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投资论文大全11篇

农业投资论文篇（1）

2生产要素的投入弹性

首先，从全国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弹性来看，技术进步(θ)为正值，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得到有效的转化，能有效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β1)、农业机械总投入(β2)、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β3)、化肥及农药总投入(β4)和水电及灌溉总投入(β5)也为正值，说明这些生产投入要素的增加亦能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其中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增加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果最显著。其次，从10个省区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来看，各省区农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差别性显著，说明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要素结构及区位因素等条件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并非同质结构体。具体来讲，(1)辽宁、吉林、河南等7个省区农业技术进步的投入弹性θ均为正值，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有效的转化，对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而湖北、甘肃、新疆由于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生产函数没有通过假设检验，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化，对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贡献不明显。(2)辽宁、吉林、河南等4个省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产出弹性β1为正值，说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效率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农作物播种面积不可能持续增长，这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提高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而山东、江苏、福建等6个省区β1为负值，说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负的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限制该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和质量。(3)河南、江苏、福建等8个省区农业机械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2为正值，说明增加农业机械总投入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和农户应该在该地区增加农业投入，提升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而辽宁和吉林2个省区β2为负值，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农业生产机械的拥有量存在过剩，导致其不能充分发挥出生产效率。(4)辽宁、吉林、山东等6个省区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的产出弹性β3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能进一步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而河南、四川、湖北等4个省区β3为负值，说明增加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这可能是由该地区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引起。(5)河南、江苏、福建等5个省区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4为正值，说明增加化肥及农药总投入对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可以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而辽宁、吉林、山东等5个省区β4为负值，说明在农业生产中该地区化肥及农药的总投入过多，已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日后的农业生产中应该控制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增长。(6)除了辽宁、吉林、江苏等3个省区水电及灌溉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5为负值外，河南、山东、福建等其他6个省区β5为正值，说明增加水电及灌溉总投入会带来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3农业技术效率

通过表3我们不难发现，2003－2009年间全国农业平均技术效率为0.70，说明我国农业技术效率水平并不高，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具体来讲，辽宁、吉林、河南、山东、江苏和福建农业技术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湖北、甘肃和新疆农业技术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农业技术效率变动的趋势来看，除了四川农业技术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外，全国及其他9个省区农业技术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河南增幅最快，由2003年的0.69上升到2009年的0.81。

4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首先，基于全国层面的模型测算得出，2003－2009年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分别为－0.31、－0.38，说明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农业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分别为0.10、0.04，说明农业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其次，从10个省区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看，各省区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各不相同。具体来讲，(1)辽宁和吉林2个省区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1为正值，说明在该地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河南、山东、江苏等8个省区δ1为负值，说明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能够有效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水平。(2)辽宁、吉林、四川等6个省区农业信贷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2为正值，说明农户农业信贷资金的增加在该地区不会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而河南、山东、江苏等4个省区δ2为负值，说明农户农业信贷资金的增加可以提升农业技术效率水平。(3)辽宁、吉林、福建等5个省区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3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户持有自有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不能够在该地区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而河南、山东、江苏等其他5个省区δ3为负值，说明增加农业持有自有资金对农业的投入能够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4)辽宁、吉林、山东等7个省区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4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不能够有效提升该地区农业技术效率水平，而河南、四川、新疆3个省区δ4为负值，说明增加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的投入能够有效提升农业技术效率水平。

农业投资论文篇（2）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对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短缺资本的投入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基础是农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显然，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农业投资中，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的状况以及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通过对中国转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来，尤其指1990年代以来)农业GDP数据和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结构状况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对农业增长有极强的正相关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资结构所产生的边际产量不同，所以改善农业投资结构也能对农业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也对地方农业增长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导致我国政府农业投资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须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进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调整。

1.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1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如果将政府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情况联系起来，并使用逐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发现，自1978年以来，无论是农业GDP还是农业增加值，其总的趋势也是增长的，虽然个别年度间存在着波动。尤其在近期，这两个指标的增速开始加快，增幅明显。(均以当年价格计算，未转换为可比价格)。将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及政府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画在一张图上，如图1所示[4]。

图1（）略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增长曲线比较陡峭，证明增速很快。农业GDP、农业增加值也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即先缓慢、平稳增长，后急速增长。如果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计算出来，发现后者较低，见表2。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达到了10％。(当然，我们这里所说政府农业投资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在我国，虽然财政的总体实力有限，财政支农支出仅占农业GDP的5％～6％，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近10年来，大体在8％～10％之间。建国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1950年为27.4亿元(当年价格，后同)，1960年增长到90.52亿元，1970年曾降到49.4亿元，1980年为149.95亿元，1990年增长到307.84亿元，1998年已达1147亿元(这一年的数字包括当年增发国债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1978～1998年间财政支农投入年平均增幅达到11.4％[5]。所以，从投资规模上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资逐年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国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的我国农业GDP和农业财政投资的变动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假定两者间存在一元线性关系，以农业GDP为因变量(用Y表示)，政府农业财政投资为自变量(用X表示)，在有限观测数据下进行拟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决系数R[2]=0.87，调整可决系数为R[2]=0.86，F值为124.95，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检验通过，拟合程度较好。该模型说明，每增加1亿元的财政农业投资，我国的农业总产值就会增加17.71亿元。可见，增加政府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土地、技术、制度等)在农业增长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相同，本文暂不讨论。

1.3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与地方农业增长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情况，由于我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实行分税制，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投资的数额、方向、结构、目标与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财政农业投资中，很多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配套，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地方财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农业投资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投资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经成为各地区间农业增长差距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呢？这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这里我们仅仅选用两个省份进行对比，即选用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与一般省份河南省为研究对象来观察政府投资与当地农业增长的关系，以及地方农业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显然，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差距的原因不仅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暂不述及)。

