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论文大全11篇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1）

“意象”概念的发展源远流长，在中国，“象”首先是作为天地万物可观之象而存在，`《系辞·上》开篇有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1997：76）；而后对意象这一概念又进行了发展，分别提出了“得意忘言”和“意以象尽，象以言著”，集中阐述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而真正将“象”从哲学、宗教论域引入到文学批评理论当中去的是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提到：“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958：1）这里作者已经把自然之象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在西方，“文学意义的“象”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文艺理论所使用的术语‘eilōn’（2005：134）汉语解释为“意象”、“像”。此后柏拉图提出的理念或理式 （idea 或 eidos）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行动之象”进一步论及了文学之“象”这一概念。然而“意象”这一概念真正成为西方美学界一个基本的美学范畴始于二十世纪西方意象主义诗歌的兴起。意象主义的发起人之一的庞德认为：“意象”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1984：202）在这里西方的意象具有心理特征其含义是可变的。由此可见，“意象”的发展源远流长，它具有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2.《瓦尔登湖》中的意象类别及特征

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创作的《瓦尔登湖》于1854年第一次出版，迄今为止已经出了近一百五十多个版本，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与《圣经》等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二十五本书”。目前国内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于《瓦尔登湖》作为本文由收集整理文本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只有少数几篇论述文章，如李毅于1984年在《对〈瓦尔登湖〉中译本的几点意见》中分析了徐迟译本的语言层面，指出了徐迟在翻译时所犯的错误；孙胜忠于2004年在《从文化传译看梭罗walden的三个中文译本》中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对照，从文化传译的角度指出了三个译本（徐迟、吴明实、王光林）中在神话、典故和出处等方面的疏漏和错误；此外还有几篇硕士论文用现代翻译理论来探讨《瓦尔登湖》在中国译介的。迄今为止，还鲜有对《瓦尔登湖》中意象汉译作系统的论述。本论文尝试以多元系统论为研究方法，以描述翻译学为讨论依据，以《瓦尔登湖》中意象的类别为基点，来探讨徐译《瓦尔登湖》中意象所采取的策略以及采取这一策略背后的动机。

下表所列为《瓦尔登湖》中的意象按其来源所进行的六种分类以及各自所占的数目和百分比：

由上表可知：其中动物类意象所占比重最大为27%；位居其后的分别是其他类意象和自然类意象，分别占22%和19%；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和颜色类意象各占12%和6%，其所占比例虽小，却对理解原文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瓦尔登湖》中出现的动物类意象多为可爱型的、正面的。比如画眉（thrush）、云雀（lark）、杜鹃（cuckoo）、小鸭子（duck）和小老鼠（mouse）等等。这主要与作者那平和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关。对于植物类意象，同样给人以鲜明的形象感，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代表虚假的雏菊（daisy），外表悲伤的柳树（willow），爱情的玫瑰（rose），代表纯洁的百合（lily），代表和平的橄榄（olive）代表痛苦的苦艾（wormwood）代表忠贞的紫罗兰（violet），代表青春的苍松（pitch pine），代表慷慨自由的枣树（date tree）以及代表“长盛不衰”的棕榈叶（palm leaf）等。

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西方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瑰宝。希腊罗马神话的一大特点就是神的拟人化和象征性。也就是说，每个神的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同样积淀在西方人深层的文化心理意识中，同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因此，西方人经常借助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来以古喻今，以人喻事，以古事喻理。《瓦尔登湖》中出现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共97例，每一个意象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在旷野中得到的神赐“天粮”（manna），希腊神话中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亚马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文艺女神缪斯（muse），以及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帕尔茜（parcae）等等。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中出现的意象最大程度上的突显了意象的文化积淀性这一特征。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2-0077-02

1 引言

孙致礼、谢天振、查明建、方长安、吴S等学者对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翻译文学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大都没有运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也没有论及此阶段翻译文学的地位，更没有论及翻译文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文章拟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对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2 多元系统理论描述

以色列著名文化学者、翻译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在系统观察了翻译对社会的影响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多元系统”理论。他认为，这些系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个开放的，动态的多元系统相互作用而成。由于他们之间永不停歇的竞争，他们的地位时时刻刻随之发生变化，处于系统内部的子系统的地位也会随之而变化：位于中心的系统有被“挤压”到边缘的可能，位于边缘的系统也有主动“占领”中心的可能。[1]

他还认为，翻译对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多元系统这个大系统必须包含文学这个子系统，尽管翻译文学只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他发现，一般总认为翻译文学是一种次要系统，这是不准确的[2]。因此他把重点放在了研究翻译文学在文学这个大多元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在他看来，翻译文学既可以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主要地位，也可以占次要地位，这要视当时翻译发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而定。他指出：指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3]：（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处于雏形中，或者说该文学系统还“年幼”，尚且处在孕育阶段时；（2）当某一种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或者尚且还“幼弱”，亦或是两种情形兼而有之；（3）当转折点、危机或真空出现在某一种文学之时。

那么，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翻译文学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3 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翻译文学的地位

发表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4]”。

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逐渐建立起一元化、具有明显单一性和排他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开始指向社会主义一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排斥欧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此时的社会多元系统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处在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服务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新文学还处于“孕育”或者“幼弱”的阶段，政治标准对当时尚处于文化边缘的文学翻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导致1949年至1966年间文学翻译的核心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的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和亚非拉文学。

