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发展论文大全11篇

农业生产发展论文篇（1）

二、衡水市生态农业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S)分析

1.自然资源优势衡水市地处河北冲积平原，地势自西向东北缓慢倾斜，境内拥有华北平原上的“一颗明珠”美誉的衡水湖，河流水系分布较广。同时，衡水属于大陆季风气候区，为温暖半干旱型，四季气候特点分明。土壤类型主要以土层深厚的潮土为主，全市潮土亚类面积达43.40万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62.10%。此外，衡水市在矿产、油气和地热等资源方面也具备一定的优势，农业资源主要包括小麦、玉米、棉花、大豆、花生、蔬菜、家畜等。自然资源优势为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有利于该市新型生态化产品的开发、对传统生产方式进行技术的改造与推广等，进而推动该市快速形成现代农业体系。

2.特色产业优势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市，经过多年的努力，衡水在建设农业强市，发展特色农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性的成就。例如饶阳蔬菜、安平生猪、阜城西瓜、深州蜜桃等传统产业近年来发展较快，形成了特色优势，受到了市场的青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方式的变革，为应对传统农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衡水市也在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围绕特色产业，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园区和合作社，例如邓庄农业园区、武强现代农业示范区、饶阳蔬菜百里长廊等。这种特色产业优势为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天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促进了该市生态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劳动力成本优势由于历史条件原因，衡水市工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无形之中形成了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12年衡水市总人口为442.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高达340.2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77%。以城镇人口占比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2012年河北省城镇化率为46.8%，其中唐山市、石家庄市和廊坊市均超过了50%，而衡水市城镇化水平最低，仅为41.39%，较全省平均水平和唐山市分别低5.41和12.21个百分点。这说明衡水农村地区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亟需往城镇进行转移，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4.区位优势石黄高速、衡德高速等6条高速公路，G106、G307两条国道，S040、S302等12条省道，以及京九铁路、石德铁路等8条铁路都经过衡水市，使之成为贯穿东西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衡水市也是环渤海经济圈、首都经济圈以及冀中南经济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较为突出的区位优势对该市生态农业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都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推动了生态农业的发展。

5.文化优势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层次的文化，经济与文化之间相互依存，文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发展生态农业需要以生态文化作为思想支撑，指导和引领人们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衡水市作为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交汇地，曾涌现出董仲舒、高适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因此，衡水市对于生态农业的发展也有着文化方面的优势，例如董仲舒思想中的和谐、重民等思想理念对该市生态农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劣势(W)分析

1.经济实力薄弱衡水市是河北省起步较晚的农业城市，受建市时间短、历史欠账多和资源基础条件差等因素影响，该市工业发展落后，缺乏高新技术产业，整体经济实力较全省及其他城市比，呈现出较为薄弱的态势。2012年衡水市生产总值实现1011.5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5%，三次产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分别为18.7%、51.7%和29.6%，但是该市的整体经济仍处于全省11个地级市的后三位[1]。宏观层面上，以GDP总量作为衡量指标，2012年河北省各辖市中，GDP总量最高的是唐山市，为5861.6亿元，最低的是衡水市，仅1011.50亿元，唐山市经济总量约为衡水市的5.79倍。微观层面上，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2012年河北省各辖市中，人均GDP最高的是唐山市，为79526元，最低的是邢台市，约为21410元[7]。而衡水市人均GDP22907元，处于倒数第二位，仅比邢台市高1497元，却比唐山市低56619元。可见，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层面看，衡水

2.技术水平落后当今社会，随着科技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技术状况的好坏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尤其对生态农业这种需要依靠高科技作为支撑的产业更是至关重要[1]287。虽然近年来衡水市政府加强了对科学技术的支持和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生态农业发展的目标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2011年，整个衡水市只有473人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科技研究、技术服务以及地质勘查，而从事与生态农业相关的科技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可见，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成为了制约衡水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3.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衡水市虽然是个农业大市，但其农业产业化水平并不高，龙头经营组织数量少，缺少规模性的龙头企业。根据相关统计资料，2011年该市龙头经营组织总数只有110个。这些经营组织中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仅有25个。企业规模偏小、数量少导致了企业经济效益偏低，制约了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并且很难带动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整体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直接影响了生态农业的发展，使得本来具有知名度的一些生态农产品因规模小而占有较低的市场份额。

4.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农业的持续有效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也是生态环境得以保护的重要体现，二者相互影响。近年来，虽然衡水市也在积极不断地进行生态保护机制的创新，制定和实施污染减排措施，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仍较为严重。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统计信息，2013年5－11月衡水市始终处于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中；同时2013年全年中该市空气质量有10天优，69天良，127天轻度污染，59天中度污染，65天重度污染，33天严重污染，超标天数比例高达78%[8]。

(三)机遇(O)分析

1.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发展契机自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地位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此的高度重视，而生态农业建设则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和矛盾的重要途径，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环境质量和健康水平也在逐渐关注。因此，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其核心概念之一就是生产生态产品，而生产生态产品也就意味着需要大力发展生态产业，这为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以绿色需求为市场发展前景随着人类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的不断提高与转变，追求绿色生态产品、进行绿色消费成为21世纪的一大特色潮流。同时，人们越来越关注身心健康，开始加大对休闲娱乐的关注，积极参与生态观光旅游活动。可见，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精神消费，未来我国消费市场主要是以绿色需求为主。近年来，衡水市凭借自身特色农产品、衡水湖等自然生态观光区等优势，一直作为整个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供应农产品与观光旅游等服务的重要基地，加上人们对特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亟需更多的生态产品供应量，这为衡水市生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3.以新型城镇化为发展载体由于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以城乡统筹为原则，强调绿色低碳、生态节能等基本理念，所以城镇化建设中必然会涉及到生态农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提高技术水平来促进生态产品的生产、加工以及销售，而且还需要一定规模的生产要素等。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和辐射功能，汇集高素质的人才及先进的技术，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促进生态农业做大做强。此外，我国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因此，衡水市生态农业要坚持以新型城镇化作为发展载体，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4.以现代农业示范区为发展平台2012年衡水市武强县被列为第二批部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成为该市首例，并且该批农业示范区中河北省也仅有4个。为了充分发挥示范区的积极效应，该区已经筹划并正在实施高标准、大板块、大循环建设北大洼10万亩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在蔬菜、奶牛等特色产业方面初现规模，并且国内外知名农业龙头企业也相继入驻。因此，要鼓励和扶持农业示范区的建设，制定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发展实施方案，从整合资源、拓展功能入手，使其成为发展衡水市生态农业的新平台，进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水平。

(四)威胁(T)分析

1.相关政策制度不够完善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和观念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其创新和变革是经济长期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政策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制约着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目前，虽然衡水市政府也在积极倡导生态环保与生态发展，但主要是围绕衡水湖和城镇进行植树造林，建设森林公园和林业园区，关于生态产业制定的战略和采取的措施较少。现有的政策制度也仅限于节能减排、控制污染物排放等工程，与生态农业发展有关的政策制度还不够全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该市生态农业的推进与发展。

2.生态环境恶化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水、土地等资源的日渐短缺和空气质量状况较差等方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这些基础资源的需要。近年来，衡水市发展方式粗放，工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对生态环境带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例如地下水质、土壤土质污染较严重，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等。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直接造成了生态农业缺乏发展的物质资源和条件，阻碍了其规模化和高效化发展，成为衡水市生态农业发展的威胁与挑战。

