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工作论文大全11篇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篇（1）

会议强调，越是形势好，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加深刻地看到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的政策措施考虑得周全一些，始终居安思危，扎实工作。

会议指出，做好2006年的经济工作，对于“十一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加强改革开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会议强调，2006年的经济工作要全面安排、突出重点，切实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扩大消费需求、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深化体制改革等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努力取得新的进展。尤其要认真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切实抓好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扶贫开发、加强安全生产、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工作，促进社会和谐，保持社会稳定。

会议认为,两年多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增强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篇（2）

年终总结(43)过去一年的成绩(26)下一年的任务(17)过去一年的成绩(26)学科建设（5）教学(8)科研(4)学术交流(4)其他(5)学科建设（5）在张培刚教授带领下，整合经济学院资源,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果：1.成功申报并取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2.成功申报并取得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3.西方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连续第二次被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大学评价评”为全国第一4.与国贸系共同申报并取得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授予权5.与其他院系一起,组织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教学(8)承担了本专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和指导任务,教授、副教授、讲师的工作量都达到或超过规定要求,承担本科生教学的教师，评分都在75分以上，多数在80分以上（宋德勇、姚遂在组织安排本专科各环节教学工作方面，成绩突出）张卫东、徐长生分别讲授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硕士生）和微观、宏观经济学文献选读（博士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提高经济学院的教学水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丁际刚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硕士生王皓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西方经济学1999级博士生3人、20__级博士生26人、20__级博士生2人（共31）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硕士研究生21人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网络研究生104人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费剑平在组织研究生各环节教学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成绩突出）罗传建、张玉英指导的本科生论文获校优秀论文奖张玉英获教学质量二等奖方齐云获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科研(4)科研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出版著作3部、科研经费9.4万元：徐长生获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张卫东出版微观经济学教材、彭代彦出版专著一部、费剑平出版译著一部张培刚教授获校文科基金重点资助1万元、获湖北省社科基金资助0.7万元、徐长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2万元、彭代彦副教授获校文科基金资助0.5万元、罗传建获横向课题经费2万元近60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英文论文2篇，其他期刊和会议论文20余篇。其中，彭代彦、费剑平在发表权威期刊论文方面成绩突出学术交流(4)组织了2次学术研讨会，张卫东、彭代彦交流了研究成果；在校庆50周年学术报告中，徐长生、张卫东、宋德勇、汪小勤交流了研究成果徐长生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归来宋德勇圆满完成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彭代彦、汪小勤论文入选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徐长生、汪小勤参加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张培刚教授带领5人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提交会议论文5篇;此外,还参加其他各种学术会议8人次其他(5)张玉英、费剑平、姚遂获得博士学位，师资队伍的博士化程度达到70％汪小勤、宋德勇晋升博士生导师、罗传健晋升副教授姚遂获三育人标兵称号、方齐云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学院反映良好,吴大庆在组织经济系元旦文娱活动方面作出了贡献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制度化,取得良好效果（张玉英在支部书记工作中成绩突出）下一年的工作(17)学科建设（6）教学（2）科研（4）学术交流（2）其他（3）学科建设（6）积极参与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继续努力争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积极准备申报世界经济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积极准备申报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点积极做好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积极准备申报西方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做好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次招生工作积极准备创办发展经济学研究杂志,进一步扩大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国内的影响教学（2）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准备建设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形成优质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三级课程体系科研（4）完成张培刚教授申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在发展经济学、农业及农村经济、制度与产权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争取获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和其他各类课题,力争多获立项,争取在课题和科研经费方面有所突破积极发表科研成果,争取更多成果获奖学术交流（2）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鼓励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及其他各类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进一步办好双周学术研讨会，争取取得较大成果其他（3）启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的对外运作，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学术影响考虑引进年龄在30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教师1－2名正在 读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教师,争取早日毕业，并晋升高一级职称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郑剑顺.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5）.

[3]刘甲朋，魏悦.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

[4]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

[5]付志宇，缪德刚.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J].上海经济研究，2008，（10）.

[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7]朱鸿翔，孙.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4）.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3）.

[9]严清华.中国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J].经济评论，1998，（3）.

[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月刊，1986，（3）.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篇（4）

[DOI]10.13939/ki.zgsc.2015.46.044

1 序 言

经济类学术期刊是指图书馆藏中归于F类的刊登学术论文的期刊。主要分为综合性经济科学类、经济学（除会计，企业经济）类、世界经济类、中国经济、经济计划与管理类、会计类、农业经济类、工业经济（含企业经济）类、贸易经济类、财政类、货币/金融、银行/保险类等。 新时期提高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与受关注度，与编辑的各项能力密切相关。经济类学术期刊只有建立高品质的作者群，才能提高刊登论文的质量，从而使期刊整体质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建立一个高品质作者资源数据信息库对于经济类学术期刊来说，至关重要。下文从高品质作者的分类及其建立路径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2 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分类

经济类学术期刊的高品质作者一般有三种类型：知名经济学家、重点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文章被引与转载率较高的作者。

知名经济学家是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首要组成部分。知名经济学家文章一般针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方向；高屋建瓴地探索经济前沿理论，促进经济发展实践，能够推动经济学术研究，引领经济改革方向。经济类学术期刊登载知名经济学家的文章可以借助经济学家的知名度提高杂志的知名度、扩大阅读面，引起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及重要研究机构对杂志的重视。