新文学形成之初，新的经典文学形式库尚未成形，担负政治任务和目的的苏联小说、诗歌等成为主流文化。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中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的条件之一，即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该文学还“年幼”，尚且处于孕育时期，翻译文学理应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给新文学“输送”新鲜的“血液”，提供新的规范模式和创作方法。

由于翻译文学此时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着整个文学翻译的过程，译者对作家及作品的选择受主流意识形态等外部条件的高度制约，译者主体性几乎难以体现，因此为政治服务的翻译文学若想要在整个纯文学多元系统占据绝对的中心位置，几乎不太可能，所谓的中心也只能是系统中的次中心。

经过前面七年的积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创作文学慢慢由“弱小”变得“强势”起来，而翻译文学的地位则一降再降。1957年之后一系列如反，反右倾和修正主义等政治运动，文艺界也未能幸免，主流意识形态对外来物种――翻译文学排挤的越来越厉害。1960年之后，外国文学翻译几乎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翻译的数量也急剧减少，到前夕，文学翻译活动几乎停止。此时，翻译文学已经不可能参与经典文学形式库的构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由次中心的位置一步步下滑到边缘位置。

纵观1949年到1966年间的翻译文学，由于受当时的文化政治历史背景的影响，在整个当代文学系统中的演进是一个逐渐从次中心位置到边缘位置的过程。

4 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翻译文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并没有停止对外国文学及文化的借鉴和吸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深受前苏联文学的影响[5]。“十七年”时期的作家，很多都是受社会主义苏联文学的影响和启发而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他们的作品也多有对该国文学的借鉴和模仿。

苏联文学对我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和小说上。

“十七年”时期大多数诗歌都是“政治诗”，确切地说是“政治抒情诗”。正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述，这一时期影响中国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诗人之一就是马雅可夫斯基。他“从处理现实政治，到艺术表现，都给当代政治抒情诗提供可直接仿效的基本方法[6]”。尤其是“楼梯诗”的诗歌形式深受中国诗人的喜爱。

在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诗坛，有着一大批受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熏陶的诗人。根据李万钧[7]的描述，艾青、何其芳和田间都受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极深。其中尤以郭小川和贺敬之所受影响为最，两人把马雅可夫斯基的写作特色发挥得淋淋尽致，这客观上使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政治抒情诗得到发展、壮大与繁荣。

郭小川在1955年至1956年间，以《致青年公民》（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为题，发表了一组“楼梯体”的政治鼓动诗。

当时影响力不输郭小川的贺敬之也是当代驰名的政治抒情诗人。他采用“楼梯体创作”的抒情诗《雷锋之歌》、《放声歌唱》在当时的中国诗坛影响力十分巨大。

在小说方面，苏联小说家肖洛霍夫享有较高的声誉。《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共两部）被译介过来，对当时的青年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中，周立波作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中文版的首译者，从译作中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作品《山乡巨变》和《青枝绿叶》就有其译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子。50年代有着“神童作家”之称的刘绍棠就曾深受肖洛霍夫的影响。他“学习到了肖洛霍夫写景、写情的宝贵经验。”[8]在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中，他惟妙惟肖地描写了运河两岸的乡村风景和及运河的水色。而受苏联文学影响最深的人当属王蒙，他曾说走上写作的道路是受爱伦堡作品的影响，法捷耶夫对他作品的精神之美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创作的《青春万岁》不难看出深受《青年近卫军》的影响。

1949年至1966年间的文学创作除了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也受着亚非拉文学的影响。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独立与和平愿望的文学作品与中国文艺政策相符，因此在中国有着相当的“市场”，反过来也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着积极作用。

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也译介了大量的亚非拉等国的文学作品，主题大都是描写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歌颂。亚非拉国家翻译文学对我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作家的政治化、民族化、大众化写作上。受此影响，我国作家茅盾、冰心、刘白羽、艾青等人在此期间创作出了不少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的作品，同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中国作家出版社也于1958年出版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友谊》。美帝国主义于五十年代末强占了巴拿马运河，此时，我国作家老舍等纷纷发文表示对古巴和刚果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斗争的支持。1958年亚非作家会议召开，开拓了中国作家的视野，对他们的大众化写作有着重大的影响。茅盾在《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中这样写道：“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斗争写下可歌可泣的史诗。以人民的斗争作为自己斗争的作家们的事业，必将有助于人民斗争的胜利。”夏衍、杜前、季羡林等都发表了作品歌颂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反帝国主义的光荣事迹。刘白羽、曲波、袁水拍等人也纷纷在作品中赞美亚非人民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命运做斗争。

5 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强调系统的动态性，开放性，全方位性，为翻译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纵观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的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文学多元系统次中心向边缘运动的一个过程。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文学创作也受着翻译文学的影响，其中尤以苏联文学和亚非拉文学的影响为最，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3]Even-Zohar， Itam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 [J]. Poetics Today. 1990a，（11）：46-48.

[2]李.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8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文艺论集[C].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02：73.

[5]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34.

[6]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5.

