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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观点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07-23 09:27:49

哲学观点论文

篇(1)

目前,学界已形成对文化、军事文化的研究热潮,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化学研究已经具备相当基础,但关于军事文化哲学的系统研讨尚不多见。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必然性是什么?军事文化哲学是否可以单独构成一门学科?这个研究领域是否具有研究价值?本文试图对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做出初步研讨,希望能够对该学科的建立和完善有所助益。

一、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必然性

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必然要体现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孕育和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必然性。这种深刻的必然性与文化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两种样式”密切相关。所谓文化哲学的“两种样式”,一般认为是指“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和“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就其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可能扬弃哲学,却不会规范地解决哲学问题。扬弃哲学具有超出哲学的、很实际的现实意义……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当其温良驯顺或无所作为之时,它就是哲学的一个普通的下属学科,是哲学原则的自我印证。”[1]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这是文化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外在必然性。从军事文化整体来看。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军事文化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的转变,如果这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转变没有相应的哲学理论作为指导,它便会整体地陷入盲目之中,甚至会发生逆转与倒退。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理论能够满足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呢?

传统军事哲学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主要是将“军事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军事整体的哲学考察,实际上是以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考察作为核心。而军事文化哲学首先是将军事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化活动,那么,在军事文化哲学的视野里,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也就成为对军事文化活动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化学三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必然会发生的学科融汇与转型趋势。这是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内在必然性。

我们所使用的哲学观点,就是文化哲学的观点。综观当前国内已有的文化哲学研究成果。有的自觉以“整体文化”作为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2];有的选择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的批判视角[3];有的认为文化哲学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人类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结果的反思来把握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以实现人的文化自觉[4];有的立足从个体生存论的角度来揭示文化哲学[5];有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思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6]。概括起来,文化哲学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一种融文化历史性于哲学的观点。

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我们认为所谓“军事文化”,就是指在整个军事历史进程中,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军事活动的发生、变迁和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创造出的武器装备、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的总和所反映并展现出来的人类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所谓“军事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的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是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思考的哲学。

先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哲学。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其实在军事文化哲学在以学科的可能形式出现以前就已经先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哲学观点是指一种文化哲学的观点,而非“科学之科学”哲学的观点。传统军事哲学研究是持一种怎样的哲学观点呢?这种观点是:“军事各个具体的方面、层次和部分,均有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或门类性军事学科去研究,惟独关于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需要一门概括性、综合性学科进行研究,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军事哲学的肩上。”[7]再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研究的代表著作《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概论》已经先后问世,标志着军事文化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已经在逐步走向成熟。从文化学到军事文化学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文化、军事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日益深入。对于军事文化现象的研究已经“成问题性”,毕文波教授在为《军事文化学》所作的序言中已经初步指出了这一点:“文化学、军事文化学在文化、军事文化系统构成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提炼、概括的规律性理论,其中某些基本理念和范畴又必然进入哲学和军事哲学,与其构成叠合的界面,而且该界面在所在层次范围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还可相对独立,形成文化哲学和军事文化哲学”。

二、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不妨将其与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作一比较。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是“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而军事文化哲学将军事活动视为一种文化活动,其研究领域应该是“军事文化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确定了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考察“军事文化整体”。“军事文化整体”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两大方面,分别是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的两种存在方式。从动态方面不仅仅是将“文化”理解为凝结成的“文化成果”,而是看成活生生的动态过程;从静态方面对于凝结成的“文化成果”分别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方面理解。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与文化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文化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军事文化哲学能够弥补当前文化哲学研究中分支应用性研究的不足。有学者认为,文化哲学不宜发展成为具体的学科领域,它应该作为一种传统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是人类生存图式的深刻内在。我们认同这种观点,这些主张本身便是使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有益尝试,但这种回归可以更深一步。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哲学文化性的沉淀和应用。“军事文化哲学”可以说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军事文化哲学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的探索和思考,能够为现实的军事文化活动甚至军事实践整体提供深刻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指导。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一种内蕴于生存图式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同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并列的具体领域。

第三,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学哲学性的凸显和提炼。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军事文化学的研究。军事文化学是用文化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军事活动领域文化现象及其特点规律的科学。军事文化学是军事学与文化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既是军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可视为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显而易见,军事文化学用文化学方法研究军事文化,包括军事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与交流、功能、价值判断等等;而军事文化哲学则是用哲学、文化哲学的方法来对军事文化整体进行研究。军事文化哲学研究能够对军事文化学研究起到指导作用,而军事文化学研究为军事文化哲学提供素材,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三、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

军事文化哲学研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我们所研究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军事文化本质问题、军事文化运动问题、军事文化创造问题和军事文化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理论之外,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些元理论也可以有选择性地作为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借鉴。比如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等,对我们研究军事文化哲学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关于物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发展的立场来看,还是从文化哲学关于哲学是从本质上来揭示人的最深刻的生存方式的立场来看,军事文化哲学都应该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动态性展示这种哲学的生命力,开放性决定这种哲学的影响力,批判性体现这种哲学的创新力。这三种性质缺一不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要体现出这三种性质,体现出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体现出人们在军事历史进程中所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因此,由人们在这种生存方式中所创造出的物质、制度及精神成果,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而研究这种军事文化的哲学理论也必然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大致包括军事文化本质论、军事文化运动论、军事文化创造论、军事文化价值论和军事文化方法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显示出军事文化哲学鲜明的学科特色,预示着该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天俊.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J].求是学刊,2009(6).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0(3).

[2]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处的文化批判[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篇(2)

回顾当代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当代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必须总结并吸取其中的教训,以使当代哲学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以下理论的发展关系到当代哲学的生命、关系到当代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1978年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迎来了理论上的交锋。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形成了以下三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文论哲学的总结,而不是以一种本文论代替另一种本位论,是属于无本体论。从这三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可以看出哲学是出于不断发展中的,因而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变化的,并逐渐向实践过渡,实践唯物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最好体现。毛泽东思想哲学理论当代哲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毛泽东思想哲学的作用。在建国初期,毛泽东通过大会讲话、文章等提出了许多见解、观点、概念,在哲学领域凸显其成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哲学界的关注和探讨,逐步的确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影响了当代哲学的发展。譬如两个对子问题就是关于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初步见解,揭示了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思想概括了整个哲学的认识论,成为了当代哲学中的精髓。

篇(3)