1.3.1地区农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各省农业增长与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选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数据，江苏省数据来源于《2002年江苏统计年鉴》(电子版)[6]，河南省数据来自《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7])，发现无论是发达省份还是一般省份，其农业增长和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的变动趋势一致，即先缓慢增长，后快速增长。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苏省农业GDP，X[，j]表示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Y[，h]表示河南省农业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资，设定模型y=a+bx+ε，ε为随机扰动项，在有限观测值条件下可分别得到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拟合模型：

江苏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调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该模型表明，江苏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可得到39.84亿元的农业GDP增长。

河南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调整后的R[2]=0.95，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此模型的经济含义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则可以产生72.75亿元的农业GDP增长。两个省份的政府农业投资对农业的增长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不过两省的投资力度不同，农业GDP的增长幅度也不同。见图2：

图2（略）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一部分数据经过计算整理。

1.3.2地区差距与政府农业投资的关系

除个别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均大于河南省农业政府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两省的农业GDP变化是否呈现出同样的差距呢？为了消除两省间由于巨大的农业人口差额而形成的误差，在这里选用农业人口人均农业GDP进行比较。从图中结果很容易地看出，两省在农业增长方面的差距竟然与两省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差距变动很一致。可见政府农业投资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充分条件，也成为地区农业增长差距产生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状况，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差距继续发散而形不成收敛的态势。

2.中国农业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变动与农业增长

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但表现在数量规模上，也表现在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上。所谓的投资方向和结构指投资的资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资项目构成。我国农业投资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其他费用这几部分构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以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进投入与产出的质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资形成的农业科研成果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农业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并通过农业事业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扩大农户生产及交易的规模，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农业产出[8](39)。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降低，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长，90年代后期有所趋缓，进入2000年后又开始增长，并占据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比重[9]。见表3。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81页，计算整理

表3中，由于资料所限，项目的分类比较粗，比如未能将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与事业费分开，基建支出也很粗略，这与我国农业投资方面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按本文开头所定义的农业支出中口径来计算和划分的。上表也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显，即农业投资中的主体部分投向了农业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这几项所占比重超过了按这一口径计算的90％，投向农业科技(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只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项目很少。农业基本建设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设。有观点认为，不同的投资项目对农业增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国6个农区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与3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10]，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具有明显的正效应；钱克明[11]研究了农业产值增长与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农牧户自身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投入的边际回报率最高，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次之，农牧户自身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低。李焕彰、钱忠好的一项研究结果[8](40)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而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为：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比重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项费比重最低。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与投资结构效应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效应小的投资过多，效应大的反而投资过少。

3.简短结论

在我国农业投资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和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农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农业在某些方面的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对农业进行投资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与国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虽然纵向比较中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投资结构与方向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差异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响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共财政方面应该做到：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需要确定农业事业费支出，保持原有规模不变甚至有所压缩；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构建促进地方政府投资农业的动力机制，以避免地区差距拉大。总的原则是不但要加强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规模，还要优化投资结构。

【参考文献】

[1]罗剑朝.中国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增长方式与监督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8-20.

[2]李芝兰.我国农业增长中的政府投资影响[J].财经科学，2006，3：75-79.

[3]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16.

[4]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81-98.

[5]张元红.财政政策与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J].中国农村观察，2000，4：2-9.

[6]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M]内部出版物，2003：55，171.

[7]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EB/OL]./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

[8]李焕彰，钱忠好.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8：38-43.

农业投资论文篇（3）

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农业的支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2357.89亿元，年均增长11.16％。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2.63％。但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只有7.12％，2004年才有所恢复，为8.28％。同期，农业务税增长速度快于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4.23％，因而用于农业支出与农业各税的比值呈下降趋势，1996、1997两年小于2，2003也只有2.01，2004年有所恢复，为2.61。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

与这一要求相一致，我国财政也正在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变，但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据表1，1990～2004年我国农业各税为国家财政累计增加收入5961.06亿元。但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白筹解决，国家仅给予少量补助，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据统计，目前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仅为城市的32.9％；农村中学生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另一方面，农村中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往往以农民为主承担。例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都是基本国策，双拥优抚和民兵训练是国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些均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财政承担。但因这些事权都下放到了乡镇，甚至村委会，致使乡镇政府事权大于财权，摊派或举债运作屡屡发生，乡镇财政不堪重负，村级负担过重。

二、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对农村农业的投资

1980年以来，我国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度增长，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更是飞速增长。1987年上了一千亿元台阶后，1991年超过一千五百亿元，1992年上了二千亿元台阶，之后连年快速增长，特别是近几年增势迅猛，到2004年已超过一万亿元。但是，这种发展速度仍然落后于全社会的发展速度。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波浪式的下降趋势，特别是1997年以来连续下滑，到2004年只有16.25％，几乎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比重水平的一半。

两项投资分开来看，1992年以前，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高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且前者增长速度也高于后者。之后，情况发生逆转，不但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低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且前者增长速度也低于后者，这种局面在近几年变得尤其显著。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农业资金投入的一半左右来源于农村集体的积累，农村集体是农村农业投资的重要主体。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普遍实行后，由于农村集体的经济职能迅速弱化，一方面农村集体的积累水平下降，另一方面投资的非农化倾向严重。因此，这一时期是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低迷发展时期，在1989～1990年甚至出现两年下降的局面。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壮大，1992年起，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提高，进而极大地拉动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社区改善和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快速提高，只是相对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比较而言的。表2表明，1992年后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的积累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低，基本上没有能力进行投资活动。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确立了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配合农产品流通体制和价格体制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占有权和使用权，跨入了商品生产者的行列，使其有能力成为实实在在的投资主体，且在1981～1992年成为农村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1992年以后，其地位虽然被农村集体超出，但其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在稳步上升。

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速度1992年相对趋缓主要缘于农户农业投资的相对下降，这是由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产品和要素的市场结构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综合所致。其直接原因则是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缺乏获取资源的竞争能力。