寻找高品质作者也可以从作者的工作单位入手，重点研究机构一般承接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研究人员不一定是知名经济学家，甚至有可能是非常年轻的学者，但其研究能力较强，所写文章节选自所承接的课题，针对当前实际发生的经济问题，研究该问题的现状，存在的解决难点，针对问题构建评估体系或者对新的领域进行已有研究的系统性综述，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路径。重要的基金课题在开题时，专家团队已对课题的架构、内容、研究方向已做了论证与评价，因此选择这些课题的承接人作为期刊作者库的成员，可以减少编辑在选题与编辑标题时的工作量。此类文章的刊登也可以提高杂志的关注度。因此，重点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也是经济类杂志高品质作者组成部分。

提高学术文章被引率与转载率是提高杂志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对于期刊文章的全文转载或目录索引，对于提高杂志的关注度与社会认可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编选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经济类学术期刊所刊文章在中国知网的下载率与转载率是入选核心期刊要目的重依据。而入选“全文中文核心期刊”的学术期刊也受到大多数高校及研究机构的青睐。

3 建立高品质作者库的路径

建立高品质作者库的主要路径是：通过重要的会议或者论坛发现作者；通过重要的研究机构联系作者；通过重要的转载机构搜寻作者。

3.1 通过重要的会议或论坛发现作者

通过重要的会议或论坛方式发现或者认识作者，较为适用于建立经济学家或者知名经济学者的作者库。经济类学术期刊登载知名经济学家的文章如果单凭约作者写稿件这一种方式往往会遇到周期长、沟通难的问题。通过整理会议发言这种方式来形成本刊登载的学术论文，一方面可以快速捕捉当前的经济热点；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的观点也更具有时效性，因为是会议发言，整体上会更通俗易懂，便于阅读；同时，会议发言的整理也为与会者形成了较为整齐的会议资料。在文后将发言者所写书籍与文章作为参考文献在杂志上刊登，起到了宣传作者观点与向读者推介作者研究成果的效果。这需要编辑事先盘点本年度的主要经济会议。年度重要经济会议可以通过“新浪财经频道――会议栏目”查找，一年12个月的重要经济会议名称、主办方、时间及地点均可查到。通过会议索引，既而可与主办方媒体联系人取得联系，现场参加会议，与参会的重要发言者交换名片，获得知名经济学家的邮箱及助手联系方式，会后在会议的媒体联系人处获得会议资料与发言速记实录，整理发言实录并进行精编辑加工，形成学术论文的形式并署上发言人的姓名作为论文的作者，列上与发言内容相关的发言人所写的书或者文章，以及发言中提到的观点所涉及的其他经济学家所写的书或者文章作为论文的参考文献，与发言人或其助手确认文章，与经济学家建立起编辑与作者的关系。除了新浪财经频道――会议栏目是搜索重要经济年度会议的引擎之外，重要研究机构的官方网站也是搜索重经济会议的途径。

3.2 通过重要的研究机构联系作者

研究经济问题的中国重要研究机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信息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这些机构的举办方大多为中央政府机关或者是著名的高等院校，因此可称为我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库，而民办的智库可以查询为各大公司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公司。国内较为著名的机构有和君咨询、长城战略，也可以查询各个上市公司，尤其是各大银行及有跨国业务的公司均下设有研究部，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行业发展持续进行短、中、长期的分析与预测。通过这些机构的官网可以搜索到其月度会或季度会。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经济每月谈”、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年设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长安讲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经济观察”季度论坛等。

另外一个途径是通过对各个重要研究机构的官网，对其内设研究部门进行了解与研习，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上的每一个研究所均有其研究人员名单，有些重要的研究人员标明电话与邮箱联系方式，负责不同栏目的编辑可以根据自己栏目文章的需要与不同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取得联系，获知其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并从课题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文章，与作者建立起联系。具体承担课题的研究人员一般是年轻的博士或博士后，他们年富力强，是单位重点培养对象，且有发表研究成果的愿望与需求。在不断地发表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杂志与年轻的研究人员共同成长。

第三个途径是通过查找重要研究机构的内部刊物，与刊物负责人取得联系，获取刊物，选择文章，相应地就与文章的作者，即该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建立起联系，建立经济类学术期刊的作者库。上文所列的重要研究机构一般会有自己的内部交流刊物登载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家经济发展与行业动态的数据新，信息量大，如果登载在公开发行的经济类学术期刊上，容易引起其他的同行业研究人员及高校研究人员的兴趣，受到他们的关注。

3.3 通过重要的转载与论文收录机构搜寻作者

下文就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这两个目前国内影响力较大的、重要的转载机构来展开分析。《新华文摘》系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性、资料性的文摘半月刊，栏目设置有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学艺术、人物与回忆、文化、科技、读书与出版等，受到党政中高级干部领导；宣传、咨询机构国家公务员；大型国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科研单位、大学及其他教育部门的研究、教学、管理人员知名的专家学者、重要媒体的主要负责人的认可。期刊登载文章得到《新华文摘》的转载，对于编辑与作者而言都是一种荣誉与认可。有些单位还规定了相应的奖励制度。由于刊期相对少，还需涵盖各领域的重点文章，使得《新华文摘》对文章的转载要求质量非常高。从经济栏目来看，每期登载篇数不超过4篇，作者要求一线经济学家或者是重要研究机构高级研究人员，选题要求新颖，内容上解决问题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导意义。对每期《新华文摘》杂志的研习可以发现高转载率作者，摸索到转载文章的选题规律。

编辑还可以通过订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管理类“复印报刊资料”，通过对“复印报刊资料”的研习，找到在复印报刊资料中转载率较高的作者，并通过互联网查找其工作单位与联系方式，与作者取得联系，向其约稿。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搜集、整理、编辑、集成、的信息资料提供机构，也是中国重要的智库之一。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文章数量多的杂志，受到重点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与各级政府机构的重视。一些单位设立了对转载文章作者的奖励制度，视同刊登于核心期刊。