建国以来,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屡经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各高校展开了许多探索,展望未来,改革应当在多方面同时着力:在内容上逐步强调实践观点的首要地位,在形式上更为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同时突出教学中的交流与对话。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材问题体现在“千书一面”,尤其是本科和专科生用教材,一般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在实际授课过程中师生普遍反映内容上较为僵化,研究生用教材编写较为灵活,状况相对较好。教学内容方面,表现为陈旧过时,吸收新成果较少,且“讲坛哲学”多于“论坛哲学”,即讲授多而讨论少。教学方法方面,表现为僵化死板,教学艺术欠缺,重视观点灌输而不重视讲清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的问题,而应当放在整个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去认识。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在其他哲学二级学科中也同样存在,甚至也是当代中国所有人文学科共有的问题。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有地位,尤其是作为各类高校和各级党校的公共课,问题反映的更为集中和明显。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哲学教育观念的偏颇,即长期将哲学教育混同于知识教育或知识传授,这种现象在所有人文学科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长期以来,我们不注意区分人文学科与其他知识性学科的教学特点,也不注意区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教学特点。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即表现为统编教材、统一体系,强调共识的内容而引入新内容少,多采用灌输教学而讨论少,尤其是在考核方法上,本专科生教学中甚至还普遍使用客观考试方法,大量以客观题形式进行考核,以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作为客观知识体系而非哲学。[1]

二、以实践观点为首要观点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逐渐形成了以实践观点为首要观点、核心范式和建构原则来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新探索。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学者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社会实践,深入解读了马克思哲学原著;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其对社会存在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实践观点等的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三是中国学界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关于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不断深化。[2]马克思本人考察所有哲学问题都是以社会历史和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其具体哲学观如世界观、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都在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得以呈现。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中是一种哲学范式,是其逻辑起点和内在线索,也是其理论态度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让学生学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既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也要回到现实世界,不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不回到现实世界,就无法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这两个回归都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相对于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视改变世界,世界自身发展出了“人”这一否定性的存在物,并最终使“人”的尺度高于“物”的尺度,改变世界即实现两个尺度的统一。改变世界的途径是人的实践,这里的“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通过人及其实践,既改造客观世界,也在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重新实现有机统一。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哲学,必须在对人所处时代及面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中前进和发展,不关注现实问题和时代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势必失去生机和活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必然要回到现实世界,教导学生学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独立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使学生自觉树立而非被迫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实践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首要观点,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具有综合性、当代性和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综合性”是指以实践观点为原则,打破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的壁垒,将从属于不同分支学科的内容围绕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主题加以有机糅合,形成整体。“当代性”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延伸至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语境中,融入现代观点,关注现实发展。“开放性”是指以实践观点为建构原则,充分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将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充分涉及或展开的基本原理根据实践需要加以详细阐释。[3]

三、以“三新”模式替代“三老”模式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主要沿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三老”模式。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居于核心地位,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具有重要历史作用和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即原理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是相对偏狭和贫乏的,从而导致“不原也不全”的情况。因此,有些学者呼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保持开放性和批判性。[4]由此,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的“三新”模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新模式未必适合于从本、专科到研究生教学的所有阶段,对于研究生教学尤其是博士生教学,这种模式较为合适,因为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已经具备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本、专科生本身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如果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研究能力都较为有限,未必能够理解专题讲授的精髓,教师自身的学术素养也未必能满足专题教学的需要。所以本、专科阶段是否采用专题讲授模式尚需思考和检验。如果采用“三新”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课的作用就更为凸显,因为原著能够直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涵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更为全面和准确。但同时,在众多的经典原著中,如何取舍也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可分为早期著作、部分读书笔记和札记手稿、论战性著作、成熟而比较完整的论著等四类。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最适合作为原著课基本教材,原因是这两部著作论述全面成熟且难度适中。[5]但考虑到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本专科和硕士阶段,以这两部著作作为原著课教材是合适的,但在博士生阶段,考虑到博士生所应具备的哲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则以《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作为原著教材更为合适,这两部著作具有更大的哲学张力,也是近年来高水平哲学论文频繁引用的重要文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更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哲学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四、走向对话,将“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相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的改革中,走向对话是必然的趋势,对话既指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也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乃至其他学科的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社会批判理论和实践哲学,也是“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因此教学中主体与客体———即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必然的要求。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平等相待是对话的基础,这就势必改变以往灌输教育中教师主动而学生被动的局面,而是双方都主动思考和讨论,从而调动主客体双方的积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其发展历程也是与其他哲学思想甚至自然科学频繁交流和论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是因其真理性和价值性而确定的,而真理性和价值性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种交流和论战,因为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且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到各种思想,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的各类二级学科不去面对这一现实问题,固步自封,就有丧失传统思想阵地和舆论阵地的危险。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传统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进行对话,也要与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进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进行批判和借鉴,最终使学生在各种思想的比较中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对话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形式是论坛,也有人将这种交流模式称之为“论坛哲学”,反之将传统的课堂教学称之为“讲坛哲学”。近年来,各类高校和各级党校都很流行论坛,甚至有人提出干脆以“论坛哲学”取代“讲坛哲学”,这是狭隘和急功近利的观点,“论坛哲学”和“讲坛哲学”应当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论坛哲学”能够活跃学术氛围,但观点杂乱,并不具备“讲坛哲学”的严整性,过度强调“论坛哲学”只会导致思想的混乱,反而无益于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二者只能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以上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的目标、措施进行的粗略分析,未必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完整的规律和实际。这些改革不仅对教师也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能够实行将极大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思想的理解,是值得探索和尝试的。

参考文献:

[1]汪信砚.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思考[J].哲学动态,2003,(5):3.

[2]袁贵仁,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下)[J].哲学研究,2011,(11):16.

[3]丰子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建构的实践观点再析[J].哲学动态,2013,(12):8.