表3表明了农村居民不同产业的投资效益。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的第一、二、三产业投入与产出比从低到高依次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2004年一、二、三产业的投入与产出比分别为：1∶2.81、1∶4.16、1∶5.49。第一产业的单位投资效益只相当于第二产业的67.55％、第三产业的51.18％。二、三产业的高投资回报，吸引了大量本应投向第一产业的农村资金。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三、其他投资主体的农村农业投资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在农业领域开展了日益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国际合作。自1980年农业开始利用外资以来，我国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农业贸易活动，并与若干国际性农业组织建立了联系，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多渠道、多形式的农业利用外资体系。2004年，农副食品加工业“三资”企业就已经有1776家，资产总计1362.74亿元。目前，在我国的东、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均已建立了外资农业项目。外资已成为我国农村农业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农村农业投资的不足，支持了我国农业的开发建设。如江西的红壤改良，山东、四川的速生产防护林建设，三江平原百万亩低洼涝地开垦改造等。二是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培训了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同时，在农业投资管理决策上，也引进了先进管理水平，并结合本国实际，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投资管理办法。三是通过合资、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等形式，加速了农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四是扶持了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利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无偿粮食援助，项目区农民收入比项目前成倍增加，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形成了产品和要素交换的新型关系，农工商得到协同发展，为了通过分工、协作和交换而获得规模效益，并在收入流的分割中获得收益增值，一些工商企业与农户(基地)缔结了契约关系，向农业注入资金和技术，为农业投资开辟新的来源渠道。

就农业投资来看，如表4所示，1995年以来农林牧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上升较快，特别是在2002年从2001年的四百多亿元跃至一千多亿元，占全社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呈跳跃式上升，但这一比重仍然较小，只有5％左右。农林牧渔业更新改造投资虽然也在上升，但只有区区几十亿元，占全社会更新改造总投资的比重没有什么改善，最高年份2002年也只有0.78％。这种供给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大力扶持。

*

数据来源：农业部《2005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在农村农业金融贷款方面，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1995年以来都在逐年快速上升，且农业贷款上升更快，在2002年已超过乡镇企业贷款，说明金融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强。但是两项之和占全社会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在1999年以后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微降。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金融对农村农业的支持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提高。

四、结论

农业投资论文篇（4）

 

一、 引言

农业是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在两岸关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投资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两岸关系还未达到完全正常化的形势下，农业投资几乎是台湾农业技术、农业资金和农业人才与大陆农业生产要素直接结合的唯一途径和载体。农业是台商对大陆投资起步较早的领域，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就有台商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试探性的投资创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来大陆发展创业的台资农业企业不断增多，台商投资大陆农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两岸农业交流从大陆沿海地区拓展到中西部、北部地区，从畜牧业、种植业等向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等二、三产业延伸。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逐步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双赢的发展模式，成为两岸合作当中最活跃和重要的领域。

二、台资农业企业投资大陆的现状与特征

1、台资农业企业投资大陆农业的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在大陆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日益成为大陆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在大陆投资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有6100多家经济学论文，投资大陆农业的台资达72亿美元。截至目前，大陆在16个省（区市）设有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已发展成为台湾农业资金、优良品种、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以及人才进入大陆的持久、稳定的高效合作平台。目前，进入园区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已达5000多家，占在大陆台资农业企业总数的82%左右，实际利用台资58亿美元，占台资投资大陆农业实际金额的81%左右[1]。来大陆投资的台资农业企业普遍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优化大陆农业生产结构、建设现代农业做出了贡献。

表1：1991-2009年大陆吸收的台资农业直接投资额（单位：万美元）

 

年份

合计(万美元)

1991

1741.6

1992

12469.9

1993

331684.1

1994

39622.1

1995

10927.1

1996

12292.4

1997

43343.1

1998

20346.2

1999

12527.8

2000

26071.4

2001

27841.5

2002

67230.6

2003

76987.8

2004

69406.6

2005

60069.5

2006

76423.4

2007

99705.5

2008

农业投资论文篇（5）

陕西要因地制宜，在农业科技创新的信贷投资中把握重点。一是根据种、养、加、储、运、销等农业产业链及各个环节不同类型农业科研与农业科技创新主体的融资需求，有针对性、多元化、多层次地开发与创新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二是积极探索适合农业科技产业项目的多种贷款模式。鼓励商业银行探索联保联贷等方式提供金融支持，降低信贷风险。三是建立符合监管要求的灵活的差别化的利率定价机制，为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尤其是农业科技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贷款。需特别强调的是，作为农业竞争力和农民人均收入在全国均处于劣势、金融体系欠发达的省份，陕西应特别重视本省迅猛发展的农村合作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置作用的发挥。据陕西银监局资料，2011年陕西有农村合作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及农村商业银行)2937个，从业人数23984人，资产总额3734亿元，法人机构107个；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机构）9个，从业人数154人，资产总额12亿元，法人机构7个；农村互助资金组织1450个，覆盖率达5.31%，在西部仅次于宁夏和重庆。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3月底，陕西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4878家，从业人员53501人，实收资本3871.37亿元，贷款余额达4447.25亿元。陕西应全面培育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互助资金会等新型金融机构，开展多样化的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方面的小额信贷和联户贷款业务，解决农户采用农业科技的资金需求。

建立科技创新投资的产、学、研、园利益联动机制

鼓励涉农企业、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农业科技园区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满足农业科技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创新人才培养等不同需求，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利益联动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科研院所的基础与引领作用，农业科技园区对科技创新的平台作用、科技成果全程式跟踪评价和示范带动效应，形成科技创新的合力，整体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陕西的农业企业整体实力及在农业科技创新投资中的主体作用较弱，尤其是在国内上市的农业类企业偏少，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农业科技融资的企业少。陕西要重视对涉农企业科技证券化融资的培育，鼓励企业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融资规模。处于种子期、创建期的农业科技企业尤其要吸引风险投资基金的投入，成长期和成熟型的农业科技企业要设法拓宽银行贷款、上市融资等渠道。不仅如此，陕西应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大力扶持小型微型民营科技企业发展。通过星火计划、科技惠民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科技富民强县专项活动等扶持并激发小型微型民营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力。“十一五”期间中国省域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显示，陕西科技综合竞争力在全国处于中上水平。陕西农林科研院所具有巨大潜力，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优势平台，陕西应利用这一良好的基础条件和生态环境，建立科技创新投资的产学研园联盟，以市场机遇和经济效益为驱动力，形成利益联结与制衡机制，互动互助，相辅相成，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迈向新台阶。

