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政治的关系大全11篇

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篇（1）

前言：在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时，如果忽视其双重维度的属性，只是进行单一的研究，那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将会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对于政治哲学的蕴涵，也不会充分的展示出来。因此，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必须要从双重维度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以便于保证研究的全面性。马克思政治哲学属于政治哲学中的一种，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同样需要以双重维度为视角来进行研究。

一、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一）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

在进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所谓理论前提，就是指政治哲学的概念。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核心的内容就是如何理解政治和哲学的关系，由此可见，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两个基本的组成元素就是政治和哲学，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具有双向性。基于政治哲学的概念，人们在进行研究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一个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对哲学进行研究，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从哲学的角度出来，对政治进行研究，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在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中，在政治和哲学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核心定义。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政治哲学表达式中，政治所代表的是研究的内容和作用，哲学表示的是研究的方法，据此，政治哲学就是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式为关联政治的哲学方式；另一方面，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政治是形容词，并不代表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基于此，在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时，主要研究的为哲学问题，采取的方式为政治方式。实际上，在这两个方面的定义中，政治哲学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第一方面的定义中，侧重点为政治，而在第二方面的定义中，哲学才是侧重点。对于这两种定义，施特劳斯所欣赏的是第二种，这种认知具有比较好的明确性，不过，一贯性是不存在的。在施特劳斯后来的研究中，再次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做出了解释，在这次的解释中，政治成为了强调的侧重点，通过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这种变化说明，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必须要充分的考虑政治和哲学的关系，从而更加全面的理解政治哲学的涵义。

通过对施特劳斯相关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政治和哲学的关系，政治方式处理哲学问题和哲学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是相互依赖的，不能分开来进行研究，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将政治和哲学的相互关系充分的反映出来，而这也正是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二、政治哲学双重维度视角下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狭义定义

对于社会上的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在对其进行研究时，是在哲学的视角下来进行的，通过哲学方法和视域，良好的解决政治问题，之所以会采用哲学进行处理，主要的原因是哲学家的素质、风格等。另外，在马克思主义中，研究对象十分的广泛，几乎涵盖社会中的所有领域，政治领域就包含在这个范围中，基于此，在进行政治问题的研究时，必须要用马克思哲学来进行，而这就是狭义上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所具备的完整性是非常好的。在这个体系中，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通过哲学的方式来研究各种政治现象，在人们生活的社会中，政治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国家、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暴力、和平等，都属于政治现象的范畴，在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时，就需要用哲学的方式来进行；第二，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概念、范畴和理念，在政治学中，包含大量的政治概念，比如民主的概念、平等的概念、和谐的概念等，同时，对于政治的范畴和理念，哲学也可以进行充分的研究；第三，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思潮，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都属于政治思潮，在对这些政治思潮进行研究时，只有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进行分析和批判，才能正确的认识政治思潮；第四，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问题。经过上述表述可以发现，狭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指哲学方式研究政治问题。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广义定义

既然狭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定义为利用哲学来处理政治问题，那么广义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指利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哲学的问题。在此种视角中，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分析，此种论断的理由都是非常充分的。对于哲学，马克思主义在对其进行研究时，立场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在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这样的内容：对于哲学来说，物质武器就是无产阶级，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哲学就是其精神武器。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这两个理论，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那么就会发现，在这两个理论中，政治哲学的内容是有所体现的，具体说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其主要的内容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这其中就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政治哲学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说，这是一种“正义论”，具有比较强的独特性。对于共产主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但无论是哪种形式，共产主义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共产主义中，将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基本经验表现出来，如果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党派、世界观，那么这种认知具有很强的肤浅性；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著作中，也提到了共产主义，并将其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也说明，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政治、哲学、经济学实现了高度的融合。基于此，在对哲学进行研究时，以政治的方式来进行是有着强大的理论依据的。

结论：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政治”和“哲学”是两个基本的要素，概念中的核心内容就是究竟以何种方式来处理何种问题，一种立场是利用哲学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另一种立场是利用政治方式来处理哲学问题，这两种立场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在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中，其中关注度最高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为了保证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就需要将其放置在政治哲学双重维度的视角下来进行，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形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广义和狭义上的定义。实际上，这两种立场是相互依赖的，共通过形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全部内容。

参考文献：

[1]孙亮.超越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历史科学”向度――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困境瓦解的尝试性方案[J].学术研究，2012，10（09）：7-12.

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篇（2）

二、政治哲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政治哲学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世，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除了确定自身的研究对象、表明自身的学科特性外，还需要阐明该学科与其他相邻学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证明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关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一种政治哲学要对所重视的政治价值给予证明，就需要给这种政治价值提供某种道德基础，诉求更深刻的道德根据。也有学者指出，许多政治哲学家都将政治哲学视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或特定的类型，在奠定其理论基础时，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援引道德哲学作为自身的基础或最终根据，似乎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设定了背景和边界。实际上，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区分贯穿于从理论基础到实践领域的所有层面：在理论基础方面，可以表明和论证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义观念和规范能够自主地成立，而不必依赖道德观念和规范；在实践层面，正义能力并不依赖于道德能力，正义规范凭借普遍性、强制性、确定性、公平性、内在一致性等特征确立了自己的地盘和领域，而不必与道德规范的地盘和领域相混淆。关于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政治哲学和政治学都以政治事物为研究对象，二者的区分是以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分野为基础的，是在所谓政治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在现代学科区分的意义上，政治学定位于认知性问题的研究，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因果联系的知识体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政治哲学则定位于规范性问题的研究，着重研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主要提供价值知识，需要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价标准，具有价值引导和社会批判的功能。

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篇（3）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084-01