[7]李万钧.欧美文学史和中国文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719.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3）

一、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起与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了文化层面。最为著名的流派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其代表人物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他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动态文化和异质文化。佐哈尔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互动，受系统关系的制约，是一项复杂的动态性活动，而不是一种预先可以固定的活动。所以，从文化形成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某种互动。因此，翻译在系统范围内也就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互动相互密切关联。

佐哈尔还认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弊端，过分侧重于实证主义和物质内容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用现行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取代。因此，他批评了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日内瓦结构主义学派的静态系统观和非历史观（埃文-佐哈尔，2002：20），转而在总结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创立了一套崭新的理论，即多元系统理论。基于形式主义，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是由系统组成了混合体（杨柳，2009：31）。

佐哈尔把文本看作由多个层次组成的结构，让这些结构变成了一种多变的动态网络。一方面，他吸取了索绪尔的“结构”这一概念，同时全面摒弃了索绪尔用静态结构来解释语言系统的做法；另一方面，为了强调社会文化系y的历时和共时的互动作用，提出了“动态结构”的概念。

二、多元系统理论与文学系统

佐哈尔特别强调指出：多元系统论的原则之一，是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这一原则对文学研究尤其重要，因为仍然有人混淆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佐哈尔2002：21）。因此，他为文学系统提出了三对相互对立的概念：（1）经典化和非经典化（canonized and non-canonized）模式的对立，或者说“高雅文学”和“理俗文学”的对比。通常较为保守的“经典化”模式会试图维持自身的主要地位，而其他创新的“非经典化”模式则试图取代前者的核心地位。（2）中心与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位置的对立。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既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3）主要和次要（primary and secondary）活动的对立，即创新和保守的对立。对某一文化多元系统进行深入了解，就必须兼顾主要和次要两种模式，对实践中的翻译实例进行全方位描述。

这三对概念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关联，而是由人为设定的，受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可以互相转化。一个文本不是由其内在特点来决定其在系统内的地位，而是由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

三、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影响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影响。第一，多元系统理论让传统翻译研究摆脱了静态和孤立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以动态观点分析翻译的有关问题，实现了推陈出新。第二，多元系统理论研究强调以大量的个案实证研究为基础，而非假设或解释，译者参与具体研究和论述，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第三，多元系统理论之前的其他翻译理论以翻译产品为主要对象，而非理论本身，研究产品成为翻译研究的目标，该理论则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为传统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带来了三大根本性变化，即综合的解释性，合适的实证考查以及理论的历史演化。

四、结语

佐哈尔用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地位、翻译的规范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该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因素组成的一个多层次集合体，随着其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该集合体也会变化和发展。因此，多元系统理论能够有效地解释人们面临的棘手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当以批判性的态度看待。

参考文献：

[1]杨柳.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4）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左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该理论主张语言、文学、政治等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又包括众多相互依存的子系统。然而，各个系统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起主导作用，有的处于边缘，起次要作用。它们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永无休止的斗争中不断地从中心到边缘、从边缘到中心地转化。

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对于传统文学来说，翻译文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但左哈尔提出了三种使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建立过程中；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或者“弱小”状态；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同时，就翻译文学而言，当它处于多元系统中心地位时，译者主要侧重于译文的充分性，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者往往更加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基于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以我国两个历史时期――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以来――为例，试析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及成因。

二、鸦片战争到时期翻译策略的选择

鸦片战争到时期，林纾的文学翻译采用的是归化翻译策略。林纾不懂外语，他的翻译通常由懂外语的合作者口译，再由他根据意思形成文字，其译文语言均采用文言文。《黑奴吁天录》（又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代表作，此书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反对奴隶制并带有宗教性质的小说。《黑奴吁天录》由魏易口译、林纾执笔合作完成，于1901年出版。从严复“信达雅”的翻译观来看，《黑奴吁天录》违背了“信”原则，林纾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和改编。然而，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些误译、漏译、情节增删似乎是林纾有意为之，是其翻译策略的体现。

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林纾对国家前途深感担忧，满腔的爱国热情促成了他的翻译动机。他想通过翻译《黑奴吁天录》来警醒国人。所以，在《黑奴吁天录》中，他将大部分有关宗教劝善的情节删掉，融入醒世话语。此外，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军事方面受制于列强，但在文化方面国人笃定传统文学是最优秀的文学，加之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林纾自然也深受影响，从而促使他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使译文符合中国文学传统的模式。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处于中国传统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人们固守着传统的文学模式和思维模式，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这时候译者为了迎合大众读者，使译文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林纾就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三、改革开放之后翻译策略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经历了文化领域的空前匮乏之后，国人普遍对当时的文化和文学现状感到不满。中国文化出现了转折点，于是开始引进西方文化，掀起了一个翻译高潮。各类西方著作被译成汉语，许多名著被重译。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时，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中的中心位置。由于受到的影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几乎停滞，文学作品严重匮乏，文化领域出现真空。到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量西方文化产品涌入国人视野，可以看作我国文学多元系统的转折点，翻译文学逐渐处于我国文学大系统的中心位置，译者可以不受目的语文化传统规范的束缚，大胆采用与原文本接近的、能使译文具有“充分性”的异化翻译策略。同时，与清末知识分子所担负的开启民智、振奋民心的历史使命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着重于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通过各类翻译作品使国人接触到当代西方国家的人文风物，以实现中外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流互通。

四、总结

综上所述，翻译文学的地位影响着翻译实践，也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该理论跳出了传统翻译理论注重静态的语义对比研究的窠臼，关注隐藏在译者身后无形地控制着他们翻译策略选择的隐形社会文化力量，将翻译文学嵌入了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化语境，标志着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