建立对农户科技创新投资的引导与激励机制

农业投资论文篇（6）

(一)从农民工供给状况情况来看:1．从数量上看根据表1的情况可以看出:一是数量巨大。到2013年达到了26894万人，这个规模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人口总数。二是农民工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比重很大并且占比越来越高。2008年农民工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比重是51．87%，2012年达到了66．3%的水平，这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中的绝大多数早就不再从事传统的第一产业了。三是我国农民工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越来越突出。从增长的绝对数来看，2011年之前是不断增加的，但从2011年开始，每年也都在增加，但增加的绝对量是逐年递减的;从增长率的情况来看，2011年之前其年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从2011年开始农民工每年的增长率是不断下降的;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近年来的变化情况来看，从2008年到2011年是逐年增加的，从2012年开始是逐年下降的;从农村劳动力数量来看，2008年到2012年是逐年下降的。从这四个方面的情况来看，除劳动年龄人口数是从2012年开始下降的外，农村劳动力数量、农民工绝对增长量、增长率从2011年开始就明显在减少、降低。总之，尽管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农民工数量巨大，但我国劳动力供给无限增长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劳动力资源作为最重要的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更为显现了。2．从质量上看从质量上看即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状况看。一是从农民工的受教育的状况来看，农民工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表2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包括初中学历及以下的农民工中低学历的比例是逐步降低的，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所占比例分别从2003年的1．9%、16．7%、66．3%降到了2012年的1．5%、14．3%、60．5%。与此同时，具有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其所占比例正好相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所占比例分别由2003年的10．8%、4．3%提高到了2012年的13．3%、4．7%。这一高一低两种情况的出现充分说明了我国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二是从农民工接受相关培训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接受过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在内的相关培训，2003年我国农民工中只有16．8%的人接受过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2013年，有32．7%的农民工参加了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了12个百分点。因此，我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尽管有提高，但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

(二)从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来看1．数量上需求较大劳动保障部专题调研组在2006年组织了一次专题调研，他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企业招不到员工或者招不满所需数量的员工，究其原因有高达42．4%的企业认为是“求职的农民工人数少了，选择的余地小。被调查的企业中有90%的计划在春节后招收新员工，用工需求比春节前净增12．9%[3]。由此可见，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是客观的、现实的。2．质量上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要求较高劳动保障部的专题调研显示:企业有87．7%的新增岗位要求农民工要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并且其中有23．8%的岗位要求农民工要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有37．3%的岗位要求农民工要具有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其中9．2%的岗位需要具有中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而此时，只有65．5%的外出农民工具有初中文化程度，45．3%的外出农民工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没有超过15天的培训，只有13．1%的人接受过正规培训。即使到了2012年，具有初中文化水平、高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工也分别只有60．5%、13．3%，离企业在2006年所要求的水平还分别差了27．2%、10．8%，由此可见，农民工自身素质与企业对员工的要求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综上所述，农民工数量上的有限性、质量上的差距，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巨大的影响，严峻的现实、残酷的市场竞争对企业开展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内部推动力。

二、对良好社会形象、社会声誉的崇拜是企业开展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很大的内驱力

农业投资论文篇（7）

一、引言

近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至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在对农村财政支出也越来越多，已安徽省为例，2006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投资总额为188.3亿元，2010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投资总额达到654.5亿元。近年来，安徽省政府也加大了对农村投资的力度，扶持了一些有关安徽省农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和工程的建设。尽管如此，但安徽省的农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和农民持续增收困难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1]因此，研究安徽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经济增长增长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巴罗模型为基础，分析安徽省非农户固定投资也就可以说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建立模型的理论基础

（1）农村公共支出和农村经济增长内涵的确定。 公共支出又称为财政支出，是指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责而支出的费用。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是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本文以安徽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作为具体的度量指标。

（2）计量模型的选择及其相关变量的含义。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是通过分析各种要素贡献来解释经济增长问题。在实证分析中大家广泛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文也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生产形势，基于巴罗的模型的基础上。则包含农业财政支出要素的农业生产函数随即回归方程就为如公式1-1所示。

Yt=AtLαtKβtGλt（1-1）

其中，At表示第t时期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是用常数和时间的函数关系来表示技术进步。Yt表示第t时期的农业生产总值，Lt，Kt，Gt分别表示第t时期的劳动投入量、农业资金投入量和安徽省农业财政支出量，α，β，λ为待估参数，α表示就业的产出弹性，β表示农业资本的产出弹性，λ表示财政农业支出的产出弹性，本文是通过估计这些参数，考察农业劳动投入量、农业资金投入、政府农业支出量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

本文采用双对数模型来建立安徽省非农户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在先不考虑技术进步影响的情况下，公示如1-2所示。

lnYt=C+αlnLt+βlnKt+λlnGt+ε（1-2）

若令MPG=YG表示安徽省非农户固定投资G的边际生产率，根据巴罗的理论，当MPG=1时，非农户投资的生产达到最优水平，也就是政府投资达到最优水平。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最优的政府边际收益也为1，若MPG>1，则会出现财政支出不足，若MPG

本文的数据样本以安徽省2006-2010的数据位样本区间，数据来源于2007-2011的《安徽统计年鉴》，以安徽生产总值中的第一产业值代表Y，以乡村从业人员数代表L，以安徽地区农村固定资产代表K（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安徽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代表安徽省财政农业支出总量G，如下表3-1所示。