三、衡水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进行了SWOT分析，本文分别针对政府、企业和农户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以便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全社会的共同力量来促进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真正做到有特色和发展潜力的城市。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和健全管理体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需要政府在该时期中对市场进行组织和管理，同时，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快速有效发展。因此，对于衡水市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和健全管理体制。根据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优劣势，结合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制定关于生态农业发展的短长期规划，以布局规划来引导生态农业的发展。具体来讲，由于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土地、资金、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等要素的支持，因此，政府要积极制定相关支持政策来保障和满足其需要。例如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技术水平有较高的要求，技术的引进或创新需要较高的成本，而这些成本一般很难通过企业或农户自身来提供，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在生态农业发展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放宽金融机构的贷款限制政策，给予企业和农户一定的优惠与补贴，以便能够尽可能降低其发展成本。

农业生产发展论文篇（2）

(2)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效益逐渐显现。近年来，平舆县农机生产企业随着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积极到外地或国外先进的农机企业参观考察学习，不断丰富§己，开阔视野，增强创新意识，在不断的改革中赢得发展先机，同时结合_身产业基础和发展特点，改造开发出了市场热销的农机产品，不仅有效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企业经济效益显著，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2农机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农机企业管理水平普遍低下。平舆县农机企业基本都是个体，并且大都是家族式管理模式，个别企业几乎没有接受过现代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全凭自己仅有的在工作中摸索的经验来维持经营，因此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下，加之不注重企业自身文化和经营策略的培养，品牌效应不突出，所以虽然生产产品的数量不少，但产品的利润率不高，企业竞争实力不强。

(2)农机企业生产技术条件差。平輿县农机生产企业起步晚，规模小，实力弱，_我发展能力差，缺乏行业龙头的拉动和支撑。由于融资困难，企业大都不注重更新设备和改善生产条件，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明显滞后，因此生产规模上不去，效率低，效益差。

(3)农机企业技术人才欠缺。农机企业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没有经过系统专业技术培训，缺少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由于受到私营企业种种条件的限制，高素质的产品研发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引不进、也留不住。人才欠缺，企业自主创新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薄弱，工艺装备水平及产品科技含量较低。

3对策及建议

(1)农机企业应提高管理水平。企业负责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不仅要加强自身修养建设，加强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的学习，加强沟通与协作，而且要重视培植企业文化，不断更新理念，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使企业再上新台阶。

(2)农机企业应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企业要在竞争中保持长足发展，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生产技术条件,增强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同时，财政、科技、银行等部门也应加大对农机产品的科研支持，加强产品更新换代的研发。

农业生产发展论文篇（3）

1.S（优势）分析。（1）温泉县区现有农牧业各类资源大部分属于原生态状态，这是温泉县区发展生态农业的最大优势所在。（2）温泉县区地处低温带区域，由于独特的光热资源和土地资源，种植的农作物大多具有较高的品质和创利价值，尤其是马铃薯的品质在全疆名列前茅，具有规模化种植和产业化纵深发展的潜质。（3）温泉县区以查干屯格乡甜菜协会为典范的农民产业协会是今后温泉县区发展生态农业的先进运作模式。据了解该协会在组织农民统一种植、推广科技种植、帮助贫困弱势农民、互助互惠互利、协调农民与政府、农民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较好地发挥了协会的职能和功效。（4）温泉县区大多数农民已经初步跳出了“以粮为纲”的传统种植习惯，开展了多品种多经济作物的种植，这就为在今后发展新型高效产品方面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意识基础。

2.W（劣势）分析。（1）温泉县区地域偏僻，交通条件较差，运输成本较高，直接影响了农产品的创利价值。（2）温泉县区的低温气候条件制约了林果业的多角度发展，使温泉县区的大农业（农、林、牧、渔）缺少了一块利益增长点，这是温泉县区先天的一大缺憾。（3）温泉县区的民营企业经济发展比较滞后，没有能够拉动一方经济的增长极（龙头企业），也没有能够全面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企业集群。（4）分散、零乱的小农经济是制约温泉县区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最大障碍。（5）温泉县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较低，农业加工业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不高，传统农业经营模式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农业产业链条不够长，小农意识仍然存在。（6）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市场建设、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等还相对滞后。

3.O（机遇）分析。（1）党中央提出建设“两型”社会的精神，为温泉县区发展生态农业指明了方向。（2）节能减排，大力发展生物能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趋势。温泉县区可以抓住这一契机，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和农作物资源率先进入生物能源的初级加工领域，构建从农业种植工业加工畜牧业养殖有机肥还田的优质循环产业链，从中获得超值的巨额利润。（3）以马铃薯为主要原料的精淀粉已广泛应用于化工、纺织、食品、化妆、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我国以及全球的精淀粉供不应求，温泉县区应较好地利用本地马铃薯种植的优势，尽快形成以马铃薯生产精淀粉的龙头企业和龙头产业项目。（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国策，对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中央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国策，迄今已出台了20余项优惠扶持政策。温泉县区应及时抓住各项优惠政策，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4.T（威胁）分析。（1）从区域竞争的角度分析，与温泉县区相邻的博乐市、精河县以及兵团87团、88团是温泉县区的直接竞争对手。温泉县区如果不能积极创新发展战略，就无法在竞争中占领先机。（2）从产品结构角度分析，温泉县区原生态农业种植产品在新疆并不是独有优势。因为贫困落后地区的农产品大都属于原生态产品，而新疆贫困地区众多，如果不能尽快地发掘这一后发优势，使之顺利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就仍然摆脱不了贫穷落后局面。（3）温泉县区要想实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大的阻力不是资金和其他的自然条件，而是农民传统的农业种植观念和种植方式。

二、温泉县区生态农业战略选择

1.产业领域选择。在大农业产业领域中，可大致分为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渔业及其他养殖业等四个分支领域。受气候条件的制约，温泉县区林果业不具备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条件。温泉县区域内有疆内知各度较高的赛里木湖，近年来兴起的冷水养殖业项目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赢利能力。但由于起步较晚，养殖技术尚不成熟，目前还不具备规模化养殖的条件，而在种植业和畜牧业方面才有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可能。但温泉县区的畜牧业由于受草场和饲料的限制，目前已出现“天花板”效应，如不解决饲草这一“瓶颈”问题，也难以实现继续做大的目标，而要解决饲草问题，只有走牧区放养和农区饲养相结合之路。因此，农业种植业应成为温泉县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攻方向。

2.产业项目选择。温泉县区目前在农作物种植方面的主要产品有：小麦、玉米、油料、甜菜、马铃薯、西瓜、亚麻等。其中，马铃薯与玉米的综合效应指数较高。马铃薯虽然有乐观的发展前景，但目前温泉县区的马铃薯种植面积仅有1000余亩，要达到规模化生产的要求，一是种植面积难以上去，二是品种质量难以保证。因此，马铃薯只能作为备选的种植项目，待时机成熟后再伺机发展。温泉县区的玉米种植目前虽已达到规模化种植的水平，但其价值创造率和利用率却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大量的玉米除少量用于淀粉加工外，绝大部分都与玉米秸杆一起做了养殖业的饲料，利润转换率和变现率极低。

