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论文大全11篇

文化交流论文篇（1）

他们对上级的指示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要求做到的事情，全体国民都会全力以赴，上下级之间配合默契。英国人热衷于组建、参加各种俱乐部，使相同等级、身份的人在一起，存在等级差别。意大利人也注重权力距离和社会阶层。

（二）“西方人直言不讳，不绕弯子”

荷兰人的思考方式是单刀直入，从不知道忌讳为何物。只要是自己有必要去做的事情，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去做。但是，英国人尽可能抑制自己的情绪，言行不过于直接和露骨，而是委婉、间接地表露。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等南欧人也是如此，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会直言相告，一般都会拐弯抹角地说出。

（三）“西方人守时”

德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原则和秩序的民族，严谨、守时一向都是他们为人处事的原则。凡是承诺的就一定兑现，凡是约定就一定准时赴约。而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葡萄牙人的时间观念不强，往往不能在约定的时间见面。

（四）“西方人不讲面子”

德国人、荷兰人做事不讲“面子”。比起名分和颜面，他们更注重实质和现实。他们向来做事直来直去。但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爱“颜”如命，凡事都会顾及颜面，这一点和中国人差不多。比如，买单这件事，在法国饭店里常见抢着付账的趣事。如果几个法国人一起开车到外地旅行，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开车的人承担汽油费，有人负责餐费，有人负责住宿。这些关于钱的事宜，他们都会自觉地看着办，而不会说出口。

（五）“西方人善于表达”

美国人不喜欢沉默。他们宁愿谈论天气也不愿沉默。而芬兰人喜欢“沉默”，甚至比日本人还要“沉默”，日本人至少还会用点头的方式显示自己的礼貌或满意，而芬兰人则可能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六）“西方人讨厌与人身体接触”

英国人讨厌与人身体接触，而法国人认为两人的身体接触是表达感情的重要方法之一。法国人通常会贴脸三到四次。身体接触在意大利不是对隐私的侵犯而是友好的表示。

（七）“西方人一切向前看，不重视过去”

美国人的生活态度是一切向前看。事无巨细，一概提前计划，对于既往之事大多不仅不咎，而且大都健忘。但是，英国人非常尊重历史和传统，更愿意对过去的事情不断进行改进。法国人也注重过去的时间取向。

（八）“西方人不存钱，爱消费”

美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持“人就活这一次”的态度，愿意多消费享受生活，很多美国人钱还没挣到手，就已经计划花出去了。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喜欢多存钱以防未来不测。有研究显示，在被调查的德国消费者中，有52%的人表示，如果欠债会使他们睡不好觉。另外，德国国民的节约精神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九）“西方人喜欢自由，不花太多时间陪伴孩子”

德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父母就是父母，孩子就是孩子”。大人要指引孩子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教育。即使孩子不乐意，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管教，因为放任不管的话，孩子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在大多数的家庭，到了晚上8点，孩子就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决不能再打扰父母。父母固然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父母也有自己的人生。在德国，晚上孩子和父母一起外出散步的景象非常少见。但是，在南欧一些国家，孩子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在家庭的餐桌上，能首先享用美餐的就是孩子。夜晚来临，父母会和孩子一块儿散步。大人们对孩子态度温和，家庭相处和乐融融。与北欧家庭相比，南欧的家庭关系更为和谐、亲近。

（十）“西方人不注重人际关系”

美国人不重视营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注重实际利益，强调原则性，反感因私人交情而融通的行为。但是法国人、西班牙人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友谊，法国人热情开朗，注重在谈判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在谈判中间常常会举行宴会以增强彼此间的关系。

（十一）“西方人乐于竞争，注重工作绩效”

美国人强调公平竞争，注重追求物质利益和工作绩效。为了绩效一味提高工作专业化程度。如20世纪初，在美国建立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使得工作绩效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瑞典人更强调“人”的和谐性，关注生活质量，考虑更多的是“人的非经济性因素”。法国人也追求生活质量高于事业成功。

（十二）“西方人随便，从不约束自己”

美国人在行为举止上较少约束自己，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很随便。他们说话随便，衣着随便，吃东西随便，对人的态度也随便。但是，德国人、英国人则比较死板，喜欢拘泥于细节。几乎每个英国人都知道他们怎样做才不失绅士风度。

（十三）“西方人高傲，不谦虚”

美国的求职人过于“推销”自己，他们惯于把成绩说足，如数家珍地列举自己的成绩、奖励。在访谈中个个的行为都表现得十分自信、自得。但是，荷兰人的求职信写得过于谦逊，他们期待雇主了解自己实际干得怎么样，而不是自己全说出来。荷兰人总是小心翼翼不让别人认为自己自高自大，自视过高，除非有把握能办到的事情，绝不夸海口。

（十四）“西方人生活节奏快”

美国人生性好动、不甘寂寞，生活节奏很快。生活的节奏像一根上足了的发条一样，有条不紊地不停运转。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人生活节奏却很慢。他们“不急不躁”“从容淡定”，并不意味着工作效率低，相反他们追求更高的质量。芬兰人认为“生活得快乐、自由和悠闲”最为重要，而“”安全感、生活稳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排在其次“，挣更多钱”排在最后。

二、以上只是

选取了部分常见的对西方文化格式化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之间的文化也大相径庭，区别很大。那么为什么人们动辄说“西方文化怎么怎么样”“西方人的观点如何如何”“西方人就不那样”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对世界各国的接触和了解越来越多，但是欧洲有40多个国家。人们对欧洲40多个国家的文化并不都很了解，因而，可能出现了只要是来自欧美国家的人，看见他们长相差不多，感受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一味地、概括地认为“西方文化”如此这般，殊不知欧美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很大。芬兰、瑞典等国的文化注重和谐，不喜欢竞争，与英国、法国的文化不同，在这一点上似乎更接近东方文化。

（二）由于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在世界的影响

越来越大，美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也呈上升趋势。无论在电视上、电影中，还是英语学习和国际商务、国际交流中，与美国文化的接触更多，更普遍。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世界的人们。因此，人们习惯于把美国人的做法、美国人的文化认为就是西方文化。其实，美国人的文化与欧洲国家的文化区别也是很大的。诚然，美国人的祖先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大多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代，信奉的是基督教、新教。他们虽然是主导势力，但是不要忘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美国人的文化是一种改良了的综合多种文化特点的新的文化，与英国文化不完全一样，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区别也很大。所以，把美国文化一味地看作是西方文化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三）欧洲文化是多元的

拉丁民族是以农业为生的民族，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生儿育女的人，即“母亲”是一个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家庭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以母亲为中心。所以，拉丁民族的人形成了热情好客、说话不直截了当、好面子的性格。日耳曼人与依靠农业生活的拉丁人截然不同，日耳曼民族中身强力壮、勇猛彪悍的男性是最有地位的，形成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因此，愿赌服输这种阶级意识和对强者的屈从渐渐成了日耳曼人的性格之一，这样，强者和弱者之间就有了等级之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形成了适合当地环境、适合自己的独特文化。熟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德国文化与意大利文化就不一样，德国人做事不讲“面子”，向来直言不讳，结账AA制，做事直来直去。而意大利人却爱“颜”如命，凡事都会顾及面子，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直言相告。英国文化与法国文化区别也很大。英国人性格保守内敛，尽可能抑制自己的情绪，待人似乎冷漠无情，难以接近。而法国人热情开朗。他们讲话时仅仅用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急切的心情，因此便会借助肢体动作、手势和表情等一切能表达心中意思的方法。因此，见到欧美某一国家人的所作所为就笼统地、不加判断地认为那就是西方文化是不妥当的。

文化交流论文篇（2）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贯中西,又颇具个性的学者和作家,被公认为“幽默大师”。在其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为世界留下了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林语堂一生撰写和出版了中文著作17种,英文著作及译著达51种。他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通,自称其“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彼此融合的结晶。

