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论文大全11篇

家庭伦理论文篇（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人们主要消费场所的家庭也会在全球化浪潮中接受丰富的、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同时，也必将面临着许多道德选择的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与否将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家庭自身应该承担起责任，树立健康消费观念、制定合理的消费策略、规范家庭成员的消费行为，使我们每个家庭在物欲横流、各种非理性的个性化理念与价值观充斥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真正做到理性消费，真正获得高质量的生活。

一、加强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加强消费教育，培养健康文明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既是长远大事，也是当务之急。日本学者小林实早就提出：“产业的发展，需要培养贤明的消费者。今后在政策观点上要重视充实消费者教育，开展培育有良心的消费者运动”，“日本产业之所以能够从经营指导思想重视产品质量，是由于日本的消费者，特别是战后提高了教育水平的日本妇女具有识别商品的眼力”。[1]很多国家，特别是美、日等国，半个世纪以来，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消费教育体系，纳入各级学校教育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国近一二十年来，国民消费教育，已成为近几年全社会尤其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有些省市虽然搞了一些消费教育，但从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消费教育体系，还没有转变为政府行为，把它纳入基础教育、素质教育之中，列入学校计划之中。而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筹划消费教育还未予以充分重视。著名学者卢嘉瑞认为：“所谓消费教育，是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全体国民传授消费知识和技能，培养科学文明的消费观念和维权意识，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教育活动”[2]。按照卢嘉瑞教授的理论，家庭消费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六有”的消费者：有消费经济学常识；有科学的正确的消费观念；有科学的消费知识、技能和方法；有文明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有个人和群体的消费行为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有能动的、强烈的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识。家庭消费教育是国民消费教育的重头戏。实施国民消费教育要考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培育家庭形成一种文明、健康消费观念和行为，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二、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内容

家庭消费教育的内容很广，覆盖面比较宽。但从总的来说，属于文化方面的教育，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方面的教育，具体包括消费观和消费道德教育、商品知识和消费知识以及消费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等方面；同时根据不同的家庭成员对象，确定主要内容和侧重点。

1.消费价值观和消费道德教育。价值观、消费观和消费道德，是家庭消费教育的极重要的内容。张梦霞教授曾在她的专著《女性价值观与购买行为》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有力地证明了：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它构建了人的信仰和态度，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价值观指导着个体行动和态度，是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导向仪，并直接指挥着个体决策系统。由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一种直接反映人的需求、欲望、物质和精神利益追求的特殊而具体行为，消费者对其购买行为的价值感知和判断会受到价值观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3]。比如，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道家文化价值观与佛家文化价值观为例，研究证明，消费者的儒家文化价值观特征越显著，越倾向于选择象征性消费模式（也称炫耀性消费）；道家价值观越显著，就越倾向于选择绿色消费模式；而佛家价值观越显著就越倾向于选择实用性消费方式。由此可见，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家庭成员正确的、适度、科学的消费观念是家庭消费教育的核心。

2.商品知识与消费知识方面的教育。在当代，商品和劳务丰富多彩，特别是有些商品科技含量高。加之伪劣假冒，充斥市场，如果不具备丰富的现代商品知识和消费知识，就难以在商品的海洋中，选择自己最需要、效用最大化商品，更难以抉择其于社会的道德立场，甚至可能上当受骗。为此，家庭消费教育还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现代商品和劳务知识以及如何正确制定家庭消费方针的教育。让每个家庭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了解：商品和劳务是否对家庭成员身心健康有影响，对凡是有害于家庭成员健康的消费产品一概排斥，比如烟酒、黄色庸俗消费项目等；商品与劳务是否符合绿色消费原则，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对社会资源造成浪费，对一切会破坏生态的消费品予以排斥。

3.消费政策和消费法规的教育。市场经济是消费者的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如果不懂消费政策、法律、法规，就会影响自己的消费行为，甚至会影响消费质量的提高，造成一些非法的消费行为。有些甚至在消费的过程中，明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也无法切实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有些服务性行业，误导消费者进行一些不良甚至非法消费，消费者常常是不知如何应对。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人员的非法消费行为是与他们法律知识的匮乏分不开的。因此，在开展家庭消费教育时，适当地向广大家庭宣传国家现时期的消费政策，以及消费法律与消费法规是十分必要的。

4.根据不同的家庭以及不同的家庭成员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家庭消费心理和行为受收入差别、文化程度、传统习俗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各个家庭不仅存在共性，而且也会存在各自的特性。家庭消费教育应该特别注意家庭的共性和特性，以及不同家庭成员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特点，制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式。

三、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领域和渠道

如何把家庭消费教育的上述内容传授给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这些经验主要有：政府高度重视，如美国：用行政法规强化消费教育，如日本：将消费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之中，开设消费教育的专门课程。日本是最初提出学校消费者教育重要性的国家，其次还有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教育研究和消费教育工作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差距还比较大。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发达的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拓展家庭消费教育的领域，多渠道的开展家庭消费教育。

1.家庭自觉开展消费伦理教育。家庭是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家长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再加上家庭中的一种特殊的亲情关系，更利于家庭消费教育收到成效。家庭的消费决策者除了自身应有科学合理消费的观念与行为之外，更负有对家庭成员进行随时的消费教育的义务。这就要求，作为家庭消费决策的家长，首先要做到率先垂范，杜绝一切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如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主义、“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的盲目攀比心理，以及黄赌毒等一些不法消费行为，做到节俭与合理消费相结合。其次，对家庭其他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及时的健康消费教育，采取措施纠正存在的不良消费倾向。同时对子女进行劳动教育，节俭教育，以及金钱观教育。引导家庭成员合理消费，形成一种良好的家风，既有利于家庭成员健康人格的塑造，对社会的风气也会起到一定的净化作用。

2.学校有计划地对青少年开展消费伦理教育。根据零点调查集团的一项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家庭消费的许多领域，孩子对于家庭消费项目的购买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家调查公司的研究人员还根据近年对城市少年儿童状况的若干调查结果，对当前青少年个人的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与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影响力比重相对偏高提出警告：随着三人之家群体已构成中国城市家庭的稳定形态，对独生子女的家庭约束机制尚不成熟，经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导致的中青年群体的家长群体可用于家庭活动时间的减少，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决策的高影响力会形成新形式的非理性化消费[4]。这批对家庭消费决策具有高影响力的青少年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因此，把家庭消费教育延伸到学校，显得异常迫切。相当数量的学生的消费行为已经处于一种不良状态，盲目消费、过度消费甚至进行一些有害消费。从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现状来看，因比吃比穿、讲享受、讲排场而发生的侵财案件，占到了80%以上。由此可见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消费伦理教育，培养学生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品质，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学校教育是提高消费者素质的最有效的途径，它能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教育。学校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宣传消费观念、培养消费道德的主体。学校不仅应该提供基本的消费知识和消费技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向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宣传正确的消费观念，包括节俭消费、健康消费理念、绿色消费理念以及理财知识等。

3.社会消费教育。社会消费教育是指运用各种社会力量开展家庭消费知识的教育。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式进行：以各级消协组成全国性消费教育网络，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的同时，向人们倡导一种正确积极的消费理念。其次，大众传媒是进行消费道德教育最持久、最经常也是最有效的形式，利用各种传媒如电视台、电台、书籍、报刊及各种文艺形式经常性的开展家庭消费教育，或通过一些典型人物的报道，或通过一些理财专家的讲座形式，向社会受众传达科学合理的消费文化。

参考文献：

[1][日]小林实.东亚产业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39.

家庭伦理论文篇（2）

每一部家庭伦理剧都对应着某种心理原型。家庭伦理剧是一种以反映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通俗剧，具有较强的世俗性和大众性。在我国，家庭伦理剧是最具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叙事方式，或者可以称为是一种婚姻家庭的智慧面具，是存活于现实世界的虚构性的叙述加入了人们的想象、幻想、情感和欲望等组成的一种凝聚物。

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的。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中，传媒被赋予了6项任务：⑴为政治制度服务，提供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观点和讨论；⑵启发民智，使之能够自治；⑶监督政府，保障个人权利；⑷为经济制度服务，利用广告沟通买卖双方的商品和服务；⑸提供娱乐；⑹保持经济自立，不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压迫。①

我们所谓的媒体责任是媒介在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同时，还应履行维护社会良知、教化民众、弘扬正义、捍卫真理等责任。

一、家庭伦理剧的热播现象

一部优秀的家庭伦理剧总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地域、年龄和文化的差异，产生巨大的影响。继万人空巷看《渴望》的热潮后，新时期的家庭伦理剧收视率继续一路走高，《新结婚时代》收视率达8.78%，《金婚》收视率达13.6%，《蜗居》的收视率达9.6%。剧中人物海藻、海萍、宋思明、佟志、文丽等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人物，剧中人物之间的每一次冲突都会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应。

家庭伦理剧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平淡中见真情，如《渴望》、《金婚》，人物性格鲜活，生活细节生动，观众可以慢慢品味。另一类的特点是矛盾激烈、冲突夸张、情节极致、故事离奇，靠编故事来抓人。如《蜗居》将视角聚焦到都市人最关心的“房子大事”中，展现老百姓买房、供房的种种经历，讲述主人公一波三折的买房奋斗史。

二、家庭伦理剧热播的原因

1、社会原因――人际关系紧张和信任危机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以及体制的改变引发了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利益成为激励社会行为的重要砝码；与此相伴随，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物质刺激强烈地引导着人们的生活。

物质利益的快速膨胀给社会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和信任危机，“亲情”、“和善”、“礼让”等传统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取而代之的是“竞争”、“自我发展”、“享受”这样的现代价值观念。人们呼唤传统价值的回归，孤立的个体越发依赖家的温暖来抚慰在激烈竞争中受到的创伤和产生的失落感。正是这一意义，使人们对新时期家庭伦理剧给予较多关注。

2、家庭伦理剧的特点――现实和剧情的结合

家庭伦理剧将婚恋内容紧密地与社会现实对接，侧重描写因家庭诸关系的情感纠葛、价值观碰撞而产生的戏剧冲突，聚焦于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注重以家庭成员的情感纠葛和命运变化，以及社会的人伦常理和人文关怀。观众对于这些带有浓厚生活情趣、体现自身生活本质的电视剧最容易产生共鸣。而且在欣赏剧本时会有一种同感的触动，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学习和影响。

以《渴望》为代表，上世纪90年代的家庭伦理剧探讨的是社会转型期间道德的缺失，呼唤心灵的纯净，向往建立一个更富有人情味的传统型社会。而现在的伦理剧更多的是关注代际之间、个体之间观念的冲突，试图展示现代都市青年人的家庭所面临的来自上一代的压力，以及自身个体独立意识和家庭需要相互妥协磨合产生的冲突，尝试着建立家庭和谐的另一种可能和途径。

3、经济利益――市场化炒作泛滥

经济效益也是最大的驱动因素之一。市场化炒作剧情的剧本已经在情感影视剧中泛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表示，“某些电视剧价值导向错误，社会影响低俗”，直批《蜗居》“有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