3.种植产品创新选择。大力推广设施农业，应当成为温泉县区农产品种植的创新选择。设施农业目前在南北疆都有大面积种植的成功典范。实践表明：只要种植产品适销对路，大棚种植的亩产值可达5000~20000元之巨。

4.畜牧业跨越式发展的创新选择。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关键因素取决于饲草的足够供应。目前温泉县区已出现草场超载过牧的局面，畜牧业受到饲草瓶颈的制约而难以发展。生物质能源替代矿物质能源的新兴产业项目——甜高粱生物能源工程的问世给温泉县区带来了新的商机。甜高粱生物能源的基本原理是：采用美国研制成熟的甜高粱种籽种植后，可亩产收获含糖量达23%以上的甜高粱秸杆7~10吨，将其粉碎后进行罐贮3~4天，发酵产出10~12%的食用酒精，该酒精提纯后可与石油产生同等功效，即能作燃油，又能作为乙烯、乙醚、甲醛、聚氯乙烯、聚丙烯等20余种化工原料。而提取酒精后的剩余物是饲养牲畜的全价上佳饲料。这就意味着，一亩甜高粱秸杆可以饲养2头牛或10只羊。假设温泉县区种植甜高粱面积达到10万亩，这就从理论上使温泉县区的牲畜存栏数可陡增20万头牛或100万只羊。这将使温泉县区的畜牧业发生质的飞跃。

三、温泉县区生态农业产业化实施策略

“生态”一词的原义是指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生共息的和谐环境状态。现泛指一切符合自然规律、良性循环发展的事物和环境。生态农业的主要产品包括：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有机产品，一般统称为绿色产品系列。大力发展生态农产品是产业升级、农民增收的必由之路。

1.玉米深加工产业链培育发展策略。玉米深加工的产业项目有数十种之多，要使之形成优质循环的产业链，应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原则实施。该系统的产业项目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一是以玉米籽为原料的初级、中级、高级深加工项目。二是以玉米秸杆为原料的饲料用和建材用加工项目。实现玉米深加工产业链的关键要素是招商，使玉米深加工企业成功地在温泉县区落地，才能实现玉米深加工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延伸化。

2.甜高粱生物工程培育发展策略。甜高粱生物工程是极具市场发展空间和赢利空间、产业延展性较强的新兴产业项目。该项目一旦在温泉县区落地并形成产业化生产规模，将会使温泉县区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

3.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策略。根据温泉县区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现状与实际需要及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今后一个时期，温泉县区畜牧业产业化发展应切实围绕畜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主导产业和品牌产品为支撑，以建设畜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为基础，以培育、壮大畜牧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核心，以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为动力，按照贸工农、产供销、农科教一体化经营方式，建立龙头企业与农民一体化利益机制，延长畜牧业产业链条，提高畜产品附加值，促进畜牧业产业升级换代，增强畜产品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能力，提高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并通过市场引导、龙头带动、农民参与、政策扶持、政府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组织化、畜牧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与此同时，还要加强畜牧业产业化配套体系建设，包括畜牧业产业化基地建设(绿色畜产品基地建设)、无规定疫病区项目建设、绿色牛羊肉标准化生产体系建设、饲草料生产加工标准化体系建设、畜产品加工业体系建设、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畜牧业龙头企业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等。

4.生态农业科技发展策略。（1）实施“科技素质工程建设”。利用“全国科普日”、“牧区科普宣传月”、“三下乡”对农牧民进行科技知识的宣传。积极开展科普知识进社区、进学校活动，提高全民科技素质。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培训力度，以培训促就业、以就业促发展。（2）实施“科技富民强县工程”。培育支柱产业，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充分利用国家、自治区的惠民政策，积极实施富民强县项目；大力实施畜牧科技项目，包括积极推广“细羊毛羊衣技术”、积极实施牲畜育肥和獭兔养殖。加大农村信息化网络平台建设，将县、乡、村的网络统一整合，使60％以上的村（队）能够享受到现代信息化的成果。加大农牧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使农牧民经济合作最大化，发挥其效能和作用，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服务。加大对温泉县区科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技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保护和科技创新机制。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加大和鼓励中小型企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强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和利用，加大对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和转化力度，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为优质商品粮基地、优质畜产品基地和特色产品基地的建设以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引导、支撑和服务，促进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推动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生产发展论文篇（4）

1 休闲观光农业产业特征

休闲观光农业概念国内至今尚未有统一定义,综合学者研究,我们认为休闲观光农业是一种以农业生产经营为基础,合理利用和配置农村自然、地理、社会和生态资源,以提高农业收益、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为目标,以科技化、市场化、企业化为经营手段,以吸引城乡居民进行乡村休闲消费为目的,以发挥农业生产、生态、生活综合功能为宗旨,实现农业和农村文化、教育、旅游服务等产业有机结合的新型产业。因此,可以看出,多功能性是休闲观光农业的一个重要产业特性,休闲观光农业除了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基本功能外,还兼备经济、 社会、生态、生活、文化、教育、休闲、健身、娱乐、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休闲观光农业还具有另外2个重要产业特性:(1)具有服务业的商品特性,即休闲观光农业所提供的休闲产品和休闲服务具有服务业的商品特性[1]。也就是说,休闲观光农业可以提供新服务、创造社会新价值。(2)农业作为社会公共部门的产品属性明显增强,它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发展补偿机制,以发挥最佳社会、生态和环境效益;同时,休闲观光农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与社会各个部门或产业联系更加密切,具有关联产业多、产业链长等许多特点,需要多部门配合。分析休闲观光农业诸多功能特性,有利于重新认识和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2 休闲观光农业原理和发展意义

马克思休闲论、现代休闲经济理论、体验经济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农业多功能发展理论等是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基本理论。

2.1 马克思休闲论是现代休闲理论的基石,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符合马克思休闲理论思想

马克思认为,休闲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生存状态追求的目标。马克思还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增加自由时间的根本途径。休闲观光农业不仅可以提供人们休闲观光场所,同时还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和综合经营效益,发展生产力,因此,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符合马克思休闲理论的重要思想。

2.2 休闲经济理论是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基本理论

休闲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休闲可以创造价值、产生经济,休闲经济理论的核心是休闲与经济密不可分,休闲可以产生服务、创造价值,形成并产生经济。这里,休闲经济是指由休闲产业活动所衍生出的休闲需求、休闲消费、休闲产品、休闲服务等汇集成的经济,统称之为休闲经济。正是由于休闲产业“再创造性”,使得休闲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式。休闲不仅可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休闲消费活动还可以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降低贫富梯度等。休闲观光农业是现代农业与旅游业等相结合的新兴产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形态,它可以提供休闲、创造价值、产生经济。

2.3 体验农业理论从人们的体验需求发展角度说明体验产生经济的必然性

如果说马克思休闲论和休闲经济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话,那么体验经济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就可以回答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体验经济的概念在1940年代已经萌芽,20世纪后叶以来,体验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价值取向。Norris(1941)提出[2],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在于物品所附加的服务,物品本身并非促成消费的关键。Alderson(1957)认为,顾客所注重的价值是在于消费体验。Toffler(1970)在《未来的冲击》[4]一书中提出,差异多元化的消费体验是未来重要的消费趋势。Abbott(1995)认为,人们真正渴望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满意从体验产品中获得想要的感觉。台湾农业转型的成功经验是发展体验农业,研究表明,目前,台湾几乎100%的休闲农场都主要设有各种各样的农业体验项目和内容。因此,体验农业是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之一。