注：安徽第一产业值Y数据，乡村从业人员数L数据，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G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总量K的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现在运用表3-1所示数据，运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数据分析。降分析结果写成标准形式如下公式1-3所示。

分析以上回归方程的详细结果，我们发现由于D.W=2.29，接近于2，所以，我们断定其中三个自变量基本上不存在自相关。拟合优度R2=0.999，说明这三个解释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达到99%，解释能力较强。F=15203，因此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是显著的。三个变量的T值均比较大，可知这些值都是显著的。此外，我们还可发现：

（1）农村从业人员即农业劳动投入量的产出弹性α==19.235，这表明农业劳动投入量的变动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动的影响为负，也就是说，在当前农业资本投入量（农村固定资产）和农业财政投入（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一定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美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将会降低19.235%。这可以反映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前安徽农村劳动力人均资本和人均政府财政投入过低；另一种是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剩余太多，其实这两种情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可以判断有两种方式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种是增加投入资本以改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另一种也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提高劳动力过剩带来的对生产率的影响。

（2）农业资本即安徽农村固定资产投入量的产出弹性β=1.009，表明安徽农村固定资产投入量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动的影响为正向的，并且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农村固定资产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将会增长1.009%。因此，增加农村固定资产的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0.088，表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就平均增长0.088%。由前文讨论的MPG=YG，且我们知道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YG·GY，所以可以得知λ=MPG·GY，我们可以令S=GY，即S为非农户固定投资量占安徽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MPG=λS，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表3-1中的数据计算得到MPG的值，根据巴罗的理论，MPG=1时财政农业支出达到最优规模，所以此时λ=S，固定λ=0.088，我们可以得到理论上财政农业支出（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最优规模，并将MPG的值列在下表4-1。

由表4-1所示，我们能够得到理论上理想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从理论上可以得知安徽省非农户固定资产投入量还不够，在不考虑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刚性约束和其他财政等约束的情况下得到的理想值。但我们应该尽量向理想值靠拢，设定目标，逐步实现。

四、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为例，采用2006-2010年农村从业人员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安徽省农村经济等数据，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eviews回归的实证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1、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0.088，表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就平均增长0.088%。

2、我们能够得到理论上理想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从理论上可以得知安徽省非农户固定资产投入量还不够，如表4-1所示，所以政府应该增加财政支农规模。（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投资论文篇（8）

我国的学者也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高慧清认为，两者是一个互动的影响过程，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王建明将这一结论引申到农业领域，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业科研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科研投资的带动直接而且显著，农业科研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则是间接体现，并指出，农村居民纯收入、科研人力资源和农业科研投资显著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二、关于我国农业科研投入现状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政府农业科研投入增长缓慢，投资强度（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GDP的比例）低。主要观点有：（1）自1986年后，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增长缓慢；（2）从1986年开始，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呈先降后升的趋势，但数值在0.2%-0.3%之间徘徊，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3）自1987年以来，农业科研增长速度落后于财政增长速度；（4）从投资结构上看，多数学者认为私人投资所占比重较低，但黄季认为，如果算上我国科研单位的创收，那么1996年我国农业私人投资的比重是很高的，有47.4%，这接近了经济与合作原发展组织原22个发达国家私人农业科研投资49.6%的比例；（5）我国农业科研资源分配失衡人、财、物资源主要集中于大宗粮棉油作物领域，农业科技力量主要集中于产中领域，农业科技资源相对集中于研究领域，农业生产一线的科技力量长期缺乏。

三、关于公共农业科研投资与私人农业科研投资关系的研究

公共农业科研投资是指政府投资，而私人农业科研投资指私人公司和各种非政府基金的投资。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是我国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黄季从农业科研投资的内部条件，即农业生产的特征，农业科研本身的特征，以及农产品本身的特征对农业科研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部因素，即我国政治、法律、经济与技术环境分析了政府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

还有学者研究了两者的关系，David和Hall回顾了1957年以来的文献，他们收集了30多篇在这一领域有影响的文献，既包括农业领域的，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归纳后发现，多数文献支持公共研发投资和私人研发投资是互补关系的结论。辛贤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业公共R&D投资和私人R&D投资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因此，我国要想刺激和吸引私人部门参与农业科技活动，增加公共农业R&D支出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四、关于农业科研投资体制的研究

在投资体制研究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应改革并完善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体制。田维明认为，入世给我国的农业技术体系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对我国农业科技体系进行重组和转制，其目的是建议一个成分多样、职责明确、分工协调、机制顺畅的高效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体系。刘晓昀则认为应审慎对待1999年开始的农业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以免出现由于忽略跨学科和跨领域研究，出现研究的短期主义和智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现象。

对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方面，黄季认为体制改革应从减员增效上入手，我国科研队伍过于庞大，科研人员相对投入强度高达0.49，而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在0.2以下，资源配置不合理，应精简科研机构人员，提高科研投资相对强度，强化国家和省的科研机构，并为私人参与农业科研投资创造条件。王建明认为在我国科研体制方面，存在着农业科研资源在农业各行业、品种和领域的配置不均衡现象，这影响了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提高。因此，我国政府在加大对农业科研投资力度的同时，必须不断完善政府的农业科研投资模式。

五、关于农业科研投资收益的研究

在以前的研究中，学者们使用了投资回报率、投资效率、投资收益等词，大都认为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收益相当高。黄季运用CAPSI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未来市场完全开放条件下，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回报率（内部收益率）达到59.6%，而在未来市场不再增加开放度的条件下，投资回报率也达到55.8%，而2000年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回报率在58%左右。

