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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理论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05-03 06:52:30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主要内容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动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为标志,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的;明确农业是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智力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能够长时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形式,其他分配方式作补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逐步实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以蒸汽机为标志的首次产业革命,以电动机、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逐步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一体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而派生出来的经济危机和抢夺世界市场而由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现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制度长期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各民族之间不同的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的地区间的局部战争至今不断,为了从根本上发动战争和制造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领导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知,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就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整个建设过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概括起来就是六轻六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环保;重个人,轻集体;重本国,轻世界”。由此产生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一国之内和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世界上少数富国强国,借“人权”、“民主”、“自由”等幌子,对大多数穷国、弱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行经济上的掠夺、将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污染转嫁到第三世界的双料殖民主义。

为了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三强调:我国实行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城乡一起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一起抓。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倡导富国与穷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一律平等,引导全人类向和平、发展、进步、繁荣方向前进。

各级各类学校在学习和落实《决议》过程中,同时要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其别要重视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我认为,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实行“三个尊重”,这既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又是落实《决议》必须掌握的指导思想的要点。因此,要将学习落实《决议》和坚持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中主要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即要求教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既未区分古代小农经济和现代大农业经济,又未考虑当今世界57.7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只占11.7亿人口,46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80%的人口都在农村,如果农村、农业、农民不现代化,这些国家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用农村的愚昧、落后创造城市的文明、进步”。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要走城乡一起现代化的新路。中国一直强调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并且再三强调要把加强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从而实现城乡一起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广大农民创办起上千万个乡镇企业,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463万家,总产值5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28%,出货值4400亿元,利税3095亿元,从业人员1.26亿人,占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实行亦工亦农,就地利用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农业脆弱、农民贫困的状况,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尽快地奔赴小康。现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总结该村经济腾飞有三靠:一靠教育,二靠政策,三靠干部。华西村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在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华西村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思想教育中,要以“育人”为中心、“做人”为主线,来规划和实施《决议》。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在“三个面向”战略方针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以学校为主阵地,加强家庭教育,优化整个社会的育人环境,从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形成培养“四有”新人的合力,从小至大,逐步养成“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四有’好公民”。为此,要注意研究和改进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善于利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育人”和“做人”的有利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有利因素大致上有三点。一是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广大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二是城乡落后面貌正在得到迅速改变。我国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是改变农村落后、愚昧状况最好的国家。据统计,中国1978年有贫困人口2.5亿人,经过党和政府实行推广科技的“星火”计划,改良耕作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的“丰收”计划,实行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的“燎原”计划,经过18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目前的6500万人,也就是说,78%的人已经脱贫致富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最近已下决心,要在2000年前,努力解决剩下的6500万人的贫困问题,从而使12亿人都一齐奔向小康。三是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正在大力抓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涌现出张家港市、天津市和平区等先进典型,而且还涌现出徐虎和李素丽等模范人物,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今后将随着《决议》的落实,逐步达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全国范围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滑下来的老路。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产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困惑和动摇。这些消极因素,又会对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各级各类学校应善于充分利用社会有利因素来克服负面影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能够认真形势,明白道理,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成功的信心。

第二,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要把课堂讲道理和走向社会了解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要善于利用、国家教委有关领导部门的倡导,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要让学生看一百部好电影,唱一百首革命歌曲,看一百本好书,参观一百个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项活动。同时,学校自身也因地因校制宜开展校庆活动、运动会、艺术节,升国旗、唱国歌,请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校友作报告、讲传统,收到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实效。切忌“假、大、空”,搞形式主义。

第三,要把校园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主要指校舍、教室、实验室、图书仪器设备和校园的整个布局力求绿化、美化;软件建设主要指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各种规章制度等精神面貌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和教育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来从事校园文化建设。硬件建设力求简朴、实用、大方、优美,软件建设力求高尚、育人、实效。要力求使校园文化建设既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能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起示范作用。

第四,在“三德”教育过程中,要力求做到以社会公德为标准,以职业道德为重点,以家庭美德教育为基础,使三者有机地形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目前,我国12亿人口生活在3.2亿个城乡居民家庭之中,每个家庭都是整个社会的基层细胞,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就要依靠3.2亿家庭。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既要发扬中华民族子女孝顺父母长辈的美德,夫妻双方忠诚相爱、白头偕老、关心爱护子女的传统美德,又要具有男女平等、爱好学习、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家庭成员中只有切实做到子女对老人尽“孝”、夫妻双方忠诚相待、父母对子女既爱又教,才能达到家庭美德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有少数男女青年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解放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克服这种消极影响。

至于说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天下父母皆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良好愿望,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日愈增多,许多年青父母正在按照党的教育方针,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教,但也有不少父母对子女成才的期望过高和受到不上大学不成才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家教不甚得法,往往采取加重子女学习负担的方式(如有些学校布置更多的作业,让子女上英语班、计算机班或其他学科补习班等),为使子女能考上重点大、中、小学,忙得不亦乐乎。正如一个人食之过多的东西反而消化不良一样,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有损于孩子的健康。更有甚者,为了使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就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使孩子变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小姐,这就难于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许多学校现在都在举办家长学校,引导家长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从孩子的心理、生理、兴趣、爱好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应该提倡。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校中尊老师,家中孝父母”的教育。现在我国夫妇加一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日愈增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家庭日愈减少,儿孙利用节假日去看望父母、祖父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年青人,平时对父母少奉献而多索取,父母故去时兄弟姊妹之间去争夺父母有限的遗产,甚至有人把失去生活能力的父母推之门外而不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种不良现象也要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加以克服,并坚决杜绝。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2)

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3)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p#分页标题#e#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4)

社会建构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型理论,又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即SSK。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来进行了很多分化,相对于其他派系来说,人们一般把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元勘小组发展起来的一派称为爱丁堡学派。由于爱丁堡学派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各个派别,都主张所有的知识和论断都要被看作是受社会因素影响而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自然之镜”的反映自然的结果,于是人们一般称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这股思潮为社会建构主义。