2.4 农业多功能性发展理论从农业功能需求变化角度说明休闲观光农业产生的必然性

20世纪中后期,农业多功能性和可持续发展需求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农业多功能性的概念较早地出现在1999年日本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中,当时,为了保护其“稻米文化”,日本政府认为,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农业的地位,放弃农业以换取经济总量的增长,可能给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 此后,韩国及欧盟一些国家相继支持这一论断,并加入这一集团。之后,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相继出现在联合国的文献决议之中,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由于农业对保护遗产、确保粮食安全、保持空间上的平衡发展、保护地面景观与环境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促进农业多功能性发展,有助于重新审视和认识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从而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制定21世纪农业发展战略,以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体验经济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回答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3 休闲观光农业与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关系

3.1 把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作为新时期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符合新时期中央农村工作的主题思想

进入21世纪,中央在农村发展上先后提出了三大主题:(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3)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三大主题都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既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一条大思路,更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当前,全国正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推进新农村建设,关键是发展农村经济,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 新时期,福建省新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按照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以及省委提出的建设有海峡西岸区域特色的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的要求,力争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这一目标。休闲农业正是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农业来说,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发挥农业在生态保障、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特殊功能,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农业体系;对于农村来说,有利于吸引城市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以旅助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对于农民来说,则有利于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实现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3.2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具体行动,可以有效促进“三农”结合、“三产”结合和“三生”农业结合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办法就是坚持统筹城乡。休闲观光农业,它以满足人们对休闲、体验和回归自然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载体,以整合联合农村要素资源、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重要抓手 ,以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因此,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同时,党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重点包括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健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这些都为现代农业发展指明了新思路。

关注 “三农”、协调“三产”、 发展“三生”农业,是21世纪我国及世界各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可以促进“三农”结合,即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实现了“三农”相结合;可以促进“三产”结合,即实现农村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合,把农业同旅游服务业、商业、农村体育、文化等产业有效结合起来;可以促进“三生”结合,即实现农业生产、生态和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需求发展三方面进行结合。实践证明,休闲观光农业是促进“三农”、连接“三产”、带动“三生”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实现“三农”、“三产”、“三生”农业有效结合也是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思想。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载体,是提升农业产业层次的重要形式,是整合联合农村资源和要素的重要抓手 。

3.3 休闲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价值取向,休闲观光农业将成为未来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

休闲在促进未来社会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发展过程中,将产生更重要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将来社会里,休闲服务将从标准化和集中化转为个性化服务,休闲教育、休闲健康、休闲娱乐将为休闲产业发展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休闲经济也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新的价值取向。著名的美国休闲学专家杰弗瑞•戈比教授认为,在稍后的几年里,美国休闲产业的从业人员将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80%~85%。目前,美国休闲业已经成为第一位的经济活动产业。未来学家预测,到2015年美国的休闲产业收入将占GDP的一半份额。到2030年,全世界80%以上人员将视休闲旅游为生活的必需品,而乡村休闲则更具广阔的市场。

随着未来社会进入休闲经济时代,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休闲观光农业的价值越来越得到体现。休闲观光农业由农业经济时代的提品,到工业经济时代的提供商品,再到信息经济时代的提供服务,以及到休闲经济时代的享受产品与服务,其表现出来的附加值也最高。

3.4 休闲观光农业是多功能农业发展的重要形态,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模式

休闲观光农业的内涵、特性决定了它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模式。休闲观光农业是一个现代大农业的概念,它包涵现代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产业业态。休闲观光农业又是一个大产业概念,它以农业生产经营为基础,并融入农业生态、科技、教育、文化、旅游、休闲、体验、服务等经营思想和内涵。与传统农业产业相比,休闲观光农业更加注重农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合,更加重视拓展农业的生态和社会生活服务功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更加重视发挥现代科技、信息、管理等要素资源的作用,更加强调农业企业化、市场化、科技化、体验化和服务化等现代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与传统农业相比,它的市场目标和功能定位更加明确,是以满足人们消费需求变化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标,可以极大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效率,最大地发挥农业生产、生态和社会综合服务功能。2007年中共中央及国务院1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重点包括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健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因此,休闲观光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3.5 休闲观光农业内涵丰富、形态多样、产业链长,它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并表现出强劲的产业带动发展能力

休闲观光农业的快速发展,是农业的功能和地位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的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休闲活动已被认为是一种高层次、高品位的休闲形式。在我国,各式各样的农村休闲需求、消费、产品和服务不断发展完善,休闲观光农渔场、森林人家、水乡渔村、农家乐、休闲农庄、农业观光园、农业科普园区等发展迅速,不少地区已经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它不仅带动新兴产业及其产业链发展,还可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发展现代多功能休闲观光农业已经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促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思路,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一次历史性新机遇。据笔者调查统计,2007年福建全省农业旅游示范点的直接旅游收入3亿多元,带动农产品销售收入10亿多元,直接吸纳劳动就业1000人以上,间接解决劳动就业数万人。乡村旅游成为我省旅游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6年,全省旅游接待游客1000万人次,增加产值5亿多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产值20亿元以上,涌现了一批乡村旅游的典型,其中三都澳海上渔排农业休闲旅游示范点、天福茶博院、龙佳生态温泉农庄、福清天生林艺园、武夷山星村镇和泰宁县水际村等是全省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的典型。三都澳海上渔排已经发展成为闽东旅游的主要品牌之一,目前,三都澳海上渔排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旅游收入达2000多万元,成为蕉城区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的龙头项目。泰宁水际村122户、501个人口、236个劳动力,2006年有2/3的户数和4/5的劳动力专业从事休闲旅游业,全村旅游固定资产总投入达到3000多万元,旅游年总收入达650万元,旅游人均年纯收入达8000元,是1983年的21.6倍,5户年纯收入超10万元,46户建有别墅式庭院。昔日省定贫困村,今日变成福建省闻名的旅游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村。

4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有利于构建海峡经济区一体化乡村休闲产业

4.1 有利于促进两岸休闲农业产业对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海峡两岸之间,特别是闽台之间,由于农业和农村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层次也不同,促进产业对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台湾休闲农业发展起步早,水平高,产业发展迅速。根据段兆麟、郑健雄统计,2005年台湾地区休闲农场 1102 家,民宿1466 家(类似成都“农家乐”形式),休闲农渔园区超过300个,观光果园385场,教育农园141 场,市民农园 66处,森林游乐区17处。然而,近年来,台湾休闲观光农业发展也面临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压力,表现在产业发展过热、休闲企业规模偏小、国际化项目不多,项目单一、经营效益下降等问题。福建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虽然起步晚、水平低,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具备了对接台湾产业转移发展条件。目前,两岸农业合作已由单纯投资种、养、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拓展到投资观光休闲农业领域,不少台商已经开始投资休闲观光农业。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落地福州的台资观光休闲项目注册资本达1500万美元,利用台资达700万美元,台资投资开发福建休闲观光农业已经表现出强劲的产业发展带动能力。

