社会。这些大学生运用社交媒体了解到了即时的资讯，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这也就使得大学生在社交媒体的时代背景下，目的性选择变得更加多样化了。

（二）运用社交媒体转变社交方式

在调查中，约50%的受访大学生认为，最有效果、最有现实价值的社交方式，是以寝室为中心的传统“面对面”社交。然而实践证明，在大学生中运用社交媒体形式的网络论坛、微博来获取资讯，运用QQ、微信作为联系工具的两类人群分别以36%和58%的比率占了主导地位，远远高于6%的大学生“寝室好朋友”为主的传统“面对面”社交。

这一结果反映了当代大学生通过社交媒体的运用转变了社交观念，大部分学生不再抱有狭隘的交友观念，转而追求建立更加广泛、多样的人际网络，通过运用社交媒体产生的新兴社交方式正逐渐被大学生接纳并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

四、社交媒体的运用对大学生的影响

（一）运用社交媒体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社交媒体的运用对大学生有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确实对大学生的社会交往有着不可否认的优势。

1.时效性强

社交媒体的运用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获取各式各样的资讯信息，也可以搭建多种内容的社交平台，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有目的性地进行选择，这些媒体形式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简便、更加快捷、更加直接、更有时效。大学生运用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自己最需要的内容，打破了空间、时间的局限性。同时社交媒体平台也可以提供讨论、对话、提问、交流，把相关人员无形地联系在一起以便于更好地沟通，结交更多的朋友，扩展了人际网络，使大学生们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获取到最有价值的资讯。同时，大学生运用社交媒体平台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来经营自己，更早地建立社会关系网，为将来进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2.信息量大

运用社交媒体获得的资讯，远远超出了传统媒体和纸质媒体，新的数字技术引起工业化革命，网络把世界联系在一起，大学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掌握全球的资讯。例如了解国内外各高校的研究课题、教学内容，也可以查阅各大图书馆的图书资料，还可以下载专业书籍和教学文件，大大丰富了大学生的信息量。

3.传播广泛

社交媒体平台的运用，使传统社交的“点对点”形式转变成“点对面”形式，可以满足大学生各式各样的需求，方便了大学生的交流，还可以信息，做到快捷有效，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将是成倍扩展，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开来，使大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世界百科，也可以传播自己的观点和成果，大大扩展了大学生的社交领域。

4.形式多样

社交媒体自出现以来，就以多样化的服务平台吸引着当代大学生的追捧，各式各样的服务平台、信息平台、交友平台、购物平台一直都是大学生们最热衷的选择，通过运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大学生们甚至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模式，只要利用各种客户终端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聊天交友、关注新闻、选择购物等，也可以为千里之外的亲朋好友送去祝福和礼物，大大方便了大学生的生活，使大学生的社会活动扩展到校外甚至全世界。

5.社交灵活

对于社交媒体的运用，美国心理学家曾提出6度分割理论，认为世界上两个互不相识的人需要建立联系，平均只需经过6个人就可以结识。目前非常流行的人人网、开心网等社交平台就是基于这个理念应运而生的，这个平台就是通过朋友来结交新朋友，只要在网站上注册，通过相关资料就可以找到许久未联系的朋友甚至是小学同学，这种功能是非常强大的，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办到的。同时随着QQ和微信的运用，更加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两个陌生人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地域直接对话，进行实时交流，从而大大增加了大学生的社交灵活度。社交媒体的微博平台，大学生可以交流思想，发泄情绪，关注话题，也可以随时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也可以展现自我风采，吸引更多的朋友关注自己，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

（二）运用社交媒体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所有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于社交媒体而言我们也要用正反两方面的角度去看待，运用社交媒体带给当代大学生新的体验和变化，但是也会带来诸多消极的负面影响。

1.沉溺网络，脱离现实

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发展成熟，不排除有些大学生思想意志薄弱，面对形形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客户端，极其容易沉溺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经过调查，在经常使用社交类网络平台的大学生群体中，由于上网时间过长，从而直接影响到学习和工作，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高达34.6%，而在不经常使用或者是从不使用社交类网络平台的大学生中，该比例只占到7.6%；另外调查还显示：经常使用社交类网络平台的大学生中，在不上网时经常会惦记上网的比例达到60%，而在很少上网或者是从不使用社交类网络平台的大学生中，该比例只占到6.3%。由此可见，过度关注和运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的大学生容易产生网络依赖综合征，也就是“网瘾”，这样一来，这些大学生沉溺于网络平台的时间多了，关注现实生活、学习、工作的时间自然就减少了，从而影响了学习和生活。这类大学生忙于经营自己的网络社交平台，却疏于与亲朋好友建立面对面的交流接触。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交媒体毕竟还是依托网络存在的虚拟形式，虽然它提供了更多的方式和机会，但是依然是无法代替现实社交活动的，当代大学生也不能过于相信和依赖社交媒体的存在形式。

2.流于表面，缺乏深度

大学生在运用社交媒体过程中，“流于表面，缺乏深度”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大学生的朋友圈或者是交友平台上的好友动辄上百人，有时甚至上千人，这里面很多都是兴趣相投的陌生人，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大学生甚至没有真正的朋友。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他们讨论的话题大多是兴趣观点、生活琐事、网络动态等，喜欢及时更新自己的网络内容，晒出自己的生活和动态，从而吸引朋友们的关注。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的虚荣心，弥补了大学生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但是这样的交流都流于表面，很难形成深层次的互动。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运用社交媒体的网络虚拟性强，使得社交本身就掺杂了很多不可靠因素，尽管很多社交平台是采用实名制的，但是大家依然是陌生人，这始终没有面对面的交流真实可靠，所以交流的话题一般都流于表面，同时社交平台上的话题更新快、随机性强，使得很多话题没有时间思考就被新的话题覆盖了。另一方面，现代大学生虽然追求个性自由，但仍有内心的自我世界，在社交媒体的交流平台上面对大多数的陌生人很少会敞开心扉真实面对，也很少触及深入的话题。于是导致热衷于社交媒体的大学生觉得网上交友很容易且很轻松，无须牵挂与担心，更不用承担责任，只要退出社交网络平台就能全身而退。这样一来，有些大学生甚至将这种错误的社交理念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从而导致大学生的同情心下降、承诺感降低、随意性增强，更加缺乏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3.不良信息侵蚀，监管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对运用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没有相关明确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制约，这就给有害的部分信息提供了传播平台和可乘之机。另外，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面对各种思潮和言论往往缺乏独立判断能力，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和腐朽文化的侵害。同时部分大学生以“恶搞”为乐趣、以“戏谑”为时髦，崇尚“非主流”，以此作为逃避现实、推卸责任的借口。社交媒体平台让部分大学生感到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现实，不受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网络的自由与社会的责任之间出现失衡，产生道德失范，做出不讲诚信、散播流言、恶意诽谤等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行为。

五、如何正确看待大学生运用社交媒体

（一）正确引导大学生与社交媒体运用的关系

大学生面对社会，通过合理的社交，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大学阶段的必修课，也是顺利实现社会化的重要保证。要引导大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处理社交媒体运用的关系，无论怎么运用社交媒体去丰富大学生活、或者是获取信息，它们都是一种方式和手段，社交媒体的运用具有形式多、交友广、更新快等特点，而传统社交真实可靠，面对面的交流可以感知对方，情感互动，在不同的场合下也可以锻炼随机应变的能力，这又是网络社交所无法替代的。所以大学生要合理运用社交媒体，发挥社交媒体网络的优势，从中获益。对于部分沉溺于网络的大学生，应该对他们深入了解、耐心引导，找出其依赖网络的原因，并适时的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走出困境。

（二）培养大学生运用社交媒体的法律道德意识

大学生在社交媒体运用环境下的道德意识培养，首先要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大学生认识到网络并非法律的“真空”，在网络上法律的界限也是不能跨越的，要搞清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同时也可以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不受网络侵害。其次，道德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要从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开始，要加强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加大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的教育。我们要帮助大学生培养辨识能力，坚定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导向。另外，在运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大学生应当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坚持完善自己的人格形象，做到诚实守信、严格自律，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社会责任感和网络道德素质自觉深化到自己的媒体社交行为中。

（三）将社交媒体运用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面对大学生群体运用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形势，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看到其积极意义并将其结合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这是保持与时俱进的需要。同时通过运用社交媒体平台，我们也可以及时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更加贴近大学生的真实生活，全面了解大学生的所需所求，要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生俱来的优势，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大学生之间的平台和纽带，思想政治工作也可以运用社交媒体这一平台和学生实现良性的互动。另外，还要运用社交媒体平台建立高校心理咨询平台，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这样一来也有利于完善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机制。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积极面对社交媒体带来的变化，提高网络信息的处理能力，掌握和运用媒体平台技术，如此，才能适应当前社交媒体的发展需要。

六、结语

大学生运用社交媒体并不是和社会发展相背离的，恰恰相反，现实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尽快适应社交媒体的传播环境。作为中国社会将来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的运用将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社交媒体在中国普及和使用是不可逆转的，对社会进步是有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在当今社会中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与时俱进”，社交媒体的运用将进一步深入大学生的生活，大学生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率也将进一步提高，我们也肯定社交媒体的运用和发展将会对大学生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也会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参考文献：

[1]辛文娟、赖涵.微博、SNS与大学生虚拟交往需求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2（2）.

社交媒体的影响篇（2）

G206.3A004811

一、 引论与问题的提出

新媒介环境下，强势崛起的社交媒体如Twitter、微博等，推动着“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公众传播和“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公共领域中的表达和接收也似乎显得更为自由发散和去中心化。在这种新语境下的传受关系中，谁都可以作为传者发声，具有丰富性和异质性的受众也可以自主选择、收听各种传者。例如有研究者关于微博等自媒体指出，“用户可以选择关注自己想关注的对象，这些关注对象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1]。有学者认为，“微博、网络论坛等新媒体平台，使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之间产生更广泛的对话，彼此做出反馈”[2]。由于传者可以对几乎任何层级、偏好、群体的受众进行传播，而受众也可以对任何“大V”或“草根”的帖子进行留言或点赞，那么传者和它们的受众之间是散布态、自由性的对应关系，而似乎不存在类近层级的同质结构。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社交媒体的有效传播中，传受关系并不是发散态的，而是具有传者和受众之间的层级相近性，形成一种趋同和趋近的“影响力流动圈”。更具体地说，传者在网络的影响力水平和地位，与其吸引什么样的影响力水平的受密切相关；同时，受众也更倾向于对影响力相近的传者层级进行信息反馈和传播反馈，形成有效传播通路。由此，存在着传受者在影响力层级的相对同质性和区隔性，形成社交媒体有效信息流通中的“影响力圈层”现象和内在机制。

社交媒体“影响力圈层”的明确和提出，在主要意义上是源自网络影响力等在线和准虚拟特征作为网络传受关系之间的约束性和内在机制并未得到重视和足够关注。网络的影响力是一种在线社会区隔的分化维度，形塑着社交媒体信息在传受者之间的有效传播通路。影响力圈层不同于网络“圈子”或网络社群、“分众化”受众和传播等概念和实践的指向，有其自身的阐释特征和内蕴诉求。

其一，社交媒体“影响力圈层”不是基于线下社会属性的层级划分，例如实体的社会阶层和地位差异、现实中的身份和话语权的区分，而是指向线上影响力和话语等级间的话语关系。在现有的研究中，多从社会实体因素来对社交媒体中的“社会资本”进行分析，而基于线上社会资本特征的互动和传播机制并未得到相应的足够重视。例如，张志安关注了微信空间中的“层级互动”现象并认为，这种层次间的差异和“信息流动秩序”主要“是由现实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的配置与协调状况所决定。社会群体的交往边界在微信空间中得到再现或者强化，被强弱关系形塑的异质性网络具有以社群为单位的层级分布特征，信息扩散与流动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同一或者相似社会群体的‘层级互动’。也就是说，微信空间中的群体内交往更加频繁，而群际分化的垂直结构则造成群体间交往的阻滞”[3]。我们并不能否认线下的“现实社会关系网络”可能对这种层级化的信息流动秩序产生的影响，但同时需关注的是线上的话语特征和话语权可否被排除在这种影响的原因之外，而且多数时候它是被忽视的。张志安的分析着眼于微信，它“作为一款私密性很强的社交软件”，与本研究主要针对的微博、SNS等社交媒体还有区别，但是相应的问题仍是普遍存在并值得引起重视的。