一、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历程

从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来看,社会建构主义最终是站在了社会学历史的两种思潮的汇合点: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前一种是由三位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曼海姆和涂尔干创建的。他们都强调在形成个人的信念中社会因素的因果关系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社会阶层决定不同的智力观点。曼海姆和涂尔干拓宽了社会因素中因果关系的范围和在他们的支配下智力观点的范围,但是在他们之前,他们免除了信念是从他们的社会分析中由数学和自然科学引起的事实。科学信念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不是由因果关系决定的,然后超出了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一认识上的二重性,从更加现代的现象中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经典时期。

社会建构主义的另一位前辈是研究科学社会学的RobertMelton(1973)和他的追随者。他的这一命名将会使人们猜想到,科学社会学是解决科学知识的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分支。他们主要研究科学的建立是如何被组织的,他们试图阐明由科学家的职业和起源于科学活动的奖励机制等所建立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像经常被评论的那样,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被描述成关于科学家的社会研究。然而,科学知识仍然超出了社会学分析的范围。

最后,社会科学家试图把标准知识的社会学传统关于数字的社会解释的类型应用到科学的智力内容上。这一变动的激励者被认为是库恩(1962)。库恩争论到科学活动的过程是由科学组织选择的一个范例而形成的。在库恩的阐述中,这一选择不是由主要科学的内容合理支配的,它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跳跃的。库恩没有把有秩序的事物说成是关于决定方面的跳跃,但是他的分析为在科学原因的期限方面的解释开启了新的一页:如果合理的思考不能决定范例的选择,在哪里寻找决定性因素,对科学内容的详尽的社会学解释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然而,需要从默顿的科学社会的标准中区分他们的事业,在这个新领域中研究者授予它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称号(伍尔加1988:41)。坦率地说,这一巨大的变化一般是指SSK。于是在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建构主义便因此产生了。

二、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特征

布鲁尔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概括了社会建构主义的主要研究内容有:“首先,人们一直在对各种群体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和这些群体所赞同的宇宙观的一般形式的联系进行种种研究……其次,人们一直对经济发展、技术发展以及工业社会发展与科学理论的内容的种种联系,进行彻底的研究……第三,有许多证据表明,文化所具有的那些通常被人们视为非科学的特征,不仅对人们创造各种科学理论和发现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对人们评价这些理论和发现过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四,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把训练过程和社会化过程在科学行为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记录下来。”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概括地讲,包括早期爱丁堡学派布鲁尔提出的“强纲领”和巴斯学派柯林斯提出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研究的修改和衍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强纲领”,另一类是在“强纲领”的统摄下所产生的一些研究方法,即所谓的微观倾向—发生学研究方法。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开始对科学知识进行微观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几个很有生气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等,目的是为弄清科学知识是怎样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但这些不同的方法之间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概括来看,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相对主义

“强纲领”的四个基本原则为SSK的相对主义立场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都赞同这一观点。一般来说,对称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为SSK的相对主义提供了理论的论据。相对主义的观点主要表现在认识论相对主义和社会学相对主义:前者认为客观知识是不可能的,不同的理论会产生不同的事实。他们认为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存在合理性的标准;后者则认为科学家在进行科学实践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其自身的知识背景、政治经济利益、谈话过程等多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真理标准,知识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与此同时,有关价值中立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赞同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观点,认为科学不再是对世界进行操作的工具,而是同样会受到私人的、主观的、伦理的、社会的等诸因素的制约。

2.经验主义

与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社会建构主义主张对科学知识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强调科学的基础在于观察,观察是科学研究的基点。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关注科学知识,但并不关注科学知识的研究和科学知识产生的真实过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认为这样很难了解科学知识的真相。他们主张应将科学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并将其视为与其它自然现象在本质上是无差别的。因此,科学家应该深入到科学的内部,对科学实验过程、科学争论、科学表述以及科学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关系等进行详尽的研究,以此达到对科学知识有更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在他们看来,事物是受到很多社会因素影响的,只有深入到事物产生的实践内部,才能对事物的本质有更深人的了解和把握。

3‘与境主义

诺尔一塞蒂纳曾指出,科学方法与其他社会形式并无不同,“为了还原科学的与境性,我们曾不得不走近实验室,并且观察知识生产的过程……科学方法是与境孕育的,而不是无与境的。而且,它正如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一样,也可以被视为根植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科学知识的产生与当地性、情境性与偶然性是相关的,我们不能再用抽象的眼光去看待科学,因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是受到了生活世界的诸多“杂质”影响的,我们必须把所要研究的科学知识结合当时的与境性加以分析,这样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事物才能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4.历史和文化特征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的所有形式都是具有历

史和文化的特征的,关于理论的阐述和解释都会受到时间和化的限制。我们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时,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关于其产生时的心理状况、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研究,以及他们被创造时的社会实践过程。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方式都是与相对的历史和文化相关的。事物都是处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时期,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们依赖于那个时期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状况。所以,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地对事物进行了解和阐述,必须重新审视相关的历史和文化特征。

5.修辞学转向

社会建构主义在理论上尤其重视语言与话语体系,在这一点上呼应了社会理论的修辞学转向。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当人们相互交流之时,世界即被建构,我们关于语言的使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现实经由叙事、谈话和故事组织并维持,它们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话语是权力关系的再现,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可以建构某些话语以排斥或边缘化某些弱势群体,这些话语从而支撑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并视如此不平等为公正或者是自然而然的。社会建构主义目的就是要打破话语体系的霸权行为,并揭示背后真实的权力关系。在社会建构主义视野下,人们有机会重新建构新的话语(即修辞)体系,以将受制于旧有话语体系的人群解放出来,进而将事物的本来面貌得以呈现。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5)

    “三个代表”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括,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特点、地位和作用及其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并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首要的理论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及其对它的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原则进行了描述。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6)

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特点,理论界已经进行过深人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有创见、有意义的学术成果。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没有终结,需要随着实践的进展而继续研究。下面略述本人当前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后的几点新认识。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提出了世界历史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内容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由于国际市场、国际分工和人们普遍交往的形成,以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封闭的、分散发展的历史过程转变成为世界性的、整体联系的发展过程。这一理论的内容还包括,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单个民族、单个国家,不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只有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