参考文献：

[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5）

引言

清朝末年这一时间点，对于中国翻译史而言有着特殊意义。虽然国门大开有着被迫的意味，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时期。大量的西方书籍被翻译，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各种文学应有尽有，特殊的历史时期导致了翻译文学的空前繁荣。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现，加上动荡的时局，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语料库资源。本文旨在运用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清末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说明该理论的局限性。

一、多元系统理论之追根溯源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an-Zohar）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一词是佐哈尔将自己的一系列论文集结成集――《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后提出。埃文・佐哈尔将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视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动态系统，系统中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单一但并不独立而是错综复杂、相互依存且部分重叠的多元大系统，该系统作为整体有组织的运作。虽然整个多元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但是该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系统处于中心当然就有其他系统处于边缘地位，而且该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系统之间会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从而使整个大系统一直处于动态：边缘系统可能占据中心，中心系统被挤到边缘。虽然该理论着眼于多元文化并未过多提到翻译，但是翻译理论家们最早将其运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作品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很大影响，如果其处于中心位置，那么译者就不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有文学样式，而是借鉴源语言文本模式进行创新，翻译方法大多采用异化，此时译文能最大程度的保存原文的意境；若翻译文本处于系统边缘，译者会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找现有的文学样式，采用归化手段，译文更易使目的语读者接受，但对原文保留程度不够充分。

二、从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选择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

想要研究清末的翻译文学，自然无法脱离此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清朝末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古老中国紧闭百年的国门被迫打开，面临民族危机，很多志士把目光转向西方，开始关注西方的科技。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打击，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人们将向西方学习的重点转向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方面。

小说翻译是此次文学翻译热潮的主要载体，即使清末的翻译小说并没有在今天广泛流传，但其出现时间最早、作品数量繁多，且小说类型、情节和题材的多样无一不对现代小说产生影响。侦探小说的翻译也是在此时产生的，而且侦探类小说的作品数量和翻译范围都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翻译小说。在清末侦探类小说的翻译之所以如此风行，自然与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故事可读性分不开，故事中充满悬念，情节曲折离奇但最终仍会惩恶扬善，而且侦探小说中的逻辑推理、新鲜事物和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都令国人十分仰慕，所以侦探小说的翻译无论是就作品本身，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十分相得益彰。

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攻势之下，清朝末年的中国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中国文化面对如此“危机”，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应该处于边缘或是弱势，按照多元系统理论，此时的翻译文学应该占据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各种翻译文学应该按照原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创作，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的手法进行翻译，侦探小说这一类似新生的文学形式更应该如此。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清末社会动荡，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客观上我们属于佐哈尔理论中，多元系统的边缘。但是国内的文人心理上仍然有绝对的文化优越感，将西方视为“蛮夷之邦”，认为西方的文化不值一提，所以在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时，仍然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这样的观点也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体现了出来。在清末的侦探小说翻译作品中，译者大都采用归化的翻译原则，不仅用文言文描述故事情节，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比如：将西方的章节小说结构，改为国内的章回体小说，在每章节添加自己的评判；在翻译中改变叙事模式，将主人公的第一人称换为明清小说中惯用的第三视角；将原文中的心理分析、景物描写删去不译，只保留与故事情节发展相关的细节等等。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有局限性，因为该理论只考虑了影响翻译策略的客观因素、文化大环境，而忽略了整个翻译活动中最有主观能动性的部分――人。文化的优劣本就是相比较而言的，这种认识针对人而言更是一种主观的看法，最终的选择权在译者本人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决定源语和目的语的强弱。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翻译理论中突破了固有研究视角做出创新，也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当然这些优点值得我们借鉴。但基于多元系统理论并没有绝对普适性，所以它无法充分解释清末侦探小说翻译的现象。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6）

一、引言

在翻译界内有这样一种说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翻译则是联通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作为译者，首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忠实再现源语作品的内容。作为翻译家，除了要达到以上基本目的外，更深的要求则是做到准确传达文字的美与雅。自古理论是指导实践前行的明灯，这在翻译界也不例外。自翻译理论诞生至今，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各有所长，但是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理论能够突破语言层面，将翻译放入一个宏大的版图中去研究。直至多元系统论出现后，才为译界带来了清新之风、革新之风。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中也悄然出现了一股新风尚――女性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形式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共鸣和喜爱。在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人们关注女性地位，女性健康，更关注女性心理健康和精神需求，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更加繁荣，随之兴起了与之相关的女性文学翻译的热潮。两种崭新的事物，两种带来革新的力量，如果二者相遇，将会诞生怎样炫目的新成果？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提出的一种理论。早期是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这一种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佐哈尔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这一理论的提出为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得世界各国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掀起了一股翻译文学研究热潮，对翻译界和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虽然这一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但这一理论运用最早却是在翻译研究中[3]。多元系统理论中存在三组重要的对立观念：1.经典化与非经典化阶层：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构成一个多元系统的各等级成分为获取主导地位相互竞争，是文学系统进化的原因。2.中心与边缘：该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既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意识形态）视为系统。3.一级与二级类型：埃文・佐哈尔提出的主导（primary）和从属（secondary）模式的对立“是支配着转移（以及多元系统的整体分层）所牵涉的程序的原则”。他认为，主导和从属的对立，就是形式库里革新和保守的对立。根据左哈尔的理论，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目标语文学中的一级（主导）模式，这时，译者翻译时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要不惜打破本国（民族）的传统规范，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从属）模式，主要取归化的翻译策略[1]。

