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大全11篇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1）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标志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重大突破。过去四年，两岸关系进展顺利，关键在于双方坚持“九二共识”、反对“”，两岸间大开放、大交流、大合作的局面業已形成。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两岸间经贸往来固然重要，但不能替代文化方面的交流与思想领域的沟通。因此，增进两岸同胞之间的文化往来和心灵沟通成为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两岸各界往来，加强两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明确未来将继续推进海峡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进程。

强化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的认同是亲情、血缘和历史的认同。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使两岸同胞联系更紧密、感情更贴近、利益更融合”，其核心内涵即是要增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过去四年里，大陆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惠台政策，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其立足点就是“两岸都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当然，尽管两岸在认同问题上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岛内的政治现实说明，仍有不少台湾民众对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心存疑虑，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因此，只有不断提高两岸民众的共同归属感，才能逐步消融和化解两岸间的分歧和矛盾，进而为两岸关系长久稳定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两岸分隔六十年，虽然双方的文化主体成分一样，但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两岸间文化交流仍存在壁垒和障碍。过去四年，两岸在文化交流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与经贸合作相比仍存在相当差距。台湾在传统文化的保存、多元文化的展现、创新能力、文化产業等方面有其优势。而大陆腹地广大、传统文化资源丰沛，文化政策及整合能力显然优于台湾。由此可见，双方各有优势，文化交流合作的空间和潜力巨大。两岸应秉持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思想，使深化文化交流与加强经贸合作之间相互促进，延续先易后难的基本思路，务实推动两岸关系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两岸间文化合作与交流不能急功近利、短视求成。目前，两岸已经在文史资料、书画戏曲、宗教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此外，大陆还积极赴台开展社区文化和生态文化建设的交流研讨，这些都为两岸文化交流开拓了新的合作领域。

文化是被一个民族所共享、认可的价值观的总和。正因为文化的存在，一个民族的历史才得以延续；情感才得以分享；文脉才得以演进；智能才得以传承。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传统文化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由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数千年来民族认同感赖以确立的基础，更是今天两岸同胞共同拥有的最大资产。因此，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对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意义重大。

二、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两岸文化交流已取得一些成果，但要推动文化交流继续深入发展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两岸文化交流存在失衡现象

首先是交流领域的失衡。目前，两岸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学术研讨、、青少年联谊等方面。而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等其它领域交流较少甚至还未起步。其次是文化交流的受众失衡。这主要体现在台湾方面。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大多集中在台湾中北部，尤其是大陆赴台交流合作方面。近来，已经有一些大陆交流团体迈出北台湾，跨过浊水溪，向台湾南部、东部进发。

（二）两岸文化交流的不对称现象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存在明显的不对称。大陆赴台交流的积极性远高于海峡对岸。如在文化产業合作上，大陆各省市积极行动，务实推进，如福建近年举办了包括海峡两岸文博会、图交会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大型文化产業交流活动。而台湾方面和民间社团举办的两岸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较少。两岸文化交流的不对称在媒体方面也表现明显。以驻点采访为例。近年，来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越来越多，每年达1000多人次。截至2010年底，在大陆驻点的台湾媒体有13家，来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累计超过2万人次。而大陆记者赴台采访只有2千人次。台湾当局先后开放了大陆5家中央媒体和5家地方媒体派记者到台湾驻点采访。另外，在教育领域的不对称也很突出。大陆在2006年宣布承认台湾高校学历，2010年开始免试招收台生就读，并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激发了台湾学生到大陆就读的积极性。2011年，大陆在校台生约7千人。而台湾方面2010年才宣布只承认大陆41所高校学历，有条件开放陆生，对陆生采取“三不六限”。2011年，陆生赴台就学仅有近千名。

（三）两岸文化交流发展不够深入

目前，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主要涉及文艺演员、学者专家、青年学生。大陆赴台文化交流合作少有深入到乡、村的基层民众中间。这有碍于两岸交流向纵深发展。在一些具体的文化交流合作项目上存在浅层次、不求实效的倾向。如：大陆相关单位每年举办的夏令营及冬令营，目的是让台湾青年学子亲自目睹大陆的巨大变化，促进两岸青年同胞之间的情感。此类活动的内容大多是组织两岸学生到各地参观游览，举办方请各景点导游简单讲解，而少有请文化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为台湾青年学生阐释历史遗迹中中华文化的元素。因此，某些交流活动项目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其结果是，台湾学生只对行程中参观某些景点感兴趣，不愿参加文化讲座之类的活动。台生带队老师承认，只是浮光掠影般的走马观花，并不能起到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吸引台湾学生、增强文化认同的目的。

（四）两岸文化交流发展尚不稳定

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目前仍以民间交流居多。虽然也出现了官方点对点的推动案例，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但由于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限制较多，操作程序复杂，沟通不够及时顺畅，一些文化交流项目未能很好地整合各方资源和各阶层力量，在参与人员、经费筹措等方面都无法得到稳定保障，导致一些文化交流活动要么随意缩小规模，要么中断。

三、通过增进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社会融合

文化的表达是具体而多元的。它是可以通过政府管理以及政策引导而变化和发展的。无论是科学教育、人才培养、艺术创作、影视传播还是文化出版等等，都是一个民族文化内容的外在表现。面对通过增进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社会融合的实际需要，加强两岸的民间交流，推动两岸尽快商签文化协议，加强两岸文化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合作与交流，实现两岸社会的大融合，成为当前两岸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通过创意产業交流促进两岸文化融合

两岸历史文化一脉相承，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大力推动双方在文化创意产業方面的合作，共创双赢局面，具有现实意义和较为成熟的市场条件。台湾在文化创意产業上有优势，如果两岸将雄厚的经济实力相结合，共同发展文化产業，既可以形成共同价值观，也可以加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在当前国际金融萧条的大背景下，通过资源整合与技术合作来提升华人文艺市场的整体竞争力，对于彼此推动经济转型，抗拒金融危机，强化产業实力都是极为有利的。2004年以来，大陆文化产業平均年增加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增长幅度在15～20%上下。在当前全球消费领域增幅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大陆地区文化产業表现为一枝独秀，其蓬勃发展的市场空间，为两岸文化产業的大繁荣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为两岸文化界携手合作找到了难得的契机。

（二）通过开发旅游资源促进两岸社会融合

旅游观光市场的开放也是增进两岸民众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台湾在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方面尽管仍设许多限制，但已属在两岸关系进展中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据台湾有关方面介绍，自开放大陆游客赴台观光以来，台湾相关产業收益达2000多亿元新台币。截至2010年底，台湾有500多家旅馆新建或更新设备，预计2013年前，台湾地区将再新建超过130家旅馆。

在两岸各界积极推动下，为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满足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便利化和多样化的需求，2012年4月1日，成都、天津、重庆、南京、杭州、广州、济南、西安、福州、深圳等10城市纳入第二批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这十个试点城市具备较好的赴台团队游市场基础，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

在扩大两岸间旅游接待规模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旅游文化的作用，通过扩充和完善旅游服务信息，利用互联网络创建网页提供全面的--旅游文化资源介绍来丰富两岸旅游名胜的中华文化内涵，促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关注，从精神层面提高两岸旅游文化的社会作用，增进两岸间的社会融合。

（三）通过增强双方人员交流促进两岸融合

从人员对象上讲，两岸文化交流应是广泛的、全面的。现在，两岸学者都在强调民间交流，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互动。能否增强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凝聚力，是能否顺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关键。

过去大陆在推进两岸交流过程中，较多是侧重岛内有关党派团体、民意代表、大型企業组织等，用以化解两岸分歧、增进双方互信。虽然多年来已经有很多台湾人才进入大陆创業或就業，但台湾方面一直严格限制大陆人才进入台湾市场，即便现在台湾对大陆人才赴台有所松绑，但仍存在大量限制。由此可见，两岸在促进基层民众交往，尤其是在加强青年人之间的交流上存在着不足。

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双方民间往来的频繁，基层民众和青少年群体将成为两岸交流的重点。高度重视对台基层民众和青少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强化青少年群体之间的交往，是实现两岸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为此，大陆方面要继续面向包括中小企業和农渔業者在内的台湾基层民众，多办好事实事，进一步推进两岸人员往来，为台湾基层民众来大陆交流提供更为便捷的通道。