也有学者对江苏省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进行了研究。周宁根据“边际收益均一化”原则以非参数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我国各个省份的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认为我国各个省份的农业科研投资边际收益相差十分悬殊，在2000年前后，最高的安徽省的边际收益值为50万元左右，而最低的北京则不到1.5万元，而江苏省的农业科研投资边际收益水平大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黄文新通过对江苏省1981-1991年的农业总产值与各项生产要素的多元回归运算，得出江苏省的农业科研投资的边际效益为75.79元，即农业科研投资每增长1元可望农业总产值增长75.79元，边际效益相当高。李放认为1980年至2000年期间，江苏省的农业科研投资收益逐年提高，由1980年的51.92亿元逐步增加到2000年的197.3亿元，20年间增长了近四倍，说明了农业科研投资的收益呈逐年增长趋势，政府应不断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

六、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以前的研究已经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对农业科研投资这一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和广泛研究。学者们认为农业科研投资能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城镇贫困人口，但在能否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存在着分歧。从农业科研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上分析，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总量不足，投资强度低；政府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而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是互补关系，两者领域不同，分工不同，政府和私人部门应联合协作，建立农业科研多元化投资机制，促进农业科研投资收益的提高。对江苏省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虽然也有研究，但大多集中于2000年以前，而进入21世纪后，江苏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科研在投资结构和规模上也有了变化，因此，对2000-2010年江苏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进行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季,胡瑞法.政府是农业科技投资的主体[J].中国科技论坛,2000(4):59-62.

[2]宋慧婷.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现状及对策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9.

农业投资论文篇（9）

一、引言

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千家万户的小农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单位（张林秀、徐小明，1996），农户农业投资逐渐成为农业投资的基本主体（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近年来，我国农业投资逐渐表现出投资总量的相对不足和不稳定性，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农业投资和农业投资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因农户农业投资在我国农业投资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在对我国农业投资和农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中，对农户农业投资和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颇多。这其中：

郭敏、屈艳芳（2002）认为，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农户收入、农地收益、农地规模、农地承包关系稳定性、农业信贷可获得性等。陈铭恩、温思美（2004）在郭敏、屈艳芳（2002）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非农产业替代、由政府以各种方式表达的土地产权强度、农业投资边际收益等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主要因素，农田水利等农村公共投资存量的不足是导致农业投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陈铭恩、温思美（2004）将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研究延伸到农村公共投资视角。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运用江苏省300户农户1993-1999年微观调查数据，对“基层社区的基础设施对农户私人的农业生产性投资有何作用”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尤其是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采用“本村是否通电话”、“本村是否通公路”、“本村是否有医务室”等方式进行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变量衡量，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

现有的研究对我国农户农业投资和农户农业投资行为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但是，就我国农业的微观经营主体――农户而言，其投资和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有关，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刘承芳、樊胜根、张林秀，2002）。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即是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采用1990-2004年我国25个省份(注：由于缺少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数据，因此，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我国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这25个省份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面板数据，分地区对影响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1990-2004年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及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简单描述；第三部分结合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建立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模型，分地区对影响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简短结论。

二、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联系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可以定义为在各种社会经济信号的影响下，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民所表现出的农业投资反映（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一般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生产费用现金支出（郭敏、屈艳芳，2002），农、林、牧、渔业家庭费用支出与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陈铭恩、温思美，2004）等表示。此处采用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的处理方式，即采用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代表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具体计算时，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国家统计局定义的农户购置役畜、产品畜、大中型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机械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数据表示。

图1 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图1描述了1990-2004年期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情况。从图1看出，1990-2004年期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由1990年的20.29元/人增长到2004年的49.34元/人(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数据系作者根据历年统计资料计算而得，为实际投资数据（1990不变价）。资料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平均每年增长10.23%，但同时，1990-2004年特别是1990-1998年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增长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

分地区(注：依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1年《WTO与中国农村贫困》（IFPRI研究报告）的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广西；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高于全国水平；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低于全国水平；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在1994年前高于全国水平，1994年后低于全国水平。从地区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相互交迭。

通过对东、中、西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成对双样本均值分析（表1），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显著差异。

图2描述了1990-2004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及二者的联系。图中的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和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发展分别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环比增长率和乡村道路里程的环比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环比增长率、农村电话用户数占总农户数的环比增长率表示。图2显示，1990-2004年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呈不稳定状态，同时，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发展间的联系看，1990-2004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道路、通讯事业发展的趋势基本一致，相关系数分别达到33.97%和21.82%，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水利发展的关系不是很明显。

图2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中国水利年鉴》。

三、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投资理论认为：投资代表厂商对资本物的需求是带动厂商生产和收入增长的原因，受厂商生产和投资能力约束；单个厂商对投资资金的需求取决于投资资金所形成的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后者随投资资金的增加而递减；给定利息率，单个厂商会将投资推进到投资资金所形成的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与给定利息率相等的地方。其中：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于实物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与边际成本；实物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决定于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与边际收益；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决定于资本物的存量水平、生产技术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存量水平等。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公共品拥挤度较低时，公共投资存量的增加能够通过促进私人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提高，促进私人投资和私人资本的长期积累（张中华、谢升峰，2002）。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公共品普遍处于短缺状态，公共品拥挤度很低，公共投资存量的增加对私人投资增长发挥正向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

借助新古典经济学投资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公共投资的理论分析，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进行实证分析：

1.农村公共投资

依据Glomn等（1994）的研究，影响私人投资的公共投资应是可供私人部门使用的那部分公共投资存量。对于农户而言，影响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应是可供地区农户农业生产使用的那部分公共投资存量。依据前人研究，本文对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因素的分析，从农村道路、水利、通讯等几方面进行。其中，农村道路、水利、通讯等公共投资变量分别用农村道路密度、农村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农村电话用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例表示。

2.农户投资能力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受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约束。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户居民家庭纯收入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依据投资理论，农户收入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

3.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因素之一。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由于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决策时，面临的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是农户对其价格的预期，该预期受前期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及其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考虑到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的多样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向量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

4.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因素之一。依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假定农户理性，则农业生产技术和土地等农业生产性要素不变条件下，农户会在资本的边际收益曲线下降部分进行生产，此情况下，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越高，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越低。

5.农户土地规模

土地是资本和劳动力之外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因素之一。一般认为，我国农户土地规模较小，土地存在适度规模经济，农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增多，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