三、英美女性文学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7）

    陆贵山认为,经济领域中存在着综合治理和宏观调控的问题,文艺领域同样也存在探讨文艺全局性问题的宏观调控,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文艺领域也完全可以去建构一个具有战略学地位的宏观文艺学。20 世纪是各种文艺思想纷至沓来的时代,也是侧重分析研究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一经在中国大地上吹起,文艺领域里的“百花”随即迎风绽放。于是,诞生了无穷无尽的“主义”、不断更新的“中心”、花样翻新的“批评”、林林总总的“学”、形形色色的“论”,以及数不清楚的“后”和五花八门的“新”。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主义”、“学说”,确实拓宽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却又陷入了“跑马占地”、“占山为王”的尴尬境地。即使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分析问题的正确性,但是彼此的互不通融和互不认可,使得学术研究难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拔升。为此,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宏观的框架,也只有在宏观的框架中、在学术研究的学理坐标上,学者们才能够找到各自的定位与坐标点而不至于陷入“片面的深刻”之中。陆贵山认为: “任何一种学理或观点,如果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位置或坐标是很难说清楚的,相反,只有从与整体理论框架的关联中,才能获取准确到位的科学阐释。”③所以,只有综合性地把各种文艺观念置放在宏观文艺学的整体框架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能合理地、有效地、持久地体现和发挥它们自身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

    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

    陆贵山的专着《宏观文艺学论纲》(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年3 月出版) 系统阐述了宏观文艺学体系,是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该书从宏观的大视角,以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文、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为基本框架,全方位全过程地观察研究文艺现象,全面把握审美关系和审美活动的总体结构,创立和构建起一种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研究的源起和思路,是从恩格斯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相统一的思想中发展出来文艺本质观。恩格斯在评论歌德和拉萨尔的作品时,主张用“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文艺现象。马克思主义从“美学观点”看文艺和从“历史观点”看文艺是互补的,也是辩证地联系着的。美学的观点,也即审美的观点,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内容; 历史的观点,也即社会的观点,必然彰显着审美的特征。因此,文艺的“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所体现出的文艺的“美学精神”和文艺的“史学精神”是文艺的重要精神。在恩格斯这一文艺思想的启示下,陆贵山阐发了文艺的人学观点和人文精神。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中可以引伸和生发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点”,因为历史总是人的历史,人总是历史的人。这样就完全有理由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史学基质”、“人学基质”和“美学基质”的辩证统一。在这种文艺本质观的基础上,陆贵山阐发了一种带有“母元性”意义的宏观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主要是以审美主客体为中心,并综合了文学与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学与审美,文学与人的多方面研究,将文艺中的三大精神,即文艺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熔铸在一起,倡导文艺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的有机统一。陆贵山认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文艺流派、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尽管纷繁驳杂、千殊万类,总可以从宏观的大视角归纳为( 1) 三大关系,即文艺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同人的关系、文艺与审美即文艺自身的关系; ( 2) 三大基质,即文艺的史学—社会学基质、文艺的人学基质、文艺的美学基质; ( 3) 三大规律,即文艺和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规律、文艺和人的相关性规律、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 ( 4) 三大精神,即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只有以实践为中介和动力,将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宏大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取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新的突破和进展。④陆贵山的《宏观文艺学论纲》阐述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后,又从文艺的关系范畴系统和文艺的中介网络系统两方面,对宏观文艺学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并论述了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建构,初步构建了自成一家的宏观文艺学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充分吸收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为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并取得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陆贵山借鉴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吸纳了文艺生态学、文化学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宏观文艺学的框架体系。2011 年 10 月出版的《陆贵山文集》,展示了新时期以来陆贵山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文集后记”中,陆贵山根据自己 50 年学术研究的经验和积累,提出了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一条道路、二大文脉、三套话语体系、四个研究向度、五种价值精神、六大学理系统”的构想。这标志着陆贵山的学术思想更加完备和成熟,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也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宏观文艺学的学科特色

