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1-31 20:48:15
义务教育论文篇（1）
2.提供中职学生学习英语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希望学生意识到英语对未来工作发展的重要性，教师就要做好就业指导课的讲座，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自觉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对其感兴趣，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去学习。教师一定要关注学生，发现其感兴趣的方面，鼓励和关心学生，增进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感兴趣学习，并积极努力的去学习。
3.提高教师素质，提升教学质量
义务教育在坚持办学宗旨的前提下，加大师资队伍。教师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文化修养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很重要。教师要学会尊重学生，人人平等在教育中也是一样的，不要优差生歧视，应做到一视同仁。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老师高高在上的情况，不听话、学不好、拖班级成绩后腿的学生，常常被老师恶语相加，从而让学生感到恐惧与不安，对教师所授科目感觉厌恶、怠倦，放弃不学。所以，为人师表，与学生建立友情，让学生喜欢教师，从而喜欢学习。
4.创新教学方式
在教育的过程中，新颖的教学方式更有助于实现教学目的。相对于传统的教条主义与应试教育，科技化使课堂教学呈现多元化。多媒体教学就是很好的例子，PPT教学是其中最好的范例，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集中精力听讲，且概括性极强，让学生抓重点学知识。其次，口语方面可以用开讲前几分钟做过渡，让学生讲个短的英语笑话，既增强课堂的活跃氛围，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同时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做到学英语听说读写全面发展，学以致用。当然，一个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也是关键因素，学校应该定期聘请英语实际英语能力的教师，让学生对英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义务教育论文篇（2）
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制度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学制年限划分不够合理，语文教材内容落后于形势，外语教学方式有待改进。因此，有必要对上述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一、我国义务教育学制年限改革
现今世界各国实行义务教育的年限大体为6至12年。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实行义务教育的年限较长些，发展中国家实行义务教育的年限则较短些。目前，我国实行义务教育的年限一般为9年。其中，前6年为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后3年为初中义务教育阶段。这种9年义务教育年限学制一般称之为六三学制。我国目前还有很少一部分地区存在着五四学制(即小学五年和初中四年)和五三学制(即小学五年和初中三年)这两种义务教育学制。六三学制是由全国教育联合会1922年制定的壬戌学制演变而来的，其间虽然经过小修小补，但是一直沿用至今，并且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学制。解放后，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经济形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种已实行85年之久的六三学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很有必要对六三学制进行重大改革。
如何对六三学制进行改革，笔者认为：可将六三学制改革为四五学制。也就是说，将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由6年压缩为4年，将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由3年延长为5年。将六三学制改革为四五学制的主要理由有如下两点：
一是有利于儿童和少年不同生长发育时期的分段教育管理，即处于不同生长发育时期年龄段的学生就应根据其生理和心理的特征采用相应不同的教育管理方式对其分别进行教育管理。一般来说，6至10岁为儿童时期，10至15岁为少年时期。在四五学制中，若小学生6岁入学，则小学生年龄段就与儿童时期一致，初中学生年龄段就与少年时期一致。而在六三学制中，上述这两者显然就不一致。因此，四五学制比六三学制更有利于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进行分段教育管理。例如在六三学制中，少先队活动组织工作主要分布在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这两个不同的教育阶段。而在四五学制中，少先队活动组织工作主要分布在初中一年级至四年级，即主要集中在同一个初中教育阶段。从而保证了少先队活动组织工作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二是实行四五学制有其组织依据。现行的六年一贯制小学教育阶段原先是分为四年制初级小学和两年制高级小学这两个不同的教育管理阶段。小学教育阶段之所以不像中学教育阶段那样平均分成两个三年制教育阶段而是分成四年制和两年制这两个不同年限的教育管理阶段，必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小学四、五年级分界线是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年龄段的分界线，所以小学教育阶段分成四年制和两年制这两个不同的教育管理阶段。考虑到将四年制初级小学教育阶段改革为一个独立的教育阶段，同时将两年制高级小学教育阶段和三年制初中教育阶段合并为五年制初中教育阶段，并将五年制初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阶段。因而这样形成的四五学制就必然有其组织依据。
若将现行的六三学制改革为未来的四五学制，则有如下两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是有利于城镇和经济发达农村地区提高小学教育质量。由于城镇和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人口居住较为集中，这样就使得小学生家庭住址到学校距离的半径范围较小，因而在本区域小学学校的布局就较为合理。但是该区域内的小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因而家长普遍都有要求提高小学教育质量的迫切愿望。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学教育质量，故而本区域内的小学最好能实行小班教学。若原来的六三学制继续保持不变，则普遍实行小班教学后就会导致同一小学的教学班级大量增加，这就会大大加重了原小学各方面的负担。若将小学教育阶段由6年压缩为4年，原先小学五六年级学生分流到初中去。则同一小学在原有的条件下，就可大量增加教学班的数量，也就有条件普遍实行小班教学，这就很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同时城镇和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原小学五六年级学生要分流到初中去，三年制初中要改革为五年制初中．原初中学校规模要扩大很多。但是城镇和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的财政状况普遍较好，办学资金较充裕，可满足其初中扩大办学规模的经费需要。
二是有利于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形成合理办学规模。由于经济不发达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和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居住较为分散，为了形成合理办学规模，因而很有必要缩小小学生家庭住址到学校距离的半径范围，这就需要增加和分散小学教学点。若将小学义务教育年限由6年压缩到4年，则同样多的资金就可增加和分散更多的小学教学点，从而可满足经济不发达农村地区的合理办学规模要求。
二、语文课教材内容改革
语文是人们学习百科知识的最重要的工具，也是学生学习其他科目的最重要工具，历来都具有工具性、实用性和文学性。语文之所以能作为中小学课程的主科是因为其工具性和实用性而非其文学性的缘故。虽然语文课历来都是技能型科目，但是，目前的语文课教材内容陈旧，跟不上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要进行重大改革。语文课教材改革主要是只保留其工具性和实用性，也就是只保留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写作知识方面的内容(特别是语文课教材范文要选用科普作品而不选用文学作品方面的改革)。现语文课中的文学知识和古汉语知识可合并为另外一门新的副科。
(一)小学语文课教材内容改革
小学生年龄正处于6至10岁儿童时期，其学习的课程应根据其生理特点和生理需要来安排。由于现行的小学语文课教材内容安排不够合理，因而要进行重大改革。小学语文教学目标方向是使学生掌握其一生中都必须要使用的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具体地说就是使小学毕业生能掌握至少3500个常用汉字，能阅读理解日常生活内容的文章就行了。小学语文课教材范文选用的作品应该是科普作品而不是文学作品。作品的科普知识是指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普及知识和社会科学普及知识。小学语文课教材范文内容之所以不选用文学知识而选用科普知识，一是因为处于6至10岁儿童时期的小学生社会阅历浅，不易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即使能背诵许多诗文，也难以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而科普知识很贴近日常生活，很有趣味，特别能吸引儿童的好奇心，也就很容易被处于6至10岁儿童时期的小学生所理解和接受。二是因为文学作品内容中的浪漫主义思想很不利于处在6至10岁儿童时期的小学生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而科普知识则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信息，小学生思想就好像一张白纸那样纯洁且可塑性又极强，因而从小就给小学生灌输科普知识则很有利于其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二)初中语文课教材内容改革
10至15岁年龄的初中学生正处于少年时期，其语文课学习也应根据生理特点和心理需要来安排。初中语文改革目标方向就是只保留其工具性和实用性，即初中语文教材内容只保留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写作知识。现代汉语知识主要包括汉语拼音、汉字体型演变、简化汉字表、简繁汉字对照表、常用汉字总表、汉语常用语词表、异形词整理表、汉语语法、汉语修辞、汉语工具书使用等知识。现代汉语写作知识主要包括记述文、应用文、说明文和议论文这四种文体的写作技能知识。初中语文教材选用范文也应由文学作品改革为科普作品。科普作品知识内容既包括自然科学普及知识又包括社会科学普及知识。语文教材范文内容之所以要将文学知识改革为科普知识也是为了加强对学生进行唯物史观教育，使其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缘故。同时，可将现初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学知识和古汉语知识内容合在一起，另外作为一门新的科目，不妨称之为文古科，文古课只作为副科。
三、外语课教学方式改革
外语是我们学习外国发达科学技术知识和先进人文科学知识的最重要工具，也是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交往的最重要工具。外语课是技能型科目，教学难度大，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目前我国小学初中的外语教学方式存在不少问题，因而现行的外语课教学方式要进行重大改革，小学外语教学要提倡盲读法教学方式，初中外语教学要采用半双语教学方式，半双语教学就是指非外语课教学要渗透一部分外语教学内容。
(一)小学外语教学方式改革
小学外语教学目标方向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外语会话能力，即小学毕业生应具有最简单的有关日常生活的外语口头表达能力。为了迅速提高我国小学外语教学水平，小学应从一年级开设外语课。小学外语教学应提倡盲读法教学方式(即学生不接触外语书面文字，只通过情景教学，以听说认读为主的教学方式)。小学生应像幼儿学习母语那样学习外语，可通过模仿、操练、记忆等方式学习外语。特别地可利用儿童模仿能力强的优势，通过唱歌、跳舞、游戏、对话、朗诵、简易戏剧和体育活动等形式，寓外语学习于娱乐之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外语表达能力已达到一定程度，这时进入初中再学习外语书面文字用语就容易得多了。
(二)初中外语教学方式改革
为了迅速提高我国初中外语教学水平，可考虑在我国初中非外语课要采用半双语教学方式，即让每一门非外语课都负担一部分外语教学任务，从而可大大改善外语教学语言环境条件。如何实现半双语教学方式，可初步设想如下：
1对于初中所有非外语课来说，各科的课文都要用中文和外文逐句一一对应的双语印刷出来。这样就可使学生每见到一句中文就能立刻联想到其对应的那句外文来，从而可使学生大大提高其中外文相互之间对应的书面翻译能力。同时，初中一年级所有非外语科课文中的外文单词都要注入相应的读音音标，这样又可使学生每见到一个外文单词都能念出其读音来，每见到一句外文都能说出其对应的那句外语来，从而可使学生大大提高其外语口头表达能力。
义务教育论文篇（3）
一、义务教育及其纯公共产品的性质
义务教育是根据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与其他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相比，义务教育有其自己的特征。
1.国家强制性。即国家颁布法律、命令保证义务教育法律制度的实行，任何阻碍或者破坏义务教育实施的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普及性。即全体适龄儿童、青少年，除依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缓学或免学手续的以外，都必须入学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3.公共性。义务教育事业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任何社会组织或个人对国家进行监督。
4.国家依法强制适龄儿童、青少年必须接受的一定年限的义务教育，这一阶段的教育为适龄儿童、少年将来继续受教育及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及文化知识的基础。
5.免费性。即国家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
义务教育具有纯公共产品的属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首先，消费的非竞争性源于产品的不可分性，是指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对公共产品的享用不会妨碍或减少其他人或群体对这种产品的同时享用，即增加一个消费者不会减少任何一个对该物品的消费量。其次，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在享用公共产品的同时，无法将另一些人或群体排除在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之外。
二、我国义务教育现状及简单评价
