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决策论文大全11篇

成本决策论文篇（1）

并购是资本市场中企业兼并、收购和联合三种具体的资本经营方式的统称，是企业实现快速扩张的主要途径。我国企业并购开始于19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90年代以后企业并购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形式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以后，我国企业并购有了更强劲的发展。1999年9月深圳保安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收购了上海延中实业公司16％的流通股股票成为其股东后，又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的并购。随着中国加入WTO，在中国企业逐步走进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外资并购的势头不断强劲。

现阶段，我国企业并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企业并购的规模日益扩大化。如广州控股出资14亿元购买沙角B电厂，实现了我国电力股权单项标的最高金额。并购的质量有所提高。并购动机开始趋向优化资产存量结构，并购方式向多样化发展，并购环境也大大改善。尽管如此，我国企业并购的成功率还是相当低的。而从并购后的效果看，2005年以前发生并购的45家上市公司的重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只有15％的公司在经过成功的资产注入后焕然一新，20％的公司经营一波三折，36％的公司在财务重组中很难维持，29％的公司重新陷入困境。笔者认为，企业决策者对并购计划不进行必要的成本决策分析是造成不少企业并购失败的关键所在。企业要想通过并购实现低成本扩张，就必须对并购计划做出正确的成本决策分析。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企业并购的成本构成分析

要进行企业并购的成本决策分析，首先应该明确企业并购的成本构成。分析企业并购的成本构成应从四个方面进行：

1、企业并购的进入成本

也被称作并购完成成本，是指并购行为本身所发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是指并购活动直接发生的成本，如现金收购的购买支出；在债务收购、杠杆收购等情况下，开始可能并不实际支付收购费用，但是必须为未来的债务逐期支付本息。间接成本是指并购活动发生的各项间接支出，如在并购过程中发生的策划、谈判、文本制定、资产评估、公证、更名等费用。

2、企业并购的整合成本

也被称作并购协调成本，是指并购企业为使被并购企业按计划启动、发展生产所需的各项投资。并购的整合成本主要包括：

(1)整合改制成本

并购企业在取得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后，必然要对被并购企业进行重组。小则调整人事结构，改善经营方式；大则整合经营战略和产业结构，重建销售网络。

(2)后续资金投入成本

为了实现并购战略目标，并购企业要向被并购企业注入优质资产．拨入真动资金为新企业开拓市场支付市场调研费、广告费等。

(3)内部协调成本

并购后企业规模快速扩张，使企业的业务活动组织协调工作更加复杂，相应的协调成本势必增加。

3、企业并购的退出成本

企业并购的退出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在通过并购实施扩张而出现扩张不成功必须退出，或当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出现了不利的变化，需要部分或全部解除整合所发生的成本。一般来说，企业并购的力度越大，可能发生的退出成本就越高。

4、企业并购的机会成本

企业并购的机会成本是指企业为完成并购活动所发生的各项支出，尤其是资本性支出，相对于其他投资和收益而言的利益放弃。

二、并购成本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企业是否进行并购，首先取决于荠购的成本，并购成本对并购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目前我国企业并购在成本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并购的结果。

1、并购动机非理性导致并购成本测算不准确

由于企业并购动机的不理性，缺乏长远战略考虑，企业为了眼前的政策优惠或为某一优势生产要素吸引，或其他某一方面利益的吸引，盲目决策，导致并购活动这种市场化行为的非市场化操作，为并购企业带来了财务隐患。例如，赤峰市双马集团核心企业赤峰糖厂盲目地兼并与制糖业不相关的赤峰玻璃厂、第二制酒厂、乌丹化工厂等跨行业亏损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并承担债务4571万元，注入新资金8954万元，最终导致集团负债4．3亿元，负债率达95％，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

2、我国企业并购完成成本受多种不利因素影响

并购完成成本是并购方为获得目标企业而付出的成本，并购完成成本的高低一般直接体现了并购目标企业的价值，同时，并购完成成本的大小直接影响并购方的未来投资回报率。并购完成成本的确定是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我国企业并购完成成本的确定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1)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

确定并购价款的主要依据资料是目标企业的年度报告、股价变动情况表和财务报表等，但被并购企业很容易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向并购方隐瞒对自身不利的信息，甚至可能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杜撰信息。

(2)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从资产清查程序来看，评估机构在有限的时问内，很难对目标企业进行彻底的清查，往往只能采取抽样的方法，这会导致部分资产实际状况与账面价值不符。再加上评估方法、评估参数和标准不同，也会引起评估结果存在一定的谩差。

(3)其他因素

其他影响并购完成成本的因素。比如政府部门为了某种目的而干预企业间的并购行为进而影响并购完成成本。再如资产评估机构也有可能在多方干预或自身利益驱使下，出具虚假不实的评估报告。

3、并购时对整合与营运成本重视不足

并购得成功，并购前期过程固然重要，并购后的企业整合与营运同样至关重要。实现企业之间的管理、技术、文化和人才对接融合是当前成功并购的难点所在。而这些整合与营运成本往往占企业并购成本的大部分。并购后，并购方对目标企业在经营管理、市场建设、资源整合等方面往往还要作进一步的整合与营运成本投入。由于整合与营运成本种类多、数量大，往往占企业并购成本的大部分，因而企业在并购时应对其进行着重考虑。

4、为企业并购服务的中介机构欠发达

企业并购作为资本市场上的一种交易，要涉及资产、财务、政策、法律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项专业的工作。因此需要投资银行、并购经纪人与顾问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协助进行。在中国，产权交易中心是为企业提供信息的专门中介机构，由于出现时问不长，产权交易过程中各项制约机制不健全，并且相互之间缺乏交往，因此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没有实现网络化信息化。另外，我国大多数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也对于服务企业并购的实践经验不足，当服务于企业并购时，它们对企业并购的设计、咨询真正提供的帮助甚少，没有起到作为中介机构应有的作用。

三、并购成本控制的对策

针对上述分析，为加强企业并购成本的管理，有效控制并购成本，企业在并购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1、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进行并购

企业在并购时，要遵循资本运营的效益增值和效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并购，旋并购目标具有战略性、长远性，避免盲目性并购。同时，既要防止行政部门的过度干预，又要取得政府的政策支持，以保证企业并购的顺利进行，为企业扩张后的运营创造良好的环境。

2、对目标公司进行详尽的审查

企业应从相关性、互补性等方面分析并购双方的优势与不足．其中包括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经营管理、市场销售能力、技术潜力等方面，估计两公司之间可能产生的协同价值，并以此来决定并购公司所要支付的并购成本。此外．还要确定对其它潜在收购者可能产生的协同价值。如果并购公司取得的协同价值小于竞争者可能取得的协同价值，则在投标中会失败此外．要深刻了解目标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其紧密相关的产业特征，避免进人一个退出成本高昂的衰退陷阱中去。

3、选择合理的并购方式，以有效降低或有负债的风险

并购方企业应在多种并购方案中，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方案，力争降低或有负债的风险。例如，可将目标企业进行终止清算．按企业清算的程序．清理企业资产和负债，并购放在收购原企业的有效资产后，重新注册设立新的企业，这样可以解决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

4、聘请信誉良好的中介机构

企业间的兼并、收购是资本市场的一种重要交割活动。需要诸如银行、会计审计等事务所的参与。企业在并购时，对参与其中的经纪人、会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资历及相关信息，需要进一步证实，并扩大调查取证范围，以保证其在企业并购中的意见客观、公正。