其二，社交媒体“影响力圈层”不是指向社会学意义上的“圈子”伦理或“熟人社会”的群体架构，而是基于网络性甚至伴有不同程度匿名性、准虚拟性的交互关系。从社会学“圈子”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互联网群体”是一种常见的研究角度。例如，有研究者把“圈子”纳入社交媒体的研究中，指出，“建构在当下现实人际关系与互联网交叉平台上的圈子，在实际上促使碎片化的传播受众群体出现有限聚集的同时，对传统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机制也形成了直接影响。在此形态下，多元生产与定向扩散将成为重要的社会信息流通特征”[4]。赵高辉认为，微博是以“熟人”为中心构建的交往圈子，并带有“差序格局”的特征。[5]无可否认，社交媒体中存在着大量由各种社会圈子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互动关系，但对于“影响力圈层”来说，它并不关注这些因素的作用，而是只聚焦于线上的互动格局和圈层差异。这种圈层并不来自于其他的圈子因素，而主要由参与者的话语权或者说影响力层级所主导。

其三，社交媒体“影响力圈层”不是基于兴趣、事件、主题等关系的聚合，而只是一种影响力流动的秩序或者说机制。网络中的兴趣圈层、因事件而聚合的圈子、网络群体的亚文化等，都是网络群体形成的纽带，但是我们也需注意网络用户的影响力层级、网络话语地位等网络本身的维度对于信息流动的引力与约束机制。例如有研究者从兴趣、爱好等因素论述受众的分化及其带来的“圈层”后果，指出受众会“将自己所喜爱的内容、关注的热点，依靠互联网的平台以链接方式推给更多有着相同爱好和属性的受众，这就形成了‘圈层文化’”[6]。对于互联网中“兴趣型圈子”“任务型圈子”的划分也都建立于这种关系范式。[7]亦可以说，“影响力圈层”聚焦的是信息有效传播中的流动机制而不是聚合方式。

其四，社交媒体“影响力圈层”不是聚焦于传者或受众维度，而是着重于传受关系和“传受间性”。 社交媒体的研究不H要关注传播参与者在网络影响力上的层级化，也需将视阈置于传播者中的传受影响力层级之间的关系。社交媒体的研究中把视域单独地置于受众或传者的维度并不鲜见，例如：对微博意见领袖的舆论影响力分析、去中心化的“分众”理论、受众分化的“圈层受众”，或是基于媒介传者话语身份、受众社会特征的考察分析。对于“微博意见领袖”或社交媒体受众的舆论影响力、话语权力已有诸多研究，但是传者和受众在传受关系及其有效传播中具有怎样的关系格局和“间性”结构，这在对于社交媒体的研究中仍需加以重视和挖掘。

布劳的“接近性”假设认为，人们更多与自己群体或者社会阶层中的成员交往，相同社会位置处境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社会角色、社会经验以及相似的属性和态度，这些都将促进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8]这种社会接近性的分析为网络准虚拟特征和线上话语身份的接近性提供着理论坐标。朱天等研究者界定和区分了互联网圈子、互联网群体、互联网社会组织、互联网社区的各自的概念内涵，其中互联网圈子指的是“社会成员基于不同缘由，以社会关系的远近亲疏作为衡量标准，通过互联网媒介平台集聚与互动，所建立并维系的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互联网群体是人们以网结缘和因网结缘形成的网络社会群体；互联网社会组织是“为实现特定目标，媒介网络所建立的分工明确的共同活动的人类群体”；互联网社区的现实示例则是天涯论坛、BBS等。[4]阿达米克等人对斯坦福大学社交网站Club Nexus中的学生的社交网络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年级、部门、专业、性别以及对书籍和电影的爱好等用户属性方面，随着用户连接距离的增加，用户之间的同质性均逐渐降低，说明用户更倾向于同与自己具有相同属性的其他用户取得联系。[9]但是在这些基本范型的梳理之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只是基于线下社会关系的互联网圈子或基于网络活动、网络主题纽带的互联网用户关联，而未展现出一种更深层次的网络圈层，这种圈层基于网络主体的传受间性和线上特征，形成信息有效流动循环的机制与范型。赖特・米尔斯曾经在其名著《权力精英》中指出，美国由顶层的政府、经济企业与军事系统“权力精英”所主导的社会结构，其“权力精英”具有内部的共同性和对于其他中层、下层的相对封隔性。[10]借用米尔斯的概念，可以提问的是，在网络社交媒体背景下是否存在着一种影响力的圈层结构，这些圈层看似界限松散、交互自由，但是其中的交互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层级性和区隔性，层级更倾向于其相同或相近层级的交流、传播。在这样的语境中，个体的话语是基于其圈层界限和接近权范围之内的话语流动。

二、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前文所述的假设可进一步提炼为以下表述：社交媒体的有效信息流动中，受众最有可能对和自己的影响力层级相近的传者进行反馈，传者得到的反馈最有可能来自和自己的影响力层级相近的受众。其中，“有效流动”的界定是，传者在社交媒体发出的信息（或帖子）得到受众的反馈；“反馈”的界定是，受众对传者发出的信息（或帖子）进行了评论、点赞、转发等行为。之所以把“影响力圈层”限定在信息“有效流动”的研究范围内，是因为帖子若仅仅被而不被浏览或仅被浏览而并未产生反馈与作用，那我们无从判断这样的帖子是否达成了有效的信息传播，也难以判断信息的受众是否为有效受众。

本文选取几种具有典型性和各具特点的社交媒体进行实证研究，包括Twitter， YouTube， Google+， Flickr，以检验假设是否有效。它们都具有世界领先的规模和流量，其中：Twitter是全球具有代表性的著名微博平台，YouTube是全球最大和最主要的视频社交媒体；Flickr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型分享网站和社交平台之一；Google+是具有综合性的SNS网络媒体。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对每一种媒体，通过网络爬虫软件抓取一定数量的帖子，对每条帖子考察它的者的影响力等级和有效受众的影响力等级。

其中的关键概念分别界定如下：（1）影响力。影响力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和现实所能获取的指标数据，分别以用户的被收藏数（被喜欢数）、用户被查看总次数、关注者数量、得到的推荐语数量等指标来考量。（2）影响力等级。对上述影响力数值，由于它们是连续性的，因此将其转换为离散的等级序数，便于进行分析。转换方法是采取对数函数，将影响力转换为若干等级，得到的等级范围最小值为1，最高值依据媒体的不同在1015之间。（3）有效受众。对帖子的受众，不考虑那些仅观看而不做任何表示与反馈的受众，而考虑对帖子做出了评论、收藏、转发、点赞等有效反馈的受众。

四种媒体的影响力指标及其含义如下：（1）Twitter：以用户被其他用户收藏（favorite）数作为其影响力指标。这反映了该传者或受者被其他Twitter用户认知、认可的程度，这也和该传者/受者的内在质量和实力有很大关系。（2）YouTube：以用户的页面被观看次数作为其影响力指标。该指标并不是用户所的单独的帖子（视频）被观看次数，而是该用户页面的被其他用户观看总次数。这在作为视频媒体的YouTube中，反映着用户的传播广泛度、渗透率以及内容的吸引力，可以作为反映其影响力的有效指标。（3）Google+：以用户的关注者数量作为其影响力指标。作为一种社交网络，通过关注者数量来衡量影响力是合理的，同时该数据在Google+中也便于获取。（4）Flickr：以用户所得到的其他用户的推荐语总数作为衡量影响力的指标。Flickr是一个图像型媒体，帖子都是的照片，用户获得的推荐语数量既是其传播受众广度的体现，也是其渗透率和内容质量的体现，可以反映出一个账户的影响力。

由于社交媒体的类型的不同，我们对几种媒体所采取的影响力指标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些指标反映着传者或受众的影响力，也不妨碍对单独一种媒体的分析的自洽性。因为本文的分析并不是对不同媒体中的影响力进行横向比较，而只是分析文章的假设效应在这几种媒体中是否单独各自成立。

四种媒体的“有效受众”，其界定和选取标准如下：（1）Twitter：对帖子做出转推或评论的受众；（2）YouTube：对帖子做出u论的受众；（3）Google+：对帖子做出评论或点赞的受众；（4）Flickr：对帖子做出评论的受众。这些有效受众的信息和账户网址，都可以依据四种媒体的不同，通过其评论区或反馈区而便利地获取到。

对于传受关系中“影响力圈层”效应的判定和检验，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涉及Pearson相关系数、Kendell秩相关系数、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等：（1）传者受者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每个传者影响力等级和它对应的每个受者影响力等级之间的相关性，这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的计算和检验来进行。（2）受传关联性。该部分将考察对于某个等级的受众，它在哪个等级的传者中分布比例最高。对于等级m的受众群，它可能来自各个等级的传者。将这个拥有m等级受众的比例最高的传者等级记为n。最后计算每个等级的受众（m1，m2，m3，……，mmax）和该等级受众分别对应的传者等级n（n1，n2，n3，……，nmax）之间的相关系数。理论上，若存在影响力的同层级结构，则每个 m和对应的n值应是相等或相近的，一个值大另一个值也应随之大，一个值小另一个值也相应小，也即两者应具有显著的相关性。（3）传受关联性。该部分考察，某个等级的传者拥有的各等级受众中，哪个等级的受众所占的“相对比例”最高。例如，假设等级为8的传者拥有等级为3的受众占55%，该比例看似很高，但如果等级3的受众在全体受众中占的比例为60%，那么，等级为8的传者所拥有的等级为3的受众的“相对比例”实际是低的；又例如，假设等级为8的传者拥有等级为7的受众仅占3%，该比例看似很低，但如果等级7的受众在全体受众中占的比例仅为1%，那么，等级为8的传者所拥有的等级为7的受众的“相对比例”实际是较高的。对于等级n的传者，它可能拥有分布于各个等级的受众，n等级的传者拥有的每个等级的受众所占比例记为mn。1，mn。2，mn。3，……，mn。max；对于每个等级的受众，在全部受众的总体中所占比例记为m1，m2，m3，……，mmax；则得到n等级的传者拥有的每个等级的受众的“相对比例”为某等级的受众在n等级传者的受众中所占比例减去该等级受众在全体受众中所占比例，即：mn。1- m1，mn。2- m2，mn。3- m3，……，mn。max - mmax。这种“相对比例”有效地屏除了受众全体的分布“绝对比例”对于特定等级的传者所拥有的受众的相对分布结构的影响。随后，考察n等级的传者拥有的相对比例最高的受众等级，标为m。最后计算每个传者等级n和它对应的m值之间的相关系数。理论上，若存在影响力的同层级结构，则每个 m和对应的n值应是相等或相近的，一个值大另一个值也应随之大，一个值小另一个值也相应小，也即两者应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三、 抽样过程与数据清洗

对四种媒体各抽取一年之内的帖子样本用于分析。本研究采取专门主题的抽样，每种媒体都以“China”和“culture”为复合关键词，针对某个专题领域爬取帖子样本。各媒体的数据抓取过程分别如下：

Twitter：经采集和过滤后得到从2014年10月11日到2015年10月10日的帖子共13，471条，这些帖子在12个月中随机分布。从中剔除转推数和收藏数都为0的帖子，剩下3，850条。对这3，850帖子采集它们的转推者和收藏者。由于有些受众账号已被冻结，因此并非所有帖子的受众都能成功采集。成功采集的有：转推者9，867条，去重后6，391条，成功采集其中6，383个受众的具体信息；收藏者9，649条，去除重复后5，836条，成功采集5，829个受众的具体信息和影响力数据。

YouTube：在YouTube首页对组合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的内容，每隔两周采样一次，抓取2014年11月16日至2015年11月15日之间上传的YouTube视频帖子，去除重复帖之后，剩下的样本2，486条。这些帖子样本的评论数量分异很大，有必要避免少数过热帖子对总体受众结构比例的过大的偏倚影响。因此对于所有帖子，若帖子的评论数量大于240条，则仅取前240条评论。最后得到16，547条评论及其评论者。这16，547条评论，由15，521个不同的评论者所发。评论者信息由于存在账户冻结、账户异常等情况，这15，521个不同的评论者中，实际成功采集15，510个评论者的影响力数据。

Google+：在Google+首页对组合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按时间更新顺序的帖子。采集的是2014年10月21日到2015年10月20日按时间更新排序全部帖子，共得4，947条。对这4，947条帖子，爬取做了评论、点赞的所有有效受众的信息。由于很多帖子反响冷清，没有任何受众对其评论或点赞。因此实际取得472条帖子的共7，668个为帖子评论或点赞的受众。这7，668个受众去除重复后为5，783个，从中剔除无效账户或异常账户，实际采得5，780个不同受众的影响力数据。