一

林语堂散文创作的思想源泉来自其家庭教育和东西贯通的学术背景。

林语堂是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福建漳州属东南沿海地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最早受西方文明冲击的地区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中,其父亲就是一位牧师。林语堂的牧师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使他与西方文化有着特别的关系。林语堂在他的专著《信仰之旅》中说:“我父亲是那视乎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传授给我们孩子们对一切新的及现代的东西,就是那种被称为‘新学’的西方知识的热烈的兴趣。”他又在《八十自叙》中说:“下列几件事对我童年影响最大:一、山景。二、家父,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三、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如此的家学传统给林语堂带来了终生的影响。

1912年,林语堂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文科。毕业后,林语堂来到清华学校任教,开始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清华学校创办于1911年,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是一所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该校十分重视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及李济等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大师,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下,林语堂醉心于《论语》、《中庸》、《大学》等传统思想经典的阅读、研究,却并不受旧有理论框架的束缚,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释显得从容和睿智。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地反传统和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林语堂能独辟蹊径、反观溯源、推陈出新,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光和价值意义,反映了他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广阔性、兼容性和超前性,也反映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二元对立关系上的独特境界。

1919年秋,林语堂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在德期间,他接受了欧洲知识界的洗礼,崇尚个性自由。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他成为《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当时,林语堂的思想非常激进,表现在其散文创作中抨击北洋执政府血腥暴行,批判封建文化观念,赞扬和支持爱国学生运动。他一度与鲁迅来往密切,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撰写了一些富于战斗气息的散文,诸如《祝土匪》、《回京杂感四则》、《读书救国谬论一束》、《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打狗释疑》、《“发微”与“告密”》、《闲话与谣言》等。1928年12月北新书局出版他的《翦拂集》,收入此类杂文共计28篇。

在林语堂眼里,中国文化和国民性存在着根本的痼疾,最突出地表现在奴性、老猾、保守和容忍等方面,这既是传统文化专制主义没有个人权利直接导致的结果,又是国民缺乏自觉的理性意识和现代观念的原因。正是异质文化因素的加入和杂糅,才使林语堂的散文作品有着更为冷静和疏离的第三者视角,让读者在略带洋味的幽默中跟随作者一起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

学界一般认为,林语堂散文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0年代《语丝》时期,思想激进、文风泼辣的杂文体;1930年代《论语》时期,颇具个性特色的闲适小品文;台湾时期谙顺自然、文风平和冲淡的娓语式笔调。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闲适小品文。这些作品对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帮助西方人士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并没有那些揭示所谓“民族劣根性”作家所特有的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相反,显得平和而风趣。在林语堂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缺陷,不必过分抑扬,他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从而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本着这样的目的,在写作时自然不再需要凌厉与激情,而适当的幽默与闲适,正好为他的文章增添了色彩与韵味。

1936年初,夏威夷大学邀请林语堂去执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又不断催他去美国从事著述和研究工作。加之国内的政治气候环境日益恶化,于是,林语堂决定全家赴美国。此一去30年。在美国生活期间,他最初写了一组《海外通信》,寄给《宇宙风》杂志发表,向国人介绍其在美国的生活和见闻。以后专用英文写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中国人的生活、心理、习惯等方方面面以及中外文化的比较等内容。由于林语堂远离中国的现实生活,远离种种社会矛盾,因此,他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抨击逐渐减少,而比较注意对孔孟思想中积极进取的部分加以阐发,与以往的同类文章在心态上有着很大差异。这表明林语堂逐渐远离政治旋涡和文化斗争主战场,向传统文化回归。

由于林语堂知识广博,用英文写作十分流畅,使他的散文作品受到西方广大读者的欢迎。最有影响的是《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西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欧美各阶层男女老少无不爱读的枕边书。它们向西方人宣传了中国的文明和中国人生活态度的优越性,宣传一种力求闲适、和谐的处世哲学,架起了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近代中国在西方强势物质及精神文化冲击下,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都面临空前的危机和挑战,都需要改造和转型,以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在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的一个最浅显的道理。而且,到底应该如何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至今仍然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林语堂在其散文创作中对此问题探索与努力,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发掘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社,1994.

文化交流论文篇（3）

一、战国音乐的民族性

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国家民族仍未消亡的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的民族音乐是世界多元音乐文化资塬中的一元物种，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作用与价值，有其生存的土壤和一定时期内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是中国人民自己所喜闻乐见的音乐种类，人民离不开它。民族音乐还可以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总之，它就象成千上万的物种使得世界多姿多彩一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资源，从而使得世界文化缤纷多姿、光辉灿烂。今天由于信息与交通快速发展，当世界朝着各民族趋同的方向愈来愈快速发展的时候，人类也确有责任为保留各民族自己的独特文化做出应有的努力，使其独特的价值免于消亡。从长远来看，它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多元价值、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象征，美国向宇宙空间发射的太空船上载有一张措放给外星人听的金唱片，其中就有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名曲《流水》，这是我们的骄傲，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族音乐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我国音乐的世界性

世界性就是开放性、互通性、融合性、持久发展性和世界各民族广泛的参与性这样几个方面，它使各族人民真正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平等对话。它是人类未来共同的发展方向，具有光明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势力都不可阻挡的一种历史潮流．正如人类愈来愈需要世界语(英语实际已成为一种世界语)来相互沟通一样，在音乐上同样需要一种世界语做为相互沟通的桥梁。世界音乐的硬件是管弦乐队，软件就是世界各民族普遍能够欣赏和理解的音乐风格。它应该概括和升华各民族的音乐语言，并将之提升到一个不属于任何民族音乐语言的高度。它是作曲家的倾心创造，这种创造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既包括技术上的也包含音乐风格方面的。世界音乐是相对于民族音乐而言的。它在音乐技法、音乐风格上应远离任何民族音乐的特征，或者源于某个民族，但经过作曲家的精心提炼和再创造从而使世界各民族普遍都能够欣赏它、接受它。前者如德彪西，勋伯格，后者如肖邦以及民族乐派等。它是音乐领域中的世界语。当然，并不就是说凡是全新的音乐就一定是世界的，它如果不能普遍的为大家理解和接受那就不是世界音乐，甚至连音乐恐怕也不能算。我们目前迫切的任务是必须寻找到一种能与世界相沟通的音乐语言，只有用这种世界语表达我们自己，才能够让世界真正了解我们。象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这些得到全球范围一致认同的音乐就属于世界音乐。它们首先是全世界令人类的，其次才是他们自己民族的。民族音乐因其民族性，也就是地域性、独特性而难以与世界相互沟通，客观上阻碍了别人对我们的了解。这种事与愿违造成我们目前事实上被动与尴尬的局面。只有明确意识到这些，方能真正找准音乐发展的方向。解放后，我国在严肃音乐领域里尽管有长足的发展，出现过一批优秀的作品，但均因我们太注重和过分强调民族性而使其远离了世界性，导致最终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三、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音乐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更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大力促进发展世界音乐。我们的音乐理想和希望更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贝多芬那世界性的音乐语言的运用决定了他首先是世界的，其次才是德国的．勃拉姆斯、肖邦、李斯特、德彪西、、柴科夫斯基、斯特拉雯斯基、萧斯塔科维奇等大师们也都是因为他们那些世界性的伟大作品而荣幸地成为世界级的作曲家。正因为他们音乐的世界性，才使得一百多年来世界各族人民欣赏它接受它，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和骄傲。即使是民族乐派，也还是经过提炼本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族音乐素材井将之加工和再创造，从而使之转化为一种用世界语来表达的世界音乐。也就是他们成功地将民族音乐转化成了世界音乐，否则别人是难以接受并承认他们的。以十九世纪民族乐派的代表肖邦为例，他用非常典型的本民族音乐素材来创作，但他音乐的整体风格依然是浪漫主义的，是浪漫主义中的民族风格。民族音乐素材和特点只是他作品中的—部分，远远不是全部。否则肖邦的玛祖卡与他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玛祖卡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也即是在肖邦的玛祖卡中融入了其创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个性和天才的创造，因此如果说是玛祖卡这种民间舞曲赋予肖邦灵感的话，同样肖邦也赋予玛祖卡以不朽的光辉。肖邦的玛祖卡已经不是波兰民间一种简单的舞曲，而实已成为具有高度精神内涵的民族灵魂。以冼星海、聂耳为代表的一批极富才华的我国作曲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受到思想观念的束缚(另外还包括缺乏驾御大型音乐作品的技术能力不强)，而最多只能成为我们自己民族范围内的骄傲，最终并不能赢得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非常遗憾．教训不能不说是惨痛的。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造成这种现状原因不能仅归于我们没有对世界性音乐语言的运用，它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与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我们的传统文化等多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确地说，我们以往的音乐太过于注重民族风格的旋律音调，作曲技法单一，不注重个性，简单而武断地将作曲家的个性和民族风格对立起来，从而使作品失去生命力。民族风格成为最高意义的共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曲家个性的扼杀。这于我们音乐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音乐界有一句很典型的说法就是，“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具有世界性”，这句话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文化价值相对论的合理成分在于它告诉我们，民族音乐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一元，它自有其它音乐文化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但此观点同时无疑又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若是不加分析地把它当作普遍真理，或者当作指导我们音乐创作实践的唯一准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不幸的很，事实上我们以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恰恰就是鼓励大家这么去做的。在音乐发展的某—阶段，民族风格是必然存在的，但不能是由民族性走向民族性做封闭式循环，而应是开放性地同外部世界交流并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流水不腐，持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正因为我们的音乐文化过分强调民族性的特色，从而使得我们客观上远离了世界性。不难想象，德国的民族音乐原先也同我们一样并非具有世界性，但由于其适宜的人文环境以及巴赫、贝多芬、瓦格纳等—大批杰出大师们的不懈努力而迅速走向世界，使之早在两三百年前便具有了世界性，从而对世界音乐文化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俄罗斯后来者居上，也跟着出现了—大批杰出的世界级大师，同样也为世界音乐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华民族的音乐要走向世界，就要解开思想观念上的层层束缚，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域观，我们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精神枷锁坚如磐石。尽管有一批仁人志士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作出了和至今仍在做着不懈的努力，但终因其异常顽固至今仍不能真正彻底被打破。时至今日我们仍没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与悲哀。