4.2 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构建海峡经济区一体化的乡村休闲产业体系

福建自然及农业生态环境优美,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一是资源环境优势。与台湾一样,福建拥有丰富的自然、地理、气候、人文、农村民俗文化等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二是区位优势。闽台之间一水之隔,有紧密的地缘、血缘、文缘、俗缘、情缘、神缘关系,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具有优势区域地理条件;同时,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南邻珠江三角洲,北临长江三角洲,西是华中、西北、西南的主要出海通道之一,海峡西岸正处在中国东南部最主要的海内外旅游交通“十字路口”。三是产业对接优势。从空间分布来看,台湾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真可谓全台各地“遍地开花型”。但由于其空间有限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海峡东岸(台湾)的乡村休闲产业急需拓展发展空间。

农业生产发展论文篇（5）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主权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宗教信仰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转贴于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　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五)巩固基层党支部，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大力培养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村支书和村干部，并组织好外出务工农民积极参与家乡新农村建设，是西部劳务输出大省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有论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拓宽用人渠道，积极选拔人才；其次，加大对现有干部的培训力度；最后，有计划地培育和选拔后备干部队伍…。有论者提出，要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改革村党组织设置，突出党员分类管理，建立、规范村级组织保障机制；推行“两推一选”、“公推竞选”，建立健全村委班子。还有论者提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农业生产发展论文篇（6）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有关生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生产由“内部化”向“外部化”演进规律和专业化分工理论是分析生产业发展的两个重要理论。

生产由“内部化”向“外部化”演进规律最早是由Ochel et al.（1987）、格鲁伯（1989）提出的，主要是指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完善，经济组织会更倾向于通过“外部化”市场获取所需的生产而不是由“内部化”自身来提供，其原因在于经济组织对一项生产是选择“内部化”还是“外部化”取决于两者成本的对比，经济发展和市场体制完善使得 “外部化”成本低于“内部化”成本，促使经济组织选择从外部市场购买生产。

专业化分工理论秉承于亚当・斯密的观点，即分工和专业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杨格（1928）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促进产业间专业化分工需要发展间接或迂回生产方式，杨小凯（2003）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也表明，经济体专业化水平越高，越需要外部的迂回生产方式，即从外部市场购买生产。这些理论为本文分析农村劳动力流转对农业生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研究假设

1.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生产由“内部化”向“外部化”演进规律。一般认为，农户的生产决策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在传统农业中，农户自给自足，农业生产全过程主要是由农户完成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促使农户家庭为增加非农业收入、获取更大的收益而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农户完成全部农业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同时，市场机制不断完善降低了外部化的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当农户完成某些农业生产环节的“内部化”成本大于“外部化”成本时，农户就会将这些生产环节交给农户家庭以外的服务组织完成。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因农户非农业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了农户对农业生产业的需求。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农户非农业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具有同方向变化关系。

2.农业劳动力流动与生产专业化分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者因农业劳动力流动而逐渐分化为传统农户、专业型农户、半工半农型农户和非农农户等类型（黄祖辉、俞宁，2010）。推动半工半农型农户向专业型农户转变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从而推动农业生产业的发展。杨小凯（2003）对不同类型生产模式的经济体选择行为的研究表明，市场交易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越高是促进经济体采用专业化生产模式的重要原因。速水佑次郎等（2003）的研究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土地产出率和土地劳动比。鉴于人力资本水平是报酬递增的源泉（舒尔茨，1999），较高的农业人力资本水平会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而土地劳动比实际上反映了农户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2：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与农业生产业发展水平呈现同方向变化关系。

假设3：农户耕地面积与农业生产业发展水平呈同方向变化关系。

3.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市场交易效率。以上的分析还表明，提高市场交易效率有利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城镇化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过程（郝爱民，2013），城镇自身拥有便捷的交通、通讯和信息网络条件，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可以把分散、封闭的农村市场纳入到以城市为中心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中，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可以使农户能够方便地获得农业生产技术、市场的信息与服务，从而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4：城镇化的发展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具有同方向关系。

变量设定和模型选择

（一）变量设定

农业生产业发展水平。生产业发展水平衡量指标的选择因数据来源的不同而不同。以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的研究通常采用生产投入率指标，即生产投入占全部投入的比重（汪建丰、刘俊威，2011；韩坚、尹国俊，2006），而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者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通常以生产投入量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作为替代变量（王辉，20410；程大中，2008）。鉴于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因此，本文选择农业生产支出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即农林牧渔业中农业生产的中间投入率作为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农户非农业收入。借鉴王波等（2012）的研究，本文以各省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表示农户非农业收入，并利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农户耕地面积。本文以户均耕地面积，即各省农业耕地面积与各省农村农户数的比值表示。

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本文中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测算参照李谷成（2009）的研究，以人力资本扩展型劳动力变量Hi度量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其基本思路是：假定一省内部农业人力资本扩展型劳动力Hi表示为：Hi = eΦ（Ei）Li = hiLi，其中，Φ（Ei）表示接受Ei年正规教育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eΦ（Ei）表示教育收益率，是指多接受一年正规教育使劳动者生产效率提高的比例；Li表示农林牧渔总劳动力数量。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在统计上划分为文盲及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六类，相应的受教育年数为0 年、6 年、9 年、12 年、12 年和15.5 年，根据相关研究确定教育年数在0-6 年间的教育收益率为0.18，6-12 年间为0.134，12 年以上为0.151。据此计算出各省区农业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城镇化水平。本文以各省城镇常驻人口数量占各省全部人口总量的比值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本文各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1996-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鉴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快速增长的事实，以及2010年以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不再提供分省的农业生产投入量数据，本文实证分析的时间范围选择为1996-2010年。由于在此期间，和重庆的数据存在较多的缺失，因此，在本文所采用的省级面板数据中未包括重庆和的数据。

（二）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以下的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生产业发展的影响：

Yit=a1+b1X1it+b2X21it+b3X2it+ b4X3it+b5X4it+εit （1）

其中，i代表截面单位（各省级单位），t代表不同的时期。a1为截距项，bi为待估计参数向量。因变量Y为农业生产业的发展水平；解释变量X1表示农户非农业收入，X2表示农户耕地面积，X3表示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X4表示城镇化水平。ε为模型误差项。

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计量结果分析

本研究计量分析采用stata12统计软件。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比较表明，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显著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的Hausman检验的p值为0.5832，这表明，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显著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研究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随机效应模型采用了聚类稳健性标准差，同时采用FGLS和MLS两种方法进行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随机效应模型（FGLS）的Wald chi2（5）值为64.99，总体显著性水平为0.0000，随机效应模型（MLS）的LR chi2（5）值为209.83，总体显著性水平为0.0000，这说明随机效应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各解释变量的计量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农户非农业收入在1%显著水平上与农业生产业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关系，这与假设1具有一致性。农业机械化服务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王波（2012）针对农村居民非农业收入对农户采用农业机械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这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增加农户非农业收入可以促进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同时，农户非农业收入的平方在1%显著水平上与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具有反向关系，即，农户非农业收入的增长从长期来看无法促进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导致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一是农户非农业收入水平的增长隐含着农户从以农业为主的兼业经营向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经营的转变，当农户非农业收入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时，农户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非农业生产，可能不会继续增加农业生产的支出；二是农户因其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业转移会产生雇工需求，当农业雇工工资因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业工资水平上升而上升时（陈会广，2010），农户家庭为保持正常的农业收益也可能不会继续增加农业生产的支出。