可是,以后的历史并未完全按照理论所规定的路线展开。20世纪20年代初,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夺取并巩固了国家政权,使这个政权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鉴于这种局面,列宁提出了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内容是:俄国苏维埃政权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存在下去,它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联系,能够而且必须先于西方国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具有特殊性。叹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在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既强调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又强调中国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即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融人世界历史潮流的思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与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自己发展生产所需要的全部科学技术,不可能拥有自己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资金。据此,邓小平在有关谈话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②“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3邓小平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处于落后的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及于其他国家,原因也是闭关自守。他在总结了历史经验后深刻地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r’小平在世时,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邓小平关于中国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即中国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同中国的实际相适应、不照搬别国模式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然条件的原因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有其国情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表现在经济条件的优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上,可以表现在政权组织形式的差异上,可以表现在人民不同的生活习惯上和不同的信仰上。任何国家的执政者在考虑本国发展的道路时,都必须充分地认识到本国国情的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失误,原因之一在于没有认真地研究本国的国情,没有正视本国国情的特点。所以,邓小平在有关谈话中强调指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这个间题提出了下述著名论断:“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邓小平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着一致的内涵。其一,它们都主张消除闭关自守状态,各国间相互往来。其二,它们都主张各国的经济资源相互间可以利用。邓小平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同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有着一致的内涵。其一,它们都强调重视本国国情的特点。其二,它们都主张从本国国情出发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认为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会不会产生一种歧义:邓小平理论一方面主张世界历史过程转变成为世界性的、整体联系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主张落后国家即中国沿着有自己特色的道路独自发展,处于矛盾的状态。笔者认为,不会产生这种歧义,即邓小平理论内部不是矛盾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本身包含着上述两方面的内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虽然主张世界历史过程转变成为世界性的、整体联系的发展过程,但是马克思仍然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先在本民族或本国家内进行革命,先解决本民族或本国的革命与建设间题,在此基础上才有民族的消亡和国家的消亡。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特定条件下主张落后的俄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始终期盼着世界革命,希望俄国能够同世界各国至少是同西方先进国家一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比较突出,各个国家进行革命与建设的理论相对弱化。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关于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比较突出,世界历史理论相对弱化。邓小平在同一个时段内充分强调了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实现了这两个理论的高度统一。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公有制理论与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理论的统一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即提出了实现公有制的理论。他写道:“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③他还写道:“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④这也是关于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公有制的思想。

可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从苏俄的实际出发,阐述了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1921年列宁指出,由于有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有小经济的发展,必然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所揭示的现象。对此,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试图完全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毖他说,在俄国,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通过一定的“中间环节”,这种“中间环节”就是资本主义。这就是他所说的:“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这是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最经典的论断。

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公有制理论与列宁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理论的统一,在于他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既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思想,又强调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

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1985年8月,他谈到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工同一时期,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Z在邓小平看来,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经济制度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保证,是我国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证,必须认真地做到这一点.〕如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③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7)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有科学的正确的理解;二要善于识别和抵制那种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改革”。在这里,前者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后者是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两者存在着根本区别。经初步思考,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区别和各自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改革的性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前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后者”)的性质,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的是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认识中国改革的性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对此作过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1]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叶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阐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割裂开来的新自由主义偏向,严重妨碍改革的健康发展。

新自由主义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然采取敌视态度,竭力主张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原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危害。

比如俄罗斯1992年开始实施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当年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T·奥西波夫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三分之二。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3]

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经济比重急剧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等严重现象,新自由主义的片面强调“私有化、自由化”的危害性在我国开始明显暴露。

二、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区别。前者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改革的理论基础出现了偏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方面。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部能自动运转的配置社会资源的万能的机器。一切生产要素、产品、劳务都商品化,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所谓“自由化”就是非调控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在认为市场机制作用能形成一种“自然秩序”的同时,还认为个人自由是市场制度的保证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才能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规律的自发作用和个人自由主义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推行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

所谓“私有化”就是极力主张全面的私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全都是极力主张和推销彻底的私有化的。他们认为,实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对私人的经济行为加以限制,从而可以使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实行私有制能够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优越性,因而总是竭力反对公有制,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他们的目标,总要使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无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决不能用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石和理论指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命题或范畴,包括以下三层涵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计划市场经济;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就是这样三层涵义的综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性。

从第一层涵义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选择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而不能选择古代市场经济或近代市场经济类型。这是时代的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二战后至当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类型,它是一个中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属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通常把我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市场取向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例如,关于强化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开放市场,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放开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由价格引导要素流动,提高经济效率,等等。

从第二层涵义看,在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我们的观点是与新自由主义直接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自由化”和“非调控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调控和干预,不要任何计划。改革以来,我们始终清醒地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等于走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使改革走入歧途。

从第三层涵义看,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搞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导向,是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为历史业已证明了的公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不断再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不断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

三、改革目标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共同富裕。后者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两极分化和殖民地化,导致民穷国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基本制度上则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而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无视市场机制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抛在一边。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可分为四步曲: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蒸发干净。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在这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些国家拖入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从而进入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最后就轮到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做“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用金融和财政手段所进行的鸦片战争。[4]

拉美地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至今处于停滞之中。

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误导,目前经济的“拉美化”特征已有所显现,如不明确坚持和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

四、改革对象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后者的改革对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改掉、消灭公有制。所以,俗称为“改制”,“制”者,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的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公有财产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下,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

而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产权关系,就是要使公有制产权关系有机地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市场经济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只能通过交换间接地实现为前提,只承认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权利,经济主体利益相互独立,自主经营,这是一种横向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社会分工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体的发展,调动分散、独立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在社会生产的组织上天然具有滞后性和自发性。公有制经济由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贯彻按劳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则。公有制经济必须具有协作劳动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使生产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服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和调节,因而其内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组织安排的特征。这是一种纵向的自觉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但是,这种纵向分工在社会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性,压抑社会主体个性的积极性,因而导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和市场分工制度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五、改革的依靠力量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在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后者的改革,只依靠少数“精英”,同时依靠外国人的力量来推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广大工人、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不仅不能参与改革的决策,反倒是需要他们这些“精英”人物来教训和开导的。他们对下岗工人不仅不报以同情,反而说他们是在温水里面被煮熟的青蛙,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活该受穷。农民太多,又懒惰,只能一直穷下去。而那些靠投机倒把、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则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宠儿。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裸地主张弱肉强食,宣扬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宣称:“要鼓励剥削,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议取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国企老工人。这些说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义,失去了为人的起码常识,就连海外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觉得不堪入耳,感叹道这些人“给别人做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同历来的统治者没有两样。那就是统治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却总是宣传自己是高贵的、智慧的和善良的。而广大老百姓辛辛苦苦、逆来顺受,却被贬斥为低下的、愚蠢的和卑劣的。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有钱,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有时候只是他运气比别人好,存在着能力方面的因素,但是与能力并非完全相关的,可见有钱的人未必比没钱的人高明。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些有钱的人发的都是不义之财,靠的是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根本扯不上什么企业家才能。著名经济学家女士曾撰文指出,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的90年代四大件的暴发户,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而已。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由少数权贵及其新自由主义者代言人为主导的局面,彻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地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的力量。否则的话,只能越改越糟,越改两极分化越严重。