针对九年义务教育，国家开展了“两基”工程，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到2006年底，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2973个(含其它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05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6%，“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8%。把全国所有省分成三个类别，即“三片”。“一片”包括九个相对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二片”是中部12个省：安徽、福建、海南、河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和四川。其余的省份大多在西部，属于“三片”：重庆、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和云南。一片地区的省份在1996-1997年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片地区的省份到2000年在90%的人口地区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对三类地区省份的目标更为迟一些，到2000年这些省份要在65%的人口地区实现普九。以下我们对各省的情况做一简要评价。
1.基本数据。2004～2006年来我国义务教育普通小学的学校数分别为39.42、36.62、34.16万所，学生数为11246.23、10864.07、10711.53万人，专任教师数为562.89、559.25、558.76万人。这三年中，由于在校生数的下降，致使学校数和专任教师数也随之下降。而生师比三年分别为19.98，19.43，19.17。从初中来看，三年的学校数分别为6.31、6.25、6.06万所，在校生数分别为6475.00、6171.81、5937.38万人，专任教师数为347.68、347.18、346.35万人，每校学生数为980.57、987.71、1026.80人，生师比为17.15、17.80、18.65。在校生数逐年递减，而学校数及专任教师06、05年较04年存在较大幅度的调整，致使每校学生数以及生师比的下降幅度趋缓，转而平稳。这些数字说明，我国义务教育稳步发展，学校数和学生数逐年递减的原因可能与我国的人口政策执行的结果有关，适龄人口减少；也有可能与私立学校和社会办学的增多，办学条件的改善有一定关系。2.经费筹集。从绝对值来看，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一片地区”的省份总经费筹集较多。而从所筹资金的结构上来说，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信息传播也较为发达，例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经济发达，财政收入较大，从绝对额来讲财政教育拨款也较多，但在这些地区办学的筹资来源多，对国家财政拨款的依赖性相对较小。而像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教育对国家财政拨款的依赖性较强，同时其对学费和杂费的依赖性也较强。由于我国义务教育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造成了教育经费的筹集状况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这在无形中就造成了各省之间的教育支出的不平衡，因此，中央要注意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以保证其适龄儿童同样拥有一个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3.公平问题。义务教育领域的“教育公平”应表现为入学权利与机会平等、就学条件平等、充分教育、尊重差异性、平等相对于差异的优先性等方面。王蓉(2001)《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的地区性差异研究》的分析中指出，以全国而论，小学和初中的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上的不平等更多是由省内差异引起的，而非省际差异。这一结论表明，在各省内部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校间的差异性更为严重，如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重点校和非重点校之间的差别。作者因此建议对于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中的财政责任问题需要加强关注。另外，小学和初中的预算外事业性经费的地区性差异大于预算内事业性经费的地区性差异。这一研究也明确提出在地方财力和学生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相同的情况下，我国中部的很多省的生均预算内经费投入甚至低于西部地区；在地方财力相同的情况下，中部“二片”省的县、区对小学教育的投入比西部“三片”省的县、区更依赖于预算外资金。我国义务教育资金分配不均衡的结果：(1)政府对于普九事业和西部地区的重视和因此采取的投入措施看来已经产生了正面的效果，未普九地区的生均预算内事业性经费已经超过了已普九地区。(2)一县之内的各种类型学校之间存在严重的资源分配差异。今年，我国更是把支持“三农”、促进教育为预算安排的重点，真正关注到最底层和最不利的学校和人群，努力在基层政府管理中贯彻公平原则，努力使我国的义务教育向更为普及、公平的方向发展。
以上仅对义务教育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粗略的分析，如何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已经由计划部署阶段步入实施阶段，目前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教育部《200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实现“两基”的地区人口覆盖率进一步提高，达到98%。到2006年底，通过“两基”验收的县(市、区)总数达到2973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05个)。但是仍要清醒地认识目前存在和正在着手解决的一些问题。要坚决保证义务教育发展资金，并实现有计划的增长。改善我国义务教育投入总体水平偏低，不能完全满足人们需要的现象；逐渐消除各地区间从教育资金筹集到分配的不平衡问题，特别是农村地区；教育费附加法律级次亟待提高，以在法律上确保教育事业的地位；调整同省的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资金分配上的不平衡，以致造成强者愈强，学校间差距拉大等等问题。今后，还要注意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所面临的需求总量压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口跨城乡、跨区域流动，随之产生了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还需更加重视义务教育资金的效益和效率问题研究，尽快建立合理全面的教育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库系统。贯彻“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更多地关注学生、关注个体，充分的实现公平教育。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经济信息网.
义务教育论文篇（4）
效率是一个完全的经济概念，强调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公平强调教育管理的效果与教育管理的本质和最终目的的关系。企业基于其生存和追求利润的目标，效率成了其当然的首要指标。效率作为一种手段，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它与私营企业的区别就在于效益在私营企业看来是一种目标，而就公共事业而言，只能是一种手段，是服务于公平的手段，最终必须服务于公平的需要，教育不能本末倒置，这是公共教育事业管理的特性所决定的：
从本质上讲，教育事业是关系到社会大众基本生活质量和公共利益的特定的社会公众事务。从理论上分析，公共教育事业管理，涉及到两个理论：一个公共事务理论，一个是公共产品理论。当然由于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也说明教育既有公共性又有私人性，教育的不同部分，其纯与私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非义务的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受益，很大程度主要体现在教育者个人，私人产品性也很突出，产品提供的方式以混合提供为主要，实行成本分担机制。基础教育阶段，实行强制义务教育，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为主要目标，社会受益面最大，教育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外部性最高，因此决定了这类教育产品公共性程度非常高，已是倾向于纯公共产品的准公共产品，甚至某种意义上就是纯公共产品。产品的提供方式以政府的公共提供为主要形式，即由政府无偿地向消费者提供，实行免费教育，满足社会的公共消费需要。
二、问题：目前义务教育的非公平问题
目前教育最受诟病的就是教育公平问题。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由于牵涉到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大众对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人人公平接受高质量的敦育。但是基础教育阶段存在背离公平原则的倾向，主要体现在校际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教育政策制定上的不合理。1986年国家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对于基础教育来说，由于政府实行义务教育的政策，基础教育是公共性很强的准公共产品。既然是公共产品，每个人的享用应当是公平公正的，不应该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由于提倡提高办学效益，教育提出重点发展个别高质量的小学、中学的主张，政府在教育投入、教师资源配置、学生资源配置上给予倾斜，这样的结果是优质教育基本上集中在少数学校手中。重点学校制度使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来说，资源的非均衡分配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学校间的差距造成了公众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重点学校制度以精英教育培养尖子生为目标，与义务教育使人人享用平等教育的宗旨是背离的。就近入学制度是保证义务教育的主要手段，但是教育资源配置现状的不合理，学校间明显差距的存在使这一政策无法体现它的公平原则。就近入学意味着你没有选择好学校的余地，碰巧跟好学校做邻居，那么你就可以上好学校，碰不巧就只能上差学校，这本身就是带有偶然性的，有人称之为是“家庭居所决定是否享有优质资源”。
择校意愿的产生和择校制度，就是因为伴随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化而派生出来的。从理论上看，择校是“家长们放弃了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按学区免费就近入学的优惠政策，主动选择其他学校就读”，是个人选择性的行为，并没有违背“人人享有教育机会”的教育公平。而且从理论上讲，择校给予受教育者选择自己心仪学校的权利，择校有助于构筑学校间的竞争机制，推动教育质量的提高。但是从现实上看，择校与高收费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名校通过留出一定比例的择校名额而获得额外的经费，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教育优质资源的稀缺，为了能得到较好的教育，老百姓不得不在义务教育阶段就为孩子的受教育付出高昂的教育成本。对家境富裕的家庭来说，择校制度能使他们通过交纳高额的费用就可以享受到好的教育资源，好的教育资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但是当它一旦与高收费联系在一起时，就意味着部分的人占有了本应是大家共有的资源，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如果说民办学校因为其民办性质，是有满足个体（下转第151页）（上接第147页）受教需要，提高办学质量、效率的话，无须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采取择校高收费无可厚非，那么，通过将公办学校的优质初中部转化为民办途径而使择校高收费合法化，这就是说把本来属于公共的物品变成了部门和教育实体的私人物品，而使公众失去平等享受优质公共资源，这就是从理论上和道德上完全说不过去的。尽管从理论上说择校可以帮助你通过交费或考试的方式，重新选择，但这是不是又是对交不起高学费的人来说是不公平呢？而实际上对负得起高额学费的家庭来说，也并不意味着公平，因为教育的公平除了基本的要求是上学的人人机会平等外，还包含“人人公平享受高质量的教育”，但是高质量的教育却必须花费高额的费用。目前各项制度推出的结果并不能实现对公平的维护，而恰恰相反是对公平的损害，以“精英教育”为导向，以分数为取向的重点学校制度成为了推广普及素质教育的障碍，损害的正是大多数人享受义务教育阶段高质量教育的利益，这是对义务教育普及素质教育的宗旨的背离。对此杨东平教授深刻地指出：一般认为，就事实而言，世界各国在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比教育机会不公平严重得多。“人人享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仍然是20世纪末的重大挑战之一”。
三、对策：推行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政策
为了切实转变应试教育，实现素质教育的良性运作，有必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将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是义务教育维护公平原则和公平目标的手段和重要保障。目前应试教育之所以仍然是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优质教育不均衡。由于重点学校制度和选拔精英的教育主导，就必然会有应试教育和择校高收费，就必然会有学校与学校间进一步的差距。推行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需要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取消重点小学、重点初级中学；将原来重点小学、重点初中的师资进行重组，调配到原薄弱中小学去，加强薄弱中小学的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以强带弱，实现义务教育水平均衡发展。在各校资源均衡的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就近免费、就近免试入学的政策，才能够真正实现，水平相当的基础上的竞争才是有效和合理的。没有了重点小学、重点初中，各校均衡水平发展，老百姓也就不需要为子女避免进入差学校而四处择校，学生也不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为考上一所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奔忙于各种辅导班而失去了本应快乐轻松的童年。只有这样素质教育才能真正取代应试教育，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如此中国的教育才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真正地解放我们的孩子。为保证义务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就有必要加强政府对教育经费的均衡投入和加强政府对教育的宏观调控上。因为教育的相当部分，提供的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特别是义务教育，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政府为保证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合理享用到公共教育资源，需要承担经费投入和监管调控的职责，以此保证教育公益性。
