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社会实践总结大全11篇

地产社会实践总结篇（1）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03-03

实践标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不可缺少的基本途径和锐利武器。深入研究实践标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谋求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都有普遍指导作用。但要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具体化为适合本国具体情况、时代特征、发展要求的本国化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和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丰富发展着的行动指南。邓小平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得出结论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是我国几十年来最基本的经验。我们要努力做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大文章，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不断丰富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必须中国化，是由真理的具体性所决定的。因为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都是对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一定条件之下事物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所以具体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不同国家所处的具体空间、具体时间(历史发展阶段)及其具体条件不同，其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各有特殊性，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决不能生搬硬套，而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和应有内容，因为我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一定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之中的，同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因而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还要考虑到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的状况与影响，正确反映时代特征、时代精神和时展要求，这样才能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就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和应有内容，因为只有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要求，并用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生动语言来表达，才能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和运用，成为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总之，时代化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和应有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论是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是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都反映了当时时代的主题和特征。但现在把时代化、大众化和中国化一道提出来，是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的重要特征。我国广大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主力军，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有必要强调同时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以便把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所掌握，成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只有运用实践标准，才能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怎样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武器就是要始终坚持运用实践标准。实践标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关键作用。其主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实践检验，抛弃不适合本国情况的东西。由于各国所处的具体空间、具体时间及其具体条件不同，因而产生于别国的理论和经验，就可能有的东西不适合本国情况。如何识别不适合本国情况的东西呢?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或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列宁通过实践检验，在总结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的基础上。认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在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力量最薄弱和矛盾最集中尖锐的沙皇俄国，能够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从而抛弃了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或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观点，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新的正确结论，并在这个新的正确观点指导下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果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那就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列宁主义的创立，也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如俄国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首先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由城市到农村，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俄国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和成功经验。在我国土地革命战争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不顾我国具体情况和特点，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经验，在敌强我弱和大城市敌人力量强大的情况下，硬要攻打大城市，发动总进攻，结果使白区革命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使红区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实践标准，在总结我国武装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俄国十月革命由城市到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不适合我国情况，不能照搬那种做法。根据我国特点，应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从而挽救了党和革命，使我国武装革命斗争走上蓬勃发展道路。

二是通过实践检验，根据我国情况和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要以我国革命、建设、改革

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来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研究我国的实际情况、社会矛盾、基本特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根据我国社会的情况、矛盾、特点、规律，结合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制定革命、建设、改革的理论原则、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而这些理论原则、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是否正确，还必须拿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通过实践检验，来鉴别、修正、完善和丰富发展。历史经验和认识规律都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能形成，而这种形成过程也就是不断地进行实践检验的过程，都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创立的思想，就是经过多次实践检验，在总结我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起来的。如果离开实践检验，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思想也就无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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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通过实践检验，总结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于国内外情况和社会实践非常复杂而又相互影响、制约，并且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实践检验过程中，会出现新的情况，遇到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就能提出新的论断和观点，得出新的结论，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形成的新思想新理论是否正确?也只有拿到实践中去检验，才能获得鉴别、修正和丰富发展。例如对我国资产阶级的分析理论和制定的方针政策，也是通过实践检验而逐步形成的。当时西欧、俄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反动统治阶级，他们既剥削、压迫本国劳动人民，又侵略、压迫、剥削其他国家人民，因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把他们国家的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在对旧中国各个阶级及其各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具体分析之后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资产阶级同西欧、俄国的资产阶级具有不同特点，应该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在我国资产阶级中有几种不同情况，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有所不同，其中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掌握政权的反动派互相勾结，共同剥削和压迫全国广大人民，因而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和革命的对象。至于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但他们又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排挤和欺压。所以他们又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一面，因此他们不是人民的敌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而是革命的朋友和团结的对象。但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因当时已进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我国所进行的民主革命已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和第一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这种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决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虽有革命性的一面，但他们毕竟是剥削阶级，害怕劳动人民起来剥削制度的彻底革命，因而他们又具有严重的妥协性和动摇性。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是：既团结，又斗争。团结他们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同他们作适当斗争是为了克服他们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其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到社会主义改造时，也不采取没收的方式，乃是采取和平的赎买方式来逐步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企业管理者。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视、研究、分析了我国资产阶级新的情况。总结了这方面新的经验，提出和阐明了这方面新的理论，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经受了实践检验，从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革命斗争实践表明，对我国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思想理论与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国革命实践也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指导我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如果离开和违背实践标准，就不能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的思想理论如果错了，不易为广大人民认识和纠正。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理论、化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反右倾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等错误思想理论，由于当时实践标准被践踏，个人迷信、权力标准盛行，很长时期被误认为是最革命的东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而实际上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直到去世后，在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实践标准权威之后，运用实践标准来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和解决今后问题，这些错误思想理论才为广大干群识别和纠正。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离开实践标准，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运用实践标准。是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经途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是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锐利武器和一大法宝。

三、只有坚持实践标准，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向前进

国内外形势在不断发展，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也在变化，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不断向前推进。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要不断地坚持运用实践标准，正确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及时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大胆提出新的思想理论，并不断通过实践检验，使新的思想理论获得修正、完善和丰富发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向前进。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粉碎“网人帮”、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运用实践标准，在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新的论断，同时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赫本路线，提出并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明显特征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航向，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