（四）通过两岸城市交流促进两岸社会融合

根据大陆“十二五”规划，城市化的速度将会大大加快，而台湾的城镇化率早已高于大陆。双方城市文化的交流对增进了解、消除误会，推动民生、互利双赢，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交流。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地与岛内定期举行的城市文化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还需进一步增进交流空间。两岸轮流举办的城市文化交流可多层次、多领域、多角度进行。

（五）通过其他领域交流促进两岸社会融合

第一，加强新闻界交流。虽然每年有大量台湾同胞到大陆旅游、探亲、经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台湾同胞仍没有机会来大陆。他们对大陆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可见，新闻传媒对介绍和宣传大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强两岸新闻交流可以更好地增进双方民众之间的沟通，这有助于消除隔阂，推动两岸社会融合。两岸可进一步发展双方新闻交流，加派驻点记者，加大对社会和基层民众的报道力度，用生动丰富的报道内容吸引两岸读者和观众，积极拓展双方新闻界的联谊活动等等。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2）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69-02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是中国古代分裂多于统一的历史时期，但社会仍然在动荡不安中不断发展，在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其中饮食文化的发展状况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迅速融合，各个少数民族把自己的饮食烹饪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关外的少数民族丰富的肉食烹饪方法与中原民族精细的烹饪方法相互融合，中华的饮食文化在交融中呈现出新的面貌。譬如从西域地区来的人民，传入了胡羹、胡饭、胡炮、烤肉等制法；从东南来的人民，传入了叉烤、腊味等制法；从南方沿海地区来的人民，传入了烤鹅、生鱼等制法；从西南滇蜀来的人民，传入了红油鱼香等饮食珍品。这一时期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使烹饪原料如蔬菜、家畜、家禽、野味、海鲜、鱼类等更加丰富，食品种类大幅度增加，胡族和汉族在饮食习俗和烹饪技法方面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双方食品种类更加丰富，并产生出许多新的饮食因素、烹饪技艺。

一、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继秦汉统一之后第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因素，导致了各民族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和流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大量内聚，而汉民族则不断从中原腹地往东北、西北和南方大规模辐射。

1.胡人的内迁。胡人的迁徙以鲜卑族最突出，《后汉书·鲜卑传》记：“鲜卑，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西晋永嘉之乱后，北人纷纷南迁，鲜卑族进一步南迁至黄河流域，并建立了十几个政权。鲜卑迁徙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其次是匈奴的迁徙。匈奴内迁大约始于汉代，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两部以后，南匈奴内附于汉，主要居于塞内北地郡、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代郡、上谷等地，在今甘肃东部、山西与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族杂居。

2.汉人的大流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频繁移居中原腹地以外，北方汉族人民因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也开始了大流动和大迁徙。《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记载：“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大棘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建武初，元帝承制，以廆为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南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汉族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北方的东部人民主要迁到中国南方的东部，北方的西部人民则主要迁到中国南方的西部。北来的侨民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移民运动带来了胡汉人民文化的冲突、趋同与整合。正是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使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成为可能，使人们对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二、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表现

1.烹饪原料日益丰富。魏晋南北朝时期，粮食类原料的生产区域与秦汉时期大致相同，呈现的是南米北杂的基本主食格局，即在中国江南地区以水稻为主，但北方的旱田作物逐渐开始向南方推广，而整个北方则以谷类、豆类、大麦和小麦为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粮食作物有谷、黍、粱、大豆、小豆、绿豆、襟、大麦、小麦、水稻、旱稻等，渐渐变成了人们日常食用的粮食作物。而且根据粮食的不同特性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品种，如粟在西晋时已经有12种，至北魏时则发展到四大类别86个品种。

这个时期所食用的蔬菜品种也比较丰富，《齐民要术》中记载了使用栽培方法进行种植的蔬菜有30多种，经常被人们食用的蔬菜有茄子、葵、韭菜、蔓著、芹菜、芦蔽、芋头、菜瓜、胡瓜、冬瓜、瓤、蘑菇、芸苔、胡姜、兰香、茬、桂茬、觅菜、寥、燕白、竹笋、藕、孤菜、药菜等等。蔬菜品种多样化，加工制作出的菜品种类也多。

汉末以后人口急剧减少，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迁徙，畜牧业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也为华北地区带来了“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肉类品种极多，主要有鸡、鸭、鹅等家禽和猪、羊、牛、犬、驴、马等家畜，捕猎的野味有鹿、兔、獐、雁、野猪、雀、鹌鹑等飞禽走兽和鱼虾等。羊是当时北方饲养较多的家畜，是游牧民族最喜欢食用的肉类。

水产在当时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食用的水产品有鲤鱼、鱿鱼、乌贼鱼、妒鱼、鱼即鱼、鳝鱼、鳃鱼和虾、蟹、蝠等。

2.胡汉烹饪技法的交融。《黄帝内经》云：“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是千百年来汉族饮食生活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的饮食结构依然是粮食为主，蔬菜和肉食为辅。形成了中国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所谓的胡族是指与汉族生活方式相差极大的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重食畜肉，饮乳酪，有的如羌族、藏族则以大麦、青稞等杂粮为主，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方性。

胡汉饮食文化交流得益于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多次出使西域，从此开辟了丝绸之路，使多种烹饪原料先后传到内地。胡族人喜欢吃胡炮肉、胡羹、羊盘肠，加工方法主要是炙与炮，“羌煮貂炙”是胡人最引以为傲的美味。首先说“炙”，胡人的“炙”，给我们的感觉是绝对的原生态，《太平御览》卷863引《释名》曰：“炙于火上也”，而“貂炙”则“全体炙之，各自方割，出于胡貂之为也”，可见这种方法最早是出于胡族，是将整只动物置于火上进行烤炙，众人围坐，各自以刀割食。《后汉书》卷《窦顾传》记载：“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进之于（窦）固，固辄啖之，不秽贱之，是以爱之如父母。” 随着胡汉融合程度的逐渐加深，汉族对胡人的“貂炙”的方法已经习以为常，但食用方法上却带有汉族的文化色彩，胡族“炙”以牛羊肉为主料，汉族炙法中牛羊肉占1/3，其他家畜、家禽、水产类要占2/3。现代生活中的一些烤肉店，原料绝不仅仅是肉类，鱼、海鲜、蔬菜都是“炙“的原料。还有汉族的炙法十分重视选料与配料，有的配料多达十几种，如炙鱼。同时，对刀工、火候、手法也有很高的要求。

再说“炮”，“炮”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烹饪方法之一。据说是从商朝苏妲己的“炮烙”之刑演化而来。“《说文解字》言：“炮，毛炙肉也。”《广韵》言：“炮，裹物烧也。” 古人很聪明，如果直接把肉弄在火堆上烤，很容易烤煳，焦臭扑鼻，就发明了“炮”。“炮”是胡族比较盛行的一种烹饪方法，用泥巴包裹住肉后再丢进火堆烧烤，这样不仅剥时会把兽毛脱掉，而且肉质鲜嫩，味道极美。魏晋北朝时期胡族这种“炮”肉法称为“胡炮肉”。《齐民要术》记载了一种“炮羊肉”：将刚满一年的羔羊肉切成薄片，加入豆豉、盐、葱白、姜、椒、胡椒等调味品后装进洗净的羊肚内，缝好，挖一个烧火坑，将之烧热，掏出火灰，把准备好的羊肚放进坑内，然后盖上火灰，再继续烧火，过一会儿就香味扑鼻了。

3.饮食习惯趋于融合。胡族的饮食习惯是“食肉饮酪”。“饮酪”一直是胡族典型的饮食习惯，汉族人鲜有饮酪者，至十六国北朝时期，随着胡汉民族的杂居，饮酪才慢慢在北方汉族社会普及开来。《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 王丞相王导是山东人，起初并不食酪，但几年深受胡人的影响后慢慢适应了狐族的饮食习惯。

三、胡汉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意义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两族长期杂居 ，使双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彼此的烹饪原料更趋于多样化，烹饪加工方法更加细腻，食品种类更加丰富。胡汉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并最终趋于融合。