6.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因素之一。我国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生产特征，农产品市场近似完全竞争，农产品价格不随单个农户农业产品产量的增加而变化。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产品价格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一般而言，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越高，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和规模越大。由于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决策时，面临的产出品价格是农户对其价格的预期，该预期受前期产出品价格及其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考虑到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的多样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农产品价格指数向量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

7.利息率

经典的投资理论认为，投资与利息率反方向变动。由于利息率作为市场参数的作用在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得到真正发挥，采用官方利息率数据并不能够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李晓西，2000），同时，地区间官方利息率差异不大，而采用其他替代指标的条件也尚不成熟，本文中，利息率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包含在残差项中。

综上所述，定义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为地区农村公共投资、地区农户投资能力、地区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地区农户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地区农户土地规模、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等的函数。具体的模型形式为：

实际计算中，乡村道路密度采用每平方公里上的道路公里数表示。农户人均纯收入、农业生产性投资及存量分别采用商品零售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折算。农业生产性投资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二）模型估计方法与结果

模型估计方法选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首先，从全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模型看，各个变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1）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变量。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道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0.0589个单位。

（2）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变量。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水利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1.7064%个单位。

（3）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0.0072%个单位。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有促进作用，本文与之得出一致结论。

（4）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促进了农业生产性投资向农业生产大户的集中；滞后一期与滞后两期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变量的符号分别为正与负，符合农户理性的假定，但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产品流通渠道、流通效率的改进，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比价变量在年度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变化幅度不大，因此，回归结果中，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比价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边际影响不大。

其次，从分地区的模型看，变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1）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和农村公共投资存量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分析期间，农村道路、水利事业发展变量对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水利、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

（2）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递减趋势较东部与中部地区显著；东部与中部地区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较西部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东部与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农户非农业投资机会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农户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投资规模较大；且分析期间，西部地区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较大，农地流转速度较慢，农户农地规模的变化幅度较小，因此，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显著变革条件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显著而土地适度规模经济的效应不显著。

（3）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西部与中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或其变动更为敏感。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农户投资机会较多且资源的流动性较强，农户将资金投向非农产业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相对西部与中部地区农户而言，东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出品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较为不敏感。

四、简短的结论

本文采用1985-2004年我国25个省份面板数据，结合我国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事业发展，分地区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受到农户自身和外界条件的共同影响。农村公共投资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其他影响因素还有农户耕地规模、农户投资能力等。政府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应结合各地产业特征和设施条件，灵活运用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政策。

（2）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和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具有显著正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多元化的投资路径，引导民间资本的公共投入，提高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设施的供给能力，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提供保障。

（3）农户耕地规模和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化，促进农户农业生产效益的增加；同时，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的家庭收入可能无法满足农户生产性投资的进一步需求，政府可以通过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等的发育，促进农户投资能力的增强，为农户的生产发展和投资需求提供保障。

（4）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地区差异。比较而言，农村道路、水利事业发展对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水利、通讯事业发展对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显著，东部、中部地区农户土地的适度规模经济显著，西部、中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及其变动较为敏感。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供农业和农村发展切实需求的公共产品，引导农户投资和农村产业发展，切忌“一刀切”。

参考文献：

陈铭恩,温思美. 2004. 我国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再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

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 2001. WTO与中国农村贫困［R］. IFPRI研究报告.

郭敏,屈艳芳. 2002. 农户投资行为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6）.

李哓西. 2000. 宏观经济学：转轨的中国经济［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220.

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 2002.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六个县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4）.

张林秀,徐小明. 1996. 农户生产在不同政策环境下行为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4）.

张中华,谢升峰. 2002. 西方公共投资效应理论综述［J］. 经济学动态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2004. 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 经济研究（9）.

GLOMN G, RAVIKUMAR B. 1994. Public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in a Simple Growth Model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8）.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Utilities on Productivityoriented

Investment of Peasant Household in Agriculture

――An A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Regional Panel Data

YANG Meili1 ZHOU Yingheng1 WANG Tuzhan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Xina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农业投资论文篇（10）

据预测，2020年前后，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因此农业部门在整个国名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低。同时由于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不断加快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村中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它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阻碍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成功有效的转移并获取稳定的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

目前，我国在城乡两栖流动的农民工大约13-15亿人，正处在代际交替的过程中，然而，不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农民工都存在学历层次低、业务素质较差等问题，不仅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也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十二五”时期，如何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使两代农民工能够进的来，留得住，使他们成为市民，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因此，有必要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人力资本投资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综述

1.1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于西方，目前，理论界对人利资本理论内涵的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经济年会上做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首次较全面的向大家阐述了人力资本的理论。舒尔茨认为，生产活动中的资本实际上有两种形式，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他将人力资本界定为“人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人身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在文中他提出了人力资本形成包括五个方面：医疗保健，在职人员培训，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不是由企业组织的那种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他还认为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要比物质资本的收益率高。

1.2劳动力转移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创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出了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中的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化的理论模式。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城市工商业两个部门，并且以两部门之间的劳动力的转移为核心建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型，也称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现代城市工商业部门集中了大量的资本和高素质的人才，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传统农业部门由于技术停滞、缺乏资本凝聚了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的剩余劳动力。由于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极大的工资收入差异，使得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的流向工业部门。当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时，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工农业两部门工资将由市场来决定，劳动力就会根据市场情况在各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这时二元经济消失，工农业都得到均衡发展，达到经济结构一元化。

2.教育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的理论

教育是人力资本最主要的组成形式，也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自从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研究人员就人力资本或教育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机理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教育程度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的大小。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的准确性直接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机会的大小，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能合理有效的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更容易获得就业转移的机会。申靖（2008）研究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判断能力较弱，他们没有搜集信息的意识和条件，也无法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选择，他们自身对信息的弱敏感性成为了他们转移就业不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蔡访（2001）研究指出，农村首次外出的信息获得靠亲缘关系的占427%，靠地缘关系获取的占231％，在进城后找到第一份工作靠老乡跟亲戚的占7504%，而靠城市劳务市场的仅占471%。这种方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大降低了转移的可能性。