成功地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邓小平理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0多年来一直保持了持续高速而又稳健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令人惊喜的辉煌成就。我国实践已充分表明，邓小平理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基本特征、发展要求和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体现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要求，时也反映了时代主题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和强大思想武器，我国社会实践已充分表明，邓小平理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经过多次实践检验，在不断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形成、完善和丰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而且是不断丰富发展的。以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实践中，运用实践标准，在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阐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和根本目的，进一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同时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阐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总要求和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回答了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根本要求，坚持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为不断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总之，以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地继承和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不断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实践中，继续运用实践标准，在总结过去实践经验，特别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基础上，借鉴世界发展经验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心想，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深刻地阐明了发展的目的、核心、动力、要求、原则、方法和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回答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这个当代世界重大问题，它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特别是在实行工业化以来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为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挺供了科学指南和锐利武器。同J对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并在全党开展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先进性教育、创先争优活动等，进一步回答了我们党住长期执政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发展到一个更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社会实践也充分表明，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也是经过实践检验，在总结社会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完善和丰富发展起来的。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利・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我们要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经济社会一切工作，把它贯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切工作中去，

地产社会实践总结篇（2）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深刻变革时期，稍微不慎就会出现巨大的社会震荡甚至灾难，而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善于在复杂条件下开创新局面。但是，从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文选》第一卷第212页），其变革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前所未有，的确是一场革命。更要看到的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科学地结合起来既前无古人，毫无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又遭到了国际社会出于这样那样目的的质疑、阻挠甚至破坏。《文选》忠实地记录了不怕鬼、不信邪的中国共产党人怎样在风雨中前进的。特别可贵的是，十三年来经历着社会大变革洗礼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而社会总体上始终保持着稳定且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得到稳步提高，影响日益扩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整体上迈向小康水平的关键十三年间所走过的步伐，其意义非同寻常，有着太多需要我们仔细珍惜和回味的东西。

二、深刻把握《文选》所包含的重大科学内涵，要以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的视角，深刻认识十三年来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进而更好地在未来的实践中运用好这些历史经验，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得以更快更好地进行

地产社会实践总结篇（3）

一、劳动是人的本质

首先，马克思是从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基本标志方面说明劳动是人的本质；人与动物有很多的区别，如人有自我意识，动物没有；人有，动物也没有等等。但这些都不足以作为区别与人和动物的根本标志。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能制造并使用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以获取自己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们为了进行生产劳动，必须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人的肢体即自然器官的延伸是人工制造的，因此称之为“人工器官”。相比之下，动物只能直接用它的“自然器官”获取食物或其他物质资料来满足自身适应自然环境。说到底，就是根源于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不同。由此可见，“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

其次，马克思是从人的社会性与动物的群体性之间的区别方面说明劳动是人的本质；人是不能单个存在的，必须相互依赖，互相协作，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其中生产关系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政治、思想、家庭等关系，人就是在这些社会关系中生产和生活的。相比来看，有些动物具有很强的群体性，如蜜蜂就有很严密的组织，它们分工明确，互相合作。可是人的社会性和动物的群体性有本质的区别，第一，动物的群体性十分狭窄，而人的社会性却十分广泛。第二，动物群体中的联系是本能的、无意识的，而人类社会的联系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最后，动物群体的特性是长久不变的，而人类社会关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譬如，人类社会关系中，包括一种生产关系被另外一种生产关系所取代，政治关系的取代，伦理道德关系的取代等，这种社会关系的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人的本质”的思想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的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范畴表达“人的本质”的思想，再到过渡时期，在《手稿》中阐明“劳动是人的本质”，最后唯物史观形成后，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现实的人”的观点。这三个阶段同他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最初所经历的是漫长的原始社会。马克思在研究原始社会方面肯定并接受了人类原始历史研究家摩尔根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他将原始社会分为两个时代：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根据生产资料的进步，他又把每个时代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对此论断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则是所有制。这样，马克思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制即生产关系决定人的本质。

首先，生产关系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有些人只认识到了人具有社会性，没有真正的理解社会关系的含义，其实，只有认识到了生产关系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才能真正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它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在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具体表现形式。人类历史上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5种生产关系。不同生产关系中的人是不同的。可见，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

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在《提纲》中将实践的观点贯穿始终，他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中从直观出发的单纯受到原则，反复强调实践是能动性与受动性，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同时马克思也立足于实践观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指出了抽象人性论的错误。马克思最后要求我们要立足于社会实践来理解人类历史，并且强调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仅揭示了自然界和社会的物质统一性，而且阐明了实践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的基础。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现象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源，才能得到最终的科学说明。马克思主义确认生活在本质上的实践的，也就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也就是把社会生活“当作实践去理解”。社会生活是对人们各种社会活动的总称，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 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

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是人以自身的活动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同自然界发生联系，而且人与人之间也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制约，共生于物质生产实践中。实践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实践者头脑中作为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而这个目的又决定人们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可见，人与其意识的关系也生成于实践活动中。实践内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其意识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实践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全部社会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发源地。

（二）实践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

人们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在整个社会生活过程中，物质生产实践具有基础和决定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地产社会实践总结篇（4）