其次，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在5%的显著水平上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具有正向关系。这说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业的发展，这与假设2具有一致性。

再次，农户耕地面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具有正向关系。这说明，农户耕地面积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业的发展，这与假设3具有一致性。

最后，城镇化水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具有正向关系。这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业的发展。这与假设4具有一致性。

（二）进一步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扩大，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其数量从1990年“四普”时的4241.86万人增加到2010年“六普”时的15339.69万人。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方面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这是因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15-49岁，同时，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也是相对较高的（见表3）；另一方面是并没有因此出现农地的大规模流转，2008年17省农村调研数据表明（叶剑平等，2010），69.5%的样本农户未进行土地流转，且农地流转中79.2%发生在本村，这可能与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成本高、农地的非生产性效益大和农地流转成本高有关（钱忠好，2008）。

由此表明，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转移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并未因此形成农地较大规模流转，农户仍然以小规模的经营为主，这些显然抑制了农业生产业的发展。

结论与启示

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生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对农业生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利用1996-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非农业收入、人力资本水平、农户耕地面积和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具有同方向变化关系，但从长期趋势上，农户非农收入的增加并不能促进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因农户非农业收入的增加和城镇化水平提高而促进了农业生产业的发展，但是进一步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因降低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和并未提高农户经营规模而不利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

本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示：一是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有关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措施，例如，“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政策，因可以提升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而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业的发展。二是向农村劳动力提供农业技术培训服务因可以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而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业的发展。三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提升我国城镇化水平因可以提高市场交易效率而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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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李谷成.人力资本与中国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DEA视角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9，35（8）

农业生产发展论文篇（7）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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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农业生产发展论文篇（8）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着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2]。在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 Mdlor)也指出,促进技术进步是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3]。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论证了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等理论,但他们并没有解释如何引进技术及引进何种技术。直到7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才解释清楚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4]。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或现代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5];采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计算方法,Postner H. Harry(1982)测算出加拿大1967—1977年的生产服务业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逐步增强[6]。(2)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高科技服务研究上。Griliches(1958)研究发现,美国采用了杂交玉米技术后,社会回报率明显比未使用前高[7];Akino,Masakatsu,YujiroHayami(1975)对水稻、家禽育种等品种改良研究后发现,其社会回报率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显着提高,而且在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其社会回报率也相当高[8];David, Hall Toole(2000)研究了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三十余篇文献后得出结论:多数学者研究结论支持公共农业科研投入和私人科研投入呈现为互补关系[9];Bennet(2002)认为科技成果要想真正转化为农业的生产率,需要市场交易来完成[10]。(3)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其他生产服务研究上。Pearce(1990),Oppermann(1995),Swarbrooke(1996)认为现代服务业对传统旅游市场的升级与改造,使得农业旅游成为经营者投资的重要领域[11],ArloBiere(2000)认为,应该单独开设一门农业贸易物流课程,并应在农业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内容上进行重点讲授[12]。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农业生产发展论文篇（9）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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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 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 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 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 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 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 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 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 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 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农业生产发展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9-083-02

1　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必要性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情况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世界粮食安全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人口的膨胀、观念的滞后、资源的短缺与技术的落后，我国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在全球环境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背景下，如何既保证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坚强的农业后盾；同时又保证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健康度，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道路中的重大问题。生态农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生态农业”(eco-agriculture，ecological agriculture)一理念的雏形是英国生态学家阿尔伯特・霍华德(AlbertHoward)于1935所提出的“有机农业”理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土壤学家阿尔布勒奇(W.Albreche)在发展有机农业理论时首次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农业是将系统科学、生态学理论、经济学原理应用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农业模式。它即强调吸取传统农业的优点，保持作为生态一部分的农业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促进作用；也强调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其提升农业生产和发展的速率。它要求农业的发展应当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发现生态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运用科学手段遵循规律，促进农业生态的健康发展，保持农业生态的自然活力。

可见，生态农业既不同于原始农业，也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农业。原始农业时期，由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还相对有限，人们置于还置于自然的权威之下，只是被动的顺应自然。这一时期，农业的产量较多地受气候和自然制约，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工业时代，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发展，人们妄想科技可以改变一切战胜自然，妄想人类能成为自然的主人，这一时期，由于机械和化肥等人工手段的作用，农业产量有了稳定和巨大的提升，但人们不合理地介入也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果说前面两个阶段分别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正题和反题，那么生态农业就是前两个阶段的合题。它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科技与生态的相互融合，农业与大地的重新统一。具体而言，生态农业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首先，生态农业强调将农业生态视为一个有机的和系统的整体，强调维护农业生态系统自身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综合、快速的发展。农业生态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涉及众多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系统，例如大气系统和水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问题都会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态系统也不是静止存在的，它有自己的生命和运动规律，违反农业系统的规律，戕害农业生态的生命将损害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生态农业要求在遵循农业生态系统的和其他生态系统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土壤、气候、空间资源与信息、生物、农业技术，既实现自然资源的充分开发、循环利用和优化配置，又实现农、林、牧、副、渔系统的、持续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有效结合和积极互动。

其次，生态农业强调农业经济发展应当实现效率性和持续性的统一。效率是衡量农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过去我们往往注重效率，大规模地使用非生态的方式以提高农业发展的速度，由此带来了环境破坏的恶果。生态农业将农业的发展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它充分地运用人们的生态知识，经济学知识和管理学知识，实现农业和生态资源的多层次、深程度和可循环的开发，从而遵循了自然生态的规律，降低了农业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污染，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开拓了农业经济的范围，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保证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绿色与可持续地发展。

2　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不足和相关对策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及相关农业发展资源相对短缺，农业经济的发展承担着巨大的使命，面对着诸多的困难。生态农业因其对生态资源和农业资源的综合、深度、多样和可持续的开发，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导向。但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参照本国实际的自然生态状况、社会经济状况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只有这样生态农业才能切实和广泛的实行。因此，我们需要客观分析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经济中存在的阻碍，并积极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方案。

(1)生态农业的观念还未能深入人心。生态农业的实施有赖于个人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的觉醒。由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生态农业的观念还尚未成为指导人民行动的主导观念。首先，在农村由于教育投入和经济发展的原因，农民的文化程度还相对较低，环保意识相对淡薄，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掌握和认识还存在着不足。数据显示，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劳动力中。35％仅具有小学文化水平，而在德国，接受过专门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占了53％，在日本，75％的农民都具有高中文化程度。虽然文化水平不一定代表着个人素质的高低，但由于生态农业是一门融合多门现代学科的综合理论，较低的文化程度会对生态农业的理解和实践产生障碍。其次，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投入还相对不足。农技推广经费在欧洲发达国家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1％左右，在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其比重也有0.5％左右，而在我国，一方面农业总产值还相对较低，农村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农技推广的经费只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2％，这表明我国的农技推广经费的总额和人居额度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投入经费的短缺，直接阻碍了生态农业相关理念和技术的传播。为此，国际应当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制度保障，通过切实落实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普遍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设立专门的技术培训机构和培训机制，提升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专业技术知识，提高对生态农业的认识和理解；确立专门的经费和制度，在农村推广和宣传生态农业技术，为农民和农业工作者实施生态农业，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2)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相关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生态农业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涉及到众多领域的学科，比如生态学、生物技术、环境工程学、环境伦理学、经济学和系统科学等，他需要这些学科的密切配合和相互融合，因此是一门具有较强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的系统学科。过去，我们往往只将生态农业作为一门独立和特殊的学科，从而重视了某一方面和某一部分，但并不能很好地促进这门系统理论的综合提升。此外，我们过去在产、学、研三个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的环节上，