近现代，正是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们的国门，方使得我们面对突然而至的西方文明大吃一惊。事物总是辨证的，西方列强在向我们倾销鸦片掠夺财富，施加给我们民族屈辱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我们给予西方的影响。西方的影响几乎渗透到我们所有的领域，这种影响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实实在在也是我们主动的明智的选择，它曾经产生了并将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无论谁都阻拦不了的历史潮流。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远远不平等的这样一个事实是谁都无法否认的，音乐上也是同样如此，决不例外。我们的民族器乐也恰恰是在五四以后与西方的接触中才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民族乐队的编制就是仿照了西洋管弦乐队的模式组建的；调式和声也直接源于西方传统和声：我们曾经只有支声复调，而根本不知赋格和对位，更没有系统的音乐理论；我们近现代的音乐创作中使用的调式有相当部分是西方大小调式。

欧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传统。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种交流对各国文化的发展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国的音乐成就在别国发生强大影响，看作是一种文化侵略，是一种妨碍别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障碍。譬如巴罗克时期意大利歌剧的发展和传播，对欧洲各国歌剧艺术的发展就起过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哪里有过意大利歌剧的传播，哪里的民族歌剧就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在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们的某些有关研究中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哪里有意大利歌剧的传播，哪里就是被意大利歌剧称霸，哪里的作曲家为了创造自己的民族歌剧就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意大利歌剧何曾阻碍了别国歌剧文化的发展?莫扎特就既写出了卓越的意大利歌剧又写出了精彩的德国歌剧，看不出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歌剧在莫扎特创作中有什么相互抵触的地方。事实上，意大利歌剧在其它国家传播，受益的不仅是其它国家从意大利歌剧的艺术成就得到启迪和借鉴，而且也给意大利歌剧提供了广泛的有益于别国有才华的作曲家对自身发展作出贡献的机遇。音乐史上针对意大利歌剧弊端进行改革的恰恰不是意大利作曲家，而是奥地利人格鲁克。由此可见交流对文化发展是多么重要!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本应是极正常的事情，它使交流的双方都可以从对方吸收到自身所缺乏的营养，得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当然，政治压迫与民族侵略下的强行文化渗透则另当别论。因此如果认为意大利歌剧在别国传播就阻碍别国歌剧的发展，那么，同样的理由完全可以运用到诸如交响曲，协奏曲等全部欧洲近代音乐体裁上，必然的逻辑结果就只能是: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就必然阻碍中国音乐的发展。果真如此，那么，我们新文化运动后在音乐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将无从解释。

文化交流论文篇（4）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1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2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3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4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5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1]胡雪梅.基于学术交流理论的体育科技社团历史演变及当代趋势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3(4):151-153.

[2]刘明生.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161-165.

[3]谭金明.文化谱系中的艺术与体育比较研究[J];广西科学院学报,2015(6):73-75.

文化交流论文篇（5）

1 导言

跨文化交际是普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跨文化交际学”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959年霍尔《无声的语言》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始”(顾嘉祖，2008)。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跨文化交际（主要是中西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派如火如荼，热闹非凡的景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有关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论文已有3000多篇。对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国学者有很多的看法。

季羡林先生曾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思想，认为以分析思维见长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现在需要改弦更张，吸收东方文化的优点。东方文化在近代以来落后了，但因为它采取的是以综合思维见长的思维方式，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可以挽救西方因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空洞等危机。此论一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反对者中有人把他归入新文化保守主义。为了避免误解，后来季羡林先生换了个说法，叫做“东西文化互补论” 。(季羡林，1996)

季羡林先生的“东西文化互补论”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他代表了很多学者的观点。现在已是新中国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快速发展的时期。然而，这种交流的趋势依然是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很可能还要延续下去。关世杰(1998)预言：今后几十年内，中西文化交流依然是中国的输入远大于输出。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应该是一个互补和互动的过程。

2中国文化应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将是21世纪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文化也必将融入这一世界化的文化发展浪潮中，并向世界全面展示自己的风采。对中国来说，全球化浪潮已无法躲避，并已深深卷入其中，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变迁的全过程。文化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综合表现。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让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的必然要求。在世界各种文化中，中国文化是最强调“和谐”的。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和谐文化。然而，很多西方人对此没有正确认识。这可以从西方对待中国的态度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已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西方国家面对强大起来的中国忧心忡忡，各种遏制中国的理论纷纷抛出，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是中国，并断言儒家文明必将与伊斯兰文明结盟，共同对抗西方。因此，他提出要对中国采取遏制策略。这一理论似乎在西方国家引起共鸣。这一点可以从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中西方对待中国的态度看出。我们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一方面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不断宣传中国的文化，让世界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全球化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断吸收一切先进文化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能够走向世界是其自身的独特价值所决定的。中国文化以她的博大精深赢得了世人的认可和称赞。在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学习中国文化。199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集会的宣言中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的孔子的智慧”。这是世界文化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在跨文化交流中自觉地把“植根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中国文化精神传扬到世界，让“孔子的智慧”泽被全球，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张丽霞，1999）

中国文化能不断赢得世人的认可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还因为中外文化具有很多同一性。中西方文化虽然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但在它们各自内部实际上已经包含着与对方相似的文化因素。

“慈爱”思想是中西文化共同的道德原则。各自虽在表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意义和道理相近似，例如，儒家讲仁爱，佛家讲慈悲，基督教讲博爱。中西文化均要求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爱护他人。我国儒家文化的主导精神是“仁”。孔子指出，“仁”就是“爱人”。佛家胸怀大慈大悲。慈者，是以深度的爱护之心予众生以快乐幸福，悲者，是以深度的同情怜悯之心拔除众生的诸苦。西方的基督教则倡导“爱人如己”，在施爱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才能有灵魂的安宁。《圣经》的旧约全书中的《约伯记》列出约伯的善举：“穷人求援，我总乐意帮助；孤儿求助，我就伸出援手。