成本决策论文篇（2）

当前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管理机制。它一方面与市场机制（风险机制）相对接，另一方面与企业内部组织及运行机制相对接。企业在预算管理中编制预算时，对未来环境的分析往往是假设状态的，因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始料未及的问题，企业管理者就需要把握好市场瞬息变化的特点，加强短期决策，以变应变，以动制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成本决策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一般偏重于经营战术研究，具有快速、灵活的特征。本文拟就此作一概括的介绍。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还有更多介绍。 谈企业预算过程中的成本决策 一、成本决策的作用和决策原则 成本决策对于企业增强其在市场的竞争优势，实现预算目标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市场风险。预算管理的战略决策不可能详尽周密地把握未来环境的变动趋势，只有通过具体决策，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如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原材料和产品供需数量的变化、价格的高低、贷款利率和外汇汇率的升降，时刻处于波动状态，给企业经营带来多重风险。成本决策的作用就在于趋利避害，化险为夷。 2、有利于控制生产成本，优化成本结构。在企业预算执行过程中，对目标成本的设定、分解及达成都需要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对企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并在满足产品质量和生产数量的前提下，使产品成本的料、工、费达到最佳组合。 3、有利于推进企业生产经营结构的渐进式调整。成本决策分析可以揭示企业产品成本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优劣地位，从更高层面上掌握成本主动权。对成本居高难下、竞争乏力的产品促使企业抓紧淘汰，并对企业生产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逐步实行调整。 成本决策的前提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也就是，决定某项备选方案是否可行的标准。一般地说，应遵循的原则是： 1、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无论何种方案，必须看它的可实现收益是否大于其投入的成本。不能达到这一点，该方案即不可行。 2、边际效益原则。有些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可通过追加一定的支出而使其可提供效益愈来愈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投入多少成本时，它所提供的收益减去成本值达到最大化，即边际效益最大化。 3、成本最小化原则。当一项经济业务的收益难以确定时，应考虑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前提下，如何使投入的成本最小化。 二、成本决策分析的重点 成本决策涉及到企业供产销，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凡是发生成本费用支出的各项经济活动，都有一个成本决策问题。企业预算执行过程中经常性业务的成本决策一般可如下述。 当前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管理机制。它一方面与市场机制（风险机制）相对接，另一方面与企业内部组织及运行机制相对接。企业在预算管理中编制预算时，对未来环境的分析往往是假设状态的，因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始料未及的问题，企业管理者就需要把握好市场瞬息变化的特点，加强短期决策，以变应变，以动制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成本决策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一般偏重于经营战术研究，具有快速、灵活的特征。本文拟就此作一概括的介绍。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还有更多介绍。 谈企业预算过程中的成本决策 一、成本决策的作用和决策原则 成本决策对于企业增强其在市场的竞争优势，实现预算目标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市场风险。预算管理的战略决策不可能详尽周密地把握未来环境的变动趋势，只有通过具体决策，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如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原材料和产品供需数量的变化、价格的高低、贷款利率和外汇汇率的升降，时刻处于波动状态，给企业经营带来多重风险。成本决策的作用就在于趋利避害，化险为夷。 2、有利于控制生产成本，优化成本结构。在企业预算执行过程中，对目标成本的设定、分解及达成都需要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对企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并在满足产品质量和生产数量的前提下，使产品成本的料、工、费

成本决策论文篇（3）

既然现代公司财务管理中强调资本成本的重要性，而在现实中又难以估算，我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如何对待和应用资本成本？笔者认为：

一、在经营理念上，企业需要了解资本成本的意义，但主要应致力于正确地进行投资、经营和田资决策，不必过分关注资本成本的具体数值。建立和推广资本成本理念的目的，并不在于精确计算实际上不能准确估算的资本成本数值，而在于促进企业树立为股东创造市场价值而不是帐面价值的经营理念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资本成本是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外部评价指标之一，其估算应该由资本市场来完成。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未形成资本成本估算方法和数值共识时，企业不必过分关注本企业资本成本具体数值，特别是以技术创新为经营哲学的成长型公司，因为快速成长企业的预期收益率往往大大超过资本成本，资本成本并不是其主要考虑因素。融资决策的关键在于匹配经营风险，增强企业的财务弹性，保持合理的资信等级。例如：1998年微软公司资本收益率为52.9％，资本成本率只有14．2％，英特尔公司资本收益率为42.7％，资本成本率为15．L％，因此成长型公司应致力于形成和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和价值驱动因素，诸如技术创新、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增值服务等，股票市场对企业价值的评价会通过套利交易原理在股价上反映出来。

二、资本成本理念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在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中引入资本成本的概念，旨在帮助我们判断单项投资和组合投资的风险程度，以及这种风险的代价——即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也就是将资本投资与金融市场上相同风险的投资相对比，从而设法确定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1）采用贴现现金流方法评估投资机会价值，从而必须具体算出权益资本成本时，可以采用几种普遍接受的方法估算权益资本成本区间值，并作为敏感性分析因素。目前，可供选择的做法包括：a、在现有国债收益率基础上加上相应的风险溢价；b、借鉴国外投资机构对我国境外上市公司β值的估算结果来估算国内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直接参照上市公司权益资本回报率水平。（2）采用其他合适的估算方法和评价指标，代替资本加权成本的估算。包括：a、采用内部收益率法；b、调整现值法（APV），它将项目的每项现金流量分为无杠杆作用的营业现金流量及与项目融资相联系的现金流量，这种分类是为了采取不同的贴现率；c、在兼并收购中，可以采用市场盈利率（P／E）、股票市值／帐面值（MV／SV）以及EBITDA倍数。

三、资本成本理念在公司分部管理中的应用。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其经营的业务领域和跨越的区域也随之增多和变广，会划分为若干分部（子公司或事业部），对分部的成本效益管理也必须引入资本成本理念。每个分部所使用的资产都必须进行融资，那么波分部的资本成本也就是公司期望分部从它的资本投资上所获得的最低报酬率。其可以接受的标准，可以考虑：a、参照可比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收益率；b．直接根据股票价格信号而不是资本成本来评估公司继续经营的经济价值；c、参照长期债务成本。

四、资本成本理念在融资决策中的应用。按照保持与公司资产收益风险匹配、维持合理的资信和财务弹性的融资决策和资本管理的基本准则，借助财务顾问的专业知识，利用税法等政策环境和金融市场的有效性状况，确定融资类型、设定弹性条款、选择融资时机和地点等。

成本决策论文篇（4）

资本成本理念在企业财务决策中的应用 资本成本是指公司为筹集和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也就是从债权人和投资者那里获得各类资本的综合成本，包括资本发行成本和使用成本。资本发行成本是指在筹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如发行股票、债券等支付的发行手续费、承销费、印刷费、资产评估费、公证费、公告费等，资本使用成本是指使用资本过程中支付的各种费用，如债券的利息、股票的股利、银行贷款利息等，资本筹集（发行）成本通常是在筹资时一次性发生，作为筹资额的减项予以扣除。因而从财务管理意义上通常所说的资本成本亦即资本的使用成本。 由于债务成本利率水平和还本付息明确，我国 企业 能感受到债务成本的存在，但感受不到权益成本的压力。普遍把公开发行股票视为一种无需还本付息的廉价筹资方式。同时，资本成本，特别是权益成本估算模型的 应用 还存在大量的技术困难。例如，缺乏作为无风险基准收益率的短期国债市场，投资者投资分散，组合程度低。近年来，有些证券公司 计算 了β值（即单个股票超额报酬率对市场组合超额报酬率的敏感程度），但未形成共识和受到广泛接受，经验判断仍然非常重要。 既然 现代 公司财务管理中强调资本成本的重要性，而在现实中又难以估算，我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如何对待和应用资本成本？笔者认为： 一、在经营理念上，企业需要了解资本成本的意义，但主要应致力于正确地进行投资、经营和田资决策，不必过分关注资本成本的具体数值。建立和推广资本成本理念的目的，并不在于精确计算实际上不能准确估算的资本成本数值，而在于促进企业树立为股东创造市场价值而不是帐面价值的经营理念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资本成本是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外部评价指标之一，其估算应该由资本市场来完成。在 目前 我国资本市场未形成资本成本估算 方法 和数值共识时，企业不必过分关注本企业资本成本具体数值，特别是以技术创新为经营 哲学 的成长型公司，因为快速成长企业的预期收益率往往大大超过资本成本，资本成本并不是其主要考虑因素。融资决策的关键在于匹配经营风险，增强企业的财务弹性，保持合理的资信等级。例如：1998年微软公司资本收益率为52.9％，资本成本率只有14．2％，英特尔公司资本收益率为42.7％，资本成本率为15．L％，因此成长型公司应致力于形成和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和价值驱动因素，诸如技术创新、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增值服务等，股票市场对企业价值的评价会通过套利交易原理在股价上反映出来。 资本成本理念在企业财务决策中的应用 资本成本是指公司为筹集和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也就是从债权人和投资者那里获得各类资本的综合成本，包括资本发行成本和使用成本。资本发行成本是指在筹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如发行股票、债券等支付的发行手续费、承销费、印刷费、资产评估费、公证费、公告费等，资本使用成本是指使用资本过程中支付的各种费用，如债券的利息、股票的股利、银行贷款利息等，资本筹集（发行）成本通常是在筹资时一次性发生，作为筹资额的减项予以扣除。因而从财务管理意义上通常所说的资本成本亦即资本的使用成本。 由于债务成本利率水平和还本付息明确，我国 企业 能感受到债务成本的存在，但感受不到权益成本的压力。普遍把公开发行股票视为一种无需还本付息的廉价筹资方式。同时，资本成本，特别是权益成本估算模型的 应用 还存在大量的技术困难。例如，缺乏作为无风险基准收益率的短期国债市场，投资者投资分散，组合程度低。近年来，有些证券公司 计算 了β值（即单个股票超额报酬率对市场组合超额报酬率的敏感程度），但未形成共识和受到广泛接受，经验判断仍然非常重要。 既然 现代 公司财务管理中强调资本成本的重要性，而在现实中又难以估