0.引言

思想政治的话语逻辑各项常规属性，尤其是各种边缘性理念的提出和使用，不但是我国当代时代特点背景下被赋予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要求，而且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过程中，最本质的属性表现与哲学思维系统的组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话语范围的学术研究和属性话语的对应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建设与实践教育探索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大众化实践意义明显。

1.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话语范围的三维趋度学术发展

1.1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话语范围的话语向度理念

向度其实就是向量，是和向量这一数学概念相一致的哲学范围内的数学名词，也就是事物的具体发展方向和实际的发展程度。所以，向度的理念和向量、适量都是来源于数学中的一个哲学话语区间。这个话语范围内，也同语言学角度下的哲学话语范围相适应。这表示话语向度就是哲学维度下的话语范围内方向发展，指的是其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的发展程度。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下话语范围的话语向度，不但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针对性与时效性的发展，同时也表示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方向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教育发展中的同向型原则[1]。

在遭遇到国际化、大众化的发展意识冲击下，马克思的中国片化话语回答和应对话语发展的研究有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其将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视线下的话语向度发展作深刻揭示，并且克服了思想政治教育和说事话语中的话语困境，进而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说事话语与文化话语的一种全新发展形式，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观和方法论。其实可以这样认为，展开此项研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唯一渠道。

1.2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话语范围内的三维趋度学术发展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的话语范围，在其三维趋度的发展空间中，具体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事业下的常规属性、边缘属性以及非常规属性等各种话语范围。有三个较小的维度发展方向，依次为以下几种：

1.2.1形而下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话语中的形而下方式思想其实就是实践应用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中的话语范围形而下趋度发展，其实就是思想教育哲学属性中的话语应用范围。同时其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前形而下的各种研究应用，简单的说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体系构建的原因。

1.2.2形而上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理念中的形而上方式其实就是理论抽象思维方式，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中的话语范围形而上，其实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属性话语范围中的思维使用在话语研究理论中的抽象词语研究方向[2]。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围中的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哲学关系，同时其形而上也指导形而下的发展。

1.2.3创新维度

哲学范围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存有属性话语和非属性话语两种概念的差别，这些用于不但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形而下的具体应用，而且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形而上的空间发展。

2.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下关系下的话语创新发展

2.1积极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思维模式下的对应关系的创新建设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应的关系属于一种立体的空间，同样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发展中不断发展的源源动力。其表示开始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下的对应话语创新研究平台的建设，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将话语当成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其主要的研究平台、区间和载体。使用哲学思维模式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对的关系话语作为一般的研究宗旨，积极的展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观念相对应的话语研究，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下的话语创新研究载体的建设，就能找寻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关系中各项研究主体、时间与空间等。

2.2构建哲学思维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应关系和研究立体空间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所对应的关系和研究的立体维度与时间维度理念，详细的说其实就是用思想政治教育常规性属性的话语对应关系和研究为基本出发点所组成的话语观点群与观念系统的空间，或者可以表述成用时间和历史环境的发展变化而组成的非常规性的话语属性空间[3]。

2.3组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系统下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话语体系

组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话语教育全新体系，其实就是组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理念下与之对应的各种关系话语教育体系，简单的说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所对应的关系体系。其充分表示在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话语教育体系的基础上，能够更好的开展具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体系，也是促进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大众职能。

3.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应的各种关系区间一旦建立，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对人类物质世界有认知或者反馈，同时能够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科技含量与人生的哲学思想内涵，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体系全新建立方向的时代性标志。

参考文献：

[1]李宪伦，梁小延，覃萍.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常规属性、边缘属性与哲学思维构建――步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09，07（14）：8-12.

[2]梁小延，李宪伦.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下边缘属性与非常规属性话语的应用[J].广西社会科学.2009，09（12）：1-4.

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篇（4）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哲学是一种精神世界内的现实，客观环境在发展过程中会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投影”，如社会客观物质的自我反映与认知，社会意识总是反映社会物质现实，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思想哲学就是时代的精神，而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与认知则是哲学发展的根基与动力。在处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过程中，人们每天都会面对对自身命运以及生活现实处境的探索，从具体来说，人们需要考虑如何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以及对社会生产资料如何分配等问题，而对于这种思想的具体论述便是政治哲学。不同的时代的政治哲学所研究的侧重点都不同，但是，其都表达了人们要求改变社会现实的愿望以及对社会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观的批评与反思。自古至今，我国思想政治哲学都在探索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研究我国不同历史时代的思想政治哲学对于现代人们处理政治关系来说具有不同忽视的重要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套与现实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不断地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与正义，从而实现人们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1 思想政治哲学解构

思想政治哲学是运用哲学解决具体问题的典范，政治哲学的兴起不仅体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体现了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思想逻辑。自群体活动产生以来，人们对于相互之间关系的处理认知就不断地发生变化，逐渐加深，在阶级社会之中所论及的政治哲学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获取支配地位，本身而论，其是属于一种“小我”思想，带有一定的自私性。长期以来，世界大半历史都处于这种“小我”的政治哲学探讨过程之中，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在言及政治哲学时，都必定站在自我阶级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并完善统治阶级的政权，同时使之正常运转、长期存在。这种群体性的支配思想在理论上逐渐深化，并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即为政治哲学，它属于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必须经过社会坚实的实践基础才能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这也是社会物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具体表现。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长河之中，思想政治哲学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在古代希腊社会中，形而上学是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大多数哲学家都使用“理念论”来演绎“理想国”，以单纯的理想来描绘超越自我阶级的政治理想，如柏拉图。而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则逐渐成为了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它属于唯心论的范畴，其所描绘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幻的，其政治思想完全属于思想意识作用于思想意识的范围，对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宗教神学思想曾在欧洲较长历史阶段中主导着欧洲各国的政治变迁，“君权神授”思想长期占据政治哲学的主要地位，例如，奥古斯丁皇帝利用“上帝之城”来指导世俗政治。当然，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片面的、唯心的政治哲学思想，我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始终信奉“儒、佛、道”三派思想，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君权神授，在社会统治上以“仁、义、礼、信、智”等作为道德规范基础。政治哲学所包含的范畴也较西方更深、更远、更广，古代政治哲学几乎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而不断发展与完善。而到了近代以来，存在于理论上、思想中的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也逐渐被“社会认识论”所取代而成为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在政治哲学讨论焦点中，已不再以强权统治作为政治的基本观点，取而代之的则是人类的理性。认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的逐渐累积，人们的社会意识自觉性越来越强烈，对于形而上学、唯心等政治哲学的认知程度逐渐加深，“唯理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就成为了社会意识发展的主要表现，这时的政治哲学开始从理性、全局的角度上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自由。现代政治哲学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它从理论地位上来说就有一定的独立性，现代政治哲学不依赖于形而上学以及认识论的基础，同时也不依赖于社会道德哲学的支持，它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哲学家在处理政治关系、设定政治理想时也不再局限于道德哲学的思维框架和眼光，它是一种独立的哲学思想，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便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治思考与研究，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自我反思。