在思维方面，中西之间的差异明显，但是任何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都不可能只用单一的思维方法，而是多种方法并用的。因此，逻辑的、非逻辑的，理性的、非理性的，直觉的、感觉的、实验的、推理的思维方式在中西文化里均有。只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在不同的思维阶段，是以某种方法为主罢了。

在民族性格方面，东方人过于拘谨、保守，过于喜欢宁静；而西方人则过于放肆、冒进，过于好动。理想的人格应当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应当是勇敢，直率与文雅、含蓄的结合体。西方基督教加尔文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取奋进精神，要求人们自制、自省、忠诚、勤奋。这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孔子关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家喻户晓的名言，正表现出东方人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孔子也反对无所事事、无所作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这种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尽职尽责的态度同西方新教伦理的进取精神有很多共同之处。

此外，中国文化的“和谐”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接受，并成为中西跨文化交际的目标和原则。

总之，纯而又纯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着多种文化的要素、成分，不存在由单一的成分构成的文化。就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而言，它们很像是一幅太极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我中的你和你中的我都处于次要地位。（严春友，2001）

3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更需要我们多了解西方文化

首先，在与他文化交流时，我们要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但在“求同”之时不能忘记“学异”：学习一切对中国文化有益的进步文化。关世杰认为跨文化传播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中，既要注意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更要注意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Stee，2007）。中西跨文化交际的冲突往往缘于彼此的不同点，学习西方文化就是学习其各个层次的不同点。学习西方文化可以从三个层次入手。根据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的分析，文化概念有三个层次（陈峰君，2003）：

第一个层次是所谓“文化”，即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其特点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超越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它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习惯、风土人情、社会风尚，如各国各民族饮食，衣着、装饰、建筑、音乐、舞蹈等。在这些方面各民族各有所好，各有所长，无所谓高下、正误之分，也无阶级局限。因此，中西这一层次的文化的交流、交换、学习和引进，对丰富中国文化生活受益无穷。

第二层次是“科学理性文化”，它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绝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除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认识的体系，是人类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积累的智能的结晶。它是没有民族、没有阶级、没有国界的，但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其水平有高下之分。我们应学习、吸取、接受先进的发达的科学理性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 转贴于

第三层次即“思想道德文化”，包括世界观、道德规范、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社会理想等。这一层次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长期沉淀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和灵魂。它相对比较封闭和顽固，不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既有较强的民族色彩，又有鲜明的阶级性；既有先进的积极的因素，又有保守落后的消极的因素。”对此正确态度应是取长补短，去弊兴利。

其次，要挖掘西方文化传统的优点，特别是与创造有关的理论、方法，但是要避免机械照搬，应深入研究阻碍中国人创造性发挥的真实原因。(梁莉春，2002)

4 结语

在跨文化交际中，成功的人能够识别各种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对不同的文化采取包容的态度。“入乡随俗”这个成语在跨文化交际中还是最适用的。唯有提高跨文化意识，了解对方文化，尊重文化差异，并寻求容纳的方式和手段，才能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以促进国际间的有效交流。

参考文献：

[1]顾嘉祖.今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向何处去？[J].中国外语，2008(1)：103-105.

[2]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6卷)[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3]关世杰.试论二十一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50-58.

[4]张丽霞.传统文化修养与跨文化交际[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2)：70-72.

[5]严春友.论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互补[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82-91.

[6]陈峰君.文化与现代化：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及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取[J].国际论坛，2000，(3)：62-68.

[7]梁莉春，张洁.试论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交流[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35-38.

[8]Stee，J.K&Michael，H.P.Intercultural Perspecties：On Chinese Communic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9]http：//2008red.com/member_pic_395/files/ngfxtyywz/html/article_3615_1.shtml.

[10]http：//hi.baidu.com/xiabing_520/blog/item/b49645cbec03341dbe

文化交流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2-0003-07

推进文化交流是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围绕长治久安抓好跨越式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宏大战略的实施，使新疆正在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人类丰富的优秀文化，都将为这一巨变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强劲的精神动力。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交流是国际合作关系中极为重要的桥梁，也是促进经贸合作发展的不竭动力。文化交流在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中必将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乌鲁木齐市已经与格鲁吉亚巴统市签署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双方将在经济贸易、教育、农业、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和合作。[1]特别是双方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将为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创造出更多优越条件。为充分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西桥头堡的重要作用，江苏省连云港市专门在乌鲁木齐举行了“连云港服务新疆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推介会”和“乌鲁木齐・连云港‘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西桥头堡对话会”，并在2008年签署《缔结姊妹城市协议》，在2010年签署《大陆桥物流联盟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签署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推进口岸共建共用、加强商贸物流合作、推动产业优势互补、促进旅游发展、扩大科研信息交流等方面进一步达成了合作共识。[2]因此，新疆在文化交流方面更应该主动肩负起重要使命，积极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文化交流事业健康发展，让世界更好、更多和更加便捷地了解中国新疆，积极与中国新疆开展合作，共谋和谐稳定与发展繁荣之良策。文化是反映一个区域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文化强新”战略是“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重要战略支撑。如何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和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动新疆的文化交流事业发展，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快速成长，为新疆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充分发挥桥头堡、主力军和排头兵的重要作用，是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亟待解决好和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文化交流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相生相伴的事业

（一）文化交流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文化历来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与媒介，其作用的发挥既无处不在，又无可替代。基于此，“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它和民族的历史、情感、心理、语言、宗教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3]18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应该被尊重、被认可，尤其是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发展时期，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必然会愈加频繁。特别是各个文化族群的人们，能否顺利、充分地进行交往，并逐步增进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即真正实现各民族都“力求摆脱本位中心主义，不要求别人‘从我之美’，至少要承认多元并存，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日趋靠拢……美人之美”[4]172的跨文化交流目标，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二）文化交流发生在两个或多个具有文化源差异显著的关系之间

在不同的文化圈层中，也能产生很好的文化交流效果。文化交流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丰富文化产品，乃至在更加广泛领域互通有无。当中国这个古老而优秀文明被欧洲“发现”，在伏尔泰看来，正是对基督世界的妄自尊大最有力的对比。他在《哲学词典》的“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用中国的年代学驳倒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百科全书派的启蒙学者承认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和繁衍有50世纪以上”。[5]451狄德罗赞美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并且认为这样尊重理性的精神，就是我们哲学家狄德罗的精神，同时也就是他的周围排列着的百科全书家的精神。[6]276-277霍尔巴哈以中国为政治和伦理道德结合的典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他主张以德治国，使用了“德治”（ethocratie）一词，写作了《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他在《社会体系》一书中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7]452波维尔（波瓦伏尔）在《哲学家游记》中，更是以中国法律为榜样，以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世界。”[8]82可见，尽管这些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们表现出了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盲目崇拜，但也不可否认，正是文化交流，使中国的儒家文化对欧洲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也增进了欧洲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建将会推动文化交流的高潮迭起

中国文化历来就重视交流。从历史上中国文化西传来看，在16世纪末以前，传往西方的中国文化，主要属于工艺――科技文化的层面，诸如古罗马的娇媛贵妇如何穿上了汉帝国的丝绸服装，中国的四大发明如何通过阿拉伯人传往西方等等。当然，也有古罗马人关于东方“丝国”的种种神奇描述、中世纪旅行家的见闻观感，也有书信往来、早期希腊人关于“亚细亚”的传说、亚里士多德关于东方社会制度的论述等等。从严格意义上的中学西渐的历程来看，自16世纪末开始的四个世纪以来，中学西渐出现了三次高潮。与中学西渐的前史相区别，400年来中学西渐的每一次高潮都与西方世界业已爆发的或者潜在的社会的或观念的危机相联系，每一次高潮也都给予了西方文化的发展以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9]4-6今天，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历史上的那些身在西方的学者们参照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转述，东西呼应，共同推动起一场蔚为壮观的中学西渐的高潮，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同机遇、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驱动下，文化交流一定还会再次空前活跃起来的。

