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论文大全11篇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主要内容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动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为标志，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的；明确农业是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智力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能够长时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形式，其他分配方式作补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逐步实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以蒸汽机为标志的首次产业革命，以电动机、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逐步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一体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而派生出来的经济危机和抢夺世界市场而由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现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制度长期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各民族之间不同的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的地区间的局部战争至今不断，为了从根本上发动战争和制造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领导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知，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就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整个建设过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概括起来就是六轻六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环保；重个人，轻集体；重本国，轻世界”。由此产生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一国之内和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世界上少数富国强国，借“人权”、“民主”、“自由”等幌子，对大多数穷国、弱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行经济上的掠夺、将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污染转嫁到第三世界的双料殖民主义。

为了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三强调：我国实行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城乡一起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一起抓。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倡导富国与穷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一律平等，引导全人类向和平、发展、进步、繁荣方向前进。

各级各类学校在学习和落实《决议》过程中，同时要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其别要重视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我认为，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实行“三个尊重”，这既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又是落实《决议》必须掌握的指导思想的要点。因此，要将学习落实《决议》和坚持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中主要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即要求教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既未区分古代小农经济和现代大农业经济，又未考虑当今世界57.7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只占11.7亿人口，46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80%的人口都在农村，如果农村、农业、农民不现代化，这些国家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用农村的愚昧、落后创造城市的文明、进步”。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要走城乡一起现代化的新路。中国一直强调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并且再三强调要把加强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从而实现城乡一起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广大农民创办起上千万个乡镇企业，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463万家，总产值5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28%，出货值4400亿元，利税3095亿元，从业人员1.26亿人，占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实行亦工亦农，就地利用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农业脆弱、农民贫困的状况，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尽快地奔赴小康。现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总结该村经济腾飞有三靠：一靠教育，二靠政策，三靠干部。华西村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在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华西村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思想教育中，要以“育人”为中心、“做人”为主线，来规划和实施《决议》。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在“三个面向”战略方针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以学校为主阵地，加强家庭教育，优化整个社会的育人环境，从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形成培养“四有”新人的合力，从小至大，逐步养成“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四有’好公民”。为此，要注意研究和改进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善于利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育人”和“做人”的有利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有利因素大致上有三点。一是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广大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二是城乡落后面貌正在得到迅速改变。我国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是改变农村落后、愚昧状况最好的国家。据统计，中国1978年有贫困人口2.5亿人，经过党和政府实行推广科技的“星火”计划，改良耕作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的“丰收”计划，实行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的“燎原”计划，经过18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目前的6500万人，也就是说，78%的人已经脱贫致富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最近已下决心，要在2000年前，努力解决剩下的6500万人的贫困问题，从而使12亿人都一齐奔向小康。三是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正在大力抓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涌现出张家港市、天津市和平区等先进典型，而且还涌现出徐虎和李素丽等模范人物，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今后将随着《决议》的落实，逐步达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全国范围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滑下来的老路。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产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困惑和动摇。这些消极因素，又会对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各级各类学校应善于充分利用社会有利因素来克服负面影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能够认真形势，明白道理，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成功的信心。

第二，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要把课堂讲道理和走向社会了解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要善于利用、国家教委有关领导部门的倡导，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要让学生看一百部好电影，唱一百首革命歌曲，看一百本好书，参观一百个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项活动。同时，学校自身也因地因校制宜开展校庆活动、运动会、艺术节，升国旗、唱国歌，请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校友作报告、讲传统，收到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实效。切忌“假、大、空”，搞形式主义。

第三，要把校园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主要指校舍、教室、实验室、图书仪器设备和校园的整个布局力求绿化、美化；软件建设主要指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各种规章制度等精神面貌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和教育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来从事校园文化建设。硬件建设力求简朴、实用、大方、优美，软件建设力求高尚、育人、实效。要力求使校园文化建设既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能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起示范作用。

第四，在“三德”教育过程中，要力求做到以社会公德为标准，以职业道德为重点，以家庭美德教育为基础，使三者有机地形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目前，我国12亿人口生活在3.2亿个城乡居民家庭之中，每个家庭都是整个社会的基层细胞，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就要依靠3.2亿家庭。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既要发扬中华民族子女孝顺父母长辈的美德，夫妻双方忠诚相爱、白头偕老、关心爱护子女的传统美德，又要具有男女平等、爱好学习、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家庭成员中只有切实做到子女对老人尽“孝”、夫妻双方忠诚相待、父母对子女既爱又教，才能达到家庭美德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有少数男女青年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解放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克服这种消极影响。

至于说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天下父母皆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良好愿望，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日愈增多，许多年青父母正在按照党的教育方针，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教，但也有不少父母对子女成才的期望过高和受到不上大学不成才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家教不甚得法，往往采取加重子女学习负担的方式（如有些学校布置更多的作业，让子女上英语班、计算机班或其他学科补习班等），为使子女能考上重点大、中、小学，忙得不亦乐乎。正如一个人食之过多的东西反而消化不良一样，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有损于孩子的健康。更有甚者，为了使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就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使孩子变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小姐，这就难于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许多学校现在都在举办家长学校，引导家长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从孩子的心理、生理、兴趣、爱好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应该提倡。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校中尊老师，家中孝父母”的教育。现在我国夫妇加一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日愈增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家庭日愈减少，儿孙利用节假日去看望父母、祖父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年青人，平时对父母少奉献而多索取，父母故去时兄弟姊妹之间去争夺父母有限的遗产，甚至有人把失去生活能力的父母推之门外而不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种不良现象也要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加以克服，并坚决杜绝。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2）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p#分页标题#e#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3）

社会建构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型理论，又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即SSK。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来进行了很多分化，相对于其他派系来说，人们一般把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元勘小组发展起来的一派称为爱丁堡学派。由于爱丁堡学派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各个派别，都主张所有的知识和论断都要被看作是受社会因素影响而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自然之镜”的反映自然的结果，于是人们一般称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这股思潮为社会建构主义。

一、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历程

从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来看，社会建构主义最终是站在了社会学历史的两种思潮的汇合点: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前一种是由三位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曼海姆和涂尔干创建的。他们都强调在形成个人的信念中社会因素的因果关系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社会阶层决定不同的智力观点。曼海姆和涂尔干拓宽了社会因素中因果关系的范围和在他们的支配下智力观点的范围，但是在他们之前，他们免除了信念是从他们的社会分析中由数学和自然科学引起的事实。科学信念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不是由因果关系决定的，然后超出了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一认识上的二重性，从更加现代的现象中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经典时期。

社会建构主义的另一位前辈是研究科学社会学的RobertMelton(1973)和他的追随者。他的这一命名将会使人们猜想到，科学社会学是解决科学知识的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分支。他们主要研究科学的建立是如何被组织的，他们试图阐明由科学家的职业和起源于科学活动的奖励机制等所建立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像经常被评论的那样，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被描述成关于科学家的社会研究。然而，科学知识仍然超出了社会学分析的范围。

最后，社会科学家试图把标准知识的社会学传统关于数字的社会解释的类型应用到科学的智力内容上。这一变动的激励者被认为是库恩(1962)。库恩争论到科学活动的过程是由科学组织选择的一个范例而形成的。在库恩的阐述中，这一选择不是由主要科学的内容合理支配的，它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跳跃的。库恩没有把有秩序的事物说成是关于决定方面的跳跃，但是他的分析为在科学原因的期限方面的解释开启了新的一页:如果合理的思考不能决定范例的选择，在哪里寻找决定性因素，对科学内容的详尽的社会学解释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然而，需要从默顿的科学社会的标准中区分他们的事业，在这个新领域中研究者授予它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称号(伍尔加1988:41)。坦率地说，这一巨大的变化一般是指SSK。于是在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建构主义便因此产生了。