三、家庭伦理剧热播产生的影响

麦克卢汉在《人的延伸》一书中强调，“电视不只是娱乐工具，还是制造现代人心灵、改变整个生活情境的新力量”。大众传播具有文化或者社会建构功能，它通过“议程设置”和精心的编码建构一种现实之外的媒介世界，以改变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使得个人逐渐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③

来自为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一个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从数据上看接收TV Globo (主放拉美电视剧)信号地区的出生率比未接收信号的地区少0.6个百分点，普遍离婚率也较高。假如肥皂剧里的女主角离婚，那么当地的离婚率也会瞬间增长0.1个百分点。

近几年反映离婚问题的家庭伦理剧主要呈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痛苦失败婚姻的比例过高，而幸福恩爱家庭的比例偏少，这样传达给受众的就是现在社会婚姻家庭是痛苦。有专家表示，“这类影视剧用大量篇幅刻画第三者如何破坏家庭的过程，过度渲染家庭的脆弱，既不符合社会的现实，又影响了社会和谐与稳定”。中国国产剧中的家庭有很多像战场，夫妻间经常是对立的关系，结局也通常是离婚。

二是灌输婚姻就是“坟墓”的观念，将婚内生活表现得沉闷，缺乏生气，而将婚外恋写得有滋有味。《金婚》中的佟志与李天骄、《蜗居》中的宋思明与海藻，这几对婚外恋关系都写得缠绵而且富有人情味，这就在感觉上给受众一种误导：婚外恋比起婚内情似乎更符合人的本性，诱导着受众对婚外恋的同情和艳羡。

据统计，中国的电视剧观众的平均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都偏中下，这使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能力也相对偏低。《金婚》的导演郑晓龙认为，“一些情感剧的剧情表象属于社会问题，但现在荧屏上夸大、渲染一些社会不良现象，这样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有婚外恋是合理的，也使一些小众夸张为大众问题对成年观众的情感观念也会产生误导。”

更有人表示：“社会的婚姻观、道德观、价值观被扭曲、被颠覆。我们每个人所曾经坚守的东西，我们的底线，我们的是非和原则，越来越受到社会现实的严峻挑战！”

四、家庭伦理剧的责任

《继父》导演陈家林认为，“婚姻和家庭永远是这个社会的支柱和基本组成部分，家庭婚姻问题也是最贴近电视

观众，最朴实深刻的问题。”④

家庭是人性培育的最初场所，是社会转型的敏感之地。每个人都是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人的认知结构有很大部分是由家长的经验继承而来的，家教、家规、家风在人的道德素质形成上具有重要作用。⑤在中国，家庭伦理剧不仅要具有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还应在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当今社会现实、培养共同信仰和核心价值观以及提高审美层次方面的发挥重要作用。

1、满足受众需求，发挥粘合剂的作用，做受众“客厅里每天到访的一位睿智的健康的宽容的朋友”

受到群众好评的家庭伦理剧往往是建立在世俗和平基础上精神的同构与共生。”既能成功完成日常生活普通人的形象塑造，又能挖掘出日常生活中的人情美、人性美。

相对于我国家庭伦理剧极力追求激烈的冲击，在理论观念上强调创作要表现正邪对立、正反相斗的斗争模式，韩国编导再现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人伦情感。它通过描写日常家庭琐事揭示人的内心，展示情感历程，宽慰人心，这类电视剧的内容“符合人们日常的心理节奏”。注重用和谐的家庭行式应对和化解社会的道德危机，注意从民俗和传统礼仪的强化来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抚慰处于现代社会压力下变得脆弱的人心，调节紧张的人与人之间关系。

2、用主流舆论引导非主流舆论，用正向舆论引导负向舆论

2004年10月中日韩三国电视剧导演聚首的一次研讨会上，韩国家庭伦理剧《看了又看》导演张斗翼表示，“老龄化、离婚问题等在三国都存在。离婚不能儿戏，我就是想用电视剧去影响社会风气”，“靠情化解矛盾，溶化冲突，维系家庭的和睦”。

用主流舆论引导非主流舆论。主流舆论是那些反映社会本质和时代前进方向，反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舆论。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公平、民主、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舆论，是时代的主旋律。用这一主旋律的舆论引导非主流的舆论，是我们的首要责任。

用正向的舆论引导负向的舆论。负向舆论歪曲客观事物的真相为了追求刺激、看点，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家庭伦理剧要反映客观、全面、本质的现实生活，以消融、统一负向的舆论。

3、强化中国特色民俗文化

家庭伦理剧的热播为传播民俗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但我国的家庭伦理剧生活细节缺乏，民俗的缺位，很少感受到中国特色文化。韩国将民俗点缀到电视剧内容的每一个角落，这项举措很值得我们借鉴。

在2006年3月14日的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网络新闻自由问题，温总理提出了爱尔兰作家肖伯纳那句格言：自由意味着责任。家庭伦理剧作为最现代的信息载体和最直接的触摸婚姻家庭的信息传播方式，便成了影响社会文化发展和个体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可以将对新型道德的思考融入叙事之中，以情感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立场，以大量鲜活的伦理生活信息引起人们的反思，积极建设新型伦理道德。

参考文献

①[美]威尔伯・施拉姆 著，戴鑫 译：《传媒的四种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士・坦卡德 著，郭振之等 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和应用》[M].华夏出版社，2000：310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14

家庭伦理论文篇（3）

一、 刑法中的家庭伦理道德观

刑法与家庭伦理道德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刑法与家庭伦理道德的联系要追溯两者的根源社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价值主球与社会的传统价值之间关系密不可分。当刑法与家庭道德之间发生联系时,家庭伦理在刑法中的运用就是以家庭法益为基础的,其刑法机能是可以使家庭伦理范畴建立在现代的刑法制度框架之上。

首先,研究刑法必须要以家庭伦理道德作为研究的基础。刑法是社会大环境定的产物,也就是说,刑法的研究是以社会为前提背景的研究,而不应该是本本主义的规定范畴。家庭伦理道德是社会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间接或者直接地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刑法也就需要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去构建相应的法律法规

其次,运用刑法就必须要建立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家庭伦理道德精神体现在对任何事物的价值合理性的追求,而刑法体现的就是对事物行为合理性的追求,尽管一者追求的是价值的合理性,而一者最求的是行为方式的合理性,但二者的价值追求实质上一样的统一的,这体现在行为合理性是价值合理性的前提,价值合理性与行为合理性二者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在实施法律法规的良性运转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能否得到伦理道德方面的有效支持。

最后,刑法受家庭伦理道德的影响。家庭伦理道德是经历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漫长演变而形成的,而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事情,它是自然自发的一种行为价值意识。家庭伦理道德既是现代社会的现实,也是历史社会的历史成果。社会的形成是历史发展变化形成的结果,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社会范畴中交织成一张没有缝隙的大网,也就构建成了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刑法的具体实施也是要以社会背景为基础的,也就不可能摆脱历史对社会的影响,历史形成的思想道德观念也就影响着刑法的运行。

因此,综上所述,刑法的立法与刑法的司法活动,要重视我国各民族遗留的民族性问题,同时,也要尊重我国历史数千年留下的伦理刑法传统,这样刑法在家庭法益中不仅仅能够符合历史瑰丽,而且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 刑法中家庭伦理道德实现的制度构建

(一)刑法对家庭伦理道德价值的现状

首先,在婚姻方面,现行的刑法中设计的罪名有:虐待罪、重婚罪、拐骗儿童罪、遗弃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以及破坏军魂罪等等。刑法中第四十九条中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和怀孕的妇女在犯罪的时候,不适用死刑,这足以体现了尊重生命的家庭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其次,对于婚姻的保护标准不统一。比如在军婚中,军人的工作性质属于特殊的、肩负着社会乃至国家重大责任的工作性质,军人的婚姻收到法律保护。那么,与之相关的行业就没有在刑法中有所体现,比如,建筑工人,铁路工作人员、科学考察工作人员、国家科技工作人员等等。这些工种的工作人员也是由于常年不能够与家人团聚,同时肩负着社会的重大责任,可他们的婚姻并没有收到刑法的相应保护。

再次,在我国的刑法中,对家庭暴力的规定处罚不力。比如,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罪,仅仅对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和虐待罪进行惩治。而家庭暴力不构成犯罪。另外,虐待罪中,只有被告诉才进行处理,无论是什么样的罪名,都要提起公诉才能法定为公诉案件。

(二) 实现家庭伦理道德制度构建的总体思路

第一,家庭伦理道德价值要成为建立法规的价值核心。也就是说,法律规范的建立要符合社会家庭伦理道德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要体现对家庭以及家庭成员的尊重与保护。在制定法律法规的过程中,要贯彻伦理道德的保护观念,就要以立法的形式促进法律法规的人性化和伦理化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建立要具有人文化,并且以此价值理论贯穿刑法的始终。同时,对于我国的刑法法规要辩证的、一分为二的看待、并且有选择地科学地修改。可以将家庭伦理道德作为刑法中婚姻方面的价值灵魂,重视伦理价值的建设,借鉴古今中外的立法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将刑法与家庭伦理道德融合在一起,为构建和谐社会、创建美好家庭、完美婚姻打下坚实基础,从而降低社会犯罪率,构建良好社会秩序。

第二,刑事司法环节要树立完善的家庭保护意识。刑事司法环节是实现刑法对家庭伦理价值的重要环节。司法行政人员应树立起伦理道德保护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司法行为的行驶不会出现偏差,尤其是司法行政人员是公平、公正的代表,他们对伦理道德价值的树立不仅仅是保护伦理精神,而且还是对立法的补充。家庭保护意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加强的,家庭功能与家庭形式也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司法的变化也应顺应这一变化。就目前社会来看,家庭已经从单一的“生育共同体”家庭功能向“文化与经济共同体”转变,从传统的家庭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中国的婚姻家庭的情感功能越来越被淡化,这也就给家庭暴力和家庭虐待行为埋下了伏笔,因此,司法形式环节的建立,就是对社会的保护,是树立家庭保护意识的关键,也是道德伦理价值建立的重要所在。(作者简介: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陆鹏.论刑事法律制度对社会伦理价值的维系.华东政法大学[D].2008