（四）文化交流始终都是一个创造美好与和谐共享的过程

国家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合作与发展，往往是通过文化交流的途径促进不同区域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欣赏和借鉴，共同优化发展环境，为促进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但需要特别明确的是，文化交流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各文化主体之间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要有文化自，要有很强的文化生产力。同时，文化交流的实现，还取决于能否克服本民族文化的局限性，自觉地以自由、开放、平等、超越、包容的精神和相互欣赏的姿态与之进行沟通交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一般只会在各自尊重对方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否则，就是文化入侵。文化交流必须要有起始点和机会平等，顺从和勉强、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都不是文化交流。这也是文化交流与文化入侵的区别。因此，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形势下，推进文化交流，也应该把握好保障文化交流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确保文化交流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不断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正能量。

二、文化交流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文化交流是“丝绸之路”的一项重要功能

“丝绸之路”是亚洲、欧洲和非洲等国家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人类的一切活动，首先是交流。“丝绸之路”各国的人们无论交易何种商品，都首先要进行文化交流，而且文化交流占据主导地位。古代“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大陆的文化、贸易和交通大动脉，这既是目前亚欧大陆由东至西最为便捷的通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地，其沿途遗留的诸多文化遗址和文物，至今仍然令世界惊叹不已。毫无疑问，“丝绸之路”不但促进了欧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更重要的是，它推进了世界文明的大发展。中国既是丝绸的故乡，也是“丝绸之路”的发端。在经由“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中及中国输出的种类和数量都难以考证的商品中，美妙的丝绸给世界各国人民留下了至今仍然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因此，从1868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赋予这条陆上交通路线“丝绸之路”的雅称至今，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并一直沿用不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自此，将中原和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丝绸之路”向西延伸到了地中海。广义上的“丝绸之路”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最西段达到了法国、荷兰境内，而通过海路已经延伸到了意大利和埃及。“丝绸之路”的开通，除了畅通物流以外，其战略意义是中原地区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积极延伸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空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丝绸之路”遭到了遗弃，中国也随之走向了综合国力竞争的尾列。历经百年沧桑之后的中国，以敢于战胜一切挑战的信心和勇气，重新走上了强国之路和复兴之路。这又让人们在更深层上发现了“丝绸之路”对中国、中亚乃至世界发展的战略意义。但无论是陆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已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等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由“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的不仅是丰富的中原物产，物质文明的输出不仅为西方人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更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显而易见，文化交流无论是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还是在今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的大环境下，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交流的推进

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及与外国的文化交流，在“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上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包括宗教文化、民间文化艺术等在内的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资源。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交流面临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任务，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文化交流更是势不可挡，它是团体、民族、国家之间合作交流的基础。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能够有效地缓解意识形态间的冲突，能够弥补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的不足，更能够扩大交流的层次和范围。因此，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必要性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当下，显得尤为突出。新疆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更应坚持保护传承与发展创新并重，文化建设与文化事业、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并举，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融合，文化交流的发展繁荣与经济转型升级及跨越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新疆应重视通过开展国际国内间的民族文化交流，引领人们进一步深度体悟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新疆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文化自强。

（三）文化交流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的重要途径

文化交流在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具有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作用，具有增信释疑、加强合作的作用，具有增强新疆历史文化大区的底蕴、彰显新疆多元一体文化的功能，加速文化产业聚集发展，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增强产业辐射能力，搭建文化对外交流合作、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不断增强新疆文化发展活力等重要作用。特别是把新疆建设成为西联东出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聚集区、在全国和中亚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服务中心城市和综合性文化产业功能区，将新疆建设成以工业为主、科工贸联动、产业聚集度不断提高的外向型经济区，以文化交流为核心，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为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等方面，都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先导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具有复兴中华文化，再创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繁荣的重要作用。

三、文化交流能力不足是制约“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重要因素

文化交流能力是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重要力量。合作发展必然以信任为基础，而信任的缺乏则是缘于交流能力不足所导致的不了解、不理解和不认同。总体来看，新疆文化交流能力较弱，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的对外开放度低

这主要是个人的表达权利、企业自主经营权利、消费者自我选择权利都有限，由此，必然进一步导致文化交流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导致文化消费市场的结构不合理。新疆文化对外开放度低，文化交流不畅，作用和效益不明显，导致政府在相关资源配置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文化市场主体管办不分，直接造成按照行政分割模式监管文化市场，而且监管手段滞后，多头监管、监管不到位和缺位越位等现象比较突出，制约了文化的对外开放与交流，并且进一步制约了全社会的对外开放程度，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新疆整体对外开放度较低

新疆整体对外开放度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体制性、行业性壁垒仍然比较突出，文化市场分割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又阻碍着文化资源的有效流动，令各类文化交流企业难以做大做强。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极力运用文化自由流动与扩散对解构政治控制、影响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和可以收到意想不到效果的特性，长期以来一直通过文化输出来渗透、侵蚀和干预中国的文化建设，[10]使得中国的文化交流事业发展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这一问题在新疆尤其突出，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异常复杂和激烈，这也使得新疆的文化交流面临着严峻挑战。

（三）文化交流、交往、交融还不甚畅通

新疆人民亟须了解中亚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样，许多中亚和欧洲国家的人民也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文化上的隔膜和交流不甚畅通，导致新疆与周边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也不畅，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了双边或多边经贸活动的开展，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巨大潜力的发挥。因此，进一步增进中国新疆与中亚欧洲国家的相互了解，是现代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这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但增进文化上的交流，并且进一步增进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则无疑是第一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的传统文化博大宏富，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优秀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是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为此，政府要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文化交流事业发展，社会各界要懂得敬重珍惜宝贵的文化交流资源，学术界要自觉加大研究与交流力度，媒体要积极推动文化交流的宣传，企业更要无私助力于文化交流的实践。“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人民之间要互相尊重，主动学习和了解对方的文化，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奠定良好基础。

（四）政府鼓励和支持文化交流事业发展的政策不健全

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展国际经贸合作是前提，但文化交流是基础。离开文化交流的依托，任何经贸合作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0]从中国与中亚及欧洲国家的文化交往史中不难看出，那些有名的文化使者多为民间人士，多是自发地、自筹资金到对方国家学习或传播文化。随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进程的深入推进，双边市场的开放会进一步加快，特别是民间接触会越来越多。因此，新疆应该尽快完善支持文化交流事业发展的制度措施，坚持求同存异，积极推动合作各方增进、互动、理解和支持，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扩大友好往来，夯实民意基础，增进双边或者多边文化交流，不断促进民心相通。

新疆文化交流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有所侧重地加以解决。重点是要坚持从顶层设计入手，选择关键性突破口和重要的着力点，不断扩大文化交流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作用，以全面的对外开放和创新驱动战略带动文化交流市场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四、保障新疆文化交流事业健康发展应当坚持“三个相结合”

（一）坚持现代文化引领与维护文化安全相结合

面对国际国内“”的相勾结、进行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分裂渗透破坏，文化交流要在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中充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1]牢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文化强区的目标推进文化交流。二是要坚持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为目标，积极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工作。三是要坚持以提高新疆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新疆文化走向世界。同时，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新疆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以切实维护文化安全为目标开展文化交流工作。四是要坚持以有利于全面参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目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把广大人民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12]50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基固本，扎实筑牢思想基础，进一步坚定各族群众的理想信念；同时坚持以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为核心，大力开展民间文化交流宣传工作。五是要坚持加强新疆现代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反渗透的能力；围绕不断提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动力，进一步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现代文化建设，大力繁荣现代文化事业，[13]85大力开展文化交流工作。六是坚持以处理好周边国家的关系，注意“内外有别”，避免和缓解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努力处理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创造一个长期良好的周边外部发展环境，从根本上维护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坚持“兼顾”各方利益，在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努力消除与周边国家之间关系方面的负面因素；避免“树敌”意识，积极安邻、睦邻、富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积极优化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环境，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七是既要坚持大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4]继承弘扬民族文化，保持和突出中国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特性，又要自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5]25和民族特点、新疆特色、新疆风格的现代文化，更要顺应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时代潮流，大力实施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勇于和善于吸收、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亲和力和向心力。