成本决策论文篇（5）

1.1基于认识论角度的旅游决策过程

旅游决策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地发生的、复杂的并涉及许多潜在决定（如从之前的决定“去哪儿”，到之后的“抵达后我们要做什么”等）的过程。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动态的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运用试探法来分析选择过程中的各种要素相互作用［4］。基于认识论的角度，很自然地把决策作为一个叙述性的一连串事件的有序发生并最终形成“过程理论”（ProcessTheory）［5］。过程理论提供了大量对复杂事件的解释，并且考虑到了动态过程的时序要素。然而，它们不应该被看做仅仅是现有理解旅游选择方法的替代品，相反，我们认为它们是有必然联系的，因为它们对相互关系、内在作用和特殊成因等方面提供了更深的解释［6－7］。

1.2基于本体论角度的旅游决策过程

本体论范畴的理解对于比较旅游决策的研究方法是很重要的。多数研究人员认为旅游决策是一个过程，而一个过程至少应该以两种不同方式来理解：第一，它可以被看成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中的真实物体、实体和事物之间的合理有序的相互作用，通常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来完成；第二，决策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其本身就是真实存在，反过来被旅游研究者提出或社会化地上升为一种真实物体、实体和事物。受旅游决策模型影响的消费者行为反射出物体和过程本体的区别和不同。因此，旅游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个产品（物体）或是一项服务（过程），因为每一种旅游体验都是产品和服务的集合。同时，大量的个性化定制已经在旅游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很好地建立起来了［8］，消费者参与信息搜集，选择性地购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9－10］。旅游决策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地发生的、复杂的并涉及许多潜在决定（如从之前的决定“去哪儿”到之后的“抵达后我们要做什么”等）的过程。

2旅游决策过程理论分析

成本决策论文篇（6）

近年来，随着经济运行质量的不断提高，尤其是企业对投资质量的要求不断上升，资本成本对企业投资决策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讨论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作用的文献数量也急剧膨胀，但目前尚缺少对该类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的综述类论文。因此本文力图在这方面进行初步尝试，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为今后的理论探索提供基本线索，力图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Modigliani 和Miller（1958）从资本成本性质的角度，用无套利证明方法，深入探讨了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开启了现代公司理财学的大门。Modigliani和Miller指出资本投资决策是唯一能决定企业创造价值的活动，企业最佳的投资规模是在净现值（NPV）等于0时的投资规模。随后在1958年～1961年期间，这两位学者又继续针对资本成本的有关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奠定了资本成本在财务决策制定过程中无法比拟的作用―锚定作用。从此，学术界对于资本成本的研究以及基于资本成本所展开的相关研究成为了财务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前沿领域之一。

Solomon（1955）提出资本成本能够作为判断企业资本性支出是否可行的参照标准（企业资本支出的取舍率），这就是资本成本的基本作用。从理论上讲，自此之后，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制定过程中的限制作用已经得以确认，即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可以作为参照基准，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制定具有锚定作用。

Ehrhart（1994）以及Brigham和Ehrhart（2008）皆从理论上肯定了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中的约束作用，提出企业选择投资项目的基准是资本成本，且该基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项目的风险程度进行调整，即锚定值的调整。Armitage（2005）以及Brealey et al.（2008）同样也提出真实的资本成本取决于资本的投向，不同风险程度的投资项目应该以不同的资本成本作为基准利率进行投资决策。毋庸置疑，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起着重要且核心的决定性作用。

Chatelain（2003）通过研究欧元区各国企业的资本成本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欧元区各国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的长期系数区间为-0.2到-1，这表明欧元区各国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较为敏感。类似地，Gilchrist和Zakrajsek（2007）在研究美国企业的资本成本与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时，同样发现资本成本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核心因素，对企业投资具有锚定作用。

三、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日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我国学者也开始重视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

何青（2006）利用新古典投资理论，研究了资本成本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作用程度，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随资本成本的变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动，并且投资规模与盈利水平有较密切的关系。

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同样从新古典投资理论出发，使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GMM动态面板的方法对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为负，其中，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敏感性较强，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几乎不具有敏感性。

汪平和邹颖（2012）提出了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明确指出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对投资决策的制定以及投资行为的实施具有锚定效应。因此企业的投资决策须以资本成本为基准，从而提高企业投资的效率。具体来说，资本成本对企业投资的锚定效应即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过程中有基准和约束作用。若企业资本成本较高，企业能选择的投资项目就少，于是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企业的投资规模，这就从某种程度上约束了企业的投资规模，保障企业不会过度投资；反之亦然。

成本决策论文篇（7）

21世纪，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基础教育课程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个学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语文作为其中一种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教育，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语文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质，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文已经写进我国的教育方针，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语文教育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基于此，加快我国广大地区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促进语文教育历史性变革是新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新课程改革又为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在新课程改革全面推进之际，深入研究语文教育的现现状与问题，找出其具体解决对策，使语文教育跟上时代的脚步。

教师决策是决策学中研究颇多领域，教师决策从本质研究出发，结合当前决策现状，研究如何指导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做好决策，并对决策的评估、影响进行细化。教师决策研究反应了教学的本质特征。例如，对教师决策的研究涉及到这样一类课题：教师决策关心的内容结构（Klimczak，Balli和wedman，1995）、学习活动（Parker和Gehrke，1986）、课堂安排（Emmer，1982）、计划（Borko和Livingston，1989）、课程商议（Mccutcheon，1995）和课程内容（Mahhod，Biemer和Lowe，1991）。而这些都是教学中必须面对的本质性的问题。教师决策的三个主要方面决策发生在教学的三个不同方面：计划和准备教学阶段、互动阶段和评价学习结果阶段。每个方面都牵涉到不同的因素。[1]

除了系统性教师决策研究之外，研究界对教师决策不同领域、不同现状进行研究。实施差异教学离不开有效的教师决策。国外已有的对教师差异教学决策的研究是在差异教学的框架内，对教师差异教学决策的本质、操作架构与策略、效果及问题等方面进行的分析。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差异教学过程，对职前教师的差异教学决策能力的培养、不同专业发展阶段教师的差异教学决策模式的专业特征及其演变、职后教师教学决策的实施保障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化。[2]教育艺术和教育科学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怎样才能恰当地运用教育心理、教学方法、教育管理以及课程等教育研究领域内的诸多理论或原则，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运用教育科学理论时，这些问题常常是中小学教师所关心的。《教师决策的实例研究》（Goidown E・Greewood and forrestW・Parkay，1989）一书首先对教育科学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地位，作用，教师在教育实践中运用教育理论的目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作了详尽的介绍，然后分类从课程、教学、纪律、班集体、学生调节、教育环境等方面介绍运用教育理论的典型实例，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从而使抽象的理论和原则成为一种切合实际的可操作的学习过程。现编译该书的指导部分以飧读者，希望对我国中小学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教育科学理论有所裨益。[3]另外，教师决策研究还有从社会发展角度研究，从学科特殊性角度研究，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为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决策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领域外的探索，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决策也是一门教师决策科学，要通过教师决策来对小学音乐教育做出更加科学的指导，从而推动小学音乐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小学语文课堂教师教学决策是教师决策科学系统中的重要分支，小学语文课堂教学需要语文教师具备基本的文学修养，语文教师文学修养包括作品修养和文学理论修养，当前，小学语文教学已经不在固守价值观念，而是通过语文教学实现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尤其是对国学的初步理解和探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教师在课堂决策过程中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和爱好。

教师课堂教学决策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这个工程涉及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从大的教学环境出发，在课外和课堂上进行决策都要依据全面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出发。不能孤立的去判断语文课堂的教学方向。

注释：

[1]张朝珍.教师教学决策的认识论根源探析[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04）， 45

