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论文大全11篇

中医文化论文篇（1）

科学与文化的前因后果

鉴于文化概念极其复杂的歧义性使得定义文化概念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陷入于困境的教训，本文的“文化”一词仅指向文化的核心—哲学。

1.西方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前因后果关系的重构  近代以来，科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日趋断裂成为“鸿沟”彼岸的“两极”。其直接后果：一是导致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二是导致了人文科学的危机，人文科学曾经生机勃勃的时光一去不复还。三是导致了科技完全脱离人文的指引而走向异化。

正是在科技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衍生的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思想界展开了科技与人文之间理解、沟通与对话的努力。1977年8月11日-19日，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上，李约瑟博士提出了“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的观点。1998年1月，在诺贝尔奖得主的巴黎集会上，其宣言的开篇便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该语无疑蕴涵着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一一科技与人文关系断裂其根源在于西方原子论哲学文化背景，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气一元论智慧中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情景，并有助于克服科技人文关系断裂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致力于科学技术（包括医学）与文化之间沟通的努力，“中美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学术研讨会”称之为“合理重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实际上只是还科学技术与文化本然关系的真面目。因为，“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2.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的“共轭”关系  袁立指出：“在中华科学学术体系中，社会政治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其中对人文学术的把握又是从自然科学成果到社会科学成就间的必然联系环节”，“国学是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直接应用到人文科学再贯穿到社会科学的体系”?。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的观点，这种关系即“共轭”关。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是医学诞生的土壤，中医学作为人类医学文明具体形态之一，其成长同样是一个文化过程，其发生、发展与变化同样离不开在相应文化中的前因后果。

1.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步演进  据笔者与诸多同仁的研究结论，中医学在其身后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同步演进的关系，这种“同步”主要包括两个内涵：首先是性质上的同步。如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以表知里、类比推理、类比说理医学实践与气一元论哲学文化背景相呼应；宋元时期理学思想的广泛渗透与“辨证论治”思想的全面推行；明清时期随着西方原子论哲学思想的东渐，出现了医学的本体论实践等。其次，是高峰时相以及高度上的同步。每一次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都伴随着一次中医学的发展高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四大经典的问世，标示中医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并从零星的积累走向体系的形成；晋、隋、唐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同样带来了中医学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出现了医学高度综合及其伴生的分科兴盛局面等。

2.中医理论的哲学化  中医学理论有着浓重的中国古代文化色彩，有人把这一特点称之为“中医学的哲学医特征”。笔者则主张用“医学理论的哲学化”来进行概括。

2.1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  中医学的一系列概念的确大量地来自于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改造应用，归纳起来有精、气、隐显、有无、形神、阴阳、五行等所派生出的数量可观的医学概念，如脏腑之精(气）、藏象、形脏、神脏、脏腑阴阳、五脏系统之间的生克、胜复、制化、乘侮、母子相及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的这种移植与嫁接决不是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这主要因为这种运用无一不是“改造”中的运用，且不论嫁接等情况，即便是不经嫁接的概念，在中医学中常具有不同于哲学的内涵；另外，经过移植，同样的概念也常并不保留哲学领域中的全部运用特征。

2.2哲学理论作为说理工具  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的多学科知识在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又提供了重要的说理工具。如精气学说使藏象学说构建了精为脏腑精气生成之源、精气运行不息促进脏腑生理机能的藏象理论。阴阳学说用于说明脏腑的阴阳属性，脏腑精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推动脏腑的生理机能活动，并维持了脏腑自身的协调平衡的理论等。

2.3哲学命题作为推理前提  在中医学术史上，历代医家不仅运用取象比类于比喻说理、论证阐发，而且运用类比推理以发见新知。就藏象学说而言，据笔者的研究结论，藉类比推理所发生的主要理论成果甚多，如心化赤为血、肺气“肃降”、脾宜升则健、肝主疏泄、肾者主蛰等。

综上可见，“医易同源”“医道同源”与“医儒同源”正是对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千丝万缕联系的概括。

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同

中医文化十分广泛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派的理论成果，但中医文化又决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思想的高度上呈现的是同中有异的关系，这又为中医文化研究构思提供了最终的依据。

1.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同  就研究的对象看，中医学研究的是人，“人的存在……是儒家的基本关注之点”。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两个重要学派一一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更为本质的是，中医学视野中的人乃“形与神俱”的完整的人，身心一元的人，而且是把这一完整的人放在天地自然、社会这一最为广阔的背景和联系中来进行考察的，即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这又与中国古代文化“究天人之际”的要求与对象相契合。如《汉书·司马迁传》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北宋哲学家邵雍所主张：“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等。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在研究对象的重叠上至少有3点：一是人以及人的形与神俱规定；二是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宇宙的关系；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称人与社会的关系。

2.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象在相同的基础上又有着不同的一面，所不同者乃侧重点与理论目标不同。正因为侧重不同，中医学的援哲人医既体现了哲学理论的运用，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理论，如《论语·乡党》记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送药，孔子拜谢接受，然后说：“我孔丘不了解这药的药性，不敢吃啊”。可知孔子于医之未达，也正好说明中医学的补充发展作用。

梁漱溟先生总结自己一生的思想来源时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从来之根柢”。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等针对日本中国思想研究中疏落医学的问题指出：“历来的哲学史中没有把医学思想纳入，倒是应当奇怪的事”。

中医文化论文篇（2）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本校2014级中医八年制专业的138名学生作为PBL教学研究对象，授课教材使用中医药出版社《生物化学》第7版唐炳华主编教材，