萨特是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开始自己的“人学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是一种“把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辩证法说成自然界的根本规律。” [1] 在他看来， 承认自然界自身存在着普遍的辩证规律是一种完全违背辩证理性的“十足的神学”。他说：“自然辩证法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之外的任何东西。在实践中发现辩证理性，然后，把它当作无条件的规律投射到自然界，再回到对社会的研究，声称自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非理性规律制约着社会，这一套程序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脱轨。” [2]

所以，萨特认为，承认自然辩证法包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妨碍人的主观性和人的自由的发扬。他说，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而“否认思维本身的全部辩证运动，把思维溶化于普遍的辩证法之中，把人分解在世界之中而把它消除” [3] 。 “这种外在的唯物主义硬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而寓于一种先验的规律之中，寓于一个超人的自然中，寓于一种从星云开始的历史中，对于这种普遍的辩证法来说，……人类史不过是自然史的特殊化而已” [4]

萨特认为，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本人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的实践的创造物。因为，“如果辩证法作为人的无条件的规律从外面控制人的话，宇宙就变成一个梦。但是，如果我们想象，每个人都随心所欲，而这些分子的冲突又产生大规模的结果，那我们将发现平均数或统计结果，而不是历史的一种发展。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人象臣服于一种敌对力量那样臣服于辩证法，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人创造辩证法；如果辩证理性是历史的理性，这个矛盾其本身就必须历史地生存下去，这就意味着人在创造辩证法的范围内被辩证法所控制，又在人被辩证法控制的范围内创造辩证法。” [5]

萨特的主张是：“辩证法应当在许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在这里，它会找到作为各种计划彼此冲突的结果的源泉。只有人的计划的种种特点才能说明，这个结果乃是一种新的、具有其本身的意义的实在性，而并非仍然简单是一个平均数。” [6]

因为，在自然界中，各种现象是与自身等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也是并列和杂多的关系。所以说自然界是不存在总体的，因而也就没有辩证法可言了。人的实践领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总体的观念。当然，人的实践领域并非处处洋溢着人的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也到处都会遇到物质必然性。不过，这种必然性是与自然界中的机械必然性有着根本区别的辩证必然性。因为，实践领域中的总体观念把物质必然性与人的目的、选择、自由、计划、责任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观的和主观的存在都从属于一个总体，是在总体中相互联系着的部分或环节。

萨特批评黑格尔、恩格斯只知道例举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却未真正理解辩证法。他说，恩格斯“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规律，如果这些规律的每条都不是作为揭示辩证法总体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那么，辩证法的可理解性是不可能出现的。” [7] 在他看来， 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都只能在总体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比如：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只有在总体化的范围内才能提出。因为，作为总体化的人的实践就是一个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人不仅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内在化，而且，人同时也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着自身，使自己外化和物化到对象世界中去，随着实践活动的连续展开和不断延伸，也就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性质。同样，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有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因为，人与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等等的对立统一都是发生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质变量变是从属于总体化的运动，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变化所表明的正是总体化的内在结构。

萨特把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与客观辩证法混为一谈，认为辩证法是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作为人的领域的社会历史时提出的，是在历史现实的发展规律和对这些历史现实的认识的发展规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辩证法的动力就是人们的总体观念，辩证法的形式也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现实的实践活动。他把到自然界中去寻找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错误的推广”。

二 .“人学辩证法”

萨特所理解的辩证法仅仅是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理性。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从而把辩证法导入自然之中，使自然界表现出辩证法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讲，辩证法只能是人的知识形态。既使自然科学的某些范例是辩证的，那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而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萨特说：“在辩证法家那里，

辩证法是建立在既与的现实结构，又与我们的实践的结构相关的基本主张上的。我们断言认识过程是辩证的，同时又断言对象 ( 不论它是什么东西 ) 运动本身也是辩证的，而且这种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把这两种命题拉到一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形式，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规定着世界的合理性。” [8]

在历史领域中，也不存在那种象历史背后的神的意志力一样的辩证法，而是历史认识的结果。萨特说：“如果我们不想把辩证法重新变成一种神的法则和形而上学的宿命，那么，它必须来自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 [9]“辩证法如果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总体化过程中许多的个别性所造成的许多具体的总体化的总汇，这就是我所说的辩证法的一元论。因为辩证法乃是总体化的活动，除了由正在进行的总体化所产生的各项法则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规律。” [10]

当然，总体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被社会所总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被个人所总体化。但整个总体化的基础是个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个人的实践才产生和保持了人的总体性。因为，人处于历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会历史现象联结成一个总体的，社会的总体化是以每个个人的总体化为前提的，而个人的总体化又是体现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所以，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产生和保持个人总体的方法，要把握辩证法就只有到以个人实践为基础的个人总体化和从个人总体化到社会总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或者，干脆说辩证法就是实践，是人改变和创造对象、赋予对象以意义，同时实现着人的总体化的活动。

我们知道，萨特终生致力于建构一种“人学”，这种局限于个人视野中的人学自然要把人的内心世界夸大为整个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内心世界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由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发现了实践范畴，从而找到了个人超越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途径。这时萨特本可以告别个人的内心体验走上认识客观世界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能在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积极的成就。遗撼的是萨特没有这样做，而是依然囿于个人的目力所能达到的世界范围，站在个人这个圆点上来理解通过实践构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世界。这样一来，萨特并没有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了实践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义有什么长进。因为他的结论还是原来的结论，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实性，纯粹客观的世界则被划入乌有之乡或者说被划进了假定的领域。