通过中国知网按全文转载率情况排列，查找高被引率与下载率经济类文章及其作者。经过查找发现，中国知网文章被引率与下载率较高的作者不一定是知名度高的经济学家与职称高的教授或博导，中国知网被引率与下载率与文章的选题有关，与作者的身份关联度相对小。初级职称、中级职称、本科生、硕士研究生通过知网下载文章的需求量较大，他们通过知网将已发表的文章下载下来，主要参考文章的结构框架、文章对相关问题的论述角度与观点。对于文章的选题要求具有贴近本人工作环境、与专业的相关性及自我驾驭性的特点。教授、博导与经济学家的文章大多具有专业性、针对性，构建的经济模型大多具有独创性，选题较为宏观，重在解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行业评估及未来发展方向，区域或地域的经济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与绝大部分作者的选题在内容与水平要求上贴合度不强，他们的文章多被同层次作者下载引用。由此可见，中国知网的转载率与被引率取决于刊登文章选题，与作者的身份联系不密切。

4 作者库建立后的维护

可以按知名经济学家、重要研究机构的重要研究人员、文章高被引率与转载率作者对数据库进行分类，建立起包含作者身份、工作单位、电话号码、邮箱的信息数据库，对相应的信息要及时进行更新。通过与作者的交流，及时了解作者的研究方向，发展情况，发生工作变动、电话号码变更、邮箱变化要及时更新。除了文字联系以外，编辑还可以通过节日问候、会议、论坛通知、文章转载祝贺等方式加强与库内作者的交流与联系。总之，经济类学术期刊建立高品质作者库需要持之以恒，工作需要具有连续性，作者库才能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为期刊提供更多更好的文章。

参考文献：

[1]孙书平.论学术期刊编辑的策划意识[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6）.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篇（5）

作为一本具有创新性的女性主义学术杂志，《女性主义经济学》欢迎各种不同的学术声音，鼓励批判性的学术交流，其研究注重将女性主义者在理论、历史和方法论方面的成果延伸到经济学和经济研究领域，并吸取人类学、文化研究、批判种族理论、地理学、历史学、法律、文学、哲学、政治学、后殖民研究、公共卫生、心理学、科学与社会研究、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和视角，[5]对经济学学科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模型、主题、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对经济学知识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进行深入分析，考查经济学知识被建构和合法化的过程，考查经济当中性别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诸多不同领域（包括那些并不直接与性别相关的领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体现了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向经济学领域的渗透和发展。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具有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其目标不只是为了产出和发展更多具有阐释力和创新性的理论，而是致力于改善所有孩子、妇女和男人的生活境况。[1]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的另一个集中关注是：对那些影响孩子、女人和男人生活的各种经济问题进行女性主义的探讨。总之，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扩大和丰富了经济学话语，并吸引了许多专业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

《女性主义经济学》探讨的主题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论探讨、女性与全球化、妇女与财产、性别和老龄化、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学界中的联盟和性别、女经济学家的地位、性倾向等许多方面。家庭问题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庭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贝克尔和舒尔茨等人的“新家庭经济学”以及博弈论进行了批判，对贝克尔“新家庭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如揭示了家庭关系的父权制基础、妇女的依附地位和家庭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予以利用并形成政策以提高妇女的地位；提出女性主义的新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如“协作性冲突分析法”(cooperativeconflicts approach) ，它吸收了博弈论中合作交易的某些思想，如合作会使交易双方获益，对合作收益的分配取决于交易各方的“威胁”或“退出”。研究认为，在婚姻和家庭内部“威胁”或“退出”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协商能力，儿童、外部共同体（community）、文化等因素影响着家庭交易的结局以及婚姻/家庭内的个体行为。“协商和性别关系：在家庭内外”一文指出，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替代性模型为分析性别关系以及性别不对称是如何被建构和被挑战的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但它们忽视了家庭内部性别动态的一些重要方面：什么因素（尤其是定性因素）影响了协商能力？社会标准和社会认知在协商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妇女是否比男性较少为自利动机所推动，这会影响协商结果吗？文章认为，绝大多数针对协商的讨论几乎没有谈到家庭之外的性别关系，以及家庭内外协商能力的联系。指出了它们的复杂性质以及在决定家庭内部动力学结果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协商方法从家庭扩展到市场、外部共同体以及国家这些相互衔接的领域。[6]二是对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家务/无酬家务劳动、家庭政策/计划、工资/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儿童看护问题进行性别分析和思考，如“家庭计划的性别分析：超越女性主义和人口控制争论（1996，2）”、“1870-1930年美国的家庭服务业和经济增长（1996，1）”、“丈夫、妻子和家务劳动：斯坦福和东京大学的毕业生比较（1998，3）”、“工资工作、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1995，2）”、“对荷兰无酬工作重新分配的设想（1996，3）”、“基于帮助工作父母的一项福利改革（1995，2）”、“对帮助工作父母计划的思考（1995，2）”、“关于帮助工作双亲的计划：一些可能性和问题（1995，2）”、“照护劳动的悖论（1995，1）”、“美国和法国政府对有孩家庭的支持（1997，1）”、“欧洲照护制度比较（2004，1）”。另外，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如工资差距、职业分割(occupationalsegregation) 以及职场性别歧视等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杂志还加大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相关现象的关注。关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的探讨，也有不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研究需要跨越方法的边界（1997，2）” 、“将性别引入市场（1996，1）”、“将公正引入性别分析（2000，2）”、“焦点群体：对性别省思方法的贡献（1997，2）”、“第一世界/第三方标准：经济学生产边界的女性主义批评（1997年，3）”、 “女性主义思考能使经济学更加客观吗？（1995，1）”。