[2]张朝珍，姜文，差异教学中的教师决策――国外研究综述，外国教育研究，2012（10），61

[3]朱怡华，教育理论在教室决策中的应用，山东教育科研，1992（1），23

参考文献：

成本决策论文篇（8）

摘　要　公众成本理论源于国际关系的国内政治理论，它有三个基本观点：其一，公众舆论为决策者制造政治赌注，既可推动决策者的对外决策，又可使决策者付出重大国内政治代价；其二，公众关注外交政策的程度制约决策者对公众成本代价的评估；其三，决策者在利用公众成本时存在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困境。本文以布什父子执政期间所处理的几次外交危机作为个案，来诠释公众成本理论的逻辑机理，并指出研究该理论对中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公众成本理论 对外政策决策 布什政府 外交危机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6-0001-06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外交学的研究出现了某些新的进展，其学科地位也开始得到重新认识，逐渐从一门“潜学科”向正统学科的方向发展，有学者甚至尝试结合国内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建立一种外交学理论。[1] 也有学者对国内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子领域进行系统研究，例如，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系统关联，并提出一种名为“公众成本”的理论（theory of audience cost）。本文试图结合美国外交危机决策中的典型案例系统剖析该理论的运作机理，并指出加强这一理论研究对我国外交决策的价值。

公众成本理论的缘起及主要观点

公众成本理论是伴随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内政治理论成长起来的，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国内变量如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民族特性、党派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对国家外部行为的影响。[2] 一些学者特别注意到这些国内变量与外交决策的关系，并把国家政权的类型、官僚机构的互动、选举制度和公众舆论、决策者的个性等看作对决策者的重大制约因素。公众成本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费伦（Fearon）、鲍姆（Baum）、梅斯奎塔（Mesquita）、西弗尔森（Siverson）等。[3] 根据费伦的定义，公众成本是指，在外交危机中，决策者（西方国家一般指总统）向国外行为体“公开”发出威胁后退却下来所遭受的国内政治惩罚（比如输掉下次总统选举等）。它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决策者“公开”发出关于一国的威胁言论后要冒国内舆论风险；二是发出公开威胁后从危机（包括战争）中途退却下来可能会遭受国内民众的惩罚。[4] 该理论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公众舆论既为决策者提供机会，也制造风险。在选举制国家中，公众的选票常常制约着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因此，决策者非常在意公众的反应。公众舆论对决策者而言既有助益亦有妨碍。一方面决策者常常借助民意推动危机中的外交决策。另一方面公众舆论一旦运用不当可能招致不利的政治后果。因此，决策者往往会对公众舆论倾向进行评估。公众舆论分短期与长期两类，决策者更关注公众长远的想法。短期舆论常常不稳定，尤其在危机的早期，公众对决策者对外政策的支持是无常的，其政治意义也是有限的。[5] 而长期舆论则较为稳定，并因此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因为随着外交危机时间的延长，公众会了解得更多，支持和反对态度会慢慢稳定下来。[6] 但这并不意味着短期舆论对决策者不甚重要，因为如果对危机处理的结果不佳，那么最初公众的强烈支持也往往很快会转变成对决策者表现的反对态度。[7]

其二，决策者获取收益或遭遇国内政治风险的大小取决于公众关注危机事件的程度。公众愈是关注，决策者的政治对手就愈容易利用一切对外政策方面的瑕疵，为下次竞选击败他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公众舆论为政治对手提供了指责决策者的背景和参照物。[8] 而公众的漠不关心，则可能为决策者带来帮助，他可能面对较少的内部制约因素，在改变政策时不用担心公众的反应，即使决策失败，也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9]

其三，决策者面临“公众成本困境”。公众舆论是游离在政府决策之外的因素，决策者在考虑是否发出公开威胁时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向公众公开关于外交对手的威胁，且成功吓阻对手，那么他可能提升不战而胜的机会，从而提高自己在公众中的信任度。然而，提高信任度常常要付出代价，那就是如果敌对国家并不买账，那么决策者在政治上就被捆住了手脚。而且决策者通过公众舆论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治赌注越是成功，面对危机升级为武力冲突的压力往往越大，而一旦使用武力失败，他将在国内遭受更大挫折。[10] 造成这种对外政策决策中潜在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有三个原因：一是决策者从危机中退缩下来或输掉与对手的战斗所带来的潜在政治代价，往往超过对外政策成功所带来的潜在收益。[11] 这主要源于公众对政府政治的普遍怀疑态度、媒体对决策者的大量消极报道等因素。[12] 二是相比国内政策而言，公众对外交政策的了解较少，在缺少具体信息时，他们更可能认为决策者在外交方面是称职的，更信赖决策者在外交决策上的能力。因此，在对外政策获得成功时，许多公众不可能改变已经积极的正面评价。但对外政策一旦失败，很可能诱导更多公众往消极面改变观点，民意的下滑空间将大于上升空间。[13] 三是公众反应的不可预知性。决策者至多能掌控部分民意走向，无法准确评估来自公众舆论的政治风险或收获。[14] 公众成本的困境常常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公众成本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以布什父子处理外交危机为例

对公众成本的顾虑促使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对外决策中考验决策者的最大难题莫过于以动员军事手段解决外交危机。采取军事手段要冒极大的风险，对于强大的美国而言，其最坏结果绝不是担心被对手打败，而是可能在国内政治中遭遇滑铁卢――被选民抛弃。根据梅奎斯塔和西尔弗森的调查，如果领导者感到丢掉职位的可能性越高，那么他挑起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相反，当去职的可能性较低时，他往往会发动武力冲突，因为他拥有足够的选民支持，能承受战争失败的代价。[15] 这种收益与风险并存的情况给了决策者博弈的机会，搏弈的结果取决于对公众成本的评估，如果决策者在处理危机时对公众反应的盘算出了问题，势必导致不利后果。在美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军事危机中，公众投入的关注度各不一样，决策者因错误估算而付出不同的代价。比如，1994年美国对海地内战的干涉及1995年对波斯尼亚内乱的置之不理，只吸引了少量而短暂的公众关注，而1991、2003年的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16] 这些危机发生时，当事总统做出决策的最初出发点都是想从公众身上赢得国内政治加分，但面对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下面采用在布什父子一前一后的任期内美国发生的最具代表性的外交危机事例，来分析公众成本的困境如何制约美国总统的对外决策。

老布什处理过两次外交危机事件，经营了两次公众成本，但享有的公众待遇迥然不同。老布什上任之初，其公众支持率并不高，因此，他开始策划通过系列事件争取公众成本的正效应。[17] 他首先遇到的是巴拿马事件。1989年12月15日，诺列加出任巴政府首脑，宣布巴拿马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针对这一危机情况，布什政府有两种选择，要么采取秘密外交途径安静地化解巴拿马政府的过激行为，要么向公众公开发出关于巴拿马的威胁。布什政府认为这是表现本届政府能力的一次尝试，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18] 12月17日，布什很快签署最后命令，决定从美国本土派遣一万名士兵，会同运河区美军，向巴拿马各主要城市和军事要地发动突然进攻，占领巴全境，诺列加政权。老布什这种行为明显背离了国际法准则，根据美国的过往经验，国内公众一般会对总统这一决策作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但出乎意料的是，老布什的这一行动不但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反而提升了他的公众支持率。这一结果表明，老布什对公众成本的搏弈是成功的。

然而，公众的关注是不稳定的，具有不可预知性。老布什通过外交危机的处理所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其执政的后期，其支持率又开始下滑。此时，他试图效仿前一次做法来回收公众成本。[19] 1991年，海湾危机爆发，为了争取公众的关注，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的想法，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根据鲍勃•伍德沃德在《阴影》一书中的披露，战争开始前布什根本就不想通过谈判让伊拉克主动从科威特撤军，他处心积虑地要找到打击伊拉克军队的借口，他要发动一场战争。而且在最初的策划过程中曾试图避免让公众介入。但最后还是决定公开发出关于伊拉克威胁的言论，试图激起公众对萨达姆的愤怒，以获取公众支持。[20] 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这一公开威胁发出后确实引起了公众强烈的正面反应。调查信息刺激了老布什的决心，使他在危机的初期表现出强硬的态度，没有退缩下来，随后采取的果断军事行动赢得了公众的信任。1991年1月17日，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发动“沙漠风暴”行动后，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80%以上。[21] 但其“见好就收”的做法却惹来了麻烦，受到舆论的严厉批评，被指责没有抓住战机，挺进巴格达，一举萨达姆政权。[22] 尽管布什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说联合国的决议和美国的战争目标都是集中于将萨达姆驱逐出科威特这一使命，这一任务他们已经完成了，但终因当时国内的经济颓势这一导火线，使公众的记忆顿时集中到了此次战争的结果，致使他在1992年竞选连任中，败给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23]

