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论文大全11篇

农业保险论文篇（1）

一、引言

自从农业保险于1982年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开办以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较快发展，但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与蓬勃发展的城市保险相比，农业保险日渐萎缩。到2003年末，农业保险赔款额仅占农业自然灾害总损失的0.16%，占总补偿额的5%。我国基本上还是依靠政府救济与灾害扶持对农业的损失进行补偿，而且补偿率也仅占总损失额的2%～6%之间。这种现状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极不相称，农民承担农业生产中的绝大部分风险，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业投入的增长。农业保险发展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长久来看，多模式运作的农业保险模式必然统一为一种最优的模式。本文的研究带有一定的预见性，认为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成为主要的农业险保险人，在农业保险市场上发挥主体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对农业保险提供政策与财税上的支持，以保证农业保险市场有效的运行，不至于使财政背负沉重负担。

二、我国农业保险市场供求现状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险保险人与农险投保人作为农业保险的供求双方，在农业保险市场中是最为主要的两个主体。

1.农业险保险人。农险保险人的角色可以由商业保险公司担当，也可以由政府来担任。在我国，从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农险业务起，一直由商业保险公司充当农险的保险人。在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农险业务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过较快增长，但随着保险公司运作市场化程度加深，近些年来，农险业务量不断萎缩(见表1)。与此同时，农险的种类也在不断减少，从最初的60多种下降到如今的30多种。农业保险不振的—原因，一方面是农业风险本身带有的高风险、难精算、难定损特性，使保险公司不敢轻易涉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制度上的原因，无论是从政策还是从立法方面，都没有给农业险以最为有效的支持。基于以上原因，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我国农业险市场出现供给不足的状况。

2.农业险投保人。构成农险投保人的主体是农民。作为农险的需求方，其行为直接对农险市场的均衡产生影响。农民的保险行为与预期紧密相关，农险中的一个典型的情况是，如果前一年的自然灾害很少发生，当年的承保范围和承保额就会大幅下降。预期不合理直接导致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富有弹性的需求曲线，另一个是严重的逆向选择。当对农险的需求富有弹性时，费率的增加将在更大程度上抑制需求，从而强化农险市场的萎缩过程。而如果只有高出一般风险的农民有购买农险的愿望，而大多数人因为侥幸心理不购买保单时，农险市场的萎缩会加剧。我国农民长期处于分散封闭的小生产状态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之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往往比较注重眼前既得利益，而对未来缺乏全面周详的考虑，并时常抱有侥幸心理，加之社会上对保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认识偏差和不理解，使得农民的风险意识淡薄，缺乏参加保险的主动性。而且农民收入偏低，不能承受较高的保费。

三、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农业保险人主体的可能性与潜在问题

保险最主要的功能是风险集合，风险集合的作用是将大量风险单位组合在一起，形成保险基金，使参与集合的个体的风险具有可预见性，并在出险后得到补偿。一旦损失规模大到使所有保险基金耗尽，风险集合就不能再发挥作用，这种情况被称为“崩溃(Ruin)”。有效的风险集合要拥有足够的保险基金来尽量减少崩溃发生的概率，为应对崩溃而多出的那部分基金被称为缓冲基金(BufferFund)，带有缓冲基金的风险集合方法也被称为“安全第一标准”(Roy，1952)。农业保险能否以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主体得以实施，关键看其风险集合是否有效，然而由于农业风险事故往往不是独立的，有很强的伴生性，加之农业风险单位很大，在一个风险单位内，承保的农产越多，面积越大，风险反而越集中，风险损失会越大，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就越大。在这样的条件下，用传统的精算方法计算会使为建立缓冲基金而收取的附加保费相当高，从而得出农业保险具有商业上的不可行性这一结论。这里我们尝试采用“空间过程统计学”(SpatialStatisties)的方法来从理论上分析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农业险保险人的可能性提供依据。

通过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理论上看，如果能利用商业保险公司在保险营销上的优势扩大参保面，商业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风险集合将有可能是有效的，其价格最终也会降到投保人可以支付的水平。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保险公司一旦承保农业险，将直接面对以下几个问题：

1.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由于人们根据自己对未来损益的期望投保，因此在保险市场中总是只有风险较高的人购买保险，这使得保险费率无法真实地反映风险在不同标的间的分布情况。这就是逆向选择问题，该问题在农业保险的商业化模式中将十分显著。农业生产者对产量及收入的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保险费率的确定往往是基于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历史平均值，这样的话，只有风险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民才会购买保险，而低风险的农民因为过高的保费而不愿参保。表2为1999—2002的农业险保险金额、保费收入与赔付情况，经过计算，我们发现保险费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赔付率仍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恰好与市场上逆向选择产生的结果相吻合，其结果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险市场，引起农险市场萎缩。

降低逆向选择的最佳办法就是扩大承保面。如果政府不打算使用强制所有农户参加保险的办法，就应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营销方面的优势，使更多农业生产者加入到农险保障体系中来。政府的补贴也可以起到降低逆向选择的作用。综上所述，利用商业保险的营销方法辅之以国家补贴会大大减少农险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农业保险中所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由参保率与农业投入的数据的对比很好地表现出来，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发展不够充分，难以得到这方面的数据。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参保率与农业投入确实存在一定负相关性(Goodwin，1996；B.K，V.H。Smith，2003)。解决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最主要的方法是加强监督，与公共保险机构相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保险公司更有可能去履行监督职责。还有一个方法是合理设计保险合同，以减少由保险合同的规制诱发的道德风险。例如在免赔额设定上，过高的免赔额可能诱发投保农民在保险标的发生没有达到这一额度的损失时，人为扩大损失程度，以此向保险公司求得赔偿。

2.农业保险的费率精算中遇到的问题。造成农业损失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每年农业产量的波动不但取决于气候因素，甚至包含一些人为因素，保险费率精算的准确性会因此大打折扣。事实上，像我国这样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多变的国家，农业保险开办范围越窄，对农业保险的损失情况的统计数据就会越缺乏，保险费率也就越缺少精算数据基础，最终使我国农业保险事业停滞不前。

在我们所倡导的“政府支持下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险”的模式下，由谁来确定保险费率是一个关键问题。如前所述，农业损失的发生因时不同，因地而异，我国又是一个地理条件复杂的国家，如果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统一费率，很难充分反映各地区的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政府可以确定一个与当地农民收入挂钩的最高限价，而具体的保费由保险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保险公司的风险分散与保险方案设计。对于承保农业险的原保险公司来说，合理安排再保险方案来分摊风险是十分重要的。而风险分摊比例的确定是再保险方案中的关键环节。以美国农业保险模式为例，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通过标准再保险协议(StandadReinsuranceAgreement)分摊风险。在协议下，保险公司通过在相互独立的基金间进行选择决定风险自留与分出的比例，按照风险分担的比例，保费收入也在保险公司与政府间进行分摊。

为了应对农业保险中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费率精算困难等问题，在农业保险方案上产生了许多创新。目前在这方面的进展主要在两个领域，它们分别是：区域保险(AreaYieldInsurance)与天气指数保险(WeatherBasedInsurance)。在这两种方案中，被保险人领取保险金的依据不是个人的损失情况，而是与地区总体的损失情况及天气变化情况挂钩。在这样的方案下，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得到缓解，同时保险人的监督管理成本与理赔的费用也大大降低。它们的缺点是在减小保险公司成本的同时增加了“基差风险”，即一旦投保农民的个人损失与指数化的标准不一致，其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尽管如此，上述两种方案作为个人保险的低成本替代品，对我国发展农业保险有特殊的价值。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通过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方案的创新，不但可以扩大参保率，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还可以大大减轻开展农业保险计划为国家带来的负担。

四、讨论与结论

农业保险是一个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特性的行业。这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各国的农业保险中的一切险费率最低也在2%左右，高的达到15%—20%，在自愿投保的情况下，农民对保险的购买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也受到农业本身预期收益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不高的约束，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很低。如果按私人物品在竞争性市场上进行交易，农业保险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不可能相交(见图1)。

在图1中，需求曲线是D，商业性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二者在正常情况下难以相交。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平行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OQ1。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费，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与供给曲线会相交于B点，成交数量为OQ2。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给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占保费总额的1／3且支付全部管理费，但自愿投保的农场不到1／2。

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干预还存在着如下的理由：首先，保险的收益具有外在性。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民在购买农作物保险后，由于增加了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降低了价格，供给曲线下移，但对全社会来说，社会福利即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总是增加的。其次，农业保险产品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搭便车”现象。单从购买保险享有保障上来看，农业保险的消费是排他的。但保险公司在为投保农户进行防灾防损服务时，是无法排除不买保险农户受益的。

农业保险论文篇（2）

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保险制度，对于保障农业和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虽然在数量上与城市保险研究相去甚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我国保险的发展趋势，为农业保险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瓶颈

农民货币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高度相关,是制约农业保险需求大小的主要因素。在货币收入达到或超过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临界值后,才可能产生农业保险需求。农民收入和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回归关系。以X表示农业保险的需求量，Y表示农民的收入,r表示样本的相关系数，可以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1]

两者的相关系数

该方程的数学解释是：当r=0时,说明X与Y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当0<|r|<1时,X与Y间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当|r|≥0.8时,X与Y间高度相关；当|r|=1时,X与Y间完全线性相关。

农业保险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对称的矛盾。商业性保险机构中真正涉足农业保险领域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少数几家，但也只是对部分风险相对比较小的农业项目开展了保险，而对重大灾害性的农业保险还没有真正地开展起来，造成了农业保险供给还远远不能够满足农业发展对保险需求的矛盾。

此外，法律法规建设缺位也是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瓶颈。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是，我国至今也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及相关的行政法规。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二、突破瓶颈的探索--制度模式的选择

实践表明，目前对于农业保险的多数险种来说，纯商业化经营的路是走不通的。有的研究者提出了一种政府主办、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从事经营的模式[2]。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村保障制度的建立大多出现在社会发展到以工养农的阶段。我国以工业反哺农业才刚刚开始，由于农业人口比例巨大，国家财力无法独自承担反哺重任。