【参考文献】
[1]崔运武．公共事业管理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2]杨东平．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在中国的实践[J]．东方文化，2000，（6）．
[3]义务教育法[M]．1986．
义务教育论文篇（5）
奖惩性教学评价，为了能够找出最好和最差的两个教师群体，要求评价结果采用定量的方式表示，最好以分数直接表示。由于评价结果与奖惩密切挂钩，评价总分有时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4-5位，以示科学性和公平性。一些学校将语文教师的评价分数做一个全校性的总排队，在全校范围内张榜公布。这种极为简单粗暴的做法，使不少教师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不仅没有增强教师对评价的参与意识，反而引起他们对评价的极大反感；不仅没有调动和保护教师大胆改革教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而打击和挫伤了他们尝试教改的信心与兴趣。对于评出少数的优秀者，不仅榜样的力量得不到发挥，反而成为被孤立的群体。不仅没有密切教师与干部、管理者以及学生的关系，反而容易引起乃至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发展性教学评价，为了能够使全体参评教师掌握自己教学状况充分的反馈信息，在评价结果的处理上，既有定量的表示，也有介于定量、定性之间的较为模糊的等级区间的文字表示，如，优、良、中、合格、不合格等，还有“原汁原味”的定性的评价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定性的评价结果，应当尽可能的以原貌反馈给教师，使教师能够了解到原始的评价信息，以便他们提取对改进工作有用的信息。
义务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外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广州市
外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家为解决这个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要求各地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广州作为农民工外出务工“最为满意”的城市之一，农民工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时大量的农民工子女也随之而来。广州市各级教育门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问题高度重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广州市执行外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全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外来农民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子女入学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据2007年广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有300多万人口在城镇流动。在广州市就读中小学的流动人口子女达39.01万人，占全市中小学生总数的26.7%。但是离国家政策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广州市在解决外来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
（一）教育经费严重短缺
教育经费问题是广州市执行外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要面临的首要问题。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经费筹措保障机制，规定“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对接受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流入地政府制订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这些政策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入学创造了条件。在实践中，广州市取消了借读费，只是收取了一定标准的学杂费，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公办学校接受更多的流动儿童入学。随着外来农民工子女人数的急剧增长，公办学校的学位压力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部分人就读学位严重不足的问题，通过新建、扩建、改建学校是一种较好的办法，但建设经费、教育经费却缺口巨大。
（二）民办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1、办学经费不足，学校条件简陋。学校收入主要依赖收取学生的学杂费，收入单一，无法满足正常的开支和运转。一些学校生均占地面积严重不足，场地狭窄，师生活动空间有限，同时存在消防、饮食、交通、防疫等多方面的安全隐患。教学设备数量不足、配置落后，难以满足正常教育教学的需要。
2、教师待遇较差，整体素质不高。大部分民办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缺乏专业训练和相应资质。不少民办学校不能改善教师待遇，不能提供配套的生活环境，致使教师流动幅度大，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
3、管理不够规范，运作水平不高。部分民办学校没有规模效益，发展后劲不足。没有建立现代学校管理制度，民主管理水平处于低层次，管理随意性大。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对办学人和学校管理者进行系统培训，管理效能和社会责任感较差，制约了学校的健康发展。
（三）教育管理难度加大
1、办学规模难以预测。广州市外来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流动性大，教育行政部门无法准确地获取外来人口中适龄入学儿童的数量，这是困扰教育部门的一大难题。在外来人口登记中，一般只有成年人的信息，而是否携带子女同来、其子女是否处于学龄期等重要信息至今仍然是空白。同时，外来农民工居住分布也很不均衡。由于许多外来农民工没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工作地点经常更换，子女也跟着转学，有的民办学校每年的转学率竟高达40%以上，这就给对这部分学校的教育行为管理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这一问题使得教育部门难以进行学校布局和事业规划，难以预测教师需求和教学用书，从而严重影响到城区“普九”的巩固率。
2、学籍管理难以统一。由于农民工子女来自全国各地，其学籍管理办法也不统一，一些地方不要求有学籍转出证明，就可以随意转入学生，因而许多外来农民工子女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种现象在广州市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打工学校中还是比较普遍的，这个也给教育管理带来了难度。
3、正常教学遇到困难。一些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能力、社交能力、活动能力表现一般或较差，同时心理素质也与当地的学生有差异。此外，不少外来农民工学生原有行为教育不足，如课堂上的坐姿，写字时拿笔的方式等不规范行为，平时卫生习惯差，吃饭前不洗手，有时随地吐痰，乱扔纸屑，并且有打架现象发生。在许多农村小学，一般都没有开设正规的音乐、美术、体育课程，尤其是小学三年级以上没有开设英语课、计算机课。这些地方的孩子来城里后，要学习从未接触过的课程，他们感到无从着手。这给老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均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二、改进广州市执行外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对策建议
透过广州市这几年的实践，我们深深地感到，落实外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确难度很大，外来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问题关乎教育公平、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实施这项政策，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尤其要强化流入地政府的责任，着力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为此，当前要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
政府作为社会资源和价值的整合者和管理者，应该承担主要救助责任，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机制，建立贫困外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救助制度，实现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的转变。国家政策明确规定，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享受“两免一补”（即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广州市应该将家庭贫困的外来农民工子女也纳入其“两免一补”救助范围，保障所有外来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同时，还要在全市范围内营造一种重视、关心、支持外来农民工子女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氛围，发动各种社会力量，为落实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帮助。
（二）强化规范中小学学籍管理
首先要强化现有学籍制度的严肃性；同时，建议设立统一标准的电子学籍管理系统，不但要全市联网，而且还要实现全国联网，为外来农民工子女在入学、转学、升学等方面提供“一条龙”式服务，做到卡随人走，人流卡流，实现学籍卡的网络化管理。具体的做法可以：建立学生学习档案数据库，将学生的学籍表、考勤表、成绩登记表、操行评定、健康卡片及奖惩记录纳入其中，在各级各类学校之间形成网络。这样，外来农民工子女四处“流动”、频繁转学就不必在所有学校都重新建立学习档案，而只需要学校之间通过网络联系，转移学籍档案即可。这样既可以保证学生学习情况记录的连续性、完整性，又能简化学生转学的手续，减轻学校管理的负担。
（三）健全外来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经费保障机制
建议建立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各级政府共同分担的经费筹措机制。因为取消“借读费”所形成的生均公用经费缺口，应由学校所在地政府按新增学生人数据实足额安排，补助学校。新增教师的工作由区（市）财政承担。坚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解决学校改扩建所需经费。学校改扩建用地，由市政府统一规划，改扩建学校所需建房及配套设施费用由市、区两级政府负担，以区为主，除市教育费附加足额安排给教育以外，市政府还应在城市维护建设税中每年也应安排一定经费，按建设项目补助到校。同时可以建议中央和省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建立外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按广州市接纳外来农民工子女进城就读总体数量及财政状况进行补助。还可考虑设立流动儿童“教育券”来解决专项资金拨付中的困难，做到“钱随人走”，从而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教育质量，使外来农民工子女享受到较好的教育。
（四）加强监督和考核，完善督导评估制度
建议广州市各级人大加大义务教育执法力度，并将解决外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列入政府日常工作的考核内容当中。各级政府教育督导部门要加强督导，建立对政府履行此项工作责任的督导评估机制。建立健全农民工子女入学督导检查机制，将外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作为广州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范畴和重要工作内容，指导和督促中小学认真做好外来农民工子女接受就学和教育教学工作；建立对民办学校评估制度，将民办学校纳入督导评估的范围，加强监督、规范和指导工作，促进其办学水平的提高。
（五）改革政府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拨款的公平与效率
为了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的发展，动员和激励更多的公办学校接受外来农民工子女上学，必须改革教育财政的拨款方式，建立公平和高效的财政投入体制。为此，广州市可实行“生均拨款制度”，不分公立学校或民办学校，按照其接纳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数量拨付相应的财政经费。也可以实行“教育券”的方式，将政府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直接按生均经费直接分配给学生，由学生自由选择学校。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促进民办学校的发展，为其改善办学条件创造条件，也可以引进竞争机制，调动公办学校的接受外来农民工子女的积极性，并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益。由学生自由选择学校，还有助于打破地区和户籍的限制，为外来农民工子女入学创造条件。
（六）适当放宽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鼓励和大力扶持民办学校发展
从目前来看，广州市各级各类民办中小学校承担了相当数量的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公办学校及政府财政的压力，分担了政府的责任。接下来，在贯彻实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时，广州市政府一方面应强调“流入地政府负责，以公办中小学就学为主”，另一方面要“积极扶持作为义务教育有益补充的民办中小学校”的发展。对这类学校的办学标准和审批办法可适当放宽，但应消除卫生、安全等隐患，教师要取得相应任职资格，将其纳入教育发展规划和体系，统一管理，使外来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同时，对于一些社会需要，而办学条件较差，教学设施不足的民办学校，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政策上、物资上以及财政上的支持，为他们改善办学条件创造条件，鼓励和扶持其发展，以满足农民工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广州市统计局.2006年广州市教育事业成就显著[Z].2007-07-05.
2、奚琳,王顺洪,李敏.我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基于教育券的分析[J].湖南农机,2007(5).