老布什任内的两次危机处理出现迥然不同的结果，说明了决策者博弈公众成本的三个不确定性：第一，在公众看来，巴拿马事件不是美国切身的国家利益，因此没有投入过多关注，对总统处理外交事件的能力表示认同；第二，公众对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认识不如国内问题稳定，当外交事务逐渐变得清晰后，公众会更多关注事情的结果。在当时的公众看来，老布什发动沙漠风暴行动表明总统是称职的，但战争的结局是让萨达姆逍遥法外，这无疑是一种失败，加上国内经济问题的罪名，让“国内外事务皆为外行”的总统形象开始占据公众的印象；第三，公众反应的不可预知性。显然，老布什从巴拿马危机中所获得的政治加分不能作为他发动海湾战争的参照物。巴拿马事件发生在老布什上任不久，公众的关注意识较为遥远，而海湾战争发生时，正临近新一轮总统大选，其后果自然不同。

小布什的执政过程更是一个拿公众成本进行外交搏弈的典型例子。小布什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就任总统的，他上任之初一直被许多美国公众认为是“问题总统”，其民意支持率不足50%。[24] 小布什政府一直尝试各种方式来改变这种形象。此时，“9•11”事件给小布什带来了机会，他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展露个性，在佛罗里达发表的讲话中表情沉重，用坚定的眼光鼓励美国人民，并随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人突然觉得这个当初以“有争议的微弱多数”赢得总统宝座的“坏小子”在执政了几个月之后，变成了一个新的布什，一个坚定、强硬、有人情味的布什展现在美国人民面前。这一切使人们对其胜任总统的能力以及当选合法性的怀疑荡然无存，他的支持率在几天内直线上升，民意调查显示的支持率也破天荒地攀升到91%，甚至超过了海湾战争期间他父亲的支持率。此时的小布什也开始考虑为未来竞选连任积累国内资本。[25] 由此可见，小布什通过公开恐怖主义威胁和随后的一次战争赢得了民意，达到了利用公众舆论扭转个人形象的目的。

从阿富汗战争中收获的国内公众成本，显然激起了小布什政府实施另一宏大计划的意图。正如公众成本理论的逻辑所预示的那样，2003年3月中旬，自从布什发表勒令萨达姆流亡的电视讲话后，他的支持率从一周前的59%一下子上升到71%，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调查发现77%的人赞同布什的电视讲话，对他工作的支持率也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64%，对他处理危机做法的支持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63%。[26] 2003年4月美军攻占巴格达后,布什的支持率曾高达79%。但是这一支持率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军伤亡人数的不断上升，其支持率一跌再跌，到伊拉克战争四周年之际，已有五分之三的美国公众认为战争是一种错误，似乎布什正为共和党的下次大选付出沉重的公众成本代价。自从小布什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就一直在与外交危机打交道，其跌宕起伏的公众支持率再次证明了一点：“永远别低估公众忽视、默许和忘记的能力。”[27] 不管总统的言辞策略是什么，一旦他采取公开方式处理危机事件，就必须接受公众的审视，因为公众成本对决策者来说其盈亏的几率是相当的。[28]

以上几个事例所表明的公众成本困境，向决策者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在面对外交难题时采取公开方式招引国内公众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因为决策者发出威胁后一旦遭受外交挫折，选民确实有惩罚决策者的动机。[29] 因此，对国内公众成本的利用存在着内在的政治风险，除非决策者对成功处理外交危机非常有把握或者重要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他一般会减少对外政策失败的潜在政治成本。[30] 换句话说，铤而走险是一种高风险的战略，只有在低风险的危机中，他才可能会争取公众的审视来为自己加分。

研究公众成本理论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启示

公众成本理论研究尽管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但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制约关系早已为西方学者所关注。西方很多国家政府组成过程大都带有浓厚的选举色彩，公众舆论一直是其政府决策中的重要参变量。尽管存在风险，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在决策中常常会思考如何运用公众舆论推动其决策的问题。就该理论的逻辑机理而言，对中国的外交决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发展，公民参与内政和外交的意识日渐增强，公众舆论的地位迅速上升，大众民族主义开始显现。这些舆论和公众情绪作为社会资源给中国决策者提供了机会，作为社会支持给中国决策者提供了行动的意愿。致力于树立亲民形象的中国政府，势必要顾及舆论所反映的民意，因此，公众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对外政策。[31] 但是，由于公众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在研究公众成本理论和利用公众成本时，必须关注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具体情况，根据国情来经营公众舆论。

首先，公众舆论和适度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有用资源。适度的公众情绪和民族主义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达形式，而且可为中国政府的对外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照物，观察公众的呼声和典型的舆论走势，可以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筹划提供重要指针。

其次，中国的决策机制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机制具有“精英轮换”制的特点，决策者常常出于本人政治前途考虑而始终持有一种经营公众成本的强烈意识，因此，公众舆论对这些国家的决策者的决策过程有着极大推动和制约作用。决策者为了实现执政寻求（office-seeking）的成功也会对公众舆论放手一搏。而中国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是集体决策制，决策成果体现一种集体思维的力量，不存在个人政治目的，因此，在利用公众成本时一般更为谨慎。

再次，中国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关注和参与意识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公民参与内政外交的意识已经非常成熟，公众对外交事务的介入意识也较为理性，因此，当国家出现外交危机时，一般都能保持一种成熟的心态和合理的表达方式。相比而言，中国公众参与内政外交的意识形成较晚，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带有“相互跟随效应”，一旦遇上外交危机，公众情绪难免带有某种过度的民族主义意识。例如，近年来中国民众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制造的一系列外交事端所表现出的激烈举动就值得认真研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社会和谐是压倒一切的要务，如何恰当地引导公众舆论为国家外交事业服务，同时疏导过激的公众情绪，是中国外交事业中的辩证法。

注释：

[1] 例如，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流派就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一是对现实主义的实力原则提出挑战，认为实力因素在短期内不能决定一国的外交决策走向；二是提出了两个介入性变量：决策者对实力的知觉（perception），以及国家机器的力量。参见William Curti Wohj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l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关于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参见Jacks Levy, “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 in Rotbery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参见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1994;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 5, October 2004;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Randolph M. Siverson, “War and the Survival of Political Lead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me Type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

[4] 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1994, p.578.

[5] James N. Resenau,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p.109.

[6] John Zaller, “Elite Leadership of Mass Opinion”, in Lance W. Bennett and David L. Paletz,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259.

[7] Meernik, J. and P. Waterman, “The myth of the Diversionary Use of Force by American Presiden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49, 1996, p.577.

[8] Shanto Iyengar, “Shortcuts to Political Knowledge: The Role of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Accessibility”, in John A. Ferejohn and James H. Kuklinski, Information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p.161.

[9] 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580.

[10]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 5, October 2004, pp.608-609.

[11] Todd S. Purdum, “War Means High Risk for Bush”,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03, p.1.

[12] Gary King etc, “Making the Most of Statistical Analyses: Improving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3, 2000, p.343; Tim Groeling and Samuel kernel, “Is Network News Coverage of the President Biased?”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0, 1998, p.1066; Philip J. Powlick and Katz Andrew Z., “Defining th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foreign Policy Nexu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2, 1998, p.31.

[13] Charles W. Jr. Kegley and Eugene R. Wittkop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5th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98.

[14]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p.610.

[15]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Randolph M. Siverson, “War and the Survival of Political Lead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me Type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 Vol.89, No.4, p.842.

[16] 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 Times Mirror News Interest Index, January 3-6, 1993.

[17] Matthew A. Baum, “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e of Force: The Cases of Operation Restore Hop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004, Vol.34, p.190.

[18] Matthew A. Baum, “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e of Force: The Cases of Operation Restore Hope”, p.195.

[19] George Edwards C., and Wood B.Dan, “Who Influence Whom? The President and the Public Agend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9, Vol. 93, p.330.

[20]“老布什蓄意发动海湾战争”，引自news.省略/51/28/news144552851.shtml

[21] 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 Times Mirror News Interest Index, January 3-6, 1993.

[22] John Zaller, “Elite Leadership of Mass Opinion”, p.266.

[23] Milton Lodge, Steenbergen Marco R. and Brau Shawn, “The Responsive Voter: Campaign Inform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9, p.315.

[24] Giacomo Chiozza, H. E. Goemans, “Peace through Insecurity: Tenur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ug2003, Vol.47, No.4, p.453.

[25] Matthew A. Baum, “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e of Force: The Cases of Operation Restore Hope”, p.198.

[26] “Poll: U.S. Backs Bush On War”, CBS News, March 21, 2003.

[27]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p.611.

[28] Richard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New York: John Wiley, 1980, p.72.

[29]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p.608.

[30] Alastair Smith,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 Vol.92, p.625.