1.2教学方法

目前我校针对中医专业特点，将中医专业生物化学授课内容整体优化后划分为三大版块，即物质化学、物质代谢和肝胆生化与疾病。物质代谢版块包括生物氧化、糖代谢、脂类代谢、氨基酸代谢四个部分。肝胆生化与疾病是第三版块。在有限的学时内，全程展开PBL教学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结合中医专业特点，精选适合PBL教学的物质代谢版块和肝胆生化与疾病版块内容，选择合适的临床病例，在课堂中以微视频形式播放并讲解相关的具体临床病例情况并提供患者资料，要求学生针对此患者基本情况，利用网络查阅相关资料，分组讨论疾病的可能发病机制、目前中、西医临床治疗方案，并比较不同临床治疗方案之间的优劣，以促进学生从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角度理解生物化学物质代谢和肝胆生化版块授课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例如：采用微课小视频在课堂展示以物质代谢紊乱引起的疾病如脂肪肝、多并发症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胆结石和黄疸等疾病相关的临床病例，要求学生针对上述疾病从生物化学知识角度讨论疾病发生的机制及目前中、西医临床治疗方案，促进中医八年制学生从物质代谢角度理解并讨论疾病发生的具体机制以及中西医治疗差异，培养他们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2评价和分析

PBL教学效果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固定的时间内对课堂中提到的问题，每组出一名学生代表回答问题。学生通过多种途径如电子版教材、网络精品课程视频、网络微课、慕课教学平台、手机移动百度搜索等搜集资料，进行分组讨论并在课堂中抢答积极讨论。鉴于课时的关系，有些复杂问题留给学生放在课后讨论。授课老师针对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带有共性的问题进行讲解，并结合授课内容强调重点、难点。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应把控课堂讨论气氛，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在学生回答问题方面，结合目前我校实施的形成性评价考核进行评价。学生的形成性评价考核成分由期末考试成绩(70%)、平时成绩(20%)和实验成绩(10%)三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20分(由课堂讨论回答问题情况构成)。在PBL教学模式中，每组学生在回答问题方面的表现是平时成绩的组成部分。对于回答问题较好的每组同学给予更高的平时成绩。同时，教师对学生回答问题情况(问题回答的正确性，问题回答的深度和广度)进行点评，引导学生反思在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通过反思做出总结，巩固自己学到的知识。同时，也可让学生在课后整理自己以及本组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错误。教师根据学生在讨论中的表现做出客观的评定。当然，在PBL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可根据学生的反馈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作出及时而有效的调整，使教和学双方面同时得到提高。采用PBL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后，笔者对参加PBL教学的中医班学生发放问卷调查进行效果评价。调查内容包括临床问题分析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对生物化学授课内容的理解能力，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师生互动、课堂气氛、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思路开拓、知识的记忆能力等方面。此问卷主要评测中医八年制学生对生物化学课程物质代谢相关知识的掌握及对PBL教学方法在中医八年制生物化学课堂教学中实施的合适度等，共发放调查问卷138份，回收138份，应答率100%。调查的具体结果见表1。从以上问卷调查结果看出，在中医八年制生物化学教学中实施PBL教学法，82.60%学生认为提高了他们对生物化学课程的学习兴趣，85.50%学生认为PBL教学增强了他们对生物化学授课内容的理解，80.43%学生认为PBL教学提高了他们对生物化学授课内容的记忆能力。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PBL教学活跃了中医班生物化学课堂气氛，在结合临床疾病发病机制和治疗方案基础上提高了中医八年制学生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能力。PBL教学开拓了学生思维，使学生在分析主观题时思路更广阔，能够引用其他学科知识，体现出较强的综合能力，尤其是在培养中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探索创新精神方面。

3讨论

PBL教学法的特色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以具体病例为切入点提出问题，以讨论这些问题为手段来激发和启迪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3-4]。在中医八年制生物化学PBL教学模式中，教师在课堂中采用微视频展示相关病例情况，介绍患者的具体情况并提出问题，学生围绕教师提出的问题，利用当今发达的网络资源进行深入思考并展开讨论。针对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程度和准确度，以给予平时成绩的形式对学生回答问题的表现情况进行形成性评价。通过结合PBL教学方式，在中医八年制班级中以讨论形式讲授物质代谢与疾病相关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在中医班形成了轻松愉悦的生物化学学习氛围。调查报告结果还显示，PBL教学促进中医专业学生对物质代谢中复杂代谢途径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了学生临床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有利于培养适应新时代的创新性的卓越中医人才。例如：教师通过以临床真实病例为出发点引导中医八年制学生对“不同类型糖尿病发病机制和中医临床治疗策略”和“肝性脑病的发病机制和中医临床治疗策略”等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从分析临床问题角度充分挖掘中医八年制学生临床思维潜能。尽管PBL教学提高了中医八年制学生临床思维和生物化学教学效果，但是在顺利开展需要解决以下问题。首先，教师应结合理论知识精选临床病例，学生应对物质代谢授课内容十分熟练，并配合老师积极查阅相关资料熟悉临床疾病发病机制和临床治疗方案，才具备解决和分析临床问题能力。其次，在中医八年制班级生物化学中实施PBL教学，要求教师掌握丰富的中医中药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具备一定的中医中药知识背景，凭临床和教学经验来分析教学内容，密切联系临床病例。再次，教师还应掌握医学最新发展动态，密切关注临床疾病发病动态和各种临床治疗方案，将生物化学代谢知识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中医临床疾病防治紧密结合，才能对学生给予正确引导，保证教学活动顺利进行。

作者:陶怀 张波 周赛男 宋岚 胡梅 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参考文献

[1]宋岚，胡梅，张波，等.在中医学临床拔尖班生物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科研素质的探讨[J].科教文汇，2016（19）:73-74.