胡族利用从汉族那儿学到的农耕技术种植五谷杂粮、瓜果蔬菜，使之取代牛羊肉而成为饮食生活的主要部分，这样胡人饮食结构中植物性食物的比重明显增大，从而引起了人体生理上的巨大变化。

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促成胡族把汉族先进的烹饪技法和饮食制作技术吸收并应用，逐步使本民族的传统食品烹制得更为精美，饮食结构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比如串烤牛羊、猪肝，烤前均要将原料放置在豆豉汁中浸泡一段时间，就是汉族的烹饪方式在少数民族食品制作中的具体应用。对汉人来讲，尽管很早以来就开始注重饮食结构的合理性，注重通过饮食来达到养生的目的，但在物资贫乏的时代，一般百姓家庭很难做到这一点，肉类食物在饮食结构中的比例很低，但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相当大改变。十六国至北朝，军需之备的战争要求与“食肉饮酪”生活传统使畜牧业在胡族统治的黄河流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畜牧业的发达，牛羊数量的增加，使肉食食物在社会中的普及程度有所扩展，这使得汉族人民的饮食结构向更加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M].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2] 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3] 徐海荣.中国饮食史：卷3[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3）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138-02

中国与欧洲各国文化的交流往来,在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主要表现为中国更多地吸收西方的的文明。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西文化交流则进入了一个更为全面、互动,更为积极、互惠的新阶段。有的学者认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单向的”、“由西向东”、“扭曲的”,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看来是过于片面了。中西文化虽然不平衡,但绝不是单向的。从启蒙运动来看,法国启蒙运动就弥漫着一股“中国崇拜”的热烈气氛,作为启蒙旗手的伏尔泰,更是对孔子推崇备至;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魁奈也推崇奉行儒学的人道主义和“中国专制制度”;而美国启蒙运动时期,六大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至少有四位都是中国的崇拜者。所以,单纯的说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完全是由西方输入中国的这种说法大大低估了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贡献。

服装作为一种文化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各个时代,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形态必然造就出不同的服饰文化与服装形态。但西方服饰的设计文化与中国服饰的设计文化在21世纪以来,互为交融,互为影响,服饰的设计风格日趋接近。放眼望去当今世界人们的服饰风格,虽然不是同根同宗,但是几乎全世界的人民都穿着T恤、牛仔裤、西装,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工作场合,人们的穿着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不论是国家、企业、个人,在服饰风格上似乎世界人民是一家,服饰设计的界限越来越小。

每年巴黎、米兰、伦敦、纽约的时装秀,都引来世界各地媒体的争相采访报导,这些媒体回国后带去了最新的服装流行趋势。于是各种品牌开始生产具有这些流行元素的服装,生产过程中这些服装虽然融入了各个国家本土文化的元素,但是大体的风格是不变的,等待这些服装上架后,人们便来争相购买这一季最新的流行款式。所以,各国的服装设计风格越来越相似,但是,总有一些区别,世界大的流行元素融入本国小的设计元素,总会表现出本土国家所独有的设计风格,所谓的和而不同。而和而不同,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各国、设计师和消费者。

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风土国情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现代社会已进入到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文化融合的氛围之中。服装的风格和时尚的流行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多样性,每一季新的服饰风格都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眼球,新的兴奋点始终在震撼着时尚圈。时尚圈在世人面前所展现的是多种风格轮回或交替出现的动态,受“消费文化”、“环保文化”、“咨询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再加上现代社会信息的高速传播,服装风格快速的波及着整个世界。这些时尚潮流的设计风格渗入各个国家后,每个国家又赋予它自己的民族元素。民族精神文化以它丰富的表现形式、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特有的审美意趣给当季的设计风格带来新的闪光点,再一次流行的界限,民族的便是世界的。

整个世界大的设计风格融入小的民族元素时,掀起了无数次的民族热。比如现在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波西米亚是捷克西部与德国接壤的地名,这是一个游牧民族,服饰风格主要是艳丽的色彩和粗犷的面料、金属质感的装饰物等。这种民族风格的服饰被现代社会的女性所接受,世界各地的都有女性穿着波西米亚风格的长裙、吊带、大檐帽,和佩戴粗重的装饰物。但是这种风格并不是完全纯粹的民族特性,它被整个世界大的设计风格所同化,所以当世界这个大背景下的设计风格改变时,它的设计风格也相应的发生改变,适应着每一季的流行风格,不断的推层出新。著名设计师埃曼纽?恩加罗应用羊绒织物和马海毛网眼织物,使得波西米亚风格更加具有女人味,更受世界人民的喜爱。同样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流行于世界舞台上的还有中国服饰,一些以中国红、青花瓷、水墨画、刺绣为主题的设计风格受到热烈追捧,国际时装舞台上更是多次出现了“中国风”和“东方潮”。“和而不同”所产生的这些民族热,在当下十分流行,民族文化的纯美、独具韵味的魅力深深打动着世界人民的心。

二、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设计风格

巴黎的国际时装周已经不再是国外人独领的舞台,我国服装设计师如谢峰、马可等都登上了这设计师梦想的殿堂。这些设计师为每年的最新流行元素注入了中国精神,使得中国也成为了主导世界流行趋势的一份子,虽然这种力量还不够强大,但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新锐设计师的出现,在世界时装舞台上总有站稳脚步的那一刻。21世纪的时装界已不再是一种风格或者一种潮流能独领的时代,时尚和非时尚难以界定,多种文明形式持续存在同样影响着服装的发展。

在世界大的流行元素下,国内的设计师们都有着自己的设计风格。一些极具民族特色的品牌正在走向世界。例如东北虎时装公司任董事长兼艺术总监张志峰,以“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设计理念创造性的以“中国式婚礼服”实现中国婚礼服的复兴与新兴。又如张肇达的的“东方晨彩”、“北京一夜”、“大漠”、“紫禁城”、“江南”、到“西双版纳”、“”、“黄河”、”长江”,他的时尚秀总是以强烈的中国特色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再如受邀参加“2007年巴黎时装周”,个人品牌“无用”的马可。这些设计师所设计的作品都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和底蕴,设计师在主流的流行服饰上加以中国元素,独特的设计风格深受人们的喜爱。“和而不同”的设计风格被我国的设计师巧妙应用,既不失民族特色,又与时尚接轨。

三、每个消费者都有自己的消费理念

同样一个流行款式,在不同国家的消费者看来,可能都是美观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尝试。比如一件欧美流行的最新款式,可能很多欧美国家的消费者都会争相购买来追随潮流。而到了略微腼腆的东方国家,这件衣服就有可能过于暴露或者颜色过于鲜艳了,消费者对这件衣服就会驻足相望,远远的欣赏它,但不一定会购置于自己的衣橱。所以,设计师都会对最新的流行服饰稍作改良,增加一点民族特色,或降低几个颜色的亮度、调几个颜色的色调来满足不同的消费者。比如当下流行的高肩设计,每个品牌的设计风格都不一样,有的垫海绵垫、有的加珠片饰物、有的直接做成锥形,可以说每种款式都有消费者购买。但真的穿成Lady Gaga的样子,恐怕在国内除了少数时尚人士,大部分的消费者都只是观望而已。但一些经过国内各大品牌改良过的在服装就普遍受到消费者的喜爱,这些服装不但让消费追随了潮流,还避免了过于夸张的嫌疑。所以消费者“和而不同”的理念也值得设计师们的注重。

四、总结

多元化的时装设计风格在21世纪这个大的世界时装舞台之上,共同上演着各类精彩的表演,从绘画风格到雕塑风格,从建筑风格到工艺美术风格等,每一次都让世人为之振奋。中西方服饰文化的交流不再是简单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而是多种文化并存,共同碰撞与摩擦出新的服饰文化,推动着世界服饰文化的发展。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4）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1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2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3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4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5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1]胡雪梅.基于学术交流理论的体育科技社团历史演变及当代趋势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3(4):151-153.

[2]刘明生.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161-165.