（二）坚持文化交流与促进旅游业发展相结合

在全方位开放的时代条件下，只有坚持开放，文化交流的力量才能更加强大，文化交流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目前最简便、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重视推进文化交流与旅游业的深度结合。坚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提升文化交流能力，加快文化交流产业发展，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满足国内外游客的消费需求。坚持推动新疆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新疆要抓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有利契机，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16]268坚持与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提升新疆文化开放水平与交流能力。推进新疆文化开放和交流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一是要重视围绕古“丝绸之路”新疆旅游环线上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等文化品牌实施引领战略，积极与东中部地区和中亚及其欧洲国家，共同开发历史文化旅游产品，着力打造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融合的部级乃至世界级的综合型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二是要重视新疆与中亚国家跨界民族的优势，开发以新疆本地民族文化为主的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设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体多元的多民族文化旅游城”、“亚欧风情体验之都”，打造跨境文化旅游线路。在较好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和本真性的基础上，坚持通过深度挖掘和高质量的编排，注重对民族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形态的展示，使之成为具有新疆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品牌文化旅游项目。三是积极推进国有文艺团体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同时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共同打造高品质旅游文化艺术产品，促进文化开放、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四是以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提升文化交流能力为抓手，积极打造文化旅游系列品牌产品。在积极参与文化部、国家旅游局、自治区旅游局主办的文化旅游主题活动中，坚持以新疆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为背景，精心策划，积极争取将新疆特色的旅游产品纳入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的地方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扶持名录中，借助国家的优惠政策、补贴资金和对口援疆的力量，使新疆的文化开放和交流与旅游业成为拉动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力量。五是要重视有关旅游业吸引风险投资的技术和发展战略研究。新疆努力打造国际旅游城市，实现旅游业的超常规发展，应该强化积极利用风险投资推进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意识，树立使用风险投资的融资观念，重视运用现代金融技术改善旅游业吸引投资的环境，[17]317为进一步加快新疆旅游业发展，带动文化交流事业发展奠定基础。六是要以“丝绸之路”为主题，以厚重历史文化内涵为依托，以浓郁的民俗风情为基础，使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地域特色形成有机的统一体，通过挖掘新疆旅游产品与国内外旅游产品差异性、互补性来拓宽更加广阔的旅游市场发展空间，以寻找商机和出路，实现中国新疆旅游经济的腾飞和繁荣；新疆旅游要主动和民航、铁路等相关部门联合，发挥民航与铁路的潜在优势，争取优惠的包机和专列政策，组织“丝绸之路”大型旅游促销团前往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京津唐等发达地区和亚欧重要国际客源市场进行合作，促进国内外市场的良性互动，以古“丝绸之路”为主线，大力发展以“赏中外美景、赏中外民俗风情、吃中外名菜、游中外文化长廊”为主的中外文化之旅。着眼于“丝绸之路”旅游品牌的永恒魅力，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成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先导性产业。

（三）坚持文化交流事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相结合

加强文化交流需要有相应的文化创意产业做载体。促进文化交流事业科学发展，不能就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也不能让文化交流“单兵突进”，而应实现文化交流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实现双赢的发展目标。为此，在推进文化交流事业发展的措施方面，一是要坚持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重点是围绕提升文化交流能力，进一步优化文化创意产业结构，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促进文化开放、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二是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构建文化技术创新体系，推进文化创意的科技创新，积极改造和提升新疆的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为文化开放和文化交流提供更多的载体。三是要坚持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积极探索“政府支持、企业出资”民办公助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西部内陆城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新路。可以通过由市文化局与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共同组建文化艺术企业，市政府每年投入一定的资金购买文化艺术企业的公益性演出服务，由有实力的企业集团每年投入一定的资金，并且实现注资逐年递增，保证文化艺术企业的发展。同时，推进文化艺术企业面向世界招聘专业人才，并且直接走向国际市场，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双赢模式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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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1）.

文化交流论文篇（7）

一、文化和文化观

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社会中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及其产物；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与经济政治并列。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包括了人类社会的全部，文化活动并不等同于全部社会活动。事实上理论界在使用文化概念时呈现一种共同的趋势，即把文化理解为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而与经济、政治区别开来。在西方理论界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也出现这种共同的趋势，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其《文明形态理论》中提出人类社会表现为各种文明形态，而文明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组成部分。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把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列。同志运用经济、政治、文化这种一分为三的理论框架来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表明了这种理论框架的现实意义，而且有助于对文化概念的科学把握。显然，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并列，就不能把经济、政治包括在文化之中。但是三者并列不是三者互相隔绝，也不是排斥其互相渗透。从严格意义讲，文化应当专指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问题，亦即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就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存在着文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两种截然相反的论点。概括文化史观的论点是：划分世界不同地区的主要标准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政治制度，而是文明或作为文明的核心的文化；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列共同组成人类社会，属于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中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东西（参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4期）。概括唯物史观的论点是：人类社会可以区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中最根本的或起最后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不是文化；划分世界各个地区、国家的主要标准是包括生产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经济，而不是文化。这后两点是与文化史观相反的。

二、国际交流中的文化冲突和整合

国际交流的过程就是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整合的过程。文化的冲突和整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的整合是为了消除文化的冲突，但另一方面文化整合的过程又伴随着文化的冲突。文化冲突又往往集中体现在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应该说随着国际交流时代的到来不断地引进不同民族文化将伴随相互摩擦或斗争，同时也使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相互交流、借鉴。要使不同民族文化价值间的冲突变得更易于相互交流借鉴，不同民族文化就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在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接纳现代性，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一种既适应现代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就是文化的整合问题。科学文化在先进文化体系中，能发挥基石和先导的功能。但是在任何文化系统中都存在某些不可能被整合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价值是与该系统的总体价值倾向相反或冲突的，它们往往起着破坏或干扰文化整合的作用。

文化是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从文化是人的文化这个基本概念出发，一切文化上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类共同性、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与地域性的有机统一，故把全球各地不同民族的文化“化”成整齐划一是不可思议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时，对其他文化要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开放性。

各民族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同时，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文化是以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为共同行为模式的人的集合体，它的分类极为复杂，但必须遵循共同文化价值体系这一根本标准。而民族作为文化群体的主要代表，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和社会共同体。所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且都不断地创造本民族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反对否定传统民族文化具有现代性，进而认为“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的片面主张，因为它强调了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了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这是极其有害的。

三、文化素质和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的提出和实施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靠人的高素质，特别是依靠高文化素质来维持的。时至今日，高科技与低素质、发达的物质文明与滞后的社会文化之间的矛盾已使许多国家陷入困惑之中，如何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和先进文化建设以救治人类物质进步与精神退步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全球性课题。这就必须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胸怀的、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人才，同时必须发展适应时代进步所需要的先进文化，促进人类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

就中国社会而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及相关制度都处于一种重大的转型时期，社会的转型要求文化的转型与之相适应。进入21世纪我国高教就难免要面临诸多挑战。尤其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在削弱，西方文化对高校的渗透在逐渐加强；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往往倾向于把高校看作是育人的机构、科研的机构，而对大学的文化使命缺乏清醒的意识和自觉的把握，在实际工作中缺乏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措施。这些都要求在弥补高校自身文化环境缺陷的同时，必须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迅速作出重大调整，尤其是整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把提高文化素质教育作为高校教改的重要方面，以保证高校文化教育在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冲突整合过程中起到先锋引导作用。

在高校，文化的基本功能是教育人、引导人、培养人、塑造人，要使人形成理想信念、民族精神、道德风尚和行为规范都高尚的人。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特点的，反映其理论水平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笔者认为文化素质是由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种因素整合而成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及实践体验，以不断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为个体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活动过程；其实质是促进学生内在身心的“发展”与人类先进文化向个性心理品质“内化”，形成较为稳定的优秀的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外化在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中。