成本决策论文篇（9）

基金项目：华南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B16N7050580)

作者简介：黄成(1974―)，男，广西上林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证券投资、行为决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5―0102―04

收稿日期：2006―03―24

一、引言

从发展过程和研究范式来看，现代决策理论分为两种：理性决策理论和行为决策理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现代决策理论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的理性决策理论。随着理性决策悖论研究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以人类实际决策行为为出发点，研究人类实际决策行为规律及其影响的行为决策理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2002年诺贝尔奖授予行为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Daniel Kahneman和“实验经济学之父”Vernon L. Smith，反映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充分认可，同时也说明了行为决策理论已经在学术界中占据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

理性决策理论的充分发展立足于VonNeumann―Morgen-stem(1944)[1]提出的预期效用理论和Savage(1956)[2]提出的贝叶斯决策理论。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决策者的完全理性，即决策者能够获得准确有用的信息并拥有无限的、可用于加工生成数据的资源，完全能够推导出对自己最优的选择。理性决策理论的研究具有三大特点[3]：(1)以决策者的现状为分析基础，在此基础上清晰地显示决策者的推理过程并力求使全过程符合一致性原则；(2)对后果进行预测，并在预测的基础上按决策准则做出评价和抉择；(3)符合概率论的各种定律，运用严格的逻辑演绎和数学定量分析方法。

行为决策理论的起步始于阿莱斯悖论[4]和爱德华兹悖论[5]的提出，是针对理性决策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另辟蹊径发展起来的。该理论研究同样具有三大特点：(1)出发点是决策者的决策行为；(2)研究集中在决策者的认知和主观心理过程，关注决策行为背后的心理解释，而不是对决策正误的评价；(3)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决策者在判断和选择中信息的处理机制及其所受的内外部环境的影响，进而提炼出理性决策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行为变量，修正和完善理性决策模型。由此可见，行为决策理论是探讨“人们实际中是怎样决策”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决策”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相结合的理论。

行为决策理论的一般研究范式为：提出有关人们决策行为特征的假设――证实或证伪所提出的假设――得出结论。这就决定了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与决策行为的研究及其研究方法应该存在着一些密切的联系。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密切联系到底是如何体现的?如果决策行为的研究方法对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很重要，那么现有的研究方法包括哪一些?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在应用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一些问题?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由于行为决策理论的核心观点已经充分渗透到经济领域(行为经济学)、金融领域(行为金融学)、组织管理领域，又由于行为决策理论的研究成果已经广泛应用于政府政策、企业管理制度的建设和金融投资决策中，本文的研究对上述研究学科的建设和行为决策理论成果的应用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决策行为实证研究方法与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

行为决策理论研究始于对理论决策理论中的不足和弊端进行的探索，至今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决策行为实证研究一直贯穿于其中，而决策行为的实证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对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起着推动抑或限制的作用，可以说，决策行为实证研究方法的发展对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行为决策理论的萌芽期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行为决策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行为决策理论的萌芽阶段，时间跨度大致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之所以将这个阶段称为行为决策理论的萌芽期，主要是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探索理性决策理论的不足和弊端上，其研究往往处在是规范性研究的先行阶段，没有划分出独立的研究领域。

行为决策理论在第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对象可分为“判断”和“抉择”两大类。“判断”在研究中的含义是“人们在估计某一事物发生概率的时候，整个决策过程是如何进行的”(爱德华兹悖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抉择”在研究中的含义是“人们在面对多个可选事物的情况下，是如何做挑选的”(阿莱斯悖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5]。研究框架基于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判断和抉择过程实际是信息处理过程，该过程有四个环节――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输出、信息反馈。主要研究内容是探索和描述人们在“判断”和“抉择”中是如何具体进行每一个环节的。

行为决策理论在这个阶段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心理学实验方法，通过心理学实验探索人们在进行判断和抉择背后的心理因素，然后再就这些心理因素对决策行为中的判断和抉择的影响进行理论探讨，进而探索和描述人们在“判断”和“抉择”中是如何具体进行每一个环节的。应该说行为决策理论在这个阶段还是解释许多理性决策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但是，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行为决策理论在这个阶段对决策行为的研究显得比较单薄，加上理性决策理论正处在发展的高潮期，行为决策理论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重视。

(二)行为决策理论的兴起期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行为决策理论研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行为决策在这个阶段已经称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应用开始在经济、金融和管理等领域扩大。在这段时期，行为决策理论的研究对象扩大到决策过程的所有环节，即情报阶段、设计阶段(包含判断)、抉择阶段和实施阶段，对决策行为中各个阶段中人们是如何具体的完成这一阶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行为决策理论中讨论的偏离传统最优行为的“决策

偏差”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研究发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行为决策理论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建立基于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描述行决策模型，Kahneman和Tversky于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6]中，提出的描述性决策框架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型(详见图1)[7]，这一模型与传统的决策模型(详见图2)[8]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合这个模型，Kahneman和Tversky运用心理学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大胆创新，修正了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开创了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经过大量实验研究，他们总结发现了许多偏离传统最优行为的决策偏差。如不确定性效应(Certaintyeffect)、反射效应(Reflection effect)，锚定效应(Anchoringeffect)，后悔理论、过分自信等现象，在总结实验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充分展示人类决策行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前景理论。Kahneman也由于在该领域杰出的贡献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行为决策理论研究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方法涵盖了观察法、调查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访谈调查法)和实验法(心理学实验和经济学实验)，而且随着实验经济学的逐渐成熟，行为决策研究的方法有逐渐向经济学实验方法靠拢的趋势。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尤其是经济学实验方法的逐渐成熟和应用，使得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规律得到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为行为决策理论后来的蓬勃发展尤其在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行为决策理论的蓬勃发展期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行为决策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至今。行为决策理论研究在这个阶段的研究的主流不再是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而是概括行为特征，提炼行为变量，然后将其运用到理性决策的分析框架之中。这种向传统理论领域的渗透与第一阶段的混淆完全不同――改善和替代后的决策模型不仅考虑客观的备选方案以及环境对它们的影响，而且包含了决策者认知局限性、主观心理因素以及环境对决策者的心理影响等因素，这样得到的模型普适性更强。可以说，这种渗透正是行为决策理论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行为决策理论在这个阶段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应属其应用于金融领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至少包括BSV模型[9]、DHS模型[10]、HS模型[11]、BHS模型[12]等四个投资者心态模型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13]、行为组合模型[14]等。投资者心态模型较好地对金融市场中价格对信息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和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现象进行了解释，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组合模型更是对传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普适性更强的修正。

在第三阶段，行为决策理论的主流研究范式为：首先，识别具体领域的传统决策模型及其假设；第二步，揭示理论和实际不一致现象，而这种不一致现象是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心理因素所导致的；第三步，归纳行为特征，增加行为变量或用考虑行为因素后的变量替代原模型中的变量，得到新的决策模型；第四步，对新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寻找该模型的新推论，并论证其对谬与否。

从研究范式可以看出，行为决策理论研究在第三阶段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研究开始增多，但实证研究方法还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只是实证分析的对象已经不是决策行为，而是基于决策行为规律提出的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中的一些命题假设。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虽然这个阶段的研究开始转向行为决策模型的构建和检验，但模型的构建和检验均建立在对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实证分析，在文化背景研究逐渐融人和复杂系统研究方法不断引入的情况下，对实际决策行为进行描述的精确度要求越来越高，对其研究方法的要求自然也就越来越高。

综合以上的分析，在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人们实际决策行为进行描述性研究的研究方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行为决策的萌芽阶段，由于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实证分析方法局限于心理学实验，行为决策研究的对象无法涵盖决策的整个过程，也无法与理性决策研究的领域脱钩。在行为决策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由于观察法、调查法和实验法的引入，尤其是经济实验法的日渐成熟，行为决策理论开始兴起并称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学科。到了第三阶段，由于经济学实验法的广泛应用和其他实证研究方法的不断吸收，行为决策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在现代决策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可以认为，对人类实际决策行为进行描述性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为决策理论发展的进程。

三、决策行为一般实证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决策行为的一般实证研究方法有三种：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从理论上看，三种基本的研究方法都可以用来决策行为，但受到特定的方法论背景、逻辑程序和操作方式等因素的约束和限制，在具体研究领域中它们的运用情况往往不同，对不同研究内容的适用性也往往不一样。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在未经控制的日常生活条件下，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观察记录经济行为人的外部表现，从而分析、判断其行为及心理活动的一种方法。观察法可以保证研究具有较高的“自然生态效度”[15]。由于人的各种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经济需求和动机支配下进行的，因此，研究者有目的、有选择地在自然发生的条件下对被观察者进行细致的观察，并作详细的记录和分析，这样所获得的结果就比较客观。但是，在研究投资者深层次的行为动机时，观察法的研究信度和效度均较难保证，主要原因是研究数据具有整体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陷。所谓整体性缺陷是指通过观察法获得的经验数据既包括特定理论假说包含的变量所导致的结论特性，又包括其他众多干扰变量导致的结论特征。一般情况下，在整体性的研究数据中提取所需的信息难度很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采用整体性数据很可能对一些行为命题和理论预期的检验出现偏差。不可重复性缺陷是指观察法在自然发生过程中记录下来的数据一般是独一无二和无法重复的，而理论预测的证实与证伪都需要大量的检验，显然观察法所得的数据难以达到相同环境和机制下重复的要求。