二、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特征

布鲁尔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概括了社会建构主义的主要研究内容有:“首先，人们一直在对各种群体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和这些群体所赞同的宇宙观的一般形式的联系进行种种研究……其次，人们一直对经济发展、技术发展以及工业社会发展与科学理论的内容的种种联系，进行彻底的研究……第三，有许多证据表明，文化所具有的那些通常被人们视为非科学的特征，不仅对人们创造各种科学理论和发现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对人们评价这些理论和发现过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四，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把训练过程和社会化过程在科学行为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记录下来。”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概括地讲，包括早期爱丁堡学派布鲁尔提出的“强纲领”和巴斯学派柯林斯提出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研究的修改和衍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强纲领”，另一类是在“强纲领”的统摄下所产生的一些研究方法，即所谓的微观倾向—发生学研究方法。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开始对科学知识进行微观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几个很有生气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等，目的是为弄清科学知识是怎样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但这些不同的方法之间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概括来看，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相对主义

“强纲领”的四个基本原则为SSK的相对主义立场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都赞同这一观点。一般来说，对称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为SSK的相对主义提供了理论的论据。相对主义的观点主要表现在认识论相对主义和社会学相对主义:前者认为客观知识是不可能的，不同的理论会产生不同的事实。他们认为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存在合理性的标准;后者则认为科学家在进行科学实践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其自身的知识背景、政治经济利益、谈话过程等多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真理标准，知识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与此同时，有关价值中立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赞同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观点，认为科学不再是对世界进行操作的工具，而是同样会受到私人的、主观的、伦理的、社会的等诸因素的制约。

2.经验主义

与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社会建构主义主张对科学知识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强调科学的基础在于观察，观察是科学研究的基点。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关注科学知识，但并不关注科学知识的研究和科学知识产生的真实过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认为这样很难了解科学知识的真相。他们主张应将科学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并将其视为与其它自然现象在本质上是无差别的。因此，科学家应该深入到科学的内部，对科学实验过程、科学争论、科学表述以及科学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关系等进行详尽的研究，以此达到对科学知识有更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在他们看来，事物是受到很多社会因素影响的，只有深入到事物产生的实践内部，才能对事物的本质有更深人的了解和把握。

3‘与境主义

诺尔一塞蒂纳曾指出，科学方法与其他社会形式并无不同，“为了还原科学的与境性，我们曾不得不走近实验室，并且观察知识生产的过程……科学方法是与境孕育的，而不是无与境的。而且，它正如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一样，也可以被视为根植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科学知识的产生与当地性、情境性与偶然性是相关的，我们不能再用抽象的眼光去看待科学，因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是受到了生活世界的诸多“杂质”影响的，我们必须把所要研究的科学知识结合当时的与境性加以分析，这样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事物才能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4.历史和文化特征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的所有形式都是具有历

史和文化的特征的，关于理论的阐述和解释都会受到时间和化的限制。我们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时，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关于其产生时的心理状况、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研究，以及他们被创造时的社会实践过程。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方式都是与相对的历史和文化相关的。事物都是处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时期，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们依赖于那个时期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状况。所以，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地对事物进行了解和阐述，必须重新审视相关的历史和文化特征。

5.修辞学转向

社会建构主义在理论上尤其重视语言与话语体系，在这一点上呼应了社会理论的修辞学转向。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当人们相互交流之时，世界即被建构，我们关于语言的使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现实经由叙事、谈话和故事组织并维持，它们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话语是权力关系的再现，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可以建构某些话语以排斥或边缘化某些弱势群体，这些话语从而支撑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并视如此不平等为公正或者是自然而然的。社会建构主义目的就是要打破话语体系的霸权行为，并揭示背后真实的权力关系。在社会建构主义视野下，人们有机会重新建构新的话语(即修辞)体系，以将受制于旧有话语体系的人群解放出来，进而将事物的本来面貌得以呈现。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4）

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特点，理论界已经进行过深人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有创见、有意义的学术成果。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没有终结，需要随着实践的进展而继续研究。下面略述本人当前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后的几点新认识。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提出了世界历史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内容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由于国际市场、国际分工和人们普遍交往的形成，以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封闭的、分散发展的历史过程转变成为世界性的、整体联系的发展过程。这一理论的内容还包括，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单个民族、单个国家，不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只有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

可是，以后的历史并未完全按照理论所规定的路线展开。20世纪20年代初，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夺取并巩固了国家政权，使这个政权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鉴于这种局面，列宁提出了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内容是:俄国苏维埃政权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存在下去，它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联系，能够而且必须先于西方国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具有特殊性。叹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在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既强调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又强调中国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即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融人世界历史潮流的思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与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自己发展生产所需要的全部科学技术，不可能拥有自己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资金。据此，邓小平在有关谈话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②“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3邓小平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处于落后的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及于其他国家，原因也是闭关自守。他在总结了历史经验后深刻地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r’小平在世时，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邓小平关于中国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即中国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同中国的实际相适应、不照搬别国模式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然条件的原因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有其国情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表现在经济条件的优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上，可以表现在政权组织形式的差异上，可以表现在人民不同的生活习惯上和不同的信仰上。任何国家的执政者在考虑本国发展的道路时，都必须充分地认识到本国国情的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失误，原因之一在于没有认真地研究本国的国情，没有正视本国国情的特点。所以，邓小平在有关谈话中强调指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这个间题提出了下述著名论断:“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邓小平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着一致的内涵。其一，它们都主张消除闭关自守状态，各国间相互往来。其二，它们都主张各国的经济资源相互间可以利用。邓小平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同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有着一致的内涵。其一，它们都强调重视本国国情的特点。其二，它们都主张从本国国情出发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认为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会不会产生一种歧义:邓小平理论一方面主张世界历史过程转变成为世界性的、整体联系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主张落后国家即中国沿着有自己特色的道路独自发展，处于矛盾的状态。笔者认为，不会产生这种歧义，即邓小平理论内部不是矛盾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本身包含着上述两方面的内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虽然主张世界历史过程转变成为世界性的、整体联系的发展过程，但是马克思仍然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先在本民族或本国家内进行革命，先解决本民族或本国的革命与建设间题，在此基础上才有民族的消亡和国家的消亡。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特定条件下主张落后的俄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始终期盼着世界革命，希望俄国能够同世界各国至少是同西方先进国家一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比较突出，各个国家进行革命与建设的理论相对弱化。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关于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比较突出，世界历史理论相对弱化。邓小平在同一个时段内充分强调了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实现了这两个理论的高度统一。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公有制理论与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理论的统一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即提出了实现公有制的理论。他写道:“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③他还写道:“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④这也是关于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公有制的思想。

可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从苏俄的实际出发，阐述了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1921年列宁指出，由于有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有小经济的发展，必然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所揭示的现象。对此，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试图完全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毖他说，在俄国，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通过一定的“中间环节”，这种“中间环节”就是资本主义。这就是他所说的:“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这是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最经典的论断。

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公有制理论与列宁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理论的统一，在于他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既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思想，又强调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

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1985年8月，他谈到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工同一时期，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Z在邓小平看来，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经济制度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保证，是我国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证，必须认真地做到这一点.〕如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③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5）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有科学的正确的理解；二要善于识别和抵制那种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改革”。在这里，前者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后者是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两者存在着根本区别。经初步思考，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区别和各自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改革的性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前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后者”）的性质，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的是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认识中国改革的性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对此作过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1]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叶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阐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割裂开来的新自由主义偏向，严重妨碍改革的健康发展。

新自由主义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然采取敌视态度，竭力主张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原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危害。