2 我国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

思想政治哲学从人类群体意识产生时便已形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廊之中，思想政治哲学也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思想政治哲学几乎都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它所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近代以来，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一系列的社会现实也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以认识论为基础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在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上来看，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这也得益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在政治哲学中已将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但唯一相同的便是都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

2.1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

由于人文环境和文明形态的差异，我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西方的政治哲学存在较大的差异，它不仅兴起时间早，并且其关注的社会意识重点也有所不同。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调整社会关系的思想政治哲学，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道德、对人生、对宗教、对现实的关注，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的哲学与思想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古代朝代更替频繁，社会政权变迁剧烈，社会长期处于战争、混乱以及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中，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都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所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以德治国不仅是对统治阶级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和谐关系的期盼，这种德治需要统治者以自身的道德素质来感化社会大众，反之，社会被统治者才会推崇、拥护施政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而“法治”思想则是始终便随着政治统治而执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治虽然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其在政治哲学领域却具有长期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社会法律还是政权组织形式，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来制定，在战国时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受阶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法治却也只能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难以达到“公平”、“公正”。除此之外，在古代政治哲学中，“民本”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观念。“以民为本”要求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尽量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德治理念的具象化。

这些政治哲学思想始终贯穿着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政治施政之中，它们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之中，农业始终占据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主要地位，而农本思想的特点也直接决定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为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统治者必定以缓和的政治思想来作为执政的基础，这也是我国两千余年封建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2.2 我国近代思想政治哲学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社会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而受此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始注重对近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将其当作一门显学进行论证。在近代思想政治哲学兴起的时代，世界正经历一系列的残酷演变，人类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而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自由、民主、解放思想也开始大范围传播。社会思想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思想的提出也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

在近代，我国社会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则能迅速摆脱危机成为时代的新兴强国。然而，封建政府仍然沿用传统的政治治国套路，致使国家败亡，饱经，而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也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社会稳定逐步向独立、自主转向。这时期，政治救亡以及民主独立自由已成为政治哲学思想的主流，其中有三大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一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其二为资产阶级建国思想；其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围绕着这三种政治哲学思想，我国近代社会也不断经历着剧烈的政治变化，最终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才能让中国摆脱殖民、亡国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是以科学唯物论为基础的，它以社会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几个独立且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近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它注重社会实践，希冀建立一个由最广大阶级所统治的社会，最终逐步消除阶级矛盾，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包括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它的兴起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奇迹，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

2.3 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看来，立足时代和现实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正确途径，现代社会对于政治哲学的认知早已摆脱了传统的认知论和唯心论，同样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所考虑的便是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生活以及政治事物进行思想哲学层面上的反思。

在当前时代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面临一系列的全球化问题，经济的发展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解决这个矛盾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许多重大社会问题越发突出，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政治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政治哲学界也纷纷转向对现代政治以及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反思，从而导致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致使社会政治局面更加复杂多变，国家经济建设处在时代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政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必须依靠政府来主导执行，简而言之，当代中国出现的主要问题几乎都与政治领域息息相关，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大多涉及权力分配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因此，平衡中国的权力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主要观点。

我国现代政治哲学思想正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不是要去跟随西方研究者的脚步，而是要形成解决中国实际政治问题的独立思想和判断意识，对于学术界而言，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性、联系社会实际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研究思想。在新世纪的开端，中国政治哲学家们应该主动地进行政治反思，以科学的方法不断地调查、积累、研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问题，现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也必将推动中国政治制度逐步走向完善与成熟。

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篇（5）

作者简介：都书振（1986-），男，汉族，黑龙江宝清人，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秉承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又超越和克服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病因，指出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缘由，从而开启了走出西方现代性危机即政治哲学危机之路。

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科学发展观

引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从当代人类存在困境出发，以哲学地思维来思考如何化解现实的政治风险和矛盾，促进人类朝向自身的解放迈进。而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它应该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事业出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公正问题进行切实的、深入的哲学反思，从而在理论上对中国现实问题作出回应，以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1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所谓政治哲学，就是要立足于哲学的视角来穿透和超越现实政治经验，通过理论思维来把握政治的实质和价值，关切政治行为、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系统理论学说。在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从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系入手，寻找走出政治哲学困境的途径。由于政治存在是有限度的，无法论证自身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这就需要哲学来加以论证。而哲学是从人类追求的伦理目的和政治内在终极价值来思考政治的，它可以弥补政治的缺陷，能够将政治哲学中所讲的美好生活变为可能。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应该是规范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只有这样的政治哲学才可以克服当前的政治危机。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所表现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旨在探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它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为人们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提供政治理念，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以此实现政治价值。

