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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休闲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01 16:27:55

大学生休闲论文

大学生休闲论文篇(1)

一、国内休闲生活概况

我国休闲思想、休闲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休闲思想。而我国学者真正把休闲生活纳入研究领域是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休闲产业开始发展,关于休闲理论、休闲史、休闲经济、休闲旅游、休闲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国内最早对生活时间分配研究的是王雅林。1992年由王雅林、董鸿扬主编的《闲暇社会学》标志着中国休闲理论规范研究的开始,开国内系统的研究休闲生活的先河,被称为中国闲暇时间研究的奠基之作。随后的代表作还有楼嘉军的《休闲新论》和马惠娣的《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等。

从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看,80年代已有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如王雅林的《生活方式研究与“两个文明”建设》指出生活方式对于“两个文明”建设和人的个性发展的积极意义和作用。90年代的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涉及休闲生活研究的,大多为探讨我国当时休闲生活状况以及发生的变化或发展的趋势。如孙永亮的《论休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休闲生活的变化。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开始深入,相关著述开始增加,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张雅静从休闲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休闲生活的意义,其论文《休闲文化生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指出,为了提倡一种健康文明的休闲生活,切实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应挖掘出休闲的深刻文化内涵。

从内容看,我国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有很大发展,视角多样,领域颇广,成果显著。其中,既涉及休闲基本理论、休闲经济、休闲文化、休闲社会学、休闲美学、休闲哲学等不同领域,也涉及大学生、中学生、农民、农民工、城市居民、老年人、女性、儿童等不同社会群体的休闲生活,同时也从休闲生活的行为和方式、休闲生活的实证研究、休闲生活满意度、休闲生活质量、休闲生活的教育等角度进行研究。由于大学生、老年人、农民工是我国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休闲生活水平代表了我国社会的休闲生活水平的基础,只有他们的休闲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国家的休闲生活总体水平才能提高。因此,本文将对特殊群体的休闲生活进行探讨分析。

二、国内对大学生休闲生活的研究

随着我国已初步进入休闲社会,关注大学生的休闲生活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已有学者对大学生的休闲生活进行了探讨研究。目前探讨最多的是当前大学生休闲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使大学生进行健康、高雅、有助于提高自身的休闲生活等方面。

在大学生休闲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上,学者大都认同大学生的休闲生活存在着大学生休闲观念较狭隘、休闲意识淡薄;大学生休闲生活的技能相对来说比较匮乏;大学生休闲生活的层次较低;休闲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此外,孙德永指出,大学生的休闲生活存在着道德自律性差的问题。钟霞也强调,大学生的休闲生活存在着道德失落的问题,“一方面在休闲选择上不考虑后果及他人感受,更多的是从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出发,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休闲文化常引发道德问题;另一面,盲目超前消费,为谋得休闲生活经费,不惜欺骗父母、向他人借贷或者走上违法的道路。”i王立新、陈凡主张大学生的休闲文化存在缺失的现象,“当前大学生休闲没有形成积极的休闲文化去引导社会潮流,反而受制于社会世俗文化,甚至出现了休闲的异化,表现为对世俗消遣、市井娱乐方式的随波逐流,大学生缺失高雅的休闲文化。”ii可见,我国学者已经从本源上抓住了大学生休闲生活存在问题的原因,即休闲道德的失落、休闲文化的缺失是最根本的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在如何使大学生培养健康、科学的休闲意识,以便进行高雅的休闲生活上,李胜芳认为,高校开展休闲教育,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试图从将休闲教育纳入总体教学设计规划,创建高雅的休闲氛围和积极向上、健康的休闲文化,学校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休闲技能培训等方面来教育、引导大学生的休闲生活,为大学生的休闲生活创立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孙德永强调,积极开展大学生休闲教育,逐步解决大学生休闲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使大学生培养和树立休闲意识和休闲素养,从而实现大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孙德永还指出,网络已经及正在影响和改变着大学生的思想、教育、道德的方方面面,要充分发挥网络的教育人的功能,加强对大学生休闲生活的影响。“学校和社会应当更多地关注网络对学生休闲生活的影响,加强网络监管、网络疏导和网络服务,规范大学生上网行为,提高大学生的上网效能。”iii叶丽也认为健康的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的休闲生活有重要的影响及作用。钟霞则从切实加强大学生休闲生活的德育渗透上来使大学生休闲生活逐渐向健康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马国香、李春光指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也是提高大学生休闲生活质量的一个途径。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大学生的休闲生活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都给予了自己的建议,对大学生休闲生活的提高有很强的针对性。我认为,把休闲教育、德育在高校中开展课程,把这种教育落实下来,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把措施付诸实践,改善大学生的休闲生活之日可待。

三、国内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关注了老年人的休闲生活。目前对老年人的研究着重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对老年人的精神诉求及休闲生活现状研究得相对较少。在老年人的休闲特点上,付敏红指出,他们的休闲时间相对比较宽裕;休闲方式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休闲消费上,比较偏好于花钱较少的活动;休闲场所主要是选择近距离的活动。其他学者对此也表示赞同。在影响城市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因素方面,大学数学者认为主要涉及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付敏红指出,家庭结构和社区环境也影响着老年人的休闲生活。在就如何提高老年人休闲生活质量,学者大都从国家、家庭、老年人个人、社会各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而张敏则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分析探讨了大众传媒对城市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情况,特别强调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休闲领域的影响力,“通过大众传媒让老年人理解休闲生活不是只有年轻人才能参加的单纯的感官享受、消遣娱乐,它更是全人类获得愉悦、快乐、自由体验的生活,它让人能得到全面的发展”。iv赵磊从社会工作这一视角,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提出了分析和建设性的意见,特别强调“专业社会工作可以利用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法,积极介入城市退休老年人的休闲生活,干预城市退休老年人的心理,争取公权力的服务资源,发挥组织功能,积极尝试介入城市退休老年人休闲生活的新路径,探索建立专业社工介入城市退休老年人休闲生活的新模式。”v王琪延、罗栋则探讨和分析了伴侣、子女及友人等在休闲生活中的陪伴对老年人休闲生活质量的提高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如何对待老年人休闲问题上,马惠娣更加注重从文化特别是休闲文化的角度来培养老年人的休闲意识和进行合理、健康地休闲,“高质量的休闲并非一定要通过高消费的玩乐和旅游来实现,内心的悠然更需要长时间的文化修养”vi。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大都从老年人休闲生活特点、存在的某些问题及对策上给予了探讨和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在如何对待老年人休闲问题上,从大众传媒、社会工作等新的角度探讨。

四、国内对农民工休闲生活的研究

对于城市中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休闲生活,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马惠娣通过调查指出,“八个零”折射了农民工闲暇生活现状:大多数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闲暇时间“几乎为零”,闲暇生活中的文化精神消遣“几乎为零”,对文化性休闲概念的理解“几乎为零”,参加社区活动“几乎为零”,融入城市文化“几乎为零”,“休养生息”的意识是“零”,闲暇时间与孩子们玩的时间“几乎为零”,传递他们“诉求”的渠道“几乎为零”vii。

李菡在《新老农民工休闲生活的比较研究》中,从休闲时间、休闲观念、休闲类型等方面对新老农民工的休闲生活作比较,进一步研究了芜湖市农民工的休闲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从中总结出农民工休闲生活的未来发展趋势。学者夏怡然着重通过比较农民工、农民和市民三类人群休闲生活的区别,分析农民工这一独特的过渡性社会结构的休闲特征及成因。

因此,对农民工休闲生活的问题上,我国学者研究探讨了农民工在城市休闲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成因及相应的对策,但如何使农民工树立休闲的意识,积极健康地休闲,合理利用社会上的休闲资源,建立一种健康、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仍然值得探讨。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休闲生活研究涉及到了很多领域,休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如何使休闲生活的主体对休闲生活的认识更加科学化,如何正确地进行休闲仍然值得我们去系统、深入地研究、探讨、挖掘和深化。

注释:

[1]钟霞.大学生休闲生活德育渗透探究[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145.

[2]王立新,陈凡.大学生休闲生活的现状及教育对策[J].科技成果纵横,2008(03):42.

[3]孙德永.大学生的休闲生活现状及科学构建[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120.

[4]张敏.大众传媒对城市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D].华中农业大学,2007:44.

[5]赵磊.城市退休老年人休闲生活的社会工作介入探析[D].安徽大学, 2012:38-39.

[6]马惠娣,等.中国老龄化社会进程中的休闲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05):62.

大学生休闲论文篇(2)

开展休闲教育是全面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和方法。随着现代休闲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休闲教育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一些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休闲相关的专业和方向,社会上各种兴趣教育、爱好教育、野外生存、拓展运动等方兴未艾,休闲教育的实质就是要让人们学会“玩”,学会“生活”,大力提倡积极、进步、健康、文明的休闲活动和方式,但是,刚刚从温饱型走向小康富裕生活的多数普通公民,面对花样百出的休闲活动、休闲方式,还显得比较茫然而无所适从,尤其是去国外(境外)旅游还会不自觉地表现出许许多多的民族劣根性。中国和平崛起更多地体现为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更是离不开国民素质的提高,中华民族是文明之国、礼仪之邦,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复兴的今天,提出通过休闲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休闲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必然联系

什么是休闲教育?什么是国民素质?如何认识休闲教育与国民素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辨证关系?本文从休闲教育与国民素质的机理分析入手,提出休闲教育、“快乐”教育、素质教育重要性,以及通过高等院校开设休闲专业教育带动国民素质提升的途径和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休闲”的基本属性:休闲是指人们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中超脱出来,在闲暇时间自愿从事各项非报酬性的自由活动。第一,它是一种自由选择;第二,它是一种自在心境;第三,它是一种自我教化;第四,它是一种生命存在状态。在休闲活动过程中,可以获得自在的心境,并同时实现自我教化,达到健康身心、丰富生活、提升创意的效果。任何被动的、功利性的、受限制的休闲,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休闲。

休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休闲教育也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教育、思想教育、终身教育等概念,尤其是与国家义务教育的强制性相比,休闲教育完全是自愿教育、快乐教育、兴趣教育。休闲教育就是教人从小学会合理、科学、有效地利用时间,学会欣赏生命和生活,学会各种形式的创造,学会对价值的判断,学会选择和规避问题的方法,学会能促进身心健康的各种技能。休闲教育的目的,就是学会休闲、享受生活,感受快乐人生的乐趣和真谛。“休闲教育”意味着,应当尽早地让人参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休闲活动,帮助他们培养休闲技巧和休闲鉴赏能力,以使人们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得到充分的利用。休闲教育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传授一定的技巧并要练习这些技巧,从而让人们感知“世界真奇妙、生活更美好”的本意。休闲教育是促进人在“成为人”的过程中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使整个人生充实、快乐,且富有意义。

其次,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素质、国民素质的涵义。所谓“素质”,是指一个人在政治、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和文化、知识、技能等方面,经过长期锻炼、学习所达到的一定水平。它是人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属性,能对人的各种行为起到长期的、持续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一个人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如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等。我们说一个人的品质或者气质,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各种素质的综合表现(又称“综合素质”)。综合素质是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

国民素质泛指一个国家公民的整体素质,国民素质不是个体素质的简单相加,而是体现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总体形象和社会风尚。相对于青少年儿童的文化知识、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等具体素质,国民素质往往包含一个国家和民族素质整体状况,或者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基本素养,例如,文明程度、教育程度、精神状态和气质修养等。我们常说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怎么样,其实就是指这些国家或民族国民素质的总体水平。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文化璀璨”、“礼仪之邦”,就是反映了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素养的自豪感。但平心而论现代国人的素质其实远不如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什么在国外旅游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的总是中国人?这里面自然与国民普遍受教育程度有关,但更准确的说是与不重视休闲教育有关――即使在休闲的场合,国人也显得太没有素养了,这方面既表现了国人在休闲生活方面的浮躁心态,也说明国人在闲暇时间的滥用、休闲方式的放纵等方面表现出了民族劣根性。

再次,休闲教育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改革开放以来,引导国民素质提高的素质教育应运而生。“素质教育”,就是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教育,使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在于恢复教育的本来意义和价值,即养成学生健康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素质教育要求课程内容必须与学生成长经验和现实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在提高学业成绩的同时更能体会到学习的兴趣与快乐。因此,素质教育是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宗旨的教育,强调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培养。而素质教育强调“快乐教育”的本质正是休闲教育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二、通过休闲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途径和方法

本文所讲的“休闲教育”,是指休闲学专家或休闲从业资深人员把从事休闲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所积累的知识、技能、经验等传授给受教育者,使之转化为接受者个人精神财富的社会化过程。

根据休闲教育的内容、对象以及目标不同,我们认为休闲教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休闲理论与研究教育类,主要培养休闲理论、休闲规划等方面的研究型人员;二是休闲事业经营管理及服务教育类,主要培养休闲服务与管理的从业人员;三是休闲活动兴趣爱好教育类,主要目标是引导大众健康、文明的休闲生活方式和休闲体验活动,旨在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这三类休闲教育都与国民素质有关,尤以第三类“休闲活动兴趣爱好教育”与提高国民素质联系更加紧密。但正如我们一直坚持基础教育与应用教育并重的观点相似,在事关休闲教育与国民素质的问题上,我们也千万不要忽视休闲基础教育和理论研究。

开展中国特色的休闲教育,我们认为可以从职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两方面入手:职业教育就是要充分利用高校的教学资源,以增强休闲管理和从业人员的劳动(工作)技能为目的,通过正规学历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方式,培养休闲业管理人才;非职业教育就是要整合老年大学、社区学院和青少年等社会各种教育培训机构,按照人们的兴趣爱好,开展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休闲教育和培训。非职业教育与人的谋生手段无关,完全是为了丰富人的休闲生活和娱乐活动,陶冶思想情操,提高人的素养,让人们学会休闲,享受生活。开展非职业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的休闲方式,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与大专院校开展学历学位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建立完善休闲学历教育,培养休闲研究型人才

国外休闲教育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有比较完善的休闲学历教育体系,与我国大专院校设立旅游(管理)学士、硕士、博士系列不同,国外许多高等院校都有为休闲方面设立的休闲学士、休闲硕士、休闲博士等学历学位教育。例如,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斯大学,在本科专业中设有休闲管理学士(Bachelor of Leisure Management),在研究生专业中设有休闲管理硕士(Master of Leisure Management)等。为顺应休闲国际化、大众化的趋势,我国休闲教育也要加快跟进,积极开展休闲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学位教育,培养休闲专业的研究型人才,解决休闲理论人才稀缺问题。目前国内一批高校在旅游管理等专业中纷纷设立休闲方向,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率先开设了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大专职业教育,中山大学、成都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等则开始尝试开设休闲管理本科专业,浙江大学开始招收休闲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说明休闲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学位教育等已经开始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得到重视。

开展国内休闲学历教育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适应社会需求,整合教学资源。休闲教育涉及面广,高校在设立休闲专业或课程规划前要从社会人才需求以及本校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论证。了解当前社会对休闲人才的需求,根据需求明确本校休闲人才培养方向,并结合本校的实际承受能力,在整合现有教学资源的基础上确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方案。

(2)明确休闲专业特色及基本定位。首先,高校开展的休闲专业教育要有特色,即要结合当地休闲产业发展环境,结合当地的休闲文化与民俗风情,确定休闲专业方向;其次,休闲业的成败关键在于人,因此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要明确培养目标,到底是培养研究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还是提供一般休闲服务的人员;再次,休闲业属于服务行业,因此必须要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乐于为人们提供高效优质的休闲服务。“搞休闲的不休闲”,休闲管理和从业人员必须具有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这方面一开始就要向被培养者讲清楚,以免给本人今后职业生涯规划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3)对休闲课程进行多元化设置。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休闲业的复杂性,休闲的多样性决定了休闲课程设置的多元性,休闲专业是培养社会适应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其次,为了使休闲事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高校休闲教育必须与生态、人文以及素质培养结合起来,在课程设置过程有意识的进行专业规划,突出专业培养目标与方向;再次,休闲教育的课程设置要把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充分结合,休闲是一种体验,如果忽视实践教育,人才培养是不全面的,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最后,休闲教育一定要以基础理论教育为基点,以基本的理论课程来强化休闲观念,正确指导休闲实践活动。