所以，萨特要否认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严格地限制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所能涉足其中的领域里，认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中，辩证法及其规律才是真实的。

由于在人的世界中来考察辩证法，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就成了个体的人的自我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界、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的环境和中介的关系。辩证法的这些内容就是“总体化”，总体化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切总体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总体化则是辩证法的普遍法则。要理解辩证法的规律就必须立足于总体化的观点上。萨特认为，一切辩证法的动力都存在于总体观念中，因为只有把各种现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出现的，而是在总体的综合统一之中的，辩证法才是可能的。

萨特认为，如果假定人及其对象之外存在着辩证法，那么必然会使辩证法变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总体化为根据，辩证法就获得了可理解性。因此，个人实践的领域就是辩证法的限度，个人的总体化是辩证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础。社会历史是人的客观性领域，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人的总体化的总汇，因而是辩证的。在社会历史中，一切事物现象的辩证性质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是否包含着个体的总体化的作用。所以，人的总体化又是辩证法的最高原则。无论辩证法研究什么问题，其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切历史现象中认识人的总体化。这样一来，萨特的辩证法就是总体化的辩证法，是对个人总体化的记录和描述。辩证法的学说作为一系列命题的抽象体系，来源于个体的总体化，是对个体的人及其关系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多样性的把握，是对个体的人的总体化进程以及个体的人的实践所造成的历史总体化的进程的把握。反过来，辩证法的命题体系又对个体的总体化提供指导，帮助个体的总体化与历史总体化的融合。

萨特承认，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考察是马克思的最伟大功绩。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学家们看不到历史的总体性质，而是陷入到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历史看作无数个偶然产生和消灭的个别事件的集合。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发现了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和随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总体，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总体性。因此，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存在的思维的基本范畴。

应当指出，萨特关于马克思发现了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历史总体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萨特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却不同于马克思，他不是把生产关系理解成人们的具体的物质联系，而是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个人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联系。因此，在萨特所理解的生产关系范畴中，我们看不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作为阶级的历史实践主体，而只能发现作为个人的实践主体。萨特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积极因素就是个体的总体化，而历史本身则是被动的。尽管他把历史理解成使一切个别事件和过程结合成总体的运动，但历史总体却是被构成的总体。因此，历史辩证法也由于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为“反辩证法”的领域。所以，辩证法的源泉只存在于作为个体总体化的个人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是辩证法的真正王国，而个人的实践则是辩证法的原初的经验。

三 .推衍“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实践活动的现实性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在社会关系中，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进程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进行的。同样，个人的实践活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既与的物质环境中的。比如，人的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技术”、“工具”、“机器”等物质条件，都是先前世代人的物化，是作为客观实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面对着这些物化了的客观实在，人的实践活动又不得不一再地重复着物化，即在每一次实践活动中使自己物化。每一个体的总体化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人只有在既与的历史总体中才能实现趋向于总体化的努力。

然而，萨特反对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中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原子”，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因为，人的实践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是创造对象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实现自己个人的计划，创造性地参与劳动过程，使自己存在和创造自己的生活。人的物化所表明的也正是人把对象世界创造性地纳入人的生活，使之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创造了历史辩证法。历史是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辩证结果而出现的，是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结构的演进。所以说，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即历史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个体总体化的规律，它尽管表现出了与个体总体化的矛盾，但却是从属于个体总体化的，或者说是个体总体化的副产品。

人的实践的社会结构的辩证性、人的总体化的历史规律等等宏观视野中的辩证法，都根源于个人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物质世界中展开，在物质对象中具体化。易言之，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物质中使自我客体化，这种客体化一方面是人对自己的舍弃，另一方面又使人所追求的事业在世界上出现，从而在客观世界中重新发现自己。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异化”和“总体化”。萨特认为，实践既是人的异化活动又是人的总体化过程。实践的这种二重性和二重化的运动表明实践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原型，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都只不过是实践辩证法的展开。

总体化是客体的主体化。萨特认为，主体的客体化使实践获得惰性，而客体的主体化则使实践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了。因此，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成分的多少也就意味着这一实践所具有的惰性的多少。根据这个思路，个人实践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实践，因为在个人实践中，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主体性，他的实践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早已在他的谋划中预演过了，他是从未来的角度认识他从事实践的环境、条件的，他是根据他所掌握的现实的可能性来设计他自身的总体化道路的。

与个人实践相反，社会实践则由于自身的客观性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惰性因素的惰性实践。因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以多数人为核心的实践集合体，这个主体本身就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客观化了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共同意志使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缩减甚至完全褪化。因此，虽然实践活动也具有个人实践的那种从计划、目的，到手段的选择和目的的实现等等有机模型，但是，它作为集合体的活动却是个人的被动领域，所以说社会实践是惰性实践。

根据萨特的理解，惰性就是实践的消极性，是反映在物质必然性和其他人的意志等等之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因素。因而，惰性因素也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本来，实践是辩证法的源泉，由于实践中包含着惰性因素，实践这个唯一的辩证法王国却包含和孕育着反辩证法的因素，实践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关系着反辩证法因素的多寡强弱。