而有的学者则倾向于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3]。相互保险是指参加保险的成员之间相互提供保险，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身份合一，其优势在于低成本、低价格，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但是承保范围狭小、风险相对集中，由于保险基金规模有限，难于应付较大灾害。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尝试建立另一种较为可行的经营模式，即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基本设想是：在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申请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这种模式，相对而言，比较适宜我国农村的分散经营现状，而且在政府惠农政策倾斜下，商业性保险公司有兴趣凭借人才和实力上的优势，加快农业保险的研究和制度创新。

三、突破瓶颈的关键--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职能

在探索农业保险发展的道路上应坚持立法先行的原则。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通过立法来增加政府干预农业保险能力，如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美国的《联邦作物保险法》等[4]。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保险法一直缺位。国家应加紧农业保险立法，为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形成长期制度保证。

政府应尽快建立多层次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具体做法如下：①建立全国性体系；②完善区域性体系；③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应从最基本的农产品生产做起，逐步扩展到高成本的优质农产品的保障；从指定险的险种到一切险的险种；从保障成本再到保障收入；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由点到面，滚动发展。

政府还应建立农业保险的利益补偿机制。一般分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税收优惠方面，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赋是许多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5]。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在对所有农险业务免征营业税的同时，进一步减免所得税，；亦可以对投保人的保险费用减免税赋。财政补贴方面，可以直接对投保人的保险费用进行补贴，也可以对保险公司提供管理费用补贴，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超额赔付和亏损给予补贴，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四、结论

尽快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制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应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政策推动为着力点，形成良性互动，尽快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国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体制，切实为帮助农民、扶持生产、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52～58.

[2]李军.农业保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6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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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主要来自课题组实地调查获得的调研问卷。调查通过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调查过程共发放129份问卷胶回110份问卷回收率85.3%。经过分析筛选获得109份有效问卷肩效率99.1%。

(二)样本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分析基本特征发现样本中男性比例为82.57%女性比例为1又43%。样本人员的年龄平均为42岁标准差为又3其中年龄主要集中在41田0岁,占总样本的47.71%年龄比例分布比较符合正态分布。样本人员的学历包括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其中大专或者本科学历的受访者在样本中的比例最高为93.58%,由此可见,从事农业保险的基层工作人员绝大部分具有较高的学历基本可以达到大专或本科水平从而反映基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通过分析工作特征发现被调查人员主要为政府财政部「]、农牧业部门和县级政府、党委等其他部门的官员以及保险公司的经理和员工,其中农牧业部门的有38人,占34.86%则政部门的有26人古23.85%;党政机关、政府、疫病控制中心等其他政府部门的有7人,占6.43%;基层保险公司的有38人,占34.86%。此外通过调查基层工作人员从事农业保险工作的年限发现样本人员工作年限平均为三年,这是因为大部分从事这项工作的基层人员是从200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开展就开始工作的。

三、基层工作人员对农业保险的绩效评价

(一)制度体系评价

通过分析研究基层工作人员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的合理性与健全性的满意度评价发现表示比较满意的比例最高,占58.72%;表示非常满意的比例其次,占21.1%;认为一般满意的比例排在第三位,占14.68%此外肩4.59%的人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合理性和健全性比较不满意。通过分析基层人员对农业保险规章条款的合理性与健全性的满意度评价发现表示比较满意的比例仍然最高,占61.47%;有21.1%的人满意度为一般;有11.93%的人认为非常满意丹.59%的人认为比较不能令人满意;只有0.92%的人认为其令人感到非常不满意。通过分析基层人员对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建设的合理性与健全性的满意度评价发现大部分的基层人员表示非常满意,占66.06%担是仍有部分人员认为组织体系的合理与健全程度让人只能一般满意,占22.02%;表示“非常满意”、“比较不满意”、“非常不满意”的人员所占的比例较小。

(二)资金管理评价

通过分析基层人员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各级政府负担比例分配的合理性评价发现石8.7%的人认为比较合理;11.9%的人认为合理程度一般;11.9%的人目前的分配比例比较不合理由此可见基层人员对此项可以达到基本满意程度。通过分析基层人员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落实到位情况进行评价发现石5%的人认为比较令人满意22%的人认为令人非常满意113.8%的人认为一般满意从为非常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人所占比例很小。

(三)保险投入评价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被调查人员中有48.6%对农业保险工作的人力资源投入力度表示比较满意22%的人表示非常满意;18.3%的人认为相关部门的人力投入力度一般么3%的人认为相关部门的人力投入比较不能令人满意瓜9%的人表示非常不满意。在资金投入方面被调查人员中有44%的人认为相关负责部门对农业保险工作的资金投入力度表示比较满意;25.7%的人认为相关部门的资金投入力度一般20.2%的人表示非常满意丘5%的人认为度令人不太满意;此外,有0.9%的人表示非常不满意。

(四)保险流程评价

调查数据显示基层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对现行农业保险的承保面积、投保农户的覆盖程度给予较高的评价,其中有65.2%的人认为目前承保面积覆盖程度全面;70%的被调查者认为农业保险的农户覆盖率全面;而被调查者对现行农业保险的承保产品覆盖度的满意程度相对较低,只有50%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承保品种全面约25%的被调查者为现有农业保险承保品种不全面。基层农业保险工作者认为内蒙古农业保险应该增加的农畜产品包括蔬菜、设施农业、杂粮及经济作物。另外基层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对勘查定损环节的评价较低,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农业保险工作的勘察定损环节存在一定问题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完善。此外肩较大比例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农业保险的理赔模式需要进一步改进。数据显示:有51.4%的被调查者认为理赔模式需要改进其中8.3%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理赔模式非常需要改进。

(五)财政补贴作用评价

通过分析基层人员对财政补贴在农业保险工作实施中产生的作用评价发现绝大部分人认为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从为作用非常大的样本比例最高,占45.9%;其次是认为作用比较大的被调查者,占39.4%;认为作用程度一般、不太大和没有作用的比例非常小。通过分析基层人员对财政补贴在农户购买农业保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发现,认为作用非常大的比例最高,占55%;认为作用比较大的比例次之,占35.8%;认为作用程度一般的比例较小汉为6.4%。

(六)农业保险效益评价

通过考察基层人员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评价发现大部分基层工作人员都认为农业保险带来了很大经济效果:一是保障农民收入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经济成果就是通过保险减轻了因灾害给农牧民造成的损失;二是稳定农村经济发展浓业保险保障了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稳定了农村社会经济;三是促进农村保险业发展浓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带动了农村保险事业的发展。另外被调查人员认为农业保险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片是强化财政支农惠农效应二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爱灾农户得到投入物化成本的补偿捉进和稳定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三是恢复农业再生产浓业保险有利于避灾农业的建立四是保障农村社会稳定通过农业保险政策使得受灾农民能够获得经济补偿进而安抚灾民的情绪。

四、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基层农业保险工作人员认为保费补贴对农业保险的广泛开展具有多方面的支持作用保费补贴的农业保险开展四年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月前的农业保险在制度建设和具体实施环节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文研究得到以下五点结论:第一浓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基层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以政府保费补贴为特征的农业保险实施四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业保险体现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浓业保险保费补贴沐现党和政府对三农的大力支持。政府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事业的顺利开展的保障。农业保险可以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具有推动作用农业保险可以促使专业性农业保险人才的培养。第二浓业保险条款设计与实际工作脱节。农业保险条款规定承保到户这与国内农户众多、分散经营保险工作人力资源缺乏的社会现实相矛盾种植业保险条款规定的保险品种不能充分满足各地区的参保需求保险责任范围存在问题种植业保险责任范围中的病虫害灾害应该进一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第三保费补贴资金管理体系不够健全。部分盟市旗县政府认为其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过高超过当地财政的承受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实行根据财政补贴金额确定保险规模,给农户“分配”承保面积的政策导致许多农户的保险意愿无法满足的问题。旗县级财政补贴资金发放程序过多,目前各级政府财政补贴资金都要从旗县划拨导致了保险补贴资金到位的时效性较差。保费收入资金管理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导致农业保险结余资金的管理没有可依据的政策不利于农业保险结余资金滚动降低了政府保费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第四浓业保险实施过程存在一系列问题。目前农业保险具体实施过程中在承保、查勘定损、理赔等环节均存在一定问题。种植业保险承保环节主要是承保方式应以村为单位承保的时间较短对受灾农作物确定损失程度比较困难,承保的品种范围窄涪日分地区承保面积受到限制养殖业保险承保过程中面临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勘察定损环节中大部分地区进行勘察定损时不能够做到逐户逐地块进行勘察这主要因为农业保险覆盖面广涉及参保农户众多,尤其遭受普发性灾害加大面积发生旱灾等情况时落实到每一个农户的每一个地块的查勘定损在实际工作中几乎难以做到。另外灰害进行定损时没有充分的客观依据和科学技术手段衡量导致了农作物的受灾面积和产量的损失程度没有科学、客观的方法进行衡量。在赔付环节中许多地区的保险公司在对农户进行理赔时均是协议赔付,由于当地资源、气候等多因素制约技照保险条款进行赔付并不十分符合保险原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经营。因此保险公司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采取协议赔付的模式进行理赔。协商赔付不能长久实施厂旦局部出现协商不妥启导致整个农保规则失效甚至隐含过多不稳定隐患。第五浓业保险人力资源不能满足需求。目前农业保险的人力资源与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不匹配从事农业保险基层工作的人员数量不足。由于从事农业保险基层工作非常辛苦更加导致了在保险承保、勘察定损等具体工作中基层保险公司人员的配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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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在通常的理解上，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经济损失提供的一种保险。近年来，农业保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在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目前，对于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从理论层面探讨农业保险的生成的原因。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基本形成了共识，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其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比如，刘京生(2003)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商品和非商品两重性；李军(2004)提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庹国柱(2004)主张农业保险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于公共物品；陈璐(2004)则认为农业保险应属于混合产品中的第三种类型，是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冯文丽(2004)认为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正外部性是各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