中医文化论文篇（3）

中医学对很多现代疾病的理解，仍然可以引发学术界的相关争鸣。这样学术争鸣之后，人们就可能树立起中医理念。比如白内障，现代医学对病理的解释归于代谢紊乱，这也同样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理解，却轻易取代了中医学白内障概念的地位。问题同样在于现代医学的解说是白话的。白话是当代人使用的语言。作为医患沟通的基本要求之一，在解释时要注意使用病人能听得懂的语言。如果不能让患者听懂，将会带来诊断、治疗等障碍。

一种中医病名被分解成多种现代疾病比如癃闭，被分解成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道畸形等。从现代医学病理上讲，增生是细胞数量的增多;肥大是细胞体积的增大。于是，癃闭逐渐成为很少被人提及的病名。头痛，被分解成血管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等疾病，而每每患者被确诊为这些具体病名的时候，医生感到了一种踏实，患者感到了诊断的精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解析中医学疾病正成为一种文化，常见语句是“传统中医学认为……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在很多疾病的分类中，也存在着中医学参与探讨的空间。比如消渴，现代医学可以找出有此典型体征的疾病若干:尿崩症、甲亢、糖尿病等。面对这种情况，中医学可以做出两种选择:放弃消渴理论的制约，把消渴看成是过时的理论，然后加入对该类疾病的探讨中;还有一种是用新医学观念来解释高消耗应激的各种形式，从而解释了消渴理论下的处方对各种病因下的消渴症都有效果。在这些方面，中医学人士的相关工作也正引起国内外重视。

中医文化论文篇（4）

1.1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本科生的中医思维方式

对于中医本科生教育来说，教学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提高其运用中医理论的能力。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医理论的形成根植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文化之中，尤其是深受古代哲学理论的影响，在中医理论中经常可见到阴阳五行等理论，比如《黄帝内经》就充分吸收了哲学学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一种强调宏观整体、平衡和谐及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如果在中医本科生教育中不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则学生无法培养成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在西医学理论不断冲击中医学的背景下，更需要加强对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其真正了解并掌握传统中医理论的内涵、思维方式和运用方法。

1.2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打牢学生的中医根底

中医本科生教育的总体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并掌握中医学理论知识，逐步打牢学生的中医学理论功底。由于中医学是从传统文化中发展而来的，所以中医课程的内容就显得晦涩难懂，尤其是刚刚接触中医学课程的学生，往往提不起学习兴趣，甚至望而却步。为此，在教学中，就需要教师根据中医理论的特点，并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两者相互融合，以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和有效性，并在这样的中医教学中，逐步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学生只有了解和熟悉了传统文化，才能对中医的深刻内涵加深了解。

1.3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医德风尚

在中医本科生教育中，不仅要重视中医学理论的培养，而且更要重视学生医德风尚的培养，将医技与医德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当前，市场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医患关系日渐紧张，加强学生医德教育势在必行。我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主张“仁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中医理论受其影响，同样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理论，认为“医乃仁术”，对医德的重视，可见一斑。因此，在当前的中医学本科教育中，必须加强对学生医德的教育，将“术”与“德”充分结合起来。由于学习中医学的本科生大都是理科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比较少，所以更加需要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其了解古代社会的民族心理、道德观念等，然后更深刻地理解“医乃仁术”的含义，逐步提高自己的医德风尚。

2加强对中医本科生传统文化教育的策略

在中医学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在上文中主要介绍了加强中医本科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而为了更好在本科生教育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笔者认为可遵循“激发兴趣打牢基础促进学习”的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校园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具有广泛内涵的隐性课程，对于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兴趣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采取的方式有雕塑，并配以文字说明，通过的雕塑和文字向学生介绍我国古代著名的悬壶济世的名医，可将这些医德高尚名医的经典名句展示出来；打造中医传统文化历史长廊，集中展示我国古代中医学的成就，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建立中医传统文化网站，将有关中医理论的古典书籍、文化常识和视频资料等上传共享，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和途径。通过上述方式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2优化课程设置，逐步打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中医本科生从小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很少接触传统文化教育，因此对于本科生传统文化的教育，必须优化课程设置，逐步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和模式，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读懂深奥晦涩的中医学理论知识典籍。当前，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各个中医院校均加大了传统文化教育力度，开设了经典名著、古代散文等课程，但是从专业课程设置来说，传统文化课程仍然相对较少。传统文化教育包括古典文学、哲学、训诂及音律等方面，根据中医学理论的特点，应着重加强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古典哲学思维的培养，逐步提高文史哲课程比例，使学生了解古代的道德伦理、逻辑及人文素养，充分了解和领会中医学理论的精华和精髓。

2.3在专业课程中渗透传统文化，提高专业课的教授效果

加强对中医本科生传统文化教育，除了通过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优化传统文化课程设置之外，还需要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也就是将专业课程教学与传统文化的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比如在讲解阴阳五行、精气等学说时，教师应向学生详细讲解“取象思维”模式，引导学生逐步领悟“远取诸物体，近取诸身”的认识方法，学会从千奇百态和变化莫测的现象、事物中思考事物的发展。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可向学生讲述一些名家名医的事迹，主要是他们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经历，使学生逐步了解自己的一言一行均干系重大。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可提高学生学习中医学的热情，而且还能够提高其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

中医文化论文篇（5）

二、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翻译的影响

鉴于语言、文化、翻译之间的关系，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中医产生并发展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文字的影响

中医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化，其经典著作多以古文形式写成，具有浓厚的古典文化色彩。汉语古文有时具有现代汉语没有的用法和意义，有时语言深奥、抽象而模糊，加大了中医翻译的难度。译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古文知识，理解原文的语义意义;译者还必须充分了解中医，理解原文的医学意义;译者还必须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在文化背景里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意义。只有做到以上三点，译者才迈出了中医翻译的第一步。比如，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语言为古汉语，文中有很多现代汉语没有的词语，比如通假字、古今字等。翻译时要结合语篇，并参照注释本，才能明确其含义。比如，“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这里“空”就是通假字，同现代汉语的“孔”，“空窍”就是“孔窍”，意为“毛孔”，直接英译为“orifices”或‘externalorifices”较好。《黄帝内经》的首部英译本译者伊尔扎•威斯女士(IlzaVeith)由于对中国古汉语这一特殊词汇现象不太了解，将其译为“evilwouldcomeduringthisperiodofemptiness”，不仅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而且没能很好地传递中医文化。

(二)思维方式的影响

中医的思维方式及其看病诊病治病方法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首先，中国文化重形象思维、重直觉，在语言使用上重意合，很多词语具有言外之意。而英语则重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文中语言关系明确，因而翻译时要特别注意汉语词汇的隐含意义向英语词汇的非隐含意义的转换。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三八!臣氢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这里“三八”是隐含意，意为“二十四岁”，可译为“Attheageoftwenty－four”，而不是字面上的“threeeight”。其次，中医强调整体，主张辩证治疗，强调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译者要充分了解这一文化现象，把握这种思维方式，才能做好中医翻译。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这里暗含着中国文化中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译者了解五行文化才能读懂原文，做出恰当翻译。第三，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即“天人合一”。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翻译特别要注意的。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鱼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按照现在汉语，其意思为:“凡是天地之间，六个方向之内，无论是地之九州，人之九窍、五脏、十二关节，都是和天气相通的。”