    ( 一) 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综合性和主导性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主要体现在,宏观文艺学能够从总体上较为完整地考察文艺的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而其他文艺学的各种不同的或迥异的微观研究,只是母系统的派生。从文艺的母元网络系统看,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和人的关系、文艺和审美的关系,可生发出三种基本的文艺理念: 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文艺的三大理念,进而产生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自然主义、文化主义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由这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构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宏观文艺学的综合性与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表现有四,即宏观文艺学的普遍性、总体性、统摄性和涵盖性。总之,“宏观文艺学和微观文艺学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宏观文艺学包含着学理的多维度性、多向度性、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本体理论、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都作为整体中的部分,置身于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同整体发生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宏观文艺学对学理的最高概括是‘文’与‘史’、‘人’、‘美’的完美融合和辩证统一”。⑤宏观文艺学的主导性,与艺术世界的多元现象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时下,无论是从社会结构、意识结构还是文化结构来看,都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的多元构象。尽管这种格局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纷繁与凌乱,但从总体上说,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共生的真实性。如何能更好地让这种格局有序发展,又不伤害某一个理论形态的存在价值,陆贵山构筑的宏观文艺学体系,便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宏观文艺学的作用首先是多元中的主导价值。既然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那么与其任其发展下去造成文艺领域里的无序与迷乱,不如树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原则,使文艺能够既体现时代与社会的心声,又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爱好的阶层的文化需要与文化选择。总之,在文化艺术领域,无主导的多元和无多元的主导,脱离主元的多元和脱离多元的主元都不能使文艺健全健康发展。陆贵山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的结构应当是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⑥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宏观文艺学选择建构有主导的多元文艺理论形态,进而构筑起“一体主导多元”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 二) 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最能体现中国文艺理论自身的特点与特征,如陆贵山所说:“只有强化、深化和优化文艺学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突现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⑦中国的文艺理论经过两千多年的甘苦备尝的学术跋涉,已经积淀了很深的理论学养和自身的学理特征,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处理民族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关系上,我们首先要坚守的正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民族性”。而这一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民族性,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理论渊源,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理论特色。因此,怎样将其救活并使其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独特而灼耀的魅力,是中国当下乃至将来文艺界的理论家和学者们所应积极追求的学术理路。陆贵山认为: “确立和增强文艺学的民族性,必须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依靠它的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来实现的。”⑧时下,我们怎样才可真正做到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又能参与到全球化的大进程之中,是文艺理论界一直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文化、文论的民族化和文化、文论的全球化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说,这实质上是怎样理解文化的差别性和共同性的关系问题。”⑨宏观文艺学的世界性,既要体现出中国文艺作为世界文艺的构成时其自身暗含的文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更要凸显作为一种文艺形态其自身的特征与优势。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维护我国文论乃至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才能以文化的差别性和相对性去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绝对主义。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不是新名词的代言,也不是花样技巧的翻新。若要从本质上把握住,首先要抓住并处理好文艺的传统与创新、文艺的传统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欧阳中石在谈书法创作时曾指出,艺术家既要懂得“从何处来”,也要懂得“到何处去”。这里的“从何处来”,讲的就是对传统的继承; 而其“到何处去”,指的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⑩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瑏瑡这就告诉我们,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开放地面对未来。就“传统”而言,由于传统本身所具有的质素,现在的我们,无论是去发扬它的优长,还是去批判它的芜鄙,都不可避免地已经将它作为基本的阐释参照。因此,理性地审视与深度地挖掘“传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将“传统”中的精髓,随着时代的新变而不断地吸收与发展,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心态去构筑新的“传统”; 又要对“传统”中的鄙俗,给予严肃而犀利的砭弊,对“传统”中的劣根性,给予一种应有的严厉批判与“不留情”的抛弃。二者同时进行,又彼此依存。诚如陆贵山所说: “必须用历史转折时期的改革开放的自觉意识来理解和建构这个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文艺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必然是开放的: 向人民和人生开放; 向时代变迁、历史转折、社会变革和改造中国人民所处的旧环境的伟大实践开放; 同时也向文艺本身开放。”瑏瑢所以,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但要去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应该去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即体现在文艺身上的当代性。“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中国,如何审视地辨析多元文化形态和庞杂的文化信息,寻找能够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基础及其现实境况相适应的文化方略和发展道路,是中国当代知识界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之一”。瑏琐爱国者必忧民,一个人要想写出真正的好诗,他本人就必须首先是一首真正的诗。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便在于其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8）

关键词：

多元系统；文学翻译；策略研究

一、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对文学翻译的概述

所谓“多元系统”就是指由社会各种相关系统共同构成的多元化系统模式，其中包括文学系统以及与文学相关的其他系统。在多元系统视角下，国内外的文学翻译事业对其有了更好的应用，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翻译研究工作带了有利的帮助。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具有强势的地位，这就属于强势文化，而翻译文学就相应的处于弱势地位，在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时多采用归化式的研究策略，相反的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在翻译文学中的强势地位，要求翻译人员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

二、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关于文学翻译策略的探究

文学翻译策略针对翻译工作而言的，主要是指在翻译工作中应当遵守的翻译原则和规范性方式，翻译策略对翻译工作有着一定的积极性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翻译策略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较好的翻译效果，需要采取多样性的文学翻译策略，归化式的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不是文学翻译策略的全部，但却占有较强的地位。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归化式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翻译策略。以《简爱》为例，由于这本著作的优秀，先后被多个国家翻译，但是不同的翻译版本，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来列举两个翻译的不同版本，通过对比说明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策略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说异化式的文学翻译策略，这种翻译方式主要侧重于译文的贴切程度，使用这种方法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保留了原本欧式风格，翻译工作人员在注重原文语言风格的情况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来自异国的语言风格和情调，让读者有更贴切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说归化式的翻译策略，相对异化式翻译方式，这种翻译方式与其有很大的不同，它侧重于行文的流畅程度，贴近中国文化中遣词造句形式，这样方便读者进行阅读，不仅看着舒服还有顺畅感，这是一种典型的归化式翻译策略。

三、多元系统论的不足之处及对文学翻译策略的启示

以上我们对多元系统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我们来阐述一下多元系统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西方文化具有强势的地位，然而我们的中国文化却处于劣势的地位，在整个世界化的大系统内，中国文化没有凸显出自己的优势。在佐哈尔的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中，中国的翻译文学理应处于中国文学多元系统汇的中心位置，翻译工作者也应当相应的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但是就实际的情况来看，多元系统论存在自身的不足之处，它忽略了文学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没有较好的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作用。为了更好的促进文学翻译工作的发展，下面我们讲述几点针对翻译策略的启示：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9）