(2)关于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问题。许桂红、陈珂(2003)认为，农业发展的模式问题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尽管参差不齐，他们的农业保险体系却有共同之处，比如各国都有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性的组织、保险承包的范围也都从单一风险过渡到了综合风险、保险费一般由农场主和政府共同承担等。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关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政府论”模式(刘芙、吕东韬，2003)，即由政府出资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农业保险合作论”模式(许桂红、陈珂，2003)，即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该模式主张建立合作保险为主体的保险组织。“商业论”模式(许桂红、陈珂，2003)，即以商业性保险为主、政策性保险为辅的多家办保险的模式。“区域论”模式(谢家智，2003)，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实行“区域化”发展战略。“阶段论”发展模式(王和、皮立波，2004)，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实施阶段性推进战略。此外，吴扬(2005)根据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区域特点，也。划分了不同的地区性农业保险模式。

(3)关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出路问题。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出·路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应该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解决，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庹国柱(2003)提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主办，政府设立相关机构经营的模式；另一种是政府引导，实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赵学军(2004)从政府干预的角度，认为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特别是政府的财政支持。胡秋明(2004)认为农业保险走出困境的出路就是制度创新，而组建国家农业保险公司是推动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所在。

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农业保险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认真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顺畅发展，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国外农业保险的兴起

农业保险始于两百多年前西欧的农作物雹灾保险。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农业保险机构的国家(1791年)，也是最早开办农作物雹灾保险的国家(许谨良，2000)。此后法国、美国、奥地利、丹麦、瑞士等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办了农作物雹灾保险。同时，牲畜保险、森林保险也在欧洲大陆广泛开展起来。农业保险之所以最早发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因为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已经大规模地走上了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农业自身经营和发展方式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客观地提出了对保险的需求，于是一些私人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始试办农业保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国在农业保险事业发展中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的实践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先后开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验。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随着世界各国对农业保险地位的不断认识，越来越重视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1.美国的农业保险。美国的农业保险是历史较长且实施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试办阶段(20世纪30年代—70年代)，此阶段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根据此法成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由国营保险机构经营。(2)加速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1994年)。商业保险公司开始参与农作物保险，并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商业保险公司销售、服务并承担一部分农作物保险的风险。(3)政府与私营公司混合经营阶段“1994—1996年)。这一时期，美国国会颁布了《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案》对农作物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通过设立四大险种(提供基本保障的巨大保险、提供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把所有农作物生产者都纳入了农作物保险计划。该法的实施使保险作物从1980年的30种扩大到47种，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占当年可保面积的82%，是美国历史上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比例最高的一年。(4)私营公司为主，政府加强宏观管理(1996年后)。1996年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开始逐步退出了农作物保险的直接业务，将业务全部交给了私营公司经营或。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只负责规则的制定、履行稽核和监督职能，并提供再保险。2000年，美国可以参加农作物保险的作物已达100多种，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的76%，1981-2000年，累计收取纯保费198.1亿元，累计赔款支出202.4亿元。

2.日本的农业保险。日本的农业保险采取的是一种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的模式。日本的农业险是本世纪20年展起来的，经过几次大的改革，1929年颁布了《牲畜保险法》和《农作物保险法》，开始实行农业保险，到1947年进一步对两法进行修改合并为《农业灾害补偿法》，整个农业保险制度逐渐得到统一。日本的农业探险组织形式采用“三级”制村民共济制度，即市町村直接承办各种农业保险业务的农业共济组合、承担农业共济组合分险业务的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承担各共济联合会再保险的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三重风险保障机制，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散。日本的农业保险，采取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根据立法规定，一旦某地区建立了互济组织，所有农作物耕种面积达到预定规模的农户，即被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小规模农作物种植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按政府指令种植稻谷、小麦养殖的农户，不用投保就自动参加了保险。

3.加拿大的农业保险。加拿大农业保险于1935年开始实施，由联邦和省政府共同立法并分摊经营成本，由农场主支付一定保险费的保险计划，联邦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是分级负责制，即设立农业部和各省的农作物保险局，农业部的农作物保险局直属部长领导，是从宏观上制定农作物保险政策，对保险范围、保险费率、保险金额等进行研究和统计分析，并支付省保险机构应负担的补贴、行政开支和保险金的赔偿。省农作物保险局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服务和具体运作，省农作物保险局的行政开支和亏损补贴由联邦政府和省政府两级分别承担，其具体做法有两种(林平，2002)：一是联邦政府补助省农作物保险局行政开支，其总补助额等于行政开支的50%，另外50%由省政府承担；二是联邦政府不负担省农作物保险局的行政开支，只负担农业保险50%的风险责任。

4.法国的农业保险。法国农业保险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40年，当时在法国一个省的农村，几家农民为了联合起来对付火灾，率先成立了农业互助保险社。这一举动起到示范作用，此后，法国各地都相继成立了这样的互助保险社，保险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农业领域的各个方面。据相关学者研究，法国农业保险采取的是一种商业化运营、政策性扶持的模式(冯娟娟，2005)。其运作主要是有相互竞争的互助保险社和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政府不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但给农业保险以税收等政策优惠。

(二)亚洲国家农业保险的实践

在亚洲，各国政府认识到农业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经营农业保险经常出现超亏损，因此政府一方面从财政上给予补贴，通过再保险分担农业风险：另一方面给予保费补贴(郭晓航，1993)。从保险对象上看，亚洲国家的农作物保险，大多以稻、麦、豆类、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保险对象。保险额的确定，主要是生产成本和农业贷款部分。少数国家农业保险承保作物平均收获价值的几成，如孟加拉国的水稻、小麦作物险可按三年平均收获量政府牌价的六成承保。从保险形式看，亚洲国家的农业保险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建立国营保险公司经办农业保险，如斯里兰卡由农业部所属的农业保险理事会负责试办粮食作物保险，棉花保险和牲畜保险，对农业贷款户实行定额强制保险。另一种是农业保险合作组织形式，如孟加拉国由综合保险公司与合作组织的联合会在部分地区共同办理作物保险，农业部负责监督，试办小麦、水稻保险。

三、比较：中国农业保险的特点

我国实施的农业保险，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既有共同点，又有很大差异。共同点主要包括：(1)维护从事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当农户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时，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对其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从而稳定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力。(2)开展农业保险需要政府法律上、经济上、行政上的支持；(3)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4)开展农业保险需要尽可能地运用市场的方法，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主体的经营体系；(5)开展农业保险同救灾、防灾、减灾工作相结合；(6)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的框架下开展农业保险等。而差异点主要表现在：

1.探索历程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业保险是在私人公司多次试办农作物保险失败后才开始研究农业保险的。在试办初期，各国都曾经受到组织机构不健全、立法跟不上、保险对象单一、保险公司怕保险、农户参与率低、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精算不准确等困难的困扰，经过了不断的改革，才走出了如今政府出政策、私营保险公司办理的路子。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与水平。我国的农业保险虽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断断续续试办过，大都是昙花现。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很快开展了农业保险，但是在1958年刮“共产风”中断。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以来至2004年初，基本是在商业保险的框架内试验。

2.决策机制不同。美国采取的是国会听证制度。决策公开、透明、公众的参与率高，仅1993年以来：，—美国与农业保险相关的法律就经过了6次修订，每次国会都要为此召开听证会。开会的时候，公众都可以参加，并发表意见，有时争论相当激烈。我国采取的是政府官员决策制(李军，2004)。靠发文件，而缺少可行性调研和评估，公众的参与率低。近几年，虽然有关部门对农业保险的改革进行了专题调研，但对决策影响不大。

3.法律法规的建设水平不同。目前世界众多国家都建有较完备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保障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的支持。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协调运作的有效实施，如：美国最早的农作物保险法制订于1938年，称为《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从1938—1994年共修订了13次。加拿大农作物保险立法也经历了20多年的研究和准备。日本于1929年、1938年和1947年颁布了三都有关农业保险法规，即《家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和《农业灾害补偿法》。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法律建设相对滞后。1985年国务院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曾规定：要制定对农村互助保险合作社的管理办法。但是，直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实施，《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废止，有关管理办法也未制订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尚待制定。

4.经营管理体制不同。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政策性保险，采取的是政府出政策、商业性公司经营或的办法。如美国联邦农业部所属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PCIC)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负责制定农业保险政策和组织协调，并兼有再保险的职能。17家经过审核并与FCIC签有协议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具体经营农业保险。政府对农业保险业务给予激励(包括保费补贴、费用补贴和免征税赋等)，使农户和商业性公司有参与的积极性。而我国农业保险在2004年以前总体上一直是实行商业性保险，在商业性保险体制的框架内、由商业性公司兼营农业保险，农业保险除享有免征营业税的扶持政策外，其他均按商业性保险业务的规则来经营(安翔，2004)。

5.财政支持的力度不同。在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补贴的力度相当大，农民只付保费的50%，不负担任何保险的行政业务支出，保费的其余部分由政府承担。我国上海自1991年起，开始实行政府财政补贴市郊农民保险保费制度。市政府提供的补贴占保费的30%，各区政府提供的补贴也超过30%，个别区甚至超过50%。即由市、区、乡镇集经济组织和个人三结合共同负担保费，多渠道、多形式的筹措保费给予农户政策性补贴。另外，黑龙江、新疆农垦兵团也实行系统内部补贴，但范围极小。其他地区目前除免征营业税外，国家财政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和其他税收上的扶持。

6.保障程度不同。目前中国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产量保险，不考虑市场价格保险。责任比较窄，农作物保险也主要是雹灾、水灾、风灾、冻害等，不保旱灾和病虫害。在保险金额的确定上，遵循的是低保额、低保费、基本保障的原则，保障水平很低。2000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约是0.043%；平均每个农户家庭缴纳的农业保险保费约为2.6元人民币，获得的农险赔款约为1.8元人民币。而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作物保险责任非常宽，既包括各种自然灾害，又包括野生动物侵害、作物病虫害等；既提量保险，又提供收入保险，保障水平较高。

7.管理和技术水平不同。由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缺少农业保险的专业人员，缺乏长期的农业灾害统计数据，常常凭经验，靠人工地头查勘，专业技术相对落后。在赔偿中基本是靠传统经验厘定，还未有任何现代化的技术如电子遥感技术等的运用。而国外对农业的保障程度较高，并建立了整套严格的农业保险管理制度。对农业灾害数据有长期的统计和精算的基础，有现代化的电子嚣备，业务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很高。总的来看，我国目前处于农业保险的初级阶段。