(三)文化哲学的影响

许崇信在《文化交流与翻译》中说道:“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深受中国文化哲学影响，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和人文性。不理解中国文化哲学，是很难理解中医的，更不用说进行中医翻译了。首先，中医里一些人名具有文化特色，如“黄帝”、“歧伯”等。其次，中医一些常用术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如“阴阳”、“精”、“气”等。第三，中医里还有一些易造成文化误读的词语，如“春秋”(指年龄)、“百岁”(虚指，并不是真的指一百岁)等。对这些名称、词语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不理解，如将“黄帝”译为“EmperorHuang”或仅仅音译为“Huangdi”，都不能很好地传递其所包涵的文化意韵。更重要的是，中医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息息相关，其核心思想、理论机制及主要内容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反映和体现。如《黄帝内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以同类相应为规律建立其理论的。其精气理论是对道家“道”即是“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许多养生和治法理论是“道法自然”的产物。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旦盟，和于术数，……”这句话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原理，“其知道者”意为“懂得养生的道理”，“法于旦盟”意为“效法于天地阴阳的自然变化”，“和于术数”意为“调和于术数”。译者要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深刻理解“道”、“术数”等文化含义，才能对其进行翻译。

中医文化论文篇（6）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

［2］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中医文化论文篇（7）

从医院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医院文化的合理运用和有效建设，不仅可以增强医院全体员工的凝聚力，还能融洽医患关系。因此，管理者对医院文化在医院发展建设中作用的全面了解，可以不断完善医院管理机制，最终推动医院更长远的发展。

一、医院文化在医院发展建设中的作用

随着我国医疗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当前医疗文化在医院发展建设中的作用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医院发展方面

在医院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医院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管理者搞好医院发展建设中的医院文化，势在必行。医院文化是医院全体员工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价值观、医院发展理念等多个方面的展示。在日常工作中，它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医院员工的思想、行为，并帮助医院员工树立科学的思想观念和工作理念。医院文化主要是指物质、精神、管理、决策、政治、价值体系等几个方面的相关内容，是医院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不仅可以提高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热情，还能激发员工潜在的能力，从而促进医院不断发展。因此，医院文化在医院发展方面有着重要实践作用。

（二）医院管理绩效方面

在医院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医院文化与医院的各项工作都有着直接联系，它不仅可以丰富医院员工的知识面，还能提升医院的管理水平，最终促进医院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医院文化在医院管理绩效中发挥着重要积极作用。管理者必须将医院的发展目标和医院文化建设结合到一起，才能真正引导医院员工树立科学价值观。与此同时，注重人文精神的构建，是医院管理机制不断完善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对医院发展进行全局规划的情况下，医院文化应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三）医院持久竞争力方面

在医院的长远发展中，医院文化在保持医院持久竞争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对促进医院管理结构不断优化有着重要影响。总的来说，医院文化在持久竞争力方面产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激励作用。医院文化建设是从心理角度出发，注重心理引导和激发，以充分发挥人潜在的能力。因此，医院文化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促进医院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二是协调作用。想要实现医院的发展目标，管理者就必须增强医院员工的团结意识，并提高各部门的协作能力，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医院管理工作效率。因此，医院文化有着重要协调作用，这是实现医院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基础；三是凝聚作用。在医院的发展建设中，人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管理者必须将医院员工统一到一个发展目标上，才能真正促进医院长远发展。因此，医院文化有着重要凝聚作用，这是医院整体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动力。

二、医院发展建设中加强医院文化建设的策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医院发展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医院文化建设，确保医院管理理念的先进性，从而促进医院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目前，医院发展建设中加强医院文化建设的策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合理制定建设制度，注重医疗水平提升

新时期，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医疗行业的现代化服务提出了新要求。良好的医院文化建设是医院经济和政治稳定以及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合理制定建设制度，搞好医院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医院公信力，有利于助推医院可持续发展。在医院日常服务工作中，医患矛盾问题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同时这也是困扰医院及医务工作人员的重、难点问题。为了减轻或化解这一尖锐矛盾，医院须打造健康就医环境，真正将“以患者为中心”的宗旨贯彻到日常工作之中，从而维护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医院文化建设必须注重提升医院医疗水平，全面落实医疗安全防范措施，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医院文化的作用，从而减少医患矛盾，提高医院医疗质量和员工的工作效率。

（二）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利用，提升医院整体形象

在激烈竞争已成新常态的今天，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利用，是医院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之一。适时引进国内外领先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有利于医院发展建设目标的顺利实施，从而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各种需求。在实践过程中，医院文化建设需要注重提升医院整体医疗水平和形象，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医疗风格，才能真正提升医院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医院整体效益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在合理利用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员工道德素养、职业素养等的提升，专业培训和技能培训的加强，也是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注重医疗队伍建设，全面构建物质精神文化

在医院的发展建设中，不断提高员工综合素质是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管理者必须注重医疗队伍建设，提高医院员工的综合技能，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医院文化的激励、引导作用，最终促进医院管理体制更加完善。因此，从医院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发，管理者应提高对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认识，注重各项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使医院发展目标与实际需求相符，并全面开展廉政文化工作，这样才能真正构建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的医疗队伍。与此同时，全面构建物质精神文化，将“事业快速发展、人才充分利用、患者早日康复、员工福利优厚”作为重要物质文化，从而营造和谐、积极的人文环境，以便医院员工的工作热情不断高涨，保障医院的医疗工作更好地进行。