(4)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休闲教程。中国休闲教育刚刚起步,休闲专业的教材相当缺乏。在进行休闲专业规划时,应把编写教材作为一项重点教改课题任务来抓,组织相关师资力量,借鉴我国台湾和西方国家开展休闲教育的经验,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结合中国的国情翻译、编写一批具有国内先进、国际前沿和系统规范的休闲教程,逐步形成休闲专业和课程设置的相关门类和体系。主要休闲教育课程有休闲概论、休闲管理、休闲发展、休闲规划、休闲设计、休闲策划以及娱乐休闲、运动休闲、文化休闲等内容。

(二)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休闲应用型人才

休闲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要使学生对休闲观念有充分的理解,更需要从休闲职业道德的高度,培养学生休闲服务与管理的职业意识,牢固树立健康、科学、合理的休闲价值观念,同时懂得休闲行业的基本格局与运行规则,掌握至少一至两门必需的休闲服务技能,热爱本职工作,适宜在运动休闲产业、茶文化休闲产业以及其他休闲关联产业中工作,通过学习全面掌握休闲服务能力、休闲事业组织策划能力、休闲事业经营与管理能力、休闲市场营销能力等。与大多数人仅仅把休闲作为兴趣爱好教育不同,休闲职业技术人员的主要使命就是要让这些人的兴趣爱好变成现实,乐于为他们提供贴心服务,让他们学会休闲,享受生活。这也是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休闲应用型(休闲服务与管理)人才目的。

结合几年来休闲教学实践和专业课程设置,我们认为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等教育人才培养必须满足以下三方面的知识及技能要求:

(一)能力素质要求:包括思想素质,如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习惯。身心素质,如具有良好的个性品质和抗挫折能力,具有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职业素质,如敬业爱岗,具有较强的休闲服务与管理技能等。

(二)知识结构要求:如掌握基础知识,如休闲学、旅游学、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市场学等方面的知识。专业知识,如掌握休闲服务与管理、公共关系、商务礼仪、运动休闲、文化休闲、休闲养生等相关专业知识。

(三)核心能力要求:休闲服务与管理能力,如掌握各类休闲服务技能和相关休闲事业的经营管理技能;休闲产品策划与营销能力,如掌握休闲产品的策划技巧、休闲活动的策划及运作流程、具备休闲产品的推广营销能力;公关社交能力:掌握公关的基本原理和技巧,熟悉基本的商务和交往礼仪等。

(四)专业资格要求:如英语(4级以上)、计算机(2级以上)以及茶艺师、调酒师、化妆师、美容师、营养师、按摩师、健身教练等专业技能资格证书(一种以上)。

根据以上能力素质要求,开展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含实训课)、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五大类。经过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开设两年来,在整合学校教学资源和休闲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相信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休闲专业高等教育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三)开展兴趣爱好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面向社会大众开展兴趣爱好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休闲教育(业余教育或终身教育),教育对象是休闲的体验者、消费者。社会休闲教育以陶冶性情和培养人的兴趣爱好为目的,是人们学习休闲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完全可以引导休闲向更积极、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1)通过社会休闲教育,树立正确的休闲观念。对休闲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人思想观念陈旧,休闲观念庸俗化,休闲方式懒散化,以为休闲只是吃喝玩乐,没有将休闲同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更看不到休闲可以充实精神和提高人们的基本素养。因此必须通过休闲教育来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休闲理念,提高人们对休闲的认识程度。

(2)通过社会休闲教育,推广健康文明的休闲方式。现实社会中,大众对闲暇时间的利用与分配仍存在不健康、不科学、不合理,甚至是腐朽文化,如封建迷信、旧俗陋习、黄色书刊等现象。它们无处不在,有时是潜移默化,有时是明目张胆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些不健康、腐朽的方式,不利于社会的发展。通过休闲教育,推广健康、文明的休闲方式,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3)编制各种兴趣爱好的休闲课程。包括旅游休闲、运动休闲、娱乐休闲、文化休闲、度假休闲、保健养生、字画鉴赏以及书画、音乐、舞蹈、瑜珈、太极、武术、茶道、花道、网络游戏、股票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休闲课程,增加休闲教育的趣味化、游戏性,寓教于乐,把休闲教育与体验,如休闲与旅游、休闲与娱乐、休闲与运动、休闲与度假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4)大力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构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一体化的道德教育体系。以学校教育为主导,社会教育为依托,家庭教育为基础,充分发挥道德教育的促进作用。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在学校、企业、机关、部队、农村广泛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学习公民守则、“八荣八耻”等行为规范,提倡华夏文明和为人处事的基本礼仪礼节礼貌,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遵守国内外旅游的一些禁忌,学会以休闲坦荡之心与世人和平相处、友善沟通。

三、公益休闲风尚是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

西方国家的休闲教育是从小做起,并成为所有人的一门必修课,通过休闲教育,不仅获得休闲旅游和体验的基本知识,而且培养人的高尚情操、优良品德、健康身心、健全人格和创新精神、创造能力,促进素质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中,参与公益活动的自觉性比我国公民高得多,在各类公益活动中,体现休闲本质的自由心态和主动意愿十分明显。因此,“公益休闲”常被被视为人生最高境界。

提出“公益休闲”的命题非常有意义,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参加公益活动已经作为大众“休闲”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在传统文化观念深厚的中国,参加公益活动还常常被人们看作侍侯人的“低贱”工作而被人瞧不起,特别是那些以“义工”、“志愿者”名义去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护理危重病人、遗弃孤儿、孤寡老人的崇高行为,还鲜见作为“休闲”活动加以宣传推广,我们偶尔从媒体上看到这类报道,还多是某些影视明星或富豪们的“作秀”行为(当然也有许多是真心热爱公益事业的)。只有当参加公益活动作为国家公民自觉自愿的一种休闲方式,“公益事业”与“休闲活动”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公益休闲”才能成为社会风尚。所以我们要站在公民道德教育、提升国民素质的高度,通过宣传和倡导公益活动,在全社会普及和推广公益休闲,特别是要从娃娃抓起,从学生时代抓起,从学生素质教育抓起,从小树立起“公益活动”光荣的人生观、价值观。

“公益休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尽管在休闲的理念上,“公益休闲”会体现出个体差异(对许多人来讲可能并不喜欢“公益休闲”),许多公益活动因为“无偿”本身也不产生增加值GDP(即“休闲经济性”不显著),但作为一种文明社会提倡的公民道德行为和休闲生活方式,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公益活动”休闲的本质。要使公益活动成为人们一种休闲方式,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也就是要使“公益休闲”逐步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这种大背景下,有的人会选择旅游休闲、文化休闲,有的人会选择娱乐休闲、运动休闲,有的人会选择公益休闲、养生休闲……即把“公益休闲”也作为一件自由、快乐的事情去做。休闲的本质是自由(不带任何勉强的),休闲的意义就是分享快乐!休闲活动对参与者来说更加轻松和愉快,甚至可以明显感受到“幸福”。这种“幸福感”在“公益休闲”活动中显的更加强烈,因为在从事公益休闲过程中你献出了爱心和真情,不仅你自己高兴,更重要的给被献爱心者带去了幸福和快乐!每年“情人节”有许多情侣去杭州吴山广场为病重患者献血,正是这种“公益休闲”快乐和幸福的体现!

所以,是否属于“休闲”,是由活动本身能否使人产生愉快的性质所决定的。当“公益休闲”也成为大家“快乐”追求时,我们离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就不远了。在公益性休闲活动过程中,更可以获得自在的心境,并同时实现自我完善,达到健康身心、丰富生活、提升人格的目的。

总之,开展休闲教育,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是提升我国国民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高等院校和旅游、文化、体育等社会培训机构应给以高度重视。我们要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开展休闲教育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充分挖掘我国古代丰富的休闲文化内涵,通过引进和创新相结合,休闲教育与休闲体验相结合,整合现有教学资源,开设休闲课程或专业,在加强休闲基础教育、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国民业余的、非职业的休闲教育,大大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刘嘉龙,郑胜华.休闲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2.

[2]郑胜华,刘嘉龙.我国休闲教育的现状与发展构想[J].高等教育研究,2007,(2):79-84.

大学生休闲论文篇(3)

从国外的研究看,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西方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起步较早。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包括休闲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转型性变化十分明显。与此同时,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新史学,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成长壮大并与传统史学抗衡,最终赢得了主流史学的统治地位,开始进入到了迅猛发展的时期。其间,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表达研究成果的方式等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便成为对休闲生活的关注与研究应运而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较早对英国休闲生活进行系统研究的当为B.S.朗特利和G.R.拉夫尔合著的《英国人的生活与休闲·社会研究》一书。同时,皮特·昆莱尔主编的《英国生活》丛书、E.P.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布赖耶·哈里森等学者的相关著述等。大致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既有侧重于英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娱乐、消遣和游戏等休闲生活的简单描述;也有在研究方法方面积极引进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进行交叉研究的初步探索。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同期西方新史学关注处于社会底层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倾向基本一致,西方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明显呈现出侧重于经济一社会史和民众休闲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有探讨19世纪30-80年代清教主义对休闲生活影响的皮特·伯利‘引;有对休闲生活商业化进行研究的J.H.普拉姆勃;有对运动休闲研究的H.A.哈里森;有对民众休闲生活问题的研究;还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关于工业化进程对休闲生活影响的分析,如阿萨·勃里格斯、R.W.马尔克姆森等人的表述。

在上述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休闲理念变化的研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生活的丰富,但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加,自我释放的休闲理念应运而生。于是人们在注重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同时,也把休闲视为释放压力、交往、沟通乃至创造财富的一种方式而予以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出现了深入与角度多样的趋势。有影响的著作包括蒂姆·哈利斯主编的《英格兰的民众文化,1500-1850》、阿里森·西蒙的著作《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的娱乐与休闲》和德国学者里夏德·范迪尔门所著的《欧洲近代生活》(三卷本)等等。研究涉及:近代以来休闲时间、休闲方式和休闲观念的变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重大事件对休闲生活的影响;近代以来休闲的商业化程度、原因、影响和趋势;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对休闲的影响;近代以来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休闲生活;不同休闲形式的发展与变迁;各种休闲生活的职业化;政府在休闲生活转变中的地位和角色;非法休闲娱乐等等。上个世纪90年代末,西方学者对休闲史的研究还呈现出了西方新史学或后现代史学的一些特征。如,主张放弃对历史变化做“概括性的叙述”“把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与普通读者可接受的形式相结合”等。

可见,西方学者起步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不仅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而且其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主流所认可,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从国内的研究看,笔者以为休闲生活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是在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人们的日常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休闲逐渐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益高涨的休闲消费需求刺激下,我国的新型休闲产业蓬勃发展。于是,关于休闲理论、休闲史和休闲指导等相关研究逐渐引起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逐渐面世。如,在社会科学领域“闲暇社会学”开始兴起,主要著述有楼嘉军的《休闲新论》、陈琰的《闲暇是金——休闲美学谈》和马惠娣的《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等。从已公开发表的论文看,改革开放至上世纪80年代末,还较少有关于休闲生活研究的,然而到上个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已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看,90年代的十年间,公开发表的涉及休闲生活研究的论文,与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余年相比,增长了13.34%(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发表相关论文情况一览表》)。不过在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论文中,多为对我国当时休闲生活状况以及发生变化或发展趋势的探讨。仅有孙永亮的“论休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休闲生活的变化;另外,田赞明的“休闲论”就应关注我国休闲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却少有涉及国外其他国家休闲生活研究的相关。

在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间,我国学者对休闲生活的关注和研究进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据笔者查阅,相关著述大量增加,如《休闲学》《女性休闲行为研究》《休闲教育的当代价值》等。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从数量上看与前十年相比,呈大幅度增长的趋势。据笔者的统计显示,本世纪十年间研究论文的数量已为前十年的近二十倍(参数可见下表和图示。还举办了“首届休闲和生活质量国际共识研讨会”(2006年杭州)出版了由加拿大著名学者埃德加·杰克逊主编、刘慧梅等翻译的文集《休闲生活与生活质量——休闲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从研究的内容看,反映出我国学者在休闲生活研究的进步与发展:视角多样,涉及领域众多,成果丰硕。其中,从社会群体层面看,涉及农民和农民工、老年人、女性、官员、大学生、名人等的休闲生活;从研究领域看,涉及休闲理论、休闲经济、休闲文明或休闲文化、休闲方式、休闲与宗教的关系、休闲生活的观念、休闲教育、休闲开发项目等。可谓色彩斑斓,丰富多彩。值得注意的是对我国休闲生活史也给与了一定的关注。如,刘丰祥的“民国时期上海人的休闲生活——以1927-1937年《申报》广告为中心的考察”,曾琳的“明清苏州休闲空间研究”,张永军等的“论休闲生活与中国古代临淄蹴鞠”,秦宗财的“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王琪延、刘丹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市民的休闲生活”等。

与上述研究的态势大体相仿的是,对国外休闲生活和休闲生活史的研究也随之起步。

国内相继引进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学者研究休闲生活和休闲生活史的著作。如,德国学者约瑟夫·皮珀的《节庆、休闲与文化》《闲暇:文化的基础》和里夏德·范迪尔门的《欧洲近代生活》;美国学者杰弗瑞·戈比的《你生命中的休闲》;英国学者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等。这为我国休闲生活史领域的研究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提升成果水平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

从国别研究的情况看,我国对英国休闲生活和休闲生活史的研究处于领先的位置。研究起步于20、21世纪之交,研究成果十分喜人。研究内容从对西方学者研究情况的评介,发展到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其中,既有侧重于英国某个特定时期的研究的,如,李斌、蔡骐的“都铎时期英国文化娱乐活动述评”、厉永平等的“素描中世纪英国人的节日文化”、陆伟芳的“英国近代海滨休闲城市初探”向荣的“移风易俗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又有就某个群体的休闲生活的情况等的介绍,如,刘江燕的“试析《爱玛》中的女性休闲”等等。然而,从工业化的角度对英国休闲生活进行的专题考查和研究尚不多见,也未见到公开发表的相关专著。

大学生休闲论文篇(4)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广大群众在物质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精神需求愈来愈丰富,越来越关注生活的质量、关注生存环境的安全、关注自身的健康与能量的平衡,人们也在有意识地为自己安排富有个性的休闲时尚生活,休闲化成为了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将迎接休闲体育时代的到来,休闲产业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强国的第一产业。

1.休闲体育的由来及定义

体育是人们遵循人体的生长发育规律和身体的活动规律,通过身体锻炼、技术训练、竞技比赛等方式达到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丰富文化生活为目的的社会活动。它具有竞技、游戏、娱乐、健身等多种特点和功能,这些特点和功能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都对人有着积极的影响。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体育同时也经历了原始体育、古代体育、近代体育、现代体育的发展历程。无论在哪个时期,休闲与体育从来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现代休闲体育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工作压力不断加大,人们对休闲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西方发达国家将体育和休闲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并且把它市场化、产业化,使得休闲体育作为一种产业在短时期内得到迅猛的发展。我国学者把休闲体育概括为一种建立在休闲的基础上利用人们的闲暇时间,以增进身心健康,丰富和创造生活情趣,以完善自我为目的的,同时结合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来达到身体锻炼和身心放松的一种活动。