Flickr：在Flickr首页根据组合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的内容，每两周采样一次。Flickr采集的是2014年11月4日到2015年11月3日按时间更新排序的照片帖子，共得16，692条，其中819条有评论，其他绝大多数的照片帖子的评论数为0。由于每个照片贴的评论区中评论数量差异很大，多数帖子没有评论或仅有少数评论，而少数帖子的评论则成千上万条。为了避免这少数帖子对整体数据比例的过大影响和样本参数的偏倚，采取弱化异常值的做法，每条帖子若评论数大于220条则只取前220条评论。最后采集得到各照片贴的评论9，018条，它们由3，673个不同的评论者所发。实际采得3，665个评论者的个人资料，其他几个由于账户关闭等原因未成功抓取。

对于传者及其受众的数据资料，进行清洗和标准化的处理、转换。获取得到的帖子、传者、受者的资料，传入到SQL SERVER数据库中进行连接操作。其中涉及的所有影响力数值如关注者数、页面被观看总次数等，通常都数值跨度很大。除个别特例和特别说明外，本文都以取对数值的方法将其转为小跨度的等级数处理。具体处理方法为：设原值为x，转换后的值为y，则y= int（log（x）*2）+1，其中int是取整函数，即取不大于该值的最大整数，如2.511取值为2；log是取以10为底的对数；原值x为0的，若无特别说明，则转换后的值取为1。转换公式为y=int（log（x）*2）+1的数值范围对应关系为：[1，101/2），转换后为1；[101/2，10），转换后为2；[10， 103/2），转换后为3； [103/2， 100），转换后为4；[100， 105/2），转换后为5；[105/2， 1000），转换后为6……以此类推。也即，每个转换后的数字编码n对应的范围为：下界为10（n-1）/2，且包含该下界值；上界为10n/2，且不包含该上界值。经对数函数转换后的等级数，基本都在1至20的整数区间范围内。

1. 传受双向关联性

YouTube中以用户的页面被观看次数作为其影响力指标。对转换后的传者和受者影响力等级数，考察其Pearson相关系数。16，522个有效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YouTube传者和受者的页面被观看数之间，相关性的P值为0.000，但是相关系数为-0.045。由于存在着轻微的负相关，下文再对受传关联性以及传受关联性进行分析，检验其中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力圈层”效应。

2. 受传关联性

对各个等级的传者和受众之间的对应分布情况，以概率矩阵的方式表示（具体矩阵结构和前文Twitter部分的表2相同，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将全表列出）。其中，每一行表示一种传者等级，该行中的每一列单元格表示该等级的传者拥有的各等级受众的比例。表格中最后一行为“总计”，也即每个等级的受众在全体受众样本中所占比例。

用“该等级受众所属的比例最高的传者等级”，表示对于某个等级的受众，它在哪个等级的传者中所占比例最高。其数值以及排序的对应关系如表8所示（其中传者的等级2、3的样本量分别为1和2，传者等级4的样本数为24，受的等级18空缺，因样本量不足，将这四个等级的数据不纳入考察范围）：

对上表进行相关分析， Kendell秩相关系数和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都通过了检验，P值分别为0.022和0.025，低于0.05的显著性临界标准；相关系数值分别为0.435和0.558。分析结果显示，受众及传者在影响力等级存在显著的关联。

3. 传受关联性

考察每个等级的传者，其受众的分布偏向。得到不同等级的受众对应于不同等级传者的“相对比例”（具体矩阵结构和前文Twitter部分的表4相同，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将全表列出）。用“该等级传者拥有的相对比例最高的受众等级”，表示对于某个等级的传者，它拥有哪个等级的受众是相对比例最高的。其中，相对比例指的是，i等级的传者拥有的j等级受众比例-总体的j等级受众比例。其数值以及排序的对应关系如表9所示（其中传者的等级2、3的样本量分别为1和2，传者等级4的样本数为24，受众的等级18空缺，因样本量不足，将这四个等级的数据不纳入考察范围）。

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传者的页面被观看数的数量等级和“该等级传者拥有的相对比例最高的受众等级”之间，Kendell秩相关系数和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都通过了检验，P值分别为0027和0038，低于005的显著性临界标准；相关系数值分别为0426和0522。分析结果显示显示，YouTube传者及其受众在影响力等级存在显著的关联。

七、 Flickr中的检验与分析

1. 传受双向关联性

本节对推荐语数量值的转换方式和其他媒体有所例外，是对于传者或受者得到的推荐语数量，设原值为x，转换后的新值为y，则转换方式为，y=INT（LN（x+1）*2）+1。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不同的方式，因为该原值普遍较小，绝大多数在两位数之内，所以不采用以10为底的对数而采取自然对数；且0值较多，所以先对原值加1，之后再进行对数函数的处理。

对转换后的传者和受者推荐语等级数，考察其Pearson相关系数。根据8，825个有效样本的分析，传者的推荐语等级数和受者的推荐语数之间，其P值为0.000，相关系数为0.218，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2. 受传关联性

对各个等级的传者和受众之间的对应分布情况，以概率矩阵的方式表示（具体矩阵结构和前文Twitter部分的表2相同，篇幅原因不将全表列出）。用“该等级受众所在比例最高的传者等级”，表示对于某个等级的受众，它在哪个等级的传者中比例最高。其数值以及排序的对应关系如表10所示（因传者的第9、10级为空缺，这两级的数据不纳入考察范围）。

相关分析显示，受众的推荐语数量等级和该等级受众所属的比例最高的传者等级之间， Kendell秩相关系数和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P值分别为0.023和0.007，低于0.05的显著性临界标准；相关系数分别为0.701和0.856。这显示，受众及其传者在影响力等级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3. 传受关联性

考察每个等级的传者，其受众的分布偏向，得到不同等级的受众对应于不同等级传者的“相对比例”（具体矩阵结构和前文Twitter部分的表四相同，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将全表列出）。用“该等级传者拥有的相对比例最高的受众等级”，表示对于某个等级的传者，它拥有哪个等级的受众是相对比例最高的。其中，相对比例指的是，i等级的传者拥有的j等级受众比例-总体的j等级受众比例。其数值以及排序的对应关系如表11所示（因传者的第9、10级为空缺，这两级的数据不纳入考察范围）。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传者的推荐语数量等级和“该等级传者拥有的相对比例最高的受众等级”之间，Kendell秩相关系数和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P值分别为0.023和0.007，低于0.05的显著性临界标准；相关系数分别为0.701和0.856。这显示，Flickr传者及其受众在影响力等级存在显著的关联。

八、 结语

通过对四种代表性社交媒体的分析，发现传者和受众的“影响力圈层”效应在各种媒体样本中基本都得到了检验。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12所示，其中“√”表示通过了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第一列为通过了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第二、三列为通过了Kendell秩相关系数检验和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检验），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示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可以看到，这四种媒体几乎通过了所有的检验，分析结果与假设的符合情况良好。即使在唯一的一项未通过的检验中，即对YouTube的传受双向关联性的检验，一方面该项检验的结果只是轻微的负相关系数，另一方面对YouTube的另两项检验表现很好，足以忽略第一项的轻微不利的检验结果。而且即使该项检验未通过，本研究对影响力圈层效应的假设主要仍是基于后两项检验分析和审视。此外，除了YouTube，另三种重要和典型的社交媒体，其检验结果与假设是很相符的，这也增强了对假设的印证和支撑效力。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首先是样本都来自于2014年底至2015年底的一年间，略有过时之嫌；其次是样本的覆盖量和覆盖领域不够大。对此需补充说明的是，数据的清洗和挖掘分析耗时甚久，但由于样本帖的被时间有足够大的跨度，且本文的假设并不是一个时效性很强的问题，因此过时的缺点可以说并不显著。本研究的样本覆盖面因采取主题性的挖掘而不够广泛，由于样本具有较长的采集持续性以及在一年内各时间段足够的随机性，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增加了其效度。在其后可推进更大规模的研究，将抽样的领域扩展到全部帖子及全部领域主题。

总体而言，本文基于Twitter， YouTube， Google+， Flickr这四种在国际具有重要性和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通过传受双向关联性、受传关联性、传受关联性等方式，以及传受关联性中对“相对比例”的考察，计算检验“影响力圈层”结构和分析传受者在影响力等级上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传播中的“影响力圈层”效应在所考察的几种典型媒体中都是存在和显著的。社交媒体研究需充分重视传受关系和传受结构中的“影响力圈层”效应和机制，以及在这种结构背景下的信息流动有效性与话语传播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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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影响篇（3）

社交媒体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其最早出现在一本叫《什么是社会化媒体》[1]的电子书里。作者Antony Mayfield（2006）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Daniel Scocco（2009）则认为社会化媒体是各种形式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简称UGC），以及使人们在线交流和分享的网站或应用程序的集合。 同年，Ron Jones（2009）提出社会化媒体是这样一个类比的在线媒体，人们在这一类在线媒体上谈话、参与、分享、交际和标记。此后，Susan Ward（2010）给出了自己的定义：社会化媒体是一种促进沟通的在线媒体，这一点正与传统媒体相反，传统媒体提供内容，但是不允许读者、观众、听众参与内容的创建与发展。同年，Andreas Kaplan 和 Michael Haenlein（2010）对社会化媒体的定义是“一组基于互联网的应用，这些应用建立在Web 2.0（内容的创造和交流来自用户产生的内容）的理念和技术基础之上”。

除此之外，国内有学者从信息科学领域、情报学视角和传播学领域对社交媒体的定义进行了总结：在信息科学领域，研究者使用该概念对由社会性网络服务带来的新型网络信息交流空间进行集合性表述；从情报学视角来看，是个体信息空间与公共信息空间互涉的产物；在传播学领域，则始于对博客这种“自媒?w”现象的观察与思考（王晓光，2008）。

社交媒体的特点

社交媒体并无确切的翻译与释义，基于以上观点，可以将社交媒体简单定义为建立在互联网技术，特别是web2.0的基础之上的互动社区，是一种用以社交的便捷的途径。它赋予了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并具有着这样一些特征：以对话的形式沟通，而不是独白；参与者是个人，而不是组织；诚实与透明是核心价值；引导人们主动获取，而不是推给他们；分布式结构，而不是集中式（Dion Hinchcliffe，2007）。

像新浪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广泛地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年轻人的生活圈子，更一秒也离不开它们。

大学生对新媒体有着天然的接受力和较强的使用能力，因此大学生逐渐成为社交媒体中活跃的主角。对智能手机的超前适应性也使得他们比其他群体在网络社交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大学生们传统的交往方式，在社交网站中大学生通过对个人主页的管理，进行“选择性暴露”和“自我印象塑造”，创建了一个网络中的“拟态的自我”。大学生们通过“拟态的我”与“拟态的他”彼此认知、互动并带来心理需求的满足。然而“拟态的自我”并不等于真实的自我，“社交媒体依赖症”引发的自恋自怜、孤独寂寞、爱慕虚荣、焦虑不安的现象频发。这已成为关注大学生群体健康成长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虽然这些社交媒体为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也渐渐地影响了我们的心理健康，特别是面簿，对人们的幸福感有负面的影响。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曾找来一批年轻人做测试，经过连续两个星期观察他们使用面簿的状况，发现使用频率高的人对生活的不满情绪也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觉得自己人生糟糕透顶。

根据调查显示，社交媒体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时时对比”，说的是人们在浏览了亲友或他人在社交媒体的生活动态后，而无时无刻不在比较自身现状和理想状况的行为，一旦发现与自身的真实生活成了强烈对比后，就产生了羡慕，或衍生成了自卑的心理，导致与亲友疏远。情况严重的话，甚至可能患上忧郁症。

此外，有些人“时时对比”的情况下，在社交媒体上塑造一个虚拟的人格，就是只表现生活最好的部分，抑或虚造假象的生活，久而久之，则会使心理产生不安、烦躁等。

Instagra 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下属的青年健康运动组织YHM，最近分析了该国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和其心理健康的数据，并抽取了 1500 名英国 14 岁至 24 岁青年对 YouTube 、 Twitter 、 Snapchat 、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这 5 个社交媒体打分。在英国，超过 9 成的青少年都会上社交网站，是所有年龄段人群中使用社交媒体比例最高的，与此同时，青少年患有焦虑症或忧郁症的比率近 25 年来上升了 70 % ，有近 7 成的青少年称，在社交媒体上遭遇过网络暴力。评分结果显示， YouTube是这些平台中对心理健康影响最积极的平台， Twitter 和 Facebook 位居第二和第三， Snapchat 则排在第四位，而 Instagram则位列第五位，即对年轻人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最大。具体原因可能是，以图片为主的社交平台Instagram 和 Snapchat ，容易让青年人对自己的形象和体型产生焦虑和厌倦等负面情绪。