（四）完善医院配套设施，提高信息化水平

随着信息技术在各项工作中的应用变得越来越广泛，信息化设备在医院发展建设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更新设备，才能使医疗技术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从而满足不同患者的需求。医院配套设施是医院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不断完善和更新，并注重信息技术和设备的充分运用，才能提升医院管理水平，最终实现医院文化建设的真正目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医院必须迅速转变经营理念，逐步向着市场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这样才能提高医院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真正实现医院各部门工作岗位的最合理配置。由此可见，完善医院配套设施、提高信息化水平、才能真正推动医院可持续发展。

（五）关心医院员工生活，增强员工凝聚力和向心力

关心医院员工的生活。员工是医院创造劳动价值的主体，医院应维护员工的健康和保障员工品质生活，并向员工提供一定的福利待遇：如改善员工工作环境、提高员工的培训和晋升机会、为员工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及经济性奖励等。这有助于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吸引并留住高质量人才，从而提升医院的医疗水平，实现其战略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目的。

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学习、培训、讨论、座谈等方式，提高医院员工的自我提升意识，并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是当前医院不断发展和有效建设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充分利用网站、医院QQ群、电子显示屏、微信等现代信息载体加强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并积极开展各种寓教于乐和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这不但有利于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还能增强与员工的亲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促进医院的医疗事业不断健康发展。

（六）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加大行风建设的深度和力度，对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管理者应积极完善医院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监督制约机制，在严格执行职业纪律和行为准则的基础上，开通多元化的行风信息收集与反馈渠道，落实违者必究、究治并举、奖罚分明的处理制度，从而使医院的医德医风建设沿着积极、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建立信任和谐的医患关系，是谋求医患双方崇高价值取向共同归宿的基本条件，是减少医疗纠纷与诉讼的最有效的预防机制。医患关系早期模式是病人对医生专业权威的依赖；当前医患关系虽总体和谐，但和谐中有小的不和谐。整体上看，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对医生和医院的消极、负面情绪，医疗纠纷逐年增多。建立信任和谐的医患关系的关键就是解决好医患矛盾。因此，医院应教育医务人员转变思想观念和服务意识，医务人员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上帝”，全方位服务于患者、服务于社会的工作作风。医院与医务人员必须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不能简单地把患者当成无助的“病人”，要真正落实以患者满意度作为衡量医疗服务工作的最高标准。管理者只有不断完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减少医患纠纷，才能确保整个医疗事业的顺利发展。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医院文化在医院发展建设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管理者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合适的策略加强医院文化建设，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医院的市场竞争力和管理水平。因此，在医疗体制不断改革的情况下，根据医院的实际发展需求，明确医院文化建设目标、合理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设备，是提升医院整体形象的重要途径，这对于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窦心雅.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医院文化建设[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5（35）：151.

[2] 黄B.论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策略[J].赤子（上中旬），2015（22）：163.

[3] 邵亚玲，房冬晓.医院文化落地生根的实践与探讨[J].淮海医药，2015（5）：512-513.

[4] 王琼，张培莉.医院文化建设的质性研究[J].当代医学，2013（6）：16-17.

中医文化论文篇（8）

1．2加强博物馆(医史馆)中医药文化元素建设近些年来，以中医药文化元素为主题的博物馆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有以下4类:①建于中医药高校的中医药博物馆;②具有较强实力和规模的中药企业建立的中药博物馆;③中医院建立的中医博物馆;④地方民间组织建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医药博物馆［5］。截至目前，我国的中医药博物馆(医史馆)有近50家，这些博物馆(医史馆)将中医药文化元素融入进来，不但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还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以及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双重属性，成为展示中医药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1．3加强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医院文化是医院的软实力，在推动医院发展、提高医院的综合竞争实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精神意识、行为规范的基础，是医院多年发展过程中的积淀，是一种群体文化［6］。医院文化建设主要有核心价值体系、行为规范体系、环境形象体系和学术文化领域4个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带动作用，加强医院文化建设与创新，树立医院中医药文化品牌和学术旗帜，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

1．4加强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发展中医药文化旅游是《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重要内容，中医药文化旅游是是一种健康、生态的旅游方式，将中医药文化与旅游资源有机结合，符合人们“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生态理念，是打造中医药文化品牌、提升中医药文化旅游竞争力的新途径［7］。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建设有助于加强中医药资源和旅游企事业单位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提高中医药文化传播水平、提升中医药文化旅游服务质量，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

2拓宽中医药文化宣传渠道，注重中医药文化传播

2．1发挥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引领作用首先，高等中医药院校作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人才队伍建设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基础和关键，是向广大消费者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普及有效实用中医药知识的主要群体，是做好中医预防保健、开展中医医疗服务的骨干力量;其次，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工作者和学生接受过正规学习和训练，具有扎实的理论文化知识、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和较高的素质，在中医药文化传播过程便于被消费者认可和接受，有助于广大消费者更好地了解并掌握中医药文化知识［8］;再次，中医药院校可以定期举办一些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向他们传播健康养生、预防保健、诊断治疗的知识，让他们体会到中医药带来的好处，让消费者更好地享受中医药健康服务，从而主动参与到中医药文化宣传中来。

2．2注重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传播中医药文化是一种多元特色文化，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心理价值已被全球多数国家所认可并接受，尤其在以生态为生活主题的今天，人们更注重用它来进行健康养生、预防疾病［9］，这就为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乃至产业链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通过整合中医药创意产业价值链，提高中医药创意产品的竞争力，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心理效益［10］。

2．3开发大众化中医药文化传播载体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与科学技术，将中医药文化打造成以文字、声像、图像、动画等形式为主的传播体系，借助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介，寓知识传播于娱乐之中［11］。如河南中医学院拍摄了《苍生大医》《精诚大医》《河南中医1958》3部影片，其中《精诚大医》从来自世界26个国家的826部参赛影片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第16届美国洛杉矶国际家庭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影片以厚重的中医文化底蕴和精彩的艺术形式，为中医药走向世界、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中医药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2．4利用好中医药文化师承教育途径中医药文化师承教育是通过师承的方式将博大的中医药文化在传承中医药学知识的同时一起传播下去，它不但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而且注重素质技能的培养，强调医风和医德建设［12］。要充分利用师承教育在中医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借助师承教育的优势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