2.我国休闲体育发展历史及现状

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在休闲体育产业领域的发展状况,我国的休闲体育产业发展还是相当不均衡的,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经济制约性,这和我们国家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性,也和人们的文化素养有关系。就目前来说,制约我国休闲体育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我国休闲体育的发展历史

我国的文化历史悠久,与休闲体育渊源甚深!自我国周朝以来,有关休闲体育的活动就有记载,体育被认为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紧密联系。我国古代也有着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如蹴鞠(踢球)、竞渡(赛龙舟)、荡秋千等等,更有一些诸如赛马、摔跤、射箭、绘画、音乐、狩猎等。这其中有些活动既可以作为激烈对抗的体育比赛项目,又可以作为具有很强娱乐、观赏性的休闲活动。古人的登高、远足、郊游等亲近于大自然的休闲活动,直到现在还深深影响着现代都市人的业余生活。近代社会,战争连连,广大群众民不聊生,所谓的休闲娱乐活动也几乎停滞,但学校体育对西方的体育教学引进却有了极大的发展。休闲体育也只仅仅局限于极少一部分人的歌舞升平,这种休闲娱乐活动不能够代表广大老百姓的生活状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同时,对外开放使得人们的休闲观念日趋成熟,休闲体育在中国大陆也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从80年代末期,我国有些学者开始进行现代休闲体育的研究,早期的王雅林从社会学角度对闲暇问题进行了研究,到21世纪马惠娣对休闲本质和休闲传统进行了探讨。从早期的溜冰场、室到后来的桌球室、健身房、乒乓球羽毛球馆,甚至到现在的高尔夫球场、保龄球馆、电子模拟体育活动场所等等,休闲体育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成分。随着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休闲将会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2.2国内对休闲体育领域认识和研究的局限性

我国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对世界休闲体育的发展和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皇宫贵族们浩浩荡荡的休闲出游到民间大众的三两相邀结伴踏青等等,无处不体现出从上到下的全民休闲,休闲体育对民众的影响无处不在,中国封建社会对休闲体育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现代社会对竞技体育的重视程度。由于中国人的含蓄、内敛的个性,更倾向于对休闲体育的热爱,所以体育生活方式只能趋向封闭保守,别无它选。但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为休闲体育的兴起解开了观念的束缚,文明、健康、科学的体育生活方式正在形成,新型的、现代化的体育生活内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和肯定。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已从以往的健身为主的单一形式,走向娱乐、消遣、健身、交际并举的多元形式。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制度的不断完善,还有人们观念的不断转变,我国正逐步由体育强国转变为体育大国,国家对竞技体育的重视也开始逐步向大众体育倾斜。经济的崛起促进了休闲体育在我国的兴起,这种兴起与发展不仅成为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我国休闲体育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尚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笔者通过检索中国知网2000年至2014年有关休闲体育研究的文章共计88篇。发现大多数文章,只是对休闲体育的概念及发展的现状及趋势等做了辨析研究,对休闲体育的发展机理及系统理论方面研究较少。在国外许多高等学院都设置了与体育休闲娱乐相关的专业,其学科体系相当完备,而在我国14所专业的体育院校中仅有7所开设了与休闲体育有关的专业,而最早开设休闲体育专业的院校是武汉体育学院和广州体育学院,时间在2007年2月。由此可见,休闲体育在我国起步较晚,进入高校的时间相对较短,这对休闲体育的研究、推广和普及都是不利的。

2.3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对休闲体育发展的制约

休闲体育的兴起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休闲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是人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生命状态,是与每个人的生存质量息息相关的领域。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为休闲体育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业余生活日益丰富,休闲体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精神上的需要。然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对我国的休闲体育发展和推广也造成了极大的不平衡。众所周知,休闲体育是在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后的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才有闲暇时间进行休闲。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经济发达地区休闲体育的发展也相对发达,休闲体育设施也相对比较完善。同时,经济发达地区对交通、自然环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也相对完善,政府对休闲设施的投入不断加大,这为人们的出行和休闲锻炼提供了条件上的可能性和便利性,为休闲体育的发展创造了物质上的条件。相对于经济落后地区而言,经济的发展为休闲体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基础设施的完备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上的可能性,对自身健康的重视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总体而言,我国的休闲体育发展目前受经济发展的制约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城市好于农村,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要好,经济发达地区好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参与体育休闲群体中中小学生和离退休的老年人多于中壮年阶层人员。这跟经济发达程度和政府宣传、教育力度有关。从目前来说,经济和意识形态是影响我国休闲体育发展不平衡的两个重要因素。

3.我国休闲体育的发展趋势及对策

3.1我国休闲体育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体育消费也从同质性、单一性向异质性、多元性进行转变,全民健身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休闲产业将成为经济强国的第一产业,其中包括体育、旅游、健康等等,均与休闲挂钩。休闲体育进入人们的生活,为人们所喜爱,为社会所关注。它不仅成为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休闲化成为了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如今国际上休闲时代已经来临,作为第三产业的休闲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我国的休闲体育产业才刚刚起步,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需要多种政策引领发展。由于西方国家对于休闲的研究起步早,研究的领域和深度也比较宽泛,研究相对集中在休闲教育和休闲产品与服务开发方面。我国的研究起步则较晚,而且尚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休闲将会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休闲体育产业化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国家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民间资金的注入,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进一步提升,休闲体育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这些都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上的可能。

3.2我国休闲体育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对策

3.2.1我国由于对休闲体育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休闲体育概念及理论体系,这种状况对于指导我国的休闲体育实践不利。加强休闲体育理论研究,开展行之有效的学习和讨论,尽快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休闲体育理论体系。3.2.2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对休闲体育产业的关心和扶持虽有所加强,但是力度不够,手段和方法较为单一,尚未形成一个有效的长效机制。建议加强意识形态上的引导,加大政策上的扶持力度,扩大休闲体育的宣传和休闲产品的开发,增加对休闲产业的资金投入和休闲设施的完善。3.2.3休闲体育产业相对落后,缺乏科学化管理,配套设施不足,技术含量低。培养现代化的管理人才,引导投资者合理有序的进行资源配置。扶持一批具有规模的体育集团公司,使休闲体育走上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以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大对休闲体育配套设施的投入,进一步开放体育场馆,完善相关服务及管理措施。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提供休闲体育产品和服务的组织、管理体系和运作机制。

4.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休闲体育产业正在快速崛起!使得休闲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极具活力的新的增长点。2014年10月21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这是体育产业从体育系统内部转变成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一环,对体育产业的认识提升了一大步。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休闲的国度,休闲体育的春天来到了。

作者:刘德会 郭颖 单位:广东开放大学基础教学部

参考文献:

[1]郝俊.21世纪休闲体育现状与问题.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6,7.

[2]黄文仁试.论社会转型期的体育生活方式变革.[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4.

[3]王广虎.论社会体育兴起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基础.[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0,3.

[4]孙天厌.休闲时代信步而来.[J].经济论坛,2003,20.

大学生休闲论文篇(5)

一、相关概念

(一)闲暇

闲暇在汉语中经常与休闲、空闲混用,通常是指人们扣除谋生活动时间、睡眠时间、个人和家庭事务活动时间之外剩余的时间。

(二)休闲教育与其价值

关于休闲教育的内涵,国内外很多学者给出了解释。傅文伟教授综合各种观点,指出休闲教育“是为教导人们善用休闲时间,从事有意义的休闲活动,体验休闲心境及培养自我决定和行动之能力的一种教育”。

关于休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查尔斯等指出,休闲教育的基本作用是让人们“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休闲活动,使人在休闲中感到满足并生活地有意义”,进而“引导人们的学习和行为,使之能向社会最高层次和最持久的价值的方向发展”。他同时认为通过系统的方法,如调适、培训、教育、社会组织等,能够改善人们的休闲方式。

二、研究背景

国外休闲教育的历史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现代意义上的休闲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时出现了大量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发表了众多论文专著。1970年,?世界休闲组织的前身国际娱乐协会通过?《国际休闲》,1993年通过《休闲教育国际》。时至今日,英美等国的大学中几乎都设置了与休闲相关的专业,并且拥有完备的课程体系。此外,日本、以色列等国也非常重视休闲教育。在我国,虽然先贤圣人多有关休闲的论说,但由于受长期以来“勤劳俭朴”价值观的影响,往往将休闲等同于“游手好闲”甚至“不务正业”,加之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在发展经济方面只争朝夕,人们也在追求物质生活丰裕的同时忽略了“休闲”。直到90年代中期,休闲理论研究才引起部分人士的关注。目前,无论是高等院校的休闲教育或者是国民休闲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从中国知网的论文检索来看,2002年开始有关高校休闲教育的研究论文出现,其后陆续有学者对大学生休闲时间的管理、休闲运动、休闲心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关于大学生闲暇生活状况的系统调查研究集中出现在2010年前后,研究主要侧重于现状的描述,样本的选择通常较小(一般为200份左右)且学科专业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亦即样本的代表性较小,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研究分析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笔者于2011年至2012年在浙江省内6所高校的学生中共计投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42份,有效问卷率88.4%。在样本的选择上,采取多段随机抽样的方法,确保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抽样调查法。问卷设计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学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级等;2)休闲活动选择:包括日常时间安排、休闲活动种类、休闲动机等;3)休闲影响因素:包括休闲条件、制约因素等;4)休闲认知与评价:包括对休闲及其重要性的理解、休闲满意度、对休闲环境的评价等。被调查者中,男生占47%,女生53%;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各占30.8%,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由于实习和择业较为忙碌,在样本中所占比例比较小,分别为20%和18.4%。

四、大学生闲暇生活现状与问题

(一)闲暇时间充裕,休闲活动单调随机

大学的寒暑假加上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全年约有180天假期。即使是在校期间,由于高校普遍实行弹性学制,大学生支配时间的自由度也很大。本次调查中,笔者将日常时间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必需时间(吃饭、睡觉等基本生理活动)、学习时间(上课、自习、课外教学活动等)和闲暇时间。从平均值来看,大学生的日常闲暇时间非常充裕,占到每天时间的1/3,学习时间则为5.5小时。无论和中学生还是上班族相比,大学生的闲暇时间都是最充裕的,有更大的个性化发展空间,但也可能因此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生命。

从闲暇活动的内容看,反映出很大的变化,从传统的看书看电视或简单的运动等活动开始向注重追求高品位的休闲生活转变,户外拓展、旅游、野炊等逐渐成为受欢迎的休闲活动。但上网这种“既省钱又有趣”的活动,仍是大学生最钟爱的休闲方式,睡觉(这里是指因为无聊而睡)甚至成了一部分大学生打发闲暇时间的方式。从休闲活动的类型来看,大学生并不热衷于延伸性的学习活动和体育健身活动,特别是女生,几乎没有特定的锻炼时间。详见图1。

当问及休闲生活是“按计划进行”或“随机而定”时,“按计划进行”的学生只占了12.5℅。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大学生对于自身的闲暇时间缺乏计划,盲目性、随意性很大,缺乏合理规划和利用闲暇时间的自觉性。

(二)休闲动机多样化,认知存在偏差

根据抽样调查,在大学生休闲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动机是“打发时间,摆脱无聊”,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缺乏正确的引导。其次是“结交朋友,联络感情”,在休闲活动中和朋友进行交流能增进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动机的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生对休闲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只有极少部分人选择“提高个人素质”和“实现自我价值”,因为这些表述看上去“过于严肃”。这一点在对休闲活动作用的选择上有更充分的体现,详见表1。

(三)休闲消费明显增加,消费结构有待优化

目前大学生的月均消费在800-1200元之间,用于休闲娱乐的消费约为50-200元。以前大学生的休闲娱乐多数是不花钱的,例如去图书馆、在学校的场地上打篮球、踢足球等。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大学生在上网、社交或者旅游活动上的消费明显增加。部分大学生利用勤工俭学获得的收入参加各类证书培训和考试以及旅游活动,丰富休闲生活。但由于休闲活动类型较为单一,使得休闲消费的结构仍有待优化。

(四)制约因素较多,休闲满意度不高

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大学生休闲活动的主要因素中,除去个人兴趣爱好外,费用、休闲地点的环境和设施和休闲地点的可达性等制约因素都具有客观性,详见表2。

学生将费用视作第一制约因素,认为金钱是从事休闲活动的最重要工具,显然与他们对休闲的认知偏差不无关系。当然,我国教育体系历来重应试轻素质,缺少对学生兴趣爱好的引导和培养,导致很多学生到了大学后,“有大把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是他们的休闲满意度低下的重要原因,详见表3。

五、高校休闲教育的实施

大学生闲暇生活存在的问题,显示的是高校休闲教育的缺失。从其他学者的研究和本次调研情况来看,学生大多认为学校在其休闲生活中毫无作用或者并不清楚学校的作用,希望学校能给予指导或提供信息、组织活动,或开设休闲课程,帮助他们提高休闲技能,增进休闲满意度。

(一)开设休闲教育课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休闲观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大学德育教育应充分重视大学生休闲观念的树立。大学教育应摆脱就业率等功利性的目标,以为社会培养心智健全、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为责任。高校应开设休闲指导性的课程,并纳入德育教育体系。休闲教育课程应融合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使学生了解休闲文化,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休闲的价值,树立科学的休闲观,选择健康合理的休闲方式。

(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大学生处于人格完善的关键时期,健康的校园文化,对于健全大学生人格、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从调查情况看,大学生无所事事、虚度光阴的情况比较严重,社会上关于大学生思想颓废、不思进取甚至犯罪的负面评价和报道时常可闻,有学者称之为“反校园文化现象”。尽管大部分高校都开展了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但学生的参与面和参与度并不高,高校应结合休闲教育来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尊重大学生的兴趣爱好,使学生真正成为校园文化的主体,从而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

(三)开展休闲技能培训,提高学生的休闲能力与技巧

休闲既是一种观念,同时也是一种能力,只有具备良好休闲技能的人,才能合理的安排休闲生活,陶冶情操,使生活更完美。休闲技能既可以通过课程习得,也可通过各类活动实践和体验。通过休闲活动课程,使其具备一定的休闲技能与技巧,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开发潜能,丰富休闲生活。目前高校中的选修课已经具备一定的休闲技能培训功能,但其教学任务的色彩仍然较重,导致学生往往根据课程“是否容易通过”来选课而非自己的兴趣爱好。因此,要进行课程改革,重新设计休闲教育类课程的教学和考核体系,拓展课程内容,从而激发学生的热情。

(四)规划校园休闲设施,创建良好的休闲环境氛围

良好的校园环境和设施是学生休闲活动的重要依托,也是校园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很多高校花费大量经费用于校园建设,但大片的草坪不允许踏入,装修豪华的运动馆要付费使用,却成为一种校园怪相。校园休闲设施是休闲教育的硬件保证,高校应为学生提供完善的休闲设施和服务,营造良好的休闲环境,满足大学生的休闲活动需要。

(五)联合校内外的力量,共同构建休闲教育平台

学校是休闲教育的重要基地,但仅依靠学校的力量远远不够的,应该联合家庭、社会的力量,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休闲教育体系。学生进入大学后,家校联系骤减,家长往往不了解子女在大学中学习和生活的真实情况,一旦出现问题,也容易激化家校矛盾。高校应加强与家庭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并积极与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社会活动的基地和机会,拓展他们的休闲活动空间和内容。高校要借助自身的科研和学术优势,向公众推广和普及终身的休闲教育理念,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休闲教育氛围,促进学校教育、休闲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一体化。

大学生休闲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5-0001-07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of the essence of sports leisure

――Also a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orts leisure and leisure sports

ZHOU Ai-gu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pointed out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he study of sports and leisure in China, probed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leisure, specified such 5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as goodness, spontaneity, activeness, joyfulness and timeliness, advocated to use Marx’s “free time” as the theoretical criterion for leisure time, and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sports leisure” and “leisure sports” respectively, pointed out two difficult issues confronted in the study of leisure sport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