第二、受教育程度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选择能力。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工作期望进而影响其就业岗位的选择，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期望也就高，选择职业的层次也高，反之就低。林绍珍（2007）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比较注重个人才能的发挥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在选择职业时会考虑工作环境、工作文化氛围、发展前景等。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剩余劳动力则比较看重工资而忽视了工作环境等。程伟（2006）对农民工就业调查研究指出，农民进城务工大多从事的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脏、累、险等工种。

第三、受教育程度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越高，则在外就业的稳定性越强。雷重熹（2005）也指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属于季节工，农闲务工经商，农业转移的劳动力将近60％具有兼具性，属于亦工亦农的转移。他们大多数人的就业并不稳定，能够完全脱离农村在外定居的更是少之又少，这种不稳定的低层次转移，一旦受到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就容易形成劳动力大量回流的现象。

3.改善农村教育投资的政策

首先要提高农村教育投资总量，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加大政府农村教育投资力度。要发展农村教育，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教育投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教育事业的成败和兴衰，政府作为农村教育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在用于教育的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其次要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认识，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使培训同市场接轨。要紧紧抓住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是要抓住劳动力输入地的经济发展需求和企业的需求，了解输入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结构变化，以及当地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紧密围绕当地优势产业和紧缺人才开展培训；二是要坚持为农民工的学习需求服务，满足所有农民工的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内容(如文化知识、社会常识、专业技能)。



参考文献

［1］ 王红玲，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8（4）

［2］ 胡锦涛，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M］，人民出版社，2008.

农业投资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87-02

目前中国农业一方面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劳动力过剩等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农业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当前的这种局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国内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技术力量较雄厚，已具备较强的产业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但受制于有限的土地和市场，难以进一步扩大发展。在此情况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可缓解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既为占领国外商品市场、获取境外农业自然资源创造了条件，又可以加快催化和培育中国具有著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农业公司，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对开始“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具有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一、中国农业企业需要“走出去”，也能够“走出去”

（一）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等相对稀缺的国家。不平衡理论（Hwy-Chang Moon & Thomas W.Roehl）认为，存在资产相对不平衡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寻求补偿性资产，从而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在竞争中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还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与农业自然资源紧密相连。不平衡理论说明当有些农业自然资源在本国不能提供或是不能全部提供时企业可以寻求资源的进口，但这样会导致本国企业生产活动对外依赖性增加，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农产品安全，这时农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就成为获取农业自然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应该加强引导农业企业发展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加快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步伐。

（二）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

邓宁（John.H.Dunnin）的对外投资周期理论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4 750美元时一国对外投资增加，增速有可能超过外资流入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的经初步核实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 507亿元，根据2010年7月27日 1美元=6.7797人民币元汇率折算，并按全国13.38亿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网）计算大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753.69美元，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高涨阶段（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国民生产总值）。在邓宁看来，跨国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虽然该理论在分析中只用了人均这个单一指标并据此来判断企业整体所具有的优势状态和对外投资直接规模，其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但从跨国投资的实践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所以该理论也可以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判断依据。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已经在产业体系、研究体系、人才培养、高科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这是中国农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先决条件。

二、重视培育和发挥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通过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培育出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某些比较优势，进而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投资。正如拉奥（sanjaya Lall）的技术本地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在较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赖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特有优势，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就具有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另外，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本身会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因为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而且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所以，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一）组建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海默（Hymer S.H.）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优势是企业特有优势之一。跨国企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一体化经营可以取得当地企业所不能达到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跨国企业还可以实行国际专业化生产，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合理布置生产区位来取得企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和国外大型跨国农业公司相比规模还较小，集约化程度还不高。企业规模小，企业内部市场就小，外部交易成本就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更难以与外国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抗衡。为此，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围绕壮大主业，加强国际资本运作，开展和规范企业兼并、收购，提高企业集约化程度，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培育世界品牌的农业跨国公司

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还意味着培育世界品牌的重要性。培育世界品牌的跨国公司，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像泰国正大集团、嘉吉、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德国KWS种业集团、美国孟山都集团等这样一批跨国农业公司，它们能够持续增长几十年、上百年，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得统治地位，是与其品牌经营策略分不开的。中国农业跨国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小型的跨国公司。培育世界级的品牌对中国农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人民币升值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阿利伯（R.Z.Aliber）的资本化率理论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若干通货区域。各种货币的地位强弱不同，强币的币值稳定，汇率坚挺，而弱币正好相反。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用该种货币购置其他区域资产是有利的。另外，该理论还认为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在金融市场筹资，从而为其在海外投资设厂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在汇改推进的五年中，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大可能逆转。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许多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成本在进一步降低。特别是有些国家，有些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振兴自己的经济，出台了许多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措施，消除了原来设定的一些政治。这些都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四、重视“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加强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投资

一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就是“走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区位的正确选择是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十分关注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在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包括文化、习惯和语言等）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开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就应该进入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2）如果企业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就应该到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投资。尽量采取与具有最新技术的企业合作或合资的方式，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国内得不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3）如果是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则应该到那些市场准入门槛高、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投资；（4）资源开发型企业可以到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去投资，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农产品供应基地。

根据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当前中国农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一方面这些国家符合中国农业结构特点，可减少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多是华人聚集地，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特定区位比较优势。如印度尼西亚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每公顷土地棉花产量仅2.7吨，在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应用上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该国土地资源丰富，有1 300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棉花，气候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条件极佳，但每年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进口棉花、稻谷等农产品。

参考文献：

[1]俞毅.论中国对非洲跨国农业投资的战略构建[J].农业经济问题，2009，(11)：33-39.

[2]尹成杰.农业跨国公司与农业国际化的双重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10，(3)：4-10.

[3]江小涓，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