[3]谭金明.文化谱系中的艺术与体育比较研究[J];广西科学院学报,2015(6):73-75.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5）

1．2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路径每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具有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从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3］。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我国的民族文化结构发生着急剧的转变，对于民族文化现状的认识缺失和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一些古老的民族文化正在离我们远去。一些独特的方言、文字和习俗正在消亡，另外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青年学生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力军，因此，高职院校通过民族文化融合，促进青年学子吸纳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创新。

2高职院校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亟待解决的问题

2．1学生缺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虽然众多的高职院校意识到了校园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但现有的民族文化交流方式大多局限于课外的文艺性的校园活动，交流的方式单一且深度不够，并未深入到日常的课堂中，导致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精髓没有很好地理解，更加不能体会各民族文化融合对于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继承所带来的好处，同时，各民族的学生缺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因此，加强学生对于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是高校实现校园民族文化融合需要解决的问题。

2．2校园民族文化交流工作与职业教育脱节高职教育具有“高教性”和“职业性”的基本属性。高职院校在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中，既要遵循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遵循职业技术教育的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而现在许多高职院校在开展民族文化融合工作中，缺乏对职业态度、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培养，因此，我们必须把各民族人民的优秀品质如团结协作、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诚实守信的精神，贯穿于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中，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职业态度，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2．3各民族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缺乏有效的交流平台在校园里我们通常可以见到在学生内部存在因民族或地区形成民族小团体，其团结度和集体认知程度更高，这种民族小团体由于缺少与外界交流，或是过分集中在团体内部交流，有时容易在本民族和小团体内部与外界造成隔离，一旦受到外界影响容易引发矛盾，影响着民族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校园内缺乏有效的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使得各民族的学生由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不能够很好地交流。而这种文化交流的缺失有碍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校园的和谐稳定造成不稳定因素。

3高职院校民族文化有效融合的路径探索

3．1贯穿一条主线，弘扬中国精神在民族文化融合交流中，高职院校要始终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主线，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改革开放教育、国防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强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培育学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校园精神，营造和谐奋进的文化氛围［4］。学校可以邀请知名专家、道德模范、成功人士举办以中国梦等弘扬社会主义民族大繁荣为主题的讲座，让不同民族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感悟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品味不同民族文化的博大情怀。同时，还可举办以大学生人生理想主题征文和演讲等各类比赛，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3．2把握两个结合，彰显民族特色一是注重各民族的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相结合。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中，高职院校既要注重各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更要注重隐含其中的内在品质，从而提升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教育价值和影响力。如学院举办民族风采展、民族建筑特色展时，注重挖掘出这些艺术品里面所蕴含的民族风情、主题思想及文化底蕴等，对学生形成感性和思想的双重影响。此外，应该发挥民族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可以在、新疆、广西、湘西等民族地区建立社会实践基地，通过考察、调查、支教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为不同民族学生接受文化熏陶提供平台保障;二是注重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和不同民族个性文化相结合。在民族文化交流中，高职院校既要注重弘扬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彰显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又要注重展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等文化特色，彰显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统一。

3．3形成三种关系，创建和谐校园一是思想互导。在民族文化融合中，学校可以定期开展专题教育活动，采取学习、讨论、交流的方式，使学生对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积极引导各民族学生主动吸收其他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剔除其糟粕，确立符合民族特点和体现个性需求的价值取向，形成思想上共同进步的互导关系。二是学习互帮。在文化学习中，学校可以以社团活动为载体，开展社团活动月系列活动，积极引导各民族学生自主学习，主动交流，互相关心，形成学习上积极进取的互帮关系。三是生活互助。在日常生活中，以宿舍文化建设为着力点，开展宿舍文化建设活动月系列活动，积极引导生尊重其他民族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性，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形成生活上和谐相处的合作关系。

3．4建立四种机制，促进文化交流一是建立多元互动机制。高职院校应该注意不断健全民族文化交流互动机制，拓宽民族文化交流的空间和渠道，实现了民族文化交流的多样化。健全院系联动机制，落实了民族文化交流的任务和要求。健全全员参与机制，强化了全院教职员工民族文化交流的意识。二是建立制度保障机制。为了推动民族文化融合交流工作，应该制定民族文化交流项目管理办法，出台民族文化交流协会章程，完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方案。同时，还可以成立精品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全面加强项目管理。三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把考核评价作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制定了民族文化交流项目考核细则，坚持过程考核和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原则，把民族文化交流开展情况纳入系部学生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实现责、权、利统一。四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以激励为主的原则，对在文化交流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奖励，对影响民族学生团结的言行予以制度约束。开展“文明标兵”、“自强之星”、“社会实践典型”、“学习标兵”、“优秀学生干部”、“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组建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各系进行巡回演讲［5］。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6）

文交所是文化金融发展的必然产物

如今文交所这个世界首创的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也像坐过山车一样，一路高高低低的走过了近十年。

2009年6月15日，国家成立了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试点。2009年11月，深圳文化a权交易所成立。两个部级文交所试点单位的成立拉开了国内文交所的大幕。截至2016年，中国已经有119家文交所。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深圳文交所，推出了杨培江资产包，但受制于体制因素，市场推广影响力有限。紧随其后的天津文交所推出了份额化的白庚延艺术资产包，市场响应度极高，万人追捧，一卡难求。各地纷纷效仿，份额化一度成为文交所的热词。但由于受直接面对散户的交易方式、盘子过小、没有现金流支撑及缺乏退出机制等因素制约，份额化演变为价格的疯炒与暴跌。之后，国务院出台了38号文，叫停份额化拆分，并对全国文交所全面清理整顿，文交所也因此沉寂了三四年之久。

随后文交所业务分化为两个方向，一是退回传统的招拍挂模式，有的开始与拍卖公司抢业务；二是围绕38号文重新创新交易模式，以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为代表，推出了天然物权份额化的版画限量品种，给行业带来了启发与希望。

随之，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2017年1月9日在京召开。

2016年12月16日，证监会清整办发出一份风险提示函，提示了主要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交易涉嫌违法违规；二是不适宜于实体经济；三是风险隐患巨大。

文交所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理论探索期、发展期和爆发期，的确应该回头整理近十年来的成败利弊，重拾初心，整顿旗鼓，再度出发。

“流动性过剩和市场内在需求催生了交易所的爆发。”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认为：“归根到底是流动性过剩，做实业不容易赚钱，故而寻找投资出路。”

胡俞越表示，交易所成立的背后有着地方政府强烈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都从交易所入手，推动当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交易所的设立可以形成聚集效应，不仅能吸引巨大的资金流，而且如果交易所做大，对相关的仓储、物流等行业都有益。

当然，除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其他如企业的去库存压力，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资本需要，房地产、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互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带来商业模式的颠覆性，改变并引发的金融资本新流向，都是文交所迅速发展的原因。文交所是文化金融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有着极其广阔的成长空间。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文交所业态市场化自由发展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博弈，博弈的目的就是要让文交所的业态发展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踏踏实实地创造财富。

如何促进文化与金融融合

2015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2.7万亿元，GDP占比为3.97%，2016年占比已经超过4.1%。随着文化产业的壮大并日益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和宏观经济环境及金融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促进文化与金融的融合，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尊重文化的特性。对于投资人士而言，感受艺术，体验文化带来的慢节奏、走心的生活方式，才是走近文化的通路，才是设计金融交易模式的起点。

第二，传统文化的传承，比如非遗中少数民族的刺绣，并不仅仅是把它们收藏到博物馆里，而应该提炼出传统文化里面的文化元素和精髓，通过设计的转化，将之与现代时尚生活结合起来，在使用中传承下去。

第三，文化的价值在于传播，使用和传播的人越多，它的价值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交所是一个极具影响力与公信力的宣传平台，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优秀的文化项目，然后在文交所的会员投资机构中推广，对文化项目的增值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7）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的文化管理也逐渐被企业所重视，不少企业都与不同国家有着业务交流，所以，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也备受企业的重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在进行交流与交易时常常会因为文化差异使得交易失败。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对待相同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企业在进行跨国交易时，要注重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寻找有效的文化融合途径，才能够切实有效的提升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本文首先提出文化差异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困境，再分析如何增强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相应策略，分析出只有文化融合才是企业跨文化管理模式的理论核心。

一、文化差异对企业跨文化管理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企业面临着相同的境遇，在企业进行跨国交易时，因为文化差异使得在交易过程中出现许多意料之外的状况，例如对于经营目标的选择、原材料的运用，管理方式以及处事作风的差异导致在交易时容易发生失败。企业对这类交易失败的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因为文化差异是直接影响企业跨文化交流的方式，我们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1、文化差异是跨文化管理中引起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