家庭伦理论文篇（4）

摘 要：孔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伦理思想家，他的家庭伦理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特别是以“孝”、“敬”、“修身”为主要内容的家庭伦理思想体系。在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对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家庭伦理教育的推进、学校德育的开展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孔子；家庭伦理思想；现实意义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010-02孔子一生非常注重家庭伦理教育，对中国家庭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等家庭伦理观，对后世影响深远。《论语》中也记载了不少孔子关于家庭伦理的经典论述，不仅奠定了最初的家庭伦理思想的根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一、孔子家庭伦理思想的内涵孔子的家庭伦理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多方面内容，在这里我主要谈三个方面：一是“孝”；二是“敬”；三是“修身”。曾有人问孔子为何不从政，孔子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5]可见孔子对孝悌的观念十分重视，并视之为政治运作的基础性工作。由此，“齐家”是为了“治国”，则“孝”在孔子心目中既是“齐家”的核心，亦是“治国”的基础，倡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施于有政”[5]。所以，“孝”是孔子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孝”、“敬”和“修身”便构成了孔子的家庭伦理思想体系。（一）孔子关于“孝”的基本内涵1.把“孝”与“悌”结合起来西周孝讲究孝慈合一与孝友结合，却不曾把孝与悌联在一起，而《论语》中则多次以孝悌联用，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同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同上）孝悌相联，表明了“悌”的地位的提高，这也是孔子对孝的发展。孔子认为我们在家要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出门在外要友待他人，为人要诚实讲信誉，这样才能达到或接近于“仁”的圣境。2.把行“孝”与“守礼”结合起来如果说孝之精神本质在于敬，那么如何用行动表达或表现出这种敬呢？这就是行为要符合礼，而孔子则直接将此看做是孝。《论语・为政》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里强调的是，无论父母生前或死后，都应按照礼的规定来行孝。（二）孔子关于“敬”的基本内涵1.要赡养父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应该把它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加以解释。一方面，当我们的父母都还健在的时候，并且身体很健康，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情况下。我们为人子女的可以在外面好好闯荡一番，开拓眼界，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还可以打工挣钱或经商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增加家庭收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父母子女两方面都受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父母年老体衰，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了，那么我们为人子女的就必须待在父母身边，担当起照顾父母的责任。毕竟父母年老，余下的时日不多了，特别是当下父母们都普遍感到精神的空虚、寂寞。如果有子女在身旁悉心照料，不仅生活无忧，而且在精神上也可以到巨大的慰藉，这是父母们都很渴望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对“不远游”作辩证的思考。2.以“礼”待父母樊迟问何谓“无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对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当我们的父母都还健在的时候，我们为人子女的必须从内心深处尊敬、爱待父母，时时刻刻要想到用“礼”来与父母相处，相互体谅，相互包容，共同为构建和谐的家庭而努力。其二，如果我们的父母已经逝去，那么我们也要用符合“礼”的规范来安葬父母，祭祀父母，这才是真真正正符合孔子对“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本意的。而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与孔子“礼”待父母的初衷相左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很多年轻子女不礼待父母，与父母说话总是粗语相向，根本不能与父母进行善意的沟通；还有对父母的礼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生，不好好照顾父母，等父母逝去后，又把父母“风光”大葬，为父母修建豪华的坟墓，等等。可以说这完全不符合孔子“礼”待父母的实质内涵，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人认真思考，辩证地看待。（三）孔子关于“修身”的基本内涵“修身”，是孔子学说中实现一切道德目标，进行道德实践的基本途径，它是建立家庭伦理思想体系的基础。《大学》中有一句话:“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余英时先生谓:“中国人基本上相信，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所以翻来覆去地强调“自省、自反、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之类的功夫。这一观点说明了“修身”为什么居“修齐治平”之首的原因。所以孔子才会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矣是皆以修身为本。”人所具有的价值自觉能力，使人人的修身都成为可能，因而修身对于全社会具有普遍意义。通过“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一番工夫，人在特定的道德体系内便可达到人与家庭、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二、孔子家庭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孔子的家庭伦理教育思想虽然产生于两千多前，但对于我们今天所开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以“孝”、“敬”、“修身”为支撑的家庭伦理教育体系，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现实蓝本。（一）孔子的家庭伦理思想有利于忠孝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匡扶社会正气忠孝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是天地之间正气的凝结，是天地的精华，宇宙中万事万物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然而，在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和知识的商品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关爱心和责任意识逐渐淡化。现代人们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各种欲望日益膨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使他们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们虽然衣食无忧，但精神上倍感寂寞，特别需要子女的精神慰藉。我们要有意识地形成全社会敬老爱老的道德风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孝敬父母是自己的责任，不孝是可耻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个人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完善人格，才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孔子的家庭伦理思想有利于家庭伦理教育的推行，为现代家庭伦理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蓝本，有利于搞好现代家庭教育家庭是每个人成长的第一所学校，是个体最初接受教育的场所，早期家庭教育对于一个人将来的健康成长十分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国有很多教育家对早期家庭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作过论述，如颜之推、张载、朱熹、王阳明等。因此，伦理教育应通过家庭在一个人幼年时开始进行，通过日常生活来丰富幼儿有关“孝”、“敬”、“修身”的知识、增进孝敬感，磨炼孝敬的意志，巩固孝敬的行为。在这方面，孔子《论语》中有许多相关论述和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要把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贯穿于家庭生活之中，赋予其时代意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科学现代的方式去影响子女，积极引导他们向正确的人生目标前进。如“感恩讲座”、“亲子课堂”等都是非常好的教育素材，可以参看青年励志演讲家邹越先生的演讲视频，非常有用。

（三）孔子的家庭伦理思想有利于学校德育的顺利开展，为学校德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丰富的知识宝库，促进校园良好文化风气的形成伦理教育应从小进行，尤其是学校应把“孝”、“”敬、“修身”教育纳入学校德育之中。学校在德育课中应有针对性地开设“孝”、“敬”、“修身”及其相关的课程，同时应把“孝”、“敬”、“修身”教育渗透到其他学科之中，通过各科学习来培养学生的忠孝理念。再者，学校应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践活动，把“孝”、“敬”、“修身”落实在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鼓励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体验“孝”、“敬”、“修身”的乐趣。（四）孔子的家庭伦理思想有利于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其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青少年要想健康成长，长大以后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继承者和合格接班人。必须加强自身的伦理道德修养，树立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要在人生的征途中迷失了方向，要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珍惜时光发奋学习、勤奋工作，争取以优异的成绩或良好的业绩回报父母。而学习孔子的家庭伦理思想对我们做到这些十分必要，从孔子关于家庭伦理思想的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启示。所以，学习孔子的家庭伦理思想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帮助我们健康成长、成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既然孔子的家庭伦理教育思想具有如此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作为孔子家庭伦理思想核心的“孝”、”敬”、“修身”的伦理观，历来是我国家庭伦理教育的主导思想。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对现代家庭伦理教育的推进，对学校德育的顺利开展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都具有重大积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孔子的家庭伦理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使之具有时代气息，泽被后世。参考文献：[1]注受宽.孝经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4]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6]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7]李申.论语精粹解读[M].北京：中华书局，2001.[8]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9]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J].走向世界，1989，(5)．[10]王世明.孔子伦理思想发微：现代生活语境中的论语解读.济南：齐鲁出版社，2004.

家庭伦理论文篇（5）

家庭关系能否和谐，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处理家庭关系的合理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家庭伦理。从传统上说，我国是一个重伦理的社会，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庭伦理为原则，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我国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孔子则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

为了实现恢复周礼的政治目的以及重构社会秩序的历史使命，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孔子构建了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原则。孟子、荀子紧随其后，对家庭伦理的有关内容做了必要的补充和具体化，《孝经》则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家庭伦理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对不同阶层和不同场合的孝做出了明确规定，使人们行孝有了可操作的依据，这就使儒家家庭伦理的思想体系基本成型”。

然而，由孔子创建雏形、孟子和荀子进一步发挥、《孝经》最终系统化的儒家家庭伦理，只不过是一种礼制的要求，是以行为者的自觉和发自内心的需求为条件，并没有相应的外在社会力量的约束和限制作为保证。所以，两汉时期开始将家庭伦理由礼入法，家庭伦理由此有了法的保障。此后的历朝历代，都坚持礼、法并重，注重依照儒家家庭伦理整治家庭秩序。

虽然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家庭伦理和相应的国家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其大的原则和框架基本上没有脱离孔、孟、荀所确立的家庭伦理体系。家庭伦理之所以“万变不离其宗”，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传统社会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直属于伦理型社会，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因此，儒家家庭伦理无论对个人和家庭还是社会生活，一直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尤其在规范家庭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儒家家庭伦理和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规范开始面临严峻挑战。儒家家庭伦理是以道德理性为基础而建立起来，它要求人们在做出任何一项行为选择时，首先应当考虑该种行为是否和道德要求，随着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儒家家庭伦理和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规范开始面临严峻挑战争。家庭伦理的重心由以往“以孝为本”转变为“以子女为中心”，由此导致了家庭代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原来以“父”为中心向老年人倾斜的家庭代际关系发生逆转，“父慈”有余、“子孝”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不仅成为家庭和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些家庭问题的出现尽管有很多原因，但多数都与家庭伦理失调和家庭观念淡薄有直接关系。由于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础，因此，家庭伦理的失调也使社会伦理受到一定冲击，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以至于不得不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去填补家庭伦理失调所导致的家庭问题。

尽管先秦儒家构建的家庭伦理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以家庭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先秦儒家家庭伦理的人性特点却不会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至少可以说其中的一些原则和内容仍然可以运用于现代家庭伦理构建与和谐社会建设之中。“用今天的眼光看，先秦儒家的家庭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既有尊重个体人权、倡导平等的一面，也有忽视甚至蔑视个人权利、坚守封建等级尊卑观念的一面。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良莠混杂。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要构建既能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特点，又能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庭伦理体系，就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的原则，对我国传统儒家家庭伦理进行认真的梳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改造创新，赋予传统家庭伦理以新的内涵，发挥其在调整家庭关系方面应有的作用”。

社会责任是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所需要明确和遵守的，个人在提高自身修养和处理好家庭关系的同时，重要的就是履行社会责任，或者说做一名合格的社会公民，促进社会和谐。而“礼”的思想在帮扶我们处理好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承担着一份社会责任。孔子认为道德的根本作用是实现“和”，“和”是一切道德的精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就反映出孔子“贵和”的思想。孟子把“人和”视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说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的至理名言。荀子把人类“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的原因归结为“人能群”（《王制》）。《中庸》把“中”与“和”当做为人处事应当坚持的最根本的原则，认为人们的行为只有符合“中”与“和”的原则，才能处理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万物才能繁茂昌盛，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先秦儒家“和”的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不仅有利于维护家庭团结，而且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乐群贵和”就要求人们把家庭伦理中的亲情仁爱推及社会，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的目标。为此，就必须坚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和《卫灵公》）以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的思维方式和为人、做人的基本态度，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岂有与人不和谐之理；每个人都能这样想问题、做事情，岂有人际关系不和谐、社会不和谐之理。

参考文献

1 中华孔子协会.礼记[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2 论语[M].中华书局 2006

3 [法]安德烈・比尔基埃，克里斯蒂亚娜・克拉比什-朱伯尔，《家庭史》（第一卷上册）[M]袁树仁，姚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家庭伦理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78-02

一、大学生家庭伦理危机现状

近几年，特别是随着独占性和较强的独生子女进入大学，当代大学生所反映出来的家庭伦理道德素质状况令人担忧。家庭伦理危机具体表现为：

1.“孝道”教育的缺失。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国正处在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预测，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8亿，约占人口总数的20%，80岁以上的老人也将达到2 500多万。据中国中国青年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4.1%受访者忧虑照顾父母力不从心，然而“4·2·1”的家庭模式，让第一代独生子女面临着巨大的家庭压力。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养儿防老。但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现实国情却是：儿女若不尽孝，老无所养。这一切皆源于“80后”、“90后”存在着“孝道”教育的缺失。