2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特点

通过研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可以发现，马克思辩证地处理了政治和哲学的关系问题，既清楚地阐明政治斗争的使命和终极目的，又哲学地为政治斗争指明方向，即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既指明哲学实现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又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即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把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有机统一起来，是探究人类最终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终极目的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解释性在于，它把视点放在政治现实的根本性质上，如阐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使得人们看清楚政治行动的思想，为阶级斗争的实现而哲学地提供政治理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革命性特征表现为，它承担着指导民族国家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进而达到全人类解放的职能。政治解放是中介，人类解放是目的，政治解放为人类解放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前提，政治解放是走向人类解放的基础，人类解放是政治解放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

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争论点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立，自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相对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当前西方政治哲学的激烈争论中，有以下两个焦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不能在与西方政治学对话中丧失自己的特质和独立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积极、主动地与西方政治哲学展开对话，同时表明自己是关注人民大众生存状况的，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何种社会形态是最适宜人生存的，为人们打碎旧的枷锁而获得解放的政治行为作有力的哲学论证的。

其次，马克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一样面临着国际实际不断变化的挑战，但是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既是一次挑战，同样也是一次机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通过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把西方政治哲学作为参照系，并以此作为对自身的进行反省，这对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提取和借鉴可以利用的理论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4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准确地把握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指出理性地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导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缘由，从而开启了颠覆形而上学、消灭资本、走出西方现代性危机即西方政治哲学危机之路。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秉承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又超越和克服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不是对本体论的探究，也不是对认识论的研究；既不是要着力阐释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要发展实践唯物主义；而是关切人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实现，进而阐释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联合体问题，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

5结语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从当代人类存在困境和未来命运出发，哲学地思考如何化解现实的政治风险和矛盾，从而促进人类朝着自身的解放迈进。而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它应该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公正问题进行切实的、深入的哲学反思，从理论上对中国现实问题作出回应，以形成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参考文献

［1］孙书行，张仲华主编：和谐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

［2］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

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篇（6）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长河之中，思想政治哲学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在古代希腊社会中，形而上学是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大多数哲学家都使用“理念论”来演绎“理想国”，以单纯的理想来描绘超越自我阶级的政治理想，如柏拉图。而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则逐渐成为了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它属于唯心论的范畴，其所描绘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幻的，其政治思想完全属于思想意识作用于思想意识的范围，对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宗教神学思想曾在欧洲较长历史阶段中主导着欧洲各国的政治变迁，“君权神授”思想长期占据政治哲学的主要地位，例如，奥古斯丁皇帝利用“上帝之城”来指导世俗政治。

当然，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片面的、唯心的政治哲学思想，我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始终信奉“儒、佛、道”三派思想，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君权神授，在社会统治上以“仁、义、礼、信、智”等作为道德规范基础。政治哲学所包含的范畴也较西方更深、更远、更广，古代政治哲学几乎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而不断发展与完善。而到了近代以来，存在于理论上、思想中的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也逐渐被“社会认识论”所取代而成为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在政治哲学讨论焦点中，已不再以强权统治作为政治的基本观点，取而代之的则是人类的理性。认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的逐渐累积，人们的社会意识自觉性越来越强烈，对于形而上学、唯心等政治哲学的认知程度逐渐加深，“唯理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就成为了社会意识发展的主要表现，这时的政治哲学开始从理性、全局的角度上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自由。现代政治哲学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它从理论地位上来说就有一定的独立性，现代政治哲学不依赖于形而上学以及认识论的基础，同时也不依赖于社会道德哲学的支持，它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哲学家在处理政治关系、设定政治理想时也不再局限于道德哲学的思维框架和眼光，它是一种独立的哲学思想，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便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治思考与研究，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自我反思。

2我国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

思想政治哲学从人类群体意识产生时便已形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廊之中，思想政治哲学也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思想政治哲学几乎都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它所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近代以来，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一系列的社会现实也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以认识论为基础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在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上来看，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这也得益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在政治哲学中已将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但唯一相同的便是都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

2.1我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

由于人文环境和文明形态的差异，我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西方的政治哲学存在较大的差异，它不仅兴起时间早，并且其关注的社会意识重点也有所不同。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调整社会关系的思想政治哲学，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道德、对人生、对宗教、对现实的关注，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的哲学与思想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古代朝代更替频繁，社会政权变迁剧烈，社会长期处于战争、混乱以及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中，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都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所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以德治国不仅是对统治阶级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和谐关系的期盼，这种德治需要统治者以自身的道德素质来感化社会大众，反之，社会被统治者才会推崇、拥护施政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而“法治”思想则是始终便随着政治统治而执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治虽然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其在政治哲学领域却具有长期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社会法律还是政权组织形式，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来制定，在战国时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受阶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法治却也只能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难以达到“公平”、“公正”。除此之外，在古代政治哲学中，“民本”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观念。“以民为本”要求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尽量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德治理念的具象化。这些政治哲学思想始终贯穿着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政治施政之中，它们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之中，农业始终占据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主要地位，而农本思想的特点也直接决定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为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统治者必定以缓和的政治思想来作为执政的基础，这也是我国两千余年封建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2.2我国近代思想政治哲学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社会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而受此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始注重对近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将其当作一门显学进行论证。在近代思想政治哲学兴起的时代，世界正经历一系列的残酷演变，人类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而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自由、民主、解放思想也开始大范围传播。社会思想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思想的提出也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在近代，我国社会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则能迅速摆脱危机成为时代的新兴强国。然而，封建政府仍然沿用传统的政治治国套路，致使国家败亡，饱经，而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也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社会稳定逐步向独立、自主转向。这时期，政治救亡以及民主独立自由已成为政治哲学思想的主流，其中有三大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一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其二为资产阶级建国思想；其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围绕着这三种政治哲学思想，我国近代社会也不断经历着剧烈的政治变化，最终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才能让中国摆脱殖民、亡国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是以科学唯物论为基础的，它以社会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几个独立且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近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它注重社会实践，希冀建立一个由最广大阶级所统治的社会，最终逐步消除阶级矛盾，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包括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它的兴起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奇迹，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