在个人实践这个惰性因素最少的领域中，“思维的存在”和“存在的思维”是直接统一的，因而这种实践直接地就是辩证法，或者说是一切辩证法的原型和构成因素，其他的辩证法都是从这种辩证法发展而来和由这种辩证法构成的。因此，萨特把个人实践的辩证法称作“构成的辩证法”。在作为辩证法的最原初的构成因素的“构成的辩证法”之中，物质必然性是从属的因素，是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人作为“摆脱不了的命运”而加以承受的因素。因而，反辩证法的因素是以隐蔽的形式深埋在辩证法的形式之中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由于客观性因素的增强，惰性因素便偷偷地渗入到个人的自由活动中去，腐蚀着实践的创造精神并使其枯萎。客观必然性以外部规律的面目“吞食了全部有计划、有目的的结构”。这种实践作为人们的活动是一种由外部控制的活动，其特征是“积极的被动性”。与那种体现了人的天赋自发的活动的个人实践相比，这种实践是一种“变了形的”、“被歪曲了的”实践。因此，社会实践虽然也处在辩证法的疆域之中，但却是一种“外在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一种被构成的辩证法。在社会实践中，“反辩证法性”和“反实践性”的因素明显化起来，辩证法的王国成了反辩证法的王国。

可见，萨特关于辩证法的思路是把实践设定为一个圆，个人处在这个圆的中心，个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辩证法的强力，一旦从紧紧围绕着圆心的个人实践向外层扩展的话，那么距圆心越远辩证法就越稀薄，如果在社会实践中随着辩证法的越来越稀薄而出现了辩证法的否定形态的话那么一旦越出社会历史走到实践领域这个圆之外的自然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辩证法了。所以在萨特那里，否定自然辩证法是顺理成章的。

萨特认为，反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否定形态，依然是自由的个人活动的无机形式，即与个人活动密不可分的。其实，在个人的实践中反辩证法的因素就贯穿于辩证法的模型之中，但为什么在进入社会实践中之后，反辩证法的因素才演化为惰性因素并损害着社会实践呢？在萨特看来，根本原因是进入社会实践之后，实践活动的各个因素和各个环节都缺乏了对于个人的可把握性和可理解性。由此可见，在萨特那里辩证法一词无非是表示实践的主体性和对于主体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够彰明主体性，哪里就有辩证法；无论哪里，一旦彰明主体性的途径稍有涩滞，辩证法就遭受着惰性的破坏。

萨特把“反辩证法”看作是辩证法名目下的反题。因为，无论是个人实践还是社会实践都无法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惰性因素，相反实践的现实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必然性之上的，所以，“反辩证法”存在于辩证法内部，是辩证法的环节。在人的总体化过程中，反辩证法的因素是贯穿于始终的，但在每一次实践或每一个阶段的总体化中，反辩证法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次次实践中看到，从辩证法到辩证法的反题即反辩证法。这时，辩证法的行程仅仅走了一半，所以必须有新的一次实践出现，作为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合题。人的总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展开的。

可见，萨特对社会实践充满着怀疑，他根本不愿意去发现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个人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萨特去探讨历史辩证法时，就陷入了所谓“反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外在的辩证法”、“惰性的实践”、“反实践性”等等概念的诡辩之中。他引入的概念越多，思想变得也就越加混乱，以至于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注 :

地产社会实践总结篇（5）

二、 紧密结合实际，多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今年我院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坚持以往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社会实践点的实际情况，各系因地制宜，根据实际需求开展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 从组织形式上看，主要有两种形式：

1．分散活动。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从区域划分，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内地、有沿海的；从内容上划分，有希望工程的，有金融保险的，有房地产开发的，有市场营销的，有厂矿、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的，有科技扶贫、文化教育的，有家教、生产劳动的等等。

2．集体组织。组成社会实践小分队，分赴各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今年共派出6个小分队和1个大篷车，他们分别是桂林工学院党员大学生赴河池地区的"三个代表"实践服务团，电计系赴荔浦县社会实践小分队，旅游学院赴阳朔县社会调查小分队，资环系赴桂林柘木镇社会实践小分队，土木系赴兴安县白石村社会实践小分队，材料系赴三街村社会实践小分队以及由桂林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组成的文艺大篷车。

（二）从社会实践的类型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开展便民服务。各小分队利用当地的圩日在市场上设立家电维修、单车修理、理发等便民服务点，尽己所能，不怕脏、不怕累，以优质的服务赢得当地群众的称赞和好评，同时也努力实践着青年志愿者的精神。

2．开展文化辅导活动或者是法律宣传与咨询活动。暑期不仅中小学放假，而且正是夏收农忙时节，中小学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之中，大学生们将这些学生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文化辅导。

3．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如电计系赴荔浦县社会实践小组对荔浦县部分镇、村产业现状进行了调查，来分析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写出几分调查报告。

4．开展义务劳动，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军烈属、五保户收割庄稼。下乡期间，正值夏收时节，许多军烈属和五保户因家里缺少劳力，庄稼熟在地里而无人收割，同学们积极帮助这类家庭，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5．文艺下乡。由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组成文艺大蓬车到村镇各社会实践基地进行巡回演出，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6．开展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不少假期未回家的同学在学院的组织下开展各种各样的勤工助学活动，一方面了解社会，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自身的生活需要。

7．环境保护。组织学生积极参与"保护母亲河"行动，进行生态环境调查，宣传倡导环抱观念，治理环境污染，装扮母亲河。

8．考察实践。我院集中部分学生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组成"三个代表"服务团，赴河池地区开展考察实践活动，加强对党史、革命史的学习和教育，牢固树立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9．开展大学生科技活动。今年全院共确定了大学生科研课题一百多项，为迎接11月份我院的科技活动周，提高我院科技学术水平，各个课题小组纷纷利用假期时间收集数据，抓紧实验。 三、 总结经验，评比表彰