Key words: leisure;sports;sports leisure;leisure sports

近年来,体育休闲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加深了对体育休闲的认识。然而,由于对体育休闲的本质这一根本性问题缺乏深入分析,造成了“体育休闲”与“休闲体育”两概念混淆的局面,影响了体育休闲理论的研究进展。尤其是在“社会体育”、“群众体育”、“休闲体育”、“体育休闲”、“快乐体育”、“体育休闲娱乐”等多种近似概念林立的情况下,如果不明确每个概念的内涵及对象的领域,就容易导致研究内容相互重复、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研究领域相互制肘的状态,不利于体育休闲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本文试从哲学的视角通过对体育休闲的本质及与休闲体育关系的探析,弄清两概念的内涵、联系与区别。

1关于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的争论

韩会君、饶纪乐[1]认为:“区别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关键是我们以什么角度去理解休闲和体育的关系,也就是论休闲中的体育,还是谈体育中的休闲。”他们认为,休闲和体育的关系,应当是休闲中的体育,而不是体育中的休闲。“休闲是属概念无异,种差体现的是体育,所以……应该称之为‘休闲体育’,通俗理解,就是人类用来休闲的体育”。

马惠娣[2]认为:“以休闲的方式(或休闲的心态)参与体育,谓之‘休闲体育’;以体育的方式参与休闲(或享受休闲),谓之‘体育休闲’。”她认为两者都是把体育和休闲联系在一起,都是通过体育达到休闲的目的,两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在一定意义上有同义反复之嫌”。

曹春宇[3]对马惠娣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他认为‘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不是两个词的简单叠加,而是偏正结构,强调的重点不同,因此两概念不是同义反复。其次,他认为体育休闲是“通过身体性活动方式而获得的休闲,体育休闲必须有参与者的身体活动性。……休闲体育是指休闲化了的体育,强调的是参与到体育活动中,而参与者本人不一定具有身体活动性。”因此,“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两者尽管都含有通过体育达到休闲的目的,或者以休闲的心态参与体育的目的。但是,无论从语义还是逻辑的角度分析,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之间并非‘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胡小明[4]指出了使用“休闲体育”概念的弊端,主张用“体育休闲娱乐”概念替代“休闲体育”等概念。他认为,“‘休闲体育’的提法很容易与‘竞技体育’的提法相对立,以致产生这是不同体育形式分类的错觉,而忽略了体育活动整体上休闲娱乐化的实现。”因此,他主张把休闲体育、体育休闲、休闲活动、闲暇体育、快乐体育、流行体育、时尚体育等统统称为“体育休闲娱乐”。

以上的争论反映出目前我国在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两概念混淆不清的现状。“休闲”是存在于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两概念深层的理论依据,也是两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因此,明确两概念的本质内涵,厘清两概念的关系,有必要重新回到其理论原点――何为休闲?

2休闲概念的再认识

2.1休闲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胡伟希[5]认为,从词源上看,“休” 指“人倚木而休”,其最早的意思是“吉庆”、“美善”、“福禄”。“闲”,其基本意思是范围,引申为道德、法度。假如不脱离其原来的词源义,则休闲应当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人应当过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是符合道德的生活。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胡伟希还从超越性、主体性、日常性、体验性4个方面分析了休闲的本质特征。

马惠娣[6]认为:“‘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善美、福禄’的意思,强调人倚木而休,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一种态度。‘闲’,通常引申为道德、法度,也有限制、约束之意。‘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因而,对‘闲’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余暇、消遣的时间概念上。而且,也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时间概念,此‘闲’是一种心态、心境。”她主张“休闲是对意义和快乐生活的实践和体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人文现象,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之所在,是使人‘成为人’过程中的重要舞台,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是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也是发展文明社会最有效的途径。”

于光远[7]自封“大玩学家”,他所说的“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玩,更不是带有贬义的玩,而指的只是与不得不从事的、繁重的、伤脑筋的工作相对而言的、轻松的、会给人带来欢乐的活动。这种活动通常是工作和正规的学习之外的时间内进行的。他主张,玩是人生的第一需要,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得艺术。所有这些构成了“玩学”这样一门学问。关于“要玩得有文化”,他说:“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是‘有文化的’,就是说他在行动中接受了人类优秀创造物,因而他的行为,有助于文明发展;如果是没有文化的,那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向后倒退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愚昧或带有野蛮色彩的。”于光远把这种工作和学习之外的时间叫做“业余时间”,在业余时间中轻松、愉快、有文化的“玩”也就具有了休闲的意义。关于休闲的价值,于光远、马惠娣[8]认为:“休闲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并直接或间接地推进社会进步。休闲活动虽然不从事直接的生产,但她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或者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正确的休闲理念与价值观是规范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的基础。休闲的核心是如何‘休’闲。积极、健康、文明的休闲方式,可以提升人的教养,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减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杰弗瑞•戈比[9]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的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他还认为,“休闲是指人们以自身的生活方式愉快地、自愿地去做事情。”[10]托马斯•古德尔[11]在对戈比的休闲定义进行深入解析的基础上,指出了休闲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内在驱动力”。他认为,戈比把“休闲限制在那些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事情上,进一步说,是限制在那些不是靠外在的动机,而是靠内在‘驱力’激发出来的兴趣所选择的事情上……当我们出于内在的兴趣去行动的时候,我们感到欢悦,获得了直觉上的价值感,并开始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

2.2休闲的本质与本质属性

一般地说,某事物的本质是指决定这一事物是什么的东西,即某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该事物就是它自身,而不是其他事物,而本质属性则是指该事物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特征。亚里士多德[12]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在事物的说明方式中所包含的第一要素,也就是说,表现那一事物是什么(本质)的东西叫做属概念,而那一事物的诸属性质叫做种差。”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对于理解“本质”与“本质属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逻辑学的视角来看,全面把握休闲概念的本质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确定休闲概念的邻近属概念;其二,是找出休闲概念的种差。从上述关于休闲的诸学说中可以看出,主张休闲是一种心境、一种内心体验的观点具有共性。正如于光远[13]所说的那样,“是否属于休闲,是活动使人愉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应当把“体验”作为休闲的属概念。休闲的主体是人,体验是人的体验,这样实际上也就把休闲的属概念定位在了“人”而不是“物”,也不是某种活动,因为即使在同一活动中,人们的体验也会千差万别。

然而,作为休闲的体验有别于其他体验,如战争体验、政治体验、经商体验、宗教体验、伤病体验等等。之所以与这些体验不同,是由于在诸体验中休闲体验与其他体验之间存有差异,这就是休闲概念的“种差”。种差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休闲的种差同样反映休闲概念的本质属性。从上述的诸学说中可以归纳出休闲概念的5个不可缺少的本质属性:

第一,善性。“善”是与“恶”意义相反的概念,具有美好、善良、积极、进步的含义。无论是从“休闲”这一词的语言学含义来看,还是从休闲的价值来看,休闲始终是一个具有正价值的概念,不是中性的,更不是负价值的概念。也就是说,那种追求低级趣味,“闲生是非”、“丧志”的现象不能与休闲相提并论,休闲一定要对个人身心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休闲。

第二,自发性。休闲不是由于某种外部压力,不是受某种道德力量的驱使,也不是尽某种义务,完全是源于自身内在的驱动力而自发形成的行为。这种自发性在行为过程中表现为主体性而贯穿始终。也就是说,一旦由自身的内在驱动力产生休闲行为后,在行为过程中人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外部环境,而是积极主动地驾驭外部环境,实现人的休闲价值追求。同时,这种休闲行为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达到行为本身以外的某种目的。正像于光远[13]所说:“同样是读书,作为休闲的读书,同为了研究某一个课题,写一本书为目的的读书不一样,它带有随随便便,兴致所至的性质。”因此,休闲是一种自发的、没有任何功利追求的内心体验。

第三,愉悦性。愉悦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内心的审美体验。即使是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条件下,只要是休闲,就一定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慰藉。换句话说,凡是没有给人带来愉悦体验的活动,即使这种活动本身具有娱乐性特点,也不能称之为休闲。因为,愉悦的体验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基于人的内心。

第四,活动性。休闲虽然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离不开当下的活动。也就是说,这种体验不是凭空而来的体验,更不是虚无飘渺的幻觉。休闲的“价值目标具有超越性,而其人生理想的实现,却处处体现或表现为当下性”[5]。休闲的活动可以是欣赏音乐、阅读、看电视等精神活动;也可以是旅游、逛商店、运动等身体活动,在活动中体验愉悦,享受休闲。

第五,时间性。时间是构成休闲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学界已达成共识。然而,如何界定休闲时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探讨。

2.3休闲时间的界定

关于休闲时间主要有4种说法,即“业余时间说”、“自由程度说”、“闲暇时间说”和“自由时间说”。于光远[13]主张“休闲应该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在业内时间闲谈说笑,是不遵守劳动纪律或者整个单位工作秩序不良的表现,不属于我们说的休闲的范围。”他在这里所说的业余时间实际上就是“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杰弗瑞•戈比[9]反对从自由时间,而主张从人们获得自由的程度来把握休闲。他认为:“‘自由时间’常被等于‘休闲’本身,或者作为休闲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可是不论上述哪种理解,都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马惠娣[14]认为:“闲暇时间是休闲存在的一种‘物质载体’,从一般意义上说,有了闲暇时间,才有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的条件。”闲暇时间是“相对于工作(或劳动),又不同于生活时间,特指人们在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后,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通常包括:①工作之外的时间、②星期日及假日、③各种假期、④退休后的时间等。”笔者认为,应当把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学说作为界定休闲时间的理论依据。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在论述剩余价值,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背景下提出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要通过消灭剥削,使“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5]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阔广阔天地。”[16]同时,由于自由时间“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6]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是包括休闲在内的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生产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劳动,或者说是体力劳动,并不包括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科学、宗教等作为上层建筑的脑力劳动,这些均属于“非生产劳动”。这一点可以在马克思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述中反映出来。“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虽然香槟酒的生产是‘生产劳动’,而音乐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17]这一重要思想对于休闲的意义在于,马克思当时所讲的“生产劳动”不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工作”,因为现代社会的“工作”中已经部分地涵盖了马克思所说的“非生产劳动”,如音乐创作、著书立说、科学研究、艺术鉴赏等已进入现代社会的工作领域。同时,这一理论还明确揭示了“自由时间”与“闲暇时间”的不同。上述的闲暇定义明显地反映出“闲暇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差异。首先,自由时间概念的外延大于闲暇时间概念的外延。在自由时间中不仅包含了人们休息、娱乐、生理需求等活动,还包含了从事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非生产劳动”活动,而在闲暇时间中不包含作为“工作”的“非生产劳动”内容。其次,由于自由时间中含有“非生产劳动”的工作内容,需要在自由时间中履行社会职责,而闲暇时间被认为是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之后的时间,不需要再履行各种社会职责。当然,即使是在闲暇时间中能否不履行社会职责仍有讨论的空间。我们认为,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公共秩序、环境保护,交通规则等方面的社会职责在任何时间都有履行的义务。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增加。不用说文学创作、软件开发、科学研究等个体性较强的工作,就连群体性较强的企业,也有不少实行了目标管理,加大了劳动者个人支配时间的自由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再一次浮现在面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8]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们在劳动中得到满足,工作和休闲将会处于同一过程之中。当然,现代社会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但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仅从时间上划分“工作与非工作”、“业内与业外”的状况将会逐渐淡化,工作概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过分强调“工作”与“非工作”时间,只能把休闲定位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休闲”,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休闲”。因此,用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来界定休闲时间既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又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

2.4休闲的定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休闲概念的把握上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休闲概念的外延泛化,另一种是休闲概念的外延狭窄化。戈比的休闲概念否定“自由时间”,强调获得“自由的程度”。这种否定了休闲的时间特征,只强调内心体验,本能感受和信仰,客观上形成了休闲概念外延的泛化,难以把握休闲的本质。与其相反,仅把休闲规定在与“工作”相对的“闲暇时间”之内,又造成了外延狭窄,不能涵盖现实存在的各种休闲现象。以马克思的“自由时间”作为界定休闲时间的理论依据,对休闲概念定义如下:“休闲是人们在自由时间内,通过具有善性、自发性的活动所获得的一种愉悦体验。这种内心体验表现为一种精神享受、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19]

3体育休闲、休闲体育的含义及关系

3.1体育休闲的内涵

根据上述的休闲定义,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把握体育休闲概念的内涵。由于休闲与体育休闲之间存有“属种关系”,即休闲是体育休闲的“属概念”,而体育休闲是休闲的“种概念”,那么,只要明确了体育休闲的“种差”,体育休闲的概念就可以成立。我们知道休闲概念的外延很广,看书可以成为休闲,购物可以成为休闲,散步可以成为休闲,看电视可以成为休闲,旅游也可以成为休闲等等。与其他休闲活动不同,体育休闲的“种差”只能是“体育活动”,这是体育休闲区别于其他休闲的本质特征,失去了这个特征,也就失去了体育休闲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们可以将体育休闲定义为:体育休闲是以体育活动为手段所进行的休闲。

3.2休闲体育的内涵

1)休闲体育的几种观点。于可红、梁若雯[20]从休闲概念入手对休闲体育进行了探讨。她们认为:“休闲是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活动为背景而产生的能够促进身心调节,达到自我愉悦的一种积极的体验。”“休闲体育是在空闲时间里进行的,以一定的身体活动形式为手段而产生最佳心理体验的一种有意义的现代生活方式,人们不受限于活动的严格规定,积极追求内在的体验,使个人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休息、放松和享受。”

卢锋[21]从心理体验的视角把握休闲体育,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人们参与休闲体育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体验,在不同的情况下和在不同的时间内,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目的可能会发生改变。”他借鉴约翰•凯利休闲理论对休闲体育定义如下:“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条件下,人们自愿选择并从事的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的统称。它是体育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体育的一种存在形态,是社会休闲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

韩会君、饶纪乐[1]认为从闲暇时间和心态来把握休闲体育的本质是不妥的。“如果我们仅从闲暇时间上去界定休闲体育恐怕难以有说服力。……如果从心态这一要素去理解休闲体育的话,也没有必要休闲体育这一名词的出现”。他们主张应当以休闲作为休闲体育的属概念,立足于社会主体的体育活动特征,考虑休闲应该具备的要素来把握休闲体育的本质。“所谓休闲体育是指人类摆脱劳动奴役,为了身心的解放,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在相对自由状态下对体育的参与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梁利民[22]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休闲体育进行了定义。“休闲体育(广义的概念)是指在闲暇时间里,用于娱乐和休闲的各种体育活动。休闲体育(狭义的概念)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里积极主动选择并实施,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培养自身的生活情趣,提高自身生活品位和格调,获得身心自由与快乐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文化品味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新的体育活动形式,也是生活方式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观点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休闲体育的本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然而,综观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休闲”作为属概念定义“休闲体育”;另一种是以“体育活动”作为属概念定义“休闲体育”,这从客观上反映出在“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认识上的理论缺陷以及两概念相互混淆的状况。

2)休闲体育的定义。我国的休闲体育概念很大程度上受日本的影响,而日本的休闲体育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大背景:一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期,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已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与当时国民的休闲状态极不相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减轻国民的工作压力,给国民带来幸福感,反而由于劳动强度大,出现了“过劳死”现象。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开始关注劳动者的状况,学者们纷纷批判日本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提倡国民的余暇生活。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扩大内需,满足国民的余暇需求,制定了从“以企业为中心”向“福祉国家”转变的政策,休闲和体育被列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另一个是日本体育发展的大背景。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激发了国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加剧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在体育资源上的矛盾。以“谷事件”为导火索,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体育理论界开始反思东京奥运会,成功抵制了申办名古屋奥运会,展开批判现代竞技体育中的异化现象等,从而使日本体育实现了从“以国家为中心”向“以国民为中心”;从“以竞技体育为重点”向“以大众体育为重点”的两个重大战略转变。