比如俄罗斯1992年开始实施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当年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T·奥西波夫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三分之二。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3]

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经济比重急剧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等严重现象，新自由主义的片面强调“私有化、自由化”的危害性在我国开始明显暴露。

二、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区别。前者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改革的理论基础出现了偏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方面。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部能自动运转的配置社会资源的万能的机器。一切生产要素、产品、劳务都商品化，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所谓“自由化”就是非调控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在认为市场机制作用能形成一种“自然秩序”的同时，还认为个人自由是市场制度的保证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才能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规律的自发作用和个人自由主义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推行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

所谓“私有化”就是极力主张全面的私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全都是极力主张和推销彻底的私有化的。他们认为，实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对私人的经济行为加以限制，从而可以使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实行私有制能够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优越性，因而总是竭力反对公有制，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他们的目标，总要使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无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决不能用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石和理论指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命题或范畴，包括以下三层涵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计划市场经济；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就是这样三层涵义的综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性。

从第一层涵义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选择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而不能选择古代市场经济或近代市场经济类型。这是时代的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二战后至当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类型，它是一个中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属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通常把我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市场取向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例如，关于强化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开放市场，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放开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由价格引导要素流动，提高经济效率，等等。

从第二层涵义看，在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我们的观点是与新自由主义直接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自由化”和“非调控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调控和干预，不要任何计划。改革以来，我们始终清醒地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等于走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使改革走入歧途。

从第三层涵义看，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搞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导向，是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为历史业已证明了的公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不断再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不断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

三、改革目标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共同富裕。后者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两极分化和殖民地化，导致民穷国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基本制度上则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而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无视市场机制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抛在一边。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可分为四步曲：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蒸发干净。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在这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些国家拖入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从而进入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最后就轮到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做“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用金融和财政手段所进行的鸦片战争。[4]

拉美地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至今处于停滞之中。

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误导，目前经济的“拉美化”特征已有所显现，如不明确坚持和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

四、改革对象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后者的改革对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改掉、消灭公有制。所以，俗称为“改制”，“制”者，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的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公有财产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下，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

而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产权关系，就是要使公有制产权关系有机地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市场经济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只能通过交换间接地实现为前提，只承认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权利，经济主体利益相互独立，自主经营，这是一种横向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社会分工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体的发展，调动分散、独立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在社会生产的组织上天然具有滞后性和自发性。公有制经济由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贯彻按劳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则。公有制经济必须具有协作劳动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使生产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服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和调节，因而其内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组织安排的特征。这是一种纵向的自觉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但是，这种纵向分工在社会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性，压抑社会主体个性的积极性，因而导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和市场分工制度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五、改革的依靠力量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在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后者的改革，只依靠少数“精英”，同时依靠外国人的力量来推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广大工人、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不仅不能参与改革的决策，反倒是需要他们这些“精英”人物来教训和开导的。他们对下岗工人不仅不报以同情，反而说他们是在温水里面被煮熟的青蛙，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活该受穷。农民太多，又懒惰，只能一直穷下去。而那些靠投机倒把、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则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宠儿。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裸地主张弱肉强食，宣扬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宣称：“要鼓励剥削，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议取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国企老工人。这些说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义，失去了为人的起码常识，就连海外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觉得不堪入耳，感叹道这些人“给别人做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同历来的统治者没有两样。那就是统治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却总是宣传自己是高贵的、智慧的和善良的。而广大老百姓辛辛苦苦、逆来顺受，却被贬斥为低下的、愚蠢的和卑劣的。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有钱，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有时候只是他运气比别人好，存在着能力方面的因素，但是与能力并非完全相关的，可见有钱的人未必比没钱的人高明。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些有钱的人发的都是不义之财，靠的是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根本扯不上什么企业家才能。著名经济学家女士曾撰文指出，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的90年代四大件的暴发户，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而已。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由少数权贵及其新自由主义者代言人为主导的局面，彻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地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的力量。否则的话，只能越改越糟，越改两极分化越严重。

六、改革方式上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后者的改革，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由少数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动，大搞一刀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践表明，在具体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较顺利地达到目的。反之，就会受到挫折。例如，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凤阳作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同时，对于像华西村、那样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允许不搞联产承包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走了弯路。一些地区没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而是照搬照套在国外理论界也存有争议的“管理层收购”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管理层，结果把全体人民共有的财产，变成了少数企业管理层的私人财产。导致劳资对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上的强烈不满。

体制的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众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改革的步伐似乎很快。但这样一种改革，首先无公平、公正性可言，彻底摧毁人们道德的根基，必然会影响一个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七、改革原则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原则，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后者的改革原则，以资本为主宰，为富人的利益着想，搞劫贫济富，大肆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失去社会公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而是全体国民的努力。阿马蒂亚·森就认为，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自由权利的拓展过程。这些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公民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公民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公民自由交易的权利等等。总之，人民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整个社会有更高的参与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越快、越健康。比如印度，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种姓式的等级制度，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结果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尽管在今天的印度，种姓制度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社会中的影响还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而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使用权，获得了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支配自己部分劳动成果的权利。再比如在计划产品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免费公共医疗保障和免费公共义务教育体系，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也功不可没。

要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现代化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要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试图依靠少数富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分子来主导社会发展，无视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边缘化、弱势化，只会把中国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八、改革效果的区别。前者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后者改革的效果，必是不断产生新的少量暴富阶层和新的大量弱势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动荡。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人民普遍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改革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在评论1989年时，曾经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5]所以，即使在那个群情激奋的时候，人民对于改革也是没有质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获益最大的是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权贵阶层。而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前期、后期改革的效果差异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整个国家一幅生机勃勃的气象。今天的中国，居然有12项令人痛心的世界排名。[6]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程度排第188位；大学学费与居民收入比重世界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居民税务负担世界第一；政府清廉指数第71名；在144个国家当中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排第133位；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矿难死亡人数占全球的80％，世界第一；自杀人数世界第一；行政成本世界第一；死刑罪名数量世界第一；文盲或半文盲人数世界第一。面对这样的排名，不知道那些新自由主义者还如何能够侈谈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美妙蓝图”。在这些排名当中，当然有许多是历史遗留问题，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不无关系。但医疗、教育等方面排名的急剧恶化，与新自由主义者所倡行的市场化改革脱不了干系。

九、两种改革的两种前途。前者的改革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富民强国。后者的改革前途是走向权贵市场经济和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殖民地经济。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前苏联等其他国家通过“改革”达到了这种目的。为了避免这种前途，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7]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自1830年以后，从古典学派的阶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批判精神越来越弱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8]在今天的中国，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对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劳动群众麻木不仁，却甘当国际垄断资本的应声虫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在改革中付出代价的恰恰不是那些在改革中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人，而是生产价值、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新自由主义者总认为，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代价会在改革中所得到的收益增量中加以弥补，即所谓“帕累托改进”。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他们更注重效率，说什么“当你把蛋糕切的更均匀时，你会发现到手的蛋糕已经变小了。”其实，这都是些骗人的鬼话。由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导的一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不平等，却未能提高效率。比如，搞所谓“以高薪养廉”，现象又减少了多少呢？给国有企业的经营层以各种激励，什么高额年薪制、股权期权制度，企业经营绩效又提高了多少呢？上大学要收费，更让许多贫寒子弟雪上加霜。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处在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从上述九个方面系统地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走向改革的正确前途，才能避免权贵市场经济和外国垄断资本殖民地的前途。新自由主义者打着“改革”的幌子，妄图开历史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为，中央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就是要更“社会主义”，更“市场经济”；就是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人民也开始觉醒，新自由主义者欺世盗名的言论行为，也日益受到不屑与唾弃。孙中山曾说过：“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是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还是改革实践的决策者，都应当顺应历史潮流，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

[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

[3]〔俄〕T·奥西波夫主编.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C].莫斯科：1995.81-83.