与观察法一样，调查法也是对未加控制的研究客体进行了解取证的方法。由于具有明显的实证方法论背景，以假设演绎为主的逻辑程序，结构化、标准化的操作方式，加上与抽样和统计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以个人作为主要分析单位、以深入访谈或问卷作为收集资料的工具等众多特点，使得调查法特别适用于描述一个大总体的状况、性质和特征。这

也是调查法成为当前经济和管理领域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的根本原因。虽然有众多的优势，但调查法的不足也十分明显：被调查者有时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掩盖、抑制自己的真实心理及行为表现。具体到决策行为的研究，在一些需要决策者进行一定思考的决策行为问题上，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法很可能因为被调查者不愿意认真思考而得不到真实的信息。

实验法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观察法和调查法的上述难题或不足之处。经济学意义上实验法就是在可控的实验条件下，针对某一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决策者的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由于实验法中被试的决策行为是在研究者有意识地投入某些刺激变量或改变其间组合的条件下做出的，这就使得对决策主体行为特征及其结果较精确的测量成为了可能。实验法由三大元素组成[16]：环境、体系和行为。良好的实验设计可以将复杂的市场环境高度简化在实验的环境和体系之中，使得其他研究者可以重复实验从而独立的验证结果，从而使得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研究具备了可重复性。在解决调查法中被调查者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掩盖、抑制自己的真实心理及行为的问题上，实验法使用了适当的报酬手段，诱发被试的特定行为特征。根据价值诱发理论[16]，报酬手段在实验法中应满足三个条件：(1)单调性(monotonieity)，即被试认为报酬量越多越好而且不存在饱和状态；(2)突显性(Salienney)，即被试的行动与报酬的关系，应该能突出显示实验主持者所希望的制度，被试应理解这种关系；(3)优超性(dominance)；在实验中被试的效用变化来自实验报酬，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可以忽略不计。若能达成这三条件，实验者就能达到关于经济主体特征的控制：有了突显性，实验者可以在被试行动与报酬之间建立明确的关系；有了单调性，实验者可以利用报酬手段实现自己的动机，有了优超性，实验者就可以忽略其他事件的影响而在实验室中实现所选择的关系。对于经济实验法，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实验法绝大部分在实验室中进行，实验的环境和体系将现实复杂的经济环境进行高度简化后，其研究结论究竟对实践有无指导作用?这个问题是实验法面临的最大质疑。对这个问题，在实验经济学方法论上做出巨大贡献的VernonSmith的观点是鲜明的：“一个关于个人行动以及制度执行的命题，如果在实验室中的微观经济中已被验证，那么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同样状况下，在离开实验室的微观经济中仍然适用”，这就是Vernon Smith提出的所谓“并行原理”。并行原理认为，与自然产生的经济过程相比，实验室中的经济过程较为单纯，然而在实验过程中，被试受物质利益所驱使，表现出来的行动与现实经济环境中为追求利润而采取的行动并无本质上的差异，而且由于环境单纯更能表现出行动的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在决策行为研究中，观察法往往比较适用于对决策行为的初步探索性研究；调查法则较适用于对决策者一般决策行为总体上的状况和特征进行研究；如果所提理论假说源于决策者某些特定的、深层次的主观动机，而所提理论假设的证实与证伪需要大量检验，实验法相对观察法和调查法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四、决策行为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股市研究中的一个应用[17]

前文对决策行为一般实证研究方法及其特点、各自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探讨，下文给出一个中国投资者决策行为实证研究的简单例子，由于这个研究的整体内容并非本文研究的范围，因此这里主要介绍其研究方法，以抛砖引玉，供学术争鸣。

实验研究题目：中国股市投资者短期价格趋势推断行为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假设：面对连续上涨或下跌股价序列信息，中国股市投资者的买入或者卖出的意愿随着序列时间的延长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被试选择：试验性实验选择国内某大型券商广州分公司下属15家证券营业部中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员工作为被试，共计31名；正式实验选择该券商广州分公司下属的东莞、顺德、江门和广州滨江东路四家营业部的核心客户(资金量较大，交投活跃，贡献的成交量大)作为被试，共计143名。

实验环境和体系搭建：(1)在规则上限定参加实验的被试必须进行买卖；(2)设置现金奖励，获奖条件为被试的选择最接近于全体被试的平均水平。获奖金额根据试验性实验确定为500元；(3)以证券市场行情演示中最常用的K线图向被试传递股价序列信息；(4)实验时间控制在30分钟之内，一次完成，且没有给被试相互交流时间；(5)实验前对研究假设进行保密，而且一位被试只能做一次实验。

实验研究内容：实验包括4x4x2个交叉因子。其中包括4个股价变动持续幅度因子：5％，7％、11％、15％；4个股价变动持续时间因子：2日、3日、5日、7日；2个交易方式因子：买人和卖出。假设两类被试必须进行买人和卖出股票的情景，考察在连续上涨或下跌2日、3日、5日、7日，幅度分别为5％，7％、11％、15％的情景下被试的买卖意愿及其意愿的强烈程度。被试对某支股票买卖意愿的强弱采用被试所做资产组合中该支股票买卖数量所占比例来表示。

实验研究过程：(1)根据相关的理论和研究目的进行实验设计；(2)根据试验性实验对实验设计进行改进；(3)做好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场地、仪器设备、实验人员分工等；(4)正式实验前的实验讲解和答疑，确保被试对实验规则、实验术语有十分明晰的认识；(5)正式实验；(6)实验后的数据整理和分析等。

实验研究结果：通过无效被试识别问题剔除出了15名无效被试。对有效被试在相同涨跌时间、不同涨跌幅度的买人和卖出意愿进行平均，得出平均涨跌幅度下每位被试的买卖意愿随涨跌时间变化的情况，并利用统计软件对被试不同涨跌时间的买卖意愿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显著支持实验假设。较之现有的行为金融模型(如BSV模型、DHS模型、HS模型和BBS模型)，该实验研究关于投资者行为模式的论证可能更加贴近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对中国股市的短周期内的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现象可能更具解释能力。

五、结语

成本决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0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1-0022-04

一、引 言

群决策是决策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多学科的相互交叉，人们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许多问题单个决策者已没有能力处理，需要集中集体的智慧才能创造性地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复杂系统的多属性决策中，为了使决策、评价结果尽可能贴近客观实际，尽量减少单个决策者偏好所引起的偏差，一般采用群体决策，以避免单人决策的片面性，使决策更科学，有关群决策的理论与方法，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了成功应用。在决策分析中，重要的是准确地获得决策者真实的偏好信息，由于受主客观等许多因素的干扰，决策者的偏好信息往往是模糊的或不精确的。同样，在多属性群决策中，每个方案下的属性值只知道大致范围，而不知其确切的值。这种只知道大概范围而不知其准确值的数称为灰数。把含有灰数的多属性群决策问题称为灰色多属性群决策问题。文献将用于个人多目标决策的灰色关联理论推广到群体决策情形，引入个体理想最优效果和群体理想最优效果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多目标群体决策问题的灰色关联模型。文献利用数值分析中的幂法和群决策系统的熵模型，讨论了一类灰色群决策问题．但未见文献讨论权重信息部分已知的灰色多属性群决策问题。在管理学、经济学、行为科学和工程中，通常会遇到决策人的属性权重信息部分已知、方案的属性值为区间灰数的灰色多属性群决策问题。因此，将灰色系统理论的思想和方法引入到群体决策分析中，有利于促进群决策理论和灰色系统理论研究与发展。

成本决策论文篇（11）

社会生态模型

     [论文摘要】本文从(1)强调结果的个人一环境匹配理论；(2)关注决策过程的职业决策研究；(3)关注职业决策困难(职业未决)的诊断工具研究；(4)关注决策因素的职业价值观研究共四个

方面，重新梳理了职业决策理论的脉络，分析了西方职业决策理论本身的理论和应用问题，并结合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需求的特点，初步展望了大学生决策研究中关注社会生态因子的趋势。