四、启示：国外农业保险的思考

目前，农业保险模式在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发展后，已逐步形成了适合各国自身特色的经营体制与经营模式，值得研究借鉴。

1.为了保障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制被认为是首要的前提条件。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一般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因此，在举办农业保险和实施自然灾害救助时，各国都是在多次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颁布农业(或农作物)保险法或类似法规，对保障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的作用、农民的参与方式、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规范，确立法律和政策依据，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协调运作的有效实施，从而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2.普遍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农业保险方式。农业灾害的发生往往范围很广，要有效地分散风险，必须保证有足够多的风险单位，否则将会导致风险的集中。目前许多国家根据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对主要农作物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强制性保险。费率按不同农作物品种和风险等级确定，费率相对较低，使每个农业生产经营者都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以此扩大投保规模，以保证风险能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分散，也充分体现保险的互质，减少逆选择的发生。有的国家，如西班牙、希腊、瑞典等国对所有农作物全部实行法定保险。也有一些国家对法定保险的标的有所选择。

3.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突出，但也因此而不堪重负。农业保险的多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非盈利性的特点决定了它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保险。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程度将决定一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从国外开展农业保险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各国政府在农业保险确实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保险费补贴、业务费补贴、税收优惠等成为政府对农业保险一项重要的支持内容。然而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成本是难以承受的，政府不仅补贴一部分保费，而且还包括大部分管理成本。美国在1992年的保费补贴是70万美元,2001年上升到18亿美元，支付给私人保险公司的补贴已从同期的2.25亿百万美元上升到6.48亿百万美元。墨西哥在1961年建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不幸的是，由于财政补贴过高，于1988年关闭。

4.重视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作用，实行市场化运营与政策扶持相结合。国外一些国家的农业保险机构都设立了专门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其经验值得吸取。因为没有专门的经营机构，国家政策的支持不易落到实处。而且由于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高、获利少、风险大，商业保险公司的盈利最大化目标与农业保险亏损性的矛盾，致使绝大多数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经营农业保险，这决定了农业商业保险的供给十分有限。从国际经验看，只要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足够的支持，商业保险公司仍然乐于开拓农业保险市场。为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实现分散风险、降低经营成本的目的，一方面政府从宏观政策上向农业保险机构设立及运转上给予特殊的政策，另一方面农业保险机构根据商业经营方式进行运作，这是农业保险得以运转下去的两个基本方面。因此，许多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都建立了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同时，政府在明确规定强制农业保险品种与自愿保险品种的基础上对强制性的农业保险业务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而其他保险业务则由专业农业保险公司根据市场化原则开展市场化运营。

农业保险论文篇（5）

农业保险是通过集合具有同类风险的众多农民，以合理计算保费的形式对种植业、养殖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的一种保险，是农业生产规避风险、补偿灾害损失的一种有效工具。然而，农业的弱质性使农业保险难以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理论，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即纯商业化运营——靠市场自发调节来维护的农业保险无法达到规模经济效应。本文结合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农业保险的实地调查情况，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以寻求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策。

一、问卷调查情况

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位于安徽省西南部，与湖北省黄梅县及江西省九江市接壤，总人口约1500人，计400余户。全村耕地面积约2000余亩，土地肥沃，属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250天，每年平均温度16.6℃，适宜农作物生长，盛产棉花、油菜、芝麻、大豆、玉米、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村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棉花，年人均收入5000元左右，在中部几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选取该村开展此次农业保险调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此次调查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76份。关于农民对保险的了解和购买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

被调查的农民90%知道或听说过保险，了解保险的作用和意义的占30%，认为有必要购买保险的占40%，只有15%的农民能看懂保险条款。60%的农户认为保险费负担过重，真正购买了商业保险的农户只占20%，加上民政部门购买的养老保险也只有30%，其中为农产品、农具投保的为0%。而在投保的30%人群中，有45%是被迫购买的（商业保险公司的学生平安保险和民政部门的养老保险），80%发生保险事故时能得到及时的赔偿。这说明该村村民的保险意识很弱，而且保险负担较重。在问及“您的庄稼或者家禽遭到损害时，你会”的问题时，有80%的人回答“自己承担”或“听天由命”，10%的农民回答“靠国家救济或集体承担”，靠亲朋好友的为10%。

通过这次问卷调查可以发现，该村购买普通商业保险的人很少，购买农业保险的则为0%。这说明农业保险机制没有深入到该村村民心中，农民的农业保险意识非常淡薄。

二、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

1、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谓道德风险，指被保险人由于参加了保险而放松对风险的预防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做了手脚，而保险人却难以了解。逆向选择的产生是由于被保险人对于土地的产出能力和风险状况等信息比保险人更了解，因此可以得到低于他们实际风险水平的费率，从而导致保险效率的降低。在具有一般程度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标的物中，市场失灵并不必然发生。然而由于农业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即其标的具有生命性且标的价值会随着生长期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并且农业经营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期的管理水平等。同时，农业风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农民对于农业风险以及土地特质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要比保险人多。由此而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得实际保险损失率过高，在按照损失率确定保险费率的情况下，当保险费率高到超过农民自己分散风险的成本时，市场失灵就会发生。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8.46亿元，按9亿农民计算人均不到1元，而养殖业保费赔付率竟达232.2%。保险费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赔付率仍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恰好与逆向选择的结果相吻合，即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险市场，导致农险市场萎缩。

2、农业保险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导致市场失灵。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稳定则受益的不仅是农民，还包括整个社会；相反，受损的也不只是农民，而会波及整个社会。投保人（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间的差异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这样全社会就搭了农险投保人的“便车”。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使全社会受益。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也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全社会又搭了农业保险人的“便车”。但无论是保险人还是投保人都无法对其正外部性进行收费，农业保险的消费量就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有效需求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有效供给也不足。供需不足，农业保险市场必然失灵。

3、农业风险区域性强。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而且呈明显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地域差异，自北至南依次出现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赤道带等6个气候带。这决定了农业风险区域性强，表现为不同区域间农业保险的险别、标的种类、风险事故的种类及周期、频率、强度差异，这造成农业保险单位经营区划、费率的厘定与区分复杂，投入资金与技术的成本很高。

三、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策

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须由政府来提供才能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要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既应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又要注重市场的灵活性，并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

1、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作为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政府首先要出台《农业保险法》，明确各级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相关责任和利益，避免各级主体在农业保险中的随意性。其次，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给予保险机构不同程度的补贴和减免。对技术含量高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应为60%～100%，因为这类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且大部分是外向型，出口创汇能力强、投入成本高。对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为40%～60%，对此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补贴少了农业保险机构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补贴过多则涉及保险公司的信誉度等问题。房屋、机械及个人医疗、责任、意外伤害和养老保险应发挥“以险养险”的功效，其补贴值为40%以下。此外，应设立国家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也可与地方政府共同筹集设立地方性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2、实行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职能进行调节，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是国外调节农业保险市场的成功办法。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农民直接进行保费补贴，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财政补贴。直接对农民进行保费补贴，把农民推向保险公司，将使需求曲线上移；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补贴，使其获得必要利润，将保险公司引向农业，供给曲线下移，供求曲线就会相交。“以险养险”特许农业保险人经营一定范围的农村险，以其赢利弥补农业险的亏损。

3、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面对农业的非系统性风险需要独自承受高额经营成本，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时更是回天无力，没有农业再保险的支持难以发展。再保险的形式多样，国家政策农业保险公司应为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而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可以从县、市及区域性的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之间分保。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农业保险市场存在失灵恰恰反映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有着很大的潜力，只要政府部门大力扶持和保险公司坚持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产品创新，就可以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

农业保险论文篇（6）

农业保险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为农业发展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功能。发展农业保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第二，它是提升农村经济质量的机制保障；第三，它是服务“三农”支持“三农”，综合性、宽领域、一揽子提供支农保险服务的最佳方式；第四，通过农业保险，集中金融、政策、资本、市场等资源，能够有效化解农民的生产经营风险，弥补损失，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农民信贷条件，促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国家财政收支的稳定，是实现城乡大统筹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五，政策性农业保险也是保护农民利益的制度创新。农业保险是一种政策性很强的保险，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海南省委充分认识农业保险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在《关于海南经济特区体制创新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创新政府对农业补贴的实现形式，通过将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在海南省政府领导的指示下，由海南保监局牵头，省政府办公厅、省农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厅和省地税有关人员组成的农业保险调研组，曾于2006年8月1日至28日，赴澄迈、东方市、乐东3市县对农业保险业务开展和需求等进行过实地调研。

二、海南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商业保险蓬勃发展的今天，像海南这样的农业大省，农业保险应该是个巨大的市场，农业保险应该成为保险业的主角。但是自1992年以后，农业保险出现了发展缓慢、市场有效供给明显不足等现象。尽管海南省的农业保险起步于1985年，可由于经济效益不明显，除人保海南省分公司外，其它保险公司基本不涉足。21年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海南分公司积极搜索适应地方经济的农业保险发展途径，开发了橡胶、香蕉、西瓜保险等业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经营状况却不甚理想。至2003年，海南省的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4306.5万元，累计赔款支出5225.4万元，综合赔付率高达121.3%，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农业保险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2000年至2006年，海南省每年受自然灾害影响造成的农业损失均高达数亿乃至数十亿、数百亿，却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各级政府部门应对风险的措施一般都停留在对灾民的救济上。灾后，除政府对一部分生产、生活困难农户进行救助外，绝大部分的经济损失由农户自己承担。由于没有保险来“转嫁”风险，几乎所有农作物的损失都沉甸甸地压在农民的肩上。大公司和少数资金雄厚的个体农户承受灾害能力还比较强，而那些资金薄弱的个体小农户，往往因台风致贫甚至破产。保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防灾防损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由于自然灾害、疫病突发的大面积、不可预期性，使保险公司从技术上无法回避风险，所收取的保费不足以维持赔付。另外，在险种的管理上，农险的地域性很强，要求提供的保障种类很多，无法进行标准化操作，管理成本很高。经济、体制、管理和技术上的具体问题，使农险具有了“三低三高”的特点（即低保额、低收费、低保障和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风险与利润极不相称，除了上海等个别地方外，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缺失，财政补贴的缺位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产品”的发展。所以，目前农业保险自然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农民需求迫切，却不受保险公司的欢迎。高赔付导致农业险的高保费，而高保费又令更多的农民买不起保险，农业险走入了日渐萎缩的“怪圈”。