写经验总结、相互交流。提高我院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层次和水平。8月份院团委下发了关于暑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总结的通知。要求各系分团委、学生会在内部交流的基础上，对今年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方式、特点、规模、效果、存在的问题及对今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提交一分总结报告。同时，在全院将对表现突出的社会实践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评比表彰。并要求各系评选出优秀的社会实践报告，召开社会实践交流会，同时，全院共推荐出60多篇不同内容和形式，具有一定层次和水平的社会实践报告。

（四）经验和收获

地产社会实践总结篇（6）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

暑假前夕，XX院团总支向全院广大同学了《关于开展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同学们积极响应、认真落实，根据自身专业特点，确定实践方向，以认真的姿态对待此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二、紧密结合实际，多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今年我院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坚持以往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社会实践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根据实际需求开展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从组织形式上看，主要分为分散活动和集体组织两种。共派出淄博幸运风企业帮扶小分队和青岛兴田帮扶小分队两支小分队参加此次实践活动。

从社会实践的类型看，主要分为：开展便民服务，在市场上设立家电维修、单车修理、理发等便民服务点；开展文化辅导活动或者是法律宣传与咨询活动；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对山东济南、莱芜等地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来分析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开展义务劳动，帮助军烈属、五保户收割庄稼；文艺下乡，学院学生会组成文艺队伍到村镇各社会实践基地进行巡回演出，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展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开展市场调查，了解市场信息，紧抓时尚脉搏，以市场需求带动专业学习的兴趣；企业帮扶，以小分队的组织形式到实习基地实地考察、学习，使学生走出校园，了解服装企业的生产流程和工序，学以致用。

三、总结经验，评比表彰

暑期返校后，全院学生通过写社会实践总结，相互交流经验和教训，使我院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层次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同时，我院将对表现突出的社会实践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评比，上报校团委。

四、经验和收获

地产社会实践总结篇（7）

二、 紧密结合实际，多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今年我院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坚持以往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社会实践点的实际情况，各系因地制宜，根据实际需求开展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 从组织形式上看，主要有两种形式：1．分散活动。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从区域划分，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内地、有沿海的；从内容上划分，有希望工程的，有金融保险的，有房地产开发的，有市场营销的，有厂矿、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的，有科技扶贫、文化教育的，有家教、生产劳动的等等。2．集体组织。组成社会实践小分队，分赴各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今年共派出6个小分队和1个大篷车，他们分别是桂林工学院党员大学生赴河池地区的"三个代表"实践服务团，电计系赴荔浦县社会实践小分队，旅游学院赴阳朔县社会调查小分队，资环系赴桂林柘木镇社会实践小分队，土木系赴兴安县白石村社会实践小分队，材料系赴三街村社会实践小分队以及由桂林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组成的文艺大篷车。

地产社会实践总结篇（8）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4－0116－05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和分析社会的重要视角和方法之一。随着时代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需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获得新的内涵与意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维观念和总体布局的实践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运用，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其方法论意义

在人类认识和阐释“社会”的思想进程中，将“结构”这一概念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并形成“社会结构”理论的做法在马克思之前或其同时代就有众多思想家开始尝试了。早在17世纪的社会历史理论中，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社会物理学”就是典型的社会机械论体系和自然主义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人模仿自然用自己的技艺创造的类似于机器的一种庞大动物――“利维坦”。当然，这与16－18世纪世界自然科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数学(几何学)、天文学以及力学等领域有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自然科学取向的社会认识方式被后来的研究者所继承。例如，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都曾依赖生物学来建构“社会结构”概念。孔德将社会看作是一种有规律的结构，它与生物有机体有极大的相似性，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整体；斯宾塞则进一步将社会理解为由“支持”、“分配”和“调节”三大系统而组成的一种结构。这些理论都直接反映了一种自然科学取向的社会认识方式，建构和描绘了一幅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相一致的机械性的世界社会图景，霍布斯还被恩格斯称为“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这些关于社会结构的认识和做法都还只是一种现象一功能层次的生物学取向，真正科学而系统的社会结构理论来自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集中包含着以下三个层次的核心内容：

首先，社会是结构意义上的整体构成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涵。不过，马克思更多的是通过“总体”、“总和”等概念来表示他对社会结构整体性的理解。一方面，社会是由一系列特定要素构成的总和，特别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马克思将具有结构整体性的社会进一步归结为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向我们呈现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完整景象，使社会成为一个以经济结构为基础、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其次，作为整体构成物的社会，还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具有自我更新与发展能力的有机体。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时候，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以人类社会的实践本质为出发点阐释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社会不仅是一个具有严密的有机联系并充满辩证的发展运动的活的有机体，更是一个建立在人类实践和交往活动基础之上的一个整体的实践性范畴，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实现了对传统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彻底扬弃和超越。正如列宁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之为的辩证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而这种方法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着重说明了社会是由包括人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的有机构成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不断发展着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在哲学层面上以实践为基础来辩证动态地思考和解释各种社会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如何生成、运动、发展为一个系统整体并最终指向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论。