《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自创刊以来就一直注意集中讨论某一议题，如1995年第2期的儿童看护问题研究、1997年关于性倾向问题的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与思考等，或在一期杂志中集中几篇文章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进行介绍与评价，如1998年第3期，就以简短传记、访谈和论文的方式对著名的经济学家、IAFFE创始人之一的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进行介绍，对其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进行了评述。近年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地区的转型经济现象和热点经济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开始以系列论文或专刊的方式予以关注和讨论。在转型经济研究方面：1989年中欧、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瓦解和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失业增加、工作条件更为恶劣、养老金减少、健康和孩子照护方面的公共开支削减的状况，转向市场经济对男人和妇女的福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系列论文“中欧、东欧的性别与变化”，旨在探讨与这些过渡相关的多种问题，如这一地区转型经济如何改变了妇女和家庭的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制度在塑造性别角色方面的作用，等等。已经刊发的文章有“解释偷税漏税中的性别差异――以阿尔巴尼亚蒂朗岛为例”、“转型经济中的女企业家――以立陶宛和乌克兰为例”、“妇女与其伴侣之间的经济关系：重新统一后的东西德比较”。另外，作为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经济充满活力，经济成就世界广为注目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制度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女性同经济之间的关联也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2007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出版了以“性别、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 为主题的专刊（3-4期合刊），集合了12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农村的土地管理及所涉及的性别问题；计划生育和土地政策执行过程、效果的性别偏差及其影响；农村妇女参与市场工作的工资不平等、参与市场工作是否提高其家庭地位；中国农村的性别流动和劳动力过剩；转型中国卫生保健政策改革的性别公平；宿舍劳动体制产生的性别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思考；中国消费文化的性别化发展、中国的“美丽经济”等。其二，以专刊的方式专题讨论一些妇女问题。如2005年专刊（第2期）主题为“性别与老龄化”（8篇），2006年专刊（第1期）主题为“妇女和财产” （10篇文章）。2008年，《女性主义经济学》计划出版三个专刊：“无酬工作、时间使用、贫困和公共政策”、“艾滋病、性与经济发展”以及“不平等、发展与增长”。 “不平等、发展与增长”专刊，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自由化的日益增长，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扩大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工资差距与经济迅速增长同时发生，另一方面，在一些工业化国家，性别工资差距改革与日益增长的阶级、种族和人种不平等相关联。尽管民族国家尝试通过形形的政策（劳动市场、社会、货币、财政和工业政策）规避不平等，但市场自由化已经削弱了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成就。《女性主义经济学》编辑部认为，尽管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得出宏观经济具有性别化影响，然而，理解社会群体之间与性别、阶级、种族、宏观经济包括就业、输出、增长和发展相关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证据是必要的。将性别融入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努力发展更多的性别平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需要对这些批判性问题的更为详细的关注。该专刊将提供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不平等、再分配和增长的论坛。研究主题包括全球化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以及通过阶级和种族与不平等的联系；性别不平等（福利、收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对无酬劳动的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性别；福利不平等的评估（健康、教育）；再分配政策、发展和增长；平等的就业机会政策、家庭友好政策、社会安全网络和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保险和性别不平等；区域和全球对不平等的反应；等等。

当然，《女性主义经济学》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有限。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呈现自身，但事实仅仅关注男性的生活和利益，忽视、低估或歪曲妇女的生活和利益，存在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和讨论平台，《女性主义经济学》在创办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和性别偏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判和挑战，冲击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就其研究成果以及相邻学科的学者对其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投入来看，《女性主义经济学》是欣欣向荣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说自话现象，其理论贡献对这个日益保守的主流经济学专业核心影响有限。其二，美国/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非常用心地避免这种倾向，如其编辑政策：鼓励世界各国学者就女性主义经济观点展开对话和争论，尤其欢迎来自南方国家以及关心经济问题的非经济学家的论文；论文要适应更加宽泛的国际读者，而非仅仅某个特定国家的读者。在实践层面上，它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论文给予了比较强有力的支持，也确实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非美国论文；另外，它还要求作者对论文中所有具有北美特性的术语进行解释（如Medicair or K-12），以使其内容能在不同学科、文化、阶级和国家间获得理解并进行讨论。但是，无论从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会和发表文章的作者构成，还是从研究兴趣、研究议题来看，尽管趋势是在改变，但其美国/欧美中心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论文很少，与第三世界学者不能形成有效和成规模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其三，对性别分析过度重视，在引入民族、种族、阶级等视角综合研究方面相对不足，进而影响到对社会关系的深层次研究。

[参考文献]

[1]Feminist Economics.tandf.co.uk/journals/titles/13545701.asp - 26k - 网页快照

[2]IAFFE. 省略/ - 12k - 网页快照

[3]Feminist Economic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n.省略/wiki/Feminist_economics - 46k - 网页快照

[4] Byb.J. Almond.Feminist Economics Rises in Journal Rankings [EB/OL].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篇（6）

下一年的任务(17)

过去一年的成绩(26)

学科建设（5）

教学(8)

科研(4)

学术交流(4)

其他(5)

学科建设（5）

在张培刚教授带领下，整合经济学院资源，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1. 成功申报并取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2.成功申报并取得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

3.西方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连续第二次被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大学评价评”为全国第一

4. 与国贸系共同申报并取得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授予权

5.与其他院系一起，组织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

教学(8)