篇(4)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意为“爱智慧”。哲学的经典定义是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会计理论是采用一定逻辑形式对会计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具有综合性和条理性的理性认识。从概念可以看出,哲学和会计理论都是一种认识,但是哲学的认识范围更广,抽象程度更高,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哲学的思想、哲学的方法以及哲学的理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会计理论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我国著名会计学家王世定曾指出:“会计观是人们对会计的基本认识和本质看法。它是研究会计理论,做好会计工作的基础。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会计学派,无论他们在具体观点上有多少分歧,归根结底都可以从会计观上找到缘由”。“会计观应该是指人们对会计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看法”。

哲学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由来已久,本文意在总结前人的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的体现,分析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同时,探讨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

(一)关于会计哲学。会计哲学是理论会计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它提供给会计学的仅仅是思想方法层次或关于经济方法的哲学反思而并非直接、单纯的会计理论。通过对会计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会计学科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构建相关的新型会计学科,完善已有的会计学科理论体系,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深层次发展。

1、会计哲学的涵义和定位。关于什么是会计哲学,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著名会计学家于玉林(2003)认为,会计哲学应分为以下两个层次:①会计人员以哲学原理为指导进行会计工作,即会计应用哲学;②对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进行总结,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门分支学科――会计哲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会计原理,研究会计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应用哲学。

2、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关于会计哲学的内容,国内一些会计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本质论、会计内容论、会计形式论、会计关系论等;也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研究方法、会计对象的哲学探讨、会计职能的哲学探讨、会计形式的哲学探讨、会计的时空观、会计的意识论、会计本质的探讨、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会计改革的哲学探讨等。

(二)关于会计应用哲学。汪新泉对会计理论的一些内容(如会计等式)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李法贵认为会计理论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轨迹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之否定规律。栾甫贵探讨了哲学在会计制度建设中的理论基础作用,并指出会计制度的变迁离不开哲学的指导。

三、会计哲学、会计应用哲学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

(一)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从上面文献综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主要在于:

第一,性质不同。会计哲学是应用哲学基本原理认识会计规律的知识体系。它属于一门相对独立的应用哲学分支学科。会计应用哲学是在会计领域应用哲学基本原理,是在会计工作内容或在会计理论体系中反映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对象不同。会计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会计领域表现为世界观方面的一般会计规律,实际上是会计人员对这些一般会计规律的基本看法。会计应用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在会计领域各个方面的一些具体工作上,应用哲学原理进行处理的内容;这是具体问题应用相关哲学原理进行的具体处理。

第三,内容不同。会计哲学反映的内容是会计人员对会计一般规律的认识规律,是回答“怎样去认识”。会计应用哲学反映会计人员对会计领域各方面的某些问题,应用哲学原理是怎样认识的,是回答“是什么”。

(二)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会计哲学的具体应用如对会计规律形成的条件(一定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法律和管理等客观环境,会计人员素质、研究水平等主观因素)、内容、关系、因素、作用和发展趋势等的认识。

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例子,如马慧如将会计假设、原则与哲学概念、规律和范畴统一起来,如会计主体假设与空间观,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假设与时间观,货币计量中的币值稳定假设与质量互变观,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本质观,配比原则与联系观,重要性原则与重点观,会计原则的冲突与矛盾观。

会计应用哲学和会计哲学阶段均属于自觉使用哲学的阶段,两者很容易混淆。综合不同视角考察和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会计哲学作为一门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会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就是会计世界观和方法论;会计应用哲学则重在其指导实践的应用性,两者互为补充。

四、结论和展望

哲学中所运用的观点,譬如现象和本质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等等,都是会计研究所运用的哲学原理,他们共同组成了“会计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哲学思维对会计研究的渗透和应用。

我们要良好地区分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充分运用哲学原理,服务会计理论建设。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只研究了哲学原理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对于西方先进思潮对会计理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参考文献:

[1]宋小明,杨智杰.会计本质的哲学分析与现实论断[J].当代经济管理,2006.2.

[2]喻采平.哲学与会计理论发展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1.

[3]郭小芬.会计理论的哲学思考[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9.2.

[4]马慧如.关于会计假设、原则的哲学思考[J].财会通讯,2002.9.

篇(5)

回顾当代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当代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必须总结并吸取其中的教训,以使当代哲学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以下理论的发展关系到当代哲学的生命、关系到当代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1978年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迎来了理论上的交锋。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形成了以下三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文论哲学的总结,而不是以一种本文论代替另一种本位论,是属于无本体论。从这三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可以看出哲学是出于不断发展中的,因而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变化的,并逐渐向实践过渡,实践唯物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最好体现。思想哲学理论当代哲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思想哲学的作用。在建国初期,通过大会讲话、文章等提出了许多见解、观点、概念,在哲学领域凸显其成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哲学界的关注和探讨,逐步的确立了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影响了当代哲学的发展。譬如两个对子问题就是关于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初步见解,揭示了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思想概括了整个哲学的认识论,成为了当代哲学中的精髓。

篇(6)

笔者在日常的学习中,经常会遇到关于哲学发展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论述了哲学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多关于哲学发展的本源的看法。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到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进程的影响,更具体的说,很少有哪种理论或者观点是在分析和探讨每个人对于哲学的看法对于哲学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似乎哲学界的多数人和多数理论家都专注于研究和探索某种哲学理论或者某个哲学流派,似乎哲学界对于哲学发展的界定大多数都在于哲学发展史。但是笔者认为,哲学发展史的意义在于向我们传递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告诉我们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哲学是什么样的。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时常会产生一些关于哲学发展的思考,本文旨在从哲学观出发提出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看法和认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待哲学发展,简单分析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表达笔者对于人的哲学观点和态度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看法和理解,表达笔者对于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个人思考。

一、对于哲学发展的个人认识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哲学在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向前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各样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有的是关于哲学整体的思考和发展,有的则是关于哲学中某一流派的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有的是关于哲学某一部分或者某一观点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观是哲学所有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而每个人对于哲学的观点不同,又形成了个人的丰富多彩的哲学观。在一定的范围和界限内,笔者认为任何哲学观都不能被判定为错误,因为哲学观的根本就在于人对于哲学是如何认识的。哲学观需要的不是对错,哲学观需要的是包容和接纳。通过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西哲学都强调从人出发,从人的本质出发,在分析和研究哲学问题时都要把人的观点贯穿其中。从某种意义上,哲学作为人性的自觉理论,它所追求的也总是一种形而上的本性,总要从有形存在进入无形存在,追究本源、本根,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讲究终极关怀。[1]尽管哲学观的问题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摒弃其他因素的影响来看哲学的发展进程,就可以把哲学的发展看做是你的哲学观、我的哲学观、哲学大家们的哲学观、所有人的哲学观的综合和碰撞的过程和结果。诚然,哲学的发展进程要复杂很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体系结构和其他各种因素的洗礼,但是,在哲学的发展中,人始终是主体,人对于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人对于哲学观点的研究,才是哲学发展的推动力。