在报告中，YHM对社交媒体施加给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做了具体阐释。比如其会增加其焦虑症和忧郁症的患病率。每六位年轻人中就有一位称自己时常会对生活感到焦虑不安，而全英国有 8 万儿童及青少年患有严重的忧郁症。该组织研究人员发现，每天使用社交媒体两个小时以上与青少年糟糕的自我评价或是精神状态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现象被称为“Facebook 忧郁症”。YHM 还认为，社交平台上的身材形象很容易给青少年，特别是女孩带来负面影响。在调查中，近 9 成的青春期女孩表示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研究显示，处于青春期或 20 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在浏览了一段时间的 Facebook 后，在身材和形象管理方面明显比没有浏览的人更加焦虑。

社交媒体另一主要负面影响是网络暴力。 SnapChat 和 WhatsApp 等即时通讯工具的出现，让网络暴力的言论和图像得以迅速传播。而在 Facebook上，青少年被霸凌的概率是其他社交媒体的两倍。虽然每个社交平台都有反对网络暴力的相应政策，但 Bullying UK 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9 成的年轻人表示，当网络暴力发生时，有关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此外，社交媒体还会引起青少年因焦虑而失眠，以及出现缺少自尊、害怕落单等消极心理状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也有一些潜在的积极影响。它们可以帮助青少年了解他人保持健康的经验、专业的健康知识，建立、维护和巩固人际关系，还能成为青少年寻求情绪支持和社群构建的途径。调查数据显示，近 7 成青少年在情绪低落或者感到痛苦时从社交媒体上得到过帮助。社交媒体还为青少年提供了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这对其个人成长十分重要。

社交媒体依赖带来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早在1922 年，著名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公众舆论》一书中就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而在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媒介影响的不仅是人们对外部社会环境的认知，更包括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自身的认知。网络社交时代人们通过主宰自己的社交媒体展示页面（QQ 空间、微信朋友圈、微博主页等） 创造出了“另一个自我”，虽然这一自我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并且也会或多或少地包含自己的真实信息，但“网络中的自我”无法等同于现实中的自我，社交媒体中通过各种展示页面呈现的自我是每个个体经过自己的信息过滤之后呈现出来的“拟态的自我”。比如女生都会选择漂亮的照片放到自己的社交媒体相册中，每个人都倾向于把好的、完美的一面展现给社交网络中的观众，有意识地隐藏不完美的一面。基于社交媒体中的“拟态的自我”和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自我”之间的关联和矛盾之处，笔者试图分析社交媒体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1. 自我意识的膨胀

“拟态的自我”是基于“真实的自我”之上的自我生产和自我更新，社交网络的发展给了普通大众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是青春洋溢的大学生们天然的舞台。在社交网站上，年轻人乐于将生活细节等展示在他人面前。在前文的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哪些功能的调查中，有79% 的同学选择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点滴，在与被调查的大学生们聊天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有不少人会将诸如今天午餐吃了什么、哪条街新开了一家好喝的奶茶店这种生活琐事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主页中； 很多人在吃饭、逛街之前都要先拍张照发到社交网站上，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并不是无害的，因为过分地自我展示会进一步膨胀其自我意识，在某某餐厅吃顿饭就一定要广而告之，以期得到粉丝和好友的关注，不断更新有关自我的信息，高转发率和高评论率是他们所期望看到的。吸引眼球的指数成为自我肯定的因素，因而的内容越来越倾向于猎奇性、低俗化。日积月累的自我暴露，使大学生们的自我意识在社交媒体的使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过度膨胀。虚荣、自负、傲慢等性格的弱点被放大，这使得大学生的室友关系变得不那么融洽，近几年在大学校园频频出现的室友之间由于一点儿小矛盾而最后酿成大悲剧的例子比比皆是。“90 后”本来就是极具自我意识的一代，社交媒体更是膨胀了他们的自我意识，谦虚谨慎的良好品格却越来越被弱化。

社交媒体的影响篇（4）

一、现代社交新媒体工具

近年来，新媒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一种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各种信息的传播形态。而在多种多样的新媒体中，一种以社交为主要功能的新媒体工具已经悄无声息地占据了我们生活的重心，由《报告》统计显示QQ、微信、微博在网民常用的六大类型社交应用中位列前茅，而这三种社交工具也是当代大学生使用相对较多的网络社交工具。

随着新媒体社交工具功能的不断完善，现在的社交工具的功能不再局限于社交，它还兼具了钱包的功能，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诞生微商这个新得职业方向。

微商是指利用微信、QQ、微博等社交工具作为平台来开拓市场，展开销售活动以实现目标或进行分销的组织或个人。就目前而言，微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微信公众号的B2C微商，另一种则是在微信朋友圈开店的C2C微商。无论哪一种微商模式，若想要获得大量关注往往需要依托各类社交工具。从狭义来说，微商的诞生与发展是伴随微信的发展建立起来的，而从广义来说，凡依托网络社交工具进行销售的模式均可以成为微商。

二、新媒体社交工具影响下的大学生消费

基于社交工具进行的微商营销，往往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这种营销具有立体化的特点。以微信、微博为例，它们可以借助多种多媒体技术处理手段，从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方面来展示产品并进行描述，从而使潜在的消费者更加直接形象地接受信息。二是具有高速度的特点。在依托朋友圈、QQ空间、微博的转发功能情况下，则能够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三是这种营销方式具有便捷性。这种营销方式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企业行为都不需要进行审批，这就为商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除此之外，微博还可以依托名人效应来进行宣传，明星的一条微博能够引来几十万的关注度，对于商家而言，通过明星微博进行宣传，可以使知名度扩大。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当前的网络营销已经成为一种独具风格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也必然改变人们的消费心理，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而大学生作为网络势力的中坚力量，必然会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当然，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来自于微商，很大程度与社交工具的传播性也存在联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消费心理具有趋同性。大学生作为涉世未深的群体，这种心理表现的尤为明显。所谓的“趋同性”就是说在看到别人购买某种物品时，这种物品即使自己不需要，但也会随大流去购买。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与周围群体保持一致。社交工具具有即时分享的特点，现在的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喜欢拍照并配上文字传到朋友圈、空间或微博进行分享，这样的分享，很容易对周围的人造成影响。

其次，大学生的消费还具有受诱导性。社交工具中的一些自媒体经常会在无形中向受众群体灌输价值观念，以微博为例，有些微博“大咖”通过录制视频来宣传推广某种商品，由于他在微博有大量粉丝，这种宣传就会在短期内快速传播，成为勇于尝试新事物的年轻人争相购买的东西。因此，各种宣传极易引起大学生消费。

三、对大学生的影响

社交工具是一种沟通情感的工具，因此，能够进入到名单中的人都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总体来说，由此而引发的消费也是兼具利弊两方面的。

从积极方面来看，首先，社交工具引发的消费与其他消费一样，具有省时的特点。挑选完心仪的商品，坐收快递即可。不必把时间浪费在交通、走路上。其次，还能趋优避劣。社交工具有即时分享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从周围的分享中发现好的产品，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挑选商品的时候少走弯路。

社交媒体的影响篇（5）

而今社交媒体已然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交生活的重要工具，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交流行为与思维模式。而在新闻业中，在WEB2.0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网络呈现出高度的分享和互动性，并更加关注个体特色，广大网民对于网络信息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在这种高度数字化的背景下，新闻的采写、整合、以及传播共享方式都显现出巨大变革，受众热衷于并分享内容，而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崛起，正成为提高受众阅读体验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社交媒体对新闻业的改变中，受众的参与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考量因素。

一、新闻来源渠道的新变化

在互联网未盛行之前，传统媒体的新闻线索多数是由记者主动去寻找，接到上级分派的新闻线索或是接到市民热线，分析其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之后才会开展采写工作。而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网民、分享新鲜事实，各类信息呈现在记者面前，网络民意成为记者判断新闻价值的重要参考指标。

（一）以社交媒体为平台产生大众新闻。

社交媒体为大众提供了一个社会“发声”平台，在更大程度和范围上容纳大众的言论。话语权得到延伸，一方面会激发大众的社会责任感，对于社会现状敢于揭露并有能力揭露；另一方面网络社会中将趋向民主化。而社交媒体成为新闻线索的原因不止于此，还基于对多媒体的运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大众舆论的平台。

以“故宫哥窑瓷器门”事件的微博传播为例。事件最初由名叫“龙灿”的网友在新浪微博爆料引发轩然巨波，SNS中各媒体纷纷跟进事态发展，微博媒体影响力排行榜前10中共有7家媒体关注了此次事件。在事件发生后短短20天内，“头条新闻”微博用户的关注度最高，其的24条相关信息经由400多万粉丝的浏览并累计转发接近3万次，新闻信息下的评论累计达到1万余次。

与此相较，原始爆料人“龙灿”共发表60余条信息，面向的粉丝数量虽仅有1万余人，但是信息被转发数量却高达2万余次，累计被评论5000次。[1]在此事件中，新浪微博用户扮演了信息者的角色，而多家新闻媒体的新闻线索来源也是来自于网民“龙灿”的这一条微博。新闻线索的来源不仅局限于文字，由于目前拍客、播客等流行，视频、音频、图片等资料一旦分享至互联网，很有可能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甚至生成为新闻事件。

（二）以社交媒体为平台的新闻参与度。

以社交媒体为平台的新闻参与度，依靠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网民的参与程度。一条跟帖、一条评论就是网民的态度，而众多网友的参与度就能说明问题。

首先，社交媒体中用户的互动行为为事件本身赋予价值。如2013年8月在广州街头，一张小女孩为环卫工撑伞的照片引发热议。照片公布之后，网民开始议论中国的人性，对之前的一些批评质疑加以反驳。而在新闻追踪中，却发现该照片做假，实为出于宣传目的而进行摆拍的照片。继而又一股网络热浪袭来，从欺骗行为本身和小孩参与造假等多种角度，网民对该事件议论纷纷。其发生的基础在于互联网上令人咋舌的传播速度，宣传方想必也是基于这点而采取网络公布造假照片这种宣传举措。

其次，网民的互动行为很大程度上成为新闻编辑人员判断此事件是否具有后续报道的价值。比如在“撑伞”事件中，正是由于网民对此议论纷纷，形成极大的舆论力量，新闻媒体才会进行后续的追踪报道。此外，新闻媒体还会采用专题等形式对该事件进行综合报道，利用大数据技术，糅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对相关新闻信息资源进行整合。

二、社交媒体给新闻业带来突破性改变

（一）个体新闻工作者出现。

2009年，《美国新闻媒体状况报告》中提到：“权力正在逐步从新闻机构向个人新闻工作者转移。”[2]研究者认为，由传统媒介所专享的特权正在清晰地转移到消费者手中，通过网络搜索、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手段，消费者渐渐脱离了传统新闻品牌的桎梏，摇身一变成为新闻发言人。

（二）传统媒体社交化。

无论是传统新闻机构的记者还是传统新闻机构本身，都在普遍积极地尝试社交化的作业方式。首先，超过90%的媒体记者使用微博，超过半数的记者曾经将社交媒体作为发现新闻线索渠道，都曾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过新闻采访。其次，大多数媒体都将社交化列入新闻事业发展日程表之中，很多新闻媒体都拥有和使用官微和微信公共号，也鼓励记者创造性地使用这些社交工具。此外，新闻机构也通过及时关注微博爆料和网民提供的最新新闻线索来主动地检测新闻的发生，跟进事件的最新动态和网络舆论趋向，在协同互动的状态下进行新闻生产和传播。如，新浪微博媒体专页的“在线爆料”、“留言板”等便于网友在线爆料、提供新闻线索，其还特别列出媒体编辑和记者的微博，使得网民爆料的指向性更强、关注度提高。[3]

由此观之，源于社交媒体的新闻线索，已成为新闻媒体的一条重要来源渠道。然而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分散、良莠不齐，如要进行高标准的新闻报道，记者必须提高职业水平，从纷乱的网络信息中，敏感而准确地发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并加以确认核实。除此之外，记者在灵活运用社交媒体新闻来源的同时，不把社会轰动效应作为判断新闻价值的唯一指标。

三、中国媒介的应对之道

社交媒体渗透到新闻采集、整合、采写、等新闻生产的全过程之中，对新闻事业特别是新闻来源渠道带来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成为专业媒体和媒体人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业界的关注早已有之，在全球范围内，路透社、美联社、CNN等知名新闻媒体都制定了相关社交媒体的使用和管理规范，对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加以约束。这些制度和规范的基本逻辑都是通过新闻机构自律、倡导职业道德等方面，柔性的化解矛盾和冲突，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对新闻报道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坚守。

此外，多家新闻机构都重申公开透明、平衡中立的重要性。公开透明，要求记者必须用透明的方式搜集报道素材，在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信息时公开自己的身份；平衡中立，要求新闻从业者必须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尤其在激烈争议的话题中，对对立方显示出媒体的平衡中立特性，避免引发公众对新闻媒体公正性的质疑。[4]