2．5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新路径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中医药文化传播开辟了新途径。较其他传播途径而言，通过网络搜索、博客等方式进行中医药网络传播，可以实现随时随地查阅中医药书刊、报纸、杂志、视频等信息的目的，一些群众喜爱、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教育片和中医养生视频等进一步提高了中医药文化知识的普及率。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和认可，具有原创、即时、便捷、互动等特点的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技术平台的出现，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13］。因此应加强推广和应用新兴媒体，加速中医药文化的传播［14］。

3提升中医药文化竞争优势，加快中医药文化品牌构建

突出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促进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形成独特的中医药文化品牌是持续提升中医药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15］。

3．1打造中医药文化国家品牌中医药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更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要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和机会，积极打造中医药文化国家品牌，力争形成国家对外交流与宣传的名片。

中医文化论文篇（9）

韩国政府在1948年建立之初就通过宪法规定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劳动者的劳动三权（团结权、团体交涉权和团体行动权），韩国宪法第19条规定“政府依法保障因老龄、疾病以及其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基本生活”，但宪法规定的该项基本权利由于战争和经济因素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有关医疗保障政策只是出现在学术层面，如大学教科书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到1950年代前半期。1960年代前后韩国才出现有关医疗保障理论方面的探讨。1959年秋，每周四由韩国保健社会部议政局主持召开的有关引进健康保险制度的研究会，被视为政府层面就医疗保障进行政策性咨询的开端。由于当时韩国刚刚经历战后恢复的困难阶段，受经济力量不足的制约，韩国政府不仅无法满足大多数公民的医疗需求，而且也没有能力提出解决公民医疗问题的政策性构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3年医疗保险法的颁布实施。韩国医疗保障的对象大多局限于特殊人群，如对战争难民、流浪者、灾民等的医疗救助，以及一部分医科大学学生举行的农村医疗服务上。

2国家主导下的分阶段建立医疗保险阶段

韩国医疗保险制度始于1963年，经历了自愿保险和强制保险两个阶段。在自愿保险阶段，由于缺乏加入保险制度的强制性，该阶段基本处于发展的空白期。自1977年开始，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强制性加入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正式实施，其后强制加入的范围逐渐扩大到300人、100人、16人、5人，以及全体公务员和公民（见表1［1］）。由此可见，韩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由局部人群逐渐扩大到全体公民、由分散的多头管理走向保险对象集中管理的发展之路，到1989年全体公民都享受到了医疗保险的给付待遇。1963年医疗保险法颁布后的12年里，韩国分阶段快速地完成了医疗保险全民覆盖的目标。该阶段的医疗保险发展呈现出强烈的国家主导色彩，医疗保险制度的整体发展规划由政府统一制定，并由国家行政力量来强制推行，排除了由于适用对象的不同步造成的各种干扰。但这一阶段在保证了医疗保险制度顺利实施的同时留下了许多历史问题，如自由职业者的医疗保险待遇问题，过度保障大企业职员、公务员、公办学校教职工的利益等。

3社会环境大变化下的医疗保障制度整合阶段

进入1990年代之后，韩国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发展进入低速平稳阶段，同时社会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社会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增强，呼吁公平均等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运动不断涌现。在这种社会压力之下，1997年12月韩国制定颁布了国民医疗保险法，并以此法为基础，于1998年10月组建国民医疗保险管理公团，对既有的227个劳动组合保险和公务员、教职工团体医疗保险公团进行统一管理，实施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2000年1月1日，以1999年2月制定颁布的国民健康保险法为本，对公民健康保险管理运营体系实施了一体化管理。从2000年7月起，所有医疗保险组合的管理、运营都纳入到国民健康保险管理公团，实现了医疗保险组合的再次整合。在管理和运营整合统一的基础之上，依据2002年1月出台的国民健康保险财政健全化特别法，韩国于2003年7月对健康保险财政实行统一管理，健康保险制度最终实现了管理、运营、财政的高度整合，韩国医疗保障走入新的历史阶段。健康保险管理公团的设立，保障了韩国公民平等享有健康的权利，既存的“碎片化”“局部化”现象得到缓解。“韩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借鉴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形式的社会保险体系的同时，还追求公平性和效率性，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值得其他国家借鉴”［2］。韩国医疗保障制度之所以发展比较迅速，且成效较大，除得益于其经济发展和政治安排之外，还与其本身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韩国社会历史文化特性

1民族主体性

从地理位置来看，韩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半岛，自古以来与我国存在割不断的历史联系，儒教、佛教等宗教，以及济困制度等都是通过中国或者从中国引入到韩国的。另外，韩国还与其南部的日本存在诸多交流。东亚秩序自汉朝形成并发展以来，以“朝贡”“册封”为特征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和支配的体系，韩国自三国时代开始被纳入该体系之内，这是中国周边弱小国家为避免其被直接统治而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也是直到19世纪维持亚洲和平的一种外交典范，被称为“等级安全机制”［4］。这种秩序是以不侵犯为前提而存在的一种东亚共存关系，一般仅指政治关系，并不会影响到经济、文化及科技之间的交流。但中国的力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强或削弱，会间接对这种关系的稳定性产生冲击，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数千年间韩国并没有被中国合并或者同化，一直作为民族国家生存下来，这得益于韩国民族所具有的强烈的主体性，即使在被日本完全吞并的时代，这种民族主体性仍然得以保持。韩民族所具有的对外部势力进行抵抗和斗争的强烈意识，使其在面对压迫或不公平对待时很容易产生万众一心的意识和行动。

2事大主义倾向

在强烈的民族主体性引导之下，民众很容易对别的民族理解不深从而产生排斥性，历史上的典型表现就是当时的朝鲜过度崇拜明朝及华夏民族，而对其他国家（王朝）和民族则采取了蔑视的态度，在朝鲜的《经国大典》里就明确记录“事大（明朝）”的条款。明朝灭亡之后，韩民族看不起曾经作为“蛮夷”的满族建立的清朝，反清运动一直持续，更将自己称为“小中华”，因为作为“中华正宗”的明朝已经灭亡，而满族又为蛮夷之族，所以朝鲜就理应成为“中华传统”的主体，之后在中（清政府）、日、俄之间摇摆，1945年解放后直到现在，又一直在“事大”美国。事大主义思考方式意味着自主思考和活动的缺乏，明显的表现就是20世纪初韩国的路边树木全部是七叶树，＂路边树木？七叶树啊！＂的思维几乎占据全部韩国人的头脑，当社会成员缺乏自主性时，就很容易被动员起来投入到一种事情之中。