上述两个大背景催生和繁荣了日本的休闲体育,日本休闲振兴协会把休闲体育定义为:“不管什么体育运动项目,只要把它作为一种休闲体育运动,从而达到欢欣鼓舞、身心快乐、心情开朗、消除疲劳等休闲的目的时,都可以称之为休闲体育。”[23]这一概念得到了我国多数学者的认同。从上述休闲体育的概念来看,“体育”是休闲体育的属概念,而“达到休闲的目的”是其种差。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体育”反映休闲体育概念的本质,“达到休闲的目的”反映其本质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休闲体育定义为:休闲体育是以达到休闲为目的的体育活动。

3)休闲体育研究中的难点。将休闲体育概念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概念,以及休闲体育研究中的偏差联系起来看,面临以下两个难点:

第一,休闲体育如何区别于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我国对社会体育概念和群众体育概念的定义是:“社会体育,指职工、农民和街道居民自愿参加的,以增进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群众体育活动。”[24]“群众体育是人民大众在余暇时间中自愿参加的,以健身、健美、医疗、消遣、娱乐和社交为目的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24]社会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区别仅在于社会体育作为狭义的群众体育概念不包括学生和武装力量人员。细观上述概念,很明显,不仅休闲体育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具有相同的“属概念”,均为“体育活动”,而且在“健身、健美、医疗、消遣、娱乐”的“种差”上也极为相似。休闲是人的休闲,休闲体育的主体也必然是人。那么,休闲体育如何区别于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并确立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是面临的难点之一。

第二,研究中的偏差。有些学者把休闲体育理解为“休闲的体育”,进而引申为“休闲的体育运动项目”,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休闲体育的运动项目分类以及运动项目的休闲特点上。例如,有的学者把休闲体育划分为指导性体育、非正式体育、俱乐部体育;有的学者把休闲体育划分为竞技运动项目和非竞技运动项目、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室内运动和室外运动等等。问题是,这些分类是休闲体育特有的分类,还是适用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的一般性分类?如果是一般性分类,这种分类的意义何在?难道还有不能作为休闲手段的运动项目吗?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可以忽略不计。我们认为,无论是现代体育项目,还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可以作为休闲的手段。因为体育文化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最终决定是否是休闲的不是运动项目,而是参与体育活动的人。这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社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美国人、日本人在棒球运动中可以体验到休闲,中国人就不一定喜欢棒球。同样,中国人喜爱的乒乓球在美国和欧洲并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从体育项目分类或从体育项目的特性上来研究休闲体育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胡小明[24]指出:“有相当多的研究者的目光仅仅局限在器物层面,热衷于对运动项目的排列组合,最普遍的误区是把各种运动项目凭感觉分为‘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两大运动项目群,制造‘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对立,人为产生了理论上的混乱。”并强调将“休闲体育”等概念称之为“体育休闲娱乐”。

我们认为,研究领域的名称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但休闲体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需要克服以上两个难点。

3.3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的联系与区别

1)两者的联系。虽然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毫无关系的,而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两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目的和手段上。首先,从目的上来看,无论是休闲体育还是体育休闲其目的都是使参与者得到休闲,缓解压力、消除疲劳、愉悦身心;其次,从手段上来看,两者都是通过体育活动而不是其他活动使参与者得到休闲。

2)两者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两概念的外延不同。体育休闲的属概念是“休闲”,体育休闲只是诸休闲中的一种,或者说是构成休闲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凡是具有体育性质的休闲活动都可以作为体育休闲的外延对象。休闲体育的属概念是“体育”,同样,休闲体育是构成体育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凡是具有休闲性质的体育都可以作为休闲体育的外延对象。很明显,两概念的外延不同,一个是超出了体育范畴,进入休闲范畴的体育休闲,一个是限于体育范畴内的休闲体育。第二,两概念强调的重心不同。虽然两概念的目的都定位在休闲,但是从构成两概念语词的逻辑关系上来看,体育休闲的重点在基底词“休闲”,更强调休闲活动中人的内心体验。休闲体育的重点在基底词“体育”,更强调外部的体育活动或运动项目。因此,致使不少学者着眼于运动项目的分类或运动项目的性质等的研究。第三,构成两个研究领域的母学科不同。体育休闲的母学科应该是“休闲学”,而休闲体育的母学科应该是“体育学”。由于构成两个研究领域的母学科不同,就必然会造成两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的不同。在体育领域中不乏其例,例如,“艺术体操”与“体操艺术”、“竞技体育”与“体育竞技”、“体育社会学”与“社会体育学”等等,虽然概念近似,但含义不同,因此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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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休闲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13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5―0168―04

伴随休闲时代来临,休闲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因而,关注休闲伦理和人们的休闲道德状况,研究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休闲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

近年来,国内外相关学者在休闲伦理思想、休闲伦理建设、休闲伦理基本原则和休闲伦理价值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开始形成相对专业化的研究领域,初步具备了新学科的雏形,休闲伦理作为一门新的伦理学学科正在孕育之中。不过,学界关于休闲伦理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内容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学科比较单一,缺乏对休闲伦理的学理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的总体性考察,从而导致对休闲伦理与当代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研究不够深入。在新世纪新阶段,认真探讨和发掘中国传统休闲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把公民道德建设与休闲伦理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休闲伦理建设,培育与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公民休闲伦理精神,既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项现实性课题,也是进一步深化伦理学研究的内在需要,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

一、休闲伦理研究的多维视野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休闲是人们在自由时间里自愿选择的、能获得自由和愉悦感的一切有益于身心健康和追求生活意义的实践活动。所谓休闲伦理,就是人们在从事与休闲相关的一系列活动时应遵守的价值秩序和行为准则,其本质是对人的休闲生活的道德性追问,因而,它强调休闲生活对人的成长与发展所肩负的道德责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为价值旨归。休闲虽然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但是人们对休闲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则是近一百年来的事情。随着休闲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凸显,国内外相关学者将理论兴趣聚焦于休闲及其伦理问题,从而形成了休闲伦理研究的多维视野。

1,关于休闲伦理思想研究。刘慧梅、张彦从休闲与工作关系的交接变化的历史视角,分析了古希腊以来西方休闲伦理的历史发展与演进,以及在四大历史时空中休闲伦理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托马斯・古德尔和杰弗瑞・戈比考察了休闲从古雅典出现直到当代的发展,研究了休闲思想在历史、哲学、经济学等领域中的发展进程及其对人类发展的价值,影响休闲的各种因素,休闲被异化及造成的现实后果,阐述了休闲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在休闲的领域中,人生的意义才得到了真正的揭示。他们提出了“探索与思考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问题”,并且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休闲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的价值,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理解了什么是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从而揭示了休闲伦理的价值意义。

2,关于休闲伦理建设研究。刘慧梅、黄健认为,中国休闲伦理建设借鉴儒家德性伦理的相关资源,对作为休闲主体的人进行了德性伦理规约,倡导休闲实践中人的德性修养,其基本思路和对策是提高人的自身免疫力,使之能够自觉地抵御一切非德性或危害德性修养的不良因素的侵入,发挥作为主体的人的强大作用,建构以德性伦理为主导的休闲伦理体系,使人们能更好地通过休闲活动,撑起德性的一方天空。

3,关于休闲伦理原则研究。关于休闲伦理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视角:一是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宣兆凯指出,传统工业社会不可持续休闲方式带来的后果使我们不得不对休闲的道德价值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什么样的休闲方式是好的,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休闲的价值到底是什么?通过休闲活动,我们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满足和幸福?人们该以什么样的标准选择自己的休闲方式?正是在对工业社会时期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及不可持续休闲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可持续休闲方式。可持续休闲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社会休闲活动的必然选择,其时代精神与基本特征是:追求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融为一体的意境,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道德价值取向。二是休闲与人的幸福关系视角。王景全认为,休闲是人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自主选择的活动方式与存在状态,它实现人的乐生价值、健康价值、审美价值、意义建构价值、全面发展价值和自由解放价值,对于提升人的生存质量来说,具有无可替代并且日益重要的独特意义与价值。三是休闲公平的视角。卡拉・亨德森等以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借鉴更广泛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方法,揭示女性与休闲的关系,探讨了女性休闲的公平、赋权与社会变革问题,其理论目标是增强女性的力量与地位的可信度,重新调整现有的社会结构与存在方式,使每一位女性都有生活自由与人身自由的权利,从而在家里家外都能享有公平、尊严与自由选择。四是休闲教育的视角。刘海春认为,休闲教育指对人们休闲生活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引导,使之“成为人”的过程。休闲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如何理解休闲,如何科学安排休闲生活、体验生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领悟生命的真正意义。但是休闲教育并不是只强调休闲而忽视工作,休闲教育必须有一个伦理限度,就是休闲要以工作为前提,否则人类就丧失了生存的物质基础,休闲也就失去了它的合目的性。

4,关于休闲伦理价值研究。一是人性视角。吴文新认为休闲是人性系统内在生命与身心的和谐,社会关系及心理精神的和谐,人与外部自然、社会的和谐,以及这种和谐不断提升的趋势、状态和境界。二是人的自由的视角。约翰・凯利认为,休闲是在摆脱义务责任的同时对具有自身意义和目的的活动的选择,休闲的目的不仅是自我表达,也是自我创造。三是人的生命意义的视角。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休闲能使个体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使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休闲是人生命中的一部分,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寻求生命的意义。四是人的全面发展视角。本文作者王永明认为,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休闲可以满足人们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塑造人的自由个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休闲消费从一个侧面确证和体现人的价值存在和人的本质。在当今消费社会中,我们应该摈 弃休闲消费主义,确立科学休闲价值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休闲伦理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国内外关于休闲伦理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研究内容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对休闲伦理的本质及其内容、规范等“元问题”缺乏全面深入探讨。196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闲暇教育专家查里斯・布赖特比尔提出了现代社会应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认为人们只注意到工作的伦理,却忽视了如何发展休闲伦理,并在其《休闲的挑战》和《以闲暇为中心的教育》两书中对休闲之于人类价值、情感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进一步推动了休闲伦理研究。学界虽然在休闲伦理研究中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在研究内容上,没有能够很好地对休闲伦理的本质内涵、价值目的及具体内容等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从而没有系统地探讨休闲伦理的“元问题”,因此并没有对这些基本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学界关于休闲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有关休闲伦理的本质、内容、规范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散见于相关著作中,比较分散,对休闲伦理的“元问题”缺乏系统论述。美国休闲专家托马斯・古德尔和杰弗瑞・戈比虽然在《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中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休闲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的价值,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理解了什么是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揭示了休闲伦理的价值意义,但是没有对休闲伦理的“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研究视角偏向于微观的、实践层面,宏观的、伦理学的、理论层而的研究不足,特别是没有能够综合运用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中研究休闲伦理问题。20世纪后,关于休闲问题的研究虽然步入更为活跃的时期,在休闲研究范围和理论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极大促进了基础休闲理论、应用休闲理论和休闲科学的发展,但是在伦理学的、理论层面的研究却不足。1950年,美国学者里斯曼(Davis Riesman)明确提出了“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的新观点,将休闲问题研究纳入社会学的范畴。1955年,荷兰著名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发表《游戏的人》,这是休闲学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该书作者发现游戏作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对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价值,游戏不仅是人类文化的开端,也是生活与文化的中心。1962年,葛拉齐亚在其论著《关于时间、工作与休闲》中指出,休闲是一种难得的使人崇高与成功的理想状态。1963年,皮普尔在《休闲:文化的基础》中充分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和意义。1992年,王雅林、董鸿扬主编了《闲暇社会学》,主要借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方法,但仅限于社会学角度。虽然众多学者关注休闲问题,但仅仅局限于单一学科领域,没有能够很好综合运用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中研究休闲伦理问题。

最后,在休闲伦理的价值研究方面,目前多侧重于从一般学理意义上说明休闲伦理的价值,缺乏对休闲伦理的学理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的总体性考察,缺乏对休闲伦理建设在当代社会的实现机制和实现过程等问题的研究,而对休闲伦理与当代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研究不够深入。休闲作为人的生活实践,必须追问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和合法性问题,必须追问其存在的价值目的。“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休闲是满足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塑造人的自由个性,丰富人的社会关系,从而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休闲伦理的价值目标在于营造一个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社会空间,从而赋予休闲生活以科学性与人文性,改变目前休闲异化和休闲道德失范的状况,提升休闲的人文性和道德境界,为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伦理支撑。但是,从国内关于休闲伦理的研究状况来看,一个很大不足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休闲伦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没有从根本上确证休闲伦理对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克服以往对休闲伦理的研究重实践批判而轻理论论证的倾向,立足于伦理学的视野,既着眼于理论分析,又有针对性地观照社会现实,深入系统地研究休闲伦理的价值目的及其建设措施等,从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指导。

三、国内休闲伦理研究的新动向

对休闲伦理进行研究,在理论上主要回答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休闲伦理的本质内涵;二是如何克服休闲的伦理异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伦理支撑。加强对休闲伦理的研究,奠定休闲伦理的理论基础,对休闲伦理的本质、思想流变及其内容、规范等“元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探讨,丰富和拓展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因此,在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加强对休闲伦理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伦理学这一特殊学科所肩负的崇高的学术使命。随着普遍化休闲时代的来临,以及当代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和人们思维方式的革新,当前休闲伦理研究出现两大新动向。

大学生休闲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5-0038-05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leisure sport

ZHAN Hua-ni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Zhanjiang 524023,China)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leisure sport is still quite ambiguous nowadays, which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port. By analyzing and study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leisure sport and the degree of social de-velopment, cultural level, leisure time, activity space, goal, experience and exercise strength,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said elements are no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constituting leisure sport. The connotation of leisure sport is people’s experience of “being human”, which is formed via bodily sports activities.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leisure sport;experience of “being human”

目前,有关休闲体育概念的观点甚多,但“尚未形成科学的、统一的概念体系,对概念的界定也比较模糊,种、属概念不清,定义中直接或间接的包含被定义项。称谓多样、概念不清就会造成研究对象混淆、不明确,研究结果失真,影响了休闲体育的发展”[1]。根据休闲体育研究的现有成果,休闲体育概念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要素:社会发展程度,文化层次,休闲时间,活动空间、目的、经验,运动强度等。本文主要对上述各构成要素与休闲体育的关系进行分析,以厘清休闲体育概念的内涵,为休闲体育研究提供参考。

1 休闲体育诸要素

1.1 休闲体育与社会发展

很多研究休闲体育的学者把休闲体育归纳为两个前提:一个是“钱”、一个是“闲”。毋庸置疑,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才会拥有一定的“钱”和“闲”。

就“闲”而言,资料表明,西方大部分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实行了每周40 h工作制,新西兰甚至早在1936年、美国在1945年就实施双休日。就“钱”而言,欧美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第3次工业革命之后,已经具有物质基础。例如,美国到1953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 128亿美元。在1956年,法国、瑞士等11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下对国民“闲暇需求”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由此引起了各国对体育在休闲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的研究和关注[2]。1956年“国际休闲协会”宣告成立,欧美和亚洲等各国休闲团体加入“国际休闲协会”,直到20世纪70年代,休闲体育才在西方发达国家得以真正发展。

目前中国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正处于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离后工业社会还十分遥远。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体育职业化改革为标志的中国体育,逐步由注重社会本位和工具价值向个体需求方向发展,体育所具有的休闲价值逐步得到重视和体现,西方休闲体育活动项目以及活动方式开始进入人们生活之中,休闲体育意识逐渐被人们认同和接受,休闲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体育组成部分。