[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J].国外理论动态，2001，(12).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6－297.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6）

根据我个人学习《决议》的初步心得，我国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学习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对青少年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的思想教育，这是各级各类学校落实好《决议》基本任务的关键。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主要内容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动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为标志，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的；明确农业是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智力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能够长时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形式，其他分配方式作补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逐步实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以蒸汽机为标志的首次产业革命，以电动机、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逐步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一体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而派生出来的经济危机和抢夺世界市场而由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现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制度长期形成的国和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各民族之间不同的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的地区间的局部战争至今不断，为了从根本上发动战争和制造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领导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知，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就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整个建设过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概括起来就是六轻六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环保；重个人，轻集体；重本国，轻世界”。由此产生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一国之内和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世界上少数富国强国，借“人权”、“民主”、“自由”等幌子，对大多数穷国、弱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行经济上的掠夺、将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污染转嫁到第三世界的双料殖民主义。

为了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心，再三强调：我国实行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城乡一起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一起抓。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倡导富国和穷国、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一律平等，引导全人类向和平、发展、进步、繁荣方向前进。

各级各类学校在学习和落实《决议》过程中，同时要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其中非凡要重视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我认为，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实行“三个尊重”，这既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又是落实《决议》必须把握的指导思想的要点。因此，要将学习落实《决议》和坚持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中主要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即要求教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既未区分古代小农经济和现代大农业经济，又未考虑当今世界57.7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只占11.7亿人口，46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80的人口都在农村，假如农村、农业、农民不现代化，这些国家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用农村的愚昧、落后创造城市的文明、进步”。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要走城乡一起现代化的新路。中国一直强调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并且再三强调要把加强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从而实现城乡一起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广大农民创办起上千万个乡镇企业，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463万家，总产值5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28，出货值4400亿元，利税3095亿元，从业人员1.26亿人，占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实行亦工亦农，就地利用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农业脆弱、农民贫困的状况，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尽快地奔赴小康。现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总结该村经济腾飞有三靠：一靠教育，二靠政策，三靠干部。华西村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在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华西村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思想教育中，要以“育人”为中心、“做人”为主线，来规划和实施《决议》。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非凡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在“三个面向”战略方针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以学校为主阵地，加强家庭教育，优化整个社会的育人环境，从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形成培养“四有”新人的合力，从小至大，逐步养成“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四有’好公民”。为此，要注重探究和改进以下五个方面的新问题。

第一，要善于利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育人”和“做人”的有利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有利因素大致上有三点。一是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广大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二是城乡落后面貌正在得到迅速改变。我国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是改变农村落后、愚昧状况最好的国家。据统计，中国1978年有贫困人口2.5亿人，经过党和政府实行推广科技的“星火”计划，改良耕作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的“丰收”计划，实行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的“燎原”计划，经过18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目前的6500万人，也就是说，78的人已经脱贫致富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心，最近已下决心，要在2000年前，努力解决剩下的6500万人的贫困新问题，从而使12亿人都一齐奔向小康。三是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正在大力抓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涌现出张家港市、天津市和平区等先进典型，而且还涌现出徐虎和李素丽等模范人物，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今后将随着《决议》的落实，逐步达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全国范围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滑下来的老路。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产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困惑和动摇。这些消极因素，又会对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各级各类学校应善于充分利用社会有利因素来克服负面影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能够认真形势，明白道理，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成功的信心。

第二，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要把课堂讲道理和走向社会了解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要善于利用、国家教委有关领导部门的倡导，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要让学生看一百部好电影，唱一百首革命歌曲，看一百本好书，参观一百个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项活动。同时，学校自身也因地因校制宜开展校庆活动、运动会、艺术节，升国旗、唱国歌，请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校友作报告、讲传统，收到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实效。切忌“假、大、空”，搞形式主义。

第三，要把校园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主要指校舍、教室、实验室、图书仪器设备和校园的整个布局力求绿化、美化；软件建设主要指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各种规章制度等精神面貌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和教育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来从事校园文化建设。硬件建设力求简单、实用、大方、美丽，软件建设力求高尚、育人、实效。要力求使校园文化建设既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能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起示范功能。

第四，在“三德”教育过程中，要力求做到以社会公德为标准，以职业道德为重点，以家庭美德教育为基础，使三者有机地形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目前，我国12亿人口生活在3.2亿个城乡居民家庭之中，每个家庭都是整个社会的基层细胞，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就要依靠3.2亿家庭。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既要发扬中华民族子女孝顺父母长辈的美德，夫妻双方忠诚相爱、白头偕老、关心保护子女的传统美德，又要具有男女平等、喜好学习、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家庭成员中只有切实做到子女对老人尽“孝”、夫妻双方忠诚相待、父母对子女既爱又教，才能达到家庭美德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有少数男女青年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解放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克服这种消极影响。

至于说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新问题，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天下父母皆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良好愿望，非凡是随着独生子女日愈增多，许多年青父母正在按照党的教育方针，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教，但也有不少父母对子女成才的期望过高和受到不上大学不成才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家教不甚得法，往往采取加重子女学习负担的方式（如有些学校布置更多的作业，让子女上英语班、计算机班或其他学科补习班等），为使子女能考上重点大、中、小学，忙得不亦乐乎。正如一个人食之过多的东西反而消化不良一样，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有损于孩子的健康。更有甚者，为了使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就不让孩子参和家务劳动，使孩子变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小姐，这就难于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许多学校现在都在举办家长学校，引导家长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从孩子的心理、生理、喜好、喜好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应该提倡。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校中尊老师，家中孝父母”的教育。现在我国夫妇加一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日愈增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家庭日愈减少，儿孙利用节假日去看望父母、祖父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年青人，平时对父母少奉献而多索取，父母故去时兄弟姊妹之间去争夺父母有限的遗产，甚至有人把失去生活能力的父母推之门外而不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种不良现象也要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加以克服，并果断杜绝。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7）

民主不仅是一种包括民主国体性质和民主政体形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民主文化具有民主制度本身所无法具有的然而又是民主制度建设所必需的功能和作用：民主制度的诞生，离不开民主文化的启蒙作用和舆论准备；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充满活力、巩固发展又必须借助于文化的力量来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素质，革故除弊，开拓前进。因此，仅仅有了民主的形式是不够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个内容就是使民主内化为人的心理定势，变成一种道德的力量和伦理的观念。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伦理观念的民主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因此,对民主的伦理意蕴进行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民主的政治学涵义

在谈民主伦理观之前，我们应先对民主的政治学涵义作一了解。一般认为，“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民主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一种行为方式、一种观念到一种理论再到一种制度的发展过程。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活动，首先是从行为方式开始的。原始社会的民主行为方式被恩格斯称之为“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1)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主制则一直受到冷落，直到19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民主才得到了真正开发的机会，在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日趋完善。20世纪，民主化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进程，形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制度。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剥削阶级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民主政治，在反封建专制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因此，它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型民主政治，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最广泛、全面、真实的民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常用以表示具有平等、自由性质和特征的状态、现象。广义的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还是一种价值，是人们在评价某种制度和行为时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另外，民主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具体表现为个体的民主意识（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民主的内在结构形成的观念。完整的民主意识包括人们对于民主的一切认识和看法，涉及到国家、社会、个人权利、法律、经济、政治结构、社会一般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的内容）和民主精神（即社会成员以一种独立的人格，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的品格）。虽然广义的民主拓展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但它仍仅限于对“民主”作政治学的分析。正确分析民主的方法应当是“把民主广义地理解为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中自由而平等的关系的原理。”(2)“应当把民主主义理解为涉及从日常生活到生产、分配、政治、教育、文化的广泛的社会一切范围的东西。”(3)只要有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着民主问题。非政治领域民主问题的存在，表明把民主仅仅看作政治范畴是不够的。由此看来，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道德范畴。