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

陆贵山的专著《宏观文艺学论纲》(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年3 月出版) 系统阐述了宏观文艺学体系，是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该书从宏观的大视角，以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文、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为基本框架，全方位全过程地观察研究文艺现象，全面把握审美关系和审美活动的总体结构，创立和构建起一种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研究的源起和思路，是从恩格斯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相统一的思想中发展出来文艺本质观。恩格斯在评论歌德和拉萨尔的作品时，主张用“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文艺现象。马克思主义从“美学观点”看文艺和从“历史观点”看文艺是互补的，也是辩证地联系着的。美学的观点，也即审美的观点，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内容; 历史的观点，也即社会的观点，必然彰显着审美的特征。因此，文艺的“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所体现出的文艺的“美学精神”和文艺的“史学精神”是文艺的重要精神。在恩格斯这一文艺思想的启示下，陆贵山阐发了文艺的人学观点和人文精神。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中可以引伸和生发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点”，因为历史总是人的历史，人总是历史的人。这样就完全有理由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史学基质”、“人学基质”和“美学基质”的辩证统一。在这种文艺本质观的基础上，陆贵山阐发了一种带有“母元性”意义的宏观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主要是以审美主客体为中心，并综合了文学与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学与审美，文学与人的多方面研究，将文艺中的三大精神，即文艺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熔铸在一起，倡导文艺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的有机统一。陆贵山认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文艺流派、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尽管纷繁驳杂、千殊万类，总可以从宏观的大视角归纳为( 1) 三大关系，即文艺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同人的关系、文艺与审美即文艺自身的关系; ( 2) 三大基质，即文艺的史学—社会学基质、文艺的人学基质、文艺的美学基质; ( 3) 三大规律，即文艺和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规律、文艺和人的相关性规律、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 ( 4) 三大精神，即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只有以实践为中介和动力，将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宏大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取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新的突破和进展。④陆贵山的《宏观文艺学论纲》阐述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后，又从文艺的关系范畴系统和文艺的中介网络系统两方面，对宏观文艺学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并论述了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建构，初步构建了自成一家的宏观文艺学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充分吸收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为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并取得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陆贵山借鉴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吸纳了文艺生态学、文化学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宏观文艺学的框架体系。2011 年 10 月出版的《陆贵山文集》，展示了新时期以来陆贵山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文集后记”中，陆贵山根据自己 50 年学术研究的经验和积累，提出了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一条道路、二大文脉、三套话语体系、四个研究向度、五种价值精神、六大学理系统”的构想。这标志着陆贵山的学术思想更加完备和成熟，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也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宏观文艺学的学科特色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10）

一、引言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该部巨著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称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红楼梦》出现了9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但译本之间差异较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成的不同影响。在《红楼梦》英文译本中最为完整、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性》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按其说法，异化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1］。

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以原文文本为指导，选用与源语表达方式对应译文，力求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化，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文化韵味。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下简称霍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目的是让读者读起来顺畅、有趣，对许多中国文化进行了改写，多采用归化策略，但更见功力于语言、艺术的再创。由此看来，读者可以从杨译本中学到很多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在西方霍译本却更流行［2］。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时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及对象的差异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孰优孰劣很难一语判定。只能说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本文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杨译与霍译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尔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作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个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并且又互相依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有的系统处于中心，有的系统处于边缘，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处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也在进行着更替［3］。

在佐哈尔看来，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究竟是占据“强势（primary position）”还是位居“弱势（secondary position）”，具体要视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当翻译文学积极参与建造多元系统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内占主要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时就占据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与不可低估的作用，不仅会为原来的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会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的途径。相反，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已经发展完备处于强势地位，那么翻译便会居于下风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也会随之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地带，其文学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

佐哈尔（2000）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取决于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译者又会据此来选择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直译或意译。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策略常视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所处的地位而定。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尽管译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还是很大的。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这时异化的翻译策略常常是译者在翻译时所采取的选择，即便以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译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向西方介绍传播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异化策略。而对于霍克斯这个西方人而言，中华文化是异语文化，而英语文化是母语文化；相比之下，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有所削弱。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所产生的快乐传达给本民族的读者，让他们在顺畅、有趣的阅读中领略名著《红楼梦》的魅力。这种翻译目的就势必使霍克斯在翻译时以英语及其相应的文化为主导，而采取归化策略。再加之旧中国时代，汉文化在西方国家处于文化边缘位置，对于霍克斯来说，在翻译时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翻译定位为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而杨宪益夫妇的情况却不同，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彰显本民族文化，并且他们的翻译实践大多是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如亚非拉等国家），这就使得杨宪益夫妇采取了异化策略，将《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下面我们通过译文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比较。

例1.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孙女似的……（《红楼梦三回）

译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译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汉语中孙女与外孙女的远近亲疏是比较明确的，而英美国家的宗法关系却不及中国这么严密。例1中霍译旨在表达原文中“嫡亲”这层关系，同时也并没有表达出言者的原意：讨好贾母。相比之下，杨译则技高一筹，通过异化翻译明确地交代了贾母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了读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的特色。

例2.“潇湘馆”

译文（1）：“Bamboo Lodge”（Yang）

译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潇湘”意指绿竹，杨译采用的是异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因此杨译本在地名的处理上会让读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围。而霍译中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由此来看，霍译在翻译时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红楼梦》第六回）

译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译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译文中，杨译使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源语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译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做改动，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当然读起来更自然顺畅、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策略的应用