目前中国的社交媒体对于时事具有极高的关注度，而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和平等性满足了用户社会表达的需求，同时社交媒体的新闻传播结果是容易产生舆论“一边倒”的倾向，因此，在社交媒体对新闻媒体的影响程度日趋加深的新形势下，我国的新闻媒体尤其是传统新闻品牌机构必须地积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不仅仅是主流媒体需在社交媒体上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公民自身需提高媒介参与素养，对于新闻机构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在社交媒体中的理想的新闻传播秩序。

首先需完成的任务即是：建立成文规范。据悉，《人民日报》针对社交媒体使用规范的起草已经开始，规范要求记者实名开设的微博须上报审核，栏目或版面开设的微博也须上报并将成为今后管理规范的重点。但当前我国新闻机构依然依靠着从业者的自我价值判断来使用社交媒体，系统的、成文的行业使用规范尚未出台。如，中央电视台要求员工不得虚假或有失公正的消息，不得损害央视的名誉，不得提前披露新闻等基本要求沿用至社交媒体。

注释：

社交媒体的影响篇（6）

另外，新媒体通过将身体从社会交往场景中分离出来，使我们可以同时处在不同的场景中，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多种事情，使不同的事情处于相互平行的时空中，可以同时发生，社会交往中的线性模式被打破，时间的演进变得多层次与不确定，可以相互交叠。

同时，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不断追求，也使得人们的交往模式向即时在线转变。微博的简捷，手机的及时和便携，加上无线上网技术的成熟，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网络获取信息并信息。但也正是因为网络全方位的覆盖，使得社会交往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多时候都要求人们及时甚至即时作出回应。新媒体所带来的这种全天候信息传播方式，使得人们的零碎时间被最大限度地整合，新媒体不断渗入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大限度地侵袭着人们的时间，使社会交往时刻处于即时在线的紧迫感中。

第二，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打破。新媒体使虚拟和现实的界限模糊了。运用数字技术，新媒体生产出一个超越现实的独立领域，构建起了一个以假乱真的影像符号社会，虚拟的数字符号、影像代替了真实生活，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分离，人们对“真实”的体验和真实的基础消失。在纯粹的“虚拟环境”中，现实不仅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东西，而且可以是一个被彻底解构的东西。

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真实社会角色与身份被剥离，出现新的界定，社会阶层重新划分。在论坛中、在SNS等社交网站中，在微博、轻博客等自媒体形态中，每个参与者都成为不依附于社会现实地位的存在。原有的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原有的权力关系被改变，在虚拟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想扮演的角色，都可以发挥与现实生活中截然不同的作用。

随着社交性网络的兴起，虚拟社会网络越来越成为现实世界的延伸，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在网络经过匿名所带来的一段混杂和低俗之后，越来越多的网民意识到纯虚拟网络社会的弊端，并试图将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连。实名制认证出现后，现实社会开始对网络社会秩序的建构与角色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但同时虚拟网络社会的种种关系，也在现实社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两个社会相互交叠。

第三，社交范围的扩大与社交圈的集中。网上匿名和参与者的多样性，使得人们的社交范围扩展，社交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特别在微博等新媒体中，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试图找出某个人的真实社会身份，而是只对其新的角色进行判别。主体隐藏在电脑、手机等媒体之后，只以意识参与到网络交往中来，这就使得同一个人可以用不同的身份、角色参与到网络中，表现出多重人格，甚至借助于网络的匿名表现出极端的、反常规的人格特质。

在社交范围扩大的同时，人们的社交圈则呈现集中的趋势。以兴趣为聚合的小圈子氛围形成，同时一些小众化群体借助互联网的“长尾效应”也得到发展。在论坛上根据不同的兴趣爱好和话题会形成不同的板块，而在微博中网友也会根据各自的兴趣follow别人，形成较为稳定的信息获取圈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轻博客。在轻博客中，内容比关系更为重要，用户甚至看不到自己有多少关注者，通过不同的标签将内容进行分类，内容的推荐是以多少人like（喜欢）某条内容为依据的，用户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借助新媒体的社会联络与动员能力，一方面能够使稳定的社交圈逐渐形成，另一方面会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更为严重，社会利益团体的边界逐渐明晰和固化。

第四，话语权分散与用户自主地位提升。新媒体朝着鼓励人人参与的方向发展，人们拥有了较多的表达权。信息的共享和言论的自由分散了社会权力，提升了公众参与社会的能力。在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形式中，网民可以方便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话语权不再仅仅掌握在少数大众媒体或权威手中，公民可以自行报道新闻，在各种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消解权威话语中心。话语权从精英阶层向草根下放，出现众声喧哗的局面，话语权呈现分散、零碎的局面。

此外，大量用户成为内容的提供者，受众的地位提高。DV、数码相机、录音笔等新闻采集设备的普及，使得公众能够方便地收集自己所见的新闻，并通过自媒体的渠道，信息的获取已不必完全依赖于大众媒体。

通过网络共享和分散资源的集中，网络速率和信息利用率提高，用户的自主性和参与度得到提升。P2P技术通过点对点传播，将参与者的计算能力和带宽集中起来，在用户自己下载时，自己的电脑也成为主机同步上传内容，因而下载的人越多，下载速度反而越快。维基（Wiki）作为一种在网络上开放的可供多人协同创作的超文本系统，使得用户共同创作成为一种可能，提升了用户的自主性。

第五，人与物的互动增强。新媒体不仅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加强了人与物的“互动”。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成为Web3.0网络建设的发展方向。其技术特征是：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连接。物联网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物联网以互联网为基础，其用户端扩展到物品与物品之间的信息交换。

人与人的交往只是信息传播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交流则是更为丰富的一部分。这种人与物的沟通将从本质上影响交流互动的方式。通过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嵌入一种短距离的移动收发器，就可以将物品与互联网连接，并通过互联网统一管控，并能方便地将人的命令转化成物质所能接收的信号。这无疑给人类信息沟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实现了人与物的连通。

以上五类社会信息传播与相互关系结构的变化，将深刻地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我们若在认识这一大背景的条件下来讨论具体的网络传播问题，会有更多的感悟。

本论文集的作者们大多在中央新闻媒体、商业网站和其他报纸杂志社工作，有些同学远在青岛、深圳，也参与到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当中。大家相聚很不容易，以文会友，得以有了一本可以作为永久纪念的东西。以此为纽带，还可以建立起师生的长久联系。

我们班的同学都在与信息传播相关的实践岗位上工作，来到学校学习重在理论。其实任何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理论”下付诸的，只是许多时候没有意识到“理论”在发挥作用。例如马克思讲述的人建造房屋，在建造之前，房子就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关于房子样式的设想就是一种“理论”，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房子才可能成为现实。正由于“理论”的不自觉和无意识，影响了实践的质量，也影响了理论的科学性和理论的与时俱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重视自觉的理论学习。我们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来自勉吧：“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2012年9月15日

社交媒体的影响篇（7）

关键词 大众媒体 新闻产制 权利 社交媒体

一、对传统新闻产制中新闻与权力的批判性认识

关于大众传媒的定义，郭庆光认为，“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介机构是从事信息采集、选择、加工、复制和传播的专业组织，因为其生产规模的巨大性和受传者的广泛性，故称之为大众传媒”①。大众传媒具有包括“地位稳固；是一种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组织目标和组织机构；是大众传播生产资料的直接控制者和使用者”这三个特点。

作为机构和组织的大众传媒，因其权威地位和专业性，其信息更具可靠性。首先，大众传媒作为传播新闻信息的专门机构，在传播系统中有相对独立的一面。传媒机构有各自的新闻准则和编辑方针，反映了传播机构的传播定位和其社会功能，并且传播组织内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具有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尽力维护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大众传媒是置身于社会系统中，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就政治因素来说，大众传媒的所有制包括国有、公有和私有制三种形式，所有制形式直接影响大众传媒的立场与主要功能；另外，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往往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落后地区媒介发展水平高；而社会文化因素更多的是倾向于影响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

传统观念中，媒体应该成为观点的自由市场，各阶层、各群体在理性的前提下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各种意见得以交锋，从而监督政府、促进民主政治。伴随十九世纪中期公共关系产业的兴盛，“自由市场”的平衡随之被打破。媒体是否能够平衡各方消息源不再仅仅是编辑室里的争论，各方力量的博弈同时加入到编辑室的争论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半官方机构和大型企业实际上处于强势话语场域，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辩护人，公民和处于弱势地位的权益得不到申诉。

对于这个演变的过程，这里主要分析“资本”与“权力”两大主要影响因素。首先，从新闻的消息来源来看，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各种组织的公关部门的消息以及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的消息，而前者占据着主要地位。组织总是有利于自己地位的消息，取得社会舆论环境的改善。同时，在新闻组织内部，资本已经渗入其中。资本通过直接投资媒体集团以获得管理权限、商业贿赂记者/编辑、广告投放等形式左右新闻生产，这方面的现象屡见不鲜，新闻巨头控制新闻事业在发达国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虽然在一些国家，政府部门并不能直接对新闻进行事先审查，但是，政府同样可以通过政策法规等对新闻媒体进行规整，同样可以达到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更为危险而且也正在发生的事实是，资本与政府正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合谋，这将导致媒体对于个人的社会行为具有极强的控制作用，媒体从批判性走向商业化，从反抗权力的压迫走向代表权利进行社会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大众传媒已经失去了其作为“自由市场”的代表作用。

二、社交媒体兴起对传统新闻生产中权力运作的挑战

对照郭庆光关于大众传媒的定义，传统媒体应该是以从事新闻信息活动为主的专业组织，具体包括报刊、电视、电台等形式；社交媒体则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以用户发言为主的信息交流的社交平台，具体包括网络论坛、即时通讯软件、博客、微博等形式。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传统媒介机构转向互联网的新业务，开发手机客户端等移动媒体并不属于社交媒体的范畴，因为公众并不能在这些领域中参与新闻的内容生产。

社交媒体的兴盛使得传播方式变得更为复杂化与多样化，社交媒体不仅为普通网民提供了社会交往的平台，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内容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专业媒体的新闻生产与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个人对于社会信息的获取不必拘泥于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自然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社会信息传播的垄断。由此伴随而来的是社交媒体对于传统新闻生产中权力运作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对媒介话语权的挑战以及对传统媒介的运营策略的挑战。

从接近使用权来讲，如学者杨继红所说，“广而播之、公开传播、机构传播、传播程式专业化，往往被誉为传统媒体的四大传播特征”②，传统媒体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封闭机构，其从业人员要求具有较高的专业技巧，这些从其入职要求、所受专业训练等方面都不难发现。另外，从新闻的采写编到最后被呈现于公众眼前，传统大众传媒的新闻生产流程都极具规范化。这些因素都使得不具备相关专业素养的一般公众很难有机会在新闻媒体中获得自由发言的权利，更难以保证公众的话语被社会广泛接受；传统媒体的新闻产制高度专业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新闻更多的关注社会上层精英、政府决策层面的信息而忽视了普罗大众的权利。另一方面，整个新闻生产过程都不知不觉地被资本与政府权力控制。像传统大众传媒这样大规模、专业化的新闻机构，其组织与运行成本是相当高昂的，这要求大众传媒的经营者通过各种途径为媒介机构寻找经济来源，而这一最为根本的弱点直接为资本与政府的干涉找到了空间。资本可以通过切断对媒介机构的经济支持、减少或者更换广告投入等方法左右媒介机构的内容生产；政府则可以通过限定媒介机构的市场活动范围，制约媒介机构的经济行为来达到干涉之目的。而社交媒体则不同于传统的传媒机构，它的新闻来源于全球几十亿享受社交网络带来的便利的无序个体，他们分处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随时都有可能处于新闻现场，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庞大覆盖面与时效性。而且事实显示，越来越多的重大新闻事件的披露渠道和主要传播平台也已经转向了微博等社交媒体。

在新闻获取上，传统媒体的时效性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交媒体。但是，不得不重视的是社交媒体在提供大量信息的同时也夹杂着许多不确定性的信息，这时需要传统媒体充分发挥其公信力优势，对这些消息进行甄别，在经营理念上由原先的“提供信息”到今后的“深度调查”，这也是未来传统媒体需要转型的重点。

三、置于国内的媒介环境来考量媒体与权力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简单使用这种“媒介——民主”的简单思维来衡量新闻与权力的相互作用。从媒介体系上来说，国内的传媒体系比较单一，官方传媒集团拥有极强的社会资源；同时，官方媒体市场化的步伐也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基于网络通信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网络社交媒体传播系统也正蓬勃发展。