3儒教文化

韩国自古以来就深受来自中国的各种宗教的影响。在中国三国时代和朝鲜半岛的高丽时代，佛教对韩国的影响尤其强，将佛教定为国教；朝鲜建国之后压制佛教，将儒教作为国教，这种政策持续了数百年，韩国现在仍自称为“儒教之国”，但这种“儒教”与孔孟的教导和思想并不一致，后发展成为统治阶级的伦理规范，成为对公民行使绝对支配权的工具，对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帮助。朝鲜时代统治阶层的文化和百姓的文化是完全分离的，是将统治进行合理化、组织化的文化，强调＂身份社会＂，我们所熟知的“三纲五常”是其典型代表，崇奉身份差异，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视身份而定。

4家族主义

家族主义与儒家文化紧密相连，主张对于家族的关爱压倒其他欲望和行动，把家族利益作为行动的主导［5］。家族主义强调所有问题都要在家族内部、家庭内部解决，不重视家族外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济作用。例如，韩国过重的家庭教育费用就表明，父母将年老后的生活负担过多寄托于子女的成功上，这是韩国家族主义在精神意识方面的遗留物。家族主义还强调对老年人、上级和公职人员的一种“善待”，整个社会对于老年人、上级和公职人员存在一种天生的敬畏，认为他们“劳苦功高”，这造成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有所倾斜。5．政治社会意识中央集权制度在韩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在朝鲜时代，封建中央集权达到顶峰，但朝鲜王朝是一个“国弱官强”的社会，与国王相比，其下的两班阶级（古朝鲜的世族阶级）的权力更大，大力压制反对社会不合理旧秩序的反抗运动。而当这种中央集权制度崩溃之后，长期受到压抑的反抗意识便会集中爆发，推动统治阶级做出更有利于自身的决定。韩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后期，民主化之后民众受到压制的反抗意识得以大规模发泄，社会民主运动不断发生。但经历了长期集权统治的民众，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缺乏理解，将民主简单理解为罢工、罢课、集会、示威等活动，在野党无条件反对执政党，民众无条件反对政府，其民主运动是不成熟的。相对于西方成熟的民主体系，韩国不成熟的民主运动往往会造成不好的结果，成为阻碍社会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因素之一。

三、韩国医疗保障发展中的文化因素

其一，民族主体性为医疗保障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民众的诉求推动了医疗保障政策的发展。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争取更大的医疗福利而设立的各种协会、公会、行会等大幅增加，集体诉求有助于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为政府提供制定和推行政策的必要支持。医、药分离政策的实施就体现了这一点。医、药分离政策由于触及到医生的利益而受到相当大的抵制，而政府之所以能强有力地推行该政策，正是基于该政策代表了范围最广的老百姓的利益。1984年，韩国各种劳动组合（工会）的数量为2365个，到1988年增加到6142个，有关医疗保险的诉求不断涌现，这些诉求直接推动了韩国医疗保险制度受惠人群的扩大和待遇的提高。［6］从表1中可以看出，韩国医疗保险到1989年基本实现了覆盖全体公民的目标，包括之前未被纳入医疗保险制度的中小企业员工与农渔民等。

其二，受事大主义倾向影响，韩国较多借鉴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并注意与本国实际相结合。韩国事大主义倾向表现在社会保障方面就是将福利问题和解决方案寄予大国，但由于社会制度有自身的生存土壤，外国的制度和解决方案难以在韩国扎根，会造成一系列的不适应症。美国学者Mintrom指出，政策制定者为学者或者专家时，政策实施的速度比政策制定者为官员时还要快［7］，而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是由学者及专家推动的。1990年代之后，包括医疗保障制度在内的韩国社会福利制度取得快速发展与此相关，这种现象表明韩国对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中保留的许多有关社会福利制度及思想关心不足，沉溺于先进国家有关社会福利的文献研究，机械引用照搬，忽视了国内相关研究。在韩国医疗保障政策的制定中，学术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韩国国内研究医疗保障政策的学者和专家多出身于国外或有国外生活学习经历，如著名的医保专家金泰诚、俞光浩等都是从国外毕业后回国在高等学校任教，同时又担任政府咨询委员。韩国最初实施的医疗保障政策，基本都是参考先进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的经验，博取众长而集于一身。而韩国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的调整整合，较好地解决了国外各项先进医疗制度的本土化问题，比如1990年代末进行的医疗保险适用对象的整合，以及财政和管理机关的整合等。

其三，儒教文化使得韩国在发展医疗保障制度时采取了差等适用政策。儒教文化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反对人人平等的“反福利文化”［8］，其带来的影响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官尊民卑论调。受这种论调影响，社会保障或者医疗保障首先考虑对公职人员的优待，医疗保障的首要适用对象为公务员和公立院校教职工。二是男尊女卑文化。儒教原本强调的是“男女有别”，而不是“男女差别”，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实际表现出来的都是男女之间巨大的差别。体现在医疗保障方面，就是实施初期男性加入医疗保障后，家庭中的女性成员从属于男性的医保待遇，剥夺了女性加入医疗保障的权利，这当然与男尊女卑文化下的女性就业率较低有一定的关系。三是地区差别问题。与中国相比，韩国地区差别更大，这种差别不仅仅指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更是指在这种差别文化之下，高级官员大多出自同一地区，即所谓的“地缘关系”“学缘关系”，以及重点发展京畿地区而忽视地方。在医疗保障方面，就是优先发展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后逐渐扩大到较小城市及农村地区，这也成为导致医疗保障资源配置不均的文化性因素之一。