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节和分离现象，这样就容易造成如下问题：科学研究成果难以推广、应用于实际，从而科研成果不能很好得发挥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具体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地反映和解决，从而实践对科研的指向和推进作用无法有效地发挥；产业缺少科技的支持，因而发展滞后，缺乏产业发展的活力；科技也因缺少转化成产业的途径而缺乏发展的动力。因此，要促进生态农业这一系统理论的发展，我们首先需要从学科上加强对生态农业理论的重视，加强跨学科和跨领域的探讨和研究，发挥各门相关学科和理论的优势，促进生态农业这一系统工程的综合发展。同时，我们需要建立相关制度，推进产学研三者的结合，鼓励生态农业科技理论的发展，鼓励知识性和科技性的农业产业的发展，将研究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关注生态农业实施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加强理论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通过科技发展促进经济进步，通过经济效益的提升推动生态农业理论的发展；以实践为指向推动生态农业理论的完善，以理论为武装推动生态农业实践的深化。

(3)生态农业缺乏健全的标准化评估体系。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包括对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过程的质量和指标评估。虽然生态农业标准化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的标准化还有很大差距。这些差距体现在：首先，标准的种类还不够具体、详细和细致。数据显示，至2010年止，我国关于农产品农药残余限量的标准不足500项，而在美国这些标准的数目在03年以超过8000项。其次，标准要求较不严格，在我国目前使用的诸多标准中，只有部分实现了与国际标准接轨，而大部分都是采用自己的标准，且这些标准的门槛比国际标准低了很多。最后，标准有效期较长。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标准只有5年的有效期，而在我国标龄一般都长达10年之久。标准化是生态农业的重要指针，标准的落后和不足，体现了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还和发达国家存在着差异。它不利于我国生态农业的科学发展，同时会对我国农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带来阻碍，从而不利于我国农场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因此，我们加大对标准化理论及技术的研究力度，使标准体系既体现我国的生态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也能对我国生态农业的规模化和科学化的发展提供导向作用；既反映标准的国际化水平，也注重标准在我国的可行性。此外，我们还应当建立广泛的标准化推行体系和严格的标准化管理制度。通过多种手段，生动、具体地宣传标准化的重要性，使标准化观念深入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经营者与购买者的内心；通过树立示范点，以实际地例子说明标准化的好处；通过对农业工作者标准化技术和理论的培训，使农业工作者在实际生产中学会运用标准化的程序和理论；通过建立广泛的标准化咨询平台，为标准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知识保障。

(4)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低。生态农业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密切联系着的有机整体，强调在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综合地、循环地利用生态资源，同时保证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综合发展。生态农业的这一特定要求其发展应当具有一定的规模，并实现产业化的发展模式。目前，由于资金的缺乏以及农业发展状况的限制，我国生态虽已有近2000个试点，但其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较弱，还未能较好的实现产业化生产。较小的规模的产业化水平容易增加生态农业实施和运行的成本，也不利于生态农业发挥其统一效率和生态的重要特点。为此，我们首先应当进一步推进生态农业试点的建设，不但要注意到试点的数量，也要注意到试点的规模和质量。以试点为龙头，推进生态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其次，应当在政策和财政上，扶持、鼓励和保证生态农业的发展。从制度和财政两方面，为推进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农业生产发展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6005107

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近年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逐渐呈现出“小部门化”的趋势。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的加速使得农业面临着生态恶化、耕地退化、农耕文明失落等诸多问题。针对农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被弱化、边缘化的现象，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悄然诞生。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各不相同，而由于该类支持常常不计入生产者成本，造成了国际农产品贸易价格的扭曲。WTO对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规范与划分，使得发达国家不断改善其农业保护措施，农产品世界贸易保护争端日渐凸显，从而使得农业多功能性问题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农业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是指农业生产活动除了具备粮食和原材料供给功能外，还包括与农业相关的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多样性、保持农村文化遗产等多重功能。从农业性质和功能来看，农业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市场价值上，还直接表现在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外部经济性，且农业生产的外部效应远远超过了它的经济效应。由于农业多功能性所产生的农业生产的外部性或非商品产出价值，在不适度的国内政策干预情况下，农业多功能性的存在导致了贸易双方福利的变化，从而引起了各国尤其是农产品大国对其的重点关注。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世界农业的发展，农业多功能性的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农业经济理论和贸易保护理论的范畴，内涵更为丰富，并被赋予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本文首先概述分析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演进，其次基于贸易政策视角梳理了各国在农业多功能性背景下的法律法规、价格支持、补贴等农产品贸易政策工具，最后对新时期农业多功能发展方向作一展望，以期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农业多功能性的历史演进

自农业多功能性概念被提出以来，各国及国际组织对此的理解和研究各有侧重。Renting和Rossing等（2008）在探索欧洲各国（芬兰、荷兰、英国、德国等）对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后发现：欧盟各国认为农业具有和土地相关的一切功能，如野生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农业景观保留、文化遗传、乡村发展、粮食安全等[1]。Boody和Vondracek等（2005）在以明尼苏达州为例的研究中认为，美国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知强调农业与环境特性相关的功能，比如改善水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收益[2]。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研究也是国内农业理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肖爱清（2008）认为，欧盟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以下简称“FAO”）对农业的多功能性的定义侧重于挖掘人们忽视或没有重视的农业功能；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则侧重于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农业多功能性，包括研究农业生产中产品的联合生产、农产品的外部性或公共物品等特征[3]。周基、邬东峰（2010）归纳了国内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研究的最新文献后认为，我国学者主要是围绕农业多功能性的内涵与意义、价值表现、对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等方面进行论述[4]。综上所述，农业的多功能性涵盖了农业生产所具备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功能，其特色突出体现在各功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上。

然而，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阶段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并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梳理，按照其理论演进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起源阶段：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

孙新章（2010）、陶陶、罗其友（2004）等学者认为，农业多功能性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政府提出的“稻米文化”中，其提出的目的在于突出保护日本国内稻米市场。日本国内许多节日和庆典都是根据水稻播种、移植、收获活动确定的，水稻的种植不仅是粮食生产，还具有水土保持、环境净化、文化传承等功能，保持日本的水稻生产就保持了日本的稻米文化[5][6]。而欧盟在1985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后，明确提出不仅要确保农业的战略性、经济性、社会性等功能，还要促进农业对农村环境的保护功能。

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让这一概念由抽象走向具体，内涵也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所具备的经济功能（粮食、原材料供给等）；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文化传承等非经济功能即是这一概念内涵丰富的体现，也是其鲜明特色。Rossing、Zander等（2006），Rossing、Groot（2009）在探析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理解后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业生产相对过剩并达到顶峰后，欧盟各国开始重视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理解，更注重农业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文化、乡村发展等非经济功能的开发，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更侧重于与农业生产经济功能相关的农业功能的开发[7]。陈秋珍，Sumelius（2007）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的文献中认为，欧洲农业多功能性包含有环境保护、景观保留、生物多样性、农村生存与发展、粮食安全、食品质量卫生、农村农业历史文化遗传以及动物福利等[8]。目前，其内涵的不断丰富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对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规划、农业功能的定位与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二）发展阶段：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积极拓展