六、改革方式上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后者的改革,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由少数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动,大搞一刀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践表明,在具体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较顺利地达到目的。反之,就会受到挫折。例如,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凤阳作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同时,对于像华西村、那样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允许不搞联产承包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走了弯路。一些地区没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而是照搬照套在国外理论界也存有争议的“管理层收购”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管理层,结果把全体人民共有的财产,变成了少数企业管理层的私人财产。导致劳资对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上的强烈不满。

体制的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众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改革的步伐似乎很快。但这样一种改革,首先无公平、公正性可言,彻底摧毁人们道德的根基,必然会影响一个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七、改革原则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原则,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后者的改革原则,以资本为主宰,为富人的利益着想,搞劫贫济富,大肆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失去社会公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而是全体国民的努力。阿马蒂亚·森就认为,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自由权利的拓展过程。这些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公民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公民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公民自由交易的权利等等。总之,人民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整个社会有更高的参与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越快、越健康。比如印度,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种姓式的等级制度,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结果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尽管在今天的印度,种姓制度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社会中的影响还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而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使用权,获得了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支配自己部分劳动成果的权利。再比如在计划产品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免费公共医疗保障和免费公共义务教育体系,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也功不可没。

要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现代化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要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试图依靠少数富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分子来主导社会发展,无视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边缘化、弱势化,只会把中国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八、改革效果的区别。前者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后者改革的效果,必是不断产生新的少量暴富阶层和新的大量弱势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动荡。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人民普遍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改革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在评论1989年时,曾经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5]所以,即使在那个群情激奋的时候,人民对于改革也是没有质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获益最大的是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权贵阶层。而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前期、后期改革的效果差异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整个国家一幅生机勃勃的气象。今天的中国,居然有12项令人痛心的世界排名。[6]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程度排第188位;大学学费与居民收入比重世界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居民税务负担世界第一;政府清廉指数第71名;在144个国家当中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排第133位;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矿难死亡人数占全球的80%,世界第一;自杀人数世界第一;行政成本世界第一;死刑罪名数量世界第一;文盲或半文盲人数世界第一。面对这样的排名,不知道那些新自由主义者还如何能够侈谈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美妙蓝图”。在这些排名当中,当然有许多是历史遗留问题,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不无关系。但医疗、教育等方面排名的急剧恶化,与新自由主义者所倡行的市场化改革脱不了干系。

九、两种改革的两种前途。前者的改革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富民强国。后者的改革前途是走向权贵市场经济和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殖民地经济。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前苏联等其他国家通过“改革”达到了这种目的。为了避免这种前途,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7]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自1830年以后,从古典学派的阶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批判精神越来越弱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8]在今天的中国,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对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劳动群众麻木不仁,却甘当国际垄断资本的应声虫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在改革中付出代价的恰恰不是那些在改革中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人,而是生产价值、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新自由主义者总认为,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代价会在改革中所得到的收益增量中加以弥补,即所谓“帕累托改进”。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他们更注重效率,说什么“当你把蛋糕切的更均匀时,你会发现到手的蛋糕已经变小了。”其实,这都是些骗人的鬼话。由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导的一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不平等,却未能提高效率。比如,搞所谓“以高薪养廉”,现象又减少了多少呢?给国有企业的经营层以各种激励,什么高额年薪制、股权期权制度,企业经营绩效又提高了多少呢?上大学要收费,更让许多贫寒子弟雪上加霜。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处在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从上述九个方面系统地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走向改革的正确前途,才能避免权贵市场经济和外国垄断资本殖民地的前途。新自由主义者打着“改革”的幌子,妄图开历史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为,中央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就是要更“社会主义”,更“市场经济”;就是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人民也开始觉醒,新自由主义者欺世盗名的言论行为,也日益受到不屑与唾弃。孙中山曾说过:“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是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还是改革实践的决策者,都应当顺应历史潮流,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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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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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6-297.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8)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对于科学地认识政治文明,自觉地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就目前学术界对政治文明的研究,从整体而言,还是初步的。本文拟对政治文明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以及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关系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旨在抛砖引玉。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政治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文明思想。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将社会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层面,而且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将其作为集权专制的对立面[1]。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提出“文明国家”的命题[2]。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文明时代的标志、文明社会的概括和文明时代的基础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明确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3]。这些论述,毫无疑问都包括政治文明。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也不可能从学理上对政治文明予以全面的研究,更没有把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因为在他们看来,“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3]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在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经过了过渡时期的社会变革,阶级已经消灭,包括国家在内的政治现象都成为多余的东西。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将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而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随之作为国家制度的政治现象也就不存在了,当然也不需要了。恩格斯曾这样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4]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建立新型的政治文明,而是要使政治文明归于消亡。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到无产阶级的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时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他们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的基础”[5]。公社以强有力的措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对公职人员实行选举制、撤换制和普通工人工资制,公社是兼顾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并用地方自治代替资产阶级官僚中央集权。这种民主制包括后来恩格斯所论及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6]指的都不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但仍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特有现象。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尤其是未看到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因而尽管他们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并预测了未来理想社会的某些特征,但是他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行详尽和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况且他们一直认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作为国家的国家等政治文明已经不复存在。列宁也没有使用过政治文明这一概念,然而他对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将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文明的认识以及社会文明的结构与相互关系的论述和理论概括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诸如民主、法治等有十分详尽、深入系统的论述外,并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反复强调要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治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一个时期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将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江泽民在2001年1月10日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7]2002年7月16日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强调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过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8]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9]胡锦涛同志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文中指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对自己一贯坚持和实行的发展人民民主的方针的新总结、新概括。全党同志都要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文明都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牢牢地把握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这一点把握不好,把握不牢,走偏了方向,不仅政治文明建设很难搞好,而且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推动政治文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关键是要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三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长期努力。政治文明涉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方面,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全面加以推进。”[10]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创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次将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十分清楚地界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性质,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政治文明的属性和政治文明蕴涵的内容及政治文明涉及的方方面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和具体原则;明确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充分说明了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原则性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的和意义,特别强调了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如此等等,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提出了一系列课题,开辟了诸多研究领域。随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其理论价值和理论意义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