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它注重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尤其是要使大学生经过大学阶段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自己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情况下应该做的事情。通过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结合，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教育实践活动的磨练，使学生既具改变自然世界之知能，又具“心灵自我唤醒能力”，以期在个体生命中达成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在个体人格中达成理性与情感意志、科学与人文等方面素质的协调发展，以追求真善美为一体的人格的形成。

四、寻求建立维护高校文化安全有效机制和策略

加强高校学生政治思想素质教育，奏响高校文化的主旋律。在我国，意识形态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难以保证高校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统领高校文化的全面建设，切实加强高校学生政治素质的培养，以爱国主义为重点，营造催人奋进的文风学风。校园建筑、人文景观、校训校歌、名言警句、标语口号等以理想教育为核心，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争优创先”、“推优入党”和典型示范为激励机制，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他们抵制错误思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坚定他们正确的政治立场。在具体实践中，务必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结合高校学生的实际问题，为学生排忧解难，做好、多做凝聚人心、得人心、暖人心和稳人心的工作。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奏响高校文化的主旋律。

文化交流论文篇（8）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语言，因而学习语言时不可忽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这是社会语言学家的通常看法。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外语教学很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的能力。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提高外语人才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提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这种交际能力除了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交际的有效性。当然这就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了，更是要考虑该语言形式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学生在传统互赖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提出问题、发表看法，习惯于运用委婉含蓄的方式，而英美文化，则更强调个性的独立与张扬，在语言表达上更加直截了当。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较易掌握，对于差异或者个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际失误。因此在教学中作者发现学生运用语言时常以“中文思维+英语表达形式”来套用所学词汇和表达句子。这时就会出现不得体的句子，在交际中产生失误或尴尬局面。所以在英语学习时，当学生的文化背景与英美文化背景发生碰撞时，在交际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碍，文化障碍给语言教学带来了许多困难，这种文化差异也影响着外语教学。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必定会影响对外的交流。

下面列举在文化差异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例，说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一）致谢：在中国，亲戚、朋友当中一般不说“谢谢”，你要是这样讲，对方会觉得被当作外人，少了亲切感。而在英美国家，“Thank you”几乎整天挂在嘴边。

（二）谦虚：中国人以“谦虚”为自豪，美国人以“坦率”为荣。中美两国人对称赞有着不同反应。当有人称赞你或你的家人时，中国人通常会说：“哪里，哪里，不行的，还差得远呢”等等。相反，英美国家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说：“Thank you”表示感谢并会十分骄傲地夸耀自己孩子的成绩优秀等。

（三）就餐时：交谈是西方餐桌上的重要活动之一，西方的就餐是绝对安静的行为。菜是一道一道地上，每道菜之间，留有余地供大家安静地与邻座的人交谈。一些就餐时的闹声都应尽量避免。

（四）打招呼：在中国，熟人或朋友见面通常会问候：“到哪儿去?”“吃了吗？”等。我们对对方的答话内容并不真正感兴趣。但若要译成英语，就会变成期待对方给予答复的真正问题，就不再是打招呼或寒暄了。英语中，“Where are you going?”只能在特定场合使用，否则会被认为是在干涉别人的隐私。

从以上这些文化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语言中蕴涵的文化知识，那么有时就会出现交际失误甚至是错误。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克服文化障碍，促进教学。

一、加强文化教学

了解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语言的使用是为了交际。因此，在课堂上，可结合教学内容，采用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讲解词语文化、对比文化差异等教学方法。

(一)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在学习教育类的文章时，可向学生介绍英美国家的教育体制，开放教育的提出、开放课堂的出现、开放大学的普及以及目前英国的继续教育情况等。学习西方节日的时候，要介绍西方重大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包括其来历、耶酥诞生、圣诞老人等)；感恩节(其起源、感恩节的食物等)。学习经济金融类文章时，可介绍世界银行以及各大知名银行，以及银行内部各个部门的职责。

(二)语言练习。英语的学习离不开练习。对于学过的有关情景交际的对话，教师可以先就学习过的话题给予一定的指导，然后再创设一个类似的情景，让学生通过使用学习过的内容进行练习。话题可以结合课本的内容。通过一系列的交际练习，有些学生原本觉得生疏的内容就会变得熟悉；有些模糊的概念就会变得清晰，在日后的学习和交际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用英语去思维和表达。

此外，语言教学也应该合着时代的节拍，展示给学生鲜活的语言与文化。引用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观点：“应该教活的、使用中的语言。”因此，在教学中适时地介绍一些流行语、酷英语、俚语等，既有助于教学，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对比文化差异。这是一种适用且有效的文化教学方法。如：在学习文化差异方面的课文时，可对比英汉两民族打招呼的差异；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发出和接受邀请的不同方式；对比不同的餐桌礼仪；对比中西方称谓关系的区别；对比不同场合下的握手礼仪等等。让学生从中了解到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文化、风俗习惯。

二、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

首先，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多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特别是英美文化，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其次，教师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还必须从文化思维模式的视角从宏观上给学生加以指导。在教材中课后的英译汉和汉译英练习中，这种常见的基本技能训练，体现了不同思维模式下语言基础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训练中教师的指导不可忽视。第三，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注意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扩大视野，增强对文化的理解力。

三、综合应用多种辅助教学策略

利用幻灯片、电影、电视、多媒体等教具，播放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影片、电视节目。如：电视英语教学节目《走遍美国》，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生活化、场景化。这不仅使教学更形象生动，而且让学生体会到了英美社会丰富的文化材料。还可利用外籍教师，举办一些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讲座。

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曾指出：“一门语言是探索一种文化的灯火，一门语言正是了解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一个窗口。”外语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学习该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文化障碍，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文化交流论文篇（9）

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文化交流论文篇（10）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与丝绸之路区域史；2魏珊，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广州510275）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简称海丝路或MSR），迄今为止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其内涵应该是指从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然后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接着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后经日本博多湾、九州以及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地区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中南半岛南下后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抵达红海、最终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因此，宋丽海上航线和两国海洋经济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丽海上航路与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代表有陈高华、宋、吴泰、杨渭生、王文楚、陈炎、祁庆富等学人；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而国外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韩国东亚大学的金庠基、高丽大学的李镇汉、金渭显、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学者内藤h辅、森平雅彦等先生，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文化交流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宋丽海上航路的演变和发展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辽宋丽三国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960-1071年），宋丽海上航线的内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东蓬莱）到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航线。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王朝，之后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展开交往，从而维持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同样也是利用此条航线，据《宋史・高丽传》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1]（14040）通过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时期的登州，郡名东牟，为现今山东的蓬莱县；八角海口，为现今山东福山县西北的八角镇；芝冈岛，为现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其距离登州约20公里。高丽人归国，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离登州10公里左右，其虽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给发文据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间以前宋人出使高丽，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启航，并由登州管辖。高丽翁津，也就是现在朝鲜海州西南的翁津；阎州，是现在朝鲜的延安，高丽时代称为盐州；白州，是现在朝鲜的白川。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阕。从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来，登州一直是与高丽通航往来海上航线的起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时也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3]（3829）因此，自高丽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航线不仅是宋丽海上交通时利用的主要航线，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同时还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来的主要航线。另外，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是此段航线的支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到高丽翁津口后登陆，据《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天章、宝文阁冯景为高丽国信使，“令排办修补过河船及按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之得二处海道并可l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又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自中国适高句丽，唯明州道经此，若自登州、板桥以济，则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丽之港口，实为板桥镇，元v三年（1088年）改板桥镇为胶西县，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辽丽两国恢复朝贡关系，在这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朝贡关系也一度中断。1020年后，辽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国灭亡。在这一时期，辽丽两国使节的往来频繁密切，高丽通过以下名义遣使辽国，比如四季问候、谢横宣、谢册封、谢恩、进贡、贺正、贺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辽国则主要通过吊慰、告哀、横宣、册封、贺生辰、来祭、来诏、起复等名义，如此之后，辽丽两国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起来，并且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辽丽之间关系的改善，使得高丽先前结盟宋朝以牵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时已经显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三年），高丽决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号，“复行契丹年号”，并且在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颖等前往宋“贡金器、银厨、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断绝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宋丽两国由于断绝邦交，两国航路基本上亦处于断绝的状态。迄1071年（宋熙宁四年），由于宋朝“联丽制辽”政策的再度实施，宋丽邦交得以恢复，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后一阶段。