在日本、欧盟提出农业多功能性之后，这一概念迅速在世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中引起共鸣。此后，韩国、法国、意大利、挪威等国也根据国内农业生产情况，赋予农业生产类似的特点。姬亚岚（2009）认为，在国际组织间，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此后，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地方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等国际文件对农业多功能性给予承认和利用[10]。OECD、WTO、FAO等国际组织也在不同场所使用了这一概念，以农业多功能性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交流也逐渐频繁，农业多功能性也因此迅速传播。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积极探索，促进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其功能特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也标志着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开拓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际组织和各国对这一概念外延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化。非贸易关注、可持续农业、公共品和外部性等已经成为其外延研究的热点方向，而非贸易关注（Non-trade Concern）更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和国际组织关注的焦点。狭义的非贸易关注是指纯粹的农产品自由贸易无法体现和实现农业的全部价值，从而导致贸易某一方利益受损。广义的非贸易关注还包括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内容。Prestegard（2003）认为，非贸易关注与农业的非商品生产关系密切，并且外部性和公共物品两个概念常被用来分析非贸易关注[11]。姬亚岚（2007）认为，非贸易关注注重的是农业政策对市场或国际贸易的影响，如果政策不影响贸易或不产生市场扭曲作用，那么它在非贸易关注上的意义就是可以接受的[12]。罗芳（2007）基于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存在的联合生产特征、公共产品特征和外部性三个基本特征进行理论分析认为，通常观察到的自由贸易中进口国利益受损的原因是农业的外部性没有内在化，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是自由贸易所致[13]。Blandford和Boisvert（2002）认为，当涉及到正的非商品性产出时，必须考虑土地和自然资源对此的积极贡献，对负的外部性也必须给予政策性的惩罚[14]。OECD（2003）在《多功能农业：政策含义》中也依据联合生产、市场失灵及非经济品的公共产品特性和空间分布，提出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最优政策设计方针[15]。

（三）应用阶段：各国积极推进本国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

农业多功能性这一理论尚在探索阶段，而各发达国家已着手推进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张小慧（2004）认为，1999年日本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对日本农业发展十分重要，该法案中有专门的阐述农业多功能性问题的条款，并根据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提出了食品稳定供应、农业多功能、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振兴的理念和农产品自给率目标[16]。杜鹰（2000）认为，以1999年制定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为标志，日本的农业政策正处在战后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调整期，日本农业和农村的地位与作用被重新评估。据此，日本政府提出了若干新的理念，明确了农业政策改革的基本方向，并积极推进实施一系列新的农业政策[17]。同年，法国通过立法制定了国家的农业战略，主导思想就是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欧盟委员会也在1999年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该议程在继续强调保证欧盟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采取市场和收入政策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以确保欧盟农村的未来发展。1999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荷兰政府召开了国际农业和土地多功能特性会议，会议指出：所有人类活动均具有多功能性，农业也是如此。除了其基本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粮食和原料，农业还具有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多重功能和目标。尹成杰（2007）总结了欧盟各国及日韩等国在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实践中的做法，主要是：在乡村甚至全社会范围内激发对土地保护的热情，以保证农产品的供给；给予农业政策支持，并提供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保证农业经费的供给；将环境成本和健康纳入农业收益的总体评估；将农业科学技术和本土知识应用于农业发展中；支持小农场机械化的发展以及制定适应拓展农业功能的国家政策。我国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指出，“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这表明，中国已经在政策层面上开始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理论。2008年、2009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16届、17届政府间会议中，农业多功能性也是“77国集团+中国”、欧盟、美国等利益集团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各国纷纷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先后以政策形式出台关于本国农业多功能性的文件，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到了积极应用阶段。

二、世界各国对农业多功能在贸易

政策层面上的应用 农业多功能性的提出虽然只是农业产业功能变换的产物，但就其理论政策而言，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本国的农产品贸易保护趋于合理化。Swinbank（2001）、Potter（2002）等基于贸易视角的研究认为，农业多功能理论是寻求农业保护合理化的理论支撑，在所有的研究中，联合生产是理解农业多功能性的核心。如果农产品的商品性产出和非商品性产出因技术上的联系而成为联合产品，那么，农产品自由贸易及其扩大则会影响农产品供给数量的变化，进而影响农产品进出口国家的福利水平[18]。一般情况下，对农产品进口国而言，由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大量农产品进口会促使进口国农业产业萎缩，不仅影响本国农业发展，还对农业产业产生的社会效应、生态效应、文化保护效应等一系列非商品产出功能产生影响，最终减少了农产品进口国的国内净福利；对农产品出口国而言，农产品出口的扩大会促进国内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效应、社会文化效应等非商品供给的增加，农产品出口国的整体福利趋于改进。

基于上述福利经济学原理，在对农业多功能性这个概念的理解应用方面形成了三大集团：一是以美国和凯恩斯集团为代表的反对方；二是以欧盟、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赞同方；三是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上，由于市场准入、出口竞争直接扭曲农产品国际贸易，所以市场准入和出口竞争成为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的重点。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更偏向于通过国内支持进行，从而使得削减国内支持成为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焦点之一。在农产品世界贸易谈判中，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出口竞争等一直是谈判关注的焦点。本部分通过介绍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三个层面上的政策，来分析三大集团中的代表国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基础上对以上三种贸易政策的应用。

（一）美国和部分凯恩斯集团成员

美国和凯恩斯集团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实体。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凯恩斯集团（Cairns Group）于1986年成立于澳大利亚凯恩斯，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19个农产品出口国，是农产品出口国为提升其谈判地位而组成的一个利益集团。作为世界第一的农产品生产体，美国的农业政策不仅对自身有重大影响，也对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走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出现后，其贸易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市场准入方面，由于美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在强调关税保护的同时，通过突出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功能来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提高农产品进入的门槛。在国内支持上，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出现后，1996年美国对国内支持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提出了以“生产灵活合同补贴”取代之前的价格支持补贴。王三兴（2007）指出，2002年的《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中提出的直接支付、反周期支付、销售协助信贷和差额支付花生、糖、牛奶等计划目标就是用严密的安全网来保障产品价格和农场主收入，直接支付事实上替代了1996生效的生产灵活合同。尽管反周期计划遭到WTO和他国的批判，但反周期支付目标价和有效目标价、销售协助信贷价格事实上构成了国内支持的层层保护网[19]。在出口竞争上，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出口农产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补贴。此外，政府的农业科技投入和环境保护项目支付，商业性农业保险机制的完善也间接增加了美国农产品贸易的出口竞争力。

尽管凯恩斯集团由于国家众多，在农产品贸易中没有统一协调的农业政策，但该集团均提倡农产品出口的自由贸易，因而该组织中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在推动农产品自由贸易上与美国立场相近，呼吁通过取消一切形式的出口补贴，来改变农产品贸易、根本性的改善市场准入、减少国内对农业的补贴，以期最终促成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政策，改变由此造成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扭曲。

综上所述，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国家在对待农业多功能性这一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人类活动都具有多重功能，“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新概念没有任何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只能被用来作为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工具，因此坚决反对粮农组织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二）日韩欧盟等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