义务教育论文篇（7）
“人们为理解社会而受教育，他们为创造或再创造社会而受教育。”著名教育家埃弗雷·赖默的这句名言足以显现出教育的重要性。如今各个国家更是将受教育的权利列入法律之中予以保护，有数据显示，在142个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中,51.4%的宪法规定了受教育权利和实施义务教育,22.5%的宪法规定了参加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23.9%的宪法规定了教育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权利。
当然，我国也不例外。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等，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都凸显出我国对于受教育权
的保护及重视。但其中所引发的种种思考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受教育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规定不合理
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这一条款的规定合理性与否，法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受教育一方面是权利,受教育者可以放弃,另一方面是义务,受教育者必须履行。那么公民受教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一方面可以放弃,另一方面必须履行,从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同时也认为,我国受教育的这种宪法规定方式,不仅产生理论上的困惑,而且也在实践上给教育立法带来困难。有的学者则认为，从受教育权利绝对性与相对性和受教育义务履行者双重性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探讨该条款，使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存在的必要性得到真正的理解。
我是比较赞同前者的观点，我国将受教育权既规定为权利又设定为义务，从法理上来讲是违背其权利义务内在理论性的，从实践上来说也会给部门法造成一定的困扰。
1.权利与义务主体双重性不符合法理
在谈论权利与义务的对立时,我们常说权利表征利益,义务表征负担,它们是法这一事物中两个分离的、相反的成分和因素,同时它们又相互依存,相互贯通。权利从法律角度来理解可以将其理解为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义务则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这两者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任何一项权利都必然伴随着一个或几个保证其实现的义务，也就是说，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承担义务,义务人在一定条件下要享受权利。但是在宪法这一条款的表述中，我们却发现，将受教育当作主体的一项权利外，同时也将其规定为了一项义务，作为同一主体而言则难免会自相矛盾。如果说这一主体有选择接受教育权利的话，那么他同时也有权利选择不接受，这也完全符合权利赋予的涵义，可于此同时，却又有法律的条文规定，这项受教育的权利必须接受，因为这是一项义务，否则你便是违反了法律。试问，我们应该如何让这样一条既规定权利又限定义务的条款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完善的解决？结论自然显而易见，就是无法解决。这就好比，倘若我们赋予一个主体有选择吃苹果的权利，同时又规定这个主体必须吃掉这个苹果，不论你是否愿意，因为这是你的一项义务。所以说，公民受教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一方面可以放弃,另一方面必须履行,从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从法理上难以服众。
2.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界限划分模糊
在宪法的这一条款中，主体的界定也存在争论，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三岁咿呀学语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统统都可以划分到这个范围中来。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将受教育作为一项义务来严格遵守？而我们从其他的部门法，不难看出，将受教育作为一项义务来遵守的，其实是特指的九年义务教育，《教育法》第十七条关于学校教育制度的规定,可以对教育阶段做出义务教育阶段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划分,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属于义务教育阶段,而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则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所以宪法中将这个义务的主体笼统的概括为公民是不合适的，这样就容易造成法律的误读。因为就宪法规定的条文而言，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相同的个体，除了有悖逻辑和法理外，对于那些心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孩童而言，如何让他们来理解受教育的义务？而且如果宪法创设了公民的某项义务,那么法律也应相应规定义务人拒绝或者无法履行该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我国的教育法律并没有规定适龄儿童和少年拒绝或者无法履行受教育义务时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和少年基本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部分或者完全没有承担法律义务和责任的能力。因而，宪法的此项规定如何让让他们来承担责任？
显然，在这里，法律的本意是为了强调让适龄儿童和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来承担这项义务，因为我国的《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正如穆勒所言，“一个人只顾把孩子生育出来,而没有能喂养他的身体和能把他的心灵教育好的相当预计,这对于那个不幸的后代以及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道德上的犯罪;大家也还没有认识到,如果做父母的不尽这项义务,国家就应当实行监督,务使这项义务尽可能在父母有负担之下得到履行。”所以说，规定父母的此项义务，从发展孩童身心和国家教育事业正常有序的进行这方面而言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从宪法的角度而言，宪法第四十六条这一模糊的规定是有悖于法理的，无法将意思得到真正的表达。象《日本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一切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负有使受其保护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日本宪法如此明确的提出，让人们也可以清晰的了解宪法的本意，而不是象我国现在这样，对于这一条款的表述方式争论不休。
此外,义务教育除了父母的义务以外，是否国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显而易见的是“义务教育”是和免费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从长远的公共利益出发，通过法律强制规定适龄儿童必须接受初等教育，但“强制”本身意味着国家不仅不得再向家庭收取相关费用，而且必须创造条件“保障”适龄儿童就学，否则，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家庭是否就要因此受到法律的惩罚？而这是否是一个理性的法律所要求的？因此，“义务教育”确实是适龄儿童机
器家庭的义务，但更是政府的义务。
二、宪法的模糊规定使得部门法立法无据
宪法的最高权威性是不可以忽视的，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各部门法的基础，各部门法都应当以宪法为立法依据，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同时，各部门法也都是宪法的发展和落实，是宪法精神和价值的延伸和体现。
诚如在前文中所述，宪法第四十六款中的规定，对公民的范围并没有做出详细的界定，那么部门法是根据什么将初等教育界定为九年义务教育，是否就意味着在其他的阶段没有权利和义务限定？公民中义务的承担者是否和权力的享有者是同一主体？还是像《义务教育法》中的规定，使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作为义务的承担者？学校是否也应当作为义务的主体之一？如此一来的话，宪法的模糊规定，使得部门法所制定的规章条款就所依无据。如果一个上位法没有规定，而下位法做出相应的规定，则变成违宪的问题了，这样便会使得部门法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的是，作为宪法本身，频繁的修订并不是一件好事，若是解释能对其做更好的诠释得话，这种选择是最好的方式。对于此条款而言，就有学者提出，对该条款做出这样的解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根据自身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负有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义务；父母或监护人负有使其子女或被监护人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三、受教育权的司法程序受到的阻滞
九年义务教育由于受到国家的强制力的保护，学校只负责推行和实施国家的教育计划。可是高等教育则不同，它不属于强制性义务教育，从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角度而言，欲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必须赋予学校等教育机构一定自治权利。可是即便如此，无论是在九年义务教育下还是在高等教育下，学生因受到处分被开除学籍而状告学校的诉讼至今仍旧是层出不穷，往往是学生还没有进行申辩的过程，便被学校所抛出的“一纸规定”而丧失继续受教育的权利，而诉诸法院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以学校的内部行为为由不予以受理，从而导致这一项宪法所规定的受教育的权利无法得到伸张。虽然经过“齐玉苓”一案，引发了人们对于宪法司法化的思考，但是在实践当中，还是没能真正的将宪法走上司法化的道路。于是我们只能在亟待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寻求新的诸如自由权和“公益诉讼”的救济途径。
四、结束语
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个人自由发展其人格和个性的基本条件和保证，包含于人的尊严的内涵之中。一部成熟而稳定的法律，尤其是宪法，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其作为一部基本法存在的必要性。
如何同时将公民的权利和法律的威严同时并重并相得益彰，则需要我们不再是某一种理念的绝对坚持者，而是根据所要处理事务的性质，成为各种不同理念混合的产物。
而宪法中严谨的文字表述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倘若在文字表述上出现了歧义，则极易造成对法律的误读。进而容易让人们对宪法的可信度降低，极易造成对宪法的不遵从，若因为文字表述而随意的更改法律，尤其是宪法，这并不是一个国家法律真正进步的表现，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可是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考虑我们以前制定法律所没有考虑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不断的完善我国法律的同时，更要注意的是，在制定一部法律的同时，怎样使其得到最大的发挥，尤其不要在语言表述上出现失误，尤其不要让宪法象皇帝的圣旨那般朝令夕改。
注释：
①王俊:试论宪法受教育权利和义务的内在合理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
②温辉:受教育权入宪研究[J].法学家,2001,(2).
③王俊:试论宪法受教育权利和义务的内在合理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
④童之伟: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看法[J].法商研究,1998,(6).
⑤穆勒: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15.转引自王俊.试论宪法受教育权利和义务的内在合理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
⑥王俊:试论宪法受教育权利和义务的内在合理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
⑦郑贤君提出,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社会权利不具有司法可诉性，只有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公益诉讼，拓展传统诉讼主体资格的范围，以实现对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的司法救济；一是通过对自由权作延伸性解释，将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纳入自由权的范围之内，从而确立对这类权利的司法保护.
参考文献：
义务教育论文篇（8）
一、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
1.教育方式落后。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方式依然是以课堂传授为主,这种教育方式能够最大限度的增加学生接受课堂教育的时间、巩固学生的文化基础。
但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显得落后了,重课堂而轻实践的教育方式易导致学生的知识范围狭窄。更重要的是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开拓思维模式,这是建设新型农民的巨大阻碍。另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缺乏多媒体教室、现代化操场等先进的教育设施。这些教育设施的落后使教师缺乏教育创新的载体,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2.教育内容单一。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依然以应试教育为主,据笔者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农村学校的课程依然围绕升学考试设置。授课内容依然固定在所谓的“主科”即语数外等科目,而所谓“副科”的音乐、体育等课程则理所当然的让位于“主科”。长期枯燥单调的课程学习容易造成学生的厌学情绪,降低学生的学习效率。另外,应试教育没有注重学生的自信心以及动手能力等的培养,而这正是造成当代学生社会生存能力欠缺的重要原因。
3.学生流失严重。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有所上升。我国农村教育虽已经实行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村学生流失仍然比较严重。学生较早的脱离学校教育固然能给家庭带来一时的负担减轻和收入增加,但却不利于其长久的发展和进步。
4.教师队伍建设落后。“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教师队伍的建设水平是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水平的直接参照物和重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教师流失严重,数量不能满足教育之需求。第二,教师授课水平差,责任心不强。
二、农村义务教育落后的原因分析
1.政府职能缺失。政府作为农村义务教育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农村义务教育建设中起主导作用。政府职能的缺失是导致农村义务教育落后的基础性因素。政府职能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教育体制不完善。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与之前村镇主导相比,以县为主确实能更好协调县级区域教育资源,减少乡镇教育负担。但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各个地区贫富差距加大。以县为主就不能合理协调更大范围的教育资源,这就直接导致了部分贫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落后。
第二,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的种种设置与安排,使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突出的“城市优先取向”,在表现出不平等的同时拉大了城乡差距。建立在城市学校基础之上的办学标准,自然出现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先城市后农村,先重点再普通,先市民子弟后农村子弟,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以农村和农民为的教育资源配置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的落后就是一种必然现象了。
2.农民自身原因。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以及受传统落后观念的影响,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思潮开始出现。很多家长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读书无用而排斥教育。另一方面,部分学校教学质量差,教育方式落后,导致学生缺乏上课的动力。另外,二元体制下,各种社会教育资源开始集中化向城镇靠近,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就导致了农村学生辍学,上不起学的现象的出现。
三、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对策分析
1.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第一,推进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创新。现有的农村义务教育资金保障体制主要是“以县为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以县为主”的资金保障体制与农村义务教育溢出效应是不相协调的。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增加中央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转移支付,另一方面,应赋予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方面适当的权限。在具体管理事务上仍然“以县为主”,在教育资金方面,要由“以县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国为主”。
第二,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政府职责划分不明已成为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的阻力,当前各级各类政府职责划分不明的问题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省级政府不能有效发挥积极作用,造成中央政府越过省级直接对基础教育进行统筹,这种直接的统筹和管理措施难以取得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乡镇政府办学积极性不高,造成其在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中的缺位。学者们提出的改进措施包括: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管理重心,明确改革的重点;强化中央和省市政府的统筹规划职能,构筑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平台;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等等。
第三,建立农村义务教育考评和监督机制。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而应该变成实在的行动,这就要求建立相应的考评和监督机制。把农村义务教育建设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使农村义务教育建设形成长效机制,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建设落到实处。
2.充分发挥农民自身作用
第一,促进农民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要让农民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新时期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农业劳动者,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建设者。而新的角色定位不仅要求农民掌握农业劳动技术,更需要掌握新时代所需要的科学文化技术,而农村义务教育就是农民学习科学文化技术的根本所在。
第二,改变农民对教育的认识。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农村义务教育是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支点。在此过程中,农民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受众群体对教育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而针对目前出现的读书无用论,更应从农民自身的认识着手,加强宣传力度和激励方式,从根本上扭转农民对教育的认识。唯有从根本上让农民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参考文献:
义务教育论文篇（9）
Abstracts：SincethefoundingofPeople’sRepublicofChina，thesupplysystemofruralcompulsoryeducationexperiencedtheevolutionoffiveperiods，thefirstproblemforruralcompulsoryeducationtosolveiswhoshouldbeinchargeoftheruralcompulsoryeducation.Aftermanyperiodsofreform，however，theinsufficiencyofsupplyanddemandofruralcompulsoryeducationexistsandtheimbalanceofthesupplyisobvious.Intheprocessofthenewsocialismvillagereconstruction，inthefaceofthedifficultiesinthedevelopmentofruralcompulsoryeducation，thechoiceofthemainbodyofthesupplyofruralcompulsoryeducationmustbefurtherclarified.