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海南分公司2000至2003年的农险业务经营情况为例，便可集中反映出商业保险公司按商业化模式开办农业保险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是总体亏损，在不考虑公司业务费用的情况下，2000至2003年农险综合赔付率高达109%；二是效益险种规模不大，高风险业务上升速度较快，农业保险中的逆选择情况较为突出，理赔时较难定损等；三是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公司经营农险业务整体规模不大，积极性不高；四是多数商业保险公司已经上市或准备上市，要对股东负责，因此农业保险对商业保险公司的吸引力不大。在四面环海的海南省，在台风和旱灾等自然灾害之间苦苦挣扎的海南农业，农业保险的推广缺乏纵深和广度，也陷入了两难境地。

三、海南农业保险的发展对策

首先，发展农业保险要尊重农业经济和农业保险规律。农业及农业保险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应区别于其他保险对象的保险业务，在政策法规的制定、组织机构的设置、费率的厘定以及理赔等环节，都应充分按农业规律及农村的实际办事，现存的其他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方法不能简单加以套用；其次,农业保险的发展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因为农民这个利益阶层在经济上承受能力脆弱,思想上相对保守,我国农民受传统农业的影响较大,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作为商品经济产物的农业保险也应是个渐进的过程；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要求农业保险的发展不能搞“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循序农业保险具有“低保额、低收入、低保障和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等特点，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需要政府、监管部门、保险公司和农户（企）多方参与，相互配合，并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摸索出一条较为符合我省情况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路子。因此，海南省发展农业保险，必须要坚持从省情出发，近期目标应以补偿自然灾害损失，提高农民灾后生活自救和恢复生产的能力为主。重点是保障符合海南省农业产业发展方向的种植业、养殖业生产，以及农民（渔民）的人身意外伤害、健康医疗保障等，防止农民因灾致贫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保险萎缩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发展农业保险干预方式存在问题。虽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经营农业保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当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经济人角色从事商业保险业务后，必然理性地选择减少亏损较大的农业保险供给，增大盈利性险种开发的经营方式。由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缺少国家财政支持，导致其经营亏损无处补贴、无人补贴，保险公司只能尽可能向农民收取保费，进而导致了农民支付高额保险费率，保费支付过高又使得农民不欢迎农业保险。农民拒绝农业保险反过来导致农业保险业务进一步萎缩，从而经营农业保险更加亏损，但国家对农业保险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又使农业保险陷入亏损无人补贴的状态。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怪圈的源头就是政府干预农业保险方式没有转变，政府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不足。因此，要完善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设计完善的保险机制，以更好地分散风险，使小赔付、高覆盖、普受惠的农业保险走进农村的千家万户。

我们建议由省政府牵头成立一个组织，成员单位应包括省发展与改革厅、省农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厅、省财政厅、省地税局、海南保监局和有关保险公司，其主要职责是：拟定海南省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组织开展试点工作；对试点情况进行跟踪调研；总结试点经验；指导农业保险工作的全面开展。我们认为海南农业保险试点的标的宜选择符合国家和海南省农业产业政策、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且有一定品牌优势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综合考虑保险责任、受自然灾害影响程度和风险损失的可计量性等因素，同时考虑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海南省分公司在海南省少量开办过香蕉和橡胶保险，太平洋保险公司海南分公司、新华人寿海口分公司已介入渔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失地农民健康和养老保险的实际，建议先选取海南大力推广的超级杂交水稻及博II优15、II优128和特灿占25等水稻品种，香蕉或橡胶等经济作物品种；渔民意外伤害保险、失地农民健康和养老保险等险种作为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业务的保险标的或险种。

风险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建议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筹集：一是政府注资。把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保险进行一定补贴并划入风险补偿基金。像海南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力有限，建议国家发改委从救灾资金、支农资金中划一部分出来支持农业保险，且制定《农业投入法》和《农业保险法》加以保障资金投入，扶持农业保险。二是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部分盈余。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在政府政策及财政支持下开展的一项政策性保险业务，有别于一般的商业保险。保险公司开展此类业务，一般以持平或保持微利为原则。因此，在保险公司当年利润率超过一定比例时，超过部分应化入风险补偿基金。三是资金运用收益。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管理部门可以在保证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前提下，对资金进行运作，资金运作收益划入风险补偿基金。四是社会各界捐赠。五是税收优惠返还。六是将政府每年筹集到的救灾款，单独提取一部分，建立农业保险风险补偿基金，变短期支持为长期支持农业生产的行为。

【论文关键词】保险农业保险保险发展对策

【论文摘要】通过调研，我们认为，若想大力发展海南的农业保险，首先应该明确海南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选择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成立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明确有关各方的职责，政府、监管部门、保险公司和农户（企）多方参与，相互配合，摸索出一条较为符合海南省本土情况的政策性的发展农业保险的路子。

【参考文献】

农业保险论文篇（7）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农业保险论文篇（8）

（一）河南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及主要经营模式河南农业保险的发展自1982年起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期间河南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主要以下三种：第一模式，保险公司自主经营模式。目前在河南主要承保农业保险的公司是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主要以人保河南省分公司为代表。人保河南省分公司自1982年就开始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主要针对种植业和养殖业，分别推出了农作物种植险：主要有小麦种植成本保险、烟叶种植保险、果树保险、棉花种植保险；农业火灾险：小麦收获火灾保险、林木火灾保险。另外推出了大牲畜保险、奶牛保险、养猪保险以及养鸭保险和养鸡保险等。但是在整个运作过程中，由于农户参保不积极，主动投保不足，当风险发生时，频率高、涉及面广，损失大，单单依靠商业保险的投入远远不够，但是政府的各项政策及落实不到位，补贴和扶持力度不够，所以人保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严重挫伤了商业保险对于农业保险的投入。第二种模式，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模式。1990年，河南省着手探索一种新型的农业保险模式：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首先在新郑县进行试点，取得一定的经验后，向河南全省进行推广。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模式主要是农民和养殖业主统筹互助，但是由于参加人员有限以及资金不足，当面临大的风险面前就显得势单力薄。尽管互助会采取将30％的保险责任以再保险的方式向人保支公司分保来进一步分散风险，但是效果仍然不佳。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的最主要特点是由于互助会是非赢利性保险组织，政府给予免除其营业税、所得税和利润调节税等全部税赋的优惠政策。尽管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模式有其理论的依据和其他经营模式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但主要是由于规模和专业人才的缺乏使这种曾经引起全国保险业界和学术界瞩目的经营模式连同其农业保险试验仅仅生存了五六年便销声匿迹了。第三种模式，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模式。河南省农业经过多年的探索，最终认识到农业保险必须走政府强力推进和支持，商业保险积极参与的发展道路。于是河南省地方政府和人保河南省分公司建立了一种联合经营模式。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各方按照一定的比例投入风险准备金，所有经营成本费用以及保险收入均按比例分摊。这种模式理论上讲是比较完美，但是在实践中同样也出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实际问题。特别是遇到大面积巨大灾害的时候赔付率居高不下，结果造成长期经营亏损，业务逐步萎缩。

（二）河南农业保险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河南农业保险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境。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河南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保险需求日益增强。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127.72亿斤，连续9年创历史新高，2011年，肉类总产量达到624.6万吨，禽蛋产量达到390.5万吨，奶产量达到306.6万吨，均居全国前列。油料、蔬菜、水果、水产品总产量2011年分别达到532.36万吨、6709.74万吨、2414.12万吨、99.4万吨。累计发展无公害农产品1690个、绿色食品389个、有机食品62个和地理标志农产品48个。建成农产品出口示范区57家，总量居全国第二位。目前，河南省已拥有60家部级、562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重点龙头企业2502家。全省食品加工已发展到23个门类、24个行业。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收入居全国同行业第二位，居全省工业各行业之首。河南农业产业化的高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随着河南农业产业化组织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投资成本也居高不下，对于现代农业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农业产业面临的经营风险也越来越大，他们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增强，与此同时河南农业保险面临的供需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生产”的正外部性与“供给有限”严重制约了河南农业保险的发展。农业保险所谓的“生产”正外部性，是指为农业保险人提供农险的私人边际成本大于社会边际成本，而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由于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以及农业、承保、定损、理赔的高难度，使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和经营成本较高，农业保险人亏损严重，私人边际收益极低。而外部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用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获得农业保险带来的好处，社会边际收益为正。所2014年第10期下旬刊（总第568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10，2014（CumulativetyNO.568）以，农业保险人“生产”农险时，承担了部分本应有社会承担的成本，边际私人成本高于边际社会成本，但边际私人收益却小于边际社会收益，正外部性由此产生。根据经济学原理，保险公司和社会分别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确定农业保险的均衡量。

结果作为产品的供应方和生产方，保险公司的最佳“生产量”小于社会最佳规模，造成农业保险的“供给不足”。另外，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各项农业保险扶持政策难以落实，结果形成政府对于农业保险支持不足客观事实，众多从事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以至于各个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或者不愿开展农业保险。据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达88%，有的地区竟高达250%，这大大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在农业保险盈利艰难的形势下，多家专业农业保险公司不得不采取“财政补贴+以险养险”模式，即“以商业险养农业险”。由此造成长期以来河南农业保险供需矛盾的交替变化一直是河南农业保险难以摆脱的困境。