最后，社会结构是在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不断变化发展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通过社会结构的变动发展实现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刻道理。通过矛盾运动来分析社会结构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一大特质。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的变迁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也就是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先前建立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变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结构在本质上是一个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矛盾关系 体，正是有这样的矛盾关系和矛盾运动的存在才使得社会结构不断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又为整个社会实现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无疑是对以往社会结构理论的扬弃和超越，这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武器。马克思的这种社会结构理论“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从而“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依然是我们今天认识社会本质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思维方法和实践指导。当前，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在继承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内涵与意义，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创新

作为唯物史观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一直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实践的发展呼吁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也需要随着实践的新发展和时代的新进步而不断获得其新的内涵与意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中本来存在但一直未被重视或重视不够的领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外的社会领域重新突显出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重新思考和创新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中，社会是一个由众多的方面、部分、层次和环节组成的整体。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位一体”只是从主要层面上来理解社会的，这个社会主要是指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整体社会。其实，在整体社会中，还存在着诸如社会管理、社会民生、社会事业等具体社会领域，这个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具体社会领域也是整体社会的重要组成元素和部分，在整体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作为整体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小社会”或“具体社会”获得了其应有的表述和地位，这有益于人们对于具体社会的特别关注和重视，更有助于整体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和谐进步。从根本上说，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提出为标志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战略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人们主观愿望或臆想的结果，而是在科学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这其中包含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上的思维观念的创新和理论认识的发展，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积极形式。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创新成果。从理论意义上讲，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层面上，社会建设问题的真正提出还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逐步展开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实践发展催生理论创新而创新理论又进一步指导发展了的实践的积极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其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总体布局的问题，而“布局问题，在工作安排上是一个战略部署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结构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和政府始终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为基础并对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这是一个实践创新的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的战略问题上，我们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发展：从“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的“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总体布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纲领性总体布局，再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的“四位一体”式总体布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上的每一次发展都标示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认识的深化，将社会理解为以实践为基础的具有自我更新与发展能力的有机整体，这也是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现实写照。而将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其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和重视，更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发展与运用，符合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党在新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要求必须像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一样去建设具体的社会以实现整体社会的和谐，这种要求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所强调的“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发展”这一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结构是一个由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矛盾体，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和运动使整个社会不断突破已有状态而实现新的发展。

我国社会建设问题的提出同社会结构的矛盾及其发展运动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性领域，经济发展要求社会其他各领域必须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发展。这一点，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本质规定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就是社会主义不仅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还必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已经蕴含着社会建设的最初形态。而对社会建设的正式关注和重视则主要来源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想的提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本质上看，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社会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调节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而促进整体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更加明确地强调了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的具体社会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和精心建设，这既是促进社会结构矛盾运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为直接的要求。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 实践发展以及现实运动等诸多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了继承、发展和创新，使社会结构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和形式，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

三、当前加快推进社会建设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社会建设”单列一章进行论述并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具体要求，这在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历程中还是首次。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的社会建设实践尚处于探索性的发展阶段。当前，加快推进我国社会建设事业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中树立正确的社会建设理念，为社会建设的实践工作提供思想理论基础。尽管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在政策制定和现实实践中也已开始高度重视社会建设问题。但是，广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实践操作中仍存在着对社会建设认识不深刻和不到位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社会建设的健康发展。因此，树立正确的社会建设理念仍然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重要问题。只有在思想认识上对社会建设有一个准确把握和高度重视，我们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去自觉推进和科学实施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事业。当前，一些地区对社会建设的认识不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唯GDP论英雄的非科学的发展观念仍然存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和价值观念还不够深入，忽视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增强广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建设意识和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普及，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掌握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明确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使我们的发展既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同时又符合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需要，而社会建设对此可以大有作为；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中，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工作，可以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综合研究，为社会建设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其次，正确处理“四位一体”的关系，摆正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位置。一方面，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是一个整体，必须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使之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四种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又各自担负着不同的角色，经济建设依然是中心，必须促进国民经济友好又快发展，政治建设是保障，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建设是动力，必须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可以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建设应该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它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直接要求和现实途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科学发展观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要求和重要内容，具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双重指归。

最后，正确处理社会建设中全面推进与突出重点的关系，既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又要兼顾社会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的事业中，既有如何处理“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问题，也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自领域内如何协调与发展的问题。对于社会建设来说，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原则指导下，做到统筹兼顾。一方面，社会建设需要全面展开，既有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又有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既有社会组织的优化与重组，又有社会事业的强化与充实，既有社会价值的整合与提升，又有社会矛盾的预防与化解，等等。这每一个方面都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积极的建设。另一方面，当前的社会建设又是有所重点的，那就是改善民生，这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和瓶颈问题，也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在整个社会建设事业中具有关键作用和核心地位。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战略部署和要求，当前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2)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4)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5)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6)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这六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民生问题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直接关涉着社会建设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重点加以突出和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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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君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根据与理论意义[J]，求是，2D06，(24)

地产社会实践总结篇（9）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分别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次历史性飞跃，既具有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和鲜明中国特色的活的灵魂，又具有科学严谨、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结构。

一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在旧中国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上根深叶茂地蓬勃发展，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有了这样的迫切需要，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极大地满足了这样的需要，所以它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成为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然而从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一个国家能否得到实现，不仅仅取决于它能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而：目，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能否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懂得了要救中国，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无产阶的先进分子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产生了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从此，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不断胜利的道路迈进，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实际斗争中实践着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而且从我们党成立之日起就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制定中国革命斗争的基本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俄国十月革命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上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