文化是人们从出生开始的生活环境以及接受的教育所产生的心理程序，每一种文化都代表着不同民族的为人处世风格以及行为方式上的差异。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同国家企业来往日益密切，我们的文化界限也在不断融合，但不同地域人们面对相同的事情时，还是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例如在企业中最常见的见面方式，中国人更愿意通过握手的方式作为初次见面的礼节，但国外会通过更加热情的拥抱、贴脸等行为表达自己对新朋友的友好。从深层次的角度思考，文化是指人们在生活环境下产生的价值观、信仰以及行为准则，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也是在不同地域下教育制度、历史传统以及法律制度的循环积蓄，从而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同时，这类文化习惯在不同国家的人当中是无法察觉的，但是当进行交流或交易过程中，察觉到了他人与自身的不同，便会感受到文化的冲击，在心理上自然而然的认为这是对自身信念的侵犯，不自觉的产生排斥心理。

在这种基础上，企业跨文化交流便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冲突，也使得文化差异影响着企业的交易成败。

2、文化冲突使得跨文化企业管理受到阻碍

在国际场合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是建立在双方平等、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的。在交谈的过程时，管理者双方或是员工之间都应该相互信任，但由于地域差异，文化冲突，使得原本和谐的谈话变得容易缺乏信任。这一方面是因为沟通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也会因为一些行为习惯使得双方觉得不被尊重。例如在同英国企业进行交流时，我们使用英文作为交流的语言，对于一些词汇，中国与英国有着不同的译法，使得在交谈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例如ambition这个词汇，在中国，认檎飧龃驶愫有贬义的含义，译为“野心勃勃”，但在英国与美国当中，把这个词汇用作褒义表示“雄心壮志”。不同的译法使得在交谈过程中形成不必要的误会，也会导致双方有猜忌的想法。

同时，文化差异也会导致跨国公司在一些业务谈判上失败，跨国公司不同于其他类型公司，在员工的选择上会存在着不同国籍的人才，这些人才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因为信仰与文化的差异，使得只愿意与本国的人一起交流，在企业中造成各自为政的行为，使员工之间不能够和谐相处。遇到问题时，会自然的按照本国的文化进行分析，判断。这样会直接影响企业管理层的复杂化。例如在对员工进行批评教育时，中国管理层更愿意通过委婉的方式表达员工的失误，并让员工进行改进，但管理层如果是美国人，在批评教育时会直接说出你的不足，并严厉的进行批评，这在中国人看来就是“特别不给面子”的行为，也使得员工与上司之间的关系疏远。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企业要重视企业中的跨文化管理，让员工能够通过特定的培训缓解文化差异。

3、文化融合能够促进企业的跨文化交流

企业的跨文化管理的核心任务是要解决不同国籍员工之间的冲突，形成新的文化融合，在进行国际交流时，能够将交流的氛围变得轻松愉快。我们在进行文化融合时，首先要摒弃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理念，许多跨国企业在进行文化融合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文化进行要求，让其他文化能够与自身文化相融合，这样的行为会导致员工在表面上对企业有着尊重，但在心中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文化信仰。所以企业在进行文化融合时，要找到特定的切入点，适当的进行改造，才能够赢得原有文化的认同，使得企业多元化员工能够和谐相处。

文化融合的目的时为了让不同文化群体能够形成相同的文化意识，以企业的战略目标与经营策略为核心，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提升员工之间的凝聚力，让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企业在进行文化融合时，首先要尊重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并对不同人群进行培训，让多元化的员工能够对对方文化相互尊重，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发展。

二、文化融合是企业跨文化管理模式与理论的核心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8）

1.景德镇艺术品陶瓷文化产业中已经开展的艺术品金融化实践

（1）农行推出的艺术品陶瓷质押业务。2011年11月11日上午，全国首例陶瓷艺术品质押贷款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发放，受贷人方小丽接过这笔300万元的以自己收藏的陶瓷艺术品为质押的贷款，景东陶瓷有限公司为陶瓷艺术品质押贷款担保。这标志着在中国金融业诞生了一个新型业务品种。

农行景德镇分行主动把支持陶瓷文化产业作为全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基点，采取“专家评估+艺术品质押+专业公司回购”模式，探索性推出了陶瓷艺术品质押贷款品种，极大方便了陶瓷投资创业担保难这一瓶颈问题，截止到目前，人间瓷画、夏圣陶瓷等几十家陶瓷生产、经销、流通等企业受益于该产品，有利“贷”动了当地陶瓷文化产业壮大。

（2）交通银行推出的“瓷金融”品牌系列金融产品与服务。

交通银行创新推出的“瓷金融”品牌系列金融产品与服务，让陶瓷大师们了解了金融，一方面使大师们能更加专注于陶瓷艺术品的创作；另一方面，活跃了整个陶瓷艺术品交易市场，促进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推广交流。

依托交通银行全国性的渠道平台，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邀请陶瓷大师到其他省分行去进行巡展，邀请的其他省分行的高端客户到景德镇来，“观古窑、逛瑶里、购陶瓷、听讲座、见大师”，不断传播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促进陶瓷作品的销售，也带动了景德镇当地旅游经济发展。

“瓷金融”品牌推出以来，通过不断创新丰富品牌内涵，使交通银行逐渐成为陶瓷大师们的财富管理银行、陶瓷企业和陶瓷商户的财务规划银行、陶瓷文化交流的金融品牌银行，与当地经济形成良好的互动发展，为交行景德镇分行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3）上海文交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成立。由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等机构主办的“陶瓷艺术品金融化的路径――上海文交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运营开启暨首期产品仪式”，2015年12月23日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隆重举行。

2.景德镇艺术品陶瓷金融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市场的无序性。长期以来，中国的陶瓷艺术品投资领域发展潜力巨大，然而市场却一直处于无序状态。一方面，市场规范和价格参照体系的缺位，致使收藏界对于陶瓷艺术品的价值没有科学、系统的评估标准，陶瓷艺术品的定价存在较多的非客观因素，价格波动较大。近年来，一件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价格动则几十万、上百万元人民币，如果贷款放出去了，出现还款问题，而质押物被认为是赝品，银行将承担很大一笔损失。即使银行有条件维权，也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这是影响景德镇陶瓷艺术品抵押贷款业务开展的不利因素之一。

（2）缺乏规范的交易平台。市场缺少规范的交易流程和权威的交易平台，致使陶瓷艺术品的流通性大打折扣，陶瓷艺术品价值更加难以体现。解决了陶瓷艺术品的真伪问题，接下来，银行又要考虑到陶瓷艺术品评估和变现等多方面问题。银行贷款是标准化产物，所以抵押物有两个属性是必须要具备的，第一是准确权威的标准化体系；第二是公开流通和公开处置的变现渠道。有数据显示：“陶瓷艺术品都不具备这两个属性。所以银行现在的抵押物60%是房产。”

（3）缺乏配套的服务体系。陶瓷艺术品收藏与投资的配套服务缺位，包括鉴定、评估、质押、仓储等相关服务环节良莠不齐，陶瓷艺术品产业链亟待完善。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总经理李丹阳认为，“人们表面上看到的只是拍卖会上的举槌落槌，其实这背后还包括艺术品的包装、运输、保险、融资等十几道服务体系，是一套全产业链的服务体系”

3.发展艺术品金融，提升景德镇艺术品陶瓷文化产业的对策

作为一座陶瓷艺术型城市，陶瓷影响着景德镇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发展好景德镇陶瓷艺术品金融化业务，对盘活景德镇陶瓷融资市场，开拓新的金融产品都有很大的益处，进而对提升景德镇艺术品陶瓷文化产业都是至关重要的。

（1）借力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与中国陶瓷艺术品数据库，为艺术品陶瓷金融化搭建更好的产业平台。

（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借助银行、信托、评估等金融服务机构，同时依托专业运营团队的服务优势，建立陶瓷艺术品产业对接机制、打通陶瓷艺术品与市场的合作渠道，力求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集聚，致力于建设成为创新规范、功能完善的陶瓷艺术品交易平台。而中国陶瓷艺术品数据库上线将为规范和促进陶瓷艺术品交易、交流产生深刻影响，是加强陶瓷艺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举措。