2.大学生“亲情”意识淡薄。每年新生入学，不时可见学生家长总是小包拎、大包扛，忙前忙后地办理各种手续，而学生们却在一旁逍遥清闲，稍有不顺心之处便向父母大发雷霆。据调查显示，大学生给父母打电话普遍存在“催款电话+问候语”模式。“亲情”意识的淡薄导致他们遇事总是先考虑自己，从自我出发，逐渐形成了自私自利的意识，他们丧失了正确的自我评价。

3.“利己”性在大学校园盛行。现代不少大学生在伦理价值观上出现了“利己”性，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在校园盛行，精神空虚，责任心下降，更是成为大学校园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在他们的心里，觉得父母为他们服务是理所当然的，极少会为父母考虑，有的甚至蛮横霸道，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甚至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还会对父母心生怨恨。“啃老族”便是其中典型代表，其在大学期间，拿着父母的血汗钱肆意挥霍，满足自己超前消费，在参加工作甚至成家立业后，还要不断伸手向父母要钱，大学生冷淡家人、疏远亲情，其中蕴涵着什么样的伦理道德，令人深思。

4.毕业后婚姻家庭危机显现。“80后”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在大部分都已结婚生子，他们在婚姻家庭当中也存在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双独子女春节回谁家过年，当“80后”媳妇遭遇“50后”的婆婆，婚后是否与父母同住，家务活到底应该由谁来干等。这些由于独生子女群体的出现而出现的新矛盾已渐渐显露，那么对于“90”后的大学生来讲，他们将来步入婚姻殿堂之后，也必然会遭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使家庭氛围更加和谐融洽，避免婚姻危机的出现也理应成为高等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大学生家庭伦理教育与高校道德教育的关系

高等教育的本质是把人培养成为具有多学科深厚基础知识、文理兼备的通才，而不是仅简单地使学生获得那种专门性、职业性知识的工匠。爱因斯坦曾指出，学校的目标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人类的一切价值都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也应是道德和文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知识只有被具有良好道德的人掌握并运用于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推动人类进步的正义力量。

中国独生子女群体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许多与以往世代非常不同的行为和特点，这些差异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以凸显，包括其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劳资关系等。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家庭伦理道德，本来就是“四有”中“有道德”的一项基本内容。很难想象，一个家庭伦理道德水平不高的人，能称得上和谐的人、人格至善的人，能称得上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样的人所建立的家庭，其道德水平及其向下一代所灌输的道德观念如何也可想而知。因此，从大学的本性和职能出发，大学的道德教育必然要求加强大学生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以实现自己的教育目的。否则，不注重加强和提高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水平的高等教育决不是成功的教育。

三、大学生家庭伦理教育的紧迫性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担负着传承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将直接影响其历史使命能否顺利实现。特别是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将直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并寻找品德培养的途径和手段，对塑造符合新时期道德要求的人才，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更是我们社会、民族和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希望所在。

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中具有特殊意义。它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这些人才将是社会未来的栋梁、未来的领导者。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决定着未来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成败最终体现在它所培养的人上。

现在“90后”大学生普遍都是家庭中唯一的孩子，中国独生子女群有其复杂性和独特性，他们引发了众多独特的社会现象，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孩子一直占据着家庭的重要位置，而在“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种家庭结构中，孩子更是成为了中国家庭的最最核心。如此庞大的独生子女人口在如此长的历史时间中存在，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他们正在影响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理想价值，而且还将成为未来的社会主流。

四、大学生家庭伦理教育应在高校道德教育中呈现

1.大学生家庭伦理教育的必然性。家庭伦理教育是高校道德教育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基石。目前家庭伦理的现状是：“孝道”缺失，“亲情”淡薄，导致“利己”性在大学校园盛行，大学生们普遍体现价值观定位的偏差，存在着道德伦理的不和谐。为此，在高校道德教育中，必须加强家庭伦理教育：作为具体教育者的父母和作为抽象教育者的家长群体，需要批判继承吸收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把科学发展作为家庭教育的最终价值目标。高校道德教育能真正对个体的全面发展，人格塑造，特别是提倡、弘扬真善美的家庭伦理关系起到促进作用，真正体现教育的道德要求和伦理特征，至此，才能达到其教育的本质。

2.改变现有家庭伦理教育教学组织方法。高校道德教育施教者一定要清醒意识到进行大学生家庭伦理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及迫切性，及时组织师资力量展开教育教学研讨，改变现有教学组织方法。首先，可组织老师访问、同学调查等方式，找到本校中出现的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问题，及时组织师生共同探讨。其次，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研究贴近生活切实可行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方案等理论性课题。再次，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开展一些与家庭伦理教育有关的，参与性、互动性较强的文艺会、运动会、讨论会等，使学生在人性化的喜闻乐见的活动和氛围中受到正确伦理道德的熏陶，提高其伦理道德水平。

3.以人文精神帮助大学生走出家庭伦理危机。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高校道德教育要用人文精神帮助大学生对于“孝道”缺失，“亲情”淡薄等行为进行道德自律，建立道德信念和内省机制，消除家庭伦理危机对大学生心灵的负面影响，增强自身的道德责任感。坚持用人文情怀、人文理想和人文精神守护心灵，遏制人性的异化，帮助大学生建设积极健康高尚的精神园。

4.教学过程中积极发挥思修、德育类课程作用。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家庭伦理道德教育这一道德建设的基础和起点。加强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主渠道应定位在思修、德育类课程上。高等教育在思修、德育类课程教育中应主动将对大学生进行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赋予其较为突出的地位，在教材、师资等方面加大建设的力度。同时，应该认识到加强大学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家庭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家庭和学校都是教育者，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双方只有增强联系，形成合力，才能使家庭、学校都成为大学生接受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

五、结语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与微观领域，社会是家庭的放大与延伸，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家庭伦理出现不少新的矛盾与冲突，家庭伦理危机不仅影响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学校德育教育、社会德育教育，这就需要高等教育开创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新局面。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下，在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社会背景下，通过高校德育教育化解家庭伦理危机，我们必须在高等教育中加强家庭伦理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改变现有家庭伦理教育教学组织方法，我们必须以人文精神帮助大学生走出家庭伦理危机，我们必须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发挥思修、德育类课程作用，从而在家庭伦理危机发生情况下探索高校道德教育的新途径与新方法，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1] 曹劲松.人类信息交往的本性与信息伦理观念的确立[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 （4） ：16.

[2] 杨秀丽.论网络时代对大学生的信息伦理道德教育[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2，（2） ：21.

家庭伦理论文篇（7）

不久前，樊浩在《

其次，在《基》中，作者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并且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就在于他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将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由“技术革命”视域，转换至“道德哲学革命”视域；由针锋相对的伦理批评抑或消极防御型的伦理战略，变换为积极的道德哲学准备；从固守或改良常规伦理学，变为积极探索和建构发展伦理学。正是通过这种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基》文作者能将他所看见的新场域的空缺或空白展现出来：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是由他的看所引起的，而是他在其所处的场域进行反思的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客观必然性(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类采取阻止和反对都无济于事，同时，对于主体而言，也具存不可回避性：“基因技术第一次试图改变并且最终可能会彻底地改变人的主观自然。基因技术并不像以往技术进步那样，只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试图改变人的存在形态，颠覆人类文明和人的伦理道德的人性基础。www.133229.CoM面对即将开始的‘造人’技术运动，人类社会在技术文明史上空前一致地拉响了伦理警报，但现在的伦理反映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悖论之中：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要么在新技术的挺进面前信心不足甚至苍白无力，要么为它推波助澜。”另外，所有这一切由基因技术引发的道德哲学革命都是在理论结构变化的辨证危机中发生的。然而，《基》文作者认为，在这种变化中，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在基因技术面前完全无所作为，或一筹 莫展，而是需要一种更富有远见、更具创造性的伦理反映，更超越地确立自己的文化使命。在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之外，人类社会需要更长远地进行伦理规划，这就是针对可能出现的“新人”形态和文明形态进行必要的伦理准备。这正是历史赋予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对于伦理学工作者而言，必须在新的场域明确自己的新使命，因为由于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人”存在的自然形态，人及其家庭的自然血缘关系，即将或正在发生改变。基因技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的影响将是根本的和全局性的，伦理学在为这种改变提供批评性的伦理互动和参与性的伦理战略之外，不仅应当为“新人”基础上产生的新的道德世界和伦理世界进行文化准备，更应该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

再者，如何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在《基》中，作者通过提出新理论问题式并且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进而廓清基因伦理学的视野：不是常规伦理学，而是发展伦理学。在《基》文作者看来，“常规伦理学”(基于“常规伦理道德”的伦理学)不足以积极能动而又富有远见地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难题。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机会与风险联系得如此紧密：人类在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的过程中，面临着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的两难选择：要么放弃彻底提升人类文明的机会，要么承受颠覆以往全部人类文明的风险——如果听任基因技术自发发展，其最后结果也许是使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明成为“史前文明”。面对这一文明史上从未遇见的两难选择，库尔特·拜尔茨认为“如果我们缺少采取行动所需要的足够的智慧，那么真正的智慧就是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对此，《基》文作者从发展伦理学的视野指出，人类在这种两难选择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需要以一种审慎的乃至偏于保守的态度，战战兢兢地进行自己的文化选择：但另一方面，人类更需要一种主动的和积极的战略——洞察时变，着手为新的文化根据地奠基，为解决新的文明课题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因为，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已经是“采取行动”了并将继续“采取行动”，而“不采取行动”所能做的，只是以政治规约和文化抵抗为技术行为划定一个最后的“底线”。但是面对基因技术已经开始改变人类文明的现实，伦理学的战略反映，不能仅仅是固守自己已经遭遇袭击的阵地，而应做出上述的基于基因技术的发展伦理学视野的积极准备。这样，才能超越技术一伦理对立中的任何极端的或虚无的立场，既不把基因技术面临的决策压力仅当作习惯的和传统的压力，也不片面地以既有的道德价值拒绝和彻底怀疑新的技术，而是以对待人类及其文明“发展”能力的乐观态度，在“发展”中探讨和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冲突和道德难题。因为“发展伦理学应对基因技术最重要的伦理反映，不是出于是文明忧患的伦理批评，也不是实用性地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伦理战略，而是以它们为基础的对于‘发展’了的社会文明的伦理建构。”而这种伦理建构，在《基》文作者看来，正是作为否定性的“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基因伦理的肯定性本质。

二、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

在《基》中，作者从历史与现实或者从道德哲学与基因技术两个维度，对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展开了哲学辨析。实际上，这是他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的道德哲学与科学基础。

首先，他从中西方道德哲学史的比较中，探寻了“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何以成为道德哲学的基础。

一是他考察了作为近代道德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其中无论是精神现象学的复原，法哲学的分析，还是历史哲学的再现，“自然人”(即家庭中诞生的“男人和女人”)和由“自然人”组成的“自然家庭”，都是道德和伦理的最初的出发点，是道德世界、伦理世界，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的两个互为前提、相互过渡的基础。就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而言，它回答了我们所试图探讨的两个问题：(1)“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是”道德哲学的基础；(2)“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为何是”道德哲学的基础。在他的论述中，合理内核显而易见。