二、对哲学观的含义的理解

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任何观点和理论的出现以及兴盛,都离不开人的主体地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人在哲学中的主体作用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并且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学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人学思潮在中国出现和兴盛,并且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人学研究的学者和哲学理论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人学的学说和理论。这些学说和理论尽管各不相同,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没有脱离对于人的本质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哲学学说和理论,归根到底都是研究者对于人的本质的观点,都是研究者对于哲学的认识和观点。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哲学理论,不论创立之初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不论创立之后有多少人信奉和追随,不论其在社会思想中是不是显学,都只不过是人对于自身的哲学观点的阐述。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人的哲学观才是哲学中所有问题和所有观点的根本。吉林大学刘福森教授曾经说,“哲学观,不是知识,而是态度。”[2]这句话的含义不言而喻。在哲学史上根本就没有能够普世古今中外的作为知识论的“一般哲学观”[3],所谓哲学观,就是因人而异的对于哲学的态度。

三、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社会实践的发展才是哲学不断发展的根源。尽管各种哲学理论和各种哲学观点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释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忽略这个根源。因此,要分析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关系,就无法避免的要研究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笔者认为无需引用或者借鉴任何哲学流派的观点,因为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人是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各种哲学流派是如何解释和分析社会实践的,都不能否认任何形式的社会实践都离不开人的操作。对于哲学的发展来说,所有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所有哲学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所有哲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都脱离不了人的作用。在哲学发展的进程中,人的作用的根本体现在于人的哲学观或者说人的哲学态度,深刻影响着哲学发展的进程,决定了哲学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方向,决定了对所有哲学问题的看法和研究的方向。鉴于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鉴于人的哲学观在哲学研究和探索中所起到的作用,笔者认为,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表述:哲学观是哲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力。

作者:宋继清 单位:黑龙江大学

参考文献:

篇(7)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7-0083-05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等论著为标志,在这些标志性论著中,马克思彻底清算了自己先前的旧哲学信仰,真正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1845年前的马克思论著(包括创作于1843―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早期著作)则被上述流行观点排除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外,并被定性为他创立“新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中的“不成熟著作”。在上述观点看来,这些论著不同程度上带有旧哲学痕迹,其思想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立场存在较大差异甚至严重对立,马克思40年代中后期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既是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对他先前论著中持有的“不成熟思想”(甚至“不科学思想”)的根本超越。

在笔者看来,上述流行观点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思想历程的严重曲解,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绝非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发生,而是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等被上述观点贬低为所谓“不成熟著作”的早期著作中便已发生: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一个过程,《批判》是这一过程的真正起点,40年代中后期的马克思论著(包括《提纲》、《形态》等所谓“标志性论著”)不过是推进、深化了他的“哲学革命”而已,并非这一革命的真正开端。

要令人信服地论证“《批判》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点”,首先需要论证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过程性”。很显然,“哲学革命的起点”这一提法本身就是以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过程性”为基本前提的。如果其“哲学革命”并非一个过程而是一次,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起点”了。以往我国学界有一种不准确的流行说法,即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他的《形态》中一次性完成的,这种根本否定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过程性”的观点,在国内颇有影响力,为许多研究者所认同。因此,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过程性”的指认与说明,不仅有助于论证本文的基本结论,还有助于驳斥上述错误的流行说法,消除人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身的误解,深刻认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新哲学的精神实质。

在笔者看来,正是马克思创立其新哲学的过程性赋予其“哲学革命”以“过程性”,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哲学立新” (指他创立新哲学)在时间上是一致的、重合的。

首先,作为一个宏大、严整的思想体系,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其哲学视野极为开阔,不仅对社会历史、实践、人学问题,也对一般本体论、存在论、辩证法、认识论等问题形成了深刻、透彻的看法。既然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一个论域广泛、内容丰富的宏伟体系,那么仅仅确立了它的某一(或某些)组成部分,哪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或几个)组成部分(比如唯物史观、实践观等),也不宜断言这种新哲学已被“创立”了。只有完整地创建了这种新哲学的理论大厦,形成其各部分的所有重要观点、所有重要理论,我们才能断言,马克思真正完成了对其“新唯物主义”的创立。创建超越一切旧哲学的宏大、严整、博大精深的“新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实现“哲学革命”,这样的哲学壮举,即便对于作为天才哲学家的马克思来说,也必然有一个过程。这一点我们完全不难理解。

其次,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绝不是完全集中于他的任何一部论著中的。在他的一生中,根本不存在这样一部论著:它既形成或包含了其“新唯物主义”的全部基本部分(本体论、辩证法、方法论、历史观、实践观、认识论等),亦形成或包含了这些基本部分的所有相关的重要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刻、透彻的阐释。客观地说,任何一部马克思论著(包括所谓“标志性论著”)都无法充分展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全部哲学内涵,都至多是从某些方面(譬如从历史观方面、实践观方面等),以某种力度,展现了这种新哲学的部分内容,甚至对这部分内容的展现和阐释也是有限的。简明地说,他的任何论著对其“新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阐明或揭示都是不完整或不完全透彻的。

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两部所谓“标志性论著”,即《提纲》与《形态》为例。《提纲》对“新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理论(比如唯物主义矛盾辩证法、人类解放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等)未做任何实质性论述,并没有给读者提供“新唯物主义”的完整形象,说这部论著建立了“新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该论著对新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叙述主要是粗线条的,很少展开论证,这种粗线条的叙述方式很难说是做到了对“新唯物主义”观点的透彻表达;该论著甚至对其重点考察的某些哲学问题的分析或说明也存在不全面或不完整的缺憾,比如,《提纲》在分析“人的本质”问题时,仅仅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对“劳动与人的本质的关联性”只字未提,显然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分析是不全面的。《形态》虽然阐释或揭示了新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践观的许多重要原理,但远没有囊括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全部重要观点,甚至也没有囊括唯物史观的全部重要观点。该著作不但对“新唯物主义”中除历史观、实践观外的其他部分(譬如辩证法基本原理)的阐释相当薄弱。而且对唯物史观原理(这是《形态》的中心内容)本身的阐释或揭示也是不够完整或不够深入的。例如,该论著虽然对“现实的人”的基本特征做了精辟的界定,但未进一步说明“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样他关于“现实的人”的理论就不能说是完善的②。而且,该著作对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探索还远不能说“透彻”,譬如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未来社会形态的探索还是初步的,马克思在后来的论著(《资本论》第一手稿、《(哥达纲领)批判》等)中对其做了重大深化和发展。总之,宣布“马克思在这两部论著中完成了对‘新唯物主义’的创建”是很不合适的(这样既夸大了这两部论著的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亦贬低了其他马克思论著的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应当说,他当时仍处于对这种新哲学的探索过程中,其新哲学的创建尚未完成。