    国外关于职业决策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parsons (1908)的开创性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经形成了许多较为成熟的理论。但令人困扰的是这一领域至今都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范式。同时，已有的研究对于解释中国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行为和过程既缺乏有效的解释力，也难以指导职业辅导的实践。为便于理解，本文将已有的理论归结为以下4类:(1)强调结果的个人-职业匹配理论;(2)关注决策过程的职业决策研究;(3)关注职业决策困难(职业未决)的诊断工具研究;(4)关注决策因素的职业价值观研究。基于对已有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分析，作者尝试指出在中国文化下应用西方理论的前提条件和描述解释中国大学生择业行为的局限和困境，并初步提出和阐释了提升职业理论生态文化效度的新思路和未来的理论发展趋势一大学生择业的生态模型理论。

     一、强调结果的个人一职业匹配理论

    西方职业决策理论主要围绕个人的视角展开，关注个人利益最大、效价最高、最适合和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从心理学角度的理论主要是强调个人心理属性与职业要求匹配的特质论，如parsons (1908),williamson(1939),holland(1976,1980)等人的理论!，~;从社会学角度的理论如gottfredson对择业过程中社会声望和性别角色的作用，提出的范围限制一妥协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则注重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探讨择业过程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对择业的影响。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从个人与职业特点之间的匹配这一角度出发的简单职业决策模型。其特征如图1所示:

    强调个人一职业匹配的单维度职业决策理论主要包括parsons的职业决策匹配模型、holland的个人一职业相互作用模}u、工作调适理论((theory ofwork  adjustment)、界限妥协理论(theory  of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工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刀等。

    个人一职业匹配理论假设匹配的职业决策就是好的或有效的职业决策。但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匹配性并不是优化的职业生涯决策结果的良好预测指标(furnham, 2001; spokane et al., 2001;tinsley, 2000 )o tinsley  (2000)指出，holland六边形的一致性系数和职业满意没有显著相关。holland职业兴趣的结构，以及是否和如何考虑用这一结构来解释个体的职业兴趣和进行一致性评估等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3j个人一职业匹配理论作为一种机械静态的人格观，严重忽视了人的可塑性和职业选择的变通性。

     二、注重过程的职业决策研究

    在20世纪中期，职业发展理论和研究的趋势之一就是对于帮助控制职业行为的认知变量和过程的关注越来越多(lent, r. w., brown, s. d.& hackett, g .2001) o [’}gati等(2001)指出职业生涯决策有如下特点:(1)存在必须做出决策的个体和有一个决策要做;(2)有几个备选项，决策者有某些方面和标准，可以用它们对比和评估各个选项来确定最适合的选项;(3)要在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由于许多决策中包含着不确定性和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是未知的，因此职业决策是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

    关注过程的职业决策模型的演化趋势和过程是，由早期的受标准化决策理论影响较大的理性决策模型，逐渐发展到强调有限理性思想的理论模型演变，后期的模型逐渐克服了标准化决策模型的理想化和过分理性的特征。标准化决策理论(normative decisionmakin目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典决策理论。该理论相信决策者能够加工所有相关信息，遵循着效用最大化原则(v neumann&morgenstern, 1947; e. edwards,1954)做出完全理性的选择。并且选项的优势和劣势之间能够互相补偿，某个选项的期望效用是各种效用被各自的概率赋予权重后的效用之和。标准化理论认为，个体的偏好在决策过程中可以传递(transitivity)和保持不变(consistency)。早期关注过程的职业决策理论都是基于标准化决策理论的思想提出来的。

   如果说匹配理论关注的是什么是理想的职业选择，那么过程理论则关注如何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所有过程理论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围绕个体的认知决策的微观机制展开。各种理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但理论的多样化和概念的不统一本身表明职业决策过程比预想的要复杂。各种过程理论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决策过程极端地依赖决策者对价值的评估、概率的判断等等，而一个人如果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么决策就变得简单了，简单到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过程。

    三、关注职业决策困难(职业未决)的研究

    职业决策的研究另外一个思路和主题是职业决策困难及其影响因素。职业决策困难，是指个体在特定的时间里，无能力作出一个特定的决策。

krumboltz认为其实质是对决策不满意，或是由于与职业相关的学习经验不够，或是由于个体还没有学会或运用一套作职业决策的系统方法所导致的一种决策状态。决策困难是没有学会某种学习经验的自然结果。crites认为是个体无能力挑选或是承诺于一个特殊的，即将准备或进人特定职业的行动过程。哪公诩龙立荣等认为职业决策困难是个人在职业选择(进人阶段或职业改变)过程中，面临最后决策时，不知道要从事什么职业或从几个职业中挑选一个时发生的困难。

    这一研究取向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职业决策困难的检测工具和量表开发使用，以及围绕这些量表结构和应用的研究:careerdecision scale, (cds) (osipow, 1987),  career factorsinventory,   (cfi),   career   decision   difficultiesquestionnaire (cddq)o }}~作为经验和实践导向的研究，其主要研究目的是服务于职业辅导的实践，即分拣和筛选出决策困难者，因此有关决策困难的研究在西方理论界也未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表述，其理论逻辑也并不清楚。虽然国内已经有大量关于上述三个工具验证和使用的文献，但这些工具基本构念的文化适应性依然缺少有力的验证。

    四、国内有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研究

    如果说早期的匹配理论是要回答“什么是一个好的职业决策?”关注认知过程的决策理论关注“如何做一个好的决策”的话，那么价值观的研究就是要关注“决策的依据和目标是什么?”

    国内近年来关于大学生职业领域的研究相当丰富，如方俐洛、凌文栓等(1996)对中国职业兴趣量表的修订和建构;田宝珍(1997)对大学生择业价值取向的分析;于海波、张进辅(2003)对大学生需要特点的调查;梁龙娟、余贤君对大学生择业标准的研究等等。比较不难发现，国外关于职业决策的研究有着理论和应用两条比较清晰的线索，研究的主题也相对集中和相互关联。而国内的研究多为以国外相关理论为基础的探索，并且国内的多数研究围绕大学生职业价值观、职业兴趣领域的研究展开。

    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是复制性的研究或对国外理论的验证性研究。并且对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构成成分和结构业没有一个一致的表述。金盛华( 2005)认为我国心理学领域对职业价值观研究尚无稳定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研究结果各不相同，很难互相验证。poi如凌文轮的问卷项目主要来源于文献中筛选的职业价值观条目，宁维卫的工具来源于翻译和修订的国外问卷。因此依然有必要进一步地研究。

     五、大学生择业生态模型构想—职业决策研究的新思路

    从上述对西方及国内有关职业决策研究的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的关注视角差异很大，在同一视角下的研究也缺乏统一的表述和一致的结论。随着工作世界的持续变化，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完整地描述和有效地解释真实的职业决策过程和行为，因此也难以在职业辅导实践中应用。同时，由于中西方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差异较大，来自西方的理论也难以有效地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择业行为。因此，龙立荣等国内学者基于西方理论本身的问题及其在中国应用的生态文化效度的考虑，开始探索新的关注生态效度的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人的职业决策行为。

   龙立荣(2006)指出在市场经济体系比较完善的制度环境下，个人的职业自我属性是择业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只要个人能够胜任职位的工作(知识经验和能力)，与自己的价值观念(包括兴趣)和社会规范(包括社会声望、性别)相符，该职业的就业前景广泛就是合理的。至于这些符合要求的职位或职业在哪种类型的组织、在一个国家的哪个地区，似乎并不重要。因此西方描述和解释择业决策主要考虑(图1所示)的模式，即职业自我与职业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西方人也开始关注组织的差异，但这种考虑的顺序仍然以职业为核心组织的作用是次要的。

    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和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价值追求特点的分析，龙立荣提出了的大学生择业的社会生态模型的初步构想:(1)西方的择业理论过于注重择业者的职业自我属性，相对忽视职业所在的组织和地区社会生态环境的作用价值，与中国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差距太大，难以预测和解释大学生的择业行为;(2)择业决策的影响因素除了个人的职业自我属性外，外部提供的职业机会、外部就业机会的社会生态价值也是人们非常注重的优化匹配因素;( 3)在整个择业匹配过程中，个人职业自我与组织环境和地区环境匹配度的预测力，大于与职业本身匹配的预测力;(4)人们看重组织环境是出于薪酬待遇和个人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双重考虑;人们看重地区环境是突出地区经济、文化的长久回报价值。简言之，地域、行业、组织等生态因子对个体现实职业决策的预测优于和大于个体职业自我属性(如能力、兴趣)的预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