景德镇应当很好地依托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交易中心与中国陶瓷艺术品数据库，为艺术品陶瓷金融化搭建更好的产业平台。

（2）发展景德镇的画廊业。

艺术品一级市场是指从艺术家直接取得艺术品，通过或合理机制发现艺术家，以展览等多种形式直接介绍或者销售给藏家，艺术经纪人、画廊与艺术博览会都属于一级市场的范畴（也有学者把艺术博览会作为介乎于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中间的业态）。一级市场的主要作用在于其发现功能

景德镇也有一批类似于画廊的艺术品经销公司，我们应当更好地规范其运作，切实加强其在景德镇艺术品陶瓷一级市场中的发现功能。

（3）加强与拍卖行的沟通。

收藏家从一级市场买入作品之后，如果想再出手，这件作品就会再度进入市场，进行二次流通，即进入了二级市场，拍卖行就是标准的二级市场。

时至今日，我国的艺术品拍卖业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且其在艺术品交易的二级市场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对景德镇陶瓷艺术品业的发展而言，理应加强与各拍卖行的联系与沟通，更好地将艺术品陶瓷推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9）

虽然文明之初，地理障碍曾极大地限制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一旦文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不同民族之间有了相互交往的条件，原本“特立独行”的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便开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事实上，在持续的民族融合进程中，我国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借助对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的吸收而不断丰富与更新自身，并随着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而持续发展。武术的形成发展便大量吸收了华夏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的武技内容。早在远古时期，各个民族便有了源于生存之需的原始武技，只是与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民族相较而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周边民族生存于更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加之狩猎、放牧等有别于中原农耕的生产方式等因素决定了他们拥有精湛的武艺技能以及更为浓烈的尚武精神。因而，在中华武术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少数民族的武艺内容通过文化交流往往成为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武术的形成、发展中起着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古传说中与黄帝交战的九黎族部落首领蚩尤被视为“战神”、五兵的发明者及角力的开创者即是明证。[1]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明清这几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体育活动也广泛接触，相互吸收、融合。元朝武术的发展即深受其惠。即便元统治者多次推出禁兵令与禁武令，严禁南人、汉人习武，武术的发展受到束缚。然而元士兵来自不同的民族，其军队编制客观上使各民族不同风格的武技交汇在一起。同时，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及随后的统一使得沙陀、党项、契丹、女真及其他色目人，连带从中亚、西亚迁来我国的不同民族所形成的回族，与南人、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一个各民族武技广泛交流的大熔炉，致使元朝武术并没有因禁武而停止发展的脚步。[2]应该说，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除了靠自身不断积累、创新，异质体育文化的冲击、启发与补充无疑促使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壮大。正是华夏大地上56个民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国外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实践，在相互取长补短中融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与智慧，才形成了今天根深叶茂、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不仅如此，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为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我国民族体育文化以悠久而绵长著称，但其中也曾有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一度失传，幸而文化交流屡建奇功，“失传”的民族体育文化在当地失传之前已传播至异地并生根发芽。当体育文化交流再度发生时，外传的这部分体育文化就有机会回传，这和“礼失求诸野”是同样的道理。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长期分裂割据，陇右是北方难得的安稳之地，因而成为保存、发展中原地区民族体育文化的大后方。中原汉俗乐舞《清商乐》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了陇右凉州地区而得到了较好地保存。及至大唐盛世，国富民安，陇右体育文化开始回流，并发展成为大唐《宴乐》和《清商乐》，同时西凉伎、“剑器舞”等也都以汉族体育文化的形态从河西地区复归中原文化体系。多亏了陇右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才避免了中原体育文化的中断与失传，陇右也因此成为有唐一代中原体育文化的繁荣及中华民族体育历史延续性重要文化链。再如，清初以后，中华民族体育的许多内容失传，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与外界交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条。好在中国古代体育与日本、朝鲜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曾有着长期的交流。中国失传多年的一些武术、气功、围棋典籍仍可从日本、韩国的图书馆中找到。[4]因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保存传统文化、维系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的作用。当然，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的输入方并非原封不动地保存这些外来的体育文化。在输出方的体育文化因子不断地丰富输入方的文化内涵，促使其民族体育文化不断丰满、深邃的同时，新文化因子输入方的本土文化也会影响、改变传入的体育文化，引起体育文化的变异。如东周时期由北方直接传入西南地区的三叉式护手剑，在传入地的发展中不仅纹饰变得更为精细富缛，同时带有区别于北方护手剑而具有西南地区青铜器特色的尖突。体育文化的变异是由文化适应造成的，有其积极意义。民族体育文化的流动不仅会发生文化变异，文化变异反过来也会导致民族体育文化间的差异缩小，而同质性增加，从而利于民族体育的文化认同。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方式

无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族际之间，还是中华民族与境外民族之间都存在形式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方式与渠道。移民、外交、战争、传教、婚姻、贸易、旅游等等共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网，正是这张巨大的文化交流网推动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奠定了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坚实基础。

（一）移民迁徙

移民迁徙往往带来文化的迁移。游牧于中原北疆的匈奴、鲜卑、回鹘等许多尚武的少数民族曾大批移民中原地区。如在汉代，匈奴的部分降人武艺精湛且骁勇善战，在大汉被征从军，甚至一部分匈奴人还被选编为护卫京师的精锐部队，驻守长安。[6]他们不仅带来了游牧民族独特的武技，使北方少数民族所擅长的骑射、摔跤传入中原，也带来了勇猛彪悍的异域民风与尚武精神，从而丰富了中原武技的内容，促进了中华武术文化的发展。移民带来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还可以从少数民族武术的传播、交流中窥之一斑。回族武术家河北沧州马凤图在武术思想和实践中尤其倡导武术交流，强调在交流中促进武术流派的融合及分流归类。在家乡沧州已经系统研习了劈挂、八极拳的马凤图，于民国初年远走东北，在沈阳与多位关东武术家换艺，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关内外武术文化交流。定居兰州后，他不仅继续研习流传当地的鞭杆等西棍技法，还不遗余力地向各族民众传播通备武学，并使之成为西北传习最为广泛的武术流派之一。某一武术家携技迁徙，将一身武艺带至其工作、生活的迁入地，促进武术文化的跨地域交流，这在传统拳种流派的传布中是较为常见的。移民迁徙是人类延伸自己和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活动，是文化交流最深刻的形式之一。伴随着移民迁徙，一种民族体育文化被带入迁徙地，对当地体育文化产生影响，进而促使两种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二）外交活动

外交活动如互派使节、古时和亲等是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汉朝将角抵作为接待当时的匈奴、乌孙等少数民族客人的重要娱乐节目。当外国使臣来朝，汉武帝便通过角抵展示汉朝军民的精神风貌，致使各“外国客”、“倾骇之”。这可以视作古代外交中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为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实行的“和亲”政策，虽是一种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加强相互关系的政治联姻，但也往往借之完成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等都存在大量和亲的史实，每一次和亲的迎亲过程都是一次重要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过程，如唐中宗时期和亲中的“汉蕃”马球比赛即是一证。此外，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和亲及710年金城公主进藏都带去了杂技百戏。据《新唐书》载：金城公主嫁往吐蕃时，“杂伎诸工悉从”。这些“杂伎”们身携大量民族体育技艺，在增进汉蕃传统体育文化交流方面必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人类社会弥合冲突，加强合作的理性手段，外交在调整国际关系、带动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与体育便有过很多次的成功合作，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民族体育文化，尤其是被誉为中国文化名片、脸谱的武术文化更是频频出镜。1974年中美“武术外交”便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佳例。近期如2014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参观成都七中期间学练太极拳，以及近年在北京外交学院举行的“驻华使馆武术嘉年华”、“驻华使馆武术一家亲”系列活动，不仅是武术促进外交，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友人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认识，实现了政治外交与文化交流的双赢。