再次,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观点”分布于他不同时期完成的一系列重要论著中,这些论著有的处于马克思的青年时期,有的则处于中年甚至晚年时期,其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事实上,他的许多论著(包括1845年前的早期论著)都对阐发“新唯物主义”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都各有其不可抹煞、不可忽视的独特哲学价值。举例来说,写于1844的早期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探索人类解放问题的思想历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对“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类解放理论做了第一次理论奠基,形成了这一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再如,众所周知,马克思中年时期写成的《1857-1858年手稿》对唯物史观原理进行了新探索,首次提出了关于“人的历史发展”的三阶段理论,难道这一理论不正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吗?不同的马克思论著往往各有其思想重心或理论主题,它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从不同层次(譬如方法论层次、本体论层次、历史观层次等)展现或揭示了“新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或哲学思想。只有分别对马克思各个时期的重要论著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有机整合,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其“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全貌,而不流于片面。

不仅如此,“新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往往是在不同的马克思论著中得到初次实质性阐发。举例来说,新唯物主义的矛盾辩证法理论在1843年的《批判》中得到首次实质性阐发;“人的本质”理论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初次实质性阐发;而人类解放理论便是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得到初次实质性阐发,并在《形态》、《宣言》等著作中得到了重大补充或深化⑥。上述事实同样证明马克思创建“新唯物主义”的“过程性”。

总之,马克思对其“新唯物主义”的构建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而绝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我们绝不能撇开这些事实。仅凭主观猜测便断定,马克思是在刻意制造他的论著在理论上的“缺憾”。如果他某一时刻在自己的头脑中一下子形成了“新唯物主义”的全部观点、全部理论,构建了这种哲学的整个“理论大厦”,那么,他何必要以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从1843年至马克思晚年,持续数十年)来依次或分别地展现自己不同的“新唯物主义观点”呢?为什么不干脆在某一论著中一次性全部加以阐明呢?更令人纳闷的是,为什么他在展示其“新唯物主义”的某些具体理论时,往往也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跨度呢?譬如他对未来社会理论的阐释便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跨度。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40年代论著中他就阐明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特征(尽管这种阐明主要是粗线条的),在中晚年的论著(比如中年的《1857―1858年手稿》和晚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又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新的、更加深刻的分析和说明,时间跨度不少于30年。事实证明,马克思对“新唯物主义”(甚至其中的某些具体理论)的阐释或揭示经历了一个为时较长的艰苦探索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的早期,他尚不具备完整、透彻地阐明“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充分能力,甚至还不具备完整、透彻地阐明其中某些重要理论的充分能力。

此外,作为一个思想极为活跃、涉猎极为广泛、精力相当充沛的天才哲学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经常处于动态的发展中,他在哲学上经常形成或提出新思想、新看法,这完全不足为奇。断定马克思在某一时刻一次性形成了“新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和全部观点,之后只是分阶段依次表达或重复这些观点而毫无创新和发展,反而是真正的奇谈怪论。作为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哲学家,马克思绝不会满足于自己40年代形成的、带有某些局限性的那些“新唯物主义观点”,而是必然要根据新的具体科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构建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开阔、思想更完善的“新唯物主义”理论大厦,实现哲学上新的“自我超越”。

那么何以体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哲学立新”在时间上是一致的、重合的呢?

我们知道,“哲学革命”意味着哲学领域的“破旧”,但“破旧”的目的在于“立新”,创立新哲学是“哲学革命”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没有哲学上的“立新”,就根本谈不上有哲学上的“破旧”和“革命”。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发动的“革命”,正是以他在哲学上的“立新”,即创立新哲学作为标志的。离开“哲学立新”,“哲学革命”便失去了根基和依据。革命必须“破旧”。对旧思想的破除或否定,必须以新思想为精神武器和依据。没有“新思想”的人,不但无法破除旧思想,他甚至根本缺乏破除旧思想的动机或意愿。一切思想领域的“破旧”、“革命”本质上就是用新思想来取代旧思想,打破或消除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和统治。但是“确立新思想”是一个过程,是在“破旧”、“革命”的过程中“立新”,破除或否定某种旧思想、旧理念,其实就是相应地确立某种与旧思想相对立、相冲突的新思想、新理念。有“破旧”才有“立新”,有“否定”才有“肯定”,有“革命”才有“创新”,这完全符合辩证法。所以在马克思开始辩证地否定旧哲学、进行“哲学革命”的同时,他的新哲学的构建也开始了。从时间上看,二者是一致的,是同时发生、同时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无法割裂、相互依赖、互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所以,如果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其“哲学立新”也必然是一个过程,反之亦然。马克思的“哲学立新”历程何时开启或终结,他的“哲学革命”历程亦何时开始发生或完成,反之亦然。

有的论者或许会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只有完整地创立“新唯物主义”,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发生;如果他只是形成了这种新哲学的部分观点,还谈不上有什么“哲学革命”,至多只能认为他已处在其“哲学革命”的前夕,正在为发动这一革命做思想上的积极准备。不难看出,这种观点是将马克思哲学上“立新”的彻底完成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貌似有几分道理的看法,其实是相当片面、偏颇的。如上所述,马克思在哲学上的“立新”与他在哲学上的“破旧”、“革命”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同时进行的,而不是截然分开、先后发生的两个事件或两个过程。上述看法却认为。先有哲学上的“立新”,而后才有所谓“哲学革命”,这在逻辑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新唯物主义部分重要观点的形成,不但表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已经发生,而且意味着这种“哲学革命”是有某些重要的哲学成果相伴随的,尽管这里所说的“哲学革命”还只是局部的或阶段性的,在“革命”的广度(涉及的哲学领域)和深度(对哲学问题认识的程度)方面也有限。但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发生到拓展或深化的过程。该看法既然承认马克思的“哲学立新”是一个过程,那么,同样应该承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是一个过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程绝不是在“哲学立新”完成后才真正开启,而是与后者同时开启、同步进行和深化。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明确: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与其“哲学立新”的起点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这两个起点在学术载体(指论著)上也应当是一致的,它们所对应的不可能是两部不同的马克思论著。这意味着,如果说马克思是在某一部论著中开启了其“哲学立新”的思想历程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他在这部著作中同样开启了其“哲学革命”的思想历程,反之亦然。认识到“哲学革命”起点与“哲学立新”起点的一致性,为我们正确指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点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创造了决定性的思想条件。这就是说,只要有效确定了马克思创建其新哲学的起点,也就确定了其“哲学革命”的起点。那么,如何来确定马克思创建其新哲学的起点呢?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论著是其思想的载体。记录或展现了他不同时期的哲学观点,深刻地反映了其哲学思想的演进轨迹。不论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还是他的“哲学立新”,都要反映或体现在他特定时期的哲学论著中。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论著进行深入考察和比较研究,确定阐释或蕴含其新哲学的初始性论著,是辨认马克思“哲学立新”之起点的基本途径。这种“初始性论著”,必须具备这样的基本条件:在该著作中,马克思开始对其新哲学的观点进行阐释或揭示,首次确立了根本不同于旧哲学的新哲学范式,实现了其对旧哲学的第一次实质性超越。这里所说的“新哲学的观点”,并不要求是这种新哲学的全部观点,只要是其中的部分观点即可。如前所述,在马克思毕生的论著中,任何论著对其“新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阐明或揭示都是不完整或不完全透彻的,没有哪一部论著能穷尽其新哲学的全部观点。加之他的“哲学立新”是一个过程,而我们探寻的只是这一过程的起点,那么就完全不必也不宜苛求上述“初始性论著”囊括马克思新哲学的全部观点。