2.3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

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篇（7）

关键词：洞穴比喻 解释学方法 哲学与政治 紧张关系

一、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

列奥·施特劳斯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解释学家，他的思想依托在对经典作品的解释上，被称为经典解释学。与当代哲学解释学创始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不同，在解释学的基本问题上，施特劳斯坚持认为，过去的思想家的意图远比传统所理解的更为复杂，我们不能用过分简单化的观念来对待作者的意图，应该贴近文本，“确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

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主要包括了矛盾法则，紧贴文本，文学形式，整体和部分等，他通过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坚定的回到哲学的开端，他的解释学关心的是现实的问题，探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主张政治哲学就是通过教育引导有潜质的人通过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他的解释学方法是在现代性立场上的回归，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洞穴比喻”的隐含意义

对文本细节的高度重视，是施特劳斯解释学的一贯主张，对于我们阅读和解释文本有重要的启示，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细节的关注，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隐含的问题并有所思考。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的开始，提到了著名的洞穴比喻：有一些从小就被捆绑在洞穴中的囚徒，他们只能看到洞壁上的火光折射出的外界事物的影子，以为那就是真实的世界，直到有一天一个囚徒挣脱锁链沿着火光的指引走出洞穴，第一次看到阳光下的真实的事物，他慢慢适应阳光的照耀，先看阴影，再看事物本身，之后仰望天空，看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最后“直接观看太阳本身，看见他的真相了”。

囚徒走出洞穴的过程是灵魂的上升过程，这样的过程造就了哲学家，面对美好的理念世界，哲学家不想再回到洞穴那个黑暗的虚假世界中去。柏拉图认为我们人类就是洞穴中的囚徒，只能看到感官呈现给我们的各种具体事物，却不知道它们不是真实的东西。哲学家离开洞穴认识到了“善”之后，柏拉图反复强调他不愿意再回到洞穴促使全体洞穴囚徒的灵魂的转向。而在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中，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强迫”，强迫哲学家做哲学王，从事治理国家的政治活动。

认识到至善的哲学家为什么不愿意回到洞穴实现全体囚徒的灵魂转向呢？统治国家的生活是政治生活，认识理念世界的生活是哲学生活，在柏拉图看来，更善的是哲学生活，洞穴可以看作是现实的政治世界，而理念世界就是哲学世界，重返洞穴是洞穴比喻中的重要一步，可见哲人与洞穴或者说是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运用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我们看到了洞穴比喻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哲学与政治的紧张，那么哲学与政治是否有结合的可能性呢？二者的矛盾是否可以缓和呢？

三、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及其缓和

苏格拉底的悲剧很好的印证了哲学生活与政治活动的冲突，哲学家理想中的哲学生活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存在着差距。这不仅关乎是否可追寻到哲学真理，如真理事实上不可知，而且也关乎真理是否可被大众接受，例如不可知的、怀疑的真理对于大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无法以哲学家的态度来理解。哲学家探寻真理的危险所在、政治家之所以重要、政治哲学之所以重要在于他们揭示这一困境。

在阿里斯托芬看来，哲学破坏了政治生活，作为回应，柏拉图认为，哲学的确会渴望绝对，但政治生活不仅同样渴望绝对，并且导致这种渴望愈演愈烈，以至于政治强迫哲学服务于政治目的。哲学本来可以缓解人们对绝对的渴望，但政治却破坏了哲学的这种能力，甚至迫使哲学去加强这种渴望。

在《政治哲学史》中，施特劳斯说：“哲学家服务于其城邦，甚至服务于好城邦，不像其追求真理那样是处于自然倾向，处于爱情，而是处于强迫。”由此他分析只有哲学生活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如果远离了哲学生活而热衷政治，就会陷入洞穴的黑暗之中，这是哲学家难以接受的。因此只有强迫才能使他们重返洞穴，从事治理城邦的政治生活。

虽然哲学与政治存在冲突，但从柏拉图哲学的主题来看，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有其缓和的可能性。哲学家在城邦中处境艰难的根本原因是哲学家掌握的知识与城邦意见的对立。城邦生活的基础是道德、习俗、宗教等等，这些都是由意见构成的。哲学家改造城邦必然是用知识取代意见，这等于是摧毁城邦生活的基础。启蒙和解救限于悲惨境地而毫无自觉的人，乃是哲学家的公民义务。

施特劳斯在《哲学与法》中提出他著名的“第一洞穴”和“第二洞穴”的说法，他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要首先打破人为洞穴，摆脱所谓科学世界的束缚，回到前科学的政治世界中去，回到自然洞穴，进而才能够从洞穴内即“意见”世界走出来，运用知识的方法而非意见的方法去追寻真理。

哲学与政治冲突缓和的可能性，即突出政治哲学的作用，哲学家在政治生活中需要推动哲学与政治冲突的解决以及二者相互融合。柏拉图认为存在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二者通过某种途径得以融合，这就需要哲学家拥有智慧的同时掌握政治权利，只有这样，才可以很好的实现哲学与政治的结合，这也是哲学王为何可以成为理想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原因。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阐释了理念论思想，论证了“哲学王”何以可能的问题。以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重新解读，它也揭示了哲学和政治存在的紧张关系及其缓和的可能性，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柏拉图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郑兴凤.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视域[J]，现代哲学，2004.3