二、河南农业保险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河南农业保险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严重制约了河南农业保险的快速、健康发展。只有逐步消除农业保险“消费”的正外部性与“需求不足”和农业保险“生产”的正外部性与“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使之到达均衡，才能走出河南农业保险发展目前的困境，才可以保证河南农业保险的长期健康发展。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从而促进河南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一）充分利用农业保险政策优势，调动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积极性长期以来，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及农业保险的发展，每一届政府任职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台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的中央一号文。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11年在一号文件中将农业保险列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第11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导“三农”工作中再次指出，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要求各级财政要增加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并可通过龙头企业资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明确提出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希望通过银保互动机制进一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根据中央历年的一号文精神，河南省也启动了政策性农业险的省内试点工作，由河南省保监局与省发改委、财政厅共同起草上报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方案，河南省一些市、县因地制宜，主动加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探索。希望能够充分利用目前我国和河南地方农业保险的政策优势，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调动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使河南农业保险“生产”的正外部性与“供给有限”的矛盾得到明显的改善。

（二）探索农业保险新模式，促进河南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经验，探索河南省农业保险发展新的模式和机构，促进河南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其主要从以下几种模式进行思考和实施。第一，商业保险公司加政府补贴模式，由政府制定总体的补贴政策性，商业保险公司根据自己的业务情况申请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业务，并开展各种业务，然后根据政策领取政府补贴。在这种模式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首先由各级政府财政结合当地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共同出资设立一个农业风险基金，然后按照各方协商的出资比例交给农业风险基金，当出现农业风险需要保险赔付时风险基金把相应的资金支付给商业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再把赔付款支付给农户，形成由各级政府、龙头企业、保险公司和农户共同承担风险的体系，极大限度的减轻商业保险公司的负担。第二，借鉴德国和法国的农业保险合作社经营模式。农业保险合作社经营模式的本质是以被保险农民为主体的民间农业保险合作组织或农业保险相互会社。这种模式通常是由各级政府帮助组织和建立，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利益一致，可以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第三，政府支持下的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相互制保险公司是参加保险的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成立的法人组织，也是国际上比较成熟和被广泛采用的一种保险组织形式。相互保险公司在组织形式、资金来源、经营模式、经营目标和分配机制等方面与股份制公司有很大的区别。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经营灵活、成本低、适于道德风险较高的保险业务等优势。

（三）加强农业保险管理技术和宣传力度，增强农民保险意识河南农业保险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管理技术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我国目前仅有的几家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的制定基本上是按照作物的收成的一定的比例来确定。这种方法很不科学，而且很多时候保险公司其保险费率、赔付率等决策过程基本上是靠经验和协商，缺乏定量的科学根据，必须要加大科学管理，根据河南省的具体情况加强农业保险的科学性研究，使农业保险制度的制定更加具有合理性。在对农业保险的管理过程中要针对农业风险的特点，从风险识别、风险度量和预警技术方面加以提高，另外，加强科学的农业保险定价技术和防灾减损技术，提高农业损失的测定水平及理赔技术，提高农业保险分散风险管理水平，扩大农业再保险，降低保险成本，提高保险公司的综合盈利水平，为农业保险提供更好的保障服务。

农业保险论文篇（9）

二、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定位问题

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区域性和系统性，决定了农业风险的弱可保性，各国政府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定位和职责，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是农业保险有序发展的关键要素。首先，立法建议三:修改《农业保险条例》第4条，明确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是国务院保险监督机构，而与农业保险相关的部门，如财政部门、林业部门、民政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税务部门等，则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负责农业保险的推进工作，建立农业保险相关信息共享机制。这里需要注意，政府对农业保险(除了国务院保险监督机构外)主要是政策引导和政策支持，是推进而不是管理职责。其次，政府对农业保险实行财政补贴。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政府应当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但是，实际操作中，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财政补贴的分担主体问题。《农业保险条例》第7条，明确财政部对农业保险标的予以保险费补贴，但对地方政府的保费补贴是“鼓励”，而根据2012年1月财政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做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的分担主体应当是中央、省、地市县三级政府。这不仅使立法内容冲突，而且实践中，一些农业生产比重较高的地区，政府财政负担较重。因此，立法建议四:修改《农业保险条例》第7条。“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投保的农业保险标的属于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范围的，由财政部和省级政府按照规定给予保险费补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商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国家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采取由地方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等措施，支持发展特色农业保险。”同时，应当通过颁布《实施细则》，明确保费补贴的具体对象，是补贴投保人还是补贴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明确保费补贴的内容是基于毛保费还是基于纯保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的经营费用和再保险费用是否在保费补贴的范围之内?

三、农业保险的原则问题

我国《农业法》第46条明确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农业保险条例》第3条第二款也规定了农业保险“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虽然自愿投保符合我国财政负担能力和保险机构的承保能力，但作者认为，鉴于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到我国农民文化水平、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普遍较低的状况，若完全实行自愿原则，很可能发生农民拒不投保或不愿投保的现象。立法建议五:可以考虑将农业保险按照保险标的分为基本险种和非基本险种，基本险种实行强制保险，主要针对农业生产比重较大、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基本险种的强制保险可以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经济收益，维护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和安全问题。而对于非基本险种，如养殖业和畜牧业等，可以实行自愿保险。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加大宣传、提高保费补贴、信贷投放与参加保险与否挂钩等，增强农民投保积极性。自愿投保与强制投保相结合的原则，既考虑到了我国财政和保险机构的可承受能力，也考虑到了农业保险风险保障的范围和有效性。

四、农业保险合同的特殊性问题

《农业保险条例》在“农业保险合同”一章，对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进行了区分:1．考虑到农户分散性、单个农户投保成本较高的实际情况，《农业保险条例》第10条对投保人的参保形式进行了灵活规定，除了可以自行投保，还可以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村民委员会等单位组织农民投保。对集体参保的，对其参保程序和理赔环节进行了规范，强化信息公开的要求。2．农业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特殊性。农业保险具有政策性的特征，因此，《农业保险条例》第11条至第15条规定了农业保险合同的特殊性，更强调农业保险机构的义务和投保人的权利。第11条规定了农业保险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变化而增加、减少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第12条规定了农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机构的及时勘察、及时定损义务，为了简化理赔程序，允许保险机构和投保人约定定损方式，包括抽样定损和其他方式;第13条明确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机构不得主张对受损的保险标的剩余价值的权利;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了保险机构的如约及时赔偿义务和如约足额赔偿义务。通过权利义务的倾斜配置，实现农业保险的政策性。

五、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制度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条例》第三章“经营规则”，第17条至第24条规定了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应当遵循的特殊经营规则。主要包括:第17条经营农业保险的市场准入制度，明确经营农业保险的资质需要经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和条件认定;第18条规定了保险机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规则以及农业保险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的基本原则;第19条规定了对保险机构拟定的农业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规范以及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批或备案管理机制;第20条规定了农业保险业务的准备金评估、偿付能力报告编制、相关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应当符合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或相关部门制定的具体规则;第21条赋予保险机构委托基层机构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的权利以及委托规范;第22条规定了保险机构妥善保存农业保险查勘定损原始资料的义务和禁止性规定;第23条规定了保险费补贴取得和使用的相应规范;第24条规定了对被保险人保险金的保护。立法建议六:应当对农业保险监管管理制度予以立法规范，具体规定农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定职责，比如审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保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审查农业保险合同条款和保险费率，监督农业保险经营者的农业保险活动，筹集、管理和使用巨灾准备基金等，使农业保险监督管理活动有法可依。

农业保险论文篇（10）

之所以实行这种体制，是基于生产者、保险公司和国家机构对保险的需求和能做的贡献。作为生产者，有对风险进行保障的需求，也存在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不信任，希望投保时有一个适中且能承担的保险费用，以及灾后快速及客观的定损和理赔。作为商业性保险公司，有获取灾害风险信息的需求，有通过再保险分散风险的需求，有灾害风险管理及定损经验。作为国家机构，拥有调控生产的工具，拥有信息及风险研究经验，有对生产者进行补贴的能力，具备政策推广能力，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抵御自然风险保护的需要。三方结合是发展农业保险的理想组织架构。

西班牙发展农业保险有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在发展农业保险方面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规定、计划等。1978年西班牙颁布了综合农业保险法（87／1978），1979年以皇家法令2329／1979号公布了综合农业保险法87／1978实施细则；为了将农业保险法和实施细则落到实处，西班牙农业、渔业及食品部还制定三年农业保险计划和年度农业保险计划，确定参加保险的作物和险种，确定国家对参保农民的保费补贴，由国家农业保险机构与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业共保体）协商后，提交设在农业部的农业保险机构委员会（由农业部、财政经济部、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场主代表组成）讨论通过，然后提交国家部长会议审定通过，并公布实行。

农业、渔业和食品部每年对划拨的保费补贴预算进行审批，每年还制定一个农业保险补贴规定，确定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具体事项，保费补贴由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直接拨给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业保险共保体）。通过自治州农业管理委员会对中央政府规定的应承担的补贴部分进行补贴。

参与该体系的中央政府部门包括农业、渔业和食品部及下属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是直属于国家农业部的自治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作为该体系中所有不同机构的协调机构，以推动农业保险体系的发展；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对抗不可控自然风险的保护体系；拟定国家农业保险政策，对新风险及新农业产品加入农业保险体系进行精确的技术研究及分析，为保险合同制定农业方面的内容（农产品价格、产量、技术条件等），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信息及咨询；制定农业保险三年及年度计划并将其提交中央政府审批。提交农业部审批的草案内容包括：向农业生产者推广农业保险并提供保费补贴，确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作物种植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最低技术条件，每个区域或地区的可投保的最大收益及损失的价格；与承保有关的各个险种的承保期限；与保险范围有关的保单的保障期限；农渔食品部每年审批对农业生产者的保费补贴预算，确定对农业企业的保费补贴，在整个体系中，平均保费补贴为保费的50%，2006年农渔食品部的保费补贴高达2.78亿欧元。大约有47万名农牧渔及林业生产者投保，总保额升至91亿欧元，保费高达6.54亿欧元，总赔付额约达4.4l亿欧元。

参加该体系的另一个中央政府部门是经济财政部及下属的保险和养老基金总局（D.G.s.）和保险赔偿集团（C.C.S.）。保险和养老基金总局的职能包括审批共保年度协议，参与制定事故（灾害）定损规定，负责向经济部提交关于保险赔偿集团再保规定的条例。