那么,在马克思毕生的论著中,究竟哪一部论著是阐释或蕴含其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初始性论著”?哪一部论著最先确立了新哲学范式,实现了对旧哲学的首次实质性超越?一般学者们通常会首先想到《提纲》或《形态》这两部著名论著,而恩格斯对《提纲》的一个著名评价,即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⑦,更加强了这种判断的可信度。的确,这两部论著深刻阐明或揭示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不少重要观点、重要思想,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根本超越了传统哲学,但问题是:它们是否是最早阐释或蕴含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观点、最先实现哲学范式之革新及对传统哲学之超越的“初始性著作”?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将目光继续投向《提纲》之前的马克思论著。它们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论著: 《莱茵报》时期以后、《提纲》之前的马克思论著(以《批判》为首部重要著作,主要包括《批判》、《论犹太人问题》、《

那么,对“新唯物主义”的初次阐释或揭示,对传统哲学范式的首次革新及对旧哲学的首次实质性超越,是在1843年的《批判》中实现的吗?对此,笔者持肯定态度。在笔者看来,断言“《批判》初步实现了对‘新唯物主义’的阐释或揭示、哲学范式的革新、对传统哲学的实质性超越”,是恰如其分的。通过近几年来对《批判》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笔者注意到,写于1843年、被传统观点贬低为所谓“不成熟著作”的《批判》,其实内在蕴含着根本超越马克思先前著作及传统哲学的四大哲学创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初次自觉结合、唯物主义矛盾辩证法的第一次实质性探讨、“具体对象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基本形成、“经济因素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的初步阐明。在该著作中,马克思深刻阐释或揭示了“新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重要思想,至少包括:关于物质与精神之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关于矛盾对立的客观性、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同一本质内部的矛盾和不同本质之间的矛盾、对立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对立面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具体对象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思想;“经济因素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⑨。这些都是“新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重要思想,它们在《批判》中都得到了鲜明的展现。鉴于笔者已在先前的学术论文中以大量笔墨详尽阐明了《批判》的上述哲学创新及其“新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这里不再展开探讨。总之,这些观点都是既超越唯心主义亦超越旧唯物主义的,是传统哲学根本不具备的创新性思想。另外,说“《批判》实现了哲学范式的革新与对传统哲学的实质性超越”,也是完全成立的。我们知道,《批判》以前的传统哲学的基本范式,是颠倒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唯心主义范式与脱离甚至背离辩证法、将唯物主义原则局限于自然观领域的旧唯物主义范式。《批判》则初步确立了根本不同于这二者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范式。这种新范式的基本特点是:既贯彻唯物主义原则,又自觉坚持辩证法思维方式,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既坚持哲学基本问题、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也力图在社会历史观中贯彻唯物主义,克服旧唯物主义“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的根本缺陷。这样的新唯物主义范式,明显优越于传统的旧唯物主义范式与唯心主义范式,实现了对二者的根本超越。可见,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初始性著作”认定为《批判》,是有充分根据、充足理由的。既然《批判》是马克思创建其新哲学的起点,那么其当然也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点。

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哲学立新”的起点,《批判》真正开启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历程,是他的第一部“新唯物主义著作”。《批判》之后的马克思著作(包括《提纲》、《形态》等著名论著)不过是推进、深化了以该著作为起点的“哲学革命”而已。应当说,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马克思论著(譬如《提纲》与《形态》),既非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点、开端,亦非这一哲学革命的完成,不过是这一革命的阶段性成果,对其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应充分肯定,但不宜过度夸大。澄清上述事实,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评估《批判》等早期马克思著作的历史地位,深刻认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历程,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

注释:

①⑤⑧⑨参看林锋: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四大哲学创新――兼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成熟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篇(8)

我们说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根据在于它是世界哲学史上新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哲学体系,并且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新哲学思想体系是由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两大层级系统构成的有机体系。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一个层级系统是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理论系统。第二个层级系统是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最基本的原则“一以贯之”,从而把两大层级系统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

毛泽东元哲学理论系统,是由毛泽东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这“三大论”合成的深层结构。毛泽东的立场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人们在思想、言论、行动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理论。它是由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立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行动立场三个层次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毛泽东的观点论,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观点,即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它是由实事求是的一元观和知行统一的认识观、对立统一的宇宙观、人民大众的历史观这四大观点构成的完整世界观。毛泽东的方法论,是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和工作的方法和办法的理论,即毛泽东的学习方法、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历史方法和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理论。它是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矛盾分析的思想方法、阶级分析的历史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五类方法理论构成的系统。毛泽东元哲学理论思想系统里立场论是前提、观点论是核心、方法论是工具,这“三大论”既有相对独立性,又互相依赖,成为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深层哲学系统。

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是由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军事哲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文化哲学思想、道德哲学思想等众多分支应用哲学系统结合而成的具有表层结构特点的庞大系统。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新民主主义论哲学基础,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人民民主专政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执政党的建设等。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包括战争的认识论,战争的唯物史观,战争的辩证法及战略和战术等。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思想包括中国经济建设的逻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分配原则,独立自主、向外国学习的原则等。毛泽东的文化哲学思想包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化美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文化工作的辩证法等。毛泽东的道德哲学思想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道德情操和严于律已、自我批评的道德修养原则等。