在旧中国这样一个遭受若干帝国主义列强分裂剥削、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建党伊始，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在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非常时期，对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斗争策略往往缺乏冷静和实际的正确把握。大革命后期曾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时期曾先后出现过“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我们党内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致使中国革命几度陷于绝境。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既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没有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到处生搬硬套，结果使中国革命危机四伏，党和人民的力量遭受惨重的损失。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左”倾教条主义最为严重，为害最烈，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经验主义者则否认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不懂得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割裂开来，都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坚持这个科学原理，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揭示出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重要成果。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如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这就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开辟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完整深刻的认识，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根据中国具体的国情和阶级斗争形势，制定了战胜敌人的战略和策略，终于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在理论上逐步创立了把马克思列于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中共七大一致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一系列方面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使之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过程中担负起极其重要的使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这个极其艰巨的历史课题，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第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总结“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形成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独创性理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斗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杰出贡献。

第三，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首先表现在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性质具有严格纪律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战争思想，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马列主义人民战争思想原理同中国革命军事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党我军几十年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宝库。

第四，毛泽东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完成了作为完备缜密的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领导力量、革命道路和三大法宝等独创性理论的完整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五，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100多年来受尽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二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并改变建立在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的整个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极大地改变和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包括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更是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勃勃生机，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兴起，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特征。在近80年的实践中，已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历史进步性，代表着时代潮流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提出了一系列艰巨的历史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中，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虽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宝贵的经验，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却是一个需要认真总结和探索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过渡，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初创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到1966年10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总体上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前提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作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经过中国各族人民20多年的奋发图强、勤俭建国，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一时期的探索虽然不系统、不成熟、不成体系，但它的积累，为社会主义理论向更高层次升华提供了起跳点，为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实际上已经谱写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转贴于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辛探索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说明，不仅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集中全党智慧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面对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侧重于探索和解决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继承我们党以往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而又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用新的思想观点，独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标志着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继成功地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是实事求是的第二座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里程碑。

三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胜利的，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8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相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相继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共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共同的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在认识论上经历了两个相互联接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一般到特殊，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仔细而缜密地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特殊道路和规律，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第二个过程是从特殊到一般，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独特经验上升为理论，作出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新的理论概括，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历史过程的有机结合，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探索中实现了理论上质的飞跃，并在实践上有历史性突破，

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思想理论体系的产生，从认识史的角度来看，都是对既往认识的继承，又有对新的实践经验做出的发展。这是认识的继承和发展的结合，或者说是人类认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从而形成人类认识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会长期地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就要求它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并且是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在理论上有新的开拓和创造，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是指它们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共同点。首先是理论思路的连续性。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其次是理论性格的连续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不仅包括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而且包括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是不固守本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邓小平也有这种理论性格，他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理论性格的连续性是邓小平开始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再次是理论内容的连续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它的不少内容都可以从过去的探索中找到一定的理论渊源。建国以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两种发展趋向，其中一个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的积累，它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是一般的、渐进式的不显著的量的增加，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历史性飞跃。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长期认识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需要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需要这样的结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这样的结合。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不能不发生理论发展的阶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里本质没有变，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但内容有新的突破，这种发展不是细微的量的增加，而是区别出阶段性的质的飞跃，这种飞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的理论体系的飞跃；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但还不明晰、没有展开的理论认识，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较为完整、较有论证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巨大飞跃；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整体认识的历史性飞跃。

地产社会实践总结篇（10）

二、 紧密结合实际，多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今年我院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坚持以往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社会实践点的实际情况，各系因地制宜，根据实际需求开展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 从组织形式上看，主要有两种形式：1．分散活动。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从区域划分，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内地、有沿海的；从内容上划分，有希望工程的，有金融保险的，有房地产开发的，有市场营销的，有厂矿、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的，有科技扶贫、文化教育的，有家教、生产劳动的等等。2．集体组织。组成社会实践小分队，分赴各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今年共派出6个小分队和1个大篷车，他们分别是桂林工学院党员大学生赴河池地区的"三个代表"实践服务团，电计系赴荔浦县社会实践小分队，旅游学院赴阳朔县社会调查小分队，资环系赴桂林柘木镇社会实践小分队，土木系赴兴安县白石村社会实践小分队，材料系赴三街村社会实践小分队以及由桂林工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组成的文艺大篷车。

地产社会实践总结篇（11）

二、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开拓性、探索性和深刻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创新品格。还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同志就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深刻指出:“我国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我们党所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没有前例可循的伟大事业,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当人类走入世纪之交时,人们十分急迫地感到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同志以高度的忧患意识一再呼吁全党“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经济、文化、科技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十三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例,邓小平同志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论断,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但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这一问题,形成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则需要作出多方面的开拓性努力。从同志1992年6月9日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党的十五大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再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以及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步步健全、完善和规范,我国已经建设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套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就是在不懈的探索过程中,不断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断回答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而丰富、发展起来的。十三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涉及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从深度上来讲,也是前所未有的。十三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所经历的变革实在是太深刻了。因此,同志一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一再号召全党,在建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要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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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前提,是关键。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其他创新。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创新品格,这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崭新实践的开拓性、探索性、深刻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