因此,社会的物质生活基础并不是休闲体育的充分必要条件[3]。

1.2 休闲体育与文化层次(品位)

孔祥华、王俊奇[4]认为,从体育的角度看,休闲的体育性指休闲的体育功能和体育意义。休闲的体育性,使休闲的本质得到了某种提升,于是休闲就不单单是理解为“玩”、“游手好闲”,而是提升为一种有品位有价值的活动,即休闲具有体育意义、价值与内涵。许宗祥[5]也认为,休闲体育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里积极、主动选择并实施的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培养自身的生活情趣、提高自身生活品位和格调,获得自身身心自由与快乐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文化品位的体育活动。王俊[6]直接把休闲体育的内涵界定为:人们在余暇时间所进行的、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和愉悦身心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文化品位的体育活动。

毫无疑问,休闲体育具有文化性,但不一定包含特定的文化品位。文化品位主要指某一事物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在质量上的好坏优劣……通常建立在一定主体的文化修养之基础上,而且是其物质及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充实和丰富的结果。文化品位主要由日常生活品位、艺术审美品位和价值理解品位3方面构成[7]。可见,文化品位的内涵非常丰富,难以普及到整个社会。

休闲体育是世俗文化的产物,具有大众文化的特征,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体育活动方式,“将休闲体育定位于大众文化,是由大众文化本身的特点和休闲体育所具有的价值与功能决定的”[8]。文化品位与参与休闲体育的人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休闲体育需要的是在活动过程获得体验感受,它与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本身无关。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比如武术等)参与者本身并没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也有很多散步、跳舞的人们并不具有太多文化知识,但他们同样具有休闲体育的体验。以“文化品位”为要素定义休闲体育,在某种程度上剥夺社会大众进行休闲体育的权利,脱离了休闲体育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1.3 休闲体育与休闲时间

很多学者都把休闲体育与休闲时间直接连为一体,没有休闲时间作为载体,何有休闲体育?可谓是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有关休闲体育的时间论述主要有:“业余时间说”、“自由程度说”、“闲暇时间说”和“自由时间说”[9]。

先要给予明确的是,休闲是人的身体和心理的休闲,并不是时间的休闲。身体活动是休闲体育的前提,而休闲主要是活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休闲。休闲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状态(马慧娣,2004)。只要不影响身体和心理上的休闲,任何时间的身体活动都是休闲体育,身体活动本身以及相应具有的休闲体验才是休闲体育的根本。“休闲体育并非余暇时间和活动……”[10],非工作时间、余暇时间、非必要劳动时间等等可以有休闲体育的存在,而工作时间或必要劳动时间等也可以有休闲体育的存在。因为,同一时间,可以存在不同身体概念及身体活动方式。

身体本身就具有多元属性的特征。身体既可以包括政治身体、文化身体,也可以包括生理身体、自我身体。身体具有多重属性,如社会性、文化性和自我性等等。在工作时间内,身体属于社会,具有社会属性。但是,身体的社会性并不排除身体的自我性。社会性身体的属性要求行动主体必须按照社会的要求履行社会行为。但是,社会性身体属性之外的自我性身体属性决定行为者本身还可以按照自我的思维方式进行适当的行为,体现出身体的二元性。或者可以说,身体的二元分离性。即从事社会工作的人们可以在从事工作的同时,进行适当的休闲体育活动。例如,侍者可以端着盘子跳起舞蹈、快递人员可以通过轮滑的方式把外卖送到客户手中,等等。人们尽管处在工作时间内,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支持自我的身体,仍然能够通过自我的身体活动体验到身体的舒张和心理的休闲。

瑞典哲学家皮普尔(Pieper)在《休闲:文化的基础》中明确指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由空闲时间所决定[11]。

1.4 休闲体育与活动空间

我们可以从休闲体育的项目内容观察休闲体育与活动空间的关系,休闲体育“涵盖了当今城市人们所喜爱的运动项目,如高尔夫球、保龄球、网球、台球、游泳、攀岩、蹦极、滑板、轮滑旱冰、摩托车、游艇、弓驽、飞艇、汽车、帆船、飞镖、冲浪、越野、滑翔、漂流、野外生存、探险、登山等”[12]。可见,无论从项目本身还是项目分类来看,休闲体育与活动空间之间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也就是说,休闲体育的活动空间可以不受具体空间的制约,可以是在室内、室外,也可以在陆域、水域和空域。因为,休闲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它既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是空闲时间和游手好闲的必然产物,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即人们以一种平和宁静的态度去感受生命的快乐、幸福和价值。因此,对于具有一定空间要求的体育运动项目,可以通过临时改变规则的方式,降低运动项目本身对空间要素的限制,从而实现休闲的目的。如幼儿篮球、农村学校课桌乒乓球、南美街头足球等等。

1.5 休闲体育与运动强度

中外对于休闲起源的显著差异是对于运动强度的理解,“中国人的休闲体育以静态为主,而西方人的休闲体育以动态为主”[13]。

中国古代对于休闲的理解主要集中在趋向“静”态下的休闲。“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的意思。“人倚木而休。”“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休闲“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又喻示着物质生命活动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因此,休闲体育“在运动形式上呈现出上下相随、左右相依、内外结合的整体性;在运动负荷方面强调动作的节制性,主张不破坏或激化人体的内部平衡。在具体内容选择方面,喜欢以静态为主,喜欢平和、悠闲、修身养性的项目”[14]。

西方对于休闲的理解主要集中趋向在“动”态下的休闲。休闲的英文(Leisure)主要是指“必要劳动之余的自我发展”。“在拉丁语中,我们同样能找到这种排斥关系,因为,otium(休闲、闲逸)的反意为neg-otium(字面意为事务、商业、劳动)”[15]。因此,“西方休闲体育具有‘快速激烈’、‘均为激烈和惊险的活动’、‘向外张扬人的个性’、‘追求感官刺激’的特征”[16]也就不足为怪了。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经历了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历程的休闲体育,对运动强度本身没有固有的要求。而且,在经历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今天,运动强度和休闲体育之间已经没有直接的关联,具有高强度和对抗性的运动项目(如球类、定向运动等)也已经成为休闲体育项目。“如果参与者以一种追求自身体验的心态(内在因素)去参与,那么,即使是激烈的项目,对他而言也是一种休闲活动而已;反之,如果参与者是在外在因素的迫使下参与活动,那么,即使是最轻松的活动项目,对他而言也就不是休闲活动了”[16]。

所以说,休闲体育与运动强度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任何体育活动都有可能成为休闲的内容”[17]。

1.6 休闲体育与经验的关系

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技术型活动方式,对于运动技能、运动规则有着一定的要求,它要求运动者要具有一定的运动经历和经验,才能借助于一定的活动方式实现对身体的控制和运动规则的遵守,以熟练化甚至自动化的身体动作完成相应的运动技术动作。熟练化(或自动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体育的运动技能水平也就越高。但是,休闲体育的娱乐性和游戏特征淡化了体育运动的项目规则。在突破体育运动规则的前提下,休闲体育活动过程中可以淡化规则性,强化游戏性;淡化技术性,强化娱乐性;淡化经验,强调参与性。休闲体育不会以动作技术的娴熟与否作为判别休闲的程度,不以是否有过参与体验或经历作为休闲体验的依据。因此,休闲体育对于体育规则的淡化使得经验不再重要。

1.7 休闲体育与目的

目的是学者讨论休闲体育概念中关联性最高的要素之一,很多学者[9,16,18-19]都是从休闲体育所能达到或体现的目的角度界定休闲体育概念。所谓目的,就是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性要求,即人根据自己对外部现实关系的需要与可能,对当前的现实对象在观念上予以改造而建立起来的关于要争取的未来对象的观念模型,是一种以观念的形态存在的人们活动或行为的预想结果。一个正确可靠的目的的提出必须反映人的某种需要,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为己任;必须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以某种必然性为根据。这就是目的前提中所包含的必要性规定和必然性规定[20]。

然而,休闲体育并没有直接的合目的的必要性规定和必然性规定。休闲体育来源于游戏,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将游戏归为审美活动,强调游戏的自由性、娱乐性和无目的性[12]。希奇克森特米哈伊(M.Csikszentmihalyi)提出了“畅”(flow)的概念:“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于其中,以至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的体验。”[21]当时间被忘记,当人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无目的本身就已经成为休闲体育的目的。因此,卢元镇[22]认为,“人们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自愿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娱乐活动,他们既不受限于体育教学的种种严格规定,也不追求高水平的运动成绩,甚至有时也并不把体育的强身祛病作用放在首位,而是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形式度过自己的余暇时间。”如果休闲体育与目的有关,那么如何去理解中国古代体育的击壤而歌、儿童的体育游戏等等诸多无目的性的休闲体育表现形式?《庄子》记载,远古先民“饥则思食,食饱则鼓腹而游;渴则思饮,饮足则跳跃自娱。”《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人们进行这些体育游戏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也足以说明他在休闲娱乐中并不以捕到鱼和射中靶为目的。

休闲体育与目的之间的非直接关系,并不意味着忽视或抹杀休闲体育的功能和价值。人们在休闲体育的过程之中,尽管运动者本人并没有明确具体的目的,但是,由于存在运动者身体和心理上的参与活动,客观地存在对运动者的身心的影响,从而形成休闲体育对运动者的价值,如生理学价值、心理学价值、美学价值、娱乐价值、社会学价值等。

2 休闲体育的内涵

休闲体育内涵的研究首先需要对“休闲”和“体育”的内涵给予思考。只有通过对休闲与体育内涵的考察,明确两者共性,才能理清休闲体育的真正涵义。

2.1 “休闲”与“体育”的内涵

“休”字在现代汉语辞典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之意,休闲即是如何愉快、安祥地度“闲”。休闲不同于消闲、闲暇、空闲,它是特指个体在完成日常生活基本需要后的一种精神活动,一种对高层次需要的追求[23]。心理学家Johneulinger(1974)认为:“休闲感,有且只有一个判断那就是心之自由感。”[21]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休闲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现象,是人的本体论之所在,是人“成为人”过程中的重要舞台,是人类通往美丽精神家园的适宜途径[24]。休闲的本质主要体现人的一种精神生活[23]。

体育(sports)语源出自拉丁语的deportare,意味着人们暂时脱离为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与劳动,而在余暇的时间里面所进行的休养、娱乐和游戏等活动。在中世纪,法国人将deportare演变成法语desport,14世纪英国人又将其转换成sport。deportare是由de(away)和portare(earry)组成的,意为“脱离开自己原来的工作,转换到别的地方去”;“暂时脱离为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与劳动,而在余暇的时间里面进行的休养、娱乐和游戏等活动”;“是娱乐、游戏、安慰、喜悦或自身的快乐,也有愉快的离开工作之含义”。现代体育最高表现形式的《奥林匹克》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它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因此,体育(sports)本质特征是“一种身心娱乐活动,属于精神、心理娱乐(包括美的享受和激励)领域……本质功能是满足社会成员的消闲、消遣、情绪宣泄、自我显示、观赏娱乐、美感享受、悬念刺激、精神激励以及荣誉自尊等的精神心理需求”[25]。“sport起源和本义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休闲”[26]。

由此可见,休闲和体育的本质都具有人学的哲学内涵,最终都指向人的精神世界与价值信仰,属于创造和完善人的精神活动。

2.2 休闲体育的内涵

休闲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活动,就是以身体活动的方式带来精神世界的自由本性的体验,是对生命“生成”自由的体验,是摆脱各种贪欲和社会关系与压抑后的舒畅。它既包含了对生命的关怀和生命意义的觉醒,也是对于人作为生命体的意义追问,是一种通过体验来感知自由心态的身体活动,是对人的本质真正占有的过程,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复归过程”(马克思语)。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人本自由”命题本质上是人的本性的高度概括。然而,由于受到现代工业社会的限制,人的自由被无限的物质社会和生存压力所约束,自由更多是一种理想,而难以付诸于现实生活中。

休闲需要一定的活动方式或者载体,与体育结合的休闲体育不但把休闲具体化,还通过身体活动的方式把休闲深刻化、丰富化,使休闲从生活层面上升为人之为“人”(become humam)的层面,休闲体育为人的自由本性的释放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

休闲体育通过身体活动的方式体验自我的存在,休闲体育的体验追求的是对物化社会的摒弃,是对物化社会的一种自我身体和灵魂救赎。休闲体育的体验既有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压力释放,也有对繁杂社会关系的抛弃。休闲体育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文化层次与社会等级的限制,没有活动强度的限制,没有工作压力的限制,没有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没有世俗观念的纷扰,没有各种社会关系的压抑……休闲体育可以使得人们短暂地忘记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可以忽视作为“社会人”的压力和各种责任,而成为自己的“人”,是对于类“人”的回归。休闲体育中的“人”已经超越现实社会的种种限制,只属于自身。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休闲体育就是可以形成人之为“人”的体验的体育活动。社会发展程度、文化层次、休闲时间、活动空间、运动强度、目的和经验等不是构成休闲体育的必要条件,它们与休闲体育没有直接的关系。借助一定的运动项目,通过身体活动的方式,人可以摒弃现实社会,感受到人类原始的本性张扬与情感宣泄,感知到作为一个生物体的自我的真实存在,这就是休闲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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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休闲论文篇(9)

一、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联系

休闲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丹尼尔·贝尔曾指出:休闲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后工业社会,经济表现为“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如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话,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保健、教育、娱乐和文艺——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准来确定的。”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生活质量的标准”,实际上指的就是现代的大众休闲社会的“休闲”标准。“休闲”(也被说成是“闲暇”)这个词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长期流行的词,而“休闲娱乐”则被看成现代社会那些所谓“成功人士”的理想生活境界。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正在休闲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休闲才是一切事件环绕的中心”。与对“娱乐”研究的不受重视比较起来,人们对“休闲”的研究历来显得非常有兴趣,且休闲理论具有一定的深度。从西方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马克思,对“休闲”在人类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有非常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把休闲称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在《剩余价值理论》的草稿中指出:对于人类发展来说,“休闲”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一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二是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休闲化”,“休闲学”不但成为许多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及社会学家研究的专门学问,而且似乎显得意义重大,包容甚广,任何一种人类活动都可以成为休闲活动,也可以成为其研究的对象,关键看这类活动是以人的精神向往“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还是在社会和生计的压力下不自由地被迫去做的“机械劳作”。“休闲具有多方面的性质和意义,市井文化可以从中找到乐趣和空间。哲学家可以从中发现自由、美和人生真谛;社会学家可以从中发现个性、生活方式,察见社会变迁;经济学家可以从中发展消费、就业和新的产业,提出新的理论范畴;而文化学者把它看成一种思想或高尚的态度。神学家把它看成是寄托灵魂的地方。”

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人的一身中,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有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他个人的生活时间不可避免地分为三种时间。这三种时间是:

第一种是用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个人必需时间”,这种时间主要满足人的睡眠、穿衣、吃饭等需要,这是人存在的前提;

第二种是用于人为了生存和在社会中发展的“劳动时间”,这种时间主要满足人为了生存而需要的物质条件;

第三种就是人的“休闲时间”,是人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和物质需要之后,能够自由支配,主要用于满足生活质量,特别是精神生活的需求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拥有相对的行动自由,精神处于宽松和宁静之中,社会对人的控制相对较少。