毛泽东提出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基本的原则,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和自始至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里的活的灵魂。正是这个“一以贯之”的最基本的原则,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系统与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系统联结为一个活的有机整体。毛泽东元哲学思想系统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的三大理论是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深层的本元、根基和前提。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是毛泽东的立场论、观点论、方法论这些深层的元哲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展开和体现。所有这些,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成为既有骨胳又有血肉的交相生辉生动活泼的新哲学体系。

毛泽东新哲学思想体系吸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华,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上,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概括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第一人。固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早已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出,可是,他们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全部著作中,他们既未把“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也未全面系统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里,才第一次把马列零散的论述集中概括起来,加以提炼抽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并且明确指出它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很显然,这本身就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独特的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创造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体系。他不仅提出了这个新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重点探讨和阐明了他发现的唯物史观,打破了历史观上唯心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哲学革命。列宁继马克思之后,重点探讨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辩证的认识方法论,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列宁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毛泽东直接从列宁出发,重点探讨和阐明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问题中的方法论问题,形成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元哲学和一系列应用哲学相结合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新的特质,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促进、深化、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再到毛泽东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50年的历史发展逻辑。

应当指出,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多学派的局面,影响最大者有斯大林的哲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三大家。斯大林首先扛起了保卫列宁主义的大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在落后的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斯大林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扼杀了马列哲学思想中辩证法这个活的灵魂,其哲学思想的理论水平比列宁后退了许多。以卢卡奇、柯尔斯、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打起了反列宁主义反映论的旗帜,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原则、辩证法原则和主体人性原则,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发人深省的新问题,但是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往往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唯心主义同流合污。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与列宁哲学有关,但毛泽东是直接继承和发挥列宁的反映论的,他不仅坚持了列宁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而且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认识论的实践论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大大扩展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外延,丰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内涵,从而把马列主义哲学推进到新阶段,使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中国建立并巩固起来。可以说,列宁之后,马列主义哲学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即斯大林的“正题”,本文新马克思主义的“反题”,毛泽东的“合题”。可见,列宁之后真正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方向的,既不是斯大林,也不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国的毛泽东。

毛泽东新哲学体系是地道的中国哲学,它吸取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对中国哲学实现了伟大的革命变革,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毛泽东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为此,毛泽东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哲学作了系统的研究总结,继承了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哲学在内容方面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的宇宙观和社会道德论的优良传统。在表现形式方面更有独特的中华民族形式,那就是文章短小精悍,文字言简意赅,表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格具体形象,生动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形式中去了,而且把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提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水平,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具体化为中国的哲学,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实现了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化,收到双重效果。

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剔除了中国哲学中的糟粕。中国古代哲学是封建时代的哲学,自然带有封建性的内容。中国现代哲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自然有许多是反动的东西。毛泽东不仅剔除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封建性的东西,而且同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国家主义、唯生论、民生哲学、力行哲学等反动学派进行了无情地不懈地斗争,并在同它们的斗争中成熟发展起来。

中国的古代哲学和现代反动哲学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大一统;按其阶级属性讲,是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哲学,为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农大众服务。毛泽东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尖锐武器打破了中国哲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大一统局面,坚定地站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仅提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是哲学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丰富源泉,而且力主哲学为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服务,使哲学成为人民大众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国哲学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正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哲学走到人民群众中间来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亿万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伟大壮举。毛泽东创造的新哲学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大众的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毛泽东新哲学体系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实现了哲学与实际的统一,哲学实际化,实际哲学化,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尖锐的思想武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长期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命运紧密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马列主义当圣经顶礼膜拜,只知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党内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主观主义,无的放矢,理论脱离实际,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惨败,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个在党内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明确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并对这个原则作了系统深刻的阐发。毛泽东强调在贯彻这个原则时,既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形式相结合,更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具体内容的特殊性相结合。由于毛泽东实现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实际化,从而克服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篇(9)