虽然许多文学翻译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文化屈居劣势，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伯仲悬殊的情况下，仍可以看到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出现两种翻译策略并存、两种翻译派别明显对立的现象，是用多元系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实际上，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还有译者的“主观认识”，而恰恰是这种主观认识在对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仅于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更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而这正是多元系统理论所忽视的，它只考虑了目标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客观”地位，并以此来判断译者的文化态度，却忽视了译者的“主观意识”和文化态度及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实际上，翻译策略具有很强的译者的主观意识。尽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观上可能出于边缘地位，但译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观意识支配的文化态度来判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由此可以看来，多元系统理论在其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多元系统理论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视角，它把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观点，拓展了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理论，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

五、结语

不言而喻，翻译的标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目标文化和地位决定翻译策略，译本读者和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伦理观念标准也会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不但要熟悉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文本及读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文。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陈正发.也谈“归化”与“异化”［J］.外语教学，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11）

关于译名，我国译学史上已有很多讨论，不少人对此提出真知灼见其中的音译法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不过，音译常见“各执一音”的现象，即同一名称不同译者会采纳不同的读音。正如晚清学者高凤谦云：“齐人译之为齐音，楚人译之为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译之而百异。”

一、中国译学史上对音译准则的分类

1.名从主人

“名从主人”最早出自孔子之口。《春秋谷梁传》记载，桓公二年，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周作人在1950年1月11日《亦报》上发表《名从主人》，又在来年的《翻译通报》第3卷第2期的《翻译通报》上发表《名从主人的音译》，提出了“名从主人”的原则，即“凡人名地名，尽可能地依照它本国的读法，忠实地用汉文对译出来”。虽然“名从主人”体现了音译时的严谨态度，但这一原则真正执行起来却很难。因为，文字处在不断演化的文学系统中，本身也经历着发展变化，这一演化包括其读音的变化。如处处究其古音，“名从主人”就容易陷入一种不切实际的“还原主义”。

2.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指因循过去的音译习惯。对于有些名称，一些旧的译法已深入人心，即使译法未从“主人”，或是与后世的翻译准则有异，仍不宜旧译采纳新译。近来，“奥巴马”改为“欧巴马”的呼吁频频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原因是 “Obama”的 “O”在英语中发音是 “「ou”，但反对声随之而起。因为网友分析，偶=我？ 巴马=爸妈？，全球华人称他为“我爸妈”？，谁叫欧巴马谁就是他儿子？？？不过玩笑归玩笑，按照惯例，已经沿用一段时间的译名不能随便更改。中国人所熟知的“白求恩”（Norman Bethune），若译成“诺尔曼·贝修恩”，那“白大夫”就失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约定俗成”的必要性就凸显了。

3.主从客便

“主从客便”体现在如今的翻译实践中，即是遵循不同语言环境里的发音来进行音译。岂不说不同国家发音的不同，就是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译名都可能会大相径庭。就拿世界政要的中国译名来说， 第35任美国总统John Fitzgerald Kennedy大陆译名：肯尼迪，台湾译名：甘乃迪，香港译名：甘乃地；英国第一位女首相Margaret Thatcher的大陆译名是撒切尔夫人，台湾译名为佘契尔夫人，而香港译名则是戴卓尔夫人。可见，在采用什么音译上，“主从客便”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4.以一概全

中国译学史上，不少人呼吁译名的统一，如傅兰雅、高凤谦、严复、梁启超、罗振玉、林纾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主张就反映出“以一概全”的思想。“以一概全”的音译原则有利于消除音译时译名混乱的现象，但一种语言的发音岂能替代其他一切语言之音呢？就像一些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如果全部依照英美发音译出，那熟知这些古代人物的读者，看到他们顶着个英国人的名号，不免会感到滑稽。以此类推，用英美的读法习惯来叫那些古人的名字，这种做法，犹如汉语的方式称柏拉图为“柏子”、亚理士多德为“亚公”，令人啼笑皆非。

二、多元系统观点下的音译原则探究

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把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一起看，作为一个开放、动态的大系统。这些系统之间又相互交叉而且相互依存。在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影响着翻译的策略。当翻译文学处于一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时，译者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也就是说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

佐哈尔探索翻译文学和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是按以下两个思路进行的：⑴文本怎样翻译是由译入语文化选择的；⑵翻译文本怎样采取一定的准则和功能是它们与译入语系统关系的结果。按照多元系统的观点，音译准则作为翻译准则的下位准则，是否被译者选择，则应取决于当时的翻译文学与整个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那么，译者在选择了音译的前提下，在中国历时的文学多元系统中这四种音译主张也呈现出一定的动态变化。

“名从主人”的音译原则主张“尽可能地依照它本国的读法，忠实地用汉文对译出来”，最大限度地追随该名在源语文化中的读音而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的观点，在一个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影响着翻译的策略。当翻译文学处于一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时，译者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

“约定俗成”的音译原则主张沿袭已有的特定译法，重视已进入该国文学系统中的外来名词的已有地位，尽量不去对其进行新的处理。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是处于边缘位置时，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

“主从客便”意味着文学系统对翻译系统中多种音译处理方法的默认，即同一名词多种音译并存。佐哈尔指出，任何“一级”模式，一旦得以进入经典化形式库的中心并且持久化，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二级”模式。对于系统的演进来说，一级与二级选择项目之间的斗争，与系统内高低阶层之间的张力（和斗争）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