[2]郑兴凤.施特劳斯解释学方法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2005

[3]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篇（8）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著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篇（9）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篇（10）

一、中国人眼中的哲学从古至今，哲学在中国人的眼中一直都有着诸多不同的见解与看法，多位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对于哲学的定义一直各持己见，每一位思想家及政治家都拥有自己的哲学意念。汉代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首个历史巅峰。司马迁曾经在《报任少卿书》当中曾经讲道，他写作《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句话的意识便是说从时空的势与向度作出一种三维的思考，从而来探究人同自然及人际的关系――便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人本身在面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中共同存在的规律性。在我国历史上，司马迁实际上是最早展现出近代哲学思想的人，他指明了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当中的对于天与人、人与自我以及灵魂与肉体这三项的终极关怀、三级哲学思考的基本理念过程。在此之后，一直到清朝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理论大多与此相似。而后，现代及当代的一些思想家与政治家则出现了新的理论思想，便是以人与人生作为基点来阐述哲学。在20世纪初，我国著名的文学领袖胡适先生首次著作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则是认为哲学便是从根本上思考问题，从实践的根本中解决问题的一门学问。他曾言：“凡是研究人生中切要的问题，便是从根本上照相，那边要寻找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便叫做哲学。”哲学史蕴含着真善美的最为根本的内容，所以哲学史适用于任何民族，任何地域文化的一种内容，这种思想当然也是适用于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认知内容的。

二、中国文化中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概述根据对世界哲学史的研究分析，便会发觉每一个国家的哲学都有着其历史文化背景、民族文化特色等各种各样的差异，而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哲学也不会例外，它也是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性格、思维模式以及文化特色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的，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的古典政治哲学必然注入了中华文明史发展的血液，它以其卓尔不凡的内涵屹立在世界哲学史的高峰之上。浅显易懂的讲，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在世界的哲学史上乃是绝无仅有的人文主义哲学。简而言之的概述，中国的古典分为四大显学派别，那便是儒家、墨家、道家与法家，虽然他们所论述的都是“天道”，但却更为注重尽人事，虽然他们所关注的重心都在于“人”，可是又在理论当中谈古论今。这四家的哲学思想既相似，又各有不同，但共同的点便皆为一个“道”字，真碍事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中的精髓。无论是治国齐家平天下之道，皆是容纳其中，无论是广义的人道、天道，又或者是狭义的君臣之道、师生之道、父子之道等等都在其中。例如说，儒家所崇尚的道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而道家言的道则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法家说的道是：“道者，万物序。”墨家所讲的道则是：“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论，博乎道术。”虽然这四家对于治国方针皆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所关注的重心都是相同的，那便是“以人为本”，那边是在天人之间、人我之间与我与身心之间的关系与超凡脱俗的思维。

三、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执政哲学乃是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灵魂中国的民本主义执政哲学乃是我国的古典政治哲学的精髓所在，真也是近30年来海内外政治学术界学者们探讨所得出的共识。中国从古至今，政治管理的客观载体便是广地众人。自从夏商周这三个朝代以来直至明清，所有的政治格局都是被划分为四个层次为一体的政治体系的。这种格局在政治哲学中的根本问题便是如何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官民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治理国家。“民乃邦本，本固邦宁。”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之政治学思想中，勤政爱民乃是最为重要的本质，这也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灵魂支柱。

四、结语总而言之，有关于中国文化中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认知，便是对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更深一步的、更系统化的认识与研究这种哲学精神以及特征，这不仅仅限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治国理政，而是应该逐渐发展为中华民族当代的政治思维能力，从而全面的提高所有中华公民的道德素养与政治思想，这具有着非常关键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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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利.中国哲学视野下人的价值与人的本质问题探讨

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篇（11）

作为当今哲学中的显学，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固然与学界对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感受有关，但更与当代政治哲学的“西学东渐”有关。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对西方的学术反映远远多于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很大程度上还主要是一种“关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政治哲学学”的研究。因此，立足当代中国，自觉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建构，使其具有更深厚的理论基础、更有效的现实解释力和更科学的前瞻性，十分紧要和迫切。基于这三个“更”的初衷和原则，笔者认为，在当今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把握如下几点是十分重要的。

一、突出马克思学说的双刃特质及其人类解放旨趣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顾名思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但是，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当人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时，所指对象不完全一致，各自有所侧重：有些偏重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学说；有些则偏重于源于马克思思想所发展出来的各种主义，如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些特指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所指对象不同，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重要影响，因为不同的理解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独特规定性究竟为何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构建的不同逻辑。例如，如果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指马克思本人的“政治哲学”，那么由于马克思在其思想成熟时期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哲学，当然在其本来的意义上也就谈不上所谓政治哲学了。

不过，本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首先理解为基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政治哲学。必须澄清的是，既然在本来意义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想中并没有政治哲学，那么这种政治哲学就是以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重新阐释或再发现。那么，为什么要从马克思经典文本中去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呢？这决不仅仅是为了从目前的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路径中抽身出来，而是因为当代政治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域并未超出马克思所开启的视域。对政治哲学来说，正是因为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历史发展，才使得我们真正有可能进入到马克思当年的语境中，逐渐理解他的所思、所论及其真正含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对马克思的真正理解才刚刚开始。我们要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以及对这些思想的阐发在今天不仅能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还可以在逻辑上超越西方的政治哲学话语。因此，在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返本开新。