宏观的讲法可以使学生形成关于中国哲学的总体印象,但不能停留在宏观层面,还必须进展到中观层面,方能使中国哲学的画面逐步清晰起来。所谓“中观”,就是分阶段概述中国哲学,采取断代史的讲法。在中观层面,主要是讲清楚三个话题。1.语境所谓“语境”,是指哲学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谈哲学的语言环境。任何哲学家不能脱离他所处的语境,只能在他所处的语境中从事哲学思考。我们要理解某位哲学家的思想,应当设身处地地回到他所处的语境中,找出其特有的时代特征。我们要解释哲学家在学理上的推进,不能仅在哲学家自身的思想范围中找原因,还应当到他所处的语境中找原因。语境属于历史学范畴,了解语境离不开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把握。我们讲哲学史,不必全面了解具体的历史细节,但必须掌握对哲学家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关注每个时代特定的精神需求。众所周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意思是说,哲学的使命在于满足特定时代特定的精神需求。真正的哲学家绝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一定会与他所处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做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创造出那个时代所需要的理论思维成果。我们讲哲学史,必须把哲学家抽象的理论思维与具体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化抽象为具体,而不能仅仅在观念上做文章。如果仅就思想而谈思想,而不把思想放到语境中解释,显然不可能展现哲学史的丰富内涵。从哲学史的角度把握语境,不能像原有教学范式那样平铺直叙地介绍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科学与文化发展程度、社会阶级结构等历史状况,而是要找到解释哲学何以如此的原因。我们为讲哲学史而讲语境,应当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我在讲中国哲学奠基期的语境时,主要想解释的问题是:中国哲学为什么产生于春秋末年?我找到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由于经济的发展,使哲学产生成为可能。哲学的产生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自我意识有了提高,对自己有了自信心,开始把人看成主动的存在,看成认识世界的主体,不再把自己看成被动的存在,看成神的依附者。当人有了相当大的本事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自信心;如果本事不大,对自己没有自信心,那就没有办法讲哲学。在春秋末年,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可以产生哲学的水平。那时,中国有两项重大发明。一是发明了牛耕,以畜力代替人力,解决了动力问题,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二是发明了锄、铲、犁等铁制农具,改善了劳动工具。由于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社会财富多了,允许一些人不必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精神生产劳动。这就为中国哲学产生提供了经济方面的语境。第二,由于社会转型的需要,使哲学产生成为可能。春秋末年以前的中国,虽然有夏、商、周等朝代,每个朝代都有最高的统治者即君王,其实是一个分散的社会。因为实行分封制,全国分为无数个小邦,国家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总体,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有严密组织的国家。春秋末年,中国社会发展开始从“王国时代”走向“帝国时代”。怎样能使中国的政局由乱转治?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建构一个大社会?天下归一的路在哪里?大帝国如何建立起来?这些问题需要思想家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在理论上给予回答。这就为中国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方面的语境。第三,由于文化的积累,使哲学产生成为可能。哲学思考需要使用思想材料,需要依据文本,只有文化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哲学才有可能产生。到春秋末年,中国文化的积累已达到了这种程度,为哲学思考提供必要的、充足的文本。甲骨文、金石文和六经等文本的出现,为中国哲学产生提供了文化方面的语境。2.文本语境是哲学发展之“源”,而文本则是哲学发展之“流”。哲学家从事哲学思考,离不开语境,也离不开文本。在哲学史上,文本是指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后来的哲学家的理论创新,绝不是空穴来风,他必须利用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才能搭建起属于自己的思想世界。如果他不尊重文本,将陷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窘境,也谈不上有什么创新之处。从这点来看,阅读文本、整理文本、选择文本、诠释文本,乃是推动哲学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文本只是思想材料,而思想材料不等于思想意涵。哲学家利用文本从事哲学思考,但不必拘泥于文本。文本作为思想材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是个常量,不会有多大变化;而文本所包含的思想意涵,却是一个变量。对于同一个文本,处在不同语境中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思想意涵来,这就是所谓“解释学的偏差”。例如,同一本《论语》,注本竟有三千多种,原因就在于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读法,读出不同的思想意涵来。其中有文本的原意,也有读者的创意。从解释学来看,原意与创意是搅在一起的,后人不可能原原本本地讲出前人的原意,因为他无法回到前人特定的语境中。对于文本,既要照着讲,也要接着讲。所谓“照着讲”,就是弄清楚文本字面上的意思,不随意曲解,准确地占有思想材料;所谓“接着讲”,就是谋求与前人进行视界交融,发挥创造性思维,讲出新意来,推动哲学的发展。从实质上看,中国哲学史主要是一部“接着讲”的历史,尽管许多后来的哲学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往往有这样一些哲学家,努力掩饰自己哲学思想的创新性,标榜“代圣贤立言”,自封为道统的继承者。我们千万不能被“夫子自道”所蒙蔽,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在中国哲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成不变的道统。那些标榜道统的人,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他好像在标榜古人,其实是在标榜他自己。讲中国哲学史不能迷信道统说,必须贯彻今胜于古的历史主义原则。如果以为古代圣贤已经确立了完美的道统,后人不可能超越,怎么会有“哲学发展史”可言呢?我在概述高峰期理学家对待文本的态度时,强调他们并不抱残守缺。由于宋明理学家已经把讲儒学的重点由政治哲学转向人生哲学,所以不能完全沿用经学的文本,必须选编一套适应讲人生哲学的文本。这套文本就是从十三经中编选出来的“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理学家讲人生哲学,目的在于使儒学在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中取得主导地位,取代佛道二教的位置。为了在理论深度上超过宗教哲学,他们必须采用同宗教哲学对话的方法,讲出更充分的道理来。在精神生活领域中同宗教哲学对话,引经据典无济于事,必须尽可能地把道理讲透,以学理赢得受众的信任。确切地说,经学家关于儒家经典的讲法,是一种文献学的讲法。理学家的讲法,才是哲学的讲法。尽管在有些理学家的身上,存在着“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但总的来看,理学家注重义理在哲学史上是一个进步。3.问题哲学史作为理论思维的历史,应当以问题变化为线索。哲学史虽是历史学分支,但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历史学。哲学史所关注的主要不是事件,也不是人物,而是问题。讲哲学史必须突出问题意识,把每个阶段哲学家所关切的主要问题找出来讲清楚。哲学家都是思考者,而思考者必须有自觉的问题意识。讲中国哲学史,不必把每个有哲学言论的人都讲到,但不能遗漏那些提出新问题或改变提问题方式的人。这些人才称得上哲学家。原有的教学范式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讲的人物众多,而且经常说某某人同某某人一脉相承。如果某某人同某某人仅仅是一脉相承的话,恰恰表明他没有新的问题意识,没有独到的理论贡献,没有超越前人之处。对于这样的人,写入学术史是可以的,何必写入哲学史呢?真正的哲学家未必是解决问题的高手,但一定是善于提问题或者改变提问题方式的高手。哲学史其实就是问题变迁的历史。正如蔡元培说的那样,“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一经哲学家考察,觉得普通人所认为业已解决的,其中还大有疑点;于是提出种种问题来,再求解答。要是这些哲学家有了各种解答了,他们的信徒认为不成问题了;然而又有些哲学家看出其中又大有疑点,又提出种种问题来,又求解答。有从前以为不成问题的;有从前以为是简单问题而后来成为复杂问题的。初以为解答愈多,问题愈少。那知道问题反而随解答而增加。几千年来,这样的递推下来,所以有今日哲学界的状况。”[2]我在概述发展期哲学家所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时,注意到各个思潮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注意到哲学家问题意识的变化。董仲舒把天说成人的人的“曾祖父”,他涉及的问题是:人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同至上的天合而为一?王充的问题意识有了变化,他消解了天的至上性,重申天的自然性。他用“天在人外”的观念取代了“天在人上”的观念。玄学家的问题意识又有了变化,他们解构了“天在人上”和“天在人外”的观念,把天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他们由天人关系问题,引申出体用关系问题。“体”的提出,是玄学家的一大重要发现,标志着他们已达到了本体论意识的自觉。玄学家提出了体用关系问题,然而对于何者为体看法不一。不过,他们都认为“体”在当下的世界之中,都认同“一个世界”哲学世界观模式。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体”的超越性,将其置于另一个世界,自然会选择“两个世界”的宗教世界观模式。于是,中国佛教那里,用此岸与彼岸的关系问题取代了玄学讲的体用关系问题。

篇(10)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 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 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 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 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 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 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 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 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 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 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 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 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 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 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 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 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 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 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 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 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 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 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 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 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 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2] [4]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 l. 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 [9]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 l.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11.

[10] l. laudan, science and valu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 p.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p.295.

篇(11)

【英文摘要】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philosophy can be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mid-80s to 90s is theinitiative stage. at this stage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discipline are established. theperiod between early to mid -90s is the starting stage.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studies of this philosophicaldiscipline are developed. the 3rd stage is the latter part of90s when a series of important issues in social life aredealt with and a system of academic concepts begins to takeshape.

【关 键 词】社会哲学/发展哲学/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social philosophy/developmental philosophy/modern china/social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