保险赔偿集团是强制再保险机构，主要职能包括：界定农业可保风险与试验型风险；对试验型险种提供再保险；对可保风险只参与部分再保险；对于商业保险机构未承保的部分，它作为直接保险机构进行承保；负责掌控事故（灾害）的定损。

地方自治州政府通过自治州农业管理委员会对中央政府规定的应承担的补贴部分进行补贴。

商业保险机构是农业保险有限公司，是所有愿意从事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的组合（农业风险共保体）。公司的法律性质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是自愿加入的各商业保险公司，目前成员有31家保险机构以及保险赔偿集团。它是一家管理机构，职能是通过其保险商业网络进行承保；共同体各成员根据其在农业保险有限公司里的入股份额承担相同比例的风险，参股比例与所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相同。

建立综合农业保险体系以来，西班牙农业生产者从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得到保费补贴13.86亿欧元，政府因此减少农业灾害补助39.1亿欧元，节省25.24亿欧元。农业保险有限公司为农业生产者提供赔偿19.55亿欧元，其中又有3.52亿欧元以税收形式流回国家财政。

二、意大利农业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的作用

据意大利忠利（GeneraliGroup）保险集团公司介绍，意大利是在该国农业人口占80%、农业增加值占GDP的60%的发展阶段开始发展农业保险的，基本与我国目前的城乡结构相当，但工业化程度明显低于我国目前水平。目前，意大利的农业保险业务主要是由GeneraliGroup下属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FATA经营，已有80年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农业遭受到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农业部门对灾害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并决定要为农民和农业生产在预防灾害减少损失方面提供财政支持，为此设立了全国支持基金，国家每年为这项基金提供资助，并于20世纪70年代专门出台了法律。法律规定（当时的农业风险主要是冰雹灾害）保险公司具有经营垄断权，能经营冰雹险业务的公司必须是某个再保险集团的成员（这样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而又从事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拟订应参加农业保险的作物、保险费率、保费补贴比例，全国统一的保险条款，提供优惠保单，并以农业部政令的方式向全国公布。一直到1996年，农业保险的费率由农业部与商业保险公司商定，由农业部以政令的方式公布。

设立全国支持基金，由农业部管理，财政预算有专门科目。主要考虑两点：一是通过事后补偿的方式减少农民的灾害损失。当农业企业的灾害损失大于30%时，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农业生产是否出现灾害是由农业部认定并公布的。认定的标准是，如果产量因灾害损失减少30%就可认定出现了自然灾害。农业企业报告出现自然灾害，农业部要调查核实，核实后向全国灾情公告。二是通过实现保险的方式帮助农民在灾后及时救灾和恢复生产。主要是鼓励农民参加农作物投保，农业企业投保时政府给予保费30%～40%的补助。

1996年以后这些规定才有所改变。国家反垄断局认为农业保险已发展成为成熟市场，不需要政府保护和监管，因为存在垄断的公司的业务不会很好发展。为农业保险服务的再保险集团亦不存在。农业企业又成立了自己的机构－－维权集团。农业企业的维权集团代表农业企业与保险公司商签农业保险协议，在投保后政府将国家用于农业保险的补贴支付给维权集团，不是直接拨付给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这时的农业保险费率是由农业企业的维权集团与商业保险公司商定，农业部只公布与农业保险费率有关的参数，如投保作物的成本、产量、市场价格等，不直接参与确定农业保险的费率。但是，维权集团与保险公司商定保险费率时农业部公布的有关参数是重要参考数据。

2004年，意大利改革全国支持基金，国家预算增加了全国支持基金的数量，政府对农业保险费率补贴的比例提高到80%。目的是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促进保险新产品开发，保持农业保险低费率。改革的结果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费率由7.5%降到6.9%，农业保险费率补贴的比例由2004年的43%增加到2006年的67%。目前，意大利政府一年用于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在1亿欧元，每年的保险标的额在30亿欧元。

近三年畜牧业保险有了较快发展。在动物发生疫情时国家给予补贴，有专门的畜牧业保险产品，主要牲畜是奶牛。具体哪些牲畜、哪些疫病可以投保由农业部决定，对参保的牲畜政府补贴50%的保费。

2004年的改革又增设了再保险基金，以此管理农业风险。再保险基金规模为1亿欧元，由农业部下属的农户市场开发局管理，主要是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新产品，在保险公司应对新的自然灾害开发新的保险产品时提供补助，属于保险产品创新基金。保险公司可把新开发产品成本的80%转给再保险基金。

2004年前，农业企业可以投保也可以不投保，受灾以后就等政府救济。2004年以后，在政府公布的投保地区，农业企业生产应投保的作物需先参加投保，不投保在灾后将得不到政府的救济。而在政府公布的投保地区、投保作物以外，农业企业在灾后受损失时主要靠政府救济。

三、葡萄牙政府农业部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的作用

在葡萄牙，参加农业保险的农作物有国家法律规定，农民自愿参加保险，基本保险包括火灾、雷击、雹灾等灾害。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政府帮助交一部分保费，最高可达保费的75%。给予农民保费补贴的依据是政府制定的保费参考费率。话闱榭鱿拢桃倒局贫ǖ姆崖矢哂谡棵胖贫ǖ牟慰挤崖剩谡庵智榭鱿拢慰挤崖示褪钦耘┟癖7巡固囊谰荩叱霾慰挤崖实牟糠钟膳┟褡约喝砍械＃桓7巡固坏鄙桃倒局贫ǖ姆崖实陀谡牟慰挤崖适保员7训牟固偷筒痪透摺U嫉牟慰挤崖室虻厍煌胁钜臁H绻呛献魃缂逋侗＃姆崖什固箍梢愿咭恍?BR>政府还设立了农业风险巨灾基金，是对农户的受灾救助基金，当出现保单以外的意外巨大损失时，由保险公司申请巨灾基金给农民赔偿。启动程序是，政府农业部和财政部宣布某一地区遭受巨灾损失，同时确定受灾的作物。农户有基本保障的保单即参加农作物保险，申请巨灾补助的作物必须是参保作物，以鼓励农民尽早签订农作物保单。受灾农户自愿向巨灾基金交纳一定费用，目前是基本保费的0.2%，由保险公司在收取保费时代收代缴，计人巨灾基金专户。巨灾基金是商业保险的补充机制，保险公司要申请巨灾基金赔偿，必须是在全国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不是只在一些地区经营农险业务，或者只经营一些农作物的保险业务。目前，葡萄牙的所有商业保险公司都参加这种运行机制，运转良好。

农业保险巨灾基金由农业部所领导的农业和渔业金融机构（IFAP）负责管理。该机构是独立机构，有专门的理事会，设5名理事，对农业部长负责，理事会主席由农业部长提名，部长联席会议任命。职能是金融管理，为农业保险提供技术支持。巨灾基金的来源：一是政府预算，由国家农业和渔业金融机构提供，每年为700万欧元；二是农民缴纳保费0.2%的巨灾金；三是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费。

巨灾的定义是：参保作物发生意外的灾害，造成50%以上的损失，给农户带来较大损失。

农业保险的保单由葡萄牙预防气候灾害综合机构（葡文缩写为SIPAC）审批，该机构由农业部、科技部、保险协会和农场组织的四名代表组成。

四、南欧三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共同点

一是都把发展农业保险作为管理农业风险的政策工具。通过发展农业保险，为增加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质量、提高农场主收入水平提供基本保障。

二是虽然所有农产品都可以参加农业保险，但是政府支持的重点则是对本国经济和农场主收入影响较大的主要农产品，如葡萄牙突出葡萄、林木火灾保险等。

三是在发展农业保险过程中都给参保农民以保费补贴，只是不同的国家补贴的标准不同，补贴的险种有所侧重。

四是都把发展再保险作为分散农业风险的重要环节，由政府给予有力的财政支持。

五是发展农业保险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农业保险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六是政府农业部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政府部门分工明确、合理，即农业部门具体负责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设计、国家补贴资金的管理等主要工作；保险监管部门主要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偿付能力加以监管；财政部门主要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资金。

五、启示

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三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找到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各自国家的农业建起了风险防范和保障体系的途径，这就是建立国家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制度。上述三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实践，对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完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明确农业保险的经营性质。农业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但相对其他产业而言，农业生产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风险，总体上是低效益的产业，经营者的收人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不可能通过发展商业保险来分散和化解，一是经营者无力参加商业性保险，二是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是亏损的。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的，只有在国家财政支持下才能经营。

2.明确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原则上所有的农产品都可以参保，保险公司应为所有的农业风险承保。但不同国家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不同，不同的农产品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主要限于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农产品，如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主要牲畜等；承保的风险主要是常见的危害较大的自然风险，如旱灾、洪涝、台风、霜冻、冰雹、重大动物疫病等。

3.明确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重点。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是因为由于农业效益低和经营者不愿投保，经营农业保险存在较大的风险，而且监管成本很高。为农业保险厘定合理的费率并由政府对参保者给予保费补贴，保险公司是可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因此，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重点环节是给参保者保费补贴，不是给保险公司所谓的经营费用补贴。

农业保险论文篇（11）

受季风气候和全球变暖影响，我国巨灾频发，干旱、洪涝、泥石流、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屡见不鲜。近10年来，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受灾农作物面积均在200万hm2以上，占每年播种面积20%以上。据中国气象局公布的年度全国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结果统计，2013年6月下旬的高温干旱造成南方7省(市)农作物受灾802万hm2、绝收112万hm2。而2013年4月6～11日全国主要粮食及经济作物产区遭受“倒春寒”影响，据调查，仅安徽砀山受冻面积约4万hm2，砀山梨减产85%以上，全县水果直接经济损失达34亿元。深刻认识并认真分析自然灾害对农业产生的影响，利用保险的风险分散机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对发展农业保险，化解灾后冲击，弥补农户损失，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2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生产对农业政策性保险提出迫切需求

农业保险实施的自然基础是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分散、零星的田地，不同的种植品种不利于农业保险费率的厘定和理赔的展开。而农业保险也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促进农业向专业化、集约化发展的有效手段。中共十报告指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明确提出，“按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要求，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及其向全国的扩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农业保险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