恩格斯曾经多次引用马克思关于“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这句话直接针对的是那些错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后继者们；而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这与马克思自身理论工作的双刃特质有关。从博士论文开始，马克思就为自己确立了一种一以贯之的、自觉的理论工作态度、立场和策略，即“始终具有一种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正是基于这种“双刃”的方法，马克思不仅对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还对他接触到的任何理论都采取一种怀疑、批判的态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要使全部现存世界革命化，而且要使全部的理论革命化，其理论是“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是“革命的科学”*。即使对于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也从来不愿让它成为教条，这也是他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学说的双刃特质表明，我们要重新理解和阐发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就必须在双刃地对待理论与现实的基础上加以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归因于某种思想文化影响或社会背景；同时，把握好马克思学说的双刃特质，才能更好地理解他所说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特殊政治属性。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既是对19世纪欧洲、特别是德国政治现实的批判，也是对政治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与超越，因此在逻辑上也就构成了对当今形形色色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与超越。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获得一个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对话的基础。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主义到青年黑格尔派的逻辑转变：古典自由主义事实上确立了基于个人自然权利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而黑格尔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颠倒，即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则是再次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表面上形成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但是，马克思哲学的“双刃”特质决定了，他既不是左右逢源，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左右开弓、彻底批判。他把政治自由主义对市民社会的解放称为政治解放，而他要做的是进一步对基于个人自然权利的市民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从政治解放推进到人类解放。一些西方学者因此认为，马克思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说社会主义也是一种自由主义。但是，正是在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这个原点上两者分道扬镳了。阿伦特在谈到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时说，马克思“预言性地将世界历史观以另一种方式反向投射于未来，并将当下仅仅理解为一个跳板”*。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是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后果处于对立，而是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脚点处于对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问题在于，此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落后国家取得成功的，其立脚点既不是市民社会，也不完全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设想的全球性“人类社会”，而更多的是民族或民族国家*。也就是说，就政治哲学的议题而言，是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中加进了民族解放问题。回望十月革命以来100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有许多时候我们把民族主义的胜利理解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也把不少以共产主义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的失败理解为共产主义的失败。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民族救亡图存之际，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走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以自己的民族、国家为立脚点，是不少人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底。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理论逻辑归根结底要服从实践的逻辑，民族国家是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基本架构，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民族解放是政治解放的重要内容，其凸显是必然的、合理的，也是管用的、有效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学理意义上，这种政治哲学在逻辑层面上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是一种并列的关系，是“同时代”的关系，而不构成一种超越关系。迄今为止，西方政治哲学基本上都假定了一个民族国家的边界，其所说的社会、政治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政治哲学事实上长期表现为一种国家哲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赋予我们一种前瞻的历史眼光，对现实政治亦步亦趋的“解释”既违背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特质和初衷，也不符合政治哲学作为哲学所具有的反思和超越的品质。今天的中国被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特有的前瞻的历史眼光，则要求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后复兴”时代的政治哲学，并以此来范导中国以及整个人类的公共生活。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拥有了真正与马克思相遇的窗口和通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以说是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政治哲学理念的体现。

一般来说，政治哲学的主题是探讨好的公共生活如何可能，传统政治哲学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问题：一是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二是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如前所述，这两个问题在西方政治哲学那里是局限在民族国家之内的。以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的人类解放旨趣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以人类社会为基础，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世界政治哲学、全球政治哲学或人类政治哲学，它能够超越西方政治哲学狭隘的民族国家视野。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是在与他者(其他民族国家)的区分、联系与交往中获得自我认同，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本质上都带有“全球政治”的性质。由此带来了以往政治哲学很少思考的、全新的问题：什么样的国际社会(全球社会)是好的国际社会(全球社会)，什么样的世界制度是好的世界制度；从全球来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府)是好的国家(政府)、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一个国家、社会对另一个国家、社会的现实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终极的问题则是人类理想的公共生活是怎样的，等等。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由于其所特有的人类解放旨趣和历史前瞻性，使得它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更好的回答。

二、从个人共同活动方式角度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当我们阐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时，需要准确把握政治哲学与马克思整体学说的关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国内学界已讨论十余年，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独特的政治哲学，两者是同一的关系。这种观点还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后续观点，一是唯物史观就是传统上理解的作为规律的内容，这就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二是认为以往我们对唯物史观作了纯粹科学规律性的理解，忽视了其规范性的方面，我们对唯物史观应作科学与规范相统一的理解，政治哲学与这样的唯物史观是兼容、重合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在政治领域的运用，是分支哲学或应用哲学，从属于唯物史观。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先有成熟的政治哲学，唯物史观正是他运用政治哲学研究经济学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又有两种不同的后续观点：一是认为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后，政治哲学“最终被埋藏在资本分析之中并被后者取代了”*；二是认为政治哲学作为一个比唯物史观更大的视野、平台始终存在，这事实上是把整个马克思思想都理解为政治哲学。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直接面对公共生活如何可能以及何为美好生活的思想。这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很丰富，但还不成熟，还没构成对自由主义的整体超越，不过，这种政治哲学思想促进了唯物史观的发现。在唯物史观诞生之际(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成熟了，只是此后马克思转向了唯物史观阐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专门去建立自己的政治哲学体系。马克思在其思想成熟时期虽然没有建立一个体系化的政治哲学，但在其唯物史观的阐释中，不仅为我们理解政治哲学提供了原则、方法，而且留下了理论“接口”，这个接口就是长期被我们忽视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可以理解为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关于“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的哲学。

我们知道，从“现实的个人”入手，马克思科学阐释了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思想。然而，马克思在阐述这一思想过程中，还提出了如下思想，这在以往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在分析资本时，马克思也指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共同活动方式”看作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决定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