二是他着重考察了在

其次，《基》文作者从现实的维度，探讨基因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颠覆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从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的?他依据基因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应用前景，勾画了基因技术对未来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可能呈现的三种样态即渐进一质变一灾变，其中基因一治疗技术渐进地影响和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生殖技术质变地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克隆技术突变甚至灾变地改变人及其自然本质。因此，基因技术作用的最后结局，是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类文明具有革命意义甚至颠覆意义的转折，因而也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一切道德哲学的终结。

就基因一治疗技术而言，尽管目前被人们认为最具建设性意义，但是《基》文作者更深一层地探察到，其伦理后果及其对人类文明的长远影响，不在于基因伦理学家们已经指出的其内所潜在的那些伦理风险，而在于与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相关的深刻隐患。因为基因治疗可以理解为在基因水平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干预，它在医治一些危及人类生命存在与生命质量的重大疾病，在一些遗传的病治疗方面，具有造福人类的广泛应用前景。但是，由于它是通 过体细胞或生殖细胞的途径达到治疗目的，不仅基因的表达及其控制难以预期，而且基因水平的治疗也会导致人的自然本性局部性和数量上的改变，这种改变透过婚姻关系可能导致自然血缘关系的紊乱与错乱。在潜在状态，即未被人们自觉意识的状态，它将影响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尤其影响长期进化过程中通过以姓氏为标识的血缘关系的自然区分而形成的人种繁衍的合理性，由潜在的、无意识的、局部的“乱伦”而影响人种繁衍的质量；一旦进入自在状态，即基因水平上人的自然本质的部分改变为人们所意识和自觉，又势必透过伦理心理而影响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生活。

再就基因一生殖技术而言，它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影响向前进了一步。正如一些基因伦理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基因一生殖技术的文明实质是“充当上帝”，正如格罗伯斯太因所说：“从贬义的用法上讲，‘充当上帝’的说法含有我们像上帝那样做出决定，但却没有上帝那样无所不知的智慧的意思。”虽然人类自诞生始就未停止过透过婚姻和其他选择途径对生殖过程的干预，但只是属于“按哲学原则生殖”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努力，与基因技术对生殖过程的干预具有异质性。基因生殖技术使人的自然体在相当程度上为技术所支配，《基》文作者诙谐地称之为人类由“育种员”变为育种的“工程师”，从而导致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能动性在伦理学上的巨大分裂。“由于基因和生殖工程的发展而引起的忧虑之根源在于下述事实：通过它们得以实现的干预所涉及的不是随便一种中性价值的物质，而是关系到一向被视为‘神圣’的、具有自身道德和美学价值的人和自然体，亦即人的本质。”所以，它被批评者指责为违反自然，“严重危及到人的本质及与其相关的人道、人性本身。”

更令人关注的是“克隆人”，它不仅是人的无性生殖，而且是对人的复制。《基》文作者指出，这将是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灾变性的颠覆。这种“灾变性的颠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技术上，由于现有的文明智慧还难以阻止克隆人可能导致的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而这种技术应用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后果将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由于现有文明的主体和基础——自然人和自然的家庭已被颠覆，正如库尔特·拜尔茨所说：“不管这需要多长时间，但今天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早晚有一天，能够通过技术对人进行彻底的‘改良’。”因而既有人类文明的基础以及奠基于其上的价值便发生动摇并将最终被颠覆，包括道德哲学在内的现有的一切人类文明将最后终结。因此，《基》文作者预警性地断言，“基因技术已经将人类厉史带到一个革命性转折的重大进程中”。

三、“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

如上所述，由于基因技术由改变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那么面对基因技术所导致的人类文明的革命性转折，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是什么?《基》文作者根据基因技术道德哲学革命将经历从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进而对伦理的未来前景和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进行展望：由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而导致的“不自然的伦理”和“不自然的道德哲学”，到“克隆人”阶段，将是“无自然的伦理”和“无自然的道德哲学”。而人类首先面对、即将面对并将长期面对的基因技术形态，是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及其“不自然”原则。因此追问“‘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是《基》文作者沉思未来道德哲学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他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理论诉求。

所谓“不自然”是从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由自然而然到人工即人为干预或人工控制的转变过程中的生成样态，这种样态介乎于“全自然”与“无自然”之间，因而仍然“有自然”，甚至相当程度上仍然是“自然”，它只是相对于基因技术应用于人之前的那种未被技术改造的“全自然”而言。因此，《基》文作者将其描述为“‘自然一技术’共生互动的‘不完全自然’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自然”则是人完全为基因技术所创造和控制的状态。

首先，《基》文作者揭示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必然性。这与“不自然人”即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的自然本质为基因技术所局部地和部分地改变的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种“不自然人”具有双重属性：自然本性与技术本性。与此相对应，“不自然人”既有出于血缘的生物性遗传的自然关系，又有出于基因改造的技术人的关系结构。由于生物性的血缘关系是以姓氏为文化标识，而非血缘的“技术人”之间的关系则可能以基因技术为标识，因而，《基》文作者强调，为了不致造成人种繁衍方面的隐患，未来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可能需要有两个“姓氏”：作为血缘标识的姓氏与作为基因技术标识的姓氏。由于“不自然人”虽然消解了原有的“纯自然”(自然生命及其家庭关系)，但又未达到完全的“技术”(人工生命及其家庭关系)，而是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在同一个生命体和同一个家庭实体中混和共存，同生互动，因而就生成了“不自然的伦理关系”。

从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趋势来看，以“自然人”—“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形态，到彻底的克隆人阶段，人完全由基因技术创造或复制，其伦理形态则是以“技术人”(人工生命)—“技术家庭”(人工生命家庭)为基础“无自然的伦理”形态，在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对克隆人技术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之前，只能通过政治法律途径对之“严防死守”。在这个意义上，“无自然的伦理”对我们来说，尚处于“六合之外”，可以暂且“存而不论”。而“自然人”(或自然生命体)与被基因改造过的“技术人”(或人工生命体)在同一个人、同一个社会文明中将长期共存，与之相对应，通过对以“自然人”一“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的辩证否定而即将诞生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这种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自然人与技术人共生互动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将是基因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最现实、持存历史可能最为漫长的一种伦理形态，因而最应当被关注，也最迫切地需要进行前瞻性的研究。

家庭伦理论文篇（8）

一、社会转型期家庭伦理道德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一些人婚姻伦理取向混乱

首先对婚姻严肃性淡化，导致婚姻稳定性下降。在转型期，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人主义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势头，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在婚姻观念、家庭生活方式上出现了种种越轨和失范现象。一些人视婚姻为儿戏，草率结婚，轻率离婚。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现在还呈继续上升的态势。2004年国家民政部公布的《200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指出，2003年全国离婚133.1万对，比上年增加15.4万对，继续保持了十几年来不断增长的趋势。尽管许多人士认为高离婚率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婚姻不稳定性的急骤增长，不仅对家庭伦理道德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且使越来越多的未成年子女因父母婚变而得不到良好的家庭道德教育，以致使将来社会不得不接受不负责任的父母甩下的包袱。

第二，婚姻与资本（金钱、权力、美色）联姻。在婚姻关系中，金钱、权力、地位、美色等，均可以转化为一种资本，择偶标准往往变得更为世俗化与功利化：资本拥有量的大小。尤其有些人的婚姻观受到“拜金主义”影响，他们把金钱视作婚恋的唯一标准，把婚姻理解为可以等价交换的“商品”，对爱情的考虑多会从实惠本文由收集整理出发，而把人品、感情放在次要位置，甚至为了荣华富贵不惜牺牲爱情，以婚姻为代价去实现其凭借个人能力无法解决的权力、经济等问题；有的把眮体当摇钱树，卖身换钱，金钱交换肉体，肉体交换金钱的现象见怪不怪，一些女青年甘愿当男人的“二奶”、“情妇”，以致个别暴发户家里妻妾满堂，近几年流行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不如有人包”的谑语就折射出这种丑陋现象。在目前的经济浪潮当中，由金钱纠纷引发的离异、凶杀现象日益突出，引发干部队伍的腐败，大量侵吞国家财产。广东省揭发的贪污犯养情妇的高达95％以上，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一所大学的抽样调查显示，68％的女大学生将“经济能力”选为将来丈夫的首要要求。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对人们的婚姻情感冲击在不断加深。

第三，堂而皇之的未婚同居。过去的婚前同居和现在的“试婚”性质相同，都是指不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同居，双方象夫妻一样生活。这种起源于60年代欧美国家的现象，在我国随着贞操观念的砸碎，已成蔓延之趋势。人流数量日益增多，私生子问题突出，这不仅影响着家庭伦理，而且破坏了社会规范以及可能导致出现单亲家庭、单身子女的教育问题等。据1999年底至2000年初北京市两个城区的妇幼保健院对前往婚前检查的部分待婚青年所做的专题调查，发现男女青年对未婚同居表示可以理解的的高达76.3％。此外，来自广东省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有男朋友的外来女工群体中，70％的人与男友同居。这些现象表明当代年轻人对那种重义务轻爱情，重责任轻享受的超稳定性婚姻模式的反叛，更折射出他们对传统婚姻模式的漠然。

第四，性道德滑坡。性道德是家庭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性道德的严谨与否，反映了一个人对爱情的忠贞程度，也反映了他对家庭的责任感。目前就整个社会而言，人们对性的态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开放，社会舆论对当前出现的非婚性行为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宽松状态。与此同时，性领域的各种道德失范现象，如“养小蜜”、“天亮之前说分手”的“一夜情”等也对人们形成一定的诱惑和冲击，使很多人陷入了错误的性活动、性道德的泥沼，致使消灭多年的性病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像瘟疫一样肆虐蔓延。此外，对重婚纳妾、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人们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使人感觉家庭生活中散发出一股浓重的复旧气味。据廖申白主持的“转型时期伦理道德的难点与对策”课题组的调查表明，对婚外情的态度：2.19％的人认为“令人羡慕”；7.71％的人认为“是个人私事，无可指责”；16.54％的人认为“可以理解”；37.61％的人认为“只能因人因事而论”；5.98％的人认为“说不清”；只有29.97％的人认为“应受谴责”。从70％的人对婚外情这种现象持不明确的否定态度来看，的确已有不少人已经丧失了性道德。无疑这将严重动摇婚姻的稳定基础。

2、家庭暴力事件滋长

家庭暴力包括有形的武力攻击和无形的精神强制力，其手段有殴打、捆绑、残害身体、凌辱人身、精神恐吓、限制人身自由和性虐待。它一般都是家庭成员中强者对弱者实施的，而家庭中的弱者便是老人、儿童和妇女，除了父母对儿童施暴，子女对父母施暴以外，其中丈夫对妻子施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近年来，由于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环境的困扰，或感情不和，或利益不均，以及婚外性行为的增多诸多原因，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动辄以武力要挟，使对方无路可走，以至酿成流血事件，致残、丧命、奔走他乡正是暴力所酿后果。据统计，家庭暴力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十分突出，一直呈上升趋势。据2005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在2.7亿中国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暴力而解体研究表明，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中，孩子受到的伤害是最为隐蔽而持久的，一些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孩子性格消极、孤僻、忧郁、残缺、缺乏爱心，走入社会后犯罪率高。