传统媒体中的官方媒体，政府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媒体是党的喉舌，政府与记者之间不存在“胡萝卜加大棒”的制衡关系。媒体是党的舆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受命于上级部门。企业与官方媒体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某些部级官方媒体来说，虽然一方面要将广告版面开放于各种组织赚取经济收入，但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组织并不需要过多地考虑广告费用能否维持集团生存。如中央电视台，它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官方机构，在中国电视市场上的地位使它根本不需要担心企业赞助问题，在与企业的业务合作过程中占尽主动。而很多的地方媒体，尤其是县市级的媒体，它们的生存则非常艰辛，这种类型的媒体对企业的广告赞助等经济来源方面依赖严重，这也导致了地方媒体过度寻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其公共性，沦为了“广告台”的尴尬境地。

对于市场化的媒体来说，情况则更为复杂。从媒体与官方的关系看，一方面，媒体要时刻保持政治头脑清醒，不能越过官方划定的红线；另一方面，媒体高度依赖官方提供的消息，获取第一手资讯扩大媒体机构自身影响力，官方某种程度上也要争取获得媒体更多的正面报道从而提升自身公共形象。当然，即便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系统中，相比于欧美，我们的记者还是被动得多。尤其是当媒体与官方关系紧张时，媒体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记者、编辑甚至会被问责。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状况是资本与传媒的关系。总的来说，现在的“新闻是为了填补广告的空白”，媒体营生完全依赖广告。有些媒体缺乏行业底线，“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的丑闻也屡见不鲜。当然，也有一些力求独立、公正的媒体恪守新闻从业规范，与政府、企业保持适当的距离，但这种尝试是衰微而稀疏的力量。

至于半官方组织、压力集团和NGO与传媒的关系，由于国内的半官方组织基本上可以与官方组织划为一类，压力集团是在现实环境下不可能运作的机制，NGO声势衰微，很难进入大众视野，所以在国内暂且可以无需讨论相关组织对媒介生态的影响。

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自媒体变得异常突出，人人都能获得发声的机会，受众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相对来说更为主动。而且，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社交媒体上，一旦出现普通公众与官方话语的对峙，往往是普通公众受到广泛的舆论支持。政府的公共关系运作往往得不到正面效果，网民似乎更愿意相信政府说的是假话。在传统媒体中得不到关注的弱势群体直接跳过了记者，在互联网上诉求利益保护。虽然目前我们还看不出这样的状况会对“新闻、公共关系与权力”的结构发生怎样的冲击，但至少不是一个更糟的信号。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7

社交媒体的影响篇（8）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9 — 0062 — 03

一、导言

近年来，以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等为主要形式的新媒体飞速发展，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业务运营商的服务范围拓展，新媒体逐渐影响到了广大农村地区。有关新媒体在农村的发展情况，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3年1月15日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中国网民的数量已达5.64亿人，其中农村网民规模已达1.75亿人，占所有网民的31.04%。此外，2010年中央1号文件更是提出相关政策，要 “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发展”，提出尽快实施宽带提速战略。可以看出，在广大农村地区，政府将把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大力推行，这势必会加速农村新媒体发展的进程。

正因如此，笔者在友人帮助下，两次深入实地，在广西桂林市兴安县高村进行走访调查，尽量贴近实际而又客观严谨地了解和展现新媒体对中国农村社会交流方式的影响。高村地处兴安县城北，距县城中心距离不足一公里，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城郊村。自本村起始的水泥大道直通县城，交通十分便捷。全村人口500多人，其中以何、刘两姓为主，另有其他七八个小姓。高村的发展受兴安县城市化的影响较大。就新媒体而言，高村居民的移动电话基本上每家至少有一部，数字电视则有一大半农村住户开通，可以说，高村是一个新媒体发展比较迅速的现代化农村。

二、新媒体对农村家庭内部成员交流的影响

通过笔者的深入走访与调查，农村中对新媒体设备的使用极大地影响了家庭内部成员间的交流，这其中既有正面的积极促进作用，也有负面的消极抑制作用。在调查过程中，体现更多的是积极的一方面，例如：通过全家人对新媒体的使用，增加家庭内部成员的交流机会，对新媒体带来的信息的讨论与交流，使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加深了理解，增进了感情，关系进一步趋于融洽，有利于和谐家庭关系的建立。与此同时，新媒体中体现家庭和睦因素的内容也为家庭内部成员的交流模式树立了榜样，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头作用，对和谐家庭关系的形成起到助推作用。

1. 新媒体对老年人家庭内部交流的影响

老年人是农村家庭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对于常年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而言，步入老年期之后，他们的社会交往往往会减少，更为明显的变化是其活动圈的急剧缩小。老年人的社会交流往往被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之中，社交、友爱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就实地调查的现状而言，互联网的使用在农村老年人中还远不普及。在我们的调查中，有91%的被调查者都表示“会和家中的老人经常打电话”、83%的家中拥有数字电视的被调查者表示“会和家中的老人一起看数字电视”。由于心理、生理、成长年代、社会经历的不同，不同代人之间的行为和认知往往存在巨大差异。新媒体的使用可以使这些差异得到沟通，进而形成融洽和谐的家庭关系。新媒体是联系两代人的得力工具。通过新媒体，家中的老人也融入到家庭之中，紧跟家庭的变化，紧跟时代的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带来的海量信息、海量资源常常会使家庭内部成员在选择上产生分歧。例如在数字电视应用的家庭中，很多时候，年轻人喜欢看的节目是老年人毫无兴趣的，这自然会减少家庭成员一同收看节目，互相交流的时间。

2.新媒体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新媒体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的改变。在受访的农村居民中，许多家庭因新媒体而出现某些微妙的变化。例如调查对象刘某家的亲子关系就因互联网而发生巨大改变。2012 年9月，刘某为儿子购置了一台价值4000元的台式电脑，自打刘某家有了这台电脑，他家的生活方式便发生了巨大变化。刘某的儿子不再跟他抢电视遥控器，每晚也不会准时等待天气预报的播出，在互联网上可以自由地观看各种电视节目，随时查阅当地当时的天气信息。刘某说他通过上网能够获得许多有用的信息，了解近来发生的国

内外大事。但他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首先是他儿子把大量时间耗在电脑旁，很少再出门和小朋友们玩耍；其次，他儿子的学习成绩出现下降；因此，刘某没少和儿子产生争吵。谈到这些，刘某对他家购置的这台电脑产生悔意。虽然电脑和互联网给他家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是影响到儿子的学习、影响到父子之间的亲情。这个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媒体对农村居民家庭亲子关系的影响，这其中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存在着一些负面效应。

3.新媒体对夫妻关系的影响

夫妻关系是家庭内部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夫妻之间关系的和睦直接左右着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发展。笔者于调查中发现，新媒体设备的普及与应用极大地影响了家庭内部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对新媒体设备的购买与使用，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也促进了夫妻关系的融洽，例如调查中访问的金某。金某独自带着孩子在农村居住，而丈夫李某则在外地务工。新媒体的使用大大地缩短了二人的距离，每天晚上妻子金某都会准时守在电脑旁，等待丈夫上线，二人进行视频通话。新媒体的应用使视频通话成为现实，身居两地彼此不再仅仅停留在声音层次，而是清晰的视觉图像。金某自己也说假如没有网络，她根本无法坚持着自己一个人在农村看孩子，一定会跑去和丈夫一起打工。新媒体的应用，缩短了夫妻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彼此互相了解的时间，这有助于夫妻之间的和睦相处和家庭稳定。

三、新媒体对农村社会交流方式的改变

1.交流范围的改变

在新媒体影响之前，中国农村社会已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冲击，原本维系传统农村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也已饱经侵蚀，在血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姓宗族长幼秩序也正在逐渐瓦解。然而相对于城镇地区而言，以血缘、地缘为联系构建出的社会关系依旧或多或少地发挥着效用。就个体而言，单个农民个人在农村社会中的社交关系仍旧较多地依附于血缘、地缘之上。尽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市场化的影响，农民个人的生存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可是“生与死长于斯”根植一方水土的农民亦然无法彻底摆脱血缘、地缘的拘囿。然而，新媒体尤其是移动电话的使用冲破了农民社会交流的空间局限，极大地延展了农民社会关系的空间范围，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的社区论坛与交友平台，农民个人可以同任何地域、任何背景的网友建立其基于地缘、血缘关系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关系。因为移动电话和移动互联网络易于双方互相沟通，而且还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社会交流机会，新媒体正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圈和社会婚姻生活圈。之前，以自然村落为核心，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圈和社会婚姻生活圈的关系以不等的距离半径逐渐减弱，这也深深地反映着农村生活受制于地缘因素，然而在新媒体背景下的农村婚姻生活中，适龄的男女青年不再受地缘远近的局限。原本拦阻在男女青年之间的地缘鸿沟，因新媒体的存在和应用相对消失。与社会婚姻生活圈相类似，海量信息通过新媒体传播，也为农村提供了依靠信息来谋生的职业和靠着新媒体吃饭的职业。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它们是一种技术工作，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并不像农业必须依靠土地，它可以是动态的、流动的，可以随着技术、信息、市场的改变而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行业变动。新媒体不仅为农村社会提供新的职业，还正在改变着农村居住者的就业观，同时还延展了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范围。在过去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协同合作的时期形成的以地缘、血缘为联系的社会关系，正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随着个人交流空间的进一步拓展而进一步垮塌。

2.交流对象的改变

长久以来，情感要素在农村人际交流对象的选择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感性认识在社会交流的过程中基本上起着主导作用。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前进，在商品经济的汹涌浪潮中，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功利性色彩，他们在对交流对象的选择上往往体现着注重对方能否对自己现在或是将来的生活、发展有帮助，这一交流对象选择标准带有极强功利性、目的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新媒体对农村居民在交流对象的选择上有着显著的影响。农村居民在选择交流对象时，最注重的早已不再是以往的感情要素，“是否对自己有实际帮助”、“财富程度”、“外表相貌”都已经成为不少被调查者考虑的首要要素。

如，购买电脑产品并连通互联网的刘某和孙某就对笔者明确表示他们在使用了电脑，尤其是连上互联网之后，在选择社会交流对象时，基本上都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筛选的，通过互联网选择与自己爱好相似或者自己喜欢的类型的人进行交流，互联网业已成为使用互联网的农村青年之间建立新的社会交流网络的平台。从另一个方面而言，他们所选择的交流对象也必定是那些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人，也只有这些人才会在互联网上相互认识并建立起新的交流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些使用互联网，并且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对象选择的人，他们在交流对象的选择上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和广泛性，不再受制于传统血缘、地缘和职业圈的束缚，跳出之前的选择交流对象的模式，拥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也拥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余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网中经常出现的“俊男靓女”以及各种“美好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都在影响着一些农村人的审美思维，这些被影响者也不只是直接使用新媒体者，还包括一些间接影响的受众，较为突出地表现在一些农村的青少年在他们选择交流对象时较为注重对方的相貌、衣着等外在条件。

3.交流形式的改变

传统农村的主要交流形式主要是面对面，这是一种最原始的，也是最直接的交流形式，然而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使用，农村居民之间的交流方式日趋多元化，原始的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形式也已不再是占据主体地位的交流形式，农村居民的交流呈现出逐渐间接化的特征。借助移动电话、互联网的便捷交流形式，农村居民之间的交流更加的高效化。新媒体的使用使得原本较为繁琐的交流礼仪被简化，交流方式的简洁便利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居民在类似于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过程中带来的时间上、经济上的浪费，农村社会交流效率也得到极大地提高。农村居民在社会交流形式上，由于移动电话、互联网等现代通讯工具在农村的逐渐普及，农村居民在社会交流中借助新媒体作为中间媒介的行为日益频繁，这使得间接交流方式在农村社会交流中逐渐增多，交流过程中的感情因素也出现相应的减弱。在调查中笔者发现，43%的被调查者对新媒体的使用程度较高，而更是有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本人或家庭成员经常使用新媒体”。在这79%的“本人或家庭成员经常使用新媒体”的农村居民中，大多数的人是购买了移动电话、电脑这类新媒体设备。这些新媒体设备的使用使农村居民参与社会交流的工具多样化。根据调查，受访的农村居民中大多都不只拥有一台新媒体终端，例如受访的何某，他家在两年中，相继购买了数字电视、电脑、移动电话等新媒体终端，他就跟笔者表示现在他与朋友的交流不再停留在实地面对面的层面，而是拥有了很多选择，既可以通过移动电话进行联系，又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文字、语音、视频交流。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社会交流方式的改变绝非仅仅受新媒体一方面的影响，而是受制于多种社会因素，是在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而产生的“合力”性改变。