二、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内涵

对于广义民主的政治学分析，也涉及到了民主的某些道德属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就已具备了一定的道德意义。”(4)每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是一种观念、思想的外化。只有当民主的观念、思想和意识渗透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并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关系时，才能为规范、制度的产生提供基础。而具有道德内涵的民主，也理应成为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使之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一种准则。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涵义应当是：在现实社会的民主生活中，人们在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人们对自己事务的自主决定，依靠人的善恶观念、心理、传统习惯和道德舆论来维系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它是民主内化为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即内心信念、羞耻心、责任感和荣誉感等）的结果。

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意义上的民主的实质、精髓或基本精神是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即人的主体自主。人的主体自主包涵了两方面的内容，就是使人“成为一个人”和“尊敬他人为人”。首先，“使人成为一个人”就是指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做人的资格和尊严；其次，是“尊敬他人为人”即对他人自的尊重。使人“成为一个人”是“尊敬他人为人”的前提和基础；而“尊敬他人为人”则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必要条件。二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但是，作为道德意义上的民主则更侧重于对他人自的尊重。

既然在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民主的实质是主体自主，那么由此可以引申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包括的一些道德内容。首先，主体自主反映出的是道德意志的自由。人的道德意志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只有思想自由才能为实现选择的自由提供前提条件。而选择的意义就在于没有强迫的条件下选取自己所偏爱的行动方案。没有强迫，一个人的行为才能保持完整，实现意志和行为的统一；没有强迫，才会产生责任。

其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平等。民主把平等待人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内在地包含着对他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信念和行为的平等的尊重。只有在别人的自主选择与自己的意愿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才是民主意义的真正所在。

再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权利自主。权利自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在个人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个人有独立地处理属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在社会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公民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即政治参与权。这种权利不仅使社会成员变成合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并相应承担一定义务的个人，同时，也使每个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即公民。

最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还隐含着对道德公正的确认和肯定。道德公正是指在道德上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道德上处于平等的地位。而要想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就应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待中均衡考虑双方的利益。这种均衡考虑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理解。从积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利益同他人的利益视为一共同体，主动积极地去为他人谋利益，甚至为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较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从消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看成同自己的利益同等重要，同时不应当以任何借口擅自侵犯和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其中最基本的一条还在于不侵犯他人之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权利。正义的核心就是公民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所蕴含的一种理念。

三、把握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注意的问题

明确了作为道德范畴的民主内涵，可以澄清我们对民主的一些模糊认识。首先，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的弘扬。民主的最初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这就意味着每个个体在公共事务中必须服从“人民”这个集体或整体。但是服从这个整体并不等于忽视个人在集体中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人民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同时，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也是平等的，不允许存在任何特权。如果否定了个人的这些权利也就否定了整体的权利，民主也就不复存在。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任何权力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承认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每个个体拥有基本的自由权利，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基础上的。因此，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人格与权利的尊重与高扬。

其次，民主不是多数群体任意压制少数群体，而是既尊重多数又尊重少数。民主的原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即民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这并不能得出多数可以任意压制少数人的结论。因为少数服从多数是与多数尊重少数相统一的，而不是相分离的。多数裁决的效力只能约束、规范人们的行动，而不能限制、妨碍思想的自由。真正的民主允许少数人与多数人一样拥有陈述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和机会，多数人应保护仍然坚持自己观点的少数人，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并不歧视他们，不打击迫害他们。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正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总是最正确的，少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今天只有少数人赞成的观点，明天就可能成为多数人的观点。当少数人的权利被剥夺之后，也就不可能保证其他多数人的权利不会再被剥夺。因此，民主不仅是“多数人的统治”，也要求对少数人的权利加以尊重和保护。

最后，民主不是只讲权利，而是也讲义务。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义务，这正是民主社会中，国家与公民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体现。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割裂二者，必将导致一种非民主状态的产生，使社会退回到阶级对立的“臣民”社会中去。因此，在讲权利的同时更应该讲义务。

明确了民主伦理观的内涵,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民主实现所依赖的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还必须有作为道德化的民主给予支持，才能使其得到巩固和加强并促其实现。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了解民主伦理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8）

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成果，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探索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这一探索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组织保证。在此后的8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历史的前沿，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探索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成熟于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完善于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它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并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当然，它又是开放的，要同一切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互相吸收、共同发展，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不仅要吸收当前外国的革命文化，还要吸收外国的古文化。但吸收一切外国的东西，都要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而不能搞“全盘西化”。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亦即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要采取科学态度，要尊重自己的历史，要继承中国古代灿烂的民族文化，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逐步提到了我党实际工作的日程上。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开始了现实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随后的“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造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严重破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理论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领导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991年7月1日，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了论述。他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指出文化建设不能搞全盘西化，但又必须在立足本国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瞄准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先进水平，进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同志指出，文化建设要实行文化开放政策，但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多样的对外文化交流。既不能搞文化关门主义，也不能搞文化领域的全盘西化；既要积极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分，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又要防御和抵制外来文化中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把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联系起来，科学论证了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主要内容和根本措施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突出地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到党的建设和执政兴国的重要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了先进文化在全党工作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地表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辨证统一、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标志着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9）

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早使用，通常认为是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曾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和用法。

马克思、恩格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必定也有其可取之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设想一种理想的社会以宣布历史的终结最后总是陷入虚幻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它只是人作为真正人的起始点。所以社会主义的真正韵味应当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运动中。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凝固的社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实施否定，而且时时都处在自我否定中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社会主义不断地获得它崭新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描述只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并且这种描述越是具体，空想的成分就越多。由此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19世纪早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他们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圣西门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合乎理性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现在看到的比比皆是的消极和丑恶现象被洗涤殆尽，人们迎来的是幸福美满的新生活。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当无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来代替它。在经济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揭露了这种新的私有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和无产者受奴役、受剥削的悲惨状况；在政治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人民的奴役实质；在意识形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基本根源。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揭露和批判，对于揭露私有制社会的黑暗与被超越的必要性，促发人民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存在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30至4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对立的反映，是在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思想体系。它分三个阶段。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文学描述；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但还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时以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莫尔、闵采尔为代表。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认识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论述，对过去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富人服务的分析等，已经接近历史的实际；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的、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其突出特点；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摩莱里、巴贝夫为代表。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他们甚至进行了社会实验，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10）

当然，问题远不这样简单。在阿帕杜莱看来，"印刷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由它释放出来的文化凝聚力与对话关系，只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个作用有限的先驱。"当电子传媒统领了这个世界之后，虚假的"地球村"带给我们的矛盾则是："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化状态和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则是那种天涯若比邻的电子幻觉（或梦魇）。我们正是在这里才开始触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种文化进程的核心问题"。2因此传媒的复杂性可能是我们在当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与传媒密切相关，但我将重点讨论的问题，限定于传媒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关系上。