3、一些家庭代际关系失衡

尊老爱幼，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许多家庭已由往昔的以孝为本转为以子女为中心，出现“敬老不足，爱幼有余”的倾向，俗话所说的“小看鲜，老看厌”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已从一种生理性反映变成了实在的行动，个别家庭甚至“爱幼不敬老”。在尊老爱幼中，爱幼似乎不成问题，因为在绝大多数父母的头脑里，想到的更多的是亲情，对子女的抚养教育是受感情的驱使，认为是应该的，对子女的管教保护认为是自己的权利，所以都能自觉履行。有些人对年幼的子女的关爱变成了无原则的溺爱，管教不足，放任迁就，结果使子女自私、冷漠、缺乏责任感，奢侈浪费，不能自立自强，并且孝道观念公德观念淡化，道德素养低下。有些父母放松或者不管子女的教育，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日益增多。他们在对待老人方面，却缺乏应有的照顾，漠不关心，甚至厌烦、嫌弃，视老人为“累赘”、“负担”，不愿承担赡养义务。尤其城市中的“倒孝”现象十分普遍，啃老、弃老、虐老（包括精神虐待等），搜刮老人的钱财，占据老人的住房，有的子女参加工作后，工资收入全部入私囊，继续吃、喝、用父母的，不仅如此，结婚时还要父母掏腰包。“儿子结婚，老子发昏”这是这几年很流行的一句话。更有甚者，一些子女甚至打骂，遗弃老人，给老人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一些老人走上法庭状告儿女的不孝正说明此问题的严重性——中华民族崇尚多年的孝道观念在逐渐淡化。还有的家庭虽没发生这种问题，但在长、晚辈之间缺乏感情交流，精神赡养的质量偏低。子女对老人精神赡养的间断使老人倍感凄凉，因为亲情的冷漠是老人最不堪忍受的，精神上的毫无依靠现在越来越成为老人寂寞的原因。在还不能靠社会福利和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来解决老年人晚年生活问题的情况下，如何调适亲子关系，解决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加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对策建议

家庭伦理道德出现以上种种问题，虽然不占社会主流，但其消极影响却不容忽视，已愈来愈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其背后有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文化冲撞等极其复杂的根源。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要解决家庭道德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除了加强法律的震慑作用外，更要凸显道德规范的矫正作用，这就需用改革精神研究弘扬中国传统婚姻道德中的精华以及借鉴西方国家一切有益于增强我国家庭伦理道德真善美的东西，在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家庭伦理道德规范。

1、加快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促进新型家庭伦理道德的完善

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以及资源配置上的高效率，由此而来的市场伦理要求是公正平等、自由竞争、互利互惠、等价交换等等。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它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它总要受到社会的制约。家庭伦理最终也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因此，现代家庭伦理应具有适应现代社会性特点的发展功能和扩张功能，在实现人的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培养个体的独立人格的竞争意识。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家庭伦理作为一种意识范畴，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市场的道德信条是公平竞争，而家庭伦理则应突出关怀原则，关心家庭成员的物质、精神和心理需求，使每个人在家庭中得到照料，感受在社会其它领域所无法提供的亲情与愉悦。尤其要使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利益能得到满足，因而市场的价值原则不一定适用于家庭。在家庭中我们实行的是“按需分配”，而不能搞“按劳分配”，家庭必须发挥自身的独特的救助、保障功能。今天的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家庭的心理慰籍和精神安抚的功能应不断强化。与任何时期相比，人们更需要一个充满民主平等、亲切和谐、长慈幼孝，夫妻恩爱的家庭生活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对当前社会环境下的家庭伦理进行重新定位，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属于家庭的留给家庭，不以家庭妨害社会，也不以社会妨害家庭，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家庭伦理与社会现实的重新整合，这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向的必然要求。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现代家庭美德归纳为“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这种归纳既体现了民主、平等的现代意识，又继承、融合了传统的美德，因而将之作为当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基本规范和准则是毋庸质疑的。总之，在体制转换、社会转型、新旧家庭伦理道德并存交替时期，确定家庭美德的基本规范和准则，对于克服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真空、不清、失灵、冲突及其所导致的家庭伦理道德认同上的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2、积极营造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社会环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血缘关系将趋向松散，而人们的业缘关系将趋向紧密，因此，家庭伦理教育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事情，而且是全社会的事、是所有人的事。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有通过全社会各种组织和力量共同关注人们的家庭伦理教育，才可能使家庭伦理教育落到实处。这就需要党和政府对此加强领导和规划，宣传、文明办、妇联、街道乡镇、居委会、村民委员会等单位要认真组织落实，全社会所有家庭和成员都要参与，这样才能形成气候、形成势力、形成风气，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并变为人们的实际行动。

第一、优化家庭伦理建设的社区环境

大力开展家庭文化建设活动，加强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家庭文化建设是妇女工作的传统优势领域，开展家庭伦理道德教育，重塑家庭新风，是新形势下妇联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后，各级妇联应继续深入扎实地开展家庭文化建设活动，促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家庭伦理道德的形成与发展。在活动内容上，不断增添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和有关婚姻家庭道德义务及法律知识的教育。在活动方式上，抓好示范工程，树立“五好文明家庭”的示范典型。坚持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典型的事迹感染人。进行大量的宣传、教育、总结、表彰、推广工作，使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与现代家庭生活紧密结合。最近几年各地进行的新人新事、文明家庭、模范夫妻、好儿童、文明楼院等评选表彰活动卓有成效，大大促进了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发展，今后仍应坚持并创新。此外，还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以促进建立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增强家庭凝聚力，以家庭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安定。文明幸福的家庭不但是社会的“减压阀”，而且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标志之一。一个从小在家庭中受到良好道德教育的人，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就会比较容易地培养起职业道德品质。文明幸福的家庭在这里又成为更好地从事职业活动的“加油站”。在活动范围上，走出家庭小天地，步入社会大舞台，以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家庭成员社会公德意识，达到家庭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第二、建立公正健康的社会舆论氛围

社会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或集团当中，相当数量有组织或无组织的人们，对社会生活中某一事件、行为、现象或人物所发表的意见或议论。社会舆论直接引导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公正健康的社会舆论直接影响着家庭伦理的内容。因此，要营造有利于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社会舆论氛围，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家庭伦理道德。以电影、广播、报刊、杂志、图书，新闻为主体构成的大众舆论传播体系，具有权威性强、覆盖面广、传播迅速、生动形象且直观的特点，容易被家庭成员作为道德标准而接受。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大众媒体，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理直气壮、旗帜鲜明、满腔热情地宣传见义勇为、孝敬老人、恩爱夫妻、教子有方的先进典型及他们的家庭道德观念，鞭鞑那些不道德的家庭生活观念和行为，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家庭伦理道德的形成完善，提供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家应该通过宣传舆论工具提供正确的社会导向，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婚姻观和家庭观，减少人为的或政策性的夫妻两地分居现象，加快民居工程建设，改善家庭居住条件；充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家庭的各种后顾之忧；在人口和家庭等科学研究的规划中，有计划地发展对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的理论研究。

家庭伦理论文篇（9）

1新时期我国家庭伦理剧发展现状

家庭伦理剧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通过或写实或夸张的艺术表现形式来探讨家庭生活中亲情、爱情、婚姻和人伦等伦理道理问题，进而由小及大，由家而国地升华到社会道德、权利义务等国家和社会的道德价值讨论，最终达到提升和巩固社会道德风尚的目的。

新时期以来，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生活可谓一天一变样。作为收视群体的主力，中青年人更多地把视角停留在婚姻话题。因为当下社会中婚姻对房和车的要求越来越高，收入差距大和地位不平衡也导致了小三的大量出现，所以家庭伦理剧也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把剧情的设置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蜗居》就是以此为题材，将社会中最真实最露骨的现实赤裸裸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虽然刺激了当代年轻人的敏感神经，但也从客观事实上告诉了年轻人当今社会的残酷性，以及如何寻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正确途径，同时也引发了各年龄层群体对当今社会的深层思考。

另外，婆媳关系也是本文由收集整理家庭伦理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和思想观念的不断深化改变，婆媳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然愈演愈烈，新时期里有关婆媳关系的家庭伦理剧进入到全盛发展时期，以《媳妇的美好时代》和《双面胶》为典型代表，用影视剧的形式表现了当今社会中家庭观念的改变、女性意识的增强、夫妻地位的变化与相对稳定的婆媳关系的矛盾，或和谐或交恶的婆媳关系引发了全社会的共鸣，在赢得了收视率的同时也引人深思。

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和空巢家庭的增加也是社会在不断前进中涌现出来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家庭伦理剧通过家庭叙事的手法渲染和营造浓重的家庭观念，唤醒人们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婚姻的忠贞，用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调和家庭危机，让人们重拾对家庭以及对爱的初衷。《家的n次方》便展现了人们对于重组家庭的种种看法，对于争吵和磨合在重组家庭中的存在人们几乎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同时也在观看电视剧的同时找到了生活的本源，也就是家和万事兴。

除此之外，以《北京人在纽约》、《我的青春我做主》、《闪婚》、《回家的诱惑》和《裸婚时代》等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虽然诉求点各不相同，却都以其贴切民生和反映时代的特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据央视索福瑞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电视剧交易总量为1149部，其中家庭伦理剧占了12.6%，位列第三；2007年交易总量为1038部，比重上升至24.9%，排名升至第一，增幅接近一倍。这说明了家庭伦理剧所表现的内容和精神契合当代观众的情绪宣泄和心理需求，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影视剧种。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家庭伦理剧正在受到日韩、港台、欧美等家庭伦理剧的冲击，海外的家庭伦理剧为我国观众提供了耳目一新的感官刺激，并拥有着相当一部分忠实的观众，但是新时期我国家庭伦理剧的编导们更多地去借鉴海外优秀电视剧的特长，并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做了更多的结合与交融，以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准。无论电视剧改革的道路如何开辟，家庭伦理剧一直会是最璀璨的明珠，因为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推进，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家庭伦理剧也会随之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广阔的视野，让人们在观赏电视剧的同时也看到自我，反省自身。

2新时期家庭伦理剧的发展瓶颈及对策

家庭伦理论文篇（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常生活转向及市场经济语境，一方面，个人生活的喁喁细语、琐碎开始得以在大众传媒中以自足独立的身份出现；另一方面，在社会由政治型社会向经济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市场经济相伴而来的经济理性、人际关系的冷漠开始弥漫于社会，甚至也会折射到家庭关系中。在这一历史语境中，传统美德与和谐淳朴的人际关系在怀旧的愁绪中出现于公众视野。1990年的《渴望》便是开风气之先者。在《渴望》问世之初，其叙事的粗糙与高收视率引起了学界的思索。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当时就有论者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和道德风尚”，“这时，反映‘小人物、身边事’、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内容的《渴望》蓦然出现，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现实生活中缺少的正是刘慧芳、宋大成、刘大妈这样的好人及其善行，现实的缺憾在艺术欣赏中得到补偿，于是心理获得平衡。”[1]可见，在某一部电视剧的高收视率或某一类型电视剧的流行背后，乃是受众心理与社会语境的“共谋”。