Keywords：ruralcompulsoryeducation;mainbodyofsupply;government;market;thethirddepartment
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演变的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了大量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其中有不少直接涉及农村义务教育体制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2001年国务院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件。据此，可把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相关政策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5年)：基础教育体制起步阶段。建国初期，确立了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实行国家办学、财政单一供给的管理模式。
第二阶段(1966—1976年)：基础教育体制受到冲击。“”的十年，基础教育体制受到了冲击，并造成严重损失，但是仍然实行国家办学、财政单一供给的管理模式。
第三阶段(1976—1984年)：教育体制尚待重建时期。改革开放后，教育领域改革的重点是重建高等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1984年底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首次提出了“乡人民政府可以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并将附加率的决定权交给乡政府。农村中小学办学经费的解决思路是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中央和地方要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厂矿、企业单位、农村合作组织都要集资办学，还应鼓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集资办学和私人办学”。
第四阶段(1985—2000年)：“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时期。1985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在实践中，这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转化为“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模式。但由于“财政大包干”体制自身的弊端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乡镇企业走向势弱，使得农村义务教育供给面临窘境，“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逐渐暴露出其弊端。[1]199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为民营资本供给农村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并使民办义务教育发展迅速，形成了多渠道筹措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体制。
第五阶段(2001—2005年)：“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体制时期。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并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管理上收到县”。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这次改革把“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任作为重点”，同时提出“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目的是要“构建起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新机制”。这次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深化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体制。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省级统筹、县级管理的体制，并进一步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的方式供给义务教育，为以捐赠为代表的第三部门供给农村义务教育从制度上提供了保障。
二、农村义务教育供给面临的困境
(一)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面临困境
近年来教育投入和资源分配不断向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倾斜，从教育经费的投入来看，义务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重视不够。从1998年到2003年，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速高达213.26%，而普通小学教育经费仅增长了71.32%，初级中学教育经费仅增长了89.11%，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长。在各类学校教育经费绝对额增长的同时，需要注意到义务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8年到2003年，普通小学教育占教育费用的比重下降了7.8%，初级中学教育占教育费用的比重下降了1.75%；其中农村普通小学教育占教育费用的比重下降了3.8%，农村初级中学教育占教育费用的比重下降了1.74%。[2]
教育投入向高等教育倾斜使义务教育经费增长缓慢，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向城市倾斜又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增长难以满足其自身发展需要。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和事业发展经费短缺，供需缺口较大，发展后续动力不足。
(二)义务教育城乡差距大
随着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不断提高，全国2001年达到了99.1%，城市高于农村接近1个百分点。然而由于学龄前儿童基数庞大，全国应上学而未入学的儿童达到114万人，城市只有13万，农村高达101万人。比较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情况，1996年城市小学生均经费为466.4元，是农村小学生均经费的1.6倍；2001年城市小学生均经费达到971.5元，城市是农村1.7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初中生均经费差距大于城乡小学生均经费差距，1996年城市初中生均经费为1267.1元，是农村的1.5倍；2001年城市初中生均经费上升到1708.4元，与农村的比例扩大到1.7倍。政府财政预算对缩小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差距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预算外政府投资和其他渠道投资扩大了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差距。[3]
(三)农村义务教育地区差距大
从小学生辍学率来看，西部省份小学生辍学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例如自治区的小学生辍学率接近3%，青海、贵州和甘肃等省的小学生辍学率都在1%以上。2001年初中辍学率超过3%的5个省区为、安徽、广西、海南和甘肃，多数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4]
农村小学和初中的生均经费在地区之间差距更大，中西部绝大多数省份人均教育经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投入不足和教育达标形成的债务问题，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及教师工资发放等问题在许多西部地区都难以解决。
三、关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主体的几点思考
纵观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制度变迁的历程，可以看出历次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由谁来负责为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资金。但是为什么经过多次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仍然存在供需缺口，且供给不均衡问题突出，我们不得不对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主体选择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一)政府是不是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主体？
根据萨缪尔森(Samuelson)给出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5]——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义务教育是具有非竞争性和较强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一方面，从公共产品的性质来看，政府应当供给公共产品，农村义务教育也是如此。在农村义务教育产品提供中，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外部性是非排他的，个人无法通过交易的方式把外溢效应内在化，或者组织这种交换(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导致农村义务教育提供者从其经济行为中产生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无法对等，农村义务教育因此供给不足，达不到完全竞争市场所产生的帕累托效率状态,即存在市场失灵。另一方面，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义务教育的供给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责，义务教育的发展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要使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政府必须承担起供给义务教育的责任。
(二)哪一级政府是农村义务教育的第一负责人？
按照受益范围分，公共产品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凡本国的公民或居民都可以无差别地享用其所带来利益的公共产品为全国性公共产品，需由中央来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收益范围局限于本地区以内，适宜由地方政府提供。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主要在县级政府，理由是农村义务教育是地方性公共产品。从表面上看，农村义务教育的受益覆盖范围主要在地方区域——县乡，然而由于义务教育并不能给地方带来具体的经济收益，义务教育的收益更多表现为公民社会道德水平提高、文化素质改善等有助于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方面，因此它更像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即便把农村义务教育视为地方性公共产品，它也是一种外溢性很强的地方性公共产品：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城乡差距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趋势明显；另一方面，享受义务教育的农村学生往往在毕业以后就通过上大学等途径在较大区域内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且绝大多数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留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就业。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农村义务教育的收益外溢。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较低一级地方政府自然缺乏投资义务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如果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义务教育投资往往会出现以拖欠、减拨为特征的政府责任转嫁现象，其结果就是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到位。
从目前的政府间事权划分状况看,县乡政府(财政)承担了主要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尽管2002年进行了管理体制调整，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乡镇上移到县级财政统一发放，但是农村义务教育仍然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县级财政仍然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支出责任。与此同时，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我国县乡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县乡财政总体实力不断增强，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县乡财政的困难与日俱增。取消农业税后，虽然中央对基层各类转移支付趋于增加，但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此，在县乡财政面临问题的同时让其负责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使其存在“有心无力”之嫌。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供应原则，即任何公民无论居住哪里都应当获得同等的最低水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当某些地方政府由于经济不发达而不能保证本地居民在正常条件下获得与其他地区同等的最低的基本公共服务时，上级政府有责任在财政上帮助那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政府。
由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从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看，农村义务教育接近于全国性公共产品或者外溢性很强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从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看，在县乡政府面临财政困难的背景下，由中央、省级政府供给农村义务教育更为合理。理论上讲，基层财政最贴近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更容易获得农民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由基层财政使用不会出现因政府间信息传递而可能发生的信息失真，更便于高效地安排公共支出。相比之下，许多公共产品由基层财政供给较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安排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从供给效率来看，县乡政府可以具体负责农村义务教育的“生产”，但是农村义务教育资金应该以中央、省级政府提供为主，可以通过农村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交由县乡政府具体“生产”农村义务教育产品。
(三)市场(民营资本)可否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主体之一？
首先，农村义务教育虽然是具有较强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但是农村义务教育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可以实现排他。如果一种产品与劳务同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但在技术上可以排他，在排他成本较低的条件下，这类物品或劳务可以通过市场提供。实践证明，民办教育完全可以实现义务教育产品的排他，2005年全国共有民办普通小学6242所，在校生388.94万人；民办普通初中4608所,在校生372.42万人。[6]
其次，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政府失灵为市场进入提供了空间。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关于“政府失灵”的完整理论，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反思，认为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公共决策失误、内在性与政府扩张、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和寻租及腐败等几个方面。政府提供农村义务教育时也会产生某些失灵现象，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县、乡(镇)地方政府承担了义务教育责任，农村义务教育实施的好坏自然是本级政府的工作目标之一，也是考核、评价下级政府工作目标实现与否的重要指标。与其他工作目标一样，农村义务教育的推行与地方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进而与权力范围、职称、薪金、福利、升迁等直接相连，成为官员和部门发挥其工作职能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在这种内在目标驱使下，县、乡(镇)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就其决策或实施，都不免从本部门利益(比如争取业务开支预算、上级补贴等)和官员自身利益(比如个人政绩、待遇、连任、升迁等)出发，从这一角度看，某些地方政府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目标已经偏离了义务教育的公平、公正、提高国民素质等公益性目标。
因此，由于义务教育供给可以排他，而且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存在失灵现象，这些都为市场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主体创造了条件。在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民营资金进入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同时，由于民办教育的出发点是盈利，加之民办教育管理者、办学者的水平不一，政府应该依法加强对民办农村基础教育的引导和管理。
(四)第三部门可否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主体之一？
第三部门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市场失灵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排他性，使得购买公共物品的人无法阻止别人享用公共物品；既然“免费搭车”现象存在，那么，愿意花钱购买公共物品的人肯定不多，这样就会造成公共物品的匮乏。可见，公共物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另外，外部性很强的物品、可能产生自然垄断的物品和从收入分配角度观察不应该由市场决定的物品(如住房)，也不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市场失灵说明政府干预的必要。但是由于公众对公共物品需求差异的存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往往倾向于满足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受众的选择偏好，而一部分人对公共物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拾遗补缺功能的第三部门应运而生，它可以为对某些公共物品需求量较大的人提供额外的补充，为需求特殊的人提供适宜的公共物品。
当今，世界各国第三部门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义务教育的供给是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我国义务教育的供给中，第三部门也已经发挥重要作用。第三部门可以很好地弥补政府供给农村义务教育资金不足和政府失灵的问题，在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上具有发挥其作用的广阔空间，可以成为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主体之一。但是，由于第三部门资金来源的局限性等问题，其在供给公共产品时存在“志愿失灵”的问题，因此，在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上不能过分依赖第三部门。
参考文献：
[1]江文涛.改革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相关投入政策回顾与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2006(6)：12.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DB].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5.