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就是一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也正是这三大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分析社会的构成,但上述论断确实蕴涵着这样的思想,那就是文明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生活领域,或者说三个系统。与此相对应,人类社会的文明也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种结构形态。人类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什么时候社会就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反之亦然。忽视、偏废了任何一种社会文明的建设,不仅这个社会就会残缺不全,呈畸形态势,制约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便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带领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共十三大正式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路线。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不渝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雄辩地证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使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新和全面的事业,作为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必经阶段的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在政治方面,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基层民主更加扩大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健全,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具体的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策机制,行政管理机制,司法体制,人事制度,推进中国政治的发展,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影响和决定它们的发展方向和进程,真正地发挥其规范和保证作用。因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文明建设中不仅是不可缺失的内容,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文明以其特有的结构和功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广泛地介入和规范社会生活,影响和制约其他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以其自身的权威和能量引导、控制着社会的发展前景。其他文明一旦超出它所允许的范围,政治文明就会予以干预。社会的其他文明建设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它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当然,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它的作用程度又会受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状况的制约和影响。以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制度为例进行分析和考察,就会更加清晰地看到政治文明的独特作用。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是在特定社会统治阶级为实现其统治而规定的或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政治主体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维系这种关系而如何组织、分配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各种原则、方式和程序等强制性规范的总和。它以自己的规范体系规范和调整社会政治系统中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其强制性对全社会提供普遍的约束力。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人民的这种权利是通过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和专门政治制度)来行使、体现和保障的。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而不断地满足人们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要求,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有助于健全和“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9]。在决策的难度空前加剧,决策的复杂性、艰巨性日益增加,决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指导着整个国家的内外行为,规定着整个社会的各种生存方向,牵动着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决策制度并不是绝对不会出现失误,而是当出现失误时容易得到纠正,不至于出现因决策失误而酿成的政治动荡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毁灭性灾难。坚持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有助于增强公共权力主体(派生意义而言的)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认为,政治权威是指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公认的威望和所形成的支配力量,它是政治权力具有效能的典型体现。而政治权威的基础是其合法性。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到公共权力委托者的认同和拥戴。在每一个公民受各种条件限制,不可能人人都直接参与各种管理的情况下,究竟谁代表大家行使管理权,就变得相当重要。如果公众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产生合法性危机,不仅难以形成实现既定目标的合力,而且有可能使社会分崩离析,陷入混乱之中。而公共权力主体的产生只要依据法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就会保证公民对权力体系产生认同感,形成坚强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正是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所必需的。坚持和健全各项政治制度,也有利于建立、健全以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目标的干部人事制度,特别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从决策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运作机制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真正树立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从而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保证党和国家的决策能够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纲领、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不断涌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无疑会带来国内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新型组织不断涌现,职业分类与职业活动方式也将进一步加剧,从而使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和清晰化。这种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关系,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政治主体演变为政治关系。这些关系能否合理、妥善地予以协调和处理,不仅关系到各社会主体的合理定位和潜能的发挥,而且关系到各自利益的满足程度和政局的稳定。因而社会的各种关系能否和谐,各社会主体之间矛盾能否调解,都需要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地健全各种缓解矛盾、化解冲突、消除张力的机制和体制,完善协调政治关系有效、科学的手段和方法。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跨越性发展,必将冲破各种时空界限,使国民的眼界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都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当中也蕴含着某些各国都必须承认、维护和促进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性标准。在中国国民的眼界不断开阔的同时,他们的民主观念、法治观念、自主意识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和发展以及各种制度的演进而不断增强,利益和需要日益向更高层次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开辟各种渠道和途径,不断完善各项民主制度和运行规则,有序地扩大民主,同时也要加强法治建设,根据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在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自由、合理愿望和进取精神的基础上,构筑法律体制,借助于法治使各政治主体的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并通过规范、引导,逐步将法治的规范内化为政治心理,使其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行为更加理性化。实现政治行为既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又有较好的效能,实现与预期效果、宗旨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的重大调整,多种分配形式的实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原有的利益格局通过一系列的调整、转换,变得更加多样化。各种不同利益已经和正在产生碰撞、矛盾,如何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调适社会心理,消除不断积聚的社会张力,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整合,保持社会持续长久的政治稳定,各种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带根本性的。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使政治制度具有更加坚实、广泛的阶级基础,以政治制度的巩固和生命力来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利益上的重大调整加剧了社会成员对各种利益的追求以及各种态度、情感发生急剧的变化,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日益多元化。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中西思想意识的碰撞,西方发达国家以科学技术发展和资本的全球化活动为基础的高位文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扩张和渗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在此情况下,我们在大量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通过政治文明建设,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的政治标准、政治理想、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体系和行为准则以及价值评判标准,推动全社会形成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