承担了本专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和指导任务，教授、副教授 、讲师的工作量都达到或超过规定要求，承担本科生教学的教师，评分都在75分以上，多数在80分以上（宋德勇、姚遂在组织安排本专科各环节教学工作方面，成绩突出）

张卫东、徐长生分别讲授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硕士生）和微观、宏观经济学文献选读（博士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提高经济学院的教学水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丁际刚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硕士生王皓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西方经济学1999级博士生3人、2000级博士生26人、2001级博士生2人（共31）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硕士研究生21人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网络研究生104人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费剑平在组织研究生各环节教学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成绩突出）

罗传建、张玉英指导的本科生论文获校优秀论文奖

张玉英获教学质量二等奖

方齐云获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科研(4)

科研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出版著作3部、科研经费9.4万元：

徐长生获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张卫东出版微观经济学教材、彭代彦出版专著一部、费剑平出版译著一部

张培刚教授获校文科基金重点资助1万元、获湖北省社科基金资助0.7万元、徐长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2万元、彭代彦副教授获校文科基金资助0.5万元、罗传建获横向课题经费2万元

近60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英文论文2篇，其他期刊和会议论文20余篇。其中，彭代彦、费剑平在发表权威期刊论文方面成绩突出 学术交流(4)

组织了2次学术研讨会，张卫东、彭代彦交流了研究成果；在校庆50周年学术报告中，徐长生、张卫东、宋德勇、汪小勤交流了研究成果

徐长生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归来

宋德勇圆满完成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国

彭代彦、汪小勤论文入选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徐长生、汪小勤参加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张培刚教授带领5人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提交会议论文5篇;此外，还参加其他各种学术会议8人次

其他(5)

张玉英、费剑平、姚遂获得博士学位，师资队伍的博士化程度达到70％

汪小勤、宋德勇晋升博士生导师、罗传健晋升副教授

姚遂获三育人标兵称号、方齐云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学院反映良好，吴大庆在组织经济系元旦文娱活动方面作出了贡献

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制度化，取得良好效果（张玉英在支部书记工作中成绩突出）

下一年的工作(17)

学科建设（6）

教学（2）

科研（4）

学术交流（2）

其他（3）

学科建设（6） 积极参与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继续努力争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积极准备申报世界经济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积极准备申报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点

积极做好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积极准备申报西方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

做好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次招生工作

积极准备创办发展经济学研究杂志，进一步扩大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国内的影响

教学（2）

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教学质量

积极准备建设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形成优质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三级课程体系

科研（4）

完成张培刚教授申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

在发展经济学、农业及农村经济、制度与产权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争取获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

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和其他各类课题，力争多获立项，争取在课题和科研经费方面有所突破

积极发表科研成果，争取更多成果获奖

学术交流（2）

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鼓励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及其他各类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

进一步办好双周学术研讨会，争取取得较大成果

其他（3）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篇（7）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选题方向分析

近年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发展非常迅速，其中，硕士研究生已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基础课和管理类必修课学习后，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志愿可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物流工程等领域选择研究方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学习。

本文依据《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该数据库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高质量、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至2010年11月1日，累积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文献87．5万多篇，文献的来源是全国530多家硕士生培养单位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本文统计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2000年——2010年论文选题的主要方向，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输入榆索控制条件。“发表时间”输人从2000年1月1日一2010年10月l8r：t，“学位单位”输人模糊，“优秀论文级别”输入不限，“作者”及“作者单位”输入模糊。第二步，输入内容榆索条件。“主题词”输入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方向，如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等，点击“检索文献”。第三步：按文献分组排序方式选择文献。文献分组点击“学科专业”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即可。其统计结果如图1：

从图可以看出，物流、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是2000年～2010年管理科学与t程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的研究方向，说明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受到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界的重视，并日．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

目前，在物流管碑研究方向中，循环经济与绿色物流的发展、以信息技术构建传统物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系、物流系统优化的工具化与工程化、物流金融的合作与创新是研究热点。在项目管理研究方向中，供应商和项目外包管理项目成为焦点，高级管理层更加接受项目管理和项目群管理的价值，在金融危机之后要追求项目的项目组合管理得到重视。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向中，心理契约与员丁绩效、组织公平感与组织绩效是研究热点。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趋势分析

根据以上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选题向的分析，可以看出：

1、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

由于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管理变革，管理科学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电子商务、管理信息系统、物流管理等方向。信息技术是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手段获取、传递、存储、处理、显示信息和分配信息的技术。信息技术的研究包括科学、技术、工程以及管理等学科以及这些学科在信息的管理、传递和处理中的应用，相关的软件和设备及其相互作用等方向。当今世界，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信息技术和知识资奉的发展，不仅丰富了管理科学的研究内容，也给管理科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2、管理科学与一f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生产与流通的变革而产生了如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服务管理等研究领域与-向。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学者在营销与运作的整体优化、多渠道供应链管理、综合物流等方向已做出了重要的研究和应用成果，并且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的热点。

3、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趋势越来越向知识经济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作为一种新的资源的观念已经逐渐为人们认识和接受，知识管理成为最为关注的话题。当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企业必须不断获得新知识，并利用知识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知识管理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知识管理包括几个方面工作：建立知识库；促进员工的知识交流；建立尊重知识的内部环境；把知识作为资产来管理等。在未来几年知识管理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知识本身的特征；知识管理效益的定量分析；新知识产生知识在企业间的传播机制；个体知识与组织知识的相互作用关系。