[3]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DB].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2002.
[4]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DB].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001.
义务教育论文篇（10）
谈到教育经费,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误解，仿佛教育经费发放的多少是根据国家富裕的程度而决定的。国家穷，教育经费就一定短缺，因此就要慢慢筹集。事实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只要政府把义务教育当作执政行为的必须，把保障义务教育的实现确定为各级政府的责任，确保义务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占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任何一级政府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给教育少发或不发经费，这样无论在任何经济条件下，都会确保教育经费的需要。只有在政府的监督下，教育经费才能够到位、到齐、到足。执行教育经费的政策事关重大，正如美国法令所说：鉴于在对教育经费决策的过程中，必须杜绝任何不平等决策的可能性，这些决策必须通过立法程序建立。因为这些决策涉及到平衡某些相对抗的利益如平等、效益以及对于地方政府权利的控制等等（thedeterminationofeducationfinancepolicy,intheabsenceofglaringdisparities,mustbealegislativedecisionbecauseitinvolvesbalancingthecompetinginterestsofequality,efficiency,efficiency,andlimitedlocalcontrol……注1）。美国政府就是这样谨慎地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
很多人对美国教育经费的来源不清楚。大多数文章只知道引用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占全国GPD的总值来描述，有的说9%，有的说8%等等不一。以为那9%就是美国义务教育全部的费用了。这完全是误解。因为很多人不了解美国各级政府对教育承担的职责。本文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说明白，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美国义务教育的实施情况。先来看看教育经费投入的情况。美国的义务教育同其它一些公共事业一样，并不是由联邦政府集中管理，而是由地方政府负责。因此这就决定了美国义务教育的经费来自三个不同水平的政府机构：联邦，州政府与县或市政府。以明尼苏达州为例,2005学年学校教育经费来源分配如下:联邦6.8%,地方政府9.1%,个人财产税14.6%,而州政府投入占69.5%(注2)。
可见，义务教育经费发放的最主要来源是州一级的政府财政收入。州政府是全面承担义务教育费用的部门，而且这笔经费数量之大，在州财政的预算中义务教育占有的比例压到其它任何单项。根据全美州政府预算部门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StateBudgetOfficers）的2004年的统计汇报，2003年，平均全美中小学教育经费占州政府全部支出的35.5%，有的州竟高达40%(注3)。这些经费用于学校的日常运做，包括教师的工资，管理人员的工资，教材，教学用品，交通，学校设施，勤杂，校舍管理，水电费用，等。是维持学校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注4)。
其次，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才是联邦。联邦政府在联邦的国民所得税中也提取一部分用于义务教育（这就是平常文章里所说的9%了）。联邦的教育经费是有目标或是按照项目而发放的，主要用于弱势学生群体：如伤残儿童，贫困儿童，非英语母语儿童等。还有部分经费是通过发放专款的方法分配给最需要的活动或事业，比如贫困儿童的学前教育(Headstartprogram)，高中职业教育，等等。总的来说，联邦的教育经费是起调节作用，用于帮助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因为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教育水准往往需要更多的财力。有了联邦政府的专款支持，学校里可以为这些群体提供特殊帮助，包括伤残儿童上学所需要的费用，如交通工具、聘请专业培训的特殊教育教师，对新移民提供双语教学教师。学校里还可以为贫困家庭的学生聘请教师，提供课后补习活动，等等。
最后是当地居民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支持。这部分经费的主要来源是个人资产税，如房产、地产等等。因为当地的县市一级政府要对这些资产进行保护，并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提供安全与生命保障，居民交纳这些税是理所当然。学校是政府为当地居民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美国宪法，学校的管理必须接受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的校董事会的监督，管理学校是当地居民的责任，所以从资产税中提取教育经费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地居民还可以根据本地学校的条件，或根据居民的需要主动增长税收（referendum），用这部分钱来改善学校的条件。如笔者工作所在地的学区前两年通过居民投票，提高税收，筹集专款用于修建校舍(注5)。仅仅依靠州与联邦的教育经费，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那些经费是用于维持正常教学活动的。当地居民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更好的环境中学习，愿意地拿出钱来帮助自己的学校。
然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当地居民的税收增加部分（referendum）是交给学区教育局统筹管理的，这些经费是为了提高该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并不只分给某一二所学校。任何一所学校无权接受捐赠。如有捐赠必须由教育局掌握，按照捐赠的意愿执行。这样，教育局可以按照需要调整经费的发放，从而保证每一所学校都得到同等水平的经费。
如果把这三级教育管理部门投入教育的经费都加起来，就可以看到这些投入远远不只是占9%的政府财政预算，而且每年教育经费投入的数量还根据教育的需要不断调节，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增加。如全美均生费1990年是43,1995年增长为29,到了2000年已经是11了。平均每年递增5%（其中包含通货膨胀的指数）(注6)。
(二)中国教育经费的投入
本文在教育经费投入的美国部分已经反复说明，执行义务教育完全是政府行为。同时也指出，民主政体要提供充分的条件来保障义务教育的实现，首先是给于经费上的保障。那么中国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做得如何呢？
1986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决定在中国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法。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教育由中央集中管理，财政收支由中央统一调动支配。因此，对教育的投入应该以国家财政为主要来源。然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自上而下都无视自己的职责，义务教育没有任何经济上的保障。
首先中央一级财政部门的投入远远不足。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副省长辜胜阻在<农村教育的结构性矛盾与化解对策>一文中指出：政府财政预算内拨款仅占中国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50%-60%，其它40%-50%来源于集资、摊派、教育费附加及捐款和学杂费等(注7)。
即使在教育经费总额占GDP比例最高的2000年，4.30%，国家预算内的教育经费也只占教育经费总量的54.19%(注8)。这就是说，按照教育所需要的财政预算，政府仅仅承担了一半的费用，而剩下的一半是由老百姓自己承担的。
更严重的是政府承担的那部分经费长期以来大部分用在城市，而农村以及贫困地区，这些最需要国家财政支持的地方，得到的经费却是最少的。200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农村小学生的人均公用经费一年是28元。农村学生人均公用教育经费每年低于20元的县大约有30%，公用经费一分钱没有的县大约有10%左右(注9)。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指出“纲要”和“教育法”规定的逐年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至今还没有一个切实[
严肃的操作实施方案，致使这一目标近年来不但没有日益逼近，反而呈停滞或下滑之势。由1990年的3.04%到1996年的2.5%，即便是2004年，也只达到了3.14%(注10)。究竟根据什么标准把教育投入定位於4%不得而知，即便是4%，却也不能实现。中央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地方各级政府了，上行下效。
其次，来看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如何呢？“教育法”提出的关于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即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在校学生人均教育费用要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年有所增长），在某些年份，全国平均没有达到，在有的省区连续几年都没有达到。全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仍然低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长(注11)。
当政府不愿意从国家财政中拿钱办教育时，他们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制定政策规定收费办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是义务教育了。请看事实：一九八六年人大通过了义务教育法，其中第十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然而1996年，国家又制定了《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也就是说，从1996年起，义务教育就不再是免费，而是收费教育了。特别是在农村与贫困地区几乎是完全靠收费维持，而收费的口子一经打开就不可收拾。因为这给那些专门想方设法敛财的各级政府官员创造了生财之道。广大贫困百姓尤其是农民几乎被这些税费逼得没有活路。后来看乱收费实在闹得不成样子，2001年，为了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才在农村实行了“一费制”。
实行一费制的原因是为了煞住一些地方和学校的乱收费现象，控制学校的收费标准。然而即使在收费的政策出来以后，教育整体投入不是增加了反而是减少了。那么这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辜胜阻的文章中说道：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事实上很大一部分由农民承担。……由於农村教育欠帐太多，且在税费改革中教育费大幅度减收，财政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缺口。……一些学者估算，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费减收300亿元。（这是因为）政府长期以来教育经费不到位，农村里的学校大多数是靠收费来维持的，现在收费受到限制，而政府又不拿出钱来补上欠缺的部分，最后的结果是学校只好关门。文章最后告诫政府：不能以牺牲农村教育来换取农民负担的减轻(注12)。
所谓“一费制”的实行，以牺牲农村教育为前提，表现了这一政策的虚伪性与欺骗性。如果政府真的想减轻农民负担，明明知道学校缺钱，为什么不拿出钱来补上教育经费的缺口？显然解决农民孩子上学的问题不是目的。所谓减轻负担只做做样子，从而达到欺骗舆论的目的。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各级政府步调一致地忽略对义务教育给于经济上的保证，决非偶然。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政府对此现象诤诤有词地说是因为国家经费短缺，连年财政预算赤字造成等等，以此掩盖中央和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渎职行为,究竟是政府拿不出钱来补上教育欠缺的部分，还是不愿意出钱？为了进一步了解对义务教育提供经费保证是一种政府行为，下面让我们来看中美两国政府是如何制定财政预算的。
(三)美国教育经费预算
政府经费预算是根据财政收入总额做出对下一年或几年之内政府经费使用的范围，以及经费分配的预测。这些决策是根据平衡各种需要来决定。美国教育经费的预算是从人口估计开始。美国实行十二义务教育，复盖幼儿园教育到高中教育。孩子一满四岁，当地的学区就开始将他纳入了下年的预算中。为了保障教育经费预算准确与合理，各个公立学校与学区（即教育局）都有专职人员严格管理学生情况的数据变化，掌握准确而又详细的生源资料。教育经费以均生费为单位按学生人数发放。均生费是严格按照平均市场价格标准来计算教育的花费，如聘请教师、维修校舍、教学器材、教科书、等，而得出的。计算均生费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通常是根据联邦政府规定的公式再加上各州的一些附加变数而决定的。如以美国明尼苏达州为例，其2005年的均生数计算公式是：ResidentWADM+WADMofnonresidentsattendingthedistrictunderalternativeattendanceprograms(e.g.,openenrollment)－WADMofresidentsattendinganotherdistrictunderalternativeattendanceprogram.其中:ADM:AverageDailyMembership(均日生数)=Theaveragenumberofpupilsenrolledintheschooldistrictthroughouttheschoolyear(本年度学区平均每天实有学生数)=Numberofpupil-daysenrolled(每天实有生累计)/Totaldaysinschoolyear(年总学日)；WADM:WeightedADMpupilUnit=ResidentADMXPupilWeight(本地居民加权均日生数)(注13)。
同时州教育厅还对班级学生数做出规定，对教师每天所教学生总数做出限制，从而保证学生能得到较好的教育，防止产生超生班。同时也保证教师合理的工作量。州政府在预算本州的教育经费的时候，不断地根据新的数据对本年经费进行修正，从而对下一年的教育经费提出精确的预算。因此当州里的参议员讨论下一年的预算时，对教育经费的需求已经是了如指掌。如明州2004-05年度颁布教育经费的报告给出的财政支出预测就包括了后三年的预测,FY2005,FY2006andFY2007(注14)。预测详细并全面，大小共三十二个项目。而这些项目都必须经过议会集体审议通过才可实行。