需要说明的是,人的这“三种时间”是从人类产生时就具备了,也就是说,“休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了,而且比较发达。比如,中国曾一度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但由于佛教和道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士大夫中间,休闲生活是他们追求的生活,其中最显著的就是“隐”,“隐”其实就是现代的所谓“休闲”,并且这种休闲包含了许多思想和理念。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对休闲的歌唱和描写是非常多的。陶渊明、李白、王维等都是有名的“闲士”。陶渊明写“闲”之悠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舟超遥以轻飓,风飘飘而吹衣”。李白本身就是“孤去独自闲”的“超然之士”,写“闲”之豪放,“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王维写“闲”之宁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宋代的苏轼后半生为一“闲人’,大唱“闲”歌,著名的《前赤壁赋》写他与友人闲游长江,“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浩浩于如冯虚御风,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还有著名的写“休闲文化”的诗歌如陆游的词句“小醉闲眠,风引飞花落钓船”,赵师秀的“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及至明清张岱等人的闲情散文和沈复《浮生六记》等“闲书四种”。中国古代贵族和士大夫的休闲活动不可谓不丰富多彩,如弹琴、养鸟、下棋、饮酒、观戏、赏舞、唱歌等,这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从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随着丹尼尔·贝尔所说的人类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休闲”从古代的贵族士大夫少数人的休闲到部分白领人士、有闲阶级的休闲再到大众休闲社会的发展过程。西方的大众休闲大约在20世纪初期就来临了,那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每周工作35至40小时的制度,并且实行了“带薪休假”制度。工作时间的缩短和“带薪休假”是大众休闲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的大众休闲大约自1995年5月起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时来临,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人的三分之一时间将在闲暇中度过,后来实行的节日“黄金周”制度,近年来实行的民俗节日放假制度,更推动了大众休闲社会的发展。

这里当然不是讨论“休闲”的科学理论问题。而是要简单分析—下“休闲”与“娱乐”的关系问题。在人们的一贯认识中,“娱乐文化”几乎是没有独立的文化形态的,之所以在人们看来没有独立的文化形态,与贯常的人们把休闲与娱乐混为一谈有关。“休闲娱乐”在许多人心目中并不是并联的关系,而是同一的关系,二者没有区别,“休闲”就是“娱乐”,“娱乐”就是“休闲”。在大量的以“休闲”或者“娱乐”为讨论内容的书籍中,包括在大量的有关部门的文件和资料中,都被看成是同一概念。当然,“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关系的确是太难分开了,二者常常形影相随。在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和文化学家对“休闲”的论述中,虽然论述的重点有所不同,但许多与之有关的阐述有一个共同之处是,都把“休闲”与“娱乐”联系起来,强调休闲之时间内的娱乐。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关于“休闲”的著名定义中看到“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形影相随的紧密联系。

1952年,德国著名哲学家约瑟夫·皮珀发表了《闲暇:文化的基础》,这本书被称之为休闲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皮珀在书中阐述了休闲的价值意义和基本概念,休闲是人的一切文化的基础和精神提升的来源,当然也是娱乐活动的基础。休

闲文化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其二休闲是一种人类为了自由“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其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恩赠礼物”。同时,皮珀还指出:休闲的历史发展的真正核心是“节日庆典”和“大众狂欢”,“对节日庆典会是真实的东西,对闲暇而言也会是真实的”。

1970年,联合国召开国际休闲会议,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休闲宪章》。《休闲宪章》对休闲作了如下阐述:“休闲是人的自由消遣的时间中的活动,休闲时间是指个人完成工作和满足生活要求之后,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时间。这段时间的使用是极其重要的,休闲和娱乐为补偿当代生活方式中人们的许多要求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身体放松、竞技、欣赏艺术、科学和大自然,为丰富生活提供了可能性。”《休闲宪章》指出:个人是自己最好的休闲与娱乐资源,个人可以利用休闲的机会实现自我,发展文化交往、提高教育水平和获得娱乐的机会。

美国的休闲研究专家杰弗瑞·戈比对休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他写出了两本著名的休闲学著作《你生命中的休闲》和《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在这两本书中,他在疏理了以前关于休闲的定义后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他同时还指出:“理解休闲与娱乐对于更明智地改造个人生活与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杰弗瑞·戈比还谈到广义的休闲,认为广义的休闲指的是“人们以自身的生活方式愉快地、自愿地去做的事情。”

荷兰文化学家胡伊青加所论述的关于休闲与游戏的联系,作者围绕人的休闲所带来的娱乐活动加以论述,认为游戏就是在“空闲时间内从事的活动”,“游戏的最主要特征,即游戏是自愿的,是事实上的自由。其它还有如皮尔斯关于休闲的理解。他认为,休闲是自愿性而非强制性的活动,休闲的目的并不在于维持生计,而在于获得真正的娱乐。杜马哲迪尔关于休闲的论述,他认为:休闲具有三要素:一是放松,放松是休闲之始;二是娱乐,娱乐使人们超然忘我,快乐无比;三是个人发展,休闲使得个人发展有了可能。

从以上关于休闲的概念和内涵的论述中,首先,我们看到:“休闲”与“娱乐”的概念有时真的很难区别,二者常常可以互用,所以,人们常常把“休闲娱乐”当成一回事,二者是同一文化概念和文化类型。其次,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休闲是娱乐的前提,人在休闲的时间才有娱乐的可能。休闲是人们拥有的“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么,娱乐活动进行的前提当然是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当然也有某人参加娱乐活动并不在自己自由支配时间范围内,如集体举行的娱乐活动、人际交往中的某些“被迫”参加的娱乐活动等,也有一部分娱乐场所的工作人员,工作时间也是进行娱乐活动的时间)。第三,休闲与娱乐都是以生活快感为追求的,娱乐活动正是休闲生活快感的重要来源。第四,休闲与娱乐都是自由的、自愿、寻求生理和心理放松的个人活动,是人的生命体内在的自然必然性。在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中国贵族和士大夫、隐士的休闲过程中,也表现出娱乐活动的必然性。

二、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差异

然而,作为两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在形影相随的同时,还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

首先,二者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不一样。“休闲”着重于人的精神内容,并且附带有各种文化理想和人格完善追求的概念;“娱乐”着重于人的本能需求,并且附带有各种身体欲望和现实利益追求的概念。这正如科林伍德所说:“娱乐与消遣的区别在于,在影响对实际生活有益的情感能量时,二者所产生的效果不同,娱乐是借方,消遣是贷方。”“消遣”在这儿显然是“休闲”的同义语。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表:(“v”表示“是”,“×”表示“否”)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休闲”的含义比较宽泛,几乎包括了除社会或者政府、单位规定的劳作时间之外的全部人生内容,这里面不仅仅有娱乐,更有为追求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而产生的如教育、学习、科学探索、职业培训等与工作密切相关的活动,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聚会等社会活动,是人对自我价值进行精神的、文化的和经济的“重新定位”的过程。“娱乐”则仅指人纯粹为追求快感、进行欢乐而轻松的活动,是人自我陶醉、自我游戏和自我肯定的基本摆脱了社会价值追求的活动。在休闲中,有许多事情是并无娱乐情趣可言而且相当“劳累”或“用心”的,如与工作和经济利益有非常紧密联系“学习和自修”、“利用电脑学习或获取信息”、“从事工作之外的有收入的活动”、“参加宗教活动”等,有些活动只是个人随意的休息,如“逛街、逛商店、夜市”或者“闲暇”、“无事休息”等。

其次,文化观念上的“高”、“低”之分。休闲文化通常具有较强的哲学意味,很大程度上是宁静、崇高并且是精英化的。娱乐文化不含哲学理性,是通俗、热闹并且就整体而言是世俗化和享受性的。换句话说,休闲是“心灵的完善”,而“娱乐”是“身体的舞蹈”,休闲是追求“终极意义”的审美活动,娱乐是满足“现世享乐”的游戏活动。因此,在许多人(包括大哲学家和文化学家)看来,休闲文化是高层次的、满足人的“高尚的精神生活,让人获得“畅”或“心醉神迷”的,充满个性的“心灵体验”,有思想深度和精神内涵。而娱乐文化是低层次的,满足人的“本能快感”的,让人“玩物丧志”的、没有个性的“具体活动”。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虽然没有“休闲”的专门理论,但对休闲的论说却见于各种文化典籍,如老子的“致虚静,守静笃”,庄子的“心斋”、“坐忘”,都强调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世俗功利的利害得失中解脱出来,“闲”和“隐”,做到“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他就不能得到创造的自由和生活的宁静。中国艺术哲学历来讲究“闲”中出“逸”,追求“闲远”的意境,所以推崇“写意”的画品。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是“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里,表现着同样的意境结构,代表着中国人的宇宙意识。……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休闲是一种哲学思考似的深思状态,亦即古希腊哲学家所推崇的沉思、从容、宁静和忘我,休闲是对个人意识、精神、个性的开发。皮珀所认为的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而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休闲具有宗教般的崇高性。齐克森特米哈伊所说的休闲是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于其中,以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的体验的过程,

是“畅”或“心醉神迷”的过程。中西方对于人生休闲的哲学内涵和崇高精神境界表现出同一种意识和追求。可见,休闲的目的是自由地探寻“人生意义和文化精神的坐标”,休闲的时间是“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所以,也有学者针对当代把休闲庸俗化和泛娱乐化的状况,指出现在的人们所谓的“休闲文化”是机械复制的产物,是文化工业的一个部分,是雷同的,无个性的,这恰好违反了休闲文化的真正本质。“人们对休闲的追求不能简单地约化为是对自由时间的追求,而是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不是追求获得更多的业余爱好或娱乐活动,而是追求超越繁忙的日程安排所获得的一种雅致与宁静的感觉。”反观古今中外对于娱乐的普遍看法,既使将娱乐看成是休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认为娱乐是休闲的“下品”,是与“宁静致远”和“诗意的栖居”的休闲相对立的。传统的“玩物丧志”是对人们娱乐的评价,现代的娱乐被认为是“宣泄感官欲望、拒绝精神内涵”的活动,自然显得“低级”、“庸俗”,而在现代的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对娱乐的定义和表现中,也充斥了“宣泄感官欲望、拒绝精神内涵”、“低级”、“庸俗”的内容,并认为这就是娱乐,以至于尼尔·波兹曼发出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将“娱乐至死”的慨叹。

再次,休闲是制度化了的,常常表现为政府行为和行政指令,古今中外皆如此。对个人来说,休闲是法定的权利;对单位来说,休闲是不得不执行的制度。所以,休闲还具有严肃性、神圣性甚至法律性。而对于个人和单位来说,娱乐则无以上的政府权力和制度的制约,几乎没有严肃性和神圣性,相反还会对严肃性和神圣性产生较大的消解作用。所以,休闲文化是制度化了的文化,娱乐文化是非制度化的文化。考察休闲文化的发展史,我们看见,休闲之成为“人的权利”,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与世界各国政府将其制度化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天谕”让臣民百姓休息,发出“放假”多少天的“圣旨”等等。在西方,对于人们工作与休闲的权利和时间的规定,也很早就开始了。如1912年,法国议会就通过了10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到1919年又缩短为8小时。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第一号条约,又宣布了一周48小时,一天8小时工作制的原则。到了20世纪中期,法律明确对人们“休闲时间”的保障,一些国家以政府法令的形式,强制实行每周35—40小时工作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或推荐实行“弹性工作制”。西方许多国家立法不准单位缩短和侵占工人或职员的休闲时间,甚至不准个人在休闲时间加班等,不遵守者将被视为违法。政府还进行未来的“休闲规划”,“工作百分之……”、“休闲百分之……”是常见的词语。在现代中国,工薪阶层从每周休息一天到每周休息二天再到假日“黄金周”制度和中国传统节日放假制度的实行,都是政府的制度推行的,而我国已经实行的“带薪休假”制度,也将是“制度”在先,“休闲”在后。“对个体的人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增加量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质’的问题。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人的休闲本质的变化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一把标尺,建立和制定相应的机构和政策,支持和鼓励人们体验更富有意义的休闲行为。”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休闲文化越来越成为“制度化”、“法律化”的文化,“休闲的自由”是被制度甚至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但娱乐则历来是“悉听尊便”的活动,古今中外没有什么专为娱乐而制订的官方的政策法规,也没有政府规定人们必须进行娱乐活动,更没有让人们想不娱乐都不行的政策法规,最多也就是政府关于人们从事娱乐活动的、没有制度和法规作用的指导性“文件”。娱乐从古到今都是人们的自发行为,将来也是如此,在“休闲时间”内一个人娱乐还是不娱乐,是没有人来管你的,强制一个人娱乐是无法理解的,娱乐与否纯粹看你的个人爱好和情趣及当时的心境。那些关于娱乐活动或娱乐场所的政策法规,并不是冲着娱乐本身来的,而是规范某些娱乐活动的“附加值”,限制某些娱乐活动“超越娱乐本身”等的管理措施。显而易见,娱乐文化是非制度化的文化,也不可能成为制度化的“官方”的文化,娱乐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永远是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相对的概念)的一种。

[参考文献]

[1][英]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商务印书馆,1984,20,143.

[2]马惠娣,呼唤中国的休闲学[n],中华读书报,2000-1-9.

[3][德]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m],新星出版社,2005.

[4][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3,276.

[5][美]杰弗瑞·戈比,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

[6][荷]胡伊青加,人:游戏者[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10.

[7][英]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98.

大学生休闲论文篇(10)

一、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联系

休闲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丹尼尔·贝尔曾指出:休闲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后工业社会,经济表现为“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如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话,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保健、教育、娱乐和文艺——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准来确定的。”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生活质量的标准”,实际上指的就是现代的大众休闲社会的“休闲”标准。“休闲”(也被说成是“闲暇”)这个词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长期流行的词,而“休闲娱乐”则被看成现代社会那些所谓“成功人士”的理想生活境界。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正在休闲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休闲才是一切事件环绕的中心”。与对“娱乐”研究的不受重视比较起来,人们对“休闲”的研究历来显得非常有兴趣,且休闲理论具有一定的深度。从西方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马克思,对“休闲”在人类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有非常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把休闲称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在《剩余价值理论》的草稿中指出:对于人类发展来说,“休闲”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一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二是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休闲化”,“休闲学”不但成为许多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及社会学家研究的专门学问,而且似乎显得意义重大,包容甚广,任何一种人类活动都可以成为休闲活动,也可以成为其研究的对象,关键看这类活动是以人的精神向往“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还是在社会和生计的压力下不自由地被迫去做的“机械劳作”。“休闲具有多方面的性质和意义,市井文化可以从中找到乐趣和空间。哲学家可以从中发现自由、美和人生真谛;社会学家可以从中发现个性、生活方式,察见社会变迁;经济学家可以从中发展消费、就业和新的产业,提出新的理论范畴;而文化学者把它看成一种思想或高尚的态度。神学家把它看成是寄托灵魂的地方。”

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人的一身中,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有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他个人的生活时间不可避免地分为三种时间。这三种时间是:

第一种是用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个人必需时间”,这种时间主要满足人的睡眠、穿衣、吃饭等需要,这是人存在的前提;

第二种是用于人为了生存和在社会中发展的“劳动时间”,这种时间主要满足人为了生存而需要的物质条件;

第三种就是人的“休闲时间”,是人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和物质需要之后,能够自由支配,主要用于满足生活质量,特别是精神生活的需求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拥有相对的行动自由,精神处于宽松和宁静之中,社会对人的控制相对较少。