1．3农业保险公益性特征明显，不宜由市场主导

农业受到自然环境影响很大，收益和损失都极不稳定。根据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在皖北实地调研，如果发生旱灾，仅抗旱每亩就要增加成本100～150元。如果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以营利为目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得不到利益，甚至亏损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他们愿意承保农业保险。由于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这需要政府在农业保险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并给予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相应的补贴或优惠政策，以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我国实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和协同推进的原则，将财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不仅创新了政府救灾方式，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还在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促进我国保险业改革创新以及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4适应国际形势，充分发挥“绿箱政策”作用

“绿箱政策”是一种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存在的补贴，这种补贴不论多少或有无，其他国家和企业均不得实施补贴立案，也不得对其征收反补贴税。我国在加入WTO之前实行的许多财政补贴及优惠措施因不符合WTO的相关规定，因而需要逐步取消，而属于“绿箱政策”范畴的农业保险恰是各国政府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的有效工具之一。农业保险的施行，不仅是现代农业管理风险的有效手段，而且还发挥着稳定国民经济的宏观作用。加入WTO后，我国农业不仅面临来自国内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还面临来自国外的市场风险，要想使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就要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发展农业保险。

2目前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中的有关问题

尽管我国农业保险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2．1农民自身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不够明确

政策性农业保险面向的主体是农户，其能否顺利进行和良好开展都将直接依赖于农户是否认同与支持。随着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医疗保险在农村的推广，农民尝到了保险保障的甜头，也渐渐对保险知识有了切身的了解，投保意识较过去有所增强。但是，由于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宣传不到位等原因，部分农民对政策性保险仍重视不够。一方面，没有专人负责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解释，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不够明确;另一方面，以往我国发生自然灾害时，农户大多依靠国家的财政拨款和社会救助，农民便形成了遭遇自然灾害时等待政府救济的依赖心理，主观方面缺少自救及对风险预防的意识。另外，有一些农民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遭受自然灾害以及意外事故，这不仅降低了农户参保的积极性，也严重制约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2．2高保费、低赔付以及理赔手续繁琐导致农民参保意愿不高

我国农业生产多为个体分散经营，收益极低且不稳定，农民难以承受较高的保险成本，而农业保险因其保费厘定及计算的复杂性等固有特点，使得其成本较高。一般情况下，农业保险费率与其他险种费率相比要高出十几倍，即使政府补贴费率超过50%农户仍交不起保费。有些农户坦言，相比领取赔偿金，他们更愿意替人打工来弥补受灾的损失。投保需求不足从本根上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空间。较之理论上的保费精算，由人为操作的保险理赔手续也很繁琐。理赔时要多趟奔走于各种机关部门盖章、交各种证件，耗费数月也未必能拿到赔偿金。2013年7月17～23日笔者随安徽大学调研组前往皖北宿州调研，并就保险赔偿能否弥补2013年初冻灾损失与砀山县相房水果合作社负责人座谈，该负责人表示:“保费高，不是所有人都交得起，像我们种植大户还交得起，一些散户根本不愿买保险。受灾了领导要检查，专家要鉴定，等到赔偿的时候又要一趟一趟往村委会跑，折腾了十几天也没有结果，到最后几个月也拿不到赔偿金”。

2．3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作为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品种，农业保险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更强，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将影响农业保险正常、规范发展。2013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明确规定我国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但仍存在许多需要完善健全的地方。如虽确定了政府主导地位，但没有具体规定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操作随意性大;相关细则没有出台，遇到具体问题时无法可依，土地流转后保费补贴应补贴给转出人还是转入人等均缺乏具体规定，很容易引起矛盾;没有明确相关保费精算制度，费率计算与赔付存在不合理等现象。结合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建立一套健全的农业保险法规已刻不容缓。

2．4财政补贴效率不高，且有违公平

目前，我国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保险公司或保险经营机构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以及税收减免;二是对于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保费补贴。一方面，对保险公司进行管理费用补贴的方式过于粗放，易造成责任不明，效率不高，难以保证补贴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对于农户的保费补贴容易产生累退效应，导致以下2种不公平现象的产生，违背了农业保险的公益性特征:首先是区域不公，目前我国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保费的补贴比例分别是35%和25%，这忽视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别，使得政策性农业保险在部分欠发达地区推行起来较困难，而这些地区往往是农业大省，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其次是农户之间的不公，补贴同样存在着边际收益递减效应，相对于小农经营而言，补贴大户边际收益较低，也容易产生累退效应。

2．5缺乏有效机制应对巨灾冲击

我国一直以来饱受自然灾害困扰。近十年来，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在1000亿元以上，2008年更是高达11752．4亿元，常年受灾人口达3亿多人次。目前，我国针对干旱、洪涝等巨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补偿机制实行的是国家财政支持的灾后融资模式，即灾害发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财政拨款等形式对灾害损失进行补偿。一方面，政府财力有限，单靠财政补贴难以弥补上千亿元的巨灾损失。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其中，财政用于救灾补偿的资金仅27．5亿元，占比仅2%。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难以承担巨灾赔付成本，多数保险产品种将巨灾列为除外责任，商业保险在巨灾补偿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小。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其中通过保险补偿的损失仅为18．06亿元，仅相当于损失的0．21%。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缺失使得保险公司在经营和运作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亟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事前机制来缓解保险公司的资金压力。

2．6监管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我国目前实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主导的，以扶持和保护我国农业为目的的公益性保险产品，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这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保险有很大差别。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截然不同的性质，导致了二者经营理念的不同。就商业性保险而言，监管部门要考虑保险公司的盈利，也要使被保险人的权益得到保障，尽量做到二者的利益平衡;然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部门需要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进行推动，达到政策目标是其最终目的。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的监管部门主要是保监会，而保监会向来是针对商业性保险进行监管，监管政策性保险经验不足。同一监管部门对两种性质不同的业务，营业理念不同的保险进行监管，必将产生多方面的冲突。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监管非常有必要。

3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转变相关认识

《农业保险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行自主自愿的原则，这表明不强制每人每户都投保，是否参保全凭个人意愿。政策的非强制性特征与农业保险的公益性特征相冲突，为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政府在宣传方面要做足功夫。受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影响，我国农民普遍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不愿接受新鲜事物，一项新的政策执行起来较困难。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一项实施不久的政策，农民对其不了解，持怀疑态度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创新宣传形式，加强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视程度和宣传力度。可以印发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小册子，通过广播、电视等方式进行宣传;还可以利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成功试点户的亲身讲授，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让农户看到购买保险的好处，鼓励农户购买农业保险。

3．2发展“信贷+保险”模式，填补农户资金缺口

“保险+信贷”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以农业保险的保单向指定银行进行质押贷款，借款人投保信贷保险是取得贷款的前提条件，保险的第一收益人是银行，投保人无需另行提供抵押物或保证，借贷资金用途限定为与投保品种有关的种植或养殖活动。以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的“草莓种植信贷保险”为例，该产品保险费率为6%，其中省、市、县财政各负担25%、25%、30%，农民自行承担20%，同时银行实行利率优惠，农户贷款成本总体上不高于现有的抵押贷款。自2009年开展草莓种植信贷保险以来，截至2012年已有433个农户从银行获得了超过2000万元的无担保无抵押贷款，累计赔付150万元，当地草莓种植面积扩大333．33hm2，促进农民增收6000万元以上。这种银保互动机制既解决了农户的资金需求，又盘活了保单，一旦出现巨灾或大的亏损，政府财政通过风险补偿机制对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一定的补偿，也解除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后顾之忧。

3．3完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促进其长久发展

发展农业保险不仅需要自下而上的创新改革，更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统筹完善农村、土地、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世界上较早尝试农业保险且发展较好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先后出台过一系列法律来保证农业保险的实施。如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农业协同组合法》、《农业信用担保保险法》;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农作物保险改革法》、《农业风险保障法》等。《农业保险条例》的出台使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有了法律保障，但“条例”的保障作用仍不及“立法”更有说服力。我国在农业保险立法方面可以充分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进程，适时制订并出台《农业保险法》，并以此为基础完善与农业保险相关的法律体系，考虑制定《农业金融法》、《农业信用保障法》等法律，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农业法律体系，为农业保险体制的健全提供有力保障。

3．4规范财政补贴方式，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应利用财政补贴的杠杆作用，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落实补贴资金，规范补贴流程。其一，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管理费用补贴应逐步倾斜到保费补贴及再保险上，同时增加对经营农保的保险公司的优惠政策，调动保险公司积极性。其二，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的受益人应是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生产者。就农地流转而言，他应是运用转入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转入方，而不是转出土地后脱离农业生产的转出农民。其三，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扩大保费补贴比例，并定期公开补贴用资金的去向。完善和优化财政补贴制度还可从下3个方面入手:首先，实行区域性补贴和差异性补贴，对于粮食主产区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作物进行重点补贴或优先补贴，并结合对于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进一步增加补贴标准;其次，鼓励质量补贴，对于拥有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有机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等的农产品实施优先补贴并相应提高补贴标准;最后，科学制定保费补贴标准，使财政补贴在发挥支持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保险机构及农户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补贴的激励作用。

3．5建立巨灾基金及再保险制度，减小承保公司资金压力

农业对自然灾害的反应较其他产业敏感，尤其是面对巨灾造成的损失，仅靠财政补贴和保险赔偿难以弥补，因此有必要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巨灾基金来源可由政府预算、农民缴纳保费的一定比例以及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费构成。该基金由专门机构集中管理使用:可对保险公司超赔部分提供一定补偿;也可为受灾农户重建生产资料提供资金;还可用于灾害的预防，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病虫害防治等。此外，还需要建立国家补贴的再保险制度，可考虑由国家财政直接承担再保险责任，一旦发生保险公司超赔事件，超赔部分由财政承担。结合当前，可考虑由国家投资建立“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由国家专门部门负责其运行管理，承担国家农业再保险职能，并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有实力的大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进行再保险，分散承保保险公司风险。可能的话，也可考虑引进外国再保险公司，促进国内保险公司与国外有实力、有经验的大型保险公司的合作，进一步分散农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