一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首先提出的。英语hegemony在中文的翻译中多译为"霸权"，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霸权"同汤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极为相似。在葛兰西的理论中，研究者和翻译者将其译为"领导权"是非常准确的。文化领导权就是"文明的领导权"，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的。葛兰西这一理论的提出，原本是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和革命胜利前的沙皇俄国的国家政权结构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罗斯，（革命前的）国家是包罗万象，代表一切，市民社会却是方兴未艾，呈现胶状冻结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之间有着适当的关系，一旦国家根基动摇，则市民社会坚实的基础就显现出来。西方的国家只是城市的壕沟，在它之后屹立着堡垒围墙般的强有力的体系。因此，在发达的西方社会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象俄罗斯那样仅仅通过"运动战"-----用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应该通过"阵地战"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他的具体解释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他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他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3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中，"市民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与"国家"不同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在他看来，强制，统治，暴力属于国家；而同意，领导权，文明则属于市民社会："现在我们固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方向-----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是通常称作’私人的’有机体的总体，另一个可以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符合于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行使的’领导权’功能，另一个方面则符合于通过国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统治’或指挥。"4在另一处他又说："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象社会，工会或者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5因此，市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没有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也就不能诉诸实施。同样的道理，国家也并不等于强权政治，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道德国家"，"文化国家"。6葛兰西的这一理论，他自认为是来自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说：领导权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7研究界也普遍是来自列宁的理论，新近出版的著作还认为："’领导权’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主要强调的是政治领导权，其核心是无产阶级，即通过暴力夺取政权。"8葛兰西的自述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个词。而研究者试图用谱系的方法寻找葛兰西理论的来源，但其论证出来的结果恰恰说明了列宁理论与葛兰西的矛盾。也就是说，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是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葛兰西所强调的是通过道德与知识在市民社会建立起文化的领导权。列宁是急风暴雨式的，是"运动战"，葛兰西是渐进式的，是"阵地战"。因此葛兰西与列宁不存在谱系关系。倒是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在《对〈狱中札记〉的历时性解读》中，对葛兰西的理论来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葛兰西眼中注视着列宁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记着马克思的思想。葛兰西的研究者们没有记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版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而且还谈到’由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力’。"9因此，葛兰西的关于领导权理论的来源，毋宁说来自马克思更可靠。

文化领导权显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一种有别与"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资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不但支配着物资生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又在不断的强制推行中，试图抹去它的"虚假意识"，并极力凸现它的"合理性"，"普遍性"，"永恒性"。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对其认同的程度，也就决定了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因此表达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了一个人进入社会的"许可证"，10它与接受者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市民社会的"同意"为前提的，它不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关系。葛兰西在谈到"文化"时指出：文化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文化人也不是塞满了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文化不是这种东西，"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力和义务。"11但是"这些东西的产生都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演变，通过不依赖于人们自身意志的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如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情况一样，在那里每一个品种都是不自觉地，通过一种宿命的自然法则被选择出来，并且确定了自己特有的机体。"12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不是个"唯物论"者，他强调的"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13葛兰西对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对人的认识，构成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背景，也使他的理论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人的解放的普遍要求也必将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道德/伦理色彩。这一看法也被葛兰西的革命实践所证实。他不仅积极倡导精神道德改革，而且还创建了一个"道德生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充满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气氛。在他看来，为了在意大利进行革命，必须首先造就新一代的革命者，而这样的革命者"能够做天性玩世不恭的意大利人不会做的事情，那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14葛兰西自己身体力行。《新秩序》周刊在他接管之前，因其内容多为文化性质的题材，对工人运动毫无影响。葛兰西接任主编之后，深入到工厂调查研究，改变了办刊思想。并以选举的方式将都灵的"厂内委员会"代之以"工厂委员会"。葛兰西认为：所有工人，职员，技术人员以及所有农民，总之社会上所有积极因素，------都应当由生产过程的执行者变为生产过程的领导者，由资本家管理的机器的小齿轮变为主人公。15《新秩序》于是也成了"工厂委员会"的报纸。这即是葛兰西实施"阵地战"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他关于人的解放的具体实践。

但是葛兰西的理论显然也有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不止是说都灵"工厂委员会"最后以失败告终，罢工最后导致了流血政治。而且在理论上他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实施社会领导权和政治统治职能的"帮手"，因此，统治集团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应该是新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必须和人民建立情感联系，并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这样他与人民群众就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关系，也就是"高明者"与"卑贱者"之间建立的永久性关系。"’高明者’的任务就是回答（和适应）来自卑贱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卑贱者的任务则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形式和规则提出这些问题。"16但是葛兰西的这一设想又与他另外的论述构成了矛盾。他曾有过关于"属下阶级"的重要论述，所谓"属下"也就是"从属"或"低一等"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集团或人群。他在《现代君主》的有关论述中也承认确实存在着政治生活中"支配与被支配，领导与被领导的"17事实。那么，领导权在诉诸实践的过程中，诸如"庶民"，lazzari(无业游民)，农民等边缘群体如何表达他们的"同意"呢？在诸如工会，教会，学校，行会，社区等市民社会组织中，又是谁在讲述"同意"呢？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后殖民的语境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问题。当面对那些丧失话语权力的人群时，斯皮瓦克揭示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属下不能说话"。18是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在"代表"属下说话，但他们不是在"再现"属下阶级的意愿和要求，而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属下阶级不仅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要求，甚至他们的"历史"也是被代言叙述的。如果将这个文化逻辑放大，那么葛兰西的"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领导权"也已不能成立，东西方的文化关系，已是弱势文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

因此，葛兰西的理论被意大利的学者称为是"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是非常确切的。在葛兰西的时代，他不可能想象六十年之后的世界图象，自然也不能想象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和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虽然是通过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寻找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但我们在落后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却也发现了相似性的问题。

二

在葛兰西看来，东方国家的强权专制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用暴力迅速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由于东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微弱，不存在对抗革命的强大堡垒，无产阶级不必进行细致，漫长的精神和道德渗透，缓慢地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在东方，无产阶级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完成。这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葛兰西的这一设定，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不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以暴力的形式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城市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它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获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前，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或从家庭叛逃，或从国统区奔赴延安。这里除了个人要求和对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不满之外，与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精神感召不能说没有联系。不然，我们也就不能解释陕北农民李有源为什么会创作出歌颂的歌曲《东方红》。

因此，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一方面热情地赞颂中国革命的象征性意义，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10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和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也不亚于那两场革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象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国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了极为不同而且困难得多的各种革命任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掌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19这一描述隐含了两方面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以暴力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但那漫长的革命岁月也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这一"胚胎"的形成和最后分娩，其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过程。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而是通过中国最广泛的民众实现的。当然，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其间不仅有民众被动员组织起来之后极易形成的暴力倾向，也有民族战争中被伤害后的"保家卫国"的正义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战争结束之后，在同的战争中，到处都出现了"支前"的民众队伍，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是民众没有条件地支持了要"解放"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仅从民众缺乏理性，易于受"战时文化"煽动这一点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掌握着国家机器，他们的"煽动"条件要远远优于共产党，民众为什么没有支持？因此，我们就不能不从共产党的精神和道德感召上，去解释民众对它的认同和追随。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是"新文化"，这个文化的提出者和权威阐释者是。在还没有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他也象许多杰出的政治家一样办过传媒，试图通过传媒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于五四时期创办的《湘江评论》，虽然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会刊，但它气吞山河的气象不仅已经显示了的政治抱负，而且也简单地构建起了他未来思想的雏形。在创刊宣言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最大"，一个是"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联合民众的目的是为了打到强权。因此，号召民众造反，让被压迫者获得解放，是建立的新文化的出发点。要建立新文化，首先要批判旧文化，新文化虽然是个不明之物，但旧文化却是清楚的，"不把这些东西打到，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0在这种"破坏"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凡是与"新文化"猜想格格不入的"旧文化"，都在批判和破坏之列。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破坏"的欲望只要稍加引导便可迅速点燃，并以百倍的仇恨去实现它。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的领导权是通过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得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文化"的阐释并不一定为民众所理解，他说："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1"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2这种断裂式的文化变革，其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但形式却必须是民族主义的。对于没有文化的中国底层民众来说，要他们在理论上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是困难的。这时，新文化的提出者为了让最广大的民众接受这一想象，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事实上进行了两次同步的"转译"：首先是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文艺，同时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语言和感伤，浪漫，痛苦，迷惘的情调"转译"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因此，"新文化"又可以解释为"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在新文化的内涵被确定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形式的问题："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涵？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中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23这一资源后来衍生出了有关"新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应该说，这是一条建设"新文化"的卓有成效的途径。在迈向这条道路的过程中，白毛女，小二黑，李有才，王贵与李香香，开荒的兄妹等，这些活泼朗健的中国农民形象，不仅第一次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所起到难以想象的作用。那一时代，共产党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也可以抽出时间亲自过问他历来重视的传媒问题。1941年5月16日起，中央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不仅为报纸写了七份"解放日报"报头供报社选用，而且亲自攥写了《发刊词》。亲自给报社社长打电话，并且亲自攥写社论，甚至亲自校对报纸清样。后来有人回忆说，延安《解放日报》出版六年，为报纸写的按语最多。24这些细节足以说明对传媒和文化权之关系的深刻理解。但是，在战乱的年代，对于落后的中国民众来说，即便是有能力读报纸的人，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街头诗，秧歌剧，朗诵诗，黑板报，战地通讯等，这些相当原始的传媒所构建的公共空间，却因它的民族形式有效地提高了它的传播效率。