（三）战争征服

古时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可谓此伏彼起，给黎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战争也强势地冲破了异质文化之间的区域藩篱，疏通了异质文化之间的联通渠道，使不同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流。古代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往往肇始于战争，文化融合则多缘于征服。如据《古今艺术图》载：秋千本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山戎用以军事训练的工具。齐桓公战胜山戎之后，将其地收为燕国所有，秋千由此南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受西方体育文化的种种影响更为人们所熟知。中华民族在遭遇了一系列屡战屡败的战争刺激之后，开始重视并加强与域外民族的文化交流。我国固有的体育文化也在这一西化过程中发生着多方面的变化。传统武术就由于西方文化的浸润而导致了竞技性转化，运动场馆、运动服饰等器物层，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然而，战争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一方面推动了民族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伴随着对被征服文化的巨大破坏。战争带来的也并不一定是文化交流，可能是对被侵略民族的文化毁灭性的扫荡，也可能导致被侵略民族的自我封闭、文化交流通道中断。因而，战争在历史上曾起过文化交流的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种消极成分多于积极成分的文化交流形式。

（四）宗教传播

宗教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宗教为附着体的各种文化，都可能对传入地的民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佛门寺僧与武术的历史姻缘使得拳与禅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其中少林拳与少林禅的结合表现得尤为突出，少林武术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佛教禅修方式。佛教通过武术“杀一恶救百善”，武术通过佛教历练习武者的人性，杀戮与救生的矛盾在少林武术中得到了融合。尽管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非宗教方面的文化内容可能在宗教意义上被阐释，或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方面的文化传播可能是宗教借以传播自身的工具，但客观上它带来了文化的广泛交流。西方体育文化传入我国首先是随着西方传教士而至。他们借助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打造了一个西方体育文化传播网络系统。中华民族体育也由此开启了自身的改革之门，不断吸取西方体育各个层面的有益成分，踏上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之旅。宗教带来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的同时，也会把中国的民族体育文化介绍给西方。这些西方传教士们通过撰文、写信、设刊等方式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民族文化，使远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西方人逐步认识中国。尤其是宗教所具有的强劲感召力，文化传播的效率往往高于其他形式，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东西方体育文化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当然，现实中不同的文化交流方式往往相互交错、相互联系、相互伴随，同一个体育文化的交流过程，可能会同时存在多种交流方式并存。

三、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次性

（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面

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我们通常可以将文化由外而内分为器物层、制度层、思想层三个层面。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也通常按这三个层面展开。器物层的体育文化交流相对而言更易发生，有关的记载也较为多见。如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载：“氐（视）蜀射三百。”以射技闻名的川西蜀族时常向殷王进贡精于羌射的好手，此处记述的正是其中一次进贡，贡品为蜀族射手三百名。他们带来的当然包括羌射所用的弓箭等兵器以及羌射技艺。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的，近年川西曾发掘出大量戈、矛、戟等兵器，形制同殷代晚期武器相似，应该是殷王回赠蜀族的。甲骨文的记录和出土的青铜武器见证了古代蜀族和殷商之间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待到近现代的中国，田径场、篮球场，以及足球、网球等西方体育器物交流传入中国的例证更是随处可见。制度层的体育文化交流是中间层面的交流活动，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也较器物层面的交流更为深刻。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及其下属国术馆体系借用西方体育进行自我改造，规范武术教学、规范武术比赛、推进武术的整理和学术研究等。[14]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之下，中央国术馆为近代武术的发展留下了深厚的一笔财富。再如，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龙舟队伍大量地吸收了西方龙舟的先进技术及科学的训练及管理办法，成绩得到明显提升。1987年6月，首次国际龙舟邀请赛上，广东顺德龙舟队以绝对优势一举取得杯赛冠军。这是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积极交流中吸取新的养料加以融会贯通带来的结果。同时，中华民族体育对异国的健身内容提供资源的过程中，也有效优化了他们对国民健身的组织形式。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代表着不同文化内核的思想层是最为深刻的一个层面，当然它的交融也最为艰难。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受封建迷信影响，妇女是从不被允许划龙舟的，甚而龙舟入水之时，她们都要回避。直到1985年，在外来文化的熏陶下，第二届“屈原杯”全国龙舟锦标赛才打破了女子不得参加划龙舟的惯例，正式设置了女子项目，女子组队参加龙舟角逐自此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是社会进步、文化昌明，以及体育文化交流的结果。思想层面的交融意义深远，西方体育文化的规则意识和精神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崇德意识和精神是一种完善，同时，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尚德的意识作为守法、守则的基础，则能促进西方体育文化的思想体系的完善，可谓彼此交融，相得益彰。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三个层面有着表里深浅的不同，然而，它们绝不是彼此孤立的。随着交流实践的发展，文化交流自然不会停留于某个发展层面，而是不断深化推进。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首先表现为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即更多的民族体育文化成为交流的参与方。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化发源地由于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过于遥远而一度处于相互隔绝状态。不过，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能力的提升而逐渐得到克服。就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历程观之，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散居各地，极少相互往来，随着文明的进程，相邻、相近区域逐渐才有了文化交流，然后发展为远隔重洋的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并发展至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都是人类实践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也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从相邻民族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到与周边民族的多边交流，再拓展为区域之间的交流，进而发展到全世界各民族相互依赖的体育文化互动。交流距离的扩大，交流内容的扩充，交流形式的扩展，这都是人类实践能力提升的结果，也是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二是文化交流基本上经历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思想文化这样一个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表层到深层的逐步延伸、推进的过程。从西方体育对近代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文化交流深化的路径。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逐步发生巨大变化，传统体育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样受到强烈的冲击，其中传统武术首当其冲。1911年，马良编定“中华新武术”，通过借用德式兵操的分段分节配以口令的方式，试图对传统武术进行改革。这对于武术借鉴吸收西方体育起到了一个开端作用，只是它仍属简单套用西方体育的外在形式，尚缺乏深入理解与认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近代武术对于西方体育科学吸收开始走向深入，时人从力学、几何学、生理解剖学、心理学、卫生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对古老的武术展开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伴随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呼声的兴起，“土洋体育之争”渐渐平息，转而转向带有官方色彩的“土洋合一”的“民族本位体育”建设。随后的武术便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继续发展。及至新中国成立，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体育不仅在器物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更为人所瞩目的是思想层面的深刻变化加剧了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转化的程度和速度。竞技武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三个层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运动场馆、运动服、运动鞋等器物层，组织方式、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在悄然改变。文化因子之间的密切联系促使诸种器物或制度层面的文化交流最终总会导致精神层面的交流，实践着东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由外至内、由表象至核心的历程。

四、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动力机制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得以运行，异质体育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产生的文化压是其根本动因。广袤而多姿的中华大地，丰富的自然形态为各民族提供了构成文化创造基础的生存环境。各具特色的生存环境、经济状况、社会人文背景决定和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区域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造就了与之相对应的传统体育文化类型，“北人善骑，南人善舟”、“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便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情形。长期从事游牧业的柯尔克孜族，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马是他们的坐骑，是征战、运输的工具，也是他们的朋友，马上运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克孜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刁羊”、“姑娘追”、“赛马”、“马上角力”、“马上拾银”、“骑马射箭”、“女子赛马”等等都与马密切相关。再如世居三江流域的赫哲族，渔猎是其重要的生产方式，以渔叉捕鱼更是其拿手好戏。赫哲族根据叉鱼技术创造了叉草球游戏，并发展成为赫哲族人强健体魄、锻炼智勇、提高渔猎生产技能的运动项目。如果说民族体育起源于生活，那么它就是源于特定生存环境中的特定的人们的生活。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基础，正是与不同环境相适应、相匹配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也造成了民族体育之间文化的种种差异。体育文化间适度的民族性差异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及持续的动力。某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创造对另一个民族而言，或者缺乏创造的基本条件，不借助文化交流就无法获得；或者本土创造的成本过高，通过交流的途径获得则低廉而便捷。正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之间差异的客观存在，体育文化交流才能水到渠成。不过，由于文化因子的丰富性存在，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压通常不会仅仅表现为一个方向，而是随文化因子的不同而存在着交错性。从大的历史尺度看来，文化流动是双向的，是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民族之间的双向流动。所以，在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文化信息的流动常常是交互的。当然，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文化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并不总是保持文化的“收支平衡”，而是不时呈现出文化“盈余”或文化“赤字”的动态景观。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10）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 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哲学学科的划分着眼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外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但我们决不会因为外国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而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外国人的思维结晶。