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类历史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体从来都是共同活动的，而且这种个人共同活动还形成了一定的方式即“个人共同活动方式”，只要个人存在就一定有某种共同活动方式；个人共同活动方式是一种区别于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的社会关系模式，不能还原为生产方式；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对应着一定的社会阶段，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也是共同活动方式的历史；不同历史条件下个人共同活动的方式和目的是不同的；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不仅与其生产方式矛盾有关，而且与其“共同活动方式”的合法性危机有关，共产主义也意味着一种理想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的实现，而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正是个人共同活动方式的真理。日本学者广松涉曾把“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翻译为“协动”*，并对之进行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和(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的解读，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从来都是以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共在的，“共在”“共同活动”是与“现实的个人”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理论前提。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更为强调对个人共同活动方式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早期政治哲学的萌芽一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晚年的人类学探索，马克思事实上始终贯彻着这样的思想：个人的私人特质与社会特质、公民与市民、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是共同活动方式的现实矛盾，而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则是这些矛盾的实质所在。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建立，都不能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和人的解放；只有实现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双重扬弃，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彻底颠覆，真正公共利益的实现和人的解放才是可能的。这是一种不再有国家、阶级、私有制以及虚假意识形态的理想社会，它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三、在公共性视野中理解正义和政治问题

正义问题一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后则更是如此。在近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关于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未能深入堂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原因值得反思，一是研究囿于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思路、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二是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基于“共在”和共同活动方式的公共性思想。

在思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即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历史中，普遍、永恒的正义是不存在的，关于这些原则的观念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史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1836年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了一个叫“正义者同盟”的秘密革命组织，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越来越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1847年1月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并协助改组该组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1847年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取代了之前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从“人人皆兄弟”的“正义者同盟”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共产主义者联盟”，这种变化值得我们仔细玩味。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共产主义联盟事实上是以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为纲领的，而《哲学的贫困》主要是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其中核心的思想是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前提，即形而上学、非历史的哲学前提。而马克思称之为“唯一的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揭示了存在的历史性，宣布了一切永恒东西的终结。在此意义上，美国学者伍德和塔克尔认为马克思拒斥正义之说是有道理的，是符合马克思的一贯思想的。

当然，从马克思的思想文本中分析出马克思也具有一种正义观则是另外一回事，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正义之于马克思思想的有无、赞成与反对之争，而恰恰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意图以及领悟这种意图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在晚年明确反对把自己的唯物史观看成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般历史哲学，而走向了一种历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道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启示我们，不应该超历史地、抽象地讨论正义问题，不能在视之为永恒的语境、视域(以市民社会为立脚点)中讨论正义问题，而需要一种历史性的、生存情境的、视角化的思考(perspectivalthinking)。

就当下中国而言，政治哲学不应该抽象地讨论正义问题，而应该系统思考秩序与正义、自由优先性等问题。曾有学者提出“即使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的观点，遭到很多人批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我们“进口”的政治哲学中，“秩序”往往被理解为自由秩序，是按照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建构的秩序。与此相应的是，对于罗尔斯正义思想的研究，不少学者满足甚至痴迷于其基于“无知之幕”的正义理论，很少反思在具体的后发国家形态中这种正义和自由秩序何以可能。在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中，大多是从正义作为社会的首要价值、首善出发，集中于社会合法性的探讨，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政治合法性中更为重要和根本的问题，即政府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政府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否保障一个好的社会，而这需要基于中国现实对秩序、正义、自由的优先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追求自由秩序，而在于基于普遍的存在论和具体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自由秩序是如何可能的。在此意义上，说出“即使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的学者，虽然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但却提出了一个亟须回答的问题。在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西方，一些有识之士重新注意到这样的“前现代”问题，例如霍耐特，他在哈贝马斯主体间性交往理论的基础上，把政治哲学推进到一种强调承认的政治哲学，对传统自由主义那种从原子个体出发的消极自由进行超越，强调自由包含道德自由和社会自由，需要在社会秩序中得到说明，从而突出了民主的伦理和自由的合法性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还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崛起，其实都伴随着一种政治哲学自身的转向或人们对政治的全新理解。这些转向和新的理解必须植根于对现代性问题的探索才能很好把握。现代性至少有制度与观念两个层面。从观念的层面看，如果说政治的前提是基于人的观念复杂性这一事实的话，那么当代政治哲学事实上越来越是一个文化公共性的问题，即在一个多元、差异的时代如何获得一种公共善、公共正义的问题，而不再是以往追求普遍、永恒的善和正义的问题。当今时代的政治哲学难题是既要基于、又要超越“谁之正义”，在诸善之间寻找重叠共识，在多元的合理性之间寻找横向理性。从制度的层面看，当代政治哲学事实上是一个社会反思性的问题，当代政治哲学更恰当的称呼是社会政治哲学。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内在于社会学的性质。在一个高度复杂、风险的时代，反思性地对社会控制技术进行修正是当代政治的重要内容。追求价值共识、进行反思性控制的主题表明：当代政治日益不是形而上学的、规范的政治，而日益体现为一种基于公共性问题的共同体生存策略。或者说，如果当代政治还有某种形而上学性质的话，那就是一种以人的存在为基础的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其规范则是对“如何存在”之制度的领悟。

人们“共在”于世界的事实表明一种超越个体、私人性的公共生活的必要，每一个个人都拥有其“共同活动方式”，现实的个人因之体现为具体的总体。但理想的公共生活不应该是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与戕害，相反，理想的公共生活应该是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表现与保障。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视野来考察，可以发现当代的公共性问题具有三个层面：一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公共性问题凸显出来；二是个人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局限，成为了“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个人的感性存在与其世界历史性存在或类存在之间的矛盾现实地表现出来，或者说，在一个全球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中，建立在个体私人性之上的公共性问题以另一种方式出场；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公共性问题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外在于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晴雨表，标志着人类成熟的程度。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新世界观，“自由人的联合体”必然达致人类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当然，自然不可能主动在公共领域中出场，但通过人类社会内部的公共性批判，可以让沉默的自然“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