信息化社会的沓至,明显地加快了社会生活的节奏,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要求每一个政治主体、社会主体有敏锐的反应能力,把握利用每一个时机,以政治的高效能促使广大社会成员政治效能感的增强,这就要求国家、政府和政党具有较高的能力、能量,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这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当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这三个方面的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学理上讲,任何文明社会都是经济、政治、文化有机的统一体,社会的文明形态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并表现出来。做这样的区分,有利于深化对各种社会文明的认识,把握各自的特征,揭示其规律性。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划分是相对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往往互相渗透、彼此依存。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政治日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任何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借助于政治的手段。随着政治社会化进程的加快,政治文化日益世俗化,指导或驱动着政治主体的行为;广泛存在着的社会政治心理,日益成为潜在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形势的晴雨表,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难舍难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总目标的一致性,尤其是所面临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同一性,使得它们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特别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互转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旦超越具体的界限发展成为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时,那么就必然成为政治问题,往往必须通过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予以解决。当然政治文明和某些方面问题的落实和解决,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也必须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予以实现。因而刻意地单独强调某一方面的建设是不现实的。当然,三个方面的建设其主次缓急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主要任务的调整而有所侧重,但即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并不意味着舍弃其他方面的建设,在一个社会的全面建设时期更不应该有先后之别。倒是在社会急剧变革的短暂时期或许存在这样的现象。因而从大局出发,在理论上科学认识,在实践上合理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二)从中国国情出发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是基于对政治文明涵义的科学理解。有关政治文明的涵义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们认为,政治文明作为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实现自我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的所有积极政治成果和一定社会阶段上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况。如果这个涵义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有的积极政治成果,那么它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民族和地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它必然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蕴涵着某些人类共同追求的积极因素和进步成份,也曾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或许还有不少内容至今仍具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此,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的国情从性质上分析和把握,它是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辩证否定过程,这种否定不是割断历史,也不是闭关自守,发展就意味着不断地超越,超越的基础就是继承其科学成果与精义的过程,继承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积极因素、合理内核。同时应该明确,政治文明既然是文明社会的特有现象,而文明社会是与阶级的分野和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从本质上讲政治文明无论是哪一种形态,都鲜明地带有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色彩,任何政治文明都是统治阶级所主导的政治文明,其宗旨是使自己和统治合法化、固定化,超阶级的政治文明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复杂的政治文明都可以通过阶级分析方法予以剖析和说明,抹煞了政治文明的阶级性,也就等于舍弃了政治文明本身,使政治文明说不清、道不明,难以认识和把握其本质。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政治文明建设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坚持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优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懂得,中国的国情从时空上分析,是21世纪的中国。在此背景下从事政治文明建设,绝对不能脱离实际。众所周知,政治文明尽管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但并不是绝对的,政治文明具有社会相关性,它受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特征的影响,深深地带有民族的鲜明特色。因而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类型的政治文明。就是同一阶级内容的政治文明,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各个国家因历史传统、民族特征、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其政治文明也会显示出不同的具体形式,因而各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始终不渝地坚持走自己的路。即使是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也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改造,绝不可照抄照搬。

(三)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政治发展都是由建设和改革推动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改革和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但政治发展过程都离不开它们的作用。体现在政治领域,那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至于政治建设方面,多年来更多地强调民主、法治建设等。尽管民主、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毕竟民主与法治并不是政治文明的全部,民主法治建设也并不等于政治文明建设。提出政治文明建设,只是使政治建设更加全面,更具有高度的概括,也更好地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相契合。不能以此来否定或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当年在提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时,也没有将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的动力仅仅局限于二者的建设上,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在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十年之后确立的。因而并不意味着因为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便发生发展战略的转移。为了很好地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倒是有必要从理论上搞清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在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毫无疑问,二者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不同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体制,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较为丰富,它不仅包括政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民主形式的丰富,而且还包括政治运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政治行为的不断规范、理性,政治关系的和谐,政治思想观念的创新,法治的健全,管理效率的提高等等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是政治体制的弊端,而政治文明建设不仅对既有的政治关系的调整,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要进行创新性建设。二者对于政治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样重要,正如物质文明建设不能取代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互为替代,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强劲动力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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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民日报,2002-06-01.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9)

根据我个人学习《决议》的初步心得,我国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学习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对青少年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的思想教育,这是各级各类学校落实好《决议》基本任务的关键。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主要内容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动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为标志,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的;明确农业是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智力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能够长时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形式,其他分配方式作补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逐步实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以蒸汽机为标志的首次产业革命,以电动机、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逐步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一体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而派生出来的经济危机和抢夺世界市场而由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现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制度长期形成的国和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各民族之间不同的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的地区间的局部战争至今不断,为了从根本上发动战争和制造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领导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知,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就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整个建设过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概括起来就是六轻六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环保;重个人,轻集体;重本国,轻世界”。由此产生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一国之内和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世界上少数富国强国,借“人权”、“民主”、“自由”等幌子,对大多数穷国、弱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行经济上的掠夺、将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污染转嫁到第三世界的双料殖民主义。

为了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心,再三强调:我国实行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城乡一起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一起抓。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倡导富国和穷国、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一律平等,引导全人类向和平、发展、进步、繁荣方向前进。

各级各类学校在学习和落实《决议》过程中,同时要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其中非凡要重视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我认为,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实行“三个尊重”,这既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又是落实《决议》必须把握的指导思想的要点。因此,要将学习落实《决议》和坚持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中主要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即要求教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既未区分古代小农经济和现代大农业经济,又未考虑当今世界57.7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只占11.7亿人口,46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80的人口都在农村,假如农村、农业、农民不现代化,这些国家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用农村的愚昧、落后创造城市的文明、进步”。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要走城乡一起现代化的新路。中国一直强调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并且再三强调要把加强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从而实现城乡一起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广大农民创办起上千万个乡镇企业,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463万家,总产值5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28,出货值4400亿元,利税3095亿元,从业人员1.26亿人,占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实行亦工亦农,就地利用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农业脆弱、农民贫困的状况,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尽快地奔赴小康。现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总结该村经济腾飞有三靠:一靠教育,二靠政策,三靠干部。华西村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在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华西村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思想教育中,要以“育人”为中心、“做人”为主线,来规划和实施《决议》。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非凡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在“三个面向”战略方针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以学校为主阵地,加强家庭教育,优化整个社会的育人环境,从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形成培养“四有”新人的合力,从小至大,逐步养成“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四有’好公民”。为此,要注重探究和改进以下五个方面的新问题。