4、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越来越侧重系统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探索管理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复杂系统管理理论基础包括：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线性到非线性非线性理论，其中的非线性理论涉及到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混沌动力学以及分形理论；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时间的可逆性到不可逆性；从简单性到复杂性；从复杂系统到复杂网络；从硬系统到软系统方法，这里主要指的是钱学森的综合集成方法；从单元系统到系统集成。例如，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从组织内部的各组元间以及组织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中寻找组织发展和进化的动因和规律，以使组织能适应社会、经济及技术的迅速发展。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1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2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专著，最初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主要介绍国外经济结构现状。这让国内学者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其后国内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开始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其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和说服力更强。

（二）产业结构政策

一些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著也逐渐被介绍进我国。有些国家被认为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带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战后日本和韩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起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包括佐贯利雄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等。这些论著主要是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其后，产业政策的研究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学界的热点，较早期的研究有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王慧炯、李泊溪、周林主编的《中国产业部门政策研究》等。这些研究认为产业政策应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角度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众多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3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4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篇（9）

1水文地质研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作用

经分析，水文地质研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作用集中体现在保护环境，减少污染、规避灾害，降低损失方面。伴随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的进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化学污染物质排放严重超标，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水体污染问题，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困境。加强水文地质研究，有助于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继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2009年，我国西南诸省出现了严重的旱灾，2011年，我国北方各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旱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南北方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加强水文地质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大水利工程的投资力度，降低旱灾与洪灾的发生概率，促进我国南北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2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短板

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短板集中体现在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国家投入力度不足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2.1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

缺少相对完善的理论方法体系，也就无法对水文地质的系列研究工作进行指导与提高，直接导致其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水文地质研究工作完善的理论方法体系基本上源自于专业的研究人才的一线工作经验，但是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学科在我国尚属于冷门专业的范畴，专业人才显得匮乏。再加上各个水利部门也属于冷部门，效益并不高，导致大部分专家学者并不愿意投身于水文地质的相关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工作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但是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理论方法体系不完善，导致我国的水文地质研究工作长期停滞不前，无法降低水文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概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2.2国家投入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相关的政府对于水文地质研究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依旧有所欠缺，针对地方的各项考核也基本上是以经济增长率为衡量依据，导致地方政府也并不重视水文地质方面的研究工作。对此，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一点：水文地质研究不会产生任何直接性的经济效益，反而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而无论是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其普遍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水文地质方面的研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往往违背自然环境的规律，导致水文地质灾害频发，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3关于如何加强水文地质研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加强水文地质的研究，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针对上文所阐述的种种问题，需要采取具有高度可行性的措施，切实加强水文地质研究，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如下：

3.1提高水文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

媒体对民众以及决策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全面提高水位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拓展传播的范围，有助于吸引公众与决策者的对于水文地质研究的注意力。例如黄河断流、淮河污染等大型的社会性新闻，可吸引观众的目光，再如滑坡、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给社会民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因为水文地质灾害的具有缓变性以及隐蔽性的双重特征，再加上可能会涉及到政治问题，所以媒体方基本上不会将该类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所以未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导致人们对于水文地质研究方面的工作了解甚少。所以，需要切实提高水文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彰显水文地质研究工作的公益性，这是加强水文地质研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前提之一。

3.2完善现代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

水文地质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为地质学，任何有关于水文地质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均需要依赖地质学科的相关专业理论。鉴于此，必须要高度重视水文地质的教育战略方针，完善现代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立足于思维与方法两个层面进行创新与拓展，充分重视物理思维、地质演化原理等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从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从微观的角度分析问题，针对原有的水文地质学进行去粗取精，引进先进的知识理论与方法，进一步丰富我国的水文地质学基本概念并加以实际运用，确保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3.3加大国家资金投入，改进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

各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积极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思想，摆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位置不允许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代价，国家方面需要持续加大对水文地质灾害的资金投入力度，便于引进新型的研究设备与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同时确保专款专用，不断革新水文地质研究的技术，并对现有的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进行全面的改进与完善，提高其预测随文地质灾害的时效性与精确度。需要注意的是，水文地质的运动是不可控的，并且影响因素非常多，其内在规律目前也尚不十分明确，因此对于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的预测结果，仅可作为参考，不可尽信，依旧需要以实地调研为准。

3.4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

仅以我国湖北省十堰市为例进行分析，十堰市属于生态敏感地区，水文地质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十堰市政府以丹江口水库为核心区域，围绕其打造特色生态农业发展区、区域通枢纽、高端绿色工业发展区、现代化服务中心等。以当地的特色文化为依托，整合山水文化资源，打造国际化的生态旅游胜地以及东方养生休闲区等。

4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水文地质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相关的从业人员需要在深入明确现阶段水文地质研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短板的基础上，立足于提高水文地质信息的社会传播力度、完善现代水文地质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加大国家资金投入，改进水文地质灾害预警系统等方面，切实提高我国的经济持续性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2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38-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研究范式、研究目的上都有着显著差异。从文献看，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是在两大部类范式下分析问题，研究了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农、轻、重”比例关系以及产业发展优先顺序。研究目的是为了合理安排国家计划，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理论逐步引介到国内，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传统理论方法在客观性和解释力方面的局限，于是尝试着由静态理论演绎转向动态实证分析，开始应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产业转移和升级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根据产业结构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点，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并给予简要评述。

一、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研究没有使用“产业结构”这个概念，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归在社会再生产理论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中。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主要靠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范式。50年代，国内学者对再生产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译介、编著和阐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产业结构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50年代后期，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我国领导人先后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现实问题与政治背景的影响使得产业结构成为经济学界在60年代初期集中研究的问题之一，重点是对马克思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的理解和阐述。如许涤新(1961)、杨坚白(1961)、吴树青(1962)金学(1962)。虽然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领域的学术研究气氛活跃，但所有的讨论是在苏联范式下进行，即在两大部类关系框架下分析问题和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基本规律。此后“”的开始，使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基本停止。