四、结语

关于新媒体对农村社会交流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首先，从最浅的层面说，新媒体极大地丰富了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为长久以来缺乏变化和革新意识的农村社会生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是对农村稳定结构的有益改变；其次，新媒体的应用打破了农村社会交流的空间隔阂，极大地延展了农村社会关系的空间范围；再次，新媒体一定程度上作为农村财富、信息的代表，也会引起农村居民个人地位与交流方式的变化。不过，新媒体并未是百无一害的，正如上文所言，新媒体在家庭内部的交流中可能起到一定的副作用，在农村社会的外部交流中更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注重“外表”的择友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中新媒体的发展还受制于不少因素，诸如农村居民对新媒体的消费能力不足、农村居民对网络信息的吸收能力较低等问题。在注意改善新媒体对农村社会交流方式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蹑手蹑脚，而需要大力支持新媒体在农村中普及，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

〔参 考 文 献〕

社交媒体的影响篇（9）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9 — 0062 — 03

一、导言

近年来，以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等为主要形式的新媒体飞速发展，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业务运营商的服务范围拓展，新媒体逐渐影响到了广大农村地区。有关新媒体在农村的发展情况，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3年1月15日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中国网民的数量已达5.64亿人，其中农村网民规模已达1.75亿人，占所有网民的31.04%。此外，2010年中央1号文件更是提出相关政策，要 “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发展”，提出尽快实施宽带提速战略。可以看出，在广大农村地区，政府将把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大力推行，这势必会加速农村新媒体发展的进程。

正因如此，笔者在友人帮助下，两次深入实地，在广西桂林市兴安县高村进行走访调查，尽量贴近实际而又客观严谨地了解和展现新媒体对中国农村社会交流方式的影响。高村地处兴安县城北，距县城中心距离不足一公里，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城郊村。自本村起始的水泥大道直通县城，交通十分便捷。全村人口500多人，其中以何、刘两姓为主，另有其他七八个小姓。高村的发展受兴安县城市化的影响较大。就新媒体而言，高村居民的移动电话基本上每家至少有一部，数字电视则有一大半农村住户开通，可以说，高村是一个新媒体发展比较迅速的现代化农村。

二、新媒体对农村家庭内部成员交流的影响

通过笔者的深入走访与调查，农村中对新媒体设备的使用极大地影响了家庭内部成员间的交流，这其中既有正面的积极促进作用，也有负面的消极抑制作用。在调查过程中，体现更多的是积极的一方面，例如：通过全家人对新媒体的使用，增加家庭内部成员的交流机会，对新媒体带来的信息的讨论与交流，使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加深了理解，增进了感情，关系进一步趋于融洽，有利于和谐家庭关系的建立。与此同时，新媒体中体现家庭和睦因素的内容也为家庭内部成员的交流模式树立了榜样，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头作用，对和谐家庭关系的形成起到助推作用。

1. 新媒体对老年人家庭内部交流的影响

老年人是农村家庭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对于常年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而言，步入老年期之后，他们的社会交往往往会减少，更为明显的变化是其活动圈的急剧缩小。老年人的社会交流往往被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之中，社交、友爱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就实地调查的现状而言，互联网的使用在农村老年人中还远不普及。在我们的调查中，有91%的被调查者都表示“会和家中的老人经常打电话”、83%的家中拥有数字电视的被调查者表示“会和家中的老人一起看数字电视”。由于心理、生理、成长年代、社会经历的不同，不同代人之间的行为和认知往往存在巨大差异。新媒体的使用可以使这些差异得到沟通，进而形成融洽和谐的家庭关系。新媒体是联系两代人的得力工具。通过新媒体，家中的老人也融入到家庭之中，紧跟家庭的变化，紧跟时代的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带来的海量信息、海量资源常常会使家庭内部成员在选择上产生分歧。例如在数字电视应用的家庭中，很多时候，年轻人喜欢看的节目是老年人毫无兴趣的，这自然会减少家庭成员一同收看节目，互相交流的时间。

2.新媒体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新媒体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的改变。在受访的农村居民中，许多家庭因新媒体而出现某些微妙的变化。例如调查对象刘某家的亲子关系就因互联网而发生巨大改变。2012 年9月，刘某为儿子购置了一台价值4000元的台式电脑，自打刘某家有了这台电脑，他家的生活方式便发生了巨大变化。刘某的儿子不再跟他抢电视遥控器，每晚也不会准时等待天气预报的播出，在互联网上可以自由地观看各种电视节目，随时查阅当地当时的天气信息。刘某说他通过上网能够获得许多有用的信息，了解近来发生的国内外大事。但他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首先是他儿子把大量时间耗在电脑旁，很少再出门和小朋友们玩耍；其次，他儿子的学习成绩出现下降；因此，刘某没少和儿子产生争吵。谈到这些，刘某对他家购置的这台电脑产生悔意。虽然电脑和互联网给他家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是影响到儿子的学习、影响到父子之间的亲情。这个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媒体对农村居民家庭亲子关系的影响，这其中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存在着一些负面效应。

3.新媒体对夫妻关系的影响

夫妻关系是家庭内部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夫妻之间关系的和睦直接左右着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发展。笔者于调查中发现，新媒体设备的普及与应用极大地影响了家庭内部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对新媒体设备的购买与使用，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也促进了夫妻关系的融洽，例如调查中访问的金某。金某独自带着孩子在农村居住，而丈夫李某则在外地务工。新媒体的使用大大地缩短了二人的距离，每天晚上妻子金某都会准时守在电脑旁，等待丈夫上线，二人进行视频通话。新媒体的应用使视频通话成为现实，身居两地彼此不再仅仅停留在声音层次，而是清晰的视觉图像。金某自己也说假如没有网络，她根本无法坚持着自己一个人在农村看孩子，一定会跑去和丈夫一起打工。新媒体的应用，缩短了夫妻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彼此互相了解的时间，这有助于夫妻之间的和睦相处和家庭稳定。

三、新媒体对农村社会交流方式的改变

1.交流范围的改变

在新媒体影响之前，中国农村社会已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冲击，原本维系传统农村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也已饱经侵蚀，在血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姓宗族长幼秩序也正在逐渐瓦解。然而相对于城镇地区而言，以血缘、地缘为联系构建出的社会关系依旧或多或少地发挥着效用。就个体而言，单个农民个人在农村社会中的社交关系仍旧较多地依附于血缘、地缘之上。尽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市场化的影响，农民个人的生存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可是“生与死长于斯”根植一方水土的农民亦然无法彻底摆脱血缘、地缘的拘囿。然而，新媒体尤其是移动电话的使用冲破了农民社会交流的空间局限，极大地延展了农民社会关系的空间范围，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的社区论坛与交友平台，农民个人可以同任何地域、任何背景的网友建立其基于地缘、血缘关系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关系。因为移动电话和移动互联网络易于双方互相沟通，而且还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社会交流机会，新媒体正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圈和社会婚姻生活圈。之前，以自然村落为核心，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圈和社会婚姻生活圈的关系以不等的距离半径逐渐减弱，这也深深地反映着农村生活受制于地缘因素，然而在新媒体背景下的农村婚姻生活中，适龄的男女青年不再受地缘远近的局限。原本拦阻在男女青年之间的地缘鸿沟，因新媒体的存在和应用相对消失。与社会婚姻生活圈相类似，海量信息通过新媒体传播，也为农村提供了依靠信息来谋生的职业和靠着新媒体吃饭的职业。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它们是一种技术工作，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并不像农业必须依靠土地，它可以是动态的、流动的，可以随着技术、信息、市场的改变而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行业变动。新媒体不仅为农村社会提供新的职业，还正在改变着农村居住者的就业观，同时还延展了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范围。在过去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协同合作的时期形成的以地缘、血缘为联系的社会关系，正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随着个人交流空间的进一步拓展而进一步垮塌。

2.交流对象的改变

长久以来，情感要素在农村人际交流对象的选择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感性认识在社会交流的过程中基本上起着主导作用。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前进，在商品经济的汹涌浪潮中，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功利性色彩，他们在对交流对象的选择上往往体现着注重对方能否对自己现在或是将来的生活、发展有帮助，这一交流对象选择标准带有极强功利性、目的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新媒体对农村居民在交流对象的选择上有着显著的影响。农村居民在选择交流对象时，最注重的早已不再是以往的感情要素，“是否对自己有实际帮助”、“财富程度”、“外表相貌”都已经成为不少被调查者考虑的首要要素。例如，购买电脑产品并连通互联网的刘某和孙某就对笔者明确表示他们在使用了电脑，尤其是连上互联网之后，在选择社会交流对象时，基本上都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筛选的，通过互联网选择与自己爱好相似或者自己喜欢的类型的人进行交流，互联网业已成为使用互联网的农村青年之间建立新的社会交流网络的平台。从另一个方面而言，他们所选择的交流对象也必定是那些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人，也只有这些人才会在互联网上相互认识并建立起新的交流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些使用互联网，并且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对象选择的人，他们在交流对象的选择上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和广泛性，不再受制于传统血缘、地缘和职业圈的束缚，跳出之前的选择交流对象的模式，拥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也拥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余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网中经常出现的“俊男靓女”以及各种“美好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都在影响着一些农村人的审美思维，这些被影响者也不只是直接使用新媒体者，还包括一些间接影响的受众，较为突出地表现在一些农村的青少年在他们选择交流对象时较为注重对方的相貌、衣着等外在条件。

3.交流形式的改变

传统农村的主要交流形式主要是面对面，这是一种最原始的，也是最直接的交流形式，然而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使用，农村居民之间的交流方式日趋多元化，原始的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形式也已不再是占据主体地位的交流形式，农村居民的交流呈现出逐渐间接化的特征。借助移动电话、互联网的便捷交流形式，农村居民之间的交流更加的高效化。新媒体的使用使得原本较为繁琐的交流礼仪被简化，交流方式的简洁便利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居民在类似于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过程中带来的时间上、经济上的浪费，农村社会交流效率也得到极大地提高。农村居民在社会交流形式上，由于移动电话、互联网等现代通讯工具在农村的逐渐普及，农村居民在社会交流中借助新媒体作为中间媒介的行为日益频繁，这使得间接交流方式在农村社会交流中逐渐增多，交流过程中的感情因素也出现相应的减弱。在调查中笔者发现，43%的被调查者对新媒体的使用程度较高，而更是有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本人或家庭成员经常使用新媒体”。在这79%的“本人或家庭成员经常使用新媒体”的农村居民中，大多数的人是购买了移动电话、电脑这类新媒体设备。这些新媒体设备的使用使农村居民参与社会交流的工具多样化。根据调查，受访的农村居民中大多都不只拥有一台新媒体终端，例如受访的何某，他家在两年中，相继购买了数字电视、电脑、移动电话等新媒体终端，他就跟笔者表示现在他与朋友的交流不再停留在实地面对面的层面，而是拥有了很多选择，既可以通过移动电话进行联系，又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文字、语音、视频交流。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社会交流方式的改变绝非仅仅受新媒体一方面的影响，而是受制于多种社会因素，是在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而产生的“合力”性改变。

四、结语

关于新媒体对农村社会交流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首先，从最浅的层面说，新媒体极大地丰富了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为长久以来缺乏变化和革新意识的农村社会生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是对农村稳定结构的有益改变；其次，新媒体的应用打破了农村社会交流的空间隔阂，极大地延展了农村社会关系的空间范围；再次，新媒体一定程度上作为农村财富、信息的代表，也会引起农村居民个人地位与交流方式的变化。不过，新媒体并未是百无一害的，正如上文所言，新媒体在家庭内部的交流中可能起到一定的副作用，在农村社会的外部交流中更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注重“外表”的择友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中新媒体的发展还受制于不少因素，诸如农村居民对新媒体的消费能力不足、农村居民对网络信息的吸收能力较低等问题。在注意改善新媒体对农村社会交流方式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蹑手蹑脚，而需要大力支持新媒体在农村中普及，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

〔参 考 文 献〕

社交媒体的影响篇（10）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02-0005-02

社交媒体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而诞生的新生事物，在年轻人中有着惊人的高普及率。那么，大学生这个群体使用社交网络是否会影响其课外阅读习惯？

为了了解这一情况，本文以中国矿业大学（北京）2013级新生为调查对象，按各学院新生总数及男女比例各抽取25%的学生（共计364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具体涉及五个专业，其中，文学专业10人（男2人，女8人）；法学专业8人（男3人，女5人）；管理学专业34人（男14人，女20人）；理学专业20人（男14人，女6人）；工学专业292人（男257人，女35人）。男生总计290人，女生总计74人。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样本涉及不同专业、不同性别使用社交网络的学生，那他们的情况有什么差异？不同专业和性别的学生对社交网络影响阅读习惯所持的态度是否存在相关性？差异有多大？是本文探讨的问题。由于所涉及的数据包括定类、定量，所以本文拟分别以专业、性别为自变量，运用统计软件SPSS 19对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相关，若存在相关性，则进一步进行线性关联分析以判定相关度的大小。