第一,要善于利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育人”和“做人”的有利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有利因素大致上有三点。一是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广大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二是城乡落后面貌正在得到迅速改变。我国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是改变农村落后、愚昧状况最好的国家。据统计,中国1978年有贫困人口2.5亿人,经过党和政府实行推广科技的“星火”计划,改良耕作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的“丰收”计划,实行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的“燎原”计划,经过18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目前的6500万人,也就是说,78的人已经脱贫致富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心,最近已下决心,要在2000年前,努力解决剩下的6500万人的贫困新问题,从而使12亿人都一齐奔向小康。三是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正在大力抓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涌现出张家港市、天津市和平区等先进典型,而且还涌现出徐虎和李素丽等模范人物,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今后将随着《决议》的落实,逐步达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全国范围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滑下来的老路。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产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困惑和动摇。这些消极因素,又会对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各级各类学校应善于充分利用社会有利因素来克服负面影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能够认真形势,明白道理,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成功的信心。

第二,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要把课堂讲道理和走向社会了解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要善于利用、国家教委有关领导部门的倡导,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要让学生看一百部好电影,唱一百首革命歌曲,看一百本好书,参观一百个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项活动。同时,学校自身也因地因校制宜开展校庆活动、运动会、艺术节,升国旗、唱国歌,请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校友作报告、讲传统,收到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实效。切忌“假、大、空”,搞形式主义。

第三,要把校园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主要指校舍、教室、实验室、图书仪器设备和校园的整个布局力求绿化、美化;软件建设主要指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各种规章制度等精神面貌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和教育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来从事校园文化建设。硬件建设力求简单、实用、大方、美丽,软件建设力求高尚、育人、实效。要力求使校园文化建设既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能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起示范功能。

第四,在“三德”教育过程中,要力求做到以社会公德为标准,以职业道德为重点,以家庭美德教育为基础,使三者有机地形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目前,我国12亿人口生活在3.2亿个城乡居民家庭之中,每个家庭都是整个社会的基层细胞,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就要依靠3.2亿家庭。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既要发扬中华民族子女孝顺父母长辈的美德,夫妻双方忠诚相爱、白头偕老、关心保护子女的传统美德,又要具有男女平等、喜好学习、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家庭成员中只有切实做到子女对老人尽“孝”、夫妻双方忠诚相待、父母对子女既爱又教,才能达到家庭美德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有少数男女青年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解放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克服这种消极影响。

至于说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新问题,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天下父母皆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良好愿望,非凡是随着独生子女日愈增多,许多年青父母正在按照党的教育方针,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教,但也有不少父母对子女成才的期望过高和受到不上大学不成才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家教不甚得法,往往采取加重子女学习负担的方式(如有些学校布置更多的作业,让子女上英语班、计算机班或其他学科补习班等),为使子女能考上重点大、中、小学,忙得不亦乐乎。正如一个人食之过多的东西反而消化不良一样,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有损于孩子的健康。更有甚者,为了使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就不让孩子参和家务劳动,使孩子变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小姐,这就难于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许多学校现在都在举办家长学校,引导家长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从孩子的心理、生理、喜好、喜好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应该提倡。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校中尊老师,家中孝父母”的教育。现在我国夫妇加一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日愈增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家庭日愈减少,儿孙利用节假日去看望父母、祖父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年青人,平时对父母少奉献而多索取,父母故去时兄弟姊妹之间去争夺父母有限的遗产,甚至有人把失去生活能力的父母推之门外而不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种不良现象也要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加以克服,并果断杜绝。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10)

民主不仅是一种包括民主国体性质和民主政体形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民主文化具有民主制度本身所无法具有的然而又是民主制度建设所必需的功能和作用:民主制度的诞生,离不开民主文化的启蒙作用和舆论准备;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充满活力、巩固发展又必须借助于文化的力量来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素质,革故除弊,开拓前进。因此,仅仅有了民主的形式是不够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个内容就是使民主内化为人的心理定势,变成一种道德的力量和伦理的观念。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伦理观念的民主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因此,对民主的伦理意蕴进行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民主的政治学涵义

在谈民主伦理观之前,我们应先对民主的政治学涵义作一了解。一般认为,“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民主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一种行为方式、一种观念到一种理论再到一种制度的发展过程。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活动,首先是从行为方式开始的。原始社会的民主行为方式被恩格斯称之为“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1)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主制则一直受到冷落,直到19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民主才得到了真正开发的机会,在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日趋完善。20世纪,民主化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进程,形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制度。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剥削阶级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民主政治,在反封建专制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因此,它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型民主政治,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最广泛、全面、真实的民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常用以表示具有平等、自由性质和特征的状态、现象。广义的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还是一种价值,是人们在评价某种制度和行为时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另外,民主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具体表现为个体的民主意识(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民主的内在结构形成的观念。完整的民主意识包括人们对于民主的一切认识和看法,涉及到国家、社会、个人权利、法律、经济、政治结构、社会一般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的内容)和民主精神(即社会成员以一种独立的人格,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的品格)。虽然广义的民主拓展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但它仍仅限于对“民主”作政治学的分析。正确分析民主的方法应当是“把民主广义地理解为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中自由而平等的关系的原理。”(2)“应当把民主主义理解为涉及从日常生活到生产、分配、政治、教育、文化的广泛的社会一切范围的东西。”(3)只要有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着民主问题。非政治领域民主问题的存在,表明把民主仅仅看作政治范畴是不够的。由此看来,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道德范畴。

二、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内涵

对于广义民主的政治学分析,也涉及到了民主的某些道德属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就已具备了一定的道德意义。”(4)每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是一种观念、思想的外化。只有当民主的观念、思想和意识渗透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并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关系时,才能为规范、制度的产生提供基础。而具有道德内涵的民主,也理应成为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使之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一种准则。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涵义应当是:在现实社会的民主生活中,人们在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人们对自己事务的自主决定,依靠人的善恶观念、心理、传统习惯和道德舆论来维系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它是民主内化为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即内心信念、羞耻心、责任感和荣誉感等)的结果。

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意义上的民主的实质、精髓或基本精神是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即人的主体自主。人的主体自主包涵了两方面的内容,就是使人“成为一个人”和“尊敬他人为人”。首先,“使人成为一个人”就是指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做人的资格和尊严;其次,是“尊敬他人为人”即对他人自的尊重。使人“成为一个人”是“尊敬他人为人”的前提和基础;而“尊敬他人为人”则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必要条件。二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但是,作为道德意义上的民主则更侧重于对他人自的尊重。