中国杰出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说过，如果我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世界。”陈康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说出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华学人立志攀登世界哲学研究巅峰的宏伟抱负和崇高理想。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学者唯有着眼于世界，努力向前。张西平先生的研究结论也能起到这种鼓舞作用，它将促使中国学者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作者简介：王晓朝，1953年6月生，安徽桐城人，哲学硕士（1984，杭州大学），哲学博士（1996，英国利兹大学）。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外国哲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主要学术兴趣为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基督教文化、宗教伦理。

详见拙文《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页。

J.Gernet,ChinaandtheChristianImpact:AConflictofCultures,Cambridge,1982.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第2页。

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成都，1993年，第56-58页。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第299页。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35页。

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93页。

王晓朝：《文化的互动和转型》，载许志伟、赵敦华主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311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8-9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页。

方豪：《中西交通史》，重排本，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台北，1983年，第69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29页。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17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6页。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篇（11）

一、和谐与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发端于民族的大迁徙、大汇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时期发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迁徙、大交流，都使许多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汉代的匈奴。三国的乌桓、南北的鲜卑、隋唐的吐谷浑、党项等等。还有些古代民族虽然现在还存在，但除了血统的差异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点，例如满族、土家族等等。当满族最初入关。定鼎中原之时，强烈的民族畛域观念，曾因雉发这样的文化习俗差异而大规模流血，但经过300年之后，满汉在文化上已再难找到什么差异。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其实也是一个混合众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体。现今一般将汉族的祖族认定为“华夏族”，祖先认定为炎帝、黄帝。考“华夏”一称始见于周代文献，到了春秋之时才以“华夏”作为民族称呼。“华夏”一词源于炎帝与夏禹。传说炎帝族兴起于“华山”（古代对秦岭的称呼）之野，炎帝与黄帝是“兄弟”。黄帝之后的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故中原这一地区的民族被称为“华夏”，《尚书正义》说：“华夏，谓‘中国’也。”《尔雅·释诂》说：“夏，大也。”可知“华夏”一词是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史称“四裔”。即东边被称为“夷”的民族，西边被称为“戎”（羌）的民族，南边被称为“蛮”的民族，北边被称为“狄”的民族）。但“华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炎帝族、黄帝族都与居于西北高原的“羌”族颇有渊源。“炎帝以姜水成”，而凡从“姜”字均与“羌”有一定关系。黄帝据史载原居于“昆仑之丘”，其先本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那里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开国之君禹更是“长于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见“华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从青藏高原东迁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后“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许多民族成分，而发展成后来的汉族。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汉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进来。虽然，在汉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依靠强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于汉族的情况，但从主流和总体上看，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交融与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鲜卑的汉化就是一个例子：拓跋鲜卑原属于“东夷”民族，最早活动于大兴安岭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以游牧狩猎为生。公元四世纪前期曾一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建立“代国”，不久为前秦所灭。拓跋硅时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国，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时又将都城南迁至洛阳，由于北魏国家的统一和扩展，鲜卑民族从边疆逐渐深入中原腹区，与汉族和谐相处，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冲破，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于是，给民族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于民族同化。前者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后者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鲜卑的融如汉族是一种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仅通过血统的混合，更主要是社会文化的融合来达到。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鲜卑语为官方语言，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鲜卑语日益显出不适应社会之需的劣势，汉语文的优点和汉文文化典籍之丰盛，使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对学习汉语文有强烈的要求。孝文帝时遂改以汉语为国家的“正音”。汉语成为北魏法定的共同语言后，原有的鲜卑语的使用范围愈来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语文问题的解决又为思想文化的沟通铺平了道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了北魏政权的思想基础。早在拓跋硅时就推崇儒学“以学求为先，立大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此后，北魏政权逐步走上了与儒学相结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学校，儒生数量愈来愈多。作为统治者的拓跋氏也身体力行，钻研儒术，著书立说，按儒学理论治理国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举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动。孝文帝不仅本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过尊崇礼教，提倡孝、礼的思想，使北魏社会全面向儒家理念转化，从而使民间与上层生活都与儒学不可分离。

除崇扬儒学外，北魏还兼奉道、佛两教。北魏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从宗教的方而进一步使鲜卑由原始信仰向华夏正教转化。因为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其文化内涵代表着华夏民族的传统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鲜卑民族的信仰汉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称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证明佛教在鲜卑社会的巨大影响。北魏的社会文化转变，逐渐使鲜卑民族观念文化转变，加速了民族的认同，最终融入于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新鲜血液。

1．民族的流动、迁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愈是流动性大的、迁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这是因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层次交往，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沟通。而没有文化的沟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是文化互渗、消除隔膜的必要环境。北魏统一北方的政治活动和由游牧进入农耕的经济变化，加强了汉、鲜卑及其他民族的联系，居处相杂、文化相染，从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北魏在积极吸取汉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过程中，使其意识形态向儒学、道学、佛学的理念转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汉化认同，因而这一转化比较平顺，没有遇到大的阻拦。

4．和谐精神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动力。尽管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但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冲破了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怀之”思想对华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张采用“怀”，从而导致“怀柔”政策与“羁糜”理论产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亲密与和谐。汉代的《淮南子》更阐发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开提出对夷狄要“爱之如一”。正是这种和谐的观念，推动了汉、唐时期中国民族的大融合。

二．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极至。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动了文化的整合，即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实改造自身的文化，从而给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过文化整合，中国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为“粒食”，由于麦子种植的推广，才发展为北方地区普通的“粉食”。而麦类的传播来自西部的羌氏部落。《诗·周颂·思文》说后稷时“贻我来牟，帝命率有，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来、牟”俱麦之称谓。据考证，它们的原产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传至中原的。至今藏语仍称为大麦为“来”（NAS）。《周颂》说天帝赐麦种与后稷，让他引种于中原大地，从此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产于中原，但由于文化的交流、整合，这一作物成为中华大地各民族普遍种植之粮食。

与麦同情况的是稻米，它最先种植于华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区。至今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中还种植一种非常古老的水陆未分稻，研究证明它是现代稻米的远祖。中国南方称稻叫“谷子”或“禾”，即源于壮、侗语。魏晋以后，中国北方与南方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汇，稻米开始传入北方。隋代以后南北大运河开通，南方稻米大量输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转变，至明代时，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已占全国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区已从一隅之地而扩展到全国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产于巴蜀和云南一带。秦灭巴蜀，统一中国后，茶传入中原地区，以后长江流域普遍种茶，北方人与南方人都有了饮茶之习，并发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饮茗之事。”唐开元中因禅僧坐禅饮茶而兴起全国饮茶之风，茶成为中国的“国饮”。远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传入煮茶之法，进而推广为全民族之风气，以致茶成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必需品。作为藏族文化主体的藏传佛教也将茶引人其文化内涵之中，赋予它宗教的意义。

物质的文化还不足以说明交流对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现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地处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满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国外甚至有人误认为藏文化是与中华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种特异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构建中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为例，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公元七世纪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根。但据史载，吐蕃初期社会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记事”，“不知节候”，“其俗重壮残老”，“人信巫觋”。松赞干布即位后，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从吐蕃周边的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当时盛唐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亚洲文化的顶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错，民族相杂，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给唐、蕃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节、侍子、商贩、僧人去汉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贾不断去至藏区。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汉地丰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过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学典籍如《毛诗》、《礼记》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经》《左传》、《国语》等被大量翻译成藏文，供上层学习。许多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进入国子监，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使吐蕃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将儒家思想精华融入于藏族社会中。在敦煌发现的8～9世纪吐蕃写卷中，有一幅名为《礼仪回答》的藏文写卷，讲述了当时吐蕃社会中对人们道德标准的一些看法，其中写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这与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孝、悌、礼、智、信”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儒学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吐蕃时期，宗教已成为藏族社会的文化核心，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传入吐蕃，著名的汉僧大乘和尚对吐蕃佛教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阐扬的禅宗宗门，对后来藏传佛教举派（白教）、宁玛派（红教）教义的形成颇有影响。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为一位尊神，在藏传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术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经》的卜卦被藏传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们为人占卜时所运用的《五行算经》和《五行图表》即源于对《易经》的借鉴。中华的道教传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极”、“无极”的名词和“九宫”八卦的图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认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观点与藏传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密宗的修法中看到与道教相一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