的新文化观念，正象后来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困的，没有文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25这的确是一种政治上的缘故，但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内在动力，对于民众来说则是"偏爱"中蕴涵的道德力量。

在处理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所有表达中，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民众一边。他对民众运动的热情赞颂，对农民思想品质的想象性构造和倾心认同，都使知识分子相形见绌。而且，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建立起的"个人主义"在与农民的比照中，已经成为不可容忍的内部异己。在葛兰西那里，他对"有机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他们负有回答"卑贱者"提出的问题的义务。但是，在那里，知识分子并不负有这样的义务。准确地说，他们没有资格，或者说在看来他们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任务。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一个人，知识分子只负有阐释和宣传的义务。因此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只有才是革命的导师，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理论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作宣告的规约和语境中，才成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我们还注意到，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所塑造的可效仿的"典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农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军人。他们纯粹，透明，乐观，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种"新文化"所期待的人物，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是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这些人物在的热情赞颂和诗性表达中，显示了道德理想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纪念白求恩，就是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愚公挖山不止，坚忍不拔，充满了战胜自然的乐观精神等等，一起构成了道德理想的内涵。在文学艺术领域，"新的人民文艺"也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建构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谱系。这些表达道德理想的形象在民众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为他们是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民众那里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是没有疑问的。

三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不仅反映在民众的倾心认同和追随上，甚至自由知识分子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抗战胜利后，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虽然对共产党在短期内掌握政权还缺乏足够的信任，但他仍在《客观》上放言："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26这种理性的分析，自然是根据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给出的。应该说，在延安时期，除了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被怀疑的"异己"分子，给予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外，对来自民众的声音还是能够认真听取和对待的。边区征收公粮，从1939年到1941年，由5万石，9万石到20万石，年年大幅度增长，1942年还没有公布征粮数字，群众的不满情绪就已经公开流露了。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县长李彩云被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长眼，咋不打死？问这位农民为什么？他说公粮负担太重了。听到后，说农民交公粮，还要交公草，还要运输公盐，负担确实很重，建议研究减轻群众负担，并提出了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那位骂的农民不仅检讨了错误，而且还要代交个人的生产任务。27这样的民主作风受到人民的欢迎是在情理之中的。共产党在这一时代的领导权也就是人民"同意"的领导权。

进入人民共和国之后，进一步纯洁社会生活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禁娼，禁毒，"三反""五反"，惩处反革命，抗议帝国主义罪行，成立高级社，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建立并巩固了更纯粹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和理想。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狂欢庆典中，不仅工人，店员，手工业者深怀发自内心的喜悦，上海市的不苟言笑，举止沉稳的资本家也穿着西服扭起了秧歌，他们的家属拿着鲜花跳起了集体舞。"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与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您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荣毅仁：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昨天，我的全家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三个在中学念书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话，拥护共产党，感谢，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记者：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您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荣毅仁：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的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信任，而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资生活上看，实际上我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28

这就是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不可抗拒的魅力。但也正是在同一时代，另一种倾向也在悄然地发展着。这就是不断发动的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的整肃运动。对知识分子似乎总是缺少信任，一方面他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真诚地走向革命的道路，帮助共产党实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目标。因此当知识分子表达了向往革命愿望的时候，是可以礼贤下士的。延安时期，与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等文化人的交往，都表明了毛的胸怀和气度。但是，当知识分子表现出另外一种性格的时候，毛则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在看来，知识分子的"不洁"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时不时就会翘起尾巴，他们只会夸夸其谈。对知识分子的恶劣成见，很可能与他对王明教条主义的痛苦记忆有关。在王明之前，他似乎还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分子情感上的怨恨。这一痛苦记忆仿佛使他从骨子里认清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因此，建国以后历次思想批判运动几乎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不仅对党内知识分子不断的进行整肃，就是对党外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也开始丧失了倾听的耐心。1953年，与梁漱溟的交恶，典型地表现了"文化领导权"向"文化霸权"的转化。在政协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梁漱溟问题的长篇报告时，不断插话，说跟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他这个人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并说他是个用笔杀人的伪君子。这一情形与延安时期能认真倾听一个农民的怨恨漫骂相比，已经是恍如隔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历次思想整肃运动，都要通过传媒播散到全国，无数次的重复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了传媒的真理性，因为所批判的对象有悖于正在建构的社会主义道德。没有人会怀疑批判《武训传》，胡适，俞平伯，胡风，等的政治复杂性。而这时的传媒已经完全在国家的控制之中，民间的，同仁性质的报刊已经被全部关闭。甚至黑板报，标语乃至民间文艺等在民间传播的媒介，也因流于对主流传媒的简单"转述"而形同虚设。在不断的整肃过程中，一方面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进一步纯洁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一方面也确立了无可替代的权威地位。1961年9月，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他曾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突然向普通中国人提问"最拥护谁？"，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的是""。这种心态是"唯一"的。因为他们相信，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无可怀疑的代表，他一个人的思想足以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和问题。这种绝对的"文化领导权"虽然仍被人民"热烈地赞同"，是因为作为"属下"的人民已别无选择。"属下"在这时是不能说话的。但是，就在这一领导权达到极至的时候，也正是危机到来的时候。""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也同样因这样的基础而导致失败。社会主义道德在不断的净化中演变为一种道德的宰制力量，它不再是一种询唤和感召，而变为一种向人性和道德宣战的实践。社会道德的净化，是以排除全部日常生活为代价的，任何与人相关的情感和欲望，都被视为是"不洁"和不道德的。这时，"文化领导权"事实上已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替代。这是道德理想走向幻灭重要的原因之一。