既然在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民主的实质是主体自主,那么由此可以引申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包括的一些道德内容。首先,主体自主反映出的是道德意志的自由。人的道德意志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只有思想自由才能为实现选择的自由提供前提条件。而选择的意义就在于没有强迫的条件下选取自己所偏爱的行动方案。没有强迫,一个人的行为才能保持完整,实现意志和行为的统一;没有强迫,才会产生责任。

其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平等。民主把平等待人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内在地包含着对他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信念和行为的平等的尊重。只有在别人的自主选择与自己的意愿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才是民主意义的真正所在。

再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权利自主。权利自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在个人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个人有独立地处理属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在社会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公民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即政治参与权。这种权利不仅使社会成员变成合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并相应承担一定义务的个人,同时,也使每个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即公民。

最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还隐含着对道德公正的确认和肯定。道德公正是指在道德上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道德上处于平等的地位。而要想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就应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待中均衡考虑双方的利益。这种均衡考虑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理解。从积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利益同他人的利益视为一共同体,主动积极地去为他人谋利益,甚至为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较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从消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看成同自己的利益同等重要,同时不应当以任何借口擅自侵犯和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其中最基本的一条还在于不侵犯他人之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权利。正义的核心就是公民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所蕴含的一种理念。

三、把握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注意的问题

明确了作为道德范畴的民主内涵,可以澄清我们对民主的一些模糊认识。首先,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的弘扬。民主的最初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这就意味着每个个体在公共事务中必须服从“人民”这个集体或整体。但是服从这个整体并不等于忽视个人在集体中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人民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同时,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也是平等的,不允许存在任何特权。如果否定了个人的这些权利也就否定了整体的权利,民主也就不复存在。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任何权力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承认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每个个体拥有基本的自由权利,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基础上的。因此,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人格与权利的尊重与高扬。

其次,民主不是多数群体任意压制少数群体,而是既尊重多数又尊重少数。民主的原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即民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这并不能得出多数可以任意压制少数人的结论。因为少数服从多数是与多数尊重少数相统一的,而不是相分离的。多数裁决的效力只能约束、规范人们的行动,而不能限制、妨碍思想的自由。真正的民主允许少数人与多数人一样拥有陈述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和机会,多数人应保护仍然坚持自己观点的少数人,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并不歧视他们,不打击迫害他们。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正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总是最正确的,少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今天只有少数人赞成的观点,明天就可能成为多数人的观点。当少数人的权利被剥夺之后,也就不可能保证其他多数人的权利不会再被剥夺。因此,民主不仅是“多数人的统治”,也要求对少数人的权利加以尊重和保护。

最后,民主不是只讲权利,而是也讲义务。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义务,这正是民主社会中,国家与公民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体现。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割裂二者,必将导致一种非民主状态的产生,使社会退回到阶级对立的“臣民”社会中去。因此,在讲权利的同时更应该讲义务。

明确了民主伦理观的内涵,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民主实现所依赖的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还必须有作为道德化的民主给予支持,才能使其得到巩固和加强并促其实现。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了解民主伦理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11)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全党深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水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世纪仍闪耀着理想的光芒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但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只是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现在看来,他们的设想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当时资本主义状况进行的分析批判,因而难免带有局限性。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探索在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他虽然根据当时俄国国情,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关于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采取“新经济政策”等符合经济规律的措施,但由于他去世过早,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论述不是很多。在斯大林时期,二战前,苏联大搞阶级斗争,干扰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战争爆发后,适应战争需要.实行了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这对于战胜法西斯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苏联这种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逐渐形成了斯大林模式,以至于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两个平行理论”,认为存在着两个市场,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商品,虽然后来他也承认在流通领域存在着商品,但他仍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对此,曾著文进行了批驳并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照抄外国经验,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党的也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基本路线,可惜的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偏差,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是很不完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大胆扬弃了业已僵化的苏联模式,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因而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改革开放,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的这些观点是对当代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为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取得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南。

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工作者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在研究和探讨剧变的原因,认为发生剧变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致,因此纷纷深人广泛地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理论进行再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既没有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过时的理论,而是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论指南。2000年,越南曾两次派人到中国,同中国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进行磋商,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就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致看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有该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朝鲜劳动党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自主的运动。社会主义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建立和建设的。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应由该国的党和人民去负责地推进。他们提出要建立朝鲜式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表示,法共再也不照搬任何模式,法共将根据人民的要求,建设有法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南非共产党也在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而努力奋斗,争取“建设具有南非模式的社会主义”。拉美一批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建立有拉美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即使一些小党也开始积极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例如,中东地区的塞浦路斯劳动党提出要走“通向社会主义的塞浦路斯道路”。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展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魅力,不仅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低潮和逆境中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并取得辉煌成就。表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首先,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面临着严峻考验和艰难斗争,但它不仅能坚持下来,而且能够在这种考验和斗争中巩固和强大起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

其次,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的真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建设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大胆摒弃僵化模式,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取得了举巨瞩目的成就。据统计,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接近10%,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第六位,跻身于经济大国之列,国内总产值已突破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达2456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的大国;而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为3.4%,发达国家为2.2%,其中美国为2.3%,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第10位,吸收外资居世界第2位。古巴前驻华大使、现任外交部长格拉·贝切罗在谈到中国建国50年来的成就时说,改革开放在中国出现了经济奇迹,它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第三世界都是重要的。

如果历史地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是十分显著的。中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底子薄、人口多,负担重。但经过50年的发展,国民经挤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变化。据统计,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2054亿元,是1952年679亿元的120倍。从党的十二大到1999年,我们基本上提前一年完成了翻两番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大、综合国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建国后50多年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和正确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和活力。为社会主义走出低谷展现了一条光明之路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还处于劣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必须在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之后,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绘制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大胆地吸收、借鉴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和其他有益经验;如果闭门锁国,坐井观天,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脱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孤立起来,封闭起来,孤立和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当然,改革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而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对外开放也并不意味着要与资本主义“趋同”。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壮大社会主义事业,增强社会主义国力,因此,要时刻警惕和防范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和“自由化”的战略图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全球化支配地位推进“和平演变”战略也正危及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为此,社会主义国家要正确认识全球化进程和实质,正确处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融人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找到既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又与资本主义竞争的适宜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利用全球化这一过程推广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起抵御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坚强屏障,力争改变不合理的旧的经济政治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巩固社会主义阵地,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