二 数据统计分析

364份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对“社交网络是否影响阅读习惯”这一问题有三类意见：是、说不清、否。其中，男、女被调查者中选择“说不清”态度者（即社交网络是否影响阅读习惯自己并不太确定）分别为95人和23人，由于他们认为社交网络的使用对自己阅读习惯的影响并不明朗，关键是把握好“度”，并没有全盘否定其影响作用。因此，为了便于分析，笔者把选择“说不清”的被调查者归入选择“是”者（下同），统计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对于社交网络是否会对阅读习惯产生影响这一问题，有69.8%的被调查者持肯定态度，仅有30.2%的被调查者持否定态度。那么，不同性别、不同专业学生的态度是否一致，有无相关性呢？

1.不同性别调查者的差异分析（见表2、表3）

表2 性别* 影响

影响 合计

是 否

性别 男 计数 205 85 290

影响中的% 80.7% 77.3% 79.7%

女 计数 49 25 74

影响中的% 19.3% 22.7% 20.3%

合计 计数 254 110 364

影响中的% 100.0% 100.0% 100.0%

表3 卡方检验

值 df 渐进Sig.（双侧）

Pearson卡方 0.559a 1 0.454

连续校正b 0.367 1 0.544

似然比 0.551 1 0.458

Fisher的精确检验

线性和线性组合 0.558 1 0.455

有效案例中的N 364

注：a. 0单元格（.0%）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22.36。b. 仅对2×2表计算

由表2可以看出，有80.7%的男生认为社交网络会对阅读习惯产生影响，而持相同观点的女生也有77.3%。同时，仅有19.3%的男生认为社交网络不会影响其阅读习惯，持相同观点的女生为22.7%。我们发现，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对社交网络与阅读习惯的态度普遍一致，即普遍认为社交网络会对阅读习惯产生影响，那么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显著呢？

我们假设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对于二者的态度之间并无显著差异，综合表3的卡方检验显示：由注释a说明0单元格（.0%）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22.36。理论频数小于5的单元格比例（0%）小于20%，说明统计结果可靠，可以进行阅读分析。卡方值（χ2）=0.559，相伴概率（P）=0.454>0.05，说明二者并无显著性差异，不能拒绝原假设。

因此，我们认为不同性别的被调查者态度相互独立，即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一致，且不具有显著差异。

2.不同专业调查者的态度分析（见表4、表5）

由表4可知，不同专业的被调查者，对社交网络是否会影响阅读习惯持肯定态度者的比例较高，即：不同专业的被调查者普遍认为社交网络会对阅读习惯产生影响。其中，文学专业和理学专业被调查者的态度相同。

我们假设使用不同专业的受访者对于二者的态度之间并无显著差异，综合表5的卡方检验我们发现：由注释a说明0单元格（20%）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2.42。理论频数小于5的单元格比例（20%）不大于20%，说明统计结果可靠，可以进行阅读分析。卡方值（χ2）=4.349，相伴概率（P）=0.361>0.05，说明二者并无显著性差异，不能拒绝原假设。

因此，我们认为不同专业被调查者态度相互独立，即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一致，且不具有显著差异。

表4 专业* 影响

影响 合计

是 否

专业 法学 计数 5 3 8

专业中的% 62.5% 37.5% 100.0%

文学 计数 6 4 10

专业中的% 60.0% 40.0% 100.0%

理学 计数 12 8 20

专业中的% 60.0% 40.0% 100.0%

工学 计数 211 81 292

专业中的% 72.3% 27.7% 100.0%

管理学 计数 20 14 34

专业中的% 58.8% 41.2% 100.0%

合计 计数 254 110 364

专业中的% 69.8% 30.2% 100.0%

表5 卡方检验

值 df 渐进Sig.（双侧）

Pearson卡方 4.349a 4 0.361

似然比 4.182 4 0.382

线性和线性组合 0.108 1 0.742

有效案例中的N 364

注：a. 2单元格（20.0%）的期望计数少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2.42。

三 结论

本次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表明，不同性别、不同专业的被调查者对于社交网络是否会影响阅读习惯的态度普遍保持一致，认为社交网络的使用会对阅读习惯产生影响，而且统计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

总之，以中国矿业大学（北京）2013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研究表明，社交网络的出现会对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应正确利用社交网络对大学生阅读内容、阅读方式的影响，把握好使用社交网络的“度”，培养大学生积极、正确的阅读习惯，加强与学生的合作与互助。如此，才能进一步充分发挥社交网络的优势，实现培养大学生在新媒体时代下良好阅读习惯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陈在云、高文举.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浅阅读现象研究[J].新闻世界，2013（2）

[2]尕藏草、杨洪卫.大学生阅读现状及其对策[J].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2（4）

社交媒体的影响篇（11）

[中图分类号] G64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7）07-0015-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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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设备的快速普及，新型社交媒体渗入到大学生学习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对大学生行为习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是多方面的原因诱导了这一结果。那么进一步探讨如何有效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新型社交媒体，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于高校而言，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二、新型社交媒体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的影响

（一）新型社交媒体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的正面影响

1.丰富校园生活，满足多层次需求

新型社交媒体强大的娱乐性、实用性、便捷性，极大地满足了大学生多层次的需求，一方面，新型社交媒体为大学生提供了随手可得的休闲娱乐，满足了正处于渴望理解、自由发泄时期的大学生精神上的各种需要。另一方面，新型社交媒体通过电脑、智能手机等媒体终端，及时、便捷、多元地向大学生提供信息和服务，大大改变了大学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及娱乐方式，新型社交媒体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和学习工具。

2.拓展社交范围，提高沟通能力

196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提出的六度分割理论指出平均只需要五个中间人就可以联系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新型社交媒体朋友结交朋友的运作模式就建立在此模式之上。在新型社交媒体上，大学生不需要考虑性别、年龄、地位的差别，通过微信平台、朋友圈及QQ好友等途径与他人轻松交流，突破传统社交模式的时空局限，保护他们的隐私，消除大学生在日常沟通中的心理隔阂，在网络中更好地表达自我，开拓了大学生人际交流沟通的新空间和新机会。

（二）新型社交媒体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的负面影响

1.学习独立性下降，思维退化

新型社交媒体依赖性较重的大学生会将大量的时间和注意力停留在无意义的信息上，他们的学习时间过于碎片化，学习缺乏系统整合，知识不稳固。他们常常会打开网页，直接搜索，抄袭现成的答案，而不进行独立的思考。新型社交媒体资源的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大学生不良学习习惯和惰性思维的温床。

2.沉迷新型社交媒体，影响人际交往

新型社交媒体为大学生生活需求提供了足够的平台，不论上课、吃饭还是走路总会看到他们玩手机的身影，他们时时刻刻关注微信里有没有人评论，朋友圈里有没有信息更新，甚至连联系他人，吃饭都要通过新型社交媒体平台。他们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新型社交媒体上，沉迷其中，自我封闭，冷落现实人际交往，成了真人版的“容器人”。

3.身体健康安全存在隐患

极速发展的新型社交媒体滋生出大量的信息泛滥，加之网络管理不规范，造成新型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良莠不齐。大学生社会阅历不足，媒介使用和判别能力薄弱，极易被不良信息所诱惑，进而上当受骗。有关调查显示，在新型社交媒体的使用过程中，有95%的大学生会在新型社交媒体上完全填写或者部分填写真实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泄露严重，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侵害大学生人身、财产的机会。新型社交媒体也给了大学生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如对人体造成辐射，引起视力下降甚至引发眼部疾病等问题。

三、大学生使用新型社交媒体的原因分析

（一）功能多样化，满足大学生各项需求

新型社交媒体功能的日益多样化，使其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在生活上，大学生足不出户便可以满足自己的各项生活需求，比如网购、订外卖、订票、实时联系等等。新型社交媒体的娱乐功能更是使大学生乐此不疲，比如手机游戏、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聊天等等。在学习上，新型社交媒体的网络功能已经成为了师生联系的主要方式，大学生通过新型社交媒体查找资料，解决学习上的问题；教师通过新型社交媒体平台布置学习任务，传达工作通知等。在人际交往上，新型社交媒体的使用减少了大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特别是性格内向，人际交往相对较差的同学会倾向于选择用新型社交媒体进行人际交往，寻求网络安慰。

（二）学校教学模式和相关课堂制度不完善

其一，由于教师多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学生基本上还是处于被动听讲的状态，在课堂上参与互动的机会较少。这种教学模式使很多学生在课堂上无法调动起学习积极性，新型社交媒体就成为了他们打发无聊上课时间的工具。其二，学校课堂管理松散，鲜有学校制定使用新型社交媒体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默许了学生对新型社交媒体的无限制使用，还降低了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

（三）家庭教育处于缺失地位

大学期间，大学生大多在异地就读，大部分家长对大学生的在校表现及新型社交媒体知之甚少，对孩子此阶段的教育鞭长莫及。甚至有的家长认为孩子进入大学已是成年人，就应该处理好各类事务。只要保证孩子资金方面的需要，就是对孩子尽职尽责。有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仅仅是毕业时能够拿到毕业证书即可，忽视孩子在生活、思想、心理等方面的情况。由此可见，家庭因素在大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中是处于失语、失位的处境。

（四）个人自控力不

由于大学生自制自控能力较弱，兴趣爱好缺乏，他们不知道如何合理地安排大量的自由支配时间，因此，新型社交媒体便成为了他们消磨时间、打发无聊的工具。当下很多大学生不论上课还是休息都会惦记着新型社交媒体，他们常常利用吃饭、坐车、上厕所等碎片化时间使用新型社交媒体，关注有没有人评论、朋友圈里有没有更新动态等，造成学业倦怠和睡眠问题。

四、如何引导大学生更好地使用新型社交媒体

（一）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提高教学质量

第一，高校应建立有关新型社交媒体的规章制度，制定大学生新型社交媒体使用规范，以制度约束不良行为，促进大学生新型社交媒体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如提倡大学生进行实名认证，限制学生在上课时间使用新型社交媒体，将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新型社交媒体的情况与教师的教风建设考核挂钩等。第二，教师要努力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创新课堂设计，提升教学水平，吸引学生上课的注意力，使学生养成上课认真听讲的好习惯。

（二）加网络安全教育，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大学生因为网络安全意识薄弱而造成伤害和损失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要加强学生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学生对常见的网络诈骗能够独立辨识，对不良信息能够仔细分辨，对流言谣言能够理性的认识。不登录非法网站，远离暴力、色情等内容不健康的信息，不随意自己或者他人的个人信息，不随便与网友单独会面，自觉抵制消极信息的传播，学会保护隐私，谨防上当受骗。

（三）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良好行为规范环境

高校应注重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努力搭建格调高雅、内涵丰富的大学校园文化。在良好的大学校园文化氛围中，大学生的不良行为就不会生根。首先，高校应积极打造形式新颖、健康向上、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活动，如文化节、运动会、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社团活动等，使大学生放下新型社交媒体，增加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逐渐在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积极向上的活动中，增强自信心和交往能力。其次，高校可以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提前了解自身的专业发展前景和岗位需求，及早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激发学习动力，丰富大学时光，有效减少对新型社交媒体的依赖。

（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加大使用干预机制

高校要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其建立健康的心理和完善的人格，对有新型社交媒体依赖的大学生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或矫正，使其摆脱新型社交媒体困扰。首先，高校可以设立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对大学生进行有效地心理咨询和指导，做好日常的跟踪辅导。其次，搭建新型社交媒体深度沟通平台，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发起话题讨论，掌握学生的心理动向，及时纠正学生的认知偏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理性使用新型社交媒体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等。新型社交媒体强调受众对信息进行评述、解释、分析与选择，因此，应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质疑的精神。第一，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帮助大学生拓宽网络信息辨别能力、选择能力，掌握媒介传播知识，辩证地看待新型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教育学生慎重转发与评论。第二，开展多种形式的媒介素养教育。通过开展理论学习和媒介实践，丰富媒介素养教育形式，促进大学生通过合理利用新型社交媒体，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与时俱进。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新型社交媒体在未来社会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应抓住历史机遇，结合新型社交媒体的功能及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积极发挥新型社交媒体的正能量，正确引导并规范大学生在新型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习惯，使其不再受新型社交媒体行为习惯问题的困扰，净化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孙芳，曹资立.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成因与对策分析[J].中国培训，2015（11）.

[2]刘娟，汤明华，丁志磊.新型社交媒体对大学生的行为影响及引导策略研究[J].中国新通信，2015（12）.

[3]彭圣清.社交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引导对策[J].科技经济市场，2016（1）.

The Influence of New Social Media on College Students' Behavior and Causes Research

WANG 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