因为教育经费是以个体学生为单位发放，因此学校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学生，就不用担心经费短缺到学校办不下去。同时每个学校的经费都是根据同样的标准发放，校与校之间的差别就受到了限制。这样就保证了教育质量的平等。因为经费是按照学生个体为单位发放，孩子所属的这笔经费就跟随学生流动而流动，不会因为转学，停学，升级，留级等受到影响。同时这样的教育经费发放原则保证了孩子受教育的质量不会因为家长工作条件的变迁而降低。
美国人口的流动性很大，为了解决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的就学问题，联邦教育部设立了迁移学生教育项目(migranteducationprogram)(注15)。其目的是保证流动学生得到同等受教育机会，并且受到同等水平的教育。在这个专门项目的监护下，这些学生不仅不会受到家长工作变化的影响，还会得到特别的关照。比如有家长在春秋两个季节会到农业产地当季节工（类似我国的农民工），他们的孩子会跟着一起去。一旦他们到达后，孩子立刻可以进入新的学校。并被记入了迁移学生档案。他们不仅能与当地的孩子享受同等的学习条件，学校还派专人辅导他们的学习来调节两个州之间学业的差距。他们的孩子在这段期间所需的教育费用会由原教育厅从本州的教育经费中将该生的教育费用提出来支付给对方教育厅。如果双方的经费有差异，联邦政府将拿出专款调节。这种经费的管理与计算是整个教育经费管理中的一个部分，这里面没有州政府之间的相互推委或赖帐等矛盾发生。因为一切都是由制度规定了，合理合法，各地都必须认真地遵守执行。
（四）中国教育经费预算
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财政困难，所谓财政预算赤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中国财政预算的决策过程究竟如何？国家真是没有钱办义务教育吗？最近的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中，财政部宣布了当年财政收入有三个最：增长最多，增幅最大，完成预算情况最好(注16)。2004年，全国财政增收4640.63亿元，如果加上解决历史欠退而增加的1275.32亿元，财政增收达到5915.95亿元，增长27.2%。这一增收数额之高，是近年来所没有的，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财政收入。新华社文章标题中居然出现了“巨额财[来
政增收”的字眼。不能说国家没有钱了吧。可是在分配这些超收部分时，有多少是投入给教育的呢，给整个教、科、文、卫、四大项总共增长了5%都不到。那么其中教育单项增长了多少呢？不会高于2%。给军费却增长了12.6%。请记住上一年国家总投入是3.12%，在原来投入的基础上增长2%，也就是说，2005年的教育投入充其量也就是3.2%，仍然没有达到4%。
跟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比，我国的教育经费无论是按人口平均还是按学生数平均都低于印度。而印度的GDP大约只是我国的一半多一点。
再看地方的财政收入情况，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汇报，自1994年起，国家减少了地方政府向中央上交税收的比例，加大了地方政府税收的权利，……在实际支出比预算大得多的情况下，1994年中央政府的赤字比预算还低并且地方政府有了约30亿的黑字”。这里的黑字实际上指得是超预算外收入。文章还继续说：“1995年1-8月地方税务机关征收税收收入的增长率比去年同期高30%…如果说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令人满意的话，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会更快，也同样令人满意”(注17)。
可见，自1994年以来，地方财政收入一直是持续上升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地方财政总收入比去年增长了22.9%(注18)。可是，这些地方政府有没有因此而给教育增加经费呢？预算的赤字到底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
据张保庆的文章揭露：近几年来，各级财政在预算过程中，每年均有一笔数量相当大的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而各地在支配这些收入的时侯却往往没有考虑教育。“当教育的需求同其他的事业发生矛盾时，不是下狠心坚决支持教育，却往往去挤教育，对其它工程，他们可以多花几亿，几十亿，甚至更多。唯独对教育，多花上一些钱，就心痛得不得了。有些领导同志有短期行为，他们要急于做出政绩，看到教育工作周期长，见效慢，花钱多，出力不讨好，态度就变得不那末热情了，决心就不那么坚决了”(注19)。
北京大学博士生在分析中国的财政管理现状时指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支出增长过快的根源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承担了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该承担的事项，进行了一些不该从事的活动，对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由此导致政府机构膨胀，行政经费开支增长过快，投资支出比重过大。……热衷于发展当地经济的地方政府经过80年代的发展，他们已经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加上基础设施对於政府官员来说十分具有政绩信号传递功能和纪念碑的意义，短短几年，中国大部基础产业瓶颈现象就基本消除，许多地方能源供应甚至出现过剩”(注20)。
在财政部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明确指出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重复建设严重。要反对制止大手大脚花钱的行为(注21)。
这是体制内的人自己说自己，不能说得那么清楚，其实说得够清楚了。一句话，投资其他行业都已经到了“过热”，“过剩”的地步了，对花钱办教育还是在一味地抵制，既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形成强硬的制度保障义务教育的投入，那么谁还会逆潮流而上，往教育上投钱呢？因此预算尚有赤字成为最好的理由。但是政府是预算的决定部门，如果以预算赤字为理由说没有钱投入教育，只能表明一点，即政府没有把义务教育作为真实的预算内项目，教育经费必须等预算外剩余而定，如果有剩余，就多给，否则就少给或是不给。这就是预算赤字的真相。这个现象暴露了政府没有打算全部承担教育经费的原本意图，那怕义务教育法具有法律效用，可谁来执行这个法，又有谁来追究呢？
另外，中国政府在对教育经费做估算时，常常低估计学生平均教育成本。例如1992年，按照国家投入教育的总额计算，每生平均只达到280元，而实际成本远大於此数。以1992年西安市生均教育成本调查材料为例：小学865元，中学1383元，大学12160元，总均4922元(注22)。政府给于的教育成本费只是实际教育成本的5%。
即使是按照低估的生均费总额发放到了基层，发放的标准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过去采取的重点学校政策造成的差异，有的学校长期享受优厚待遇。据报导长沙一所重点学校全年经费实际投入比一个县全部的教育经费还要多〔注23〕。然而一所普通的中学通常的教育费用只能靠学生交的学杂费来维持。
因为教育经费发放时并没有严格的管理。再加上对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民的孩子所需的教育经费长期被忽视，造成农民工的孩子进了城市而上不了学。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利在中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本文前面谈到美国教育费用是落实到每个学生的，无论父母工作有何变化，孩子受教育是不受影响的。而中国农民孩子受到的待遇是最低的。他们在本地没有被当地政府纳入教育经费发放的对象，因此他们的离开对于本地的政府是一种解脱。进入城市之后他们遭到各种歧视，入学难更是严重。有的地方，就是交钱也没有学校收。因为城市里的教育部门本来就是处于经费短缺的状况，对于大批的农民工孩子入学问题，没有能力，同时也不愿意承担这个包袱。因此各省之间相互推委，问题越来越严重。请看以下调查报告：
“我国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在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大城市，有关人员访问了12000多名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和7800多名儿童，发现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60.7％，低于城市户籍儿童入托率；6周岁儿童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年的31％和10％；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流动儿童里，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注24）”。
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联合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降低收费标准”，是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两个最大愿望（注25）。目前这些农民工的孩子要入学，必须交相当的费用，而大多数民工自己的工资都拿不到手，又如何负得起学费呢？！
然而如果中国真正实行了义务教育，如果中国政府把教育经费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民工孩子上学难就不会发生。因为他们应该和美国孩子一样，走到哪里都有学上。所以说造成这些孩子失学是义务教育在中国没有得到实施的明证。而政府不承担自己的责任是根本的原因。与美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的管理相比较，哪种制度真正代表平民百姓的利益就非常清楚了。
（五）美国义务教育在公共事业中的地位
各个国家都会遇到经费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笔者多年来有幸观察到美国州一级的参议员们决定义务教育经费的预算过程，看到每当教育与其它公共事业在经费分配上有冲突时，教育向来是优先的。
2003年与2004年，美国全国经济都不景气，几乎每个州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收支逆差，大多数州的财政收入下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州一级的中小学校教育经费于2003年在全国范围平均增长了6.4%，2004年增长了3.2%（注26）。笔者所在州多年来拿不出足够的经费满足州内的高速公路需要。尽管如此，2000年州内预算有节余的时候，他们首先给教育发了专款，将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班级均生数规定17人为极限。然而确保班均生比率，聘请足够的教师是关键。这笔专款为此提供了保证（注27）。而修建高速公路的提议被再度搁置。并为修建一条市内有轨电车所代替。因为电车可以满足贫困的无汽车家庭上班的需要。
州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还常常通过限制城市的基本建设投资，从而保证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有一个州的省会是一个中等城市，几年前那座城市的中心，只有为数很少的高楼，街道也很陈旧。当时的市长想在市里修建一座体育中心，和供冰球比赛用的场地。他的提议几次遭到否定，就是因为大多
数选民不认可。不同意将税收的钱花在这些娱乐设施上。最后市长是在商界与私人产业部门的合作支持下，从他们那里筹集了足够的资金，一座现代化的体育中心才建了起来。
美国的城市建设是在保证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多数是私有企业的财产。高速公路也是从五十年代开始，逐年修建，才达到如今的水平。而义务教育的经费却是自打义务教育法宣布以来，政府就全力以赴地予以保证。尤其是1983年以来，历届总统都宣布自己是教育总统，教育在美国的政治议题中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正如明州宪法,第十三条第一节规定：议会有责任为公立学校建立一个完全而又统一的体制。议会必须运用税收或是其它方式以确保一个彻底有效的全州性的公立学校制度（…itisthedutyofthelegislaturetoestablishageneralanduniformsystemofpublicschools.Thelegislatureshallmakesuchprovisionsbytaxationorotherwiseaswillsecureathoroughandefficientsystemofpublicschoolsthroughoutthestate.）（注28）。这些法律条文运用了如此明确而又坚决的词语，说明立法的人对此事业的决心之大。同样的例子举不甚举。教育在所有公共事业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这是义务教育在美国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
（六）中国义务教育在公共事业中的地位
前面的事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各级领导不把实现义务教育当回事。不愿意在教育上投入。那么他们把什么当回事，国家的财政经费都用到哪里去了呢？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突出成绩就是在各个城市中搞的大批形像工程与政绩工程。从而造成财政赤字的这个现象成为普遍而又常见的现象。用国有资金，财政收入，即民众的纳税钱，为执政党打造功德碑，创造所谓现代化形像，树立改革开放的标记。从中央到地方，攀比不止。而享受这些设施的主要群体却是只占全国人口不到5%的政府官员与那些少数先富裕起来了的个体，也是与政府有直接联系的群体。
纵观这些政绩工程，中国可以说正以惊人的速度在赶超世界水平。但是在办义务教育上，没有听到什么地方政府要决心赶上世界水平。然而各地都有特别打造的一两所“世界一流”的学校，那些学校的硬件真正超出了世界水平，笔者在国内很多城市都见过。然而这些用百姓的钱堆出来的几个尖子样版，是以牺牲绝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农民子弟的利益为代价的，其本质与义务教育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中国的官员们还有一种拿百姓的钱摆阔，讲排场的习惯。据“中国信息中心”报导，2005年两会期间参加者透露，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中国官方公车、招待，出国考察的花费竟高达70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官员用车耗费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招待费用花掉2000亿人民币，出国考察用了200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决策失误，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所造成的浪费（注29）。不节制的行政管理费用是政府的腐败的明显标志。以上这三种活动每一单项拿出来投入教育都比现在对教育的总体投入要多上几倍。然而这些投入都直接用在满足政府官员的即得利益上。他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满不在乎。指望他们为贫困的农民办教育显然是不可能的。