四

""结束之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开始了重新建构。它在形态上改变的标示，是将强烈的道德理想追求转变为现实的物质积累。激进的"新文化想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覆盖下，几近自行崩解。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道德精神的渗透，还是转向经济建设，对于中国更广大的人民来说，他们都是首先从传媒上获得消息的。美国学者曾不无夸耀地说，由于中国传媒的神秘性，"美国的学者发展了许多技术，以严密的方法去’破译’中国报刊里的’密码’。例如，研究上层政治的人要审慎地盯住那些高层领导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露面，消失，在照片上的排列顺序，领导人常常提到的口号的变化，以及领导人的职务变换。"29而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国家控制的报纸和其它传媒是获得各种消息的唯一来源。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可遏止的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为传媒带来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各种传媒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关怀，使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有了重新阐释的可能。它具有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将它称为"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这种重建的文化领导权，分解了"文化霸权"的一体化统治。这既符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冷战结束后实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各种传媒包括权威传媒的变化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的开放性和宽容度还仅仅限于市场号召和消费主义的引导。利益的驱动已经不加遮掩，娱乐性节目和报刊有惊人的收视效率和发行量，而它的背后则是巨额的商业广告在拉动。特别是白领趣味的媒体，它们事实上已不关心读者的真实需要，他在悄然地改变着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培育着他们狂热消费，享乐欲望的同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广告商人或跨国投资者的趣味，因为广告收入已成为进入市场的传媒的主要利润来源。它在无情地将思想文化性和不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传媒挤出市场的同时，也以其对现实问题的拒绝触动而获得了"合法性"。事实上，它的意识形态宣传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因此，一种隐形的支配正在形成新的文化"领导权"，这也正是当下学界密切关注的"全球化"问题的表面形式之一。

因此，当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危机在重建中得以缓解之后，我们所面临的恰恰是一个被放大了的文化逻辑：即文化帝国主义试图实现的全球一体化的文化统治。所谓"全球化"事实上就是美国化。这一逐渐实施的美国文化战略，不仅引起了第三世界知识界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密切关注。所谓"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发生。因此，在重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对"文化帝国主义"和传媒政治的警惕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2，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陈燕谷译，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523页，523-524页。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

3，《葛兰西政治著作选》（1921----1926），1978年伦敦版第57-58页。转引自李青宜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4，5，同上，138页。，139页

6《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39页。

7同上，459页。

8周穗明等著：《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174页。

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4页。

10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页。

11，12，13，17《葛兰西文选》5页，237-238页。

14，16，《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120页，200页。

15，《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151页。

18，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见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57页。

19，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3页。

20，21，22：《新民主主义论》

23，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见《外国学者评》，工人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一卷217----218页。

24，黎辛：《与延安〈解放日报〉》，载《纵横》1997年11期。

25，王衮吾：（澳大利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见《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139页。

26，储安平：《共产党的前途》，载《客观》第4期。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篇（11）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创新这一治党治国之道，通过建构理论创新机制，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从而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方面的不对称性及原因分析

制度创新与理论创新实质上是实践变革与认识升华的关系。制度创新是一种实践活动，是理论创新的开端，也是理论创新的归宿。理论创新则是制度实践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且应该并可以走在实践的前面，指导实践活动的进程，是制度创新的先导。政治理论是人们围绕民主政治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形成的知识体系，是政治制度实践经验的理性概括、总结和提升，直接影响着社会政治态度和价值共识的形成。

理论创新需要有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由于传统观念或“时尚”理念的影响，政治理论研究往往与现实的变革要求偏离，或滞后于制度创新，或在指向上与现实要求相悖，二者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对称。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适应性的理解。理论的形成来源于实践的需要，实践的发展又需要理论的指导。在某种程度上，理论总是基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社会的需要，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基本推动力。中国作为现存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基础上起步的，是典型的后生型发展中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这是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世界经济迅速发展，高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尽快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的正确决策。中国政府的政策价值选择始终保持发展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优先性。这使得全国人民包括政治家以及政治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

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因此我国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充分考虑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之广、涉及度之深、牵涉利益之多，所以在政治发展理论方面的突破、创新由于稳定的需要显得十分谨慎，相对经济领域来说比较滞后。

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传统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留下了难以消逝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为政治权力过分集中乃至专制、人治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现代政治要求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取向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西方政治文化不断涌入并以各种方式解构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但是纵观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洞察中国人的内心，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变迁程度有限，官本位、权力本位、清官意识等思想影响广泛存在，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2、理论对现行体制变革前瞻性的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步骤地改革之后，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现行的政治体制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承受力。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是建筑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是以共产党领导国家生活为重要特征的，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取向，这符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要求，因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一定的权威和社会政治控制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现行的政治体制在体现民主化取向的前提下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持，因而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权威的特定要求，同时也保证了中央权威具有较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这就使我国政治发展理论创新的基本推动力不是十分强大。

3、理论对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和途径的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制度创新应当是在被科学态度认识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借鉴西方政治文明，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之路。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许多研究人员仍然以教条主义的错误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观点，凡事从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结论，把前人的论断当成不可改变的真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做出的具体结论上，用抽象的理论硬套活生生的现实，这使理论创新裹步不前。中国作为后生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迟发展效果”，在政治发展领域也不例外。改革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必然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建设的先进理论和先进经验。然而中西方政治具体制度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西方政治文明的示范效应引起人们简单的仿效思维，有些人不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实际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否定现行政治制度，把西方的政治理论当作经典，照抄照搬到中国，以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甚至主张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制度模式，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对西方政治理论的过度信任，严重阻碍了政治理论研究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程以及现阶段具体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思维。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创新的基本问题

1、对待传统政治文化问题。在美国的历史发展和经验中，“从来就不必去创造什么政治秩序”，“美国人生而平等，因而从未为创造平等而操心，他们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的苦难而坐享了民主革命的果实。”(注：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中国则不同，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人民的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子民文化”和“专制主义”。它的价值选择是“忠孝节义”，整个社会的主导心理就是绝对服从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人们将权力与利益和身份等级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本位思想”。社会主体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将官场当作努力跻身于其中从而获取名利的围城。跑官、要官、卖官、买官是这种思想的极端反映。城中人固守，城外人则羡慕不已、奋力钻营，这使制度创新给人一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当然，这并不说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没有优秀的文明成果，只是要强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非现代性，强调应该以理性的、批判的态度扬弃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

2、对待西方政治理论问题。我们也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政治理论，反对简单否定，反对照抄照搬。政治问题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是不能得到科学说明的。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有中国历史发展所决定的现实实际。中国又是世界的中国，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相联系。当代西方政治理论是某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当代世界政治现代化的理性认识，具有借鉴意义，但不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不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的现成结论。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全面、深刻地剖析西方政治理论，大胆吸收其对我国政治理论发展有用的积极成果，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理论体系。

3、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问题。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但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政治理论研究人员应系统完整地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面对生动活泼的现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尤其要深入研究现实政治问题并从中把握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断抽象提炼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促进政治理论创新，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创新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要变革政治理论研究的传统思维方式和方法、手段，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现实政治问题，建立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方法论体系。

三、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创新机制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创新的关键是根据理论发展规律，建立理论创新机制，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科学态度。以科学的态度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认识中西方政治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则是树立科学态度的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够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客观规律出发，从而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政治理论创新。不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具体结论，构筑某种制度理想，用以剪裁现实实践，还是把西方理论当作认识中国问题的理性标准，都是一种简单化、教条化、非现实的态度。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从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中解放出来，立足实践，立足现实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实际、价值取向和现实要求。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问题，促进理论创新。

2、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调查研究体系。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与实践相联系。从技术层面来说，政治理论的创新，需要有政治信息的有效获得与收集、正确分析与综合、积极表达与反馈。而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调查体系则是政治信息的有效获得与收集、正确分析与综合、积极表达与反馈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要用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由此出发，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形成尤其如此。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需要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但更缺乏和更需要的是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和研究，因此，一定要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中抽象出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内部联系即内在的规律。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调查研究体系必须具有完善和健全的调查研究机制，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信息情报系统，从社会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大众传媒以至个人，广泛获取政治信息；建立一个高效率的能够运用定量分析、因果分析、模型分析、定性分析、系统分析、直观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信息分析与综合系统，及时跟踪政治理论的实践、衡量实施效果，进行科学的理论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