需要说明的是,人的这“三种时间”是从人类产生时就具备了,也就是说,“休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了,而且比较发达。比如,中国曾一度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但由于佛教和道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士大夫中间,休闲生活是他们追求的生活,其中最显著的就是“隐”,“隐”其实就是现代的所谓“休闲”,并且这种休闲包含了许多思想和理念。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对休闲的歌唱和描写是非常多的。陶渊明、李白、王维等都是有名的“闲士”。陶渊明写“闲”之悠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舟超遥以轻飓,风飘飘而吹衣”。李白本身就是“孤去独自闲”的“超然之士”,写“闲”之豪放,“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王维写“闲”之宁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宋代的苏轼后半生为一“闲人’,大唱“闲”歌,著名的《前赤壁赋》写他与友人闲游长江,“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浩浩于如冯虚御风,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还有著名的写“休闲文化”的诗歌如陆游的词句“小醉闲眠,风引飞花落钓船”,赵师秀的“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及至明清张岱等人的闲情散文和沈复《浮生六记》等“闲书四种”。中国古代贵族和士大夫的休闲活动不可谓不丰富多彩,如弹琴、养鸟、下棋、饮酒、观戏、赏舞、唱歌等,这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从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随着丹尼尔·贝尔所说的人类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休闲”从古代的贵族士大夫少数人的休闲到部分白领人士、有闲阶级的休闲再到大众休闲社会的发展过程。西方的大众休闲大约在20世纪初期就来临了,那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每周工作35至40小时的制度,并且实行了“带薪休假”制度。工作时间的缩短和“带薪休假”是大众休闲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的大众休闲大约自1995年5月起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时来临,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人的三分之一时间将在闲暇中度过,后来实行的节日“黄金周”制度,近年来实行的民俗节日放假制度,更推动了大众休闲社会的发展。

这里当然不是讨论“休闲”的科学理论问题。而是要简单分析—下“休闲”与“娱乐”的关系问题。在人们的一贯认识中,“娱乐文化”几乎是没有独立的文化形态的,之所以在人们看来没有独立的文化形态,与贯常的人们把休闲与娱乐混为一谈有关。“休闲娱乐”在许多人心目中并不是并联的关系,而是同一的关系,二者没有区别,“休闲”就是“娱乐”,“娱乐”就是“休闲”。在大量的以“休闲”或者“娱乐”为讨论内容的书籍中,包括在大量的有关部门的文件和资料中,都被看成是同一概念。当然,“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关系的确是太难分开了,二者常常形影相随。在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和文化学家对“休闲”的论述中,虽然论述的重点有所不同,但许多与之有关的阐述有一个共同之处是,都把“休闲”与“娱乐”联系起来,强调休闲之时间内的娱乐。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关于“休闲”的著名定义中看到“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形影相随的紧密联系。

1952年,德国著名哲学家约瑟夫·皮珀发表了《闲暇:文化的基础》,这本书被称之为休闲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皮珀在书中阐述了休闲的价值意义和基本概念,休闲是人的一切文化的基础和精神提升的来源,当然也是娱乐活动的基础。休

闲文化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其二休闲是一种人类为了自由“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其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恩赠礼物”。同时,皮珀还指出:休闲的历史发展的真正核心是“节日庆典”和“大众狂欢”,“对节日庆典会是真实的东西,对闲暇而言也会是真实的”。

1970年,联合国召开国际休闲会议,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休闲宪章》。《休闲宪章》对休闲作了如下阐述:“休闲是人的自由消遣的时间中的活动,休闲时间是指个人完成工作和满足生活要求之后,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时间。这段时间的使用是极其重要的,休闲和娱乐为补偿当代生活方式中人们的许多要求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身体放松、竞技、欣赏艺术、科学和大自然,为丰富生活提供了可能性。”《休闲宪章》指出:个人是自己最好的休闲与娱乐资源,个人可以利用休闲的机会实现自我,发展文化交往、提高教育水平和获得娱乐的机会。

美国的休闲研究专家杰弗瑞·戈比对休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他写出了两本著名的休闲学著作《你生命中的休闲》和《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在这两本书中,他在疏理了以前关于休闲的定义后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他同时还指出:“理解休闲与娱乐对于更明智地改造个人生活与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杰弗瑞·戈比还谈到广义的休闲,认为广义的休闲指的是“人们以自身的生活方式愉快地、自愿地去做的事情。”

荷兰文化学家胡伊青加所论述的关于休闲与游戏的联系,作者围绕人的休闲所带来的娱乐活动加以论述,认为游戏就是在“空闲时间内从事的活动”,“游戏的最主要特征,即游戏是自愿的,是事实上的自由。其它还有如皮尔斯关于休闲的理解。他认为,休闲是自愿性而非强制性的活动,休闲的目的并不在于维持生计,而在于获得真正的娱乐。杜马哲迪尔关于休闲的论述,他认为:休闲具有三要素:一是放松,放松是休闲之始;二是娱乐,娱乐使人们超然忘我,快乐无比;三是个人发展,休闲使得个人发展有了可能。

从以上关于休闲的概念和内涵的论述中,首先,我们看到:“休闲”与“娱乐”的概念有时真的很难区别,二者常常可以互用,所以,人们常常把“休闲娱乐”当成一回事,二者是同一文化概念和文化类型。其次,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休闲是娱乐的前提,人在休闲的时间才有娱乐的可能。休闲是人们拥有的“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么,娱乐活动进行的前提当然是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当然也有某人参加娱乐活动并不在自己自由支配时间范围内,如集体举行的娱乐活动、人际交往中的某些“被迫”参加的娱乐活动等,也有一部分娱乐场所的工作人员,工作时间也是进行娱乐活动的时间)。第三,休闲与娱乐都是以生活快感为追求的,娱乐活动正是休闲生活快感的重要来源。第四,休闲与娱乐都是自由的、自愿、寻求生理和心理放松的个人活动,是人的生命体内在的自然必然性。在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中国贵族和士大夫、隐士的休闲过程中,也表现出娱乐活动的必然性。

二、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差异

然而,作为两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在形影相随的同时,还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

首先,二者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不一样。“休闲”着重于人的精神内容,并且附带有各种文化理想和人格完善追求的概念;“娱乐”着重于人的本能需求,并且附带有各种身体欲望和现实利益追求的概念。这正如科林伍德所说:“娱乐与消遣的区别在于,在影响对实际生活有益的情感能量时,二者所产生的效果不同,娱乐是借方,消遣是贷方。”“消遣”在这儿显然是“休闲”的同义语。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表:(“v”表示“是”,“×”表示“否”)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休闲”的含义比较宽泛,几乎包括了除社会或者政府、单位规定的劳作时间之外的全部人生内容,这里面不仅仅有娱乐,更有为追求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而产生的如教育、学习、科学探索、职业培训等与工作密切相关的活动,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聚会等社会活动,是人对自我价值进行精神的、文化的和经济的“重新定位”的过程。“娱乐”则仅指人纯粹为追求快感、进行欢乐而轻松的活动,是人自我陶醉、自我游戏和自我肯定的基本摆脱了社会价值追求的活动。在休闲中,有许多事情是并无娱乐情趣可言而且相当“劳累”或“用心”的,如与工作和经济利益有非常紧密联系“学习和自修”、“利用电脑学习或获取信息”、“从事工作之外的有收入的活动”、“参加宗教活动”等,有些活动只是个人随意的休息,如“逛街、逛商店、夜市”或者“闲暇”、“无事休息”等。

其次,文化观念上的“高”、“低”之分。休闲文化通常具有较强的哲学意味,很大程度上是宁静、崇高并且是精英化的。娱乐文化不含哲学理性,是通俗、热闹并且就整体而言是世俗化和享受性的。换句话说,休闲是“心灵的完善”,而“娱乐”是“身体的舞蹈”,休闲是追求“终极意义”的审美活动,娱乐是满足“现世享乐”的游戏活动。因此,在许多人(包括大哲学家和文化学家)看来,休闲文化是高层次的、满足人的“高尚的精神生活,让人获得“畅”或“心醉神迷”的,充满个性的“心灵体验”,有思想深度和精神内涵。而娱乐文化是低层次的,满足人的“本能快感”的,让人“玩物丧志”的、没有个性的“具体活动”。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虽然没有“休闲”的专门理论,但对休闲的论说却见于各种文化典籍,如老子的“致虚静,守静笃”,庄子的“心斋”、“坐忘”,都强调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世俗功利的利害得失中解脱出来,“闲”和“隐”,做到“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他就不能得到创造的自由和生活的宁静。中国艺术哲学历来讲究“闲”中出“逸”,追求“闲远”的意境,所以推崇“写意”的画品。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是“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里,表现着同样的意境结构,代表着中国人的宇宙意识。……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休闲是一种哲学思考似的深思状态,亦即古希腊哲学家所推崇的沉思、从容、宁静和忘我,休闲是对个人意识、精神、个性的开发。皮珀所认为的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而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休闲具有宗教般的崇高性。齐克森特米哈伊所说的休闲是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于其中,以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的体验的过程,

是“畅”或“心醉神迷”的过程。中西方对于人生休闲的哲学内涵和崇高精神境界表现出同一种意识和追求。可见,休闲的目的是自由地探寻“人生意义和文化精神的坐标”,休闲的时间是“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所以,也有学者针对当代把休闲庸俗化和泛娱乐化的状况,指出现在的人们所谓的“休闲文化”是机械复制的产物,是文化工业的一个部分,是雷同的,无个性的,这恰好违反了休闲文化的真正本质。“人们对休闲的追求不能简单地约化为是对自由时间的追求,而是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不是追求获得更多的业余爱好或娱乐活动,而是追求超越繁忙的日程安排所获得的一种雅致与宁静的感觉。”反观古今中外对于娱乐的普遍看法,既使将娱乐看成是休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认为娱乐是休闲的“下品”,是与“宁静致远”和“诗意的栖居”的休闲相对立的。传统的“玩物丧志”是对人们娱乐的评价,现代的娱乐被认为是“宣泄感官欲望、拒绝精神内涵”的活动,自然显得“低级”、“庸俗”,而在现代的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对娱乐的定义和表现中,也充斥了“宣泄感官欲望、拒绝精神内涵”、“低级”、“庸俗”的内容,并认为这就是娱乐,以至于尼尔·波兹曼发出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将“娱乐至死”的慨叹。

再次,休闲是制度化了的,常常表现为政府行为和行政指令,古今中外皆如此。对个人来说,休闲是法定的权利;对单位来说,休闲是不得不执行的制度。所以,休闲还具有严肃性、神圣性甚至法律性。而对于个人和单位来说,娱乐则无以上的政府权力和制度的制约,几乎没有严肃性和神圣性,相反还会对严肃性和神圣性产生较大的消解作用。所以,休闲文化是制度化了的文化,娱乐文化是非制度化的文化。考察休闲文化的发展史,我们看见,休闲之成为“人的权利”,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与世界各国政府将其制度化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天谕”让臣民百姓休息,发出“放假”多少天的“圣旨”等等。在西方,对于人们工作与休闲的权利和时间的规定,也很早就开始了。如1912年,法国议会就通过了10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到1919年又缩短为8小时。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第一号条约,又宣布了一周48小时,一天8小时工作制的原则。到了20世纪中期,法律明确对人们“休闲时间”的保障,一些国家以政府法令的形式,强制实行每周35—40小时工作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或推荐实行“弹性工作制”。西方许多国家立法不准单位缩短和侵占工人或职员的休闲时间,甚至不准个人在休闲时间加班等,不遵守者将被视为违法。政府还进行未来的“休闲规划”,“工作百分之……”、“休闲百分之……”是常见的词语。在现代中国,工薪阶层从每周休息一天到每周休息二天再到假日“黄金周”制度和中国传统节日放假制度的实行,都是政府的制度推行的,而我国已经实行的“带薪休假”制度,也将是“制度”在先,“休闲”在后。“对个体的人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增加量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质’的问题。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人的休闲本质的变化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一把标尺,建立和制定相应的机构和政策,支持和鼓励人们体验更富有意义的休闲行为。”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休闲文化越来越成为“制度化”、“法律化”的文化,“休闲的自由”是被制度甚至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但娱乐则历来是“悉听尊便”的活动,古今中外没有什么专为娱乐而制订的官方的政策法规,也没有政府规定人们必须进行娱乐活动,更没有让人们想不娱乐都不行的政策法规,最多也就是政府关于人们从事娱乐活动的、没有制度和法规作用的指导性“文件”。娱乐从古到今都是人们的自发行为,将来也是如此,在“休闲时间”内一个人娱乐还是不娱乐,是没有人来管你的,强制一个人娱乐是无法理解的,娱乐与否纯粹看你的个人爱好和情趣及当时的心境。那些关于娱乐活动或娱乐场所的政策法规,并不是冲着娱乐本身来的,而是规范某些娱乐活动的“附加值”,限制某些娱乐活动“超越娱乐本身”等的管理措施。显而易见,娱乐文化是非制度化的文化,也不可能成为制度化的“官方”的文化,娱乐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永远是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相对的概念)的一种。

[参考文献]

[1][英]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商务印书馆,1984,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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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m],新星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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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98.

大学生休闲论文篇(11)

从当前休闲体育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在此方面的发展较为滞后。西方国家百年之前便开始对休闲体育进行研究,且一些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设立了休闲体育这一专业,经过多年发展,这些国家的休闲体育专业学科体系建设已十分完备,教学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我国的此专业发展基础相对较弱,发展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一、我国休闲体育专业发展现状分析

1.基础理论研究不足

现阶段,我国对休闲体育专业有关人才基础理论的研究力度比较小,且关于休闲体育专业基础理论的研究严重不足。大多数对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基础理论的研究停留在对“休闲”的哲学思考上,缺乏对专业理论基础的研究,对专业基础理论的阐述很少,大多描述具体的现象。以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休闲体育方面的著述为例,只有《体育休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研究》从理论方面阐述了休闲体育,其他著述均在介绍和评判具体项目。近些年来,《休闲体育本质的哲学思考》以及《论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等同休闲体育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引起了对休闲体育基础理论的重视,但重视度还不够。

2.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不定性

目前休闲体育不断发展壮大,保持着良好的发展状态,涉及音乐舞蹈、生命救援、经营管理等相关领域,因而不同高校的培养目标出现了差异,有的定位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有的则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导致对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误解。

3.课程设置有待进一步科学化

休闲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休闲体育专业的发展,但是高校的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

(1)教师资源的重新配置。为了适应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高校课程设置在体育学的基础上加入了休闲体育管理、休闲体育经营与休闲体育旅游等内容。但与此同时,需要重新配置休闲体育专业的教师,体育学教师不懂经营管理与旅游,懂管理、旅游的教师不懂体育学,两者无法很好地融合。

(2)课程体系漏洞多。休闲体育把实践课程设置视为重中之重,却忽略了与之对应的文化课程,造成实践与理论脱节。

(3)课程内容陈旧。课程内容的设置跟不上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的步伐,无法为社会提供专业人才,一是由于休闲体育发展太快,二是由于高校课程的审核时间过长。

二、解决休闲体育专业发展问题的对策

1.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

高校必须加大对休闲体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力度,不仅要搞好教学实践,更要抓好理论教学,做到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理论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抓好教材的编写,尽管此专业开设时间短、缺乏理论支持,依然要做好教材编写。一方面集合国内专家学者的力量组成权威的教材编写委员会,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国外的休闲体育著述,加强对相应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从理论出发切实落实休闲体育教学。

2.正确定位培养目标

尽管休闲体育产业发展迅速,但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可以看出,休闲体育产业更青睐熟知基础理论、擅长经营管理以及具备过硬的专业技能的人才。因而,高校要以此为突破口,定好培养目标,为社会输送高层次的专业人才。目标作为教学的基本方向,指引着教育单位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

3.科学设置课程

针对休闲体育专业面临的问题,高校课程设置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加强休闲体育特色建设。抓住休闲体育的特征,将休闲体育从传统的体育中分割出来,形成独具特色的一个专业,加强休闲体育的独立性。其次,合理安排休闲体育课程的学科分配。合理安排好各个课程的分配比例,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最后,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做好休闲体育实践的同时,加强理论建设,加大对理论建设的投入,高校要逐步做好对理论建设的研究。

总体来讲,目前我国各高校的休闲体育专业分布不合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休闲体育专业的数量偏少、规模偏小,有待进一步发展。面对此种情况,我国相关部门一定要紧抓建设工作,促进休闲体育专业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冯蕴中,贾文彤.休闲视野下我国休闲体育专业建设的思考[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1(3):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