一、受众的补偿心理与家庭伦理剧的类型特征 家庭伦理剧的表层结构是由消费者（观众）、生产者（创作主体及生产机构）等共同作用而形成。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观众）对电视剧类型的叙事要素和特征本文由收集整理更是有着根本影响。就观众心理而言，精神分析认为，文艺本质上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文艺的功能就是一种补偿作用，艺术家和读者（观众）在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欲望可以通过创作或欣赏文艺作品得到变相的满足[2]。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世俗化社会在中国完全确立，并且，经由大众传媒的鼓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得以大行其道。在这一时代语境中，个体脱离了严密的组织机器，从而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式个体，这样的个体“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精神，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和追求的经济理性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也没有意义。个人与这个市场世界的关系，只是物欲的和功利的关系，也就是由各种交换、占有和控制形成的非人格化关系。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原子式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约为个人的生存能力，让个人独自去承担”[3]。个人如同走在空旷无际的荒原之上，但由于宗教的缺席，却又无法在超验的力量那里寻找到依靠。于是，个体只能返回日常生活，在“审美”中寻求寄托。中国传统所特有的“以道德代宗教”的文化此时发挥了作用：亲情、家庭的作为被抛弃的原子式个体的身心栖居之地的意义得以彰显。

丹尼尔·贝尔认为：“那些直接指向大众生活的当下利益，表达大众现实要求的各种世俗活动，尽管没有体现任何具有实质深度的价值持久性和精神永恒性，然而，他却有可能通过平凡而富有诱惑性的欲望满足，安慰大众对幸福生活的具体‘渴望’，实现大众生活的现实梦想。”[4]针对观众的这一心理特征与时代氛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家庭伦理为表现内容、以道德为诉求点的家庭伦理剧开始逐渐盛行并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样态。

第一，在叙事主旨上，表现出强烈的回归传统伦理道德的倾向。由于世俗化社会中个体的焦灼、孤独感，出于心理补偿的需要，家庭伦理剧中推崇的家庭世界则是安稳而温情的世界，传统的道德伦理散发出夺目的光辉。如《咱爸咱妈》中，虽然乔家一家人物质上不富裕，但彼此关心、分担、相濡以沫，物质的匮乏与浓浓的亲情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大哥》、《大姐》、《亲情树》、《父亲》中，家庭同样是温暖可靠的港湾。

第二，在叙事精神上，在人情—金钱、底层平民—权力阶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以情感否定物欲、以底层的“真挚”否定权力阶层的冷漠。从《渴望》开始，在很多家庭伦理剧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彰显了这一叙事精神。《渴望》以底层平民刘家的善良、仁义同权力阶层王家的道德缺陷相比较虽然王沪生的父亲是著名学者，但他已经是院长并配有相应的小轿车、别墅等设施，从这一点看来，王家既是知识分子，同时也具有权力阶层的身影。，显示了电视剧在叙事精神上的民粹倾向；在后来的《咱爸咱妈》、《家事如天》、《父亲》等表现父子之伦的电视剧中[5]，都或主或次地存在着底层阶层—权力阶层的对比：《咱爸咱妈》中作为底层的乔师傅一家与权力阶层家庭罗西的父母罗主任家形成对比；《婆婆》中善良忍耐的平民赵大妈一家与大儿媳妇谭超然的高干家庭中所充斥的自私、冷漠在叙事中以对照的方式而彼此映衬；《父亲》中善良朴实的徐宝德与飞扬跋扈的矿区朱科长形成对比……在这些家庭伦理剧中，扬底层而抑权力阶层的目的十分明显。同时，家庭伦理剧也通过“物质归罪”的方式而达到重情感轻物质的叙述目的，从而对当前的消费意识形态构成某种程度的反驳。在《大哥》第六集中，当陈文宝与二嫂徐春芳因为家里一个值钱的瓷器而争抢不休，最终却因此而打坏了瓷器之时，大哥陈文海说：“我总觉得到什么时候，那也是兄弟姐妹的情分重。”并最终通过一心追求物质的徐春芳的幡然醒悟而强化了重情感轻物质的价值取向；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通过一心想飞黄腾达的弟弟张大国最终回归陋巷中的清贫之家的选择，再次表明了否定消费主义与物欲化的叙事精神。

二、受众的认知心理与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样态 如果说，受众的补偿心理影响了家庭伦理剧回归传统、表现家庭温馨这一叙事主旨和叙事精神的话，那么，受众的认知心理则影响了家庭伦理剧的现实主义风格与平民世界的视觉图谱。

电视剧固然是虚拟的世界，但受众在观看时，却往往对这一虚拟世界产生想象性认同，甚至认为电视剧是现实生活的“再现”。这一认知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中有“世上有、戏上有”这一说法，旨在说明的就是艺术表现与现实生活的紧密关系。具体到家庭伦理剧，则它“负载了太多的意义，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艺术欣赏，实现着书写日常生活经验、为处于变化中的现代人提供一个调整心理、重构道德关系的现实参照”。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甚至视家庭伦理剧为现实生活本身：比如在《渴望》热中，有观众为了医治刘慧芳的残疾，甚至将自己家传的秘方也写信寄到电视台去。这一将家庭伦理剧视作现实生活的观看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伦理剧的类型特征。

第一，借电视剧中的人生浇自己真实生活的块垒，在虚拟的故事中烛照真实的人生，这一观看心理决定了家庭伦理剧的现实主义风格。换言之，受众借电视剧来认知自己的生活世界这一心理决定了家庭伦理剧必须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在观看家庭伦理剧《金婚》时，有观众谈及喜欢这部电视剧的原因是：“《金婚》真实地反映了普通市民的市井生活，这部电视剧让他彷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6]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爱看《空镜子》，“我看过两遍了还是很爱看，因为我觉得剧中女主人公的各种行为就跟我妈妈一样”[7]。而90年代为人所争论的到底是《牵手》引起了婚外恋潮流，还是在婚外恋汹涌的语境中出现《牵手》，更是说明家庭伦理剧与真实生活的密切关系。并且，“现实的种种不如意在电视剧中的真实描绘让观众对荧屏倾注了太多的关注。一部伦理剧，只有毫不躲避现实之种种，并以艺术工作者的诚实去揭示在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妥协、牺牲、和谐，人与人相互之间的那种支撑才能引起共鸣”[8]。另有传媒分析说，家庭伦理剧既没有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也没有大喜大悲的曲折剧情，只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视角，讲述发生在你我身边的家长里短，然而它却与观众没有距离，令观众久久回味。究其原因，就是“真实”。这是很多观众在看完此类电视剧后的第一感受。在很多亲情剧中，作品为观众展示了社会和家庭的真实生活画卷：“孩子考学”、“赡养老人”、“离婚再婚”、“生活压力”、“下岗再就业”等成了故事线索；客厅、厨房、街道里巷、工厂、医院、学校、办公室成了主要场景；邻居大哥、二嫂，街坊大爷、大娘成了故事的主角；这些熟悉的人和事使观众有很强的认同感，特别是很多非常贴近生活的细节更令人叫绝。比起时下太多天马行空的故事，这样踏实的作品大受欢迎。在观众“寻求真实”的观看心理下，现实主义成为家庭伦理剧最主要的叙事风格。库恩归纳的经典现实主义叙事特点为：“1、在解开谜团的总体轨道内，因果关系的线性。2、高度的叙事闭合性。3、由逼真的空间和瞬间所控制的虚拟世界。4、心理素质成熟的人物处于叙事的中心地位。”[9]在家庭伦理剧中，正是以线性的因果关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重建社会秩序；通过日常生活场景的真实搭建来“仿真”日常生活，从而最终达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

第二，受众的认知心理对家庭伦理剧叙事的影响还表现在家庭伦理剧所展示的平民世界的视觉图谱。一方面，受众企图本文由收集整理以电视剧来烛照自己生活的真实世界；另一方面，电视剧的受众就其构成而言，绝大多数都属于每日为生活而奔忙的普通平民。如此，受众对社会真实生活到底如何、以及他人生活的窥视这一认知心理势必造成家庭伦理剧在视觉图谱上的平民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在电视剧所表现世界与受众生活世界具有极大相似性的条件下，电视中的生活世界便会在受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从而提升电视剧的影响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一宣传口号也正是因为受众对电视内容与自己生活世界的关联性的要求而提出。正是在这一受众心理下，家庭伦理剧都以中下层人民为主要叙述对象：《渴望》、《咱爸咱妈》、《结婚十年》、《大哥》、《空镜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大姐》、《亲情树》、《亲兄热弟》等获得历届“飞天奖”、“金鹰奖”奖项的家庭伦理剧，都是以描述下层市民的生活为主；即使《牵手》、《中国式离婚》等看似中产阶级的生活，物质的艰难仍然存在：《牵手》中，钟锐在创业期间一家人居无定所、住大杂院；《中国式离婚》中宋建平最初也只是薪水微薄的普通医生……在普通平民的视觉图谱中，受众通过想象性置换而得以沉溺于剧情之中并返观自己的真实生活。

受众心理与家庭伦理剧叙事样态的关系，正如法国艺术史学家沃尔特·阿贝尔所指出的：“从心理历史意义上说，艺术是社会投射其潜隐心理紧张的文化象征之一。……由此，我们设想：任何社会的较高层次文化艺术都是‘集体梦’的表现形式。”[10]另一位研究者也认为：“电视剧影像叙事则是‘全民性’的梦境体验，它不仅是一次窥视欲望的释放，而且是一次具有强大诱惑力的欲望和意念的同化过程，它更是一场‘个人性’对‘全民性’的同化企图，并由此跟社会发生关系。”[11]可见受众心理对家庭伦理剧叙事样态潜在的深层影响。

三、受众的娱乐心理与家庭伦理剧的快乐伦理 家庭伦理剧毕竟不是意识形态宣传片，而是商业类型片。作为在市场上求生存的类型化电视剧，强烈的经济利益驱动决定了家庭伦理剧潜在的伦理观建构及意识形态表达都必定是“寓教于乐”的。在当代文化语境下，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不无感慨地谈论到的，电视对当代社会文化特征的影响是巨大而普遍的。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媒体，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化，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当代社会中原本充满严肃意味的一切在娱乐的心态及背景之下逐渐成为“消费”的对象。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家庭伦理剧在看似沉重的、普遍的“苦难叙事”的背后，实际上却又以另一种方式满足了受众的快乐伦理需求。

所谓快乐伦理，产生于消费社会，布尔迪厄认为，它与传统伦理相悖：“老的义务道德，建立在快乐和善的对立基础之上，导致对迷人的和有吸引力的事物的普遍化的怀疑，对快乐的恐惧，产生对肉体的‘节制’、‘中庸’和‘克制’关系，并把任何被禁止的冲动的满足与罪恶联系起来……”[12]而快乐伦理则产生于消费的欲望与娱乐的冲动。当然，这一快乐伦理是掩藏在家庭伦理剧的道德训诫以及伦理重建的乔装之下：如在表达重心为婚姻之伦的家庭伦理剧中，在《牵手》、《让爱做主》、《走过幸福》等电视剧中，婚外感情成为浪漫而甜蜜的哀愁，电视剧以客观呈现感情来代替道德价值的评价，以客观中立的态度代替了义正严词的申饬。可见，在家庭伦理剧的道德训诫之外衣下，隐藏的是受众蠢蠢欲动的对平淡生活中浪漫感情的向往，受众的娱乐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伦理剧表层结构之表现方式，这正如高鑫先生的概括：“为赤裸裸的欲望披上浪漫的外衣，将深层的愿望化为华丽的梦幻，把情感的焦躁变成爱情的追求，把力量的向往变成对武侠的推崇，把善的仰慕变成贤淑的化身，把美的追求变成艳丽的色彩。”[13]