二、改革开放初到80年代末期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研究主要受三方面的影响。第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迫切需要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研究；第二，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文献都将经济结构调整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反思了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的问题；第三，工业化国家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逐渐为我国学者所了解，促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研究的发展。

(一)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主要是对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所导致的结构失衡进行反思。欧阳胜(1979)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冯宝兴、万欣和张大简(1979)认为我国的重工业是自我服务型重工业，不能为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服务。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了经济结构调查，分别在十几个省市对若干重大结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基础上。由马洪和孙尚清(1981)结集出版了对当时及其后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专题分析报告。书中有关产业结构的部分主要涉及农轻重结构、各主要部门内部结构、就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问题，着重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经验教训，强调不能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部著作及此后几年我国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虽然继续使用“两大部类”或“农、轻、重”的分析框架，但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这也是80年代初中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主要特点。

(二)国外产业结构理论的引入

改革开放后，随着一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专著或文选陆续翻译出版，我国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1985)的专著扼要介绍了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介绍了代表学者及其文献，对研究范式的转换到重要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后，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教科书和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既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产业结构研究影响深远。以库兹涅茨、罗斯托、线纳里、霍夫曼、克拉克为代表的欧美学者采用经验实证方法，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其他经济计量模型，对大量统计资料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国家间的对比分析，与我国以往主要采用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研究的可观察性和可度量性更强，说服力也更强。以筱原三代平、赤松要、小岛清、佐贯利雄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我国产业结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篇（11）

【关  键  词】情报学/经济学化/情报经济/情报经济学/信息经济/信息经济学

1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

近数十年来，经济学不断地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张与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科。经济学界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1]。情报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界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文献[2]明确提出情报学就是一门社会科学；文献[3]则认为情报学是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这种观点在国内情报学界一度影响较大；而文献[4]则针对这种分歧，就国外的最新进展情况，对上述情报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作了综述研究，予以了有关问题以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指出国外情报学界目前依然有许多研究者把情报科学视作一门社会科学。尽管情报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定位至今在理论界仍未完全取得一致，但是不管怎样，情报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情报学本身就具有着社会科学的属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已经渗透、侵入到情报学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情报经济学的产生如同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已经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具体表象。

“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情报学的这种侵入与扩散换一个角度而言实际上也就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情报学具有跨学科领域的本质。国外有研究者将情报学研究划分为三大领域：管理问题（如工作表现测评、个人技能、个人隐私）、核心活动（如数字图书馆、智能、交互性、情报检索、知识管理）、应用性（如工作流、文献管理、互联网与内部网），情报学这三大领域的发展涉及并依赖于多个学科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5]。可见，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的经济学化特征就是作为其来源与支柱的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领域对上述三大领域的情报学研究发展施以影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情报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情报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正是这种影响与作用的具体表象，它的向前发展则表明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情报学是为了解决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而产生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信息产业的组成部分，情报工作的开展、情报事业的发展必然要涉及到现实经济问题，必然要认真地考虑其经济效益。尤其当处在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这个大背景下，情报工作更加强化经济核算与管理，突出经济效率与效益这一目标；整个情报事业开始市场化；情报产品不再作为一种福利品而是成为一种商品；出现情报产业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情报经济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必然。纵览情报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情报事业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一部情报事业的经济化演进历程，情报产业与情报经济现象的出现是其最终必然结果，我们可以将它的整个发展历程简约地归纳成以下演进路线：情报工作的诞生、情报机构的建立与情报事业、数据库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情报事业的产业化、情报产业[6]，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当然有研究者为了突出情报检索在情报工作与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如下的演进路向：情报（的产生）、情报检索（的出现）、情报检索技术及系统（的出现）、数据库（的产生）、数据库服务产生（情报服务产业）的兴起[7]，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与上述情报事业的经济化发展演进路向相对应的则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顺应形势发展针对实践需要而不断向前深入推进。