后一阶段（1072-1279年），宋丽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航线。关于航路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已多有论及，主要是北宋从国家安保立场，以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庆历年间，特下诏实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莱州进而与辽国经商贸易，故登州通高丽海道亦渐废弃。直至宋熙宁四

年（1071年），宋恢复邦交，宋出使高丽的海上航路改为明州往返，盖亦由于高丽之请求，《宋史・高丽传》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而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则规定由明州往返。其具体航线，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所载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其卷34 至39《海道门》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十分系统、明确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航路和高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等教授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外，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史学科森平雅彦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宋丽航路自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后、经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的虎蹲山），向东航行到达昌国县（今定海县）的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为现在的普陀山）。从这里出海后，进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即从现在浙江沿海、长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

也称黑水沟，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的洋面。

，

经夹界山

又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现在的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是中韩两国的领海分界处，也就是中国与高丽的海上分界线。

，

过白山而至高丽。据王文楚先生考订，白山即为现在大黑山岛东南面的荞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荞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7]（37）然而，中国学者祁庆富和日本学者藤田明良均认为，白山为黑山岛西北之红岛，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亦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5]（75）而荞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使团先经过白山岛，后抵达黑山岛的往返记载无误，而王氏实误矣；使团由白山所抵达的黑山，也就是现在韩国的大黑山岛，是宋丽时期海上丝路南路的枢纽，也是船舶往来停歇的地方；经过黑山岛，沿群山列岛海岸向北，抵达紫燕岛

即现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处于首尔东南方向，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现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岛。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朝鲜历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达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上陆地后，再由陆路抵达高丽的都城开城。碧澜亭，位于现在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在这里停舟靠岸登上陆地，前往开城。从宋神宗熙宁后直到南宋，宋丽之间的海上航路都是经过此段路线，如果能够顺着季风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达。

另外，宋丽海上丝路南路航线的泉州港，也是宋朝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罗拯传》写道：“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8]（10646）苏轼亦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中国学者陈高华先生曾经就《高丽史》的记载，归纳出北宋时期泉州海商往返高丽的史料，达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黄谨（为“慎”之误）还充当了宋丽恢复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9]熙宁二年（1069年），黄慎等由高丽返宋，“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诏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1]（14046）由于宋朝规定：诸赴高丽、日本贸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给予公凭发解启航，即“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即北宋之明州，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丽贸易，显然违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辖之规定，以致苏轼不得不奏请云：“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扎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藩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10]（459）然而，根据陈高华先生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明州商人不过三起，数量上远低于泉商十五起，盖“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448）徐戬，泉州海商，苏轼说他：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0]（459）又谓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苏轼让他从明州回国，但是“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故而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虽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丽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认民间海商由泉州赴高丽贸易者亦多。不过，由泉州出港，驶往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应该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着明州往高丽的航路往返。南宋时，由于海外贸易发达，泉州成为了北上连接明州和高丽，向西连接广州、粤东，从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区的商舶常常往来于此。不过，与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来停靠的港口，在与高丽海上往来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增进了两国人文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于海上来华，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赐予高丽《大藏经》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赐予高丽使节《密藏诠》、《逍遥咏》和《莲花心轮》等佛经。淳化四年（993年），应高丽之请，赐儒家《九经》于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应其所请，再赐予《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圣惠方》、诸子、历日、御制诗、《国朝登科记》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丽使来贺哲宗即位，哲宗应其所请赐予《文苑英华》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进奉使尹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王r、吴延宠回国，宋徽宗又赐高丽国王《太平御览》一千卷。除宋朝廷赐予外，高丽使节还被允许自行前往书肆购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国子监许卖《九经》以及其它经史子集诸书给高丽使节。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华严经》各一部，诏从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顾苏轼反对，允许高丽使购买《册府元龟》以归。宋丽典籍交流还体现在高丽大量高僧、留学生以及宋朝商贩于宋朝购买书籍以献于高丽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高丽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购买了《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以为高丽营造有关庙堂之参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丽时献给高丽国王图书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戬等二十八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版，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献《太平御览》，高丽奖励其白金六十斤。

随着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高丽也有诸多书籍传入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4]故次年（1092年），高丽使即献《黄帝针经》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说苑》，由高丽献出后才得以补全完整；还有已经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通过高丽重新输入到宋朝。加强了两国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宋朝与高丽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两国《大藏经》之交流、僧侣的往来和中国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教义对高丽佛教的影响等。其中《大藏经》等佛教典籍的互赠和交流影响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戬，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戬。

而高僧人文往来，则主要是高丽僧人谛观、义通以及高丽王子义天到宋朝的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天台宗相关典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高丽僧义通也被后人尊其为天台宗的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是在宋哲宗时期来到中国的，他遍访名山古刹，带来的大量华严宗典籍弥补了中国华严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拜杭州慧因寺的净源法师为师学习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义天还请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讲解天台教观之道，其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多卷，在高丽弘扬天台宗、华严宗，提倡“教观兼修”，主持高丽国清寺，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因此宋丽两国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文文化交流的内涵。

此外，随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高丽除科举取士外，还实行僧侣的科举考试制度，称为僧科制度。僧科有预备试和正式试之分，预备试主要在各山门或宗派内进行，预备试合格才能参加国家正式大选。大选也有禅宗选和教宗选之分，禅宗大选一般是在广明寺的禅宗僧侣中进行，教宗大选则于王轮寺在各教宗僧侣中进行。如果禅、教大选合格，就授予初级法阶大选，然后按照如下法阶晋升：禅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而高丽时代的僧职主要是僧钅录司，僧钅录司有左右两衔，两衔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掌管一切佛教活动，其渊源显然是受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随着宋朝儒佛道三教传入高丽和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儒佛道思想对高丽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丽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台宗的创立。高丽太祖以佛教立国，但是，佛教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断，尤其是以海印寺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两派水火不容，相互攻击。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门户之争，从宋朝回国的义天大师提出了“教禅合一”、“教观兼修”的主张，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但两者各有偏执，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内心观照；禅法则强调内心作用而无视外部修炼，故“学教之人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人好忘缘而内荨2⑽偏执，俱滞一边，其犹争兔角之长短，斗空花之浓淡。”[15]（452）因此，义天提出“教禅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禅宗的关系上，义天主张教宗融摄禅宗，并对“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法颇有微词，其提出禅宗本义是“籍教习禅”而非“离教习禅。”其实，义天的“教观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深受中国华严宗高僧圭峰、晋水和清凉大师的影响，华严宗即主张“教禅一致”，尤其是清凉大师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相互契合，并认为华严宗靠经典义理解悟、洞彻法界，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解悟过程是一致的，因而华严宗与禅宗是相通的。义天大师不仅与上述晋水（净源大师）相互往来切磋佛法，而且，对华严宗经典颇多研究。在儒佛道的关系上，义天十分重视三教合一，尤其是对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扬。其主张“得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通观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15]（452）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响。此外，十二世纪末期，郑仲夫、崔忠献等武臣之乱，高丽教宗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205年，高丽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寺，高僧知讷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本创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张“教禅不二”，但与义天主张“教主禅从”不同，而是强调“禅主教从”，在具体修行方面，主张“定慧双修”，从而将“渐悟”和“顿悟”统一起来。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觉禅师的影响，知讷融合儒家的忠义，提出禅宗的“忠义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异而实同。”从而体现出三教融合和诸宗汇通的倾向，此与中国佛教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显然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发展，可以说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沿岸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宋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达，而且也体现了宋丽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贸易品和高丽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流，也承载着两国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脱脱：《宋史・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点校本。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6]苏轼：《东坡奏议・登州诏还以水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脱脱：《宋史・罗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韩]郑麟趾：《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10]苏轼：《东坡奏议・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苏轼：《东坡奏议・论高丽进奉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苏轼：《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文化交流论文篇（11）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

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