家庭伦理论文篇（11）

对家庭教育伦理的研究，主要探讨家庭教育中的善恶矛盾及其运动关系，家庭教育的道德理想、伦理规范及其进步机制。从教育伦理学的角度看，家庭教育至少意味着一点，即育儿成才。育人成才论一方面强调作为教育者的父母对儿童的抚养培育，使个体实现自然人的进化，成长为体格健全的自然的人;另一方面强调对儿童教化使之成才，使个体实式社会人的进化，成长为合乎教育目的的社会的人。育人双才论探讨的是家庭教育中作为教育者的父母和作为被教育者的儿童个体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由于家庭教育的特殊性，在这一矛盾运动过程中，作为儿童最早的也是终生的教育者的父母责任重大，他们必须具备符合教育伦理规范的家庭教育目的观、价值观、道德观、育儿观及其相应的教育方式、方法，其具体实施过程也应该合乎教育伦理道德，这样才能实现家庭教育的目标。

一、加强家庭教育伦理建设的重要性

提倡、弘扬善的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善的方面，使家庭教育真正对个体的全面发展、人格塑造起到促进作用，真正体现教育的伦理特性和道德要求，家庭教育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正如有的教育伦理学研究者所主张的，“使教育成为善的事业，更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是教育系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使命和必然追求”。探求教育伦理规范的建设，以善律教，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选择。教育现代化呼唤家庭教育的现代化，也对现代家庭教育的伦理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家庭教育伦理建设体现了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教育现代化必然要求依法治教，即努力调整教育内部各方面的关系，把教育建立在法制基础上，使教育服从法律规范;要求以真律教，即按教育自身的科学规律办教育;要求以善律教，即以正确的伦理观念来规范教育，而后者会对前两者产生明显的积极互动性影响。所以，教育现代化建设内在地包含了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的伦理规范体系的建设。当前，家庭教育学还只是发展仅仅20年的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社会重视普遍不够，因此，人们对家庭教育伦理规范的意识和建设就显得更加薄弱，理论研究更是缺乏深度和成果积累。在家庭教育的具体实施中，也明显缺乏伦理道德的有效约束，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的要求离现实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加强家庭教育伦理规范的建设，促进家庭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家庭教育伦理建设是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现代化的教育无法容纳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陈旧的家庭教育，也无法容纳与时代精神根本冲突的、陈旧的家庭教育伦理。只有建立一个新的、完整的家庭教育伦理规范体系，才能应对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二)家庭教育伦理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石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仅包含经济层面的现代化，还意味着政治制度革新、社会发展、教育的吐故纳新、传统美德的弘扬、家庭伦理的建设等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然而，当前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变革，它对作为社会最基本单元的家庭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给家庭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作为教育者的父母，能够意识到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重视和要求以及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却难以挣脱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结果矛盾与困惑重重，教育的实施处于两难境地。除此之外，社会上也缺乏一套强有力的教育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约束，这严重影响了家庭教育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这一特殊的教育职能的发挥，使家庭教育处于茫然无措的道德困境。

二、当前家庭教育伦理的现状

当前我国家庭教育伦理的问题，表现在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方法等方面的伦理缺失和不合道德性。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它需要建立在理性的、正确的、崇高的目的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家庭教育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按照这一目的和要求，促进个体全面成长，引导个体趋向于真善美，体现出家庭教育的伦理追求。这对作为教育者角色的父母提出了家庭教育价值观念、理性判断等方面的系列要求。但目前家庭教育的现实状况却是，作为具体教育者的父母和作为抽象教育者的家长群体，普遍体现出目的观和价值观定位上的偏差，存在着与教育伦理道德的不和谐。

(一)教育内容上的重智轻德

目前，绝大多数家长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为了孩子的前途，不惜倾其所有，请家教、购书籍、买钢琴、参加各类补习班、特长班、培优班，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精疲力竭。但结果怎么样呢?不少家长反映家庭矛盾不断，孩子不懂得关心他人和集体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家庭教育中只重智力开发，轻视或忽视思想道德教化不无联系。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确实在能力、技术等方面给个人越来越大的压力，因而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教会孩子保护自己，提高竞争的技巧和能力最为重要，道德不道德是社会的事情，与家庭教育无关。“小孩子小偷小摸不算什么，长大了会改的;学习不好可不行，将来要吃大亏。”这种“以分为本”，重智轻德的观念如今似乎很普遍，应该引起家长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关系紧张，孩子出现自私、任性、撒谎、懒惰、不尊敬师长，“望子成龙”、“读书成才成大器”成为许多教育者对儿童唯一的价值追求;而一些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家庭教育传统美德，如德育为先、艰苦朴素、热爱劳动、敬业奉献、乐于助人、同情尊重等，在教育者的价值定向上则受到忽视;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集体主义精神相联系的一些重要品德更是遭到冷遇。

(二)教育价值目标的功利化

家庭教育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极端“功利”和“自我”的价值观念从潜意识逐渐成为相当部分家庭的主流意识。“不少家长向子女灌输的学习动机就是:好好读书，将来考上重点名牌大学，从事热门专业的学习，毕业后能找一份好工作、有一份高收人。如果将中间过程加以省略，就变成了—读书就是为了高收人。"家长们将市场经济中的功利价值取向完全移至到家庭教育中，这样培养的出来的势必是价值取向单向度的人;同时，家庭教育往往把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从小灌输给儿童，过分注重个体得失，权利与义务、奉献与社会协作等集体主义价值观走向淡薄与模糊，对个体价值实现的关注大大超过对社会价值实现的关注，以至形成两者对立的局面。家庭教育出现道德滑坡，民主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和教人向善的功能显得苍白，无论对于个体本身的发展和完善或社会、民族国家来说都是可怕的。这样的家庭教育，又怎能未来与人格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去契合教育现代化的要求?

(三)教育方法、手段上的不当

1.重言传轻身教。所谓言传，是指父母、长辈借助语言活动，用说理的方式对子女的思想品德进行的传导和影响;身教是父母、长辈用自己的行为对孩子实施的影响。在家庭教育中，不仅要用说理的办法，同时也要以自己的行为给孩子做出榜样，也就是既重言传，又重身教。但在家庭教育实践中，不少父母却将言传和身教割裂开来，教给孩子的是一套道理，而自己的行为却与该道理相悖。例如，有的父母教育孩子要诚实，可自己在生活中却对别人说谎，那么孩子对父母的教导就难以信服。因此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不仅要重视对孩子的说理教育，更要重视以身作则，做到言行一致，为孩子树立榜样。模仿是孩子的一种重要心理特点，家长的一言一行会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天长日久，父母的作风、品德、性格爱好、气质特点会深深地影响孩子。前苏联的大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不要以为只有在你们同儿童谈话，教训他，命令他的时候，才是进行教育。你们是在生活的每时每刻，甚至你们不在场的时候，也在教育儿童。你们怎样穿戴，怎样同别人讲话，怎样谈论别人，怎样欢乐或发愁，怎样对待朋友或敌人，怎样笑，怎样读报，这一切对儿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过度或不及。很多父母过多地参与子女的问题解决，表现为过度关心，过度照顾，过多干涉，孩子只是父母期望获得某些结果的任意加工的“原材料”，在亲子关系中只能被动地承受。成人将自己的意识强加在孩子身上，要求孩子沿着成人预先设计好的成长轨道一步一步煎进。有的父母察着“防患于未然”的原则，对孩子的许多行为都严格限制，横加干涉，这实际上剥夺了孩子学习独立做人，独立解决间题和锻炼意志的机会。相反，有些家庭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放任自流，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学、教育学等有关知识，有些家长认识不到孩子心理发展对日后成长的重要作用，认为孩子小，只要不生病就行了。信奉所谓“树大自然直”的道理。家长放弃教育的责任，看到子女不良行为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甚至包庇纵容。这类家长有的本身素质就不高，根本谈不上对子女进行正确的教育，也不会与学校教育很好地配合。使得子女好的素质不能形成，坏的行为得不到纠正。过犹不及，两者都是有害的，必须遵守适度的原则。 转贴于 正因为家庭教育的教育者在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方法方式等方面不合规范，造成了当前家庭教育实效低靡，形成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受教育者的成长与发展和教育者的愿望往往适得其反，儿童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产生了如逃学厌学、心理疾病、道德低下等系列困惑，德育为本、自强不息、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等中华民族的传统家教美德，在现时一代受教育者的身上体现微弱;相反，当前出现了明显的道德滑坡，青少年违法犯罪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以至于成为当前社会违法犯罪的主体，他们被称为“幸福的年代里不幸福的儿童”。总体上说来，当前家庭教育效果低下，教育现代化的背后伴随着的是家庭教育伦理道德的失落。

三、加强家庭教育伦理建设的途径

家庭教育的现实道德矛盾和家庭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家庭教育伦理道德建设。那么，现代家庭教育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它要求我们遵循什么原则?“总体上说，现代教育的道德进步，既依赖于整个社会环境条件的支持，也需要教育伦理学的理论指导，更离不开教育系统自身的建设、改革与发展。”

(一)首先继承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伦理精神的精华

重视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家庭教育的传统美德，认真研究和吸取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合理内核，建立起符合时代精神和现代化教育需要的价值体系、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通过建立和倡导这些符合时代精神和现代化教育要求的伦理价值体系，清除那些残留的、不合时代精神的旧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提升家庭教育的道德境界，应该作为总的、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例如:德育为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身作则、尊老爱幼、勤俭持家、以天下为己任等等，一向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精髓。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十分崇尚这些关系间的和谐发展，家庭教育首先就是培育、启发个体的这些道德性，追求家庭共同体的幸福、和谐和发展。这些传统的家庭教育思想对于现代家庭来说，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现代家庭教育所需要的基本伦理准则。挖掘这些家庭教育伦理价值的精华，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富有民族特色的家庭教育价值观念体系，应该成为当前伦理建设的首要内容。

(二)其次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家庭教育的最终价值目标

“现代教育应追求并努力促进个人全面发展，这是教育人道主义原则的一个重要现实要求”，“它要求现代教育尊重个人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客观规律，尊重人的个性和自主性，尊重人的整体性和真实性，从而生动、活泼、有效地满足个人身心发展的整体要求，促进个人全面提高素质，形成完整的个性”。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的根本目标，它同样应该被视为现代家庭教育最高的伦理追求。家庭教育现代化对家庭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必须从封建传统的家庭本位换位到现代意义的儿童本位，把自觉追求和全面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目标追求和基本的价值尺度。现代社会全面发展的理想个体的人格是真、善、美的统一，因而现代家庭教育应该是对儿童进行求真、求善、求美的人格教育，其具体内容应该是教儿童求真、求善、求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