与我国台湾地区将普通劳工人员作为医疗保险优先适用对象不同，韩国在制定和实施医疗保险政策之初，把公务员作为首先适用对象，笼络了政府公务人员，这是韩国官尊民卑思想意识的体现。同时，将公务员、公立学校教职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大企业和小企业员工、无业人士和农渔民等群体先后于不同时期纳入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内，还视不同的群体设立不同的保险组合，实施不同的医疗保险待遇，使得差别化问题在医疗保障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成为之后韩国医疗保险改革“碎片化”“局部化”的渊源。

其四，家族主义对于社会保障或医疗保障来说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就促进作用来说，实施医疗保障时必须考虑被保险人的家庭抚养问题，即家庭主妇和儿童的医疗保障问题，这会促使医疗保障政策制定者出台较好的医疗保障待遇政策；而就阻碍作用来说，家族主义阻碍了社会连带性的发展，从而抑制了医疗保障的多样性发展。因为家族主义强调所有问题都要在家族内部、家庭内部解决，不重视家族外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济作用，这与医疗保障强调的互济性理念相冲突。家族主义使得医疗保险主体为在职的男性工作者，造成男性的家庭负担过大，同时将医疗负担寄托于家族或家庭，割裂了社会连带性责任，造成韩国医疗保险脱保和不纳保现象的发生。据统计，2001年脱保和不纳保的韩国家庭为1613户，而2009年达到2023户［9］，其中大多是家庭收入较高、缴纳保险费较多、可以为医疗保险连带性做出较大贡献的家庭。

其五，政治社会意识推动医疗保障政策实施的主体实现了由政府到民间的转换，这种转变造成多元诉求下医疗保障政策的多变性。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社会福利政策是否实施，主要依据于统治官僚是否感到有必要加强对百姓的统治。金一哲［10］曾指出，韩国社会是受政治权力影响非常大的“政治社会”，政治权力的变动对一般公民产生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先进国家。受这种政治社会意识影响，公民会将过多的医疗保障目标的实现寄托于统治者，而当这种目标无法得以实现时，又会通过自发的政治性运动来实现，比如罢工。

在1990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之前，医疗保障制度虽然存在群体间不公平问题，但医疗保障制度的总体目标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得到了顺利实施，为韩国后来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民主化之后，韩国公民更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对自己医疗诉求的渠道和方式愈加重视，而政府不再是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医疗诉求的多元性和政府主导力量的弱化，造成医疗保障政策的不稳定性增加，全民性医疗共识成为政府追求的艰难目标。

中医文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341-01

一、非文学翻译及其特点

非文学翻译，又称文件翻译，实用型翻译或应用型翻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非文学翻译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绝大部分学者和译者认为出于非文学翻译的实用性考虑，其文本往往包含了很弱的文化性和艺术性，因此非文学翻译不过是简单的直译，硬翻。但事实是，语言本身作为文化的载体，不可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甚至文化因素的翻译效果对译文的质量，乃至国际交流活动本身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没能处理得当，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比如说商务活动中经常涉及的合同的翻译，会引起法律和经济层面的问题；医用文本的翻译如若不当，则直接关系人命。因此译者应对非文学翻译中文化因素这一重要因素的处理予以重视。

二、中医翻译与文化差异

在非文学翻译中，中医翻译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原因在于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领域相比其翻译显然涉及更为广泛的文化因素，所以其翻译难度也相对较高。

中医典籍涉及中国传统哲学、心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因此中医典籍的翻译可以在广义上理解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就很可能出现源语在译入语当中，从理论体系到语言表达的完全缺失。比如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体现了中国古代独有的辩证思想，那么作为译者在英语语言文化中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对应语，怎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将信息和文化内涵展示在译入语读者面前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此外，中医典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文本用语具有很强的哲学色彩，这是不同于非文学翻译中其他文本用语所具有的简洁性特点的，那么在翻译时，应该或者能多大程度上保留文本用语哲学性的这一特点，也是译者应该认真考量的。另一方面，中医体现着道教和儒家的思想，也正是因为中医文化的独特性和中医典籍的哲学性，才造成了中医翻译的困难同时又很难被其他语言文化背景的人接受。鉴于中医文化的独特性，故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便尤为突出，这对译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三、中医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假设译者在中医领域的专业知识是充足的，鉴于文化因素对中医翻译的重要作用，那么译者应该采用怎样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才能既准确传达中医医药学的语言信息，又不流失其独特的文化信息。笔者认为在中医典籍的翻译过程中，应该以归化法为主，辅以异化法；直译为主，意译佐之。

从中医典籍的翻译目的来看，它是用于推广中医治病防病的方法，弘扬中医独特的医疗理念及文化，一旦被采用可涉及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若以异化法为主，翻译上就会迁就源语文化即中文的文化特征，虽然相对归化法它能够更大程度上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风格特色，但出于非文学翻译最大的特征―实用性，即中医典籍的翻译应该本着使译入语读者能够准确了解中医关于治病防病的知识和医疗理论的宗旨，笔者认为中医翻译应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但这并不代表译者可以完全忽略掉文化在两种语言之间的传译，因为中医古籍之所以如此有味道，恰恰是在于它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宗教、哲学方面的思想和术语，一旦失去就会大大降低读者对其的兴趣。此外，笔者认为中医典籍的翻译也应采取以直译为主，意译佐之的方法，一方面直译能够使译文形神兼备，但出于中医典籍术语的宗教性和哲学性特征，直译的困难很大，所以要以意译法辅佐。除此之外，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译入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了解和贮备量会不断增加，因此在中医典籍以致非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该对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准确定位翻译策略和方法。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虽然能更为快速和有效的传达信息，使译入语读者顺利准确的理解文本内容，但这却削弱了源语文化的功能，有碍于文化的交流。长此以往，会削弱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四、结语

目前，中医翻译研究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医典籍术语的宗教性和哲学性使得其翻译难度较大，制约了它在对外交流中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医典籍翻译，必须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因此为传达源语文本的语言信息，在采用归化法为主的翻译策略时，也要兼顾异化法以保留中医的文化特色，以便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医学。

参考文献：

[1]李长栓.非文学翻译[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中医文化论文篇（11）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