2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回顾

最初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与情报检索的评价研究相联系的，即主要是评价情报检索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商品化、情报的价值与价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与情报事业的经济管理也成为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主要议题，再接着是情报市场、情报（检索）产业、情报事业的经济发展及其宏观经济研究等领域，直至最后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关注整个情报经济现象，使有关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成果得到了系统化了的“情报经济学”的产生。情报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标志是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性的情报经济学年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情报经济学已初具雏形，与情报研究学、情报检索学、情报咨询学、情报管理学等一道成为了情报学众所周知的重要分支学科。理论界就认为包括情报经济学在内的共计11门具体的分支学科共同构成了情报学的整个分支学科体系[8]。对于情报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国外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情报产品和情报服务的成本分析、情报的价格、情报服务的效果与效率、情报传播的成本——收益分析、情报价值的实例分析、情报和生产力的宏观经济研究以及情报服务的增值过程、联机检索的经济问题、情报处理的经济问题等9个领域[9]，而国内的学者则将其归纳为情报价值的研究、情报商品属性的研究、情报产业的研究、情报市场的研究、情报资源分配与管理的研究、情报效益的研究、情报成本与价格的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的研究、情报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情报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这10个方面[10]。但通常我们一般将情报经济学研究归纳为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这4个方面，围绕上述4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阶段性的集大成著作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11]。这些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进一步证实“经济学帝国主义”存在的同时，也更加明显地表明了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化特征与趋势。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面向新千年的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化”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情报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更为宽阔的范围内加以研究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研究从围绕某一主题零散地开展研究，如情报的经济问题[12][13]、情报市场[14][15]、情报产业[16]、情报商品[17]等等，发展到体系化地、系统地进行研究，如相应地正式出现了以“情报经济学”命名的理论著作[18]（以上举例均指国内的研究情况，不涉及国外的情况，以下举例与此相同），这是一次飞跃。现在又由情报经济学的系统化研究发展到站在信息这样一个新高度，在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更为宽阔的视野内系统化地研究情报经济学[19]，则又是一次飞跃。在实践工作中，“情报”与“信息”是难以绝对区分开的，而“情报”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信息，一种情报信息，因此将“情报经济学”纳入到“信息经济学”中进行研究，这表明了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向前推进与发展。情报经济学在信息经济学中的定位是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具体地讲，就是信息经济学是以一切有关信息转换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而情报经济学则仅仅只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与情报传输系统的经济研究”[20]，或者说，仅仅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21]。当前情报经济学已经很少单独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是更多地将它纳入或者说融入信息经济学中，以信息经济为对象予以研究。对于这一点，有人提出了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曾经流行于图书情报界的情报经济学之所以会销声匿迹，其原因就在于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能成立的；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二者具有同一性；这是由于两门学科共一个英文学名因而在学术界造成的学科分类混乱现象[22]。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情报经济学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而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进行研究，并不能否定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存在的事实，二者不是同一学科[23]。实际上，情报经济学的发展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作为其上位类学科的信息经济学的影响，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同时促使情报经济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不断得以拓展和创新。对于由情报经济学拓展演化而来的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有研究者从经济行为中的信息活动、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信息系统和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社会信息化这5个方面对信息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和归纳，描绘了经过20世纪的大发展，面向21世纪的信息经济学的新景观，指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信息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信息学（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色彩，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则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味道了”[24]。总的说来，20世纪情报学视野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其涉足领域主要围绕着信息与信息资源、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营销、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效益、信息投资、信息工作经济管理、宏观信息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信息经纪人等主题而深入展开[25][26]。

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所取得的新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另外一方面特点，在于它随着所处社会经济这个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它所运用、移植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实践取向随着经济学自身发展而得以发展。还是以国内研究为例。大致地说，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从1992年起至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内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工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所处经济环境的烙印，而随着上述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发展。这可以从诸如《论计划经济下的竞争情报》[27]、《市场经济与情报信息工作》[28]这一类学术论文的文题及其内容得以清楚地反映。又如，我们国家自1958年建立起科技情报事业，一直到改革开放，都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一样，由于实行的是单一的传统计划经济，对商品经济持否定态度，因而理论界严格遵循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的观点：“科学情报不是商品”[29]，而不将情报当作商品，认为社会应无偿使用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产品，整个情报机构属于非经济性、非赢利性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机构。但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取向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情报开始商品化，情报理论界及其实践体现——情报机构与情报事业也相应发生转变，于是乎曾经作为计划经济棋盘中一个棋子的情报机构也开始相应地进行情报体制改革，使之转型为作为市场经济大家庭一员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性实体”[30]。再如，即使同样是探讨“情报经营”的论文，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也会明显地发现有的烙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痕迹[31]，而有的则烙着“市场经济”的痕迹[32]。

3　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发展及其未来展望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在早期还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方法等这些基本方法，借鉴当时流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制等经济实践模式，作为其研究基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而研究所用的经济学范多也还是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阶段模式[33]。但是随着经济学自身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所运用的经济学概念、方法，以及基础原理，甚至是“范式”、整个的理论体系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加深刻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情报（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这一问题为例。信息商品的定价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情报理论界与实践界。总的来看，有关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垄断价格论[34]、效用价格论（使用价值决定论）[35][36]、价值决定论（价值价格论）[37]。前面的两种观点尽管很早就同价值决定论一道被提出，但是由于受所处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与束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从整体上说国内情报学界对前两种观点持的是否定或批判的态度，而对价值决定论则持肯定或者说维护的态度。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奉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为“圣经”，不敢越雷池半步。受经济学界这种认识的影响，国内情报学界对于情报（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问题也采取了与这一时期经济学界相一致的做法，即不容置疑的主流理论观点是“劳动价值论是信息商品价格的理论基础”[38]，而对其它观点横加批判，或者依然以劳动价值论为主，借鉴其它观点进行“折衷”，如有研究者就认为信息商品生产过程所具有的不同于物质商品生产的非重复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信息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事实上具有了同一性，二者在信息商品中是等价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既是信息商品的价值，也是它的效用（或使用价值）[39]。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价值决定论与效用决定者进行“折衷”，其分析方法与研究框架依然还是属于价值决定论范畴，其实质是在价值决定论的范围内进行局部的修补与改良。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建立，一批充分体现上述精神与认识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纷纷出版[40][41]。可以说，这些认识在改变国内经济学界原有的旧观念的同时，正在日益成为理论界新的主流观点。与此相对应，国内情报学界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对长期以来处在主流地位的将劳动价值论作为信息商品价格基础的这一观点予以重新的审视，这一迹象早在国内经济学界开始争论要不要捍卫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显露，如文献[42]就从价值决定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价值规律出发，通过论证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所面临的危机和价值决定论对信息市场的种种误导，明确地对长期处在“话语霸权”状态的信息商品价值决定论提出了置疑，指出在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时代，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其后的100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这些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补充和发展。因此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大力提倡信息商品的价格市场决定论，以此来取代长时期在情报学界处于主导地位，流行一时的信息商品价格价值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