记得在2004年的中央电视台窗口节目“让世界了解你”，安排了我国沿海的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与美国硅谷的市长对话。在中方谈到要邀请硅谷的市长访问本市时，这位美国最富有的城市的女市长笑了一笑说，我必须去看一看我们的预算是否有这笔开支才能决定。而中方的市长，立刻大包大揽地说，我们愿意邀请您和您的同事来我们小城参观，费用全由我们负担。相比之下，这位美方市长表现得如此小气，这是因为美国的政府官员的每一笔花费都受到公民的监督的。如果将公款用于私人活动或预算外行动将受到法律制裁。而中国的市长好客大方，慷百姓之慨，天经地义。在政府部门，没有人会追究谁给他如此权力滥用纳税人的钱。反之，他如果不这样作才是奇怪了！然而对于政府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如何把百姓的钱用在公共事业之上，也同样没有人去追究，去争取。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两种制度下的政府官员的行为表现的差距之大是有目共睹。
综上所述，清楚地展示了义务教育是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执政行为，而教育经费是义务教育的根本保障。通过对中美教育经费的对比，通过一个民主政府和一个专制政府在义务教育经费的预算和投入上的根本区别，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制定义务教育法的虚伪性。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执政行为构成了发展义务教育的最大障碍，使1986年制定的义务教育法成了一纸空文。只有改变这种政治体制，中国义务教育的实施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证。
注释：
1."EducationFinanceOverview2004-05",MinnesotaDepartmentofEducation,June2004，p1.
2."EducationFundingOverview"ApresentationtoChamberofCommerce,byTomMelcher,MinnesotaDepartmentofEducation,September22,2004.
3."NationalAssociationofStateBudgetOfficers",AnnualReport2004.
4."EstimatedGeneralEducationandMajorCategoricalRevenuesFY2002toFY2007StateTotals"Resource:November2004ForecastCalculations,MED.
5."EducationFundingOverview"，p.22.
6.Sources:UsDepartmentofEducation,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StatecomparisonofEducationStatistics.2nd.sources:"K-12EducationFundingOverview",p15.
7.《农村教育的结构性矛盾与化解对策》辜胜阻，教育研究2004/10。8.《九五期间我国教育经费进展情况分析》上海教科院发展研究中心，教育发展研究，2002/11。
9.《人大委员呼吁政府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中国青年报2003/08/27。
10.《关于中国教育经费问题的回顾和思考》张保庆-教育部副部长2001/08/23。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11.同上。
12.辜胜阻。
13."EducationFundingOverview"p.2.
14."EducationFundingOverview"p.14，p.17.
15.Source:TheMigrantEducationProgram(MEP)-TitleI,PartCisauthorizedunderPartCofTitleIoftheElementaryandSecondaryEducationActof1965,asamended.
16.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中新社2005/3/6.
17.《1994年中国才税改革的深刻背景》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2001年9月4日,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18.《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中新社2005/3/6。
19.张保庆文。
20.《财政与发展--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胡书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论文，2000/5。
21.许善达文。
22.《试论我国教育经费紧却的深层原因及对策》南京理工大学李秀华，真源在线，2001/10/12。
23.《教育经费向谁倾斜》教育基础教育新闻，中青在线2001/08/23。
24.《18周岁以下流动人员受教育状况堪忧》刘小青，人民网，2004/02/17。
25.《农民工对子女受教育的最大愿望是什么》新华网，2004/02/19。
26."NationalAssociationofStateBudgetOfficers",AnnualReport2004.
义务教育论文篇（11）
2.各级政府财力比较：中央强，地方弱。如前所述，根据中国国情和政策法规，“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政府作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依据中国税收体制、征税范围不同导致政府可用财力不同，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也有较大区别。
分税制实施后，县乡级财力被削弱，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能力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县乡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即县乡级政府的事权不减反增。以2001年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可用财力作对比，中央和省级政府用县乡级1.37倍的财力负担的人口却只有县乡级总人口的2.2%，无论是在财政总量还是人均可用财力上，中央和省级政府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见下表）。
中央财政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县乡财政可用财力不足，但是按照中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责任范围划分来看，县乡级政府却是农村义务教育主要责任主体，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实力与教育责任倒挂的现象。
3.经费瓶颈：经常性经费增长缓慢，投入结构不合理。义务教育经常性经费是指学校用于教师工资、公务费等日常教育经费，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中国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经常性教育经费短缺的现象。
2000年起，中国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即取消按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现行按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筹资及政府性基金[3]。中国政府义务教育拨款增长率约为同期GDP的一倍多，但仍然存在“教育经费快速上涨，而义务教育经费相对停滞”的矛盾现象。
二、对中国现行模式的思考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的统计资料显示：由于中国公共教育投资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分配比例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初等教育的投资比例却偏低[4]。
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是县乡级地方政府，履行统发教职工工资，筹措新增校舍建设和改造资金，购置图书仪器等维持学校正常运行的重要职能。根据中国现行的分税制体制，中央财政实力具有绝对优势，而中国现行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系中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的县乡级政府，却以微弱的财政能力承担着重大的事权责任，按目前流行的通俗说法，就是出现“小马拉大车”的尴尬困境。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近几年来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增加教育投入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政府通过转移性支出进行调节等。此外，由于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发展状况已经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和升迁的重要指标，困境局面也正在逐步改善。除了政府目前正在进行的改善措施外，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困境出路：
1.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总支出倾斜。据教育的实证研究分析，基础教育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个人的边际收益，而高等教育的社会边际收益低于其个人边际收益。因此，政府的教育支出应更多的用于发展基础教育方面，以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5]。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现阶段，无论是从各级教育投资还是从各级教育有效劳动力来考察，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最大，说明初等教育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结合初等教育巨大的非经济效益，则无论从公平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都为中国义务教育的实施作了肯定的评价，也为今后制定有效的教育投资分配政策提供了导向，即中国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在各级教育的投资分配结构上，应加大义务教育的投资比重。
2.细分各级政府事权，提高管理体制重心。农村义务教育问题根源是中央与地方间、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的矛盾，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彻底改变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以解决财权困境是不可取的，但是可以对中央与地方财权在分税制体系下进行适当调整，切实履行“以支定收”的原则，适当提高事权重心。各级政府应当在“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的体制下进一步细分责任，分清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责任。同时注重区域差异，协调地区间的教育公平。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共同负责对困难县进行专项资金补助，对中央提供的各项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省、市财政应按照一定比例提供配套资金。由于分税制以及农民减收导致农村财政缩水、事权责任过重造成的收支财政缺口，导致的县级财政无力全额负担的中小学公用经费和教职工工资部分，省财政应当积极弥补县乡级财政，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重心，承担起原本转嫁到农民身上的义务教育负担。
3.保障义务教育资金效用的最大化。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各自责任，尤其是作为日常教育秩序维持者的县乡级政府部门应当注重财政资金的运用效率，将基础教育经费全部实行预算统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支出使用效益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财政资金管理。
4.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机制。中央政府在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下拨资金的监管力度，确保财政资金尤其是转移性财政支出能顺利到位，防止资金被用于非教育事业。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差异巨大、政府管理水平总体来说还比较低的特点，可采取如下方式：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单列，即义务教育经费必须足额列入预算，县级政府建立全面需求预算，地（市）、省、中央财政建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预算；采用“因素法”确定本县义务教育经费的标准支出需求和标准收入，进而确定需要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经费数量；建立县级义务教育收支缺口弥补的责任制度，对县级政府无力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需求，上级政府应该足额弥补，并列入各自的预算，地（市）、省、中央要明确各自分担的责任，其中，省级政府应该对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承担主要责任[6]。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05-29）[R].国发[2001]21号.
[2]胡延品.政府财力分配与义务教育经费负担主体困境分析[J].教育与经济，2003，（4）.
[3]廖楚晖.加大农村教育的财政倾斜[J].经济问题探索，2005，（2）.
[4]庄.中国公共教育投资分配结构的统计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1）.
[5]朱长新，王艳丽，李金清.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财政对策研究[J].市场周刊:研究版，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